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公司诉讼案件管理十篇

保险公司诉讼案件管理篇1

[关键词]国际航空货运，代位追偿，承运人责任，平行诉讼，境外追偿

一、案情简介

2003年1月”日，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托运人或被保险人)通过北京康捷空货运有限公司(下称康捷空)深圳分公司和美国华盛顿国际速递公司(ExpeditorsInternationalofWssldngton，Inc.下称华盛顿速递)，承运一批通讯设备，自深圳经香港运抵澳门，然后由华盛顿速递代表托运人租赁一架IL—763414型飞机，将货物从澳门空运至东帝汶的包考(Baucau，EastTimor)。康捷空深圳公司签发了航空运单，运单抬头为欧亚航空货物运输公司(Eum-AsiaAviationAirCargoTrasportation，下称欧亚航空)，另外托运人与美国华盛顿速递签订了一份货物运输租赁协议。

2003年1月31日，东帝汶当地时间16时承运飞机在包考市附近撞山坠毁，机上六名人员全部遇难，上述承运的货物全部毁损。该批货物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下称保险公司)处投保了货物运输保险，保险公司聘请香港一家公估公司对货物损失进行了公估，并于2003年12月16日向被保险人支付了保险赔款135.3万美元，被保险人向保险公司出具了权益转让书。保险公司向康捷空及其深圳分公司和华盛顿速递要求赔偿货物损失，均遭到拒绝。

2004年10月20日，保险公司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对康捷空及其深圳分公司提起代位求偿权诉讼，要求二被告赔偿原告货运损失612140美元。2005年1月28日，保险公司委托美国律师在美国纽约南部地区联邦法院，以被保险人及本公司名义对华盛顿速递提讼，要求被告赔偿货物损失135.3万美元及利息。由于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国内法院直到2005年5月9日才进行第一次开庭，7月26日进行第二次开庭，对案件实体问题进行审理。美国法院于2005年3月10日进行初步审理。

二、诉辨双方的观点和案件处理结果

保险公司在国内案件中诉称，被保险人按被告要求填写了空运货物托运书，被告以自己的名义签发了航空货运单，因此被告是承运人。根据《华沙公约》规定的承运人责任限制，按照每公斤20美元计算，被告应赔偿612140美元。保险公司在开庭前提交了《投标邀请书》、《投标书》、《商务报价单》、运费发票，以证明康捷空深圳分公司是货物承运人。被告康捷空深圳分公司在第一次开庭时辩称：首先，保险公司已经在美国就同一事实提讼，为防止原告不当得利，国内诉讼应中止审理；其次，康捷空是货运人而不是货物承运人，不应承担货损赔偿责任；再次，康捷空与华盛顿速递属于同一集团。在第二次开庭时，康捷空提交了澳大利亚交通安全部对本次事故所作的《空难事故报告》(《AirSafetyOccurrenceReport》)，认为本次事故是机组人员严重过失造成的，依据《华沙公约》规定，承运人可以完全免责。

保险公司在美国案件申诉称，被告未能按照其与被保险人签订的包租协议的规定，将货物运送至目的地，原告享有《华沙公约》和有关修订文件规定的以及判例法确定的有关权利和救济，被告应赔偿全部损失。被告华盛顿国际速递辨称：根据“不方便法院原则”和28U.S.C.§2406规定，应驳回本案诉讼；中国法院已经先受理了一个当事人和案件事实都相同的案件，美国法院应该驳回原告提起的诉讼，或将案件移送至一个更合适、更方便的法院审理；根据相关国际公约，被告享有责任限制权利。美国法院法官认为，虽然两起案件的被告不同，但是涉及同样的证据，从提高司法效率角度看，应放在一起审理，因此要求原告限期将国内被告追加为美国案件的当事人或更正诉讼请求。

在国内案件开庭以后，两个案件的被告都主动提出和解，经过多轮磋商，2005年8月初最终达成和解协议：由美国被告赔偿保险公司43万美元，保险公司撤销美国和国内的两个诉讼。

三、本案评析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国际货物运输保险代位求偿案件，保险公司采取了少见的跨国平行诉讼的追偿策略，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中美两国分属不同法系，两国法院对于案件程序和实体问题所采取的处理方式非常值得探究。

(一)跨国迫偿的诉讼策略

本案保险公司之所以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成功拿到赔款，与其采取的追偿及诉讼策略密不可分，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1.积极调查取证，锁定承运人身份

国际航空货物运输中承运及关系较为复杂，保险公司在行使代位求偿权时，首先必须分清谁是承运人。本案牵涉货物运输的共有三家公司：康捷空是在中国北京注册的公司，深圳分公司是它的分支机构，是航空运单的签发人，它们主张自己是人；华盛顿速递是在美国纽约注册的公司，从被保险人提供的货物运输租赁协议来看，该公司代表被保险人租赁飞机安排货物运输，但是协议没有该公司签章，航空运单表面上与其不存在直接联系，该公司也主张自己是货运人；欧亚航空是在老挝注册的一家单机公司，事故发生后其偿付能力可能成为问题，且老挝的法律和司法制度不太为外国人所熟悉，追偿工作无从下手。由于不能拿出有力的证据证明承运人身份，保险公司初期的非诉追偿工作处处碰壁，一度陷入困境。在重新与被保险人反复沟通以后，保险公司终于成功地搜集到《投标邀请书》、《投标书》、《商务报价单》、运费发票等证据，基本上可以证明康捷空深圳分公司就是货物承运人。保险公司决定首先在国内提讼，将追偿重点放在康捷空身上。在诉讼时效快要届满的最后几天内，保险公司又在美国对华盛顿速递提讼。

2.正确选择诉讼策略，规避漫长而又复杂的跨国诉讼程序

跨国诉讼追偿必须考虑到送达和判决执行问题，否则很可能陷入一场前途渺茫的马拉松式的诉讼。按照1965年生效的《海牙送达公约》，向外国被告送达的程序相当复杂，很多案件经过多年还没完成初次送达程序。判决以后，境外执行在目前的国际司法协助环境下也是一个几乎难以解决的难题。本案的诉讼策略有几种选择：第一种是以康捷空、华盛顿速递和欧亚航空为共同被告，在国内或美国和第三国提讼，优点是可以将相关当事人一网打尽，不会遗漏真正的责任人，胜诉把握较大；缺点是无法逾越涉外送达和执行障碍，很难在短时间内对被告形成诉讼压力。第二种选择是单独或同时就单一被告在被告所在国提起国内诉讼，优点是国内诉讼程序简单、时间短、诉讼结果可预测性强；缺点是一事多诉浪费诉讼成本，并有可能形成平行诉讼，而一事一诉又会错过诉讼时效，放跑真正的责任人。在综合平衡各方面因素后，保险公司决定采取第二种方式，确立以国内诉讼为主、境外诉讼为辅、以诉促和的追偿方案。事实证明该方案是非常成功的，境内外法院都在较短的时间内进行了多次开庭，使得案件事实得以水落石出，责任人无处遁形，最终促成和解。

(二)国际航空运输承运人责任归责原则和责任限制

由于对国际航空运输承运人责任制度的理解以及掌握的证据不同，保险公司在国内外两个诉讼中提出的赔偿金额相差巨大，而国内外两个被告的抗辩主张和举证策略也是大相径庭，由此可以看出，了解和掌握国际航空运输承运人责任制度的相关法律规定和国际公约对追偿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随着航空科学技术水平以及承运人防范航空风险能力的不断提高，承运人责任制度经历了归责原则从宽到严、责任限额从低到高的发展历程。现行国际航空运输承运人责任制度是通过1929年制定的《华沙公约》及其后多次修订所形成的华沙体系确立的，1999年在华沙公约体系的基础上制定了《蒙特利尔公约》，该公约于2003年11月4日生效。我国于1975年加入《华沙公约》及《海牙议定书》，《蒙特利尔公约》于2005年7月31日对我国生效。

承运人责任归责原则从最初的过错责任逐步过渡到严格责任，最终发展到双梯度归责原则。《华沙公约》及《海牙议定书》确定的是推定过错归责原则，即除非承运人能够证明存在法定的免责事由，否则，它就必须承担赔偿责任。1929年《华沙公约》第17条规定：“因发生在航空运输期间的事故，造成托运的行李或者货物毁灭、遗失或损坏的，承运人应当承担责任”。第20条和第21条规定，承运人如能证明存在下列三种情况，则可以不承担责任：一、承运人或其受雇人为了避免损失的发生，已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或者不可能采取此种措施的；--、损失的发生是由于领航上、航空器的操作上或导航上的过失；三、损失是由于受害人的过错造成或促成的。1955年《海牙议定书》删除了第20条关于航行过失免责的规定。《蒙特利尔公约》实行严格责任制度，该公约第18条第1项规定：“对于因货物毁灭、遗失或损坏而产生的损失，只要造成损失的事件是在航空运输期间发生的，承运人就应当承担责任”，《华沙公约》及海牙议定书规定的法定免责事由在《蒙特利尔公约》不复存在。对于旅客运输，《蒙特利尔公约》实行双梯度归责原则，即10万美元以下实行严格责任、10万美元以上实行过错责任。

承运人责任限额在旅客运输方面变化最大，从最初的1万美元、2万美元，到7.5万美元，再到10万美元，最终到双梯度无限额。货物运输责任限额则一直变化不大，《华沙公约》规定承运人对于货物的赔偿责任以每公斤250法郎(约20美元)为限，《蒙特利尔公约》规定以每公斤17特别提款权(约22.5美元)为限。虽然措词稍有不同，但是《华沙公约》及《海牙议定书》和《蒙特利尔公约》均规定：如果损失是由于承运人、受雇人或人故意或明知可能造成损失而轻率的作为或不作为，承运人不得享受责任限制。如果托运人向承运人声明货物价值并加缴附加费，承运人必须按照声明的价值或承运人可以证明的货物实际价值赔偿，也不能享受责任限制。

我国和美国都是《华沙公约》及海牙议定书的会员国，本案航空事故发生时《蒙特利尔公约》还没有生效，我国也尚未批准加入该公约，航空货运单约定适用《华沙公约》及承运人责任限制。保险公司在提起国内诉讼时，是按照《华沙公约》规定的责任限制计算诉讼请求金额的。在提起美国诉讼时，保险公司根据最新掌握的《空难事故报告》，认为机组人员存在重大过失，承运人不能享受责任限制，于是按照全部损失和保险赔偿金提出索赔金额。华盛顿速递主张享有责任限制权利，而康捷空在国内诉讼中援引《空难事故报告》进行了免责抗辩，该公司没有注意到海牙议定书已经删除了《华沙公约》关于航行过失免责的条款，其错误的抗辩主张和举证不当反而为保险公司打破承运人责任限制，进一步追加诉讼请求提供了依据。当然，如果原告要成功打破责任限制，还需在证明机组人员的航行过失构成“明知可能造成损失而轻率的作为或不作为”方面作进一步努力。

(三)中外保险代位求偿诉讼程序比较

通过上述案件国内外诉讼比较，我们发现案件的两个原告身份并不相同，在国内诉讼中保险公司作为原告，而在美国诉讼中被保险人和保险公司作为共同原告，并且被保险人作为第一原告。名义的不同体现出英美法和大陆法两大法系对于保险代求偿权认识上的差异。

在英美法系国家，保险代位求偿权作为一项衡平法原则而被广为接受，他们认为被保险人是权利人，只不过为了防止被保险人不当得利和第三人白白免责等衡平因素，才适用代位原则。在英国法下，保险人在对全损或部分损失作出赔偿后取得代位权，但保险人仅有权以被保险人的名义，代位权并不使保险人产生独立以自己的名义或提讼程序的权利。当然，被保险人必须允许保险人以他的名义，否则，法院可以判决强制他允许。美国作为英美法系的重要一员，其保险代位原则承袭英国法，但自《1873年司法法》以后，保险人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把被保险人列为共同原告。美国法院的这一做法并不为国内业界所熟悉。

在大陆法系国家，保险代位求偿被普遍认为是一种法定的债权转让，在保险人支付保险赔偿金之时，向第三人请求赔偿的权利就自动转让给保险人，保险人作为权利人当然地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提讼。至于保险人取得代位权益后，还能不能以被保险人的名义，国内理论界存在争议。笔者认为，被保险人在获得保险赔款时就已经丧失了向第三人的求偿权，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此以被保险人的名义没有法理依据，在实务中，借用他人名义诉讼也存在诸多掣肘因素及不便之处。

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都支持保险人以自己的名义提讼，禁止以被保险人名义进行诉讼。如《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该法的若干问题意见都规定：保险人只能以自己的名义，以他人名义的，法院不予受理或驳回；如果被保险人已经提讼，保险人在取得代位权后可以向法院申请变更当事人；保险赔偿只能弥补被保险人部分损失的，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可以作为共同原告提讼。在非海上保险代位求偿案件中，地方各级法院对于上述规定的大部分做法都予以采纳，唯独对于被保险人先的情况下保险人申请变更当事人的做法不予支持，他们一般都要求被保险人撤诉或驳回，由保险人另行提讼。这种做法有百害而无一利，既浪费国家诉讼资源，又增加当事人诉讼成本，还有可能耽搁诉讼时效，因此，笔者强烈建议在非海上保险代位求偿案件中采纳海事诉讼的先进立法经验，准许保险人直接申请变更当事人。

(四)平行诉讼

国内外两个被告的抗辩理由都包含平行诉讼，平行诉讼问题也是中美两国法院要继续推进诉讼程序都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平行诉讼，是指相同当事人就同一争议基于相同事实以及相同目的在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进行诉讼的现象。实践中有两种具体形态：一种是相同原告在不同国家对相同被告提讼的，另一种是两方诉讼当事人在不同诉讼中互为原、被告。在国内民事诉讼中，各国为了节约诉讼资源、防止滥诉和矛盾判决，都禁止重复诉讼。在国际民事诉讼中，由于涉及国家司法，国家之间民事管辖权的积极冲突难以调和，国际社会也缺乏关于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的普遍性法律制度，平行诉讼的现象经常发生。但是由于平行诉讼助长当事人挑选法院，影响国际民商事交往和国际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多数国家都对国际平行诉讼采取限制措施，主要有两种处理方法：英美国家的比较衡量法和德国、瑞士等国家的判决预期法。

判决预期法遵循先诉法院优先原则，如果外国法院受理在先，并且其判决将来有可能得到本国法院承认与执行，本国法院就应中止对案件的审理。比较衡量法主张由法院综合分析案件的各种情况，衡量本国法院或外国法院哪一个是更合适的法院，然后对不合适的法院的管辖权进行限制。具体包括“不方便法院”原则、“未决诉讼”原则和“禁诉命令”三种方式。“不方便法院”原则是指本国法院从诉因、当事人、证据及法院等方面判断，如果审理案件极不方便，由具有管辖权的外国法院审理更为合适时，就拒绝行使管辖权。“未决诉讼”原则是指为支持外国诉讼而主动中止本国法院诉讼的程序性方法。“禁诉命令”是指法院命令禁止本国属人管辖的一方当事人参加外国诉讼。1999年海牙国际私法会议起草的《民商事管辖权及外国判决公约》(下称《海牙公约》)兼采两大法系国家的做法，以先受诉法院管辖为主，辅以判决承认预期理论，同时以协议管辖和专属管辖以及不方便法院原则作为例外。

纽约南区联邦法院法官在审理本案的过程中表达了不支持平行诉讼的观点，从案件的具体情况来分析，美国法官援引“不方便法院”原则拒绝管辖的可能性较大，一是因为本案运输行为、事故发生地、证据等均不在美国，与美国的唯一联系是被告是在美国注册的公司；二是从美国的司法实践看，存在对外国原告歧视的现象，他们认为本国原告作为纳税人，有享受本国的司法救济权利，法院一般不得以不方便法院为由拒绝管辖，但是对于外国原告则不存在此优先权。当然也不排除法官适用“未决诉讼”原则先中止美国诉讼的可能性。

我国属于对国际平行诉讼不加限制的少数国家之列，根据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0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和外国法院都有管辖权的案件，一方当事人向外国法院，而另一方当事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的，人民法院可予受理。判决后，外国法院申请或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对于本案作出的判决、裁定，不予允许。但双方共同参加或签订的国际条约另有规定的除外。”从上述规定中可以看出，我国法院奉行“本国法院优先”原则，国内诉讼不受国外诉讼的影响，外国判决国内不予承认和执行。因此，罗湖区法院法官并没有理会被告中止诉讼的申请，而是径自推进诉讼程序，法院判决指日可待。应该说，国内法院对于平行诉讼的态度给被告施加了极大的压力。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对国际平行诉讼不加任何限制的做法不符合国际潮流，没有考虑到国际礼让和协调，一味地拒绝承认外国司法管辖权和外国判决，必然会引致外国法院的对等报复，影响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和交往，因此，很有必要借鉴《海牙公约》的规定修改和补充我国民事诉讼立法。

就本案的具体情况来看，与一般的平行诉讼稍有不同。虽然国内外诉讼是基于同一次货运损失，但是两个诉讼的被告不同、合同依据不同、诉讼标的金额也有差距。与平行诉讼追求有利的法院判决或增加被告负担不同，本案原告双重诉讼的根本原因是在诉讼时效内不能够确信承运人身份及其执行能力。这种情况下即使发生在同一个国家，法律也不禁止分别对两个被告提讼，唯一可能采取的处理方式就是合并审理，或先中止一个诉讼，待另案审结以后再恢复。由于两个被告都主张自己不是承运人，同时判决两个被告承担责任的可能性不大，即使出现这样的判决，也可以通过执行的程序避免原告重复受偿。按照《海牙公约》的规定，中国法院作为先诉法院和方便法院，其管辖权没有任何问题。问题关键在于美国法院的态度：如果驳回，则原告在美国诉讼的目的将落空；如果中止诉讼，待中国法院判决以后再根据判决结果决定是否恢复诉讼，刚好暗合原告以美国诉讼作为国内诉讼不作保障的打算。根据上述相关限制平行诉讼的理论和美国的司法实践来看，中止诉讼是一个比较切合实际和合理的选择，毕竟拒绝管辖不是目的，防止矛盾判决才是问题的实质。

保险公司诉讼案件管理篇2

司法实践证明，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这两条规定是合适的，并没有引起争议。倒是由于保险公司的架构复杂而涉及的诉讼主体问题，经常会引起管辖争议。对于此类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保险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五十八条第二款中作了明确：“保险公司依法成立的各级分支机构享有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人民法院在审理保险纠纷案件时不得将签定保险合同的分支机构的上级公司或者总公司列为共同被告。”这是一个必要的有针对性的规定。但是征求意见稿五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需要重新斟酌，该条款规定：“（管辖法院及诉讼主体问题）保险纠纷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就目前现实而言，通常保险合同会有仲裁或诉讼的选择条款，但选择仲裁的极少，而另行约定诉讼管辖法院的更少，只限于个别大的保单。就普遍而言，如果按征求意见稿的规定将被告住所地作为惟一的法定管辖法院，在实践中会有问题：

笔者遇到过这样一个案件：华南某市的药品销售公司向华北某地的一家药厂购买药品，并委托该药厂安排货运和购买货运保险，当装满药品的大卡车行至南京附近时，车辆起火燃烧，药品大部分被烧毁，车辆也损坏严重并殃及现场的其他财产，当地消防机关赶来灭火后，公安交警就把该卡车和货物扣押。而由于承运人是一个个体运输户，遇到这次事故已经损失惨重，根本无力再对药品公司进行赔偿。药品公司又与保险公司在赔偿数额上与残余物资的作价上相持不下，只得通过诉讼解决。最后原告按最高院司法解释的规定选择了在事故发生地（也是保险标的物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这个选择应该是合适的，它方便了人民法院的取证、鉴定（公估）机构实施鉴定、确定损失的范围和数额。有利于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并作出相应处理。但是如果按照征求意见稿的规定，那就别无选择，只能到被告（保险公司）住所地也就是华北某地去诉讼了。而为了查明案件事实，华北某地法院的承办法官和鉴定机构人员（法院通常是指定法院所在地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的）都要到南京附近来取证办案，这非常不利于案件的审理。当然如果本案原告选择了运输目的地的法院管辖，也会产生类似的问题。但是针对在海运、航空运输中发生的保险纠纷的一些状况，规定运输工具登记注册地和运输目的地作为管辖法院是有必要的。而单纯以被告住所地为管辖法院，也照顾不到大型商业保险中的异地承保和统括保单业务的复杂情况。

因此，征求意见稿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涉及到几个问题：

一、司法解释能否限制、改变法律本身的规定，这是一个立法权限和法理的问题。

二、新的司法解释和原来的司法解释如何平衡衔接，这是一个避免准立法冲突的问题。

保险公司诉讼案件管理篇3

一、年度工作总结

2018年，风险管理部从业务能力、工作态度、敬业程度等多方面作为抓手，坚决提升部门整体工作能力，积极有效的开展法务工作，力求做好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应对及总结规范等一系列工作为上海公司发展保驾护航。现将本部门今年以来工作情况总结汇报如下：

（一）做好合同及对外文件的审核工作，控制公司经营风险

对所有上海公司签署的合同、对外出具的具有义务性质的文件进行审核，发现以下问题：

1、合同主体不当。合同当事人主体合格，是合同得以有效成立的前提条件之一。而合格的主体，首要条件应当是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当事人。因此业务部门在合同谈判时，应首先审查合同对方当事人是否具备相应的资质条件，以免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法律问题。

2、合同条款不完整,有缺陷,有漏洞。一些合同主要条款不完备，基本的时间、合同履行范围、违约责任、解除条款不具备，使合同签订失去原有意义，大大降低了合同的对双方的约束力及严肃性。

3、事后补办合同时有发生。签订合同的目的是为了规范经营行为，确保合同相对方提供优质的产品或服务。若业务履行完毕后再补签合同，很多事情已经木已成舟，无法有效约束。更大的风险是一旦发生纠纷，将很难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

（二）为项目拓展提供法务支持

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上海公司在2018年未能获取新项目，但风险管理部在配合投资拓展工作中，仍发挥了重要作用，既能支持业务部门法务需求，也能及时揭示交易法律风险，供公司领导决策。

在****项目、***项目等交易探讨环节，参与设计交易方案，尽量通过优化交易结构，规避风险，实现公司利益最大化。在江阴项目中，揭示土地出让合同约定逾期开竣工的法律风险，并坚持要求转让方获取责任豁免的文件后才可推荐项目进行，避免后续风险失控。

（三）积极做好纠纷诉讼处理工作，维护公司合法权益

对尚未进入到诉讼阶段的纠纷，能根据客观情况及文件，给出合理解决思路，逐步化解纠纷。

对已进入诉讼阶段的纠纷，根据案件难易程度、诉讼标的大小来区分，对有把握的案件，风险管理部主动担当，自行承担诉讼处理工作，在**项目逾期交付诉讼中，有力应对客户无理诉求，为公司降低损失约四百余万元。对诉讼标的大的疑难案件，积极配合、引导外部律师按照公司整体经营节奏处理诉讼。在***商铺解约纠纷诉讼中，基本能满足公司经营节奏需要，在协调法院等事项上发挥了较大作用。

二、工作中的不足

结合在工作中的实际情况，发现在风险管理工作中存在以下问题：

（一）工作界面不清晰

在部分工作中，对于哪些事情属于风险管理部，哪些事情属于其他相关部门没有清晰的界定，容易出现推诿扯皮、责任不清、无法有效推进工作等情况。

（二）对集团风险管理系统化方案及标准尚缺乏统一认识

目前上海公司风险管理工作尚处于被动应对阶段，未能从系统化、标准化的高度开展工作。

（三）部分职能缺失

目前风险管理部主要履行法务管理职能。工程审计及内务管理鉴于人手短缺尚未能有效开展。

（四）缺乏对合同履约的动态管理及后评价机制。

目前风险管理部对合同的管理还仅限于对合同的事前审查，合同履行中的动态跟踪及回顾与评价尚未开展，将可能出现管理漏洞。

三、工作展望

展望2019年，法务部将继续在分管领导的带领下，一如既往的积极开展法务工作，并结合工作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对以下几方面展开更进一步的工作：

1、着力强化部门人员的风险及管理能力。通过自身学习及内外部培训，适当招聘充实力量，整体提升风险管理部人员的风险管理综合观念和认识，大力提高部门人员的综合工作能力。

2、从风险管理角度审核梳理城市公司的管理制度流程，提出系统化的修改完善建议。

3、强化诉讼预判、策略管理及外聘律师承办工作管理，从经济效果上有目的有意识地管理诉讼案件，总结诉讼效果；优化诉讼处理内部程序，使跨部门合作更顺畅、富有成效，落实案件实际责任人，对因不当履行合同导致的诉讼案件要实现合同履行与案件责任相挂钩。

4、在增加人手的情况下，加强对城市公司内部管理工作的自我审计与评估，使各类管理动作符合集团各项制度与流程。

5、争取开展合同履约等后续情况跟踪检查，逐步实现重大合同的五步骤（交易方案设计、谈判、审核签署、履行、纠纷处理）全流程管理。

6、开展项目风险管理巡检工作。规范巡查内容、方法、报告格式及整改检查。巡检要从合同审核流程审查逐渐过渡到合同实质内容抽样审查，并检查合同履行的质量，充分保障公司利益。

保险公司诉讼案件管理篇4

一、诉讼风险的概念和范围界定

从广义上讲，凡涉诉讼，必有风险，无论是刑事诉讼，还是民事诉讼。从狭义上考量，鉴于我国刑事政策从有罪推定到无罪推定的变化以及刑事诉讼采纳了“排除合理怀疑”这一严格证明标准，在刑事诉讼领域，在严格遵循程序法的前提下，此类风险已经大大减少。但是并没有完全消失，例如：某甲没有实施犯罪，却在案发现场留有指纹，因此可能被侦查机关确定为犯罪嫌疑人并进而采取强制措施。而在民商事诉讼领域内，风险仍然很多。但要给诉讼风险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是比较困难的，如果将其范围加以必要的限制和界定，则相对容易一些。基于此理，笔者认为，所谓诉讼风险是指民商事诉讼活动中的当事人，因行使诉讼权利不当或不能正确履行诉讼义务，以及因某一事实的出现，有关当事人应当承担的法律上或事实上的不利后果。法律上的不利后果如超过诉讼时效起诉导致的胜诉权的丧失；事实上的不利后果如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死亡，没有遗产可供执行，又无义务承担人而导致的执行程序的终结等等。

应当说明的是，有些当事人出于某个目的恶意涉讼，或者故意隐瞒、捏造事实、提供虚假证据，应当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虽然和当事人承担的诉讼风险非常类似，但绝对不属于诉讼风险的范畴。

二、诉讼风险的种类及风险特征

诉讼风险一般应由当事人承担。然而由于法律规定的不完备，法律在调整社会关系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相对滞后性，审理个案的法院也可能承担一些事实上的风险，这类由当事人承担的诉讼风险衍生出来的风险，主要是指诉讼风险转化为现实的不利后果以后，公众由于缺乏有关的法律知识从而对司法公正、法院公信力产生的信任危机。但这显然已经超出了本文研究的范围。

根据诉讼风险的概念可知，诉讼风险之所以客观存在，其原因既有法律层面的因素，也有事实方面的因素。就法律层面而言，主要源于程序法的规定。当事人之间依据实体法律规定形成的某些法律关系，本身也存在着较多的风险因素。比如在买卖合同中，法律已就标的物交付前后灭失的风险如何承担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对合同当事人而言，应视为确定的，当事人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了解，既使在进入诉讼程序之前当事人或许因为对事实和法律的认知不同而使风险的承担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但一旦启动诉讼程序，由谁承担这一风险从法律真实的角度看，是确定无疑的。因此这类基于实体法而可能产生的风险不是本文所要研究的对象。所谓诉讼风险只能以程序法的规定作为逻辑起点进行研究。据此，笔者对诉讼风险作如下分类：诉讼前的风险、诉讼中的风险、诉讼终结后的风险。

1、诉讼前的风险。当事人在正式利用诉讼手段攻击对手之前，也即法院受理案件之前，依据诉讼程序法的规定，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必要的手段以维护自己的权益，如诉前财产保全、诉前证据保全等。当事人行使这些请求权不仅要受到限制，而且可能承担由于申请错误而产生的赔偿责任，这种可能由其承担的赔偿责任，就是一种发生在诉前的诉讼风险。

诉前的诉讼风险在海事诉讼中尤为重要。根据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在海事案件中，当事人一方在提起诉讼前，为保障其海事请求的实现或者为使其合法权益免受侵害，可以依法向被保全的财产所在地或者海事纠纷发生地的海事法院提出海事请求保全申请和海事强制令申请，也可以依法申请海事证据保全。海事强制令属于一种行为保全措施。这些强制措施的适用，完全排除当事人之间关于该海事请求的诉讼管辖协议或者仲裁协议的约束。此外，船舶所有人、承租人、经营人、救助人、保险人在发生海事事故后，应最迟于一审判决作出前，向海事法院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申请错误的，应当赔偿相应的损失。可以认为，在法律赋予当事人这些权利的同时，就意味着有关当事人必须承担相应的诉前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适应加入WTO后在保护知识产权领域与国际接轨的要求，修改后的《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均在实体法中引入了诉前禁令的概念，诉前禁令措施实际上是一种行为保全，在实施程序上与财产保全措施基本是一致的。这些规定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我国民事诉讼保全的，也使得诉前风险的范围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

2、诉讼中的风险。在启动诉讼程序的过程中或者在诉讼程序的进行过程中（受理至审结）产生的风险可称之为诉讼中的诉讼风险。

《民事诉讼法》总则部分分别就管辖、回避、诉讼参加人、证据、期间和送达、诉讼费用等作出了规定。从这些规定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不难解读出其中的诉讼风险。从各地法院告知当事人诉讼风险的实践来看，主要有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诉讼请求不当、不按期预交诉讼费用、不能提供证据、不出庭、申请诉讼保全不当等产生的风险，并没有穷尽一切风险类型。本文重点以下几种常见的风险类型。

因诉讼时效与除斥期间的耽误引起的风险。所谓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不行使 达一定期间而失去诉讼保护的制度。除斥期间是指某种权利的法定存续期间，如合同当事人依法享有撤销权，依《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可知，撤销权的存续期间为一年，自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起算。诉讼时效与除斥期间均属于法律事实的范畴，尽管这两个法律术语分别规定在民法通则及其他实体法中，是否主张或者放弃属于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并不必然要由法院依职权查明时效或者期间是否届满，然而由于一方当事人的抗辩，能够产生程序法上的后果，因此也可能给涉讼当事人带来风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3条规定：“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查明无中止、中断、延长事由的，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因案件管辖权引起的风险。在管辖方面，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级别管辖、地域管辖、移送管辖和指定管辖。由于享有管辖权的法院并非确定的、唯一的，基于一方当事人的选择或者合同约定，会出现多个不同的结果，这就有可能造成对一方当事人有利，而对另一方当事人不利的局面，这种不利主要是指当事人参与诉讼所支付的成本因为管辖法院的不同而不同，或者事实上由于当事人一方的某种原因如身体方面的原因而导致他行使诉讼权利成为不可能。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确立了此类案件的地域管辖原则，但投资者以及许多法律专家和业内人士表示了极大的异议。其一是此类案件多为全国性案件，地院就其整体司法配置和司法人员的水平而言，难以处理好；其二是可能存在地方保护主义，令人对地方法院裁决的公正性产生怀疑；其三是这将大大提高诉讼的成本，等于变相地剥夺了公民应有的权利，一旦诉讼成本高于可以得到的赔付，通常会选择放弃。

因证据规则的适用引起的风险。关于证据方面的风险也即证据规则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风险，主要是举证责任。德国法学家尤利乌斯-格拉查等人在研究举证责任时，不以当事人的举证活动为基点进行分析，而是另辟蹊径，将审理终结时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状态与法院在此情况下如何适用实体法联系起来，并以此作为分析举证责任的基点。他们将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看作诉讼中存在的一种客观状态，认为这种状态的发生，与当事人的举证活动并无必然联系，甚至在证据完全由法官收集而排除当事人举证的情况下，同样也会发生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形。退一步说，即使事实真伪不明，法官仍不可避免地要对案件作出裁决。法官在作出裁决前，必须确定哪一方当事人负担因事实真伪不明而产生的实体法上的不利后果，以判决其承担败诉风险，这才是举证责任的实质。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对此有明确的规定。第2条第2款的规定是：“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63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这些规定明确了民事诉讼 中“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此前，我国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对于民事诉讼的证明要求没有明确规定。理论界长期坚持“客观真实”的证明要求，排斥“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对案件事实的证明，要求达到反映案件事实的本来面目的程度。这种证明要求反映在审判实践中，是对证据充分的不切实际的追求。在无法查明案件事实的情况下，审判人员不敢裁判甚至拒绝裁判，违背了“法官不得借口无从发现证据而拒绝裁判”的司法理念。“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使得当事人依“客观真实”可以获得的诉讼利益转化为依“法律真实”而可能产生的败诉风险。总的来说，在民事诉讼案件中，承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要提供足够的证据使法官相信案件事实的存在比不存 在更具有可能性，要使法官相信其所提供的证据比对方当事人提供的相反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因此，从理论上讲，这种运用优势证明标准作出的裁判只是一种相对正确的结论，而且双方当事人都承担了法官作出有违案件事实本来面目这一意义上的错误裁判的风险。

因为其他程序规定引起的风险。当事人享有广泛的诉讼权利，正确行使权利可以达到保护其权益的目的，反之则适得其反。当事人提起反诉，委托人及相应的授权、变更诉讼请求、申请延期、提出管辖异议等各方面都应当严格按照的规定或法院的通知进行，否则就面临着由此引起的各类诉讼风险。

3、诉讼终结后的风险，主要表现为执行风险。执行程序与审判程序是有所不同的，执行程序是作为独立的一编规定在民事诉讼法之中。执行的任务和目的就是确保有执行的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得以实现。由于“执行难”已经成为困扰人民法院的一大难题，一些生效法律文书因此形同“法律白条”，给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因此，执行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一是当事人不及时申请执行的风险。当事人应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超过期限，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二是时间优先原则的确立所产生的风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的规定（试行）》第88条第1款规定：“多份生效法律文书确定金钱给付内容的多个债权人分别对同一被执行人申请执行，各债权人对执行标的物均无担保物权的，按照执行法院采取执行措施的先后顺序受偿”。这一规定明确了时间优先原则在执行程序中的。由于申请执行的期限比较长，一些当事人获得胜诉判决后思想上麻痹大意，迟迟不申请执行，给债务人恶意转移，隐匿财产提供了机会，从而也给法院的执行工作带来了困难。确立时间优先原则，有利于债权人明确及时行使权利的必要性，了解不行使权利的法律后果。如果权利人怠于申请执行，自应承担执行不能的风险。很显然，在被执行人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多个债务的情况下，谁先申请，谁的风险就少甚至没有。

三是法律规定在几种特定情形下终结执行导致的风险。为了平衡各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在全实现公正和效率，法律对于获得胜诉的当事人给于的支持是有限的，当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死亡，无遗产可供执行，又无义务承担人的，或者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因生活困难无力偿还借款，无收入来源，又丧失劳动能力的，或者因为其他原因导致执行不能的，人民法院就应当裁定终结案件的执行。终结执行意味着权利人仅仅取得了法律意义上的权益，而不是物质意义上的权益，而且因为诉讼，可能连先期支出的成本也无法得到补偿。

四是有些个案的执行需要采取拍卖、以物抵债的方式，在标的物流拍，或者权利人不愿意接受以物抵债方式的情况下，也存在相应的风险。

综上，可以归纳出诉讼风险的一般特征：①风险责任承担的不确定性；②承担风险责任的法律依据并非据以产生当事人之间直接诉争的法律关系的实体法律规范，而是直接源于程序法的规定；③是否承担风险责任需要以一定的法律事实为前提条件，可能是当事人一方的作为或不作为，也可能是单纯的事件。

除以上诉讼风险外，还有一种风险值得注意，这就是由于裁判之间具有的相对性引发的潜在风险。

传统一般认为，法院对同一案件的裁判结果应当是唯一的和确定的，事实不是这样。对同一性质甚至是同一个案件，不同法院、不同法官的裁判结果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甚至会存在相互矛盾和冲突的现象。当事人的举证能力、法律规定的繁简和疏密程度、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运用等都会造成裁判的不确定性。换言之，一个案件由于审理法官的不同会出现不同的结果；不同的案件由于审理法官的不同也可能出现相同的结果。

三、诉讼风险的意义及减少和降低风险的途径

说到研究诉讼风险的意义，不能不提一下“墨菲法则”。墨菲是美国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的工程师，通过对一起火箭减速试验事故的，他并提出了著名的“墨菲法则”-凡事可能出岔子，就一定会出岔子。它表明技术风险能够由可能性变为突发性的事实。就诉讼风险的本质而言，非常类似于技术风险。当事人涉讼的目的不是为了减损自己的利益，而是最大限度地寻求司法程序对自己合法利益的保护。因此探究诉讼风险这一客观存在的事物，其积极意义之一就在于引导当事人依法进行诉讼，避免无谓的风险。

“公正与效率”是人民法院永恒的主题，这是我们认识和把握诉讼风险这一现象的钥匙。不能因为各种诉讼风险的存在以及因此给当事人造成了实际损害而否认诉讼机制在调整社会关系中的积极作用。这是研究诉讼风险的更深远的意义所在。

首先，法律价值是由实体法价值和程序法价值两大部分组成的。如果说实体法价值是法的价值的血肉，那么程序法价值则是法的价值的筋骨。以判例法著称的英美法系国家强调程序正义，主张用“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法的正义价值。这一观念给予我们的启发，就是在审判、执行工作中，必须彻底扭转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倾向，严格依照程序法和实体法办事，穷尽一切诉讼程序解决纠纷，最大限度地确保司法公正。

其次，法的价值主体的普遍性，要求以全体社会成员为价值主体，以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具有的最基本的需要为出发点来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这也就是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证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中心内容。尽管在具体的个案中存在这样那样的诉讼风险，只要严格遵循了法律的规定，就没有背离这一根本要求。

第三，促进效率是法的价值的应有之义 ，它包括法以外的效率和法自身的效率。所谓法自身的效率是指法律制度运作中的简便、快捷和省时、省力。不顾客观事实、不计司法成本一味片面追求当事人权利的全面实现，有违司法理念。

保险公司诉讼案件管理篇5

[案情]

原告宜昌久丰制网有限公司。

被告宜昌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劳动局）。

第三人丁长江。

西陵区人民法院查明：农民工丁长江于2004年11月6日向市劳动局申请工伤认定，市劳动局于2004年12月21日作出宜劳社工认（2004）第369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该决定书确认以下事实：2004年10月26日由宜昌久丰制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丰制网公司）安排丁长江到浙江省衢洲市双堂头村生产加工基地编网，扎钢筋时，钢筋反弹将其右眼扎伤。事发后，丁长江到当地集古医院治疗，因无钱而转回宜昌市万寿医院治疗。诊断为右眼内容剜除术后。市劳动局根据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认定丁长江为工伤，并告知久丰制网公司，若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市人民政府或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申请行政复议，复议不服的向西陵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即告知了久丰制网公司复议是前置程序。市劳动局于2005年1月28日送达至久丰制网公司，该公司在复议期内，未申请行政复议，2005年6月2日，该公司以市劳动局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之期限为由直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裁判要点]

一审情况

一审西陵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五十三条第（一）项规定，申请工伤认定的职工或其直系亲属、该职工所在单位对工伤认定结论不服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原告对被告作出的上述工伤认定结论不服，应先向有关部门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告未经复议前置程序，而直接提起行政诉讼，依法应裁定驳回原告。原告称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对工伤认定不服，行政复议不是提起行政诉讼必经的前置程序。因该办法属部门规章，其效力低于行政法规《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即“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不服再向提讼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原告的观点，依法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七）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宜昌久丰制网有限公司的。

原告宜昌久丰制网有限公司不服，以与在一审中的相同理由提起上诉。

二审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和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五十三条第（一）项规定，当事人对工伤认定结论不服，行政复议是前置程序。上诉人未经复议而径行，不符合法定条件，原审法院据此裁定驳回并无不当。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工伤认定办法》虽规定当事人对工伤认定决定不服，既可以选择行政复议，又可以选择直接，但作为部门规章，其效力低于行政法规《工伤保险条例》，上诉人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工伤认定办法》为据，主张复议不是必经程序不能成立，其请求二审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评析]

工伤行政确认案件，行政复议是否为提起行政诉讼必经的前置程序，是目前在行政诉讼中遇到的一个较普遍的问题，各地法院做法不一致。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实施前，行政复议不是提起行政诉讼必经的前置程序，劳部发（1996）266号《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规定：对工伤行政确认不服，按照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有关法律、法规办理。实践中对工伤行政确认不服，申请行政复的较少，大多数直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因工伤行政确认类案件不但增长，加大了人民法院的工作负担。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于2004年1月1日施行，该条例第五十三条第（一）项规定，申请工伤认定的职工或其直系亲属、该职工所在单位对工伤认定结论不服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对第五十三条怎样理解，是本案处理的关键。

在本案处理时，有两种意见，一种观点认为，对第五十三条应从立法本义上理解，因工伤保险经办、管理是行政性、技术性较强的工作，作出决策需要掌握大量的政策。对工伤行政确认不服，将行政复议前置，有利于加强上下级行政机关之间的监督和管理，提高工作效率，有利于解决问题。同时将行政复议作为此类案件提起行政诉讼必经的前置条件，也有利于减轻人民法院的工作负担。因此，《工伤保险条例》第五十三条本义是将行政复议前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九条的规定与《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不一致的，但作为部门规章，其效力低于作为行政法规的《工伤保险条例》，故工伤行政确认案件行政复议是提起行政诉讼必经的前置程序。

保险公司诉讼案件管理篇6

一、诉讼保险制度概述

诉讼保险是指投保人事先购买确定的诉讼险种，当其就承保范围内的事项与他人发生民事诉讼时，有权要求保险公司按照约定向被保险人支付一定诉讼费用的一项保险法律制度。诉讼保险制度最初产生于19世纪的法国，其雏形是1897年成立的“医疗纠纷基金”(SouMédical)，该组织要求其成员每天认捐一个“苏”(Sou，法国辅币名，相当于1/20法郎)，而认捐“苏“的行为相当于今天的购买诉讼保险行为，凡认捐的成员都可在日后与他人发生法律纠纷时，通过组织的力量获得法律帮助和经济援助。1917年法国鲁曼地区出现的“汽车运动保卫制度”(DéfenceAutomobileSportive)即是现代意义上的诉讼保险制度诞生的标志。随后，德国也设立了“德国汽车保险制度”(DeutscherAutomobileSchutz)，并将诉讼保险的范围逐步拓展到其他财产性民事纠纷领域。到目前为止，欧洲各国普遍建立了诉讼保险制度，并在巴黎设立了欧洲保险委员会，其成员国包括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丹麦、意大利、英国等。

诉讼保险在形式上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单独式(Stand-alones)，是指与其他保险类别没有联系而独立存在的诉讼保险；二是附加式(Adds-ons)，是指在其他险别上附加的诉讼保险，其投保对象主要是房地产和机动车诉讼；三是合作式(Cooperatives)，是指从事传统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与专营诉讼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合作开办的诉讼保险。

诉讼保险的保险范围通常包括法院费用和律师费用，并以后者居多。保险公司承担的诉讼风险包括合作风险(riskofcooperativeagreement)和异议风险(riskofdisagreement)。在合作风险中，诉讼风险主要是由诉讼进程时间不确定而产生的风险，在其承保范围内，将来可能发生的理赔金额是能够预测的，但在异议风险中，诉讼时间和诉讼费用都很难预测，其原因在于，投保异议风险的案件在发生时间上具有不确定性。例如，人们无法预测交通事故发生的确切时间，也很难预测为此进行民事诉讼所需的诉讼费用。正是由于异议风险的存在，才促使当事人希望通过诉讼保险方式来分散个体的诉讼风险负担，这也是诉讼保险制度得以产生和发展根本动因。

诉讼保险是一种将诉讼风险进行社会分散的法律制度，其主要适用对象是介于富人与穷人之间的中产阶层。有学者认为，当权利受到侵犯时，诉讼保险的被保险人提讼的倾向性大于未投保者，就此而言，诉讼保险具有促进潜在权利显现化、形式权利实质化，进而实现法的支配和法律平等的“公器”功能。此外，诉讼保险还具有副位功能，即通过向当事人介绍律师以及扩大有诉讼经济能力人的范围，以普及法律服务，进而促使律师业务更趋于合理化。

二、我国移植诉讼保险制度的分析

(一)经济分析。保险学中的风险是指损失发生及其程度的不确定性，其构成要素有风险因素、风险事故和风险损失，三者的关系是：风险因素(如火灾隐患)的客观存在导致了风险事故(如火灾)的产生，风险事故的产生引起了风险损失(如财产毁损)，风险则为三者的共同作用结果。面对诉讼风险，我们可以作如下解释：人们进行经济交往必然产生利益冲突，冲突的客观存在必然导致发生民事诉讼，诉讼费用作为一种经济损失随之产生。由此可见，诉讼费用风险在构成上完全具备可保风险的基本要素，从而对诉讼费用予以保险是可能的。

有风险就要进行管理。诉讼费用具有可保性并不意味着非保险诉讼费用风险就无法进行管理，这里还有一个最优选择问题。常见的风险管理方法有控制型(如回避、预防等)和财务型(如自留、转移等)两种，保险属于财务型手段。每一种风险管理手段均有其适用范围：当损失程度高但损失频率低时，可选用风险回避；当损失程度低且损失频率也低时，可选择风险自留和损失预防；当损失频率和损失程度都高时，就应选用风险转移和损失抑制了，此时，保险为最佳选择。

(二)法律分析。就诉讼费用导致的“权利贫困化”，学者们设想了各种解决方案，有的主张取消审判费用，完全由国家财政负担，是为取消主义；有的主张由国家对确有经济困难的人员实行司法救助，减免其审判费用，此为减免主义；还有的主张实行法律援助，减免当事人的律师费用。

先就取消主义来说，其理论基础是：解决纠纷、保护私权是国家的责任，现代国家又都是租税国家，故诉讼费用应当由国家财政负担。但是，制度构建往往是相关制度原理相互竞争的产物。就诉讼费用的负担在国家与当事人之间如何分配而言，还应当考虑国家财政负担、民事诉讼的性质和原理、防止当事人滥用诉讼权以及制裁民事违法行为等因素。就此，学者们多持受益者负担原则，即审判制度的维持不是完全依靠一般的公共税收，实行公共负担原则，而是要求当事人也负担一部分。由此可见，取消主义不可行。

再就减免主义而言，司法救助是对审判费用的负担在国家与当事人之间进行的调整，将本应由当事人负担的部分费用转由国家暂时或最终负担。但从上文可知，这种转移是有限度的。因此，减免主义亦有其局限性。

现代各国多将法律援助定位为国家责任，由此出发，法律援助只能是有限的。目前，我国的民事法律援助只能适用于我国公民，团体组织不能申请，但现实生活中并不乏经济困难而又亟需法律救济的团体组织。其次，申请人确因经济困难，无力支付律师费用时才能获得法律援助。最后，法律援助制度本身存在的一些缺陷也制约了其功能的有效发挥。例如，虽然从理念上说法律援助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但具体的制度构建和实践都抹上了浓厚的行政色彩，出现了强调国家利益和国家政策而忽视当事人权利的总体趋势，隔断了法律援助与保障当事人权利之间内在的固有的联系。因此，法律援助制度也有其不足。

司法救助和法律援助制度属于国家对公民实施的“他律性援助”，并且其主要适用于经济困难群体，中产者是被排除在外的，于是就可能导致中产者虽难以支付诉讼费用，但却无法获得援助，而成为真正的“权利贫困者”。而受制于国家财力等因素，诉讼免费主义也行不通。因此，有必要探索一种既不增加国家财政负担，又具有广泛适用面的新型制度。诉讼保险制度正是这样一种制度，它具有以商业活动为基础来达到公共目的的复合性格，为促进公益性调整与私益性调整相互结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口。

(三)其他条件分析。根据西方的实践经验，诉讼保险制度能否获得成功，主要取决于三个条件。一是保险公司在接受当事人投保前，应当对将来可能发生的诉讼费用数额进行准确预测；二是存在一定的保险市场份额和一定数量的保险公司；三是有一批符合资质的诉讼保险法律专家。先就条件一来说，根据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审判费用是较容易预测的。律师费用虽然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随着近年来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和律协陆续出台律师收费指导性规定，并要求律师履行收费告知义务，目前律师费用大体上是可以预测的，现实中发生的律师费用纠纷，主要是律师未能善尽职责或未能履行费用告知义务所致。因此，诉讼费用是可以预测的。再就条件二而言，虽然我国至今还没有诉讼保险方面的法律法规，诉讼保险制度还缺乏法律支持；法律界和保险界对诉讼保险的学理研究也不够；许多公民的法律维权意识还不强，但是，这并不会妨碍诉讼保险市场的产生和发展。恰恰相反，法律规范和理论建树往往是在实践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以后才出现的。认为我国公民的维权意识不强可能影响诉讼保险市场的成长，则更是没有道理。目前，在沿海发达地区，尽管法官们普遍超负荷工作，案件积压仍较为严重，即使是在内地，案件也不在少数。传统无讼价值观对公民诉讼意识的影响并不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大，许多人在权利受到侵犯之后没有诉诸法院，往往是在利益权衡——尤其是对因司法腐败等因素可能导致司法救济低效甚至无效予以考虑之后作出的理性选择。至于诉讼保险还要求具有一定数量的符合资质条件的法律专家，这个问题的解决应该也是不难的，现有法律从业人员经过一定时间的培训就能胜任。

三、建构我国诉讼保险制度的具体设想

(一)模式之选择

国外的诉讼保险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市场模式。即公民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自由决定购买何类险种，并且可以在保险条款约定的法律服务费用的额度范围内自由选择律师，保险公司则根据事先商定的法律服务明细表约定的金额支付保险金。二为政府指导模式。其最大特点是由政府确定诉讼保险制度的具体内容，险种的设置及其收费标准以及市场化程度等均须经政府许可或确定。该模式主要适用于带有公益性质的诉讼，如劳动保护诉讼等。三是利益协同模式。其最大特点是将全面成功报酬制与保险制度有机结合起来，以促进律师业和保险业的利益最大化。在这种模式下，保险公司向被保险人理赔之后便取得了向律师收取一定费用的权利，诉讼保险制度依靠预收的保险费和律师业务的恢复额两部分资金进行运营。

上述三种模式各有优缺点。市场模式虽然具有保险关系各方权利义务明确的优点，但可能发生“市场失灵”现象；政府指导模式虽然能够发挥政府调整市场的作用，但可能影响保险公司的积极性；至于利益协同模式，虽然可以提高各方的积极性，但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可能导致保险公司和律师过于追求商业利益从而损及接近正义目标的达成。本着扬长避短的原则，笔者以为，应当区别不同险种而采用不同的模式：对于非公益性的诉讼，可以采取市场化模式和利益协同模式；对于公益性较强的劳动保护和医疗诉讼等，可以考虑采取政府指导模式；而对于环境侵权和消费者权益保护诉讼等主体众多但利益分散的诉讼，可以采用利益协同模式。

(二)具体制度设计

1.保险责任范围和除外责任。总体而言，诉讼保险的责任范围包括当事人在诉讼中支出的各种费用，包括审判费用、当事人费用和人费用。但因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产生的费用、因被保险人的不当行为而额外增加的费用以及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案件的诉讼费用除外。

2.保险费率。保险费率的确定应当分别不同险种，根据各类险别的风险大小和损失率高低来确定，然后采用表定法综合每一被保险人的具体情况对基本费率进行修正。为了减少管理费用，在经营了一段时间之后，可以采取经验法，依据最近三年的平均保险费确定当年的保险费率。计算公式如下：

M=(A-E)C/E

在上述公式中，A代表最近三年的平均损失，E代表适用的预期损失，C代表依据经验确定的可靠系数，M代表修正系数。

3.赔偿限额和免赔额。诉讼保险的承保对象为诉讼费用，其数额大小往往很难准确预测。因此，诉讼保险没有保险金额的规定，而是采用由保险双方约定赔偿限额的方式确定保险人的责任限额。赔偿限额的确定方式有三种，即每次赔偿限额、累计赔偿限额及每次赔偿限额和累计赔偿限额相结合。由于诉讼保险的保险标的一般较小，故而一般不宜对作为起赔点的免赔额进行规定。大型企业间的诉讼保险除外。

(三)法律规制措施

由于降低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诉讼保险致使诉讼费用的预防和惩罚功能相对减弱。因此，便可能发生当事人滥权的现象，如缺乏准备、提出过高的诉讼请求、和解率下降以及上诉率升高等。因此，有必要采取措施进行规范。措施之一是由保险公司聘请法律专家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帮助当事人评估诉讼成本和诉讼收益，以决定是否或提出多大的诉讼请求额等。措施之二是由保险公司对当事人的进行诉前审查，但审查标准不应过于严格，只要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不是没有依据，均应允许其提讼。为了防止保险公司利用提供法律咨询和诉前审查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法律应当赋予当事人救济权利。对保险公司拒付保险金不服时，当事人可以自行委托律师对拒付理由进行调查直至提讼。

[摘要]诉讼保险通过商业活动以使诉讼风险向社会分散，从而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并提高了诉讼救助的效益，有力地促进了公民接近正义。我国可以并且应当移植诉讼保险制度，理由有：在经济学上，诉讼费用具有可保性；在法律上，现行的司法救助和法律援助制度都有其不足，而诉讼保险正好可以弥补二者的不足；现有法律规范的缺失、学理研究的不足、传统无讼价值观以及专业人员的缺乏，均不能成为移植的障碍。具体制度构建可以从保险模式、保险责任范围、保险费率、赔偿限额以及设立法律规制措施等方面进行。

[关键词]诉讼保险制度；制度移植；制度设计

参考文献：

[1]廖永安，等.诉讼费用研究——以当事人诉权保护为分析视角[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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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李本.中国的律师、法律援助与合法性[A].许传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法律发展[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保险公司诉讼案件管理篇7

1、参加江苏中电设备有限公司的股份制改造变更为中电电气（江苏）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过程，配合外聘律师事务所的法律尽责调查，适时提供法律建议和服务。

2、参与中电电气（南京）光伏有限公司对中电电气（南京）新能源有限公司和中电电气（上海）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两个组件公司并购，审查并购文件。

3、参与股份公司营销政策的制定，审查制度合法性；评估、修订变压器销售合同文本，审查修改于制度配套使用的《商协议》等合同文本。

4、参与中电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与南京铁路建设有限公司共同成立南京南站光伏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合作协议审查、修改，进行法律风险评估。

5、参与中电电气（江苏）股份有限公司对通化变压器制造有限公司股权收购和业务开展情况的前期考察、调研工作，提出法律意见。

6、参与中电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与大同煤矿集团机电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合资成立大同煤矿集团机电装备中电电气有限公司的工作，对合作协议、公司章程进行草拟、审查，办理公司设立的工商登记事务。

（二）、根据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对重大法律风险提交评估报告，供管理层参考。

1、1月向相关部门提交《企业劳动管理法律指引》，对企业常见的《劳动合同法》相关的适用问题进行详细的解释与指导。

2、2月向集团领导提交《关于中电电气（南京）光伏有限公司对中电电气（南京）新能源有限公司和中电电气（上海）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股权收购的法律意见书》。

3、6月向集团领导和人力资源部提交《2011年上半年劳动争议案件评估报告》，对因公司不规范行为引发的多起劳动争议案件进行剖析，总结原因、问题，提出改进建议。

（三）、为子公司、职能部门提供有效法律服务，处理重大法律纠纷；检查异地子公司法律工作开展情况。

1、为江苏中电输配电有限公司与福建建德三师水泥有限公司的变压器质量纠纷提供法律建议，拟定和解方案。

2、调查、处理江苏中电输配电有限公司与大唐漳州风电有限公司的变压器质量纠纷，提出了可行的处理方案、建议。

3、协助企管部处理临时用工陶纪明的工伤补偿事宜，与对方协商达成协议。

4、对合同履行中的争议，草拟书面函件与客户协商；对客户违约，可能造成公司重大损失的合同，指导销售员从客户处取得违约证据，如kunye c0,limited公司推迟交货，指导销售员取得对方书面认可手续。全年共为子公司、职能部门提供各类法务服务60余次。

通过上述工作，化解纠纷，弱化矛盾，避免了诉讼案件的发生，维护了公司形象。

（四）、检查、监督江西景新公司法律服务工作开展情况。

1、监督江西景德半导体新材料有限公司法务工作开展：保持与外聘驻公司律师的密切联系，定期检查工作日志，及时协调处理重大问题。

2、 要求江西法务对全部涉外采购合同进行梳理，对未履行完毕的每份合同的签订、变更、终止的法律手续是否完备、是否存在法律风险给予说明并给出法律意见。

3、 监督合同履行，及时处理纠纷：对因付款延迟导致大量供应商不满引起的合同履行问题进行协调，提供解决方案；对于供气公司要求涨价引起的重大纠纷，适时指导、草拟函件，提出法律建议等。

4、与其它部门合作，参与公司项目的决算工作。

（五）、积极维护和拓展外部司法关系，为解决集团法律风险创造良好的外部司法环境。维护与扬中公检法机关、仲裁机构的关系；拓展与省高院、镇江中院、江宁法院、江宁公安的联系沟通，与两地司法机关保持良好的工作联系。

二、基础管理目标完成情况

（一）、清收应收账款，维护资金安全。

1、工作业绩：

⑴ 超期货款：全年共处理超期货款4253.6万元，其中2011年遗留2088.8余万元，2011年新移交2164.4万元。截至2011年11月底，共回笼超期货款2370万元，清户169户。

⑵ 离职销售员欠款清理：经过一年时间的诉讼，第一批诉讼的25件离职销售员欠款案件一审已全部结案，回笼欠款15万元。

2、工作措施：

⑴ 超期货款方面加强诉讼力度。为加快超期货款清收速度，重点通过诉讼方式清收。积极协调各方，充分利用司法资源，共诉讼案件29起，结案23起，结案率80%，另有2起案件已冻结金额73万余元。全年通过诉讼而回笼货款621万元。

⑵ 坚持出差，深入每个客户实地了解货款逾期支付情况，对客户提出质量等问题及时予以解决，回笼货款。

（二）、严格执行合同评审制度，评审全集团对外经济合同。

1、审查、草拟重大合同：参与谈判、审查与丘博保险（中国）有限公司保险合同，与人民电器厂、华达物资公司、正泰公司的战略合作协议，与德国海德里希设备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的重大合同，提出法律意见；起草中电电气（南京）特种变压器有限公司与上海地澳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专利许可、技术合作开发协议等重要合同。

2、严格按责任状要求做好日常合同评审工作：今年面对人员减少、工作量增加的问题，法务部发扬团队精神，精诚团结，加强合作，克服困难，保障合同评审日常工作按时完成。

⑴ 截止至11月底，评审变压器销售合同2800余份，重点审查客户资信，识别安装公司、皮包公司等履行能力不能保障的客户，预防法律风险。

⑵ 对非标产品库存，逐份审查合同，向运营计划中心核实履行情况，分析法律风险，对每台产品给出处理意见。

⑶ 对在评审中发现的未签订合同先发货、预付款（全款）未到先发货引起的法律风险予以汇报，指出问题，提出法律意见。

3、评审集团及股份公司采购合同2900余份；基建及其他合同193份。对此类合同，重点审查合同是否与招标结论一致；对采购特殊产品如危险品、劳保用品等国家规定必须取得特殊生产许可的，严把资质关，审查供应商相关证照；对生产、质检用设备要求留质保金；根据运输公司人员协助卸货受伤事故，提示完善采购合同文本，预防将来再发生卸货人身损害风险。

4、评审光伏产业子公司各类别合同合计698份（国内销售220份，国内采购478份），着重审查对方单位资信，对合同提出了修改意见。

5、根据新公司的建设及集团各子公司发展情况，适时制定、修订标准合同范本。

⑴ 根据江西景德半导体新材料有限公司的建设进度，及时制定销售合同文本。

⑵ 根据劳动争议仲裁经验，重新修订劳动合同文本，使之更加完善。

（三）、 规范商标与工商登记管理事务，维护公司知识产权。

1、为建立商标管理体系，在集团内实施规范的商标管理，制定《集团商标管理制度》并公布实施。

2、打击商标侵权和对公司不正当竞争行为：针对江苏宝亨新电气有限公司、扬中市中电电工设备厂、国际中电集团、中电变压器股分有限公司等使用与我集团近似商标，利用字号相近虚假宣传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集团已对以上公司提起知识产权诉讼和不正当竞争诉讼，共3起案件。其中不正当竞争诉讼一审胜诉，判决支持我方全部诉讼请求，判对方赔偿30万元（对方提起上诉，二审中）；其余两案仍在审理中。

3、为策应变压器、组件两大产品的海外销售，保护公司知识产权，按注册方案推进海外商标注册，上半年共取得国内外17件商标权证。

4、及时办理工商年检及日常工商行政事务，确保集团及子公司各项工商登记合法、有效：办理中电电气（江苏）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变更登记；办理中电电气（镇江）电力变压器有限公司成立工商登记；办理中电电气（南京）新能源有限公司和中电电气（上海）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因被收购而引起的工商变更、外资注销等各项事务；办理江西景德半导体新材料有限公司名称变更；办理集团、各子公司各项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年检等事宜。

（四）、多形式多渠道灵活开展法律培训与宣传，努力提高集团管理层和员工的法律素质。

1、按年度培训计划，本年度共对新上岗的营销员进行合同法培训4次，培训人次120人，课时16课时。

2、为了提高集团及子公司人事管理者的法律基础知识，安排外聘顾问杨惠弟进行劳动法相关知识培训2次，重点讲解了规章制度的制定、应用，劳动关系建立、解除等法律知识和实践要求。

3、针对近年职务犯罪多发，给公司造成严重损失的情况，为教育销售员，提高法律意识，减少职务犯罪发生，在半年度营销会议上对全体与会销售员进行预防职务犯罪培训。

4、在《中电人》法律专栏发稿，进行法律教育宣传。共刊载《安全案例宣传之资信调查》等 篇法律宣传教育文章，为员工工作、生活中常遇法律问题给予法律指导与宣传教育。

三、运用专业技能，一方面以法律手段维护集团利益；一方面群策群力，充分发挥法律智慧，避免集团卷入重大诉讼，减少案件索赔额，维护集团形象。本年度通过妥善办理诉外、外诉经济案件共为集团挽回损失60万元；减少索赔839余万元。

1、诉外经济纠纷案件处理情况：

⑴ 中电电气（南京）太阳能研究院有限公司与高邮海光照明器材厂仲裁案：因研究院定作的太阳能草坪灯灯具和太阳能路灯灯杆质量与客户天津镇洋公司的合同要求不符，导致天津镇洋对我公司提起质量纠纷诉讼，在妥善处理天津镇洋案件后，少支付天津镇洋公司货款20万元；对高邮海光申请仲裁，根据案件需要及时联系到行业协会专家出具鉴定结论，争取到胜诉机会；4月双方达成调解：高邮海光退还货款、支付赔偿共计40万元，自行拉回有质量问题的灯具。该事件引发的两个案件通过努力共为公司挽回损失60万元。

⑵ 中电电气（南京）太阳能研究院有限公司与南京康中科技有限公司货款返还仲裁案。1月份对康中公司提起仲裁，要求按协议返还货款130多万元，在仲裁过程中发现对方有到期债权，及时向玄武区法院申请保全，6月该案也达成调解：对方同意退还货款并赔偿相应损失共计150余万元，目前该案正在申请执行。

2、外诉经济纠纷案件处理情况：

今年外诉经济纠纷案件发生较多，全年共处理5起案件，涉案金额达1700万元。自2011年以来金融危机造成外部市场环境恶化，同时因公司各层面员工缺乏风险意识，尤其是业务经办人缺乏足够的工作责任心，未尽谨慎义务，使本可避免的纠纷因处理不当引发了重大诉讼。法务部积极应对，精心准备，力争公司利益不受侵害。具体情况如下：

⑴ 芜湖天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诉中电电气（南京）特种变压器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案：对方要求支付工程款及利息共计609594元，经协调达成调解，仅支付本金和诉讼费，对方放弃利息4万元。该案暴露公司管理上两个问题：一是在建基建项目未依法报建，设计方案修改未及时报批，造成工程无法竣工验收；二是公司项目负责人不尽责，人员交接后互相推诿。

⑵ 安徽众安实业有限公司诉中电电气集团有限公司质量纠纷案：对方要求我公司承担质量赔偿的连带责任，支付500万元。该案发生后，及时调查取证，向公安报案，因调查及时、手段得当，使对方在11月份撤诉，避免了公司卷入一场高额索赔纠纷。该案发生的原因一方面是他人为谋取不法利益私刻我公司印章伪造合同，另一方面是公司的报价、标示制作、领用等方面缺乏登记管理措施，无人进行跟踪，使他人得以利用漏洞达到不法目的，使公司卷入无谓的讼争。

⑶ 上海永续机电科技有限公司诉中电电气（南京）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货款纠纷案：要求我公司支付货款67万余元，法院一审驳回该单位对半导体公司的诉讼请求，对方败诉。该案的胜诉体现出使用公司标准合同文本的意义，合同条款的完备使公司取得诉讼先机。

⑷ 常州益鑫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诉中电电气（南京）新能源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对方要求我公司支付违约金900余万元，并对公司银行帐户进行了冻结，给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该案发生是因经办人对合同签订、履行、解除等重大环节无法律意识和常识，对已解除的合同无书面手续，导致引起重大诉讼，经两次开庭，该案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⑸ 洛阳市坤义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诉中电电气（南京）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该案反映合同经办人缺乏基本的商业交易业务技能，对收货、验货、退货、发货等重要环节的处理不规范，存在重大风险漏洞。案件经两次开庭后与对方达成调解，为公司减损二百余万元。

3、劳动争议案件处理情况：今年共发生劳动争议案件7起，数量比往年大幅降低，仲裁请求277859.4元，给付金额58348.1元，减少索赔219511.3元。具体情况如下： 四、严厉打击职务犯罪，追究犯罪人责任，挽回公司损失120万元。

1、石志斌侵占公司财产案件：该案已结案，石志斌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对其在乐山的房产等分别进行变卖和出租，挽回损失30余万元；

2、宋如峰挪用资金案：被挪用的90万元已追回。

3、魏灿龙挪用案：已初查立案，对其已网上追捕；祝建飞、严明武挪用案作为共同犯罪已经立案，并已经网上追逃。

5、陈必林挪用案：因其金额较小，直接江宁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一审已经判决确认应给付款挪用金额8280元，因对方地址无法查实，公告判决，目前正在申请执行。

五、工作中的不足

1、对子公司的监控还不到位，除合同评审监督流程外，在其他方面的监督力度较弱，风险防控子流程未建立。

2、当年移交欠款的清欠率不高，与责任状要求有差距。主要在于：第一，工作创新不够，按老思想老套路进行工作多，对清收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研究少，创新少，办法少。第二，与内部、外部的协调不到位，对质量问题的解决拖拉等，司法机关部配合出差办案等都对货款回笼造成一定不良影响，未及时解决这些问题。第三，招标的合同无管辖权，移交的无管辖权的案件越来越多，清欠带来难度。

3、离职销售员欠款清欠工作进展幅度不大，有待加大力度。

保险公司诉讼案件管理篇8

一、2010年之前美国证券集团

诉讼简要发展历程

证券集团诉讼是指证券投资者因同一事实或者法律问题遭受损害，其中一人或数人作为投资者代表提起损害赔偿请求诉讼，其他投资者以明示或默示方式参加诉讼，法院对该代表提起诉?A的判决，对所有被代表的投资者均有拘束力。[1]3

证券集团诉讼诞生于美国，并在美国境内得到发展，其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酝酿阶段（1938年到1966年）、探索及清除障碍阶段（1960年代末到1980年代末）、繁荣阶段（1980年代末到1995年）、趋于保守、受到限制阶段（1995年至2010年）。

酝酿阶段标志性事件是1938年《联邦民事诉讼程序规则》第23条确立“登记加入制”（opt-in，是指原告必须明确选择加入、否则便被视为退出即将开始的诉讼）集团诉讼，但这一制度意味着原告集团成员尤其是数量众多的中小投资者必须经过一个费时耗力的登记程序才能加入诉讼集团，证券集团诉讼机制并未得到有效利用。

探索和清除障碍阶段标志性事件是1966年修

订后的《联邦民事诉讼程序规则》第23条确立了“退出制”（opt-out，是指原告必须明确选择退出、否则便被视为加入即将开始的诉讼）的集团诉讼，为集团诉讼机制在证券民事诉讼领域大规模运用创造了条件，加之证券市场“欺诈市场理论”得以确立并在诉讼实践中被运用，为此后证券集团诉讼繁荣奠定基础。

1980年代开始见证了美国证券集团诉讼的繁荣期，但在繁荣的同时证券集团诉讼的弊端也日益显现：出现了纯粹为牟利的“职业原告”，律师过度控制诉讼获取高额回报的同时，广大证券中小投资者并没有从集团诉讼赔偿金额中得到更多的实质性赔偿，上市公司受到诉讼敲诈而被迫付出高昂的和解费用，美国资本市场及司法公信力由于证券集团诉讼泛滥而受到一定程度损害。

国会1995年12月通过了旨在减少证券集团诉讼被滥用的法律《1995年证券私人诉讼改革法》，该法在实体和程序上增设新障碍，例如改变了证券集团诉讼首席原告和首席律师的确定标准、提高了证券欺诈起诉标准和损失证明标准、停止证据开示、加大对律师提起无价值诉讼的惩处力度、新增预测性陈述的“安全港”保护条款等，以限制职业原告、抑制无价

值诉讼、减轻证券集团诉讼机制被滥用等。[2]该法通过后，由于证券集团诉讼门槛标准提高，许多律师和原告又纷纷将证券诉讼从联邦法院转移至地方法院起诉力图规避新法所设置的更高起诉门槛限制，国会又通过了《1998年证券诉讼统一标准法》，该法规定绝大部分证券集团诉讼只能在联邦法院提起并且受联邦法律的管辖调整。[1]30-35

历经上述四个发展阶段后，美国证券集团诉讼仍保留了三大核心构成要素：确定证券集团诉讼原告人数数量时仍实行“退出制”（opt-out）以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允许律师实行“风险收费”以提高律师诉讼积极性；原被告必须各自承担诉讼费用（包括法院诉讼费和律师费用）以提高原告起诉积极性（原告即便最终败诉也不需要承担胜诉方的诉讼费和律师费）。

上述状况一直保持直至发生2010年“莫里逊诉澳洲国民银行案”，该案裁决使得美国证券集团诉讼范围进一步收缩。

二、2010年“莫里逊诉澳洲国民银行案”（Morrison v. Nat'l Austl. Bank Ltd）与美国证券集团诉讼

以莫里逊为代表的多位澳洲股民在澳洲证券交易所购买了澳洲国民银行股票，但这些澳洲股民声称澳洲国民银行高管的该行从事房屋抵押贷款业务的美国子行营业业绩信息存在欺诈误导证券投资者情况，为此在美国法院起诉澳洲国民银行高管。原告认为，被告澳洲国民银行的美国子行存在证券欺诈行为，足以使美国《证券交易法》第10b节（该节即著名的证券反欺诈法规定）可以跨越国界而域外适用至被告在澳洲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交易。美国联邦第二巡回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但莫里逊等上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再次驳回原告诉请，认为外国原告就在美国境外所购股票起诉外国被告，美国法院不受理此类诉讼，理由在于“美国《证券交易法》关注焦点并不在于证券欺诈发生于何地，而是关注证券买卖地是否在美国境内”，为此联邦最高法院驳回美国证监会的观点，即“只有美国境内的有关行为对美国境外证券欺诈行为的发生起到实质性作用，美国《证券交易法》才适用于美国境外证券欺诈行为”，并重申“美国《证券交易法》第10b节只适用于下述欺诈行为――该欺诈行为与在一家美国股票交易所挂牌的证券交易有关，或与在美国境内任何其他证券交易有关”（又被称为“交易标准”――即证券交易地点必须位于美国境内，才能导致美国证券法律中有关证券反欺诈条款的适用）。联邦最高法院这一裁决，推翻了联邦第二巡回法院此前在美国证券反欺诈法条域外适用效力问题上确立的“行为或后果标准”（该标准是指：证券欺诈行为主体部分发生于美国境内，或者证券欺诈行为后果对美国产生实质性影响，美国证券反欺诈法律条文就具有域外适用效力），限制了美国证券法域外适用的范围，也同样限制了美国证券集团诉讼的域外适用范围。该判例确立后，美国法律界尤其是美国律师开始逐渐将部分证券集团诉讼向有意愿行使案件管辖权的其他国家地区法院转移，其中作为欧盟成员国的荷兰、德国由于颁布了相应的法律而成为美国律师在美国境外提起证券集团诉讼的地点。[3]

三、2010年后美国律所在荷兰与德国

境内的证券集团诉讼实践

由于美国国内立法及判例对证券集团诉讼限制日趋严格，美国律师开始将目光转向国外。世界多数国家对美国式的证券集团诉讼法律抱怀疑态度，担心沾染美国集团诉讼特有的弊端。目前拥有与美国类似证券集团诉讼法律的国家有澳大利亚、加拿大、以色列。欧盟整体上并不提倡成员国采行美国式集团诉讼法律制度，并于2013年6月通过了一项“建议”，该“建议”列出了欧盟成员国建立集团诉讼机制时应当遵循的原则，该建议不具有强制执行力，且没有将美国集团诉讼机制中的核心要素包含在内，目的在于避免欧盟成员国构建本国集团诉讼机制时感染美国集团诉讼弊端。[4]其主要内容有：

采用opt-in机制，只有原告方明确表示加入即将开始的诉讼，才可将其计入集体诉讼原告；

不允许采用风险收费；

“败诉方”承担所有诉讼费用包括承担胜诉方诉讼?M用；

不允许判处惩罚性赔偿金；

领头诉讼人必须是非营利性实体（避免律师控制集体诉讼）；

对于第三方提供诉讼费融资实施严密监管（要求第三方必须向法院披露有关信息）。

欧盟的“建议”对美式集团诉讼法律的态度虽然比较严厉，但由于“建议”本身并无强制力，加之欧盟成员国中的荷兰与德国两国国内存在特别的立法规定，使得美国律师在这两国看到了实施证券集团诉讼的希望，并开始将与美国关联度不大的一些证券集团诉讼转移至两国进行，其中较为典型的代表案例就是Fortis案和“大众汽车公司案”。

（一）Fortis案

2008年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一家荷兰/比利时银行和保险集团Fortis公司濒于倒闭，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联合花费110亿欧元对公司实施救助，但花费纳税人钱财救助濒于倒闭金融机构做法遭到相关国家公众的强烈反对，Fortis公司股东于2010年在美国法院对公司董事和高管提出了证券集团诉讼，但美国法院运用当时仍有效的“行为或后果标准”认定自身对本案无诉讼管辖权驳回了原告起诉。Fortis公司股东于2011年又在荷兰对该公司董事和高管提起诉讼，但诉讼几乎没有进展，原因在于荷兰法律没有明确规定集体诉讼机制。为推动诉讼进程，起诉的Fortis公司股东中的两名美国籍原告聘请了两家美国律师事务所，两家律所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手段规避荷兰法律对集团诉讼的限制。

首先它们在荷兰依照荷兰民法典设立了一家有限责任的法律实体――基金（荷兰语中称为“stichting”），荷兰法律允许“基金”代表其利益受损投资人提起诉讼。原告方作为“基金”的投资人将他们各自的法律诉权转移给“基金”，但仍保留对“基金”的股权。“基金”董事负责“基金”的经营管理，拥有起诉应诉权与和解权，以“基金”名义对外获得进行诉讼活动的融资支持，但诉讼所得收益全部转给“基金”投资人。通过“基金”可使得各投资人诉讼请求得到整合与集中管控，同时又不必采用集体诉讼的形式。但所有拥有诉权的原告方必须明确加入该“基金”。为使得更多的Fortis公司股东加入诉讼，两家美国律所联合另两家欧洲公司争取到了更多该公司股东加入此次诉讼。

其次为获得诉讼费用的融资支持，两家美国律所联系了一家对冲基金公司。对冲基金公司同意提供诉讼费的融资支持，但“基金”必须将胜诉后所获赔偿一定比例金额支付给对冲基金。两家美国律所还购买了诉讼费用保险，这一保险使得败诉方一旦败诉所需要承担的所有诉讼费用（包括胜诉方诉讼费用）转由保险公司承担，避免了败诉方承担所有诉讼费用的风险，对冲基金对诉讼费用保费再次提供了融资支持。

再次两家美国律所虽然在证券诉讼领域内经验丰富，但均未被允许在荷兰境内开展法律服务。它们聘请了荷兰律师作为人，荷兰律师按小时收取律师费，律师费也来自对冲基金贷款，这成功规避了欧盟不允许收取“风险费”的禁止性规定。

之后Fortis案律师借助于荷兰颁布的一部名为“集体和解法”法律。该法是为了应对2005年一起针对引发新生儿缺陷药物所提起的大规模侵权诉讼而专门制定并授权荷兰阿姆斯特丹上诉法院批准集体和解，由于荷兰法律不允许原告以集体诉讼方式起诉，只可以依照该法选择集体和解，因此在荷兰境内采用组建“stichting”“基金”的方式整合数量众多原告的诉讼请求，以“基金”名义与被告达成集体和解协议。依照该法达成的集体和解协议将适用于协议中指明的原告方或者所有受到被告行为伤害的受害人（但如果原告方对所达成的协议不满意，可以选择退出，另行起诉）。被告方通常希望达成和解协议覆盖的原告方数量越多越好（这样可以避免今后自身可能再次遭遇原告方索赔起诉），《集体和解法》允许被告方在和解协议中设置协议生效前提条件：和解协议覆盖的原告方数量必须达到被告方预先设定比例要求时，和解协议才能生效；若未能达到该比例要求时，和解协议失效。

这样达成的和解协议对原被告双方而言是一种双赢的结果：原告方获得了较大金额的赔偿（虽然其中相当金额必须偿还给提供诉讼融资的第三方例如对冲基金）；被告方达到息诉的目的。

2016年3月Fortis案相关各方依照荷兰“集体和解法”达成了总额达13.37亿美元的集体和解协议，也是迄今为止欧洲达成的最大金额股东证券诉讼和解协议，预计协议可得到阿姆斯特丹上诉法院的最终批准。根据欧盟法律，得到上诉法院批准的和解协议可在欧盟全境得到执行。

Fortis案体现出了两步走的诉讼策略：第一步在荷兰境内组建一个或多个“stichting”“基金”并提起诉讼；第二步一旦法院受理诉讼且有希望与被告达成一项集体和解协议，依照荷兰“集体和解法”扩大该诉讼原告人数以便集体和解协议可以覆盖适用于欧盟境内的所有原告（可能的话也可将世界范围内其他地区的原告也囊括进此项集体和解协议的适用范围）。

（二）“大众汽车案”

就在Fortis案和解协议达成不久，2016年3月前述两家美国律所又在德国代表全球278位机构投资者起诉德国大众汽车公司。此前大众公司向美国监管当局承认，其在汽车发动机安装的废气排放检测设备存在故意低报废气排放的情形。

此次诉讼，两家美国律所采取的策略和步骤与Fortis案基本类似：首先向第三方机构申请获得融资以支付诉讼费用；其次雇佣德国律师在德国法院出庭的诉讼人（德国律师并非采用风险收费）；雇佣有关机构联系尚未起诉的受害人鼓动他们加入诉讼以增加原告方的数量和索赔的金额。

基于欧陆国家法律传统以及对美国式证券集团诉讼特有弊端的忧虑，德国并未在本国引进美式证券集团诉讼法律制度，取而代之的是2005年颁布了一部专门法律，名为《德国资本市场示范案例法》（KapMuG）。

2005年《德国资本市场示范案例法》（KapMuG）适用于证券市场投资者“因遭受不真实、准确、完整资本市场信息侵害而要求赔偿金”诉讼请求，2012年该法修订后将适用范围扩大到证券市场投资者“因使用资本市场公开的误导或错误信息而要求赔偿”以及“因未充分告知投资者资本市场公开信息中存在误导或错误而被要求赔偿”的诉讼请求。

根据该法规定，在德国资本市场中，涉及同一被告及多名证券投资者原告的证券诉讼的审理将运用“资本市场示范案例程序”，这一审判程序具体包括三个阶段：[5]

第一阶段，正在初审法院审理的上述类型诉讼中的原告和被告均可依据该法向法院申请启动“示范案例程序”，一旦法官审查认定申请符合KapMuG的规定，该申请将被公布在电子文告系统中，正处于初审法院审理过程中的上述诉讼将被暂时中止六个月。这期间如果同类案件申请数量达到至少十起时，初审法院将把这些案件转给上诉法院以启动“示范案例程序”进行审理。但如果六个月中同类案件申请数量未能达到十起，原来暂停的初审法院案件??理程序将恢复进行。

上诉法院在前述多起单独提起的证券诉讼中选择一起作为“示范案例”，启动“示范案例程序”的审理。一旦法院启动“示范案例程序”，之前所有单独提起证券诉讼的证券市场投资者均被自动纳入该程序（这一点也是德国“示范案例程序”与其他国家包括美国证券集团诉讼程序的一个显著不同之处）。

第二阶段，上诉法院审理“示范案例”涉及的法律与事实问题，例如被告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错误、信息是否误导投资者、信息与证券价格下跌是否存在直接因果关系等。上诉法院对“示范案例”裁决结果将对所有之前投资者各自单独提起的诉讼有影响；

第三阶段，由于德国法律规定，被告所的错误或误导信息与证券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还需要依靠基层法院在之前投资者各自单独提起的证券诉讼中逐案判定，因此若上诉法院在“示范案例”中裁决被告胜诉，投资者在各自单独提起的证券诉讼中将败诉；若上诉法院在“示范案例”中裁决原告胜诉，接下来投资者在各自单独提起的证券诉讼中能否胜诉还要看各个案件的具体情况而定：若该诉讼是基于德国《证券交易所法》起诉，由于该法将举证责任倒置给被告，因此若被告不能证明错误或误导性信息并非由于自己的严重疏漏所致，原告将胜诉；若该诉讼是基于德国《证券交易法》起诉，由于该法对举证责任由哪一方承担并不明确，因此原告是否能最终胜诉还要看该案法院如何裁判。[6]

由于大众汽车公司的股票目前只在德国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大众汽车案的原告方律师的诉讼策略是先在德国法院起诉，之后再依照荷兰“集体和解法”与大众汽车公司达成集体和解协议。由于之前2012年荷兰阿姆斯特丹上诉法院依照“集体和解法”批准了一起案件即SCOR瑞士控股公司案的集体和解协议，案中被告与荷兰不存在任何联系，只有少数原告在荷兰境内有住所，该集体和解协议仍得到荷兰法院批准，使得人们相信：只要原告在荷兰境内有名义上住所，无论这样的原告数量多少，荷兰法院将运用“集体和解法”批准同意相应的集体和解协议。该案确立以来，许多律师开始将案件转移至荷兰境内争取以集体和解协议的方式结案。

上述两案表明，自2010年“莫里逊诉澳洲国民银行案”确立法律适用和法院管辖采用“交易标准”后，美国法院开始拒绝管辖与美国关联度不大的证券集团诉讼。这迫使美国律师将目光转移至海外寻找可能受理此类案件的外国法院，欧盟境内的荷兰与德国分别颁布了两项与此相关的法律，恰好满足了美国律师这一要求。

美国律师在证券集团诉讼中，不仅使用“风险收费”，而且与金融机构（如对冲基金和保险公司）合作获得金融支持，进一步拓展了律师开展证券集团诉讼的能力。

四、“莫里逊案”对我国发展证券集团

诉讼法律制度的若干启示

（一）当前我国证券民事诉讼法律制度特点

我国最高法院于2003年2月1日实施《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3、14条确认了有诉讼代表人和诉讼人的证券集团诉讼，虽然这一证券集团诉讼类型被限定为“开庭审理前原告人数必须已经确定”，但已经被“东方电子”案审判实践突破。我国现行证券集团诉讼模式具有下述特点：

一是法院立案只能以单一诉讼和共同诉讼形式立案，使得遭受证券侵权投资者起诉时必须履行明示加入，还必须分别聘请律师、缴纳诉讼费，增加小额投资者诉讼成本，使得集团诉讼代表人和集团诉讼律师难产，限制了原告的数量，也增加了法官审案的难度。

二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4条、《民事诉讼法意见》第79条规定，我国代表人诉讼（证券集团诉讼的形式）采用的是加入制，要求权利人向法院履行登记，未登记者不属当事人。权利登记使得诉讼集团成员人数被确定下来，所以即便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一旦法院立案受理也转变为人数确定的诉讼。按照《民诉法意见》第80条规定，对集团成员的登记采用实体审查办法，加大了原告举证难度，提高了起诉门槛。

三是《民诉法》第54条、《民诉法意见》第77条、78条规定了集团诉讼代表人的产生途径和人数，但没有规定法官如何监督或撤换诉讼代表人。

四是我国禁止律师在包括证券集团诉讼在内的群体性诉讼中实行“风险收费”，挫伤律师实施证券集团诉讼的积极性。

五是我国民事诉讼败诉方承担包括胜诉方在内的诉讼费用，不利于证券集团诉讼开展。

（二）完善我国证券集团诉讼法律制度的若干建议

一是在现有原告成为诉讼集团成员实行“加入制”基础上，增加“退出制”。证券集团诉讼中，对资产状况较好、经济实力较强被告起诉，可以实行“退出制”，以起到最大限度保护原告方利益的作用；对资产状况一般或不佳、偿付能力有限的被告，适用“加入制”，可使积极主张权利的原告得到更多赔偿。

二是取消对原告方加入诉讼集团时的实体审查与缴纳诉讼费用的规定，便利原告方加入诉讼集团。

三是应规定证券集团诉讼代表人的资格条件和权限，包括代表人的充分性（例如该人已经起诉或对集团诉讼的通知做出了回应，在法庭今后做出的裁判赔偿额中拥有最大的经济利益，能证明其能最充分保护集团利益）、代表人的典型性（代表人提出的诉讼请求对于所有集团成员而言具有典型性）、代表人不能与集团成员存在利益冲突；权限方面，对于程序性事项，可由代表人与集团律师共同决定；对于实体性事项，可授予法官批准决定权；代表人的产生可由集团成员向法院提出申请经法院批准，也可由法院直接任命产生；在集团成员认为代表人未能尽职尽责维护好集团成员共同利益时应赋予集团成员申请法院撤换代表人的请求权，法院也享有直接撤换代表人的权利。

四是应明确集团律师产生条件和其权限。集团律师应对能公正、适当地集团成员诉讼；若拥有被告证券或与该证券有利害关系、法官认为与集团成员有利益冲突、业务能力存在欠缺等，不能成为集团诉讼律师。还应当规定，集团律师由集团成员代表人提名，法官任命，经法官许可，集团代表人可以解聘、追加聘任或者撤换集团律师。

保险公司诉讼案件管理篇9

内容提要: 普通共同诉讼所具有的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以及避免矛盾裁决的特征反而是治疗司法权威滑坡的一剂良药。比较而言，美国在这方面的经验和观念值得我们学习。尽管美国强制合并制度中有关必要的当事人和必不可少的当事人的分类标准未必能有效地移植过来，但是对强制合并作出区分，并且尽可能避免因无法合并而驳回诉讼的理念却值得重视。这种通过引入诉讼、介入诉讼和共同诉讼进行整体衔接的制度及其清晰明确的制度目的都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三、诉讼合并对当事人的效力

（一）当事人合并的效力

如前所述，联邦法院对许可性当事人合并采用了非常宽松的解释标准，只要对当事人公平，就可以通过自由的解释以促成诉讼范围的最大化。[1]与此相应，规则也给予地区法院很大的自由裁量权，通过增加当事人来塑造案件，如果合并将导致一定的迟延、不公或花费，法院可以驳回许可合并的申请。[2]如果合并被准许，法院在案件的处理上也享有自由的权力：无论原告还是被告无需对获得或防御所有的救济都享有利益，法院可以依原告的权利，支持一个或更多的原告的请求，也可以依被告的责任，针对一个或更多的被告作出判决。[3]

强制性当事人合并与许可性当事人合并有所不同，因为它更侧重于考虑案内外主体的救济是否完整以及利益是否受到损害，因此强制性合并的案件总是在寻求一个兼顾各方利益的划一的纠纷解决方案，这在逻辑上更要求事实认定和裁判结果的统一。

（二）当事人合并不当的救济

联邦法院对于当事人是否合并作出一项决定后，当事人被赋予充分的程序权利进行救济：如果不服可以选择就该程序问题提起中间上诉，也可以待案件实体判决后一并上诉。不过，上级法院在对此类上诉的审查上会根据错误合并（misjoinder）[4]还是不准合并的区别作出不同的回应。

根据《规则》第21 条的规定：“错误合并当事人不是驳回诉讼的理由。法院可以在任何时候依申请或依职权以正当的条件增减当事人。”当然，法院的这种权力在强制合并中必然受到一定的限制。错误合并可能出于多种原因，其中之一就是联邦法院的管辖缺陷。为此，法院可以决定采取某种程序方式以弥补缺陷。比如，使破坏异籍管辖权的某个必要的当事人脱离诉讼，但是错误合并不能以取消必不可少的当事人的方式来解决。必不可少的当事人缺席就只能意味着驳回诉讼。在错误合并的救济中，最棘手的问题莫过于欺骗性合并（fraudulent joinder）。由于一些实际的原因，[5]原告总是喜欢州法院，而被告则青睐于联邦法院，因此欺骗性合并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经常发生。为此，最高法院创设了欺骗性合并规则，允许联邦法院忽略欺骗性合并的同籍被告的公民身份而行使管辖权。[6]欺骗性合并通常表现为，没有合理的事实基础，只有似是而非的理由支持对被合并被告的请求，或者并非真心起诉共同被告或寻求共同判决。[7]然而，主张欺骗性合并的异议方负有沉重的释明责任，他必须释明：即使所有的法律和事实争点都以有利于原告的方式解决，原告仍然不能在州法院针对同籍被告建立正当的诉讼理由。[8]这一释明并不在于揭示原告的真实意图，而是要挑战原告对当地被告提出的请求的存续能力。[9]这在一起保险理赔案中得到了充分的诠释。原告是德克萨斯州的一位收藏家，被告之一是为其藏品提供保险服务的公司，位于伊利诺州。原告的藏品两度失窃，多次找该公司交涉理赔，公司因其未按保单要求提供失物清单和相应证明而拒绝理赔，原告遂将保险公司及其保险人布朗姆（德州居民）列为共同被告，到德州法院起诉。保险公司以欺骗性合并为由，向联邦地区法院申请将案件移送联邦法院管辖。联邦法院认为，首先，原告的起诉状和修改诉状将布朗姆列为被告，但却没有主张任何具体针对她的可起诉的事实，仅有的事实是保险公司通过布朗姆的向原告签发了保单，修改诉状中也没有可供布朗姆抗辩的足够的事实信息。其次，原告在向保险公司送达诉状前，修改了诉状，但原告由始至终并没有努力向布朗姆送达，而且事实上也未送达。

原告主张其存在送达困难，但在保险公司证明布朗姆在保险公司正常上班12 年后，原告放弃了这一主张。最后，原告又提出在其宣誓证词中提到了对布朗姆的两个正当诉因：一是布朗姆在保单签订前承诺公司会迅即理赔，她也会亲自处理问题；二是布朗姆还在出险后，承诺跟进原告的理赔请求，并代表公司告诉原告很快会获得理赔。法院围绕原告在两份诉状中所列的诉因（违反保险合同和违反普通法上诚信和公平交易的义务）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认为原告对布朗姆主张合同责任没有法律依据，而且也不能仅仅依据假设的可能来对她主张普通法项下的责任，故该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法院最终裁定驳回原告对布朗姆的起诉，案件由联邦法院审理。[10]

与错误合并的救济相比，不准合并的救济保障要更为充分，但这也因合并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联邦法院在处理许可性当事人合并的请求时，高度重视并一再强调地区法院的自由裁量权，“拒绝合并被告的命令是地区法院自由裁量权范畴内的事宜，在未见滥用的情况下不应被妨碍。”[11]在强制性当事人合并中，情况则有所不同。尽管《规则》是为联邦地区法院制定的程序规范，但联邦司法实践证明，巡回法院如果认为原审遗漏了必要的当事人，即使在事实审中并未涉及强制合并的问题，上诉审也可以依职权对此予以审查。[12]在当事人方面，对于没有合并必要的当事人而提出的异议可以在诉答期间提出，在诉答程序结束后到庭审之前的申请诉答判决期间提出，也可以在庭审中提出，[13]但是即便当事人在庭审中仍然延误也并不导致失权的效果，有时当事人在上诉审才想到当事人合并问题也为时未晚。不过，在上诉阶段方才提出合并申请会引发特殊问题，法院会对诉讼效率和公平问题进行更严格的分析，如果当事人没有强有力的理由，法院将倾向于拒绝因未合并当事人而推翻既有的判决。[14]

四、共同诉讼与其他当事人扩张制度的联系

（一）共同诉讼与引入诉讼（impleader）

引入诉讼也称为第三方当事人程序（third-party practice），是指被告将新的当事人带入诉讼，意图使其对被告承担被告可能对原告承担的部分或全部责任的程序。在该程序中，原告地位不变，被告同时担任第三方原告，而新的当事人则是第三方被告。引入诉讼一般有四种情况：首先，最常见的是被告基于赔偿、分担、疏忽、代位或者其他任何理论提起引入诉讼；其次，被告可以原、被告之诉的假设结果为基础，针对第三方被告提出附条件的请求；再次，只要被告依照第14 条（a）款向第三方被告提出了适当的请求，他就可以根据第18 条（a）款的请求合并规则在引入诉讼中提出其他独立的请求；最后，被告还可以向第三方被告提出原告无法直接向其提出的请求。[15]不仅如此，根据《规则》第14 条（a）款第（5）项的规定，第三方被告并不是引入诉讼的终结，他还可以根据该规则引入对其有责任或可能有责任的案外人（第四方被告）来承担部分或全部的责任，在联邦判例中甚至出现过第五方被告！[16]

有趣的是，引入诉讼虽然可以在上述多种情况下自由地适用，但却有一点不能突破，即被告不能请求第三方被告直接向原告承担责任，因此，当被告认为他人应当对引发原告请求的行为负责时，第三方被告加入诉讼是不合适的。当第三方被告的行为为被告的责任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抗辩时，被告可以在答辩书中进行抗辩，但却不能以此作为第三方被告加入诉讼的依据。如果原告已经针对两个被告提起单独之诉，那么其中主张另案被告应对原告所受伤害负完全责任的被告可以通过共同诉讼来解决问题。[17]

（二）共同诉讼与相互诉讼（interpleader）

相互诉讼也称为确定竞合权利诉讼，是指在有两人（以上）对由第三人持有的财产提出同一权利

主张时，该财产持有人为避免自己受到损害而将提出主张的人列为被告，要求在他们相互之间确定财

产归属或份额的诉讼程序。[18]根据《规则》第22 条（b）款的规定，相互诉讼规则是第20 条许可合并规

则的补充。第22 条为相互诉讼规定了一种更新、更自由的选择性合并，[19]它为以前救济手段不足的

当事人提供了广阔的救济，因而须自由地适用以贯彻其善意的目的。[20]毫无疑问，相互诉讼从性质上说属于许可性合并。

保险公司诉讼案件管理篇10

关键词：证券民事赔偿机制

我国证券市场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证券市场法制化程度也31益提高。但证券市场中也出现了少数违法违规事件，严重侵害了证券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影响了市场的健康发展，因此，在证券市场中建立和健全民事赔偿机制已成为社会各界一致呼声。2002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标志着中国证券民事赔偿机制正式启动。对于这一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课题，法学界、司法界等各界人士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做了诸多有益的探索，笔者将从我国证券民事赔偿机制的现状、焦点及存在问题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建立证券市场民事赔偿机制的意义

所谓证券民事赔偿机制，是指证券市场投资者的财产权受到不法侵害后，以诉讼形式诉至人民法院，要求加害人予以赔偿的诉讼机制。通常情况下，当权利人的合法利益遭受不法侵害时，既要对不法侵害人予以惩戒，即行政处罚和刑事制裁，又要对受害人进行救济，即民事赔偿。因此，在证券市场上强化行政和刑事手段的同时，建立民事赔偿机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民事赔偿机制维护了证券市场中的弱势群体——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了社会的公平和效率。其次，它与行政监管、刑事制裁三位一体，相辅相成，加大了监管力度，提高了违法违规成本，共同保障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再者，投资者权益得到有效保护，可以极大刺激其投资热情，提高投资者信心，有利于推动证券市场的发展。

二、我国证券民事赔偿机制的现状

十多年来，我国证券市场对违法违规行为一直以行政处罚和刑事制裁为主要手段，民事赔偿机制一直处于曲折的探索中。2002年1月15日《通知》的出台，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据统计，《通知》出台后短短几个月，上海、济南、成都、哈尔滨等地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200多件针对sT嘉宝、圣方科技、渤海集团、ST红光、大庆联谊等上市公司提起的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从《通知》规定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对受理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做出了几个限制：

1．只受理因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行为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对于其他各类证券市场上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目前还不予受理。

2．只对已被证券监管部门做出生效处罚决定的案件受理，即以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决定作为前置程序。

3．法院可以受理单独诉讼和共同诉讼，不接受集团诉讼。

4．只有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和经济特区的中级人民法院可以受理此类案件。

这些限制表明，在目前条件下，我国证券市场民事赔偿机制这扇大门正在徐徐打开，但并没有完全打开。这也是由我国当前市场条件和法律条件决定的，是我国证券市场法制化进程的必经阶段。我们坚信，随着市场和法律条件的成熟，法院必将依法无保留的受理证券市场上诸如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各类民事侵权纠纷案件，证券市场民事赔偿机制将更趋完善。

三、证券民事赔偿案件的几个焦点问题

虚假陈述的民事赔偿案既是新型案件，又是疑难案件。在具体操作问题上必然存在诸多争论，主要存在以下几个焦点问题：

1．责任主体的认定问题

在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中，责任主体主要有以下三类：一是披露主体——上市公司和拟上市公司，二是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管人员，三是承销券商、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中介机构及其相关人员。一般隋况下，这三类被告中，或两两勾结，或全部勾结实施共同侵权行为，相互间应负连带责任。投资者在诉讼时，既可以选择一类或两类主体提讼，也可以对全部责任主体提讼。

2．因果关系的认定问题

证券民事赔偿案件审理中，因果关系的认定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投资者损失与被告不法行为的因果关系；其二，是一因一果还是多因一果。即：损失是由虚假陈述一个原因造成的还是由包括虚假陈述在内的多个原因造成的。如果被告的虚假陈述通过招股说明书、上市公告书、业绩报告、公告等载体在指定媒体上披露后，投资者对被告的股票进行投资，而后被告由于虚假陈述被揭露而导致股价下跌使投资者发生亏损，那么可以认定被告虚假陈述行为与投资者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有些情况下，投资者损失完全是由被告不法行为造成的，但是也应看到，证券市场时刻都在变化，还存在很多其他原因导致投资者损失，总的来讲有两大类：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包括诸如政策风险、利率风险、购买力风险等对整个市场产生普遍影响的风险，是不可规避的风险；非系统性风险则是影响个别行业、个别公司的风险，显然，虚假陈述给投资者带来的风险应属于非系统性风险。因此，认识到证券市场的复杂性，分清一因一果还是多因一果，正确界定投资者损失与赔偿责任范围，对保护原被告双方的合法权益，合理适用民事赔偿机制是非常必要的。

3．举证责任问题

一般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采用“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特殊侵权行为则采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在证券民事赔偿案件中，投资者在取证方面，特别是要证明上市公司存在虚假信息披露上存在很大困难，很难适用“谁主张，谁举证”。根据《通知》规定，目前对虚假陈述类案件的是基于证监会对该公司做出定性的行政处罚意见，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国家管理机关在一些较大问题上代替个人完成了举证责任。但在具体问题上的举证责任，仍有待明确。以著名法学家江平为代表的法学界人士认为，在证券民事赔偿案件中，原告和被告都应负有举证责任。

原告应当举证证明其交易行为和损失，欺诈行为和交易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应当由被告举证。如果被告能证明二者之间没有必然因果关系，而只是或然因果关系，则可以不对那部分损失负责。也就是说，从投资者角度，只能把在虚假陈述期间买进卖出的资金或者持有股票差价作一个总体的计算，因为他自己无法区分哪些是虚假陈述导致的损失，哪些是正常风险造成的损失，这种举证责任应交给被告，由被告来进行抗辩，拿出证据来区分哪些损失是由虚假信息造成的，哪些不是由虚假信息造成的，达到免除一部分责任的目的。

4．赔偿金额的确定问题

赔偿金额是证券民事赔偿案的核心，由于最高院司法解释未对证券民事赔偿金额做出明确规定，这一问题必将成为原被告双方法庭争论的焦点。关于赔偿金额的计算方法，主要存在三种观点：一是从证监会认定的相关公司虚假信息之日起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对上市公司的处罚之日止，投资者买人价格和卖出价格之间的差额来计算赔偿金额。证监会处罚决定公布后继续持有相关公司股票带来的损失不在赔偿范围之内。二是同样按买人和卖出价格间的差额计算，但赔偿计算截止时间不受处罚决定公布的限制。还有一种方法认为：股价下跌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有上市公司虚假陈述的原因，还有诸如系统性风险、个人操作水平、心理因素等正常存在的风险，由正常风险导致股价下跌带来的投资损失，不应该计算在赔偿范围之内。不同计算方法运用到具体案件中，得出赔偿金额的差距是很大的。笔者个人认为第三种计算方法相对合理，赔偿金额的确定应该扣除大盘涨跌带来的正常风险因素，是考虑了证券市场特性较为客观的算法。

首先，根据《证券法》第63条规定，因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应负赔偿责任。很显然，由正常的市场风险导致的投资损失不能作为民事索赔的理由。其次，证券市场的民事赔偿案件相对于一般的民事赔偿案件，有其复杂性和特殊性。因为证券市场是风险市场，投资者进人市场，在期望获得收益的同时，本身就应承担市场风险。如果把证券市场系统性风险导致的大盘下跌、上市公司正常经营风险导致的股价下挫、投资者个人操作水平和操作心态导致的损失等属于正常风险的损失，仅因虚假陈述一个原因就全算到上市公司头上，是不合理的。再者，风险是“无限递延”的，同时我国尚未建立股东代表诉讼制度，造假公司现有股东的利益也一样需要保护。证券民事赔偿案件不能只注重保护了受害投资者的利益，却忽视维护相关公司现有股东的合法权益。

四、证券民事诉讼过热的消极影响

从完善证券市场责任体系的角度考虑，我国应当建立证券民事赔偿机制，给投资者请求司法救济的权利。但我们必须看到，在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大多数国家，证券民事诉讼机制并不发达。即使是在证券民事诉讼机制最成熟的美国，证券民事诉讼实际获赔的比例也很小，主要是通过庭外和解或其他方式解决。为减小证券民事诉讼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1995年美国国会曾专门立法对提起证券民事诉讼的条件加以严格限制。台湾在“证券交易法”实施30年来，尚未出现成功的证券民事案。日本对证券违规行为的处罚也主要是通过行政力量。可见，各国在证券民事诉讼制度上还是相当谨慎的，其原因在于证券民事诉讼如果发展过热，将存在明显负面作用。

首先，过滥的证券民事诉讼损害证券市场的公平和效率。如果片面强调证券民事赔偿，可能出现投资者动辄诉讼，严重干扰上市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损害整个证券市场的公平与效率。

其次，股东利益和公司利益实质上是一致的，如果股东一时激愤，要求上市公司承担过重的赔偿责任，将直接影响公司效益，最终还是使股东利益更大程度受损。

再者，在过热的民事诉讼制度下，会给少数不法分子恶意提讼造成可乘之机。有些人会在没有充分事实、法律依据和没有遭受实际损失的情况下，对上市公司实行“诉讼敲诈”，以获取不正当利益，这种现象在国外市场屡见不鲜，违背了证券民事赔偿机制的初衷，损害了上市公司和大多数股东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