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纠纷赔偿协议十篇

民事纠纷赔偿协议篇1

[关键词]民事纠纷 问题 特点 形式

民事纠纷，又称民事争议，是法律纠纷和社会纠纷的一种。所谓民事纠纷，是指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以民事权利义务为内容的社会纠纷(可处分性的)。民事纠纷作为法律纠纷的一种，一般来说，是因为违反了民事法律规范而引起的。民事主体违反了民事法律义务规范而侵害了他人的民事权利，由此而产生以民事权利义务问为内容的民事争议。下面介绍一下民事纠纷的几个内容。

首先，介绍民事纠纷的3个特点:一是民事纠纷主体之间法律地位平等;二是民事纠纷的内容是对民事权利义务的争议;三是民事纠纷的可处分性。分为行政争议和刑事争议。

其次，民事纠纷可分为两大方面的内容:一类是财产关系方面的民事纠纷;另一类是人身关系的民事纠纷。

再者，民事纠纷的表现形式: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难免会发生各种民事纠纷，如离婚纠纷、损害赔偿纠纷、房屋产权纠纷、合同纠纷、著作权纠纷等。民事纠纷若不能得到妥善解决，不仅会损害当事人合法的民事权益，而且可能波及第三者甚至影响社会的安定。因此，各国都很重视民事纠纷的解决并建立了相应的处理民事纠纷的制度。

下面谈一下关于民事纠纷的解决途径和赔偿条款。

一、民事纠纷的解决，可以通过当事人自己、社会及国家三种渠道

1.由当事人自己解决民事纠纷，主要有避让与和解两种方式:避让与和解。

所谓避让，是指纠纷发生之后，一方当事人主动放弃争执，从而使纠纷归于消灭的为。避让的特点，在于一方主动的放弃争执，在程序上无作为的行为要求，在结果上当事人争执的权利义务关系未发生变化;而和解，是指民事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就争执的问题进行协商并达成协议，从而消灭争执的行为。和解的特点，在于当事人双方有协商的愿望及进行协商的行为，在程序上简单、灵活、在结果上能充分反映当事人的意愿。

2.由社会介入解决民事纠纷，渠道主要也有两个:诉讼外调解和仲裁。

诉讼外调解，是指民事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在第三方的主持下，就争执的问题进行协商并达成协议的行为;而仲裁，是指民事纠纷的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一致同意将争议提交第三方，由第三方对争议予以裁断的行为。仲裁的前提条件，是双方当事人有协议，且提交仲裁的事项是法律允许仲裁的事项及促裁协议约定的仲裁机构客观存在。

3.由国家介入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则是民事诉讼。

民事诉讼作为一种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诉讼是指法院在民事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及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就民事案件进行审理和作出裁判的行为。

二、关于民事纠纷赔偿的问题列出几项相关的条款

1.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2.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

3.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

4.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

5.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受害人定残后的护理，应当根据其护理依赖程度并结合配制残疾辅助器具的情况确定护理级别。

6.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

7.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受害人确有必要到外地治疗，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受害人本人及其陪护人员实际发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其合理部分应予赔偿。

8.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

总之，民事纠纷就是处理平等主体间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所以所有违反这一概念的行为就会引起民事纠纷，可见，民事纠纷在日常生活中是很常见的，我们有必要学习一些法律诉讼的知识，以维护我们自己乃至他人的正当权益!

参考文献

民事纠纷赔偿协议篇2

要

自上世纪以来，人类以聪明的才智和创造力，利用大赋予的充足资源，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以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各种需要，并以空前的速度改变着地球的面貌。但是，人类在追求自身的同时，也对环境资源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当我们环境权遭到损害时，为其提供了多种救济途径，诸如民事救济、行政救济等等，但归纳起来无外乎私法救济和公法救济。而对于国际环境侵权的纠纷，则通过司法方式、调解方式和仲裁方式来解决，对此，各国的规定不尽一致，本文针对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主要的不同作法，对比我国现行环境权的救济制度，提出了一些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建议和看法，以期完善我国的环境法律制度，使损害得到赔偿，权益得到保障。

众所周知，环境权是一项主体广泛的权利，当其遭受侵害时，法律为其提供了多种救济途径：既可以援引私法，又可以通过公法，甚至还可以诉诸国际法予以解决。同时，环境权又是一项有限度的权利，其权利的行使是相对和有限的，为此，对其救济也必然涉及救济的方式如何才属正当的。也就是说，对其救济涉及到环境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利益衡量。这的确让人颇费心思，各国对此做法不一，现分述如下：

一、 私法救济

私法救济主要指民事救济。综观各国对环境侵权的民事救济方式，一般是以损害赔偿和排除侵害为主要支柱的，前者重在补偿已经发生的损害，即救济已然；后者则重在排除发生的侵害和预防将来可能发生的侵害，即防范未然。但在具体运用上，各国仍有所不同。英美法系是以妨碍行为来概括环境侵权的，属于侵权行为的一种，其救济侧重于损害赔偿。然环境侵权具有连续性、反复性和不可恢复性，其所造成的危害是累积型的，仅靠损害赔偿有时显难满足权利得以周全保护的需求，于是，“部分排除侵害”制度为弥补这一缺陷而出现，其主采用并非完全的排除侵害，如限制飞机不准在某特定时间内起降，禁止工厂不准某特定时间排出废水等等皆是。同时，为了维护生产的正常运行，不致因排除侵害而停、关闭，又提出了“代替排除侵害的赔偿”制度。这样英美法系在环境侵权的民事救济上，形成了“排除侵害——部分排除——代替性赔偿——损害赔偿”的一系列请求权的有机组合，其兼顾企业与受害者双方之利益，较之单一的损害赔偿更为完善。

而大陆法系的德国则是以“干扰侵害”来概括侵权的，其属于所有权的范畴，势必限制企业活动，阻止经济发展。为调和这一矛盾，只好扩张受害人的忍受义务，并在民事救济上援用公法上的损害补偿请求权制度，以填补受害者因公共利益所作的牺牲。于是，在德国环境侵权民事救济上便形成了以下：一是为维护共同发展所必要的绝对容忍义务，二是损害补偿请求权的救济（其性质与英美法系的“代替排除侵害的赔偿”相近），三才是排除侵害请求权（因其行使事关经济活动之存废，故适用条件甚严）。可见，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在环境侵权的民事救济上已呈现日趋一致的趋势。

日本是以“公害”一词来概括环境侵权的，其在民事救济上独树一帜，将排除侵害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溶于一炉，同时适用。其在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适用上采开放态度，不论受害权利为何，均在保护之列；而对于排除侵害请求权的适用上，则限于法律明文承认的支配性权利，即物权、人格权（主要指生命、身体、健康的损害）、日照权（即采光权）及环境权，并与权利衡量原则配合运用。因为环境侵权的原因事实具有相当的有用性或价值正当性，倘若准许排除侵害，则无异于关闭工厂，禁止生产，阻碍社会发展，为此在排除侵害请求权的适用上，必须兼采利益衡量原则，必须就侵害的性质，受害的程度及侵害是否重大等因素综合衡量而定。

我国《民法通则》打破了传统立法模式，把侵权行为作为民事责任的法律事实，并把因侵权行为而承担的民事责任称为“侵权的民事责任”。根据《民法通则》第一134条规定的十种责任形式，其适用于环境侵权民事救济上的要有排除损害、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这些方法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其中以损害赔偿适用性强而最为常用，由于损害赔偿范围的确定是适用损害赔偿的关键，为此，有必要对赔偿范围加以探讨。众所周知，损害赔偿的目的在于弥补受害者因侵权行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因此赔偿必须以实际损失作为确定赔偿金数额的标准。对于财产损害，应当实行全部赔偿原则，即必须赔偿直接和间接损失，也就是既树现有财产的直接减少进行赔偿，也要对在正常情况下实际上可以得到的利益进行赔偿。对于人身损害则应当赔偿由此引起的全部财产损失，包括必要的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后的生活补助费、死者丧葬费和死者生前所抚养的人的生活补助费以及其他必要的费用。至于精神损害，也应当给予适当赔偿。因为环境侵权对人的精神状态，健康状况，生活条件均有较大的，其可以通过遗传因素危及后代的身体健康。而这种原因形成的损害和潜在的危害，采用排除侵害等方法又难以消除，唯有借助损害赔偿给予精神上的抚慰和经济上的补偿才比较适宜，在环境侵权的损害赔偿中，不应局限于财产利益的损失，还应包括非财产利益的损失。

二、公法救济

公法救济主要指行政救济。其救济方式主要有两种：一为环境侵权纠纷的行政处理；二环境侵权的行政补偿。行政处理主要用以解决因诉讼拖延，受害赔偿缓不济急之难题。其原则上仍然是基于传统民法的原理，行政机关站在调解的立场，出面劝导双方当事人尽早达成赔偿协议。由于其具有解决纠纷时间快，花费小，受害者不必提供其无法提供的各种正式证据（而许多受害往往没有能力提供该证据）等胜过司法诉讼的优点，从而成为当代各国解决环境纠纷的趋势。

我国目前尚未对环境纠纷行政处理作专门立法，实践当中，一般是根据《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二款规定进行处理的。该款规定：“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根据这一规定，我国环境纠纷行政处理的机关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及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其处理方式仅为调解一种。即行政机关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居于双方当事人之间，对环境纠纷进行调查，并进行调解，促成当事人双方签署协议，自动履行协议。这一调解处理的方式具有如下特点：首先，它是行政机关依法进行的行政调解处理。也就是说，这种行政调解权是依法律、法规授权而产生的，而且这种行政调解是依照环境规范和有关民事法律规范解决纠纷的。其次，这种行政调解处理的对象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环境污染赔偿纠纷，包括责任纠纷和赔偿金额纠纷两类。再次，这种行政调解处理是以自愿为原则的，主持调解处理的行政机关只是提出调解方案，尽量促成当事人双方达成协议而已。也就是说，调解协议只是当事人相互间意志妥协的结果，行政机关在协议中既无利害关系，也直接体现其意志。因此，它不同于行政机关在实施环境管理过程中，针对行政相对人所作的一般具体环境行政行为，从而不具有一般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定执行力。也就是说，调解协议达成后，主持调解的行政机关不能强制执行，也不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它只能依靠当事人自觉履行。一旦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反悔，则调解协议自动失败。当事人不服调解结果的还可提起诉讼，请求司法救济。但是，该诉讼只能以原纠纷为标的，提起民事赔偿诉讼，而不能以作出调解处理的行政机关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我国有关法规和司法解释均有明确规定，对这种行政调解处理不服的，既不能申请行政复议，也不能提起行政诉讼。如《行政复议条例》第10条第三项规定，公民、法人或组织对行政机关“民事纠纷的仲裁，调解或处理不服的”不能申请复议。又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条规定，行政机关居间对民事权益争议作调解处理，当事人对调解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作为行政案件受理”。由此可见，我国环境纠纷处理的方式只有行政调解处理一种。该处理方式不具有定法定执行力，而无法圆满解决环境纠纷。

为此，我国有必要借鉴日本的立法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对我国的环境纠纷行政处理制度加以完善。首先，应早日制定《环境纠纷处理法》，详尽规定环境纠纷行政处理机构、管辖范围、处理方式及程序等。其次，应依法建立环境纠纷处理的专门机构。该专门机构可分为国家、省（直辖市、自治区、地三级）。国家环境纠纷处理机构管辖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环境纠纷事件，以及该处理事件的行为地或危害地分别或同时跨及二省（直辖市、自治区）以上者，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环境纠纷处理机构管辖在辖区内有重大影响的环境纠纷事件，以及该处理事件的行为地或危害地分别或同时跨及二地（市、自治州）以上者，各地（市、自治州）环境纠纷处理机构管辖本辖区环境纠纷事件。再次，应增加环境纠纷行政处理方式。除原来的行政调解处理方式以外，再增加仲裁处理方式，以公平、合理解决环境纠纷。同时，在国家环境纠纷处理机构下设国家环境仲裁委员会，在省（直辖市、自治区）环境纠纷处理机构下设地方环境仲裁委员会，专门处理环境纠纷仲裁事宜。最后，应以立法形式明确规定环境纠纷仲裁的效力，实行或裁或诉制度，即在发生环境纠纷后，当事人要么选择仲裁，要么选择诉讼，仲裁后不得再向法院起诉，法院对于当事人订立了仲裁协议的环境纠纷亦不得再受理。同时，实行一裁终局制。即争议一经裁决即产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可据此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而行政补偿则主要用以解决因加害赔偿能力不足，受害者得不到适当赔偿之难题。对此，各国大多本着“污染者负担原则”，通过对此有排放污染物者收取排污费（或排污税）的办法等集补偿基金。并设定条件，以实现受害人的损害赔偿。其具体内容为：对于可能形成环境污染的排污者，按其排放程度提出相当比例的金额组成补偿基金，尔后用此基金向遭受污染的受害者提供补偿；受害人如果因环境污染而遭受损害即可由该基金先行给予相当程度的赔偿。这样，受害人赔偿的实现，至少在补偿基金的范围内不仅不至于落空，还可以尽速获得。这对于弥补民事赔偿制度之不足保障赔偿之实现，不啻是一良策，不过，根据完全赔偿原则，要求就环境侵害原因行为提出全面的赔偿，恐非企业财产所能负担。因此，在论及环境受害行政补偿法制化时，各国对于补偿的内容及范围都有一定的限制。比如，日本就将其公害补偿制度的适用范围局限于健康受害补偿，并特以《公害健康受害补偿法》名称冠之。它在使得受害人的健康损害获得及时补偿的同时，不致使企业因此而停业破产，较为成功兼顾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利益。该法对于补偿给付成立的三大要件（即指定地区、指定疾病、暴露期间），补偿给付的七项内容（即疗养费、残疾补偿费、遗属补偿费、遗属补偿慰问金、儿童补偿津贴、疗养津贴、丧葬费），补偿给付的认定和请求，补偿给付的费用和征收，以及补偿协会和补偿异议审查会等作出详细而又明确的规定。它使得受害人的健康损害获得及时补偿，缓和因此触发的社会矛盾，维护了社会的安定。

我国尚未建立环境受害行政补偿制度。司法实践中，环境损害赔偿一般是通过民事赔偿制度来解决的。然而，因于传统民法的民事赔偿制度却无法解决因加害方支付能力有限，致使受害赔偿缓不济急之难题。由于环境侵害具有广泛性的特征，其受害者往往为相当地区范围内不特定的多数人。其人数之多有时可达成千上万人。倘若如此人数众多的受害者的损害赔偿无法得以实现，就可能导致矛盾激化，并由此引起社会动荡。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我国有必要借鉴上述立法经验，并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建立环境受害行政补偿制度，以确保受害人在一定范围内的损害可迅速获得合理赔偿，现分述如下：

第一、关于补偿基金的筹集，可考虑从排污中提取相当比例组成补偿基金。目前，我国虽然没有排污收费制度，但根据国务院颂布的《征收排污费办法》，我国的排污收费主要用于污染防治，即实行“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然而“谁污染谁治理”不如“污染者负担”原则全面，它仅指污染者应该承担治理污染或支付治理费用的责任，而未包括在承担污染损害的赔偿责任。防治中污染固然重要，然对受害者因遭受污染损害中得不到及时赔偿，焉能坐视不救？因此，可以考虑从排污费中提取相当比例金额组成补偿基金，受害人遭受损害后，由该基金先给予相当的赔偿，尔后再向加害人求偿，以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第二、关于补偿的范围不宜过宽。因为我国目前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尚十分落后，倘若推行完全赔偿原则，要求就环境侵害行为提出全面的赔偿，恐因财力有限而无法实现。为此，补偿范围不宜过宽，应仅限于生命、身体、健康的损害补偿。关于补偿适用的对象亦须有所限制，应仅限于因空气污染、水质污染以及毒性化学物质所造成的损害。这些环境污染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一般较为严重，而且对人的生命、身体、健康的侵害也是十分严重的。由于我国经济尚不发达，财力亦有限，只能对这些严重的环境污染对人的生命、身体、健康所造成的损害进行补偿，其余的环境污染（如土壤污染、噪音污染等）所造成的损害尚无力予以补偿。关于补偿的亦只能限于医疗费、生活津贴及丧葬费三种。这也与财力不足而不能给予全面补偿有关，为此只能对受害者最急需得到的医疗费、生活津贴及丧葬费给予补偿。

第三、关于补偿成立的条件可考虑以下三条：1、在指定的环境污染地区；2、遭受因空气、水质及有毒化学物质污染所产生的疾病；3、而且还必须是在该疾病的暴露期间生命、身体、健康遭受损害者，方可申请补偿。上述条件缺一不可，其认定可考虑由各级人民政府作出；并可考虑在各级环保设立补偿异议审查委员会，专门负责对上述认定有异议的事宜。

第四、关于补偿事项的处理，可考虑设置专门机构，即补偿协会，专门负责基金的征收、支付等事宜。

三、 国际法救济

国际法救济适用于国际环境侵权纠纷，其救济方式主要有司法方式，调解方式和仲裁方式。

司法方式，包括国际司法和国内司法方式。国际司法方式，是指将国际环境侵权纠纷提交国际法院解决的方式。由于它具有对诉讼资格要求甚严，诉讼程序十分复杂等缺陷，而少有人问津。迄今为止，在解决国际环境纠纷方面仅受理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诉讼国在太平洋进行大气核试验一案。而国内司法方式，是指将国际环境纠纷提交各国法院解决的方式。它在实践中还未被广泛采用，但在有些情况下，如果受害者是个人而国家不代表个人行使求偿权时，采用国内司法方式以谋求救济也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它主要包括跨国环境行政诉讼（即一国居民因另一国行政机关的某种行为，诸如颁发排污许可证或批准建造工厂等，对其造成或可能造成环境损害或在本国或另一国的法院提起的行政诉讼）和越境环境损害的国内民事诉讼。

调解方式，是指将国际环境纠纷提交给一个由若干人组成的委员会，由其公正地查明事实并提出解决的方案，促成当事人双方达成协议的方式，由于国际环境纠纷在具体责任和损失的估算上往往难以取得的论证，而且案件大多同时涉及个人和国家，二者索赔界限不很明显且缺乏具体明确的法规。在这种情况下，采用调解方式，具有双方均有较大的回旋余地，能较快解决纠纷，有利于保持双方当事人的友好关系，并能节省费用等优点。为此，不少国际环境保护公约诸如《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国际干预公海油污事件公约》等均对这一方式作了明确规定。

仲裁方式，是指由双方当事人将环境纠纷交付双方选定的仲裁者处理，并相互约定服从该仲裁裁决的方式。仲裁方式因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倘若一方当事人不自动履行裁决，另一方当事人有权申请法院予以强制执行，从而比调解方式更能彻底解决环境纠纷。而与司法方式相比，仲裁方式也因不必受严格的诉讼资格或复杂的诉讼程序的限制，而具有较大的灵活性，从而被广泛采用。 ：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1989年12月26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并施行。

2、《民法新论》王利明等著，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17页。

3、《略论环境保护制度中的损害赔偿责任》，罗典荣等，载《法学》1986年第二期。

民事纠纷赔偿协议篇3

我国环境污染纠纷的处理方法

本文所指环境污染纠纷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关于环境污染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而产生的纠纷。

（一）我国目前解决环境污染纠纷的方法

协商。这是由纠纷双方针对已经发生的环境污染，自行协商，通过达成和解协议，解决纠纷。因为许多污染者不愿主动承担环境污染的责任，实践中纠纷双方很难达成和解协议。

调解。根据调解人的不同，分为民间调解和行政调解。行政调解是由环境行政机关主持，对环境污染纠纷双方进行调解，以促成纠纷双方在自愿的原则下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活动。与之相对应，是民间调解。我国目前主要由人民调解委员会作为民间调解人，也可由较权威的民间调解人居间调解，促成纠纷解决。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达成协议后又反悔的，任何一方都可以请求环境行政部门处理，也可以向法院。

行政处理。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是指环境行政机关对社会成员（民事主体）之间发生的由于环境污染产生的纠纷进行处理的制度。“因环境污染引起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属于民事纠纷，当事人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不能以作出处理决定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因而，我国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性质上属于行政调解，其处理决定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仲裁。仲裁是指环境污染纠纷的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将纠纷提交仲裁机构进行裁决，解决纠纷。我国现行环境立法，缺乏关于环境污染纠纷仲裁的特别规定。实践中通过仲裁解决环境纠纷的情况较少。

民事诉讼。即环境污染受害者依法向司法机关，请求法院判令污染者停止侵害、排除妨害、赔偿损失。实践中，环境污染纠纷的诉讼解决方法耗时长、取证难、费用高；由于现行法律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资格、因果关系的确定、污染损害赔偿等问题都欠缺明确具体的规定，从而阻碍了污染受害者寻求司法诉讼的救济途径。

（二）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的优势

环境污染纠纷的复杂性、多样性和损害性决定了解决环境污染纠纷的方法应当灵活、及时、专业。实践中环境污染受害者选择行政处理方式寻求救济，与其他解决方法相比，行政处理环境污染纠纷的优势在于：

专业性。环境污染纠纷涉及很强的技术性，因而对于污染损害的证明要求较强的专业性。环境污染事故一旦发生，环保部门负有监管和保护环境的法定职责，而且环保部门设有环境监测机构，这有助于及时、准确地确定污染责任。

及时性。环境污染发生后，环保部门负有及时有效地调查处理污染事故的法定职责，这有利于纠纷双方在最短时间内澄清事实，明确责任；同时，鉴于环保部门对排污企业享有监管的权力，因而，排污企业对于环保部门的处理意见愿意采纳并及时执行。这些因素都有助于环境污染纠纷的及时解决。

成本低。救济费用的高低直接决定当事人对于救济方式的选择。由环保行政部门对环境污染纠纷进行处理，是环保部门在执行法定职责的过程所进行的。因而，相对于诉讼和仲裁，行政处理方法成本低廉，且效率较高。而国家也在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过程中实现了诉讼资源的节约。

完善西部环境保护行政处理制度的法律问题思考

作为一种权利救济制度，其内部的具体救济规范的安排应当统

一、协调，并且有相关的制度予以支持，才能实现对于缺损权利的有效救济，进而最大可能地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效率等价值。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至少应具有以下功能：及时、迅速地解决纠纷，救济缺损权利；损害赔偿制度的安排应当有利于提高污染削减的效果；能够促进和加强环境行政管理，即发挥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与环境行政管理的协同效应。

在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领域，日、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都较成熟，我国应当呼应当前社会实践对于行政处理制度的迫切需要，完善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的相关立法。

（一）行政处理机构的设置

独立且中立的环境污染纠纷处理机构是公正、有效地解决纠纷的前提。因而，首先应当设立在财政和人事上都能保持独立性的纠纷行政处理机构，以保证有效、及时地处理环境污染纠纷。具体到西部地区，立法中则应当关注到跨行政区域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机构的设置。

（二）完善行政处理程序

考察我国《环境保护法》和各环境污染单行法，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仅仅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不仅起不到解决纷争的作用，而且会使环境行政部门由于缺乏具体的法律规定，而产生权责不清、权力滥用、等违法行政行为，从而起不到程序法应有的法律作用。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应当对于行政处理程序作出科学合理的安排。

1.环境污染纠纷的投诉制度。日本《公害纠纷处理法》中最有成效、最受关注的制度就是公害纠纷的投诉制度。该法规定都道府县及市区町村的公害课设置公害意见调解员。其职责，作为公害意见投诉和咨询的窗口，根据市民的意见，提供给当事人有关公害的知识和信息；调解员本人就公害的实情进行调查，给当事人和有关人员出主意，进行中介调解和指导等工作。同时，把有关公害意见的信息迅速准确地向有关部门报告，协调和促进问题的解决。

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应当设立一个促进公众与环境行政部门之间的信息窗口：污染纠纷投诉机构。同时，该机构人员的配备应当是具备相当完善的环境法和环境科学的知识，并且行政能力较强，以切实保障环境污染受害者投诉有效。

2.污染纠纷的处理办法。一个富有活力的救济制度应包含一种合理、节俭利用救济资源的机制，以保证所利用的救济方式与特定救济需要相符合；同时一个富有活力的救济制度中所包含的权利救济方式也必须能满足不同缺损权利的救济需要，并且相关主体有权选择自己认为最“合算”的救济方式（即各类救济方式之间有替代性）。

我国现行法律关于环境行政部门的污染纠纷处理方法并没有具体的规定；而且行政部门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处理实质上属于行政调解，不具有法律强制力，从而使救济结果处于不确定状态。在徽县血铅事件中，当受害者寻求行政部门的救济时，污染事件已呈严重化状态，对于此类严重的、影响恶劣的企业违规排污行为，作为执法部门应当依法主动、强制进行调解，以充分发挥纠纷的行政处理方法的优势。

据此，完善西部地区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办法，应当明确规定多种行政处理方法，以供不同的权利缺损者选择；比如，斡旋、调解、裁定等；应当赋予行政调解以法律强制力，使救济结果确定，给当事人提供一个合理的预期；应当规定行政处理部门对于特定情形（比如严重违法排污事件、社会影响广泛的污染事件等）的强制调解职能。

（三）建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制度

1.一种救济制度如果得不到执行，其有效性是令人质疑的。权利人寻求救济的最终目的就是使缺损的权利获得补救。合理有效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机制，应当至少对以下重要内容作出设计安排：

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目前，各国的立法和理论界都确立了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无过错责任原则：不论环境污染者主观上有无过错，即无论是环境不当行为还是法律所不禁止的环境行为，只要其污染行为对他人客观上造成了财产损害或人身损害，就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受害人群的确定。对于受害人群众多的环境污染事件，比如大气污染和水质污染事件等，首先应当规定确定受害人群的方法，即确定谁有权获得损害赔偿。比如日本的公健制度中关于公害患者的认定，就规定了认定条件的三要素和认定有效期限（根据指定疾病的种类分为2年和3年）。

赔偿范围的确定。即确定赔偿金额。合理确定损害赔偿范围有利于有效救济受害者，同时制裁排污企业，抑制排污行为。依我国现行立法及司法实践，环境损害赔偿范围包括：直接损失、间接损失以及可能造成的受害人精神损害。

赔偿金额的来源。环境污染纠纷产生的巨额赔偿金是污染纠纷案执行困难的根本原因。实践中，我国许多企业经济效益并不好，巨额的环境损害赔偿金令企业无力负担，严重者导致企业破产，社会失业人口增多，引起社会不稳定。

2.借鉴各发达国家在理论和立法上较成熟的经验以及我国部分地区的试点性实践，都可以为我国的相关立法提供经验。

适用污染者负担的原则。即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害及治理污染的费用应当由排污者承担。该原则能够通过经济手段，实现环境污染的外部费用（即环境污染损害及治理污染的费用）内部化，以实现污染削减。各国立法实践证明了该原则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建立污染损害赔偿基金。一般地，排污企业不愿意主动承担污染赔偿责任；同时，突发的、严重的污染损害所产生的巨额赔偿金往往令排污企业难以维系正常的生产经营，企业衰落、破产带来的众多失业人口可能引起社会不稳定。鉴于此，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建立污染损害赔偿基金，即通过对污染企业征收有关税、费（如排污费税、自然资源开发费税、生态补偿费税、石油税等），构成污染损害赔偿基金。我国可以充分考虑各地的经济和环境条件，通过征收各种环境税费来建立各地的污染损害赔偿基金，以分摊企业的部分污染损害赔偿金额。

民事纠纷赔偿协议篇4

内容摘要:消费者索赔权是消费者权益得以实现的根本保障,是消费者最熟悉的权利,也是最容易被消费者漠视而放弃的权利。由于我国缺乏解决消费纠纷的有效途径及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不完善,消费者行使索赔权时获得的收益过少且费时费力。因此造成大多数消费者宁愿选择放弃索赔权,我国消费者索赔权的实现状况不容乐观。文章指出,我国应借鉴国外一些实践效果好的法律制度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更好的维护消费者索赔权。

关键词:消费者 索赔权 现状 对策

消费者索赔权的由来

消费者权利的概念最早是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提出的。1962年3月15日,肯尼迪在国情咨文中提出消费者权利包括四项:一是有权获得安全保障;二是有权了解商品性能;三是有权自主选择商品;四是有权提出意见。这四项权利提出后,逐步为各国立法机关所接受并在实践中加以发展。然而,消费者享有的上述四项权利在实践中对于保护消费者权益仍有明显不足,即在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时如何补偿等方面缺乏法律依据。鉴于此,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1969年提出了“索赔权”的概念,赋予了消费者保护自身权益的切实可行的法律依据,从而使消费者的权益基本得以全面体现。纵观当今世界各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无不规定了消费者的索赔权。如欧洲理事会在1973年通过的《消费者保护》就规定了消费者的索赔权。至此,消费者索赔权才真正成为法律明文规定的权利,而不仅仅是作为消费者受到损害后的一种补偿手段。

消费者索赔权的内容和赔偿责任主体

消费者索赔权又叫消费者求偿权,是指消费者在购买商品、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其人身、财产受到损害时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消费者索赔权与消费者安全权密切相关,因为当消费者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受到损害时,索赔权的行使意义就显得特别重大。可以说,没有索赔权,消费者的合法权利就极易受到侵犯,所以索赔权是消费者权利的核心,是消费者实现其他合法权益的根本保障。实践中,索赔权是消费者比较熟悉的权利,然而也是消费者最容易漠视而放弃的权利,除了法律不健全、消费者索赔难等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消费者弄不清自己到底有哪些索赔权以及向谁索赔等。因此,必须明确消费者索赔权的内容和赔偿责任主体。

(一)消费者索赔权的内容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为《消法》)第11条规定:“消费者因购买商品、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受到人身财产损害时,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所以,根据此规定,消费者的索赔权包括以下内容:

超时服务索赔权。《消法》第16条第2款规定:“经营者和消费者有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因此超时服务所包含的内容极其广泛,如班机晚点、班车晚点、预约服务(如安装闭路电视)延误等等。超时服务的索赔又分为两种:一种是事后索赔,一种是事中索赔。

延误使用索赔权。消费者只要不是因为自己的过错而购买了不合格的商品从而耽误使用的,就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

精神损失索赔权。因为按照现有的惯例和法规,消费者的权利受到侵犯后,能够得到的赔偿仅仅是按照商品价格、服务价格以及相关内容计算的经济损失。而实际生活中,消费者的权益受到侵犯后,除了经济损失外,还有消费者为投诉、打官司耗费的精力,甚至在交涉过程中还可能遭受到人格尊严的伤害,即精神损失。所以,消费者应有精神损失索赔权。

赠品质次索赔权。现在销售者推出的“买一赠一”等活动中所赠送的“免费”商品,其实并不是纯粹的赠与,而是“有偿赠与”,所以,“免费”并不能“免责”,销售者有义务保证赠品的质量和服务的质量。如果消费者因使用免费产品或接受免费服务遭受权益损害的,销售者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三包产品”超期索赔权。《产品质量法》第32条第2款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要求赔偿的请求权,在造成损害的缺陷产品交付最初用户、消费者满十年丧失;但是,尚未超过明示的安全使用期的除外。”据此,消费者购买的消费品一旦因其自身缺陷原因而造成损害的,只要购买后未超过产品说明中所标明的安全使用期的,仍然可以向销售者索赔。

商品退货索赔权。《消法》第49条规定了消费者享有双倍赔偿权,消费者对于销售者有故意欺诈行为的,不但可以退货还可以双倍索赔。

上述6种索赔权中,前5种索赔权由于消费者不太了解而成为被漠视的权利,只有第6种索赔权已深入人心,并且成为消费者索赔的主要依据。

(二)消费者行使索赔权的责任主体

索赔权赔偿责任主体的确定关系到消费争议的最终解决及消费者索赔权的完全落实。根据《消法》第35条、第36条、第37条、第38条、第39条的规定,消费者索赔权的赔偿责任主体主要包括以下7类:

商品的生产者。这主要涉及到产品对人身、财产的损害,即更多的是由于产品缺陷造成伤害而发生在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

商品的销售者。这是实践中大量存在的,多由于销售者违背买卖合同关系中的瑕疵担保责任,使消费者的财产受到损失而发生在消费者与销售者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

提供服务的经营者。实践中由于服务所产生的人身、财产损失也是大量存在的,这也多是基于合同关系存在的,但经常会出现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竞合。

企业分立、合并后,接受原企业权利义务的新单位。此处的企业既可以是商品的生产者,也可以是商品的销售者或提供服务的经营者,因此这种情况属于上述三种情况的特例。但是实践中大量存在这种情况,消费者往往在遭受损失后,因原企业合并或分立而投诉无门或被相互推诿,因此《消法》明确指出此种情况下接受原企业权利义务的新单位为承担赔偿责任的主体。

营业执照的出借人、出租人。实践中很多经营者为了图省事就租赁他人的营业执照,一旦发生问题就溜之大吉。而消费者由于缺乏必要的知识,索赔权也不能很好地得到落实。因此,为了从源头上遏制该种情况的出现,切实维护消费者索赔权,《消法》规定消费者可以向营业执照的持有人要求赔偿。

展销会的举办者、柜台出租者。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更多的经营者为了减少经营成本,租用他人的经营场地进行经营活动,同时商品展销会也成为实践中推介新品、进行交易的常用形式。这两种情况由于其流动性大,而且多是短期行为,有的甚至只有两三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出现了产品质量问题,造成了消费者的人身伤害,而商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及服务提供者往往已经撤展或移至他地,如果消费者向他们行使索赔权,成本将会大大增加。因此,为了鼓励并切实保障消费者行使其索赔权,《消法》规定遭受损失的消费者可以直接要求展销会的举办者、柜台出租者承担责任,给予先行赔偿。

广告经营者。广告内容直接关系到消费者的知情权及选择权。实践中,商家为了盈利,不惜违反商业道德,大量在广告上虚假信息,进行虚假、诱骗性宣传,损害消费者利益,《消法》规定当消费者或受害人找不到侵权人时,可以直接向广告经营者索赔。

我国消费者行使索赔权状况

虽然我国法律赋予消费者行使索赔权的责任主体很多,但是实践中消费者的索赔权并没有得到很好地实现,其实现状况也不容乐观。如中国消费者协会与广东深圳等45个省市消协、消委会于2007年3月13日联合的《“全国城镇消费维权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在《消法》规定的消费者所享有的“九项权利”中,“索赔权”的维护状况被认为是最差的,有28.5%的被访者选择了这一项。因而我国消费者的维权之路依然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其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

(一)法律赋予消费者解决消费纠纷途径的操作性不强

《消法》第34条规定,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消费纠纷时可以通过与经营者协商和解;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向有关行政部门申诉;提请仲裁机构仲裁;向人民法院提讼等五种途径解决。但在实践中这五种解决途径由于以下原因而难以发挥其作用和实效:

1.和解需要双方配合。消费者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假如经营者不愿意协商和解,和解的可能性就极小,所以其作用并不大。

2.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较少,且对调解协议无强制执行力。因此,通过消费者协会调解的消费纠纷成功率也不高。在消费者协会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大多数消费者就只好自认倒霉,不了了之。下面这组数据就可说明情况。我国从2004年起至2008年连续五年全国各地消费者协会受理消费投诉的案件数不断下降:2004年受理消费投诉724229件,2005年受理消费投诉703822件,2006年受理消费投诉702350件,2007年受理消费投诉656863件,2008年受理消费投诉638477件。

3.行政执法部门职责不清,相互推诿。由于消费纠纷涉及的领域较广,所以法律赋予的行政执法部门也多,致使职责不清,相互推诿的现象时有发生。而且即使在双方当事人达成行政调解协议的情况下,若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协议,行政执法部门也不能强制执行,所以,行政执法部门也难以成为消费者索赔维权的靠山。

4.仲裁协议难以达成就无法提起仲裁。实行仲裁制度的前提是双方当事人在纠纷发生前或纠纷发生后双方有仲裁协议。基于消费纠纷的特殊性,很少有纠纷发生前制定好仲裁协议的。而在消费纠纷发生后,现实中也很少有经营者主动愿意或积极配合消费者与其达成仲裁协议的。而且消费者一旦选择了仲裁后,就无权再提讼。因此,尽管仲裁因其一审终审、不公开审理、结案迅速等优点在保护消费者的索赔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实践中这种方式采用的还是较少。消费纠纷仲裁制度在客观上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调查中,47.6%的消费者认为当前仲裁机构在解决消费争议方面发挥的作用一般。

5.消费纠纷诉讼“费时费力”,诉讼成本过高。其原因如下:

首先,相对于经济活动中的其它交易,消费者在消费交易中所受到的侵害,绝大部分数额较小。“在所有的消费侵权纠纷中,那些涉及重大人身伤亡或者较大财产损失的事情所占的比重并不是很大,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的往往是数额不大的消费侵权纠纷”。现实生活中,“对于那些为数众多的、标的额非常小的纠纷,大部分消费者则表现出忍气吞声的态度,不愿去有关部门投诉,更不用说诉诸于法庭了。”据调查显示,当发生损害事件时,52.2%的消费者没有向有关方面要求合理赔偿或补偿。其中嫌“费时费力”成为消费者放弃要求赔偿的首要原因,占35.2%。“就我国法律实践而言,消费者在要求赔偿时,一切顺利,不过是原商品额的两倍;不顺利时四处奔走,耗费大量时间成本、精力成本和财力成本,经历较长的诉讼过程,所获往往难以弥补其所付出,因而大多数消费者没有寻求救济的动因。”

其次,消费者所面对的侵权行为人或是拥有巨大资金可以从容面对诉讼的企业,或是地下黑工厂,从而使消费者无力诉求或投诉无门,索赔权最终无法实现。

最后,诉讼中的举证责任令消费者心有余而力不足。我国《消法》对于发生消费纠纷时的举证责任没有做专门的规定,按照消费纠纷属于民事纠纷范畴的推论,绝大多数消费纠纷实行的是“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这样的举证原则对于消费者而言具有很大的不合理性,因为民事纠纷的双方是平等的,而消费者与经营者相比,始终处于弱势地位。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作为外行的消费者更加难以对商品或服务的科技含量有深刻的了解,一些重要的信息资料完全由经营者所掌握。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往往难以取证甚至根本无法取证来支持自己的主张,许多消费者不得已忍气吞声,放弃索赔权。据调查,当消费者在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只有37%的消费者认为其合理要求得到满意解决;35.8%的消费者表示其合理要求虽然得到解决,但并不令人满意;而27.2%的消费者反映其合理要求根本没有得到解决。还有25.5%的消费者则因为“举证难”而放弃了索赔权。

综上所述,我国消费纠纷解决机制并没有达到立法者所预期的目的,实践中往往是“协商不欢而散、调解难见分晓、申诉久拖不决、仲裁没有依据、筋疲力尽”的局面。

(二)《消法》对违法经营者惩罚力度不大

《消法》第49条规定的双倍赔偿制度是消费者获得索赔权的主要依据。虽然《消法》将惩罚性赔偿的数额限定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但是增加赔偿的金额没有任何伸缩的余地,因而这种不区分具体案情的规定显得过于僵硬,不利于打击不法商家,使得其在实际适用的过程中常常无法实现制度设置的初衷。因为一般消费者购买消费品的价值往往不大,而在消费者获得的赔偿金额仅仅是“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的情况下,比较索赔的成本和索赔成功可能得到的受益,大多数消费者最后选择的往往是放弃自己的权利。

正如美国著名制度经济学家诺思所说:“如果私人成本超过了私人利益,个人通常不会愿意去从事活动,虽然对社会来说可能有利。”据调查,27%的消费者因为“损失不大”而放弃索赔权。

保障我国消费者索赔权实现的立法建议

消费者索赔权的实现有待于消费纠纷的解决。同时,消费纠纷的解决状况也与消费者索赔权的维护状况息息相关。所以,一旦消费纠纷解决制度缺乏有效性,就必然给消费者索赔造成过大的成本。现实中,很多消费者之所以放弃自己的权利,除了小部分是因为缺少维权意识外,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国《消法》设立的法律制度存在缺陷,使得消费者维权的成本与收益比例严重失调。消费者的维权之路不仅漫长,而且往往使他们得不偿失。因此,要使我国消费者的索赔权得到切实的保护,必须建立一种方便消费者行使其权利的法律制度。

(一)设立小额消费纠纷索赔法庭

如前所述,当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消费者虽然可以通过协商、调解、申诉、仲裁、向人民法院等途径来实现索赔权。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前四种途径并不能很好地发挥其作用,只有向人民法院提讼是解决消费纠纷最有权威、最有力的途径。然而,向人民法院提讼除了费时费力外,还有可能得不偿失,所以实践中除了媒体报道的若干“讨说法者”为了一元钱以外,大多数的消费者徘徊在人民法院外。正因为此,为方便消费者行使索赔权,国外的很多国家都专门设立了消费者小额诉讼法庭。如,美国在基层人民法院设立了小额索赔法庭管辖争议标的额在1500美元以下的消费纠纷案件;英国在基层人民法院设立了专门的小额法庭处理争议在1000英镑以下的案件等等。由于这些机构具有手续简便、诉讼费用低廉、审理程序简便的特点,深受消费者的欢迎,其在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方面取得的成果也是相当明显的。目前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仅有对传统简易程序的相关规定,还没有前述的小额诉讼程序。考虑消费纠纷诉讼的特殊性,简易、高效、价廉的小额诉讼其实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选择,而且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一些地方人民法院已经开始在其内部设置小额纠纷审判庭,专门处理简单且数额不大的消费纠纷案,且效果明显。随着我国居民生活质量的明显提高,消费纠纷也将作为一种独特的纠纷类型大量涌现,消费者维权意识也将会日益提高,消费者更多地会选择诉讼方式解决消费纠纷。因此,笔者建议我国也在基层人民法院设立专门审理消费纠纷的小额消费法庭。小额消费法庭审理案件时可以遵循更为简易的诉讼程序,可以不公开审理,也可以独任审判。如果当庭达成调解协议的,双方可立即签字生效并当即执行。为方便消费者诉讼,小额消费法庭还应开设周末庭,定期巡回办案。其具体的管辖争议标的额应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实际情况来确定。

(二)完善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

从《消法》第49条规定可以看出,对那些并非欺诈而以其它恶意或重大过失对消费者权益进行侵犯的人无法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而且消费者得到的加倍赔偿额与一倍至五倍的行政罚款形成鲜明的逆差,由此造成实践中消费者的权益不断受到侵犯,并日趋严重。鉴于此,我国必须加重对上述侵权行为的惩罚,正如很多有识之士所主张的,“对于制造假冒伪劣商品侵害消费者的侵权行为者,必须加以重罚,以使他们倾家荡产。”所以提高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数额,扩大其适用范围,对于保护消费者的索赔权和打击假冒伪劣行为很有必要。我国2009年6月1日开始实施的《食品安全法》已规定了“假一罚十”制度,因此,我国新《消法》有必要借鉴新《食品安全法》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将对经营者的惩罚性赔偿由一倍提高到十倍。

(三)建立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

消费者公益诉讼是指由于商品、服务经营者的不法经营行为,让整个社会的正常商业秩序和消费者公众利益遭受侵害时,消费者或消费者团体为维护消费者公众的利益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讼的制度。当违法行为已经发生,事后补救又难以达到维护公共利益目的时,对违法经营者予以罚款、限制或抑制其行为能力,如吊销许可证、执照等就成为发挥法律的制裁功能,一定程度上防止违法行为再次发生的必要补充手段。但是由于这些手段是一种行政处罚措施,只有行政机关才能适用,人民法院无权采用。如果让人民法院在现有民事责任的框架和职权内对消费者公益诉讼案件进行裁决,将难以产生应有的效果。由于法律规定的不健全及理解的不同,对于相同的案件,有可能得到不同的判决结果。如十几年前的王海“知假买假”要求加倍赔偿案,我国人民法院就曾做出过不同的判决,有的人民法院判决王海得到双倍赔偿,有的人民法院则认为“知假买假”者不属于消费者,所以不适用双倍赔偿。此外,由于我国有“和为贵”的传统及“厌讼”心理等种种原因,大多数消费者不愿意为了金额小的消费纠纷提讼,所以无形中也助长了经营者的侵权行为。鉴于这种情况,我国不少专家学者呼吁我国也应引入国外的公益诉讼制度。笔者也赞同我国建立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如能在修改《消法》时借鉴这种制度,将对保护我国的消费者权益十分有利。因为一旦有一个消费者因其权益受到损害而提讼并获得赔偿,则有相同经历的受害者可以直接据此获得赔偿,无须再经过复杂的诉讼程序。“全国城镇消费维权状况”调查结果显示:消费者对加强新时期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期望甚深,近69%的消费者支持建立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

(四)设立专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行政机构

我国现在的行政机关,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技术监督机关,物价管理机关,医药、卫生、食品管理机关等从各个侧面保护消费者利益。因此,我国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工作基本上都有相应的行政机构负责,但与国外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机构相比,我国缺少一个代表国家政府的统一专门承担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工作机关,从而使得实际生活中存在的侵犯消费者利益的行为并不能完全及时地得到制止,并且各部门有时候还由于职责不清而相互推诿。因此,笔者建议整合我国目前条块分割的工商、卫生、质量和技术监督、商检等行政机关重叠的权限,在国务院下设立一个实行垂直领导的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委员会。一方面让它为消费者提供市场指导和法律咨询,制订本地区的消费者权利保护方案;另一方面,赋予该委员会有调查取证、查封、扣押、罚款等行政处罚权,对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有权移交人民检察院提起刑事诉讼。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打击、遏制和防范假冒伪劣产品和虚假广告的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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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纠纷赔偿协议篇5

【关键词】调解制度 社会原因 微观

“调”，从词构上看，意即言语的周旋、调和。“解”，从词义上看，含有解释、解除、劝解之意，从而达到将冲突偃旗息鼓的目的。“调”和“解”进行组合，则为解除纠纷，使之和解。调解反映了对主张对抗和竞争的诉讼理念的反对，主张合作和折中的意愿。在各国纷纷研究诉讼模式改革，构建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调解制度一直被热议，关于是否应该利用调解手段来解决纠纷的争论并不鲜见。

调解符合民众的求和心态和法律发展需求

我国已基本建立起比较系统的法律框架，社会生活各领域的法律规范基本到位，甚至一些制度的先进程度并不逊色于西方国家。但由于我国法制建设起步较晚，缺乏基本的思想基础条件和制度安排，人们对责权利等概念的理解还不够深入。并且，我国的法律体系是在大规模的法律移植基础上进行的，西方强调个人权利至上的法律观念，对规则和制度的极力推崇，这些观念与我们的传统法律环境并不相容，在许多方面显现出格格不入。

毕竟，“裁判是一种很奢侈的纠纷解决方式，故欲让所有的民事纠纷都通过裁判来解决是不现实的。”①广大民众在个人权利意识膨胀的支持下经历了繁琐的诉讼程序，复杂的规则，高昂的时间、金钱、身心成本的痛苦之后，重新审视根植于我国传统文化的调解制度，认识到古老的调解制度原本可以理顺许多冲突。虽然在一些学者眼里，调解是落后的文化遗存，而非先进的法律文化。②但是，调解制度深刻的历史性和符合广大民众的求和心态的特性使其仍有旺盛的生命力，并且，调解制度无可比拟的解决纠纷的优势是其得以独树一帜的基础所在。因此，对待调解制度，并不能决然地进行摒弃，而是应该在法治基础之上进行理性完善，有效克服其落后因素，使其与现代法治精神相适应。

当事人选择调解的具体原因分析

调解程序简易，具有高效性，可以有效减少成本，是市场经济人的理性选择。作为纠纷的民事主体，当事人考虑更多的是各类成本的问题，如何以最小的成本实现利益的最大？相对于裁判程序而言，调解程序简单、灵活、耗时短、收费低，当事人不会产生畏惧心理。这是调解制度对纠纷当事人产生直接吸引力的地方。

调解制度是以纠纷主体的协商、合意作为解纷的正当性基础，调解主体可对调解主持人员、方式、地点、时间进行选择，调解主持人员作为居中第三方进行主持，为纠纷主体提供协商场所，尽可能创造谈话的友好氛围，并非将自身意志强加于纠纷的当事人，即便是有自己的解纷意见也只限于提出调解方案供当事人参考而已。相对判决程序而言，当事人耗费的时间成本大大降低。

依调解解决纠纷，当事人所要支出的经济成本比审判要低出很多，按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调解案件的受理费用减半收取。再者，调解结案后不允许上诉，自然不会产生二审诉讼费用问题。同时源于调解合约的自愿性基础，一般无需强制执行，执行费用也不会产生。普通的民事纠纷大多是以经济利益为纠纷主要内容的，当事人选择解决纠纷的制度时，会对成本与收益进行估算，会倾向于选择成本低的制度。③简言之，调解制度程序简易，具有高效性，能有效减少各类成本，当然成为市场经济人的理性选择。

调解制度可以最大程度地实现当事人的诉求。调解程序主张遵循自愿原则，强调纠纷主体对自身的程序和实体权利的自治处分。这是调解制度的实质。纠纷主体通过充分协商之后达成了“双赢”的调解合约，合约内容自然能够最大程度体现主体急需解决和实现的利益要求。

不仅如此，合约协议还可能囊括本次纠纷所涉及的其他需要同时得到解决的处理内容，纠纷主体可以通过调解自主分配和安排各自的权利、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明确，调解协议的内容超出诉讼请求范围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而审判程序不一样，它只能就案判案，仅针对案件自身产生的法律关系得出解决纠纷的裁判，不会主动审理也不可能支持超出诉讼请求的其他要求。因此，判决与调解相比，渗透了许多“冷冰冰”的硬性因素，在许多方面不能全面地解决或实现纠纷主体的要求，所以，温和的调解制度就体现出民众对它的强烈需求。

调解协议基于自愿签订，纠纷主体自然会服从协议内容对自己的法律约束力，一般而言都会自觉主动履行，当事人的具体诉求可以在短时间内转为现实的利益实现，因此，调解协议具有客观的实现可能性。《规定》中第十、十一、十九条关于调解协议履行的激励机制更能让纠纷主体对调解程序积极配合并欣然接受。相比之下，判决在此表现出来的劣势是不言而喻的。司法实践中，许多当事人虽然拿到胜诉的判决书，但胜诉的判决仅仅表示庭审过程的结束，“执行难”情形相当普遍，纠纷当事人不得不对接下来的执行程序开始新一轮的担忧和焦虑。

调解制度可以提供纠纷主体对自身隐私信息的安全保护。现代社会，每个个体都有强烈的独立意识，自然人、法人、社会组织对于自身的各种隐私信息、商业秘密等都具备浓厚的保护意识。因此，当面对纠纷的时候，纠纷主体都会考虑究竟是否启动诉讼程序。无论在何种诉讼中，基本遵循的就是除非符合不公开审理的例外情形，一律公开审理的原则。因此，实践中当事人由于惧怕自身隐私信息曝光而不愿诉讼、不能诉讼、不敢诉讼的例子非常普遍。但调解程序的启动不一样，《规定》的第七条规定，当事人申请不公开进行调解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这意味着调解程序的启动可以实行保密原则，这样的规定对于以上的纠纷主体而言无疑具有独特的吸引力。

调解程序的巨大价值非诉讼程序能比，从而对纠纷主体起着深刻的影响作用。从民事诉讼的主要内容和形态上分析，很多诉讼内容属于离婚、继承、收养、赡养、抚养等家庭纠纷，以及经济往来中产生的商业利益纠纷。至于家庭纠纷，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家丑不可外扬”的训诫，纠纷的主体一般均不愿意将纠纷曝光于众人的指指点点之下。而关于商业利益的冲突纠纷，纠纷主体也不希望让社会知晓评论，一为守护自己的商业秘密，二为维护自身的商业声誉。因此，用调解的方式对纠纷进行秘密地协商解决，满足了纠纷主体保护自身秘密信息的安全需要。

实践中选择调解的具体原因分析

法官对调解程序的需要。司法实践中，很多法院也对调解制度情有独钟，在可能的情况下都倾向于以调解方式来解决案件。法院对调解制度的重视不仅是司法传统经验的积淀，而且具有诸多现实的原因。范愉教授对法院方面选择调解的原因总结如下：调解有利于当事人息讼；解决执行难问题；提高法院工作效率；达到良好的社会效果，保证社会稳定。④除此以外，笔者认为法官偏重调解还有其他原因：

首先，反映了党关于司法建设的政策对法院审理案件工作的巨大影响力。人民法院行使着基层政权分支机构的职能，来自党的政策精神对于法院整体的工作起着标杆性的指挥作用，法院必须坚定地予以执行。

其次，调解对法律的要求相对较为宽松，能够给审案人员带来现实利益。调解能有效地减轻背负着沉重工作负荷量的法官的许多现实麻烦，调解制度在案件解决的程序设计方面、严格查明客观事实方面、对解决方案的法律准确性等方面的要求不像判决那样严格甚至苛刻，法官由此可以避免进行繁琐的调查案件实情、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及关联性的审查过程，还有冗长的庭审程序，并且在结案时可以不制作调解书，即便制作也不同于判决书，其内容要件仅包含“诉讼请求”、“案件事实”、“调解结果”即可，判决书要求的“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和判决法律依据均无需写明。

再次，一些法官由于自身法律专业知识水平的局限，对案件的认识可能存在模糊不清的情形，此时选择调解方式结案，可以使法官自身面临的错案风险降低到最小。并且，调解方式结案没有上诉的问题产生，且再审可能性也比较小，故而法官又可以避免可能产生的负面评价。以上种种，说明了法官钟情调解方式结案既有源于公心，也有基于私心的多层缘由。

从医疗纠纷角度解剖现行法律的弊病，分析运用调解方式解决医疗纠纷的必要性。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是客观事实，但是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内容的衔接性、规定的正义性是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第一，关于处理医疗纠纷的法律规定本身存在的弊病。关于处理医疗纠纷的法律依据是《民法通则》及《民法通则意见》、《侵权责任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最高人民法院的《人身损害赔偿》、《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等司法解释。以上这些法律法规关于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呈现着严重的不统一的现象。

首先，《条例》的赔偿范围“窄”。考虑到医疗卫生行业的特殊性质，《条例》中关于医疗损害赔偿实行限额赔偿原则，一共包含11个赔偿的项目。而民法及有关司法解释规定的赔偿原则是全面赔偿的原则，赔偿项目不仅包括《条例》的11个项目，且包括必要的营养费、必要的康复费、康复护理费、适当的整容费等4项，比照民法关于侵权行为的全面赔偿原则，《条例》赔偿的范围明显偏窄。

其次，《条例》赔偿标准“低”。具体表现在被抚养人生活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关于未成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相比法条来说，《条例》规定的抚养年限是抚养至16岁，赔偿的计算标准是按照患者户籍所在地或者居所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费用标准，而民法及有关司法解释规定的抚养年限是抚养至18岁，赔偿计算标准是按照当地的年平均生活费标准，依据《条例》的赔偿标准低很多；而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计算，《条例》规定的赔偿年限是根据医疗事故造成患者死亡或者残疾的情形分别不超过6年和3年的赔偿年限，计算标准是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年平均生活费计算。而民法及有关司法解释规定的赔偿年限是自定残或死亡之日起按20年计算，标准是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很明显，《条例》规定的标准很低。所以，依照不同规定计算得出的赔偿数额差别异常悬殊，通常一起构成一级医疗事故⑤的案件造成患者死亡的赔偿总额与一起普通民事侵权行为（比如交通肇事造成被害人死亡）的案件赔偿总额相差一般达到十万左右的程度，有的案件甚至可能出现高达二十几万的差额。

第二，处理医疗纠纷的过程产生的法律问题。由于法律规定本身的不一致，必然导致医疗损害赔偿的过程乱象丛生。依照最高院颁布的《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中的规定：条例施行后发生的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诉到法院的，参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假定一患者由于医疗机构的过失医疗行为导致死亡，医疗机构产生赔偿责任，依照以上的规定的精神，司法实践中就产生了这样两种情形：一是患者家属申请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鉴定构成一级甲等医疗事故，诉到法院，法官参照《条例》的规定审理；二是患者家属申请司法鉴定，鉴定结论认为患者的死亡与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且医疗机构存在过错，承担全部责任，诉到法院，法官适用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审理。显然第二种情形中患者家属得到的赔偿数额要比第一种情形得到的赔偿数额高出许多。所以，现实中的医疗纠纷诉讼往往陷入“怪圈”：一旦涉讼，医方会想方设法利用《条例》，患方则绞尽脑汁规避《条例》。不管何种情形发生，都反映出法律规定本身存在不正义和不公平的情形，产生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虽然2010年7月1日生效的《侵权责任法》对医疗损害的鉴定和赔偿处理进行了统一的规定，但是《条例》规定内容的客观存在，仍然让法官在处理医疗纠纷的过程中感觉异常棘手。

第三，运用调解方式处理医疗纠纷成为强烈需要。医疗卫生是关乎民生的重要问题，医疗纠纷的频发是对医疗秩序的严重伤害，从而使社会秩序的整体稳定受到威胁，处理医疗纠纷案件给办案法官带来许多难题。面对法律规定自身存在的弊端，而且短期内不可能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法官作为纠纷的主要承担者，在处理医疗纠纷案件时，需要高度谨慎，尽量兼顾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及医疗行业所具有的特殊性，既要适用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以及《侵权责任法》的基本精神对医疗纠纷案件开展审理工作，又必须依照《条例》的规定内容对案件进行高技术地处理。然而，仅以判决的方式是无法满足这样高难度的处理要求的，此时，调解方式自然成为法官审结医疗纠纷案件的最佳选择。

社会现实对调解的需求。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之间存在的弊端而产生纠纷的情形并不鲜见，例如，因证券交易产生的侵权纠纷、劳资纠纷、利用网络进行的侵权纠纷、新型的消费者权益纠纷等，我国关于这些特殊领域的法律规定明显滞后，即使有相关规定，大多也对各种新型的侵权类型估计不足。因此，在办理类似的纠纷案件时，调解作为处理案件的主要方式非常必要。毕竟，解纷并不仅仅体现为给予纠纷主体充分的程序和实体的正义，同样重要的还有纠纷主体对案件处理结果的服从和遵守。（作者为桂林医学院副教授）

注释

①张卫平：《程序公正实现中的冲突与衡平》，成都出版社，1993年，第174页。

②周永坤：“警惕调解的滥用和强制趋势”，《河北学刊》，2006年第26卷第6期，第166页。

③李浩：“调解的比较优势与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南京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第24页。

民事纠纷赔偿协议篇6

在日常经济业务中，并非每项合同条款都能顺利得到履行，有时会因为各种原因引起争议，纠纷。从订立购销合同起，到商品生产环节，到物流运输环节，到最后验货付款环节都有存在违约的风险，从而产生争议，纠纷，引发索赔和理赔问题。引发经济纠纷的原因有很多，常见的情况有以下三种情况。

（一）卖方违约。

卖方生产的商品质量有问题，未按订立的合同标准严格进行把关；或者数量方面缺斤少量；或者不能及时提供财务票据等等；都有可能引发买方的不满情绪，从而引起经济纠纷。

（二）买方违约。

买方由于自身的财务问题，资金周转不灵，不按期开信用证，不按期支付货款，不按合同规定付款赎单，或因国际大环境的影响无理拒收货物，不按合同规定如期派船接货等等，与卖方沟通无果，不能取得对方的谅解，都会引发当事人之间的经济纠纷。

（三）买卖双方均有一定的违约责任。

由于合同订立时，质量标准要求不明确，按国家标准呢还是按行业标准没有明确；价款不明确，按订立合同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呢还是按政府指导价格没有明确；履行地点，期限，方式等等都要在合同中一一言明，这样才不会造成买卖双方之间的理解误差，造成一方当事人违约，而引起双方的经济纠纷。

二、经济纠纷的处理方式

（一）双方协商处理

日常生活中，发生经济纠纷是不可避免的，在发生经济纠纷后，买卖双方能心平气和坐下来协商，在协商的过程中，违约一方当事人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让对方弄清是非曲直，能够理解自已违约是迫不得已。必要时，双方各自作出一定让步，最后达成和解，消除分歧。这种作法可节省费用，而且气氛和缓，灵活性大，有利于双方贸易关系的发展。

（二）他人调解处理

经济纠纷发生后，双方各执一词，各有各的理由，不能达成谅解，这就需要双方都非常信任的第三方居中调解。调解人的作用是帮助当事人弄清事实，分清是非，并找到一种双方均可接受的解决办法。调解在性质上与协商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最后的解决办法还须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同意才能成立。例如：美方一家贸易公司在货到验货时发现货品质量总体没问题，但个别产品存在瑕疵，据此向中方贸易公司提出全部索赔。中方贸易公司觉得很委屈，只愿承担有瑕疵部分商品损失的理赔，而拒绝了全部商品损失的赔偿。但因为有错在先，拒赔理由有些理不直气不壮。中方贸易公司想法找到了双方都比较信任的第三方居中调停，第三方在弄清事实的基础上，作出了协调方案：由中方贸易公司赔偿有瑕疵商品的损失，并向美方支付一定金额的罚金，以惩戒中方贸易公司以次充好的不良做法。此方案一出，双方都觉得可以接受。由此避免了一场国际经济纠纷的发生。

（三）指定机构仲裁

仲裁是指买卖双方在订立合同时，就明确今后如有经济纠纷，自愿把他们之间的经济纠纷交给仲裁机构进行裁决；或在经济纠纷发生之后，买卖双方相互订立协义指定仲裁机构进行裁决。仲裁是解决经济纠纷的一种主要方式。在现实生活中，不是所有的经济纠纷都适用仲裁，只有在订立合同时，设有仲裁条款的经济纠纷适用仲裁。或经济纠纷发生后，双方协商未成，第三者调解未能获得双方的认可。买卖双方为了有效解决经济纠纷，冷静下来达成了仲裁协议。才能向专门的仲裁机构，或者临时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仲裁协议中对仲裁地点的约定非常重要。在什么地方进行仲裁，关系着买卖双方经济纠纷所适用的法，以及仲裁委员会人员的确定。这些间接关系着仲裁结果的最后走向。例如：江苏苏洲一家贸易公司从浙江海宁进购一批货物，在验货时，江苏苏洲方发现货物数量短缺，但金额不是很大，大概在二万人民币左右，苏洲贸易公司据此向浙江海宁方提出索赔。海宁方不同意赔偿，双方根据合同订立的仲裁协议，向苏洲市相关机构申请仲裁。很快，苏洲市仲裁机构根据实际情况，到工厂库房现场查验货物数量，作出浙江海宁贸易公司赔偿苏洲贸易公司两万元人民币的决定。浙江海宁贸易公司因仲裁地点在苏洲，考虑到在江浙之间奔波的差旅费与二万元人民币赔款哪个成本更高，在苏洲仲裁委员会下仲裁决定之下很爽快地支付了这笔赔偿金。仲裁协议中对仲裁机构的选择有两种，一种是常设的仲裁机构，另一种是临时仲裁机构。临时仲裁机构是由双方当事人指定仲裁员所组成的临时仲裁机构，当争议处理完毕之后，临时仲裁机构将自动解散，非常灵活，费用节省，对贸易双方的争议也比较了解，更能切实地为买卖双方解决问题。仲裁协议的作用对双方当事人具有二重性。主要体现于对仲裁协议的提起具有自愿性，以及对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决议具有强制性。买卖双方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达成的仲裁协议，让仲裁机构取得了对双方当事人经济纠纷的管辖权，从而排除了司法机关对当事人经济纠纷处置的权利。与此同时，仲裁机构所作出的仲裁决议具在强制性。不管双方愿不愿意都必须遵照执行，也不能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如买卖双方未达成仲裁协议，司法机关就有权介入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经济纠纷。根据处理经济纠纷的经验，在订立合同之初就达成仲裁协议对双方当事人来说利大于弊。

（四）司法机关审理

司法机关审理即向法院诉讼。买卖双方当事人协商不成，调解未果，又无诚意达成仲裁协议，只能由司法机关介入当事人之间的经济纠纷，作出最后的判决。司法机关审理经济纠纷所耗费的时间长，支付的费用大不说，关键贸易双方之间的关系进入了僵局，不利于双方贸易的发展。如果不是迫不得已，一般不建议使用司法机关审理。

三、选择最合适的争议处理方式

民事纠纷赔偿协议篇7

【关键词】刑事赔偿 程序

一、刑事赔偿程序概述

刑事赔偿程序是指解决刑事赔偿纠纷所应遵循的程序，是刑事司法侵权受害人实现刑事赔偿请求权的方式、方法和步骤。“程序法规范虽然不直接规定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义务，但实体法规范必须借助于程序法规范才能实现，因此可以说，没有程序就没有权利。”所以，从刑事赔偿程序的价值意义上讲，刑事赔偿程序不仅仅是国家刑事赔偿责任的实现过程，更是受害人所受损害得以救济的过程。法律规定赋予了公民某种权利，却没有规定实现此种权利的途径和保障措施，那么这种权利就形同虚设。刑事赔偿程序的设置一方面对刑事赔偿义务机关行使职权进行约束，另一方面为受害人实现合法权益提供了有效保障和制度依靠。正因为如此，刑事赔偿程序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刑事赔偿归责原则、刑事赔偿范围等实体性问题。“虽然赔偿范围窄、赔偿标准低、但如果赔偿程序完善，我们至少还能够保障‘低水平的正义’；如果赔偿程序也不完善，那么，连‘低水平的正义’都可能无法实现。”

（一）我国刑事赔偿程序的特点。由于各国的政治体制、法律制度以及文化传统等存在差异，表现在刑事赔偿立法上也各有特点。我国刑事赔偿程序有以下特点。

一是刑事赔偿程序和行政赔偿程序一并规定在《国家赔偿法》中，并且刑事赔偿程序适用行政赔偿程序的部分规定。

二是刑事赔偿只能单独提出。有别于国家赔偿法和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赔偿的规定，国家赔偿规定刑事赔偿只能单独提出，进行司法侵权确认，然后进入先行处理程序。

三是先行处理程序、复议程序为必经程序（如果法院是赔偿义务机关，则直接进入决定程序），否则刑事赔偿程序无法继续进行，复议实行一级复议制。

四是采用国际通行原则，法院终局解决刑事赔偿纠纷。先行处理程序之后，争议仍然存在，受害人进入复议程序（如果法院是赔偿义务机关，则直接进入决定程序），如果还有异议，则请求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终局决定，受害人不再有其他救济途径，缺乏应有的监督制约程序。

五是法院赔偿委员会解决刑事赔偿纠纷适用决定程序，不适用诉讼程序，采用书面审查，不开庭、不辩论。

我国刑事赔偿程序的这些特点，恰恰是我国刑事赔偿程序的缺陷。“我国现行赔偿法真正问题的症结可能并不在于强调令行禁止、正名定分的实体问题的缺失和落后，相反，恰恰是程序要件的缺失、程序可操作性低、程序设计不合理、程序机制的失效、赔偿责任主体和义务主体混淆等问题造成了现行国家赔偿法制度的‘整体失灵’”。

（二）刑事赔偿程序的正当性要求。刑事赔偿程序的正当性是刑事赔偿程序的设定和运行所体现的基本价值理念，也就是程序正义。根据西方学者的传统观点，判断法律程序正当性应依据自然正义原则和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自然正义原则要求“任何人不得做自己的法官”和应当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要求用以解决利益争端的程序必须是公正、合理的。“程序的正当过程的最低标准是：公民的权利义务因为决定而受到影响时，在决定之前他必须有行使陈述权和知情权的公正的机会。”所以，刑事赔偿程序的正当性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一是最终解决刑事赔偿纠纷的机关必须是中立的。这是自然正义的要求，是人们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基本原则。因此最终解决刑事赔偿纠纷的机关必须不是赔偿义务机关，或者是与赔偿义务机关领导关系的机关，除非受害人本人同意。

二是受害人必须参与到刑事赔偿纠纷的处理过程中。刑事赔偿是对受害人权利的救济，法律应当允许刑事司法侵权机关与受害人参与诉讼，其中任何一方在对自己的利益存在着有利或不利影响的决定制作过程中，如果不能向裁判机关提出自己的意见或主张，不能与另一方展开辩论，进行说服、交涉，就会产生强烈的不公正感，这种不公正感源于其主体地位被裁判机关的否定。

三是刑事赔偿程序必须符合透明性原则。透明性原则，要求受害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应当在一个公开、公平的场合，就各自的主张进行举证、质证、辩论。并且要向当事人及社会公开，允许旁听和记者报道。只有这样，才能将赔偿审理活动置于当事人和社会监督之下，有利于保障刑事赔偿程序的公正性。

四是刑事赔偿程序必须符合效率性原则。程序是一个过程，而过程只存在于特定的时间阶段中，刑事赔偿程序并非是无休止的救济程序，它因最终裁判而结束。因此刑事赔偿程序应当在一个合理的时间内结束，否则在超过正常人所能忍受的时间以外得来的救济，可能给受害人造成新的痛苦。

五是刑事赔偿程序必须遵循平等性原则。刑事赔偿纠纷不同于其他纠纷，受害人面对的是公安司法机关。这些机关曾经代表国家对受害人进行刑事追诉，对受害人而言，其心理上有一种天然的畏惧感。如果法律设定的救济程序没有明确规定侵权者和受害者程序地位的平等性，那么这一救济程序将形同虚设。

二、确认程序的存废

刑事确认是指确认机关对赔偿申请人提出的赔偿申请进行审查，确定是否应予以赔偿的法定程序。我国现行国家赔偿法的归责原则是违法归责原则，所以确认就是审查刑事司法机关行为是否存在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违法侵权情形。刑事确认是刑事赔偿的前置程序，是刑事赔偿的第一道关口。现行国家赔偿法对刑事确认的规定仅仅体现在国家赔偿法第20条，该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对依法确认有本法第15条、第16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赔偿。赔偿请求人要求确认本法第15条、第16条规定情形之一的，被要求机关不予确认的，赔偿请求人有权申诉。”“国家赔偿法对该程序仅作了简单、粗糙的规定，对确认主体、确认程序、确认期限、确认的形式、确认的法律效果以及对确认结果不服的救济途径等都缺乏相应的规定，这直接导致了司法实践中的不统一，也导致了申请确认的困难。”因此各赔偿义务机关为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对确认问题各自进行了规定。比如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0年12月6日公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工作规定》对确认程序作了明确规定。2005年11月9日又印发了《关于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赔偿确认案件拟作不予确认决定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2004年5月18日公布《关于审理人民法院国家赔偿确认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规定了法院系统办理确认案件遵循的程序。但是由于检法两家对刑事确认上的不统一性，致使法律效力相同的司法解释对该问题的规定存在不少不协调的地方。

（一）刑事确认程序存在的缺陷。“可以这样说，如果行政赔偿程序尚存在着种种不足的话，那么司法赔偿程序则存在着致命性的缺陷，而缺陷的根源正在于赔偿确认程序。因此，确认程序是整个司法赔偿程序重构的核心。”确认程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赔偿义务机关为维护自身声誉，不愿正视职权行为违法和给予赔偿的“挡箭牌”，从客观上看，约有44%的请求人却因各种原因未能提供确认文书而无法进入赔偿程序。正因为如此，确认程序称为理论界和实务界讨论的热点问题，甚至成为学者们口诛笔伐的众矢之的。北京大学陈瑞华教授认为，确认程序举证责任不合理，先行处理程序是与虎谋皮，申诉程序形同虚设，确认程序只能让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失去了平衡对话的可能性。更有甚者，有的学者干脆称确认程序为缺德程序。

刑事确认程序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确认程序明显违背自然公正原则。“任何人不得做自己的法官”是自然公正原则的基本内容，而确认程序对确认主体的设置却恰恰是自己对自己侵权行为的确认。《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工作规定》第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请求赔偿的违法侵权情形，应当依法确认，未经确认有违法侵权情形的赔偿申请不应进入赔偿程序。”根据检察机关的内部工作制度，确认由检察机关刑事赔偿办公室根据相关部门的审查意见决定，并制作《刑事确认书》。为解决实践中存在的侵权机关以不予确认阻碍受害人进入赔偿程序和避免外界的指责，2005年11月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又印发了《关于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赔偿确认案件拟作不予确认决定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的规定》，规定侵权机关不予确认决定必须报上一级检察院批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民法院国家赔偿确认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2条规定：“申请确认由作出司法行为的人民法院受理，但申请确认基层人民法院司法行为违法的，由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基层人民法院司法行为违法的确认权上提一级，归属中级人民法院。从有关这些确认程序的规定来看，检法两家都认识到了确认程序确认主体设置的不合理性，试图从形式上进行掩饰，但无法改变其本质缺陷，欲盖弥彰。

二是确认的内容与决定的部分内容重合，增加受害人的负担，且不符合效率原则。赔偿决定应当包含三方面的内容，案件事实、适用法律和决定结论，任何一个赔偿决定，既要查清行为、情节、后果等案件事实，也要适用相关的法律规范，只有在事实和法律相结合的基础上，才能作出最终结论。确认，是确认侵权行为违法或符合应当赔偿的情形，这些内容在决定作出过程中需要重复进行，否则决定就是不完整的。因此确认程序与决定程序必然重合，有画蛇添足之嫌。

三是确认程序严重阻碍受害人申请赔偿权利的行使，人为造成上访发生，影响社会稳定。确认程序作为前置程序，不予确认，就不可能进入赔偿程序，加之确认缺乏有效的救济途径，往往受害人在申诉不成的情况下就无任何法律途径可循，导致受害人“状告无门”，不得已采取法律以外的上访途径谋求权利的维护。特别是一审二审判有罪，再审改判无罪的案件，基层检察机关和市级检察机关对法院改判有不同意见的情况下，确认基层检察机关刑事司法行为违法，对受害人来说难度可想而知。

（二）笔者对确认程序的态度。学者对修改确认程序一般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废除，另一种在现有基础进行修正。《国家赔偿法》实施情况调研报告，提出了两个建议方案：一是完全废除确认程序，由法院在统一的诉讼程序中一并确认和判决，不再保留专门的确认程序；二是废除现行的赔偿义务机关自己确认自己行为违法的制度，改由法院确认。笔者认为在民事侵权纠纷诉讼中，侵权事实的审查在进入诉讼程序之后，同样是侵权纠纷，只是因为侵权机关是公安司法机关就设置一个纠纷处理的前置程序极不公正，同时考察其他国家刑事赔偿立法，也鲜有确认前置程序一说。像刑事赔偿归责原则部分分析的一样，我国刑事赔偿立法将来采用以结果归责原则主的归责原则，因确认是确认违法，那就更无确认程序立身之地。加之对确认程序缺陷之分析，该制度本身就违反自然公正之原则，其存在的前提缺乏正当性，程序设计存在重复性，增加受害人讼累，不符合效率原则，理当彻底废除。

三、先行处理程序的修正

先行处理程序，是指刑事赔偿请求人先依法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申请，由赔偿义务机关予以先行处理的程序。法学理论上将其称之为“先行处理”或“协议先行”原则。《国家赔偿法》第20条第三款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的请求。”，可见现行刑事赔偿制度确立了先行处理原则。先行处理原则作为一项赔偿程序原则，为了体现分权原则和疏减讼源，各国国家赔偿法基本上都确立了该原则。

（一）先行处理程序的优越性分析。之所以赔偿程序将先行处理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有其明显的优越性：一是刑事赔偿纠纷由侵权机关先行处理，侵权机关提供了一个自己改正错误的机会，有利于改善和维护司法机关的形象；二是侵权机关了解案情，熟悉业务，该程序简便迅速，能节省受害人和侵权机关的时间，以及人力物力，使受害人的损失尽早得以弥补；三是先行处理程序能够疏减讼源，减少法院的压力；四是先行处理程序为受害人和侵权机关提供了一个平等对话、友好商谈的平台，有助于消除对立情绪，避免矛盾激化，有利于社会稳定。

 

（二）我国刑事赔偿先行处理程序应确立协商原则。现行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先行处理程序，一般是请求提出---赔偿义务机关受理---立案---决定赔偿或决定不予赔偿，对作出决定之前没有具体规定双方进行协商。这种模式的先行处理实际是先行决定，受害人没有真正参与到先行处理的过程中来，受害人只能被动接受处理结果，失去了同赔偿义务机关的平等对话协商的机会，使得先行处理程序的存在价值被大打折扣。“在国外的立法以及司法实践中都相当重视协议程序，并将其作为法定的必经程序。”正是因为国家赔偿法先行处理程序的这一缺陷，使得司法实践中一些案件的处理没有显现出该程序的优越性，反而招来学者们众多批评。协议能够提高办案效率，体现程序的效率价值，有助于缓解赔偿义务机关与受害人之间的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又具有平衡与协调价值。我国法律一直以来遵循协商原则，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对解决民事纠纷、行政纠纷、刑事自诉案件都适用协商原则，因此在刑事赔偿程序的先行处理程序中明确协商原则，并对协商程序进行详细规定，既体现对受害人权利的尊重，又符合法律协调一致性要求，当属必要。

（三）先行程序作为必经程序的必要性分析。由于我国赔偿法对先行处理程序规定不具体，实践中又存在利用该程序阻碍受害人权利救济的实际情况，有些学者建议将先行处理程序改为选择程序。“我们建议，赔偿义务机关的先行处理程序可以保留，但不能规定为必经程序，只能作为选择程序，即当事人可以申请赔偿义务机关赔偿，也可以直接向其上级机关申请作出赔偿决定，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或向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建议将先行处理程序改为选择性质的先行处理程序，让受害人自己进行选择，他可以先向义务机关提出申请，双方进行协商解决；他也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赔偿诉讼，通过诉讼程序来尽快弥补其损失（当然，在诉讼程序中仍然可以达成调解协议）。这样，先行处理程序就成为了受害人可以选择的一种救济途径，而不至于成为一种受害人实现权利的障碍。”考察各国赔偿法的立法，虽然各国赔偿法规定的主管机关并不完全相同，但多数国家和地区规定由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并且先行处理程序一般是国家赔偿的必经程序，对先行处理作出的赔偿或拒绝赔偿的决定不服，或者主管机关在法定期限内未作出决定时，赔偿请求人才可以向法院提起赔偿诉讼。

笔者认为刑事赔偿先行处理程序应当为必经程序，因为：一是先行处理程序的价值之一就是疏减讼源，减轻审判机关的压力。如果赔偿义务机关和受害人就赔偿纠纷达成协议，受害人权利得到救济，不需要进入繁杂的诉讼程序之中，便捷迅速，充分体现了纠纷解决的效率原则。二是中国历来就有“厌讼”“惧讼”之传统，“私了”盛行，先行处理程序，为赔偿义务机关和受害人提供了“私了”的平台，与我国传统相适应，有其存在的土壤。纠纷得以处理，赔偿义务机关的侵权行为没有被张扬，对受害人而言权利得到了救济，对赔偿义务机关而言社会威信得以维护，何乐而不为？三是受害人和侵权机关本身的对立性，决定了受害人不可能自愿将纠纷交给对立方来解决，也不愿意在有其它救济途径的情况下同侵权机关平等协商。因为受害人请求赔偿的目的，一方面是寻求权利的救济，另一方面也是寻求对侵权行为的否定，借以恢复自己的名誉。在我国当前基层公安司法机关社会威信度大大下降的状况下，如果将先行程序改为选择程序，实际结果和将该程序废除没有什么不同。四是在法治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先行处理程序作为必经程序予以规定，我国先行处理程序规定为必经程序有实践依据。

四、对刑事赔偿国家主动性问题的认识

北京律师墨帅在2006年2月4日新京报撰文《国家赔偿能否变“被动”为主动》，提出“将受害人自行提起赔偿请求，变为由国家赔偿机关主动启动赔偿程序，将被动接受申请转为主动给予受害人相应赔偿请求，并将其作为一项法定义务，而不必“坐等”受害人登门索赔”。类似的主张近来常见之于报刊杂志。其实对国家赔偿，国家主动还是被动，在国家法赔偿颁布之初就有学者认为我国国家赔偿坚持了主动赔偿原则。国家赔偿法第20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对依法确认有本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赔偿。”据此，原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顾昂然认为“国家赔偿义务机关应当主动赔偿。我们的国家机关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在行使职权时违法侵犯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不管受损失人是否提出赔偿要求，都应当主动予以赔偿。因此，国家赔偿法特别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对依法确认应当给予赔偿的，应当给予赔偿。”坚持国家赔偿，赔偿义务机关应主动赔偿的观点的依据，主要是这样可以减少受害人的“讼累”，彰显法治精神和恤民情怀。

笔者认为，刑事赔偿义务机关不应主动赔偿，原因如下：其一，国家赔偿法第20条之规定其立法原意应是对确认赔偿事项，国家应当承担赔偿义务，而非国家主动向受害人赔偿。不然国家赔偿法就没有必要再就刑事赔偿的申请、复议、决定程序进行规定。其二，受害人申请刑事赔偿作为刑事赔偿程序的启动，坚持了程序启动“不告不理”这法学理论的基本原则。是否申请刑事赔偿是受害人的权利，受害人有权主张，也有权处分。其三，刑事赔偿其主要价值是对受害人进行权利救济，另外就是其预防功能，即通过行使申请权制约赔偿义务机关纠正错误，预防再犯。如果刑事赔偿变被动为主动，此项功能便无从实现。其四，考察各国刑事赔偿程序之立法，大多是赋予受害人申请权启动赔偿程序，很少国家主动赔偿。

但是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刑事赔偿请求人不懂法律、不知道申请、不会申请、甚至害怕申请的现实，导致刑事赔偿申请率过低，受害人合法权益得不到充分救济。据统计1995年至2004年，山东省法院判决宣告无罪被告人申请国家赔偿的仅为宣告无罪被告人的0.5%。针对这个现实，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制定了告知赔偿请求权的程序制度。笔者认为山东省高级法院的作法在这方面作了有益探索。在将来的赔偿法修改中，根据笔者上文的论述，根据无罪赔偿原则，赔偿义务机关将作无罪处理的案件，根据刑事赔偿的有关规定应当给予受害人赔偿的，告知受害人有刑事赔偿申请权，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申请刑事赔偿。如此立法，既能坚持刑事赔偿程序“不告不理”基本法理原则，又能解决刑事赔偿请求人不懂法律、不知道申请、不会申请、甚至害怕申请的现实，比较切实可行。

五、刑事赔偿复议程序的废除

刑事赔偿案件的复议是指刑事赔偿请求人依法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请求后，赔偿义务机关拒绝受理或逾期不作答复，或赔偿请求人对赔偿义务机关作出的赔偿决定确定的数额或者赔偿决定确定的赔偿方式不满，在法定期限内向赔偿义务机关的上一级机关提出对刑事赔偿案件争议的事由再次进行审查，并对原赔偿决定作出维持或变更的决定的活动。根据现行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刑事赔偿案件复议程序只适用于公安、国家安全、检察、监狱机关等为赔偿义务机关的刑事赔偿案件。法院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经先行处理程序后，直接进入决定程序。刑事赔偿复议程序作为受害人的一项救济途径，确实为受害人维护个人合法权益增加了一次机会，作为刑事赔偿义务机关的上级机关也纠正了刑事赔偿义务机关数量相当的错误赔偿决定，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不像其他刑事赔偿程序那么多，但一个不容忽视的是该程序的设置也存在一些问题。

复议，从字面上理解是指对已做决定的事再一次的讨论。复议应该是行政法上的概念，是运用行政机关内部的上下级监督关系，上级机关审查下级机关的行政行为，判定是否违法或不当，并予以纠正的活动。复议申请人与行政机关存在法律地位不平等性，复议的对象是行政机关依职权作出的约束当事人的行政行为，复议的目的是对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进行修正，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侵权纠纷解决途径。国家赔偿制度源于民事赔偿制度，西方国家在国家赔偿立法中很少设置复议程序作为先行协商程序后的救济程序，而是直接进入诉讼程序。现行刑事赔偿程序确立复议程序，笔者推测立法者当初应该是受赔偿义务机关与受害人法律地位不平等这一错误思想的支配而进行立法的。如果在将来的刑事赔偿制度中确立协议先行程序，赔偿义务机关与受害人平等地先行进行赔偿协商，如果双方达成赔偿协议，刑事赔偿纠纷到此结束，不存在复议程序存在的空间；如果双方达不成赔偿协议或者赔偿义务机关根本就不与受害人协商，因此进入复议程序，那么复议机关实际上是对赔偿义务机关和受害人的纠纷进行审理，而不是对赔偿义务机关的赔偿决定进行审查。由于复议机关是赔偿义务机关的上级机关，其地位的不中立性决定了其公正性存在瑕疵。加之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不是解决纠纷的最终决定，有浪费受害人时间，增加讼累之嫌，因此笔者建议在将来的刑事赔偿立法中，废除复议程序，先行协商不成直接进入诉讼程序。

六、决定赔偿程序应修正为诉讼程序

现行国家赔偿法对刑事赔偿纠纷规定的最终解决途径是赔偿委员会的决定赔偿程序。决定赔偿程序的设置的不合理性，以及在司法实践中遇到实际问题，亦是学者们对刑事赔偿程序予以批判的热点问题之一。“决定程序不公开、不质证、不辩论、一裁终局，既非行政程序又非诉讼程序，不伦不类。当事人不服、不信、不履行，也无从救济。”这些成为该程序缺陷的集中表现。

考察该程序的立法，起初国家赔偿法草案规定的是诉讼程序而非决定程序。草案第24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在收到申请书之日起十五日内不予通知或者在两个月内与请求人达不成赔偿协议的，请求人可以在期间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其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提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专家意见，将草案规定的诉讼程序修改为赔偿委员会决定赔偿程序。至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专家意见是什么意见，无从考证。有的学者认为，之所以将诉讼程序修改为决定程序，是因为“刑事损害赔偿的义务机关，必定是国家某个司法机关，如公安机关、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如此，用‘到法院告法院’，‘到法院告检察院’的方法进行诉讼，在理论上是一大难题，从实际操作来看，诉讼中的回避、强制执行等具体问题的解决也是悬而未决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个因为法院、检察院其主体的特殊性而排除适用诉讼程序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其一，赔偿诉讼原则是各国赔偿程序遵循的基本原则，既然法院、检察院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对受害人进行了侵害成为赔偿义务机关，在赔偿诉讼中就理所当然的成为被告，并不因为法院、检察院的特殊性而另辟他途设置新的程序。其二，在我国，公安机关在行政赔偿中可以进入诉讼程序称为被告，政府在行政诉讼中成为被告，那么法院、检察院有什么理由不能在刑事赔偿诉讼中成为被告呢？其三，在我国刑法中规定了一定数量的单位犯罪，法院、检察院作为机关法人完全有可能触犯某条款构成单位犯罪，那么法院、检察院在刑事审判中就必然作为被告人接受审判，并不会因为其身份的特殊性而排除到单位犯罪主体之外；同理，如果法院、检察院作为机关法人从一般民事行为产生纠纷，也不能因其身份的特殊而排除接受民事审判的可能。2006年7月4日，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州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涉嫌单位受贿案在昌吉州中级法院开庭审理，就是例证之一。笔者认为片面强调法院、检察院的特殊性，而排除适用诉讼程序，实际上是立法者官贵民贱的封建残余思想和司法机关高高在上的特权思想在刑事赔偿立法上反映。一个案件是否适用诉讼程序应该是根据纠纷的性质来决定，而非根据这个案件中一方的身份而定，刑事赔偿案件和一般侵权赔偿案件除却侵权主体身份的特殊性外，其纠纷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一方侵犯了另一方的合法权益，这种侵权的共同性决定了刑事赔偿应当适用诉讼程序。

七、对法院赔偿委员会的改造

法院赔偿委员会的设置、程序及完善问题是刑事赔偿程序方面存在的另一个颇受争议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赔偿委员会的定性，我认为它基本上属于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行政程序。它是‘一审终审’，双方当事人不见面、不开庭，采用书面开会式、讨论式的一种典型行政程序。其中责任人不到场，申请人无法获取听证，一切不透明。既没有双方的参与与对抗，也没有严格的听证，程序不公平。”如果将决定程序修正为诉讼程序，那么就必须对法院赔偿委员会进行对应改造。

（一）刑事赔偿工作机构现状。根据现行刑事赔偿的有关规定，刑事赔偿工作机构在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一般为该机关的法制工作部门，检察机关为刑事赔偿办公室（一般与控申检察部门合署办公），法院为赔偿委员会及其办公室。法院赔偿委员会是刑事赔偿的最终决定机构，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设赔偿委员会。以山东省法院系统为例，鲁高法[1995]130号《关于设立赔偿委员会机构的通知》要求中级以上人民法院设立赔偿委员会及其办公室，赔偿委员会办公室编制、机构单列，截至1996年2月6日，省院、全省中级人民法院都健全了机构。2001年因机构改革精简人员编制，省法院和大部分中级法院撤销了赔偿委员会办公室的独立编制，改为挂靠或与其他机构合署办公。后来部分中级法院按照最高法院的要求恢复了赔偿委员会办公室的独立编制。现在赔偿委员会办公室有挂靠、合署、独立设置三种形式，省法院目前挂靠行政审判庭。基层法院普遍设有由分管院长任组长的理赔小组，负责办理本院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赔偿事务，理赔小组其他人员一般由审判监督庭或者行政审判庭的法官兼任，具体办理本院的赔偿事宜。

法院赔偿委员会的组成。根据1994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设立赔偿委员会的通知》的规定，中级法院赔偿委员会由3名或5名委员，高级法院赔偿委员会由5名或7名委员组成。赔偿委员会委员由审判员担任，其组成须报上一级法院批准。赔偿委员会设主任委员一人，由副院长兼任，亦可设专职主任主持工作，下设办公室，配备2名至5名工作人员。法院赔偿委员会的核心职能权限是讨论、决定刑事和非刑事司法赔偿案件，解决刑事和非刑事司法赔偿争议，行政赔偿诉讼由行政庭办理。另外，设有赔偿委员会的中级以上法院为赔偿义务机关时，一般委托赔偿委员会处理，接受申请，参与协商，代为制作法律文书，但是赔偿委员会处理本院的赔偿案件仅仅是受委托行为或行为，自己没有主体资格，无权作出决定，只能由本级法院决定。赔偿委员会办公室，是赔偿委员会的具体工作机构，负责案件审理，赔偿委员会会前准备、会议记录，草拟会议纪要等工作。

（二）学者们的几种改造意见及评价。针对法院赔偿委员会决定程序存在的问题，学者们提出了多种对赔偿委员会的改造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赔偿委员会设在法院，当法院作为赔偿义务机关时，就出现法院既当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情形，程序设置有失公正，且实行一审终审，没有监督，出现错误决定不容易纠正，建议设立中立性的机构“国家赔偿委员会”，隶属权力机关或者司法行政机关，对刑事赔偿案件行使最终决定权。第二种意见认为，赔偿委员会设置在地级市以上的人大常委会之下，由本级人大的法律委员会及本级法院、检察院、司法行政部门、法学专家学者组成，决定程序实行公开审理、辩论原则、申诉原则。第三种意见认为，目前赔偿委员会可以设在法院，但要提高它的审级，比如说可以放在高级法院，应由高级法院赔偿委员会受理，高级法院赔偿委员会处理不了的可以考虑由国家设置国家赔偿委员会，可以放在人大或相应机关，但不应放在公检法里，要任命大法官作为赔偿委员会的委员来主持裁决。第四种意见认为，刑事赔偿案件由普通人民法院管辖存在弊端，应设立专门的刑事赔偿法院来管辖刑事赔偿案件。

笔者认为以上四种意见都对赔偿委员会的改造进行了有益探索，但也都存在一些缺陷。按照第一种意见，在权力机构或司法行政机构设立国家赔偿委员会，确实可以解决赔偿委员会的中立问题，但这样的裁判组织实际上更像仲裁机构，如果受害人对最终决定不服如何解决，单纯依靠申诉途径能够解决多少问题在当前中国法治现状下令人怀疑。再者笔者前文已经论述刑事赔偿纠纷的性质决定了应当适用诉讼程序，赔偿委员会决定程序致命缺陷是缺乏强有力的救济途径，将赔偿委员会设在权力机关，那将更无任何机关可对赔偿委员会的决定进行监督，受害人将更无救济途径可言。第二种意见和第一种意见类似，只是更加细化，明确了赔偿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和决定程序，一样存在第一种意见的缺陷。第三种意见实际基本坚持了现有体制，只是相应提高审级。但是大多数刑事赔偿案件发生在基层，让受害人到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请求作出赔偿决定，路途遥远，徒增负担。第四种意见既解决了管辖刑事赔偿案件机构的中立性问题，又坚持了赔偿诉讼原则，该说比较理想。但是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不符，也缺乏宪政基础，基本上没有存在的空间。

（三）笔者对法院赔偿委员会的改造意见。笔者认为对法院赔偿委员会的改造必须坚持赔偿诉讼原则，在现行司法体制框架基础上进行重构。在中级以上法院设立刑事赔偿审判庭代替赔偿委员会，将赔偿委员会决定程序改为刑事赔偿诉讼程序，实行二审终审制，公开审判，举证质证，允许当事人上诉。刑事赔偿审判庭负责受理、审理、判决下一级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行政司法机关为被告的刑事赔偿案件。刑事赔偿审判庭的审判员由本级人大任命，接受人大监督。根据现行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赔偿委员会的决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必须执行。“国家赔偿法和其他法律都没有规定检察机关对此类赔偿的监督职责，导致监督缺位，权力失衡，错误的赔偿决定不能及时得到纠正，赔偿请求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有效保障。”如果刑事赔偿审判庭替代赔偿委员会，决定程序改为诉讼程序，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有关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裁定有权提起抗诉，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对确有错误的刑事赔偿判决可以提出抗诉，进行法律监督，法律监督缺位的现状就可以改变。各级人民法院成立刑事赔偿办公室，编制单列，不附属刑事赔偿审判庭。刑事赔偿办公室的主要职能是代表本院与受害人就刑事赔偿进行协商。在全国人大常务委会下设国家赔偿委员会，负责处理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对刑事赔偿判决有争议的案件。笔者认为这种设计可以最大程度上克服法院赔偿委员会决定程序不公开、不质证、不辩论、一裁终局，无救济途径等缺陷。“一个公平的法律程序组织形式可以最大限度地增加做出公正决定的可能性。”笔者也希望自己不成熟的意见对刑事赔偿“公平法律程序组织形式”的构建有所帮助。

八、刑事赔偿执行程序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现行国家赔偿法没有专章专节规定执行程序，也没有专条专款规定有关执行的措施，只是在第23条第三款规定：“赔偿委员会作出的赔偿决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必须执行。”“赔偿决定执行难，是目前国家赔偿工作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有的学者在论述刑事赔偿决定执行的特点时，将执行方式的非强制性作为特点之一。其理由是国家既是刑事赔偿主体，又是履行赔偿决定的义务主体，还是赔偿决定的执行主体，集义务与执行于一身，不可能对自身采取强制办法落实赔偿决定的内容。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实际混淆了刑事赔偿主体和履行刑事赔偿义务主体的概念。因为国家作为虚拟主体，世界各国几乎无一例外的确立了刑事赔偿义务机关，并且多数将侵权机关确立为赔偿义务机关，赔偿义务机关负责赔偿义务的履行。所以说刑事赔偿的主体是国家，履行赔偿义务的主体是赔偿义务机关，对赔偿义务机关拒不履行赔偿决定的，不能排除强制执行。“从法理上看，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的决定属于生效的法律文书，与法院其他业务庭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一样，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根据。”还有的观点认为刑事赔偿决定之所以无强制执行性，是因为执行对象是国家公共财产，大多数国家一般都将公共财产排除在强制执行范围之外。多数国家把公共财产排除在强制执行之外是正确的，但并非完全和绝对的排除，而是对国家强制执行的范围加以特别界定，对公共财产中财政财产采取有条件的强制执行。在我国行政赔偿中，政府财政财产可以强制执行就是例证。所以这种观点也是不正确的。

至于刑事赔偿采取什么样的强制执行措施，笔者认为完全可以参照行政诉讼法第65条规定强制措施，可以划拨、罚款、提出司法建议，以至于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注释与参考文献

皮纯协、冯军主编：《国家赔偿法释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165页。

应松年：《建议修改<国家赔偿法>》，载《政府法制》2001年第1期。

马怀德主编：《国家赔偿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2月版，第205页。

参见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9-50页。

季卫东：《法治秩序的构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

刘嗣元、石佑启编著：《国家赔偿法要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版，第252页。

刘嗣元、石佑启编著：《国家赔偿法要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版，第253页。

马怀德主编：《国家赔偿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2月版，第225页。

马怀德主编：《国家赔偿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2月版，第225页。

参见徐静村主编：《国家赔偿法实施程序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28-29页。

参见陈春龙：《中国司法赔偿实务操作与理论探讨》，法律出版社2002年6月版，第344页。

章剑生：《国家赔偿、公民权利与程序正义》，载中国公法网，2003年4月3日。

参见杨小君：《国家赔偿法法律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9-202页。

法律只赋予受害人申诉权。《国家赔偿法》第20条第二款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确认有本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被要求的机关不予确认的，赔偿请求人有权申诉。”

参见国家赔偿法课题调研组：《〈国家赔偿法〉实施情况调研报告》2005年9月1日。

刘静仑：《比较国家赔偿法》，群众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247页。

参见陈春龙：《中国司法赔偿实务操作与理论探讨》，法律出版社2002年6月版，第350页。

刘嗣元、石佑启编著：《国家赔偿法要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版，第260页。

参见刘嗣元、石佑启编著：《国家赔偿法要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版，第261页。

徐静村主编：《国家赔偿法实施程序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188页。

杨小君：《国家赔偿法法律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9页。

参见刘静仑：《比较国家赔偿法》，群众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248页。

段明学：《国家赔偿宜由“被动”变为“主动”》，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4期。

顾昂然：《国家赔偿法制定情况和主要问题》，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2期。

法国的刑事赔偿程序是一个例外，法院作出无罪判决的同时，作出对受害人给付赔偿金的决定，书面送达请求权人，请求权人如果不服法院作出的裁定，可以在裁定送达后6个月内向第一审法院所在地法院检察机关呈递请求状。刘静仑：《比较国家赔偿法》，群众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170页。

参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6年4月3日《关于我省法院系统贯彻执行〈国家赔偿法〉情况的报告》。

参见向泽选、武晓晨、骆磊：《法律监督与刑事诉讼救济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199页。

根据山东检察机关的统计，1998年至2005年共立案审查刑事赔偿案件226件，决定赔偿99件，纠正下级院错误决定21件，占立案审查案件的9.3%。参见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工作办公室2006年4月10日《全省检察机关贯彻执行〈国家赔偿法〉情况报告》。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9年修订本，第396页。

国家赔偿法课题调研组：《〈国家赔偿法〉实施情况调研报告》2005年9月1日。

全国人大委员会1994年4月28日，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皮纯协、冯军主编：《国家赔偿法释论》（修订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98页。

2006年7月11日，《检察日报》第一版。

陈瑞华：《国家赔偿法三人谈》，载《法制日报》，2001年1月14日。

参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6年4月3日《关于我省法院系统贯彻执行〈国家赔偿法〉情况的报告》。

参见刘家琛主编：《国家赔偿法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5月版，第797-803页。

何晔晖、陈雪芬：《刑事赔偿立法修改的几个问题》，载《人民检察》，2002年第12期。

马怀德：《制度变革中的行政赔偿》，载应松年主编《走向法治政府》，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89页。

庄会宁、黄玉蓉：《法学专家谈〈国家赔偿法〉四个缺陷》，载《瞭望》2001年第38期，此观点系陈瑞华教授的观点。

钟明曦：《刑事赔偿程序的立法思考》，载《福建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5期，总第81期。

刘志远：《刑事赔偿不该成为法律监督的死角》，载《检察日报》2006年5月15日。

张宇：《浅析刑事赔偿听证制度的构建》，载《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6月第21卷第3期。

徐静村主编：《国家赔偿法实施程序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195页。

张雪林等著：《刑事赔偿与执法实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3月版，第222页。

民事纠纷赔偿协议篇8

关键词 医疗纠纷； 人民调解； 缺陷； 完善。

为了有效解决医疗纠纷， 自 2000 年起北京、南京、合肥、山西、宁波等地陆续出现了形式不同的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据 2010 年的统计， 全国有 16 个省区市的 56 个地市建立了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 1]

。山西、海南、广东等地成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简称医调委）， 经司法厅批准成立， 运行经费由医疗机构缴纳的医疗保险基金解决。医疗纠纷发生后， 由医调委组织医学、法律、人民调解员、保险公司、保险经纪公司的专家组成医疗责任保险事故鉴定委员会和合议委员会， 按照/ 七名五票制0集体裁定责任并作出赔偿决定。保险公司根据医调委的调解进行赔偿。山西省医调委2006 年成立， 对其后全国许多地方医疗纠纷调解制度有较大影响[ 2]

。

山西省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实践多年， 但一直难以推广。广东省从 2007 年左右开始筹备成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2010 年 10 月正式成立， 2011 年 6 月广东省卫生厅开始推动医患纠纷人民调解与医疗责任保险全省统保。但是截至 2012 年 7 月仍然只有少数的地市成立了独立的分支机构， 绝大部分人民调解委员会依然挂靠在司法行政部门。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难以推广的原因在于机构本身存在不足， 与之配套依法处理的法治环境、医疗责任险制度没有建立。

1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权威性不足。

2012 年 6 月 12 日羊城晚报载， 广东省医调委通过媒体呼吁广州医学院第一、第三附属医院配合调解。报道中指出， 一位患者到南海第二人民医院就诊时突发休克死亡， 家属打伤院方 6 人， 广东省医调委医疗评鉴认为患者死于主动脉夹层破裂， 院方无过错， 但是院方仍然给予 6. 7 万元的人道主义赔偿。这样的做法只是在和稀泥， 所以有三甲医院不买账[ 3]。广东省医调委的工作程序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不足， 降低了公信力。

1.1 事实认定不清， 调解缺乏基础 人民调解法草案第一稿中曾明确/ 在当事人认可事实、分清责任、互谅互让、协商一致的基础上， 提出纠纷解决方案0, 也就是说事实清楚、焦点明确， 才能找准问题症结， 便于有的放矢地开展调解[ 4]。医疗纠纷的调解应该建立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 然后就应该如何赔偿等民事问题进行调解。基于相同的事实认定， 通过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处理或者诉讼解决其预期结果应该一致，或者说医疗机构是否应该承担责任， 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应该给予患者及家属多少赔偿等问题应该具备一致性。医疗纠纷发生后， 患方漫天要价动则要求赔偿上百万， 没有对事实的基本认定， 调解无法开展。广东省医调委对争议较大、涉及经济赔偿、医方购买医疗责任险的案件启动评鉴程序， 这种做法大大限制了评鉴程序的适用范围， 容易造成其他案件事实认定不清。

1.2 评鉴程序需要进一步规范 虽然在部分案件中启动了评鉴程序， 但评鉴程序缺乏有效的监督。评鉴会实行/ 七名五票制0, 这样的设计不够合理。原因之一是保险公司作为赔偿责任的负担方， 在评鉴的表决环节不应该享有表决权。

原因之二是缺乏对评鉴过程的有效监督和制约机制， 难以保证评鉴公平、公正进行。原因之三是人员的专业性难以保证。广东省医调委设立了专家库， 但是有的调解员从社会招募， 素质参差不齐， 无法保证调解的专业性。

2 德国和日本的医疗纠纷调解。

2.1 德国的仲裁所和专家鉴定委员会 在德国， 对医疗事故引起的纠纷当事人最多采用庭外解决的方式[ 5]。20 世纪 70年代， 德国各州医师协会创设了 4 个仲裁所（ 调停所） 和 5 个专家鉴定委员会用来处理医疗纠纷。仲裁所只对那些医师参加了责任保险的医疗纠纷进行仲裁， 裁定赔偿责任及损害赔偿额。而专家鉴定委员会仅对医师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进行鉴定， 专家鉴定委员会实行异地鉴定[ 6]。

仲裁所的设立大同小异， 仲裁中应成立仲裁委员会， 由 1名有医师资格者担任委员长、2 至 3 名医师和 1 名法律专家组成， 专业医师必须与纠纷医师从事相同的专科。仲裁委员会有权组织医师会专家或者外聘专家进行医学鉴定， 根据鉴定意见判断当事医师是否存在医疗过错。医患双方可以要求询问鉴定人， 对鉴定结论发表意见。特点： 第一是纠纷处理效率较高。通过诉讼处理纠纷平均需要 4 年左右， 而仲裁所处理纠纷一般 10 至 12 个月可以结案。第二是仲裁所不向医患双方收取费用， 运营费用由保险公司负担。第三是纠纷处理公开。医患双方有权在任何阶段陈述意见和查阅审理记录； 仲裁所通过发行年度工作报告或者记者招待会公布年度仲裁案件的情况。第四是裁定书没有法律约束力， 一方当事人不服时可以提起诉讼。不过， 90% 的案件当事人均能遵守仲裁结果[ 7]。

专家鉴定委员会的程序也有差异。如北莱茵鉴定委员会， 人员组成包括作为法律人士的退休法官 1 名， 内科、外科、普通医生、妇产科、眼科、病理科、麻醉科等专业的医生，共计委员 26 人。鉴定需要形成书面的鉴定意见， 内容包括经查明的案件事实、是否存在医疗过错、是否应该承担责任等； 法律专家负责分析所涉及的注意义务等法律问题。鉴定分为初次鉴定和最终判断， 医患双方当事人在收到初次鉴定意见后 1个月内可以提出异议， 由鉴定委员会全体人员统一认识后作出最终判断[ 8]。

德国没有专门处理医疗纠纷方面的法律， 仲裁所（ 调停所）和专家鉴定委员会的意见没有法律拘束力， 其效力仅相当于劝告。但由于具备任意性、免费性， 相关医师与医师协会保持人事上的独立关系， 并且实行回避制度， 其独立性、中立性得到了肯定[ 8- 9]。

2.2 日本的 JMA 和医师职业责任保险制度 日本医疗纠纷的解决方式有三种， 即协商， 法院调解和诉讼， 日本医学协会调解。日本医学协会（简称 JMA）是一种行业自治组织， 全国范围成立社团法人即日本医学协会， 都道府县设医学协会47个。注册医生自由选择成为都道府县医学协会的会员。医师职业责任保险制度为解决医疗纠纷建立了一种类似仲裁的调解处理机制， 这一制度 1973 年在日本得到建立。日本医学协会与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 对会员医师的医疗过失承担赔偿风险， 47 个都道府县的医学协会还提供一种补充责任保险。据统计， 不到一半的医生拥有 JMA 保险[ 10- 11]。

医疗损害发生后， 患方向参加保险的医生提出损害赔偿请求， 由参加保险的医生向都道府县医学协会提交处理申请， 经判断符合条件者提交纠纷委员会处理。纠纷委员会与保险公司联合对医疗纠纷进行调查处理， 处理意见由赔偿责任审查会议审查， 每月审查一次。处理纠纷提交材料采用匿名方式（ 包括医疗机构名称、临床医生姓名等信息） , 实行回避制度， 保证审查公正性。审查会议由医学专家 6 人和律师4 人参加， 对审查经过进行表决， 表决过半数通过。审查结果的内容主要包括经查明的事实、医疗行为与损害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是否存在过错， 以及责任比例， 其他医学和法律建议。对医疗纠纷的最终处理则以审查结果为基础进行。

日本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实际是 JMA 和保险公司联合处理模式。有人认为这样的程序不够公正， 并且只有不到一半的医生拥有 JMA 保险， 赔偿程序可能由于不限制重复使用而被滥用。但是相对于诉讼高昂的诉讼成本、成倍的审理周期， JMA 赔偿程序在医疗纠纷处理程序中的使用率还是较高的[ 11- 13]。

3 增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权威性的建议。

3.1 作好事实认定， 规范评鉴程序 医疗纠纷的调解必须建立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 因此评鉴程序应该对所有案件适用， 除非医患双方已经就事实部分达成一致， 而争议的仅仅是如何赔偿的问题。对于重大案件， 双方同意的情况下可以启动独立的医疗技术鉴定程序， 相关费用由保险公司预先垫付。2013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的5广东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6第38 条规定， 索赔 10 万元以上未达成一致意见的医疗纠纷案件应当先行鉴定。这样的规定是合理的， 独立的医疗损害鉴定无疑更具备专业性。同时， 应该保证双方当事人对技术鉴定种类的选择权， 虽然司法鉴定存在设立门槛低、司法鉴定人员素质良莠不齐等情况[ 13], 但是这是司法行政部门的管理问题， 不应该以此为由剥夺当事人选择权。

3.2 重构医疗纠纷处理委员会 从德国、日本的经验来看，委员会主要由医学、法律方面的专家组成， 德国设立了首席专家。广东等地调解机构的委员会由医学、法律、人民调解员、保险公司代表、保险经纪公司代表组成。这样的作法应该改变， 应该主要由医学、法律专家组成委员会， 并且聘请深法官等人员担任首席专家， 增强医疗纠纷处理委员会的专业性。程序设计上， 可以包括两部分： 一是医疗机构是否应该对医疗损害承担责任， 二是根据5侵权责任法6等法律规定拟定赔偿方案。医疗损害鉴定工作主要由医学专家完成， 法律适用主要由法律专家完成， 当然专家类别应该适当搭配，甚至增加部分社会人士， 增强监督效果。

3.3 加强对委员会组成专家的监督 其一， 引入听证程序。可以参考德国的做法， 赋予双方当事人在程序任何阶段充分发表意见、查阅资料的权利。双方当事人可以充分咨询专家意见， 专家必须一一解答。其二， 建立医学、法律专家库， 医学专家具备从事医疗损害技术鉴定的资格， 法律专家具备法律职业从业资格。其三， 司法行政部门建立评价体系。司法行政部门应该对调解人员进行培训和指导， 建立医学专家、法律专家的评价体系， 严防徇私舞弊情形的发生。司法行政部门接受社会对专家的投诉， 若发生违法鉴定的情形应当依据规定予以处罚。其四， 实行回避制度、异地评鉴制度， 尽力保证评鉴程序的公正性。对当事人一般信息， 如医疗机构名称、医生姓名等予以隐蔽， 最大限度降低同行庇护的风险。其五， 司法行政部门完善法律援助服务， 法律援助律师为患方提供无偿服务， 参与调解过程， 为患方争取利益。

3.4 建立与之配套的法治环境 其一， 出台医疗纠纷预防处置办法， 将公立医疗机构与患者及家属的/ 私了0纳入规范渠道。如宁波规定这一权限为 1万元。5广东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6第29 条第 3 款规定 , 索赔金额在 1 万元以上的， 公立医疗机构不得与患方自行协商。这样规定可以避免因闹而赔情形的发生， 将医疗纠纷处理引导向理性处置的轨道， 也才能够将医疗纠纷处理引导到医院外部。其二， 尽快建立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已经成为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重要制度。由于我国存在医疗纠纷处理法律不完善， 医疗责任保险业务数据缺乏， 保险公司提供服务不到位等问题， 学界对医疗责任险应该采用自愿投保抑或强制投保等理论问题也争执不下[ 14]。但是， 医疗责任险有利于化解医患矛盾， 应该与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同步推进已经成为一个共识。

4 总结。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本身存在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设置不够合理也缺乏有效监督， 与之配套的立法、医疗责任险也没有配套， 限制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发挥作用。目前对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制度缺陷以及完善的讨论尚不多， 能否推论其他类型的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组织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希望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与研究， 促进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制度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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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下载自人民网 htt p: / / opinion. people. com. cn/ G B/ 18186931.ht ml, 2012 年 8 月 8 日下载）[ 4] 王胜明， 郝赤勇。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释义[ M ] . 法律出版社， 2010: 72- 74.

[ 5] 陈翰丹。 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完善[ J] . 医学与哲学，2011, 7（ 7） : 70.

民事纠纷赔偿协议篇9

【关键词】道路交通法庭；调解；纠纷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3-078-02

一、当前道路交通事故损害救济措施存在的问题

现行道路交通事故损害救济措施虽然在制度设计上更加优越, 但在执行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难。

(一) 救济措施落实不够到位

由于法律规定的两大道路交通事故损害救济制度均未完全落实, 医疗机构为规避经营风险, 也往往怠于履行抢救义务, 导致目前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 实际上仍需当事人自行支付或垫付医疗费用。此外, 还出现部分肇事者以非法定义务为由, 拒不垫付医疗费用的情况。豍

(二) 救济范围不够全面

不论交强险还是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对道路交通事故伤员的救济, 均仅限于垫付抢救费用, 并未包括抢救以外的医疗费用, 这部分费用往往由伤者先行支付, 待损失确定后再根据责任情况向对方索赔。这种制度设计在实际执行中遭遇尴尬, 也不符合受害者的救济心理。目前医疗机构一般是在费用到位后才进行抢救之外的救治, 因此,当伤者无力承担医疗费用, 而肇事者又不先行垫付时, 就很容易加剧当事人的对立情绪, 激化矛盾冲突, 当事人甚至会采用极端方式自行处理。

(三) 民事诉讼救济手段无法满足现实需要

当前道路交通事故高发, 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不断。相关法律法规多次强调当事人在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时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 引导当事人采用诉讼方式解决纠纷。而实际上我国审判机关尚未设置专门法庭来处理道路交通事故纠纷, 现有的审判力量既不足以承担如此庞大的诉讼量, 也难以审查判定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各方应承担的责任比例。通过诉讼途径解决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 在实体上并不能保证赔偿方案更公平、合理, 反而在程序上更繁琐、在时间上更冗长、在成本上更昂贵, 对损害赔偿纠纷的各方当事人都未必是好事。

二、创设常驻式道路交通法庭的运作方式

基于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现实需要和当前交通事故损害救济措施存在的问题，2009 年11 月厦门市公安局和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总结同安交警大队试行道路交通事故巡回法庭经验的基础上，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正式设立常驻式道路交通法庭, 由交警支队同安大队提供独立的办公、审判场所, 由同安区法院编配法官3人、书记员3人, 法庭聘请人民调解员6 人及中保公司理赔业务员2人。该法庭的职能实际上超出了普通民事法庭的职能,以审判机关为主导, 整合公安、司法、保险等社会资源, 作为专门受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的常设机构, 实行调解、保险理赔、民事诉讼等一站式服务, 使诉讼周期大大缩短, 赔付更加便捷、高效。豎

(一) 调解优先, 快速结案

围绕调解工作, 法庭采取了司法确认、人民调解、司法调解等工作方式, 鼓励当事人更多地选择调解的途径解决赔偿纠纷, 同时赋予调解书或调解协议执行效力。一是司法确认。道路交通法庭对经交警大队主持调解达成的协议或当事人自行达成的协议, 若不具有无效、可变更、可撤销情形, 且符合双方当事人自愿申请确认原则的, 由法庭制作民事调解书确认协议效力, 协议经司法确认后具有强制执行效力, 一方拒不履行的, 另一方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通过司法确认, 有效解决了调解书或调解协议效力待定的问题, 增强了当事人向交警大队请求调解的意愿。二是人民调解。当事人不愿意由交警大队调解或经交警大队调解未达成协议的, 办案民警可以告知当事人到道路交通法庭, 由进驻的人民调解员主持调解。由与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毫无关联的第三方进行调解, 能够赢得当事人更多信任, 调解成功率也比较高。通过人民调解达成协议的, 也可以立即在交通法庭得到司法确认。三是司法调解。交通法庭受理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后, 在开庭审理前一律先依法进行调解, 并且在开展调解之前, 通知肇事车辆交强险及承保商业险的保险公司对赔偿保险金数额进行确认, 以提高调解实效。

(二) 先予执行, 救助伤员

受理当事人急需抢救治疗, 本人或其人可以申请先予执行, 经道路交通法庭审查符合条件的, 依法作出先予执行裁定; 对不符合条件的, 及时向申请人和交警大队进行解释说明。先予执行到位的款项存入专门设立的银行账户, 由申请人或其人签名确认后直接向医疗机构拨付。被申请先予执行的, 可以是负有赔偿义务的肇事驾驶人、肇事驾驶人所在单位或机动车所有人。此项措施运用了民事法律规范, 解决了当前一些道路交通事故责任方拒不垫付抢救、医疗费用的问题, 对缓解双方矛盾冲突, 安抚受害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先行支付, 提早理赔

交通法庭裁定先予执行后, 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机动车参保交强险或其他相关商业险的, 法庭可以裁定承保的保险公司先行支付抢救和治疗费用,并直接向申请人支付。对有参加人身保险的, 根据保险合同约定, 保险公司应当承担给付保险金的,交通法庭可以裁定承保公司先予支付部分或全部保险金作为抢救和医疗费用。以上做法可以较好解决有关当事人不履行支付或垫付抢救费用义务和交强险支付仅限于抢救费用等问题, 不仅有利于伤员的救治, 也有利于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的解决。

(四)财产保全, 保障执行

当事人提出财产保全申请或交通法庭认为有必要依法采取财产保全时, 及时作出财产保全裁定。涉及人员伤亡的案件, 交警大队在返还检验鉴定肇事车辆前, 告知并引导当事人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对交警大队事先已扣留的肇事车辆, 道路交通法庭依法作出财产保全裁定后及时向交警大队送达扣押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 车辆暂由交警大队妥善保管。对道路交通法庭裁定扣押的车辆,已经放行的, 交警大队应当协助查扣。此项做法较好地解决了财产保全与肇事车辆放行的时间差问题, 确保案件审结后得到顺利执行。

(五)保险直赔, 优化理赔

在处理赔偿支付方式上, 交通法庭实行将交强险或其他责任保险的承保保险公司列为共同被告的做法, 判决时直接判令保险公司向赔偿权利人支付保险金, 赔偿义务人只需向赔偿权利人支付不足部分。赔偿义务人与保险公司存在纠纷的, 由赔偿义务人与保险公司另行解决。通过实行保险直赔方式, 改变了过去必须由被保险人履行完赔偿义务后才能向保险公司理赔的程序, 减轻了赔偿义务人的负担, 有利于赔偿金的顺利执行。

三、创设常驻式道路交通法庭的取得的成效

设立常驻式道路交通法庭是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手段。常驻式道路交通法庭成立3个月内, 共审结道路交通事故案件136 件, 其中调解结案133 件,调撤率达97. 79%(司法确认126 件, 占审结案件的92．64%)，诉讼标的超千万元, 落实到位赔付款达502 万元。

实践表明，调解是快速解决纠纷的最佳渠道。豏事实上，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具有责任明晰、标的明确、执行难度较小等特点，比较适合开展调解，比较容易达成一致。而且调解手续简便，周期较短，当事人能够即时得到赔付。司法确认程序启用进一步提升了调解成功率，使调解程序可以独立于行政和诉讼程序之外，既可以在诉讼程序中由法官主持，又可以通过行政调解、人民调解等形式达成，后经司法确认程序给予强制执行力。非诉讼程序的调解还具有节省诉讼费用，缩短诉讼周期、节约司法成本的优势，更值得推广应用。

注释：

① 李明哲.厦门市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探索与实践[J].齐树洁,张卫平主编.司法改革评论.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22.

民事纠纷赔偿协议篇10

4个月来，快速便捷处理交通事故的新模式，不仅提高了交通事故纠纷的处理效率，而且及时保障伤者的抢救和治疗等费用的落实，保障了交通事故当事人尤其是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了当地百姓的称赞。近日，在同安区安监局局长王卫生的带领下，记者专程来到同安区采访其常驻道路交通法庭。

初衷――快速解决纠纷　减少社会矛盾

同安区内有省道、国道、高速公路过境，还有乡道、市道纵横交错，近年来，机动车的急剧增加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交通事故纠纷案件呈大幅上升趋势。纠纷不能得到及时解决，双方当事人的对抗周期长，情绪容易激动，调解则更难，甚至滋生新的矛盾或二次纠纷。

如何及时快速地化解事故当事人、事故处理机关及保险人之间的误解和矛盾，减轻处理交通事故不必要的社会成本?如何及时高效地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面对新形势的挑战，同安法院一直在思考。

何不把“法庭”搬到交警大队!2008年8月18日，同安法院驻同安交警大队巡回法庭挂牌设立，由大同法庭负责并派员组建。这是同安法院将审判与案件特点有机结合的首次尝试，在巡回法庭成立后的一年内，232件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得以调解或撤诉，调撤率高达83.33％。

2009年7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出台，司法确认为法院的调解工作提供了崭新的工作思路，也为交通法庭与交警部门行政调解的有效衔接创造了更为便利的条件。于是，同安法院驻同安交警大队巡回法庭正式更名为“同安法院道路交通法庭”。这个具有立案、诉讼保全、调解、审判、敦促执行等职能的专业性法庭集交通事故处理、立案诉讼及保险理赔为一体，提供一站式服务，大大提高了交通事故的处理效率。

目前该法庭配备法官1名，书记员2名，人民调解员2名，另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工作人员2名。

亮点――部门无缝衔接　审理赔偿更快

两层楼高的同安道路交通法庭就在同安交警大队办公楼旁，设有立案室、调解室、审判法庭和干警办公室，加上中国人保公司的进驻，可谓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充分实现了法院、交警和保险三方面职能的无缝衔接。

率先引入保险公司常驻调解新机制。道路交通法庭成立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派员进驻，将交强险、商业责任险的赔付纳入案件的调解。据介绍，交通法庭把相关的索赔手续送到保险公司，保险公司马上就可以计算出该赔的金额，把钱直接转到交通法庭的专门账户，付给受害者。如果保险赔的钱不够治疗，怎么办?道路交通法庭一旦介入，可以依法及时做出财产保全裁定，先把车扣住，等肇事方拿钱。急需抢救治疗和一些尚在住院却无钱治疗的伤者，还可以申请道路交通法庭提前介入，督促赔偿一方或者保险提前预付伤者医疗费用。这样一来，原来正常要一个月以上的赔付程序，现在几天之内大部分能解决。

首推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诉讼指导手册。在交通事故赔偿项目、赔偿标准、证据保存等诸多问题上，道路交通法庭逐渐探索出一套符合当地实际的诉讼流程，撰写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诉讼指导手册》，有力地提升了案件处理能力。

据悉，该手册将诉讼及保险理赔中依法应适用的标准及应注意的事项汇编成册，特别对事故发生后应注意收集和保存并于诉讼时向法院提交的书面材料进行详尽的说明。首批5000本手册除放置于交通法庭、同安交警大队服务窗口供人取阅外，也分发至部分镇、街司法所，作为普法宣传和纠纷处理的参考材料，指导人民调解员开展调解工作。

创新建立诉前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新机制。道路交通法庭具备诉讼保全、审理、调解、督促实行等所有审判职能。对于自行达成协商或经交警部门主持调解达成协议，而当事人无法立即履行赔偿款的案件，可以通过法庭立刻确认，并获得强制执行效力，切实保障受害者的合法权益。而对于不能达成协议的，双方可以当庭提出诉讼，避免了多方奔波的麻烦。

成效――省心省力省时　群众诉讼方便面

截止2010年3月，法庭共受理案件248件，审结136件，其中调解结案的案件为133件，调撤率为97.79％，司法确认案件为126件，占审结案件的92.64％。涉案标的高达529.3万元，执行款到位502.19万元，到位率为94.88％。接受群众法律咨询500余人次。如此高效的结案率，得益于同安法院道路交通法庭多项人性化的便民措施以及对社会资源的充分整合。

据介绍，同安法院道路交通法庭常驻同安交警大队，当事人办事不用来回奔波，省心省力；保险公司的进驻有效指导当事人在法庭调解的同时及时提供相应的理赔手续，既让伤者放心，又让车主省心；完整而高效的司法确认程序极大地方便了群众。

据介绍，法庭所审结的126件司法确认案件，均是当日立案，最短的案件仅用半小时即完成了从立案到出具调解书并送达的整套手续。此外，在道路交通法庭随处可见的便民设施，有为伤残人员准备的休息室，有让当事人心平气和坐下调解的茶室，还有为当事人准备的医药箱，处处体现在审理案件中的人文关怀，无形中让很多矛盾得以化解。

道路交通法庭充分整合了交警部门、保险公司等各方资源，工作职责和工作流程规范而简便，司法确认程序也不收取诉讼费用，法律程序所需的申请书、承诺书和确认笔录均是标准化、格式化，法庭也为诉讼案件的双方当事人提供了调解场所，双方可以在自愿的情况下多次、长时间调解直至双方满意，大量的诉讼成本得以节约，有效地减少了当事人的讼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