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意的谎言辩论材料十篇

善意的谎言辩论材料篇1

2.善意的谎言是出于善良的动机，以维护他人利益为目的为出发点。就其善意的谎言本身的性质决定它并非恶意，而是建立在内心之诚，之善的基础上，而恶意的谎言是为说谎者谋取，以强烈的利欲，薄弱的理性，把他人仅作为手段，不惜伤害他人的行为。本身善良的人在某种状态下被逼说出的谎言是善意的，这种谎言对主体来说是一种友善，一种关心。而心术不正的人，不管如何伪装，如何花言巧语，如何绞尽脑汁为自己恶意的谎言冠上善意的高帽，其所说的谎言都带有恶意目的性。显然，善意的谎言无碍诚信。

3.当一位身患绝症的病人，被医生判了死刑时，他的父母、爱人、子女以及所有的亲人，都不会直接的告诉他：生命已无法挽救，最多还能活多久之类的话。虽然这些都是实话，但谁会那样残忍的如同法官宣判犯人死刑一样，向已经在病痛中的亲人以实情相告呢?这时，大家就会形成一个统一的战线，闭口不谈实情，而以善意的谎言来使病人对治疗充满希望，让病人在一个平和的心态度过那残年余日。难道这会有碍诚信吗?

4.善意的谎言是一种处世的方式，是一种替人着想的品质的体现，难道，替人着想也是撒谎吗?

善意的谎言辩论材料篇2

舆论监督是党和人民赋予新闻工作者的崇高使命，开展舆论监督，不仅要敢于监督，还要善于监督。“善于”，即是讲策略讲手法讲艺术以求得最佳效果。用事实说话，往往胜过滔滔雄辩，是搞舆论监督的一个基本功。舆论监督报道由于其指导性、评价性、批判性强，对新闻事实的要求就更为严格。一些新闻官司之所以败诉，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媒体的报道缺乏足够的事实依据、无法证明自己观点和结论的准确性和正确性而造成的。

“用事实说话”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原则，也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优良传统。1848年6月法国工人起义失败后，资产阶级反动报纸巴黎的《总汇通报》及《科伦日报》造谣说：“起义者身上携带了大量钱财。”恩格斯在《〈科伦日报〉论六月革命》中引述了曾在起义者那里做了12小时俘虏的非常保守的国民议会议员帕耶先生的声明：“他们大多数都是被四个月的贫困生活弄得绝望的工人，他们说，宁肯死于枪林弹雨之中，也不愿饿死！”用事实说话，使谎言不攻自破。针对反动势力的反革命宣传，在早期的革命实践中，就得出这样一条真理：事实胜于雄辩。他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论述：我们反攻敌人的办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还对红色根据地创办的《时事简报》要求：“严禁扯谎，例如，红军缴枪一千说有一万，白军本有一千只说一百。这种离事实太远的说法，是有害的。《时事简报》不靠扯谎吃饭。”《群众日报》1948年8月31日前线通讯《重伤依然杀气高》，写一名战士头部受伤坚持杀敌，用头巾堵伤口止血，形容为“好像堵塞一个水渠似的”，这显然夸大其词，比喻不当。在西北区记者节的讲话中批评说：“这样一个生动感人的故事，却被‘水渠’两个字破坏了全部的价值。”还说：“比如，报道敌机轰炸目的在激起读者同仇敌忾，你说，是用‘血肉横飞’，‘目不忍睹’等空洞字眼来形容效果大呢？还是老老实实报道某日某时，敌机轰炸某县某村，炸倒一个几岁男孩，炸在什么地方，炸成什么样子，小孩死后，家庭发生什么事故……更能打动人心呢？抽象的、笼统的话头，只能给人以模糊的概念，只有事实，具体的事实，才能给予读者经久不磨的印象，真正生动地教育读者。”

成功的舆论监督都是用事实说话，让公众全面透彻地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使舆论监督有理有据，合情合法。要善于利用背景资料和现场材料，现场材料和背景材料一旦结合起来，就会形成鲜明的倾向性和针对性，而这一切无疑又强化了客观性，增强了舆论监督的感召力和号召力。用翔实的事实说明问题，有时候只要将违法违纪者的丑行真实清晰地展示出来，即使编辑记者不说一句话，也会让受众心领神会。准确的事实比记者苍白无力的喋喋不休更具说服力。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之所以深受欢迎，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用事实说话”。1997年1月25日播出的反映309国道山西段交警乱罚款的节目《罚要依法》，将拦车交警毫无顾忌、蛮横无理的行为一览无余地搬到电视屏幕上，暴露在公众面前：交警一，抬手拦车，撕单子收钱，记者问为什么，这个交警再撕一张单子给你；交警二，罚一辆运煤车，说超重了，当记者说称过没超重时，交警狡辩说，一般这样的车都超重，又说了一个理由“灯光不全”；交警三，记者看到他罚了几辆车的钱，他却死不承认，还借故溜之大吉。如此等等，层层深入，证据确凿，使个别交警没有依据乱罚款的事实逐渐清晰起来，突出了“罚要依法”的主题，不仅使节目生动丰满，而且扎实可信。节目播出后，国务院纠风办、公安部、山西省政府分别派出调查组赶到山西省长治市调查了解情况，包括8名民警在内的山西省长治市与此相关的17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党内和行政处分。之后，国务院纠风办、公安部分别向全国发出关于治理公路“三乱”的补充规定，济南交警等全国十几个省市的交警部门专程派人到中央电视台录制该节目，用做教育队伍教材。舆论监督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新闻的生命是真实，缺乏事实根据的舆论监督是站不住脚的。倘若被监督部门是执法部门或经济实力雄厚的部门，这些极具优越感或自恃特殊的部门对舆论监督会产生一种本能的抵触。更何况有的人无理赖三分，动不动就把新闻媒体和记者告上法庭。因此必须做到事实准确、无懈可击。1994年9月，《南方日报》、《羊城晚报》、《深圳法制报》等相继发表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新闻干事石峰撰写的文章，披露广西北流市考察团抵达深圳的当天晚上，副市长梁某、办公室副主任陈某和建委副主任顾某在马路上勾搭3名身份不明的女子，到自己住的丽都饭店的“风流韵事”。11月4日，梁、陈二人向罗湖区法院状告报道失实，辩称两名女子并无暗娼标记，报道侵害了他们的名誉权。法庭调查表明：顾某同一女子在浴池鬼混当场被抓获，无话可说；梁、陈二人把两名女子带进宾馆，尚未入室时发现有人跟踪，两女匆匆离开，应视为“”。1995年5月，一审法院作出判决，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1995年8月，二审法院对双方当事人调解告终，梁、陈承认找小姐陪跳舞、唱歌是错误的，同意石峰写文章是出于舆论监督的目的，主观上没有侵害两上诉人名誉的故意；要石峰承认二人在深圳没有，新闻报道中个别用词不妥，对两人客观上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向两上诉人表示歉意。从法律角度去看，和找小姐唱歌陪舞的行为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笼统地称之为的确与事实不符。倘若作者在行文时严格按事实描述，也许就不会有这场新闻官司。

善意的谎言辩论材料篇3

奥普拉这番话事出有因。此前她连续两期在节目中介绍了一则美丽的爱情传奇：二战期间，12岁的波兰犹太男孩赫尔曼・罗森布拉特被关进德国柏林附近的一个纳粹集中营。集中营外，一家农场的9岁小女孩罗玛，每天都会隔着铁丝网向他扔一个苹果。多年后，他们在美国奇迹般重逢，坠入爱河，相濡以沫50年。奥普拉在讲完故事后，含着眼泪对着屏幕大喊：“它真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爱情，让我们一起为它欢呼吧！”

作为美国收视率最高的谈话节目，奥普拉的呼喊，把这则动人的爱情故事带进每个美国人心里。赫尔曼・罗森布拉特，这个普普通通的退休老电工，一时间成了报纸、杂志、出版商乃至好莱坞的宠儿。他和妻子的这段“苹果情缘”，被写成了儿童读物《天使女孩》；几大出版社对他“围追堵截”，劝他把经历写成自传；好莱坞制片人也看中了这个好题材，与之相关的电影《栅栏之花》，明年3月就要开拍。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会为爱情动容。随后，研究二战历史的专家站出来了，在战争中幸存的退伍老兵站出来了，他们拿着“纳粹大屠杀文献资料”和赫尔曼的故事，做起了一对一的求证。最后得出结论：赫尔曼当年被关押的集中营，应当紧靠纳粹党卫军的兵营，没有任何隐蔽空间。而罗玛根本不可能每天堂而皇之地向赫尔曼扔苹果，而不被看守发现。由此便可证明，这个所谓的“苹果情缘”，不过是个子虚乌有的谎言。它是在利用人类脆弱的情感，颠倒史实。

于是，短短半年，赫尔曼和他的妻子罗玛，便从“大众偶像”变成了“人民公敌”，由人们的集体褒扬，变成了集体诘难。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口水与白眼，赫尔曼只好承认，他虽然在集中营呆过，只是，那个每天扔苹果的“天使女孩”，只在他梦里出现过，是支撑他活下去的美丽幻想。而多年后，当他遇到妻子罗玛，发现她曾经就生活在他被关押的集中营附近，他们几乎“可以看到同一片云彩，闻到同一朵花香”，他忽然搞不清“什么是梦，什么是真”。

赫尔曼的梦，终究还是醒了。因为他毕竟说了谎。西方人对待谎言的态度，从皮诺曹的故事就能看出来：诚实，是做人的根本。无论出于何种情境，只要说谎，便失去了纯洁的心。

赫尔曼忏悔了，但他的态度似乎还不够真诚，因为他认为，他说谎，只是想给这世界多些希望。但他并没有换来谅解和宽容。那本儿童读物《天使女孩》，在舆论的压力下被迫下架；赫尔曼的自传紧急叫停，出版商第一时间冲进他家，追讨“预付稿费”；只有《栅栏之花》还要继续拍下去，只是制片方一再承诺，影片将是一个“纯粹的爱情故事”，向《日内瓦医生》看齐，绝不会包含任何篡改历史的成分。为了保证这点，他们还打算挑选一名“二战学者”作为资深顾问。

在一片批评声中，只有赫尔曼的一位老邻居站出来为他辩护了几句。他觉得，平日里的赫尔曼就常说些“天真的傻话”，逗周围人开心。不可否认，他的确犯了错，欺骗了所有人，但不至于像历史学家说的，“是出于一颗虚荣与贪婪的心”，“是毒害众生”。

其实，从“激励人心”这个角度看，对赫尔曼的评判，或许还是要留一点人性的空隙。毕竟，有无数人为他的故事感动了。甚至美国人自己也曾说，“我们是靠着秀兰・邓波儿的微笑，卓别林搞笑的大靴子，以及赫尔曼的爱情传奇，在支撑着，度过这个经济寒冬。”

从这个角度说，赫尔曼是用谎言创造了一种极致的美好，把沉溺于绝望与虚无的人们一个个打捞了出来。然而，在谎言被击碎的瞬间，人们的心灵再次被黑暗侵袭。于是人们发现，美好的不再美好，生命终究还是有斑驳的痕迹。或许，人们的愤怒与失望，很大一部分，是缘于美好被粉碎后，汹涌而至的挫败感与幻灭感。

主持人奥普拉在大呼“人人都该像皮诺曹，扯谎鼻子就变长”之后，还说出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不想像法官一样审判他。因为人性是个太复杂的东西。而赫尔曼即便有‘罪’，那也是种带美的‘罪’。”

由此来看，虚构了“苹果情缘”的赫尔曼，倘若真是本着一颗纯净的、向善的心，那不如选择“童话”这个载体，把故事讲给大家听。在这方面，他其实可以学学卡夫卡。这位作家，就曾以童话的形式，编造了一个美丽而有说服力的谎言，为身边人带来了宽慰与温暖。

善意的谎言辩论材料篇4

一、 改变阅卷方略，严把证据审查关

一般案件，我们在阅卷中，往往重点审查认定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其他从简。对于犯罪嫌疑人拒不认罪的受贿案件，可从审查发破案的经过，查明案发原因，若是行贿方检举的，查明其检举的背景，行受贿双方是否有恩怨或矛盾，看有无陷害的可能，从而坚定指控其犯罪的信心。如时案是在查处时某负责扶贫乡的有关领导经济犯罪案件时，有关犯罪嫌疑人供述参曾向时某行贿而案发，其案发是正常的。这些人无诬告陷害时的可能，其证言是可信的。从而坚定了认定时某有罪的信念。其次，仔细地梳理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一点一滴地发现问题、破绽，对前后矛盾处一一标记，突出重点和薄弱环节，做到心中有数，并将证人证言之间，证人证言与嫌疑人的供述逐一对照，找出矛盾，以便确定提审、补充完善证据的思路。

二、 调整讯问策略，把好提审关

一般案件，提审犯罪嫌疑人，常让其如实回答问题，问的多，听得少。而对拒不认罪的犯罪嫌疑人，可利用其急于表白自己的心态，采取以听为主的讯问方法，从其口供中发现漏洞，辅之以必要的发问，从而掌握并固定其对有关问题的辩解，然后作有针对性的取证，以揭穿其谎言。如提审时某时，我们有意让其谈谈扶贫的情况，果不出所料，时很委曲地大谈其在蒋集乡如何变“输血工程”为“造血工程”，蒋集乡“六公司”在其尽心尽力的扶持下兴旺发达，蒋集乡领导如何对其歌功颂德，当问及95年以后，乡领导是否利用节假日去其家中慰问，以表感激之情时，却矢口否认，并辩称95年元月已搬入引河路新生居，其余几年的春节前本人均不在家……针对犯罪嫌疑人自证无罪的谎言，承办人决定下一步将重点补查这几年春节前后时某是否在家居住？经查，95年7月左右，时某才搬入新居，96至2000 年春节前一天才离开淮阴，从而为在庭审中揭穿被告人的谎言奠定了基础。

三、讲究证据收集、完善的策略，严把证据关。

对于直接证据“一对一”的受贿案件，应注意全面收集案件中应该收集，也可能收集到的间接证据，特别是挖掘、收集相互吻合，构成锁链的间接证据，从而运用间接证据去印证行贿人证言，驳斥犯罪嫌疑人的狡辩。

1、针对审查中发现的逻辑漏洞，及时地收集新证据，以补充、完善证据体系。如时某为否认1998年10月曾收受“六公司”蒋某所送的2万元好处费，辩称当时确实收到过蒋某送到其办公室的55000余元现金，但此款系正当的车辆运力费，而非贿赂款，且已将此款如数交给车主。一起送来的一份清单随手处理了，而车主证实收到时转交的运费不到5万元以及一份清单。行贿人蒋某只是含糊地证实将清单与钱款一并交给时某，共计69000元。以上供证谁的更为可信，时某、车主及蒋某所说清单是否是同一张？带着这些问题，承办人再次找有关人员核实。经查，证人胡某证实准备行贿款时，不仅写了一份真实的运费单据49000元，而且为使时某放心地收下这笔好处费，还将入帐用的加大为69000元的运费单据抄写了一份，一并交给蒋某；蒋某证实将真假二张单据一同交给时某，并告知帐上已处理好让其放心，在送给时20000元的同时，还送给蒋集乡党委书记陆某2万元；陆某证实收到此款；车主证实本人不识字但认识数字，收到的运费不足5万元，与单据上最后所列的数额一致。同时发现当月时妻的股票帐户上存入现金2万元。至此不仅查明了行贿款的来源、行贿的过程，而且查明了行贿款的去向，从而间接证据环环相扣，足以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

2、复核主要证据，固定完善原有证据。

新的庭审方式，使控辩双方都极力获取于己有利的证据材料，为此要求公诉人在庭前准备工作中必须复核、固定主要证据。对于靠间接证据定案的受贿案件，不仅要复核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行贿人的证言，还应对主要的证人证言进行固定，以排除言词证据形成过程的违法，确保此类间接证据的真实可靠。

3、串连间接证据，以间接证据为先导，分析判断 直接证据的真伪，确定犯罪嫌疑人行为的性质。

“一对一”的证据在受贿案件中并非不能定案，而是应把收集到的大量间接证据进行分析，找出它们之间的联系点，将它们有机地串连起来，并将行贿人孤立的证明放在证据体系中比较和鉴别，看它是否和整个证据体系相一致，如果一致就可以采信，使间接证据从量发展到质的飞跃，从而有力地揭露犯罪嫌疑人口供虚假的本质。

四、 庭审中运用讯问、举证技巧，严把出庭公诉关。

善意的谎言辩论材料篇5

一、为人师表，以身作则

教师要让学生学会诚信，教师必须是诚信的典范，要做到以诚育人、以诚待人、以诚服人，逐步确立诚信意识和行为的形成。教师的一言一行要处处讲究“诚信”，以高尚的诚信人格影响学生、感染学生，作好诚信的表率和楷模。对待学生，教师要理解他们的苦衷，同情他们的处境，宽容他们的过失，保护他们的天性，要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要先做到。在与家长交流沟通过程中，教师要做到把微笑留给家长、用真诚对待家长、用爱心打动家长，明礼诚信，言出必行，取信于家长，真正做到师生家长携手，共筑诚信长城。

二、制定目标，有的放矢

根据我们班情况和初中学生特点，我们拟定了以下一些开展初中生诚信教育的目标：

1、教育学生以诚待人。以真诚的言行对待他人、关心他人，对人对事要做到表里如一，认真对待自己的学业，对作业和考试要做到如实反映情况，不抄袭、不作弊。

2、教育学生诚实守信。培养学生守时、守信、有责任心，承诺的事情要尽量办到，做到“言必信”、“行必果”。遇到失误，能勇于承担应有的责任，知错就改。

3、教育学生遵纪守法。在开展诚实守信教育的同时，还要加强遵守法律法规、校规校纪的教育，开展遵守社会公德的教育，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和规则意识，使学生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

三、立足课堂，随时渗透

要把课堂建设成为学生道德教育的地方，就要充分发挥课堂主阵地的作用，紧密联系学生生活实际和社会实际，积极改进教学方法和形式。

教师要切实提高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必须把德育工作与各学科教学进行有效整合，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教师在教学中要善于抓住时机，结合教学内容，将诚信教育有机地渗透到教育教学活动之中，培养学生诚信的品质。德育课程和文科教学要结合教学内容，充分挖掘教材的思想性，寓诚信人物、事件于课堂教学之中。如“烽火戏诸候”这个故事学生都很熟悉的，周幽王为了博取爱妃一笑欺骗诸侯，失去了别人对他的信任，才导致了最终自取其辱，身死国亡的可悲下场。教师要结合教学环节培养诚信品质，把诚信教育有机地渗透到教育教学活动之中，从而实现教书和育诚的统一，完成教书育人的最终目标。

四、开展活动，形成观念

诚信的品德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做人之道，必须从小培养，贯穿于教育的全过程。诚信教育重点在知行统一，关键在践行。因此，我注重精心安排贴近学生生活、贴近学生实际诚信教育活动。初中生的年龄特点，决定了他们不喜欢空洞的说教，要达到较好的教育效果，就要运用灵活多样的方法，以丰富多彩的形式为载体开展诚实守信主题教育活动。

1、开展诚实守信的主题班会：由同学们收集历代守信重诺的故事，如立木为信、 晏殊信誉的树立的故事 ；收集有关诚信的名人名言；观看同学们自编自演的一些文艺节目，思考为什么要开展诚实守信教育。针对当前社会存在并关注的诚信问题进行深层次的探讨，如三鹿奶粉引发的中国牛奶危机，建筑工程质量问题引发的事故危机。通过召开诚信主题班会，同学们进一步明确了诚实守信的重要性，初步树立了诚实守信的观念。

2、收集诚信学材：广泛发动学生自己收集关于诚信的故事、格言、典型案例等，尤其是寻找身边的诚信故事。让学生在搜集诚信学习材料的过程中受到潜移默化的诚信教育。

3、主持诚信辩论会：俗话说，真理愈辩愈明。因此，我经常针对学生中一些有关诚信的认识不清的问题，组织学生开展辩论会，让学生在辩论中明白真善美，明白是非标准。

五、指导实践，树立榜样

善意的谎言辩论材料篇6

论文关键词 修改后刑诉法 职务犯罪 辩护权

修改后刑诉法对于辩护和制度进行了全面修改和完善，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即可以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强化了律师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这些制度的出台，进一步完善和保障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和作用，充分展现了近年来我国法治进步的成果，对于推进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这些规定也给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带来了新的冲击和挑战。

一、修改后刑诉法对辩护制度修改情况简述

仅就刑事诉讼侦查阶段而言，与1996年刑诉法相比，修改后刑诉法在律师辩护权方面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辩护人”介入时间提前

修改后刑诉法第3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这条规定，将律师的辩护人地位从审查起诉阶段提前到侦查阶段，进一步保证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有效的获取律师帮助的权利。

(二)会见程序改变

修改后刑诉法第37条第2款规定：“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这也就意味着辩护律师可直接到看守所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再需要经过办案机关的批准、安排，这项规定为辩护律师和犯罪嫌疑人会见提供了极大地便利条件。

(三)律师权利扩大

修改后刑诉法第37第4款条规定： “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这项规定意味着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侦查机关将不再有权派员在场，也不能对律师会见的时间和次数进行不必要的批准和限制。此外，修正后刑诉法第37条第1款取消了辩护律师同犯罪嫌疑人会见通信的阶段限制，即律师在侦查阶段除可与犯罪嫌疑人会见之外，还可与其进行通信，这也是律师权利的一项重要扩充。

(四)明确规定三类案件可以限制律师会见

修改后刑诉法第37条第三款规定： “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上述案件，侦查机关应当事先通知看守所。”这项规定从正面赋予侦查机关限制律师会见权力的同时，其实从反面也保障了律师的会见权，即只要不是上述三类案件，或者侦查机关没有事先通知看守所，律师即可不经批准直接会见犯罪嫌疑人。

上述四方面的完善与转变，被理论和实务界一致认为可以有效改变现阶段刑事案件“会见难”“辩护难”等基本问题，对于律师充分行使辩护权提供了极大地便利条件。但就职务犯罪侦查工作而言，因为现阶段的侦查工作特点，这些转变却给今后的侦查带来了较大的冲击。

二、辩护制度的修改给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带来新挑战

当前，我国职务犯罪侦查工作运行过程中存在着侦查手段较为单一，案件突破严重依赖口供，侦查工作缺乏现代技侦手段等特点，具体体现为：职务犯罪查办以“秘密性”为原则;职务犯罪查办依赖口供;职务犯罪侦查依赖强制措施的运用;职务犯罪侦查的技术侦查措施严重缺乏。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现状是适应原有刑诉法而形成的办案模式而产生的，律师辩护制度的改革为职务犯罪侦查带来了以下几方面的冲击：

(一)口供的获取和固定难度加大

贪污、受贿案件具有其证明方面的特殊性，主观犯罪构成的证明往往决定了案件的定性。礼尚往来、借贷关系、公务消费、小金库等均可以成为逃避刑事处的关键理由。 由此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则成为能否定罪的关键性证据。律师以辩护人身份出现在侦查阶段给审讯工作带来的不可控因素必然会增多，拒供、翻供、串供现象将频发。侦查人员和犯罪嫌疑人、律师之间由于权力和权利的“此消彼长”导致的“博弈”将更激烈，获取口供难度将更加困难。

(二)证据的获取和固定难度加大

在案件侦查过程中，一些犯罪嫌疑人和证人由于不了解侦查机关对哪些人采取了哪些措施，获取了哪些证据，因而不敢轻易翻供、毁证。而修改后刑诉法赋予了律师更充分的辩护权利，使得律师可以运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和专业知识，在会见犯罪嫌疑人时告知其如何准备供述，并将获悉的案件情况带出，对关键案件证据进行掩饰或销毁。这对于一直以来都以口供获取证据的办案机关来说，无疑是一个获取和固定案件证据材料的巨大冲击。

(三)可能导致案情或其他案件线索的泄露和流失

修改后刑诉法对辩护制度的修改完善使得办案人员对案件的控制难度将增大。可能带来的具体问题包括：(1)律师可能将通过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阅卷获悉的信息提供给证人或被调查人;(2)在共同犯罪或彼此关联的窝案、串案中。律师将获悉的其他共犯或关联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或辩解提供给与这一供述或辩解存在利害关系的某个共犯或者其他关联人，从而使他们在有意无意间形成原本不存在的共同认识与表述;(3)在正在侦查的案件中，律师通过会见犯罪嫌疑人可能获悉尚未办理的其他案件的信息，而有意无意地提供给相关联的人。

(四)拓展线索，深挖串案的难度加大

线索深挖和扩大是职务犯罪案件线索来源的重要途径，它可以使小案发展成大案，使单个案件发展成窝案、串案。线索深挖有时需要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中发现蛛丝马迹，然后乘胜追击获取更多的线索资料。而律师通过有关权利的行使，不仅有可能使犯罪嫌疑人拒供、少供，让口供和证人证言变化的风险加大，而且有可能泄露案件的某些信息，从而给侦查中深挖线索，扩大战果增加困难。

三、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如何应对辩护制度修改带来的挑战

作为职务犯罪侦查部门面对刑事诉讼法关于辩护制度的修改完善，一方面要积极适应刑诉法的修正，从观念上转变侦查思路和侦查理念，努力提高职务犯罪侦查水平;另一方面，要通过侦查策略和手段上的转变，强化和完善职务犯罪侦查措施。

(一)侦查观念要转变

1.转变律师提前介入影响办案的观念。刑诉法修改后律师介入时间的提前和作用的提高，从表面上确实对案件的办理带来了压力和挑战，但从本质上看，也是我国是落实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正确处理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重要一步。辩护律师作为诉讼参与人，是刑事诉讼法建立控辩审三方架构的结果，是与公诉人、侦查人员承担不同职责的刑事诉讼过程的一分子，他享有的权利应当与公诉人是平等的，只是各自的职责不同。 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必须转变观念，建立于律师之间的有效沟通、协调，才能将案件办扎实、办成铁案。

2.转变“保险立案”观念，树立“风险立案” 理念。实践中，由于贪污贿赂案件查办对象往往具备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为了保险起见，检察机关一般是在收集到充分的证据后才决定立案侦查，而对于尚未获取犯罪嫌疑人供述的案件，一般也是对犯罪嫌疑人采取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尽快拿到口供。随着刑事诉讼法对于律师介入时间和手段的修改，今后职务犯罪案件必将更加难以办理，其间遇到的困难和阻力也会更大。这就要求自侦部门在办案过程中，应当摒弃“保险办案”的理念，树立“风险立案”的作风，敢于迎难而上，加大办案力度，实现办案数量和质量的有机统一。

3.从“倚重初查”获取口供，转变为“初查侦查并重”全面收集证据。从近年来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流程来看，由于侦查措施较少，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往往会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在初查上，侦查阶段则多为履行立案、拘留、逮捕等形式程序，形成了“大初查、小侦查”的格局。刑诉法修订后，查办职务犯罪虽然有了一些冲击，但在侦查手段上也有了完善和补充，初查和侦查之间的关系必将由倚重初查获取口供，转向初查侦查并重且为全面收集证据。

(二)侦查策略、手段要转变

1.要进一步提高审讯水平，加强预审突破能力。首先，在审讯前要做足准备工作。修改后刑诉法要求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不能轻易接触被调查人，反之一旦接触就要做足充分的准备。这就要求预审人员对审讯对象的自然情况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对嫌疑人的个性和特性形成判断，结合已掌握的证据，形成充足的预判。此外，律师在侦查阶段以辩护人的身份介入导致不可控因素增多，因此在做审讯预案时要争取穷尽所有可能，做到周密部署，没有遗漏。

其次，审讯过程要注意证据的合理利用。修改后刑诉法给予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时间和空间相对宽松和自由。因此，在讯问中审讯人员要更为注意证据的出示环节和时机，打破嫌疑人的侥幸心理，甚至可以选择在律师会见后再出示证据，出其不意的打乱嫌疑人心理防线，从而突破案件。

再次，审讯过程要高度关注。实际讯问中，审讯人员要比以往更为关注审讯中出现的各种情况，及时把握嫌疑人的细微变化，根据讯问变化调整讯问策略，追问到底。 最重要的是摒弃以往那种长期作战、拘留逮捕后再获取有罪供述的心理，力争在第一次讯问时就达成讯问目的，成功立案。

最后，审讯中要更要注重侦查谋略的选择和使用。辩护制度的修改对第一次审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甚至可以说案子能否获取有罪供述都依赖于第一次讯问的成败。这样，我们在讯问中就要更加注重侦查谋略的选择。在实践中，侦查人员要将政策攻心、情感催化，双管齐下、一箭双雕，循序渐进、顺藤摸瓜，抓住关键、重点突破等讯问谋略巧妙结合运用，力争迅速打开局面，为今后的立案侦查打下坚实的基础。

2.立案后加强证据收集工作，迅速强化固定证据。刑诉法的修改完善要求职务犯罪侦查部门查办案件必须在“快”上下功夫，做到整合侦查资源，集中力量作战，提高办案效率。针对律师介入侦查环节出现的新情况，要防控犯罪嫌疑人翻供现象，巩固侦查成果。对于即将接受律师会见的犯罪嫌疑人，提前打好“预防针”，告知其违反法律妨害司法的严重后果。而对于已经接受律师会见的犯罪嫌疑人，应当及时进行突审，巩固原有供述，防止翻供。此外，还应加强侦捕、侦诉配合，随时掌握案件的动态情况，及时发现所取证据细节缺失等取证缺陷或者漏洞，采取措施加以补强，巩固取证成果，健全证据体系，保证办案质量。

3.充分运用技术侦查手段，逐步实现“由证到供”的转变。

从实际办案需要来看，笔者认为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技术侦查手段是测谎技术和通讯监听技术。职务犯罪嫌疑人智商普遍较高，反侦查能力较强，一般不可能积极主动地交代问题，使用测谎技术可及时获悉犯罪嫌疑人供述的真伪，对顺利开展侦查工作极为有利。实践中由于测谎仪器较为经济，且操作极便，因而应当广泛推广使用。此外，职务犯罪中利用通讯技术作案的情况也越来越多，因而，在职务犯罪侦查中使用通讯监听技术就很有必要。一方面，可以增强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主动性，获取更多有价值的案件线索;另一方面，可以在被监听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进行的，具有极强的隐蔽性，直接获得第一手资料。

4.充分利用监视居住这样强制措施。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对于监视居住的修改幅度是五种强制措施中最大的。从内容上看，此次修改涉及到监视居住的条件、场所、方式、检察机关监督等多项内容，从性质上看，监视居住被界定为一种介乎取保候审和逮捕之间的强制措施，是羁押的一项替代性措施。实践中一些案件由于种种原因可能无法及时获取犯罪嫌疑人有罪供述，或者需要继续侦查调取主要犯罪证据，这样就无法对嫌疑人采取拘留、逮捕的强制措施。为防止律师提前介入可能导致的一些不良情况的发生，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可以尝试运用监视居住这一手段。这样既可以将逮捕后的侦查时间两个月转为监视居住后的六个月侦查时间，又可有效防止犯罪嫌疑人和相关人员接触从而串供、毁证。

善意的谎言辩论材料篇7

你们好！我叫，系县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我自1997年从事律师工作，调入县法律援助中心。自从事律师职业以来，我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努力实践“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积极发挥律师职能作用，办理了大量的法律援助案件，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回想这些案件的援助历程，给我心灵以震撼，让我终生难忘，并一直在鼓励着我为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而不懈奋斗。我在法律援助工作中的主要做法是：

一、提高认识，增强法律援助责任感

法律援助工作是新形式下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一条重要途径，是坚持和实践“三个代表”的具体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妇女、儿童、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现象时有发生。由于经济条件和所处地位等条件的限制，他们普遍存在着咨询难、请律师难、打官司难的问题。由于问题得不到妥善处理，往往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安定因素。因此做好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工作显得尤为重要。我自从事执业律师工作以来，始终把维护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的维权工作为法律援助工作的一个重要突破口，以更大的工作热情和耐心去引导和帮助他们，全心全意为他们排忧解难。我清醒的认识到这不仅是我作为一名援助律师的工作，更是律师这一职业对整个社会的责任。为此，我认真学习，努力工作，始终把“为社会弱势群体撑起一片法律蓝天”作为落实为群众提供优质法律援助的具体行动。

二、情系弱者，不断探索法律援助有效途径

在为受援人办理援助案件的过程中，始终情系弱者，不断探索更好地帮助他们的有效途径，不断规范自己的法律援助行为。我一直坚持深入调查受援人的真情、实[文秘站:]情、体察受援人的心情，与他们交流、交心、交友，使他们真正能感受到自己得到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和法律保护。对来申请法律援助者，热情接待，有询必答、来有迎声，去有送声；对涉及代书或的案件，从快办理，及时提供法律援助；对老弱病残求助者，随时联系并上门服务。7月，我还在山东文心正律师事务所网执业时，县刘官庄镇某村委来找我反映：该村有一近八十岁老妪在去找儿子索要赡养费时被儿子推倒，造成骨折，卧床不起，急需治疗及生活赡养，但她儿子拒绝抚养，村委调解未果，故前来委托律师处理.接案后我立即和县法律援助中心联系，为其提供法律援助并会同县法院民庭的同志到该老妪家中取证，现场开庭，当场判决，让老妪的不孝子受到了教育，此案经电视台报道，收到很好的社会效果。几年来，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获得当事人的信赖，架起一座连接党和政府密切联系困难群众的桥梁。

三、认真实践，做“弱势群体”的忠诚卫士

无论是作为一名社会律师还是一名专职援助律师，我都会认真对待所承办的法律援助案件，认真调查取证，精心地、辩护，尽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具体做到：

首先，严把审核关。无论是民事，还是刑事辩护，我都充分分析案情，集思广议，反复论证论点、辩护意见，准确运用法律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7月9日下午近下班时，一位40余岁的妇女提着一个大袋子来到律师事务所指名找我，我遂立即接待该妇女，来者哭诉：自己姓姚，原系县农业局下属企业职工。一九九一年跟某中学教师登记结婚，后生一女孩。因非农户口不能批二胎，故丈夫在九八年将其户口从非农户口转成农业户口。后丈夫调到深圳某中学工作，即嫌弃姚某并用谎言骗取姚某中止妊娠，随后即提出离婚，她不同意，丈夫即对其毒打，自己在反抗中将丈夫致成轻伤，此案一审法院判决姚某与丈夫离婚，姚某未得分文经济帮助及财产，姚某上诉后，二审法院驳回姚某丈夫离婚诉讼请求。现其丈夫又提起离婚诉讼，明日8点开庭，姚某经市妇联介绍，前来请求法律援助。律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我不敢有半点懈怠，我立即审核姚某所提供的材料。从姚某语无伦次的陈述及其纷杂零乱的证据中得知姚某丈夫调至深圳，是姚某倾尽其婚前及婚后所有积蓄，并把住房卖了为丈夫办理的有关手续。丈夫调至深圳后，姚随其生活一段，怀孕后从深圳回老家。后其丈夫在回探家时谎称其怀孕的是女孩而骗取姚某引产。因该案是第二次离婚诉讼，从现有证据看，法院可能会判决双方离婚，但是我认为：姚某尽管有致其丈夫轻伤的行为，但该行为是在遭受毒打时防卫过当，姚某对家庭付出青春年华及全部精力和积蓄，由非转农、丧失工作和养老保险待遇、现无业无房居住，在本案中其丈夫应系过错方.姚某丈夫现在深圳工作，年收入近四万元，有经济能力，应依法给予姚某一次性经济帮助及过错赔偿，而且在分割财产时还应照顾女方姚某，于是我马上到县法律援助中心为其办理了援助手续，又加班加点为其准备第二天的诉讼材料，当我将意见和证据整理好后已是凌晨2点钟，次日我为姚某提供法律援助出庭此案，经过激烈的庭审调查和辩论，最终姚某获得2万元经济帮助和精神赔偿，并取得孩子的抚养权和每年1万元的生活帮助费用，解决了其生活问题。依法维护了姚某这名妇女弱者的合法权益。

其次，严把证据关。法律援助案件因不收费故很多律师在接受指派后因经费的限制，不能详尽的收集证据材料，但我承办的每一个案件都要根据案情需要广泛收集证据，确保证据确凿充分。1999年7月17日，接受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我为犯故意伤害罪的妇女李某担任辩护人，此时离开庭时间只有18个小时，我立即会见被告人，在会见中，被告人不能说出伤害丈夫的原因，只是流泪，在擦泪中我看到她胳臂上有烟头烫伤痕迹，我就问她怎么形成的，她哭着掀起衣服露出身上其他部位，只见她身上抓伤、秤钩伤、烟头伤触目惊心，她说这都是她丈夫给造成的，平时家中生活全是她一人操劳，丈夫只知道下棋玩耍，稍不满意就随意打骂，她长时间处在丈夫的虐待和毒打中，身上伤痕累累。这次将丈夫烫伤的原因，是因她到娘家未要来吃的，丈夫就恶毒的骂了她两天一夜不让她吃饭睡 觉，并把刷碗水倒在她的身上，她一直隐忍不言，因为她知道如果稍一还口。就会招来更大的毒打和责骂。当骂累了的丈夫终于睡后，她含泪整理家中东西，发现家中花生油中有小虫，就将油放到煤球炉上烘烤，又听到丈夫在睡梦中仍然骂她，这才压不住心中的怒火，顺手将锅中的油浇到丈夫的嘴上，丈夫一声喊叫让她惊醒，她意识到自己闯下了大祸，急忙叫人将丈夫送到医院，自己穿着拖鞋跑到派出所投案自首。听完李某的陈述，我冒着酷暑高温，立即到法院仔细阅卷，从案卷中了解案发原因，当晚又到李某所在的村里找群众了解情况，一夜未眠.经过艰苦努力的广泛走访调查，终于掌握了被告人李某长期受丈夫殴打虐待厚达102页的事实材料，证实被告人犯罪是在被丈夫污辱折磨后，出于义愤才将烧热的花生油浇在熟睡的丈夫脸上，造成丈夫毁容，重度残疾，构成重伤的犯罪事实。根据调查材料我在法庭上据理力争，力陈被告人犯罪系由其丈夫过错引起的，是义愤型犯罪并具有自首及悔罪表现明显、认罪态度好等从轻情节，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据材料让法院采纳了我的辩护意见，使被告人李某受到法定刑内最轻处罚，从而有力地维护了李某的合法权益。

第三，把妇女儿童维权涉诉案件的法律援助作为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作为一名女律师，在长期与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接触中，我意识到：弱势群体由于自身力量等方面的不足，迫切需要社会的关心与帮助，越发渴望自己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应有的保护，下面的事例就说明了这一点。二ooo年冬城阳镇52岁的妇女王某被共同生活了近30年的丈夫暴力威逼，赶出了家门后提讼。无奈之下，王某找到县法律援助中心请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我承办此案。面对欲哭无泪、痛苦欲绝的王某，我当时心里很着急，是律师的责任感，是做人的良心在驱使着我，于是我用自己的积蓄为王某及女儿解决了当时的生活问题。之后我又冒着严寒进行了艰苦的调查取证，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番艰难的调查取证，终于获取了王某的丈夫是因有第三者介入而抛弃自己的妻子儿女的这一有力证据，我带头并动员律师所的同志为王某捐款捐物，并向有关领导作了汇报。最后，经过激烈的法庭辩论，法院依法判决王某获取了5万元赔偿金及所有的家庭财产。案件结果出来后，回想办案过程，虽然我为王某无私提供了上千元的物质资助，花了自己不少的钱。但是看到王某的合法权益得到维护，看到王某来到律师事务所找到我，激动地对我说：“陈律师，虽然我比你大多了，但我还是要叫你一声大姐，要不是你，俺娘几个今后的日子可怎么办啊！谢谢你!”心里确实有一种自豪感、荣誉感，有一种对自己责任完成的踏实感。

几年来，我对遭受侵害的妇女，除了解答、咨询、诉状等一律给予法律援助外，我还多次拿出钱帮助困难妇女解决诉讼费及路费、生活费。针对不同知识阶层的女性，我都努力了解其心理，从而能够通过不同的方式劝慰她们，并用法律知识帮助她们。为此，许多不同年龄阶段的妇女都乐意找我诉诉衷肠，说说心里的苦闷。久而久之，我逐渐成了她们的“知心大姐”，这是她们对我的亲切称呼，也是对我工作的鼓励和鞭策。

通过法律援助来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不但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而且更需弱者自强、自爱、自醒，特别是提高运用法律进行自我保护的意识。作为律师，只有用法律武器，才能使弱者免受侵害。为此，我不但通过加强学习，夯实自己的专业基础知识，还有系统地深入学习了《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法律，在办案过程中，不仅着手办案，还通过办案向他们通俗易懂地传授法律知识，使她们不但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还学习了法律知识，增强自身依法维权的意识，真正做到自尊自强。

善意的谎言辩论材料篇8

关键词:作文构思转化思想转化技巧

清人沈德潜说:“平字见奇，常字见险，陈字见新，朴字见色。”这里说的是炼字过程中对立面的转化。构思过程也存在这种转化。作文构思的实质是对写作素材的改造和制作，而要完成这一改造制作过程，必须离不开对材料实施转化。就中学生进行的作文训练而言，无论是命题作文还是材料作文，题目只能提供对立面中的一个方面，构思时必须涉及对立面中的另一个方面，因此，实题要虚做，虚题则要实做;原因要化为结果，结果则要追溯原因，等等。可以说，转化，是作文构思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因而作文构思训练必须包括辩证转化思想的训练。

训练转化思想必须掌握转化的技巧。下面结合本人的教学实践谈谈这一问题。

一、实与虚的转化

“实”就是具体地、直接地写;“虚”就是抽象地、间接地写。作文训练中的“实题”提供的多是具体的人物、事件、实物等方面材料，如《毁树容易种树难》、《老师的眼睛》、《教室里的欢笑》等，写此类题目若是一味求“实”，不注意“实中有虚”，则表达上易呆板，也缺乏积极的思想意义或必要的思想深度。故“实题”一定要“虚做”，或揭示具体事物的本质，或揭示具体事件的意义，或展开由此及彼的联想，或回避正面实写，代之以旁敲侧击。如《在阳光下成长》，可由“阳光”联想到“父爱”“母爱”“师爱”“友爱”，而不能只在“阳光”本身做文章。又如《××比赛》这类题目，若是正面描写比赛场面，做到“实中有虚”，揭示比赛意义，未尝不可;但有的同学写跳绳比赛，却回避了正面实写，而是写一个“潜补队员”因给同学看衣服不能观看比赛，只能听到赛场传来的阵阵的欢呼，揭示他想看比赛但又不的矛盾心理，如此化实为虚，更耐人寻味。

二、褒与贬的转化

刘禹锡的《陋室铭》看题目是在贬陋室之“陋”，但文中大部分篇幅都是在写“陋室不陋”，这种化贬为褒的写法令人感到独具匠心。《妈妈说谎了》这个题目，固然可以批评妈妈的缺点，但为什么不可以写妈妈为了高尚的动机撒了一个令人感动的谎呢?

不仅“贬题”可以“褒做”，褒题也可以“贬做”。如《老师，你对我太好了》，题目是个“褒题”，但有的学生写因为自己学习好，老师对“我”特别好，结果使“我”和同学们之间产生了隔阂，同桌疏远了“我”，“我”好苦闷、孤独。文章写得出人意料，耐人寻味。

三、散与聚的转化

有的作文题目提供的是几种看起来互不相干的材料，可称之为“散题”。如《羊肉、菜汤和考试》、《小桥、男孩和我》、《爸爸、妈妈和裙子》。这类“散题”须“聚做”，也就是通过各种联想，合乎情理地将其联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如《小河、男孩和我》，有的学生写:“我”过小河时发现一位老大娘也在过河，她拄着拐杖，站立不稳。“我”想帮一把，但又不想麻烦自己。此时，对岸的一个小男孩冲进河里，扶大娘过了河。这种化散为聚的训练，同时也发展了创造性思维能力。

“聚”题则要“散做”。写《我的班级》，就应该从构成班级的各个要素如同学、老师、教室、学风等几方面展开，否则，很难使文章具备充实的内容。当然，“散”中也要有“聚”。

四、因与果的转化

如《妈妈不在家》，可把题目看作原因，文章可把重点放在写“结果”上。这是化“原因”为结果。又如《他终于受到了表扬》，题目是“结果”，作文时要重点写原因。有些现象既可以看作甲种现象原因，又可以看作乙种现象的结果，可以既写原因又写结果。

五、宽与窄的转化

宽题指内容上空间范围大、数量多的题目，如《我的老师们》、《父辈》、《我们这代人》。“宽题”不能当“窄题”写，否则会离题，如《父辈》不能写成《父亲》。但要注意“化宽为窄”，办法很多:可以用分解法，如《眼病的防治》，可分解为“近视的防治”“远视的防治”“红眼病的防治”等几个“窄题”;可以采用赋例法，如《父辈》，就可以自己的父亲为例，剖析父辈在价值观念上与年轻一代的差异。

善意的谎言辩论材料篇9

关键词：律师；辩护权；职务犯罪侦查；对策

2012年3月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刑诉法”）明确在案件的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可行使辩护权。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应及时适应刑事诉讼法的变化，提前预测侦查阶段律师行使辩护权可能带来的新问题、新情况。

一、新刑诉法对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的规定

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身份，对律师介入侦查阶段的时间规定比较模糊，对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和义务规定较为原则、操作性不强。新刑诉法明确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身份，其辩护权具体包括：

（一）介入时间：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律师作为其辩护人（第33条）。

（二）辩护职责：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第35条）。

（三）享有的诉讼权利：1、可以依照规定要求侦查人员回避（第31条）；2、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第36条）；3、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第37条第一款）；4、律师持“三证”（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证明、委托书或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犯罪嫌疑人，看守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能超过48小时（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第37条第二、三款）；5、会见犯罪嫌疑人，可以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法律咨询，会见时不被监听（第37条第四款）；6、认为侦查机关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有权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第39条）；7、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有关机关收集、调取证据（第41条）；8、认为侦查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有权进行申诉或控告（第47条）；9、在案件侦查终结前，律师提出要求的，侦查机关应当听取其意见，并记录在案，律师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附卷（第159条）；10、侦查机关应将案件移送情况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第160条）。

（四）承担的诉讼义务：1、接受犯罪嫌疑人委托后，应当及时告知办理案件的侦查机关（第33条）；2、收集的有关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应当及时告知侦查机关（第40条）；3、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不得威胁证人作伪证以及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第42条第一款）；4、在执业中知悉委托人或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的，应当及时告知司法机关（第46条）。

二、律师行使辩护权给侦查工作带来的问题预测

新刑诉法明确侦查阶段律师享有辩护权，在程序设计上强化了侦查阶段的控辩对抗，将律师执业权利提高到制衡侦查权的高度。根据工作实际情况，现对侦查阶段律师行使辩护权可能给侦查工作带来的问题预测如下：

（一）对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讯问或者对其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检察机关的侦查活动基本上都在律师的掌握之中。如果办案中存在未完全依法办案的情况，将当然成为律师抗辩的理由，给案件的查办将会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如之前办案中普遍存在的传唤、拘传超期问题将不得不予以纠正。

（二）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可以向其了解案件有关情况且不被监听，这有可能导致以下情形：一是律师可能会将有关案件的外部相关情况传递给犯罪嫌疑人，如赃款有没有及时转移，其他涉案相关人员是不是已经被控制等；二是律师可能会向犯罪嫌疑人传授反侦查的方法；三是律师介入改变了之前犯罪嫌疑人被孤立的状态，能够有效地减少检察机关威慑性给其带来的恐惧，可能在精神上鼓励犯罪嫌疑人进行对抗。上述情形一旦发生便可能导致如下后果：若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讯问时未突破的，再突破难度就会增大；若犯罪嫌疑人已经突破，对深挖犯罪事实将造成严重障碍；已作有罪供述的犯罪嫌疑人则可能全部或部分自己的供词。

（三）由于调查取证权的完善，律师在侦查机关第一次接触犯罪嫌疑人的同时，双方在证据收集层面上的对抗就已经开始。如果在有同案人的情况下，侦查机关尚未获悉同案嫌疑人的情况下，律师先有意无意地“暗示”或提醒相关人员，从而帮助案件当事人实现串供的可能是存在的，这势必会使窝案、串案的办理难度增加。

同时，证人证言将趋于不稳定，证人避证、逃证现象将更突出。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并了解有关案情后，将会寻找有关证人特别是关键证人调查核实。由于证人与犯罪嫌疑人之间具有利害关系及出于各种作证压力等因素的影响，证人对已作证言经利害分析而发生心理动摇，将会出现证言不断反复。更为严重的是律师先于侦查机关取得证人证言，有可能对证人进行有意或无意的引导，使证人按照其需要提供证言，甚至一些证人经过律师点拨，将会逃之夭夭，以致侦查部门很难找到这些证人作证，这将给之后侦查机关的从有罪推定的角度取证带来非常大的麻烦。

（四）侦查终结前，侦查机关对律师提出的意见应该记录在案或者附卷，因为控辩双方职责不同，可能导致侦查终结时案卷中存在相互矛盾的意见。

三、应对的思路和对策

（一）加强情报信息工作，确立“信息主导侦查”观念。如更加重视两法衔接平台的完善，不断扩充其涵盖的内容，使其真正成为反渎职侵权侦查工作的信息情报平台；加强社会层面信息情报工作，成立专门的情报研判机构，定期对案件线索等信息进行分析整理；加强对在押人员的信息情报收集工作，及时掌握在押人员的拒供、翻供、揭发犯罪等动态，有效防止翻供和串供。

（二）注重初查及首次讯问工作。初查工作秘密进行，律师无权参与，为有效避免立案后律师辩护权对侦查工作的干扰，应更加重视初查：一要拓宽侦查思路与重点突破并重。初查阶段除围绕线索收集证据外，还要研究有关涉案人员的性格、文化程度、交际范围、职责权限等。在通盘考虑的同时，找准薄弱环节或重点部位、关键人物作为突破口，集中力量获取关键性证据材料；二要善于经营线索。虽然初查是与嫌疑人在时间上进行较量，但对一时难以成案的线索不能急于求成，要善于长期经营，待全面收集证据材料和相关信息后再伺机而动；三要灵活选择侦查方式。经初查发现证明犯罪嫌疑人犯罪事实的材料确实、充分的要敢于果断采取“以人立案”，对于以结果要素为犯罪构成要件的案件，采取“以事立案”的侦查方式。在具体方法上，可以探索或完善接谈查访法、借车行路法、以案隐案法、化装调查法、耳目内线法、秘录音像法、张网布控法等。

其次，要提高立案后首次讯问的成功率。首次讯问顺利与否不仅直接影响到后期侦查工作的开展，而且首次讯问时律师尚未介入，其对讯问效果的影响为零，因此要重视对首次讯问的策划，通过强化审讯预案的制定，审讯谋略的运用以及灵活把握强制措施的时机等措施。同时要注意同步进行询问犯罪嫌疑人亲属、身边工作人员及其他证人，讯问同案犯、搜查、扣押、冻结、追赃等工作。

善意的谎言辩论材料篇10

一、古代证据规则的发展历史

先从中国古代诉讼活动中的证据制度说起，我国西周之前的审判制度中，由于是以神判天罚为特点，各种证据的地位可谓无足轻重，我们可以从法的繁体字上分析。法左边从水，表示法平似水。右上边是似鹿的字形，是一种异兽獬豸，又叫独角兽，当时双方争讼，族中的长老就把他们带到独角兽的跟前，让他们各自陈述自己的理由，谁说假话，独角兽就用角触之，谁就败诉，因此右下部从去。

到了西周时期，法官已开始强调“听狱之两辞”。没有被告的供词，一般不能定案。《周礼》中有关当时的法官以“五听”断案的论述。“五听”包括：（一）辞听（理屈者则言语错乱）；（二）色听（理屈者则面红耳赤）；（三）气听（无理则喘息）；（四）耳听（理屈者则听不清法官的问话）；（五）目听（理屈者则双目昏花，无神）。（注：《周礼。秋官》）其中的“辞听”即为口供，法官在庭审中可以凭自己的判断认定证词，判决案件。“五听”狱讼，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的审判方式，口供亦是自此开始确立其在诉讼中的地位。

秦汉时期，仍旧保留了对口供的一贯重视，为获取被告的供述，可以不择手段。建立了合法化，制度化的刑讯制度的，口供制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到唐代，口供这一证据制度已趋于成熟、完善。但同时也规定，只要证据确凿，被告人即使不承认所控罪行，也可以断案，而且还强调“疑罪从轻”。

唐代以后的宋、元、明、清在关于口供的规定上基本与唐代一致，有时甚至有倒退的趋向。如在明朝，为加强专制极权制度，设立了“东西厂”，“锦衣卫”特务机构，刑讯逼供一度恶性化。至明、清时，“疑罪从轻”的传统也被取消。

除了口供，其他形式证据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例如证人证言问题，从秦代已开始注意询问证人，获取证人证言，但对证人证言制度最为详尽规定开始要首推唐律。唐律中明确规定证人资格问题。“旬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者，因缺乏作证能力，“皆不得令其为证”。（注：《唐律疏汉。断狱律》）唐律对证人制度的规定还反映出古代诉讼中专横与擅断的特点。在审理案件中，不仅可以刑讯被告人，还可刑讯证人。唐代对证人证言的证明力还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一般案件“三人以上明证其事，始告定罪”“三人证实，二人证虚。”（注：《唐律疏汉。断狱律》）可见只有三人以上提供的证言，在法律上才能作为定罪的证据，这种形式主义“众证定罪”的原则，到明、清时仍沿用不致。

在古代证人证言制度中，还体现出中华法系证据制度的特色之处，那就是与证人证言制度相对的“亲亲相隐”原则的存在。自汉武帝时确立了儒家的官方统治地位后，受儒家礼教原则的影响，“亲亲相隐”便从汉代开始成为刑法制度中一基本原则，成为证人证言制度的例外规定。按孔子的观点，“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也”（注：《讼语。子路》），于是在汉宣帝时正式下诏公布：“从今以后，儿子首谋隐匿父母，妻子隐匿丈夫，孙子隐匿祖父母，均不治罪；而父母隐匿儿子，丈夫隐匿妻子，祖父母隐匿孙子，若属殊死重罪，都要上请廷尉，区别对待。”（注：《汉书。宣帝纪》）自此，法律允许一定范围内的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隐匿犯罪行为，免去其告发和作证的义务，“亲亲相隐”原则开始法律化。这种屈法伸礼的原则反映了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对证据制度的深刻影响。自汉以后，为后代各王朝承袭沿用，并制度化为一法定基本原则，这可以说是中华法系的证据制度中独有的特色。

对于物证，自秦代起，已有司法机关注重收集凶器，赃物等物证的记载，秦简《封诊式》中就有与物证相关的一记载：甲，乙二人捕获丙、丁并将他们私铸的钱币与器物送交官府（注：《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治狱》），作为定罪的物证。唐代对赃物“露验”的案件，也主张以物证定罪（注：《唐律疏汉》）。在古代的证据制度中，对物证制度记载的史料虽不丰富，但物证在证据制度中仍有一席之地是无疑的。

对于勘验笔录，是指办案人员对与犯罪有关的场所，物品，尸体等进行勘查检验的记录。中国古代在勘验笔录制度方面的发展状况是十分突出的，在秦代时期，勘验水平已是层次不低，但到唐宋以后，勘验制度的发展达到高峰时期。如南宋孝宗淳熙元年，下诏颁行《检验格目》，宁宗嘉定四年，又颁行《检验正背人行图》，其中规定：“令于伤损去处，依样朱红书昼，唱喝伤痕，众无异词，然后署押。”（注：《宋史。刑法志》）勘验中，还规定了报检、初检，复检等法定勘检程序。同时对勘验人有责任规定：勘验人员应按照勘验的范围、时间，如实勘验，不许受贿舞弊，违者论罪。可见这一时期勘验笔录作为法定证据的制度化，法律化、规范化。

由于宋代重视勘验，客观上推动了法医学的发展，如宋代相继出现了郑克的《折狱龟鉴》；桂万荣的《棠阴比事》，宋慈的《洗冤集录》等等法医学名著和案例，使中国古代的勘检制度在经验的基础上向理论化发展。尤其是宋慈的《洗冤集录》，从法医学的角度，通过大量的鉴定实例，对许多容易混淆的伤亡现象和死亡现象的原因作出了比较科学的鉴定结论，作为中国古代出现的首部法医学专著，虽然其中的一些勘验手段在今天看起来存在许多错误与不足，但其仍不失为一部极有价值和影响力的专著，不仅被元、明、清各代承传，而且还刊版印刷流传到亚洲，欧洲等国家地区，成为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古典法医学的代表之作。

说完了中国古代，再谈谈古代西方。古代西方国家审判中最早使用“神誓法”来判定案件事实。在法庭上，一方当事人必须一丝不苟地按照正确的形式和姿势对神宣誓并提出指控，然后由对方按照同样严格的方式对神宣誓并做出反驳。如果一方出现了形式上的错误，或者在陈述过程中表现出口吃等“有罪征象”，法庭就可以判其败诉，因为神的旨意已经通过这种“审判方式”告知人们了。

如果案件所涉及的是一种严重的罪行，那么神的“旨意”就不能仅由一人宣 誓来证明。于是，不仅当事人要宣誓，还要有其他人的辅助宣誓。这些人被称为“誓言帮手”（OATH-HELPER）。他们要宣誓证明当事人的誓言是真实的。如果“誓言帮手”在宣誓之后也没有受到神的责罚，法官就可判该当事人胜诉。案件情况不同，法律对“誓言帮手”的要求也有所不同。一般来说，争议事实的性质越严重，法律所要求的“誓言帮手”数量也就越多。

除了神誓法外，古代西方国家广泛使用的另一种司法证明方法是“神明裁判”，即通过让当事人接受某种肉体折磨或考验来查明案件事实。一般来说，接受折磨或考验的人都是被指控者，而这种折磨或考验通常都伴随着由牧师或神父等神职人员主持的弥撒或祈祷等宗教仪式。以“热铁审”为例，牧师给烧红的铁块撒上一些“圣水”并说道：“上帝保佑，圣父、圣子和圣灵，请降临这块铁上，显示上帝的正确裁判吧。”然后他让被告人手持那块热铁走过9英尺的距离。最后，被告人的手被密封包扎起来，三天之后查验。如果有溃烂的脓血，则其被判有罪；否则就被证明是清白无辜的。在这种情况下，谁如果是铁手，谁就能逃过一切法律的制裁。

欧洲一些地区还曾经使用过一种鲜为人知的“圣经考验法”。牧师在祈祷之后把一本《圣经》挂到一根木棍上，保证其可以自由地左转或者右转。然后让被考验者站在悬挂的《圣经》面前陈述案情。如果其陈述之后《圣经》按照太阳运行方向旋转，就证明他是清白的；如果相反，就证明他有罪。

在中世纪欧洲广为流行的另一种司法证明方式是“决斗法”。这是一种典型的“双方证明方法”，也是最受人尊重的“神明裁判”方法，一般只有贵族和自由民才有资格选用。如果一个自由民卷入一个民事诉讼，或者被指控犯有重罪，那么他可以要求与对方进行决斗。在刑事案件中，这种决斗往往是指控人和被指控人之间的生与死的决定，因为决斗的负者会被送上绞刑架。在民事案件中，当事人不必自己决斗，可以雇佣职业剑手去决斗。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决斗都要在法庭安排的宗教仪式下进行，而且那决斗结果就是最终的裁决。这种司法证明方式在法国延续的时间最长。1818年，一位被指控的自由民要求与对方决斗，但是国会认为这种方法所证明的事实不可靠，便决定废除了“司法决斗”。

毫无疑问，“神明裁判”是一种非理性的司法证明方式，但是它有时也能产生理性的效果。有些“神明裁判”方法就跟抛硬币的效果一样，正确和错误各占一半。例如，当事人的有罪心理可能会影响其宣誓时的神态；有罪感有时会使人在决斗中心神不定或丧失斗志等。

在现代人的眼中，各种“神明裁判”方法都是荒唐的和滑稽的，但是这些早期的司法证明手段实际上比我们现代人所理解的更有效力。因为当时人们对合理和正义等观念的理解显然都屈从于对神的情仰和崇拜，可是说神灵主宰了他们的一切。

最早在司法证明方式中注入理性因素的法律规定大概是11世纪日尔曼民族的“旧西弗里西亚法律”（注：“the laws of Old-West Frisians，a typical Germanic people of the eleventh century.”William Anerew Noye：Evidence：Its History and licies，（1991）p.8.）。西弗里斯安人住在与荷兰海滨低平原相连接的弗里西亚群岛上。由于他们的生活一直受到海岸水土流失的威胁，所以修筑堤坝就是每一个当地居民的基本义务。诚然，他们的法律中还有很多“告知真理”的规定，如“神誓法”、“司法决斗”和“神明裁判”等。但是，如果居民没有履行修筑堤坝的义务，海水是不会尊重什么“神明裁判”的。于是，那里的人就率先越过“告知真理”去追寻“发现真理”。按照法律规定，如果负责修建堤坝的官员指控某个居民没有履行义务，但是该居民声称自己已经履行了，那么官员就要找出“国王证人”来支持其指控，而被指控的居民也可以在“法律代言人”的帮助下对“国王证人”的证言提出置疑，甚至可以那些已经在“圣物”面前宣誓的证言。这说明法律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人的裁断能力。

理性司法证明方式在萌芽之后，整整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才得以在欧洲的司法系统中成长起来。这一生长过程包括三个阶段：第一，国家政府加强了对司法活动的介入；第二，调查犯罪成为了政府的职能；第三，审判成为了政府打击犯罪的手段，同时抛弃了原来的非理性证明方式。

在那个时候，一种新的审判方式就应运而生了。法庭传唤一些可能了解与该争议有关之情况的当地居民出庭，让他们在宣誓下接受审问并做出裁决。这就是所谓的“陪审团审判”模式的雏形。那时的陪审团是由了解案情的12名当地居民组成的。这些人被召到法庭来的目的不是审查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而是向法庭提供他们了解的案件事实。他们在法官的指导下宣誓讲出与案件纠纷有关的真实情况。从现代意义上讲，他们是证人，因此法官要审查他们与案件有关的知识、意见和信念。法官首先要告诉陪审团将要让他们讲出事实真相的是什么事情；然后他们要在法庭执行官的监督下进行评议……如果他们不能得出一致意见，就把他们分隔开，分别查询他们不能得出一致意见的原因。如果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知道案情真相，少数人不知道，那就可以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做出判决。如果他们宣誓说他们对案件事实一无所知，那就可以再召其他知道案件情况的人来做陪审员。就判决而言，陪审员了解案情的途径并不重要。无论是他们直接得知的还是道听途说的，都可以作为判决的依据，除非有人证明其来源不可靠。

显而易见，这种陪审制度适用干那些人口少、地域小的村镇，因为那里的人们互相认识，而且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人口众多的城市里，这种陪审团就无法发挥作用了。因此，随着城市的发展，这种陪审制度必然逐渐消亡。出现了“不知情陪审团”，同时也推动了证据规则的产生和发展。

英国19世纪著名的证据学家詹姆斯。斯蒂芬爵士（Sir James F.Stephen）指出，这种转变起因于一个陪审团在审理过程中遇到的“知识不足”的难题，1303年，如果被指控犯有罪。在陪审团开始对他的审判之前，他声称自己不该受到审判，因为他是教会执事，应享受神职人员的特权。但是法官指出，由于休果已经与一个寡妇结婚，所以他不能再享受神职人员的特权。休果争辩说他的妻子不是寡妇。如何查明这个问题呢？该案的陪审团是了解事实的人，但是他们对休果妻子的婚姻史并不知晓。当然，法庭可以再召12个了解休果妻子婚姻史的人组成另外一个陪审团，裁定这一问题，但是这太浪费时间和人力了。于是法官决定就让这个陪审团裁决此事。然而，那些陪审员显然不能根据自己的知识做出裁决，必须由别人向他们提供有关的情况。面对这一难题，法官破例传唤了解休果妻子婚姻情况的入到法庭来作证。陪审团就是根据这些证人的陈述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判决，然后再裁断的问题。后来，这种需要让别人来提供证言的情况在审判中越来越多。于是，陪审员必须了解案情的要求在实践中越来越显得无关紧要，越来越多的陪审员在参加审判时对案情几乎一无所知了。后来，不了解案情又成为了对陪审员的基本要求，以保证其参加审判时没有任何事前的偏见。

大约在1305年至1352年期间，英国的陪审团就完成了由“知情陪审团”向“不知情陪审团”的转变。与此同时，被告人开始享有一种新的权利，即要求那些知情陪审员回避的权利。从那时起，“不知情陪审团”做为“发现真理”的主体，与法官一起在司法证明活动中占据了其应有的位置。在法庭上，每方当事人自己或者通过其律师首先向陪审团讲述案件争议问题和他们将要提出的证据，以便使法庭得知争议问题的事实真相；然后他们就让其证人出庭作证；每个证人都要先宣誓，然后就其知晓的案件争议问题提供证据。陪审团显然在越来越多地依靠证人证言来认定案件事实了。

从刚才谈到的英美法系的证据法发展史上看，英美法系自证据规则确立起，就采用控辨对抗式 ，由双方举证，陪审团和法官居中裁判，对争讼双方是比较公平的。比起“纠问式”审讯制度下，被指控者在面对积极主动而且经验丰富的预审法官时始终处于被动甚至莫名其妙的处境。他被关在监狱里面，而且根本无法得到律师的帮助。诚然，他可以向预审法官提出他的证人，但是否询问该证人和如何询问该证人则完全取决于预审法官的意愿乃至心情。此外，被指控者直到对方已经把都准备好之后，才有机会得知指控自己的依据是什么。换言之，指控方从一开始就知道手中的牌是什么，而被指控者在整个过程中有可能都不知道玩的是什么游戏。

二、中外证据规则的比较

先讲个事例，1994年6月12日深夜，曾在洛杉矶奥运会上点燃圣火的美国超级橄榄球明星O.J.辛普森（Orenthal James Simpson）的前妻尼科尔（Nicole Brown Simpson）和其男友戈尔德曼（Ronald Goldman）双双被杀害于尼科尔在洛杉矶的别墅。现场发现的一些物证使辛普森成为案件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嫌疑人，并将其置于相继发生的刑事诉讼被告人和民事诉讼被告之位。历时近三年的刑、民事诉讼结果却截然不同。

刑事诉讼

1994年6月下旬，经洛杉矶市警察局侦查，地区检察官代表加利佛尼亚州人民向法院对辛普森提出了两项一级谋杀罪指控，控方提出的支持谋杀罪成立的证据主要有：1、在案发现场辛普森野马牌汽车上及其住宅发现的血迹：2、分别在现场和辛普森家里发现的恰成一对的染血的手套；3、辛普森的右手在案发当日被割伤；4、辛普森的血型与上述血迹相同；5、在辛普森卧室里发现的一双沾有尼科尔血迹的短袜；6、在辛普森家里发现的手套上有尼科尔和戈尔德曼的头发；7、在戈尔德曼脚下发现的一顶编织帽上有辛普森的头发和其车毯上的纤维。8、案发当时，按约定时间到达辛普森住宅接送辛普森到机场的汽车司机多次按门铃无人应答，而直到半小时之后，司机看到一体型身高极像辛普森的黑人快步从外边进入辛普森住宅而再次按门铃后，辛普森才马上应答并带行李出门跟司机前往机场。这表明了辛普森具有作案时间。而辩方提出的支持其辩护的主要证据、理由是：1、DNA（脱氧核糖核酸）检验结果所得出的现场和手套上血迹是辛普森的结论并不可靠；2、控方提供的大量证据是情况证据（Circumstantial Evidence），这并不能将被告人与罪行必然联系起来；3、控方未能找到凶器，也没有现场目击证人，而法医们则承认，该谋杀使用了两件凶器，这明确显示存在着不止一个凶手：4、警方收集、保存证据的程序、方法违法，例如，警方在进入辛普森住宅搜查时没有得到法律所要求的搜查令；控方重要证人福尔曼在多种场合将黑人称为“黑鬼”，并有使用非法证据、漠视法律程序、殴打疑犯以强取口供的行为史，有明显的种族主义倾向，极有可能捏造证据以嫁祸辛普森，例如将在现场发现的两只血手套的一只移至辛普森住宅，将手套上的血迹抹在辛普森的汽车上；5、辛普森当庭试戴血手套，但手套太小并不适合他的手，所以不可能是他戴着该手套作的案。（有人认为手套是因为沾血而变缩小的）1995年10月2日，陪审团终于作出辛普森无罪的一致裁决。“辛普森无罪”的裁决一宣布，立刻在美国引起强烈反响，众多的黑人欢呼雀跃，庆贺胜利，而许多的白人则深感愤懑、失望和不公

民事诉讼

1994年7月27日和1995年6月12日，两名受害人戈尔德曼和尼科尔的亲属分别向法院提起非法致人死亡而要求损害赔偿的民事诉讼，从而又将辛普森推置民事诉讼被告之席。在此民事诉讼中，大部分证据只是刑事诉讼时的证据的再现和重复。1997年2月4日，民事陪审团终于作出裁决。他们一致认定辛普森对两名受害人之死负有责任，并裁决辛普森赔偿原告方850万美金，另外还裁决辛普森向两名受害人家庭各支付1250万美金的惩罚性赔偿金共计3350万美金。

按照我们的思维，既然民事裁决是辛普森对两名受害人之死负有责任且要对受害人家庭巨额赔偿，这说明辛普森的确杀了人；而既然他杀了人，为什么他又能永远逃避刑事惩罚？反之，既然刑事裁决他无罪，为什么民事裁决又确定他负有责任且巨额赔偿？这显然不是两个互相矛盾的裁决吗？而实际上，这就是中西方法律制度的差异。实际上，刑、民两种诉讼结果都是按法定程序、法律要求作出的，都是合理的和符合逻辑的（reasonabld and logical），二者并不矛盾。另一问题是，根据正当程序的要求，被告人的同一罪行只能被审判一次。这来自于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罪行而两次遭受生命或身体的危害”的规定。基于这一规定，在刑事陪审团对辛普森作出无罪裁决后，即使以后再发现其所犯这一罪行的确实证据，控方也无权就这一罪行再提出控诉。换言之，刑事陪审团的无罪裁决使辛普森永远地躲过了牢狱之灾，控方和法院无论如何都再也不能追究辛普森的刑事责任。但就这一点上说，美国法律制度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和我们的价值观念相去甚远。我们的法律更强调的是惩罚犯罪，我们的新刑事诉讼法仍然在审判程序之后规定了审判监督程序，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生效裁判发现确有错误的，均可依法提出抗诉，从而由法院对案件进行再审。人民法院自身也可以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再审的问题。当事人等可依法对已生效裁判案件提出再审申诉，对符合条件的申诉，法律规定法院应当再审。〔4〕可见，我们更强调的是实事求是、罚当其罪，是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正因为这种法律规定和观念的长期熏陶。对我们来讲，难以接受辛普森将永远逃避刑事制裁便很自然。

纵观中外证据规则，大体有以下明显差异：

（一）要求相对人如实供述与赋予被告人的沉默权

我国法律将如实供述作为相对人的一向法定义务予以规定，由此在司法、行政调查中，往往千方百计的要求相对人向国家机关交待对其不利的违法证据，然后再依据相对人的供述去收集其他旁证。在实践中，这种法律原则越来越暴露出它的局限性与公平性。一方面，调查人员基于这种规定，在头脑中树立了一种口供是证据之王的观念，为了获取相对人的口供，诱供、逼供，甚至不惜采取刑讯逼供、侵犯相对人的人身权利。另一方面，有的当事人坦白了自己的违法犯罪事实，尽管可能受到从宽处理，但比起那些咬紧牙关而又无半点证据落入执法机关的而逃脱制裁违法行为人来说，这种从宽处理不过是对法律的一种嘲弄。有人就曾经深刻地指出：刑讯逼供是一种绝好的发明。它一方面可以使一个意志薄弱的无辜者被判有罪，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一个意志坚强 的有罪者被判无罪。

在西方民主国家，沉默权被明确的规定在宪法中。美国宪法修正案中明确规定，无论河人，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也明确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强制相对人提供证明自己有违法行为的证据。这就在法律上为公民保护自己合法权益免收国家机构的可能不法侵害提供了宪法和法律保护。沉默权的具体内容在美国的“米兰达规则”中得到了较全面的反映，即：1、你有保持沉默和拒绝回答问题的权利；2、你所说的一切都有可能在法院中用来反对你；3、你有权利在同警察谈话之前会见律师和在现在或将来回答问题时有律师在场；4、如果你付不起律师费，将免费为你提供一名律师；5、如果你现在找不到律师，你有权保持沉默，直到你有机会向一位律师询问；6、既然我已经向你告知了你的权利，那么，你愿意在没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回答问题吗？

（二）久查不结与控辨交易

在我国有这么一种现象，对执法机关怀疑某人犯有某种违法行为而又无足够证据时，执法机关或者暂时搁置，待日后伺机再查；或者安排人员搞持久战，耗费大量政府资源力求查个水落石出。这就是我们在电视剧中看到王志文扮演的警察从一建国就对其邻居盯梢跟踪查找其特务证据的无奈人生的故事。

在美国，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公诉人就通过交易的方式说服被告承认犯了某种罪行以了结他们没有多大把握打赢的官司。而被告通过作有罪答辩后继续调查可能会给他们带来的较重的刑罚。而在如今的美国，诉辩交易已经占据了刑事诉讼的主要舞台。获得了辩护律师帮助的被告人已经不再仅仅依赖“默契”，而是更多地依靠直率的谈判来获得从轻处罚。

发源于美国的诉辩交易制度，不仅在美国国内得到发展而成为美国刑事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意大利的国家也存在类似的情形，只不过在表现形式上略有差异罢了。在法国，税征管部门、海关管理部门、林木水道、民用航空管理部门可以与犯罪人进行和解，使其移交追诉权消灭。这种情况存在于行政部门经授权进行公诉的情形，例如：间接。

诉辩交易的目的是为了缩减程序上的消耗和节约有限的执法资源的目的。因为司法资源相对于大量存在的犯罪行为而言永远都是有限的。国家投入的司法资源再多，也无法满足追索犯罪的实际需要。也就是说，办案经费永远不能满足执法部门的实际需要。即使再富裕的政府，如美国政府，也无法承受如此巨量的司法资源的投入。可以这样说，诉辩交易的出现也是一种实际的需要了。

（三）实事求是与法官自由心证。

我国证明案件的事实采用的是实事求是的认识标准。凡是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真相的都是证据，执法人员都要去收集，然后依据这些证据去证明、认识案件事实。

自由心证制度的要点可以概括为两项原则：一是自由判断，证据的证明力由法官自由判断，法律不预先规定。法官判断证明力时，不受外界的任何影响或法律上的约束；二是内心确信，或称心证原则，即法官须在内心“真诚的确信”，形成心证，由此判断事实。自由心证是法国议员杜波尔在1791年法国著名的制宪会议上提出废除法定证据制度，而只以法官的内心确信作为诉讼的基础。他说，法官认定事实的手段有两种：“预先规定出来，什么样的证据是可以用来认识真实的，无论法官的确信如何，强使法官根据这种证据去作判断，把那些证据作为固定不变的尺度加以利用；或是把那些用来认识真实情况的一切资料精密地收集起来，并在法官面前阐明，听凭法官去理解和进行内心判断。第一种手段——法定证据，第二种手段——道德证据。我可以肯定地说，法定证据制度——它本身就是一种荒诞的方法，是对被告人、对社会都有危险的方法。”杜波尔关于赋予法官自由判断证明力的建议经过激烈的争论，最终取得胜利。1808年《法兰西刑事诉讼法典》第342条对自由心证作了经典性的表述：“法律不要求陪审官报告他们建立确信的方法；法律不给他们预定一些规则，使他们必须按照这些规则来确定证据是不是完全和充分的；法律所规定的是要他们集中精神，在自己良心的深处探求对于所提出的反对被告人的证据和被告人的辩护手段在自己的理性里发生了什么印象。法律不向他们说：‘你们应当把多少证人所证明的每一个事实认为是真实的。’它也不向他们说：‘你们不要把没有由某种笔录、某种文件、多少证人或多少罪证……所决定的证据，看作是充分证实。’法律只是向他们提出一个能够概括他们职务上的全部尺度的问题：‘你们真诚的确信吗？’”继法国之后，大陆法系国家纷纷效仿，确立了自由心证原则。德国、沙皇俄国、日本。

三、未来证据规则的发展方向

一、电子证据

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网络在人们的生活中所占据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由于网络通讯的迅速与快捷，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于通过电子邮件保持联系，许多公司与企业之间的电子商务也越来越多。E—mail是通过国际互联网提供的通信方式的一种，这种不以传统的通信方式（书信、电报）为媒介的E—mail方式一旦发生纠纷，E—mail是否具有证据效力、是否能得到诉讼中的承认，是一个函待解决的问题。从当前国际发展的形式来看，电子证据在诉讼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有鉴于此，一些国家开始制定相关的法律来规范电子证据的应用。联邦德国在1997年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全面规范internet的法律“多媒体法”（德文简称IUKDG），其中就有对E—mail的规范。美国在发生了大量的E—mail侵权纠纷后，联邦政府也正积极推进制裁所谓“垃圾邮件”的立法活动。其各州政府开始对E—mail侵权纠纷进行审判，如1997年11月德克萨斯州的TRAVIS郡审理的 E—mail侵权案中，E—mail即作为直接证据被法庭确认，并据此判决赔偿。更有甚者，在1998年华盛顿检察长亦以同样的事由和证据，对E—mail侵权者提起了刑事诉讼。

我国在1999年3月15日通过的《合同法》第11条规定：“合同的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在内容的形式。”从而第一次在法律上确定了包括电子邮件在内的数据电文的书面形式地位，使得它相当于我国诉讼法中的一种书证。

二、E—mail的证据效力

E—mail是基于internet的网络连接而产生的一种新型通信方式，其与传统的通信方式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把人们所要表达的意思转化为数字信号，并通过网络传输呈现在对方的电脑屏幕上，因此互无“真迹”，充其量也只是在自己电脑上的打印件，而一经发件人从其“发件箱”、“回收站”中将文件删除，便不见踪影，而电脑打印件的易于伪造或删改的特性，而又不能不使人们对其疑虑有加，所以E—mail成为证据的条件应相对严格。在审查E—mail的证据效力时，首先应对E—mail的特征有所了解。E—mail的最大特点是每个电子信箱均对应一个唯一的注册用户（它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一些人），其用户名、账号名、密码均是唯一的。任何人只要掌握了某一注册用户的用户名、密码，就可在任何地方，使用任意一网的计算机在 该用户所对应的电子信箱上收发、删除E—mail.E—mail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传输过程的复杂性，尤其是跨国界传递的邮件辗转经过多个服务器才能到达目标服务器。在司法实践中，直接由E—mail引发的纠纷尚不多见，其一般是以证据的形式出现。

当然，对于普通人来说，直接在Internet mail得收件箱中删改纯E—mail信件也非易事。因为收件箱中的E—mail是只读文件，拒绝删改。即使对其进行另存，也只是改变文件的位置，文件的属性并未改变，仍是。eml文件。从外观上看，纯E—mail信件的信头上均带有收发件人、收发件人的网址、收发件时间等详细资料。所以，对于这类文件，只要上述信息清楚，笔者认为是可以作为证据认定的，如还有疑问，可要求当事人将E—mail“转发”到承办人指定的计算机上或干脆通过“连机”、“共享”的方式直接到举证人的计算机上查阅原始信息。可能发生的删改一般是随E—mail以“插入”、“附件”方式发送的MIME非文本文件，如Word、Excel、gif、mpg文件乃至声音、影响等多媒体文件，因为该类文件的打开是在相应的编辑软件下进行，故可以修改。该类文件的电脑打印件，与普通电脑打印出的文件无异。如仅凭打印件很难起到证据的作用。

此外，另有一类E—mail是收件人从其电脑中永远删除了，并据此否认收发过E—mail.对于此类情况目前尚无较好的办法。但随着网络技术和电脑科技的发展，从技术上讲，已经可以做到将所有“网上信息”搜集起来并永久保存，在必要时，通过检索使其还原。如果能将这一技术应用于司法实践，将给审判工作带来极大便利。

三、E—mail证据的保全

E—mail的证据效力可以通过完善的网上邮政系统来实现。现有的信件往来，可以通过邮政收据来证明。由于邮政是国家的公共事业部门，其加盖的邮戳具有相应的公信力。同理，一家合法成立的网上邮局，其递送的带有个人或单位电子签名的信件也应具有法律效力。比如，1998年，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以提供电子认证服务为主营业务的广东省电子商务认证中心得以成立，其产品“网证通”电子认证系统于2001年1月通过国家公案部的检测，被评为安全可信的产品。到目前为止，该中心已签发各类数字证书超过6万张，为用户在internet网络的电子商务活动提供了安全保障。①广东省电子商务认证有限公司生产的“网证通”电子认证系统V1.1版安全专用产品，经过公安部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局审查，被允许进入市场销售。

二、测谎仪取得证据的效力问题。

「事例11998年4月，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起走私案时，运用测谎仪对4名被告人进行了“谎言测试”，测试结果为认定此案证据提供了参考依据。（注：参见《比较经济报。燕周刊》1998年8月13日。）

「事例21999年6月，大连港公安局运用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制的PG-7型多道心理测试仪（即测谎仪），成功破获了一起贩毒案。

另据公安部门透露，自1991年初，公安部科技情报所在公安部申报立项，与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北京市公安局合作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台测谎仪PG-1型心理测试仪，通过审定后，截止目前，我国已在上海、广东、浙江等10余个省、市、自治区的司法机关配置了PG-1、PG-4、PG-7型心理测试仪，总计办案600余起。

测谎技术兴起于20世纪初期，1921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伯克利警察局首次把测谎技术用于审讯中，之后测谎技术逐渐从美国传入加拿大、日本及一些欧洲国家的执法机关，并逐步推广起来。测谎技术的主要载体是综合性的检测仪器，通常称之为测谎仪（Liedetector）。根据生理学、医学原理，人的心理活动和生理活动是密切相关的，当人体的感受器管受到内外环境的各种刺激作用时，就会诱绪活动并伴发植物神经功能、身体功能内分泌方面的一系列生理变化，即人在说谎时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定的心理压力，而这种心理压力又会引起一系列诸如心跳加快、血压升高、手掌出汗、体温微升、肌肉微颤、呼吸速度和容量略见异常等等受人体植物神经系统控制，人的主观意志却无法改变的反应。一般来说，这些细微的生理反应是人的感官所难以察觉或无法准确识别的，但是运用电子技术可以将其测出并记录下来，这就是测谎仪的工作原理。测谎仪基本上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多极型测谎仪，又称多电图仪；另一种是语言分析仪，又称声析测谎仪。两者的科学技术根据和其主要工作原理是基本相同的。在刑事司法应用中，两者都是用来检测被审讯人受讯时意识中可产生的心理活动过程的生理反应，以检测其供述是否真实。其主要区别是：测谎仪检测时需要直接接触人体，而语言分析仪无需在检测时与人体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