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十篇

对古典文学的认识篇1

1世界古代史教学现状

在世界古代史的教学中，由于内容繁杂和课堂时间有限，对于很多重要的历史问题只是泛泛而谈，没有得到深入和拓展，这导致学生对学习世界古代史缺乏兴趣，学习效果大打折扣。笔者对某高校历史专业的学生进行调研后发现学生学习印象不深刻，在大三、大四的时候会忘记之前学习过的世界古代史的内容，且大部分学生反映教学内容不够深入。教学内容的陈旧和单一浇熄了学生探索历史奥秘、揭示历史真谛的热情，因此必须解决世界古代史知识层次老化，内容设置狭窄的问题，给历史课堂教学诸如活力，显示出历史教学的重要的社会价值。

通过网上查询等方式，笔者发现近些年西方学者研究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的兴趣不断增强，这和社会希望回归西洋源头和原典，寻找新的文明灵感的需求相适应，因此研究该课题的学生数量也不断增加。在中国，一些西方的古典文献也被译成中文，了解古典文献对于历史系的学生来说具有必要性，将古典文献引入世界古代史的教学具有可行性。但这对教师的要求较高。历史教师必须拥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涵养，为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课堂教学中要运用多种方式和方法帮助学生对世界古代史中的重要课题进行深入的了解和探究。

2古典文献引入世界古代史教学中的价值

首先，在历史课堂中引入古典文献可以丰富教学内容，使课堂教学内容变得更加充实。学生在学习世界古代史的过程中还可以对西方古典作家和作品、中西学者的学术观点等有一定的了解，极大地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和学习的深度。其次，将古典文献引入世界古代史教学中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教学效果。很多学生接触到世界古代史文献资料的机会比较少，在世界古代史的课堂中引入古典文献进行教学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培养学生探索的能力和认知原始史实的能力，对于教师自身知识水平的提高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并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教学效果。最后，教师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关注一些原始的史料，能够帮助本科生积累丰富的历史知识，为其从本科生到研究生的再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在世界古代史的教学中，教师要适当引入古典文献进行教学，引导学生回溯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让学生对历史的脉动的体会更加深切，这能够使学生更好地认识和领会书本知识，帮助学生了解古代文明和重要成就，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历史素养，使其与之后的学习能够更好地衔接。

3世界古代史教学中引入古典文献的形式

世界古代史教学中引入古典文献的形式主要包括引入文字教学、图像教学、古典语言三种。

引入文字教学是指教师通过查阅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古典文献并进行展示，加深学生对教学内容的认识。如在历史课堂教学中引入一段铭文，可以使学生对古代的语言、文字、古人的生平等有一定了解；在讲述罗马的婚姻文化时，可以引入罗马墓志铭的记载，可以让学生对当时的社会情况有更加明确的认识。其次，世界古代史教材中对很多历史内容阐述不够具体，引入古典文献加深学生印象。如在讲述罗马土地洁净仪式时，可以引入加图的《农业志》，让学生深刻入认识到罗马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宗教活动。

引入图像教学的侧重点在于对场景的意义进行解释。世界古代史中图像教学材料主要指陶器。古代的陶器上会有反映各种社会现实点的各种场景和图像，通过对其进行分析可以对古人的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进行考察和探究。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用图片或视频进行展示，相对来说更加形象和生动，能够加深学生对当时历史的理解和认识。如在讲解古希腊学校教育时，可以展示一件刻有公元5世纪初期雅典学校情况的陶器，同时展示古典作家的记述，可以使学生的认识更加深刻。

引入古典语言主要是指教师在世界古代史教学中引入古典语言，使学生了解古典语言正确表述的方法，培养学生对历史的还原意识和能力。在中国的世界古代史教材中，很多词语的翻译不确切，使学生对其产生错误的认知，引入古典语言进行教学有助于学生更好地学习世界古代史。如在讲解罗马早期历史时，会涉及到“旅行者”这一名词，指出现军事危机时被召唤到元老院但热独裁者的人。该词的拉丁文为viatores，其中via在拉丁语中意为“路”，因为他们需要游历农场去寻找这些政治家故有此称谓。引入古典语言进行教学，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其含义。

对古典文学的认识篇2

现代西方有识之士早就指出：欧洲力量的来源，常是透过古代文明的再发现和新认识而达至，中国要想真正崛起，为世人瞩目，也应如此，要对中国古代经典进行再发现和新认识。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也证明，文化的每一次进步和创新，都是以“复古”为名，借以对古代文明的新认识而达至。当代中国文化要充分发挥他宾的民族性和创造性，取得更大的辉煌和成就，就必需对古典文化进行再发现和新认识。

梁启超在被称为“中国近代史学理论宝典”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也说：“无论研究何种学问，都要有目的。什么是历史的目的，简单一句话，历史的目的是在将过去的真实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这资鉴。”现代古典文化研究，背离了学术研究的目的。古代经典不是离民众越来越近，而是离民众越来越远，没有予以新意义和新价值，仍是照搬古代的经解，还堂而皇之地斥责古代经典有糟粕。所谓的“糟粕”，不过是不同时代的学者予以的新意义和新价值，用以服务当时的社会。现代社会，应该有新认识和再发现，予以的新意义和新价值。著名学者顾颉刚说：“不同时代对孔子思想的阐述都不一样，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孔子。”

经典该不该读，问题不是经典本身，而是对经典的注解。学生阅读古代经典的关键，是要对古代经典再发现和新认识，以现念重新解经。教育部指定的中学生课外必读书中，唯一的先秦经典是《论语》，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推荐本是徐志刚教授的《论语通译》。我们不敢说此书有什么不对，但可以肯定地说，此书只是延续了封建文人为当时朝代服务的认识，而没有用现念去再发现和新认识。让中学生读这样的注解经典，自然是不读为好。

我们完全可以再发现和新认识这本中国人心目中的圣书——《论语》。书中有一句话使人对孔子颇有微词：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历来认为这表明孔子对少数民族的歧视，是典型的。现在，各民族和睦共处，这种歧视性的传统注解不利民族团结，只会助长。现在的读来自然不合时宜。

且不说孔子作为周的臣民，是否会冒杀头的危险把中原称为“诸夏”，但也没有必要沿用封建文人的注解。我们完全可以再发现和新认识，把这章断句为：“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意思是说“夷狄都心中有君，不这样（爱君尊君），是夏朝的灭亡原因”。夏被臣国商所灭，商被臣国周所灭，是同样的以下犯上，但孔子作为周的臣民，不便指责周，故只言夏，也是讲得通的。后儒的解释，原因想必是因为历朝历代都是以下犯上取得天下，而不敢直解。

对古典文学的认识篇3

我是一个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现在我发现一些阅读文学作品的问题，自己没有想清楚，特提出来请求帮助。

过去有一个时期，青年们很喜欢读中外古典小说，如“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安娜卡列尼娜”、“贵族之家”、“约翰·克利斯多夫”等书风行一时，而对于现代文学作品有些轻视，认为这些书比较简单，艺术性不高，因而看的人很少。自从这两年来提出厚今薄古，风气就转变了，大家逐渐着重于阅读现代文学作品。去年四月间，全上海市展开了轰轰烈烈的鲁迅奖章读书运动，号召大家阅读红，看红形成了热潮。像“青春之歌”“红旗谱”“红日”“苦菜花”“林海雪原”，都是大家争着借阅的小说。这些小说的作者塑造的各种英雄形象，对青年起了巨大的教育和鼓舞作用。许多青年写了读后感，表示要向书中的英雄人物学习。我认为这些都是非常可喜的现象。

但是现在在某些青年读者中却又产生了另一种偏向，他们根本反对阅读古典文学作品，认为只能阅读现代文学作品，有极少数青年甚至主张在现代文学作品中，只能阅读解放以后的作品，反对阅读解放以前的作品，他们认为旧时代的作品或者含有毒素，或者已经过时，没有现实教育意义。我们图书馆就有一位同志认为，“为了对读者负责，应该把古典小说收集起来入库，停止借阅。”有些读者也质问我们为什么还借出这些书籍？他们说阅读文学作品无非是为了帮助读者提高思想觉悟，但古典文学却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古典作家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不可能有马列主义的世界观，他们创作的作品在思想上和艺术形象上有极大的缺陷。如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由于他本人受时代和阶级出身的限制，以及落后世界观的影响，在他的作品中虽然以惊人的艺术力量，大胆地揭发暴露封建制度的腐朽和必然灭亡的命运，但是由于他对人世的看法是空虚幻灭，斗争前途是渺茫的；在他对地主阶级抗议的同时，也流露了痛苦情绪。他所塑造的正面人物贾宝玉和林黛玉，一方面是封建阶级的叛逆；但另一方面在这些人物身上又流露出对命运无可奈何的悲观情调，对斗争前途没有任何信心和希望。这种正面人物绝不能作为今天青年学习的榜样。他们认为不光是古典作品如此，就连现代的作品也有同样情形。比如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也揭露了封建制度的黑暗，在历史上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可是书中也宣扬了无政府主义、爱情至上主义和个人奋斗的思想，和今天的共产主义集体主义思想，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书中的英雄人物也值不得今天作为学习的榜样。积极作用已成过去，消极作用更加突出，所以古典作品和巴金作品都不宜给青年看。

他们认为如果让青年阅读古典文学作品，青年由于知识不足，缺乏分析批判能力，就容易受古典文学的不良影响。他们说，有些青年读西厢记时，对作品中反对封建门第的包办婚姻制度体会不深，而对于书中缠绵的爱情、人约黄昏的风流故事却谈得津津有味。读了莫泊桑的小说“俊友”之后，对巴黎资产阶级、贵族上流社会的享乐生活，非常羡慕，欣赏和响往所谓上流社会的爱情，宴会和华尔滋舞。至于作者有意识暴露法国政治的黑暗，以及杜洛阿这种人的卑鄙，反而认识不到，或者印象模糊。总而言之，他们阅读古典文学时，往往分不清楚那些是精华，那些是糟粕。再加上由于阶级出身和思想感情不健康，更容易受到书中的消极影响。因此，古典文学对于那些缺乏分析能力的青年来说，自然是害多而利少。与其读了容易中毒，倒不如不读为佳。

对于他们这种看法，我有些不同意见。我觉得应该多看现代小说，它的教育更直接，作用也更大。但是，古典文学以及其他旧时代的优秀作品也还是应该看的，因为它是人类文化遗产，它能帮助青年认识古代人的生活，增长知识。而且古典作品也刻划了不少正面人物，他们杀身成仁、追求真理的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也教导我们，对待古典文学应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因此，我觉得他们过分强调古典作品的消极一面而抹杀它的积极作用是不对的。可是我也没有充分的理由说服他们。所以，我提出下面两个问题，请编辑同志帮助解答。一、今天阅读古典文学作品到底有没有积极意义？阅读文学作品的目的是什么？是否就只是向书中的英雄人物学习？二、青年读者缺乏分析能力，能不能看古典文学作品，怎样才能提高他们的分析批判能力？

此致

对古典文学的认识篇4

关键词： 文学经典； 意识形态； 文学性

abstract: ancient literature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re two forms of concept, and so are ancient literary classics and contemporary literary classics.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s a factual description while ancient literature is an explanatory concept. ancient literature agrees with ancient literary classics whereas contemporary literary classics mean borrowing and variation of ancient literary classics, hence containing unavoidable imaginative elements. a confusion of these distinctions will result in some unnecessary theoretical perplexity, which occurred as the view of ideology of literary classics. with the removal of this confusion, we will discover the two side of literary activity, that is, literary classics and literary character. the hierarchization of these concepts means mainly a diagnosis, which is preliminary but won't continue till all related concepts are discriminated.

key words: literary classics; ideology; literary character

说到文学经典，我们就忍不住地想哪些文学作品是经典，比如我们会想《红楼梦》是经典，李白的诗是经典，《三国演义》是经典，《阿q正传》是经典；有时我们也认为《平凡的世界》是经典；我们也问这样的问题：当代文学里哪些是经典呢？大众文学里哪些是经典呢？如果例子想得少些，我们还能明白地说说文学经典指的是哪些，但一旦想起的例子多了，我们就会陷入迷惑，好像经典有很多种，每种经典的涵义都很不同，让人越想越糊涂。

一般来说，我们都注意到经典的树立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文学性，我们也叫它审美内涵；一是意识形态，就是各个利益集团不断争斗，为了自身的利益树立对己有利的经典。有学者认为经典之树立在于文学性，有学者认为主要是意识形态的作用。无论怎样，这两方面的争斗构成经典问题的主要讨论范围。但一般来说，学者们都注意到单纯从意识形态出发或单纯从文学性出发都会带来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所以往往采取调和的思路。也有学者看到经典有不同的层次，比如，我们谈论杜甫的诗作与谈论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是不一样的，前者具有一种成熟的风格和均衡的品质，如果有人否定杜甫的诗是经典而且言之成理，那可真是一个划时代的批评家了；后者则是实验型的，本身有一定缺陷，但引起人极大关注。我们一般把前者称为古代文学经典，而把后者称为当代文学经典。［1］119这样的区分是恰当的，但如果在古代文学经典和当代文学经典中都发现了一致的文学性或一致的意识形态作用，就再次把两个层次混淆在一块儿了。

我们一般思考经典问题的时候，都是沿着“经典是如何树立的”这样的思路进行的，这里试图另换一个思路，就是考察一下我们是怎样谈论经典的，不同的谈论方式是否有不同的涵义。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治疗”意识形态论带来的一系列混淆。

为了简便的缘故，在这儿首先提出经典的层次划分。我们一般在三个层次上谈论经典：一、古代经典，制作一系列的规则；二、古代文学经典，这是从现代文学观念看的，重点在文学形式上；三、当代经典，我们依据它来判断当代文学。从三个方面来说，经典都具有史的价值，都是在树立规则。

一、 经典是与生活的交织

英文里说起“文学经典”的时候有两个表达，一个是literary canon，一个是literary classic，都有规则或传统的意思。实际上传统就是规则，我们遵照传统而行事就是遵照传统给我们树立起来的规则行事。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经”与“典”是两个词，但两者的涵义大致是相通的。《说文解字》认为“经，织也。”《辞海》对此做了进一步的阐释：“经，织物的纵线，与‘纬’相对。”《说文》里的释义是比较古的，与经的原意比较接近。织是什么呢？是织入其中的意思，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形成规则，无论是经还是纬，都是赋予形式，使物得以显形。一块布，如果没有横线和纵线怎么织成一块布呢？所以“经”是一种条理化的规则。我们在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行为，这些行为如果没有一些规则把它们织到一起，就是混乱的，但一般来说，各个行为之间都会有一些关联，这些关联就需要通过某种方式把它们确定下来，使人们有章可循，这就是“经”的作用。“经”一旦树立，就会产生规约人们行为的作用。有了经，人们的行为就有了遵从的规则；二是与人们的生活交织在一起。“经”为人们的生活树立起规则，但不是说从此之后，这个规则就从人们的生活中独立出来，与人们的生活不相关了。“经”就是与人们的生活交织在一起的，古代不断有释经的行为，甚至有为了某种目的而造伪经的行为，这都是看到“经”实际上是交织在人们生活中的，它不是孤立地存在于某个高高在上的所在，向我们放射无比耀眼的光芒，那样想实在是一种误解。我们说经典的树立是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为什么树立经典？因为有需要。什么样的需要？可能是政治生活，可能是经济生活，可能是道德生活，可能是文化生活，等等。当然在古代，没有分得这么清楚，它是一种混合的规则，它可能就是结合着某种政治需要、文化需要等等而树立起来的文本典范。作为一种规则，它就不可能仅仅是文本表述自身的规则，它还包含着政治规则或者文化规则等等，就像《诗经》，它不仅仅是文学作品，或者它就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它可能本来就如《礼记·王制》所言是天子 “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注: 以上所引为《诗经》的采诗说，另有列士献诗说、孔子删诗说。参见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1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0-61页；亦见陆侃如、冯元君《中国诗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9页。]，后来演化为各种有教养活动的交流平台，所以你会看到对于《诗经》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些解释在我们现代人看来觉得不可思议，但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它就是那样恰切。

与“经”相连的是“典”。“典”的原义则为常道、法则。《尔雅·释诂》解释道：“典，常也”，“典”主要是一种树立起来的规则，而“经”不仅有这层意思，它还显现出一种形成的过程，显现与生活交织在一起的层面。“经”与“典”的词意在古代中国基本可以通用。可见在中国古代，经典的意义就在于树立规则，同时它又与人们的生活编织在一起。古代政治阐释和伦理阐释是主要的两条途径，所以古代的经典主要偏重于这两个方面。但这样是否就能说经典的树立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事呢？进而说文学经典的树立也同样是意识形态所致？

可以看到，诸多主张意识形态论的学者对此会持肯定的答复，而且看起来好像也顺理成章，因为古代经典的树立就是与生活中的各种政治、经济、伦理关系纠结在一起的，那么经典也正是在各种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形成的。但是我们看到，意识形态论有一个潜在的预设，就是文学与其他部分是分离开的。文学，有它独特的领域，它与其他意识形态部分有一个边界隔开，哪怕这个边界是非常模糊的。其实，强调文学审美内涵的观点也同样假设了这一边界，而且会把这个边界划得更清晰一些。这样思考经典问题，就会假定文学一直有其自己独特的性质，它或者拒斥其他因素的侵入，或者接受其他因素的侵入。但古代是否有这样的文学性呢？回答是否定的。可以说，这样想是拿现代文学的性质衡量古代文学。

二、 古代文学经典的涵义

我们先要说说“文学”这个概念。据乔纳森·卡勒说，“文学”(literature)一词晚到200年前才具有现代意义的，我们可以在18世纪末德国浪漫主义中找到它的踪迹，或者是以法国作家斯达尔夫人于公元1800年出版的一本书《文学与社会建制的关系》为标志。那么，什么是现代意义的文学呢？就是一种以想象性为主的写作。［2］21西方“文学”概念的演进与中国类似。中国古代并无现代意义的“文学”概念，但有相近的“文”的概念，只是这个“文”的概念比较驳杂，中国学术传统讲文史不分家，“文”这个概念也是如此。当然从魏晋开始，开始有了注重形式因素的“文”，与现代意义的“文学”概念相近，但在漫长的历史中并不占优势。比如宋太宗（977－984）时期修纂《太平御览》中“文”的分类为：1.序（文）；2.诗；3.赋；4.颂、赞、箴；5.碑；6.铭、铭志、七辞、连珠；7-8.御制；9.诏、策、诰、教、诫；10.章表、奏、劾奏；11.论、议、栈、启、书记；12.诔、吊文、哀辞、哀策；13.檄、移、露布；14.符、契券、铁券、过所、零丁；15.品量文章、叹赏、改易、诋诃；16.思疾、思迟；17.著书（上）；18.著书（下）、幼属文；19-20.史传。

离我们最近的清代，人们对“文学”的看法也与我们现在完全不同。比如清代张英、王士祯等撰的《渊鉴类函》中文学类分为：1.周易、尚书；2.春秋、礼记、史；3.书籍、帙、诵读、写书、藏书、校书、求书、载书负书、赐书、借书；4.文字、著述；5.文章（敏捷、叹赏）；6.诏、制诰、章奏、表、书记、檄、移、图、谶、符；7.诗、赋；8.七、颂；9.箴、铭、集序、论、射策、连珠、诔、碑文、哀辞、吊文；10.儒术、劝学、善诱；11.讲论、名理、好学；12.博学、幼学、从学、同学、废学；13.笔、砚；14.纸、墨、策、简、牍、札、刺、券契、封泥。

由此可见，现代意义的文学不过是古代“文”的分类的一部分而已。

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一词是晚清以来才由日本转译过来的。近代日本先借用中国“文学”一词来译literature，词义缩小定格为“以语言塑造形象来反映现实的艺术”，再传回到中国，成为后来中国“文学”概念的一个主导方向。［3］362但也不是说，这个译法一经传入，“文学”概念就再无疑义了，实际上，“文学”到底指什么经过了二三十年的探讨，这主要表现在20世纪初文学史写作上。如何书写文学史，如何确认文学史中的经典，这经过了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4］

我们看到，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文学的涵义都有演变，古典涵义与现代涵义有很大区别，而我们现在使用“文学”这个概念的时候，基本上是在现代涵义上使用的，因此我们在古代作品中用到“文学”一词的时候，要有一些历史意识。可以说，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构成方式。现代文学是在现代“文学”概念下产生出来的，它也包含对古代文学的追慕，但主要部分是文学的自觉。而古代文学则是现代的一种解释机制，我们当然能够发现很多作品是具有强烈的形式美特性的，比如诗赋词曲，但对古代“文学”的整体规划却是以现代“文学”观念为基础的。

文学史本身就是由经典树立起来的。我们在文学的历史中发现，古代有很多作品很符合我们现代的文学观念，因此我们很自然地将其称为文学经典。当我们谈论古代文学经典的时候，我们就是有意地忽略掉与文学无关的一些意识形态因素，这样做有利于发现哪些作品更具有形式审美内涵，这当然是以当代的文学观念在古代寻找“源流”，而且这样做是很有意义的，但不要忘了，任何溯源的举动都是一种阐释，假如在谈论经典的时候把这一假定忘记了，就会倒流为源，以疏为典。我们把古代文学经典从政治、道德语境中剥离出来，这本来就是一种解释，假如我们解释时，把它当作确定不变的事实了，就会发现古代文学经典是格外受到外部意识形态因素影响的。我们承认，古代经典(而不是文学经典)根本脱不开意识形态的干涉，但古代经典是一个事实性描述，而古代文学经典则是一种文学史解释，两者根本不是一种存在方式，虽然我们面对的可能是同一个对象，比如《诗经》。

所以文学经典的树立与古代经典的树立还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当然认为《诗经》是文学，但不等于说《诗经》经典化的过程就是文学经典化过程的一个范例，如果这么说就要犯错误。当然我们说古代文学经典的时候也就是指《诗经》、《史记》等等那些在古代负有文学之外使命的作品，这并不矛盾。同样是《诗经》，古代人看它与我们现代人看它完全是两个角度，我们也说《诗经》是文学经典，但我们说这话的含义不同于古代人说《诗》为五经之首的含义。所以不要把文学经典的《诗经》等同于古代经典的《诗经》。我们说的是同一个东西，但看的方式不一样。

由此，我们可以说，在文学经典的树立中当然有意识形态参与其中，而且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不是决定性因素。文学作品本身、政治力量、文学机构、公众意见共同构成了当时对文学[注: 此处用的“文学”一词极宽泛，它包含各种“文”与“笔”、“文”与“学”的概念分延，这也与不同时代树立经典作家的方式相符。]经典的选择，可能一时这个因素大些，一时那个因素大些，但没有哪个是决定力量。文学经典的树立是一种实践，没有一个不变的规则，过分强调其中一个因素就会产生偏差。文学作品本身，很容易被误解为文学性，一种纯粹的文学性。实际上，我们判断文学的时候都以某种文学独有的性质为基础的，但并不是说这是一个纯而又纯的文学性。没有这种东西：它潜伏着，等待我们去发现。文学性恰好就是在不断的讨论甚至是争论中显现出来的，它是生长出来的，不是一下子就有一个纯粹的本性放在那儿，它一诞生就带着各种各样的杂质，包括意识形态。所以不应该说，意识形态决定经典的设立，而应该说经典的设立里就包含着意识形态的作用。但这并不能证明文学经典一直以来就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了，古代文学这个概念更多的是现代文学概念的一个解释性应用，所以，一定要在古代文学经典中发现意识形态的决定性作用，是用错了力。这就好像我们评价一个人，我们先设置了一个完人的道德标准，然后发现没有一个人在道德上是完美的，因此就说，人都是坏的，都是为了各自私利而损害他人的，所以人的本质是不道德的。——这么说根本就没理解“道德”是怎么回事。

三、古代文学经典与当代作品

实际上，古代文学经典问题是基于现代文学观念的一个解释性评论，特别是基于当下文学观念的一个解释性评论，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评论呢？一个关键是通过梳理文学史来凸显当下文学观念，进而产生这样的想法：当代文学中有没有经典。[注: “当代”指的是1949年以来的这段时间，虽然这种划分颇为牵强，但从意识形态与文学关系的角度来看却也合适。现代文学从1919年算起不过30年的时间，对这段时间中的经典追溯与当代文学中的经典问题是紧密相连的。]古代有经典这是毋庸置疑的，这个经典是各种意识形态交织作用的产物。古代也有文学经典，但如我们前面指出的，这大部分是我们基于现代文学观念的一个梳理，当然这个梳理不那么强硬，不是用一把标尺，定一个尺度，不合适的就截去，合适的就留下。我们看到，的确有很大一部分作品与现代文学观念相吻合，而且离现代越近，吻合者越多。但毕竟古代文学是在现代文学观念烛照下才得以凸显出来的。

我们看到，文学史的编制实际上就是经典的序列。那么当代哪些是经典？这一问题似乎很奇怪，因为我们一直在谈当代文学经典。是的，但这和谈论古代文学经典有什么不同呢？前面我们谈到用意识形态来分析古代文学作品有些偏了，当代文学作品当然是与现代文学观念合拍的，它与意识形态有多大关系呢？

我们为什么要谈当代的经典呢？一个回答是，因为它们对我们最有紧迫性，我们要依据它们来判断其他作品。如此，这些当代经典就与古代经典有很大的不同。之所以树立当代文学经典，是为了显现当代文学性质为何，并依此判断其他当代作品。由于当代文学经典与政治意识形态联系过于紧密，在它身上过多地维系了政治诉求，或者说，文学经典的树立，很大程度上是意识形态的事，这一点在20世纪50-70年代尤为典范，而古代文学经典则是通过滤除各种意识形态因素确立起来的，所以，我们在谈起当代文学经典的时候，实际上对“经典”一词怀有谅解的心情。我们说卢新华的《伤痕》和刘心武的《班主任》是经典，但我们没有拿它和《红楼梦》比；我们说李季的《王贵和李香香》是经典，但我们没有拿它和古诗十九首比。我们的确谈论《班主任》这样的当代文学经典，我们也的确谈论所谓的红色经典，但这些经典与古代文学经典无疑不在一个层次上。

实际上，我们讨论经典问题的时候，往往是在不同层面上进行的。如果不能分清层次，就会产生概念上的混淆，以致出现“古代文学经典有很大一部分是意识形态树立起来的”这样的误解。如前面所指出的，古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构成方式，当代文学是一种事实性描述，而古代文学则是一种解释性概念，它是中国20世纪初以来的现代文学观念的应用和推演，所以说“古代文学经典由意识形态决定”是混淆了不同的概念结构，意识形态因素只应该在事实性描述中才有用力之处。

我们看到，当代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密切些，当代文学中各类所谓“经典”像走马灯一样的变幻不停，与意识形态的距离太近是一个主要原因。用意识形态来分析现当代文学还算恰当，但用来分析古代文学就会混淆事实与解释性现象。但作为一种事实存在的当代文学同样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假如有当代文学经典的话，那么这个经典的标准也会放得极低，与古代文学经典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充其量可以说是好的作品，如果把标准稍为提高，当代文学中是否存在经典就会成为一个悬案。如果当代文学经典问题消隐，那么它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问题也会消隐。由此可见，从意识形态出发来研究文学经典问题并不是一个恰切的角度。

让我们再转换一下角度。如果我们从古代文学经典与当代文学经典是两种经典形态这一事实出发，我们就会发现当代文学经典这一提法的更深层的涵义。无疑，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观念是一致的，而古代文学则是现代文学观念的一个扩展和但这并不代表纯而又纯的文学性体现在当代文学中，相反，它是在整理古代文学时出现的，我们恰恰是在古代文学中指认最具文学性的作品和代表作家，指认的方式就是将其树为经典，所以我们才会在各种文学史中看到经典作家的追认和经典作品的排列，并把他们看做文学性质的保障。可以说，文学经典与文学性不是两种文学活动，它们是一种文学活动的两面。那么当代文学经典呢？它是对古代文学经典的借用和变形，它是对一种构成性概念的借用，包含相当多的想象成分。所以我们看到，当代文学活动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这是一种事实描述，而当代文学经典概念则是一种构成性概念的借用，它的意义在于为当代文学指明方向，借以探究文学的界限和文学的性质。这么说不是把当代文学经典概念判断为一种假概念，而是指出这种概念活动的想象成分，指出它的局限以及它的积极意义。

由以上我们看到，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分析经典问题并不很恰切。那么是否就剩下文学性了呢？也不尽然。如果这个文学性指的是一种纯而又纯的标准，那么答案是否定的；如果文学性指的是一种变化的历史，这倒是可以接受的。我们不如把文学性当作一种引导，而不是决定，毕竟我们总要依据一些标准来进行判断，虽然这个标准不太牢固，但聊胜于无。我们更应该把文学性当作一种运动，经典是这种运动的另一面，两者是双向铸造的关系，而不是谁决定谁的关系。

［ 参 考 文 献 ］

［1］ 南帆．文学理论新读本［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

［2］ jonathan culler．literary theory［m］．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对古典文学的认识篇5

关键词：大学语文 古典文学作品 价值 现状 探究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12（c）-0231-02

大学语文是一门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目的在于对大学生语言文化方面的能力进行培养，从而促进大学生们人文修养的提高。对于非汉语言文学专业来说，大学语文课与专业性、针对性较强的专业课和技能课有较大不同，它的存在在于增进非文学专业大学生语言文学修养。大学语文在课程设置方面，不仅要考虑到对学生语言和文学阅读能力的培养，还需要考虑到大学生文学鉴赏能力及表达能力的培养。叶圣陶先生曾说过，大学生必须能够读书、能够作文，语文课就是很好的训练场地，古典文学作品都是先人留下的宝贵，必须熟知。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是我国传统文化凝结的精髓，具有独特的个性风貌和高度的审美价值，时至今日，它们仍具有重要的人文教育价值。因此，在探讨现阶段大学语文教材中古典文学作品减少的现状前，首先应对古典文学作品的价值有一定认识。

1 大学语文中古典文学作品的人文教育价值

古典文学作品是我国数千年来古人智慧的结晶，一定程度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对民族精神的塑造和民族情感的培养有重要意义，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国人。对于现代的学子来说，古典文学作品仍然蕴含着深厚的人文教育价值，是大学语文教学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1.1 古典文学作品中的内涵能够激发大学生们对真善美的追求

在不断向前的历史长河中，我国文化在积累中日趋深厚，最终形成了独具中华民族特色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沉淀为一种“仁爱、爱国、诚信、知礼”的内质，被人们一代代地传承下来。从《老子》中的“上善若水”，到《孟子》中的“老吾老，幼吾幼”，再到黄宗羲《原臣》中的“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都可以看出从古至今我国文人志士都在将“仁、爱”为己任，前赴后继地追寻和践行着传统美德。从我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早在先秦时期儒家就已经提出君子应“修身齐家”的观点，历代文人都在自己的作品中贯穿着对国家、人民、自己的理想抱负，并为此不断努力，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通过对古典文学作品的阅读，古人知礼诚信等美好品格必然会对大学生们产生积极的影响，激发他们对真善美的自觉追求。

1.2 阅读古典文学作品有利于当代大学生获得文化归属感

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继承和发扬，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实是对古人人格、精神的认同、继承和发扬。正是有了这些人一代代的思想基础积累，才形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精神基调，历代文人的人生道路和人生态度中其实包含着很多值得被人们关注和挖掘的人文精神因素。大学生们对古典文学作品的解读过程，实质上也是对作家思想感情、人生选择的了解和品评，是对作家优秀品质进行弘扬的过程。学生们喜欢屈原的《离骚》，喜欢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对杜甫心怀敬畏，这些都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在认同的过程中学生们往往会在不知觉中模仿和学习他们的人格精神。比如大学生们对陶渊明作品的喜爱，就是喜欢其中透出的率真和自然，对杜甫作品的喜爱则是其中透出的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透过这些古典文学作品，大学生们处处都能感受到自身内心深处相同的呼唤，有利于当代大学生获得文化归属感和安定感。

1.3 大学语文中的古典文学作品可促进大学生理想人格的培养

大学阶段的学习正是塑造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关键时期，大学生除了对本专业课程认真学习外，还应多进行课外阅读和学习，以实现全面发展。现阶段我国大学生在人文素质方面还存在着普遍偏低的问题，比如行为举止不够雅观，对长辈、老师缺乏礼貌等，在生活方面不少大学生过分依赖父母，自我中心主义较强，将传统的谦仁礼让抛之脑后，对同学、班级缺乏热情和关心。新版的《大学语文》教材包含主题众多，概括来说主要为仁者爱人、和而不同等，从这些主题也可以看出《大学语文》的主要目的在于培育大学生的理想人格。《大学语文》中选取的古文基本都包含着理想人格因子，如司马迁《史记》中的《魏公子列传》，其中记述了信陵君保存赵国的事件，从中可以看出信陵君的不畏、不矜富贵的一面，他的真诚与坦然透过文字扑面而来，《汉书》中的《苏武传》记述的是苏武出使匈奴的事迹，从中可以深刻感受到苏武的爱国之心。这些古典文学作品所透出的人性美好品质一面，都能够感染阅读者，对促进大学生理想人格的培养有重要意义。

2 现阶段大学语文教材中古典文学作品减少的现状

古典文学作品对大学生们的影响和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但从当前阶段大学语文教材来看，其中古典文学作品的学习却一直在减少。概括来说，主要呈现出以下现状。

2.1 大学语文古代文学教材和教学以中国文学史为主

明代以前，中国古代文化的正宗为诗词歌赋，杂剧、传奇、小说都属于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类别，要进入社会主流诗词唱和是必不可少的。清末科举被废除之前，对古代文学的学习主要目的在于促进写作能力和艺术品位的提升，文言文和旧体诗词写作在当时是读书之人必学的功课，唐宋诗词和韩柳古文也各有其实用价值。后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科举制度的废除，尤其白话文运动后，古典文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开始成为“文学遗产”。

由于受到西方风气和白话文运动的影响，大学讲堂学习文学逐渐由过去的富于灵性感悟的“文章学”过渡到条贯系统的“文学史”学习，中国文学届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但当时的士人还仅仅是将文学史作为入门中国文学的拐杖，希望学习者通过中国文学史由浅入深地学习古代文学，并没有将其作为古代文学学习的主流。随着胡适等人反对文言文开始，古代文学开始被列入“国故”之列，至此后古代文学自然就成为不适合青年学生模仿的文学，古代文人的偶像作用轰然倒塌，大学语文中的古代文学也开始重视文学史的教授而越来越忽视古典文学作品的学习。

20世纪40、50年代之前，很多大学语文教师都是作家、诗人兼学者，之后的大学语文教师能够亲自作文的越来越少，教师本身对古典文学作品的了解就不够深刻。新中国成立后的大学语文教材中的古代文学部分，基本都是通过文学史来完成的，古典文学教育实质上已经成为“史学教育”，在泛政治化严重的阶段，阶级性和人民性成为评价古代文学优劣的重要准绳。改革开放后，大学语文古代文学的教材依然以文学史为框架，直到今天大学语文中的古典文学作品越来越少，教学基本以文学史学习为范式，学生虽熟知文学史上的各个人名却很少真正去翻阅古典文学作品。

2.2 大学语文教学对知识的系统性与古代文学的特殊性顾此失彼

现阶段大学语文教学几乎皆以文学史学习为主，严格来说这种模式虽然较大程度地泯灭了古代文学学习的本质，但并非完全一无是处。现阶段大学语文教材中分章分节的写作形式与现代大学的教学模式更加相符，课堂上教师对时间和进度也更容易控制与掌握，学生们在笔记和知识梳理方面也更加方便。但古代文学教学演变到今天的大学语文教学，并非仅仅出于便利，更多的是出于现代学术形态的考虑，与传统文章流别一类著作相比，现代大学语文教材中的文学史更加符合“科学”特征、也更加“系统”。很多学者认为，这种教学模式更能够帮助古代文学找到出路，都能却无法让学生掌握我国文化和文学的精髓。

近百年来，我国教育界一直在力求先进性，对传统文化失去了信心，有关一个时代的文学或一种文体的研究越来越少。现阶段人们认为古典文学作品并不能算真正的学术研究，只有系统性的、具有归纳性质的才算得上真正的古代文学学术研究，无论教学还是治学都应遵循进化的观点。1949年后的大学语文教学，除了对科学性和系统性进行强调外，同时将政治性置于其中，尽管现阶段这种现象已经得到极大改观，但古代文学的课堂仍然着重知识的宏大性和系统性。而古代文学本身是以作品为支撑的文学，它的特殊性决定了其不能完全按照年代、人物来分门别类系统学习。中国古代文学与古代史虽然都属于人文学科，但知识特征却完全不同。学习中国古代史，学生并不能了解当时的具体文学作品内容和范式，并不能真正感受到当时的文学意境。古代文学是一种饱含着情感温度的课程，而能够激活这种温度的只有古典文学作品，但古代文学从文学作品向文学史的过渡，无疑会导致大学语文教学对知识的系统性与古代文学的特殊性顾此失彼。

3 对现阶段大学语文教材中古典文学作品减少的思考

现阶段的大学生们在学习古代文学之前，很少接触古典文学作品，系统性的知识体系学习使他们身处云里雾里，对中国古代文学并不能有真正的心得体会。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个时期一样，高等教育的教学主体对古典文学双双无视，现代大学生古典文学功底较低已经成为无可辩驳的事实。可以断言，如果大学语文教材一直如此忽略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那么在不久的将来古典文学真的会变成一种“死”的文学。因此，现阶段大学语文教学必须对大学语文教学课程开设的真正功用和成效及语文教材中古典文学作品减少进行思考。

对中国的语言来说，古典文学无疑是其根基所在，同时也是民族文化的精髓所在。20世纪之前的中国文献，由于都是文言所著，几乎都可以列入古典文学，说得直白些，中国文化几乎全部存在于古典文学作品中。古典文学作品本身就是中华民族智慧的体现，虽然数千年来历史发生了无数的变化，但古典文学作品所传承的精神内涵却并没有太大变化，通过古典文学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千百年前的中国，就像跟古人对话一样明了千百年前的中国文化。正是古典文学作品的连接，促使我们的传统文化继承不会被中断，才推动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如果没有古典文学作品，现代的语言和书写将会失去自己的文化之根，处于游离状态，网络语和流行语的夹击将会使我国的语言与文化越来越芜杂而贫薄，而语言与文化一旦芜杂，民族智力与创造力也将失去维系的重心。

针对这一现状，大学语文古代文学教学的当务之急在于将其以文学史教学为中心向以古典文学作品为中心转变，正本清源，在课堂上迎接文学本位的重新回归。应立足当今大学生的实际水平，重拾中国古代的诗学和文章学，不再将古典文学作品看做“文学史参考资料”的存在，而是将“中国文学史”转变为中国古代文学的“辅助教材”。对古代诗歌的分析应立足古代的诗学，对古代文章的分析立足古代文章学，将文学史上的每个名字都与其作品对上号，每个朝代的文章都与其时代特征对上号，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刻和细腻地感受到古人的生命体验和文学技巧。可以对西方的文论和美学系统学习，然后将其与古典文学独特的艺术价值进行比较，从而在双向的理论体系和范畴下更好地认识我国古代文学。

大学语文教材在对古典文学作品进行选择的过程中，不仅应考虑到古人与今人审美标准的不同，同时应对各个朝代、各种文体的代表作尽可能地选取，对那些直到今天仍然拥有旺盛艺术生命力的作品加以选讲。此外，为了让下一代对古代文学精髓可以真正领悟，在对古代文学作家作品进行讲析时，最好将西方文学理论范畴实施闲置，通过古代诗学和文章学对古典作品进行分析。当前大学语文教材应重开“历代作品选讲”，将古代文学真正地激活，使其由一种已死的“遗产”转变为一种仍然活在当下的文学，并促使其融入当代文学和文化的建构之中。

参考文献

[1] 王娟.关于课改背景下高师院校古代文学教学的思考[J].大学教育，2014，2（15）：21-22.

[2] 胡辉洲.学习文化的构建与文学经典阅读[J].文学教育（下），2010，1（1）：44-46.

[3] 田维武.文学经典阅读及其思想教育功能[J].文学教育（下），2010，4（8）：77-80.

[4] 邵炳军，张静，路艳艳.文学“元典”教学在古代文学课程中应给予更有力的关注[J].中国大学教学，2007，2（28）：33-36.

对古典文学的认识篇6

文学思潮是文学对现代性的反应。什么是现代性呢？简言之，就是使现代社会成为可能的东西。现代性的核心是现性精神，包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正是现代性的发生和发展使文学具有了自觉性，产生了不同的文学思潮，如回应现代性、呼吁理性精神的启蒙主义、反抗理性桎梏和城市文明束缚的浪漫主义、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黑暗、堕落的现实主义以及全面抗议现代性导致的异化的现代主义等。那么，古典主义是什么？古典主义是对现代性的政治形式——现代民族国家的回应。那么什么是现代民族国家呢？吉登斯的定义是：“民族-国家存在于由他民族-国家所组成的联合体之中，它是统治的一系列制度模式，它对业已划定边界（国界）的领土实施行政垄断，它的统治靠法律以及对内外暴力工具的直接控制而得以维护。”[2]民族国家是现代性的产物，是现代性催生的和赖以存在的政治实体，它相对于朝代国家而言。传统国家是朝代国家，其合法性在于神意，君主不是以民族代表的身份而是以神的名义进行统治。现代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在于民意，国家是以民族利益代表的身份进行统治，这是理性精神在政治领域的实现。现代民族国家的充分形式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其前身或初级形式是被吉登斯称为“绝对主义国家”的中央集权的王朝国家。吉登斯认为：“在绝对主义（absolutist）国家中，我们发现了与传统国家这一形态的断裂，这预示着继之而来的民族-国家的发展。自绝对主义（absolutism）时代始，与非个人的行政权力观念相联系的主权观念以及一系列与之相关的政治理念，就已逐步成为现代国家的组成部分。”[3]法国路易十四王朝就是典型的“绝对主义时期”的现代民族国家，它一方面联合新兴的市民阶级压制封建贵族，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民族利益；另一方面它并不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是封建王朝，因此只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初级形式。马克思指出，在法国，君主****是“作为文明的中心、作为民族统一的奠基者”[4]而出现的。新古典主义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欧洲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运动是与争取实现现代性的运动相始终的，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成为实现现代性的任务之一。

中国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是在鸦片战争之后被历史地提出来的。中国传统国家也是朝代国家，是一家一姓的“朝代”，“朕即国家”，家天下；皇权的合法性在于天意，而不是民族的代表。同时，由于自以为是世界中心的“天朝大国”，不承认还有其他平等的国家，因此也不把自己看作是“国家”，而是看作“天下”。只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在资本主义列强的冲击之下，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才被提出来，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诉求就表现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

从根本上说，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与实现现代性的任务应当是一致的。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建设现代性的任务也得到推进；同时，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也成为建设现代性的一个方面。但是在中国却与欧洲不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与实现现代性的任务产生了冲突。中国本土没有自发地产生现代性的条件，只能从西方引进。这就是说，中国的现代性是外发型的，是由西方引进而非从自身产生的，因此具有外源性；是由于落后挨打不得不进行的选择，而非由于自身发展的要求而产生的诉求，因此具有外迫性。外源性导致中国现代性缺乏传统的“支援意识”；外迫性导致中国现代性诉求不坚定。因此，中国现代性先天不足，容易夭折。而由于中国处于西方列强的压迫下，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意味着首先争取民族独立，反抗西方列强。这样，实现现代性要求向西方学习，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则要求反抗西方。这样，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必然发生冲突：要实现现代性就必须学习西方，走西方的道路，从而导致反传统；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又必须反对西方帝国主义，走反西方的道路，从而导致认同传统，从传统中获取“支援意识”。中国必须进行两难的选择。由于民族危亡的迫切性，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压倒了实现现代性的任务，为了建设现代民族国家不得不牺牲现代性，甚至反现代性。这就是说，20世纪中国面临的任务首先不是实现现代性，而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了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又必须采取反（西方）现代性的立场。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文化革命的历史阶段，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与实现现代性的任务还大体上一致，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与引进科学、民主并行不悖，因此启蒙主义（包括文学启蒙主义）是主潮。但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压倒了实现现代性的任务。五四新文化运动刚开展数年，启蒙任务远没有完成，社会革命风暴突起，启蒙运动中止。这时，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矛盾突现。由于辛亥革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尝试失败，于是选择以反（西方）现代性的方式完成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都是采用了非西方的革命道路，都接受了苏联的政治革命模式，其历史任务都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而实现科学、民主的现代性任务被搁置，甚至成为批判的对象。这就是所谓“救亡压倒启蒙”的真正涵义。这种历史要求使五四启蒙主义中断，新古典主义登上了历史舞台。

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新古典主义都是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回应，这是新古典主义的根本性质。为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必须动员一切政治的、文化的力量。特别是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阶段——“绝对主义国家”时期，更需要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的支持，以造就民族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支持绝对主义国家的文化力量是政治理性。法国路易十四时期，适应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宰相黎塞留大力提倡新古典主义，推动了新古典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在英国的王政复辟时期也产生了新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有几个基本特征：第一，高扬理性，认为理性是人的本质，也是文学的本质。认为理性就是真实，就是自然。法国新古典主义理论家布瓦洛提出：

“首先须爱理性：愿你的一切文章

永远只凭理性获得价值和光芒。”1

这个理性是群体理性。新古典主义的群体理性是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正面回应。它强调个体情感、欲望必须服从国家、社会的责任。新古典主义悲剧就突现了个体对社会责任的牺牲而显示的崇高。第二，尊崇古代文学典范，强调服从权威，认为“摹仿自然就是摹仿古代准则”（蒲泊）。第三，认为文学形象应当体现某种普遍人性，形成人物形象的“类型”说。蒲泊就提出“诗人的任务是细查类型，而非细查个别”。第四，“高级的题材”和崇高的风格。新古典主义具有贵族文学的精神气质，它认为悲剧反映上层社会生活，是高级题材；而喜剧反映下层社会生活，是低级题材（布瓦洛）。古典主义往往选取古希腊、罗马的题材，描写宫廷贵族的生活。它的语言典雅、气质高贵、风格崇高，表现人性的伟大。第五，讲求艺术规范，认为共同规范比个性创造更为重要。尤其是新古典主义的“三一律”，给戏剧制定了不容违反的形式规则。这是理性主义在文学形式上的表现。

新古典主义产生于法国，也流传于英国、德国和意大利等欧洲诸国。但对中国产生直接影响的是苏联的新古典主义即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十月革命后苏联建立了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其基本特征是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这是吉登斯说的“绝对主义”国家的基本特征。这种“绝对主义”国家要求政治理性的支持，而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斯大林主义就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文学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于是，按照国家意志，就造就了苏联的新古典主义文学思潮。这个文学思潮是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名称出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是现实主义，而是新古典主义，有这样几个理由：

第一，二者的历史定位不同。现实主义不认同现代性，不顺应国家意识形态，它是对资本主义的揭露和批判，是对现代性的阴暗面的抨击，因此具有了文学现代性；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对“绝对主义国家”的认同，顺应国家意识形态，以肯定现实为主要倾向，因此是前现代性的文学。

第二，二者的意识形态基础不同。现实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是人道主义，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是政治理性即国家意识形态。现实主义关注小人物的个体的命运，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关注阶级的命运和国家的责任。

第三，现实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实证主义，主张客观性，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反映论和意识形态论。所谓“反映现实的本质”是被意识形态立场所规定的，因此更强调文学的理想性和意识形态性。

第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虽然自称继承了现实主义精神，但实质上对19世纪现实主义持批判态度，认为它是资产阶级文学形式，缺乏理想性，只批判不肯定，不能反映现实的本质和历史的发展趋势等等，这样就离开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品质。

第五，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新古典主义性质除了上述表现以外，还体现为诸如“典型化”等形式规范以及崇高的风格。总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符合了新古典主义的尊崇理性、讲求规范的基本特征。

中国的历史条件为新古典主义铺就了丰厚的土壤，造就了中国新古典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处于启蒙时代，启蒙理性成为时代精神。五四文学思潮一直被错误地称为五四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实际上属于启蒙主义，这是由其与现代性的关系决定的：它呼吁和讴歌现科学、民主，批判封建主义，是对现代性的正面回应。1但是，启蒙运动行之未久，由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压倒了实现现代性的任务，革命取代了启蒙。社会革命需要新古典主义，也产生和延续了新古典主义，法国大革命如此，苏联革命如此，中国革命也如此。作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手段的中国革命，需要政治理性以及建立于其上的新古典主义文学思潮的支持。因此，五四以后，苏联的新古典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引进，启蒙主义退出历史舞台。新古典主义的历史定位在于适应了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需要，而在中国，这个历史任务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的。革命胜利以后，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采用了苏联模式。苏联模式的国家社会主义需要政治理性的支持，因此作为国家意志的主流意识形态成为文学的主导思想，新古典主义不仅被延续，而且更为彻底，也走向僵化。从“革命文学”论争到左翼文学运动、抗战文学和延安整风，以及解放以后的社会主义文学时期的“革命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新古典主义形成、发展，直到“文革”推出“样板戏”和“三突出”原则而走向终结，新古典主义主导了中国文坛达半个多世纪。

此外，新古典主义的产生也有中国文学的理性主义传统的基础。正如欧洲新古典主义继承了古希腊、罗马文学的理性精神一样，中国文学的新古典主义也继承了古典文学的理性传统。中国文学本身具有强大的理性传统，只不过这个理性不是现性，而是前现代的道德理性。五四文学虽然冲击了传统理性，但并没有使之寿终正寝。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传统的道德理性转化为新的政治理性，而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新古典主义文学。五四文学的接受西方的启蒙主义没有来自传统的“支援意识”，因此中途夭折。而中国顺利地接受了苏联的新古典主义，且根基深固、持续长久，则有赖于理性主义文学传统的“支援意识”。

无论是“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还是“两结合”，都是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变体，都是新古典主义的中国形式。中国的新古典主义是对现实主义的批判。从“革命文学”论争到左翼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一直都在理论上批判现实主义，自认为是对“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的革命。五四启蒙主义被误解为现实主义，并被归结为资产阶级批判现实主义一类。它的科学、民主精神和人道主义被当作资产阶级意识，启蒙任务和对“国民性”的批判被认为是过时的了。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引进中国之初，就鲜明地针对现实主义和五四启蒙主义（被当作现实主义）。周扬认为：“现实主义者攻击了现实的丑恶，暴露了缺点，但是他们止于批评，并没有积极的建树。”“由于作家世界观的桎梏和缺陷，它并没有达到生活的真实的全面的反映。”2周扬还认为，旧现实主义的批判性已经过时了，革命现实主义应当变批判为歌颂，因为“现在，阿q们抬起头来了。关于觉醒了的阿q值得写一部更大的作品”。3《讲话》发表以后，特别是建国以后，对“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的批判进一步加强，而粉饰现实的倾向日益加强。这样。革命文学就否定了现实主义的基本精神——批判性。革命文学自称为“革命现实主义”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方面自认为克服了“批判现实主义”的缺陷，同时也认为继承和发扬了现实主义精神。实际上，革命文学对现实主义的接受是一种“误读”。它把现实主义理解为“真实地反映现实”而抹杀了现实主义的本质——对现代性带来的社会灾难的揭露、批判。这样，就可以推导出“革命现实主义”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对现实的肯定，因为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本身是光明的，反映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的现实就意味着歌颂现实。前面已经说过，现实主义是对现代性带来的社会灾难的揭露、批判，它不会肯定现实，更不是歌颂现实。否定了这一点，就离开了现实主义的基本精神。而革命现实主义就在这方面离开了现实主义，成为新古典主义。

革命文学也是对五四启蒙主义的反拨。“革命文学”论争是接受苏联文学思想，批判五四启蒙主义的开端。30年代正式引进和接受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原则上与五四启蒙主义划清了界限，形成了中国“革命现实主义”思潮。五四启蒙主义被误认为“资产阶级现实主义”，它的人道主义、个性解放思想被当作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被批判。这种批判在〈〈讲话〉〉发表以后和建国以后进一步得到加强。

中国新古典主义具有一般新古典主义的特征，也具有自己的特殊性。首先，中国新古典主义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尤其是强烈的政治理性主义。苏联的新古典主义在主张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的同时，还注重文学的客观性（反映论），而中国新古典主义却更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性，不那么强调文学的认识论意义。这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得到明确地表述。《讲话》没有从文学是什么的科学角度谈起，而是从“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意识形态角度谈起；它没有运用反映论确定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认识，而是大谈文学的阶级性以及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苏联的新古典主义主张文学的意识形态性，但还没有局限于政治性，还包括道德等方面。中国新古典主义不仅明确主张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鲜明地宣称“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中国新古典主义作家不是采用私人视角，而是采用阶级视角；不是采用多方面的生活视角，而是采用单一的政治视角。新古典主义文学作品也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如《子夜》通过对中国社会的描写形象地表达了作者对中国革命的信念；至于“革命样板戏”更极端地突出了（而且是偏执化的）意识形态性、政治性。中国新古典主义的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尤其是强烈的政治性既出自中国文化的实用理性传统，也是由中国革命的严酷性造成的，它需要文学参与革命斗争，需要突出文学的阶级意识。当然，建国以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思潮助长了新古典主义的政治理性主义，但这仍然要从“国家社会主义”体制本身寻找根源。

其次，中国新古典主义注重选取重大社会政治题材，突出了崇高的风格。它不是选取关注个体命运的立场，而是选取关注阶级、民族的命运的立场。这是政治理性主义在文学题材方面的表现。同时，中国新古典主义也突出了崇高的风格，它讴歌社会革命中的英雄人物，展示无产阶级性的伟大和崇高。不仅在“革命现实主义”时期是如此，而且在解放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两结合”时期也是如此；以后竟至完全排除了非社会政治题材和其他美学风格，如“文革”前和“文革”中阶级斗争题材的绝对化、对“反题材决定论”和“时代精神会合论”的批判；“革命样板戏”更是把这种倾向推倒极致， “塑造高大完美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 成为文艺的“根本任务”。

还有，中国新古典主义表现了强烈的理想主义和乐观精神。它突出了理想主义，并认为这是区别于“批判现实主义”的特征。《讲话》提出文艺“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在“两结合”中，更强调和突出了理想主义。所谓“两结合”实际上是强调政治理想主义，因为这里的“浪漫主义”被理解为理想主义。这是中国新古典主义区别于欧洲新古典主义和苏联新古典主义之处。新古典主义不是客观地描写现实，而是按照理想主义原则描写现实中还没有发生或还没有成为普遍事实的东西；不是展示人性和社会生活的黑暗面，而是展示光明的未来。这就是所谓“反映现实的本质”。在《讲话》中就已经批判了“写黑暗”和“写黑暗与光明并重”的主张，指出“以写光明为主”；在解放以后更强调颂扬社会主义的光明面。在“革命样板戏”中，这种理想主义更发挥到极致。同样，与欧洲新古典主义不同，中国新古典主义没有形成悲剧意识，它不是表达个体对社会责任作出牺牲的悲痛，而是展现个体牺牲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因此，中国新古典主义充满了乐观精神，坚信个体的牺牲是完全值得的，革命必将胜利，。这种理想主义和乐观精神既来源于中国的集体理性和“乐感文化”（李泽厚），也出自鼓舞革命斗争意志的需要。

最后，中国新古典主义形成了自己的形式规范。中国新古典主义也遵循了一般新古典主义的人物类型化原则，苏联新古典主义的形式规范如“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得到继承，这种“典型”被确定为“共性与个性的统一”，而共性即阶级性是个性的本质。而且不仅如此，中国新古典主义还创造了更为特殊的形式规范，最明显的是“样板戏创作经验”如“三突出”原则等。

需要指明的是，中国的新古典主义与欧洲新古典主义不同，它不具有贵族气质和高雅风格，相反，它具有平民气质和通俗化风格。这是由中国“新式农民革命”的性质决定的。它要求革命文学贴近工农大众，为工农大众所喜闻乐见，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学的平民化和通俗性也有中国文学的平民性传统的影响。欧洲“绝对主义国家”是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文学以宫廷趣味为中心，因此欧洲新古典主义继承了贵族文学传统。中国革命致力于建立工农政权，工农成为文学的主要对象，而且中国贵族文学传统薄弱，平民文学传统强大。因此，革命文学具有平民气质和通俗化风格。革命文学反映工人、农民的革命斗争生活，形式通俗。它提倡大众化，认为普及先于提高。但是，这种通俗化也不等于通俗文学，它对以消遣娱乐为特征的现代通俗文学是排斥的；它是革命的政治内容与通俗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因此属于严肃文学范围。

历史在五四以后拐了个弯，由实现现代性转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现代性思潮退潮。与此相应，文学思潮也跟着拐了个弯，由启蒙主义转回到新古典主义。从直线进化论的角度上看，这似乎是倒退，而从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看，这正是一种必要的迂回，因为只有完成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才能进一步完成实现现代性的任务。只有在这个历史前提下才能接续未完成的启蒙主义任务，并进而建设具有现代性的中国文学。中国新古典主义的历史作用是适应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需要，发挥了推进革命的功能。但是，对文学而言，不可避免地出现这种情况，即文学为历史作出了牺牲。中国的新古典主义对五四启蒙主义而言，在审美价值上有所退步，从五四文学的高度上跌落下来。而对于五四以后的非主流的文学思潮（如对于老舍代表的现实主义和沈从文代表的浪漫主义以及各种现代主义流派）而言，这种落差就更为明显。至于建国以后到“文革”时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两结合”文学的负面教训恐怕要大于正面经验。由于新古典主义是五四启蒙主义的逆转，它虽然具有历史的依据，但并没有达到时代的最高水平，尤其是后期加剧的的公式化、概念化以及僵化的政治理性主义违背了文学自身的规律，所以从总体上说，革命文学的艺术成就不高。文学对历史的牺牲是历史需要与精神自由之间的矛盾造成的。历史进步并不一定意味着人的价值的提高，而往往是以对人的价值特别是精神自由的牺牲为代价的。这就是所谓“历史与道德的二律背反”。文学作为“自由的精神生产”，往往要为历史作出更大的牺牲。明白了这一点，就明白了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最大秘密。

随着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任务的基本完成，建设现代性的任务又提到日程上来。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接续了五四启蒙传统，完成五四未完成的建设现代性的任务。与此相应，新古典主义文学思潮也退出历史舞台，新的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崛起。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特别是在90年代兴起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启蒙主义退潮，多元的现代文学思潮形成，如以“新写实主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以各种先锋派为代表的现代主义等。当然，新古典主义并没有完全消失，它的影响依然存在。这是由于中国现代性建设还没有完成，还保留着传统社会主义的痕迹。但是，新古典主义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它的生命力已经枯竭，不可能主导当代文学了。新古典主义退出历史舞台，是历史的选择，也是文学自身发展的要求。它留下的历史经验，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参考文献：

[1] 参阅杨春时《古典主义传统与当代文艺思潮》，《北方论丛》1988年第3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批判》，《文艺评论》1989年第2期。

[2] 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47页。

[3] 同上书，第4——5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72页。

1 伍蠡甫编《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291页。

1 参阅杨春时《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还是启蒙主义——现代性视野中的五四文学思潮》，载《厦门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对古典文学的认识篇7

长期以来，学科分工所造成古代与现代尔疆彼界。是否可以尝试另外的思路：既突破“古”“今”之间的学术疆界，又不至于混淆“古”“今”之间的学术界限，在细心的辨析中总揽相关学科之间并行而又互相纠缠的生动景观。比如，20世纪新文艺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不可能不与20世纪古典文学思想的研究发生纠葛。既然如此，当我们回顾百年历史中的古典文学思想研究时，就不能只限于考察现代学人对传统批评著作和传统批评理论的兴趣，而应该同时考察他们的这种兴趣实际辐射到哪些现代文学思想领域。要之，由于我们所关注的对象是现代的文学思考者对古典文学思想的思考，又因为20世纪的新文学有着与传统文学全然不同的文化价值追求，所以，沿着“现代”与“古典”并存而纠缠的双行思路去探询，应是题中应有之义。

首先，我们先关注一下王国维。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现代学人，很容易觉得中国文化思想在整体上擅长于历史叙述而缺乏哲学思考，于是，出于批判改造之意，必然要引西人思辩之长以改造传统文化思想。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就既是传统词学批评的一种自然延续，又是20世纪新学人批判旧说而另立新说的“先锋”行为。换言之，王氏既可以看作是新文艺学思想的奠基者，又可以看作是治传统文学批评的先行者，这双重属性恰恰也是当时中国之文化形势的生动体现。在某种意义上，王国维的研究，已经在尝试着20世纪末人们所说的“转型”；为什么在百年之后的今天，人们还在吁求“转型”呢？

“转型”必需的前提就是不因循既定的格式套路。一般研究者多认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作为现代学科的确立，是以黄侃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心雕龙》课程并最终写成《文心雕龙札记》为标志的。循着这种规范的学术思路，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或者被确认为传统文学批评的自然延续，或者被确认为同其《红楼梦评论》一样，是当时以西方思潮为动因而展开的新文学批评，总之是不宜拿它来当20世纪古典文学批评之研究的开山著作！而现在想提请大家讨论的是：这样一种规范的思路，是否可以与另一种思路连通？我认为是有必要的。

于是，可以尝试双行思路。而一旦超越了单行思路，就会生成为多维思路。王运熙先生曾呼吁过，古代文学批评的研究，应该重视作家作品评论中所具体展开的古典文学思想。这一呼吁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响应。举一反三，我们其实还可以意识到，在进入20世纪以后，古典文学思想的展开方式将是多维的：既可以在纯粹的古典文学思想以及古代文学批评史的专门化研究中展开，又可以在具备了新与旧、中与西之思想冲撞运动的文学批评实践中展开，还可以在新世纪人们创建民族文学理论体系的思考中展开，等等。其中，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中国走向更加开放的大形势下展开的学术思维，不可能不具备中西比较的思维态势，但这必须是具有原创性的，不宜因循于既定的比较模式。比如，人们早已习惯了这样的认识：西方文化善于逻辑推理，中国文化善于直觉感悟，其实，我们何妨一问：那种被称作逻辑的东西，是否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发现百年以来人们以西方逻辑思维模式审视中国古典文学思想时所可能出现的错觉和误解。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尝试着去发现中国古典文学思想，以及其所体现的哲学思想、美学思想、政治思想等所具有的逻辑理性——不同于西方的另一种逻辑理性。

不论是多维展开方式的确认，还是对中国传统逻辑理性的“证明”，都要求我们具备一个“思想者”所应该有的强烈的“问题意识”，捕捉真正的“问题”，于是就成为我们最为艰巨的学术任务。在这里，有以下几个“问题”，希望能引起人们的关注：

古典文学思想的现代延伸方式与现代高校文学教育。只要回顾一下已经流行起来的古典文学批评方面的研究著作，就不难发现，其中很多是作为高校文科教材或教学参考书而出现的，于是，大学文科教育就自然成了古典文学思想之现代延伸方式的基础，也自然就成了我们的基本关注点。百年以来中国高等学校的文学教育思路，以及其中相应的古典文学的内容，究竟有哪些“问题”值得思考呢？

现代“文学思考者”的汉语文化情结。20世纪，对中国来说，意味着新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而因为这种新文化又是西方文化与中国国情的历史结合，所以，也就意味着西学东渐、洋学华化的历史过程。身处这一历史过程之中，而就文学之价值进行思考的中国现代的“文学思考者”，之所以始终不曾放弃对中国古典文学思想的关注，说透了，有一种民族文化意识在起作用。尽管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而反对文言，并因此而产生了现代汉语，但是，一旦问题提到民族文化情结的层次上，一切就融会为整合性的汉语文化意识了。既然文学具有作为语言艺术的性质，那么，汉语文化环境中的文学以及文学思想，就应该具有超越时代而贯通古今的一致性。要之，关注于这种古今一致的汉语文化语境——民族文化情结，就有可能合理解释20世纪百年以来所有文学性思考的古今两难之题。

对古典文学的认识篇8

【关键词】古典诗歌 鉴赏 教学 问题 对策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02-0088-01

古典诗歌是我们民族文化中的一朵奇葩，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瑰宝。一直以来，许多文学爱好者就不断的学习、体味、挖掘古典诗歌的精粹。在中学语文课本里，古典诗歌占有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因为应试教育的需要，一些语文教育工作者越来越背离了我们的教学宗旨和目的，使我们现在的古典诗歌鉴赏教学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就当前而言，高中语文古典诗歌鉴赏教学主要存在以下方面的问题迫切需要引起我们教育工作者的重视。

一、古典诗歌鉴赏的教学方法落后单一

诗歌教学方法的过于单一，是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在教学过程中，主要使用的是讲授法（口述法），对教材不加斟酌处理，照搬照抄教参教案，缺少创新精神，不管是什么样的诗歌都把它当作一般的文章来教，像流水作业线一样：先是介绍作者和背景材料，然后是读诗文，接着是讲解内容和分析中心思想，最后是总结艺术特色，在这个过程中，老师按照设计好的程序来进行，学生只是跟着记、读、背。这样把原本生动精彩的古典诗歌公式化、程序化，显得极为单调枯燥。

二、对古典诗歌鉴赏的教学局限于教材本身

古典诗歌的教学，其灵活性应该说是非常大的，不论教学形式、教学方法，还是教材选择方面，都有很大的自由选择空间。但是我们现在不少语文教育工作者，在教材的选择和处理上，存在着以讲授讲透课本知识为原则的现象，不对课本以外的相关知识内容作相比较的分析阅读，缺少必要的知识拓展和延伸，也就是纯粹的“教课本”，而不是“用课本”。

所以在古典诗歌教学中，不能一味地以文本为中心，不能过分局限于教材内容，它还需要注重调动读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能动性，在课本以外，扩大学生的阅读量，让学生在丰厚的积累过程中，提升认知与感悟能力，这样才能够更好地去发掘出文本本身的多重内涵。

三、对古典诗歌文本解读能力还需全面科学

语文教师不能正确或者全面解读古典诗歌的幼稚之举在教学中时有发生，部分语文老师对所教古典诗歌作品的理解不够到位，往往采取望文生义、断章取义的主观臆造，所以，在诗歌教学活动中，教师同样需要不断学习充电，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能力，成为专家学者型的老师。

当然，除了以上主要的问题，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不足。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回避，只能在新课改理念下不断地加强教改，提高教学业务水平能力，改善教学方式，取得教学长进。

一、采取多样教学手段和方法进行古典诗歌鉴赏教学

新课程改革所紧扣的是培养学生能力、素养，要坚持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课堂为主线”的理念，把课堂真正交给学生，借助多媒体等现代教学工具手段，利用文字、图片、音乐等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对古典诗歌意象更形象生动的感悟。通过自主学习，探究学习，合作学习的模式，提高学生对古典诗歌的文、理、意、情等的把握。

二、以教材为依据拓展古典诗歌的素材和内涵

在古典诗歌鉴赏教学中，不能只是单纯地以文本为中心，不要仅局限于教材内容，还需要注重调动读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能动性，在课本以外，扩大学生的阅读量，让学生在丰厚的积累过程中，提升认知与感悟能力，这样才能够更好地去发掘出文本本身及文本之外的多重内涵。

鉴赏古代诗歌，我们要通过对诗句、字词的准确理解，了解作品的意旨、体会作者的情感。而要准确解读整个诗歌，我们就必须认真研读诗歌中的意象。

所谓意象就是指的诗歌作品中凝聚着作者主观情感的形象。这一艺术形象，即诗人所写之“景”，所咏之“物”。不外乎这几类：人物形象（包括英雄、亲属、友人等）、自然形象（包括植物、动物、地域风情等）、音乐曲调形象等。

所以，我们读完诗歌，就要看诗歌中塑造的是什么形象，形象把握住了，作者的感彩也就基本上把握住了。

在平时的古典诗歌鉴赏学习训练中，我们要学会把握一些有代表性的意象。一般而言，如杜鹃（杜宇、子规）――啼血、不如归去――纯洁、失意、哀怨、悲凉思归等；孔雀徘徊、鸳鸯戏水――恋偶、和美自在、幸福美满；鸿雁传书――寄托情思，充满浪漫色彩；杨花、柳絮、浮萍――身世飘零、萧瑟悲凉、感伤离别……

三、要捕捉古典诗歌的相关信息、读懂读深古典诗歌的诗意

我们要读懂全诗，就必须借助于诗歌蕴藏的信息。因此，我们解题时要有捕捉信息的灵敏嗅觉。下面，就本人的理解着重谈谈古典诗歌中常见的三种信息。

（1）标题 古代诗歌的标题往往是全诗的眼睛，对理解全诗有引导作用，是解读诗歌的切入口，所以有“题好一半文”之说。作为标题它可能揭示跟诗作有关的季节或时令，如辽宁卷王维《秋夜独坐》中的“秋夜”；它可能直接点明诗作的情感，如江苏卷辛弃疾《鹧鸪天・送人》等。

（2）作者 了解作者的生平（包括仕途、家庭背景等）、思想、创作的时代背景、创作风格等，有助于对其作品内容的理解和把握。比如，创作风格方面：陶渊明的朴素自然、杜甫的沉郁顿挫、李白的豪迈飘逸、李清照的缠绵悱恻、陆游的悲壮爱国……

（3）注释 注释对解读古典诗歌起到钥匙的作用。它有时交代了诗作的写作背景，暗示了本诗的思想内容，如王安石《示长安君》的注释：长安君为王安石（1021―1086）的大妹，工部侍郎张奎之妻，封长安县君。此诗为王安石于宋仁宗嘉佑（1060）五年，出使辽国前所作。此时他尚未拜相变法；有时交代了诗人的相关情况，暗示了本诗作的写作风格，或诗人的思想感情等等。

对古典文学的认识篇9

一、让学生掌握古典诗歌种类

按照诗歌表现内容的不同，古典诗歌大致分为怀古诗、咏物诗、写景诗、战争诗、行旅诗和闺怨诗歌、送别诗等类。在进行诗歌教学时，教师应该胸有丘壑，认真比较同一题材、同一风格的诗作，务求令学生对诗歌的理解更深刻、更全面。

二、让学生把握古典诗歌的意象

意象大致分为自然景观类、植物类、动物类、人造物象类和行为类五大类。意象是理解诗歌的钥匙，它往往是理解作者思想感情的关键。我们在教学时，不妨向学生介绍意象种类，概括意象特点，让学生在意象中探寻优美的意境，并引导学生归纳总结。

如：“月”表示对月思亲，引发离愁别绪、思乡之愁：如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李益《从军北征》中“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茫茫大漠中几十万将士同一时间都抬头望着东升的月亮，抑制不住悲苦的思乡之情。

如：“杨柳”蕴含送别离愁：无名氏《送别诗》中“杨柳青青着地垂，杨花漫漫搅天飞。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又由于“柳”“留”谐音，古人在送别之时，往往折柳相送，以表达依依惜别的深情，《折杨柳》的曲子应运而生；李白《春城洛阳闻笛》中“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说的就是今夜听到《折杨柳》的曲子，又有何人不被引起思念故乡的感情呢？

如“双鲤”“鸿雁”代书信、“采薇”指隐居生活、“折桂”比喻科举及第、“击楫”指报效国家、收复失地，梅花象征高洁或不屈不挠，竹象征正直、不从俗、向上、有气节等等。

三、让学生把握古典诗歌常用的表达技巧

例如直接抒情、借景抒情、托物言志、情景交融、动静结合、以动衬静、乐景写哀、以景结情、铺排、渲染、烘托、点化、用典、实虚结合、抑扬、叠词、互文、意象组合、白描与工笔，等等。教师在教学中，对这些表达技巧应加以系统化，引导学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否则，只孤立地分析一首诗而不渗入共性的内涵，往往导致学生如盲人摸象，摸到大腿像柱子，摸到耳朵像扇子，摸到肚子像堵墙，这样是很难真正学好诗歌的。

其中用典是古典诗歌鉴赏的难点。古诗是很讲究用典的，它令诗歌更加丰富、生动、含蓄，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和感染力，提高了诗歌的审美意蕴，能收到言简意赅、耐人寻味的效果。

如：李白在《行路难》中就采用了用典的手法。诗中写道：“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这里援引史实，运用了吕尚和伊尹的故事。吕尚90岁在溪钓鱼，遇到周文王，助周灭商；伊尹曾梦见自己乘舟绕日月而过，后被商汤聘请，助商灭夏。李白化用这两个典故，不但使诗歌含蓄形象，而且借此表达了自己对前途仍然抱有希望的心情。“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其中“乘风破浪”是借了宗悫迷志的典故。这个典故是指宗悫年少时，叔父宗炳问他的志向是什么？宗悫回答说：“愿乘长风破万里浪。”李白用此典故，毫无因袭痕迹，似如己出，十分自然地把自己的宏伟抱负表现出来。一首诗，连用三个典故借以抒发心中情感，如果没有历史知识的积累，懂得“垂钓碧溪”、“沉舟日边”和“乘风破浪”的典故内涵，恐怕学生难以洞悉诗人的内心世界，难以了解诗歌的意蕴。

如：刘禹锡在《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中很自然地发出感慨：“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其中诗人借用“闻笛赋”和“烂柯人”这两个著名典故，怀念已故去的王叔文、柳宗元等人；表达自己遭贬23年的感慨和世事沧桑、人事全非、暮年返乡恍如隔世的心情。如果当代学生不能很好掌握用典的内容和目的，就不能很好领会诗歌含义。

对古典文学的认识篇10

一、古代文学经典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需要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各方面的因素，例如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经典必定是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条件不断地组合、变化渐渐就形成了经典。古代文学的经典早已深入人心。时代不同，人们心中的经典可能也会有所不同。一提到经典，我的脑海里不自觉就出现了《红楼梦》这部作品。我们常常说唐诗宋词元曲，当然还有很多，这些都是相应时代的标志，我们只能感叹时代不同，文学代表不同。经典必然有它成为经典的价值，它一定能经得起文学家的批判，历史的考验，最终会形成它的语言特色，肯定会有其他文学作品无法企及的价值。除了这些之外，经典文学的形成与当时的环境条件密不可分。我们都知道唐宋家，他们的有些作品价值到现在都无法说明，他们的文学作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采菊东南下，悠然见南山。”这句诗影响深远。大家都知道，这是陶渊明的作品，他之所以能留下千古名句，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有着必然的联系。他所处的朝代不清明，他的作品大多表达了对官场与世俗社会的厌倦，流露出洁身自好，不愿屈身逢迎的态度，兼有平淡爽朗之胜，语言质朴自然，而又极为精炼，具有独特风格。陶渊明的这些情趣理想是文学弟子向往的，这些都奠定了他的经典地位。现代教育中，《论语》一直是小学课本所学的文章之一。四大名著更是经典中的经典，《红楼梦》的价值我们至今没有研究出来，我国现在成立的“红学”一直没停止过对它的研究，它的内容涉及之广且语言功底深厚，里面的药方也有一定的价值。《桃花源记》语言优美，描写的生活是人们所向往的。《诗经》的文学价值也是相当高。这些文学经典往往有相近的地方，他们有着共同的特性。

二、反经典

前面提到了经典与反经典相互依存，反经典也有着悠久的历史且形式多样。谈起反经典，会想到李零的《丧家狗》。他在很大程度上个想当然地认为自己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孔子。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历史是不可能被复制的。李零的作品从某方面来说消解了孔子身上的神圣感，可是太过主观，既有可取之处，也有过激之处，他没有全面考虑当时的社会形势。还有，我们知道《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他的经典地位是在西汉时得以确定的。很多文学家对这部作品评价很高，鲁迅曾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也曾在《史记》中引用刘安的话高度评价屈原，赞美屈原的高尚人格。经典必然会引起争议，与此同时，扬雄第一次在文学史上提出了自己反经典的立场，作了《反离骚》，但他也非常敬佩屈原的文学才华和高尚品格，同时他觉得屈原很可怜，很同情他的遭遇，可是对他投河自尽不赞同。扬雄对屈原的评判有赞扬也有贬低。从某种程度上说，反经典的出现是政治的需要，有时候是政治的有意推动，从而推行有利于自己的理念。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