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科技发展纲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农业科技发展纲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第1条为深入实施“科教兴市”战略，贯彻落实《*市农业科技发展纲要（2001-2010年）》，实现农业科技示范基地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特制定本办法。

第2条农业科技示范基地是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支撑的农业产业化多元体或龙头企业，是农业新技术、新品种转化吸收的载体和传播扩散的辐射源。通过基地的引导与示范，带动周边地区农业产业升级，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

第3条市、县科技主管部门负责辖区内农业科技示范基地的管理工作。

第二章认定与审批

第4条申报农业科技示范基地，需具备以下条件：

1.基地带头人具有一定的科技素质或专业技术水平和一定的企业管理经验；

2.从事单项或多项农业新技术、新品种的应用及示范，具有一定的规模和科技带动能力；

3.符合当地农业发展方向，能引导和促进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4.具有一定的技术、经济效益，对周边地区农民增收有辐射带动作用。

第5条申报市级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应具备的材料：

1.*市农业科技示范基地申报表；

2.农业科技示范基地总体规划和实施方案；

3.其它有关材料。

第6条市级农业科技示范基地的审批认定程序：

1.由基地提出申请，报所在县（市、区）的科技主管部门进行初评后报市科技局；

2.市科委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后，代市政府审批和管理；

3.经批准认定的农业科技示范基地颁发认定证书和牌匾。

第三章考核与评估

第7条市级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实行动态管理，由市科学技术局负责组织有关专家和管理人员每两年对基地进行一次考核评估，不符合条件的取消资格。

第8条考核评估的内容与标准：

1.规模标准：基地应有一定的地域边界和产业规模；

2.科技标准：基地有较稳定的技术依托单位，实施的主要技术内容和各项技术经济指标明显高于当地水平，科技投资在整个基地投资中的比例不低于5%；

3.效益标准：单位产值、单位纯收入、投入产出比、水资源利用率等经济效益指标明显高于周边地区，示范带动的规模与效益明显。

第四章政策与待遇

第9条农业科技示范基地所在县（市、区）政府均应制定相关的政策，会同市直有关部门在项目引进、资金投入、信息服务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

篇2

对生态农业技术推广的投入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资金投入不足与人才投入不足。对于生态农业来说，它所注重的是综合效益以及长远利益，而传统农业所注重的是近期的经济效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生态农业的发展必须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与人才资源。而在实际生产过程中，我国用于生态农业技术推广上的资金不断减少，造成严重的资金短缺问题。同时，生态农业技术推广的专业人才并不能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生态农业作为一种新型的综合性农业，其对人才的要求非常高，所以人才的短缺严重影响了农业生态技术的推广进度。

2生态农业技术推广的有效对策

2.1建立健全完善的推广体系

对于生态农业技术的推广来说，其技术推广体系必须建立在一定的农业科技发展纲要的基础上，这样才能保证农民收入的增长，为农业的现代化打下坚实的基础。首先，要建立起以科研机构为依托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技术研究与技术推广之间的联系。其次，将科、教、农有机结合起来，不能出现科研与发展之间的脱节现象。最后，还要建立起完善的农业技术创新的保障体系。在生态农业技术推广中，必须要对农业科技制定良好的配套政策，确保农业技术创新的发展。

2.2建立良好的技术推广机构

对于我国生态农业的发展来说，不同的地方也会采用不同的生产技术，所以，在生态农业技术的推广中，要针对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不同形式的推广工作。良好的技术推广机构应该确保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让农民懂得生态农业的生产规律，倡导科学利用资源，促进生态农业的持续发展；其二是建立良好的生态农业技术信息交流平台，让农民能够及时有效地掌握先进农业技术的信息。

2.3加大资金与人才的投入力度

在生态农业技术的推广中，除了依靠国家政策资金之外，还应该不断扩大融资的渠道，积极展开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推动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同时，加大生态农业技术推广人才的培养，做好他们的培训工作，不断提高他们的素质与能力。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激发推广人员的积极性，并对推广中取得成效的人员给予一定的奖励。

3结语

篇3

《天津市快递服务发展“十二五”规划》

《天津市“十二五”时期公路发展规划》

至“十二五”期末，天津市高速公路总里程将达到1300公里，基本形成通达三北腹地和华东、华南地区，便捷连接京津冀都市圈各大中城市，通达市域新城，覆盖重要的中心镇、旅游景点、重要功能开发区的高速公路网络。农村公路里程将达到12200公里，主要通达镇、乡公路实现三级及以上标准，村道实现四级及以上标准。普通国省公路里程将达到2800公里，基本建成与城镇布局相匹配的、路网结构等级合理的普通干线网络体系。

《天津市快递服务发展“十二五”规划》

规划期内实现快递服务业总产值130亿元，快递业务收入占邮政业总收入的比重达到70%以上。实现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增加快递从业人员收入与促进就业的三大目标。到规划期末，实现从业人员收入倍增，形成直接就业岗位和运输、物流等相关上下游产业就业岗位 1万人。规模以上快递企业占市场份额的比例达到90%。规模以上快递企业全部建立投诉处理平台，投诉受理率达到100%，投诉处理满意率达到90%以上，社会用户满意度达到80%以上。建成统一的信息化平台，并使该平台在快递企业中的覆盖率达到95%以上。吸引10家国内外大型快递企业在天津设立总部或区域中心，建设10家特色突出、在国内具有影响力的天津快递企业。培养十位具有国际视野与战略眼光的快递企业CEO。

《河南省残疾人事业“十二五”发展规划》

《河南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

《河南省残疾人事业“十二五”发展规划》

残疾人生活总体达到小康,参与和发展状况显著改善；建立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基本框架,其中郑州等7个省辖市和尉氏等26个县(市、区)于2012年率先建立,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显著提高；完善残疾人事业法规政策体系,依法保障残疾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权利；加强残疾人组织和人才队伍建设,提高残疾人事业科技应用和信息化水平；系统开展残疾预防,有效控制残疾的发生和发展；弘扬人道主义思想,为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创造更加有利的环境。

《河南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

第一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达到3.5%；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力争达到600亿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达到9%以上,力争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40%以上；农产品加工业增加值与第一产业增加值之比达到2.5∶1；农业科技贡献率提高到53%―55%；农业机械化综合作业率达到75%,其中秋粮机械化收获水平达到50%；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到7850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24%；气象信息公众覆盖率达到95%以上；解决2999.7万农村居民和630.3万农村中小学在校师生的饮水安全问题；完成500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任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稳步推进,完成354个新农村示范村建设任务。

《江西省残疾人事业“十二五”发展纲要》

《江西省粮食行业“十二五” 发展规划》

《江西省残疾人事业“十二五”发展纲要》

培养、培训盲人按摩人员2200名，其中440名达到医疗按摩水平；对6万残疾人托养服务予以补助；使50万残疾人得到不同程度的康复；支持对0-6岁贫困残疾儿童免费实施抢救性康复；扶助2.5万户农村贫困残疾人家庭进行危房改造；实现全省城乡新安排残疾人就业10万人。

《江西省粮食行业“十二五” 发展规划》

确保国有粮食企业购销量占市场份额的50％以上；确保国家下达我省指导性地方储备粮125万吨（其中省级储备75万吨、市县储备50万吨）规模全部落实到位，地方储备油3.3万吨规模50%充实到位，进一步增强地方政府的调控和应急能力；规模以上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大米年加工能力稳定在300万吨，全省粮食产业化龙头企业创办优质稻基地累计达3000万亩；粮食加工产业化企业总销售收入过400亿元，粮食加工转化率达80%，通过产业化经营带动农户400万户。

《山西省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2011年―2015年）发展规划》

《山西省畜牧业“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

《山西省畜牧业“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

实现全省畜牧产业科技进步贡献率65%以上；科技创新水平达到国内先进，部分领域达到国际先进或国内领先水平；成果转化应用力度不断增强，使畜禽良种覆盖率、饲料转化利用率、畜产品加工科技附加值等大幅度提高；畜禽重大疫病实现有效防控，发病死亡率明显下降；实现畜牧业科技资源有机整合，科技体制进一步健全与完善；实现畜牧业科研与技术推广条件改善，技术推广平台健全，形成畜牧科技设施设备共享机制。

  《山西省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2011年―2015年）发展规划》

全省新闻出版产业增长速度高于同期全省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保持25%左右的年增速，到“十二五”末,全省新闻出版业实现总产出达到300亿元以上，即“五年争三”。

《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全生产“十二五”规划》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扶贫开发 “十二五”规划》

《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全生产“十二五”规划》

到2015年，各类事故死亡总人数下降10%以上，工矿商贸企业事故死亡人数下降12.5%以上，较大和重大事故起数下降15%以上，特别重大事故起数下降50%以上，职业危害申报率达80%以上。

篇4

关键词： 蔬菜科研所；新形势；发展对策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蔬菜产业发展迅速，作为以应用研究为主的国家事业性蔬菜科研所功不可没。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我国蔬菜产业大生产、大市场、大流通格局的逐步形成，为蔬菜科研单位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发挥优势，加快发展，已成为当前蔬菜科研单位必须认真思考的重要课题。

1蔬菜科研单位的研发现状

据有关统计，目前全国地级以上的国家农业科研机构1 100多家，其中各类育种研究机构400多个，但从事蔬菜新品种选育并有一定影响力的育种机构不足50家，育种机构中以国家和各省市蔬菜研究所为主体，主要从事应用基础研究及新品种选育，重点集中在种质资源收集、鉴定、评价、利用、创新、新品种选育以及相关的基础研究。“七五”至“九五”期间， 主要蔬菜被列为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培育出一批优良品种，为蔬菜产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十五”期间，蔬菜育种被列为科技部863计划，育种技术和育种手段逐步提高；但在育种研究手段上，品种的研发仍以传统手段为主，注重杂交优化利用，而忽视了生物技术与常规育种技术的结合。育种方向在向优质、多抗、丰产方向调整，但由于我国气候条件多样，品种的地域性差异大，各省市适宜本土化育种少。科研经费的投入少，基本靠国家的事业经费与政府各种渠道的科研立项经费。科研队伍不稳定，育成高质量的品种少。科技成果的转化往往注重短期高利润，而忽视了单位的信誉和质量，急功近利，长期利润下降。原来具有优势的蔬菜科研单位中非科研人员增加过快，使单位负担过重，影响单位的长远发展。

按照国家农业科技发展纲要，少数大学、国家或省级科研单位构成国家级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以基础研究、全国应用型基础研究、粮食安全等重大问题为研究重点；省、地级农业科研单位以应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加速新技术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重点，成为区域性农业研究开发中心。面对科技体制改革的推进和国家、省级农业科研机构的竞争，各蔬菜研究所如何根据需要合理定位，充分利用各方面的有利资源，发挥科研队伍强、育繁推广经验丰富等优势，学习借鉴国外经验，实现跨越式发展值得商榷。

2蔬菜科研所发展对策

2.1确立发展方向，走特色化道路

（1）审时度势，特色育种。科研单位大多人、财、物有限，若搞“五脏俱全”，则精力分散，难有作为。应依据原有优势，经充分权衡和论证，突出特色。一般育种作物的数目不超过10个，有的甚至可抓1~2个作物的育种。

（2）利用当地自然优势，根据市场需求确立重点，力争突破。在较短的时间内尽快取得优势地位。如天津市黄瓜所的黄瓜、中国农科院的甘蓝、山东农科院的白菜、湖南省蔬菜所的辣椒等就是成功的范例。

（3）面向市场，全面加强新品种选育工作。选育具有市场潜力的新品种是新品种保护利用的基础和方向。为此，育种单位必须把新品种选育作为重中之重的工作来抓。

（4）加大育种投资。首先，通过开发收入反哺以及申请、招标国家、省、市科研项目，保证育种项目有充足的经费。其次，要舍得投入，配置先进的仪器设备，提高育种手段的科技含量，高效育种。

（5）开门办科研，加强合作育种。一是高薪引智，强化高素质科研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二是与名院、名所、名校等科研单位育种合作，互惠互利，共同发展；三是引进新种质，保证育种成果与时共进，以达到事半功倍的育种效果。

2.2依靠科技创新，围绕目标市场，打造核心产品

我国农业科技在农业增长中的贡献率为30%~35%，蔬菜科研成果的转化率为40%，约为发达国家的1/2，成果浪费和推广不力是主要原因。充分挖掘自身潜力，加速现有科技成果的转化，打好坚实的物质基础，为科研发展提供支撑点是当务之急。（1）抓好技术与产品创新。一是要利用远缘杂交、辐射诱变、基因导入等新手段进行优异种质资源的创新，从而达到产品创新。二是在育种方法和手段上进行创新，引进生物技术、分子标记技术、信息技术、空间技术的最新成果为创新服务。三是生产技术创新，主要是指在良种生产、加工、包装、检验、储藏、销售等各个环节都要从科学管理、降低成本的角度出发，提高经济效益。

（2）根据产业化的发展要求进行制度创新，建立起以蔬菜种子供应为主体的科技型企业，并以现代企业制度进行运作。在明晰产权关系的基础之上进行股份制改造，最终形成集“产供销、科工贸”为一体的科技企业集团。

（3）实施品牌战略。利用自身的科技优势，适应市场的需求，在科技成果转化中创建科研品牌，并在市场竞争中形成品牌效应，同时注重对品牌品种的产权保护，最终形成科技型的企业形象和人文形象。

（4）积极参与市场竞争。通过营销网络建设、广告宣传、营销策略、横向联合等手段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的覆盖面和市场占有率。

（5）加大技术推广力度。要充分利用科研单位自身的技术优势，在成果转化过程中，将配套技术带给千家万户，提高广大种植者的科学文化水平，良种良法配套服务。

2.3加强软硬件建设，提高核心竞争力

搞好基础工程建设是蔬菜研究所发展的核心动力，应着重抓好以下两点建设。

（1）人才工程建设。有计划有步骤地创造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建立合理的人才流动机制，合理分流到科研、经营、管理等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实现人尽其才；建立公平竞争的人才发展机制，不断优化队伍，制定员工的职业发展生涯计划，在不同的人才培养中，当务之急是造就新一代科研与经营管理两方面的学科带头人，培养一批复合型人才，与时共进。

（2）设施工程建设。对研究所的办公、试验、开发、经营条件进行改进，重点是实验场所的基本建设、实验室的建立和必要的仪器配备、经营场所的建设和配套机械的配置、电脑软硬件的配置等。

2.4建立适合自身发展的长效机制

在市场经济、知识经济的浪潮中，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研究所管理机制如果滞后于这一发展需要，我们的研究和经营工作将失去有力的保障。因此，要以管理创新来促进研究所的发展上新的台阶。

（1）在体制上注意运用集体的智慧提高应变和创新的能力，建立起公开、公平、民主化的决策机制。单位决策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要加强对自身发展战略的研究，制定和实施适应市场的发展战略、技术创新战略和市场营销战略，实现由偏重生产管理到重视技术开发和生产营销的转变。

篇5

关键词：生态农业;技术推广;新型农业

为了满足农业生产与绿色农业的要求，我国20世纪70年代开展了生态农业方面的工作，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效果显著，在很多地区已经设置了工作试点，在实际的技术推广中积累了大量工作经验，但是由于资金、技术等方面的限制，工作中还存在着一定的弊端，需要国家和农业管理人员共同努力，使生态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得到不断的优化和改善。

1现阶段农业技术推广中存在的问题

1.1缺乏技术推广体系

我国农业技术更新的速度极快，但是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并没有随之进步，仍然延用传统的技术推广方式，由政府直接负责，将国家的农业技术部门作为工作的主体。这一体系应该具有健全的职能和功能，实现对技术、人力资源以及资金等方面的统一调配与管理，在技术方面，通过专家研究讨论，选择最具推广前景的技术成果，然后开展实用技术的培训工作。机构运转中，农业技术的开发工作与推广工作相脱节，导致不同系统、不同部门的协调工作不妥当，工作效果不好。很多基层农业技术推广站的职能仅停留在销售作物种子、地膜以及不同生产资料的阶段，并没有进行实质的技术研究与推广，这些部门的服务工作基本没有开展，导致生产方式与生产技术的严重滞后，制约了生态农业的新发展。

1.2技术推广方式单一

现阶段农业推广然延用传统的推广方法，包括几个方面的工作内容：实验、示范、指导与咨询等，通过这几项工作，将农业新技术推广到实际的农业生产中。但是这几项工作并不能实现高效率、高质量的技术推广，没有考虑到环境保护与生态平衡方面的问题，对农业工作者以及土地的安全问题也没有全面的考虑。单纯的在农业生产前进行技术宣传，并没有将农业推广贯穿于农业生产过程的始终，应该在农业生产的产前、生产中以及生产后期，做好技术宣传与指导，避免由于工作的不全面、不合理而导致土壤质量下降、耕地衰竭、水资源大量浪费等现象发生。

1.3资金投入不足

生态农业和其他形式的农业相比较，主要区别是综合效益最大，长远效益明显，很多农业生产单位只注重眼前的利益，并不做长远考虑，关注程度最高的就是企业的经济效益，所以，我国生态农业亟待国家大量注入资金，来支持科研以及推广工作的大规模、有序开展。我国政府目前用于农业方面的资金投入总量本来就不多，具体分配到生态农业方面的资金就更有限了，在这样的条件下，由于部门的管理问题，可能还存在着一些占用、挪用资金的现象，所以，能够应用与生态农业技术推广方面的资金数量根本不可能满足正常工作运转的需要。我国和其他国家相比，用于生态农业方面的资金数量占农业总资金投入的比例过低，世界平均水平为1%，而我国的比例为0.2%。可见，资金问题已经对生态农业推广工作形成了严重的制约。

1.4人才数量不足

生态农业是一类新型的农业，只有对技术的合理应用，才能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农业，这方面工作对人员水平的要求很高，但是我国现阶段专业性人才数量不足，学历偏低，没有足够的机会接受再次培训，限制了工作的开展。

2我国推广生态农业技术的措施

2.1建立新型创新体系

要想实现农业生态系统的大范围推广，应该建立农业科技发展纲要，保证农业生产的现代化与科技化，使农民的收入增加。第一，构建创新结构体系，体系需要将企业作为创新工作的主体力量，从事主要的研究与实践工作，将高校等科研单位作为工作的依托和保障，使不同单位之间相互配合、相互协作，实现有效的农业技术创新。第二，技术人员和农业工作人员在工作中有效的配合与协作，避免研究与实际耕种的严重脱节，理论无法与实际相连接。第三，健全保障体系。基于生态农业技术的生产特点，具有较差的保密性，国家应该建立并且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关于这方面的保密制度，保证生态农业技术的私密性和知识产权，技术人员将新技术新方法及时申报专利，提高对技术的安全保护意识，同时促进生态技术能够在我国不断的优化和更新。

2.2建立生态农业技术推广机构

我国地域广大，由于距离较远的地区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差别较大，所以农业的种植条件也就有所不同，在进行生态农业的推广当中，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需要意识到不同地区的差异性，充分考虑到地区的自然状况，保证生态作物种植的合理性，包括：第一，对农民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使大家懂得如果利用生态规律，对土地资源进行高效、合理的利用，种植适合在当地种植的作物，同时，也要注重地区的生态平衡，不允许盲目种植；第二，建立信息的网络平台，农业工作者利用平台，及时宣传国家关于生态农业方面的政策和方针，并有针对性的进行生态农业专业知识的教学与指导，使农民通过平台获取大量的信息与资源，来指导农业生产。

2.3加大资金投入量

国家适当进行政策倾斜，鼓励生态农业技术创新以及技术推广，促进技术以及投资方的多元化发展，避免只顾眼前利益，盲目种植，需要从长远的利益着眼，重视生态农业种植的长远效益，这些都有赖于国家持续的支持和帮助，相关政府部门应该与农业生产部门多合作、多联络，通过多种渠道的投资来支持农业生产。

2.4提高技术人员的工作水平

设立农业生态科技研究机构以及农民培训机构，对农业人员进行定期的培训，提高农业人员的技术水平，做好员工的培训，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制定合理的奖励制度，对于在技术推广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员工以及在创新工作中取得重大成绩的员工，给予物质奖励，以此来调动员工的工作热情。

综上所述，作为一项新型农业，生态农业技术近些年得到了持续的发展，但是在技术推广工作中，也受到了一些限制因素的影响，我国政府近些年对生态农业推广工作的重视力度持续加大，在今后的技术推广中，技术人员需要克服工作中存在的不利因素，将生态农业技术推广工作贯穿于农业生产过程的始终，使推广成效稳步提高。

参考文献：

[1]田维举，杨博.探析生态农业技术推广和创新.北京农业，2012，（15）

篇6

论文摘要阐述我国蔬菜科研所的研发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蔬菜科研所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对策。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蔬菜产业发展迅速，作为以应用研究为主的国家事业性蔬菜科研所功不可没。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我国蔬菜产业大生产、大市场、大流通格局的逐步形成，为蔬菜科研单位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发挥优势，加快发展，已成为当前蔬菜科研单位必须认真思考的重要课题。

1蔬菜科研单位的研发现状

据有关统计，目前全国地级以上的国家农业科研机构1100多家，其中各类育种研究机构400多个，但从事蔬菜新品种选育并有一定影响力的育种机构不足50家，育种机构中以国家和各省市蔬菜研究所为主体，主要从事应用基础研究及新品种选育，重点集中在种质资源收集、鉴定、评价、利用、创新、新品种选育以及相关的基础研究。“七五”至“九五”期间，主要蔬菜被列为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培育出一批优良品种，为蔬菜产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十五”期间，蔬菜育种被列为科技部863计划，育种技术和育种手段逐步提高；但在育种研究手段上，品种的研发仍以传统手段为主，注重杂交优化利用，而忽视了生物技术与常规育种技术的结合。育种方向在向优质、多抗、丰产方向调整，但由于我国气候条件多样，品种的地域性差异大，各省市适宜本土化育种少。科研经费的投入少，基本靠国家的事业经费与政府各种渠道的科研立项经费。科研队伍不稳定，育成高质量的品种少。科技成果的转化往往注重短期高利润，而忽视了单位的信誉和质量，急功近利，长期利润下降。原来具有优势的蔬菜科研单位中非科研人员增加过快，使单位负担过重，影响单位的长远发展。

按照国家农业科技发展纲要，少数大学、国家或省级科研单位构成国家级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以基础研究、全国应用型基础研究、粮食安全等重大问题为研究重点；省、地级农业科研单位以应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加速新技术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重点，成为区域性农业研究开发中心。面对科技体制改革的推进和国家、省级农业科研机构的竞争，各蔬菜研究所如何根据需要合理定位，充分利用各方面的有利资源，发挥科研队伍强、育繁推广经验丰富等优势，学习借鉴国外经验，实现跨越式发展值得商榷。

2蔬菜科研所发展对策

2.1确立发展方向，走特色化道路

（1）审时度势，特色育种。科研单位大多人、财、物有限，若搞“五脏俱全”，则精力分散，难有作为。应依据原有优势，经充分权衡和论证，突出特色。一般育种作物的数目不超过10个，有的甚至可抓1~2个作物的育种。

（2）利用当地自然优势，根据市场需求确立重点，力争突破。在较短的时间内尽快取得优势地位。如天津市黄瓜所的黄瓜、中国农科院的甘蓝、山东农科院的白菜、湖南省蔬菜所的辣椒等就是成功的范例。

（3）面向市场，全面加强新品种选育工作。选育具有市场潜力的新品种是新品种保护利用的基础和方向。为此，育种单位必须把新品种选育作为重中之重的工作来抓。

（4）加大育种投资。首先，通过开发收入反哺以及申请、招标国家、省、市科研项目，保证育种项目有充足的经费。其次，要舍得投入，配置先进的仪器设备，提高育种手段的科技含量，高效育种。

（5）开门办科研，加强合作育种。一是高薪引智，强化高素质科研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二是与名院、名所、名校等科研单位育种合作，互惠互利，共同发展；三是引进新种质，保证育种成果与时共进，以达到事半功倍的育种效果。

2.2依靠科技创新，围绕目标市场，打造核心产品

我国农业科技在农业增长中的贡献率为30%~35%，蔬菜科研成果的转化率为40%，约为发达国家的1/2，成果浪费和推广不力是主要原因。充分挖掘自身潜力，加速现有科技成果的转化，打好坚实的物质基础，为科研发展提供支撑点是当务之急。

（1）抓好技术与产品创新。一是要利用远缘杂交、辐射诱变、基因导入等新手段进行优异种质资源的创新，从而达到产品创新。二是在育种方法和手段上进行创新，引进生物技术、分子标记技术、信息技术、空间技术的最新成果为创新服务。三是生产技术创新，主要是指在良种生产、加工、包装、检验、储藏、销售等各个环节都要从科学管理、降低成本的角度出发，提高经济效益。

（2）根据产业化的发展要求进行制度创新，建立起以蔬菜种子供应为主体的科技型企业，并以现代企业制度进行运作。在明晰产权关系的基础之上进行股份制改造，最终形成集“产供销、科工贸”为一体的科技企业集团。

（3）实施品牌战略。利用自身的科技优势，适应市场的需求，在科技成果转化中创建科研品牌，并在市场竞争中形成品牌效应，同时注重对品牌品种的产权保护，最终形成科技型的企业形象和人文形象。

（4）积极参与市场竞争。通过营销网络建设、广告宣传、营销策略、横向联合等手段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的覆盖面和市场占有率。

（5）加大技术推广力度。要充分利用科研单位自身的技术优势，在成果转化过程中，将配套技术带给千家万户，提高广大种植者的科学文化水平，良种良法配套服务。

2.3加强软硬件建设，提高核心竞争力

搞好基础工程建设是蔬菜研究所发展的核心动力，应着重抓好以下两点建设。

（1）人才工程建设。有计划有步骤地创造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建立合理的人才流动机制，合理分流到科研、经营、管理等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实现人尽其才；建立公平竞争的人才发展机制，不断优化队伍，制定员工的职业发展生涯计划，在不同的人才培养中，当务之急是造就新一代科研与经营管理两方面的学科带头人，培养一批复合型人才，与时共进。

（2）设施工程建设。对研究所的办公、试验、开发、经营条件进行改进，重点是实验场所的基本建设、实验室的建立和必要的仪器配备、经营场所的建设和配套机械的配置、电脑软硬件的配置等。

2.4建立适合自身发展的长效机制

在市场经济、知识经济的浪潮中，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研究所管理机制如果滞后于这一发展需要，我们的研究和经营工作将失去有力的保障。因此，要以管理创新来促进研究所的发展上新的台阶。

（1）在体制上注意运用集体的智慧提高应变和创新的能力，建立起公开、公平、民主化的决策机制。单位决策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要加强对自身发展战略的研究，制定和实施适应市场的发展战略、技术创新战略和市场营销战略，实现由偏重生产管理到重视技术开发和生产营销的转变。

（2）在方法上，强化基础工作。关键是要有章可循，照章办事，从严治理。各个层次、各个环节都要订立制度，实行严格的责任制。同时加强领导与职工的思想交流，充分取得职工的信任、理解和尊重。

篇7

重庆市妇联、重庆市科协、重庆市环保局从2001年开始，联合开展了为期5年的以“为了家园更美好”为主题的重庆市农村“妇女、科技、环保”活动。在活动开展五年之际，三部门联合在这里隆重表彰在“妇女、科技、环保”活动中涌现出的先进集体和示范基地，并举行“妇女、科技、环保”知识巡回展启动仪式。

五年来，全市各级妇联、科协、环保部门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推进科技农业和生态农业建设为目标，以搞好产业结构调整和加强环境保护为重点，充分发挥各自的职能优势和联合的整体优势，联合开展“妇女·科技·环保”活动，在面向农村妇女普及科技、环保知识，促进我市经济和环境可持续发展，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方面取得了较大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领导重视，目标明确，保证了活动持续有效的开展

我市农村大量男劳动力外出务工，留守的农村妇女已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为了提高农村妇女依靠科技发展经济，保护环境、保护家园的意识，市妇联、市科协、市环保局决定联合开展“妇女·科技·环保”活动。活动以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为指导，以推进科技农业和生态农业建设为目标，以面向农村妇女普及科技、环保知识，帮助农村妇女增收致富为目的。为了保证活动开展，成立了“妇女·科技·环保”活动领导小组，由市妇联、市科协、市环保局领导分别担任正副组长，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为活动的开展提供了组织保证，三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农村开展“妇女·科技·环保”活动的通知，制定了活动方案，明确了“为了家园更美好”的活动主题。五年来，领导小组每年都召开工作会，围绕中央和市里的发展战略决策，制定下发当年的“妇女·科技·环保”活动意见，明确工作任务。各级妇联、科协、环保局把此项工作作为本系统、本单位的重要任务，纳入年度目标考核。*年9月，领导小组召开了重庆市“妇女·科技·环保”工作暨表彰会议，进一步推动了活动持续有效的开展。

二、大力宣传，营造氛围，增强了农村妇女的科技环保意识

*年3月11日，重庆市农村“妇女·科技·环保”活动启动仪式在江津隆重举行，拉开了我市农村“妇女·科技·环保”活动的序幕。市妇联、市科协、市环保局和江津市及其所属镇共2000余人参加了启动仪式，15个部门的机关干部、科技人员80余人进行了现场宣传咨询，挂标语30余幅，展出展板50多块，发放资料5万余份，接待群众5000余人（次），植树5000余株。城口、黔江、合川、巫山、万州、铜梁、丰都、荣昌、垫江、永川、璧山、綦江、秀山、大足、彭水、渝北等区、县（自治县、市）也相继在当地举行启动仪式，大力营造引导农村妇女学科技、重环保的社会氛围。五年来，我们结合一年一度的“三八”纪念活动、科技进村入户和“三下乡”活动、“四、二二”地球日、“六、五”世界环境日等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科技环保宣传活动，引导全市广大农村妇女树立讲科学、重环保的新风。每年“三八”节的电视系列报道中，对科技致富的女能人进行宣传报道。各区县（市）、乡镇以广播、电视、黑板报等方式宣传《妇女发展纲要》、《科普法》、《环保法》。2005年，我们以“巾帼护蓝天、巾帼绿三峡、巾帼保绿水”为主题，以打造库区“青山、绿水、蓝天”为目标，利用各种媒体广泛宣传科技环保知识，动员广大妇女参加义务植树造林活动，为保护三峡库区生态环境做贡献。据不完全统计，五年多来各地组织召开科技环保现场会、开展科技环保赶场、科技环保知识咨询等活动2596次，发放各种科技环保资料、书籍312万份（册），接待咨询群众151万人（次）。通过深入广泛的宣传活动，增强了广大农村妇女的科技、环保意识，学习科技与保护环境已逐步成为农村妇女的自觉行为。

三、教育培训，形式多样，进一步提高了农村妇女的综合素质

为了提高农村妇女的科技环保知识，及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年9月，活动领导小组特邀环保专家在市环保局举办了农村环保和农业科技专题讲座。*年10月26日又在黔江区召开了全市“妇女·科技·环保”工作现场经验交流会和培训会，进一步增强了农村妇女的科技环保意识，提高了农村妇女综合素质和坚持可持续发展的自觉性。各区县依托全市3248所农村女性素质学校，采取办班培训、现场观摩、经验交流等不同形式对农村妇女进行科技与环保知识培训，全面普及农村妇女的科技、环保知识。同时，结合本地实际、围绕农业产业化调整，动员组织农村妇女参加由农业、林业等部门和乡镇举办的各类种、养殖实用技术培训。*年5月18日，市妇联、市科协、市环保局联合在市妇女儿童培训活动中心举办了重庆市农村女大户、女能人网络知识培训，通过大学生志愿者帮助她们学习信息化基础知识，使她们掌握网络的基本技能，能从网上获取更多的致富信息，该活动作为“第四届重庆科技活动周”十大主体活动之一，重庆日报、晚报和重庆电台、电视台等各大媒体作了广泛的宣传报道。据不完全统计,全市举办各种类型的科技环保培训5496期（次），受训妇女80万余人(次)。通过培训进一步增强了广大农村妇女的科技环保意识及依靠科技致富的能力，提高了她们的生活质量和整体素质，推进了我市的新农村建设。

四、科技示范，典型带动，培育了大批示范基地和新型女农民

在活动中，我们始终注重发现典型，培育典型，通过典型示范，为广大农村妇女树立科技环保致富的样板，鼓励她们学习典型，赶超先进。*年3月，我们在巴南区一品镇建立了占地面积500亩的市级“妇女·科技·环保”基地，目前已植树3万余株，成为引导妇女热爱家园，保护环境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年3月，我们在万盛区举行了重庆市巾帼示范林植树活动，激励广大妇女积极投身“妇女·科技·环保”活动。近年来，长寿区全国巾帼示范基地带头人廖自宇，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带头发展无公害蔬菜1000亩，获国家农业部无公害蔬菜基地认证。在该基地带动下，当地镇和周边3个乡镇28个村发展无公害蔬菜5000亩，每户人均年增收1000元。为加强基地的规范化管理，沙坪坝区还制定了《“妇女·科技·环保”示范基地挂牌条件（试行）》以指导其基地建设，有力地推动了活动的深入开展。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建“妇女·科技·环保”示范基地599个，“三八”绿色示范基地545个。五年来我市有141名妇女分别获全国“双学双比”女能手、“三八”绿色奖章，其中有1名获全国十大农民女状元称号、2名获全国十大农民女状元提名奖，3名获全国十大绿化女状元提名奖。10个基地获重庆市“妇女·科技·环保”示范基地，20名妇女获重庆市“妇女·科技·环保”基地示范户称号。全市各级表彰各类女大户、女能手8145名。这一大批依靠科技致富，注重环保的新型女农民，为广大农村妇女树立起身边的榜样，使她们学有样板，追有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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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技术;综述;技术采用;农户行为

中图分类号:F32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10)01-0080-06

加速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是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推动农业产业发展的基础,而技术的供需吻合则是实现技术转化的必要条件。但是,长期以来,研究者普遍持有“技术应该由专家研究出来,并由推广机构不加改变的转移给农民,农民只能被动接受”的观点,所以将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了自上而下的技术供给领域,而忽视了对技术需求的研究。事实证明,由于对农户技术需求以及采用行为和过程缺乏解,很多技术创新在推广之后,不能适应农民的实际生产需要,导致被放弃或者束之高阁。为此,学者们开始反思传统的线性研究思路,并迅速提高了对以需求为中心的技术采用的关注,希望通过自下而上的研究,切实满足农民对技术的需要,提高农业创新的转化能力。对国内外农业技术采用的相关研究进行必要的梳理和总结,是实现深化理论和方法的前提与基础。

一、国外农业技术采用研究

(一)关于农民的假设:三种观点

对农民的假设,学术界存在三种观点,分别为非理性观点、理性观点和有限理性观点。这些假设构成了农民技术采用研究的前提。持有非理性观点的学者(A•恰亚诺夫、斯科特、刘易斯)认为农民的决策行为不是基于理性,而是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家庭消费、风险、道德标准等,这往往会导致农民即使在劳动力的边际报酬低于市场工资时,仍会继续在其经营的项目上投入劳动力,并导致 “隐形失业”现象的存在 [1]。理性观点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他的“理性小农”理论认为传统农业中的农民并不愚昧,对待市场信号会做出积极而迅速的反应,对任何可能获利的机会都会精打细算,农民与企业主一样都是最大利润的追求者,所以应该从纯经济角度考虑农民的决策行为[2]。针对上述两种相悖的理论,也有学者提出了折中的“有限理性”观点。黄宗智(1985)就指出中国的农民长期以来都是理性和非理的混合体[3]。农民在经营规模较小时表现出“消费均衡”的偏好,经营规模较大时则成为最高利润的追求者。而中国的农民在受到“家庭劳动结构”②的限制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之下,形成以家庭为主导的生产结构,介于两种偏好之间,所以他们的理性是有限的。弗兰克•艾利斯则将农民的有限理性归结于农民自身的属性和所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只有当市场运行的大部分条件――信息、投入、产出和消费品的多样化得到满足,农民才会表现出理性的一面,否则就是非理者[4]。从现有研究来看,“理性小农”理论是运用最为广泛的观点,特别是在计量分析中多数以此作为构建模型的基础,而针对于农民的非理和有限理,则主要是通过引入各种约束条件来进行解释。

(二)农业技术采用的研究脉络

农业技术采用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初期,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后,逐渐从一个边缘和分散的研究领域发展成为具有完善理论和方法的独立系统,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通过对相关研究的梳理,可以将这一研究进程分为四个阶段:

1.20世纪前半期:多学科分散研究

20世纪前半期,是农业技术采用研究的开端,所涉及的学科众多,而且各自都有独特的研究方法,但是多数成果是作为农业技术扩散研究的一部分而存在的。

最早的研究开始于人类学领域,主要以技术采用过程中的社会文化差异分析为主,包括威斯勒(1923)对西班牙开拓者向美国印第安部落引进马以及印第安人向欧洲殖民者传播玉米种植的研究。人类学最大的贡献是关于技术采用行为的参与式研究方法,即通过与被调查者共同生活、分享经历来获得研究的依据,这构筑了农户行为调查方法的基础。在人类学之后,农业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等更多学科都在农业技术采用领域开展了研究。其中农业社会学家瑞安和罗格斯 (1943)对衣阿华州杂交玉米的扩散研究是这一阶段的里程碑,他们的研究涉及技术采用者分类、农民决策过程,信息来源和渠道,以及人际网络对农户行为的作用等众多方面,是当时关于农业技术采用研究最全面和系统的论述。他们对杂交玉米研究进行的一次性调查访问法成为一种典型的模式,直到今天仍然使用。早期的经济学研究一般会追踪一项农业技术在某一区域内的采用轨迹。比如,格里列希斯(1957)考察了不同信息传递机制下农业技术采用率的时间规律,并提出了著名的传染模型,成为解释技术扩散S-曲线的主要方法。这一规律后由曼斯费尔德(1961)、斯通曼(1981)等人发展而趋于成熟,并在阿根廷杂交玉米、马来西亚高产水稻品种及乌拉圭新草品种的研究中得到印证。地理学传统的独特性在于它强调空间是影响农业技术采用的主要因素。哈格斯特朗(1952)是这一领域的先驱。他通过对无线电接收器在瑞典南部乡村的扩散研究,提出了著名“四阶段”模型,揭示了技术采用的空间变化规律。在创新扩散过程的开始阶段,采纳率在创新中心和远离中心的区域形成强烈的反差;随后在创新的扩散阶段,随着新的次中心的建立,形成更加强烈的极化效应;在扩散的缓和阶段,距离因素所带来的技术采用速度差异逐渐趋同;到最终的饱和阶段,技术的采纳趋于缓慢并逐渐地向当前条件存在的最大扩散范围逼近。哈格斯特朗把“极化效应、中心效应以及邻近效应”作为形成技术采用率空间分布规律的内在机制。

2.20世纪60年代:研究体系趋同和领域拓展

20世纪60年代以后,农业技术采用研究得到快速发展,学科间的界限逐渐消失,统一的研究范式也趋于形成。这一阶段研究者不但提出了许多新的观念和思想,并对已有研究进行了深化和细化。比如创新精神和观念领导者概念的提出(保罗.J道彻尔曼,1962;约翰尼斯范.埃斯1964)以及对不同系统间,不同技术采用速度差异的分析等(约瑟夫.基林,1966)。更为重要的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发达国家对农业技术采用研究逐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并把经济不发达农区作为研究的重点。欧美国家的研究机构和农业推广组织开始把大量的成果向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国家推广。比如,在美国国际发展机构和其他私人基金的资助下,美国的公立大学建立了海外校园。在那里,美国教学人员教书,进行农业研究,并向农业技术推广组织提供建议 [5]。

在发达国家将研究目光转向发展中国家的同时,发展中国家本土对于农业技术采用的研究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一时期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成果大约占总数的30%。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比较研究方面获得了显著成绩。比如孟加拉的赛德.A.拉黑姆,哥伦比亚的保罗.J.道彻尔曼(1962)证实了在设施环境和文化环境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下,第三世界国家农民在技术采用方面与美欧国家具有的大致相同模式。

3.20世纪70年代:研究者的自我批评与反思

20世纪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早期,学者们开始以批判的眼光评价自己的研究,探讨和反思已有研究存在的缺陷,并试图从根本上对农业技术采用领域进行革新。其中,影响最为广泛的就是对研究视角的反思,大多数研究者都承认长期以来忽视对技术需求者行为的关注,这种视角的偏差在研究过程中导致了很多的问题。唐斯和摩尔(1976)指出了过度偏见的存在,即认为所有的创新都应该被采用,而且传播的越快越好。但事实并非如此,由于采用者认知过程的复杂性,并非所有的创新都具有适用性和吸引力,很多被拒绝或被终止的技术也应该受到重视。卡普兰和纳尔逊(1973)提出了个体职责问题,就是在传统研究中过多地倾向于由个体对问题负责,而不是由个体构成的系统对问题负责,这导致了农民成为技术采用失败的众矢之的。对于忽视技术采用的预期后果和非预期后果的研究也受到了质疑,这包括采用一项创新所能够带来的社会利益分配问题,如阶层平等性问题、妇女问题、贫困影响问题等。同时随着环境问题在全球范围内的争论,使用杀虫剂和其他农用化学制品导致的环境污染对农民和消费者健康的影响等与生态保护有关的技术采用研究也受到广泛的关注 [5][6]。

4.20世纪80年代以后:不断开拓新的研究方向

20世纪80年代之后,农业技术采用研究在自我批判和反省之下不断开拓新领域,在方法和理论上也突破了传统的樊篱。

(1)农户主体理论得到普遍认可。20世纪80年代中期小农发展与技术创新学派诞生,并迅速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理论体系之一。该理论提出从认识上、方法上以及途径上发展以贫困小农为中心的农业技术创新思想,建立外部人员和农民的互动关系。通过营造合作式的学习氛围,充分发挥农民的创造性,培育农民的试验能力和技术管理能力。(Chambers et al.,1991;Haverkort,1991)[7]。与此同时,农民评估与农民试验的方法受到提倡;“农事系统研究方法(FSR)”、“农民参与式技术开发(FPTD)”、“农民参与式研究(FPR)”等更加前沿的领域也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

(2)农业环境保护技术采用研究受到重视。由于环境技术具有较强的公共属性,学者们对传统的技术采用研究方法能否被运用在环境技术分析中进行了大量的探讨,并从公共产品理论、社会心理特征和经济自愿性等方面进行论证。比如:Vanclay and Lawrence (1994)指出环境技术的公益性、高成本和外部性与农民的经济理性相悖,只有通过改变影响采用行为动机的传统观念,才能真正提高农业公益性技术的认可度

[8]。

(3)农业技术采用可持续性问题的提出。实现投入产出最优化的同时降低对资源的消耗,是农业可持续技术的目标。Dale Mackrell(2009)认为,通过适当的资源整合和科学管理,可以使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农业转变为可持续发展农业[9]。但是,由于劳动机会、生产净收益、附带成本和技术风险等因素的影响,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对于仅注重于短期自给自足的小农来说并不是最优选择(Eswaran et al,1993;Olaizola, 2008)[10][11]。因此如何改变农民偏好、提高可持续性技术的适用性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4)农业技术采用研究的新方法不断涌现。为了摆脱农业技术采用研究局限于特征分析、比率分析和影响因素分析的传统范畴,很多学者都在积极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并将目光慢慢转向动态分析、不确定性分析、博弈分析等研究领域。比如Leggesse David (2004)利用期限分析方法研究了随时间改变的变量和随时间不变变量对埃塞俄比亚农民技术采用率的规律[12]。Carey(2002)利用随机动态模型,考虑了未来干旱程度的随机性和经济激励因素的不确定性对于节水灌溉技术采用的影响,发现只有当预期的交易收益大于交易成本,农户才有采用技术的积极性[13]。

(5)新型技术推广模式的研究越来越多。针对传统农技推广部门被盈利性公司或以项目为依托的推广组织所取代的现状。学者们在研究传统模式的弊端之余,指出必须开拓新型的技术推广模式(Guerin and Guerin,1994)[14]。因此,在以农户需求为中心的理论指导下,对于以信息反馈、农户参与、组织采用等“环形”推广模式的实践和研究越来越多。比如:Miller(2008)探索了以大学为依托的技术推广模式的适用性[15]; Marshall(2009)则考察了基层社区组织项目(NRM)的技术采用效果[16]。

二、国内农业技术采用研究

(一)国内农业技术采用研究演进

我国农业技术采用研究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和政策背景的演化,大致可以分为4个阶段。

改革开放以前(1949―1978),我国广大的农民经历了由以家庭为基本单元的小农生产方式向以生产队为单元的集体生产方式的转变。农业技术的采用也由个人行为变成了集体行为。由于制度上截断了农民通过发展农业生产而获得更多收益的可能,因此他们对于技术的需要完全依附于国家的供给,积极性较低。但是集体体制在获取信息、投入、信贷等方面具有规模效应,从客观上又有助于提高农业技术采用的效率

[17]。从研究领域来看,当时国家的科技目标是提高粮食的单产和总产,因此研究人员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了农业技术创新和引进前苏联等国外的经验之上,成果相当显著,而关于农业技术采用的研究主要以集体制度下的地方性农业试验介绍和劳模经验总结为主。后来由于“”的影响,我国的科研体系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坏,科学活动被泛政治化 [18],但是在农业生产的现实需求和以粮为纲的政策推动下,对于良种研发和推广的步伐并没有停止,比如小麦品种碧蚂系列、小偃6号都是当时的成果,其中碧蚂1号推广9千余万亩,创我国小麦品种种植面积最大纪录。由于很多科研人员插队落户在农村,他们积极扶植群众科技试验活动,运用示范、宣传媒介等方式进行了新品种引进和新耕作方法的推广。农业技术采用研究的内容也随之集中在“学大寨”、“样板田”等以群众性试验为中心的基层技术示范和采用之中,农业技术优选法就是当时提出的 [19][20]。

20世纪80年代,农村集体经济解体和的广泛推行,使农民再次以独立经营者的身份出现,个体的技术需求首次通过市场行为体现出来,需求的种类也随之不断地多样化。与之相对应的是农业技术供给体系则形成了以恢复五级农技推广组织体制③和农业技术市场化改革并行的局面,以此来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民的技术满足。这一阶段关于农业技术采用的研究数量增长较快,宏观视角的成果居多,比如农业技术选择的地区适用性研究,农业生产技术区划的国际比较(美国、日本、匈牙利等)、农业技术运用的经济后果和贡献率研究等 [21]。而从微观视角出发的农户行为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农户生产、投资和消费领域,技术采用行为方面却少有涉及。

20世纪90年代,伴随市场经济的成熟,农民的地位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简单的生产者变为融生产者、经营者、管理者为一体的经济决策主体;同时,农户对技术需求的多样化和多层次性特点也逐步加强。但与此同时,以行政驱动为主的技术推广体系所固有的高交易成本和低反应速率弊端日益显现,技术供给主体与农户之间出现“脱节”的现象,这最终导致了我国农业技术的有效供给和需求不足的双重矛盾

[22]。在这种背景下,以需求为中心的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研究开始受到学界的重视。相关研究的内容大体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农户技术采用特征的研究,即从需求角度分析农户技术采用过程所呈现的特点,包括行为和心理特征两个方面。比如查世煜(1994)将农户技术采用的行为特点归纳为创新型、求稳型、从众型和守旧型四种类型[23]。杨大春(1990) 将阻碍农户接受新技术的原因归结为经验型排他心理、短视型实惠心理、谨慎型从众心理、盲目型过急心理和迟钝型麻木心理[24]。二是农户技术采用动机和诱因的研究,该领域可以分为效用分析和风险分析两类,前者认为农户采用新技术的决策取决于采用行为带来的效用大小,当采用新技术的预期收益大于新技术的边际风险或者当农户对新技术的预期净收益大于现有技术的净收益时农户就会采用新技术 [25]。后者认为在受到信息约束的条件下,农户在风险和利润之间进行谨慎权衡的结果往往是收入稳定,因此风险最小化是农户选择技术的动机[26]。针对农户技术采用诱因的分析,研究者主要是在不同约束条件下,探讨速水―拉坦假说④在我国的适用性问题,比如林毅夫(1991)证明了只要技术投入市场是有效的,速水―拉坦假说同样适用于一个不存在初级要素市场的经济系统。三是农户技术需求意愿的研究。研究者主要通过农户技术需求的排序,来明确技术创新的目标和推广的合理方式。比如,凌远云(1997)验证了农户技术需求的地域性偏好 [22]。黄季(1999)对技术供给主体(政府、科研人员、推广人员)与农户对于技术的需求认知进行了比较 [27]。四是农户技术采用影响因素的研究。从宏观层面可以分为驱动因素和阻碍因素两种力量[28]。从微观层面则可以分为农户特征因素、经济因素和环境因素三个方面。农户特征因素包括农户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耕地禀赋、劳动力资源等。农户的经济因素包括家庭收入水平、经营规模和结构、兼业情况等。环境因素则主要指制度、信息、区位等外生因素。该研究的方法主要是通过实地调研,构建二元选择模型来分析各种因素对农户决策的影响方向和程度。

2000年至今是农民生计改善最快的阶段,也是农民对技术需求最高的阶段,这不仅体现为对实现经济收益技术需求的空前提高,还表现为对关乎农村生产、生活的公益性技术和新型技术供给模式要求的提高。与此对应,国家的农业科技政策目标也将单一追求粮食安全的政策内容转变为促进多元化生产、缓解贫困和保护环境等内容,并提出建立多元化农业科技推体系的目标(农业科技发展纲要2001一2010年)。这一阶段对于农业技术采用的研究在前期成果的基础上不断的深化。比如:将机会成本、采纳风险、预期和信息等因素引入到农户技术采用模型之中 [29][30]。通过对农户技术支付意愿的研究,讨论市场规律化解技术供需矛盾的可行性 [31]。对技术主体间利益关联所产生的相互影响进行分析 [32]。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学者在借鉴国外研究前沿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尝试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比如,何德华(2009)在电子商务接受模型的基础上,对我国农民接受移动信息服务的行为进行了研究 [33]。张岳君(2006)对技术采用行为的不确定性约束和流动性约束进行了理论探讨,提出建立农业技术保险的设想[34]。王绪龙(2008)和邢美华(2009)研究了我国可持续农业技术推广和采用所存在的问题 [35][36]。李伊梅(2007)对农村社会网络与农户技术采用关系进行了分析 [37]。曹建民(2005)设计了一个针对水稻氮肥适地管理(简称SSNM)技术的农民参与式试验,并对农户的“技术互动”意愿进行了研究 [38]。

(二)国内农业技术采用研究方法

1.定性研究方法

定性方法可以分为两个大类,一类以心理学方法和案例分析法为主,研究者通过选择典型地区,与被研究主体进行实地访谈和参与式的生活,了解农民对某种新技术的看法,并由此总结归纳出内在的心理和行为规律。例如:李伊梅 (2007)运用发展研究方法,选择湖南省高水村的30个农户进行了社区网络中技术采用行为的案例研究[37]。另一类是通过构建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农户技术选择模型,从理论上对影响农户采用行为的因素做出定性结论的方法 [39]。比如,黄季(1994)在生产函数中加入技术决策转换变量构造了一个受技术采用预期影响的投入产出模型 [27]。也有学者将此模型进行改进,比如引入信息变量、风险变量、机会成本、政策变量等,来分析在特定约束条件下农户的技术采用过程 [26][40]。此类模型不考虑时序因素,属于静态模型的范畴。但是技术的采用和扩散往往是动态过程,所以还需要对模型进动态化转换,普遍的做法是在函数中引入经验变量,假设由自己或观察他人所积累的经验能够提高生产函数的产出水平并改变价格的预期水平,由上一期的决策影响下一期的决策,形成技术采用的周期波动。林毅夫构建的技术采用有价证券模型就是一个动态模型[17]。对于多主体技术采用决策分析,现有研究主要运用博弈的方法。方伟(2005)在探讨农户技术跟风行为时,运用贝特兰德函数解释技术后采用者的成本收益,并通过古诺双寡头垄断模型分析不同主体间的决策均衡[41]。韩青(2005)则运用“囚徒困境”理论分析了激励机制在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选择中所起的作用[42]。2.定量研究方法

定量研究的方法可以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方法是利用年鉴数据对技术采用的时间和空间规律进行分析的方法,主要包括技术采用率和技术效率的研究。技术采用率是指某项技术在一定区域内的采用比例,它可以反映农户对待技术的态度和采用技术的过程规律。比如,王崇桃(2006)以县域数据为基础建立回归模型,证明了我国地膜玉米技术的采用率呈“S”型曲线分布的规律,并测算了采用率的峰值和时间跨度[43]。技术效率分析是指从投入产出角度衡量生产单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运用技术达到最大产出的能力。技术效率分析可以分为参数法和非参数法两种。参数法通过估计前沿生产函数中的未知参数,求解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值。比如,曹慧(2006)和李谷成(2007)分别运用该方法对江西省和湖北省农户家庭生产的技术效率进行了测算。非参数法是参数法的一种改进模型,最典型的是包络分析法,该方法所给出的前沿生产函数具有投入和产出结构的最佳性[44][45]。涂俊(2006)采用DEA-Tobit两步法对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农业创新系统效率进行了比较,分析了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46]。

微观方法是利用调研数据,建立模型找出影响农户技术采用的因素及影响强度的一类方法。运用最广泛的是二元选择模型,即probit、logit模型以及tobit模型,这类方法可以有效地分析影响技术采用与否以及采用比例的因素。但也有学者尝试采用其他的方法研究农户的行为,如邢美华(2009)用多元选择模型中的排序选择模型对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来判断特征因素对技术采用的影响[36],何德华(2009)运用心理学方法――Davis技术接受模型(TAM)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农户技术需求的心理感知特征[33],方兰(2006)采用GAMS方法建立了一个空间水资源模型,通过对模型的优化寻求项目区最优的水资源配置、管理和个体农户对灌溉技术的选择[47]。

三、国内外研究的比较和结论

纵观国内外农业技术采用的研究,可以看出,国外的研究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过程后,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体系,在方法和理论上都已趋于成熟。从研究的趋势来看大体呈现如下特征,即从宏观研究向微观研究转向;从静态研究向动态研究转向;从传统技术研究向可持续技术研究转向;从过程研究向结果研究转向;从个体研究向组织和系统研究转向。这些转变体现了在信息化、全球化、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研究者对于农业技术采用领域新的共识,也是农户技术需求的新反馈,为未来农业技术创新、推广、采用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我国关于农业技术采用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虽然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在许多方面还落后于国际同行。从研究视角上看,国内研究多数仍停留在对个体农民行为的静态分析上,针对不同主体间的互动行为,以及农户在组织和集体中技术采用行为的研究比较鲜见;更缺乏对农民进行长期的跟踪研究和连续时间演变视角下的行为研究。从研究内容上来看,国内的研究过于集中在个别方面,如农民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重复率较高,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框架;对国外理论和方法的推介较多,原创性的研究较少;特别是具有实用性、操作性的研究成果还比较缺乏。从研究的方法上来看,国内的学者多数还停留在利用简单的统计方法、线性方法、Logit和Probit模型上, 而国外的研究已经开始运用期限分析、SPM模型、实物期权投资模型、博弈模型等更为复杂的分析方法。对于调查对象和方法的选择,国外学者偏向于通过案例和试验的模式来考察一项技术从推广设计到采用行为,再到技术影响后果的整个过程研究;而国内的方法还主要以一次性调研所形成的事后分析为主,案例式的过程研究才刚刚起步。

综上所述,农业技术采用研究从20世纪初诞生以来,在经历了多学科分散研究、体系趋同、领域拓展,研究者反思与自我批评之后逐渐形成了完善的体系。并在近十几年内出现了研究转向的趋势。相对国外而言,国内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快。在农村集体经济时代,温饱是头等大事,因此良种的试验和引进是放在第一位的,而关于技术采用的研究则是以生产队为基本单位,以集体经验和群众性农业试验研究为重点。改革开放以后,农民成为独立的决策主体,对技术需求出现多层次,多样化的特点,而关于农户个人技术采用行为的研究也逐步受到重视。研究者在借鉴国外经验,结合具体国情的基础上,进行了诸多领域的探索,在农户特征、动机、意愿以及行为影响因素等方面获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就目前而言,国内研究与国际水平间在研究视角、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三个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些差距还有待在进一步的研究探索中缩小。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农业科技园区技术创新的空间扩散及其地理模式研究”资助项目(40871068)。

注 释:

① 罗杰斯将这一过程命名为“创新―决策”过程,是指生产者根据自己所掌握的各种知识和信息对生产中可供应用的所有技术作出的选择和决定的过程,包括认知阶段、说服阶段、决策阶段、实施阶段和确认阶段。现有文献较多用“adoption”一词,翻译为技术采用。

②黄宗智认为在土地资源稀缺的条件下,中国农村的人口增长和分家制度使大规模农场难以形成。

③五级农技推广组织体制是指以乡镇农技站为纽带的国家、省、地、县、乡五级农技推广组织体制。

④速水、拉坦假设认为农户所拥有或可获得要素的稀缺程度是其选择和采用新技术的动力。比如:在劳动稀缺、土地充裕的经济中,农民寻求的是能够在节约劳动力的新技术;在劳动充裕、土地稀缺的经济中,农民试图通过采用新技术以提高土地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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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满明俊 (1983―), 男,辽宁大连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人文地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