经济形势不景气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形势不景气，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

过去的20年，世界目睹了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生产、贸易以及金融领域的成长，他们快速地与全球市场融合，为我们讲述了增长的故事，同时也引起了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由1995年的30%跃升至2010年的45%左右;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占全球总投资额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所持有的财富和金融资产也大幅度增加，外汇储备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二，它们的财富基金和其他形式的资产已经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然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也经历了种种挫折。

1990年代初，注定会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历史阶段，正是从那时起新兴经济体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开始重塑未来的全球经济与政治。首先，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前苏联的正式解体，这个国家在矛盾重重的背景下踏上了艰难的经济转型之路。其次，印度1991年举行的选举将纳拉席哈•拉奥(P．V．NarasimhaRao)推上了权力的宝座，印度开始推行经济自由化、积极参与全球化。再次，1990年代，中国加快了自1978年就开始的经济改革的步伐，从那时起，中国创造了连续二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最后，1990年纳尔逊•曼德拉(NelsonMandela)总统将南非带入了国际舞台。这一系列事件汇集在一起，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标志着全球化新纪元的到来。[1]然而事实证明1990年代的改革并未能够促成新兴经济体的长期繁荣与稳定增长。华盛顿共识的盛行使得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面对金融自由化的诱惑时改革太过鲁莽和仓促，新兴经济体一个接一个地受到沉重打击，从1994—1995年的墨西哥到1997—1998年的韩国、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从1998年的俄罗斯到2001年的土耳其，最糟糕的是2001—2002年的阿根廷，其经济总量下滑了15%左右。除中国和印度外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都未能幸免。[2]2000—2007年期间，新兴经济体终于迎来了强劲的增长势头，中国继续其令人惊叹的增长速度，印度也表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而且，被称为“金融危机”代名词的拉美地区也开始以全新的姿态出现在全球经济舞台当中，人均GDP连续多年增长幅度超过3%，但亚洲的表现仍然最为抢眼。在全球能源价格不断回升的背景下俄罗斯经济重新振作，“大爆炸”式的激进转轨模式在经历了必要的阵痛之后逐渐显示出其优势。“金砖四国”(BRICS)成为了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在2000—2008年期间，全球经济增长中BRICS贡献了30%，与之前十年相比提高了14%，而G7的贡献率则从70%下降为40%，BRICS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例也显著增加，如今已达到13%。[3]

2008年美国次贷风暴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美国2009年第二季度经济衰退3．8%，失业率达10%，同年日本经济更是衰退5．4%，为所有发达国家之最;欧元区同样未能幸免。但是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这场危机似乎是验证了他们的崛起不可避免。在危机最为严重的2009年新兴经济体平均增长率为1．5%，与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在新兴经济体当中，中国经济保持了8．7%的增长，印度为5．6%，印度尼西亚也高达4．6%，新兴经济体扛起了引领世界经济走出低谷的重任。自2007年之后，全球经济增长80%的贡献率来自新兴经济体，来自发达经济的贡献率仅为20%。由工业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共同组成的G20取代过去一直把持全球主要经济政策走向的G8，成为协调国际经济政策的常设性论坛，象征着在新的全球经济秩序中，新兴经济体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全球经济格局一直处于动态的演化过程之中，由国家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所引起的不同国家集团之间力量的失衡是世界格局变动的原动力。在1500年之前，中国和印度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领先者地位，工业革命之后西欧取而代之，二战之后，美国迅速崛起，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导力量，与德国、日本共同引领着全球经济兴衰。但是如今这一体系已经松动，那些过去曾被挤到的新兴经济体正重新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从而推动国际经济格局发生改变。

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引擎多极化

在国际经济竞争中，总有一些国家领先，又让位于新来者，再又被别的新来者超过，落后者不会是绝对的贫困，领先者也不会绝对的衰落，历史的变迁就是这样。[4]新兴经济体的兴起将推动全球经济重心不可避免的东移和南移，全球经济增长引擎多极化趋势日渐明朗。全球经济增长引擎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的辐射效应遍及整个高收入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该国的经济政策对于全球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持久动力。这就要求与其竞争对手相比它能创造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快的GDP增长率。[5]历史上，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和领跑者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从15世纪，随着西方世界兴起，经济重心从古老的东方转向了西欧。从葡萄牙、西班牙到荷兰，再到英国，以及后来的挑战者法国、德国、日本，发展到今天的美国，他们都曾作为全球经济格局的缔造者而存在，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但是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永久性的保持全球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世界所有国家都遵循着自然的脚步，如个体一样自有其生命周期。[6]

从2002年开始，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发达国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尤其是在2005—2009年期间，他们的贡献率几乎超过了三分之二。2009年和2010年金融危机期间他们更是完全支撑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发达经济体的贡献率分别仅为0．04%和－0．07%。[7]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是衡量新兴经济体影响力的一种方式，从世界银行所开发的多维度增长极指数(multidimensionalgrowthpolarity)①能更为清晰的看出欧元区、美国和日本在1990年代之后，对世界经济影响力的逐渐下降，而以BRICS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则是呈现上升之势。如表1所示，2004—2008年中国的平均多维度增长极化指数为26．2，全球排名最高，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对全球的巨大溢出效应，美国、欧元区、日本分别以20．33、10．86、5．59紧随其后，说明传统的全球三大经济引擎虽然已经日渐式微，但是目前为止仍然起着重要作用。韩国、俄罗斯、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土耳其、墨西哥和沙特阿拉伯都进入前十五强，其数量已经超过发达经济体。以上只是典型事实的表述，更重要的是需要深入考察在金融危机打击之下新兴经济体为什么能够对全球经济产生越来越显著的影响力?答案就是南南贸易联系的加强。在过去的数十年时间里，南方国家②的总体经济规模不断增长，年均增长率高达4．6%，至2010年，南方国家的总产出占世界GDP的45%。南南贸易额从1990年占全球总贸易额的7%上升为2009年的17%。在2000—2009年，南南贸易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6%，与前一个十年的14%相比又有新突破。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趋势是由于亚洲工厂的出现、全球生产网络中中国作为生产过程的最后组装地所推动的。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在南南贸易中扮演主导型角色，该地区的贸易量就占到南南总贸易额的四分之三，而他们与中国的贸易额单独就占40%。[8]仅2006年和2007年，亚洲发展中国家就吸收了中东地区总出口的16%、拉美和非洲总出口的9%。中国正在南南贸易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LevyYeyati通过对一组新兴经济体的考察，发现从2000年开始，它们经济的发展更多的是依赖中国而非G7，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强，G7的影响力却在不断下降，2000—2009年期间，新兴经济体与G7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仅为0．267，而与中国的相关性为1．115。[9]Garroway更进一步将研究的范围扩大到整个低收入、中等收入国家，并得出相似结论。[10]

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所需的大宗商品源源不断地从南方国家运来，拉美、非洲和中东等南方国家由于出口激增而收入增加进而增加对制成品的消费，其中许多制成品就是产自中国和亚洲。中国以及东亚各经济体通过自身的高速增长，轻巧地打开了整个南方世界经济增长的阀门，并带动了相关国家的共同复苏。虽然人们不应夸大上述“反馈回路”的规模，中国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托起整个世界，不过，它有能力托起世界的一部分。[11]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也因此能够不受西方国家普遍衰落影响而强势复苏，进一步通过南南贸易的扩张对全球产生溢出效应，引领世界，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多极化趋势日渐清晰。

三、新兴经济体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新格局

不同的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同样会带来国际金融格局的变化，新兴经济体的国际金融实力与其在全球经济及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极不匹配，这种情形在未来必将得到改观。未来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国际货币体系如何能够适应新兴经济体不断壮大这一不争的事实，促进国际合作减少保护主义和货币争端，减少全球经济运行的风险和波动性。2008年的金融危机暴露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性矛盾。在如今的货币体系下，美国货币政策的改变即使对于其国内立场而言是适当的，也可能会给其它国家带来灾难。对于1980年代新兴市场的债务危机，当时美国利率的大幅度提高难辞其咎;1994年美国货币政策的收缩毫无疑问加剧了墨西哥经济所面临的困境，最终导致了比索的崩溃。美国长期的货币宽松政策同样造成了1970年代的通货膨胀，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如出一辙。[12]

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国，其经济政策需要与保持货币价值、货币供应量稳定增长与全球贸易平衡相一致，如果这些目标发生冲突，风险就会加剧。如果储备货币发行国长期保持国际收支赤字，情况会变得非常糟糕，因为该货币体系是由市场信心来支撑的，历史上正是这种情形最终击垮了作为世界主导货币的英镑。如今的美国正面临着同样的情形。美国作为全世界最终消费品的最大消费国是全球赤字的主要贡献者，其贸易赤字在1990年代之后一路攀升，2006年达到历史最高点，几乎占GDP的6%(占世界GDP的1．5%)。金融危机使其经常账户逆差大幅度缩减，但是危机过后又是一路攀升，IMF预测到2015年，其逆差将达到6381．7亿美元。与此同时，根据美国财政部的统计，2010年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高达1．29万亿美元，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为62．1%，2011年恶化趋势明显，前半年赤字已经超过900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计全年财政赤字会将达到1．48万亿美元，政府债务占GDP比重攀升至69．4%，仅利息开支就达到GDP的1．49%。美国正朝着危机的方向发展。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地位将会受到“双赤字”(巨大的国际收支逆差以及不断膨胀的财政赤字)的影响而日趋走弱。目前的担忧是美国可能正在接近曾经的储备货币发行国都曾经历过的临界点，在这一临界点上美元的过度发行导致全球对美元和美元资产信心的丧失。历史经验表明，美元统治的终结将如其他国际货币一样不可避免。[13]

新兴经济体的情形则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大多数新兴经济体财政状况良好，债务水平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外汇储备大规模增加，国际投资地位显著改善。2010年底新兴经济体所持有的外汇储备跃升为5．4万亿美元，占全球总储备的66%。美国如今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而新兴经济体则成为主要的债权国。2009年底，美国的债务几乎超过一半由新兴经济体持有。[14]新兴经济体凭借自身雄厚的外汇储备逐渐在国际资本市场显示出影响力，其中以中国、东亚和其他中东国家最具代表性，世界银行预计至2025年中国的国际投资净头寸将由2009年占GDP比重35%上升为61%，而美国进一步下降为－69%;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国际投资净头寸占GDP的比重也都将大幅度提高。在不远的将来跨境资本流动的主导权将更大程度的向新兴经济体倾斜。新兴经济体中的强势货币将随本国经济规模的扩大、金融实力的增长而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外部性，国际化程度随之提高。世界银行预测了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三种情形:继续保持美元的主导地位、美元和欧元以及某一亚洲货币三足鼎立、单一储备货币(SDR)。

根据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格局，未来国际货币体系自然演化的结果将是多极化的出现，通过市场的自然选择将会逐渐建立一个适应区域贸易集团(如欧洲、亚洲和美洲)的全球多元化国际货币储备体系，其中包括实力仍然超群的美元。与单一世界货币相比，这种国际货币体系的劣势是损失了一定程度的网络外部性，规模经济的收益减少，交易成本增加;但是多元的货币体系与如今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相比将提供更大的稳定性。[15]历史证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储备货币可以同时存在:1910年代之前的几十年中，尽管英镑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但是法国法郎和德国马克在欧洲大陆仍然被广为使用。如今美元成为主导，然而欧元、英镑和日元同样作为储备货币而存在。在主导货币之外始终会存在类似“辅币”的币种，它们作为人们一种分散风险的自然选择而存在。在2009年全球的外汇储备中，美元以62．1%的比例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欧元占比27．4%，英镑占比4．3%，日元也保持着3%的比例。[16]

未来伴随着新兴经济体的成长，以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人民币毫无疑问将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它是新兴经济体中最有望成为与美元、欧元并驾齐驱的币种。从历史上看，储备货币从一种货币向另一种货币转变并非突发事件，而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美元取代英镑的地位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当时市场普遍预期英镑将退位，不过该过程比预期缓慢得多;如今美元的衰落由于货币偏好的粘性、原有的制度支撑带来的惯性等必然是长期的过程;同时也是由于美元缺乏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还没有哪个国家有可能取得像美国在二战后所取得的全球主导地位，因此美元的地位得以维持至今。如今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使用充其量只处于初级阶段，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货币还很少进入各国的储备篮子，因此在国际金融领域新兴经济体可以大有所为，但任重而道远。

四、新兴经济体崛起过程中的挑战

1.新兴经济体未来可持续增长的能力

新兴经济体持续多年惊人的经济增长速度带有一定的迷惑性，在保持乐观的同时不应忽视当前新兴经济体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和挑战。首先关于其未来可持续增长的能力。在过去的200多年世界经济史中，只有产生了爆炸性技术创新的国家才能成为全球经济的引擎，要求与其竞争对手相比它能创造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快的GDP增长率。领先生产率的产生主要是由剧烈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决定的。爆炸性的技术创新会带来一系列具有突破意义的新技术，刺激生产率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快速提高，对经济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之后这些新技术将在国内的各个行业之间推广，并打破国家的界限向周边国家扩散，带动周边国家经济的发展。世界银行对典型的新兴经济体从1965年至今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考察，结果显示从1960年以来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全要素生产率(TFP)所推动，从1990年开始，俄罗斯也出现相同的趋势。但是在拉美地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以及南非，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始终不明显;在阿根廷和巴西TFP的贡献率甚至出现了负值(平均值分别为－8%和－37%)。①这些TFP的数据是没有区分技术创新和技术模仿的，在中国和印度，技术对于增长的巨大贡献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技术模仿而非技术创新，在这两个国家创新活动更多地表现为数量的增加，[17]这种现象是全球新兴经济体的通病。中印较高的技术进步贡献率可以从经济赶超的角度进行解释。然而随着中印与发达经济体技术差距缩小，新兴经济体的后发优势消失之后，它们惊人的经济增长率还能否持续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通过对历史的观察我们发现利用国内市场作为经济活动中的协调机制对于技术创新的出现是最重要的。无论最初的英国还是后来的美国，他们最重要的共同点就是依赖自身的国内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利用市场中的价格机制作为国内生产决策的出发点，保持旺盛的国内需求才能有效地将本国消费者的偏好传递给生产者，国内市场成为了创新的主要来源。如今新兴经济体大多严重依赖外部市场，巴西和拉美依赖大宗商品的出口;俄罗斯经济原料化现象严重、面临现代化的迫切任务;新兴经济体国内消费市场受到严重挤压，消费相关的服务部门迟迟未能发展起来，因而技术创新活动出现的几率远远小于欧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摆脱对出口的依赖，充分利用国内市场，加大对教育和研发的投入，培育技术创新的火苗，是新兴经济体最终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重中之重。

2.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挑战

国际货币体系新格局的形成要求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与贸易实力相符的金融实力，其实质也是要求其本国货币逐步推进国际化进程，扩大本币的外部性，向当前仍然处于货币金字塔顶端的美元发起挑战。美元的信誉无可置疑地主要归功于美国的政治稳定和良好的通货膨胀控制记录(如今已经受到侵蚀)，以及美国金融市场的持续高效和开放。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想要成为国际货币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8]首先，历史因素，如果其他人也愿意的话，任何人都更愿意在交易中选取一种给定的货币，由于这个原因多重稳定均衡决定世界交易货币。其次，贸易和金融的模式，一种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占有较大份额的货币具有一种自然优势。再次，自由且完全发展的金融市场。最后，对货币价值的信心，价值不会不规则波动。如今新兴经济体中最有潜力的人民币也仅仅部分满足了第二个条件。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实力仅仅是有限的提升。[19]自由且完全发展的金融市场是货币国际化的内部支撑，目前我国仍不具备深度且有效的资本市场。通过提高国内金融系统的效率和增加透明性可以增强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吸引力，金融市场过度落后于实体经济无疑会阻碍货币国际化的进程;资本账户的控制使得人民币无法在国际上形成完善的流通网络。因此，逐渐开放本国金融市场，让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十分重要，既可更有效地达到输送国内流动性的目的，也可增加国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的信心。目前政府正在大力推动离岸人民币业务，这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重要的一步，但我国法治建设还较为落后，只要我们不能在这一最为基础的方面取得显著进步，外国投资者就会迟疑于投资在岸人民币资产。新兴经济体在看到伴随国力上升本国货币逐渐成为多极货币体系中的一员时也应当注意到伴随而来的不利因素。就国内而言，首先，更大的货币需求波动，中央银行会特别担心国际化将造成对货币存量的控制更加困难。其次，货币平均需求的增加。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和德国政府曾经担心如果允许外国居民获得本国资产，资本流入将导致货币升值，使得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失去竞争力，这种担心使得他们不愿推动本国货币扮演更多的国际角色。在国际领域，在美元衰落和新兴经济体中某些货币崛起的过程中，各国之间的“货币战争”必然加剧，因为在公共机构中并没有看不见的手来保证帕累托最优的出现，各国缺乏某种形式的协调时将会使全球金融系统在达到稳定均衡的过程中出现较为激烈的博弈。从经济角度看，适应区域贸易集团(如欧洲、亚洲和美洲)的全球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有可能在不同区域之间产生敌对关系，由此逆转贸易和金融自由化进程。从政治方面来看，货币竞争可能转变为严重的地缘政治冲突。市场驱动的通货竞争会改变全球的资源和权力分配，导致更多的紧张和不安全，并对全球稳定和合作的大好机会产生潜在威胁。[20]因此，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之间通过各种机制进行充分的对话和协调、增进相互信任和理解是至关重要的。

篇2

【中图分类号】B 【文献标识码】R714.22 【文章编号】1004-7484（2014）06-3530-01

我国妇女平均寿命75.25岁，绝经平均年令49.5岁，也就是说绝经后的生存期占一生的1/3时间甚至更多。绝经后由于卵巢衰退，雌激素减少所致的一系列躯体和精神心理的不适症状需要雌激素的补充得以缓解。通过我校100例绝经期女性对补充雌激素的认识，旨在引起医生对这方面工作的加强以及更年期女性能自觉地对自身健康状况有一个较正确的评估，促使其通过正确的治疗，提高生活质量，减轻家庭和社会的负担。

1 对象和观察方法

1.1 对象 近3年到我院妇科门诊咨询与就诊的绝经期女性100例，年龄43岁-60岁，平均51.5岁；月经停止1年-10年，平均5.5年，均有不同程度的更年期症状。见表1.

1.2 观察方法

1.2.1 100例绝经期妇女有28例对补充雌激素缓解更年期症状不知晓，占28% ，另有14例认为更年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没有必要干预，占14%

1.2.2 58例绝经期妇女对补充雌激素的担忧见表2

2 结果

100例绝经期女性在医生的指导下，知道了补充雌激素的重要性、适应症、禁忌症及时间窗口，其中有12例主动接受激素补充治疗，不同程度的改善了躯体和精神、心里的不适，提高了生活质量。

3 讨论

雌激素对女性的身体很重要，它有保护心血管的作用，保持血管的弹性，参与血脂的正常代谢，维护植物神经功能，保护骨矿含量，维持女性特征等的作用。进入更年期的女性，由于雌激素的降低，出现血管舒缩症状 ，引起潮热、盗汗；因植物神经紊乱，出现精神神经症状，表现为情绪激动：易怒、多疑、心悸失眠、近期记忆缺失、认知障碍等；因雌激素的减少不能维持女性特征，出现泌尿生殖道萎缩、阴道干涩、困难及反复发生的阴道炎、排尿困难、尿急及尿路感染；因雌激素的减少失去对血管的保护作用，绝经期女性出现动脉粥样硬化、心肌缺血、心肌梗死、高血压、脑出血且冠心病与心肌梗死的死亡率随年龄而增加；雌激素减少不能保护骨矿含量，骨质吸收速度快于骨质生成，使骨质丢失，引起骨质疏松，表现为骨骼压缩、身材变矮严重者会发生骨折；因雌激素减少，引起血脂血糖代谢的紊乱，出现胆固醇升高、低密度脂蛋白升高、高密度脂蛋白降低、血糖升高 ；当然雌激素的减少也夺取女性的美丽，使皮肤松弛，三围不再明显，身材走形。[1]

由于中国女性的矜持及认识上的误区，认为更年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各种躯体、精神、心理的不适忍忍就过去了，即使知道激素的替代也是顾虑重重，怕变胖，怕癌变，大多数不愿接受激素替代治疗，更年期生活质量明显降低，给家庭和社会带来很大负担。

笔者认为治疗更年期症状成为开始激素替代治疗使用的主要动机，医生的推荐起着重要作用，在保健服务提供过程中，医生要充分尊重妇女的想法，为她们提供足够的信息，促进激素替代治疗使用的知情权，有必要建立围绝经期女性档案，积极关注这类人群，普及更年期保健的知识，在改变生活方式前提下，选对时间窗口，选对适应人群，适时补充雌激素，定期体检，提高更年期女性生活质量，更重要的是提高其远期生活质量，减少家庭及社会负担。

篇3

【关 键 词】合伙/股份/明清时期

【 正 文】

明清时期资本的组织形式，在以往的中，学者们多将其归结为独资、合资、合伙以及合股4种。（注：参见汪士信《明清时期商业经营方式的变化》，《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刘秋根：《论中国古代商业、高利贷资本组织方式中的“合资”与“合伙”》，《河北学刊》1994年第5期。）实际上，按经济，资本的组织形式不外乎独资、合伙、合作以及公司制度4种基本类型，在实际经济生活中，每一基本类型又都可以具有各自不同的表现形式或者说实现形式。据我们的研究和理解，明清时期的合伙经济具有“一般合伙”与”股份合伙”两种不同实现形式。本文所要讨论的就是这一迄今为止尚未为学术界明确区分和深入的。

一、股份合伙与一般合伙的区别

合伙从最一般的意义上来说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对他们贡献的资本或其它力量的数量及可能得到的利润分配，以协议形式（包括口头协议与书面协议）组织，并承担无限责任的经济组织。其最基本的特点是合伙人间的协议，以及以合伙协议形式确立的合伙的资本构成、收益分配、盈亏责任。因此从本质上看，合伙就是一种协议形式的契约关系。在现存有关的记载中，合伙往往又多被称之为“合本”，唐宋已经盛行。唐代张建《算经》有“合本治生”的记载，宋代时，合伙往往被称之为“连财合本”。而实际上，合本经营只是古代的一种说法，性质上仍然属于“合伙”；至于史料中的其它相关称谓，如“合资”等，也都只是合伙的一种别称而已。

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对于明清时期乃至古代中国经济组织中的“合伙”通常并不再作“一般合伙”与“股份合伙”的区分，而往往或者是把“合伙”与“合股”等同起来，或者是将“合伙”与“合股”看成两种不同的资本组织形式。这种说法，笼统地看似乎亦无不可。但是我们认为，一方面，明清时期经济组织中的合伙，不论其名称如何，其实质内容同样都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对他们贡献的资本或其它力量的数量及可能得到的利润分配，以协议形式（包括口头协议与书面协议）组织，并承担无限责任的经济组织”。另一方面，由于其实现形式的不同，它们确实又可以进一步区分为“一般合伙”与“股份合伙”两种，其中最重要的差别就是“股份合伙”的合伙资本或其它力量划分为等额的股份，而“一般合伙”则并不划分为等额的股份。股份合伙与一般合伙的相同之处在于，两者同样都是由一个以上的出资人共同出资和经营，在财产组织形式上，都存在不同出资人之间的协议制约；其不同之处则在于，一般合伙的出资人在出资合伙时，其合伙的要素并不等分成多少个等分，各自的出资也并不一定按照比例，而仅仅只是视出资者各自的资金情况而定，如一般合伙合约中常见的“凭中见各出本银若干”，并无一定的资本或要素等分可言。而股份合伙则从合伙之日起，就明确地将全部合伙资本，或者是日后的分配权益，都等分成若干的“股”、“份”，每个合伙人的出资都等分成一定的份额，并按一定的份额获取分配权益。一般来说，合伙人越多，按“股”或“份”分摊资本或要素投入以及分派经营收益的要求就会越强烈。由此可见。与合伙资本不等分为“股份”的一般合伙相比，股份合伙有着明显的实现形式上的区别。在明清时期的中国中，股份合伙不仅是合伙经济组织中内容最丰富、形式最完备的资本组织实现形式；而且在某些方面还与近代中国早期的公司制度有一定的共通之处。

二、一般合伙的基本形式与特点

一般合伙既有资本与资本的合伙，也有资本与劳动的合伙。资本与资本的合伙也就是合伙人各出一定资本的合伙，这在上并无太多难解之处。资本与劳动的合伙在明清较为普遍，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史料中经常出现的“东伙合作”。

“东伙合作”最主要的特点是“东家出资，伙计经营”。它们之所以属于“合伙“的范畴，是因为这是一种东家出资、伙计出力的资本与劳动的合伙。“东伙合作”的经营形式至少在宋代时已经流行。明代时，这种以合伙形式共同经商者，互相之间也称之为“伙计”，或者“火计”。陆容《菽园杂记》称：“客商同财共聚者，名火计。”这里所称的伙计互相之间应该是一种合伙人的关系，而不是东家与雇员之间的关系。现存史料中如“与一个伙计合本生理”，“搭伙作伴”等等，都是以伙计名义合伙经营的事例。其中为者使用最多的是明人沈思孝在《晋录》中所说，王士性《广志绎》中也收录的：“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其合夥而商者名曰夥计，一人出本，众夥共而商之，虽不誓而无私藏。”在这里，出本者虽是“东家”，但出力经营的“伙计”也同样具有合伙者的身份，“合伙而商者”十分明确地表明了存在于财东与伙计之间的合伙关系。

在反映同样情况的其它一些史料中，也有将东家的“出本”称之为伙计的“领本”，财东在出资的同时，就已经决定不是由自己来经营而是由作为合伙人的伙计来经营，故而这种“东伙合作”的经营也可以称之为“领本经营”。一般来说，在实行“东伙合作”的合伙制下，财东选择作为经营伙伴的伙计大致上有两个基本条件，这就是：一、领本经营的伙计必须具有足够的经营才能；二、领本经营的伙计必须具有足够的信用。这类事例在现存史料中可以见到许多。于慎行《谷山笔尘》载：有一贾“为章丘巨室行钱，旧尝不售而归。巨室信此贾，不以为罪。复畀之若干再贾。贾人感其义，获利数倍，誓尽归主人，比分一缗，以是为报”。不料再丧此钱，“又往谒主人，主人口：此亦数也，已而复畀金若干再贾”。贾“入海为市”，大获其利，“遂与主人中分之”。类似的合伙也存在于云南铜矿业中，这就是一种称之为“亲身弟兄”的矿工与投资者合伙的形式。矿工在未采得矿石前，不领取工钱，等到矿井出矿石后，即按照一定的比例与矿主（硐主）分成。这种矿工即被称之为“亲身弟兄”。（注：彭泽益：《近代手史资料）第1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38页。）

明清时期的资本组织在采用合伙经营时，通常都会订立称之为“合约”的合伙协议，合伙协议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书面之外的其它形式，如口头约定等，但通常情况下大多采用书面形式。明代中叶以后，在当时流行的一些民间实用书牍中已多刊有“同本合约”、“合伙约”之类的标准合约文书格式，吕希绍《新刻徽郡补释士民便读通考》就记载有当时通行的这类合约的标准样式。现存明清时期徽商的文书契约中，我们也能看到不少类似的合伙文约。（注：参见谢国桢《明代社会史料选编》下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75页；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5～556页）由于合伙协议的存在，合伙方相互间就形成了契约上的信任和约束。如明后期山西商人在西北边地与当地土著商人的合伙就是如此。“有山西运商前来镇城，将巨资交与土商朋合营利，各私立契券，捐资本者，计利若干，躬输纳者，分息若干，有无相资，劳逸共济。”（注：庞尚鹏：《清理延绥屯田疏》，《明经世文编》第359卷。）

合伙经济中的一般合伙可以发生在资本组织的形成之初，也可以是独资经济组织在经营过程中，作为对原独资组织形式的一种调整。这种调整的发生，一般来说大多是原有的独资商人由于种种原因无法维持原有的经营，而不得不吸收新的合伙人。现存清前期北京著名万全堂药铺乾隆、嘉庆年间资本组织形式的变化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极好例子。万全堂药铺相传由乐性商人创立于明永乐年间，在清乾隆以前一直是由乐姓商人独资经营。到乾隆十一年时，由于历年所欠“官银、私债、客帐、束修，不能支持……挽中邀请索姓进铺料理”（注：《崇文门外万全堂药铺资料辑录》，《清史资料》第1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这样，这家以前一直由乐姓独资经营的万全堂药铺由于外姓资本的加入，也就从昔日的独资改组成了先是由乐、索两姓，后由乐、管两家合伙经营的企业，其资本的组织形式也从独资的商人资本转变成了合伙经营的商人资本。

除了上述独资由于各种原因邀人入伙而转变为合伙企业外，由于传统的分家析产制度，一些原本属于一个业主所有的独资企业，由于分家析产而在若干年后就有可能成为兄弟子侄数个业主所共同拥有的企业，企业的组织形式也就从原来的独资转变成了合伙，尽管这种合伙一开始还只是具有亲缘关系的兄弟子侄之间的合伙。如著名的徽商胡开文墨店，在其创始人胡天注是完全为胡天注一人所有的独资企业，以后仅仅经过第一次分家析产，原来的独资企业至少在已经成为合伙企业（注：《徽商》，第566～571页。）。

明清时期的合伙资本组织中，还有一种较为特殊的现象是“多重合伙”。所谓多重合伙指的是一个参与合伙协议的合伙者，他所加入合伙的资本往往并不完全是他个人的资本、或者是以他个人名义借贷而得的资本，而是由其发起并由数个人凑集的资本。发起人将这些实际上由若干人凑集的资本以其个人（或者某一堂记）的名义作为合伙资本入伙，并在资本的凑集者之间，再另行订立合伙契约，由此而在合伙企业的第一层合伙关系之外，又形成了某一方合伙资本内部的又一重合伙关系。此类多重合伙的事例在现存的契约文书中可以找到不少。如康熙六十一年，徽商汪乾初、汪五全两人各出本银240两合伙开设杂货布店字号，其中汪五全所出本银并不全为其个人所有，而是“系蒙亲友邀会之项”，而在汪乾初的本银内，也有属于张熙彩的50两。因此尽管合伙契约中正式载明的是汪乾初、汪五全两人的合伙，但是在他们俩人的首重合伙关系之外，事实上还存在两人各自与其它出资者的又一重合伙关系（注：《徽商研究》，第556页。）。

明清时期的合伙经营中，还存在一种类似西方中世纪后期“匿名合伙”的“附本”经营。所谓“附本”是指投资者将一定数量的合伙资本（资本额通常都只占全部合伙资本的一个较小部分）交与主要投资人，附于主要出资人的资本中经营，故称“附本”。投入附本的出资人通常并不参与、过问经营者任何的经营方针和具体的经营业务，而只是按期分享经营利润。如明代时徽商程神保在经商中，“宗人杨与从兄贵通各以百金附神保行贾”；徽商吴某为其奴仆某甲诡称他人附股的500两本银“经营数年，计子母得一千八百矣”；明末清初歙县人江国政“业贾淮扬，亲友见公谨厚，附本数千金于公，公诚实持躬，丝毫不苟”（注：《大泌山房集》卷73；《见只篇》卷中；张海鹏等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版，第64、60～61页。）。乍一看来，这种“附本”形式有些像经营者的对外借款，但实际上它们与资本借贷有着本质的区别，出资者的投入不是以借贷的形式，而是以资本入伙的形式存在，所分享的也不是固定的借贷利息，而是对资本经营红利的分润。因此通常情况下，它们有着较借贷利息更高的投资回报。这从上述500两本银经营数年即可连本带息增殖为1800两而见一斑。

通常情况下，合伙中的一般合伙仅适用于合伙者数量不多情况下，二三人间的合伙经营。如果合伙者数量增多，一般合伙在对入伙资本的划分以及收益权的分配上都会显得力不从心（注：在现存的史料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在对合伙资本以及收益权不进行“股份”等分的合伙制中，除了前面提到的最简单的“劳动合伙”之外，合伙者通常都只有二到三人左右。参见四川省档案馆等主编《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83页。）。这种情况下，合伙者就会将合伙资本以及合伙后的收益权分配，以均分成一定等分“股”的形式固定下来。这样，传统合伙制中的“一般合伙”就逻辑地演进成为股份形式的“股份合伙”。

三、股份合伙中的“资本股份”与“收益股份”

股份合伙的最大特点在于合伙资本与收益的股份化，而股份化中最明显的特色又在于在以前的研究中均为人们所忽略的，资本意义上的“股份”与收益分配意义上的“股份”的双重区分。为了便于论述，我们在文中暂且把这两种不同含义的股份分别称之为“资本股份”和“收益股份”。

所谓资本意义上的股份，即“资本股份”，指的主要是对资本化的货币或实物，即对合伙人所出合伙资本（主要是货币资本和实物资本）的等分，如1000两合伙资本等分为10股，每股100两等等，它们也是股份合伙中“股份”的原始意义，在史料中通常被称之为“银股”，意即由货币资本构成的股份。从上讲，资本股份的所有者不仅拥有合伙的全部财产所有权，而且还必须对合伙企业的债务负连带清偿的无限责任。

收益分配意义上的股分，即“收益股份”，指的是对股份合伙中收益分配权益的等分，如合伙生意若有盈余，照10股或20股分派等等。一般来说，收益分配意义上“股份”的确定，最主要是取决于资本意义上的“股份”，因此在很多场合下，它们两者往往是重合的，即有多少资本股份，也就有多少收益股份。但是，在实际的合伙中，当合伙人对合伙的投入是以货币或实物以外、其它较难进行资本量化的要素时，这些要素往往就不是反映为资本股份，而是直接体现为收益股份。这样就会出现收益股份份额与资本股份份额的不重合，收益股份势必多于资本股份。

对于者来说，资本股份并没有更多需要特别说明之处，需要较多解释的是收益股份。虽然，从学的意义上看，收益股份的存在，本质上也是合伙要素资本化的一种表现，其最终依据说到底还是合伙者的要素投入，以及投入的要素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重要性和稀缺程度。但是，就当时合伙的商事习惯而言，收益股份并不完全代表真正资本意义上的股份，某些收益股份的持有者也并不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股东（即财东）。与资本股份的划分和确定只须简单地以出资额为据不同，收益股份划分的依据不仅仅只是对合伙企业的真实出资及其比例，而是基于对企业经营收益发生力的全部生产要素，它们包括货币或实物资本以外的其它要素，如经营、技术、无形资产等等。但是，在当时的股份合伙中，这种以货币或实物资本以外的其它要素的投入通常情况下并不作为合伙企业的资本股份量化，也无法以资本股份的形式体现。作为一种合伙的投入，这些要素必然也要求得到如同资本股份一样的回报，于是它们就只能以收益股份的实现形式，体现为一定比例的企业收益权益。事实上，在当时的实际经济生活中，对于要素的投入者来说，他们真正关注的往往也并不是在合伙企业的资本总额中各自占有多大的份额（从现存的合伙契约来看，当时许多合伙企业对于企业的资本总额往往并没有明确的界定），而是在企业的总收益中占有多大的份额。因此本来是各种生产要素的合伙，但在合伙的实现形式上，即在合伙的契约中，合伙股份指向的往往不只是“资本”而是“收益”，并最终以“收益股份”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而且，由于收益股份较之于资本股份更能反映股份合伙企业的全部要素投入，因此在实际的合伙经营中，收益股份的划分往往比资本股份的划分显得更为重要。

资本股份与收益股份在股份合伙中的并存以及收益股份在合伙经济中的重要性，在现存的许多史料中都可以找到充分的佐证。

在过去对于山西商人资本的大量研究中，人们几乎一致认为其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财股与身股的并存。这种并存实际上就是一种资本股份与收益股份的双重区分。在现存有关山西商人资本的史料中，资本股份（银股）与收益股份（身股）在股本合约中大多有明确的界定。如清代志成信商号的股本合约载明，“志成信，设立太谷城内西街，以发卖苏广彩绸杂货为涯，共计正东名下本银三万四千两，按每二千两作为一俸，统共计银股十七俸。众伙身股，另列于后。自立之后，务要同心协力……日后蒙天赐福，按人银俸股均分”（注：《山西票号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90～591页。）。在这里，“银股”就是以银钱为资本的出资者、即真正意义上的股东所持有的股本，银股的持有者由此而多称之为财东；“身股”则是本身并无实际出资，只是以在商号中任职的高低和服务年限的长短作为人力资本投入而占有的一定比例的账期分红份额。身股以“分”、“厘”为基本单位。一分即为一股、或称一俸，是身股拥有者能拥有的最高份额，“厘”为1/10分。企业员工初有身股时，一般多从一二厘开始。一个字号内，银股和身股各占有多大比重，并无一定规定。通常情况下，商号创立之初，银股数量大多多于身股，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以及员工中顶身股人员的增加，身股的数量往往会超过银股。因此，与资本股份不经股本扩张总是恒定不变不同，收益股份在每个不同的账期往往会有数量上的变化。据清后期的材料，山西票号中的大德通，1889年时有银股20股，身股9.7股，身股分别为23名从业人员所持有；而到1908年，银股依旧，但身股已经从9.7股上升到了23.95股，远远超过银股的数量，拥有顶身股的从业人员也从23名增加到了57人。身股虽然并无真正的出资，但它们在利润的分配上却同银股享有完全一样的权利。每届账期分配之时，不论银股、身股，持有者均按持股份额多少，每股平均分配红利，银股、身股一视同仁。这种状况即使在20世纪以后的中仍然存在（注：参见《山西商人的生财之道》，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31～132页。又据《文史资料选辑》第49辑阎子奉《阎锡山家族经营的企业》一文记载，20世纪时，“阎昌春在河边村开设的庆春茂、庆春泉两家商号，共有店伙二十余名，也随旧例，不立伙食。规定三年算一次小帐，五年算一次大帐，伙计、东家是按四、六分红，即身股四成，财股六成。凡未定收益股份者，在年终酌给津贴，最多亦不超过五十元”。）。

在京西的采煤业中，采用股份合伙形式的矿业资本，其收益分配通常只是在资本主与土地出租者之间进行，因此合伙资本中的资本股份与收益股份从上说应该是一致的，通常由“日分”（工本股）和“地分”（地分股）构成。但事实上在对合伙股份的划分中，股份所指向的通常也不是资本，而是收益。据方行先生的，清代京西地区的手工煤窑，一般是向地主租地集资合伙经营。投资人在当地叫做工本主，他们是煤窑的实际经营者，担负全部投资，掌握的经营管理权，并根据投资数额按比例分取企业收益。由于有些煤窑是停闭了又重新开做，于是投资人又有新出工本主和旧出工本主之分，其所持有的“日分”分别叫做“新业”和“旧业”。地主是煤窑用地的所有者，在出让煤窑用地后不是按年收取固定的租金，而是在煤窑出煤后按约定的“日分”比例分取收益，所取得的“日分”通常称作为“地分”。乾隆四十四年，一份焦之信等人的合伙采煤契约载明：“窑按一百二十日为则，去焦之信、润开地主业二十日，去安增、瑞开旧业十日，去孙景懋开旧业十日，徐出工本开新业八十日，言明出工本钱八百吊正。如再工本不接，公同窑伙借办，按月三分行息。煤出之日，先回借钱，后回工本。除回完之外，见利按日分均分。”说的就是将对收益的分配权等分为120份，然后按各自拥有的收益股份获取收益（注：《清代的矿业》下册，第422页。方行在《清代北京地区采煤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中引汤明燧等人的意见也认为，“日”是确定煤窑各权益人在卖煤收益中所占份额的单位，而不是确定各权益人在投资中所占股份的单位，但对于投资者却大体可以反映其所投资的比例（汤明燧等：《对同志“从万历到乾隆”一文的商榷和补充》，《研究》1958年第1期）。）

在合伙形式的手工采矿业中，股份划分不是指向资本而是指向收益有其客观的原因。首先，在传统的经营方式下，企业投入的生产要素（工本）处于一种不确定的流动状态之中，在企业形成时并未都能资本化，从而也就谈不上完全的股份化，股份化的只能是对收益权益的划分。其次，手工采矿业中的股份合伙，普遍实行先还本、后分利的“还本经营”。这就是当企业正式投产并开始有营业收入后，必须将赢利先行归还出资人的前期投资（即所谓的“工本”投入）和借用的其它款项，然后才是按股份派发红利（注：如京西地区的煤窑业，“都是在出煤之后，投资人先收回工本，然后再在各权益人之间分配卖煤收益”，煤窑业合伙契约中“煤出之日，先回完工本，然后得利，按日分均分”几乎已成定例。重庆的采煤业中也通行“垫用本银，生意中公认用利，每月每两二分行息。其原本并利，出炭时先即楚偿无遗，方照股份分利”（方行：《清代北京地区采煤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清代的矿业》下册，第415、418、420页；《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第268页）。）。这样，原先属于资本性质的投资，由于投产营业后向投资人的归还，实际上就成了对合伙生意的一种债权。当投资人（实际上只是债权人）按约定股份获取收益时，他对企业的工本垫支事实上已经收回，故而股份划分所指向的也只能是收益而不是资本。

与京西煤窑业相比，自贡井盐业中普遍实行的更是典型的、基于“收益股份”意义上的股份合伙。其收益股份（即“日份”，也称“锅份”）分成三种：即提供开凿盐井所用土地的地主所持有的“地脉日份”、出资者持有的“工本日份”、以及经营管理者持有的“承受日份”。盐井不论大小、收益不论多少，其收益股份（日份）通常都以30“天”的“日份”或者24“口”的“锅份”相计（注：在自贡盐井业早期的“日份”划分中，所谓“日份”是指一个月中所分摊的生产天数。在这些天数中，日份的持有者享有盐井全部生产资料的经营权以及相应的收益权。参见彭久松主编《契约股份制》，成都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3、265页；《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第268页。）。这里的“天”或“锅”都不是资本股份的单位，而是收益股份的计算单位，即一口盐井的全部收益权或者分为30份，或者分为24份。合伙者拥有一天的“日份”也就是拥有盐井全部收益权的1/30，拥有一口“锅份”也就是拥有1/24的收益权，依此类推。由于相对于全部收益，一份“日份”或“锅份”都均较大，因此一份完整的“日份”或者“锅份”往往还可以拆分成更多、更细碎的份额（注：参见自贡市档案馆等合编《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中国出版社1985年，第49页。）。

自贡井盐业中，盐井的固定资产主要由土地和其它生产设施两大部分组成，此外，盐井在开凿以及运营过程中，还必须有一定数量的流动资本以支付员工的食宿以及其它必要的开支。但是，从现存史料反映，以股份合伙形式组织起来的盐井，从来就不曾对企业资本进行过股份上的界定和划分。而实际上由于资本投入形态的多样化，投入时间上的递延性，以及传统经营理念和旧式簿记的局限，井盐企业事实上也很难进行资本股份的划分。股份合伙事实上所能做到的只能是按照约定俗成的惯例，对盐井产出的收益权实行股份划分。通常情况下，并基土地提供者大致上可以分得5～7天的日份，约合全部收益权的16～23%；经营者大致上可以得到2～4天的日份，占全部收益权的6～13%；其余部分则由以现金或实物投入的工本主按照各自投入的比例分派（注：同治8年的一份窑分契约表明，在全部24口“锅份”中．地主分得4口，占17%，投资人分得18口，占75%，经营者分得2口，占8%。这是比较通常的收益权划分（《契约股份制》第51～52页。））。在这里，所谓的“日份”并不代表多少数量的资本额（虽然在其转让、买卖过程中，总有约定俗成的交易价格），而只是代表多大比例的收益权。因此它们只能是收益股份，而不是资本股份。

篇4

[关键词] 补肾活血法；肾虚血瘀型围绝经期功血；经期失眠

[中图分类号] R271.116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7）05-0112-04

功血是指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由神经内分泌失调引起，全身以及内外生殖器官无器质性的病变。肾虚血瘀型围绝经期功血是卵巢功能衰退、生育功能趋于终止的表现，是每一位女性必然经历的阶段。但该功血象在不同的女性身上所表现的症状轻重不同，轻者安然无恙，重者会出现经期失眠等情况影响工作和生活，甚至会发展成为疾病。时间长者可达几年，短者只有数月。相关报道[1，2]称肾虚血瘀型围绝经期功血发生率占功血的50%左右，临床常表现为经期不规律、经量过多、经期延长频发等。该病在一定程度上引起继发性不同程度的贫血、感染等。本病好发于45～55岁，西医理论认为此病发病原因是由于下丘脑-垂体-卵巢轴调节机制失调以及子宫内膜局部止血功能失调引起的，目前国内外研究表明常用的激素治疗与手术治疗效果不佳，包括一些西药的治疗可以达到短期的治疗效果，但是长期维持的效果不理想，病情反复复发，不仅增大患者治疗的费用，更增加患者精神上的痛苦，常会伴随不同程度的失眠，严重影响患者的工作以及生活质量[3]。近年来以中医学理论为切入点辨证思维对肾虚血瘀型围绝经期功血的发病机制、治疗、药理等方面有较多深入性研究，逐渐从源头上恢复性腺轴的作用，并且中药治疗的副作用小，疗效持久，对于此病的治疗在临床上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本院2014年2月～2016年2月326例确诊为肾虚血瘀型围绝经期功血的患者，按照确诊顺序用简单随机方法将326例患者随机分为试验组163例以及对照组163例。其中试验组：病程3个月～4年，平均（12.73±3.79）个月；年龄41～55岁，平均（48.59±3.25）岁。对照组：病程4个月～3.8年，平均（11.27±3.57）个月；年龄41～55岁，平均（47.38±2.29）岁。两组患者年龄、病程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根据中医证候评分标准评价两组患者治疗前病情严重程度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根据SPIEGEL量表[4]比较两组患者的睡眠障碍评分，两组患者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1.2 诊断标准

1.2.1 西医诊断标准[5] 年龄41～55岁之间的已婚女性患者，临床表现：患者子宫不规则出血、月经周期紊乱、经期长短不一、经量时多时少、带有失眠症状（难以入睡、易醒、醒后不易入睡、醒后感到不适、白天困倦疲乏等）。

1.2.2 中医诊断标准[6] 疾病属于肾虚血瘀型，患者突然出血，颜色暗红附带血块、量多，头晕、耳鸣、腰膝酸软，舌质暗红、苔薄白、脉弦细，失眠、心烦不宁、多梦易惊。

1.3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7]：（1）患者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参加本实验；（2）40岁

1.4治疗方法

试验组在诊刮术1周后（第7天）开始口服补肾活血的中药处方，每天1副，连续服用21 d，以后每个月月经干净3 d后开始服用，连续服用21 d：山药30 g、茯苓16 g、三棱6 g、生薏仁30 g、莪术10 g、丹皮10 g、山萸肉10 g以及熟地30 g。

对照M患者在诊刮术2周后（第14天）开始口服黄体酮软胶囊（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200 mg，每晚1次（服药时间尽量与就餐时间隔开），连续服用12 d后在每次来月经的第14天开始服用，连续服用3个周期。

1.5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1）治疗3个月后观察综合疗效。综合疗效评价标准：痊愈：控制出血后，至少连续3个月月经周期、经量、自觉症状消失，中医证候疗效指数（n）≥90%；显效：控制出血后，月经周期、经量、自觉症状基本消失，但经期较长（7～10 d），中医证候疗效指数33.3%≤n

1.6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7.0统计分析软件对数据整合分析，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两组疗效评估比较采用等级资料Ridit分析，α=0.05，P

2 结果

2.1试验组与对照组治疗后综合疗效比较

试验组与对照组经Ridit比较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29），表明在治疗肾虚血瘀型围绝经期功血总体疗效方面，试验组治疗后总体疗效优于对照组.

2.2 试验组与对照组治疗后中医证候疗效比较

试验组与对照组经Ridit比较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21），表明试验组与对照组中医证候方面比较，试验组的疗效优于对照组。

2.3 试验组与对照组治疗后血红蛋白比较

试验组与对照组治疗前血红蛋白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后血红蛋白含量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组内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4 试验组与对照组患者不良反应比较

试验组与对照组患者血常规、心电图、肝肾功能等安全性指标治疗前后均无较大变化。试验组与对照组患者均有不良反应但并未中止用药，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03，P>0.05）。

3 讨论

围绝经期指的是绝经前后的女性，身体由中年向老年过渡的一个必经阶段。这个阶段女性的卵巢功能逐渐衰退，雌激素分泌降低，促性腺激素水平相对升高，最终会导致神经、内分泌功能失调。围绝经期的失眠也是其诸多中医证候之一[8-12]。近年来，由于生活、工作的压力越来越大，围绝经期女性更是长期生活在一种高度紧张的状态下，加剧围绝经期功血以及经期失眠的发生率。有相关报道称肾虚血瘀型围绝经期功血以及伴随的经期失眠发病率逐年上升[13-17]，如果不能及时得到有效的控制与治疗，会严重影响人体的免疫机能、引发多种疾病，给围绝经期的女性带来不容忽视的精神压力与生活压力。国内外关于此病的治疗方法多选用激素替代疗法[18-20]，虽然有一定的效果，但是长期使用会带来很多隐藏的风险，可以增加患妇科疾病的概率，并且激素类药物有依赖性，副作用较多，因此如何更好地治疗该疾病仍然是亟需解决的问题。以中医辨证的角度出发应用中药治疗该疾病的研究甚少，但是中药一般副作用少，安全有效，广为患者接受。本课题就以中医视角出发探讨补肾活血治疗肾虚血瘀型围绝经期功血以及经期失眠的临床效果。

选取本院2014年2月～2016年2月326例被确诊为肾血瘀型围绝经期功血的患者，根据实验方案最终得出，治疗总有效率经Ridit比较分析，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29）；中医证候疗效经Ridit比较分析，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21）；两组治疗后血红蛋白含量变化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明两种治疗方法均可以升高血红蛋白的含量。根据各个指标结果对比以及安全性评价与不良反应等方面可以总结出补肾活血法治疗围绝经期功血以及经期失眠的疗效优于对照组，并且中药治疗毒副作用少，效果更持久，无依赖性与成瘾性，间接提高了围绝经期患者的生活质量，因此以中医的视角进行中药治疗值得在临床上推广。中医重视整体平衡和辨证论治，讲究身体机能的整体协调，以中医角度诊断治疗围绝经期多考虑为肾虚所致，肾精不足、血少气虚、血液行走迟缓、肾阳虚弱、命门火衰、寒凝血滞、肾阴亏损、内热煎灼，血稠难以流动，最终导致血瘀，血瘀反向导致身体脏器的气血不顺，脏器功能失调，长时间肾虚更加重血瘀，血瘀又可导致肾虚加重，两者相互影响[21]。本方中熟地为君药，用于滋阴补肾、填精益髓；山萸肉主入肝经、滋补肝肾；三棱、莪术能够气血双施、活血化瘀，具有止痛的功效，调节血脂，改善血管血液循环，为臣药；茯苓、生薏仁健脾利湿；共八味药，相辅相成发挥出补肾活血功效，并且相较激素类的西药毒副作用小，药效持久无禁忌证，以上的研究结果也充分证明补肾活血法治疗围绝经期功血以及经期失眠效果较好，是一种安全有效的临床治疗方法，可以替代激素治疗。

中医注重辨证思维、观察疾病的整个发展过程，补肾活血法治疗围绝经期功血以及经期失眠的疗效优于西药治疗，副作用小，较为安全，值得推广。但是中医在当前时代虽然取得了很多成就，目前还是因为其理论基础和临床疗效的研究体系缺乏规范性、统一的临床疗效评判标准，因此还是需要在中医的标准化、规范化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推动中医在医学界快速发展，并且能够为患者减轻疾病带来的痛苦。

[参考文献]

[1] Tang YH.Tiaochong Gushen decoc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kidney deficiency and blood stasis perimenopausal period of clinical analysis of blood[J]. New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2016，（7）：178-180.

[2] Li CX，Ding F，Zhang DM，et al.Bushen Huoxue prescription and mifepristone treatment of perimenopausal dysfunctional uterine bleeding[J]. Chinese Journal of Gerontology，2014，34（3）：676-677.

[3] Xie Z，Zheng WL.Progress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ethod of tonifying kidney and promoting blood circulation in gynecological diseases[J]. Asia Pacific Traditional Medicine，2016，12（1）：79-80.

[4] Fang QX，Zou P，Chen RX，et al.Bushen Huoxue recipe combined with acupoint catgut embedding therapy for treatment of kidney deficiency and blood stasis type of premature ovarian failure：clinical observation of[J].Shanghai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2016，（2）：38-41.

[5] Zhang GM.Self-made three-carbon prescription combined with hemostatic treatment of kidney-yin deficiency of perimenopausal period of 58 cases of clinical observation[J].Journal of Gannan Medical College，2014，34（3）：436-437.

[6] Yang J，He GX.Perimenopausal perio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of dysfunctional uterine bleeding[J].Journal of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2014，30（1）：76-78.

[7] Feng YX，Wang TP，Zeng Q，et al.Effects of Bushen Huoxue method on estrogen，progesterone and its receptor in kidney deficiency and blood stasis rats[J].Zhongguo Zhong Yi Yi Ji Yi Xue Za Zhi，2016，14（2）：191-194.

[8] Wang JR.Discuss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of perimenopausal dysfunctional uterine bleeding[J].World Latest Medical Information Abstract：Continuous Electronic Journal，2016，16（6）：205.

[9] Li HM.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of perimenopausal bleeding in 40 cases[J].Western Medicine，2014，85（10）：118-119.

[10] Jin JL.Experience in treatment of peri-menopausal dysfunctional uterine bleeding[J]. Shanxi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2015，31（6）：8.

[11] Shi J，Liu W.Bushen Anshen Decoc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yinxuhuowang perimenopausal insomnia clinical observation of 53 cas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J].Hebei，2014，（2）：214.

[12] Li GY，Peng F，Cui SH.Shensongyangxin capsule in the treatment of perimenopausal insomnia clinical observation of 42 cases[J].Hebei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2015，（4）：584-586.

[13] Xiong SH，Du ZS，Lu F，et al.Changes in women's menstrual cycle sleep behavior[J].Chinese Journal of Behavioral Medicine and Brain Science，2001，10（2）：550-551.

[14] Khodjaeva N，Khaydarova F.Prevalence of premenstrual syndrome among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with regular menstrual cycle[J].Medical & Health Science Journal，2014，14（3）：144-149.

[15] Gao LP，Chen M，Zhong XM，et al.Method of tonifying kidney and activating blood stasis treatment of perimenopausal dysfunctional uterine bleeding in 60 cases[J].Chinese Medicine in Fujian，2003，34（2）：24.

[16] Chen LP，Wang XL.Western medicine with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J]. Chinese of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Research，Anovulatory Dysfunctional Uterine Bleeding Syndrome，2006，17（2）：88-90.

[17] Wang HY，Ouyang HQ.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ment of anovulatory dysfunctional uterine bleeding with Chinese herbs of tonifying kidney and activating blood[J]. Journal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2003，20（2）：264-267.

[18] Liang HZ，You ZL，Xu YH.Jiaoai Siwu Decoc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dysfunctional uterine bleeding in 26 cases[J].China TCM Modern Distance Education，2013，11（19）：50-51.

[19] Guo JF，Shi P，Liu J.Clinical study on treatment of peri-menopausal stage dysfunctional uterine bleeding with Jianpi Bushen Zhixue Decoction[J]. Journalof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2012，28（6）：1092-1093.

[20] Huang CX，Chen SJ，Wen CX.Clinical observation and safety evaluation of mifepristone cyclical therapy for perimenopausal period uterine bleeding[J].Chinese Journal of Medical Theory and Practice，2013，26（12）：1625-1627.

篇5

关键词：地区发展不平衡；低碳经济；LMDI分解法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6）05-0038-06

随着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能源需求保持稳步增长，温室气体排放与气候变化问题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和需要共同面临的挑战。根据国际环保组织“全球碳计划”的测算，中国作为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兴国家，能源消费增长迅速，中国的碳排放总量于2006年超过美国，人均碳排放于2014年超越欧盟。作为碳排放总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碳减排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与贡献，相继制定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强化应对气候变化等行动政策。根据《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我国确定于2030年前碳排放达到峰值，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逐步实现向低碳经济的转型。但长期以来我国各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这不仅表现在人均GDP差异巨大，还表现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能源利用效率等方面，并进一步产生地区间碳排放转移与碳泄漏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厘清地区发展不平衡对低碳经济转型造成的压力与挑战，明确各地区碳排放的驱动因素，为各地区制定差异化的二氧化碳减排政策提供依据。

一、地区发展不平衡与碳排放现状

二氧化碳排放主要由经济活动中的化石能源燃烧产生，因此碳排放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能源问题。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表现在经济活动在空间分布上的差异，并会反映到能源系统上，导致碳排放在地区间的不平等。二氧化碳减排是一个涉及时间、空间和行业的复杂系统，政策制定需要地区间的协调与配合，从而减小地区间发展差距，实现二氧化碳减排目标的分解与最终实现[1]。

（一）地区间碳排放差异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资源禀赋、地理条件、国家给予的定位与政策不尽相同，导致各地区发展速度不一致，地区之间存在巨大的发展差异。由于二氧化碳排放与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能源利用效率等方面息息相关，最终在二氧化碳排放方面各地区也存在显著的差异。碳排放的核算问题一直是学界研究的一个主题，目前采用最多的是基于能源消费量的计算方法[2]。参考IPCC和国家气候变化协调小组办公室和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提出的方法，计算出各种化石能源的碳排放系数。由EPS中国能源数据库获得各省各种能源消费量，计算出各省2013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并进一步计算出碳生产力①（见图1）。

2013年二氧化碳排放最多的五个省份从高到低依次是山东、河北、山西、江苏、内蒙古，其排放量均超过80 000万吨；排放最少的三个省份海南、和青海均只有约8 000万吨，前者是后者的10倍以上，可见省份之间碳排放的巨大差异。考虑到省份之间人口数量与碳排放总量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用碳生产力考察省份之间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碳生产力最高的省份是北京市和广东省，两者的碳生产力均超过0.9万元/吨二氧化碳，北京市该指标更是高达1.79万元/吨二氧化碳。山东、山西、内蒙古、辽宁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都位居前十，但其碳生产力比较低，都没有达到0.5万元/吨二氧化碳，不及北京和广东碳生产力的一半。碳排放量和碳生产力的差异揭示出地区间低碳经济转型的差异，而其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地区发展的不均衡。

（二）产业结构差异

由于行业间存在的异质性，导致不同行业的能源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存在差异。从产业结构上看，第二产业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但在工业内部，不同行业的能耗强度也是不同的，其中炼焦化工和金属制造业以及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消耗的化石能源数量巨大，其碳排放占工业部门碳排放的80%以上[3]，这些部门就成为减排重点关注的部门，关系到减排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由于各省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表现在产业结构上就是各产业占比存在较大差异。如图2所示，2013年第二产业占比最高的五个省份是青海、陕西、河南、吉林和辽宁，这些省份或者是处于工业化前期，工业处于扩张阶段，或者是属于传统的工业大省。工业占比最低的两个省份是北京和上海，两个省份都基本完成工业化，产业结构以服务业为主导。其余省份的第二产业占比基本都在50%左右，能源消耗强度相对较高。鉴于工业部门的能耗强度不同，进一步计算出高耗能行业产出占工业产出的比值②。该比值最高的省份是河北省，其值高达83.63%，这不仅给节能减排造成巨大压力，还给周围省份的环境带来负面影响，由此可见京津冀建立联合行动机制治理大气污染的必要性。部分中西部省份如甘肃、青海、宁夏等高耗能产业产出占工业产出的比值也比较高，虽然工业化前期或许需要高耗能产业占比提高的过程，但这无疑给碳减排造成一定难度。北京、上海等的高耗能产业占工业比值在30%左右，相对于黑龙江、重庆等省市而言，仍有一定下降空间，应进一步实现工业向低能耗、低污染转型。

（三）能源结构差异

二氧化碳排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含碳的化石能源燃烧引起的，涉及到不同能源的利用问题。由于我国资源分布不均，西部和东北地区的煤炭和油气资源比较丰富，而中部和沿海地区在水力发电和核电资源上有优势，地区间的能源结构存在一定差异。我国2013年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的比重超过70%，在山西、陕西等煤炭资源富集地区，煤炭消费的占比更高。另一方面煤炭的碳含量更高，产生相等的能量，煤炭燃烧所产生的二氧化碳要多于同样是化石能源的石油和天然气。

在不同地区之间，不仅使用的能源品种占比存在差异，在用途上也存在差异。能源既可以用于生产活动，也可以用于消费活动，也就是生产端和消费端都会有二氧化碳排放[4]。各地区由于产业结构和经济活动分布的差异，在生产端和消费端排放二氧化碳的比例也是不相同的。能源用于消费主要包括家庭取暖、私人交通等，其中城镇和农村的能源消费存在一定差距。各地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一致，能源用于生产和消费的比重也存在差异。以北京和四川为例，根据2014年北京和四川的能源平衡表，2013年北京能源用于生产活动的比例超过70%，其中用于农业和工业生产的比例只占30.37%，而用于服务业的比例达48.62%，剩下的约20%用于消费，而消费部分中90%以上由城镇居民消费。与之形成对比的是，2013年四川能源用于生产活动的比例约为94%，但其中约82%用于农业和工业的生产，能源用于私人消费的比例不足6%。能源用途的占比的不同对碳减排的隐含意义是不同的，更多的能源被用于生产活动意味着要在生产端着重落实好减排政策，另一方面在消费端需要加强宣传和强化低碳生活的理念，营造节约能源、低碳生活的社会氛围。

二、地区发展不平衡给碳排放造成的挑战

由于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在碳排放责任划分上会产生如碳排放转移、碳泄漏等一系列问题，客观上给二氧化碳协同减排造成一定的挑战。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地区间发展水平的差距仍会存在，因此在考察地区间二氧化碳减排目标的分配时，需要对这些问题做充分的调查和研究。

（一）碳排放转移问题

由于各省能源富集程度和产业结构不尽相同，在相互之间的经济往来中会产生碳排放转移问题。从碳足迹③的角度观察，我国地区间碳排放转移的规律是碳排放从能源丰裕地区和重化工业基地向经济发达和产业结构不健全的地区转移，并且碳排放在转移规模、层次上都存在一定区别[5]。此外各省处于一个经济体中，各省的需求不仅会拉动本地区的经济增长，还会通过省际间的贸易对其他省份有相互的驱动作用，对碳排放有转入或转出的作用，即贸易隐含碳问题[6]。碳排放转移的规律显示，山西、陕西等能源和重化工业富集区域是碳排放净调出地区，表明这些地区是碳排放的受益者，因此一定程度上需要承担更多的碳减排责任。

地区间的产业转移是减小地区间差距的一种途径，但该过程可能会导致碳排放转移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和沿海地区利用政策优势实现率先发展，其产业逐步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型升级，同时由于高劳动力成本、高地价等趋势，东部地区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成为明显的趋势。在地区间产业转移过程中，相应的产业排放的二氧化碳也会随之转移[7]。如果不注意产业转移过程中碳排放转移的问题，就可能导致局部地区碳排放量下降、而另一些地区碳排放量上升的情况，最终全国的碳排放可能不降反升。

（二）碳泄漏问题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国间的贸易往来密切。西方国家由于技术较为先进和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中国长期以来在世界价值链低端生产、出口高能耗产品，由此产生碳泄漏问题。碳泄漏是全球范围内的外部性问题，部分发展中国家宽松的环境政策，发达国家的高能耗产品生产被转移到该国，二氧化碳排放也在国家间转移。由于中国各省发展程度不一致，出口所占比重也不尽相同。中国的碳泄漏问题最严重的地区包括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等省份，这些地区都是制造业大省，主要出口金属及非金属制品、化工产品等高能耗产品，诸如此类的碳泄漏问题也是发达国家要求对我国征收碳关税的一个重要依据[8]。

（三）地区间碳减排政策的协调

我国是个负责任的世界性大国，在二氧化碳减排方面做出了自主贡献和承诺。目前我国碳减排措施主要分为行政手段和市场化机制，自2013年以来，中国陆续启动了深圳、北京、上海、广东、天津、重庆七个省市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并计划于2017年建立全国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引入碳排放权交易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截至2015年，七家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共纳入控排企业一千多家，累计交易额突破十亿元。已有研究表明，碳排放交易相比于行政命令减排，由于碳减排造成的产出和福利损失都是更小的[9]，成本节约也更加明显[10]。

在有序建立全国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同时，需要注意到地区间发展的差异，在控制全国排放总量的基础上，根据地区的实际情况，有区别地将减排指标分解下去。另一方面需要设计合理的制度和措施，鼓励企业积极参与节能减排，活跃碳排放权市场。在这个过程中，地区间的政策协调成为一个关键，关系到全国碳减排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三、地区碳排放驱动因素的LMDI分解与碳减排路径分析

（一）双层LMDI分解法

由于地区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都存在差异，为考察各省二氧化碳排放变化的驱动因素，将碳排放量做双层分解。参考Wu et al（2005）的思路[11]，各省碳排放总量可以表示为：

Ci=■■■■■■Yi

=■■CIijkESijkEIijYSijYi，i=1，…，30（1）

式（1）中，C表示二氧化碳排放量，E表示能源消耗量，Y表示产出。对应地，CI表示碳排放强度，ES表示能源结构，EI表示能源强度，YS表示产业结构。下标i表示省份，j表示部门，四个部门分别是农业部门、工业部门、服务业部门和私人消费部门，把私人消费剥离出来是为了考察生产端和消费端对碳排放的影响。k表示能源，8种能源分别是煤炭、焦炭、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和天然气。因为缺失数据，因此只使用剩余30个省市的数据做实证分析。

利用LMDI分解法[12]，碳排放增量的变化可以分解为：

ΔCi=CiT-Ci0=■ΔCl，l=CI，ES，EI，YS，Y（2）

ΔCl=■■■ln■，l=CI，ES，EI，YS，Y（3）

式（2）将碳排放增量（ΔCi）分解为碳排放强度效应（ΔCCI）、能源结构效应（ΔCES）、能源强度效应（ΔCEI）、产业结构效应（ΔCYS）、经济规模效应（ΔCY）。式（3）进一步给出了各种效应的计算方法。通过定量分析各省在给定时间段中二氧化碳排放的变化和增量的构成部分，可以比较得出碳排放的驱动因素，为碳减排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二）碳排放变化的分解结果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年份为2003年和2013年，数据来源于2004年和2014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根据原始数据计算出碳排放强度、能源结构、能源强度、产业结构等变量，按照式（2）和式（3）进行分解，分解结果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各省份二氧化碳排放在该时间段都是上升的，并且上升的幅度不同，其中山东、内蒙古、河北三个省份增加量最大，都超过了5亿吨。进一步观察分解结果，促使各省碳排放增加的各效应的构成是不同的。仍以山东、内蒙古和河北为例，虽然三个省份碳排放增加最多，但驱动因素不同，其中山东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是能源强度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经济规模效应，而内蒙古和河北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则是能源结构效应和经济规模效应。值得指出的是北京和上海的产业结构效应为负，说明北京和上海产业结构变化减少了碳排放，原因在于北京和上海近十年来工业占比不断下降而服务业占比上升，而服务业的碳排放强度明显小于工业的碳排放强度。

碳排放分解的五个因素中，碳排放强度效应和经济规模效应是无法直接控制的，因为碳排放强度与各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和能源结构有关，最终仍落实到改善能源结构和能源使用效率。在新常态下，可以预见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仍会保持稳步增长，重点在于经济增长的质量，即需要通过调整产业结构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效应。以河北和贵州为例，河北碳排放的三个控制因素中，能源结构效应和能源强度效应远大于产业结构效应，因此河北在碳减排政策的制定过程中需要着重考虑改善能源结构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而贵州产业结构效应明显大于能源结构和能源强度效应，因此对贵州而言，尽快完成工业化前期和中期阶段，促进经济结构向服务型转变是完成碳减排目标的一个主要途径。

（三）碳减排路径分析

我国各地发展水平不一致，碳排放变化的趋势也不尽一致，碳减排的责任和压力也会有所区别。LMDI分解结果表明各地区碳排放变化的驱动因素有自己的特点，因此在碳减排路径上需要因地制宜，针对碳排放的主要贡献因素制定相应的政策目标，争取碳减排目标的顺利实现。

具体而言，碳排放的减排路径如图3所示。改善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和改善产业结构三个主要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往往能源方面的调整也涉及到产业结构的调整。三个方面的最终目标都是发展低碳经济，其中改善能源结构可以通过减少煤炭，增加天然气、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来实现。另外发展新能源不仅可以增加替代能源的使用，还可以提高能源效率。关于能源使用效率，合理的城镇化模式和技术进步是两个主要选择途径：合理的城镇化应是结合城市的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引导人口向适宜开发的区域集中，推动主体功能区建设，促进城市的集约化发展；技术进步可以通过研发和自主创新来实现，在能源的开发、使用环节减少损失量。在产业结构方面，高耗能产业占比降低是未来需要努力的一个方向。另外发展服务型制造业和生产业，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将是未来碳减排的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

因此各省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碳减排路径，并做好协调工作，争取顺利完成碳减排目标。以北京和河北为例，北京的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改善明显，2013年北京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占比降至20%，服务业占比77.9%，在碳减排方面效果显著。未来北京在碳减排政策方面应该注重提高能源效率，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推广新能源的使用。河北作为经济大省，在环境压力下能源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势在必行。2013年河北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66%，根据2014年国家发改委出台的《重点地区煤炭消费减量替代管理暂行办法》，2017年河北将比2012年压缩煤炭消费4 000万吨，占京津冀控煤指标约60%。同时河北需要着力改变高能耗、高排放的传统产业，包括钢铁、水泥、电力和玻璃四个治理重点，建立绿色、低碳的现代产业体系。

四、地区碳减排的对策建议

鉴于我国地区间发展差距较大，不同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能源效率对协调碳减排政策带来一定挑战。在做好区域规划，缩小地区发展水平差距的同时，需要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碳减排路径，打破体制机制壁垒，推动区域减排政策的协调与配合，明确各地区碳排放的责任和减排目标在地区间的分解，做好统筹规划和协调行动。

1. 加快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在现有的七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的经验基础上，总结各试点地区在实际运行中的不足与缺陷，充分做好试点向全国推广的前期研究和验证工作。进一步完善应对气候变化的顶层设计工作，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和体制机制，创新财税、价格、金融等一系列政策和市场化机制，最大程度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现实操作层面，需要采取一套激励措施，提高企业参与碳排放交易的积极性，引导民间资本广泛投入到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活跃碳排放交易市场。

2. 发展清洁能源和新能源。各地区应结合自己的优势，选择发展可替代的能源，以减少煤和其他化石能源的使用。天然气无疑是替代煤炭的一种现实选择。已有勘探结果表明，我国天然气资源潜力大于石油，并且天然气是相对最为清洁的化石能源，未来减煤增气将势在必行。此外，各地可以根据自己的优势开发新能源，如日照充足的新疆等地区可以加大扶持光伏发电的力度，风力资源最丰富的内蒙古可以选择大力发展风力发电项目，其他有条件的地区可以选择发展潮汐发电、水力发电、核电等项目，推动新能源行业的发展，逐步减少化石能源特别是煤炭的使用。

3. 完善能源品种价格形成机制。加快改革电价、气价等价格体系，充分发挥价格成本的倒逼机制作用，引导企业积极改善能源消费结构。理顺能源价格机制，完善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政策，推进天然气价格和电力改革的深入推进。积极疏导价格矛盾，逐步放开与居民生活没有直接联系的专业服务价格，吸引社会资本进入相关领域。

4. 限制高耗能产业的发展。建立严格的高耗能行业准入机制，避免高耗能行业盲目建设和重复投资造成的产业同构化问题。针对传统行业占比高的地区，需要建立一个合理的、有效的高耗能产品淘汰制度，限制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发展空间。加强对重点高耗能企业能耗的统计监测工作，为限制高耗能产业发展提供决策依据。进一步增加对自主研发和创新的投入，加大对节能技术的支持力度，促进节能技术向企业实践的转化和推广。

5. 发展服务型制造业和生产业。服务型制造业和生产业是未来产业发展的趋势，相比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能耗更低，污染更小。各地区在制定产业战略时，应注意差异化和错位发展，如有较好工业基础的东北地区可以推动发展装备制造业以及相应的服务业，有资源禀赋条件的中西部地区可以大力发展现代化农业、食品加工业和配套的服务业。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注意地区间产业的协调发展，防止区域间产业结构的同构化，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与自由流动。

注释：

①碳生产力是指单位二氧化碳排放对应的平均产出，碳生产力越高，各种物质投入和能源消耗的产出效率越高。

②根据《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报告》六大高耗能行业分别为：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③碳足迹是指企业或个体在生产、运输、消费等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的集合，有不同的计算方法。

参考文献：

[1]BALTA N，WATSON T，MOCCA E. Spatially uneven development and low carbon transitions： insights from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J]. Energy Policy，2015（10）：500-510.

[2]齐绍洲，付坤.低碳经济转型中省级碳排放核算方法比较分析[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3（2）：85-92，129.

[3]钱明霞，路正南，王健.产业部门碳排放波及效应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12）：82-88.

[4]彭水军，张文城，孙传旺.中国生产侧和消费侧碳排放量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J].经济研究，2015（1）：168-182.

[5]石敏俊，王妍，张卓颖，等.中国各省区碳足迹与碳排放空间转移[J].地理学报，2012（10）：1327-1338.

[6]赵慧卿.我国各地区碳减排责任再考察――基于省际碳排放转移测算结果[J].经济经纬，2013（6）：7-12.

[7]肖雁飞，万子捷，刘红光.我国区域产业转移中“碳排放转移”及“碳泄漏”实证研究――基于2002年、2007年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的分析[J]. 财经研究，2014（2）：75-84.

[8]沈可挺.碳关税争端及其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J].中国工业经济，2010（1）：65-74

[9]汤维祺，吴力波.公平与效率的协调和统一――基于中国区域间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减排政策模拟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13（3）：81-96.

[10]崔连标，范英，朱磊，等.碳排放交易对实现我国“十二五”减排目标的成本节约效应研究[J].中国管理科学，2013（1）：37-46.

篇6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 黄丹华

尊敬的成思危副委员长，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新闻界的各位朋友：

大家上午好！

今天，人民日报《中国经济周刊》杂志社和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在这里共同举办第十三届中国经济论坛。借这个机会，我代表国务院国资委，向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国企改革发展和国资监管事业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经济升级与创新驱动”。这个主题与我国当前面临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和发展阶段及任务深度契合。中国经济要实现转型升级，必须以改革开放为根本动力，以结构调整为主攻方向，以创新驱动为重要支撑。因此，在当前全国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时刻，探讨这个话题非常有意义。

作为国民经济的骨干力量，国有企业的转型发展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国资委提出的“十二五”时期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核心目标就是做强做优，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要全面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发挥骨干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入推进，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发生深刻变化，运行质量和经济效益显著提升，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看到，国有企业改革仍然处于过程之中，需要进一步解决的体制机制和布局结构等问题仍然很多。

三中全会对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出了重要部署，提出了一系列新举措、新要求，为我们全面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理清了思路，指明了方向。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的精神，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围绕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重点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推动国有企业科学发展，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为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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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房地产业；实施计划；双高现象；市场竞争；和谐发展；内控制度

前言：中国房地产历经20余年又余的高效发展，特别是21世纪初到21世纪中期，房地产已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及增长点和消费点，从而拉动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近年来，房地产业普遍呈现“高房价和高空置率并存”的经济现状，“双高现象”就成本和需求上已经很难从科学的角度进行明确分析和判断，如此一来，房地产业下的市场结构以及这一结构下的其他产业都将受到严重冲击和垄断，使整个房地产业的开发企业和实施企业内部结构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因此，为了使我国国民经济能有序、健康、快速、和谐的发展，2003年下半年期间，中央正式提出，针对房地产行业进行全面的宏观调控，在土地、贸易、金融、证劵等方面做出了进一步的重大改革措施，使房地产企业在合理的情况下运行；市场经济、竞争环境、开发机制、运行模式和交易方式上都发生了重大改观，从而不断的推动我国房地产业与时俱进达到另一个历史的新起点。也是此现状下，使得中国房地产业在市场结构和市场竞争中处于一个互动的关系，并相互牵制与前进，也使得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都高度重视房地产业，对此进行规划和布局，提高房地产业在市场中可实施性和可竞争性，从而充分发挥市场潜质。

一、新形势下房地产开发企业会计内控中存在的问题

（一）、房地产开发企业对内控的认识不足

当前形势下的房地产业不同于其他行业，它需要大量的资金注入和维持，言下之意就是在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合理的利用和规划资金的合理周转和使用，从而获得最大效益。如此一来，房地产开发企业会计内控中存在的问题也将减少，但是，往往不是如此。由于房地产属于特殊管理范畴，在计划和实施中都需要有精密的规划，由此可见，与其他行业相比房地产在会计核算和内容上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但是，就目前形势而言核算仍为摆脱计划经济的模式，导致会计核算滞后于市场经济，直接影响了企业经济效益的发展，妨碍了房地产企业的制度的完善度。据数据显示，房地产在核算过程中最为常见的问题就是不够深入仔细，粗心大意，造成成本费用不实，当期收支不平衡，更不能真实的反应出当期的收支结余和当期预算，再者就是，某些事业单位的资产和负债反应不够完善还存在不真实情况，企业财产和个人财产混合使用。很多房地产企业对内会计控制目标体系不明确，协调会计内部控制水平要求不高，会计内部控制环境差又低，由于对会计内部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容易影响会计内部人员的积极性导致不断下降，由于经验不足及市场经济不稳定性，然而，很多房产公司在管理上业缺乏管理能力间接导致公司运作不协调，程序混乱，资源分配不合理得不到充分展现发挥不到积极作用，财务方面的信息统计不符合章程导致公司内部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适应不了市场固有的差异化，抵御风险的能力下降。

（二）房地产开发企业会计内部控制环境较为弱化

所谓的内部控制环境是指：是指被审计单位为了保证该业务活动的所有权进行的保护资产安全和完整，防止出现意外，在保证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而制定的政策及章法。当前，中国房地产企业内部控制环境还较为薄弱存在很多问题，如；相关法律法规不够明确也不统一，对内没有真实的涵盖控制的全部内容，房地产业、金融业及其他行业的会计信息不详而失真，法制化与法制化之间的配合以及权衡还待加强，行业内部人员应在自我约束的前提下统筹规划企业经营活动。其次，建立企业事后监督，在会计部门常规的核算基础上建立以防为主的监控路线，各机关人员从事业务时，必须明确业务处理权限和承担事后的相应责任，在适当的基础上对会计部门进行进行内部控制，以查为主的监督防线，防止一切不实情况的发生。房地产企业的信息沟通减少，企业内外信息不统一不畅通，信息的手采集、收集、存储、加工、输出等各项程序不够完整。信息的传递不够迅速，准确度不高，从而降低企业的收益和名声。因此，要充分发挥房地产董事会的作用，加强董事会的建设，履行其监督和和引导的作用。企业文化建设，员工思想道德文化素质也是内部控制的重要元素之一，但是，价值观的建设必须脱离盈利高于一切的思想，认真考虑道德问题，企业在社会中的责任即是公平、公开、公正、合法的关系

（三）房地产开发企业会计内控制度并不完备

内控制度就是指：企业内部对会计业务活动的组织进行约束和管理，并且两者之间紧密联系相互协调和控制。房地产中的会计内控制度并不完善，房地产企业的内控制度必须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及政府和相关机构的监督管理要求，内控制度也包含了房地产企业的所有财务活动及活动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等权利。对于经济建设中的核算、会计等进行有效的改革，作为领导者应该把握好会计的记录和计算方法使内部建设能在正确的会计活动带领下有效改善。对于违反职业道德基准者给予严惩处罚，尤其是针对事业单位的非法活动进行严格控制，掌权者采取全面的、透明的监督和说明，促使他们在业务活动上站在法律的基准上办事，将政治腐败现象降到最低，将经济活动建立在正确的轨道中全面开展。企业在组织和完善过程中一定要遵循“不相容职务相分离的原则” 防止一切弄虚作假影响内部控制作用的发挥。预算控制也是会计内控制的一项原则，他是通过单位各项经济业务来编排详细的预算和计划，再通过授权相关关部门提出建议和意见进行控制和监督，并明确责任和符合实际情况。

二、房地产开发企业实施会计内部控制具体途径

（一）加强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治理结构

由于近年来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缓慢恢复切未能完全走出低谷，国家积极实施宏观政策拉动积极的全面复苏，导致各行各业都受到行业政策变化频繁，企业筹资、融资、土地购买压力的增大，产品单一化、项目分散化，直接导致成本控制复杂，销售形势不容乐观，收益和资金流通没把握性，风险应对和机会把握难以取舍，从而业间接影响房地产在市场经济配置中的地位。因此，根据房地产的区域发展水平、城市化进程，我们要保证企业在积极稳健的财政措施下正常运行并降低风险，也必须正确识别和评估企业经营管理的风险，合理的扩张及灵活运用，实现企业与人力资源合理配置和收益。开发企业的治理结构就必须完善企业内部的控制结构，这两者是息息相关相互牵制的关系，只有内部控制机构设置和审计人员的职责都具有独到性时对外才能合理的行使相关权利和履行相关义务。房地产的外部影响直接受国际经济形势及周边经济的走向和形势所影响，再者就是国家重点发展方向和区域性城市化进程对企业投资影响、经济转型或税收政策的变化。所以，根据内外部环境的影响及房地产企业和其他产业来看，实施内控目标时需结合管理目标对各项目标与实现目标进行资源整合与分析并分析潜在的风险做出正确的评估和应对措施。信息与沟通也是房地产结构中的一项重要指标之一，内部与外部的沟通都必须以一定的规定和时间间隔进行审核与确认无误，方便捕捉和传递，使公司员工能各司其职，这是由责任部门和内控部门之间以多种方式实现。总之，房地产业是根据内部控制的摹本理论来实现的，只有加强内部管理和保持企业稳定、持续、健康发展才能形成良好的企业治理结构系统。

（二）加强构建“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建设

企业要生存，就需要构建一个优秀的企业文化“以人文本”的企业文化。随着科学经济的迅速发展，经济信息化、网络信息化、知识信息化的不断扩展，企业间的竞争日益增长，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也日益提高，文化和文化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相互融合，与此同时，企业间的竞争也不仅仅取决于企业的设施、设备、资金更多的是思想道德素质和人文精神或是人的知识结构、信息技术、文化修养等无形资产在中起决定性因素。而且，很多企业管理者也渐渐从片面的最初追求物质文化管理转向物质生产管理与企业文化并进的管理范畴内。一个企业需要有该企业的企业精神，这样才具备企业的凝聚力和竞争优势，良好的企业文化是企业之魂，动力之源，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支柱和精神源泉。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道理是众所皆知的。由此可见，“以人为本”是企业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组成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指标，从而构建和谐社会。再者“以人为本”是建造企业文化的基石，认知是企业知识资源的驾驭者，是企业发展的原动力，企业的主观能动性受人的牵制而合理发挥它的主观能动性，并且人也是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调动者，这也是直接决定着此企业的创新力和与时俱进的最终生存之道，企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以人为中心通过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员工的素质，进而提升企业在行业中的凝聚力和创造力。目前，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房地产行业已在各企业中占据部分优势，这个长期依附着资金而运转的行业在企业领导的带领下，一方面：积极开阔市场，扩大规模化，吸收社会中各个阶层的资金壮大自己，另一方面：面临严峻的挑战，积极进取，寻找机会挑战自我能力使企业对内对外都充满的强大的战斗力和精气神。在众多竞争者中，房地产企业也寻求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企业文化之路，使自己在残酷的市场经济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三）加强完善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会计内控制度

现当下，我们该如何加强完善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会计内控制度：首先，我们应该重组构建和完善企业的内部会计控制制度，提高企业的科学管理章法，提高经济效益，把企业经营风险和信息流通升级化。由于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必须从实际出发，而且必须符合企业原则性和具体性的措施两方面思考，还要着重对内部控制架构的各要素进行剖析和说明，这也是衡量一个上市公司管理制度的重要标志。然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愈越多的上市公司对内部控制管理制度要求也越来越重要，就目前的中国上市公司而言，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历程长而久远，内部控制认识上也不一致还处于较混乱状态，这主要原因还是市场经济不稳定，控制力不强。因此，我们需要高度重视和加强完善房地产业在市场竞争的的优胜虐汰，建立一套同意符合标准的房地产企业会计内控制度的指导和规范模本，从而全面建设新型房地产企业，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最大化。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由上述可知：经济全球化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而房地产的开发和管理都建立在企业的会计内控制度之下，企业的一切决策权都应取决于内控制度是否合理化和人文化，不能游离于内控制度之外，因此，内控的五大环节；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内部监督在内控中起主体作用，他们只有在环环相扣的情况下才能发挥它的最大功能。（作者单位：天津华厦建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李国运.中国企业内部控制体系评论.财会通讯：学术版.

[2]杨有红. 胡燕.试论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的对接IJ.会计研究.

[3]宋培华.试论企业内部控制的问题及对策阴.集团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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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春雷”行动的背景

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以及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公民因私出入境人数逐年增多。同时，从事出入境中介活动的机构也越来越多。但有一些机构和个人为了牟取非法经济利益，未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擅自设立非法出入境中介机构，非法从事中介活动。这些机构和个人利用群众急于出境的心理，弄虚作假，大量编造、倒卖伪假证明材料，有的甚至与非法移民团伙相互勾结，变造、伪造、倒卖护照、签证等各类出入境证件，从事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的违法犯罪活动。还有一些非法中介机构向当事人收取高额费用却无法兑现承诺。在一段时间内少数地区连续发生了影响严重的出入境案件，上述种种情形都严重侵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扰乱了社会正常秩序。

因此，公安部等7部委经多次研究决定联手进行清理行动，于今年3月份联合下发了清理整顿非法出入境中介活动专项行动方案。明确规定了从3月25日到6月25日在全国范围内联合开展清理整顿非法出入境中介活动的专项行动，代号为“春雷”行动。

专项行动的任务

这次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对从事出国定居、自费留学、境外就业、劳务合作、自费出国旅游等出入境中介活动的中介机构进行全面清理整顿。对没有经主管部门资格认定擅自从事上述中介活动的机构和个人依法取缔并按相关法律法规处理。对经过资格认定而违规经营的机构按照有关法规严格依法查处。对擅自设立分支机构或者超范围经营或弄虚作假违规操作的机构要及时纠正并依法处理。造成严重不良后果的要暂停或取消中介资格。对以上述出国留学、定居等活动为名组织、运送他人偷渡国境等犯罪活动的要立案侦查依法严肃处理。争取通过此项专项活动使出入境中介活动的秩序得到明显的好转，各类出入境中介经营活动更加规范，从而有效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专项行动的重点清理地区和打击对象

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川、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广东、广西15个省市地区为重点清理对象。因为这些地区的中介机构数量比较多，非法从事中介活动比较突出，群众反映比较强烈。

重点清理的对象，一是未经主管部门资格认定的中介机构，二是无资金、无场所、无机构的“三无”中介组织，三是从事非法出入境中介活动的海外驻华机构。重点打击各种乱发广告，进行虚假宣传、欺骗群众的违法、违规行为，特别是虚构劳务项目或以旅游为名组织人员非法出国劳务的行为。

专项行动的具体职责分工

公安部门主要负责对因私出入境中介活动的清理和整顿，对违反出入境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查处，并对有关部门查获的涉嫌犯罪的案件立案侦查。教育部门主要对非法从事自费留学活动的中介进行查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主要负责对非法境外就业中介活动进行清理整顿。商务部门主要负责整顿非法劳务经营中介活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主要对出入境中介的市场行为进行清理和整顿。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主要对出境游的组团社违规从事出入境中介活动和没有资格的单位和个人从事出境游活动清理整顿。

专项行动取得初步成效

在这次专项行动中，北京市共查处非法出入境中介机构29家，侦破刑事案件5起，刑事拘留13人。期间，北京市公安机关和工商部门联合行动，对从事非法留学中介活动的北京汉高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进行查处，在总经理办公室内缴获中国护照50多本，一枚北京市公证处的印章，查封记账凭单39本、账册23本、发票收据6本、档案材料92本。另外，查获一个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团伙。该团伙从2000年以来，已为上百人提供假材料，涉案金额上百万元。福建省有关部门共查处非法出入境中介机构68个，侦破刑事案件12起，涉案金额185万余元，抓获犯罪嫌疑人20名。江苏省公安机关共受理非法出国劳务案件36起，其中立案27起，涉案金额2100万元，现已破案18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7名，挽回经济损失1200万元。还及时发现12起非法劳务公司唆使申请人以旅游、探亲访友等名义骗领护照活动，劝阻拟非法出国劳务人员200余名。山东省有关部门查处违法、违规中介机构82家，取缔21家；没收非法所得26万多元。辽宁省共查处案件6起，涉案金额500余万元，没收非法所得31万元，挽回经济损失111万元。

出国人员要学会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近年来，教育、劳动、和社会保障、商务、旅游、公安部门陆续出台了许多许多出入境中介机构管理措施。并且还相继推出了许多便民利民措施，进一步简化手续，方便群众出国探亲、访友、留学、就业、劳务、旅游、商务、定居等活动。因此，有些出国活动完全可以直接到相关部门办理出国手续，而不必再通过中介办理。从事上述服务的中介机构均需经过相应主管部门的资格认定，由主管部门颁发相应的经营许可证，再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颁发营业执照。出国人员一定要注意向合法的、经过批准成立的出入境中介机构寻求服务，并在签订服务协议时认真解读合同条款，学会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各类合法出入境中介的名单，可以向当地主管部门查询。有些地方已将合法中介名单公布在官方网站上。出国人员一旦发现非法出入境中介机构，应积极向当地公安机关、工商部门和相应的行政主管部门举报，以便及时查处，挽回损失，并防止更多人上当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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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反不正当竞争法；不正当竞争行为；局限性；完善

一、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局限性

（1）“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定义缺乏概括性的一般条款。与其他法律相比，反不正当竞争法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因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采取的是具体列举的方式，缺乏一般性条款，对所列的每一种行为都有明确的适用界限，但又不可能涵盖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一切不正当竞争行为，无法克服法律的不周延性和滞后性等缺陷。目前，很多不正当竞争行为已经超出该法所规定的11种不正当竞争行为。这些不正当竞争行为由于我国尚未出台相关法律且概念界定不明确，使得司法、执法部门束手无策。（2）反不正当竞争应以民事责任为主。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是行政、民事、刑事三种责任并存的制度，主要以行政责任为主。以行政责任来体现对违法者的制裁，则过分地突出了行政强制的作用，相对人只是被动地接受处罚，同时对受害者的保护也只能是间接的、有限的。而且当前我国行政执法还未完全到位，没有达到反不正当竞争所要求的水平，这势必影响诚实经营者和消费者反不正当竞争的积极性。由于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活动多为民法、经济法的调整范围，行政手段应该从宏观的角度规范市场行为，而注重民事责任，较少突出行政处罚有利于市场主体自觉、自发地遵守市场规则，杜绝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发生，因此，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应以民事责任为主，辅以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3）对不正当竞争行为应加大处罚力度。《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条规定，不正当竞争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有两种情况：在被侵害的经营者的损失能够明确计算的情况下，其赔偿额为被侵害人的损失加被侵害人因调查侵权人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被侵害的经营者的损失难以计算的，其赔偿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利润加被侵害人因调查侵权人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上述处罚显然是比较轻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造成的损害不同于一般民事侵权损害，它不仅影响权利人的权利，也破坏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公共利益。因此。应该加大处罚力度，要求其承担惩罚性赔偿，使之为损害他人和公共利益而付出沉重代价。

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完善措施

（1）立法中应明确区分不正当竞争行为和其他违法行为。

《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表现方式多种多样，其中有些行为不仅触犯了《反不正当竞争法》，而且还触犯了其他法律，如《商标法》、《专利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等。这种法规竞合给检查监督机关和人民法院的执法和司法带来一定的难度。一般情况下，处理法规竞合应遵守“择一从重”的原则。但笔者认为，这种不分行为性质，一律从重的做法并不符合现代法治的精神，我们应当从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来认定某一行为的性质，从而由有权机关正确适用相关法律，追究相关的法律责任。（2）应强调解释的及时性，不断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随着市场竞争行为的日益增多，必将产生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为了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市场规制作用，有必要对《反不正当竞争法》作适当的补充。但是，立法程序比较复杂，而且还要注意法律的相对稳定性，不能频繁地修改法律，以免市场主体无所适从。我们可以通过对法律的解释，来不断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在解释时，从技术上也可一反以前的做法，没有必要在一个文件中对《反不正当竞争法》作全面系统的解释，可以根据需要，及时地对个别问题加以解释，提高解释的时效性。

《反不正当竞争法》是市场经济中非常重要的一部法律，也是政府规范、监督市场秩序的重要手段。在建立法治国家的今天，对法律的正确运用应以对法律的正确理解为基础。政府部门应如何依法行使自己的行政管理权，实现权力机关的立法目的，建立一个规范而健康的市场机制，将是对政府的一个严峻的考验。

参 考 文 献

[1]王艳林．再论中国竞争法立法例之选择[J]．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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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XD1型机车 主变压器 布赫继电器 布赫报警

1概述湖东电力机务段配属HXD1型电力机车220台，担当大秦线的牵引任务，由于大秦线线路坡度较大，万吨、两万吨机车列车较长，机车乘务员必须充分熟悉机车性能并根据线路坡度特点进行平稳操纵，这就要求机车在运行中质量必须稳定可靠，而主变压器系统是机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该系统的质量是否稳定可靠直接影响着大秦线机车的正常运用。自2007年HXD1型电力机车入段至2013年10月，主变压器系统共发生故障145件，主要故障集中在机车布赫报警、布赫继电器进油软管漏油、油泵异音等，其中机车布赫报警故障为98件。机车在线路运行中发生布赫报警将会导致机车跳主断，需切除单节机车才能维持运行，这势必将影响大秦线的运输任务。因此解决HXD1型机车布赫报警问题对大秦线列车安全及运输任务的顺利完成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2机车布赫报警原因分析造成HXD1型机车布赫继电器发生报警有两种原因，一种为油流超速，一种为继电器集气口气体超量时。通过近几年观察，布赫报警大部分为布赫继电器集气口气体超量造成的。引起HXD1型机车布赫报警的原因有以下几种情况：2.1有漏油处所。由于机车在线路运行过程中会产生振动、晃动，将导致法兰连接处、焊接点及焊接处砂眼等部位因应力作用发生裂痕或开裂，从而致使主变油泄漏，因而造成布赫继电器油流超速引赫继电器报警。2.2空气进入。主变冷却系统采用强迫油循环冷却，主变油在油泵的作用下进行单循环运动，由于主变油循环冷却系统密封不严（如密封垫老化破损、布赫继电器进油软管、法兰连接处、焊接处砂眼、冷却塔散热器等部位有轻微渗油等），在循环过程中会在渗油处产生负压，空气将会从渗油处进入变压器内，通过油循环进入到布赫继电器，当空气超量时布赫继电器发生布赫报警。2.3内部产生气体。内部产生气体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2.3.1主变矿物油老化使其绝缘性能下降，绝缘性下降后易造成主变线圈间以及线圈与箱壁间放电，电弧使主变油分解产生CH4、C2H6、C2H4等气体致使布赫报警。2.3.2变压器箱体内某些部位（如引线接头或绕组匝间）有局部放电现象。无论是绕组长期过热造成绝缘老化引起匝间绝缘击穿，还是引线焊接不良引起过热而造成绝缘击穿或引线烧断，都将产生电弧放电，主变油将会裂解出大量的气体，进而导致机车布赫报警。

3解决措施3.1机车布赫报警后的解决措施发生布赫报警的机车回段后，首先检查主变相关各部有无漏油处所，其次观察布赫继电器内是否聚集了过量气体，最后对主变油进行理化分析，如果主变油化验合格则利用外接电源直接对主变进行循环排气作业，不合格则利用真空滤油机对主变油进行过滤，过滤后再次检测主变油性能，合格后则利用外接电源对主变进行循环排气作业。循环排气完毕后交车，并对该机车进行跟踪检查。3.2预防机车布赫报警的措施为了预防机车布赫报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着手。3.2.1通过台账分析因空气进入主变而引起的布赫报警为56件，多数情况下布赫报警是由于空气的进入而造成的，并非主变内部产生了严重的故障，因此防止空气进入到布赫继电器集气口对减少机车布赫报警有着很重要的作用。首先在机车入库整备过程中对布赫继电器进行排气，防止空气聚集造成布赫报警，其次在主变压器系统更换部件时（如更换油泵、布赫继电器进油软管及散热器），必须对机车主变压器进行循环排气作业，防止空气进入主变系统。3.2.2通过更改机车控制软件使机车发生布赫报警后允许进行手工恢复。在机车发生布赫报警后可以不切除单节车，使机车能够维持运行。如手工恢复后主变仍发生布赫报警则不允许再次恢复，防止主变内部真实故障而造成故障扩大。3.2.3通过运用维护经验总结，部分检修及整备人员对主变压器硅胶吸湿器不重视，未能及时更换失效的硅胶，造成水分从吸湿器进入主变进而影响主变油的性能。因此在机车整备过程中发现主变硅胶失效达到三分之二时更换硅胶。3.2.4为了防止主变内部发生放电而造成布赫报警甚至烧损主变，在季检及以上修程对主变油进行理化分析，通过理化分析及时发现主变内部故障。如油气指标超标则进行循环滤油，滤油后油气指标合格后交车，并加强该机车的跟踪检查，滤油后仍不合格则考虑解体检查变压器内部是否存在故障。

4结束语对机车发生布赫报警后采取的循环排气等措施有效的解决了布赫报警故障，经过循环排气等处理后的机车基本很少再次发生布赫报警故障，与此同时，采取的预防措施效果很显著，从根本上解决了故障的发生，报警次数有了明显下降，保证了机车质量的稳定，确保了大秦线运输任务的顺利完成。

参考文献：

[1]贾淑兰.变压器应用与维修――专业技能入门与精通

[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

[2]许实章.电机学（第三版）

[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95.

[3]《变压器手册》编委会.电力变压器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