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基本要素十篇

博弈基本要素篇1

关键词：博弈论；田忌赛马；一般扩展式

一、什么是“博弈”

博弈论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但真正作为一种理论研究则始于20世纪20年代，公认的开山之作是1944年出版的由科学家冯诺依曼和经济学家奥斯卡摩根斯坦恩合著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的理论》一书。此时，“博弈论”才作为一个完整的新名词被提了出来。此后，国内外对博弈论有了广泛的研究，博弈论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国内方面，关于博弈论的文章、专著不胜枚举，各位学者对“博弈”一词的认识或定义也存在偏差。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博”是丰富多彩的意思，而“弈”则指下棋、打牌等对抗性游戏，因而“博弈”就是指丰富多彩的对抗性游戏。①在英文中，“博弈”一词是“game”的复数，表示各种各样的游戏。因此，汉语中的“博弈”与英语中的“game”意思完全一致。“博弈”与“游戏”有这密不可分的联系。

学者王俊冰对“博弈”一词有着不同的理解。他指出：博弈的“博”字是竞争的意思，“弈”是对弈，是一种关于在竞争中选择策略，争取最好结果的技艺。②概括来讲，博弈是一种技艺。学者郭磊认为：博弈的基本意思是弈棋，博弈本身是一种游戏，但博弈更强调谋略……博弈则可能是一系列策略与行动的组合体，并且是一个由始而终并产生结果的完整过程。③可以理解为博弈是一个过程。还有学者认为：博弈即一些个人、队组或其他组织，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的规则下，同时或先后，一次或多次，从各自允许选择的行为或策略中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各自取得相应结果的过程。④

二、“田忌赛马”概述

忌数与齐诸公子驰逐重射。孙子见其马足不甚相远，马有上、中、下辈。于是孙子谓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胜。”田忌信然之，与王及诸公子逐射千金。及临质，孙子曰：“今以君之下驷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既驰三辈，而田忌一不胜而再胜，卒得王千金。于是忌进孙子于威王。威王问兵法，遂以为师。”⑤这是我国“田忌赛马”故事的原型。这个故事可谓是众所周知了，该故事发生在战国时期，齐威王和大将田忌赛马，根据马跑的速度双方各有上、中、下三种等级马各一匹，其中田忌的马比同一等级齐王的马跑得慢，但比齐王低一级的马跑得快。比赛规则为三局两胜制，每局比赛各出一匹马，负者向胜者支付黄金⑥一千，显然相比之下齐王的马占优势。在第一次比赛中，田忌以上等马对齐王的上等马，以中等马对齐王的中等马，以下等马对齐王的下等马，结果连负三局。在第二次比赛中，田忌采纳孙膑的建议，以下马对齐王的上马，以中马对齐王的下马，以上马对齐王的中马，结果胜两局负一局，赢齐王一千金，而自以为胜券在握的齐王反而输掉一千金。

首先要从语言上分析一下这个典故。“孙子见其马足不甚相远”这一句是前提，否则这个故事就不会发生。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句话，即“齐威王和田忌的马根据速度划分各有上、中、下三种等级各一匹，其中田忌的马比同一等级齐王的马跑得慢，但比齐王低一级的马跑得快”。假如齐威王的马按速度由快到慢分为A1、A2、A3，田忌的马由快到慢分为B1、B2、B3，那么这六匹马由快到慢依次是A1、B1、A2、B2、A3、B3。另外，还有一处是学者研究中普遍遗漏的，即“及临质”三个字，这一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句话在这个故事中应该翻译为“等到将要开始比赛的时候”，那么这句话告诉我们一个什么讯息呢？我认为是说孙膑献计田忌改变马的出场顺序这一情况并不为齐威王所知，这也成就了田忌在第二轮赛马中能够胜出的重要因素。“威王问兵法，遂以为师。”这一句也是关键所在，通过这一句话得知，齐威王并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输的，所以请教孙膑。假设如果齐威王知道其中玄机的话，那么田忌将必输无疑。以上三点是“田忌赛马”故事得以出现的基本前提。

而我国关于“田忌赛马”博弈论研究的相关论著可谓不少，但鲜有人认真透彻地分析这个故事的原型，殊不知这关系到“田忌赛马”是不是博弈、是怎样的博弈等问题。在以往的文献中，王俊冰在《白话博弈论》一文中指出“田忌赛马”是一个非合作博弈；詹国枢在《博弈处处有，几人能识之》中指出“田忌赛马”是博弈论的实际运用，是典型的博弈案例；周瀚光认为“田忌赛马”是一个“二人有限零和博弈”，⑦但他并没有首先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这个故事的前提；此外学者袁国强、和蔚、逯彦彦、郭鹏等等均指出“田忌赛马”是一个博弈，但没有深入分析它到底属于什么类型的博弈，是怎样博弈的等问题。

三“田忌赛马”的博弈论分析

前文分析了该故事的三个前提，一、田忌的每等级的马均次于齐威王同等级的马，但强于齐威王下个等级的马；二、齐威王事先不知道田忌临阵改变了马的出场顺序；三、齐威王不知道改变马出场顺序其中的玄机。本文以下的分析均基于此三前提。

首先要从博弈论定义上理解“田忌赛马”。很明显，“田忌赛马”确实符合“博弈”的定义，但现在言“田忌赛马”就是博弈还为时尚早。

其次需要分析“田忌赛马”是否具备博弈理论的基本要素。国内学术界对博弈论基本构成要素有分歧，基本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博弈论要素有四方面，即博弈的参加者、策略、进行博弈的次序、博弈的信息。但是主张博弈理论四要素这一派内部也有分歧，学者胡静认为博弈理论的第四个构成要素是“博弈方的得益”，⑧而不是博弈的信息；另一派认为博弈理论具有五方面的要素，即博弈的参加者、策略、进行博弈的次序、博弈的信息、博弈方的得益。可以清晰地看出后者对博弈理论的要素有了一个完整的归纳。那么“田忌赛马”是否具备五个要素呢？齐威王和田忌是博弈的参加者；策略选择按照排列组合来计算共有六种（这里不详细叙述）；博弈的次序是双方非同时决策，齐威王是先手；博弈的信息是不完全的，齐威王不知道田忌策略的变化；得益是每胜一局有一千金的奖励。通过分析这些要素，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即“田忌赛马”是一个完整的博弈。

最后要弄清楚“田忌赛马”到底属于什么类型的博弈。首先要了解一下博弈论的分类情况。（1）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如果各博弈方能达成某种有约束力的契约或默契，以选择共同的策略，此种博弈就是合作博弈。反之，就属于非合作博弈。（2）零和博弈、常和博弈与变和博弈。这是按得益情况划分的，一方得益必来自一方损失，这种博弈是零和博弈。常和博弈又叫非零和博弈，指博弈各方得益之和不为零。变和博弈中各方得益之和不确定，这是最一般的博弈，常和博弈和零和博弈是它的特例。（3）静态博弈与动态博弈。根据博弈的次序，即参加者策略选择并行动的先后次序博弈可以分为静态博弈和动态博弈。静态博弈指参加者可同时决策并行动的博弈，并不考虑决策的次序问题。动态博弈指参加者先后、依次决策并且后行动者能够观察到先动者所选择的策略和行动。⑨（4）完全信息博弈与不完全信息博弈。在前一种博弈中，每一个参与者都拥有全部的相关信息，只拥有部分相关信息的便属于后一种博弈。⑩博弈理论按照不同的标准基本可分为以上四种情况。

“田忌赛马”这个典故是非合作博弈，也是零和博弈，这在上文中已经提到。同时，依据上文的三个前提，它同时也是一种不完全信息状态下的动态博弈。

四“田忌赛马”博弈的一般扩展式及其序列均衡

上文我们提到“田忌赛马”博弈是非完全信息动态博弈，而这种博弈则是博弈论中最为复杂的模型，也称动态贝叶斯博弈。序列均衡是非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核心概念。

一个动态贝叶斯博弈的扩展式为=﹛N，H，P，I，p，u﹜，其中N为参与者集合，N=﹛0，1，2，…，n﹜，0代表自然。B11H为全历史集合，即从博弈开始到博弈结束所有可能的行动序列﹛a0，a1，…，am﹜，m为任一自然数，表示一个全历史包含的行动次数。P为参与者函数即对于每一个子历史h，P（h）将其映射成自然或是其他参与者。I为信息空间。p为自然的概率分布函数，其表示当自然行动时，自然以多大概率选择某个行动。u表示参与者的偏好，其定义是在全历史结果上的收益函数。B12

在“田忌赛马”博弈中，参与者集合N=﹛0，1，2﹜，0代表自然。H是全历史集合，表示所有可能的行动序列﹛上中下，上下中，中上下，下上中，下中上，中下上﹜，即共有六个可能的行动。在此博弈中，由于是齐威王先行动，所以无论马出场顺序如何，作为自然的孙膑总是可以帮助田忌，以下等马对上等马，以中等马对下等马，以上等马对中等马（顺序无先后），这样如果把三场全胜看做“1”的话，那么田忌总有“2/3”的收益。也就是说田忌有100%的可能获得2/3的收益。齐威王由于过分自信或者智商不高，未能识破此中玄机，所以败下阵来。但在现实生活中，一方的决策是严格保密的，作为自然的“孙膑”并不可能事先知道“齐威王”的决策，而齐威王有六种行动序列，相对应，“田忌”也有六种，我们说过，只有一种情况可以助“田忌”胜出，所以“田忌”获胜的概率仅为1/6。P为参与者函数即对于每一个子历史h，P（h）将其映射成自然或是其他参与者。在此博弈中，假设一个子历史“上中下”，那么P（h）作为一个映射将有六种；一共有六个子历史，所以P（h）应该有36种。I是信息空间。假设I1 是齐威王的信息空间，I1=﹛上中下，上下中，中上下，下上中，下中上，中下上﹜，I2同I1，因为他同样不知道对方的策略。

在“田忌赛马”这个非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需要我们注意，即参与者可能临时改变策略，这也更带来了决策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因为一场赛马是由三局比赛构成的（非同时进行），假设第一局结束后，参与者肯定要根据这一局得结果变换策略，同时也能观察到一部分对方的策略，这么说来，双方获胜的概率就不是齐威王5/6，而田忌1/6的概率了，需要更复杂的计算。

客观而言，直到今天理论界也没有找到能适用所有非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均衡概念，也缺乏一个普遍的方法来求解动态博弈的序列均衡。B13

结论

“田忌赛马”博弈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的一个博弈，反而是博弈类型中最复杂的非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应该对这个博弈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并且，在这个博弈中，至少包含着两个子博弈，这更加剧了此博弈的复杂性。博弈论思想虽然在实际生活中适用性差，但它教会我们一种思考问题的方法，对合理规避风险，获取最大收益还是有指导意义的。（作者单位：四川大学）

注解

①姚国庆：《博弈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页。

②王俊冰：“白话博弈论”，《理论学习》，2006年第6期，第63页。

③郭磊：“博弈论简论”，《山东经济》，1999年第6期，第17页。

④胡静：“博弈论在数学中的应用”，《商情》，2006年第4期，第213页。

⑤《孙子吴起列传第五》，《史记》卷六十五，中华书局，2007年4月。

⑥“黄金”在古代是一种货币，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黄金；“黄金一千”只一千两黄金的意思。

⑦周翰光：“论孙膑的对策论和辩证法”，《齐鲁学刊》，1984年第3期，第36页。

⑧胡静：“博弈论在数学中的应用”，《商情》，2008年第5期，第213页。

⑨逯彦彦：“博弈论前瞻探讨”，《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第33页。

⑩胡静：“博弈论在数学中的应用”，《商情》，2008年第5期，第213页。

11“自然”指在动态贝叶斯博弈中参与博弈，无收益，但可以决定不同历史发生概率的参与者。

博弈基本要素篇2

【关键词】收益分配；分配要素；市场博弈；政治博弈

一、企业收益分配相关的理论分析

企业税后利润，可以留存，也可用于投资分红支出，如何解决好留存与分红的比例，是处理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企业与股东等关系的关键。总的来讲，这些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资本积累约束。它要求企业在分配收益时提取各种公积金必须按一定的比例和基数。(2)公司举债能力因素。对一个举债能力较弱的公司而言，则宜保留较多的盈余，因而往往采取较紧的收益分配政策，反之亦然。(3)未来投资机会因素。如果当企业预见未来有好的投资机会，企业应首先考虑将应分配的收益用于再投资的可能性，减少分红比例。(4)筹资成本因素。很多企业在考虑投资分红时，首先将企业的净利润作为筹资的第一选择渠道，将税后的收益用于再投资，有利于降低筹资的外在成本。

二、企业收益分配博弈分析相关文献回顾

青木昌彦(Aok，i 1980，1984)利用合作博弈的方法分析了企业组织在股东与雇员之间的分配及相应的管理决策，但是在他的模型中分配份额的决定要素是“大胆程度”，我们认为这仅反映参与人的风险态度并非决定分配的本质因素。

道(Dow，1993)从“个人理性”的实证角度出发，基于鲁宾斯坦模型(Rubinstein，1982)分析了企业准租金的分配博弈，我们认为“贴现因子”这一反映参与人耐心程度的变量不能够成为决定分配的关键要素，而且，除去一些特殊情形，鲁宾斯坦模型所述谈判过程并非对企业净收益分配的真实写照。

杨瑞龙、杨其静(2001)提出当事人获得企业组织租金的谈判力基础是“专有性”，而“专用性”则削弱了这一基础，并着重阐述了“专有性”的概念及其对企业制度的影响。本文主要从分配要素博弈的角度来分析收益分配的结果。

三、企业收益分配传统理论缺陷

传统上，对企业收益分配理论的讨论较多的局限于按劳分配、按资分配等问题，实际上企业收益分配是分层进行的，最高层次的分配既不是按劳分配，也不是按资分配。重要的是企业的新创价值如何在政府、出资者、经营者和员工四个主体之间进行分割。

当政府、出资者、经营者和员工共同来分割企业新创价值的蛋糕时，四个主体的分配立场并不是完全各自独立、互补相让的。伴随两权分离，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形成了委托关系，这种关系要求经营者的行为与所有者的目标必须达成一致，实际上，为了使两者的利益有效的结合到一块，将企业新创价值在支付工资和纳税后，由所有者和经营者共享。一旦出资者和经营者协同起来，参与了第一层次的收益分配后，就转入了第二层次的收益分配，这种分配发生在出资者和经营者之间。在第二层次的收益分配时，经营者只是代表自身的利益与出资者较量，由于出资者提供的是物质要素，而经营者提供的是决策要素，这两种要素具有完全不同质的特征使得第二层次的收益分配也不可能找到统一的分配标准。

企业收益分配的第三个层次是在政府、出资者、经营者和员工各自取得自身的蛋糕份额后，如何在其内部进行分配。这四个主体都具有群体性，在其内部进行分配必须采取一定的分配形式，在政府群体似乎更多地倾向于按权分配，在出资者群体必然实行按资分配，在经营者群体大多认为实行按能力或贡献分配，在员工群体通常执行按劳分配。总之，三个层次的收益分配几乎都存在一个共同问题，就是由于参与分配的要素的不同质性，很难直接按照某一统一标准进行收益分配。

四、企业收益分配博弈机制

企业收益分配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在不能按统一或者同质的标准分配的条件下，怎样实现企业新创价值在不同主体之间分配的均衡性。没有哪一种单一的要素会一成不变的决定分配的性质和结构，决定分配的性质和结构的是，参与企业新创造价值的四个主体的分配博弈，而这种博弈的优势又最终源于所提供要素的稀缺程度。要使这种稀缺程度在博弈中充分表现出来，必须建立一种使四个主体平等较量的博弈机制，这种机制可以分为以下两种形式：

1、政治博弈。它又分为武装博弈和制度博弈两种形式，所谓武装博弈，就是通过武装力量来参与企业新创价值的分配和再分配，一方面是该变政治权力主体的过程，另一方面更是将一个阶级的财产转移到另一个阶级手中的过程，无疑这种转移就是对已分配财产的再分配。政治博弈的另一种形式是制度博弈，这里制度是指与分配有关的制度，博弈是指制度的形成过程中，与制度有关的各利益主体的相互讨价还价，这里最为关键的是让讨价还价的两极主体处于平等的地位，经过博弈，公平的制度就会自动生成。

博弈基本要素篇3

[关键词] 博弈论　商务谈判

博弈即一些个人、团队或组织，在一定的环境中和一定的规则约束下，依据所掌握的信息，同时或先后，一次或多次，从各自允许选择的行为或策略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从中各自取得相应结果或收益的过程。有关博弈的理论就是博弈论。

博弈论的本义是在下棋等休闲娱乐活动中，双方在遵守游戏规则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对手可能采用的方法有针对性地选择相应的策略或计谋，以制胜对方的理论。博弈论是研究各方策略相互影响的条件下，理性决策人的决策行为理论。博弈思想最早产生于古代军事活动和游戏活动，众所周知的田忌赛马就是典型的博弈论例子。现在博弈论广泛应用于军事、政治竞选、系统控制、企业经营管理和商务谈判等多个领域。

采用博弈方法是商务谈判的重要策略之一，将复杂的、不确定的谈判通过简洁明了的博弈分析，使研究进一步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寻找某些规律性的东西，建立某种分析模式，从而构建谈判理论分析的基础框架。

商务谈判具有一般博弈论运用领域的共同特征。商务谈判是指市场主体之间在经济活动中，为了满足各自的需要，协调彼此的关系，通过协商而争取达到意见一致的行为和过程。它与竞技比赛、军事战争同样具有竞争性和利益冲突性，谈判双方或多方都希望对方多让步而己方少让步；但是，商务谈判又具有相互合作性，是“合作的利己主义”。双方合作是以双方互利为前提，互利来源于合作新产生的利益，争取最大限度地满足己方利益一般不以损害双方合作为前提。

一、在博弈基础上的谈判程序

1.商务谈判的准备――建立风险价值

风险价值是指打算合作的双方对所要进行的交易内容的评估确定。例如，要购买的货物，估计可能的价值是多少?最理想的价格是多少?总共需要多少资金？其他的附带条件是什么？可接受的最高价是多少，其中包括产品风险、资金风险、舆论风险、社会风险等。风险价值是双方谈判的基础，没有风险价值是构不成谈判的。

2.确定合作剩余

合作剩余即合作比不合作增加的价值。如何进行分配是最关键的问题，双方的讨价还价、斗智斗勇就是为了确定双方的剩余。合作剩余的分配一般取决于双方实力的对比和谈判策略与技巧的应用。谈判不是将一块蛋糕拿来以后商量怎么分，而是想法把蛋糕做大，让每一方都多分，即变和博弈。

维护双方的基本利益是谈判必须达到的基本目标，它是影响谈判成败的关键因素。在商务谈判中，假如双方合作所带来的利益总量为A+B（为弹性空间）+C:

谈判双方都有自己必须获得的最低利益(即临界点)，甲为A，乙为C，如果最低利益得不到满足，就会退出谈判。甲乙双方应将利益争夺空间定为B，而不能将C和A纳入双方争夺范围。当甲乙双方中任何一方的利益接近临界点A+B或C+B时，就应适可而止(如图所示）。

3.达成分享剩余的协议

如果难以继续谈判，各方就不能进行有效地合作，也就无法创造出新的价值，实现更大的利益，同时也有可能使自己自身的利益受损害。达成协议，是谈判各方分享合作剩余的保证，也是维系合作的纽带。

二、博弈论在商务谈判中的要素

1.博弈参加者

博弈参加者有法人、自然人和社会团体、组织等，各方都有各种策略，形形，增加了谈判的难度，所以在谈判时，首先必须清楚博弈方的实力，变不完全信息博弈转化为完全信息博弈，才能有希望在谈判中取得胜利和双赢。

2.策略空间

在商务谈判中，随着博弈方的不同，所采取的策略和方法也会有所区别。就是应用同一策略，实施时对人的方法也会有所不同，没有完全相同的策略空间。应用适当的策略空间，对谈判进程有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在博弈开始时，在各种情况中注意对方采取的策略，从而针对其策略做出反应，使零和博弈变为变和博弈。

3.博弈的次序

博弈次序对博弈双方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主要是看在什么时机采取的什么策略。

4.博弈的信息

博弈中的信息是相当重要的，信息时代要在博弈中占上风，就要有一个稳定可靠的信息来源，以及时掌握博弈中的各种情况，同时根据信息对博弈方的行为做出预测，料敌先机成为谈判的赢家。

三、博弈论对实现商务谈判双赢的启示

1.树立“双赢”理念是谈判双方合作的前提

博弈反映的是单方最大利益和合作所得利益之间的矛盾，在个体看起来最有利的选择，则可能带来整体的不利。一场成功的商务谈判，应该是各方的预期目标都得到满足，并为此达成协议，同时融洽和改善彼此的合作关系。

2.沟通是双赢的手段

在红黑博弈中，如果没有第四回合后的两次沟通，根本无法达成双赢。

3.诚信是双赢的关键

双方通过沟通“达成共识”后，“按约定出牌”是达成双赢的必经之路。

4.信息是双赢的法宝

“红黑博弈”显示，游戏双方相互了解的程度越高，越能快速沟通并达成共识，也能够诚信地按约定出牌，达成双赢要相对容易得多，这说明在博弈中信息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谈判实践中，谈判者面对的信息五花八门、千差万别，既有真实信息也有虚假信息，既有有用信息也有无用信息，。这就要求谈判者必须具有敏锐地辨别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

5.一次性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

可以想象如果“红黑博弈”游戏规则不是10个回合，是永远地做下去，游戏者既会积极与对方沟通，也会诚信地选择“按约定出牌”。由此可见，谈判双方对合作时间长短的预期，会影响其利益选择行为。如果谈判当事人认为合作时间是有限的，往往会作出不顾他方利益而单纯追求己方一次性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如果谈判当事人认为合作是长久的，则会兼顾一次性利益和长远利益。

参考文献：

[1]张克夫:博弈论与商务谈判[J].吉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3,（01）

[2]贺继红 娄美珍.基于“红黑博弈”的商务谈判思考, [J].商场现代化, 2006,(16)

[3]吴春梅:现代商务谈判中的博弈分析 [J].商业研究, 2003，(01)

[4]丁黎: 国际商务谈判中的博弈行为分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J].1999,(01)

[5]李泓欣郭淑芳:浅谈博弈论在商务谈判中的应用, [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03)

博弈基本要素篇4

一、引言

基础设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巨大拉动作用。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对基础设施的需求也进一步增强。 由于基础设施具有投资大、回收期长和收益率低等特点，加之固定资产具有巨额沉淀特性，基础设施领域投融资非常困难，这也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的速度。 随着投融资制度改革的深入，触及社会最深层次的基础设施领域投融资制度改革也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

演化博弈理论是演化生物学与经济学结合的产物，该理论认为生物可以通过试错的方法达到最终的博弈均衡。 历史、制度和经济等因素以及均衡过程的某些细节均会对博弈的多重均衡选择产生影响。 smith和 price1973年在开创性论文中提出了演化稳定策略（evolutionary stable strategy，ess）的概念，标志演化博弈理论的产生。 演化博弈理论的基本思想是通过体制内的群体抵抗体制外群体侵入的一种复制动态过程，对不同群体演化博弈进行分析，找出影响制度演化方向的关键因素，再对这些因素进行分析，调整相应的应对策略，最终实现制度动态合理发展。 因此，演化博弈适用于存在利益冲突的决策分析过程。

在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过程中，一直存在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两种投融资群体，这两种群体之间的合作关系直接受到政府管制政策的影响。 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演化是制度内外各相关群体动态博弈的互动过程，演化博弈模型可以有效地分析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过程，揭示制度变迁影响因素并寻求最终达到稳定状态的路径。 本文正是运用演化博弈模型来研究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的动态演化的过程，试图分析影响投融资制度变迁、稳定的因素，找出制度变迁的决定力量。

二、相关研究综述

世界银行 1994年将基础设施分为经济性基础设施和社会性基础设施，其中，交通运输、邮电通讯、能源等经济性基础设施直接参与生产过程，可以提高社会生产能力进而加快经济增长速度，而科教文卫等社会性基础设施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改善投资环境、巩固经济发展的基础［1］。

学者们围绕基础设施投融资政策环境和政策选择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是政府的主要职能；20世纪 30年代，凯恩斯从理论层面论证了公共工程政策的必要性；20世纪 40年代，基础设施受到了发展经济学家的高度重视，被视为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基础设施投资等活动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本源泉，基础设施的外部性逐步成为研究的重点［2］。 学者们发现政治环境对基础设施投融资具有重要影响。 如 evans认为基础设施本身及其引致投资是最容易度量的“政绩”之一，有话语权的官员基于仕途发展的考虑，很容易进行政治性诱致的基础设施建设［3］；rauch发现文官制度的改革、政府任期时间的延长会激励政府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提高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具有内生扩张倾向［4］；randolph指出较完善的政治制度会增加私人供给基础设施的可能性［5］；henisz认为政治环境和政府组织的差异是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他通过对一百多个国家长达两个世纪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政治环境是解释国家间基础设施投资差异的重要因素［6］；gwartney的研究表明完善的经济制度对基础设施边际产出的促进作用更加突出［7］；张军等人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地方政府竞相提供优良的基础设施具有激励作用［8］；banerjee和 sudeshna提出地方分权硬化了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有利于提高基础设施投资效率，且地方分权增强了地方政府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可促进各种投融资方式的出现［9］。

学者们采用了各种方法对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进行研究。 有学者采用相关性研究分析基础设施对经济的作用，如 aschauer通过检验基础设施投资对私人产出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基础设施投资减少可以解释美国生产率的下降［10］；shioji、esfahani和 ramirez、范九利与白暴力、郭庆旺与贾俊雪等学者均采用类似方法证实了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意义［11 14］。 也有学者采用因果关系方法（主要是联立方程法、向量自回归、协整分析等方法）研究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关系，如demetriades和 mamuneas、calderón和 servén等学者［15 16］。 还有学者采用贡献度方法研究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如 romp和 de haan、刘生龙和胡鞍钢等学者［17 18］。纵观国内外研究成果，学者们多采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对基础设施投融资进行实证分析，而较少从理论上研究，这也使基础设施投融资的理论研究深度不足，尤其缺乏对基础设施投融资政治环境影响的理论分析，这也制约了基础设施投融资的进一步发展。 本文从演化博弈理论视角出发，研究政府管制政策对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的变化过程的影响，并以公用事业民营化为案例进行实例分析，探索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演化的决定因素。

三、演化博弈模型的构建

（一） 基本假设

本文构建的演化博弈模型建立在以下基本假设基础上：（1）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中存在两个群体，分别为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2）两个群体都为理性的“经济人”，它们根据自身的成本收益来决定其行为；（3）两个群体分别有合作和不合作两种策略；（4）假设群体主要受政府管制影响，忽略其他因素影响；（5）为便于分析，政府的管制程度采用税率表示，税率越高则管制程度越高，反之越低①。

【①在《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非公36条”）中政府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领域，鼓励民间资本通过参股、控股、资产收购等多种形式参与基础设施相关企业经营。 但“非公36条”主要是通过准入标准降低和优惠扶持政策来体现出放松管制，这使得博弈过程中的政府管制程度难以得到有效衡量。 税率作为最直接的管制政策，可以用来体现管制程度，即用来表征政府管制从紧到松的政策变化过程，因此本文以税率作为管制程度变化的衡量指标有一定的合理性。

（二） 动态重复博弈

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共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a）国有资本直接投资经营，（b）国有资本投资市场化运营，（c）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共同投资市场经营，（d）社会资本投资市场化经营。 在传统计划经济时代，基础设施投资融资主要是政府直接投资政府运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力量逐步进入基础设施领域。 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发展如图 1所示。

由于制度供给结构不合理、市场化进程限制、政府角色错位等原因，中国基础设施领域成为垄断竞争市场。 在基础设施投融资过程中，博弈的双方地位存在不对等的情况，主要体现在信息不对等、政策待遇不对等等方面，在博弈过程中，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等情况，国有资本群体和社会资本群体处于一种不对称博弈状态，两个群体中的个体随机配对进行博弈，双方主要通过对博弈事件概率判断和策略选择来进行博弈。

在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过程中，国有资本群体和社会资本群体有合作和不合作两种策略，国有资本选择合作的概率为 x，不合作的概率为1 － x，社会资本选择合作的概率为 y，不合作的概率为1－ y。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的支付为 u，其方程为 u（c，r） ＝x′ix＝ μi（ci，ri） － μ0（c，r），其中 μ0，μi分别为投融资制度变迁前后的收益，c为投融资制度变迁成本，r为变迁个体产生的增值利润。当 μ＞ 0，此时投融资制度变迁的收益大于旧制度收益，即个体选择策略增长率为正，反之为负；当 μ ＝ 0时，投融资制度成本就等于投融资制度变迁收益，则制度变迁过程必然处在均衡状态，即渐进演化中的均衡状态。博弈双方的支付如表 1所示。

五、结论

本文构建基础设施投融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两个博弈主体在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博弈过程，并以公用事业民营化改革为案例进行分析，发现政府管制政策对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的演化有着决定性作用。 在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演化过程中，博弈双方的行为取决于博弈主体自身的收益，同时管制政策对博弈双方行为有重要影响，在不同的管制程度下，博弈双方会采用不同的对策，这会影响学习方向和演化速度，进而加速投融资制度的变迁和稳定演化。 在内部原动力不变的情况下，如何提高政府的管制水平，促进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和稳定是政府管制政策的重要研究方向。

政府管制政策对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直接影响和决定着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演化方向，这在我国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发展和演化历史中体现得尤为突础。 基于此，本文研究的政策启示在于：（1）由于基础设施的固有特征和政府管制的作用，政府制定管制政策时，必须根据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的现状和现实社会的需求，树立引导基础设施制度科学而合理演化的观念；（2）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作为基础设施投融资过程中的两种重要力量，对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演化具有重要影响，进而引导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演化，并最终达到均衡状态；（3）在政府管制政策中，税收仅仅是直接影响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博弈双方的重要手段之一，政府还可以综合运用其他手段，如行政许可、特许经营等方式，间接影响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使其向政府和社会预期的目标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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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基本要素篇5

博弈论心得体会一我学过一段时间博弈论，一些思维过程中也可能自觉不自觉地使用一些博弈论思想，有两点比较突出的体会。

第一，制订政策或游戏规则，要保证所有人有参与积极性。这来源于“纳什均衡”概念，说起来当然简单。但我自己觉得，以前所知道的这条道理——制订游戏规则要保证所有人有参与积极性——是简单接受，没有逻辑，或者，在直觉层次觉得这是对的，但没有认识到它为什么对。

有本书上说，以后的经济学家必须知道一个“纳什均衡”概念，否则不算经济学家，或者说，玩明白了“纳什均衡”，就像玩明白了“价格”一样，是经济学家的基本功。我赞同。协议必须是能够自动执行的。

第二，千万不能把别人当傻瓜。这来自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合理的行为序列必然在每一步上都合理(当然，这里不去探讨“历史理性”)，即使存在一点缺陷，也要从“颤抖手均衡”的思路来考虑问题，使自己不要随意使用“触发策略”，保证你好我好(也可以说是“我好，他也好”)。如果把别人当傻瓜，吃亏的是自己，就像那个卖猫的故事。

把博弈论这种技术体系当作世界观，似乎有些危险，但其中的道理我必须重视。以上是一点体会，希望能抛砖引玉。

博弈论心得体会二学习博弈论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赢得更好的结局，也在于享受博弈分析的过程。先给大家猜一个脑筋急转弯，问：在什么情况下零大于二，二大于五，五又大于零。答案是：在玩“石头.剪刀.布”游戏的时候。

博弈，就是用这种游戏思维来突破看似无法改变的局面，解决现实的严肃问题的策略。在博弈中，每个参与者都在特定条件下争取其最大利益，强者未必胜券在握，弱者也未必永无出头之日。因为在博弈中，特别是多个参与者的博弈中，结果不仅取决于参与者的实力与策略，而且还取决于其他参与者的制约和策略。也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屌丝若要逆袭，学习并掌握必要的博弈论的知识是很有帮助和必要的。

事实上，博弈过程本来就不过是一种日常现象。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需要先分析他人的意愿从而做出合理的行为选择，而所谓博弈就是行为者在一定环境条件和规则下，选择一定的行为或策略，实施并取得相应结果的过程。比如你身为博士，当面临老板任务的压力和可爱妹纸的召唤的选择时，必要的博弈论知识的应用，也许会助你平安过关。当然，夹在这样一个三节点的博弈关系中，处于极其弱势地位的你，往往只能自求多福了。

博弈论用途很广。博弈论原是数学运筹中的一个支系，其研究运用了许多的数学工具，这仿佛形成了一道阻碍我们初学者与博弈论的鸿沟。但是伟大的马克思说过：“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了数学时，才算是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面对这条鸿沟，我们不仅要学习数学公式和理论，也不可以忽略一个很浅显的道理：一个不会编程的人照样可以成为电脑应用高手，没有高深的数学知识，我们同样可通过博弈论的学习成为生活中的策略高手。就像孙膑没有学过高等数学，但是这并不影响他通过运用策略来帮助田忌赢得赛马。所以我一直很淡定的看待本课的许多数学公式和算法，因为我相信只要我掌握了博弈论的本质，老师您是不会让我挂掉的。

博弈论首先是我们思索现实世界的一套逻辑，其次才是把这套逻辑严密化的数学形式。博弈论的目的在巧妙的策略，而不是解法。我们学习博弈论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赢得更好的结局，也在于享受博弈分析的过程。说到底，博弈论毕竟只是一个分析问题的工具，用这个工具来简化问题，使问题的分析清晰明了，也就够了。

英勇的博士们，为了碉堡的逆袭，为了老板的任务，为了妹纸的欢心，大家不仅要好好学习掌握这门课，顺利通过考试，更要将博弈的思想应用在日常生活中，成为一名博弈高手。

博弈论心得体会三在所有的对抗和较量中，其胜负成败常常取决于3个基本的因素：机会或者说运气、体能和智能。通过抛硬币来赌输赢是纯粹依赖于个人运气的游戏;百米赛跑的胜负基本上取决于个人的全身技能;而篮球赛、战争等对抗，虽然也会受到运气的影响，体能也很重要，但决定胜负的更重要的因素是头脑技能的较量。

头脑技能是一种策略技巧，或者说是在谋略方面的造诣。既然世间大多数对抗都与头脑技能有关，因此人们试图获得成功，就有必要研究在对抗局势中如何策略性地选择自己的行动。而今，博弈论就是一门专门研究互动局势下人们的策略行为的学问。事实上，每个人每天都在与他人打交道，或竞争或合作。身处这样高度互动的环境之中，无论一个人是否知道博弈论，实际上他都不断地在与他人进行博弈，无论是他的父母、亲人、兄弟、老师还是商场对手、政治敌人……一个可能不知道博弈论为何物，但是他的确常常在与他人进行着对抗和较量，在进行着一场又一场博弈;而生存本能，也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了不少博弈技巧。

然而，通过本能所学习的博弈技巧，是既不系统也相当费劲的。因此，人们有必要以一种最为节省的方式来学习策略技巧。而最节省的方式，莫过于直接学习博弈论的知识了。难怪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这样说着：“要在现代社会做一个有文化的人，你必须对博弈论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事实上，不单一般人应该了解博弈论，各个领域的专家更应该了解博弈论——20世纪后半叶的历史表明，博弈论在军事、政治、商业、法律、经济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诸多领域都已有非常成功的运用。其中，在经济学、生物学、政治和军事中的运用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1994年和20xx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两度眷顾博弈论，不是没有原因的。

不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学习博弈论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因为正式的博弈理论往往是用数学语言表达出来的，而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有数学恐惧症，虽然对于少数人来说数学的形式是那么优美，但大多数人把博弈论的学习看做是一件艰难的而痛苦的事情。其实，博弈论是如此有趣的学问，把博弈论的学习当成一件痛苦之事，实在是不应该的。

我们应该快乐地学习，快乐地学习博弈论。这一点，我们事实上是可以做到的，因为博弈比较基础的东西是不需要高深的数学功底的。然而，如果我们能熟练地掌握这一部分博弈论知识，对我们的学习和工作都大有裨益。

深感短短一个学期的时间，对于博弈论这一门独具魅力的课程，只是从皮毛上略有了解。尽管如此，我还是学会了一种以博弈的观点来思考、分析、判断、解决问题的方法。就好比囚徒博弈的现象，我以前可能能够猜到结果，但这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罢了。然而现在可就不同了，相似的问题我都能够用所学的博弈论知识去解释，能够了解其本质了。

博弈论心得体会四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对抗和较量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只有直面这些问题，个人才更有可能获得成功的机会。在所有的对抗和较量中，其胜负成败常常取决于3个基本的因素：机会或者说运气、体能和智能。通过抛硬币来赌输赢是纯粹依赖于个人运气的游戏;百米赛跑的胜负基本上取决于个人的全身技能;而篮球赛、战争等对抗，虽然也会受到运气的影响，体能也很重要，但决定胜负的更重要的因素是头脑技能的较量。

头脑技能是一种策略技巧，或者说是在谋略方面的造诣。既然世间大多数对抗都与头脑技能有关，因此人们试图获得成功，就有必要研究在对抗局势中如何策略性地选择自己的行动。而今，博弈论就是一门专门研究互动局势下人们的策略行为的学问。事实上，每个人每天都在与他人打交道，或竞争或合作。身处这样高度互动的环境之中，无论一个人是否知道博弈论，实际上他都不断地在与他人进行博弈，无论是他的父母、亲人、兄弟、老师还是商场对手、政治敌人……一个可能不知道博弈论为何物，但是他的确常常在与他人进行着对抗和较量，在进行着一场又一场博弈;而生存本能，也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了不少博弈技巧。

然而，通过本能所学习的博弈技巧，是既不系统也相当费劲的。因此，人们有必要以一种最为节省的方式来学习策略技巧。而最节省的方式，莫过于直接学习博弈论的知识了。难怪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这样说着：“要在现代社会做一个有文化的人，你必须对博弈论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事实上，不单一般人应该了解博弈论，各个领域的专家更应该了解博弈论——20世纪后半叶的历史表明，博弈论在军事、政治、商业、法律、经济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诸多领域都已有非常成功的运用。其中，在经济学、生物学、政治和军事中的运用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1994年和20xx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两度眷顾博弈论，不是没有原因的。

不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学习博弈论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因为正式的博弈理论往往是用数学语言表达出来的，而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有数学恐惧症，虽然对于少数人来说数学的形式是那么优美，但大多数人把博弈论的学习看做是一件艰难的而痛苦的事情。其实，博弈论是如此有趣的学问，把博弈论的学习当成一件痛苦之事，实在是不应该的。

博弈基本要素篇6

关键词：博弈论；博弈实验；局限性；方法论意义

中图分类号：B0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3）03-0024-05

一、博弈实验的历史发展

博弈论是研究理性人互动的理论，或者说是交互决策的理论。其最初的思想产生于20世纪初，而真正获得发展是在50年代以后。从1928年冯·诺依曼证明博弈论的基本原理，宣告其正式诞生至今，博弈论已发展成为一门具有较完善的理论体系的具有工具性质的演绎性学科，对社会、经济等诸多现象都具有强大的解释力。正是由于博弈论这种“解析性的”强大解释力，往往又被普通大众神圣化为万能药方，似乎它应该也可以解决所有的理论映射到的决策问题。然而现实中它的预测结果和现实情况有很大的差别，这使人对博弈论产生了质疑。博弈论学者们为了解释和解决这个问题，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其中实验是最重要的研究方法。

最早的博弈实验产生于经济学实验。而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博弈实验则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1950年，约翰·纳什（John Nash）利用不动点定理证明了均衡点的存在，并将博弈论引进议价行为模型，进行了纯议价博弈实验。1951年，莫斯特勒（Mosteller）和挪杰（Nogee）用实验研究了在不确定条件下的个人偏好（选择）问题。1952年，美尔文·爵烁和莫莱尔·弗莱尔（Melvin Dresher and Merrill Flood）进行了著名的“囚徒困境”实验。1957年，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进行了信息对称下的博弈实验，发现暗示可能产生明显的在协商中起重要作用的因素。

20世纪60年代，Suppes and Arkigson（1960）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他们的实验不是直接去检验博弈论假定，而是进行关于策略环境的研究，以验证在博弈情形下简单学习理论的预期力量。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1962年拉弗（Lave）、1965年拉伯帕特（Rapuport）和查姆（Chammab）进行的实验。拉弗等人的实验研究发现，在“囚徒困境”的一次性实验（非重复性实验）中，存在一定程度合作的稳定性，而且这种合作稳定性的概率在大于0与小于100%之间。事实上，很多实验是被用来解析对合作稳定性产生影响的因素的。

20世纪70年代，博弈论本身继续发展。而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实验博弈论自身开始慢慢得到更多研究者的重视。这一时期，考尔曼（A·Coleman）则对一次性“囚徒困境”博弈的实验提出质疑，认为许多被人们当作一次性博弈进行分析的实验，实际上都是各种类型的重复性博弈（非一次性博弈），但在具体分析时却被人们用一次性博弈的规则来解释有关问题。因此，考尔曼曾于1983年列举了多达1500项实验工作，结果是多数情况下证实了纳什均衡策略行为的存在，尤其是单一纳什均衡在单阶段标准型博弈中的解释力量。

20世纪90年代，对公共地悲剧博弈的实验研究得到实质发展。1990年，Gardner等人为讨论公共地悲剧问题设计了一种共享机制进行多时段（20～30时段）的实验。其间，道斯（R·Dawes）则对公共地悲剧和公共利益捐助问题进行了N个人的囚徒难题的实验室模拟，也得到了与考尔曼类似的结果。

在博弈论实验中，真正对理性人假定提出挑战的是最后通牒博弈及其实验。最早的实验始于德国柏林洪堡大学，1982年，德国经济学家Gth、Schmittberger和Schwarz等人设计了最后通牒博弈实验。1988年，为了进一步区分提议者慷慨方案背后的动机是担心被拒绝还是纯粹的利他主义，Forsythe等人也进行了实验，只是对最后通牒博弈的分配规则做了一个变化。随后在1994年，Forsythe等人在他们原有实验基础上又进一步做了独裁者博弈实验。同年，Hoffman等人进行了双向蒙蔽实验，证明了独裁者在蒙蔽的条件下分出的钱更少。此后，许多学者对此都相继做了实验研究，在这方面的实验研究成果相当丰富，但是无一例外的是，实验的结果都不完全符合于理论解。最后通牒博弈实验显示参与者并不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绝对理性者。

另一个较有代表性的博弈实验是选美博弈实验。尽管此类博弈实验的研究出现较晚，但也在实验博弈论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其思想来源于1936年凯恩斯（Keynes）对股票市场所做的一种类比。后来，Nagel（1995）、Ho、Camerer、Weigelt（1998）将其设计成一个简单的选美比赛博弈：“N个参与者同时在〔0，100〕中选择一个数字Xi，计算所有数字的平均数再乘以一个小于1的系数p（比如说p=0.7），将得到的数值（即平均数的70%）与每个参与者的选择相比，最接近的参与者就获得一笔支付”，并对其做了实验研究。之后，豪、凯莫勒与维格尔特（Ho、Camerer and Weigelt，1998）也做了类似的实验。他们的实验结果显示，大多数参与者估计的平均数是50，因而会选择35，又或者估计其他人也会考虑到这一步而选择245。他们的实验结果与Nagel等人的实验结果一致，均偏离了博弈论的预测解。选美博弈的实验结果从另一个层面质疑了绝对理性假定，说明参与者并不具备无限的推理能力，而且博弈结构及参与者的理性也并不是参与者之间的公共知识。

可以说博弈实验从产生至今，已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对博弈论的研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它的产生对博弈论来讲，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二、博弈实验产生的原因分析

博弈实验的产生既是博弈论研究发展的需要，也是因为博弈实验自身的方法论价值。

首先，博弈实验的产生源于博弈论自身存在的问题。博弈论的魅力在于它的普适性和数理精确性，在于它能够演绎推出所有参与者均衡的推荐解，得知参与者如何行动才是合理的。只要其他参与者都按照均衡解行动，那么参与者的任何背离都不会产生额外的支付。但是实际上这种预测几乎不可能达到。博弈论的逻辑无矛盾性使得问题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其理论假定，直接涉及博弈论的基础。因此，博弈论研究者们显示出极大的热情要去使理论至少与一些现象相衔接。但是当他们投入极大的精力去发现这种衔接性时，却发现传统理论分析方法并不能提供多少帮助，这种冲突始终存在。这就迫切需要一种超出传统的理论分析方法的方法、用证据辅佐理论的方法。而这种既可验证理论又可分析改进理论的方法就是实验方法。通过实验可以给博弈论的理论研究提供大量的信息、数据证据。而这些正是构筑博弈论的肥沃土壤。

其次，从科学方法论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理论都会遵循一个历史发展的规律，从不完善到完善，从理论到验证，最终服务于实践。其中，实验是验证理论、寻找问题、改善理论或者证伪一个理论的重要手段。博弈实验亦是如此。这一规律是任何科学，甚至于数学这样的基础学科都必须遵循的历史规律，从科学发展的初期就被认识到了。“例如在《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中，萨尔维亚蒂推演出落体定律后，辛普利西奥要求用实验验证这种关系。伽利略通过萨尔维亚蒂回答说，‘作为一个科学家，你提出的要求是十分合理的；因为这是把数学证明应用于自然现象的那些科学的习惯，并且这样做也是正当的。’”[1]（P54）像物理学在亚里士多德前后，大多都是理论分析推演得出的，但是随着理论发展的需要，开始大量地引入实验，并且最终从实验室中发展到付诸实践，进而又推动了技术的发展一样。博弈论也会经历这样一个理论发展的历史过程。利用实验方法研究博弈问题其实早在博弈论发展初期就已经有了。只是初期研究者的实验具有科学确证的感觉，希望用实验验证理论。但是实验结果却对博弈论提出了质疑。因此后来的实验不仅用于验证博弈理论，也用于发现新的理论内容和影响因素。

再者，实验自身具有其他任何方法都无法取代的优势。根据实验的定义，一个实验是对一个现象的仔细计划和完全可复制的观察。实验的目的是作为理论的试验台。根据此定义，博弈实验就是相对于特定的性能、为学习策略行为的一般原则的实验。这种实验往往是通过精心设计的用货币诱发真人被试的可控实验室实验。其尽可能复制真实的现场环境，从而直接检验受试者如何进行有效决策。在实验中，博弈通常以最纯化、简化的抽象形式给出。实验对象（参与者）做一个简单的决定，并且知道他们的决定和其他实验对象的决定如何共同决定货币支付。在实际实验中，实验对象会根据他们的表现获得货币或筹码奖励。这就使得研究者可以通过人为的方式控制待检验的因素，直接的检测最核心的影响因子。

最后，博弈论家们自身的渴望和需求也是产生博弈实验的重要原因。任何学者，面对外界的质疑，都不可能无动于衷。对一个理论的认可，是对这个理论研究者的最大褒奖。如果一个理论被怀疑，那么无疑是理论研究者所面对的最大的问题和否定。学者可以对这种质疑无动于衷，但是他的理论势必要接受历史和实践的检验，一旦被证伪，终究被淘汰。因此，任何学者提出理论，不仅是要推出自己的研究成果，要大众分享这个成果，更希望其能被实践支持，服务于现实世界的需要。所以，不管是为了验证理论、改进理论，还是为了面对现实的偏见，以摆脱这种遭受现实偏见的痛苦，都需要实验，毕竟实验例证得出的结论能给人一种可信的感觉。在证据面前，理论才更具有说服力和解释力。所以说博弈实验的产生亦是博弈论研究者主观上的强烈诉求。

三、博弈实验的特征

博弈实验的主要特征有三个：“人”的主体性、可控制性和可复制性。“人”的主体性是博弈实验特有的显著特征，决定了博弈实验在方法论中的基础地位，而可控制性和可复制性则是实验的共有特征。

“人”的主体性是指博弈实验的研究主体是真实的“人”。正如引用Sugden对实验经济学的定义一样，博弈论也是“有人在其中的理论”。在博弈实验中，研究者将具有自身背景、情绪状态等等的真人放入实验室，让他们在里面面对真实的决策，通常又以真实的货币或筹码作为奖励，使得研究者的焦点从均衡直接转移到参与者本身的决策行为上。尽管真实的“人”更难以把握，受到的干扰更多，但是对于博弈论的本质和研究主体来看，博弈实验的这种性质使得它在方法论意义上具有独特的作用。研究真实的“人”的实验对观察人在博弈中的真实反应和选择以及均衡的收敛有很重要的作用。这是任何计算机模拟和理论解析方法所不具备的优势。同时，“人”涉及所有与人相关的内容，使得博弈实验的研究内容比其他实验更具有广泛性。其研究对象尽管是真实的“人”的策略均衡问题，但是实际上涉及的内容可以涵盖行为、心理等诸多内容。博弈实验研究的博弈模型可以应用于任何“人”的策略问题，不仅可以用于经济学，也可以用于其他社会科学。而且博弈实验在研究均衡的过程中，不仅涉及人的理性问题，也涉及人的偏好、心理、文化等诸多因素问题。因此比其他实验研究的内容更为广泛，实用性更强。

可控制性是指对实验条件的操纵，是对复杂的博弈模型的高度简化。研究者在简化了的实验室环境中，可以有意识地投入某些刺激变量或改变其间的组合，使得对参与者的行为特征及其结果的精确测量成为可能，进而能对相关的博弈理论或背景做出有效验证和评估。博弈论基于严格的假定，往往又是简化的博弈模型，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个假定可靠么？如何检验这个假定和博弈模型的预测结果？当例证与理论不一致时，就一定是理论有误么？答案肯定不是靠演绎分析就能回答是与否的。而主要的问题在于不清楚到底有哪些因素，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及究竟是哪些因素在实际发挥影响。由于博弈论研究的主体是“人”，博弈预测敏感地依赖于参与者的选择。这些问题的回答必须将其中所有的影响因素抽象为变量，进而控制这些变量，建立实验模型，从而通过实验结果验证回答上述所有的问题。实验的可控制性是实验能否成功的关键。博弈实验主要是“实验室实验”（laboratory experiment），而并非“现场实验”（spot experiment）。“实验室实验”比“现场实验”更容易控制，成本低廉且可靠性高。尽管实验环境比“现场实验”中的环境简单得多，但是更具有定向性和针对性，是对最核心、最基础的理论部分的验证。正如著名经济学家普洛特（CRPlott）所回答的那样，“一个理论若经受不住简单实验，则更无理由相信它能与更为复杂的自然环境相吻合。”[2]

可复制性是指其他研究者是否能够重新进行同样一个实验，并由此证实某个单独发现。实验设计和实验数据都是公开的，往往都具有相对固定的模式和程序，任何人都可以重复类似的实验。同时可以根据需要改进某些实验细节或变量，在原来的实验基础上寻求新的发现。这些实验所得数据都是高度可比较的。这样一来，就可以展开一种理论与证据的对话，这种对话可以促成一连串的证据链条或者理论思想，产生发展理论所需的累积性的证据资料库。如果某种结果或者结论可以在各个独立的实验中反复得到，那么这种结论相对就是可靠的，在这种结论之上的理论会让我们更有信心，同时，这些数据是高度可比较的，所以说，实验正是由于这种可复制性，使得博弈论体系内的实验不是零散无关联的。相反，是互相联系、互相推动的。博弈实验的证据可以形成一个强大的网络，无地域性地供所有的研究者使用。这种证据链的比较性可以使其更容易发现博弈问题和核心影响因子，找出核心的问题症结，以促进新的理论发展。可重复性还可以给参与者学习的机会，使得实验者研究参与者的学习问题。此外，或许只有可重复性才能研究博弈均衡的收敛条件和实际可能情况。

四、博弈实验的方法论意义

博弈实验对研究博弈论具有不可替代的方法论意义。一是因为博弈实验自身的优势。二是因为博弈论自身的局限。

简单地说，运用博弈实验具有三大显著优势：一是可以以最简单的博弈形式，检验最核心的理论问题。这种简化、纯化看似简单，往往只需假定规则就可以做出预测。但是，正是这种抽象简化，提取的假定、变量都是明确的。一旦预测有误，就可立马知道哪些假定不符，而结果通常会提示给研究者一个能使预测更准确的替代性变量或假定。二是实验为博弈论提供了一个检验场所，是检验理论预言是否有效及其有效性范围的工具。为检验理论和发展新理论提供了有用的信息资料和数据。三是运用实验的方法不仅可以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还能回答“为什么”的问题。一般说，无论是观测法还是调查法，都只能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而实验方法则在此之上还具有可以回答“为什么”的优势。因为博弈实验是可以设计的，我们可以根据要探讨的现象，设计适当的博弈模型，进行相应的模型实验。可以通过变量控制，来分析影响博弈的因素及其相互关系。

而博弈论自身的缺陷及其传统研究方法的不足，使得博弈论研究方法必须有所改进和发展。从科学的意义上讲，博弈实验正是这样一种通过有目的地调整变量、动因及其组合，以研究博弈论的研究方法，对博弈论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这种方法论上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其特有的实验优势上。而这些优势主要来源于其自身的实验特征，这些特征是其他任何研究方法所不具备的。正是博弈实验的三个特征，使得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其研究内容可以为几乎所有涉及“人”的问题提供参考。博弈研究者可以通过对博弈模型的简化和纯化处理，用可以控制的实验室环境来模仿真正的博弈环境，研究人们的决策行为。通过博弈实验，可以进行理论检验。检测观察值与理论预期值的符合情况，同时保证这种符合不是随机造成的。寻找博弈论预测失败的原因及其影响因素和解决的办法，建立检验性的规律作为博弈论新理论的基础。同时，可以进行环境比较，通过改变实验的环境，观察改变前后的结果，比较不同环境对结果的影响。使研究者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取得对个体决策行为特征的精确把握，获得诸多假定的有效检验，在多种变量间寻求经验规律。在博弈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上架起一座新的也是较为可靠的桥梁。因此，博弈实验对博弈论来讲，具有其他的研究方法无法比拟和超越的方法论意义。

博弈论自身的缺陷需要博弈实验来进行分析研究。博弈实验的结果不仅对博弈理论提出了挑战，实验自身也为博弈理论提供了检验和完善的平台。博弈实验不仅为检验博弈理论及发展新理论提供有用的数据，也是检验博弈论预测结果是否有效及其有效性范围的工具。作为一种科学研究方法，博弈实验具有其他任何研究方法都无法取代的方法论地位。在世界、理论和实验之间，理论总是渴望能够正确描述世界，世界也渴望能够通过理论来推动人类的认识。但是，两者之间的鸿沟使得人们必须寻求一种途径或者桥梁。而实验正是联结两者的这个途径和桥梁。尽管实验不是真实的世界，也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复制，但是实验结果却能帮助研究者逼近世界的最真实状态。这些博弈实验的贡献和作用已经从取得的成果中得到肯定。

博弈论不仅需要实验，更需要由实验提供的完整的方法论体系。实验是一个累积的过程。开始时是由研究者针对某个特定的问题进行的独立实验，之后是效仿者进行的一系列类似的实验。以此会出现针对各种问题的实验系列。这些实验类型和实验系列之间错综交叉，彼此联系。各个实验的证据彼此辅证。作为博弈论研究者，要想深入地探讨博弈论问题，实验是必需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同时，对实验的研究，最终的目的是实现对博弈理论的完美解释。而达到这个目标的必经之路必定是理论与实验的完美结合。因此，对博弈研究者来说，不管是夯实某些理论或放弃某些理论，抑或是最终承认其局限性，博弈实验都是必需的方法和手段，而能够形成这些博弈实验所组成的方法论体系更是博弈论成熟的表现和标志，在博弈论研究道路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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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基本要素篇7

关键词：美朝关系 朝核问题 博弈论

一、朝核问题概述

朝鲜核问题，是指朝鲜开发核应用能力而引起的地区安全和外交等一系列问题，相关方为美国、中国、韩国、俄罗斯和日本。

朝核问题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美国根据卫星资料怀疑朝鲜开发核武器，扬言要对朝鲜的核设施实行检查。朝鲜则宣布无意也无力开发核武器，同时指责美国在韩国部署核武器威胁它的安全。第一次朝鲜半岛核危机由此爆发。

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资料，朝鲜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核技术研究。60年代中期，在苏联的帮助下，朝鲜创建了宁边原子能研究基地，培训了大批核技术人才。当时，朝鲜从苏联引进了第一座800千瓦核反应堆，使朝鲜核技术研究初具规模。此后，宁边成为朝鲜核工业重地。宁边核设施位于朝鲜首都平壤以北约130公里处，是朝鲜主要的核研究中心。宁边5兆瓦核反应堆属于石墨反应堆，于1980年动工，1987年建成。这种核反应堆的废燃料棒可被用来提取制造核武器的原料――钚。

美国从1958年开始，在朝鲜半岛南部及其临近地区部署了大约2600件核武器。部署在韩国的核武器主要是短程核导弹、核炮弹等，其针对朝鲜的目的很明确。美国还为韩国提供了核保护伞。

尽管前苏联和中国都曾经对朝鲜的安全做出过承诺，但是，这种承诺似乎都不包括提供核保护伞；而且，在朝鲜战争结束后，苏联和中国都没有在朝鲜长期驻军，因此，在核领域的安全问题上，朝鲜与中国或者苏联的关系并不密切。

美国对朝鲜的核针对使得朝鲜感受到强烈的危机感，为了整个国家的安全，朝鲜不顾国际社会舆论的极大压力冒险开发核武器，目前已有一定的成果，朝鲜半岛因此笼罩上核战的阴霾。由于朝鲜与我国特殊的关系以及朝鲜半岛对我国特殊的战略地理位置，为使朝核问题和平解决，中国政府积极斡旋，于2003年4月至今已促成六次有朝鲜、中国、美国参加的朝核问题三方会谈。

2003年8月，中国在北京举行有中国、朝鲜、韩国、美国、日本、俄罗斯参加的第一次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并确立了通过谈判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原则。截至2008年6月，六方会谈已进行到第6轮。

令人遗憾的是，2009年4月13日，联合国安理会针对朝鲜5日试射通信卫星的问题通过了一份主席声明，要求北韩遵守联合国安理会禁止进行此类发射的1718号决议。第二天（4月14日），朝鲜外务省即发表声明，宣布退出六方会谈并将重启核设施建设。

自2008年12月初六方会谈团长会结束后，会谈一直处于停滞状态。目前，有消息表明美国有意开启第七次六方会谈。总之，朝核问题在短期内不会解决，事态如何发展让我们拭目以待。

二、构建朝核问题博弈模型

尽管朝核问题涉及美、朝、韩、日、中、俄等多个国家，但是就目前核危机发展的现实状况和利害关系来看，美国和朝鲜是这场危机最主要的两个行为体。因此，我们将集中分析美朝之间的博弈。

(一)博弈论的基本要素

博弈论是研究在利益相互影响的局势中，局中人如何选择自己的策略才能使自身收益最大化的均衡问题，是研究聪明且理智的决策者在冲突或合作中的策略选择理论，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及其均衡，也就是说，研究当一个主体的决策不仅受其他主体决策的影响，而且该主体的相应决策又反过来影响其他主体的决策和均衡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博弈论也称为“对策论”。博弈论通常涉及局中人、策略、支付、行动、结果、均衡等概念。其中，最基本的三个要素为:

(1)局中人，即博弈参与人

局中人是博弈中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决策主体(个人、团体、国家等行为体)，他们在博弈过程中本身都是理性的。本文的博弈者设定为美国和朝鲜。

(2)策略，即局中人可能采取的战略行动

策略是指每个参与人在博弈中的行动规则或者行动指南，它告知博弈者在什么时候选择什么行动。假设在国际问题中各个国家依据策略最终采取的行动有合作(Cooperation，简写为C)和不合作(Defect，简写为D),而将局中人博弈的结果称之为结局(Outcome)，那么美朝博弈就会形成如下几种结局:D1C2（美国不合作、朝鲜合作，朝鲜损益);C1C2(相互合作);D1D2(相互不合作);C1D2(美国合作、朝鲜不合作，美国损益)。

(3)支付

支付就是在博弈过程中依据可能的战略而产生的所有可能的结局中各方参与人所获得的回报。我们将支付从大到小分为四种，Ist >2nd>3rd>4th，并按照不同结局所代表的支付，从大到小的排序排列就形成了局中人的支付偏好排序。

（二）美朝双方的策略选择及其结果

(1) D1C2(美国不合作、朝鲜妥协)。美方在坚信自己会取得这场核危机胜利的前提下，美国对朝鲜实行经济制裁、外交孤立、军事威胁等，最终迫使朝鲜做出重大让步，无条件放弃核计划、拆除核设施，进而使朝鲜陷人危机而面临瓦解的危险;美国彻底解除朝鲜半岛的核威胁，巩固在东亚的霸权国地位，基本实现自己的目标。朝方迫于来自国内的经济困难和美国对朝封锁造成的国际压力，朝鲜最终做出让步，放弃核计划。结果，朝鲜虽获得国际社会的一些援助，但其博弈的目标基本没有实现，而且很可能导致朝鲜国内面临越来越严重的生存危机。

(2)C1C2（即双方互相妥协合作)。由于美国考虑到朝核问题升级将使自己处于伊核问题、国内经济就业形势严峻等多面应付的尴尬局面中，也迫于中、俄、韩、等国要求和平解决危机的要求，并且估计到如果自己让步朝鲜也必然会做出某种妥协，所以借助国际社会的斡旋，美国体面地与朝鲜重新达成协议。在朝鲜放弃或冻结核计划的同时，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满足朝鲜的经济要求，同时也对朝做出某种形式的安全承诺，并在一定程度上保住自己的国际声誉。朝方会做出让步，例如冻结核计划的承诺，以此获得一些国际援助，缓解国内经济困难，也能得到美国某种形式的安全承诺，核危机得到暂时解决;同时还可告示朝鲜:美国并非不可一世、无以应对。但是，朝鲜依然无法完全消除来自美国的敌视态度。

(3)D1D2（即双方都不妥协合作)。美方由于认为自己对朝做出让步只会导致更多国家对美国进行“讹诈”，因此美国无意做出任何让步，坚持声称只有朝鲜在完全停止其高浓缩铀计划并重新承诺遵守NPT （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前提下才与朝鲜谈判，并希望最终拖垮朝鲜。朝鲜则会认为在美国强硬政策下屈服会严重损害其政权生存的合法性，结果选择一种与美国鱼死网破针锋相对的策略，做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姿态，结果在双方僵持下，朝鲜核危机延续和不断升级。东北亚局势动荡不安。

(4)C1D2(即美国合作、朝鲜不妥协)。由于估计到自己强硬的政策只会让朝鲜更有借口执行核计划，并引起整个东亚局面失控;同时为了避免让自己陷入多面应付的被动局面，美方首先做出让步，与朝鲜进行谈判，不仅对朝鲜的安全做出某种保证，并且基本满足朝鲜的经济要求;而朝鲜也做出冻结核开发计划的决定。在这一对弈过程中，美国的信誉和作为超级大国的自尊受到损害，朝鲜成为不畏的楷模、更受本国人民的拥护。朝方则预测如果自己采取强硬态度，美国必然采取以往朝核危机一样的行动而期望朝鲜让步，结果朝鲜不但推进自己的核开发，增加对美国的隐性核威慑，而且表现出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姿态，最终迫使美国做出让步。朝鲜减少了来自美国的战争危险，基本实现自己的经济与安全目标，最终也做出停止核计划的承诺。在这种结局中，朝鲜基本实现自己的目标。

（三）各方支付结果分析及实际结果可能性预测

根据以上分析，对于美方，在D1C2结果中，美国以最小的代价基本实现其目标，给美国带来最大的支付，是美国最期望出现的结果。C1D2则是美国最不愿看到的结果，因为这样虽缓解了核危机，但其霸权地位受到严重挑战。从美国目前的国内不景气的经济局势及考虑到其忠实盟友的利益安全来分析:在短期情况下，C1C2较之D1D2对美国更为有利。因此，在目前情势下，美国的支付偏好排序为D1C2 > C1C2 > D1D2 > C1D2。

对于朝方，C1D2无疑对朝鲜最有利，基本实现自己的目标。朝美双方均做出让步从而部分实现各自目标总要优于朝鲜单方面做出让步，即C1C2 >D1C2。由于朝鲜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而且朝鲜并不想导致朝美的长期对抗，只不过由于国内外困难而叫板美国借此来改善自己的不利处境。事实上，它从一开始就抱有与美国重新谈判的目的，希望在谈判桌上解决核问题。同时，朝鲜正在进行经济改革，急需外界援助来刺激本国经济的发展。如果在双方处于D1D2这种僵持的状况下，朝鲜继续实施核计划，即使真正拥有了核打击能力，国内经济却可能更加困难。因此，朝鲜通过让步来缓和国际局势以获取国际援助，从而保全国内大局和自己有限的实力，相对于朝鲜选择与美国对抗而最终被拖垮的结局更优，即D1C2>D1D2。为此，朝鲜的支付偏好排序为C1D2 > C1C2 > D1C2> D1D2

综上所述，美国的支付偏好排序为D1C2 > C1C2 > D1D2 > C1D2，朝鲜的支付偏好排序为C1D2 > C1C2 > D1C2 > D1D2，但由于局中人各方都力图使自身收益最大，损失最小，博弈双方不会让任何一方的收益达到理想化的最大。D1C2中，尽管美方会获得最大效用，但朝方会因此而受到仅次于最坏结果的D1D2的损失，故D1C2不会是该策略型博弈的纳什均衡点，同理，对朝方最有利的C1D2由于对美国全球霸权的巨大冲击损害也不可能成为该策略型博弈的纳什均衡点，双方最终会权衡利害，考虑到长期重复博弈的相互影响，逐渐向C1C2的结局靠拢。因此， C1C2为朝核问题策略型博弈的纳什均衡点，故朝核问题还将处于一个谈判的长期循环中。

三、小结

博弈理论博大精深，本文仅仅是博弈论对世界形势分析的简单应用。博弈论的目的在于寻找到最优策略，其魅力也在于在纷繁丛杂的复杂环境中提取出最优方案，努力寻求一种平衡。希望本文能够引起各位的兴趣，促进我国在博弈理论上的加速发展。

参考文献：

1、《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张维迎，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经济博弈论基础》，王文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博弈基本要素篇8

一、会计准则是一种博弈均衡

会计准则的实施会生一定的经济后果，这一经济后果是指：“会计报告对企业、政府、工会、投资人、债权人决策行为的影响（斯蒂芬・A・泽夫，2005）”。著名会计学家葛家澍等（2006）认为，企业管理主体对会计准则的可选择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会计准则的限定，而各个相关利益集团的决策行为和既得利益也会受到依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所披露的会计信息的影响。因此，会计准则的实施会改变各种财富和既得利益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分配格局，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每个人都希望所制定的会计准则对自己有利，各利益相关者为了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势必会尽其所能左右会计准则的制定，通常会采取各种方法游说准则制定者更多的考虑自身的利益，再就是直接参与准则的制定。基于博弈论的观点，会计准则是利益相关者之间基于各自利益考量相互重复博弈的结果，是各种利益主体在长期的博弈中形成的一种均衡，在这一均衡下，按准则行事一般能使各相关利益主体获得满意的预期收益，反之，违背这些准则，往往会遭受重大损失，这就是著名的纳什均衡。不难看出，一旦均衡形成――会计准则颁布，各利益相关者一般不会偏离会计准则，但随着经济活动的不断发展和日益复杂化，当会计准则不再适应经济需求时，原有的均衡将会被打破，新的均衡也将在新一轮的博弈中形成，经过多次重复的博弈，纳什均衡会被不断的打破，并且从低层次的一般纳什均衡向高层次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递进。同时随着博弈次数的增加，所达到的会计准则均衡越高，会计准则也会越完善。因此，会计准则的制定实际上是一个动态的重复博弈过程，如图1所示。

二、中美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的博弈比较

会计准则作为一种公共选择的公共契约，既是一种公共物品，也是一种制度设计，其制定是相关各方在利益冲突、对抗、妥协下的一种公共选择过程。任何准则的制定必然会触动各相关利益集团的利益，如果各参与方的需求在准则中得不到应有的体现，那这项准则将很难被接受。因此，会计准则的作用要想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博弈是否充分，能否形成一个制衡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的机制。在美国，会计准则的制定机构是民间组织性质的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从FASB委员的组成来看，FASB由代表不同利益的成员组成，分别来自工商业界，会计职业界，政府和教学机构，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从而保证了社会上各主要利益集团的利益都能得到体现。美国会计准则的制定遵循的是“阳光下的充分程序”，主要包括：根据搜集的有关财务会计计量和报告问题，确定列入FASB日程表的项目，并任命专题组对其进行研究，专题组的讨论备忘录会免费提供给公众，之后举行公开的听证会收集书面和口头意见，据此拟定征求意见稿并且向公众公开征求意见，最后根据再次举行的公开听证会所收到的各种评价意见，做出修改，是否推迟或取消准则的决定。由此可以看出，严密性和公开性是美国会计准则制定的一大特征，这保证了博弈各方拥有充分的交流和信任，从而有利于达到协调各方利益的目的。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以政府导向为主，财政部会计司是会计准则的制定机构，在会计准则的整个制定过程中拥有绝对的权威性，在中国基本不存在利益集团游说的现象。此外，在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机构中，直接参与准则制定的人员基本上都是财政部会计司的工作人员，与准则密切相关的企业界、注册会计师职业界、证券界、法律界的人员较少介入，而在制定程序上，我国与美国相比最大的不同点在于缺少听证和表决程序，这些特殊性造成我国会计准则制定与美国相比存在差异。

其一，博弈动因的差异。美国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私有化程度高，私有制企业占绝对优势，股份有限公司在各类企业的营业收入总额中占87%，证券市场及其发达，众所周知，在一般情况下，企业税负的最大影响因素是税法而不是会计准则，但会计准则会影响企业财务报表所反映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从而影响企业在资本市场的股价和融资能力，例如，由于担心一些中国公司可能存在会计违规行为，美国证交会（SEC）近期对多家中国在美上市公司展开调查，使得多只股票跌破发行价。因此，美国的企业界积极参与影响会计准则的制定，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利益的驱动。相比之下，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整个国家经济体制中居于主体地位的是公有制经济，到目前为止，大部分企业仍然是国有企业，在我国，会计准则主要是在上市公司中实行，而上市公司中有约63%的是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利益的最终承受者仍然是政府，政府既是会计准则的制定者，又是企业所有者的双重身份使企业的高管缺乏游说及参与准则制定的动力。此外，美国拥有超过40万人的注册会计师，会计工作的从业人员素质普遍较高，具有较强的参与博弈的意识和博弈能力。反观我国，截至2010年10月31日，我国的注册会计师有近18万人，还不到美国的一半，客观上造成了我国会计从业人员素质的参差不齐。我国是典型的政府会计准则制定模式，在现行经济体制下，政府在宏观经济中还将发挥积极的作用，这就决定了我国会计准则较多的体现政府的目的，较少考虑其他利益相关者诉求，带有强烈的“强权博弈”色彩。所以，我国会计准则在制定的过程中缺乏有效的博弈。

其二，博弈机制的差异。会计准则的制定模式为准则制定的充分博弈提供了机制保障，从准则制定模式的三大要素――制定机构、制定程序、和制定人员来比较中美会计准则制定的博弈机制。首先，就会计准则的制定机构而言，美国采用的是在政府监督下，由民间机构制定的模式，而我国是政府制定会计准则模式。通常情况下，政府制定模式中的官方组织难以拥有民间机构超然中立的特点，而且民间组织能更好与政府和社会公众沟通，协调各方利益，同时也能吸引大批具有较高素质的专家参与到准则的制定过程中来，这就保证了准则制定的充分博弈。相比之下，我国准则制定机构缺乏独立性，其官方身份和我国特有的经济体制可能会对各方利益顾及不周。在这种政府制定的模式下，我国的会计准则可以说是未经博弈的一种官方安排结果。其次，科学的制定程序是准则制定充分博弈的重要保证。在会计准则制定的程序上，中美两国都遵循了会计准则制定程序的基本原则，即会计准则制定程序应该规范化；会计准则制定程序应与制定机构、制定人员配合协调；会计准则制定程序中必须有严格的表决、批准程序（王建新，2001），但在具体的实践中两国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表现最为明显的是制定程序的公开性。充分博弈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会计信息的使用者能够充分了解准则的制定过程和进展情况，有机会及时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就要求准则的制定过程必须公开。美国在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的几乎所有会议都对外开放，而且制定过程中的每一阶段都会及时的向公众提供各种相关信息，这种公开性，不仅有利于社会各界较早地关注、参与到准则的制定中来，也能让社会各界充分了解准则有可能带来的影响，进而判断自己是否有必要采取行动以干预准则的制定（钱红光，梁宇华，2008）。我国现行会计准则制定程序分为立项阶段、起草阶段、公开征求意见阶段和阶段。从这四个阶段来看，除了最后一个阶段社会公众能够看到准则的正式以外，前三个阶段都存在公开性不足甚至不公开的状况：公众只是偶尔能从有关领导讲话中了解到我国将制定哪些会计准则、不能及时了解准则的研究进展及起草情况，也就很难参与准则的制定。博弈各方在没有掌握相对充分信息的情况下，很难通过合作博弈形成一套公认有效的准则。第三，准则的制定人员是准则制定的核心，制定人员是准则制定博弈过程直接参与者，其代表的广泛性和层次的多样性是准则制定博弈充分的保障。会计准则除了对方法、程序和技术的评价和选择外，更多的是对各方利益的协调，为了协调各方利益以达到均衡状态，准则的制定人员应该是各种利益群体的代表。就我国而言，会计准则的制定人员缺乏广泛的代表性，负责会计准则起草和制定的人员以财政部的公务员为主，多数情况下只代表政府，且缺少应有的会计执业经验，并且准则制定委员会中的相关研究小组的成员大多是学术界人员和官方公务员，基本上都是政府机构和国有资本所有者利益的代表。虽然国有经济在我国的经济体制中居于主导地位，但是包括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及民营企业在内的多元经济发展迅速，利益也应得到保护。同时，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在股权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背景下出现的公众持股人的利益也应在会计准则中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考虑。而在美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十分重视制定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职业背景，FASB吸收了几乎所有与会计准则相关的行业和部门的成员，在2008年改革前的七名委员中，来自政府部门的委员只有一名，正是由于FASB广泛的代表性，才使得美国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是一个真正的博弈过程。

会计准则的制定已经不再是一种纯粹的技术规范，而是各方利益关系的调节器。一方面，会计准则制定过程是一种由多方利益集团参与博弈的过程，需要有强烈的博弈动因保证博弈的充分性，同时需要有完善健全的博弈机制来确保最终博弈结果的公平，以使会计准则发挥其应有的效应。另一方面，会计准则的制定实际上是一个动态的博弈过程，不能简单的将之视为一种完全的静态均衡。一轮博弈结束后，所产生的会计准则只是达到了暂时的纳什均衡状态，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会计准则会表现出滞后性，难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经济需求，新的会计业务没有准则可依，抑或旧的会计准则漏洞百出，这会再次引起各方的博弈，从而达到新的纳什均衡。多次的重复博弈之后，随着纳什均衡点逐渐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的递进，会计准则也会不断地完善，最终达到理想的均衡状态――帕累托最优的纳什均衡。与美国相比，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缺乏充分的博弈，尚处于博弈的初级阶段，博弈各方难以掌握充分的信息，导致博弈各方力量的失衡，难以形成充分的博弈结果。为了达到纳什均衡，需进一步深化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进一步明晰产权；增强会计准则制定程序的公开性和公平性；积极引导社会公众参与准则制定，使准则的制定人员更具代表性；改革准则制定机构，增强其独立性，形成一个良性的博弈机制，充分体现和保护各博弈方的要求和利益，使各方利益通过充分博弈得到更好的兼顾，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理想的均衡状态，所制定出的会计准则才是科学、公平公正、权威和高效率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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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基本要素篇9

关键词:创新网络;演进博弈;形成机理

一、 引言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与竞争环境的变化,企业开始通过创新网络来获取创新资源,缩短创新时间,进而取得竞争优势。创新网络不仅有利于减少创新费用和分散创新风险,而且有利于促进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和政府的紧密结合。可以说,创新网络是构建并完善国家创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多数学者普遍认为创新网络是由企业、高校或科研院所、政府机构、中介组织等组成,其中企业是最主要的创新主体,企业为了实现创新功能,通过创新网络与其他创新主体建立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关系,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获取创新资源,从而有效地提高创新效率。freeman(1991)认为创新网络是一种应付系统创新的基本制度安排,其中企业间的创新协作关系是网络架构的主要联结机制。olaf arndt & rolf sternberg(2000)认为创新网络是不同的创新参与者的协同群体。因为创新网络能够帮助创新企业共享创效利益、共担创新风险,并获得特殊的技能。组成创新网络的企业、大学或科研院所、中介组织及政府进行合作以实现共同的创新目标(barringer & harrison,2000)。WwW.133229.CoMmoller & svahn(2009)对创新网络管理过程进行了研究,并发现网络成长受科技环境影响很大,同时它又能反作用环境,进而改善区域创新环境。现代科学技术如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创新网络的研究,这些技术在不同行业的广泛使用导致了组织界限的模糊,并产生了深而广的网络结构。例如,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科技组织投入了大量的智力资本和物质资源,最终导致了网络的广泛发展(robinson,rip,& mangematin,2007)。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创新网络在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国家竞争力和创造财富方面的重要性。在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政府的创新政策由鼓励研发投入到鼓励建立多部门合作的创新网络构建(corley,boardman,& bozeman, 2006)。虽然目前创新网络的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其形成机理以便于完全认识它的潜在优势。本文研究的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点分析创新网络的本质特质,然后就创新网络研究机理进行分析,并找出其中的发展规律。

二、 创新网络的本质特征

网络广义含义被认为是由不同的主体和主体间的关系组成。在创新网络中,创新主体通过建立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关系,进而获取创新资源,并有效地提高创新效率。创新网络之所以能在创新活动中发挥巨大的作用是基于它的五大特性:

1. 互补性。由于不同的创新主体拥有不同的创新资源,在创新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的创新作用。通过共享知识和技术资源,创新网络中的创新主体间的合作可以降低创新成本,进而提高创新效率,即产生“1+1>2”的协同效应。由此可见,创新网络中的企业之间、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政府和中介机构之间形成了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2. 开放性。网络创新活动通常是创新主体间互动频繁和内外交流频繁的过程,创新网络之所以具有创新优势,是因为网络主体间科研通过频繁交流产生网络互动效应,网络节点通过与网络外发生多方位、多层次的联系,获取更广泛的知识和互补性的资源。开放性的网络便于创新主体与外界联系,及时了解网络内外相关技术和市场信息,提高与网络外先进技术和市场的对接能力,确保创新活动可以更好地适应外界环境的最新变化。

3. 动态性。由于创新网络中的企业是随时进入和退出的,创新网络结构相应的产生变迁,表现在跟随性变迁和选择性集聚等方式,这就决定了创新网络的动态变化特性。其次,由于创新资源分布在网络的各个节点中,创新资源的产生和流动也决定了创新网络的动态性。网络创新的实质是网络内企业相互学习的过程,相邻节点(企业)间可以更加便利地分享创新成果和知识。此外,创新主体与外界进行知识交流决定了网络的动态性。随着信息化的加快发展,要取得更大的创新,必须有效突破地域的束缚,更多的与外界互动以便有效提高网络整体的创新能力。

4. 根植性。创新网络的形成往往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文化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一个创新网络内的企业因为具有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处于相近的制度环境中,其经济行为便不约而同的植根于网络内共同的知识背景和游戏规则中,由此产生的聚合效应的就越多。创新主体通过非正式的社会网络有机的联系在一起,有效增强了网络成员间的信任,这既有利于传播和扩散显性知识,更有助于隐形知识的流动和共享,进而增强了网络的创新能力。

5. 协同竞争性。创新网络内各主体间既存在协作的关系也存在竞争的关系。创新主体间在注重协作的同时,往往为了追求最大利润而展开竞争,当然,竞争与协作并非矛盾体,有效地竞争为共同创新提供了动力,只不过这种竞争是在协作的基础上,可以看作是一种协作性竞争。

三、 创新网络形成的复制动态演进博弈模型

创新网络的形成过程必然涉及到企业竞合问题,在讨论企业竞合问题时,学术界通常应用合作或非合作博弈方法。传统博弈论通常假设博弈双方是完全理性的,而且在信息充分的环境里,由此得出的博弈均衡解未免牵强。而smith(1974)提出的演进博弈理论正好弥补了传统博弈论的不足。matthew和alison(2002)曾指出“由于演进博弈理论具有动态调整和学习过程等动态机制特征,从而为研究群体行为进化和稳定机制提供了较好的分析方法”。zander(2002)在研究瑞典通用电器公司与瑞士的brown-boveri合作创新网络的形成时指出,创新网络的最初形成具有一定的经济逻辑,当网络形成时,由于某种经济动因开始不断地演进,其形成是一个不断演进的复杂的过程。

本文从有限理性出发,认为博弈双方的策略均衡不再是一次性博弈的结果,而是一个不断学习和调整的结果,通过多次博弈和长期的学习与改进,博弈双方趋向稳定策略,而且在稳定策略条件下,个别“突变”策略并不能带来收益,此时的稳定策略称之为“进化稳定策略”(ess)。正是由于创新网络具有互补性、开放性、动态性、根植性和协同竞争性才导致了网络的复杂性,进而导致创新主体间博弈的有限理性。在有限理性前提下,创新网络的形成便是一个动态的学习与调整过程。因此,本文在分析创新网络具有的特性基础上,借助演进博弈理论研究创新网络形成机理,构建创新网络复制动态模型,并从中找出影响创新网络形成的主要因素。

1. 博弈模型的建立。假设现有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创新网络,在网络外部存在一些试图加入该网络的企业。假设博弈方a代表网络外部试图加入的企业群,博弈方b代表网络内部企业群。博弈方a有两个选择,一是“加入”网络,二是“不加入”;博弈方b也有两个选择,“接受”或“不接受”a的加入。由于博弈双方对创新的认识能力和预测能力有限,因此,博弈双方符合有限理性的条件。博弈双方支付矩阵如表1所示。

表1中r′a、r′b分别表示博弈方a如果无法加入创新网络时双方的收益;ra、rb分别表示博弈方a加入网络后双方的收益。其中r′a?茁ata,?酌btb>?茁btb,这在后面的研究中得以证明。

2. 博弈过程分析。现假设博弈方a采取“加入”创新网络策略的企业比例为?姿,则采取“不加入”策略的企业比例数为1-?姿;同时假设博弈方b采取“接受”a加入创新网络策略的企业比例为?籽,则采取“不接受”策略的企业比例为1-?籽。因此可以计算出博弈方a选择“加入”和“不加入”策略的期望收益uea、una,以及博弈方a的平均收益ua,各收益表达式分别为:

uea=?籽(ra+?酌ata-?茁btb)+(1-?籽)r′a(1)

una=?籽r′a+(1-?籽)r′a(2)

ua=?姿uea+(1-?姿)una=?姿?籽ta(?酌a-?茁a)+r′a(3)

同理可得博弈方b选择“接受”策略和“不接受”策略的企业期望收益和平均收益uyb、unb、ub,数学表达式分别为:

uyb=?姿(rb+?酌btb-?茁btb)+(1-?姿)r′b(4)

unb=?姿rb+(1-?姿)r′b(5)

ub=?籽uyb+(1-?籽)unb=?姿?籽tb(?酌b-?茁b)+r′b(6)

我们知道,复制动态概念指出博弈的优势策略转变是一个渐进过程,因此可以用复制动态公式表示策略调整的速度,现在对博弈双方进行复制动态分析。

博弈方a群体复制动态方程为:

公式(7)表示博弈方a选择“加入”策略类型的企业随时间变化的比率与博弈方a的企业数量成正比,与博弈方a选择“加入”策略类型的期望收益大于所有博弈方a平均收益成正比。

博弈方b群体动态方程相位图如图2所示。

3. 博弈结果分析。基于上述创新网络形成演进博弈模型可知,博弈双方的比例变化复制动态的关系可以在以两个比例?姿,?籽为坐标图上标示,如图3所示。从图3可以看出,博弈双方的进化稳定策略(ess)只有唯一点(?姿*=1, ?籽*=1),其他各点均不具有复制动态的收敛特性,且抗扰动能力差。由此可见,在有限理性条件下,博弈双方经过长期的反复博弈后,学习和调整策略的结果是:潜在加入创新网络的企业在?酌a>?茁a情况下,即创新收益大于创新风险的条件下,则加入创新网络带来的收益大于0((?酌a-?茁a)ta>0),在利益驱使下,最终所有的企业都选择加入创新网络;同理,创新网络内原有企业在?酌b>?茁b情况下,最终选择的结果是接受新企业的加入。由此可见,当收益系数?酌越大,风险系数?茁越小时,博弈结果最终收敛于(?姿*=1,?籽*=1)的可能性就越大。

在创新网络中,收益系数?酌通常与企业的吸收和转化创新知识的能力有关。实践证明,通过提高员工素质,构建良好的企业内外部正式和非正式的交流渠道,能够有效提高企业吸收和转化知识的能力,进而促进创新网络的形成和维护。风险系数?茁主要是由创新网络的内外部环境决定,如果创新网络所处环境良好,每个创新主体间彼此信任,网络内正式和非正式交流和合作关系融洽,那么每个创新主体都愿意合作,合作创新意愿越强,越容易促使创新网络的形成。在运行效率高的创新网络中,企业采取合作创新所付出的成本就越小,相应的创新风险系数就越低。因此,良好的网络环境对创新网络形成及运行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博弈基本要素篇10

关键词博弈论；风险投资；联合投资；主体异质性；演化博弈

中图分类号F830.59文献标识码A1引言

联合投资是指由2个或多个风险投资家共同投资一个风险企业的一种权益性投资行为，可以在同一时期投资，也可以在不同时期投资[1].联合投资对于风险投资有效地降低风险、提高增值服务能力、实现信息资源共享、改进投资决策、增加社交和投资范围等均具有重要的意义.据EVCA（2002）统计，2001年欧洲风险投资额约为22.331 362亿欧元，而实行联合投资的金额达到6.979 829亿欧元，约占全年投资额的30%.在美国，联合投资的比例更是达到90%[2].根据《中国创业风险投资发展报告2006》统计，中国2003～2005年联合投资所占比例分别为41.1%、58.8%和39.7%，2009年更是达到74.16%.可见，联合投资是在丰富的风险投资运行机制库中最普遍采用的运行机制之一.

风险投资要进行联合投资，首要问题就是伙伴的选择.一般地，一个风险投资项目首先存在一位发起人（leader），即主导型风险投资家，伴随着风险企业的发展壮大，会遇到资金、风险、信息等约束条件限制，这样就必须同时还存在多个跟随型风险投资家，组成一个联合投资网络投资.但合作伙伴的选择直接决定着风险投资的成败.目前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研究.唐霖露[3]等人发现联合投资虽然能够提高成功退出概率，但是对其他绩效的衡量指标没有影响.Alexander Peter Groh[4]研究了新兴市场对投资的影响.Qianqian Du[5]研究了风险投资家的差异性对于联合投资的影响.张新立等[6]研究了风险资本在投资中期或晚期的联合投资激励问题，分析了风险投资家的职业能力对联合投资契约的影响.Yong Li[7]等研究了制度和文化差异对于投资的影响.王艳等[8]利用博弈理论对跨区域联合投资网络形成机制进行了研究，发现区域之间处于突出地位的风险投资家联接在一起，形成一个互联星型的网络结构.胡志颖等[9]发现，我国当期环境下，风险投资联合的差异增加了IPO 前的盈余程度，却同时降低了锁定期结束当年的盈余管理程度.张莉等[10]研究了风险投资个数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并可以通过选择适当的联合投资方式降低联合投资的负面效应.

可以看到，上述文献大大丰富了风险资本联合投资的内容，使得风险企I在资源优化配置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然而风险投资在选择联合投资伙伴时，常看重投资伙伴与自己的差异性，即参与主体的异质性（差异性），主要包括职业经验、性别、年龄、种族、专业知识、价值观等方面特征的差异化程度.这样可以做到各种资源优势互补，使风险资本的投资成功率大大增加.而目前的文献多数仅考虑参与主体的收益差，而把每个参与主体的异质性视为同值，忽视了异质性对联合投资的影响.虽然经常以“经济人”为假设条件，但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不可能假定参与人总是处于“中庸”之态，冷静地做出完全理性的决策，而必须考虑到参与人的决策可能会受到很多暂时性的非理性因素的干扰，导致均衡未必能够实现.演化博弈理论为此提供了一条有益思路，但目前很少涉及这方面的研究.据此，本文在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将参与主体的异质性等更符合实际情况的重要影响因素引入演化博弈模型中，构建了基于参与主体异质性的风险投资联合投资演化博弈模型，提出改进联合投资的一些措施和方法，为解决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创新机制与法律规范提供有益地决策参考.

经济数学第 34卷第1期王宁等：主体异质性下风险联合投资演化博弈模型研究

2模型的假设与建立

风险投资联合投资实际上是一个复杂适应性生态系统，主导型风险投资家总是选择适应度高的联合投资伙伴，并且通过伙伴中适应度高的个体吸引更多其他联合投资伙伴的方式来“纯化”联合投资伙伴，以使联合投资主体群中具有优秀策略的主体占有更大的比重，从而通过最终的结果来筛选出最优策略.“鹰鸽博弈”模型是研究同一物种、种群内部竞争和冲突中的策略和均衡问题的经典模型.为了分析异质性对风险投资联合投资合作行为的影响，本文以鹰鸽博弈模型为基础，通过引入参与主体的异质性为参变量，构建一个扩展的“鹰鸽博弈”纯策略行为模型.为便于分析，先作如下假设：

假设1在完全竞争市场中，存在有限理性的两种（个体）群体参与人：主导型风险投资家（简记为LVC）和跟随型风险投资家（简记为FVC）.双方都具有两种可选策略：鹰策略（简记为H）和鸽策略（简记为D）.鸽策略下博弈双方履行契约进行“合作”，也就是风险投资联合投资成功；鹰策略下博弈双方“不合作”或“背叛”，也就是联合投资失败，参与主体独立进行投资或在已经进行联合投资过程中发生违约行为，如在学习到对方核心管理经验和技术后单方面终止合作关系进行独立投资或研发等.

假设2在两种群体博弈过程中，LVC和FVC采取鸽策略的比例分别为x，y，则相应地采取鹰策略的比例分别为1-x，1-y.x，y都为时间t（t>0）的函数，且连续可导.

假设3由于博弈双方处于一种高度的非对称性状态，参与双方主体具有很强的异质性，且博弈双方的收益显然要受到其异质性的影响.当博弈双方发生冲突或合作时，受到的伤害程度与取得收益的自然状况也就会有所不同.为此，假设m与1-m分别为LVC和FVC博弈方所具有的异质性差异比例，博弈双方异质性之比为m/（1-m）.一般地，由于LVC要比FVC的经验和影响力等方面因素要优越得多，为此，m的取值范围应该满足条件：0.5≤m≤1.

假设4博弈双方联合投资某一项目所得的收益为v（v>0），如果双方都选择不合作策略，双方付出的冲突成本为c（c>0）.因为风险投资是一种高风险的投资，不合作策略产生的损失巨大，失败的一方也要耗费巨大的时间成本，所以假设c>v.如果双方均采用不合作策略，异质性比例为m的LVC博弈方获得的纯收益为（v-c）/4m，异质性比例为1-m的FVC博弈方获得的纯收益为（v-c）/4（1-m），这里乘以常数4是为了使m=1/2时恰好与经典鹰鸽博弈模型形式相同.如果双方均采取合作策略，LVC博弈方获得的纯收益为mv，FVC博弈方获得的纯收益为（1-m）v.当博弈双方采取不同的策略时，所取得的纯收益与经典博弈模型相同.于是可得到扩展后的鹰鸽博弈收益矩阵为

这说明，在博弈双方异质性一定时，u越小，对应的均衡策略值y*就越大.也就是说，单位冲突成本收益越小，博弈双方就越容易选择合作，反之就越倾向于选择不合作，这与参与主体的趋利本性是相一致的，FVC选择“合作”策略的可能性与单位冲突成本收益存在明显的负相关性.在博弈双方单位冲突成本收益u一定时，博弈双方异质性k取不同值，就会使得FVC的选择策略发生不同变化.当k=1时，m=1-m=0.5，博弈双方是同质的，对FVC选择合作策略选择没有任何影响，此时的模型变为经典的鹰鸽博弈模型，结论与Maynard[11]的模型结果相同.当k>1时，即博弈双方的异质性不同时，异质性与FVC选择“合作”均衡策略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博弈双方异质性差异越大，双方就越容易选择合作策略.极端地，当m=1时，LVC是几乎无所不能的风险投资家，而FVC几乎没有任何经验和能力时，y*=1，FVC会无条件选择合作策略.

3.2平衡点的局部稳定性分析

上述情形仅仅对LVC的演化稳定性策略进行了分析.但由于在风险投资联合投资过程中，双方不断地了解对方的相关信息，并以此信息为基础，对自己双方进行联合投资的决策不断地加以修正，所以还需要对博弈双方相互影响的演化稳定策略进行分析.根据Firedman[12]研究的方法，对于一个由微分方程描述的群体动态系统，其平衡点的稳定性可由这个系统得到的雅可比矩阵的局部稳定性分析得到.因此本文采用雅可比矩阵局部稳定分析的方法硖教制胶獾憔植课榷ㄐ.

可知，在该博弈的5个平衡点中，点（0，0）和点（1，1）为不稳定源出发点，点（x*，y*）为鞍点，点（1，0）和点（0，1）为演化稳定状态.因此，基于参与主体异质性的风险投资联合投资博弈的动态演化过程，可以由图2和图3来描述.

在这个复制子动态演化博弈系统中，当系统从O（0，0）初始状态开始演化时，也就是说最初双方都不采取合作策略，此时双方的收益都是最小的，因此双方都具备通过学习和了解强烈改变策略的动机和愿望，从演化相图看，此时系统将演化至（1，0）或（0，1）.更详细地讲，当LVC群体内选择合作策略的个体较少时，则LVC群体中的风险投资家选择不合作策略将获得更大的收益，而FVC群体中的风险投资家选择合作策略将获得更大的收益，此时系统演化至（0，1），反之演化至（1，0）；当系统从（1，1）的初始状态开始演化时，也就是说最初双方都采取合作策略，因为此时不合作将获得更大的收益，因此博弈双方都有改变原来合作策略的动力，系统也将演化至（0，1）或（1，0）.由于系统的演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可能在很长时间内保持一种合作与不合作共存的局面，这也是现实中风险投资在联合投资过程中时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4结论

解释联合投资行为的演化一直是风险投资运行机制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以演化博弈理论的鹰鸽博弈模型为基础，就参与主体的异质性如何影响风险投资的联合投资行为选择进行了分析研究，进一步提出参与主体的异质性与单位冲突成本收益的有机结合可以很好地解决风险投资的联合投资问题.即参与主体的异质性越大，单位冲突成本收益越小，风险投资联合投资成功的概率就越大，联合投资运行机制也就会得到长期稳定地维持.本文的局限在于将风险投资联合投资演化博弈模型通过异质性差异之比与单位冲突成本收益来间接地表示出来，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的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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