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效率十篇

微观经济学效率篇1

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投资行为；投资效率

企业的投资活动既是公司权益价值创造的驱动力（Modigliani & Miller，1958），也是我国经济整体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其投资效率的高低既关乎企业的成败，也关乎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

企业的投资效率受到内外部环境的双重影响，目前的大多数研究集中在内部环境。例如公司治理水平、公司特征等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跨越式的巨大发展，对于微观企业的投资效率，国家层面的宏观经济政策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宏观经济政策是国民经济的“调节器”，尤其是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宏观经济政策更是发挥着巨大的导向作用。然而目前对于宏观经济政策是如何影响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的研究不是很多，出现了一定的割裂现象。本文基于国内外的文献，对于宏观经济政策如何影响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的文献进行了综述。

一、宏观经济政策

（一）宏观经济政策的定义

宏观经济政策是一个国家采取的对经济进行干预的手段，是政府为了协调和发展整个国民经济而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政策。主要有经济周期、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信贷政策、税收政策、汇率政策、产业政策、监管政策以及收入分配政策等。

（二）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

国家实行宏观经济政策就是为了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稳定物价水平、平衡国际收支以及实现充分就业。为应对2008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巨大冲击，缓和惨淡的经济局面，我国当局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出了4万亿救市计划并取得了预期效果，我国经济逐渐实现复苏。自2010年以来我国GDP增速逐渐回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战略时期，宏观经济政策正逐渐引领中国经济向集约型、质量型转变，不断刺激需求，调整经济结构。

二、企业投资效率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企业的投资取决于投资项目的边际价值，只有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企业的投资活动才是有效率的。在Modigliani等的完美市场假设中，投资机会是企业投资效率的决定性因素。抓住好的投资机会可以使企业获得巨大的竞争优势。但是我国并不存在完美的市场机制，现实中的投资并不完全取决于投资机会，企业中的非效率投资即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现象也广泛存在，影响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实现，从长远利益上不利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根据资本成本的锚定效应，企业进行投资项目的选择应以资本成本为取舍率，只有企业的投资项目的预期报酬率大于企业的资本成本，投资才是有效率的，才应被管理层采纳。改善投资效率是企业财务管理的主要目标，所以投资效率问题至关重要，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

（一）企业投资效率的衡量

投资效率的衡量是投资决策的核心问题。近年来国内外学者运用数学、计量经济学等原理对企业投资效率的的衡量方法和测度模型进行了不断地探索，主要有：（1）Fazzari等（1988）从融资约束角度提出的投资-现金流敏感度测量模型，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外源融资成本大于内源融资成本。模型中的敏感性程度可以反映企业所受的外部融资约束情况。（2）Vogt（1994）在Fazzari等的测量模型基础上提出了现金流与投资机会交互项测量模型，通过该模型中交互项的符号可以判断企业是受融资约束出现了投资不足还是由于问题出现了过度投资情况。（3）Richardson（2006）基于自由现金流与过度投资的关系提出的残差项度量模型，通过模型中残差项的符号可以判断企业非效率投资的类型。（4）Biddle等（2009）提出的无条件测试模型，首先通过模型测度企业的预期投资水平，然后分行业逐年进行回归，再把残差项按照小到大的顺序分成四组，第一组是投资不足，中间两组为正常的基准组，最后一组为投资多度，再采用Multinomial Logit模型来测度企业投资出现在投资不足或过度投资组的概率，以此来衡量企业的投资效率。

（二）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

对于企业投资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可以分为公司内部因素和外部宏观经济环境因素两部分。

对于内部环境因素，目前的研究主要有公司信息披露状况、会计稳健性、董事会以及管理者特征、公司治理水平、公司异质性等方面。国内外学者比较注重企业内部对于其投资效率的研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宏观经济环境与微观企业投资行为的割裂现象，然而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国家相关政策的颁布，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越来越得到理论界以及实务界的重视。外部宏观环境对于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主要有环境不确定性、外部治理水平、经济周期、货币政策，信贷政策、以及财政政策等因素。

三、宏观经济政策与企业投资效率

（一）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传导路径

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微观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传导路径主要有两条：（1）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导向作用改变企业对国家经济、行业经济的整体判断和预期进而影响投资机会来影响企业投资行为（2）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对利率等的影响进而改变企业的资本成本来以及融资约束影响企业投资行为

（二）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

不同的发展阶段，国家为了更好地促进企业的发展，采取了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来实施调控，但是这对企业的投资效率的影响效果到底如何，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和研究。该部分依据划分的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的两条传导路径分别进行了梳理。

1.路径一：宏观经济政策通过改变企业对国家经济、行业经济的整体判断和预期进而影响投资机会来影响企业投资行为

宏观经济周期的变化会加大企业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影响企业投资机会的发现，加大企业对未来经济活动状况以及信息的判断的难度，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支出。经济周期反映了一个国家总体经济发展的波动状况，一般我们可把它划分为扩张和紧缩两个阶段。在经济危机阶段，一般来说企业对经济前景预期会比较差，国家就会相应实施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来刺激投资和需求，缓解投资不足。在经济繁荣阶段，一般来说企业对国家的经济前景预期会比较乐观，国家也会相应实施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来抑制盲目以及过度投资来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此外宏观经济政策也会通过影响企业的资本成本和融资能力等因素来间接影响企业的投资机会。

Bloom 等（2007）研究认为宏观环境的不确定性会影响企业管理层对企业信息的判断能力，会更加保守和谨慎，从而影响投资。应惟伟（2008）通过研究证实了经济周期与企业投资的相关关系，不同阶段不同的财政货币政策会影响企业的经营活动和融资环境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陈艳（201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的投资机会和投资支出与经济危机负相关，而宽松的宏观货币政策会增加企业投资机会以及投资支出从而起到正的调节作用。邱静（2014）实证研究证实了当货币政策比较宽松时，会有较好的投资机会，进而企业投资效率也会比较高。张超等（2015）研究了经济增长平稳时期，货币供给和信贷供给与非效率投资的相关关系，货币政策会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刘放等（2015）实证检验了投资效率的顺周期效应，并且国有企业和处于低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企业的投资效率的顺周期效应更强。

2.路径二：宏观经济政策通过对利率等的影响进而改变企业的资本成本来以及融资约束来影响企业投资行为

资本成本是企业在投资时所考虑的必须要达到的最低报酬率，也是企业通过有效的管理必须应该达到的价值创造能力。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通过影响企业的资本成本来影响投资。而且企业投资与其外部融资能力密切相关，宏观经济政策也会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来影响投资效率，其中我国货币政策主要通过企业的货币渠道（又称利率渠道或资本成本渠道）和信用渠道来发挥作用，这两种渠道都是通过影响企业的融资成本以及融资规模来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影响。

Mojon 等（2002）通过对欧盟中的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研究发现利率政策会通过影响资本成本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我国的彭方平等（2007）研究发现宏观经济政策通过改变政策利率和国债到期收益率等来影响企业的资本使用成本来影响投资，进而说明了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微观传导机制的有效性。但是对于我国的资本成本与投资行为敏感性的问题却一直存在着争议，其投资行为与资本成本的敏感性关系并不十分明显，特别是在国有企业中。徐明东等（2012）研究发现货币政策通过资本成本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的作用比较微弱，而国有企业对资本成本不敏感。喻坤等（2014）揭示了我国的投资效率之谜，认为我国货币政策加大了国有与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不同，从而非国有企业的信贷资源被国有企业挤出，我国非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因此而降低。贺京同等（2015）通过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与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的研究得出，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否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有抑制作用要取决于企业的产权性质和投资机会。

四、评述与展望

对于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目前国内外研究大多还是基于微观层面，从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企业投资行为的割裂现象，但是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微观效应也逐渐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与深入研究。鉴于此本文对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的传导路径内分为两条分别进行了梳理。未来对企业行为的研究应该更加注重宏观政策的调控作用，并且应该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具体传导路径方面应该更加明确与深化。

对于企业投资效率的衡量模型方面，目前大多采用投资-现金流敏感度测量模型，投资-投资机会敏感度模型以及Richardson的残差项模型，但是这些模型都各有利弊，能否真正测度企业的投资效率，其合理性和准确性都有待于探讨，期待能够建立更加科学的测量模型。

对于企业来说，资本成本是其投资决策时必定要考虑的与其将担负的风险相对应的必要报酬率率，其投资支出对资本成本的敏感性可以检验货币政策的资本成本传导路径是否顺畅。资本成本在公司财务决策中具有锚定作用，但是在我国尤其是国有企业中，资本成本敏感性并不高。因此要深化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并且加强我国宏观政策传导的通畅性和落实的有效性。

宏观经济政策要指导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的同时要提高投资效率而不是投资率。在宏观经济政策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同时，企业的投资效率也会影响宏观经济的波动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所以在研究时也应注意投资效率的反作用机制。

宏观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或刺激企业的投资支出，从而影响企业的投资效率。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特殊阶段，针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不同类型的行业、不同的市场化程度的地区以及不同的现实宏观环境，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应出现“一刀切”的现象，而是应更加细化。同时中央和地方更应该有效的协调和配合，更好的建设服务型政府，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的宏观调控作用，以促进我国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实现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投资行为的更好融合以及协调运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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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效率篇2

关键词:宏观金融效率;微观金融效率;实证研究

Abstract:For agricultural finance is the short plank of Chinese financial system.Efficiency is thekey problem of Chinese financial development,as a result,it grasps thehinge to discuss Chinese agricultural fi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fficiency. Aiming at the interfluve between Macro-Financial Efficiency and Micro-Financial Efficiency,and based on the short plank of Chinese financial system,this paper try to answer the question “Is Macro-Financial Efficiency consistent with Micro-Financial Efficiency?”Firstly,the paper applies regressive analysis and Panel-Data model on divided economic zones to te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of Guangdong Agricultural Credit Society. The Empirical Research reveals that the outcomes of Panel-Data model are more notable than ones of regressive analysis,the financial development promotes the economic growth in Guangdong province. Secondly,the thesis compares Micro-Financial Efficiency of Guangdong Agricultural Credit Society with four state owned banks.We find thatMacro-Financial Efficiency doesn’t consistent with Micro-Financial Efficiency.

Key Words:macro-financial efficiency,micro-financial efficiency,empirical research

中图分类号: F830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674-2265(2010)01-0074-06

一、引言

资源配置一直是经济学的核心范式。Koopmans(1957)将资源配置效率划分为宏微观两个层次,其后在微观层面取得较大的进展:Leibenstein(1966)的X效率理论、Charnes (1978)的DEA方法、Berger 等人(1994)将上述研究成果引入银行效率研究;作为资源配置效率的一种特殊形式,以Fama(1965)的有效市场理论为代表的股票市场信息(资源)效率自成一体。相比之下,宏观经济效率与宏观金融效率离实际应用均有一段距离。

尽管上世纪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的最新进展(Levine等,1997)强调金融功能观(Merton,1995)、法律因素与金融与经济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但仅以储蓄――投资转化率(SLR)等单指标代替宏观金融效率。近年来,李广众和王美今(2003)、王志强和孙纲(2003)、沈军(2006)等人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沈军(2006、2008)在金融发展理论的框架下,从系统与资源的双重视角构建了金融效率的理论与实证分析体系。

在微观金融效率研究方面,Berger和Humphrey(1994)与Young(2001)等人通过研究证明,X效率是决定金融机构经营绩效至关重要的因素。Rangan et al.(1988)运用DEA方法检验了215 家美国银行的技术效率;Sathye(2003)对印度的银行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国内学者(魏煜和王丽,2000;秦宛顺和欧阳俊,2001;张健华,2003;王艳颖,2004;刘汉涛,2004;朱南等,2004;王聪等,2007)借鉴国外研究的先进成果,运用DEA方法(及其改进)、Tobit回归模型对中国银行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不少有价值的结论。虽然研究银行效率的文献较多,但由于投入――产出中采用的变量不同、采用的实证方法不同,使得现有的结论不能得出比较一致的观点。为此,一些文献在实证方法与投入-产出变量的选取上进行了有益的改进。在实证方法方面,平衡计分卡原理、二次相对评价与“超效率”模型以及标杆管理等原理与方法被用来弥补DEA方法本身的不足;在变量选取方面,不少文献注重把握银行与一般企业的区别。

尽管宏观金融效率与微观金融效率紧密相关,但上述文献梳理充分表明宏观金融效率与微观金融效率研究已出现分野。由此我们很容易提出这样以下问题:宏观金融效率与微观金融效率的关系到底怎样?宏观金融效率与微观金融效率一致吗?中国金融体系的薄弱环节――农村金融在该问题上更为突出吗?

相对而言,单独考察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少。Glenn D. Westley(1997)对拉丁美洲国家农村合作金融体系的政策与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表明,信用合作社的绩效主要依赖于债务人的还款激励和影响信用合作社审贷能力的其他因素。Neil Esho(1999)以澳大利亚为例分析了合作金融机构成本效率的决定因素,分析表明,债券类型、规模、期限、平均存款规模、利率差是相对成本效率的显著的决定因素。Gunter Lang(1999)用基于面板数据的随机前沿分析方法研究了德国合作银行之间的并购效率。结果发现,被并购银行的效率要低于相同规模银行的平均水平,但接管银行几乎相当;不能证明并购有明显的效率收益,但并购公司的差异将逐步缩小。

由于缺乏相关的统计数据,对农村合作金融的实证研究文献较少。徐笑波、郑英陶等(1994)论述了中国农村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但基本上属于定性描述,实证上也只是进行简单的描述性统计,相似的研究有宋宏谋(2003)。张兵、朱建华等(2002),姚耀军(2004)对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论大多支持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金融是中国金融体系的短板。针对宏观金融效率与微观金融效率研究出现的分野,聚集中国金融体系的短板,我们探求两种效率之间的关联。为此,本文从宏微观金融效率两个方面探讨了广东农信社的金融发展。一方面,考察广东农信社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检验广东农信社发展的规模和效率是否促进了广东农村经济的增长:其一,通过回归分析检验广东省农信社作为一个整体对广东农村经济的可能存在的促进作用;其二,根据所得数据,将农信社所在地区分为发达地区、较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运用Panel-Data模型分析农信社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将广东农信社的微观金融效率与四大国有银行的微观金融效率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尝试回答“宏观金融效率是否与微观金融效率一致”的问题,从而将金融效率研究拓展至新层面。本文最后提出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走效率型发展之路的若干设想。

二、广东省农信社宏观金融效率实证研究

广东省农信社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所代表的宏观金融效率研究从两方面展开:

第一,通过回归分析检验广东省农信社作为一个整体对广东农村经济可能存在的促进作用;

第二,根据所得数据,将农信社所在地区分为发达地区、较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运用Panel-Data模型分析农信社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样本包括1993-2004年广东全省农信社以及广州、东莞、中山、珠海、佛山、江门、汕头、潮州等十八个城市农村信用合作社。按照广东省十八个市的农信社相关数据,我们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为发达、较发达和欠发达等三个地区,其中,发达地区包括广州、佛山和东莞;较发达地区包括江门、茂名、惠州、汕头、湛江、中山、珠海以及肇庆;欠发达地区则包括韶关、潮州、阳江、梅州、清远、汕尾和河源。根据以下实证分析所选取的变量,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广东省和相关城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资料中心、《中国统计年鉴》(2004光盘版)、《中国金融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4)、中宏数据库(高教版)、中国经济信息网等。文中的计量分析均使用Eviews5.0。

(二)回归分析

1. 变量选择与定义。根据上述研究思路,本节实证分析的目的是要揭示农村合作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因此,我们将使用两组指标,一组反映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状况,另一组则反映农村经济增长状况。本节先以广东全省数据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再通过地区的划分进行panel-data模型分析。具体指标包括:

(1)合作金融发展规模指标。金融发展规模首先可以通过金融资产的绝对数量及其人均金融资产额来衡量,而基于一国国民财富扩展的金融发展规模则通常采用戈氏和麦氏两种指标来进行衡量。Goldsmith(1969)提出金融相

关率(FIR)概念,其完整表达式为M2+L+S / GNP,其中M2 为货币存量,L为各类贷款,S为有价证券。麦氏指标则是指McKinnon(1973)在衡量一国金融发展水平时所使用的货币存量(M2)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Levine 和Zervos (1998)认为,M2与GDP的比值即不能度量负债的来源,也不能度量金融系统的资源配置,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金融部门的功能,进而他们认为银行信用是度量金融发展的有用指标。Arestis、Demetriades 和 Lintel (2001)考虑了在不发达国家国内信贷的作用,而设计了L/GDP这一指标。国内学者(2002)、李广众、陈平(2002)以及史永东、武志等(2003)也利用该指标来进行相关研究工作。本文参考上述指标,得出了反映农村合作金融发展规模的指标――农村合作金融相关率,表示为RL/RGDP。其中,RL表示农村合作金融的贷款余额,RGDP表示农村GDP。该指标与经济增长在理论上是正向关系,即金融相关率越高,贷款规模越大,就可能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具体计算时,RL为广东省农信社年度贷款总量,由于广东省尚未开展农村GDP的统计,本节以按行业增加值计算的广东省农业GDP来代替 。该指标简记为RFIR。

(2)合作金融发展效率指标。结合王志强、孙刚(2003)的研究,本节中的金融发展效率是指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将农村存款转化为农村贷款支持农村经济增长的效率,即存贷比(deposits-loans rate),该指标简记为DLR。理论上分析,若金融发展效率越高,则意味着该指标越小,即存款转化为贷款规模的比例越大,或是贷款增加幅度大于存款增加幅度,将更好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具体计算时,则为广东省农信社的年度存款与年度贷款的比值。

(3)农村经济增长指标。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中一般是用GDP增长(Cheng,1999;Darrat,1999;Ram,1999)或用人均GDP的增长(Jung,1986;Denetruade and Hussein,1996;Odedokun,1996)来测量经济的增长,朱琴华(2001)提出了对我国进行农村GDP核算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由于目前没有广东省农村GDP的数据,本节考虑以农村人均纯收入来作为农村经济增长的指标,记为RINC。

2. 主要变量的统计特征。我们先对所选取的变量及相关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从中可以得到一些直观的结论。具体见图1、2、3。

图1体现了1993-2004年广东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大幅度提高,农村经济获得迅速发展。图2说明了1993年以来,尽管金融相关率指标有一定的波动,但整体上看广东省农信社贷款规模呈大幅上升之势。其中,1995年该指标较低,为120%,而2002年的相关率指标高达195%。由图3可知,在样本期内存贷比指标的值都大于1,而且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东农信社把从农村地区吸纳的存款转化为贷款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规模在不断提高。

为了减少数据变动幅度,我们对RFIR、DLR、RINC三个指标取自然对数值,分别记为LNRFIR、LNDLR、LNRINC。如图4所示,图中的三条折线分别反映了我国1993-2004年广东省农民人均纯收入(LNRINC)与广东省农信社发展规模(LNRFIR)、发展效率(LNDLR)之间的变化趋势。从图中可以看出,农民人均收入与农信社发展规模、发展效率均为正相关关系,也验证了上述的理论分析。

3. 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我们还对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通过简单相关系数的计算,试图反映出农村经济增长与合作金融规模和效率之间的关系。具体结果见表1。

表1所显示的系数符号与我们的预期是一致的,农信社发展规模与发展效率指标均与农村经济增长指标呈现出正向关系。

4. 回归结果及因果关系分析。

(1)回归结果

回归模型以LNRINC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以LNRFIR和LNDLR为解释变量,来反映农村合作金融发展规模和发展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运用Eviews5.0软件提供的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以上变量进行拟合,得到主要结果综述见表2。

表2说明了当解释变量为农信社发展规模时,它与农村经济发展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规模提高1%时,农村经济增长也相应提高1.18%;当解释变量为农信社效率,效率提高1%时,推动农村经济增长0.91%,得出的结果与大多数学者的研究是一致的,即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只不过我们这里特别分析了农村合作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但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或者农村经济的增长是否也促进了农村合作金融规模和效率的提高呢,这一问题我们可以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来进行分析。

(2)因果关系分析。根据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原理,我们分别对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和发展效率与农村经济增长指标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

5. 简要结论。通过回归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可以得知,在样本期内,农村合作金融发展规模和发展效率是农村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即农村合作金融发展较好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增长。这说明了农村信用社作为农村合作金融的主体,是农村信贷资金的主要来源,它对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方面,实证分析也反映出农村经济增长不是农村合作金融规模扩大的格兰杰原因,这也表明了农村合作金融并没有随农村经济增长而发生相应的质的变化,农村合作金融的发展相对滞后于农村经济的增长。

(三)Panel-data模型分析

前面我们以广东全省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农信社规模与效率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那么,在广东省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农信社对当地经济的促进效应是否与上述分析是一致呢?结合收集到的相关数据,本小节把广州、佛山、东莞等十八个城市分为经济发达地区,较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并运用Panel-data模型分析农信社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影响。

1. 数据处理。按照广东省十八个市的农信社相关数据,我们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为发达、较发达和欠发达等三个地区。同时,对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农信社规模以及农信社效率等三个指标分别取其平均值来进行具体分析。

2. 确定模型形式。我们判断是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来进行分析,这一过程主要利用Hausman检验来完成。

Hausman检验的原假设H0是:个体效应与回归元不相关,即随机效应。选择如下检验统计量:

其中, 和分别为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估计中的系数向量,而 和 分别为和的方差阵。

和、和可以有固定效应估计和随机效应估计直接得到。同时,服从 分布。

根据固定效应估计和随机效应估计结果,由(1)式计算可以得到LM=21.2148,而在95%的置信水平下的临界值为5.99146。所以拒绝原假设,与我们的预期是一致的,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

3. 固定效应估计结果。运用Eviews软件中panel-data模型中固定效应分析方法,我们得出广东省三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与农信社规模和效率的估计结果,详见表6。

从上述结果,我们可以发现panel-data模型的分析要比回归分析的结果来得更加显著。与回归分析结果相比,农信社规模与效率对农村经济有更加显著的促进作用。一方面,可能是由于panel-data模型分析中的样本容量增多,使得结果能较准确地反映现实;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从截距项看出,发达地区的农信社对当地经济有较大的促进作用,较发达地区的作用次之,欠发达地区的促进作用就相对小些,这一结论与我们的理论预期也是相符的。相对而言,随着农村改革进程的深入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农村发达地区对资金有较大需求,其中不少来源于农信社贷款,极大地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三、广东农信社微观金融效率分析

限于数据的可获性,本文未严格区分微观效率与绩效两概念。在衡量金融机构经营绩效指标方面,国内大多数学者运用总资产收益率(ROA,当年利润与农信社总资产的比值)和净资产收益率(ROE,当年利润与农信社净资产的比值)等财务指标来进行分析,也有一些研究同时采用上述两个指标。结合笔者所采集的数据,本文分别采用ROA和ROE指标来衡量广东省农信社微观金融效率,并与四大国有银行进行对比。

对原始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的具体结果详见表7。由表7 可以清晰地看出,1993-2004年,广东农信社的总资产收益率和净资产收益率均值分别-0.002117、-0.160180,均为负值,这反映了样本期内广东农信社的整体绩效较差。其中,总资产收益率的总体变化和波动幅度并不大,而净资产收益率的变化相对比较大;其次,样本期内广东农信社总资产有了明显增加,2004年的总资产约为1993年的6.6倍;再次,广东农信社的不良贷款规模也比较大,样本期内的不良贷款率平均值为36.85%,同时,最小值和最大值的差距也相当大。这也从一定侧面反映了广东农信社的贷款投向不很理想,有相当一部分的贷款成为不良贷款。另外,从广东农信社的法律诉讼费用来看,样本期内的均值为1021.25万元,从统计曲线看,1993到2002年呈直线上升之势,2003年有所回落。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信社相应诉讼案件也在不断增加。我们还选取了1997-2002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ROA和ROE指标与广东省农信社相应指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广东农信社的ROE指标明显低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具体结果见表8。

四、相关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相关结论

本文以广东省农信社以及18个城市的农信社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农村合作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以及其微观金融效率状态,分析结果基本上与我们的预期是一致的,当然也存在一些不足,实证支持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变量的选择、模型的设定以及数据的问题。限于篇幅,本文未对影响农村合作金融效率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

结合本文的实证分析,本文得到以下两点主要结论:

1. 农村合作金融发展具有较为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这一点在广东省分地区的面板数据分析中表现的更为突出,这也从相当程度上说明广东农信社的宏观金融效率较高,该结论与我们的理论预期相吻合。限于数据的可对比性,本文运用ROA和ROE指标为农信社微观金融效率的替代指标,并与四大国有银行进行对比,结果表明农信社微观金融效率较低,该结论也与我们的理论预期相吻合。

2. 农村金融是中国金融体系的短板,从效率角度探讨农村金融把握住了问题的关键。广东农信社的相关实证研究否定了“宏观金融效率与微观金融效率一致”的命题。

(二)政策建议

1.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是一系统工程,从系统上重新构建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将为全面提升中国金融效率进而促进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奠定基础。白钦先(2004)提出,必须从战略上、整体上、根本上中长期思考与解决中国农村金融体制问题。所以必须对中国农村金融体系进行战略性重构重组与重建,构建以国有商业性金融(中国农业银行)和国有农村合作金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为主导与主体的,以商业性和政策性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两翼的(财产保险、人寿保险、医疗保险与社会保障保险、特别是农业保险等)的,以兼具商业性与政策性双重属性的、地方性农村合作金融(合作银行和信用社)为庞大基础的中国农村金融新体制。

2. 尽管造成中国农村金融困境有许多历史性的原因,归根结底,中国农村合作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其实可归结于多目标错位问题。在中国农村金融改革与金融发展中,其多目标错位,即效率(赢利性目标)只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还有合作制目标(为社员服务的原则)、政策性目标(服务三农)、规模性目标等目标,将上述多目标由错位到归位,把效率放在重要位置,是解决中国农村金融困境的必由之路。

3. 从理论上讲,微观金融效率是宏观金融效率的基础,没有微观金融效率支持的宏观金融效率是暂时的空中楼阁,如何通过提高微观金融、进而带动宏观金融效率的提升是解决中国金融体系“木桶效应”的关键之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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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效率篇3

[关键词]DSGE有限理性认知偏见行为宏观经济学

自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以来，①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就备受争议。不仅因为对凯恩斯本人思想的解读不同，导致了后来的凯恩斯主义与后凯恩斯主义之争，而且也因为弗里德曼和卢卡斯等人对凯恩斯主义的激烈批评，并最终形成了与凯恩斯主义并驾齐驱的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卢卡斯、萨金特、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等人更是构建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从而将新古典范式重新引入宏观经济学，形成了代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性预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学派，使得宏观经济学也可以基于一般均衡分析来讨论总量问题和宏观行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对当代宏观经济学来说至关重要，虽然新凯恩斯主义以竞争者的姿态出现，但其理论内核和凯恩斯主义并没有太多关联，与凯恩斯本人更是保持了明显的距离。新凯恩斯主义与其说挂靠在凯恩斯名下，不如说是挂靠在新古典范式名下，其本质上不过是新古典范式的一个变种而已。从长期看，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并没有明显的差异，只不过在短期，新凯恩斯主义突出了市场非出清，从而为总需求管理政策找到了支撑点。就当代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新凯恩斯主义来说，两者的共性远大于分歧。DSGE模型的形成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两者的分歧，并且使两者找到了共同的微观模型基础，而这也恰恰是当代宏观经济学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事实上，一些宏观经济学家已经开始反思DSGE模型的危害性，而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试图再造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这些新的努力尝试可能会造就一个新的宏观经济学，这种新范式一定不同于DSGE模型，甚至可以说DSGE模型只不过是新范式的一种特例。但这也仅仅是一种猜想而已。本文将从DSGE模型的争议出发，通过引入行为宏观经济学的新探索，从一个新的视角探讨宏观经济学的脱困之路。

一、DSGE模型的兴起及其局限

自从卢卡斯等人引入理性预期假设，①宏观经济学找到了与新古典范式连接的桥梁，从而踏上了新古典化的演进之路。理性预期学派看似寻求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实际上不过是寻求新古典范式的内核构建。只不过传统的理性预期模型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完美，其核心的问题在于，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无法处理不确定性，而宏观经济的特征事实离不开不确定性这一关键假定。后凯恩斯主义对凯恩斯主义的批评正是从不确定性入手的，凯恩斯把不确定性放在关键的位置，凯恩斯主义却把这关键的零部件给丢弃了。传统的理性预期学派同样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直到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在传统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加入了外生的随机冲击，首次构造了现代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②才使得凯恩斯的不确定性假设似乎有了被有效处理的可能。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把理性预期学派推进到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即RBC理论），从而完成了宏观经济学的彻底新古典化。RBC理论的基本假设就是完全竞争市场，且保留了理性预期学派的当事人理性预期假设，在这种情况下，宏观经济总是可以通过价格机制进行自我调整以实现均衡，实际经济对均衡的偏离主要受实际因素的影响，尤其是生产率冲击，③因而经济波动主要源于技术冲击。RBC理论的思想和法玛等人提出的有效市场假说④如出一辙，由于完全竞争市场必然是有效的，所以价格的波动主要来自随机冲击。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发展的RBC理论虽然在模型上看似华丽，但因其理论假定严重偏离现实经济环境而饱受批评，以至于后来的理论在保留理性经济人假定和当事人理性预期假定的前提下，通过引入不完全竞争市场假定和短期市场不出清假定，实现了对新古典范式的更新，这种更新被贴上了新凯恩斯主义的标签流行起来。同时，后来的理论也继承了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发展的校准方法，从而让宏观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越来越陷入到象牙塔之中。

无论是RBC理论下的DSGE模型，还是新凯恩斯主义下的DSGE模型，核心都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这种研究范式已经成为当代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中流砥柱。⑤DSGE模型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模型简洁，能够把复杂的宏观经济问题归约为微观主体的最优化决策。更为重要的是，和新古典范式一脉相承，市场机制的有效性得以在长期的框架内坚持，而市场非出清则仅仅成为短期问题。但DSGE模型的优点也隐含着其致命的缺陷，最主要体现在这种模型仅仅停留在抽象的理论上，缺乏对宏观经济事实的解释力，更谈不上有效指导宏观经济政策的设计和实施。如克鲁格曼所指出的，DSGE模型根本无法做出与现实相符的有效理论预测；⑥布兰查德也强调，DSGE模型无法让人信服；⑦罗默更是尖锐地批评DSGE模型，认为这种模型是真正让宏观经济学陷入困境的罪魁祸首。⑧

迄今批评DSGE模型的人认为，这类模型的致命缺陷在于其理论假定严重脱离现实。这种批评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特别是按照弗里德曼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的观点，假定是否符合现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理论本身的预测力。此外，对DSGE模型的批评还出现了另一类偏见，就是只针对这类模型的技术细节加以讨论，而对一个理论体系来说，技术细节仅仅是实现理论逻辑的一个手段，并非理论的内核。可以说，迄今关于DSGE模型的讨论都忽略了更为关键的理论内核问题，这个内核就是宏观经济学理论模型赖以生存的根基。对宏观经济学理论来说，内核体现在微观基础上，有什么样的微观基础，就有什么样的宏观经济学理论逻辑。DSGE模型正因为缺乏一个科学的微观基础，才导致其理论模型缺乏预测力和解释力。

无论是RBC理论下的DSGE模型，还是新凯恩斯主义下的DSGE模型，本质上都保留了新古典范式必备的理论假定，即理性经济人假定和理性预期假定，后者只不过是针对时间决策而言的。事实上，只要理性经济人假定得到满足，理性预期假定就会自动得到满足。这是因为当事人在充分理性的前提下，必然可以理性预期未来所有时点的相关信息，并依据这些信息做出最优化的决策。在跨期决策当中，并不存在时期的局限，多期决策和无限期决策对决策者的理性要求是等价的。给定长时期决策，只要理性经济人拥有经济均衡所需的全部信息，就必然可以做出符合利益最大化的决策，这是新古典范式的理论内核，这一内核在DSGE模型中得以充分的体现，自动成为DSGE模型的理论内核。因此，DSGE模型的问题其实就是新古典范式的问题，批评DSGE模型应该针对新古典范式，而不是这类模型的技术细节，否则就本末倒置了。

从理论预测上看，相较于法玛等人发展的有效市场假说，DSGE模型有着类似的理论预测。给定当事人是理性经济人，那么有效市场假说要求当事人能够获得决策所需的充分的信息集，决策本身并不重要。只要信息充分，决策理所当然是最优的。除非经济系统受到意外的冲击，即随机事件发生了（反映了凯恩斯的不确定性的思想），否则宏观经济总能实现有效均衡，对均衡的偏离不过是随机冲击的结果。通过引入随机冲击因素，DSGE模型实际上做了一个理论上的防御，也就是说，这个模型的构造并不依赖于传统新古典理性经济人所要求的那种完全理性，这就意味着理性预期下的理性经济人有可能犯错误，这错误是来自随机事件的扰动。DSGE模型以为这样就可以避免受到批评者对完全竞争市场的攻击了。但这种理论上的防御并不成功，原因在于DSGE模型依旧假定了经济系统中代表性当事人的同质性，即便这种同质的当事人是理性预期的，并非完全理性的。同质性的假定把理性预期的当事人趋近为新古典理性经济人，从而并没有在理论上有实质性的改变。因为在同质性当事人的假定之下，从个体到总量仅仅是一个简单加总，那么宏观问题也就是一个微观问题，这种看似把宏观和微观一体化的模型处理让宏观经济理论变得更为简洁，但同时也让宏观经济理论规避了经济系统固有的复杂性。①

代表性当事人和随机冲击相结合的做法也显得很荒谬。在DSGE模型中，经济波动主要来自于虚构的外生冲击，比如技术冲击、价格冲击和偏好冲击等，问题在于，这些外生冲击完全独立于当事人行为，因而可以看作是某种随机因素的结果。这样一来，经济波动也变成了外生的，当不存在这些外生冲击时，宏观经济处于均衡状态；只有当这些外生冲击出现，经济才发生波动。而类似技术冲击本身是一种长期因素，既然如此，一旦发生了技术冲击，经济就不仅仅是波动了，而是会长期偏离原先的均衡。这并不符合随机性。而价格和偏好冲击等可以视为短期因素，这些短期因素显然和当事人的行为有关，应该内生于经济系统当中。同样的价格变化和偏好变化，哪些是内生的？哪些是外生的？DSGE模型根本无法说清楚。难怪罗默说，DSGE模型看似有微观基础，实际上这个基础并不存在。②克里尼克也指出，DSGE模型目前不足以刻画真实的经济行为，更谈不上建立一个合理描述经济行为的微观基础。③这种理论上的固有缺陷直接导致了DSGE模型无法有效描述和解释众多经济波动的特征事实。①此外，为了有效处理参数识别和估计问题，DSGE模型引入了校准或贝叶斯估计等方法，同样是因为缺乏一个合理的微观基础，才导致了这些方法天然地表现出主观性太强的特点，它们完全取决于研究者自身的直觉，和经济系统的特征事实毫无关系。这种主观性导致了DSGE模型的研究结果的可信性大幅度下降，或者说得更直白点，采用DSGE模型可以按照研究者的需要来量身定做研究结论，这就完全违背了科学研究的性质。②因此，DSGE模型的许多研究都值得高度怀疑。③

新凯恩斯主义的DSGE模型试图通过引入不完全竞争市场假定来弥补传统新古典范式的不足，但其理论假定依旧高度依赖理性经济人和理性预期假定，这就产生了这类模型内在的逻辑上的矛盾。④不完全竞争市场意味着市场的有效性难以保证，甚至市场的均衡难以保证。而DSGE模型在当事人理性预期下并不会出现这方面的问题。不完全竞争市场看起来更像是强加给DSGE模型的一个外生假定，除了让模型看起来有现实基础外，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的存在价值。之所以存在这种理论上的内在矛盾，归根到底还是和这类模型没有科学的微观基础有关，这也导致痴迷DSGE模型的宏观经济学家对模型方法的渴求远大于对经济现实的观察和理解。如同克里尼克的极为坦率地批评，DSGE模型使相关的宏观经济学家逐渐成为缺乏经济思想的人。⑤罗默甚至说，DSGE模型之所以毛病百出，还雄踞宏观经济理论的顶端，不过是因为卢卡斯、萨金特等宏观经济学家的利己心作祟。⑥按照罗默的说法，崇尚DSGE模型的宏观经济学家并不是出于探求真理的动机，而仅仅是出于通过构建一个有门槛的理论来获取个人名利的动机，本质上说，DSGE模型成了这些经济学家寻租的工具。

当然，DSGE模型也有一些改变，比如引入市场摩擦、引入当事人异质性、引入当事人的适应性学习机制等等。而这些努力一部分看起来是在新古典范式内挣扎，另一部分则试图跳出新古典范式，通过引入新的范式来实现DSGE模型的蜕变。只不过这种蜕变后是否还是DSGE模型的问题还有待观察。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正努力摆脱新古典范式的束缚，这一变革的核心就是重塑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而这一切都和行为经济学密切相关。

二、行为宏观经济学已经做了哪些工作？

DSGE模型的关键缺陷在于没有构建一个科学的微观基础，但这不代表宏观经济学理论就没有这方面的努力。和DSGE模型相反，行为宏观经济学致力于重构微观基础，让微观基础有科学的依据，从而有可能引领宏观经济学走出DSGE模型的错误泥沼，走向正确的方向。行为宏观经济学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革命性，是因为它的出现一开始就是针对新古典范式的理论内核。传统的宏观经济学在构建微观基础时，高度依赖代表性当事人的跨期决策，在具体模型构建上表现为贴现效用函数的各种形式，但这种处理难以解释社会经济中的异象。⑦行为经济学家通过引入有限理性假定，替代新古典范式中的理性预期假定，从而建立了新的宏观经济学的范式，这一新范式被阿克洛夫在诺奖致辞中首次用“行为宏观经济学”一词命名。①阿因斯理和哈斯拉姆、②弗雷德里克、罗文斯坦和奥多诺休③综述了时间偏好的研究成果。德里斯科尔和豪登对行为宏观经济学模型进行了系统综述。④迄今为止，行为宏观经济学分别从跨期选择模型再造、消费和储蓄理论更新以及经济波动等宏观经济学总量问题的行为解释等多个方面出发，开始尝试重构宏观经济理论，并展示出一种新的宏观经济学理论范式的雏形。

（一）跨期选择模型再造

行为宏观经济学首先从最基础的跨期选择模型入手，在证伪新古典范式的理性经济人假定和理性预期假定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跨期选择理论，这一理论目前已经有取代传统新古典范式的趋势。在这项全新的理论探索过程中，芝加哥大学的塞勒教授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塞勒采用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设计了一个跨期选择实验，在这项实验中，被试针对某些特定金额的收入，估计不同期限后的等价金额。⑤比如，针对15美元的选项，要求被试估计1个月以后、1年以后以及10年以后的等价金额。这实际上是测试被试针对15美元收入在不同时期的主观价值。实验结果表明，在被试心理估价过程中，15美元1个月后相当于20美元；1年以后相当于50美元；10年以后相当于100美元。这意味着对被试而言，平均来说，1个月的贴现率是345%；1年的贴现率是120%；10年的贴现率是19%。显然，贴现率是非线性衰减的。

塞勒的这个实验结果实际上证伪了新古典范式关于偏好的时间一致性假定。按照新古典范式的跨期选择模型，贴现率在不同时期都是一模一样的，存在一个无限期的内在一致的贴现率。这种贴现率和理性预期及当事人同质的理论假定是一致的。对理性预期当事人来说，能够充分估计未来每一期限的时间价值，从而未来任意两个期限之间的相对价格都是一样的，特定时点不影响当事人的决策，影响决策的仅仅是现在和未来的时间偏好。只要给定新古典理性经济人假定，这个时间偏好不受具体时间的影响，存在稳定性和内在一致性。但塞勒的实验结果恰恰证明，当事人存在不一致的时间偏好，即时间偏好是不稳定的，这就意味着新古典范式的理论假定本身存在错误。

对塞勒而言，真实的被试展示出了完全不同的时间偏好：首先，当事人存在异质性，并且无法像新古典理性经济人那样做出时间一致的跨期评价，具体时间对当事人的时间偏好产生了影响。这说明理性预期假定得不到实验数据支持。当事人的这种偏好特征实际上体现了其认知上的框架效应，具体时间点构成了决策的框架，对当事人的决策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这正是当事人有限理性的体现。其次，当事人表现出了认知上的确定性偏见。在具体实验数据上体现为，时期越近，被试赋予的贴现率越高；时期越远，当事人赋予的贴现率越低。这种确定性偏见决定了当事人缺乏远见，存在短视，这同样完全违背了理性预期假定。最后，即便在同一时期，当事人针对不同的金额的主观评价也存在巨大差异，即存在“量值效应”。这种效应同样和框架效应有关，不同金额的标的构成了当事人的决策框架，显著影响到其决策，这说明人们计算能力通常都非常有限。

塞勒的开创性工作对新古典范式是一个沉重打击，并引发了众多后续研究，这些研究进一步发现，收益和损失对贴现率也有差异化影响：人们对收益赋予的贴现率相对更大；人们更偏好递增收益序列，厌恶递减的收益序列；每一期的消费和效用不独立，某一期的消费和效用和过去某期或过去多期的消费和效用相关，等等。①莱伯森基于塞勒等人的早期研究结果，构建了全新的行为跨期效用函数，以期替代传统的新古典贴现效用函数，②这个新函数被称为“准双曲”贴现函数。基于这一新函数，可以证明消费在不同时期的不独立性；消费者的确存在心理账户假说；李嘉图等价等经典宏观经济学命题都不成立。

（二）行为消费和储蓄理论

宏观经济学最初是从总需求开始分析的，核心是构建一个关于家庭消费和储蓄的理论。家庭消费无论是取决于家庭的当期收入，还是取决于家庭的持久收入或相对收入，抑或家庭根据整个生命周期进行平滑，核心都在于家庭消费决策和收入总量有关，和收入来源无关。也就是说，传统的家庭消费和储蓄理论中，收入都是同质化处理的。但塞勒在一系列研究中发现，传统理论的这种逻辑存在错误，也得不到相应的实验证据的支持。塞勒发现，家庭的消费和储蓄决策和其具体的收入来源有关，收入来源形成了家庭消费和储蓄决策的框架，这就意味着不同收入来源下，相应的收入水平会表现出各自的消费倾向，即消费倾向具有异质性，这种现象被称为“心理账户（MentalAccounting）”假说。③

塞勒揭示了家庭日常消费和储蓄决策时的一个常识，即人们通常会对自己的所得进行分类管理，比如在现金、活期存款、定期存款、证券投资、不动产投资等多个账户上进行合理配置，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收入来源结构。给定这一结构，人们在进行消费决策时，会根据流动性大小来依序花费，比如先花零钱，零钱不够了动用活期存款，依此类推。人们总是把长期资产作为一种储蓄，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并实现平滑消费。在这个过程中，家庭实际上完成了两次账户构建：一是获取收入时，家庭会根据不同的收入来源配置相应的账户，比如偶得收入或意外收入通常更多地配置在现金账户上，而工资和奖金等常规收入则会更多地配置在长期资产上；二是家庭会根据不同账户类型主观设定相应的边际消费倾向，比如现金通常被用于完全消费，而其他账户资金则会在消费与储蓄之间权衡，长期资产主要用于储蓄。这两个层面导致了家庭在不同收入来源和边际消费倾向之间建立了某种内在的关联性，从而形成了消费倾向的异质性。由于家庭短期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相对更高，远期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相对更低，家庭在消费和储蓄决策上就恰好展现出双曲偏好的形态。因此，塞勒的心理账户理论实际上是莱伯森的双曲偏好理论的微观基础。

以心理账户理论和双曲偏好理论为基础，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家构建了行为消费和储蓄理论，以此作为传统消费理论和储蓄理论的替代范式。行为消费和储蓄理论给宏观经济学提出了新问题：假如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存在异质性，那么简单地依据总量进行总需求管理可能就是完全错误的，也就是说，宏观经济学过去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效果不好，很可能就是与其对家庭消费和储蓄行为的理解不恰当有关。行为消费和储蓄理论通过引入家庭的认知基础，给家庭消费和储蓄行为建立了一个更科学的微观基础，从这一基础出发，可以探求参与人的认知心理和社会心理对宏观经济总量变化的作用机制。尽管这些作用机制在凡勃伦和卡托纳等人的著作中早就有了初步的说明。特别重要的是，行为消费和储蓄理论能够揭示参与人的拖延、顺从、意志力、心理的内在紧张、诱惑、从众、炫耀等认知心理和社会心理特征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这就为未来构建总需求的微观基础提供了可能性和方向。实际上一些经济学家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

（三）行为经济学视角下的宏观经济波动

微观主体的认知偏见会产生诸多宏观后果，①这是行为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发现。早期阿克洛夫和耶伦等人提出了一个效率工资模型，用以解释劳动供给行为。按照这个模型，企业为了激励工人，采取高于均衡工资水平的效率工资，导致产出增加；但效率工资会降低工资调整的灵活性，导致宏观层面劳动市场无法及时出清，从而带来失业。也就是说，通过效率工资模型可以初步解释宏观经济的短期波动，这是新凯恩斯主义的微观基础之一。问题在于，为什么效率工资会导致短期失业和经济波动？这在机制上似乎还很模糊。后来阿克洛夫等人进一步引入企业和家庭的有限理性假定，他们把企业和家庭分为两类，一类是理性预期的，一类是近似理性的。理性预期的企业会准确预期到通胀率，并以此决定支付给工人均衡的工资水平；而近似理性的企业则只能预期到部分通胀率，从而导致这类企业的工资水平偏离均衡工资水平。由于总体经济中的平均工资水平为两类工人的加权平均工资，所以宏观层面的平均工资水平是对均衡工资水平持续偏离的，市场不可能出清，从而菲利普斯曲线呈现出非线性特征。②

按照附加有限理性的新的菲利普斯曲线，在宏观经济中，失业率和通胀之间不再存在单一的关系，而是复杂的非线性关系。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都是基于单一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进行设计，目标就是在通胀率和失业率之间做出权衡。而一旦菲利普斯曲线并不存在这种单一关系，简单地权衡通胀率和失业率就可能是完全错误的。根据行为宏观经济学的非线性菲利普斯曲线，传统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无效，这看似与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的结论类似。实际上，行为宏观经济学的政策无效性命题并非指宏观经济政策真的无效，而是强调简单权衡通胀率和失业率的政策无效。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需要考虑微观主体和宏观总量之间的复杂机制，而不仅仅是相机抉择的简单化的总量政策。同样，由于微观主体的认知偏见会带来复杂的宏观经济绩效，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等强调的固定规则的宏观政策同样也会失效。例如，格拉海姆和斯诺维瑞在交错合同模型中引入双曲偏好，发现在交错合同与双曲偏好的相互作用下，货币政策具有长期实际效应。③类似的，福斯特等人分别假定了理性预期、准理性模型（自然预期）和直觉三种认知模式，发现三种预期下的宏观经济波动路径存在显著差异，这就导致宏观经济政策出现明显的分歧和绩效差异。④而罗森巴特-维希把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的价值函数引入新古典增长理论，结果发现参与人的有限理性和社会性会显著影响长期增长路径，并且这种影响机制让短期和长期的简单两分法变得毫无意义。⑤

三、结论：宏观经济学的自我救赎

DSGE模型看似精致美好，但由于其自身的理论假定的局限，导致这类模型并不具有有效的解释力和预测力。甚至可以说，这类模型已经成为相关宏观经济学自得其乐的工具，而不是科学研究本身。究其原因，就在于当代宏观经济学无法摆脱新古典化的窘境。新古典化容易让一个理论获得简洁之美，同时也让一个理论丧失科学之魂。即便新凯恩斯主义下的DSGE模型引入了不完全竞争假定，这一变革也并不足以矫正这类模型的错误。这是因为最核心的理性经济人假定和理性预期假定得到保留，而只要存在这两个假定，甚至不完全竞争理论本身是否在长期成立都是一个问题。按照新凯恩斯主义DSGE模型的逻辑，不完全竞争只能是短期现象，而不会是长期现象。事实上，即便在超长期，完全竞争市场也几乎没有存在过。

不完全竞争和新古典理性人假定的内在冲突导致新凯恩斯主义DSGE模型有着与生俱来的脆弱性，经不起仔细推敲。复杂的计算方法和计算机程序掩盖了这种内在的理论缺陷，而经济学家们乐此不疲。所幸一些头脑清醒的经济学家已经开始试图改变这种局面，其中最关键的一步就是重构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行为经济学已经建立了新的跨期选择模型与家庭的消费和储蓄利率，让微观基础的重构有了支撑。一方面，行为经济学家自身在尝试建立行为宏观经济学模型，以替代新古典范式；另一方面，迷恋DSGE模型的一些经济学家也开始重视行为经济学家的工作，在DSGE模型中引入行为经济学的有限理性假定。例如，艾格森和克鲁格曼通过假定两种类型的当事人，即有耐心的当事人和没耐心的当事人，来处理当事人的异质性难题；①通过引入有限理性和适应性行为，构建新的计算经济学（Agent-BasedComputationalEconomics，ACE），来解决宏观经济的均衡偏离难题。②而所有这些新的处理恰恰是行为经济学的内容。正如布兰查德所指出的，宏观经济学已经试图从行为经济学中寻求更合理的微观基础构建逻辑，③但这还是DSGE模型吗？新的模型与其说是DSGE模型，不如说是行为宏观经济学模型。这可能是宏观经济理论发展的正道。

微观经济学效率篇4

【关键词】微观经济学 体系 社会资源配置

一、微观经济学的产生

微观经济学的产生以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性质原因的研究》为标志，至今已经有231年的历史了。亚当·斯密通常被学术界认为是微观经济学的创始人。

斯密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已的，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和目的就是为追求自己的最大经济利益。但每个人都不能独立生存，通过分工使交换成为可能，并接受“看不见的手”的约束，实际这种对人类经济活动的抽象描述就是经济学范式研究的对象逻辑，因此，在此观念范式层提供的逻辑空间上，亚当·斯密提出了货币、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工资、利润等经济范畴，构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规则范式。斯密反对重商主义政策，主张放任自由政策，取消限制经济自由的种种障碍，建立起合乎规律的“自然秩序”，使每个人追求的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协调起来，最终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这些促使财富增长的主张，构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操作范式。当然以观念范式为基础，还可演绎出更多的定理，从而使其理论更加完善。

亚当·斯密通常被学术界认为是微观经济学的创始人。微观经济学从创建到目前不断有新的理论、新的观点充实到微观经济学的知识框架中，使得微观经济学的体系更庞杂，内容更丰富，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更加多样化。微观经济学由对经济问题的定性分析为主发展到要采用大量的定量分析才能得出相应的定性结论。现实生活中大量的经济学问题的解释和说明需要借助建立经济学模型并运用数学、微积分、运筹学、概率论等相关学科中的概念和工具分析才能完成。使得微观经济学的理论越来越抽象，越来越深奥，其逻辑性也越来越强，甚至在一定的假设前提下对某一问题的分析，因为假设条件不同，结论会差别巨大。有时对于同一个经济问题，不同经济学流派的观点与结论竟然截然相反。这就使得微观经济学成为财经类学生学习的难点，使得众多的初学者无从下手。对部分微观经济学教学人员而言，他们在讲授微观经济学的时候，往往迷恋于介绍复杂的经济学模型，繁琐的数理推导过程，忽略了对经济学基本思想的介绍，造成微观经济学成为高等学校经济管理类专业学习难度系数最大的一门课程。

二、理性的厂商

厂商是微观经济学的又一个重要主体。在西方经济学中，生产者亦称厂商，它是指能够做出统一生产决策的单个经济单位。在微观经济学分析中，厂商被假定为合乎理性的经济人，厂商提供产品的目的在于追求最大的利润。厂商最大化的利润是总收益和总成本差额的最大化。为使该差额最大，要尽量使成本最小，收益最大。因此，研究厂商的行为不得不研究厂商的生产和成本，故生产理论和成本理论是微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理论必然涉及到生产的投入和生产的产出，而企业的生产行为是一种持续的过程，生产的规模会随着市场需求和企业目标等众多因素的变化而调整。在微观经济学里，以企业是否可以调整其规模为标准，将企业的生产分为长期生产和短期生产。短期生产是企业规模不变，而长期生产是企业可以调整生产规模。理性的厂商会利用自身所具有的条件使得短期和长期的生产成本最小化，产出最大化，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因此，微观经济学中厂商的行为也是以理性人的假设条件出发的。

三、生产和消费同时的理性——一般均衡和福利经济学

最优的经济关系就是不仅生产达到了最优的状态，消费也达到了最优的状态。经济学上把这种经济的最优效果称作帕累托最优状态。经济学是研究如何用有限的资源来满足人们无限的欲望的一门学科。因此，如果产品在消费者之间的分配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状态，即任何重新分配都会至少降低一个消费者的满足水平，那么，这种状态就是最优的或最有效率的状态，同样如果要素在厂商之间的配置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状态，即任何重新配置都会至少降低一个厂商的产量，那么，这种状态就是最优的或最有效率的状态。生产和消费的最优如果能同时达到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和公正，则是社会整体福利的最大化，或称之为社会得到了最大化的满足。这种一般均衡和社会整体福利的最大化也是基于生产的理性、消费的理性及社会收入分配的理性考虑的，即是从理性人的假设条件出发的。

四、三个关键词：需求、供给、价格

在经济学家的笔下，复杂多变的经济可简化成需求、供给、价格这三个简单的名词。

1.需求。需求(demand)是在某一时期内，每一价格水平时，居民户计划购买的产品与劳务量。需求是购买欲望与支付能力的统一。消费者行为的出发点是需求，归宿是需求的满足，即效用。在微观经济学中有两种研究消费者行为的理论：基数效用论与序数效用论。这两种理论的假设前提、分析工具、表达方式不同，但所得出的结论是殊途同归的：即居民户把有限的收入分配于各种消费上，以获得满足程度的最大化，这就是消费者消费行为的目的，其理性选择；需求定理的内容是由消费者实现效用最大化的行为所决定的。如此，透过消费者的需求这个表面现象研究其深层次内容——消费者行为分析。

2.供给。供给(supply)是厂商在某一时期内，每一价格水平时，计划出售的产品与劳务量。厂商的供给行为可以用生产者行为理论来作出合理的解释，包括生产理论、成本理论、市场理论，主要分析理性的厂商如何生产以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具体而言，运用生产理论和成本理论分析厂商在企业内部如何用最小的成本生产出既定的产量，从而实现内部的经济效益。但这一行为并不能保证厂商利润最大化的实现，因为企业用最有效率的方式生产出来的产品只有在市场上销售才能实现其价值。因此还必须通过市场理论来考察不同市场类型条件下完全竞争厂商和不完全竞争厂商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经济行为，及其短期、长期均衡价格和产量的决定，进而推导出厂商的供给曲线。

3.价格。市场经济的成功乍一看是一个谜。千百万利己的家庭和企业分散作出决策似乎会引起混乱。但事实并非如此。事实已经证明，市场经济在以一种促进普遍经济福利的方式组织经济活动方面非常成功。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他1776年的著作《国富论》中提出了全部经济学中最有名的观察结果：家庭和企业在市场上相互交易，他们仿佛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指引，引起了合意的结果。价格既反映了一种物品的社会价值，也反映了生产该产品的社会成本，它引导着社会资源的配置，影响着消费者满足程度最大化、厂商利润最大化乃至整个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实现。

参考文献：

[1]何璋.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微观经济学效率篇5

    「关键词公共财政;宏观财政;微观财政;公共经济;公有经济

    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以经济学为基础,并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而发展。论文百事通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财政学也正在经历重大的转型。在转型的过程中,新的事物不断产生,旧的事物继续存在,新旧事物混杂在一起,形成特殊的转型状态。当前财政学教材版本众多,内容各不相同,甚至相互矛盾,使教师和学生无所适从。在财政学教学中,对经济转型期财政学属性要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才能走出困境。

    一、公共财政具有公共属性,但以私人财政为基础

    社会经济部门可划分为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两大部门。私人部门包括个人、家庭和厂商,公共部门主要是指广义的政府。研究私人部门行为的是私人经济,或称私人财政。研究公共部门行为的是公共经济,或称公共财政。我国习惯上将私人财政称之为财务,而将公共财政称之为财政。因此,在我国,财政仅指公共财政或政府财政,不包括公司和家庭等私人财政。因此财政具有公共属性,而不具有私人属性。从辩证法角度看,公共性与私人性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公共”是“私人”的汇总,“公共”建立在“私人”的基础之上[1].

    私人财政源于私人商品,公共财政源于公共商品。根据商品的特征不同,可将商品分为私人商品和公共商品,私人商品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而公共商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在私人商品市场上,供求均衡决定商品的最优数量,私人商品的供给曲线来源于所有生产者的边际成本曲线的横向加总,而市场需求曲线是所有消费者的单个需求曲线横向相加得到。与私人商品不同的是,公共商品在消费上具有非排他性,公共商品的市场需求曲线是由所有消费者的需求曲线纵向加总得到的[2].

    对于私人商品来说,效率要求每个人的边际替代率相同,且等于边际转换率。只要市场是竞争性的,且运行良好,就能保证这一条件成立。对于公共商品来说,边际替代率之和必须等于边际转换率。因为每个人必须消费相同数量的公共商品,效率要求每个人对所提供的最后一单位的总评价等于社会提供给它的增量成本。当私人商品在竞争市场中交换时,人们对私人商品的评价不会说谎。但是,人们对公共商品可能会隐瞒其真实偏好。这种让别人付钱,自己坐享其成的动机称为免费搭车者问题[3].公共商品的存在使得市场缺乏效率,同时公共商品的供给相对不足。因此,私人商品由私人部门提供更有效率,而公共商品由公共部门提供更有效率。

    私人财政是私人部门为提供私人商品,满足私人需求,凭借私人权利,进行私人支出和私人收入的经济活动。与之相对应,公共财政是公共部门为提供公共商品,满足公共需求,凭借公共权力,进行公共支出和公共收入的经济活动[4].因此,公共财政具有公共属性,不具有私人属性,但公共财政以私人财政为基础,与私人财政对立统一。在财政学教学中,应注意比较公共财政与私人财政的区别与联系,才能使公共财政生动具体,脱离私人财政谈公共财政是抽象生硬的。

    二、财政是宏观属性与微观属性的统一体

    一谈到财政,有人认为属于宏观经济学的范畴,这是一种片面的观点。微观经济学集中研究构成经济的个体单位———厂商、家庭和个人———的行为,研究这些个体单位的行为是微观经济学的范畴。政府同样属于经济的个体单位,而非经济总体,因此专门研究政府的行为也是微观经济学的范畴。相反,宏观经济学研究经济作为一个总体的行为,特别是诸如失业率、通货膨胀率、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平易这类总量指标的变化[5].

    经济有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之分,财政也有宏观财政和微观财政之分[6].宏观财政研究政府行为对经济总量的作用。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对经济总量进行宏观调控,财政宏观调控的目标有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财政宏观调控的手段是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工具主要包括:公共预算,公共支出和公共收入。实现经济稳定的财政政策有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有进行需求管理的短期财政政策和进行供给管理的长期财政政策。

    微观财政研究政府作为一个部门的行为。“经济人”假设:在经济活动中,经济主体所追求的经济目标是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该假设不仅适合私人部门,同样也适合公共部门。根据公共选择理论,政府是带有不同的具体利益内容同时又抱有个人利益最大化追求的个人进行经济活动的一个舞台。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类社会主要由两大市场组成:一是经济市场,二是政治市场。经济市场上的行为主体是消费者(需求者)和企业(供给者)。在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选票能给他们带来最大满足的私人商品;在政治市场上,人们通过民主选票来选择能给他们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规和法律制度[7].政治市场主体包括选民、政治家和行政官员。

    微观财政不仅研究政府作为一个部门的自身行为,还研究政府对私人部门的直接管制。政府管制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外部性、自然垄断、信息不对称及垄断与不正当竞争等问题。政府管制可以分为直接管制与间接管制,直接管制又可分为经济性管制与社会性管制。间接管制解决的是垄断与不正当竞争问题,社会性管制解决的是外部性问题,而经济性管制则是为了解决自然垄断与信息不对称问题。

    因此,财政既具有宏观属性,又具有微观属性,财政是宏观属性与微观属性的统一体。财政既研究政府行为对经济总量的作用,也研究政府作为一个部门的自身行为,还研究政府对私人部门的直接管制。在财政学教学中,既要看到财政的宏观属性,又要看到财政的微观属性,宏观财政具有微观基础,离开微观财政来谈宏观财政是空中楼阁。

    三、现代公共财政等价于公共经济,但有别于公有经济

    公共财政的研究范围不局限于政府的收支,而是拓展到公共部门的经济行为。因此,公共财政学也称为公共经济学,或者称为公共部门经济学。现代意义的公共财政等价于公共经济。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是按商品特征划分的,而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是按所有形式划分的。

    公有经济的典型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后改为国营企业,现在称国有企业。从规模上看,国有企业可分为大型国有企业和中小国有企业。我国实行“抓大放小”策略,采取多种方式放活中小国有企业。从类型上看,国有企业既有竞争性国有企业,也有垄断性国有企业。在竞争激烈的行业,国有企业亏损累累,我国实行“国退民进”战略,政府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垄断性国有企业有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我国垄断性国有企业主要是行政垄断,即采取行政手段,限制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进入,维持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加入WTO后,我国对外资的限制减少,但对民营企业的限制仍然较多,造成“一等国民是国企,二等国民是外企,三等国民是民企,四等国民是民众”的现状。相对于竞争而言,垄断不增加社会财富,只是将财富从消费者向垄断厂商的转移,相反,垄断减少一部分消费者剩余,损害社会福利。因此,应尽快制定反垄断法,尤其要反对行政垄断,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取消对民营企业的种种歧视和限制,大力发展民营企业。新晨

    一种公共商品的公共提供并不一定意味着也由公共部门生产,比如政府提供路灯照明,并不一定设立国有企业生产路灯。政府是否出资设立国有企业生产公共商品,取决于效率。如果市场更有效率,政府设立国有企业生产公共商品则不可取。混合商品一般由政府和市场共同提供,但政府提供混合商品也不一定意味着也由公共部门生产,比如政府提供教育和医疗服务并不一定要设立公立学校和医院,政府也可以直接补助学生和患者,由学生和患者自行选择学校和医院接受教育和医疗服务。

    国有企业同私有企业一样,以营利为目的,而公共财政或公共经济不以营利为目的,具有非营利性。国有企业提供的商品一般为私人商品,而公共财政或公共经济提供公共商品,具有公共性。因此国有企业不属于公共财政或公共经济的范畴,相反,国有企业属于私人财政或私人经济范畴,属于微观财政或微观经济范畴。在市场经济下,政府的活动范围是公共经济,而非公有经济,转型经济要求不断强化公共经济概念,淡化公有经济概念。

    因此,现代公共财政与公共经济等价,而公共经济和公有经济是两种不同的分类。在财政学教学中,应将公共财政拓展到公共经济,但要区分公共经济与公有经济。

    「参考文献

    [1]张馨。公共财政论纲[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曾福生,罗光强。西方经济学教程[M].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

    [3][美]哈维?S?罗森。财政学(第六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4]贺飞跃,蒋祖学。公共财政:私人财政的对称[J].湖南税务,2003,(6)。

    [5][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微观经济学效率篇6

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以来，西部经济快速增长，但经济效率却没有改善。本文通过主成分法分析了西部各省区经济效率，研究表明：除了具有特色和优势产业的云南、新疆等地区经济效率较高外，其他省区效率都较低。为了增强西部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需要发挥比较优势，培育特色产业，调整经济结构，积极引导地区经济结构升级，才能从根本上提高西部地区经济效率，改善经济增长质量。

关键词：经济效率;西部大开发

中图分类号：F12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3-0022-03

1．引言

自2000年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以来，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2005年西部12个省区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33万亿元，实际增长12.7％，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8个百分点。GDP占全国的比重为18.2％，比2004年上升了1.7个百分点。2006年上半年，西部地区的增长速度更是高达13％，增长强劲。与此同时，在西部开发政策的影响下，其他各项主要经济指标也迅速增长，2005年西部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17 899.44亿余元，固定资产投资拉动作用对西部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50％，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成为拉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是当前西部投资增长主要以国债投资为主，随着国家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财政投资资金有限，而在投入不能增加的情况下，西部地区这一经济增长模式面临着严峻挑战。况且由于受资源和消费需求等因素的限制，投资增长速度也不能过快，而投资过热，又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影响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仍然存在较多的隐患。

通过比较东西部经济增长特征可以发现，东部地区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带动经济增长，但是在西部地区，由于人均收入水平低，消费能力有限，而出口规模又小，消费和出口都不能有效地带动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只有依赖高投资率才能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目前，西部投资率水平明显高于东部地区，具体表现为投资规模过大，增长过快，部分行业盲目建设和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土地等资源消耗过大等，这实际上反映的是西部经济发展走的还是高消耗、高成本、高速度、低效率的路子，西部在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的特色产业还未真正完全发展起来。西部地区高投资增长是建立在低投资效率基础上的。如果国家投资力度减弱,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会降下来。因此，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受到置疑。

对照东西部的经济结构发现，西部经济增长在更大程度上是依靠经济效率较低、就业吸收弹性较低的国有经济推动的。这也使得西部地区积极地追求经济高增长，却未收到经济发展的良好效果，西部12个省区市资本平均收益率整体上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迄今为止，在西部开发政策的影响下，国家在西部累计投资总额已接近1.2万亿元，在巨额投资的拉动下，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生态等各方面也都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基础设施的改善，并不必然带来相关产业的发展，这是迄今为止西部各省区市绝大部分经济增长仍主要靠投资拉动的根本原因，经济增长整体上看仍以粗放式增长为主。

因此，西部经济的发展, 在投入不能继续扩大的情况下，首先需要提高经济效率。 西部各省(市、自治区)只有对自己的经济效率有一个客观、准确的综合评价, 分析各自的不足与优势，做到有的放矢，才能更好地提高经济增长效率。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西部地区的经济效率做了定量和定性分析, 以期对经济效率的改善起参考作用。

2．主成分分析方法和指标体系

2.1 主成分分析法和评价模型

主成分分析方法通过降维技术,研究指标体系内部的结构关系,把多指标转化成少数几个独立且包含原有指标大部分信息(80％至85％以上)的综合指标的多元统计方法。在主成分分析中较为重要的是方差贡献率,代表主成分对样本信息变化反映程度的大小。运用主成分分析,可以从反映经济效率综合特征的众多变量中提取几个主要的公因子,每个公因子代表一种重要影响,可以分析出影响经济效率的不可观测的主要影响因素,并且可以简化数据结构,确定综合评价数学模型的权重,计算出综合评价值。

主成分分析步骤：(1)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标准化数据。由于所选取各基本指标的计量单位不同,且数值存在较大的差异,依此得到的评分值不具有可比性。为了消除这一影响,对这些基本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2)计算评估指标的相关矩阵R。若所有评估指标都正相关,则进行下一步,否则应重新分析指标,并进行处理或调整。(3)计算相关矩阵 R 的特征值λ和特征向量。(4)用相关系数矩阵 R 进行主成分分析,计算 R 的特征值λ及特征向量，令| R -λI| = 0 ,求得特征值、特征值贡献率、累计贡献率。判断是否可用第一主成分作为综合评价指标,若第一主成分的贡献率不超过50%,则不能反映原始指标的变化情况。(5)构造综合评价函数 Y。Y是 P个综合因子的线性组合。即 Y=α1x1 +α2x2 +…+αpxp。(6)计算样本的综合评价指标值,并进行排序。

2.2 指标体系

如何对经济增长质量进行综合评判，目前还缺乏统一的标准。经济学家李京文（1996）认为高质量的增长应符合以下几项要求：（1）经济增长主要不是靠投入数量的增加，而是靠科技进步的提高；（2）经济增长持续稳定，避免剧烈的波动；（3）物价上涨率被控制在合理的限额之内；（4）经济增长伴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和总供需的大体平衡；(5)经济增长不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本文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来分析西部地区的经济效率，宏观经济效率可以看作是政府的投资效率，微观经济效率是企业投资效率。原始数据来源于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略)，经过整理计算，选取了评价经济效率的13项指标，对其进行综合评价。

2.2.1 宏观指标

从宏观上看,度量宏观经济效率的指标主要有以下几种：

（1）边际产出资本比率(IOCR＝dY /dK), 边际产出资本比率即一定时期内单位投资量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量，由于没有资本存量的准确数据，需要进行估算，这里用固定资产投资代替，单位投资量产生的GDP增量越大，表明投资的宏观效率越高。（2）非国有经济投资额占全部固定资产总投资额的比例。统计数据显示，非国有企业的投资收益率平均高于国有企业，而西部非国有企业的投资额占总投资额的比重却较低。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产权更加清晰，投资收益与亏损直接由所有者承担，委托层次较少，所承担的社会负担也较小，面临市场硬约束。所以本文认为非国有经济投资占总投资额的比例越高，整个经济的投资质量越高，用这一比例来间接衡量经济效率。（3）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能源消费总量/国内生产总值），用来反映经济增长中的能源消耗量，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对其求倒数得到单位能耗所产生的GDP，数值越大表明经济效率越高。（4）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单位GDP创造的财政收入反映经济运行质量，该比重越大经济运行质量越高，经济效益也就越好。（5）固定资产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当年固定资本形成额年度实际增量占当年GDP实际增量的比重。该指标从需求角度分析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与GDP增长之间的关系。具体公式是，固定资产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当前固定资本形成年度实际增量/当年GDP实际增量）x100%。（6）固定资产投资对GDP的拉动率等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贡献率乘以 GDP增长速度。该指标和固定资产投资贡献率之间没有本质区别，只是把“占GDP增量的百分比”，变成了“增长速度中的若干百分点”。

2.2.2 微观指标

从微观投资效率看，本文采用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效益指标进行衡量。主要有以下一些指标:

（1）总资产贡献率,反映企业全部资产的获利能力，是企业经营业绩和管理水平的集中体现，是评价和考核企业盈利能力的核心指标。（2）全员劳动生产率,该指标反映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劳动投入的经济效益。（3）工业增加值率，是在一定时期内工业增加值占同期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反映降低中间消耗的经济效益。（4）权益资金率，该指标既反映企业经营风险的大小，也反映企业利用债权人提供的资金从事经营活动的能力。（5）成本费用利润率，反映企业投入的生产成本及费用的经济效益，同时也反映企业降低成本所取得的经济效益。（6）流动资产周转次数，指一定时期内流动资产完成的周转次数，反映投入工业企业流动资金的周转速度。(7)私营工业企业总资产贡献率，尽管西部地区以国有经济为主导，但我们引入私营工业企业总资产贡献率这项指标，是因为民营经济发展越好，投资效率也高，可以间接反映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效率。

3．实证分析

在引入投资效率的宏观和微观指标后，对其进行主成分分析。

首先用相关系数矩阵R 进行主成分分析,求得特征值、方差贡献率、累计贡献率(见表1) 。按照特征根大于 1 的原则, 选入4个主成分, 其方差累计贡献率达 84.25%,即这四个成分所包含的信息占原始变量所包含信息的84.25％(见表 1)，其余9个成分对方差影响很小,因此可以提取前四个成分作为主成分评价西部地区 12 个省(市、自治区)的经济效率变量。

然后由分析结果计算各主成分的得分，各主成分得分Y1 、Y2 、Y3 、Y4 可由主成分的得分系数和原始变量的标准化值计算。在主成分分析基础上,综合各主成分构造综合评价模型,选择四个主成分Y1、Y2、Y3 、Y4,并以其特征值的方差贡献率39.9%、22.5 %、13.5 %、8.4%作为加权系数,构造如下综合评价函数: Z =0.399 ×Y1 +0.225 ×Y2 + 0. 135×Y3 +0.084×Y4。

从表2可以看出,按照第一主成分进行的排名与综合排名较为接近,这主要是由于第一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高达40%，基本反映了西部各省经济效率情况。第二、第三、第四主成分方差贡献率分别为22.46 %、13.47%、8.4 %，第一主成分在非国有经济投资比例，财政收入占GDP比率、投资贡献率等指标有较大的载荷系数,这些指标能够大体反映西部各地区的宏观经济增长效率，新疆和云南在宏观经济效率表现较好。第二主成分在全部企业总资产贡献率，全员劳动生产率、成本费用利润率等微观指标有较大的载荷系数,主要反映微观经济效率，云南和重庆在微观经济效率表现较好。

最后根据主成分分析的综合得分, 将西部地区12 个省(市、自治区) 的经济效率分为以下三类:

（1）云南、新疆、内蒙古、。上述四省（区）在西部各地区经济效率最高。主要是因为它们拥有明显的特色经济，例如云南的旅游服务业、烟草行业等，这些产业效益好，无污染，而且云南无论是宏观经济效率还是微观经济效率都表现较好。而新疆则以石油石化产业为主导，带动整体经济效率提高。

（2）四川、重庆、青海、陕西和广西的经济效率在西部处于中等水平。上述各省区市没有明显的优势产业和经济，不能形成竞争优势，使其经济效率处于一般水平。

（3） 贵州、宁夏、甘肃三省（区）的经济效率比较低，表明经济增长需要高投入才能维持发展，同时经济结构又不合理，例如宁夏第二产业消费的能源数量占终端消费数量的比重接近90％，其中高耗能工业又占能源消费的50％以上。这些地区主要以高能耗和资源加工的工业体系为主，长期开发必然带来资源的“瓶颈”制约，经济增长质量不高。

4．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对策建议

西部开发政策的实施使西部经济快速增长，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在市场经济无形之手的强大作用下，西部地区除了在石油和天然气、煤的开采以及部分农副产品等方面有一定优势外，其他行业的产品在市场上很难有竞争力，使西部地区只有依靠高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经济效率却没有改善。因此，要想提高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笔者认为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做出努力：

（1）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培育产业优势

西部地区最大的优势是资源优势，各地区应该认真分析支撑当地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借助最具优势的资源（例如充足的劳动力资源，绿色生态产品资源和原材料能源资源等），将经济资源优势升级为主导产业优势，因地制宜地谋求主导产业的快速发展，以便带动其他产业和经济的发展。

（2）努力降低各种能耗

为了经济可持续发展，西部地区应该大力重点发展节能项目，促进节能技术产业化，并逐步加快应用高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淘汰高耗能行业的落后生产装备。另外，从制度上可以考虑制订适用于地方实际情况的高耗能行业强制性能耗限额标准，依法开展资源节约执法和监督检查，同时降低第二产业比重，尤其是降低工业中能耗高而产出低的行业所占的比例，有利于实现节能降耗。

（3）提高微观经济竞争力

西部地区企业呈现出数量少、规模小、产品结构落后、经济效益差等弱质特性，在全国统一的大市场环境下，面临的竞争日益激烈，产品在全国市场上很难有竞争力，因此，要想具有持续的经济竞争力，需要提高微观企业工业技术装备水平、产品质量和技术含量，加大研发投入，提高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1］ 宋利格，陈 迅.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评价［J］．经济纵横，2006,(7).

［2］施发启.如何有效衡量我国投资效率［EB/OL］.国家统计局，省略/read.asp?id=1310.

［3］吕峰.论跨国公司投资对我国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性［J］．商场现代化，2006，（5）.

［4］沈坤荣，孙文杰.投资效率、资本形成与宏观经济波动――基于金融发展视角的实证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4,(6).

［5］ 夏红云，杨林泉.主成分分析在西部城市综合实力评价中的应用［J］.经济师，2006,(6).

［6］ 张雅清，主成分分析法在西部地区投资环境综合评价中的有效应用［J］.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5，（12） .

［7］ 李京文.快速发展中的中国经济［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微观经济学效率篇7

一、经济效益是指在经济活动中投入与产出的比较,按照投入产出的具体指向内容不同,分为宏观经济效益和微观经济效益

从宏观经济效益讲,投入指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各种实际耗费,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产出指生产出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提供满足国家、公众需要的服务和利益。从价值角度讲,包括工资、税金、利润、利息等等。某些经济活动即使没有税金、利益,站在国家的角度考察可能仍然具有经济效益,如技术开发实验,公共事业部门等等。可见,宏观上的投入产出是十分广泛的概念。

微观经济效益,主要指企业经济效益。投入就是企业投资者投入的资本,产出就是企业创造出的收入。产出与投入相抵,就是利润。企业投资过程,就是用已有的资本,利用外部环境,通过生产经营活动,使资本不断增值的过程。在宏观经济中一些投入产出内容如人力、自然资源、银行信贷资金、税金等等,在微观经济中都成为了外部环境。例如:借入资金投入经营,取得收入后就归还借款、支付利息。借入资金的循环过程是加大资本创收能力。企业可以视经营状况多借少借或不借。一个企业尽管缴纳了很多税金,支付了很多利息,如果它本身亏损,资本不断减少,虽从宏观算帐有经济效益,但因没有经济效益可言,投资人则认为是投资失败。

同一经济内容在宏观与微观中的这种变化,源于宏观、微观利益主体不同。而由于宏观经济效益、微观经济效益的计算内容不同,经济效益指标就不同。会计上讲的经济效益指标,主要指微观的企业经济效益指标。

根据上述对经济效益的分析,笔者认为,企业经济效益指标就是反映企业投入、产出关系的指标,基本指标计算公式为:

经济效益=产出-投入

经济效益水平=经济效益÷投入

经济效益是绝对指标,反映有无效益以及效益大小,经济效益水平是相对指标,进一步反映效益水平。从上述两个指标衍变出来,反映投入、产出和比较结果的整体、局部状况的各项指标即构成经济效益指标体系。

二、利润指标是经济效益指标体系中的核心指标,理由如下

1、利润是企业投入产出关系最综合的绝对额反映指标。企业节约投入,降低成本费用,可以增加利润;企业开拓经营,提高产品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多创收也可以增加利润,每次具体经济效益最终汇集为企业利润。

2、利润是企业维持再生产的条件。企业只有不断创造利润,才能不断发展壮大;如果企业年年亏损,那么,企业就不可能生存。

3、利润是企业投资者追求的现实目标。企业投资的目的是为了盈利,利润的绝对额越大越好。提高盈利水平也是为了在有限资本投入的前提下,获得更大利润。一般情况下,投资者都会采取投入更多资本或是提高盈利水平等多种方式来增加利润。

4、销售利润率、资本利润率、资本增值率等相对指标都是以利润为前提,是利润指标的延续,并非投资者直接追求的目标。如果以其某一个为核心,如资本利润率,由于资本投入不一样,很可能得出获得一万元利润时的效益要优于获得一百万元利润的错误结论。

5、利润数额大小还反映企业承担市场风险的能力。资本利润率再高,如果利润的绝对额不大,在市场的大浪中还是不堪一击。只有利润的绝对额大,才有能力承担潜在风险,获得长久稳定的经济效益。

6、利润是人们普遍认可、被广泛使用、能直观反映经济效益的指标。

三、基于上述观点,笔者认为《分析》一文有如下的不妥之处

1、进行两数比较时方法不全面。既称“经济效益是一个比较量”,那么,就应包括两数相减得出的绝对比较和两数相除得出的相对比较,这是统计学的基本常识。因此,《分析》一文中认为“某些总量指标……不能直接说明经济效益”是不妥的。

2、将“利润指标”排除在经济效益指标之外,更是不妥。《分析》在认为“经济效益指标是财务成果比率指标”的同时,以此为据举例说明利润不是经济效益指标。前文已述利润是收入与成本的绝对和相对比较结果,包含绝对指标,应属经济效益指标。

3、混淆了宏观经济效益与微观经济效益的内涵。《分析》用“资金利润率”指标为核心,认为“企业经济运行成果之全貌,一般先从分析资金利润率入手”。首先,资金利润率=营业利润÷投入资金总额×100%,从宏观上,分母是全部社会资金占用,包括资本和负债,分子则应包括工资、利息、税金、利润等全部宏观效益;从微观上,如分子只含企业利润,分母就不应包括负债,分子分母应时时注意保持口径一致。从绝对技术角度看,“资金利润率”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如企业经济管理水平不变,仅是筹资方式不同,筹资成本对利润产生不同影响,其资金利润率就会不同。如企业付息前利润率高于银行利率,以发行股票方式筹资,此时资金利润率就高,以银行贷款筹资,资金利润率就低;而计算资本利润率,结果却正好相反。传统的资金利润率是一个计算内容和意义模糊不清、没有实用价值的指标,不是完整意义的经济指标。

微观经济学效率篇8

一、激发学生兴趣，化深奥抽象为浅显易懂

微观经济学的内容较为深奥、抽象，文字、公式以及图表较多，在教学中，容易因为学生们缺乏兴趣而效果低下。教师应该多采用新闻事例以及身边的经济现象对知识点进行描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并让理论与实践更充分的结合。教师亦可借助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做一些生动活泼的课件以打破课堂的沉闷。并优化教学方式，化抽象为具体，变困难为简单。同时，教师应该多向学生介绍学习经济学的好处，并向其讲清楚经济学学习的难度，督促学生进行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巩固微观经济学课程的学习。

二、引导接触热点，化被动接受为主动融入

新闻每天都在更新，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多接触财经新闻，探讨经济热点。一来，注重经济热点的学习更加贴近社会生活，可以培养学生的经济思维，有利于其日后的工作生活。

二来，对于经济学的初学者来说，微观经济学就是厚厚的充满了难懂的数学公式和文字图形的教材，微观经济学里面的专业术语和统计数据让他们觉得既枯燥又无味。而教师利用经济热点来引出知识点则可以让课堂更加活跃，打破学生“理论无用论”的错误观点。另外，与学生们共同探讨经济热点，还可以促进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情感交流，加强师生间的互动。在帮助教师自身水平提升的同时，也能开阔学生视野，巩固其对专业知识的掌握，提高其理论联系实际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关注学习进度，变死记硬背为有效引导

正如我们前文所分析的一样，经济系文理兼收，学生的数学水平参差不齐，学生即使有在大一时学过微积分，但也不能保证每个同学都能熟练的把微积分的知识运用到微观经济学的课程中。为了能让学生更好的学习微观经济学，理解书本中繁复的公式以及图形，我们在教学的时候就应该多注重基础的知识。例如“弹性理论”，在碰到这类需要用到微积分知识的课文时，不应该就微观经济学的课本理所当然的向学生授课，而应该更注重学生对微观经济学中与微积分相对应的那些知识的熟悉、掌握程度，举一些简单的数学案例，先简明扼要向学生讲解一下相应的数学知识，激起学生对微积分的记忆，再进行微观经济学的教学，这样定然能让同学们更容易理解微观经济学中的经济模型和数学公式。

另外，微观经济学还有很多坐标曲线，如“消费者行为理论”中，就有一般商品的价格-消费曲线、需求曲线、吉芬商品的价格-消费曲线等十几种曲线。虽然每条曲线都易于理解，但是容易弄混。有一句这样的谚语“Tell me ,I will forget;show’me,I may remember；involve me,I will understand.”在我们的课堂教学中，很多时候都只能做到“tell and show”这样的话，学生就很容易忘记，不利于学生的理解和掌握。所以我们在教学当中，应该更注重学生的参与程度。例如，我们在讲曲线的时候，我们在向学生讲解的同时，也要在课堂上给学生留有自己画的时间。这就要求我们做好课前的备课，在讲解课本的同时，举几个例子，让学生自己动手操作，引导学生自我思考，并最终将所有知识掌握，铭记于心。同时，也能让学生在自我操作的过程中，加深对课程的理解，熟悉概念原理，并能在操作的时候纠正学生的错误，起到巩固知识的效果。

四、重视学习形式，化结果检测为过程调控

微观经济学效率篇9

福利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之一就是资源的配置效率问题，最早要追溯到19世纪维尔弗雷德?帕累托（Vilfredo？Pareto）的帕累托最优理论，他将帕累托最优状态定义为：除了某些人的效用不变外，我们做出任何微小的变动不可能使所有人效用全都增加或全都减少的状态。随后，在20世纪初卡尔多和希克斯（Kaldor，Hicks）在帕累托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帕累托改进理论，认为任何福利政策不可能对每个人都是有利而无害，但如果这种福利政策对某些人有利的福利水平足以补偿对另外一些人不利的情况，这种配置则就是有效率的。科普曼（KooPmans，1957）在其《论经济学现状的三篇论文》专著中，对资源配置理论进行了更进一步的研究，认为资源配置方式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是某个微观经济单元的资源配置方式，第二层是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法瑞尔（Farrell，1957）在科普曼研究基础上又进一步将企业生产效率分为配置效率和技术效率；罗宾逊，怀特曼（Robinson，Wightmans，1974）将市场效率分为配置效率和操作效率；贝恩（Bain，1981）创造性的提出了金融配置效率主要包括宏观经济效率和微观经济效率；沃格拉（Wurgler，2000）认为，资本配置效率指标是金融发展的程度及其作用水平主要衡量标准，这里的资本配置效率是用资本对于GDP变化的弹性来表示。沃格拉从产业视角出发对65个国家的资本配置效率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发达国家的资本配置效率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的配置效率的结论。

二、关于金融理论中金融资源配置问题的综述

综述金融理论对金融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金融资源的开发与配置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上，即主要从金融系统与经济发展关系上着手的。早期，沃特.巴杰特（Walter Baghot，1873）研究发现在英国工业革命中，大型工业项目通过向金融系统融通资本，获得快速发展，认为金融系统是促进工业革命发展的关键，他指出了“良好的金融系统能够把资金从低效率的投资转向高效率的投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912）认为银行系统功能良好，就可以有效识别较好的投资项目，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能为创新产品和创新生产成功的企业家提供所需资金，从而推动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又能进一步推动生产的进步，最终会实现未来宏观经济的发展。巴杰特和熊彼特的研究已经向我们展示金融系统具有优化配置资源的功能，能将资金有效地转化为资本，进而作用于实体经济。随后格林和肖（J.Gurely&E.Shaw，1960）通过构建一个广义货币理论模型，试图发展了货币理论和金融结构理论，并认为金融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手段。格林和肖把金融结构称之为金融资源，忽视金融政策、货币资本的资源属性，总体上，格林和肖研究促进了金融资源理论的的萌芽。金融资源理论初步发展，并引起主流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德斯密斯（GoldSmith，1969）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中认为金融资源包括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工具和金融运行规律和制度。他通过35个国家百余年的经济数据和金融数据比较分析，得出结论：金融结构的变化就是金融发展，金融上层结构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改善金融运行，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金融发展水平也较高，二者存在大致平行的关系。戈德斯密斯重点强调金融相关比例（FIR）是金融发展的重要指标，主张金融发展需要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震荡。这正是保护金融资源的重要措施，目前在国际上已经达成共识。遗憾的是他只做“量”的比较，而忽视了金融发展“质”的方面，即缺乏对金融资源效率方面的比较分析。麦金农和肖（Mackinnon&Shaw，1973）对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辩证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最终形成了的“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为管制利率使得利率低效率，将会抑制储蓄额的增长并会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主张放松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和利率的监管，应根据市场规律，提高投资水平。同时他们还主张应减少对资本流动的限制，具体措施是取消对外汇和外贸的管制，这样不仅能纠正因严格管制而导致的价格扭曲，而且能弥补国内资金的短缺。继金融深化理论之后的金融资源理论主要贡献是对金融的本质认识的突破，放松金融深化理论的假设前提，采用先进的实证方法检验。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以莫顿（Merton）和Allen为代表的学者则强调金融功能观，认为金融机构观着重于对金融机构进行研究，而功能观着重于对金融机构运作的经济功能的把握，在功能的指导下探寻运作这些功能的最佳机构结合，它是基于为金融体系提供的服务的基础之上的。此时，金融资源理论发展已经涉及到金融资源本质，金融脆弱性、金融资源的配置和金融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内容。随着内生增长理论的兴起，学者们纷纷将目光集中在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上。主要代表人物有格林伍德和约万诺维齐（Greenwood&Jovnaovie，1990）、莱文（Levine，1993）、德米雷德斯和阿雷斯特（Demtriadesd&Arestis，1999）等人，他们通过建立内生增长模型，并在此基础上系统分析了金融系统5种不同的功能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

三、国内学者对金融资源配置问题研究的综述

微观经济学效率篇10

本文通过梳理现代宏观经济学演变发展历程中的三个重要阶段，主要学派形成的历史条件、思想渊源，以及其理论要点、政策主张和实践，分析其演变发展过程的特点。

总体而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演变发展，是随着西方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重要历史事件的出现而发生的，一直围绕着国家干预和经济自由这两大主题进行争论和融合。这两种基本力量此消彼长，相互批判，相互融合，不断深入发展，从而丰富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和经济政策的实践。

一、凯恩斯主义：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形成

(一)凯恩斯主义

1929-1933年，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普遍性的经济大萧条。首先是股市的暴跌风波，接着是生产大幅度下降，企业大批破产，失业急剧增加。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下降了37.2%,倒退到20世纪初的水平；失业和处于半失业状态的人数接近5000万。据估计，危机期间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总额达到了2600多亿美元。传统的经济理论对此一筹莫展，既无法从理论上给予解释，也无法从政策上提出摆脱困境的办法。1这场危机促使人们对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和基本矛盾进行新的思考。统治阶级迫切希望有一种新的经济理论，既要承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失业的存在，并且能提出应对的政策，但又不要将危机的根源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

在这种背景下，凯恩斯在理论、方法和政策上，都提出了与传统经济学不同的观点，其思想主要体现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凯恩斯主义的思想渊源是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学说、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学说、孟德维尔的高消费促进繁荣的学说和霍布森的过度储蓄导致失业和经济萧条的学说。

理论上，凯恩斯反对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遵循的“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强调总需求是决定国民收入的关键。他提出三大心理规律：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和流动偏好规律。在它们作用下，有效需求不足将导致大规模失业和生产过剩，而市场机制无法自动调节并实现充分就业均衡。方法上，凯恩斯开创了宏观经济的分析方法，即总量分析法，将货币经济和实物经济合为一体，克服了此前传统的将货币经济和实物经济分开的“二分法”。政策上，凯恩斯反对“自由放任”和“无为而治”的传统做法，主张国家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生活进行积极干预来消除失业和摆脱经济萧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相继接受凯恩斯理论，并根据“有效需求理论”来制定宏观经济政策。例如，1945年，英国政府了就业政策白皮书》，声称政府将稳定就业水平作为主要目标和责任；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政府也宣布将充分就业作为战后施政的重要目标。1946年美国通过的“就业法案”规定“促进最大限度的就业、生产和购买力是联邦政府的一贯职责”。50年代以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进入鼎盛时期，成为西方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

(二）新古典综合派--凯恩斯主义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逐渐恢复，此后的20多年是相对繁荣和稳定发展的时期。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主要是针对经济危机提出的，追随者必须对其理论进行新的解释，以适应新的经济发展状态。这个时期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发展比较缓慢，又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威胁，需要对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所忽视的长期发展、价格和工资问题进行研究。此外，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的不一致性，需要加以调和；经济结构的改变，也要求将反映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学和反映国家干预的宏观经济学结合起来。在这种理论和现实背景下，形成了新古典综合派。

新古典综合派的思想渊源是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新古典经济理论。该学派理论的最大特点体现在“综合”上：①综合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把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总需求所引起的“收入效应”，与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的价格变动所引起的“替代效应”结合起来。②综合凯恩斯的短期分析方法与古典学派的长期分析方法。③将传统的对市场自行调节的机制与凯恩斯所主张的政府干预机制结合起来。④把新古典经济学强调的货币政策与凯恩斯强调的财政政策结合起来。⑤把非均衡分析方法与一般均衡分析方法结合起来。⑥80年代以后，其“综合”的特征还表现为对凯恩斯主义反对派各种理论的综合。其代表人物萨缪尔森曾经说“星期一、三、五，我可以是一名萨伊定律的侍从，而星期二、四、六，我却可以是一名凯恩斯分子。”

新古典综合派的核心政策主张是“需求管理”思想，提倡由政府采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对社会总需求进行适时适度调节，稳定经济增长。1950年代，新古典综合派的政策主张是补偿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1960年，肯尼迪总统采纳了新古典综合派代表人物托宾和奥肯的政策建议，削减个人所得税，生产与就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这又对1970年代的“滞胀”困境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了应对这种困境，新古典综合派又提出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实现多种经济目标的策略。

二、新自由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兴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推行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虽然缓和了阶段矛盾，推迟了周期性危机的爆发，剌激了生产与经济的发展，但是却造成了通货膨胀的加剧。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发生了急剧的通货膨胀，并在70年代初形成了高通货膨胀率和低增长率并存的“滞胀”局面，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此束手无策。。5在这种情况下，新自由主义宏观经济学，包括现代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在反对凯恩斯主义的论战中迅速崛起。

(一)现代货币主义

现代货币主义的思想渊源是费雪的货币数量论和芝加哥大学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该学派强调货币问题的重要性，主张通过货币政策来消除通货膨胀。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从50年代中期起，根据费雪和芝加哥大学的传统观点，对货币数量理论作了新的论述，主要观点是：货币是唯一重要的因素，货币数量变动既影响物价水平，又影响商品和劳务的生产量或国民收入的变动；通货膨胀不仅被看成是纯粹货币现象，而且被认为是国家干预破坏市场机制作用的后果；反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提出有计划地稳定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即按照国民收入增长率有比例地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政策主张。

现代货币主义者曾提出过六大政策命题：中央银行的首要任务是控制通货膨胀，而不是失业；中央银行需要使用明确而有效的目标框架和工具变量；合适的工具变量是全额准备金（制度）；中央银行能够充分精确地控制货币供给；货币供给是适宜的高层目标；货币应以稳定或不变的比率增长。。]

货币主义在整个80年代成为撒切尔主义的理论基础。撒切尔的通货紧缩政策使失业率一路攀升：50-60年代，失业率只有1%-2%左右，1979年撒切尔上台时为4.5%,1981年猛增至9.1%,1985年高达13%。

1979年，美国进行了一场“货币主义者的实验”，美联储不再以利率为中心，而是使银行储备和货币供给遵循事先确定的增长路径。这项政策在控制通货膨胀方面取得了成功，从1978年到1982年，通货膨胀率从13%降到了4%,失业率从6%上升到10%；但是却使货币周转率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因此美联储渐渐不再以它作为货币政策的风向标。

(二）供给学派

供给学派强调要注重经济运行的“供给方面”，其理论与政策的核心是说明财政政策的变化，尤其是边际税率的变化，对剌激劳动积极性、储蓄与投资等的作用，进而对总供给和经济增长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供给学派的学术渊源主要是古典经济学，具体来说，主要是指从亚当?斯密到约翰?穆勒，并由萨伊建立的“从供给出发，将生产、成本、生产率作为研究重点，并以经济自由主义为主要政策主张的经济理论体系”。供给学派反对凯恩斯“需求管理”的国家干预主义，认为它是导致产生“滞胀”的根源，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供给管理”，强调财政政策的作用应该影响供给而不是影响需求，以促进私人储蓄和投资，主张全面恢复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精神，尤其是萨伊定律。

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在经济陷入“滞胀”和凯恩斯主义失灵的背景下被里根政府所采纳。里根政府大幅减税：1981年第一次总统预算将非劳动所得收入的最高税率从70%降到50%,把资本收益的最高税率由28%降到20%。1983-1984年，美国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复苏，失业率降低。1986年，失业率回到70年代末期水平。

里根政府推行供给经济学，目的是通过增加供给提高生产率、消除“滞胀”。但推行减税却使税收降低、赤字高涨，并造成低储蓄率、低投资率、低生产率、高汇率，投资下降，国际市场竞争力下降。

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一)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性预期学派）

在20世纪70年代时，西方国家经济面临“滞胀”和大量失业的困境，凯恩斯主义和现代货币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都未能改变这种局面，一些经济学家从现代货币主义中分离出来，形成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学术渊源是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该学派有3个重要的假设：理性预期（经济行为人对经济变量的主观预期将符合这些变量实际的或者客观的条件数学期望）、持续市场出清（工资和价格变动非常迅速，因此市场总是处于均衡状态）、经济当事人最大化。从这些假设中可以推导出一些重要的政策主张：①政策无效主张。如果货币当局宣布打算增加货币供给，理性的经济行为人会考虑这一信息并完全预见货币供给增加对一般物价水平的影响，因此，产出和就业保持在自然水平上不变。②减少通货膨胀的产出和就业成本。为了减少通货膨胀，经济体要承受产出和就业的损失。③动态时间的不一致性、信誉和货币规则。最优政策选择是在动态过程中发生变化的，由于存在试图预期政策行为的当事人，会导致政策制定者在一定时期内的相机抉择政策不会导致社会目标函数的最大化。因此，要制定一些长期不变的政策规则，而不是相机抉择，建立对规则的信誉比具体的规则本身更重要。④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独立的中央银行更能建立信誉，以更低的代价实施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⑤宏观经济政策增加总供给的作用。附加预期变量的总供给曲线自然隐含着增加总供给的微观经济政策，即增加产出或者减少失业的适宜政策是那些促使厂商和工人提供更多产出和劳动的微观经济动机的政策。卢卡斯曾指出“福利的潜力来自较好的、长期的、供给方的政策，其收益远远超过短期稳定政策进一步提高所带来的福利。”⑥政策评价的“卢卡斯批判”。卢卡斯批判使用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来评价不同政策方案的效果，因为当事人会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而调整他们的行为，参数可能因政策规则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所以无法比较不同政策产生的效果，即宏观经济模型对于政策评价没有用处。

(二）新凯恩斯主义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长期在西方宏观经济学处于主流地位的凯恩斯主义在应对“滞胀”问题时一筹莫展，陷入困境。新凯恩斯主义的产生的理论条件是凯恩斯主义的理论缺陷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在解释现实问题时的软弱无力。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缺乏微观基础，没有清楚阐释名义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尽管新古典综合派的萨缪尔森后来把古典微观理论引入凯恩斯经济理论中，但是却没有形成有机的结合体。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虽然发展了一种有微观经济基础的宏观经济理论，但是过于追求理论结构和分析方法的完美无暇，其市场出清的微观分析严重脱离了现实，宏观政策无效性的结论也难以令人信服。在这种背景下，新凯恩斯主义产生了。由于主张政府干预，它被看成是凯恩斯主义的复也。

相比旧凯恩斯主义，新凯恩斯主义的“新”主要体现在：①在解释经济周期波动方面，强调的是名义价格刚性，而不是名义工资刚性。新凯恩斯主义的重要内容包括“菜单成本”理论、“近似理性”模型、长期合同理论或价格交错调整理论。②强调实际不完全，主要是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信息，并用它们来解释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③试图为解释工资和价格粘性现象提供一个可以接受的微观基础。新凯恩斯主义把名义不完全与实际不完全的相互作用和理性预期假说、自然率假说结合在一起，说明名义总需求的波动如何能够对产出和就业产生重大的实际效果，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说明干预政策如何可以稳定经济。

四、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演变发展特点

虽然现代宏观经济学在产生和演变发展过程中，存在不少争论和分歧，但是在也存在一些共识：①真实GDP的运动方向基本上是由供给方面的因素推动的。M②真实GDP在长期内是螺旋上升的，而短期内实际GDP的波动基本上是由总需求的冲击引起的。③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的替代关系在短期内存在，但在长期内不存在。④在长期内，货币供给的增长率决定通货膨胀率，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应该是追求一个较低且稳定的通货膨胀率。⑤不主张政府使用不谨慎的“微调”总需求的政策，来使产出和失业水平接近或保持在它们充分就业时或自然的水平上。⑥经济稳定被看成是一个博弈理论的问题。政府的政策体系能够影响人们的预期和行为，因此建立政策的可信度和相关的制度很重要。

20世纪30年代现代宏观经济学产生后，经历了凯恩斯主义的产生和兴起、新自由主义宏观经济学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经济理论的主流、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趋同与综合这三个重要的演变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