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监督管理的内容十篇

时间:2023-07-02 10:16:15

保险监督管理的内容

保险监督管理的内容篇1

(一)我国的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法律监管缺乏完善的法律法规

作为支持在我国现阶段中,在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方面,缺乏专门性的法律法规作为制度保障,并且与其相关的法律文件一般都是在各个部门或单位的规章以及文件中标明的,也就是说并没有建立自身规范的法律框架。虽然在现阶段中一些法律法规对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做出一定的规范,比如说《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以及《信托法》等,但是这些法律并不能全面的对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进行规范,也不能完全适用于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的管理,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容易存在一些漏洞或者模糊的地方,对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的法律保障力度不够。

(二)我国尚未建立健全完善的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法律监管体系

要想保证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的规范性以及合理性,那么其法律监管体系必须全面的包含法律监督、专门监督、内部监督、社会监督以及行政监督等,从而形成一整套完善的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监管体系。但是在我国现阶段中,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法律监管体系中仅仅包含行政监管,专门监督、内部监督等监督方式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贯彻落实,并且在行政监管中也同样存在着许多的弊端。

(三)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法律监管制度不够完善

从总体上来讲,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法律监督制度应该包含市场准入、资产独立、收益担保以及投资限制等对方面的监管内容,对各个环节的内容都要制定相应的法律制度进行有效的法律监管,但是在我国现阶段的法律法规中,只针对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的投资渠道进行了相应的法律监管,而忽略了对其他内容进行监管的重要性。除此之外,在对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方面,我国对其投资方式的规定相对来说比较严格,在进行投资的过程中容易出现投资渠道狭窄以及投资渠道少的现象。再加上缺乏完善的法律监管制度作为支持,所以最终导致了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的保值增值目的并不能得到充分的实现。

二、如何提高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的法律监管

(一)建立以及完善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的信息披露制度

对于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而言,在对其实际的运营过程进行外部监督的过程中,相关的单位应该与部监督体系实现紧密的结合,比如说审计师事务所以及资产评估公司等,从而保证外部监督部门对养老保险基金投资中各种信息进行准确的掌握,实现外部监督部门对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的合理监督。在这一过程中,要加大对养老保险基金的审计力度,在平时的工作中相关单位要定期或者不定期的对养老保险基金进行检查,从而及时发现并解决一些资金不合理的现象,进一步强化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的监督和管理。随着信息技术发展的越来越完善,媒体的社会监督作用也逐渐的在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监督管理中显现出来,通过媒体部门对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的信息进行披露能够有效的促进外部监督部门对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的监督。

(二)建立健全完善的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监管法律体系

为了有效的保证养老保险基金的规范化运营,我们必须建立健全完善的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监管法律体系。在这一阶段中,由于我国的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起步比较晚,相对来说还处在一个逐步探索的阶段,所以对于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的监管应该保证其规范性以及全面性。在构建完善的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监管法律体系时应该以政府行政监管为核心,基金公司以及其他机构等的监管体系都应该与之相配合,从而形成一套完善的监管法律体系。与此同时,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监管法律体系在构建之后还要得到充分的贯彻落实,明确各个监管部门在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中应承担的监管职责,从而保证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监管的有效性,实现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的规范化,为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以及增值奠定坚实的保障。

三、结语

保险监督管理的内容篇2

第二条、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社会保险基金收入户、社会保险基金支出户、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以及其他与社会保险基金有关的帐户收支和结余情况的监督,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执行。

本办法所称社会保险基金包括养老保险基金、医疗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和生育保险基金。

第三条、劳动保障部主管全国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工作。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社会保险基金监督的机构(以下简称监督机构)具体实施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工作。

第四条、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应遵循客观、公正、合法、效率的原则。

第五条、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包括以下内容:

(一)贯彻执行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的情况;

(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及决算;

(三)社会保险基金征收、支出及结余情况;

(四)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的其他事项。

第六条、监督机构及其监督人员在履行职责时,享有下列权利:

(一)要求被监督单位提供或报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或财务收支计划、预算执行情况、决算、财务报告,以及其他与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有关的资料;

(二)查阅被监督单位与社会保险基金有关的会计凭证、会计帐薄、会计报表,以及其他与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有关的资料;

(三)就监督事项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进行调查,并取得有关证明材料;

(四)对被监督单位隐匿、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帐簿、会计报表以及其他与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有关的资料的行为予以纠正或制止;

(五)对被监督单位转移、隐匿社会保险基金资产的行为予以纠正或制止;

(六)对被监督单位违反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法律、法规的其他行为予以纠正或制止。

第七条、监督机构及其监督人员在履行职责时,应当忠于职守、秉公执法、清正廉洁、保守秘密。

第八条、监督机构实施监督时,应当由两名以上监督人员共同进行。

第九条、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方式包括现场监督和非现场监督。监督机构应当制定年度监督计划。年度监督计划要明确现场监督的地区或单位的比例,并抄送同级财政、审计部门。

现场监督是指监督机构对被监督单位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情况实施的实地检查。现场监督分为定期监督、不定期监督和按《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工作管理办法》的规定受理的举报案件查处。

非现场监督是指监督机构对被监督单位报送的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有关数据资料进行的检查、分析。非现场监督分为常规监督和专项监督。常规监督通过被监督单位按监督机构的要求定期报送有关数据进行;专项监督通过被监督单位按监督机构的要求报送专项数据进行。在非现场监督过程中发现被监督单位存在严重违法违纪问题的,应实施现场监督。

第十条、监督机构实施现场监督,依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根据年度监督计划和工作需要确定监督项目及监督内容,制定监督方案,并在实施监督3日前通知被监督单位;

(二)检查被监督单位社会保险基金会计凭证、会计帐簿、会计报表、统计报表,查阅与监督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检查现金、实物、有价证券,向被监督单位和有关个人调查取证,听取被监督单位有关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情况的汇报;

(三)根据检查结果,写出监督报告,并送被监督单位征求意见。被监督单位应当在接到监督报告10日内提出书面意见。逾期未提出书面意见的,视同无异议。

第十一条、监督机构实施非现场监督,依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根据监督计划及工作需要,确定非现场监督目的及监督内容,提出定期报送数据或专项报送数据的范围、格式、报送方式及时限,通知被监督单位;

(二)审核被监督单位报送的数据,对不符合要求的数据,应要求被监督单位补报或重新报送;

(三)分析被监督单位报送的数据,评估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状况及存在的问题,写出监督报告。

第十二条、对现场监督或非现场监督中存在问题并需要改进的被监督单位,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监督处理意见。

第十三条、监督机构对被监督单位执行监督处理意见的情况,有权进行检查。

第十四条、被监督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监督机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由监督机构建议被监督单位行政主管部门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拒绝、阻挠监督人员进行监督的;

(二)拒绝、拖延提供与监督事项有关资料的;

(三)隐匿、伪造、变造、毁弃会计凭证、会计帐簿、会计报表以及其他与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有关资料的;

(四)转移、隐匿社会保险基金资产的。

第十五条、被监督单位报复陷害监督人员的,由被监督单位行政主管部门对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保险监督管理的内容篇3

行政监督应从以下几方面得到加强。一是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监督和指导。通过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监督检查,要分析存在问题的原因及发出整改意见书,督促和指导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完善内部控制制度,规范基金内部管理。二是信息网络监督。在“金保工程”信息网建成后,及时围绕加强和改进基金监管方式,建立新的基金风险控制和防范机制为目标,在市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设立社保基金监管工作平台,初步实现了对社保基金的财务监管。三是基金的预决算管理工作。社会保障基金预、决算工作是社会保险基金监督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真实反映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计划落实情况和社保基金使用情况的重要标尺。它实现了数据一致,提高了数据质量,为查找问题、分析问题提供了有效手段,为科学决策提供了有力依据。四是建立联系制度。定期、不定期组织召开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基金监管工作调度会,掌握经办机构在管理上的难点和需要尽快解决的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和规范管理的可行措施,使基金管理更加规范。五是行政基金监督方式要从内部监管向政策制度监管转变。从实践来看,没有明确的政策和规范的制度,具体的职能部门是无法履行监督职能,难以开展监管工作的。只有以制度来规范监督行为,才是最根本、最可靠的办法。因此,行政监督部门就担负着国家、省、市出台的各项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方面的法津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贯彻和落实工作。

结合政务公开工作,建立举报制度。一是开通电话、信箱、网络投诉渠道等措施,为群众参与监督提供方便。二是对社会保险缴费基数、职工退休审批、职工特殊医疗门诊审批、职工工伤鉴定等实行公示制度,让广大参保职工参与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工作,对企业、职工及社保工作人员起到有效制约作用,规范了社会保险行为,拓宽了监督的信息渠道。

内部监督是基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加强内部审计和监督检查,社会保险经办的内部控制制度是基金监管的关键环节。需建立一整套运作规范化、管理科学化、稽核检查制度化、考评标准化的内部监督机制,通过建立和实施内部监督机制来完善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体系。

保险监督管理的内容篇4

(一)地方政府监管责任的越位

政府职能的越位是指政府部门超越了本部门的职权范围,管了别的部门该管的事情,也就是“越权”,通俗地讲,就是“不该管的也去管”。对于社会保险基金而言,地方政府监管责任的越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地方政府对社会保险基金实行多头管理,降低了管理效率;另一方面是政府的过度干预影响基金的运营效率。政府实行多头监管,造成责任不清,埋下了隐患。一是政府对社保基金的行政监管几乎形成垄断,市场监管及社会监督根本起不到实质的作用,降低了监管效率,滋生诸多消极问题;二是若单纯依靠政府实行行政监管,不引入社会监管的力量,忽视百姓的意见,可能会降低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度,以致发生退保现象等连锁反应。

(二)政府监管责任的错位

政府职能的错位是指政府内部发生的职能混乱与交叉现象,过多干预或直接插手不属于本部门的事情,即“该管的不会管”。在纵向上,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能错位;在横向上,主要是各级政府部门职能之间的错位。我国对社会保险基金监管的体系是一个分散的监管模式,包括劳动保障部门的行政监督、财政监督、审计监督、内部控制、法律监督及社会监督六个层面。在实际监管中,出现了不同职能部门的职能交叉和混乱现象,尤其是对于地方政府各部门,责任认定不明确,混乱管理,该管的不会管,不该管的却过多干预,不利于社会保险基金各环节工作的开展。

(三)地方政府责任的缺位

政府职能的缺位是指政府部门未能认真履行自己的责任,没有管理好属于本部门的事务,也就是“失权”,即“该管的不去管”。地方政府监管责任的缺位主要体现在基金监管法律的不完善上。由于我国社会保障起步较晚,社会保障立法也相对较晚,《社会保险法》作为我国社保领域的基本大法直到2011年7月1日才正式实施。社会保险基金监管方面法律的不完善直接影响各地方基金监管的规范化。虽然有些地方政府出台了一些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办法,但是这都是一些规范性文化,法律层次较低,且规定内容缺乏针对性,实际操作的过程中遇到问题往往找不到相应的法律依据,理论与实际对不上。

二、完善地方政府对社会保险基金监管责任的措施

(一)加强收、管、用、督四个环节

确保社保基金监管到位社会保险基金的运行包括收、管、用、督四个环节,它们是一体化的过程,密不可分,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由此,政府作为基金监管的责任主体,必须抓好每一个环节。如保定市政府非常注重对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将其视为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基本重点来抓,并为此专门召开了市长办公会,提出了明确的规定和要求,强调要在收、管、用、督四个环节上狠下功夫。具体内容如下:一是“收”环节,即提高群众的思想认识,扩大覆盖面,进一步加强宣传发动工作,搞好制度建设,多管齐下来提高参保水平,确保基金应收尽收;二是“管”环节,在基金收支管理上,一方面严格依法管理,创新管理方法,运用科学手段,提高使用效率,尽可能杜绝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三是“用”环节,在基金的使用管理上,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政策等使用社会保险基金,制定使用社保基金的流程,严格按流程执行,从源头上控制违规现象的发生;四是“督”环节,就是要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创新监管办法,使用科学的监督手段,完善监管体系,使行政监管、财政监管、审计监管和社会监督充分结合,发挥它们最大的作用,提高管理效率,确保不出任何问题。

(二)遵循责任划分合理规范的原则

对政府责任的界定,既要从大的几方面给予把握,同时也要有较细致和具体的规定保证责任的履行,从而使政府责任的履行具有较强的可行性。若要做到合理规范地划分责任,就必须同时解决政府在社会保险基金监管中的责任缺位、越位和错位的现象。在此基础上,必须对地方政府在监管责任上的缺位给予补充、越位给予退减、错位给予归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对策和建议。其中包括:明确阐述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范围,合理划分政府和其他组织、政府内部各相关部门之间的责权。只有做到责任明晰,才能防止政出多门、职责混乱等弊病的发生,各部门各司其责地监督管理社会保险基金。

(三)地方政府应加快推进基金监管的法制化、规范化

进程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制度化与规范化,是提高政府对社会保险基金监管效率的重要因素。国家应尽快制定《社会保障法》,严格界定各项规定,保证社会保障各项工作有法可依。地方政府应在国家法律的大框架下,结合本地社会保险基金的基本情况,研究制定适合当地地情的社保基金监管规章制度,使得《社会保险法》中有关社保基金监管的原则进一步地方化、具体化。地方政府要加快制定基金监管的规范性文件———社保经办机构内部控制办法、社保基金投资运营办法等,进一步明晰政府在社会保险基金监管中的责任,尤其是强化地方政府的责任。

(四)加强基金监管的内部管理

从本质上改进工作,提高效率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快,社保基金监管管理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社保基金累积的不断增加,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使得社保基金监管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也越来越多。政府不仅要为社会保险基金监管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更要注重自身发展———加强基金监管的内部建设。政府只有加强内部管理,才能从本质上提高监管效率。首先,政府须强化内部管理意识。要积极转变监管观念,群策群力,合力协作,协调多方关系,保证沟通渠道顺畅,共同完成对社保基金的监督。其次,政府应优化内部控制。要继续优化政府内部管理,加强“内控制度”的实施,内部控制监督模式要坚持职位与责任相分离的原则。通过内控制度,各监督机构加强自身管理能力和监督能力。此外,还要提升社保基金监督管理的科学化技术水平,促进内部管理,提高效率。

(五)构建多元的监督体系

保险监督管理的内容篇5

董事会是商业银行风险治理的核心,负责在战略层面上对风险管理过程进行监督,主要专注于治理结构的合理、战略的制定与督导、高级管理层的风险履职以及风险沟通的充分透明。高级管理层负责在风险战略的框架下,在战术层面上确定并实现风险目标,其专注重点更集中于风险目标、风险分析以及风险技术。

风险治理理念的提出

董事会归位成为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真正主体,是风险治理理念提出的制度背景。以往,国内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事实主体是高级管理层。公司治理以及银行业务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将风险管理上升到商业银行战略层面;巴塞尔资本协议与银监会相关风险管理指引也明确指出董事会承担各类风险的最终责任。这一切都促使商业银行董事会充分履职,从公司治理的高度管理风险,确保风险管理机制的有效发挥和风险策略的贯彻执行。

商业银行进入全面风险管理阶段后,管理内容大为丰富,这是风险治理理念提出的现实需求。全面风险管理要求商业银行构建全球的风险管理体系、全面的风险管理范围、全程的风险管理过程、全新的风险管理方法和全员的风险管理文化,而传统以高级管理层为中心的风险管理框架,在组织架构、管理半径和管理纵深方面都无法涵盖如此丰富的内容。风险治理理念将风险管理的架构延伸至董事会,明确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的职责边界,形成由战略决策到战术执行再到执行监督的统一风险管理链条,是治理层面满足全面风险管理需要的必然选择。

商业银行业务创新的需求和经营风险的本质是风险治理理念提出的根本动力。当代银行的业务与产品创新飞速发展,要求风险管理高效率地贯穿所有相关部门、专业和领域。但实践中,风险管理与业务发展部门的权限往往比肩平行,按风险管理职能划分的条块式管理体制在部门协调、信息交流路径上存有障碍,致使风险管理成本提高,效率降低。风险治理的理念坐实董事会在风险管理、监督与协调方面的责任,在更高的层面上统筹风险管理,切实推动商业银行业务的创新与发展。

商业银行风险治理框架

商业银行风险治理框架由风险治理结构、风险容忍度、风险监督机制、风险沟通机制和风险文化五方面构成。

风险治理结构

风险治理结构是实现高效率风险治理的基础和保障,指商业银行“三会一层”在风险管理事务方面的职责定位与组织架构安排,其中尤以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为主。

董事会风险治理职责。董事会风险治理职责分为风险战略决策、风险执行力督导以及风险文化建设等三方面。

在风险战略决策方面,董事会审定风险管理战略,设定风险管理的总体目标、风险偏好和风险容忍度,明确风险管理优先顺序和内控机制,审核重大关联交易,做出风险管理的重要决策。

在风险执行力督导方面,董事会对高级管理层的风险战略执行情况和风险管理能力进行考核、评估和监督,审议批准内外部审计部门提交的评估报告并监督落实整改,确保银行风险管理和业务经营处于董事会的风险战略框架之内。

在风险文化建设方面,董事会推动并督导高级管理层将风险理念整合纳入业务发展策略,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激励与考核机制,持续监测银行的风险文化建设,培养全员风险管理意识。

高级管理层风险治理职责。银行高级管理层风险治理职责具体分为风险战略执行、风险管理和风险报告等三方面。

在风险战略执行方面,高级管理层遵照董事会批准的风险战略和重大风险决策,建设全面风险管理的组织架构,制定具体明确、操作性强的执行措施,在全行组织落实。

在风险管理方面,高级管理层制定风险政策和程序,对风险进行识别、评估、度量、缓释和监控,对管理信息系统的实施和变更情况进行监控,保障其适时性、准确性和可用性。

在风险报告方面,高级管理层一方面将董事会的风险战略、重大决策准确及时地传达到全行执行;另一方面通过制度性安排,帮助董事会全面了解银行所处的风险环境与风险状况,以使董事会能更好地履行风险决策职能。

风险治理的组织架构。商业银行风险治理的组织架构因行而异,总的原则是符合自身公司治理的特点,保障风险战略的执行力和风险管理职能的独立性,满足风险治理专业化、高效化和常态化的要求,实现业务发展与风险控制之间的平衡。

风险治理的组织架构有不同的模式,但也有一般的原则。首先,董事会下应设置专门的风险管理委员会;其次,董事会中应包括兼具学术背景和实践经验的风险管理专家;第三,高级管理层的风险管理团队应与业务部门保持一定的独立性;第四,风险治理组织架构中的各个机构应明确各自职责,确保彼此间有效协作与沟通;最后,风险治理结构要满足三层次的监督与制衡,即由董事会实施的监督、各业务领域直接的条线监督,以及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合规部门和审计部门的监督。

国内商业银行董事会主要通过下设的风险管理委员会处理风险事务,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与关联交易管理委员会也从不同角度涉及到风险管理工作。此外,工行、中行、建行、交行等银行在高级管理层层面设立首席风险官,旨在加强董事会风险战略与决策的执行能力。

风险容忍度

风险容忍度指商业银行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在战略目标实现过程中对风险的可接受程度,一般反映在银行的风险战略和风险政策中,体现为业务增长、并购、市场拓展等经营活动中可以接受的风险和回报的平衡点或者风险调整后的资本回报率,是决定商业银行总体风险水平、资本水平和所承受风险种类的重要因素。在风险治理框架中,商业银行高级管理层制定风险容忍度,交由董事会审核批准。

商业银行董事会在其风险战略中明确定义风险容忍度,清晰表达银行所愿意承担的风险水平,相当于为银行高级管理层的经营活动划定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高压线”,同时也有利于监管部门及外部利益相关者更好地了解银行的整体风险态度。

银行高级管理层根据风险容忍度制定具体的风险目标或者风险限额,作为在执行银行战略活动中所承担的风险阀值水平和损失容忍度。例如,对于董事会不能容忍不道德的商业行为或安全事件,高级管理层则为之采取零容忍策略。

风险沟通机制

风险沟通贯穿于整个风险管理过程,其外延不仅包括董事会与高级管理层之间的沟通,也包括高级管理层与业务职能部门之间、银行与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之间,尤其是银行与监管部门之间的沟通。

在商业银行风险治理框架中,董事会通过建立沟通机制,规定高级管理层向董事会进行风险报告的内容、频度和方式,明确风险信息的收集、处理和传递程序,促进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之间进行及时有效的信息沟通。

风险沟通的目的是使风险信息在合适的时间传达到合适的人,沟通的有效性直接影响到银行处理风险的水平。董事会应建立沟通渠道,在制度的保障下及时获取充分信息以评价高级管理层的工作绩效,通过与高级管理层和内部审计人员定期会谈,监控风险管理目标的实施情况,进行相应的风险决策,有效评估及妥善处理风险隐患。

风险报告制度是风险管理的重要一环,应从银行战略的高度明确报告准则和报告制度。报告准则侧重于报告质量,报告制度关系到报告能否及时地传达到合适的部门,尤其是能否及时上升到高级管理层和董事会层面。风险报告的质量取决于风险报告部门与其目标读者之间良好的沟通与理解,其主要衡量标准包括:准确指出银行整体的风险敞口;突出风险之间的相关性;为不同的读者有针对性地提供报告;信息提供的及时性;有效识别潜在的机会与风险。

风险监督机制

为保障风险治理的有效实施,董事会建立监督机制,明确风险相关专门委员会及内部审计机构在内部监督中的职责权限,规范内部监督的程序、方法和要求。

风险监督的目标是找出风险或潜在的隐患,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将风险控制在风险容忍度范围内,分为日常监督和专项监督。日常监督是指董事会对高级管理层实施风险战略情况进行持续的监督检查;专项监督是指在银行发展战略、组织结构、风险管理政策、流程等发生较大变化或风险时,对风险管理某些方面有针对性进行的监督检查。

商业银行董事会结合内部监督情况,定期对高级管理层风险管理有效性进行评估。评估的方式、范围、程序和频率,由董事会根据业务调整、经营环境变化、业务发展状况、实际风险水平等因素确定。

风险文化

风险文化是风险决策时贯穿于整个银行的价值和行为系统,体现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四种形式。商业银行经营风险的特性决定了其风险管理必须体现为全员的行为,即在追求银行业务目标时,每个银行员工都应该具有风险管理的意识和自觉性,对风险及合规要求有充分的理解。

在风险治理框架下,商业银行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有责任和义务打造重视风险的全行文化基调,在业务发展目标和风险容忍度之间建立平衡机制,通过风险培训和激励措施使每个员工都理解银行的风险文化及风险容忍度,从而确保风险战略、风险政策和风险管理程序得到有效执行与实施。

风险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董事会的意愿与偏好。建设良好的风险文化,商业银行董事会一方面要具有风险管理专业知识和经验,另一方面要将风险管理文化与企业战略目标集合起来,监督执行。

风险文化贯穿并体现于银行风险管理的所有环节,对于保证银行“做正确的事”而不是做“可以做的事”至关重要。在良好的风险管理文化中,高级管理层把风险管理作为一种本能,自觉将风险文化要素纳入风险政策的考虑范围,持续提升全员风险文化意识,确保各项风险管理措施得到充分执行。

关于加强国内商业银行风险治理的思考

历经多年建设,国内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在建章立制、机构设置、职责定位等基础层面上已经取得很大成绩。风险治理作为公司治理的一个侧面,无论在风险治理结构,还是在风险容忍度、风险信息沟通与监督机制、风险文化建设等方面,基本实现了同国际领先银行先进实践的“形似”。距离“神似”的差距主要有两点。一是风险治理建设的主动性不够,各银行均按照《公司法》和有关监管规章照本宣科,不同的银行在风险架构设置、职责定位、制度建设等方面大同小异,缺乏根据自身风险治理需要而进行的主动创新。二是风险治理的执行效果有待加强。尽管各行在公司章程和治理文件中,对于各项风险治理要素都有清晰周密的制度规定,但大多还停留在纸上富贵,执行效果大打折扣。

风险治理的法则固然重要,但真正区分领先与落后的要素还是在于执行。加强国内商业银行风险治理的关键,在于根据各行自身特点和治理需求,围绕加强风险战略决策执行力这一中心思想,对董事会风险治理各要素进行主动大胆地突破与创新。

强化董事会风险管理的专业水平,解决董事会内部风险决策的主体与效率问题。首先,考虑在董事会层面设立常设的首席风险官,作为董事会风险决策的代表,承担董事会日常风险管理的具体职责。首席风险官对董事会负责,对银行风险提供独立观点和验证意见,与高级管理层保持相对独立,是充分发挥其风险管理职责的关键。

其次,加强对董事会风险决策的专业支持力度,提高风险治理的效率。一种做法是在现行的独立董事和专业委员会制度之外,补充成立由银行内部与外部风险管理专家共同组成的风险决策顾问组,为董事会做出的每一项风险决策提供独立的专业意见,对高级管理层的风险执行工作进行评估。另一种做法是丰富现行董事会办事机构的功能,由办事机构转型为参谋本部,突出其专业色彩,对董事会的风险决策提供技术支持和帮助。

第三,加强董事会与监事会、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与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和关联交易管理委员会等其他风险相关委员会之间的分工协作,在董事会层面实现风险决策、督导及风险文化建设的统一管理,确保其风险管理职能既不相互重叠,也不留下空白和死角。

在风险战略中主动规定风险容忍度,在风险政策中细化落实,并定期进行评估与督导。尽管现行监管政策没有硬性要求,但风险容忍度是商业银行董事会履行风险管理职责的起点,也是高级管理层执行风险战略的操作底线,进而也是商业银行风险治理有效与否的判断标准,商业银行应主动设定。

实践中,风险容忍度由商业银行高级管理层基于对发展战略、风险状况及自身风险管理能力的认识制定,并报董事会审核批准。董事会应在获得足够的专业支持的情况下,审核风险容忍度的合理性和可行性。风险容忍度一经纳入银行整体风险战略,高级管理层即应将其细化、分解和落实,接受董事会的定期评估与督导。

提高风险信息质量,助力董事会风险决策。风险信息质量是董事会风险决策的重要依据。国内商业银行董事会收到的风险信息以常规报告为主,内容的可读性与针对性不强,不能满足风险治理的需要。

提高风险信息质量,发挥风险报告在董事会风险决策中的作用,需要从以下方面入手加以改进。

丰富风险信息内容。董事会不仅应获得银行内部的常规报告,还要能够获取银行外部影响风险的信息,帮助其全面认知银行所处的风险环境。

强化风险信息加工。董事会不仅需要原始的风险信息,还要有经过提炼与整理、客观反映风险状况的独立分析。高级管理层有必要对收集到的各种信息进行合理筛选、核对与整理,帮助董事会更好地理解银行风险状况和风险管理工作。

拓宽风险信息的来源途径。既要有常规的报告路径,也要对非常规风险信息获取途径做出规定;对银行风险状况,既要有来自高级管理层报告,必要时也需要有来自独立第三方的报告以资对照。

明确董事会风险督导的内容和手段。董事会应每年向高级管理层风险管理指导意见,传达董事会的风险战略及风险容忍度,要求高级管理层据此制订执行层面的风险政策,并通过定期的风险整体评估检查其完成进度与质量。

董事会应坚持主动督导与接收定期风险报告相结合,通过常态化调研与专题调研发现问题,对高级管理层落实董事会风险战略的情况进行监督指导。

董事会与高级管理层之间还应建立常规交流的平台,通过工作会议、文件流转、列席彼此会议等形式,围绕风险战略的理解与执行进行充分的讨论与交流。当外部风险环境发生变化时,董事会也应对风险战略及时做出相应的微调。

打造特色风险文化,提升自身价值。风险文化是商业银行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在物质、制度、精神和行为层面上都自发体现出表里如一、标准统一的风险文化,才能使风险文化成为商业银行的品牌和竞争力,提升公司价值。

风险文化应主动培养,公开宣示。商业银行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应充分认识到风险文化对于风险治理的重要性,主动规划、培养本行的风险文化,根据实践经验加以总结和提炼,并在公司章程和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使风险文化成为银行内部、投资者、监管部门等利益相关者共同认同的基础。

风险文化应具有特色,打破“高大全”的条条框框。国内商业银行已开始通过打造特色业务差异化经营,风险文化也应相应地有所反映。例如,对于重点发展领域,可在总体可控、机制保障的前提下,董事会可适度放宽风险容忍度,变压缩风险的单一目标为有意识地经营风险,形成业务发展与风险把控在风险治理层面的有机平衡。

保险监督管理的内容篇6

【关键词】监控;内部监督;设计缺陷

内部监督作为内部控制的基本要素之一,对于内部控制的有效运行,以及内部控制的不断完善起着重要的作用。美国COSO委员会的《内部控制框架》和《企业风险管理框架》中均规定监控为其构成要素。监控这一概念实际与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中作为内部控制基本要素之一的内部监督的概念是一致的。

一、《内部控制框架》中的监控

根据《内部控制框架》使用的监控的概念,是指对内部控制在一定时期内的运行质量进行评估的过程。监控是通过持续监控活动、个别评价或两者的结合实现对内部控制运行进行监控。通过持续监控和个别评价的结合,能够保证内部控制体系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其有效性。

(一)持续监控活动

持续监控活动发生在经营活动过程之中,内含于企业管理活动之中,它包括日常管理和监控活动,以及员工在履行其职责时所采用的其他行动。持续监控活动嵌入企业日常的重复的经营活动之中,对企业经营活动实施实时的监控,能够动态地应对环境的变化。持续监控活动涉及内部控制各个要素的主要方面。持续监控活动通常能够及时发现问题,相对于个别评价更为有效。

(二)个别评价

个别评价是从某一角度对内部控制进行测评,它直接关注内部控制的系统有效性。个别评价的范围和频率主要取决于风险评估和持续监控程序的有效性,对于应对优先考虑的风险的内部控制和对降低风险最为重要的内部控制,一般应当经常地进行评价。在企业主要战略或管理层发生变更、进行重大的收购或处置,或者经营或财务信息处理方法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一般需要对整个内部控制系统进行评价,此时应当关注企业所有重要活动有关的每一内部控制构成要素,其评价范围应当根据所需要实现的内部控制目标来确定。

个别评价通常采用自我评价形式,即由负责某一业务或职能的人员负责对其活动的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评价,也可以聘请注册会计师等中介机构进行内部控制的个别评价。企业内部审计机构通常将对内部控制进行评价作为其常规性的职责,或根据企业董事会等上级机构的要求进行内部控制的评价。

《内部控制框架》要求进行内部控制评价时,评价者应当了解企业各项经营活动以及所针对的内部控制的每个构成要素,掌握内部控制体系实际运行情况,并分析内部控制体系的设计和运行测试的结果。此外,《内部控制框架》还要求对评价过程进行合理的记录,并强调对内部控制体系有效性进行评价时,应当考虑编制和保存内部控制相关记录的情况,为有效性评价提供支持。

(三)报告缺陷

对内部控制进行监控所发现的问题应当向上报告,其中严重的问题应当及时上报企业管理层和董事会。《内部控制框架》将内部控制体系中值得注意的一种状态定义为缺陷,明确了报告缺陷的内容,要求不仅要报告特定的交易或事项,更需要报告重新评价可能发生错误的内部控制。

二、《企业风险管理框架》中的监控

与《内部控制框架》中的监控概念相同,监控作为企业风险管理的要素之一,在企业风险管理中通过持续的监控活动、个别评价以及两者的结合,对风险管理构成要素的存在和运行进行评估。

持续监控活动存在于企业管理活动过程之中,它实时地、动态地应对企业变化的情况,并植根于企业之中。持续监控活动一般由经营管理人员或职能部门的管理人员实施。

个别评价是用于对企业风险管理的有效性提供合理保证而进行的评估活动。持续监控活动有效性越高,则越不需要个别评价。个别评价范围和频率,由管理当局根据本企业的情况作出决定,它取决于企业风险的重大性以及风险应对和管理风险过程中相关内部控制的重要性。当企业的主要战略或管理当局发生变更、进行收购或外置、经济或政治情况发生变化,以及经营或信息处理方法变更时,则需要对企业风险管理进行全面评价。进行全面评价时,应当着眼于风险管理在战略制订以及相关重大活动中的应用。企业风险管理中,个别评价有关的评价主体、评价过程和方法等内容与《内部控制框架》的内容基本相同。

关于缺陷报告,《企业风险管理框架》将缺陷定义为企业风险管理中值得注意的一种情况,它表示一个发现的、潜在的或实际的缺点,或者一个强化企业风险管理以提高企业目标实现可能性的机会。企业风险管理缺陷的信息主要来源于企业风险管理本身,来源于对企业风险管理的个别评价,此外还来源于企业外部。报告的内容包括所有已经识别的影响企业制定和执行战略,以及设定和实现其目标的企业风险管理缺陷;所识别的提高企业实现目标可能性的机会等。报告的渠道既包括向直接的上级报告,也包括越级报告。

三、《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中的内部监督

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中作为内部控制构成要素之一的内部监督,实际上等同于上述监控概念。企业在设计内部控制制度时,由于当时认识的局限或者考虑不周等原因,设计出的内部控制不可能完美无缺;在内部控制实际运行过程中,由于实际情况发生变化、或由于员工对内部控制制度理解上的差异,也可能使内部控制不能很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导致内部控制实际运行中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此需要对内部控制运行情况实施必要的监督检查,发现其不足和问题乃至于缺陷,从而完善内部控制,提高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因此,内部监督是保证内部控制体系有效运行和逐步完善的重要措施。

根据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在建立和实施内部控制过程中,应当根据以下要求,结合自身经营活动的特点和实际情况,开展内部控制的内部监督:

(一)建立内部监督制度

内部监督制度是企业指导进行内部监督的规范,也是企业开展内部控制内部监督的依据。企业应当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等的要求,制定内部控制监督制度。在内部监督制度中,应当明确内部审计机构等类似其他监督机构的职责,明确内部审计机构与和其他内部机构之间的关系,明确开展内部监督的程序、方法和要求等。

(二)开展日常监督和专项监督

根据《基本规范》,内部监督包括日常监督和专项监督。日常监督是指企业对建立与实施内部控制的情况进行常规、持续的监督检查,它实际上就是持续监控活动。日常监督应当与企业日常的经营活动相结合,整合于企业的经营活动过程之中,与日常经营活动结合起来进行;对于发现的内部控制缺陷,应当及时向有关方面报告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对存在的问题予以纠正。

专项监督是指在企业发展战略、组织结构、经营活动、业务流程、关键岗位员工等发生较大调整或变化的情况下,对内部控制的某一方面或者某些方面进行的有针对性的监督检查,大致与个别评价的概念相当。企业应当定期拟定内部控制专项监督计划,确定当期专项监督的内容和对象。对于专项监督的范围和频率,企业应当根据风险评估结果以及日常监督的有效性等予以确定。对于用于控制风险评价结果确认为具有重要性的风险的内部控制以及关键业务的内部控制,应当优先对其进行专项监督。对于专项监督中发现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要及时向有关方面报告,提出完善内部控制的意见和建议,并监督对内部控制进行完善。

(三)制定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并对内部控制缺陷进行认定和报告

企业在对内部控制进行内部监督发现内部控制缺陷时,需要对内部控制的缺陷进行认定和报告。为此,企业应当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本企业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另外,在对内部控制进行内部监督的过程中,根据确定的标准对内部监督所发现的内部控制缺陷进行认定,分析缺陷的性质和产生的原因,提出整改方案,采取适当的形式及时向董事会、监事会或者经理层报告。企业还应当跟踪内部控制缺陷整改情况,并就内部监督中发现的重大缺陷,追究相关责任单位或者责任人的责任。内部控制缺陷包括设计缺陷和运行缺陷。所谓设计缺陷,是指缺少为实现控制目标所必需的控制,或现存内部控制设计不适当、即使正常运行也难以实现控制目标而形成的内部控制缺陷,即建立的内部控制不能充分实现内部控制目标而形成的内部控制缺陷。所谓运行缺陷,是指现存设计完好的控制没有按设计意图运行,或执行者没有获得必要授权或缺乏胜任能力以有效实施控制而产生的内部控制缺陷,即内部控制不能按照建立阶段的意图运行,或运行中错误很多,或实施内部控制的人员不能正确理解内部控制的内容和目标等而产生的内部控制缺陷。某一企业的内部控制体系虽然设计得很完善,但由于实施过程中的偏差,导致内部控制运行缺陷。内部控制的缺陷可以是单项的缺陷,也可以是多项组合的缺陷。

按照内部控制缺陷影响整体控制目标实现的严重程度,内部控制缺陷分为一般缺陷、重要缺陷和重大缺陷。重大缺陷是指一个或多个一般缺陷的组合,可能严重影响内部控制整体的有效性,进而导致企业无法及时防范或发现严重偏离整体控制目标的情形。重要缺陷是指一个或多个一般缺陷的组合,其严重程度低于重大缺陷,但导致企业无法及时防范或发现偏离整体控制目标的严重程度依然重大,须引起企业管理层关注。除重要缺陷和重大缺陷以外的其他缺陷,则为一般缺陷。

(四)开展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自我评价

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是对整个内部控制系统进行的评价活动,可以等同于个别评价。企业对内部控制活动进行日常监督和专项监督,前者结合各项业务活动分散进行内部监督,后者针对企业内部某一特定业务或某一特定领域或部门进行局部内部监督。由于企业内部控制体系是一个整体,内部控制体系的各组成部分相互配合发挥作用,因此还需要对企业内部控制整个系统整体进行评价,以论证其有效性。企业应当结合日常监督和专项监督情况,定期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自我评价,出具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内部控制自我评价的方式、范围、程序和频率,由企业根据经营业务调整、经营环境变化、业务发展状况、实际风险水平等自行确定。

保险监督管理的内容篇7

(一)制度层面的制约。

《中国人民银行会计核算监督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规定:“实施会计核算监督必须依据人民银行会计基本制度和会计财务、支付结算、国库、货币金银等相关业务的规章制度”、“会计核算监督工作接受上级行会计财务部门牵头支付结算、国库、货币金银等部门的业务指导”,这表明会计核算监督是会计核算过程的延续,应遵照会计核算部门的制度要求,以查错纠弊、堵塞漏洞为监督职能。相比较具体业务的会计核算规章制度,其监督规定是分散在多项文件中,制定的监督规程也较为宽泛,下发的制度也没有对业务风险点的识别等做出具体操作性的说明。实际运作中,由于上级行相关主管部门对下级行事后监督部门的业务指导渠道和指导方式不够明确,相应协调交流、组织培训等措施难以不到位;加之,监督体制形成纵向管理不顺畅,考核机制有所缺失,影响了会计核算监督职能的发挥。

(二)监督模式的制约。

按照《办法》规定,目前大多采取集中监督模式对所辖会计核算业务实施监督,要求是在核算业务发生后,对核算结果实施的复核和审验。从实际操作来看,由于会计资料为隔日传递,监督部门通常要在“T+1”或“T+2”工作内完成监督事项。即使会计集中核算业务使用计算机监督,也只在核算系统提交业务截止后,监督部门才能采集影像信息进行监督。受监督时滞的影响,事后监督的范围和内容大多局限于凭证要素规范性和账务处理的准确性等业务合规性方面,不能及时发现和纠正操作过程中的问题和偏差,风险防范的时效性难以保证。

(三)监督手段的制约。

《办法》要求,会计核算监督应采取人工监督和计算机监督相结合的手段。目前,除了会计集中核算业务监督采用人总行开发的事后监督系统进行监督外,国库、发行等会计核算业务仍采用人工监督方式。由于没有计算机监督程序的约束,缺乏校验手段,监督人员只是对会计凭证进行翻阅、审核操作,可能存在省略监督步骤或减少监督内容情况。这种局限于具体业务表层监督方式,履职成效会受监督人员水平、监督技能、职业操守的影响,带来监督质量差异。

(四)标准层面的制约。

会计核算监督在对相关业务进行审核、控制和检验操作中,如何规范履职、监督到哪一步等监督标准是体现监督效能的关键。由于现行事后监督的业务规章制度及管理办法缺乏系统的梳理以及必要的更新,未能形成客观独立的监督工作考核评价体系,缺少硬性质控指标,造成各地监督流程、监督方法、监督标准、风险点识别等不一致,会计核算风险评估和预警工作开展不平衡,影响了业务行为的规范性,制约了监督效能的提高。

二、基层央行实施标准化监督的积极作用

基层央行会计核算监督的“独立性、连续性、及时性、全面性、重点性”工作特点,决定其实施标准化管理的重要性。有了标准化,履职成效即使换了不同的人来操作,也不会出现太大的差异,对于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提升管理水平,促进自身发展等具有积极作用。

(一)有利于监督职能的发挥。

随着央行二代支付系统的建设、国库会计数据集中系统的推广应用,人民银行会计核算从理念、内容到账务处理流程都发生重大变化,事后监督是会计核算的延续,必须符合会计核算发展的要求,制定并建立与之相配套的标准化的规章制度和监督系统,以适应央行会计核算发展的需要。

(二)有利于监督效能的提升。

有了统一的监督依据,监督人员能够按照业务制度化要求规范操作,保证监督活动有序进行。通过标准化管理,及时发现和督促纠正核算差错和违规操作行为,进一步提升基层央行整体会计核算水平。

(三)有利于资金风险的防范。

标准化管理应明确风险点和防范措施,建立有效的风险预警、提示和评价机制,可方便监督人员直观、快捷地掌握监督方法,提高监督针对性和监督人员风险甄别、防范能力,能够促进核算部门不断完善会计管理和内部控制,发挥会计核算监督在基层央行风险防范体系中的作用。

三、加强会计核算监督标准化管理的建议

(一)制定监督制度,确立工作准则。

完善监督依据是事后监督标准化管理的保证,需要从较高层面同步进行监督业务规程的整合、设计。根据会计核算部门新业务的出台或变动,统一完善监督工作制度、规程、质量考核指标等,不仅要对监督职责、监督内容和方式、监督工作程序、监督工作管理等方面进行规范,还要扎口梳理核算业务风险点,明确风险识别标志与等级,在监督要点、差错分类、处理办法等方面进行明确,形成基层行监督工作准则,做到监督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实现监督工作制度化、专业化和规范化,促进监督人员行为规范、履职到位。

(二)改进监督手段,优化监督模式。

完善会计核算监督系统功能是监督标准化管理的支撑,通过科学、完备的技术手段提高监督效能。一方面,要加快投入计算机监督系统建设,应用电子化监督方式,以配备辅助软件和后台终端的实时识别功能为监督模式,对账务处理、资金汇划、参数变更、核算进程等重要数据信息进行比对、跟踪,以解决人工监督方式监督不到位的问题。另一方面,走出单纯合规性监督的局限,通过监督系统增加会计核算风险识别、提示和控制功能,做到风险等级自动归类,风险预警智能检索,打造风险性监督新模式,实现向实时监督、重点监督、风险监督的转型,真正发挥事后监督堵塞漏洞、防范风险的作用。

(三)统一监督标准,提升监督效能。

设置必要的监督指标是事后监督标准化管理的前提和基础。基层央行要依据相关指引的要求,制定较为清晰的岗位职责;按照业务类型细化监督方法、操作流程、关联要素、限时指标、监督步骤等,从操作层面明确具体监督要求,确保监督工作正常、有序、高效、协调、规范运作。在此基础上,还要以制度对照为导向,对不同业务部门特定风险和个体风险进行赋值量化,确定不同的分析预警级别,制定核算风险的识别、分析和应对措施。依据监督结果建立监督数据信息资料库,运用风险控制指标进行监控、分析和预警,实现监督标准化管理的延伸与拓展,促进核算质量不断提高。

(四)构建“大会计”机制,拓展监督领域。

保险监督管理的内容篇8

关键词:社会保险基金;监管机制;社会监督

一、我国社保基金监管的概述

(一)概念界定

1. 社会保险基金

社会保险基金是为暂时失去工作机会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劳动者提供基本生活,由社会保险机构根据国家有关法律建立起来的一种专款专用的社会后备基金。社保基金主要分为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五类,其来源一般包括国家财政补贴、劳动者个人缴费和企业缴纳,有时加上基金的利息收入。

2. 社会保险基金监管

是指由国家行政监督机构、国家建立或指定的专门机构、利害管理人为保障社保基金安全和完整,依据国家相关法规和政策,对相关部门如参保单位、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及社保基金的运行实施监督与管理,以确保社保基金正常健康发展,保证基金运营的合法、真实、有效,最大程度地保障被保险人的合法利益。

(二)目前我国社保基金监管的成效

1. 社保基金监管法律法规逐步完善

1996年以来,国务院和劳动保障部、财政部先后制定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收支两条线暂行规定》《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社会保险基金财政专户管理暂行办法》等社保基金管理法律规定,分别从采取基金收支分开、加强社保基金财务管理、实行财政专户保证专款专用等方面为社保基金监管提供了法律依据;2011年实行的《社会保险法》对社保基金监管的主体和监管内容做出了具体的原则性规定,对监管工作的展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 社保基金监管途径初步确定

目前为止,我国已经建立了法律监管、行政监管、财政监管、内部控制、社会监督并存的社保基金监管体系并且形成了多部门,包括人社局、财政、税务、审计等众多部门在内协作机制,共同对社保基金进行监管。2013年相继颁布了《关于开展社会保险基金社会监督试点的意见》和《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工作要点》,加强了对社会监督的重视。社保基金监管体系的不断发展与完善保证了社会保险事业的健康发展,但由于时间与国情的局限性,社保基金监管体系还不够完善,存在诸如法律监管缺乏依据,行政监管独立性差,财政监管不力,内部控制技术支持不到位,社会监督无制度保障等问题阻碍着社会保险事业的进一步壮大。这一切都要求加快社会保险基金监管体系健全的进程,完善社保基金监管,使其更好地发挥其对基金的监管作用,保证基金的规范使用,造福人民与社会。

3. 各省市社会保险监督委员会相继成立

为了加强对社保经办机构的社会监督,保证社保基金收支、运营的健康发展,各省市逐步建立了社会保险监督委员会。社会保险监督委员会一般由政府领导担任主任,有关部门和企业代表及专家构成,其性质是一个议事协调机构。

4. 现场监督与非现场监督配合使用

为了实现对社保基金收支、基金运营和基金投资收益等情况的全面、动态监管,根据2001年颁布的《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规定,我国采取双管齐下的基金监管方式。一方面采用直接派遣工作人员到被监督单位,通过监管人员的常规检查、专项监督以及对基金挪用案件的现场监督方式,保证基金监管的真实与准确;另一方面利用报表以及社保基金监管的信息管理系统的非现场监督方式对有关机构的基金运行进行全方位的适时监管。

二、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存在的问题

(一)社保基金监管法律体系不健全

首先,法律体系不健全,立法层次低,目前我国社保基金监管方面只有国务院、人社局颁布的一些行政规章,没有更高层次的法律保障基金监管的有效实施,也没有专门的社保基金监管法,法律体系不健全。

其次,政策法规内容不完备,监管执行效果差。2011年颁布的《社会保险法》作为社会保险法律体系核心的部分,对社保基金监管工作仅做了原则性规定,对于监管工作的具体环节,没有明确的规定,实际监管工作中可操作性差。而其他有关社保基金监管的政策法规,大多简单笼统,社保基金监管的很多问题都没有涉及,导致我国法律监管一定程度上形同虚设。

第三,相关配套法律缺失。随着社会保险的发展,财政、审计等部门也参与社保基金管理,诸多部门和机构增加了基金监管的对象和内容。但是国家的立法并没有与社会保险发展的步伐保持一致,相关法律对监管主体以及众多有关部门的职权和违法处理等没有规定,基金监管部门、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之间没有明确的监督和被监督的主体划分,并且处罚权的缺乏也使得基金监管约束力差,严重影响基金监督管理工作的开展。

(二)社保基金监管主体模糊

目前我国各省市已经相继成立社会保险监督委员会,负责对社保基金的收支、运营等进行社会监督,但大部分省市的社会保险监督委员会没有设立具体的办事机构,也没有配置专职的负责人员,实际的监管工作没有很好的开展。同时,我国尚未成立独立的基金监管机构,地方政府、社保部门既负责基金监管,又负责基金运行,社保基金的监管与投资运营没有分离。同时,我国基金监管部门包括人社局、财政、税务、审计等众多部门,部门间没有具体的分工与职责划分,基金监管主体不明确,同时各部门颁布的政策不一,缺乏协调。再加上行政监管固有的垄断性和导致监管失灵,严重影响着行政监管的效率。

(三)社保基金预决算约束力薄弱

2010 年《试编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意见》指出在全国范围建立统一、规范的社保基金预算制度,2012年6月《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强调要健全社保基金预算管理制度。这些为完善我国社保基金预算管理制度提供了契机并指明了发展方向。但由于我国社保基金预算制度实行时间短,制度还不完善,存在预算编报范围有限、预算执行力不足等问题,基金预决算约束力薄弱。

财政支持力度不足。2013年中国财政支出近14万亿,其中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的有14417亿元,同比增长了14.6个点。这表明了国家加大了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支出,但是从财政支出结构的角度考察,社会保障支出仅占财政支出总额的9.4%的事实却告诉我们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支持力度依然严重不足。

(四)社保基金经办机构内部控制有待加强

社保经办机构的财务独立性与规范性差。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接受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的管理与监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缺乏自己独立的财务体系。加上社保经办机构对基金的使用不够规范,基金挪用、挤占现象严重,社保经办机构对基金使用的审核与复查工作还有待加强。

社保经办机构的工作效率与服务水平低。一提起社保部门,很多老百姓的评价就是速度太慢,态度太差。群众办事无头绪,在办事大厅浪费时间和精力,这点笔者通过暑假在合肥人社局的实习深有体会。

(五)社会监督作用发挥不充分

社会公众的监督权利无保障。社会公众对社保基金的监督基本上是建议与举报,而是否被重视和采纳完全取决于相关政府部门的态度。虽然现在网络发达,群众可以通过网络对社保基金的使用有个大致了解,并对违法行为予以揭露,但这种监督既没有法律效力也缺乏法律保护,是极其不稳定和没有保障的。

基金信息公开不到位,群众监督意识差。当前我国社保基金信息公开情况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信息公开不充分、不规范、不主动。我国社保基金管理以及经办机构作为基金管理的主要部门,拥有社保基金的所有信息的掌握权,但社保机构公开的信息却只是个人缴费情况,对基金收支、投资收益等关键信息公布甚少,这导致社会公众无法获取基金管理的实际信息,并且相关部门对基金管理公开的信息内容和真实程度都有待考究,社会监督缺乏准确信息作为依据。而且有些公众对自己拥有的监督权利无意识,对有关部门的公示信息的相关内容也不理解,阻碍了社会监督作用的有效发挥。

三、国外有关社保基金监管的经验及借鉴

(一)各国有关社保基金监管的经验

1. 智利的社保基金集中监管模式。智利成立了专门的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对社保基金实行集中监管。委员会主要负责养老金管理公司养老金管理的规则制定、监控养老基金的收支和运营及相关的投资活动等。智利社保基金监管主体的单一性有利于保证社保基金的完整。但成立专门监管机构和机构专业化程度的有限也造成了管理成本过高,达到缴费的20%的困境。

2. 美国的社保基金分散监管模式。美国实行多个部门对社保基金分散监管的模式,劳工部、国内税务局、养老金收益保险公司都是监督机构,这些部门分别负责全国就业人员福利的监管、征收工资税、各州的失业救济管理的监管、养老金基金监管,而社会保险基金托管委员会作为宏观的监管机构,全面负责社保基金监管,并主要对社保基金的财务进行监督。

3. 德国的民主自治社保基金监管模式。德国历来主张民主自治,德国的医疗、养老等各类社会保险机构均按照德国《社会法典》和相关法律的规定实行独立的自我管理,并且通过公开选举要求参保人和企业雇主共同参与决策。德国的养老金由专门的养老金保险机构管理,养老金不参与投资只用于养老。

(二)国外社保基金监管经验对于我国的启示

各国的监管做法各有特色,都有值得我国学习的地方。总结各国的做法,主要值得借鉴的做法有以下四点:

1. 完善的法律体系是社保基金监管的必要保障。为了保证基金监管能够切实执行,多数国家通过立法的形式来加强对社保基金的监管,将监管行为制度化和规范化。

2. 充分利用政府的现有管理部门是发挥专业监管的有效途径。美国实行的分散监管,根据各部门的特点赋予各部门以不同的监管内容与职责权限,能够有效的及时处理出现的问题、危机,充分发挥专业监管的优势。但分散监管带来的同时各部门间的监管协调与职权交叉的处理也是应该考虑的问题。

3. 专门的基金监管机构是社保基金监管独立性的重要保证。设立专门的社保基金监管委员会来独立行使社保基金监管权,可以有效避免基金监管流于形式。

4. 完备的信息披露制度是基金公开透明运营的首要前提。为了保证基金的透明运营,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完善的社保基金信息披露制度,定期向社会公布社保基金的收支情况、投资状况及其他财务数据等。

四、完善我国社保基金监管的对策

(一)健全社保基金监管法律体系

法律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改进与完善,社保基金监管法律也不例外。要根据我国宪法与社会保障体系的现状,并结合社会保险法的颁布与实施,修订和完善《社会保险基金财政专户管理暂行办法》《社会保险基金会计制度》等,实现对社保基金监管的法制化。

加强基金监管专项立法。要在结合我国社保基金发展的现实趋向的基础上,对现有的行政法规中有关社保基金监管方面的合理规定进行总结吸取,尽快出台《社会保险基金监管法》通过社保基金监管的专项法律明确相关部门和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规范基金征缴、支付、运营等行为,并对违法的行为处罚做出明确的规定。

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监管法律。各部门要根据自己的工作特点和职责制定适合自身的社保基金监管规定,明确基金监管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

(二)完善社保基金监管体制

要改革我国的社保基金监管体制,将社保基金的监管权与投资运营分离。具体的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即设立不同的机构分离现基金行政职能与管理职能,将社保基金的监管权交由人社局负责,而具体的事务由社保经办机构处理。同时要设立独立的监督机构如社保基金监督委员会来保障基金监管的客观、公正。

(三)建立健全领导干部问责制

社保基金问责制关系到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及社会保障制度的透明度和民主化程度。要明确社保基金监管管理事故认定的责任标准和追究程序,制定合理的处罚标准,严格约束领导干部的主体行为,对不依法管理基金、胡乱挤占挪用基金的相关责任人必定从严处罚,保证领导干部的清正廉洁。

(四)完善财政监管机制

完善社保基金预决算制度。扩大社保基金预算编报范围是社保基金发展的必然要求,要在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新农保和城镇居民医保七大社保基金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所有的社保基金都纳入预算,以便对社保基金进行全面监督。同时要严格规范社保基金预算执行,要求各级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制定相应的预算执行程序和违反处理规则并严格按照规定执行,加强社保基金预决算执行力度。

加强国家财政制度改革,一是积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国家财政一方面要在金额上增加对社会保险的补贴,另一方面也要整体支出结构中提高社会保险的支出比例,确保社保基金的数量和规模能够满足实际需要;二是专员办应成为财政监管的重要力量。

(五)优化社保经办机构组织结构

社保机构垂直化的官僚性组织结构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高效率、网络化、人性化社会保障服务的要求。要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在进行业务流程的再造,实行网络化的信息管理和提高以公众需求与满意度为导向的机构改革的基础上,发展扁平状的、网络化、人性化的新型社保经办机构组织形式,提高机构的效率和服务水平。

一是要采用“前后台”的服务集成模式,由前台直接面向公民承接服务请求和返回服务结果,后台则负责处理实际任务。

二是要积极推进信息化进程。要充分利用信息时代的网络资源为内部控制提供技术支持。

三是全面提高社保经办机构工作人员服务质量。

(六)充分运用社会监督的优势

根据《2013年关于开展社会保险基金社会监督试点的意见》和《2013年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工作要点》要求的进一步加强社会的直接监督的文件精神,通过多样化的社会监督途径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优势。

一是扩大公众参与权。社会保险决策过程和结果的公开,并且重大的社会保险改革方案和政策,都要广泛听取专家学者和社会各方面意见,可以有条件的开展社会听证会。

二是加强信息披露。现行有效的社会保险法规、制度、政策、标准、经办流程,应按政务公开要求在政府门户网站等载体予以公布,方便公众查询和监督。社会保险基金收入、支出、结余和收益情况,要按规定向社会披露,为公众监督提供信息渠道。

三是加强舆论监督。要注重发挥各种舆论工具的监督作用,畅通沟通渠道,如新闻媒体可利用自身优势,积极宣传社会保险政策法规,对发现的涉嫌社会保险基金违法违规问题,及时调查报道,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四是完善社会监督员的奖励政策。加大对社会监督员的奖励力度和采取多样化的奖励方式,吸引更多的社会专业人士,分析社会保险制度运行情况,发现基金管理漏洞,提出完善的专业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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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监督管理的内容篇9

关键词:商业保险公司;社会医疗保险;参与管理;立法

中图分类号:F8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2-0190-04

一、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社会医疗保险管理的性质

要想深入分析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社会医疗保险管理的现状并提出有关可行的建议,就必须区分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社会医疗保险管理行为的性质。

随着《社会保险法》颁布,我国已将原先法律中所规定的社会保险经办部门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所属的工作机构”改变为“提供社会保险服务”的机构。这表明,经办机构这一角色的扮演者已经不单单是行政单位,因此社会医疗保险的经办行为也不再是单纯的行政行为。

“经办机构”的性质变化是随着我国社会医疗保险的全面普及以及政府职能改革的大趋势,政府“垄断”管理的社会医疗保险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引入专业、可靠、高效的管理机构势在必行。商业保险公司作为商业保险市场的“主办方”,其自身所拥有的管理经验和科学的管理办法以及有效的市场竞争机制,是补充和改善社会医疗保险管理不足的“良方”。从经济学角度出发,商业保险公司的承保范围、赔付比率、支付方式等主要由市场决定和调节,且主要以盈利为目的,追求市场经济价值。但社会医疗保险是效率与公平的相结合的产物,它的自身特性要求盈利不可作为管理首要目标。由以上分析可见,这一管理的性质不可简单被归为行政性或商业性。在以往学者的观点中,笔者较为认可林森提出的管理是“公私合作性质”的这一观点(《社会保险法》2014年第8条: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社会保险服务,负责社会保险登记、个人权益记录、社会保险待遇支付等工作)。

基于公私合作性质,要求本文在法律问题探究过程中,不仅要注重社会保险法的相关原理,更要将商业保险法原理应用其中。

二、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社会医疗保险管理中的主要问题分析

2012年,我国全面实施“十二五”医改规划,力求大病医疗保险城乡全民覆盖。与基本医疗保险由政府主导的运作模式不同,此次改革中提出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由政府以招投标方式,向商业性保险机构购买相关服务,保险机构作为第三方负责具体运作。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社会保障与商业保险相结合是持续深化医改的重大创新。在此之前,我国的部分地区已经开始探索新的管理模式以缓解各地面临的压力,相继出现“湛江模式”“太仓模式”等适合局部大病医疗保险管理的模式,同时也开启了中国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社会医疗保险管理的历史先河。

将商业保险公司引入经办机构的范围内,就引发了一系列的新问题、新模式、新关系,同时也引起了法律主体、法律关系、法律责任的改变。又由于我国在改革过程中使用试点的方式推进改革,部分地区已经形成了“特色”的制度规范,但出现了制度规范的统筹层次低,法律文件形式内容不规范,文件主体杂乱等相关法律问题。下面本文将现实中的问题进行总结分为以下几类问题:

(一)制度规范层次低,缺乏法律依据

在国内,这几乎是一个新的领域的开发,因此相关的法律规定几乎也是空白。虽然《社会保险法》《保险法》以及《民法》中少量的法律规定可以适用,但这些法律规定往往针对性差。由于我国没有相关法律的规定导致各地区执行过程中出现标准差异大,出现权利寻租,导致管理监督管理不规范,最终伤害各方利。自2012年我国提出全面改革社会医疗保险,加快医疗保险的覆盖率与提高服务水平以来,我国各地相继开始试点实施。各地政府部门相继出台了相关规定,以规范改革中的相关程序问题,但大多数文件都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文件,相关规定来源基本来源于市、县以及政府部门所的“红头文件”。中央也仅以几个简单的概括相关改革指导意见,但很可惜,并未细化商业保险公司如何参与及如何退出,商业保险公司经办收费标准,以及具体相关流程问题。

文件内容的大而化之,这在一定程度上的确给地方的实际操作留下了一定的空间与余地,但在很大程度上也造成了地区统筹计划水平层次不齐,商业保险公司以及被保险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若这一管理想要长足地发展,就必须转变无法可依的局面。

(二)各主体间法律关系不明确

首先,主体间法律关系不清晰。此次大病改革与以往改革最大不同就在于,首次引入商业保险公司,商业保险公司作为新的主体进入社会医疗保险原有的法律关系中,使得原先单一法律关系变得复杂。由于缺乏相关的法律规定,基本法律关系在试点运行过程中始终是一个巨大的疑问,也是未来发展规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首要法律问题。随着改革的推进,2012国务院颁布《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的政策文件中已经明确规定出商业保险公司的基本承办模式,即我国采取较为灵活的合同方式规制双方责任。这就意味着,双方自由的空间较大,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导致合同各方责任不明确。笔者在本文一开始就探讨过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社会医疗保险的性质,即“公私合作”性质,这就意味着双方所签署的契约不是简单的民事合同。又由于社会医疗保险的特殊性、商业保险公司的市场性特征,以及基金管理等一系列特殊问题,简单的行政合同权利义务也无法将其囊括。因此,法律给出相关的特殊规定,以法律规范商业保险公司与相关部门之间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从而保障这一制度的长足发展。

(三)商业保险公司准入退出机制不明确

首先,什么样的商业保险公司能够成为合格的管理主体是商业保险公司经办社会医疗保险想要成功的一大关键,对商业保险公司自身的资质考察是尤为关键的。但是,由于我国并没有相关的文件和法律对其有一个合理的规定,使得各地对于商业保险公司的准入门槛不一,这使得很多规定的最终决定权变成了政治交易的目标,为权利滥用以及留下了空间。中央在《商业保险机构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经办服务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商业保险机构参与新农合经办服务应当具备的条件,虽然文件中有相关规定,但是,这份文件并没有明确量化规定给各级政府考察商业保险公司的资格提供依据,同时使得一些商业保险公司在竞争招标的过程中遇到困难,最终有很大概率使得相关招标工作不透明、不公正。

其次,商业保险公司的退出机制缺失。我国规定:“基金运作盈亏由商业保险公司承担。”基金一旦亏损,势必会影响到社会保险的管理质量,这时部分原先中标的商业保险公司就会在竞争中被淘汰,不得不退出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商业保险公司的退出如同公司解散或破产一样,是必须要有一定的标准考量标准和相关程序规定的。比如什么样的情况下商业保险公司应该退出?何时退出?退出后的相关工作又有哪些呢?退出后的责任如何分配?这些问题我国在现在的相关法律规定中都是空白,虽然我们遵从双方的相关合同约定,但是没有具体的法律依据,势必会造成市场的混乱,最终将伤害到各方的利益。

(四)经办管理费用机制缺失

公司的经营状况以及工作的主动性是管理效果好坏的关键,但从中国保监会的调查情况来看,各基金的经营状况不佳,都处于亏损状态。由于我国在过往几年中始终处于试点实施阶段,各商业保险公司与政府相关部门之间所达成的协议中关于管理费用的支付方式、支付标准各异。且由这几年的实践来看,各地区差异也较大,如陕西部分地区规定为运行基金总数的3%,但在浙江、江苏等发达地区管理费用可达到7%。同时,由于没有相关的规定约束,政府拖欠商业保险公司管理费用的情况时有发生,最终严重打击了商业保险公司的积极性,损害了商业保险公司的利益。

(五)监督、考核标准缺失

监督和考核能推动商业保险公司管理工作健康且长期运行。确定监管主体和监管标准、考核内容,以及量化考核标准是解决监督和考核核心。

从监督考核的主体上来看,社会医疗保险所牵扯的政府负责部门极为广泛,主要包括民政部门、社保部门、卫生部门、财政部门等,因此谁是监督检查和考评的主体部门呢?而商业保险公司原本的监督监察机构――中国保险监督委员会在此项工作中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监督角色呢?从监督内容上来看,必须分清哪些是主要的监督内容,以及对于商业保险公司哪些行为必须透明化,同时也必须注意保护商业保险运作的独立性以防行政的过度干预,导致最终商业保险的运作行政化的风险。从考核内容出发,我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哪些考核内容能真正反映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管理的实际状况。与此同时,我国现有考核内容的可操作性低,从以往的考核经验来看,各地考核标准往往是模糊的,人为因素的影响性比较大,可量化的考核标准少,因此很难正确地反映出相关管理的质量。

三、完善我国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社会医疗保险管理的立法建议

从法原学理上来看,法律是调节社会关系的手段之一,也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方法。相比较而言,无论是我国的政策,还是政府部门所的指导意见都没有体系性和系统性,甚至在某些时候会产生冲突。而完整的法律体系将避免各规定之间的冲突,它的稳定性也将为相关管理保驾护航。因此,建立一部较为完整的法律是十分有必要的,目前在我国若要建立相关法律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提高立法层次

现在处于我国全面开展相关管理工作的关键阶段,各方面的工作已经全面展开,全国各地急需有一个统一的法律规定为各地工作的推行提供依据与参考,提高立法层次势在必行,理由如下:

第一,商业保险公司的管理能否成功,不仅仅取决于经济因素,更重要的是政策的稳定性、协调性和规范力度。只有将政策法律化,才能真正地贯彻执行,为管理工作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第二,社会医疗保险的运行关系到公民的基本权利。管理的质量直接影响到公民基本权利行使的质量。商业保险公司的加入解决了管理的难题,进一步确保了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使,而立法的完善进一步确保了管理的良性运转。

因此,建立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是解决相关问题最为完美的结果。但是,一部法律的制定并非一蹴而就,从目前的实际状况出发,当前最为合适的立法等级为“行政法规”。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制定更高层次法律的条件尚不成熟。相关的管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法律关系,它包括资金筹集环节上的参保者、各级政府,以及监督机构和商业保险公司、医疗机构,同时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内容涉及面广泛。因此在全面推进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社会医疗保险的初期,需要较为具体的规定,而高层次法律往往是高度概括的,因此在指导实施过程中会出现一定的阻力。第二,出于司法资源的成本效益考虑。单独立法将浪费我国的现有司法资源,这方面的相关制度本质上是我国整个社会保险制度的一部分,因此不适合割裂开来单独立法。

(二)明确各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

就政府而言,这一制度的出现是一次政府职能转变的体现,政府与商业保险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此次转变中,政府已经作为一个“委托人”将整个社会医疗保险的运作委托给了商业保险公司,同时双方签订契约,这就意味着政府与商业保险公司之间是“委托关系”。同时,由于社会医疗保险自身的特殊性和政府本身的性质,政府也是一个“监督者”,从“操作者”到“委托人”和“监督者”的身份转变,要求政府的权利义务必然发生改变。从权利的角度来说,政府的基本权力包括:监督权、制定政策的权力、考核商业保险公司的权力等;主要基本义务包括:支付管理费用、协助保险公司收取保险费用、提供被保险人相关信息等。最关键的是,政府在行使自身监督权和考核权时,不应过度地干涉商业保险公司的工作,在行使自身权利与权力中严格依据相关法律法规。

就商业保险公司而言,社会医疗保险与商业保险公司自身运行健康保险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因此,商业保险公司不可一味地只追求商业利益。多个政策中指出,商业保险公司要“保本微利”,这一规则将有效地防止商业保险公司一味导致追求利益,虽然不可一味地追求利益,但是如果管理者从管理中无法获得应得利益,也将极大地打击保险公司参与的积极性。因此,“微利”的程度要有一个合适的比例,既要保证医疗保险的质量,又要提高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的积极性,同时商业保险公司也要保证自身运行的透明度。但是,商业保险公司毕竟是企业,这也就意味着在公开透明的过程中商业保险公司有保护自身商业秘密的权利。以上分析,商业保险公司的基本权利有:获得管理费用的权利、运行基金的权利、从基金中获取利益的权利、获取公民基本信息的权利、拥有商业秘密的权利等;主要义务:接受监督、公开账目、接受考核、自负盈亏、提供服务。

从权利义务中的内容中我们不难看出,商业保险公司与政府之间不是《民法》以上的合同关系,也不是《行政法》中的特许经营,这一法律关系应结合,权利义务内容重新定义。

(三)细化商业保险公司的准入标准和退出机制

我国商业保险公司的准入标准一直以来不是十分明确,商业保险公司的资质是决定商业保险公司所提供的管理服务的重要标准,所以严把入口十分重要。因此,在制定相关法律条文时,要避免“较强”“完善”等无法考量的词语出现。同时,中国市场上保险公司的数量大,而从现状来看对商业保险公司的最终考量权限已经发放至“市”。从对英国的准入规则的分析来看,对商业保险公司的考量应该收归更高层次的政府部门,这样有利于对商业保险公司更全面的考察,根据上级对商业保险公司的考察划定一定的范围再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从已经筛选出的保险公司中进行招标。这样的方式既能够遵从竞争机制,又可以避免各地由于利益关系而有指向性的制定标注。因此笔者认为,我国也可将首批的筛选权力归更高层次的政府,根据实际状况进行首批筛选,筛选出一定数量家保险公司,再由各地政府根据各地情况对这些商业保险公司进行招标。

就退出机制而言,我国改革还处于初期,这一问题还未凸显,但由于商业保险公司自负盈亏就意味着在后期运作中有商业保险公司无法胜任,面临着退出。在这一问题上最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前后衔接的问题,具体是指前一家商业保险公司和后一家保险公司的工作衔接问题。我国相关政策中要求保险公司的合同履行期限至少为三年,但下一轮的招标一定不可等到三年合同期结束后再进行,若前一家公司要退出管理,则需要提前一年通知保险公司,做好交接工作。

(四)建立健全商业保险公司的经办费用机制

为了更好地鼓励商业保险公司落实管理工作,政府应当向商业保险公司支付一定管理费用,这既是维持管理工作进行的保障,也激发了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的积极性。根据我国现实情况来看,经办费用主要面临区域差异大和政府拖延支付的问题。

第一,针对区域差异大的问题而言,各地区的商业保险公司的基金规模不同、管理成本不同,不宜应用绝对数额将各地区统一。因此,应该根据全国的平均水平进行计算以基金总额和参保人数作为参考,制定出合理的百分比区间,商业保险公的管理费用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在规定的百分比之间进行计算,同时为了贯彻中央的“保本微利”思想在保障管理工作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可对管理费用设定一定的上限。

第二,针对政府拖欠费用的问题而言,政府拖欠费用主要原因为政府相关款项并非转款专用,同时商业保险公司对政府部门相关工作流程的不熟悉,往往就会出现长时间审核不通过,拿不到相关费用的状况。因此,要确定统一的责任部门,由相关责任部门协助商业保险公司完成相关款项申请工作,减少不必要的流程,由政府部门内部相互协调,加快拨款的效率,同时各地必须建立专项款专用制度,保障管理资金充足。

(五)加强各方对商业保险公司工作的监督

商业保险公司的参与商会医疗保险管理必须透明,各方应加大对其工作的监督,减少工作中的灰色地带,促进商业保险公司的工作。

监督应有多种方法,第一,政府监督。政府作为社会保险的主导者,有权利对商业保险公司的相关工作进行监督,尤其是政府要制定相关的监督机制,使得监督工作有据可依[1]。同时定期的检查和突击的检查是必不可少的。第二,充分利用保监会对其进行监督。作为我国对专门的监察部门,保监会最为熟悉相关工作流程,因此,更应该充分履行自身的监管义务,加大对行商业保险公司的有效监督。第三,人民群众的监督。社会医疗保险关系到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必须向社会公开,接受大众的监督,确保人民的利益不受损害。

监督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监督管理要制度化,公开化,做到“三定期”,即定期审计、定期检查、定期公布,加强管理工作的透明度;第二,将关系到公民切身利益的信息实时公布;第三,加大法律处罚力度,对在管理工作过程中出现违规操作的公司以及个人进行处罚,严重的违规行为将禁止个人或企业参与管理工作。

(六)建立系统量化考核机制

对管理工作进行量化考核是确保制度可长期稳定发展的必要保障。将有效监督商业保险公司相关工作,同时督促其改正工作中的不足。但从我国现有的相关政策来看,考核商业保险公司的标准各地区层次不齐,同时考核标准模糊。因此,应该以法律形式量化相关考核标准。第一,要注意考核指标的系统性,做到科学分类,形成有机整体[2];第二,统一评估指标的含义、口径范围、计算方法、计算时间和空间范围,指标要与相应的财务指标、职能部门的统计指标相一致;第三,综合考量社会医疗保险主办单位和经办单位的利益关注点;第四,要注重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的可操作性,要在实际的评估工作中,充分利用现有的统计信息资源,以便于社会保障统计信息的组合、筛选和加工[3]。考核内容可以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经办业务的效率与效果目标考核、风险管控与可持续性目标考核、服务质量目标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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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监督管理的内容篇10

关键词:社会保险基金;监管;问题;对策

1 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存在的问题

1.1 社保基金监管法律体系不健全

首先,法律体系不健全,立法层次低,目前我国社保基金监管方面只有国务院、人社局颁布的一些行政规章,没有更高层次的法律保障基金监管的有效实施,也没有专门的社保基金监管法,法律体系不健全。其次,政策法规内容不完备,监管执行效果差。第三,相关配套法律缺失。随着社会保险的发展,财政、审计等部门也参与社保基金管理,诸多部门和机构增加了基金监管的对象和内容。但是国家的立法并没有与社会保险发展的步伐保持一致,相关法律对监管主体以及众多有关部门的职权和违法处理等没有规定,基金监管部门、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之间没有明确的监督和被监督的主体划分,并且处罚权的缺乏也使得基金监管约束力差,严重影响基金监督管理工作的开展。

1.2 社保基金监管主体模糊

目前我国各省市已经相继成立社会保险监督委员会,负责对社保基金的收支、运营等进行社会监督,但大部分省市的社会保险监督委员会没有设立具体的办事机构,也没有配置专职的负责人员,实际的监管工作没有很好的开展。同时,我国尚未成立独立的基金监管机构,地方政府、社保部门既负责基金监管,又负责基金运行,社保基金的监管与投资运营没有分离。同时,我国基金监管部门包括人社局、财政、税务、审计等众多部门,部门间没有具体的分工与职责划分,基金监管主体不明确,同时各部门颁布的政策不一,缺乏协调。再加上行政监管固有的垄断性和导致监管失灵,严重影响着行政监管的效率。

1.3 社会监督作用发挥不充分

社会公众的监督权利无保障。社会公众对社保基金的监督基本上是建议与举报,而是否被重视和采纳完全取决于相关政府部门的态度。虽然现在网络发达,群众可以通过网络对社保基金的使用有个大致了解,并对违法行为予以揭露,但这种监督既没有法律效力也缺乏法律保护,是极其不稳定和没有保障的。

2 国外有关社保基金监管的经验及借鉴

2.1 美国的社保基金分散监管模式。美国实行多个部门对社保基金分散监管的模式,劳工部、国内税务局、养老金收益保险公司都是监督机构,这些部门分别负责全国就业人员福利的监管、征收工资税、各州的失业救济管理的监管、养老金基金监管,而社会保险基金托管委员会作为宏观的监管机构,全面负责社保基金监管,并主要对社保基金的财务进行监督。

2.2 德国的民主自治社保基金监管模式。德国历来主张民主自治,德国的医疗、养老等各类社会保险机构均按照德国《社会法典》和相关法律的规定实行独立的自我管理,并且通过公开选举要求参保人和企业雇主共同参与决策。德国的养老金由专门的养老金保险机构管理,养老金不参与投资只用于养老。

2.3 国外社保基金监管经验对于我国的启示

各国的监管做法各有特色,都有值得我国学习的地方。总结各国的做法,主要值得借b的做法有以下四点:

2.3.1 完善的法律体系是社保基金监管的必要保障。为了保证基金监管能够切实执行,多数国家通过立法的形式来加强对社保基金的监管,将监管行为制度化和规范化。

2.3.2 充分利用政府的现有管理部门是发挥专业监管的有效途径。美国实行的分散监管,根据各部门的特点赋予各部门以不同的监管内容与职责权限,能够有效的及时处理出现的问题、危机,充分发挥专业监管的优势。但分散监管带来的同时,各部门间的监管协调与职权交叉的处理也是应该考虑的问题。

2.3.3 专门的基金监管机构是社保基金监管独立性的重要保证。设立专门的社保基金监管委员会来独立行使社保基金监管权,可以有效避免基金监管流于形式。

2.3.4 完备的信息披露制度是基金公开透明运营的首要前提。为了保证基金的透明运营,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完善的社保基金信息披露制度,定期向社会公布社保基金的收支情况、投资状况及其他财务数据等。

3 完善我国社保基金监管的对策

3.1 健全社保基金监管法律体系

加强基金监管专项立法。要在结合我国社保基金发展的现实趋向的基础上,对现有的行政法规中有关社保基金监管方面的合理规定进行总结吸取,通过社保基金监管的专项法律明确相关部门和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规范基金征缴、支付、运营等行为,并对违法的行为处罚做出明确的规定。

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监管法律。各部门要根据自己的工作特点和职责制定适合自身的社保基金监管规定,明确基金监管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

3.2 完善财政监管机制

完善社保基金预决算制度。扩大社保基金预算编报范围是社保基金发展的必然要求,要在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新农保和城镇居民医保七大社保基金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所有的社保基金都纳入预算,以便对社保基金进行全面监督。同时要严格规范社保基金预算执行,要求各级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制定相应的预算执行程序和违反处理规则并严格按照规定执行,加强社保基金预决算执行力度。

3.3 充分运用社会监督的优势

一是扩大公众参与权。社会保险决策过程和结果的公开,并且重大的社会保险改革方案和政策,都要广泛听取专家学者和社会各方面意见,可以有条件的开展社会听证会。

二是加强信息披露。现行有效的社会保险法规、制度、政策、标准、经办流程,应按政务公开要求在政府门户网站等载体予以公布,方便公众查询和监督。社会保险基金收入、支出、结余和收益情况,要按规定向社会披露,为公众监督提供信息渠道。

三是加强舆论监督。要注重发挥各种舆论工具的监督作用,畅通沟通渠道,如新闻媒体可利用自身优势,积极宣传社会保险政策法规,对发现的涉嫌社会保险基金违法违规问题,及时调查报道,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四是完善社会监督员的奖励政策。加大对社会监督员的奖励力度和采取多样化的奖励方式,吸引更多的社会专业人士,分析社会保险制度运行情况,发现基金管理漏洞,提出完善的专业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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