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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意取得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0 14:52:06

善意取得范文篇1

一、引言

善意取得制度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作为物权的取得方式，其在不同的时期所包含的内容、适用的范围不尽相同。在罗马法早期，法律对所有权的取得适用“任何人不得处分大于他自己的权利”的原则。其意思是如果出卖人将一个不属于自己物卖给买受人，出卖人处分的权利就超过了自己的实际权利，则这一处分就是无效的。因为这会造成买受人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承受出卖人的权利瑕疵。在罗马法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法学家们就已经发现了过分强调所有权绝对受保护原则的弊病。罗马法的纠正措施是建立善意取得制度，即如果第三人对前手交易的合同瑕疵不知情或者不应知情时，那么其为善意第三人，其对标的物物权的取得不受原物权人的追夺。罗马法建立善意取得制度，目的在于保护第三人利益。因此，善意取得制度的起源应当是罗马法，那些认为善意取得制度起源于日耳曼法的“以手护手”原则的观点是不符合事实的。

世界各国对善意取得的适用范围规定不尽相同，我国善意取得制度适用的范围也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以往的法学教科书认为，善意取得的原物只限于动产，不动产不能善意取得，在传统的善意取得理论中，善意取得的财产也仅限于动产，而以登记作为公示的不动产的取得，则不适用此制度。在物权法出台前也存在善意取得是否适用于不动产的争论，但物权法对善意取得制度的规定对这种争论一锤定音。因此，我国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范围从动产扩大至不动产。而对于善意取得的概念，根据《物权法》第106条的规定，应当是指无权处分人以合理的价格将不动产或动产转让给善意受让人，并已完成产权登记或交付，受让人即取得该不动产或动产的所有权，原物权人不得向善意受让人要求返还原物，但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

由于善意取得制度在不同的时期其含义不同，本文讨论的善意取得制度将依据物权法规定，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善意取得的法理基础、构成要件及合同行为对善意取得效力的影响。

二、善意取得的理论基础－公信原则

善意取得制度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占有的公信力，保护交易安全，鼓励交易，维护交易的正常秩序。因此，只有肯定了通过合法渠道取得物的占有，并保护这种占有不被他人追夺，善意取得制度才有生存的可能，善意取得制度才有发挥作用的可能。而物权公信原则是指物权变动按照法定方式公示以后，不仅正常的物权变动产生公信后果，而且即使物的出让人事实上无权处分，善意受让人基于对公示的信赖，仍能取得物权的原则。物权公信原则从肯定占有的合法性来保护财产归属的稳定性，从而达到保护交易安全的目的，这也是善意取得制度的应有之意。

物权公信原则并没有直接在我国的善意取得制度中表现出来，物权法规定了善意取得的公示方法即“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但公示着眼的是“变动”，即物从属于一个所有人变更为从属于另外一个所有人，没有公示无法显示出物权的变动；而公信则着眼于“肯定、确定”，即一旦物通过公示发生物权的变动，则肯定这种变动，在法律上赋予公信力，肯定合法受让人对物的占有。

公示原则作为物权变动的普遍规则常见于商品交易，但通过善意取得制度取得物权的交易中，除贯彻公示原则外还必须贯彻公信原则。因为公示所表现的物权状态与真实的物权状态不相符合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是存在的，而公信原则则表明在无处分权人按照法定公示方法转让物权的情况下，善意受让人基于对公示的信赖，应当取得物权。善意取得作为所有权取得的特殊方式，其法理基础也应当不同于普通的所有权取得方式，从维护稳定的财产关系，维护交易安全的角度看，必须贯彻物权公信原则，如果不以公信原则为基础，善意取得制度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三、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

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物权法》第106条已经作了明确的规定，但由于社会生活纷繁复杂，商品交易形式多样，审判实务也随着不断发展，法律笼统的规定并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需要，因此有必要对现行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作一分析，进而加深对善意取得的认识。

善意取得的前提是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对此笔者不赘述，因为无权处分正是善意取得制度适用的前提，如果没有无权处分，善意取得制度也就没有设立的必要了。

（一）受让人受让财产时须为善意

1、对善意含义的理解

从文意上理解，善意是指善良的心意，其包含诚实信用，没有欺骗和恶意。对善意取得的善意，有人认为其是指不知情，也就是指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转让人转让财产时没有处分该财产的权力，有人认为是指受让人在受让动产时不知让与人无处分权，而且无重大过失。善意原本是人的主观心理活动状态，通过人的外表难以判断，因为现实的需要使其成为法律上的一个概念，因为善意的主观因素太大导致了在实践中较难判断善意的标准，而善意的判断则是善意取得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善意取得制度的前提是因为第三人有偿取得了无权转让人转移的财产，正是这种取得系善意，法律才保护这种财产的取得方式，其是牺牲所有权制度所保护的静态财产安全而获取动态财产安全，因此严格而准确地把握善意的标准将影响到财产秩序以及交易秩序的稳定有序。就善意的标准，笔者认为，“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应当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这个范围应当是没有过失、轻过失或者一般过失，而不包括重大过失，即受让人没有过失或因轻微过失或者一般过失而“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的，为善意；而受让人为重大过失而“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的，不能认定为善意。因为善意取得制度中，法律已要求财产所有权人负有谨慎保管和处理自己的财产的义务，否则其将承担因无权处分人处分该财产而丧失针对受让人的返还请求权的不利后果，相对应地，受让人在取得财产时“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不得有重大过失，否则就不能认定为善意，这也符合民法的公平原则。

2、善意对时间的限制

善意对时间的要求，应是以发生财产转移时为准，转移财产后的主观心态如何则不是善意取得制度中善意的范围之内，即受让人获得财产后是否是善意并不影响其取得所有权。当然，如果在发生财产转移之前已为恶意，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亦可推定交付时为恶意。动产善意取得中善意的时间点是指交付财产之时，不动产则是登记之时。动产的善意取得，对于现实交付，有观点认为应当把双方达成合意的时间作为判断善意的时间，有观点认为应在标的物直接交付之时。笔者认为，善意取得制度直接保护的是物权的取得、占有，因此受让人是否为善意应当以其实际取得物权占有时为准，即实际交付标的物时为准。把达成合意的时间作为判断善意的时间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其忽略了第三人在达成合意后交付标的物之前，知道或应当知道出让人为无权转让的，应为恶意而非善意。因此，现实交付的善意取得，善意的时间应是指直接交付标的物的时间。另外，在简易交付中，善意是指让与合意达成之时；在占有改定中，善意是指受让人取得间接占有之时；在指示交付中，善意是指受让人取得返还请求权之时。

3、善意的举证责任

正如上文所述，善意系人的内心活动，客观上很难判断，将其抽象为法律概念也没有客观具体、易于分辨的标准，因此举证证明善意与否将是一个在司法实践中的难点，举证责任的分配从某种程度上将左右案件的结果。因此，善意的举证责任将是一个很重要的法律问题。通说认为，应采取推定的方法，推定受让人是善意的，由原权利人对受让人是否具有善意进行举证，如果不能证明其为恶意，则推定为善意，也就是说采取善意推定原则，由原权利人负举证责任。善意推定原则是举证责任的基本分配原则“谁主张，谁举证”在善意取得证明责任中的运用。笔者认为，由原权利人负举证责任固然减轻了受让人的举证责任，有利于保护第三人的利益，但从公平、平等保护的角度看，其不利于保护原物权人的利益。因此，是否采取善意推定原则不能一刀切，而应当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之下分配举证责任，比如，在有理由相信受让人在受让财产时有重大过失的情况下，应当要求受让人证明自己在受让财产时没有重大过失，进而证明其为善意。在审判实践中，法官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善意的证明应公平合理地分配举证责任，而不应机械地适用善意推定原则。

（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

以合理的价格转让是善意取得的必要条件。该条件限制了善意取得财产的途径，即必须是合理的价格进行转让，排斥了如赠与、低价转让等财产取得的方式。对于赠与等无偿取得，受让人取得财产已经获利，要求其返还原物并不会受损；对于低价取得财产，低价本身就说明财产的来源可能不正当，其证明受让人因贪图便宜而未查明财产的来源，此时受让人是不诚实的、非善意的。

对于在实践中如何判断善意取得价格的合理，主要是区分合理转让和低价转让的差别，如果是合理价格转让，就是善意取得，如果是低价转让则不是善意取得。通常情况下，合理价格即市场价，和低价很容易区别，但有些情况下特定物的转让其价格或许并没有明确的市场价参照，仅凭交易双方达成一致，这种情况下就较难判断其价格是否合理；还有些情况下，转让人称公司倒闭处理商品或急需资金而处理房产或贵重物品等等，也较难区分价格是否属合理价格。笔者认为，在实务中认定是否为低价转让应结合具体的案情，并且对低价转让范围的理解不应过宽，应当限于远远低于正常价格，即从而认定这种“低价转让”具有恶意的性质；而对于与市场价格或者正常价格偏离不大的价格，则不宜认定为恶意的低价转让，其理由是在现实交易强调迅速、快捷，不能给买受人强加过高的鉴别义务。而对于认定价格合理的时间，应当是指发生交易之时的合理价格，而在交易之前或之后的价格则不在比较的范围之内。因为市场价格瞬息万变，不同的时间市场价格可能会有较大的差别，如果允许不同时间的价格进行比较，就会产生低价转让的错觉。

实际上，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作为善意取得的前提，其实质要使该制度限于商品交易领域，而不是其他的取得方式，从而使该制度达到稳定交易秩序的目的，笔者认为，这才是“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作为善意取得的必要条件的本质目的。

（三）转让的财产已依法登记或交付

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这是《物权法》善意取得制度对善意取得物权公示的规定。通过交易取得物权必须进行公示，只有经过公示，才能取得对抗原物权人的效力，否则不能以善意取得对抗原物权人。对于公示的方法，或为登记，或为交付，不动产或部分需登记的如机动车、航空器、船舶等采取登记作为公示方法，其他的动产采取交付作为公示方法。

四、善意取得的法律效果

善意取得是国家立法基于保护交易安全，对原物权人和受让人之间作出的一种强制性的物权配置，受让人取得财产是基于物权法的直接规定。基于该直接规定，原物权人、无权转让人、受让人之间产生的法律关系即是善意取得的法律效果。原物权人和受让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受让人基于善意取得制度取得物权，原物权人丧失物权。善意取得作为财产的取得方式是依据法律的直接规定，原物权人不得以所有权返还请求权要求受让人返还原物，如果原物权人向受让人请求返还原物，受让人可以善意取得对抗。

无权转让人和受让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无权转让人与受让人基于双方法律行为而产生债权债务关系，受让人善意取得无权转让人转让的物权，并应向无权转让人支付对价，如果受让人没有按照与无权转让人之间的约定支付价款，应承担违约责任。

原物权人和无权转让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原物权人因无权转让人的转让行为损害其对标的物的所有权，且因受让人系善意取得，其所有权归于消灭，不能请求受让人返还原物，故仅能取得赔偿请求权，请求无权转让人赔偿标的物的损失。

五、善意取得的效力

善意取得作为物权的特殊取得方式，其本身是基于物权法的规定而非法律行为所致，但是，从交易的过程——“以合理的价格转让”这个角度看，无权转让人和受让人之间无疑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是依法符合一定条件取得物权的法律行为。因此，依善意取得发生财产流转的交易过程必须按照合同法的规定进行。而依合同法规定，合同的效力在不同的情况下是不同的，因此主张善意取得物权的交易合同也会存在不同效力的问题，最终将影响善意取得的效力。善意取得的目的是保护受让人的利益，维护交易安全，其关注的重点是终断原物权人对受让人财产的追夺，却没有关注善意取得必须经过的中间程序——受让人和无权转让人的交易行为，如上所述，交易必须依合同法行为之，如果交易本身存在不稳定或者瑕疵，笔者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其势必影响到善意取得的效力，在实践中很容易碰到类似的情况。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有必要讨论善意取得的效力问题。

（一）违约

如果标的物没有登记或交付，善意取得尚未成立，无疑不产生合同对善意取得的影响。在标的物登记或交付后，受让人取得物权，因受让人违约，必须履行特定行为或支付价款，但受让人违约对善意取得并不构成影响。但要注意的是，如果是所有权保留的合同，如果受让人履行义务没有完毕，虽然受让人已经取得标的物，但物权仍然没有发生转移，善意取得并不成立，此时无权转让人可以请求受让人继续履行或者返还原物。此时原物权人能否请求受让人返还原物呢？从合同相对性的角度看，原物权人并非合同当事人一方，无权根据合同中所有权保留的约定请求受让人返还原物，但从物权的追及力角度看，因善意取得并不成立，只要受让人没有真正取得物权，其仍然可以根据物权请求权请求受让人返还原物。

（二）合同无效

如上文所述，“以合理的价格转让”实际上隐含受让人必须通过交易取得物的占有才能主张善意取得，而交易必须通过合同进行，如果合同出现无效的情形，那么交易也就不成立，进而善意取得不成立。在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受让人取得标的物的基础法律关系不复存在，交易被否定，自然不符合善意取得构成要件中“以合理的价格转让”这一条件，受让人不能主张善意取得。

合同无效作为法律事实，任何人得以主张之。对于合同当事人双方，受让人可以请求退还原物，请求返还价款，无权转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退还价款，至于引起无效的损失，双方可以根据过错向对方请求赔偿。从原物权人的角度讲，其要主张返还原物必须先主张合同无效，终断无权转让人和受让人之间的交易，再向无权转让人主张返还原物，当然，在审判实践中，原物权人可一并主张合同无效并要求受让人返还原物。

（三）可变更、可撤销合同

“可变更、可撤销合同”实际上只有撤销合同才对善意取得产生影响，因为只有撤销合同能终断交易关系，才能否定善意取得的效力，反之，如果当事人均不选择撤销合同，受让人仍然善意取得物权，原物权人不能请求返还原物。可撤销合同中，合同撤销的主动权掌握在撤销权人手中，另一方无权提出撤销合同。当受让人为撤销权人撤销合同时，合同不生效，受让人应返还原物，无权转让人返还价款。无权转让人作为撤销权人时也是如此。此时，善意取得相应地不生效，原物权人取得对无权转让人的返还原物请求权。

值得一提的是，《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其反面意思是如果未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未取得财产处分权的，其与受让人的合同无效。但物权法出台以后，该条内容部分已经被善意取得制度所取代，依善意取得制度规定，即在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时，如果受让人已经取得财产，即便权利人没有追认该转让行为或者无处分权人订立合同后也未取得处分权，不影响受让人取得物权。也就是说，在《合同法》第51条规定的前提下，在物权的转让被公示后，无权转让合同的有效与否对善意取得不产生影响，受让人取得物权。

善意取得范文篇2

的一项重要制度。本文对善意取得的概念、价值基础、理论基础、理论渊源、动

产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不动产的善意取得、及善意取得的法律效果进行了阐述。

以期对我国的物权法、民法典的建立尽绵薄之力，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关键字物权法善意取得善意第三人无权处分

当前我国正在制定民法典，善意取得是所有权取得的一种方式，应当规定在物权法中。善意取得制度是适应商品经济发展需要而产生的一项交易规则，其有助于稳定社会经济秩序，维护正常的商品交换，能有利的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现行的民事基本法——《民法通则》虽尚未确认善意取得制度，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却承认善意购买者可以取得对其购买的、依法可以转让的财产的所有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指出：“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一、善意取得概述

（一）善意取得的含义

善意取得制度是物权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关于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范围，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善意取得制度仅适用于动产；另一种认为善意取得既可适用于动产亦可适用于不动产。从理论渊源上看，善意取得制度仅适用于动产；但从价值基础和理论基础上看，善意取得制度适用于不动产亦无不可。动产善意取得，是指无权处分他人动产的让与人将其有权占有的他人的动产交付于买受人，如买受人取得该动产时系出于善意，则取得该动产的所有权，原动产所有权人不得要求受让人返还原物。不动产善意取得，受让人信赖登记证书而与无权处分不动产的让与人交易，如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时系出于善意，则取得该不动产的所有权，原不动产所有权人不得要求受让人返还原物。

按照法律的一般规则，只有所有权或受人之托、代他人处分的人才有处分或买卖财产的权利，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之物，属于一种侵权行为，其所为的法律行为须于事后取得其权利或经该他人之承认，始生效力，而且，所有权具有追及性，可直接向买受人追回原物。但善意取得制度的意义在于阻却所有权人的追及，允许善意的买受人取得受让物的所有权，保护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已经完成的交易，这在一定程度上侵害了所有权人的利益。法律为何会作出这样的抉择呢？这就涉及到善意取得制度的价值基础、理论基础、理论渊源。

（二）善意取得之价值基础

善意取得制度，为近代以来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民法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其涉及民法财产所有权的静的安全与财产交易的动的安全之保护问题。保护静的安全即是对所有权给予绝对的保护，保护财产交易的动的安全即是对财产流转的保护。善意取得制度本质上是平衡所有权人利益和善意受让人利益的一项制度，一方面旨在一定程度维护所有权人的利益，保证所有权安全，保持社会秩序的平和稳定，另一方面又侧重维护善意受让人的利益，促进交易便捷和保护交易安全。当在保护真正的权利人与保护善意受让人之间发生冲突时，应当侧重于保护善意受让人。这样不仅有利于维护交易的安全，而且有利于鼓励交易；保护善意的受让人将使受让人形成一种对交易的合法性、对受让的标的物的不可追夺性的信赖与期待，这就对当事人从事交易形成了一种激励机制，使其对交易产生安全感，并能大胆地从事交易。保护善意的受让人将有利于建立一种真正的信用经济，并使权利的让渡能够顺利的、有秩序的进行。在此种情况下，对真正权利人的利益的限制，亦含有把真正权利人选任托付自己财产的当事人考虑不周的责任归咎于他，他自己也应当承担不当选择的不利后果的意思。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若要求每一个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的民事主体，都对财产的来源情况进行详细考察，无疑会滞缓交易进程，影响社会经济效益，不利于信用经济的建立，也会从根本上破坏市场经济的存在基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日益频繁、交易过程纷繁复杂，且交易越来越需要迅速快捷，因此不可能要求交易当事人在从事交易之前，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去调查了解标的物的权利及变动状态，了解交易的对方是否有权作出处分，否则不仅会使交易难以迅速达成而且也会防碍交易的正常进行。善意取得制度适应我国当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应确立为民法典中的一项重要制度。

（三）善意取得的理论基础

就实质来看，善意取得制度，是一种以牺牲财产的静的安全为代价而保护财产的动的安全的制度。法律为何要牺牲财产的静的安全以保护财产的动的安全呢？这便涉及到善意取得存在的理论基础的问题。关于善意取得存在的理论基础问题，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大致有以下观点：（1）取得时效说。时效制度，以时间及时间之经过为其构成要素，而善意取得制度则与时间及时间之经过没有联系，所以，时效制度与善意取得制度是两种各自独立的制度。（2）权利外形说。占有人应推定其为法律上的所有者，故受让人有信赖之基础。（3）法律赋权说。善意取得是由于法律赋予占有人处分他人所有权的权能。（4）占有效力说。善意取得系由于受让人受让占有后，占有之效力使然。大多数学者认为善意取得制度的理论基础是法律上承认占有公信力的逻辑结果，即赞成权利外形说。

善意取得是所有权取得的一种方式，所有权属于物权，物权是一种对世权，物权对世人的对抗是以对方知情为前提的。因此，物权必须具有向世人公开的手段，这就是占有和登记。动产物权的公示方法为占有；不动产物权的公示方法为登记。物权的变动以占有和登记为公示方法，当事人如果信赖这种公示而为一定的行为，即使占有和登记所表现的物权状态与真实的物权状态不相符合，也不能影响物权变动的效力。占有仅对动产具有公信力，即动产的占有人即被推定为所有权人。第三人正是基于占有来判断无处分权人是所有人，因此信任他应有处分权而为交易行为的。受让人信任的基础是占有的公信力。对于不动产，只有登记证书才能表征所有权，标的物的转移占有并不移转所有权，只有经登记取得证书后才发生所有权移转的效力，但是，不动产交易也会因登记错误、疏漏、未登记等原因发生无权处分问题，若不动产交易中第三人取得不动产时出于善意，从保护善意第三人、维护交易秩序的目的出发，应当允许第三人获得不动产的所有权。

（四）善意取得制度的理论渊源

一般认为，善意取得制度是近代以来以日耳曼法的制度设计为基础，又吸纳了罗马法上取得时效制度中的善意要件，从而得以产生发展起来的。

在古代，调整无权转让关系的法律有两种不同的立法原则，即罗马法的“任何人不得将大于其所有的权利让与他人”的原则；日耳曼法的基于“以手护手”观念，采纳的“所有人任意让他人占有其物的，只能请求该他人返还”的原则。罗马法的原则侧重对所有权人的保护，日耳曼法的原则侧重对受让人利益的保护。罗马法不承认善意取得制度，即使受让人为善意，所有权人也可对其主张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但罗马法并非完全无视受让人的利益，而是规定善意受让人可主张时效取得。日耳曼法认为一旦权利人将自己的财产让与他人占有，只能向占有人请求返还占有物，如占有人将财产移转给第三人时，权利人不得向第三人主张所有物返还请求权，而只能向转让人请求赔偿损失。善意取得制度虽源于日耳曼法“以手护手”的原则，但二者在制度设计上仍存在差异。日耳曼法“以手护手”原则采取的是限制所有权追及力之结构，而且适用时根本无须区分受让人为善意还是恶意；善意取得制度采取的是使受让人取得所有权之结构，其目的在于积极地使受让人取得所有权，而非仅仅消极的限制原所有权人之恢复请求权。

善意取得制度之所以源于日耳曼法，是因为在日耳曼法上占有与所有权并未严格区分，占有其物者即有权利，而对物享有权利的也必须占有物，因而受让物的占有者，可能取得权利，而有权利但却未直接占有其物时，其权利的效力也因之减弱。当动产所有权人以自己的意思，将动产托付于他人而由他人直接占有时，所有权人权利的效力减弱，一旦直接占有人将动产让与第三人，所有人就无从对该第三人请求返还。善意取得制度之所以不能追溯到罗马法，是因为在罗马法上所有权概念出现较早，占有和所有权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概念，所以无法演绎出以受让人误信物的占有人为有处分权人为适用前提的善意取得制度。

二、动产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

在我国将要建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民法体系中，应将善意取得制度规定如下构成要件：

（一）受让人须为善意

善意取得中的“善意”系指行为人在为某种民事行为时不知存在某种足以影响该行为法律效力的因素的一种心理状态。由于善意只是受让人取得财产时的一种心理状态，这种状况很难为局外人得知，因此，确定受让人是否具有善意，应考虑当事人从事交易时的客观情况。如果根据受让财产的性质、有偿或无偿、价格的高低、让与人的状况以及受让人的经验等可以知道转让人无权转让，则不能认为受让人具有善意。受让人在让与人交付财产时必须是善意的，至于以后是否为善意，并不影响其取得所有权。如果受让人在让与人交付财产以前具有恶意，则可以推定其接受财产时为恶意。

（二）受让人须通过有偿的法律行为而取得所有权

善意取得制度是为保护交易安全而设定的，只有在让与人和受让人之间存在交易行为时，法律才有保护的必要；适用善意取得制度，除要求交易行为中让与人无处分权外，必须具备法律行为的其他一切生效要件，如该交易行为本身无效或可撤销，则不能发生善意取得。

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还应以受让人有偿取得动产为前提。若无偿转让动产，在许多情况下，本身就表明该动产的来源可能是不正当的，此时一个善意的受让人是不应受让这样的动产的；同时，受让人返还这样的动产并不会给其造成大的损失，受让人应返还该动产。

（三）受让人须实际占有由让与人转移占有的动产

所谓动产占有之转移，包括四种情形：现实交付，简易交付，占有改定，返还请求权之让与。现实交付，即直接占有的转移。简易交付，即受让人已经占有动产，则于物权变动的合意成立时，视为交付。占有改定，即动产物权的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特别约定，标的物仍然由出让人继续占有，这样，在物权让与的合意成立时，视为交付，受让人取得间接占有。返还请求权让与，即动产由第三人占有时，出让人将其对第三人的返还请求权让与受让人，以代替交付。在现实交付及简易交付场合，因受让人都已直接占有动产，其可基于善意取得制度取得动产权利，自无疑义。在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依占有改定方式进行交易时，基于上述善意取得之价值基础的考虑，不宜支持占有改定方式下的受让人取得所有权。可见，只有当受让人实际占有该动产时，才适用善意取得。

（四）客体物须为（以交付为物权的公示方法的）动产

动产，是指能够移动而不损害其价值或用途的物。动产的公示以占有为原则，登记为例外。以登记为公示原则的动产，如航空器、船舶等，适用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规定。

自近代以来，物被区分为占有委托物与占有脱离物，这通常是各国建立善意取得制度的前提。占有委托物，指基于租赁、保管等契约关系，由承租人、保管人等实际占有的、属于出租人、委托人所有的物。简言之，它是基于真正权利人的意思而丧失占有之物。占有脱离物，是非基于真正权利人的意思而丧失占有之物，如盗品、遗失物等均属占有脱离物。占有脱离物原则上不发生善意取得，而占有委托物则相反，原则上得发生善意取得。这样规定同样是基于上述善意取得之价值基础的考虑。

（五）让与人须为无处分权人

无处分权人是指没有处分财产的权利而处分财产的人。若让与人为有处分权人，则其转让为有权行为，不欠缺法律依据，自然无法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善意取得与无权处分是一对关系密切的制度，两者完全不可分割。无权处分是善意取得的前提，而善意取得则主要适用于无权处分行为。当真正的权利人拒绝追认时，如果有偿交易行为中的受让人是善意的，无权处分的合同仍然有效，受让人可以基于善意取得制度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

（六）让与人须为动产的占有人

善意取得中，因受让人为善意受让占有，故须有让与人占有可资信赖，始有善意之可言，让与人若非动产占有人，就没有占有的公信力。占有仅须让与人对动产有现实的管领力即可，而不以对动产的直接占有为必要。换言之，即使对动产为间接占有、辅助占有乃至瑕疵占有，也无不可。

三、不动产善意取得

关于善意取得制度是否适用于不动产，各国立法规定不一，并且在理论研究方面，学者亦存不同见解。主要有否定说和肯定说，否定说虽然都反对不动产的善意取得，但其各自反对的理由并不相同；持肯定说的学者虽然都承认不动产的善意取得，但其对不动产善意取得的依据存在分歧。我认为善意取得制度亦可适用于不动产，不动产的善意取得主要发生于以下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共有房屋的部分共有人擅自出卖共有房屋的，受让人在善意时即可取得所有权。第二种情况是，不动产登记瑕疵，受让人信赖此发生的不动产所有权转移。

如上所述，善意取得制度是以日耳曼法的制度设计为基础，又吸纳了罗马法上取得时效制度中的善意要件，从而得以产生发展起来的。日耳曼法的“以手护手“原则注重权利的外观，该原则虽然并未蕴含交易安全的理念，但却适应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保护交易安全的客观需要，因而显示了极强的生命力。善意取得适用于不动产是由于第三人信任不动产的表征手段——登记所致，登记与占有都具有表征权利的功能。由于我国目前的登记制度较为混乱和不规范，登记的程序和审查制度也尚待改进，我国不动产登记中的错漏在所难免，为保护不动产交易的安全，我国将来的物权立法中应当确立不动产的善意取得制度。

各国立法对善意取得制度是否适用于不动产存在差异，主要原因在于各国的不动产登记制度不同。采形式审查主义的国家，善意取得制度一般不适用于不动产；采实质审查主义的国家，善意取得制度一般适用于不动产。这是因为采形式审查主义的国家，对于登记的申请，只进行形式上的审查，至于登记证上所载权利事项有无瑕疵，则不予过问，这样的公示不具有公信力。采实质审查主义的国家的登记具有公信力，依公示公信原则，只要无异议登记，即使登记所记载的权利与真实的权利状态不符，因相信登记正确而与登记名义人进行交易的善意第三人，其所得的利益仍受法律保护。我国对不动产登记实行的是实质审查主义，所以，我国应建立完善的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

不动产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基本上与动产相同。不动产善意取得须受让人信赖登记证书而与让与人交易，事后真正的权利人主张该买卖行为无效，受让人可主张善意购买而取得所有权。不动产的买卖必须具有一般不动产买卖的形式要件，即必须缔结不动产买卖合同、交付标的物并进行过户登记。只有履行完登记手续的善意受让人才可以取得所有权，在这里登记的作用相当于动产的交付。

四、善意取得的法律效果

善意取得制度涉及三方当事人，即原所有权人，让与人和受让人。在符合以上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要件的情况下，即可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下面将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产生的法律效果分述如下：

（一）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

基于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受让人取得让与人转让的交易财产的所有权。让与人和受让人应履行所有权转移的权利和义务，受让人应支付价款，让与人应协助将交易财产的所有权移转于受让人。让与人不得再依自己无处分权或依所有权人追索或索赔，而请求受让人返还财产。

（二）原所有权人与受让人之间

基于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善意受让人取得让与人出让的财产的所有权，原所有权人不得向善意受让人主张所有物返还请求权或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三）原所有权人与让与人之间

原所有权人与让与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有如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原所有权人与让与人之间原来存在合同关系，如当事人之间存在着租赁、保管等合同关系的。原所有权人可主张让与人承担违约责任，也可向让与人主张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还可以依侵害其所有权而主张侵权损害赔偿，此时请求权发生竞合，原所有权人可选择适用。

第二种情况原所有权人与让与人之间原来不存在合同关系，如让与人是基于盗窃、拾得遗失物而取得财产的。原所有权人可向让与人主张侵权责任的承担，也可向让与人主张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此时请求权发生竞合，原所有权人可选择适用。

参考书目：

1、高富平：《物权法原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

2、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3、魏振赢：《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4、王利明王轶：《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研究》，载于《现代法学》1997年第5期

5、余淑玲：《善意取得制度初探》，载于《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6期

6、王燕：《“善意取得”新探》，载于《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2期

7、李建华傅穹：《论占有与善意取得》，载于《法制与社会发展》1998年第3期

8、王利明：《论无权处分》，载于《中国法学》2001年第3期

9、王泽鉴：《民法物权通则所有权》，1993年9月版

善意取得范文篇3

善意取得制度是一项古老而又年轻的民法制度，早在日尔曼习惯法确立“以手还手”或“一手还一手”原则以来，时至今日它依然有无穷的生命力。善意取得制度不像其他许多民事法律制度一样源于古罗马，因为古罗马法是非常强调物权的追及效力，除非成立取得时效，否则，“物在呼唤主人”，“无论何人，不能以大于自己所有之权利转让给他人”。而在日尔曼法中，动产所有权的享有，必须以占有为条件，权利人未占有动产时，其权利的效力便减弱，如该动产被占有人转让给第三人，原权利人无权请求该第三人返还，“任意授予他人以占有者，除得向相对人请求返还外，对于第三人不得追回，惟得对相对人请求损害赔偿。”保护由所谓无权利人善意取得动产和不动产的制度是伴随着财产流通安全的要求而成长起来的。然而，由于立法的取舍和制度的选择偏重于保障流通安全和保护信赖的第三人利益的同时，对于真正的权利人的权益却造成了损害。因为就像白天和黑夜的不同一样，善意取得的价值判断就在于善意受让人和原权利人之间的利益天平上作出了一个有利于善意第三人的取舍。但是，有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什么财产可以善意取得?是适用占有脱离物还是占有委托物?不动产能不能善意取得?占有脱离物中赃物可不可以适用善意取得等有关问题，还存在很多盲点，需要我们去进一步探讨。

二、赃物善意取得的制度表达

(一)赃物的概念。赃物作为司法中经常使用的术语，立法没有统一的内涵和外延，一般来说，是指因犯罪而取得的财物，包括犯罪分子通过贪污、盗窃、诈骗等手段获得的财物，国家工作人员所得到的贿赂，以及将赃物变卖所得到的赃款。根据我国有关法律的解释，赃物是行为人通过非法手段所取得的一切财物。

从以上的概念中，我们可以推断出赃物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赃物的有形性；2．赃物获取的手段是非法的；3，行为人对赃物的取得没有取得法律的认可；4．赃物是由有关权力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通过生效裁判加以确认的，是违法所得。

(二)赃物善意取得在各国的立法规定。为保护交易安全，各国立法都设有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但对于脏物能不能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各国立法有不同的规定。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立法体例：

一是有条件的承认脏物可以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即对脏物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流通。《日本民法典》第193条、194条规定：“盗赃或遗失物如系占有人由拍卖处或公共市场或出卖同种类的商人处以善意思购买的，被害人或遗失人除非向占有人清偿其支付的代价，不得回复其物。”《法国民法典》第2279条第2项规定：占有物如系遗失物或盗赃物时遗失人或被害人自遗失或被盗之日起三年内，可以向占有人要求返还其物，但占有人得向其所取得该物之人行使求偿权。

在我国台湾地区，综合其《民法典》801条、第886条及948条规定观之，善意取得之效力因标的物的不同而不同，标的物系盗赃或遗失物者，其被害人或遗失人自被盗或遗失之时起二年内，得向占有人请求回复其物，但盗赃或遗失物系由拍卖或公共市场或贩卖与其同种之物之商人以善意思买得者，非偿还其价金不得回复其物，对于盗赃或遗失物如系金钱或无记名证券不得向善意占有人请求返还。

二是完全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如《美国商法典》第2-403条规定：“货物的购买人获得他的转让人过去有权转让的全部所有权除利益有限的购买人获得与购买的利益相当的权利。有可以取消的权利人过去有权把可靠的所有权转让给付出代价的诚实的购买人。当货物已在购买交易中交付时，购买人有这种权利，即使交付是通过如刑法中犯盗窃罪那样的处罚的欺骗来完成的。”根据《意大利民法典》第1153条至1157条的规定，无论受让人有偿或无偿取得动产，取得的动产是占有脱离物或占有委托物都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三是赃物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德国民法典》935条的规定，“所有人因为被盗、遗失或其他原因而丧失动产时，受让人不能取得所有权，次项规定不适用于金钱、无记名证券以及公开拍卖方法而让与之动产”。前苏联《苏俄民法典》第152条规定，“对拾得物和赃物，丧失占有人有权要求返还该财产，只有当财产是为执行法院判而依规定的方法出售时，才不允许要求返还财产。”

目前，我国在立法中不承认善意取得制度对赃物的适用。在我国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中涉及到对赃物处理的法律条款主要包括：

1．1995年《票据法》第12条第1款规定，“以欺诈，偷盗或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或者明知有前例情形的，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

2．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行为人将赃物已用于归还个人欠款、贷款或其他经济活动的，如果对方明知是诈骗的财物而收取，属恶意取得，应当一律予以追缴；如确善意取得，则不再追缴。”

《物权法》中没有规定的赃物善意取得制度，只是规定了对无权处分的动产的善意取得和对于遗失物的善意取得。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制定赃物善意取得制度，但这并不能说明其他国家对于脏物采用善意取得制度的国家的立法不科学，综观世界各国的立法，对于脏物的善意取得，是有不同的价值取向的，有的国家偏重于保护财产的静的安全，有的国家更重视财产的交易安全，这种不同的立法规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采用哪一种方式是根据本国的不同社会背景和传统历史文化来决定的。从长远的利益来看，善意取得制度对于赃物的适用是必要的，是注重交易的次序、安全的需要，也符号社会发展的要求。

三、脏物善意取得制度的存在前提

(一)善意取得制度的完整性。当物权的善意取得制度因为公示原则而被认为不言自明的时候，善意取得就成为一个完整的制度而得到公信的效果。但是，在这个制度中，并不是不分占有委托物或占有脱离物都可以在一个等级上被法律给予相同的关爱，一样不分差别地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那么，什么该适用善意取得?什么不能适用善意取得呢?

动产善意取得应当得到一体化的整合，它不能仅适用于动产中的某一部分，而让另一部分在法律的门外徘徊，应该把动产放在一个平等的地位。现在的善意取得之动产化其实有其名无其实，交易过程中，人们为了交易的安全不得不牺牲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考虑或查证财产的权利瑕疵问题。

从善意取得的价值来考量，赃物和遗失物、漂流物一样，作为占有脱离物都不是出于动产所有人的意思而转让的，一些人认为赃物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可能会伤害人们的法律情感，有害于社会，其实完全没有这个必要。众多西方、欧美国家采用脏物有条件或无条件取得制度，并没有出现上述情况的发生。赃物也应该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其理由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动产善意取得的制度安排是一个目标，都是为物权变动交易提供一个法律保障，为保护善意第三人的权利取得。而且他们都是采用推定和抑制的法律技术，把有权的权利人视为无权，把无权的权利人视为有权，即存在交易的第三人，而且第三人信赖不动产登记或动产占有形式的情况下，法律根据权利推定，抑制这些形式所表证的物权具有真实性。这样真正的权利人反而变成非权利人，而真正的非权利人却成为权利人。

其次，物权变动交易应该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物权交易依据标的物的形态可以分为动产物权交易与不动产物权交易，动产物权的交易以交付或占有为公示方法，不动产交易以登记为公示方法。在动产中包括占有委托物与占有脱离物，所谓“委托物”是指根据原权利人的意思而为他人所占有的物，主要包括因租赁、借用、承揽、保管等合同而交付他方占有的动产；所谓“脱离物”是指非基于原权利人意思而丧失占有的物，包括盗赃物、遗失物、遗忘物和误取物等。我国大陆立法中对脱离物进行拆开，有的脱离物可以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有的不可以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是对善意取得制度的人为割裂，物权中的不动产善意取得的法律效力应该具有同等性，不能因为交易对象的不同面有差异。如果绝对采取赃物的善意取得不受法律保护的原则，如果权利形式的法律效力因为受制于交易对象的不同而有区别，就会产生同等性质的交易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那么，当事人的信赖利益就不能同等的受到保护，就有悖于善意取得制度的价值。比如，根据“动产善意取得理论”，两兄弟基于对动产占有的信赖，同时在手机超市购买了两个一种型号的手机，而其中一个是赃物，那么这两个兄弟基于善意取得理论，其中一人可以得到手机的所有权而另一个却不能取得其购买的手机，这种性质的信赖利益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的情形，完全没有足够的依据和理由。

(二)赃物善意取得制度的有限性。对于赃物善意取得的完整性，笔者不是要求绝对和无条件的，应该有节有度，即赃物因为其特殊性应该有一个适当的有限度，不然就达不到善意取得制度设置的价值目标，是对善意取得制度的曲解。不仅对交易安全不利而且有害于安全交易，因为如果善意受让人获得赃物所有权不受任何限制，不仅刑侦人员不能采取冻结、扣押等强制措施，而且原所有人也不可以请求返还原物，这样就等于鼓励销赃行为，默许不法行为，为法律所首倡的正义观所不容。

但是，善意取得的制度设计是为了优先保护交易的安全，其所代表的法理是，当无权处分人处分财产，导致所有人的静的安全与受让人的动的安全即交易的安全发生冲突时，而牺牲静的原所有人的利益，保护动的善意的受让人的利益。如果善意买受人购买赃物时支付了合理对价，而因为收缴赃物，其支付的对价得不到任何补偿，买受人的利益得不到任何保护，那么将会导致人们无法正常大胆地去交易，怀疑交易的公平性，失去对交易法律制度的信赖，其结果将最终损害社会利益。在社会经济的流转过程中，公益应该优先于私益，善意取得中受让人的利益与社会的交易息息相关，它体现一种普通人的利益，而原所有权人的利益属于个人利益。应该说，原权利人的利益不能高于社会交易的安全利益。现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有相适宜的法律制度模式相配套，如果一味保护真正权利人的利益，否定交易相对人的信赖利益，就会造成交易低效，不利于动产的转让和流通。

四、脏物善意取得制度在我国的完善

赃物的处理，是善意取得制度上最困难的问题，各个国家有不同的规范模式。正确的选择是既不完全否认赃物的善意取得，着力保护原所有权人的利益，也不完全适用赃物的善意取得规定，应该有一个合理、科学的立法取向，有条件地适用赃物善意取得制度。这样，既可以保护赃物善意取得人的利益，又不会使善意受让赃物的所有权不受任何限制，损害原所有人的利益而不合乎法律的正义观念。

日本、瑞士和我国台湾规定了对于赃物的善意取得，有相同的法律规定，明确规定赃物可以适用善意取得，但给原权利人在一定的期限内有回复其物的权利，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期限，所有人的利益将不再保护。

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中规定所有人可以于二年内请求回复其物，其期间与日本民法相同，而瑞士民法的规定是原所有人可以在五年内请求回复其物，包括盗赃物或遗失物。

综上所述，从制度发展的路径来看，是否采用赃物善意取得制度完整性的方略，要借鉴其他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经验，作出一个合理的选择。笔者的观点是：应该借鉴日本、瑞士和我国台湾地区的规定，对于善意购买赃物的第三人有条件地适用善意识取得制度。

1．所有人的权利应该得到保护，但占有物系受让人于拍卖场所、公共市场或出卖同种类商品的商人处善意购买，原所有人要求回复的除非清偿其支付的对价。

善意取得范文篇4

《物权法》第106条第一款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动产或不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本文讨论的是不动产，因此，笔者将结合《物权法》第106条的规定，从不动产的角度，来分析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要件。

1.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时是善意的。这是对受让人主观方面的要求。善意是相对于恶意而言的，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时应是基于善意，不知道出让人没有处分权，并且因相信不动产登记公示公信的效力而与出让人进行交易。

2.以合理的价格转让。这是对受让人受让方式的要求。善意取得必须支付合理的对价。不动产的善意取得制度，是牺牲财产交易静的安全来维护动的安全，是牺牲原权利人的利益来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受让人如果不支付合理的对价，没有为取得该不动产付出相应的代价，则原权利人如果要追回该不动产，这一行为虽然会对受让人造成一定的影响或不必要的麻烦，但由于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时是无偿的，法律就没有必要牺牲原权利人的利益来保护受让人的利益。

3.通过一定的公示方法完成了物权的变动。这是对受让人受让形式的要求。依照《物权法》第106条的规定，转让的不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必须已经登记，不动产登记的时间为该不动产所有权转移的时间。

以上三点是关于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构成要件的简要分析，跟2005年的《物权法草案》相比，删除了“转让合同有效”这一要件。笔者认为，这一做法是科学的，“三要件”说比“四要件”说更加合理。关于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合同法》第五十一条有明确的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物权法草案》“转让合同有效”的规定，其实事实上是通过物权法的规定修改和补充了《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而合同的效力问题是属于合同法的范畴，应该通过合同法的完善来完善，而不能通过物权法来加以规定。

二、《物权法》第106条对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规定及完善

在简单分析了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要件之后，接下来笔者将结合该构成要件谈一谈《物权法》第106条对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规定存在的缺陷，并在分析其缺陷的基础上提出几点看法。

（一）关于善意的问题

首先是关于善意与否的标准问题。《物权法》规定善意取得必须是基于善意，但并没有指出善意的标准，即如何才能认定为善意。这是因为善意是一个主观的心理活动状况，不显于外部，很难进行认定。这种关于善意规定的模糊性，在现实案例中不利于法官的操作。

针对善意的标准这一问题，笔者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考虑：首先，从是否是恶意的角度来考虑。既然善意与否难以确定，那我们可以从善意的相对面即恶意来考虑。台湾学者史尚宽提出关于恶意的证明方法可以从以下几个事实来考虑：（1）以不当之低廉价格买受其物；（2）让与人属于身份可疑之人，例如由有寄藏赃物嫌疑的旧货店买取其物；（3）授受行为，行于近亲属之间，可以确定其让与人为恶意的；（4）善意取得人通常由谁受让及在如何情形之下取得其物，应有记忆，如经原告之要求，被告拒绝为此项陈述的，则被告之取得应推定为恶意；（5）取得人确知让与人非为所有人，应推定其为善意。以上虽然是从恶意来分析的，但对善意的判断认定有很好的借鉴作用。另外，从是否支付了合理的对价来考虑。相对于善意标准的主观性而言，是否支付对价是一种客观行为，便于考查。因此法官在处理现实案例时，对于是否是善意的区分，可以结合受让人受让财产时支付的对价来考虑。

其次是关于善意取得的举证问题。在判断受让人是否为善意时，应当采用推定的方法，即推定受让人是善意的。善意取得的取证应由否定受让人为善意之人负举证责任，通常情况下，应当由原权利人对受让人是否具有恶意进行举证，如果不能证明其为恶意，则推定其为善意。

（二）关于价格合理与否的标准问题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价格合理是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之一，同时也是区分善意与否的重要标准，因此关于价格合理与否的标准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物权法》并没有对“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中的“合理”作准确的解释，而是采取了一种比较模糊的表述，这在给法官发挥自由裁量权的同时，也给他们办案带来了一定的麻烦，甚至因自由裁量的扩大而造成司法上的腐败，不利于司法公正。由于法官主观上的不同，对价格是否合理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以至于出现同一案例不同判决的现象。这样是很难真正维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的，更不利于维护市场交易秩序的稳定。

针对这一缺陷，笔者认为，在法律对不动产交易的价格是否合理做出弹性规定的同时，也应该出台相应的制度对法官的自由裁量予以限制。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完善：首先，立法部门应尽快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规定具体的合理价格的判断标准，配合《物权法》的施行。其次，在相关的司法解释尚未出台之前，法官应结合当地的价格标准，参照当地的市场价格、不动产所处的地理位置、周围的环境等各方面因素来判断受让人支付的对价是否合理。以上两点建议尤其是第二点建议在操作上可能仍然会过于主观。笔者认为，还有一种相对来说会比较公正和客观的建议，就是建立价格评估机制，成立一批独立于司法机关之外而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价格评估机构，进入价格司法鉴定的评判市场。

（三）关于转让的不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的问题

关于不动产的善意取得，在受让形式上要求不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善意取得制度是为了维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但《物权法》的这一规定仍不能很好地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因为，依照此规定，如果是基于出让人的故意或过失而导致受让人受让不动产后未及时登记的，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仍得不到保护。

针对这一问题，笔者认为，更需要立法机关尽快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对这一问题作出相应规定。至于司法解释的具体内容，笔者认为，应考虑造成受让人受让不动产后没有登记的原因，是出让人的原因造成的还是受让人自己造成的，以及相应的期限，从而对善意受让人加以区别保护。如果是基于出让人的原因造成的，那么经过一定的期限后，即使善意受让人没有对不动产进行登记，他仍然可以取得对该不动产的所有权；如果是基于受让人自己的原因造成的，那么经过一定的期限后，善意受让人则不能当然地取得对该不动产的所有权，除非他有正当的抗辩原不动产所有人主张该不动产所有权的理由。因为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是为了维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交易秩序的安全和稳定，如果善意第三人不及时行使自己的权利或履行自己的义务，造成市场交易秩序的混乱，那么此时我们就不能只考虑善意第三人的利益，而要从维护整个交易秩序出发来考虑。

以上是关于善意取得制度完善的一些看法，有些方面考虑得还不是很全面甚至有欠妥当，有些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在这里提出来，只是希望能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期待能有更多更好的建议提出。

善意取得范文篇5

善意取得是所有权取得的一种形式。善意取得制度是物权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本文对善意取得的概念、价值基础、理论基础、理论渊源、动产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不动产的善意取得、及善意取得的法律效果进行了阐述。以期对我国的物权法、民法典的建立尽绵薄之力，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一、善意取得概述

（一）善意取得的含义。关于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范围，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善意取得制度仅适用于动产；另一种认为善意取得既可适用于动产亦可适用于不动产。（二）善意取得之价值基础善意取得制度，为近代以来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民法一项重要法律制度。（三）善意取得的理论基础。就实质来看，善意取得制度，是一种以牺牲财产的静的安全为代价而保护财产的动的安全的制度。（四）善意取得制度的理论渊源。一般认为，善意取得制度是近代以来以日耳曼法的制度设计为基础，又吸纳了罗马法上取得时效制度中的善意要件，从而得以产生发展起来的。

二、动产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

在我国将要建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民法体系中，应将善意取得制度规定如下构成要件：（一）受让人须为善意。善意取得中的“善意”系指行为人在为某种民事行为时不知存在某种足以影响该行为法律效力的因素的一种心理状态。（二）受让人须通过有偿的法律行为而取得所有权。（三）受让人须实际占有由让与人转移占有的动产。（四）客体物须为（以交付为物权的公示方法的）动产。（五）让与人须为无处分权人。无处分权人是指没有处分财产的权利而处分财产的人。（六）让与人须为动产的占有人。

三、不动产善意取得

关于善意取得制度是否适用于不动产，各国立法规定不一，并且在理论研究方面，学者亦存不同见解。主要有否定说和肯定说，否定说虽然都反对不动产的善意取得，但其各自反对的理由并不相同；持肯定说的学者虽然都承认不动产的善意取得，但其对不动产善意取得的依据存在分歧。

四、善意取得的法律效果

此章节中主要包括了以下三点：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原所有权人与受让人之间。原所有权人与让与人之间。

一、善意取得概述

（一）善意取得的含义

（二）善意取得之价值基础

（三）善意取得的理论基础

就实质来看，善意取得制度，是一种以牺牲财产的静的安全为代价而保护财产的动的安全的制度。法律为何要牺牲财产的静的安全以保护财产的动的安全呢？这便涉及到善意取得存在的理论基础的问题。关于善意取得存在的理论基础问题，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大致有以下观点：

（1）取得时效说。时效制度，以时间及时间之经过为其构成要素，而善意取得制度则与时间及时间之经过没有联系，所以，时效制度与善意取得制度是两种各自独立的制度。

（2）权利外形说。占有人应推定其为法律上的所有者，故受让人有信赖之基础。

（3）法律赋权说。善意取得是由于法律赋予占有人处分他人所有权的权能。

（4）占有效力说。善意取得系由于受让人受让占有后，占有之效力使然。大多数学者认为善意取得制度的理论基础是法律上承认占有公信力的逻辑结果，即赞成权利外形说。

（四）善意取得制度的理论渊源

一般认为，善意取得制度是近代以来以日耳曼法的制度设计为基础，又吸纳了罗马法上取得时效制度中的善意要件，从而得以产生发展起来的。

二、动产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

在我国将要建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民法体系中，应将善意取得制度规定如下构成要件：

（一）受让人须为善意

（二）受让人须通过有偿的法律行为而取得所有权

（三）受让人须实际占有由让与人转移占有的动产

（四）客体物须为（以交付为物权的公示方法的）动产

（五）让与人须为无处分权人

（六）让与人须为动产的占有人

三、不动产善意取得

四、善意取得的法律效果

（一）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

基于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受让人取得让与人转让的交易财产的所有权。让与人和受让人应履行所有权转移的权利和义务，受让人应支付价款，让与人应协助将交易财产的所有权移转于受让人。让与人不得再依自己无处分权或依所有权人追索或索赔，而请求受让人返还财产。②

（二）原所有权人与受让人之间

基于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善意受让人取得让与人出让的财产的所有权，原所有权人不得向善意受让人主张所有物返还请求权或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三）原所有权人与让与人之间

原所有权人与让与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有如下几种情况：

注释

①王利明王轶：《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研究》，载于《现代法学》1997年第5期

②王燕：《“善意取得”新探》载于《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高富平：《物权法原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

2、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3、魏振赢：《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4、余淑玲：《善意取得制度初探》，载于《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6期

5、李建华傅穹：《论占有与善意取得》，载于《法制与社会发展》1998年第3期

6、王利明：《论无权处分》，载于《中国法学》2001年第3期

7、王泽鉴：《民法物权通则所有权》，1993年9月版

善意取得范文篇6

一、善意取得制度的历史演变

善意取得，为近代以来大陆法系、英美法系民法上的一项至为重要的制度，其涉及所有权保护与交易安全的价值衡量问题。我国学界通说认为，善意取得是指无权处分他人动产（亦有学者认为不动产也可适用善意取得。⑴）的让与人，于不法将其占有的他人的动产交付于买受人后，如买受人取得该动产时出于善意，则其取得该动产的所有权，原动产所有人不得要求受让人返还。⑵从所有权保护的立场来说，所有权不能因他人的无权处分而消灭，所有权得向受让人请求返还原物，受让人应向让与人依其法律关系寻求救济。但是如果绝对贯彻所有权保护的原则，会大大增加交易的成本，交易活动必大受影响。善意取得制度的执行能保护交易安全，有利于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维护正常的商品交换。⑶

一般认为，善意取得制度，渊源于日耳曼法的“以手护手”原则，近世以来为交易安全便捷的需要，吸收罗马法的善意要件而逐渐生成发展起来的。⑷在日耳曼法中，因为物权观念与物权制度不发达，甚至近现代意义上的所有权观念也未形成，有关物之归属与利用的关系委之占有（Gewere）法体系调整。在此占有法体系下，占有与本权系不可分离的结合体，由占有一面观之固为占有，但就另一面观之则为本权。⑸因此有学者称日耳曼法的占有为权利的外衣。“以手护手”原则是一项物追及制度，但它也是对绝对的物追及制度的一项限制。依据该原则，占有是权利的外衣，占有动产者，即推定其为动产的所有人，而对动产有权利者，也须通过占有标的物而加以表现。因此，有权利者未占有其物时，其权利效力便因此而减弱。权利人任意将自己的财产转让与他人占有的，只能向占有人请求返还占有物。如果占有人将财产转让给第三人时，权利人不得向第三人请求返还，而只能请求转让人赔偿损失。后世的法国民法、德国民法等皆借助“以手护手”原则形式上的便宜，而发展出善意取得制度。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在时效中规定，善意占有符合一定的条件可以取得所有权，其判例法确认了“公共市场”原则，根据这一原则，任何人在市场上购买物后，如果受到第三人的追夺，原所有人只有按公平市价给买受人补偿后，才能要求其返还其财产。《美国商法典》第2403条后段的规定也体现了这一原则：“……具有可撤销的所有权的人有权向按价购货的善意第三人转让所有权。当货物是以买卖交易的形式交付时，购货人有权取得其所有权。”依该条规定，只要购买人出于善意，则不论卖方的货物从何而来，即便卖方是偷来的，善意买受人也可以即时取得所有权。⑹1979年《英国货物买卖法》规定：如果货物是在公开市场上购买的，根据市场惯例，只要买方是善意的，没有注意到卖方的权利瑕疵，就可以获得货物完全的权利。也体现了对善意购买人权利的确认。

我国迄未制定民法典，作为私法之基本法的民法通则也未明文规定善意取得制度。但是若干的民事特别法和司法解释则设有或可推导出善意取得制度的相关规定。由于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结果，是物的原权利人丧失了其对物的处分权或处分权受到限制，善意受让人则取得物的所有权或设定于其上的其他权利。与当事人各方利益攸关。因此笔者认为，在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应该对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设定严格的要件。一般而言，善意取得之构成，应具备以下条件：第一，标的物为动产；第二，出让人为动产占有人；第三，出让人无移转动产所有权之权利；第四，受让人依法律行为受让动产；第五，受让人实际占有出让人移转占有之动产；第六，受让人于受让时为善意。如果符合这些要件，则受让人取得动产所有权，且其受让利益系基于法律规定具有法律上原因，并不构成不当得利。原所有人应视个案具体情况对出让人选择行使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或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⑺

二、对盗赃物善意取得的比较法观察

善意取得制度由于在特定的情形下限制了所有权的追及效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极端个人主义的所有权神圣原则。因此在学界受到一些学者的猛烈批评。⑻对盗赃物适用善意取得，由于与普通大众的法感情相背离，更是受到世人的诟病。传统民法认为，区分占有委托物与占有脱离物，是近现代各国民法建立善意取得制度的基本前提。占有委托物，是指出于动产所有人的意思而丧失占有之物；占有脱离物，是指非出于动产所有人的意思而丧失占有之物。此种区分的意义在于赋予二者以不同的善意取得的法律效果，即占有委托物，原则上发生善意取得，而占有脱离物则不尽然。盗赃物属于占有脱离物。所谓盗赃物，指以盗窃、抢夺或强盗等行为夺取之物，因诈欺、侵占或恐吓取得之物，不属盗赃物。⑼

盗赃物等占有脱离物是否发生善意取得或在多大程度上发生善意取得，各国有不同的立法例。《德国民法典》第935条第1项规定，从所有人处盗窃的物、所有人遗失或因其他原因丢失之物，不得依第932条至934条有关善意取得之规定取得其所有权。可见德国民法原则上不承认受让人善意取得盗赃、遗失物等占有脱离物的所有权。而日本、瑞士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对于盗赃等占有脱离物，所有人在一定期间得予以回复。所有人在一定期间内不为回复时，受让人即确定地取得动产所有权。日本民法第193条规定，占有物为盗赃或遗失物时，受让人或遗失人自被盗或遗失之时起二年内，得向占有人请求回复其物。瑞士民法第934条：因动产被盗窃、丢失或因其他违反本意而丧失占有的，得在丧失的5年期间内请求返还。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948条和第949条规定：善意取得之动产如为盗赃或遗失物时，丧失动产之被害人或遗失人，自被盗或遗失之时起2年内，得向占有人请求回复其物。由此可见，日本、瑞士和我国台湾地区就盗赃、遗失物等占有脱离物之善意取得采“例外规定主义”。

以上各国和地区民法所以赋予占有委托物与占有脱离物以不同的善意取得的法律效果，其理由主要在于：动产脱离其真正所有人，而由让与人占有，不是出自所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基于所有权无论何时何地均有受到普遍保护的价值，以及维系社会的财产归属秩序，故原则上应使受让人不得取得动产所有权。但占有委托物是因所有权人的意思占有动产，所有人自己因创造了一个可使第三人信赖的状态，对交易安全产生危险，故理应承担其动产被他人无权处分的不利益。因此占有委托物一旦具备善意取得之要件，便可发生善意取得之适用。

三、刑事司法实践中对善意第三人占有盗赃物的处理

随着社会经济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财产的流转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在刑事案件特别是侵财型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常将犯罪所得赃物以正常的交易价格出卖或用以抵偿其所欠的正当债务，许多与案件无关的第三人在不知道的情况下购买或接受该物品，这就现实地提出了刑事司法实践中中的“盗赃物的善意取得”问题。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当公安机关追查案件中盗赃物的下落和去向时，常常会遇到赃物已被犯罪嫌疑人通过民事流转转让给不知情的第三人合法占有的情形。在此情况下，只要赃物仍然存在，公安机关的一般作法是以其是赃物为名予以收缴，然后返还给被害人或上缴国库。这种对第三人取得财物的主观心理状态毫不关心、过分简单的作法既有悖于法理，也损害了警民关系。无疑是公权力对私权的粗暴干涉

公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涉及到对赃物处理的法律条款分别有：

1、《刑事诉讼法》第110条和第114条；

2、《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85、86、87条；（以下简称《程序规定》）

3、公安部会同“两高”和财政部的《关于没收和处理赃款赃物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第6条；（以下简称《暂行规定》）

4、最高法院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

5、“两高”、公安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关于依法查处盗窃、抢劫机动车案件的规定》第12条；

6、《票据法》第12条。

仔细研读上述法律条款可以看出，虽然我国现行的民事、刑事法典中至今没有对善意取得的赃物的物权的性质作出明确的规定，但在善意取得制度上却是一个逐渐认识和完善的过程。特别是近年来的一些司法解释和文件中，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有肯定性倾向的规定。在1965年的《暂行规定》中规定：“在办案中已经查实被犯罪分子卖掉的赃物，应该酌情追缴。对买主确实知道是赃物而购买的，应将赃物无偿追缴；对买主确实不知道是赃物的，而又找到了失主的，应该由罪犯按原价将原物赎回或赔偿损失，退还原主，或者按价赔偿损失；如果罪犯确实无力回赎或赔偿损失，可以根据买主与卖主双方具体情况进行调解，妥善处理。”从规定中可以看出，对善意第三人的权益，法律是有所考虑的。只是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为保证刑案的顺利查处，使证据扎实可靠，往往过于注重对赃款赃物的追缴而忽略了善意第三人善意取得时的法律状态。这不仅侵害了第三人合法的民事权益，破坏了交易的安全，使民事流转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不利于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同时也容易出现违法办案、执法不公的情形，影响警民关系。而在近年来先后出台的一些法律文件中，则对善意第三人的利益的保护有着更为明确的界定。如最高法院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行为人将财物已用于归还个人欠款、货款或者其他经济活动的，如果对方明知是诈骗财物而收取，属恶意取得，应当一律予以追缴；如确属善意取得，则不再追缴。”再如“两高”、公安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关于依法查处盗窃、抢劫机动车案件的规定》第12条“对明知是赃车而购买的，应将车辆无偿追缴；对违反国家规定购买车辆。经查证是赃车的，公安机关可以根据开事诉讼法第110、114条规定进行追缴和扣押。对不明知是赃车而购买的，结案后予以退还买主。”《票据法》第12条“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从以上零散的规定中可以看出司法解释的新动向和发展趋势，这对于我国法律最终确立善意取得制度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四、我国设立对盗赃物善意取得制度的立法模式

善意取得制度内含的对于权利归属的协调策略，以牺牲所有权人的自由意志为代价，换取了交易安全。从而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激烈冲突中，作出了艰难的取舍。对于盗赃物的善意取得问题，各国更是要兼顾所有权人与善意⑼第三人的利益。

笔者认为，盗赃物就其物理属性与商品属性而言，仍是允许自由流通的一般商品。⑽对善意第三人而言，仅仅因为是盗赃物，就要求在正常的交易行活动中承担附加的识别义务，要求其对财产的来源情况进行详尽确实的调查，以排除是赃物的可能，显然不具有正当性。当然为了稳定社会财物的正常流转秩序，考虑民众正常的法感情，对盗赃物这类特殊的交易物品可以有特别的立法规定。

纵观各国民事立法，善意取得之承认，表明法律总体上采取了牺牲财产所有权静的安全而保护财产交易的动的安全的立场。近现代各国立法政策对于“静的安全”与“动的安全”予以不同的权衡、分配的结果是民法善意取得的“极端法立场”与“中间法立场”。其中，“中间法立场”，属于同时兼顾财产所有权的“静的安全”与财产交易的“动的安全”的保护的折衷立场。⑽但反思我国现行法对占有盗赃物等占有脱离物的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保护的法律规定，存在一些法理上混淆不清的地方：

一是没有区分占有委托物与占有脱离物。占有委托物，原则上发生善意取得，而占有脱离物，则根本不发生善意取得或仅于一定条件下发生善意取得。上述法律、司法解释没有考虑二者区分的意义，以致于《票据法》有关条款中将“欺诈”与“偷盗”手段取得的票据法律后果等同处理；《关于依法查处盗窃、抢劫机动车案件的规定》第18条的规定，将“侵占”、“诈骗”等行为与“盗窃”、“抢劫”等手段取得的赃物等同处理，明显混淆了占有委托物与占有脱离物的概念。

二是没有区分盗赃物善意取得的地点及盗赃物的种类。为兼顾所有权人的利益，笔者认为，我国对盗赃物等占有脱离物的善意取得的立法应采“例外规定主义”。即盗赃物等占有脱离物一般不发生善意取得，只有当盗赃物系从拍卖行及其他公开市场上购买时，或者盗赃物系金钱、无记名有价证券时，才发生善意取得。

三是没有规定所有人的回复权利和回复期限。除了从拍卖行及其他公开市场上购买所获得的金钱、无记名有价证券等盗赃物外，其他盗赃物不发生善意取得。所有权人有权从占有人手中回复其物。上述《暂行规定》顾及到了盗赃物所有权人的权利，但没有考虑到占有人获得盗赃物的场所及种类，也没有规定所有人的回复权利，而《关于依法查处盗窃、抢劫机动车案件的规定》根本没有盗赃物所有权人权利的内容，只注重保护善意占有人的权利，只注重保护财产的交易的动态安全，而彻底舍弃了财产所有权静态安全的保护。显然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也是不可取的。

笔者认为，我国立法也应采“中间法立场”，即应区分占有委托物与占有脱离物，对占有委托物，原则上适用善意取得；对占有脱离物，除以流通物如金钱、无记名有价证券得绝对适用善意取得外，一般不适用善意取得。同时，在立法技术上采“例外规定主义”，即一般占有盗赃物得在一定期间内无偿回复其物，否则逾此期间，占有人即确定地取得盗赃物等占有脱离物的所有权，但对金钱、无记名有价证券不得请求回复。2002年底提交人大审议的民法草案第一次确认了善意取得制度。草案对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受让人即时取得所有权所应具备的条件作出了明确的规定：首先，受让人在转让时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并且该动产或不动产所有权是以合理的价格有偿转让的；其次，转让的不动产已经登记，转让的动产已经交付给受让人；第三，法律不禁止或者不限制转让，而且转让合同不属于无效或者被撤销的。对盗赃物等占有脱离物有善意取得，草案规定，善意受让人通过拍卖或者向具有经营资格的经营者购买盗窃物、遗失物等，所有权人、遗失人等权利人可以向无处分权人请求损害赔偿，不得向受让人请求返还原物。受让人未通过拍卖或者向不具有经营资格的经营购买盗窃物、遗失物等，所有权人可以在丧失占有之日起两年内向受让人请求返还，也可以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受让人返还盗窃物、遗失物的，可以向无处分权人请求损害赔偿。

【注释】

⑴杨立新《共同共有不动产交易中的善意取得》载《法学研究》1997年第19卷第4期

⑵梁慧星《中国物权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73页

⑶孙宪忠先生主张以“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取代善意取得”。参见孙宪忠《论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17-218页。梁慧星先生认为“在规定了善意取得制度的条件下，第三人可藉助于善意取得而受保护，而不必求助于物权行为无因性”。参见梁慧星《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田士永先生认为“善意取得是一种特殊的物权行为，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并不能取代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参见田士永《物要行为理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5—269页。

⑷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法律出版社1989年版第263页

⑸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81页

⑹徐炳《买卖法》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245页

⑺易军《论德国与我国台湾地区法上的无权处分制度》参见/cgi-bin/ztyj/view.asp?pageno=8&id=164

⑻德国刑法学者K.Binding认为，德国民法典第932条的规定值得检讨。因为从非所有者处取得所有权的规定欠缺正当性。他从受让者的让与行为属于刑法上的犯罪行为这一论点出发，指出私法上所承认的善意取得是刑法上禁止的犯罪行为。这不仅与人们的法感情相背离，而且使法与不法行为相串通，规定这样的制度无异于对所有者的谋杀。

⑼善意是相对于恶意而言的，指不知情，也就是不知也不应知道让与人转让财产睦没有处分该项财产的权限。关于善意的确定，在理论上有积极观念说和消极观念说之别，前者要求受让人必须有将转让人视为所有权人的观念；后者要求受让人不知也不应知转让人为无处分权人即可。在占有与权利的分离成为常态的现代社会，采用积极观念说对于受让人要求过苛，有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因而各国大多采消极观念说，我国理应从之。参见王轶《物权变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6页

⑽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87页。参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例和司法实务，经由欺诈、胁近等手段取得的物，不属于赃物。

⑾参见中国高级法官培训中心《第三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选》第78页

⑿梁慧星《中国物权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91页

【注释】

⑴杨立新《共同共有不动产交易中的善意取得》载《法学研究》1997年第19卷第4期

⑵梁慧星《中国物权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73页

⑷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法律出版社1989年版第263页

⑸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81页

⑹徐炳《买卖法》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245页

⑺易军《论德国与我国台湾地区法上的无权处分制度》参见/cgi-bin/ztyj/view.asp?pageno=8&id=164

⑽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87页。参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例和司法实务，经由欺诈、胁近等手段取得的物，不属于赃物。

善意取得范文篇7

该制度保护了善意第三人的利益，而使原权利人受到了一定的损失。因此，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是以原权利人的利益受损为代价的。在审判实践中，什么情况才属于善意取得票据权利较难以掌握，本文将对此作深入探讨。

一、善意取得票据权利必须符合票据法规定的转让方式

票据法规定的票据权利转让方式有两种：即背书转让和交付转让。根据票据法的规定，背书是以转让票据权利或将一定票据权利授予他人行使为目的的附属票据行为。背书必须按照法定要式在票据的背面或粘单上记载，签字。背书转让方式，运用于记名式票据。记名票据的转让须由受款人在票据背面签名为背书行为后转让。受让人（被背书人）如需再为转让行为，仍须由其再为背书并签名。否则，背书即不连续，而影响转让的效力，进而影响到受让人的票据权利。而交付转让，亦称单纯交付，一般认为适用于无记名票据的转让。无记名票据仅以交付的方式即可转让，形式上不存在背书连续的问题。执票人（受让人）可不在票据背面作任何记载，亦不签名，仅将票据交付受让人，转让行为即完成。因此，受让人通过这种方式取得票据，同时也符合票据法规定的其它条件的，持票人即可主张善意取得，以对抗票据债务人。

我国票据法将背书交付规定为票据的唯一转让方式。但是，票据法同时叉规定了无记名支票，而对无记名支票的转让方式未作规定，只规定支票的背书适用汇票的规定。但是支票与汇票之间有很大差异，汇票原则上是远期票据，在到期日届至前之期间可利用为信用工具，而票据上背书愈多、其信用愈强，持票人的权利就愈有保障。支票为即期票据，即见票即付，无须等待到期日届至，因而是支付最方便的工具。执票人依交付方式让与票据权利，并不妨碍票据流通。因此，背书交付虽在一定程度上能保护真正权利人，但与国际上通行作法不符。所以，笔者认为，关于无记名票据应以交付方式转让为佳。对这一问题在实践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通过继承、公司合并、指名债权的让与、赠与等方式取得票据的，系民法上普通债权转让方式取得，不应适用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

（二）、我国票据法规定：“汇票被拒绝承兑、被拒绝付款或超过付款提示期限的，不得背书转让，背书转让的，背书人应承担票据责任。”因为，汇票、本票在拒绝证书作成后，或在拒绝证书作成期间届满后的背书仅发生普通债权转让的效力，支票在拒绝证书或与之有同样效力的声明作成后所为之背书，或者提示期间届满后的背书，也仅产生普通债权转让的效力，而不产生票据权利善意取得的法律效果。因为票据是流通证券，而其流通是有一定期限的，在此期限内票据的流通才能产生票据法上的法律效果，待票人才能行使票据权利。而且，票据的保证也是有一定期限的，如果超过一定期限，票据就丧失其背书性，所以，只能依民法上普通债权转让方式转让，而且只能产生普通债权转让的效果。

（三）、背书在形式上须连续，否则，得不到善意取得制度的保护。背书的连续，是指自受款人（第一背书人）起至最后被背书人（持票人）止，各背书均连续而不间断。我国票据法规定：“背书连续是指在票据转让中，转让汇票的背书人与受让汇票的被背书人在汇票上的签字依次前后衔接”。背书是否连续，仅就背书文义作形式上判断即可，而与实质上的移转经过无关。即使背书中有无效背书，也不影响背书的连续性。

1、关于背书连续的法律效力。

背书连续的法律效力在于执票人仅以背书的连续就可证明其票据权利。因此，在背书连续的情况下，即可免除持票人证明其实质上票据权利存在的责任。如果债务人主张执票人为恶意或重大过失取得票据权利的，应由该债务人负举证责任。相反，如果票据在形式上不连续，那么，执票人如欲主张票据权利，债务人可以此为理由而主张抗辨（物的抗辩）。这里所说的执票人不得主张票据上的权利，仅指背书在不连续后的执票人而言，之前的被背书人，仍应为票据的债权人。

票据权利则不当然而归于无效。

2、关于空白背书的效力。

根据台湾票据法规定，背书中有空白背书时，其次之背书人视为前空白背书之被背书人。在此情况下，背书视为连续。

3、关于背书的涂销。

涂销是指持票人或背书人故意将背书抹去，以使被涂销人免于负担背书人责任。客观上，涂销行为有可能影响背书的连续。对此，台湾票据法认为，涂销之背书，不影响背书连续者，对于背书之连续，视为无记载；涂销之背书，影响背书连续者，对于背书之连续，视为未涂销。票据上原有连续背书，但经涂销而使背书失去连续性，为保护持票人之利益，法律规定这种涂销为未涂销。笔者赞同这一观点。

（四）、关于票据的伪造与善意取得问题，两大法系对于背书伪造的后果看法不同。主要争论在于票据发生追索时，追到伪造背书人，而该人又无力偿付款时，其责任应由谁承担？（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规定：伪造背书的后手善意而且没有重大过失的受让人是合法受让人，凡在票据上签字的人，仍对善意持票人负付款责任。而英美法系则规定，汇票遗失经伪造背书转让给他人时，受让人不能成为正当持票人。因为只有在票据表面完整、正常且没有过期的情况下，善意并支付过对价的持票人才可能成为正当持票人，付款人应负责审查背书的真实性。如果付款人对伪造背书的票据支付了票款，付款人仍要对遗失票据的人，即真正所有人负责。

可见，英美法系的作法更为严苛。

二、善意取得票据权利必须是从无权利人处取得票据

善意取得的要件之一，是持票人从无权利人处取得票据。如果票据的让与人，对其所持有的票据有处分权，那么，受让人取得的票据就有正当的权原，自无善意取得问题，应属票据的正常转让。这里的无处分权人，应为受让人的直接前手。无处分权人，一般包括以偷盗、诈骗、抢夺、拾得等方式取得票据的让与人。这些人是以不正当或不合法手段取得票据的，不是票据的真正权利人，对其取得的票据，自然无处分权。

但是受让人如从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或无权人处受让票据者，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学者间有不同看法，根据我国票据法第6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票据上签字的，其签字无效。”这就意味着从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或无权人受让票据者，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无形成票据权利的行为能力，当然就谈不上处分票据权利了。但是，应当指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为票据行为纵为无效，但票据本身并不当然无效。因为票据行为具有独立性特征，即使上述行为人所为票据行为无效，也不影响现持票人的权利。况且票据重在流通，又属文义证券，仅凭证券很难判断行为人的行为能力。因此，笔者认为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理论有待改进。

三、受让人取得的票据须在形式上完整且符合法律定式

1、关于票据的记载事项。

我国票据法分别规定了汇票，本票、支票的应记载事项，这些事项属于绝对应记载事项，票据如欠缺应记载事项之一者，票据即归于无效。既然票据无效，票据权利当然无从设立，取得无效票据的受让人，纵无票据权利可言，更谈不上主张善意取得了。另外，法律还要求票载内容必须确定，因票据是金钱证券债权，以支付一定的金钱为内容和目的，其内容不确定，权利即不确定。

在票据法中，绝对应记载事项欠缺时，票据归于无效；相对应记载事项若有欠缺时，法律另有补充规定，票据不因之归于无效。如票据上来记载付款地时，以发票人或主债务人的主要营业所在地为付款地。这就是补充性规定。也就是说，相对应记载事项欠缺时，法律另行拟制其效力。我国票据法规定，支票上记载“确定的金额”为必须记载的事项，支票上若未记载，则“支票无效”。而同时又规定：

“支票上的金额可以由出票人授权补记，未补记前的支票，不得使用。”这里前一条为强行性规定，而后一条前半部分为任意性规定，即发票人签发票据时，票据金额可以记载，也可以不记载，由当事人任意定夺，但是，既然票据法规定了‘确定的金额“为必须记载的事项，那么，出票人签发无”确定金额“的票据，就为无效了，怎么又规定可以由当事人授权补记呢，笔者认为，立法者的本意是想承认空白票据的存在，而这样的规定，使得两条之间存在矛盾，因而，在立法技术上存在缺陷。如果把后一条作为前一条中的一款，那么，就不会存在这样的矛盾了。如票据法第87条第1款规定，支票人未记载受款人姓名的，经出票人授权，可以补充。

2、关于空白票据（1），关于空白票据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对此，笔者认为应作具体分析：空白票据是发票人有意欠缺票据记载事项，而授权持票人日后补充的未完成票据。因此，空白票据也称作未完成票据。发票人授权持票人的这种补充权，实际上是一种形成权，即持票人日后如补充了票据应记载事项，空白票据也就成了完全票据，与完全票据具有同样的法律效果；另外，还有一种不完全票据，不完全票据是欠缺票据应记载事项，即发票人自一开始就没有预定，或者说发票人并无意使他人日后对此补充记载，这种票据属于绝对无效的票据。

就上述两种情况而言，未完成票据的票据权利是未定的，而不完全票据自签发时起就没有存在票据权利。所以空白票据中的空白是发票人有意留下的，不是无意漏掉的。发票人有意将此种票据交给持票人，持票人在行使票据权利时才将空白填充齐全。因此，又把这种票据叫做附有补充权的票据。

（2）、我国票据法关于空白票据的规定。我国票据法关于空白票据在汇票、本票部分未作规定，但在第86条关于支票部分中有规定。该条规定：“支票上的金额可以由出票人授权补记，未补计前的支票，不得使用。”这可看作是我国票据法关于空白票据的规定。空白票据的欠缺事项，各国法律未作规定。但在实务中较常见的是欠缺票据金额，发票日或到期日。

（3）、关于空白票据的转让方式。空白票据如有受款人记载时，则应依背书转让。如受款人名称欠缺时，则属于无记名票据，应依无记名票据的转让方法一仅以交付即可转让。同时，空白票据的补充权也应随空白票据的转让而移转，取得空白票据。也就取得了补充权。但是，由于空白票据属于未完成票据，在应记载事项补齐前，持票人不得行使票据权利。否则，债务人有权提出抗辨，执票人如提示空白票据而作成拒绝证书，其提示及拒绝证书亦应无效。因此，空白票据只有补充完全后，善意取得人才可以主张权利。如果补充权人行使补充权与授权不符，票据债务人也不得以这种不符对抗善意持票人，持票人取得票据具有恶意或重大过失时，票据债务人可以此为理由而对抗持票人，但债务人得为自己的主张负举证责任。

四、善意取得票据权利必须有票据丧失占有的事实

票据丧失，是指票据非基于原持有人的意思而脱离其占有的事实状态。非基于原持票人的意思而丧失占有的情形，一般有票据因被盗、被抢、遗失等而丧失的情况。但是，票据如被焚毁，毁损等而完全毁灭（即票据作为一张纸被毁灭），此为票据本体的毁灭，也是非基于原持票人的意思而脱离其占有，前者为相对丧失，后者为绝对丧失，票据的绝对丧夫，与票据权利善意取得中所论的票据丧失占有不同，善意取得中所指票据脱离原持有人占有而丧失，仅指票据的相对丧失而言。即作为物权上的标的——票据本身还存在，因为，只有票据本体还存在，第三人才可取得票据，主张善意取得。

票据丧失占有是票据权利善意取得的前提条件。票据丧失，虽不象丧失货币那样当然丧失票据上权利，但作为完全有价证券，权利与票据基于不可分性，即票据权利记载于票据上，与票据具有依附性，而且票据还具有提示性与缴还性，票据权利人如不提示票据，就不能行使票据权利，而受领票据金额后，就得缴还票据。否则，票据再为转让，则对债务人十分不利，因此，票据上权利的行使与票据的占有在票据法上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所以，票据脱离权利人约占有后，原权利人的票据权利处于不确定状态，因而在未重新占有票据前，不得行使票据权利。

如果原持票人丧失对票据的占有，是出于其内心意思表示或符合其意愿，那么，就是说原持票人容忍或认可他人取得票据而行使占有。这实际上是原持票人对其票据权利的处分行为。因而这种占有即是合法的、有权的占有。占有人再依法律规定的方式转让票据，受让人行使票据权利时，则不属善意取得问题了。因此，善意取得制度应特别强调原持票人丧失对票据的占有，并非其所愿。

需要指出的是，票据脱离原持有人占有，经法院除权判决后，即使第三人出于善意且无重大过失取得票据，也不得依此主张票据权利。票据法规定：“失票人……

可以在票据丧失后，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这里没有规定第三人取得票据如何处理的问题，法律规定公示催告，是对失票人权利的一种补救办法。经过公示催告，法院做出除权判决后，被丧失的票据即被宣告无效。此后，取得票据的持有人所持有的票据形同一张废纸，即使其出于善意或无重大过夫，亦不得享有票据权利。但其可以以民法上规定的侵权之诉要求转让人赔偿损失。

那么，公示催告期间，除权判决做出之前，第三人出于善意且无重大过失而取得票据，能否行使票据权利？对此，我国票据法未做规定。但是，民事诉讼法第195条第2款规定，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笔者认为，这一规定值得商讨。应当认为，在公示催告期间，法院除权判决做出前，被丧失占有的票据仍然是合法有效的，当然可以有效流通。这时，受让人取得的票据应受法律保护。至于让与人，固善意取得制度重在保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保障交易安全，即使让与人取得票据和转让票据时有恶意或者已知权利人已经申请公示催告，只要受让人取得票据出于善意，且无重大过夫，即应承认让与人转让票据的行为有效（票据未届期），就应当享有票据权利，而不应宣告让与人转让票据的行为无效。况且法律还规定了第三人可在此期限内申报权利，如果宣告让与人转让票据的行为无效，那么，就没有必要允许第三人申报权利，直接宣布票据无效即可。另一方面，如果宣告在此期间转让票据的行为无效，在实践中也会增加人们对授受票据的危机感。人们得随时提防其所取得的票据是否已被他人申请公示催告，不利于票据的流通及交易的安全。但是，为了加强公示催告的效力，保护失票人的利益，受让人应当对其在公示催告期间取得的票据系善意及无重大过失负举证责任。因此，法律应允许于除权判决做出前取得票据的善意受让人，随时可向人民法院申报权利，亦可提示付款。在付款人主张己由他人挂夫止付为由而拒绝付款时，则该善意受让人即可对所有前手背书人及发票人行使追索权。

票据权利人发出止付通知后，付款人是否需要付款，从理论上说，票据权利人的止付通知与发票人之撤销付款委托，性质上有所不同，付款人虽受止付通知，但与发票人仍处于委托付款关系。因而，善意受让人对付款人的付款请求权并未消灭，付款人若对该善意受让人付款，其行为应认为对发票人有效。另外，我国票据法规定，失票人通知票据付款人挂失止付后，付款人应当暂停支付。但是这一规定，对善意持票人是极为不利的。付款人既不对通知人进行审查，也不要求提供相应的担保，在暂停支付期间造成持票人的损失如何承担，就会成为一个问题。所以，对挂失止付不作任何限制，有可能助长某些当事人为了自己的某种利益或出于某种动机，在票据客观存在并未丧失且有真正票据权利人的情况下，为使他人不能及时行使票据权利，而故意伪报票据已经丧失行为的发生。笔者认为，可以要求申请挂失止付的人提供一定的担保。

票据之善意受让人既可在除权判决前行使票据权利，那么，其因行使票据权利所受之损失，应由遗失、被窃或由他人保管票据而被伪造背书之人负担。如发票人将记名式票据或指示式票据做成后，交付受款人以前，因遗失、被窃或由他人保管中被伪造受款人之背书而流入善意受让人之手，则不论付款人是否付款，最后负担损失者乃发票人自己。如果发票人已将票据交付受款人后，而由受款人遗失，发生背书情形，并流入善意第三人手中，则由该受款人负担最后之损失，而该受款人不得再依原因关系向发票人请求。

除权判决作出后，票据受让人取得票据，其权利如何保护，损失如何承担？笔者认为，除权判决宣告后，票据之善意受让人所持票据，经人民法院宣告无效，且固票据为文义证券，背书人的担保责任本国其在票据上签名而承担，现票据无效，即其担保责任不存在。所以，善意第三人只能依民法上关于侵权之诉，要求该票据出让人承担固其侵权行为（欺诈）而应承担的民事责任。

五、票据受让人取得票据须无恶意及重大过失

在票据关系中，恶意指受让人在受让票据时明知其前手并无让与票据的权利或者知道受让这种票据会损害他人的利益而仍然受让票据。相反，如果不知道或难以得知让与人为无权利人，则应认为受让人在主观上为善意。重大过失是指票据受让人虽非明知，但只要稍加注意即可知悉其前手非系有权让与票据之人，如受让人明知让与人所持票据为盗窃、拾得仍受让票据即为恶意取得票据；而受让人虽不明知为偷窃、拾得，但明知让与人让与的票据无根据或理由，凭一般常识即可注意到，而因疏忽大意却未注意到的也为重大过失。判断受让人的恶意或重大过失应根据法律的规定，即票据交易的一般习惯、双方当事人本身的情况及票据本身的性质、有偿无偿、对价高低等因素。另外还应以受让人受让票据时的状态为标准，即使票据受让人取得票据时为善意，而事后始知让与人无处分权，受让人仍受善意取得制度保护。在举证责任方面，如债务人主张受让人为恶意或有重大过失，则应由其来负担证明责任。如果不能证明，则应认为无恶意及无重大过失。对此问题，应注意如下凡点：

（一）、受让人为善意及重大过失，让与人必须为背书连续的持票人。如果受让人主观上认为背书不连续的持票人为真正权利人，那么，受让人即有过失。至于让与人以外的其他前手是否有转让票据的权利，则在所不问。

（二）、无独立经济利益的人，不受善意取得的保护。在委任取款背书的场合，即使取得人（被背书人）无恶意及重大过夫，亦不适用善意取得。因其仅仅代表权利人行使权利，并无独立的票据权利。

六、无对价或不以相当对价取得票据的不适用善意取得

我国票据法规定：“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付出相当代价，是指取得票据时向让与人支付了或提供了相当于票据金额的金钱、实物或劳务，也就是须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等价有偿的原则。因此，对价，即为让与票据时之代价。不相当对价，是指持票人取得票据的金额和为取得票据时所付出的代价差别较大，一般认为显失公平。如果两者差别不大，则不能认定没有付出相当对价。如果无权利人将票据无偿赠与受让人或受让人象征性地付出与票据金额相差悬殊的代价而取得票据，那么，该受让人享受该票据的权利不得优于其前手。即票据债务人所能对前手行使的抗辨，也能对抗该持票人。但是，持票人仍可持票据行使票据权利，只是其票据权利在量上已受到了限制。需指出的是，该受赠人取得票据，虽未付出对价，或不相当之对价，但当其将该票据转让给善意第三人时，该第三人仍受善意取得制度的保护。关于不得优于前手的权利，有两种情况应区别对待：

善意取得范文篇8

关键词：善意取得、起源学说、理论基础、立法例

一、善意取得的概念及意义

善意取得，又称即时取得或即时时效，指动产占有人向第三人移转动产所有权或为第三人设定其他物权,即使动产占有人无处分动产的权利,善意受让人仍可取得动产所有权或其他物权的制度。

依学界通说,该制度系指动产占有人以动产所有权的移转或其他物权的设定为目的,移转占有于善意第三人时,即使动产占有人无处分动产的权利,善意受让人仍可取得动产所有权或其他物权的制度。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概念的界定,在一般意义上并无不妥之处,但考虑到,包括我国在内的诸多国家和地区的民事立法上,都已承认了不移转占有即可取得动产权利的动产抵押制度,而对动产抵押权得适用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目前基本没有异议。这就对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传统概念提出了挑战,面对来自生活实践的挑战,理应适时调整。

善意取得制度，为近代以来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民法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尤其是民法物权法的一项重要制度，其涉及到民法财产所有权的静态安全与财产交易的动的安全保护的优先与取舍，对于保护善意取得财产的第三人合法权益，维护交易活动的动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善意取得是适应商品交换的需要而产生的一项法律制度，在市场广泛的商品交换中，从事交换的当事人往往并不知道对方是否有权处分财产，因交易成本过高等因素也很难对市场出售的商品逐一调查。因而在市场或商店购物，如果买受人善意取得财产后，根据转让人的无权处分而使交易无效，并让买受人返还财产，则不仅要推翻已经形成的财产关系，而且使买受人担心买到的商品有可能随时退还，这样会造成买受人在交易时的不安全感，也不利于商品交换的稳定。可见，善意取得制度虽然限制了所有权的追及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所有人的利益，但是它在保护交易安全,促进财货流通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近现代民法上,由于该制度巨大功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立法普遍确认了这一制度。

法律之所以规定善意取得制度，归根到底是对社会需求作出的回应，这种社会需求即是保护交易安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若要求每一个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的民事主体，都对财产的来源情况进行详细考察，无疑会滞缓交易进程，影响社会经济效益，不利于信用经济的建立，也会从根本上破坏市场经济的存在基础。交易日益频繁、交易过程纷繁复杂，且交易越来越需要迅速快捷，因此不可能要求交易当事人在从事交易之前，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去调查了解标的物的权利及变动状态，了解交易的对方是否有权作出处分，否则不仅会使交易难以迅速达成而且也会妨碍交易的正常进行。善意取得制度适应我国当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应确立为民法典中的一项重要制度。由于我国现行立法对善意取得制度的立法尚不完善，因而加强对这一制度的比较研究，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善意取得制度的起源

对于善意取得制度的起源问题，争论比较多，目前存在四种观点：德国法起源说、日耳曼法起源说、罗马法起源说、日耳曼法和罗马法二者结合起源说。其中以日耳曼法起源说为通说。

张俊浩教授认为善意取得制度发源于德国，而为近现代民法所广泛采用。⑴但是，德国的立法完全继承了日耳曼法的传统，善意取得制度是《德国民法典》从日耳曼法中吸收的，最具典型意义的，非源自罗马法的重要法律制度之一。德国有句古老的格言“一手传一手”（Hand

WahrenHand），其意思为原来的所有权人只能向受托保管人，即未经授权而实施了财产转让的人进行追索。这一格言与日耳曼法上的“以手护手”（HandmussHandWahren）的原则是相一致的。因此，德国法起源说的本源上还是日耳曼法起源说。日耳曼法起源说一般认为，大陆法系近现代的善意取得制度是以日耳曼法上的“以手护手”（HandmussHandWahren）原则为滥觞。而罗马法上不存在这一制度，相反，罗马法强调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所有权原则，非常强调物权的追及效力：除非成立取得时效，否则，根据罗马法的法谚“物在呼唤主人”，“无论何人，不能以大于自己所有之权利，转让与他人”，“发现我物之处，我取回之”，权利人得取回被转让给第三人的动产。因此，其结果是，终罗马法时代，法律始终不知善意取得为何物。⑵而依日耳曼法，占有与所有权并未严格区分，而动产所有权的享有，必须以占有为条件。占有是权利的外衣，占有动产者，即推定其为动产的所有人；而对动产享有权利者，也需通过占有标的物而加以表现。因此，权利人未占有动产时，其权利的效力便减弱，如该动产被占有人转让第三人后，原所有人无权请求该第三人返还，“任意授予他人以占有者，除得向相对人请求返还外，对于第三人不得追回，唯得对相对人请求损害赔偿。”⑶

后世大陆法系各国乃至于英美国家法律上陆陆续续所规定的并不完全相同的善意取得规则，均被认为是日耳曼法上“以手护手”原则之承继或者为受其影响的结果。⑷善意取得制度之所以不能追溯到罗马法，还因为在罗马法上所有权概念出现较早，占有和所有权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概念，所以无法演绎出以受让人误信物的占有人为有处分权人为适用前提的善意取得制度。

罗马法起源说认为，在古罗马时期，法律上就已经出现了善意占有（possessiobonafides）和恶意占有（possessiomalafides）的区别。善意占有是指占有人认为自己有正当权利而为占有，而恶意占有则是指明知或应当知道而不知道自己无正当权利而为占有。罗马法允许无所有权的占有人通过占有时效而取得对占有物的所有权。但是，在罗马法中，强调所有权的绝对性，法谚中有“物在呼叫主人”，表明任何人不能转让属于他人的财产，否则真正的权利人可以要求返还已经由转让人转让给他人的财产。由此看出，罗马法中并不存在善意取得制度。

日耳曼法和罗马法二者结合起源说认为，近代动产善意取得只是在“结果”上与日耳曼法的“以手护手”原则相同，然二者形似却并不神似：日耳曼法的“以手护手”原则，其采用的是限制所有权追及力之结构，亦即受让财产的第三人之所以不予返还，一方面是因为原所有人因丧失占有而导致其所有权效力的减弱并进而导致其丧失返还请求权（亦即第三人之不返还首先是因为原所有人不得请求返还），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日耳曼法上独特的“Gewere”制度的作用。这一制度要求权利须以占有为外衣，“故取得占有之人，虽未必有真实之权利，但并非完全无权利，自占有人取得此种占有（Gewere），只须移转行为有效，即非无权利，故受让人可谓系从弱的权利转化为强的（完全）权利”。因此，尽管从法发生学的角度考察善意取得制度，日耳曼法“以手护手”原则确有其渊源，但不可否认的是，日耳曼法的“以手护手”原则承认受让人取得所有权，仅是所有人丧失占有后导致其权利效力减弱的逻辑结果，而且适用时根本无须区分受让人为善意还是恶意。

而善意取得的立足点则完全在于善意受让人权利的取得，原所有权丧失请求第三人返还原物的权利，为第三人取得权利所导致的结果而非导致第三人取得权利的原因，故日耳曼法的“以手护手”原则作为善意取得制度的起源，在制度设计上理由是不够的。另一方面，罗马法并非完全无视受让人的利益，而是规定善意受让人得主张时效取得，而且其取得时效期间较短，仅为一年。因此，该说认为，善意取得制度是近代以来以日尔曼法中相关原则为基础，又吸收了罗马法取得时效制度中的善意要件，从而不断发展完善起来的。⑸笔者赞同此观点。

三、善意取得制度的理论基础

关于善意取得制度的存在依据，向有争议。主要观点有：（1）即时时效或瞬间时效说：认为受让人取得权利完全是“即时时效或瞬间时效”的结果；为法国、意大利等国学者所主张。（2）占有保护说：认为依物权公示原则，动产占有具有公信力，故善意受让占有的人即被推定为法律上的所有人，从而发生善意取得的效果；（3）法律赋权说：认为善意受让人所以能从无权利人处取得权利，系由于法律直接赋予了占有人处分原权利人动产的权利；（4）法律特别规定说：认为法律根据社会当时的特定经济基础和经济背景而作出的特别规定；（5）权利外形说：认为善意取得的根据是基于对权利外形的保护，即其建立在占有的“权利外形上”，对此外形的信赖值得法律保护，从而使物权人负起某种“外形责任”。

笔者认为，任何一项存在的法律制度，都有他的特定的作用，无用的法以及现实不需要的法是没有存在价值及生命力的法，迟早是要被变化的现实所湮灭。因此，讨论善意取得制度的存在依据，依然离不开它的作用和现实需要基础。那么，善意取得制度的作用和现实需要基础是什么？交易日益频繁、交易过程纷繁复杂，且交易越来越需要迅速快捷，和保护交易安全的需要，即是回答。交易安全又称动的安全，它与静的安全相对应。静的安全以保护原权利的人的利益为宗旨，力图保持社会秩序的平和稳定；动的安全则以保护善意无过失的交易者的利益为使命，意在圆滑财产流通，谋求社会的整体效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护动的安全，从而承认善意取得制度，有其必要。其理由在于：

1.善意取得制度有利于维护商品交易的正常秩序，促进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

保护交易当事人的信赖利益实际上就是保护交易安全；一旦不保护交易安全，则任何一个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的民事主体，在购买财产或取得财产上设定的权利时，都需对财产的来源情况进行详尽确实的调查，以排除从无权处分人处取得财产及相应权利的可能。这样就会滞缓交易进程，影响社会经济效益。而且，民事主体将要为调查而支出的交易活动之外的高昂的费用，因此，交易的成本过高将使其望而却步，这就有可能从根本上破坏市场经济的存在基础。假设民事主体未进行这种交易前的调查，则一旦其购得财产，难免要时时提防会有人行使所有物的返还请求权，影响其对物的有效利用。如果承认善意买受人可以即时取得所有权，则交易者就能放心大胆的进行交易，这将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2.在现实生活中，除了少数物品外，大多物品都可以从市场上获取其替代品。

在这一背景下，与其保护静的安全，摧毁已存的法律关系的效力，以牺牲业已形成的稳定的社会秩序为代价，来保护原权利人的利益，不如保护动的安全，使善意受让人取得物品的所有权或其他权利，而由原权利人向无权处分人主张不当得利返还或民事责任的承担，从而补救其损失更为妥当。

3.善意取得制度有利于证据的收集，及时解决民事纠纷。

当无权处分人处分他人财产以后，时间一长，标的物很可能在多个当事人之间转手，因此，使得证据难以收集。若不保护善意买受人的利益，而允许原所有人向现在的占有人追夺原物，势必将推翻现有的秩序，使大量的人力、物力、财产陷入无休止的举证之中，使大量的民事纠纷不能及时解决，浪废有限的司法资源。

4.保护动的安全，并非绝对有损原权利人的利益。

在原权利人发觉其物已被无权处分人转让之前，或在其向善意受让人主张返还请求权之前，标的物已灭失的，保护静的安全而不保护动的安全，对原权利人并无实益，而且一旦物品系因不可抗力灭失的，以保护静的安全为前提，物的风险仍由原权利人负担，此时与保护动的安全相比，反而对其不利。

5.保护动的安全，承认善意取得制度，符合风险责任分配的原则。

在物品系由原权利人依自己的意思转由无权处分人占有的情况下，原权利人与无权处分人之间的关系与善意受让人和无权处分人之间的关系比起来，前者常要密切得多。他完全有可能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来防止对物的无权处分。也即是说，与善意受让人相比，原权利人能够对无权处分人施加远远大得多的影响，让善意受让人对他无法控制的风险承担责任，无疑有悖于我们通常所信守的公平观念。更何况原权利人的控制成本常常要低于善意受让人的调查成本。

6.承认善意取得制度，符合经济效用的原则。

善意取得通常是因无权处分而发生的，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原权利人忽视对物的财产权利，而善意第三人愿意取得该物，表明他更愿意利用原物，也可表明原物在善意受让人手中比在原所有人手中可能更有使用价值，因此法律保护善意受让人而不是原权利人，则在更多情况下可能有利于充分发挥原物的经济效用。

正是因为善意取得制度具有上述的作用和现实需要基础，因此其存在的理论依据应为法律的特别规定。保护由所谓无权利者善意取得动产的制度乃是伴随着财货流通的扩大，因应流通安全的经济要求，而生成和发展起来的。⑹至于其他几种观点，都是从不同的法制背景出发，从不同的视角对善意取得制度存在依据的阐释，而且都与人们心目中对善意取得制度立法化的具体设计相关，有些道理，但都没有圆满的揭示出善意取得的性质或者理论基础。对于“取得时效说”，它必须以时间之经过为要件，而善意取得制度与“时间及时间之经过”全然没有联系。所以，时效制度与善意取得制度无论如何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制度。可见，从时效上寻求善意取得存在的理论根据，无论如何都是难谓妥当的；对于“占有保护说”，也必须符合一个条件：民法有占有制度的规定，并且承认占有的系列效力，在一个缺乏占有制度的法制背景下，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善意取得制度，是无从占有效力寻求理论根据的；对于“法律赋权说”，认为法律赋予了无权处分人处分原所有人财产的权利，但这必须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否则难以认可这种“赋权”；对于“权利外形说”，从占有动产的事实来推定所有权的产生属于“法律推定”的一种情形，但却不能成为善意取得的存在依据。

四、国外善意取得制度的立法例

正是因为善意取得制度具有上述的合理的存在依据，近现代各国民法典，如《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日本民法典》、《意大利民法典》、以及前苏联东欧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法都规定了善意取得制度。⑺

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第1630条规定，出卖人无论向买受人承诺担保与否，都有义务担保出卖物的所有权；如果有第三人向买受人追夺所买之物，买受人就应当放弃所买之物，但是出卖人必须退还买受人所支付的价金，并且赔偿买受人的一切损失。可见，法国所采取的这一制度，并不是典型的善意取得制度。同时，《法国民法典》一方面沿袭罗马法的规则，在时效中规定善意占有符合一定条件可取得所有权，但是只是瞬间的取得时效。如第2279条规定：“对于动产，占有具有与权利证书相等的效力。”

由此条可知，法国法的善意取得仅适用于动产。另一方面，法国的判例法反对罗马法关于“任何人不得以大于其所有权的权利给与他人”的原则，从而确认“公开市场”原则。根据这个原则，如果财产受到第三人的追夺，原所有人只有按照公平市价给买受人以补偿后，才能要求返还财产，否则不得追夺。⑻

在德国，立法完全继承了日尔曼法的传统，确认了最具典型意义的善意取得制度，而采取了与《法国民法典》截然不同的规定，即在法典中明确承认了善意取得制度，而不是作为取得时效的规则加以规定。1900年《德国民法典》第932条规定：“物虽不属于让与人，受让人也得因第929条规定的让与成为所有人，但在其依此规定取得所有权的当时为非善意者，不在此限。”在《德国民法典》规定本条的第三章“所有权”的第三节的标题，就是“动产所有权的取得和丧失”；其中所标明的第929条规定就是：“为让与动产的所有权必须由所有人将物交付于受让人，并就所有权的移转由双方成立合意。”因而，《德国民法典》的规定真正使善意取得作为动产物权变动的一种方式而得以建立。但德国法上的善意取得，严格地限于动产范围，不动产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日本民法典》第186条规定：“对占有人，推定其以所有的意思，善良、平稳而公然地开始占有动产者，如系善意无过失，则即时取得行使于该动产上的权利。”可见，《日本民法典》采取法国法的立场，将善意取得和取得时效放在同一个范畴中，而视为一种即时取得。按照这一规定，善意取得制度也仅适用于动产。

1942年的《意大利民法典》采取了无限制的承认善意取得制度，按照该民法典第1153条至1157条规定，无论受让人有偿取得动产或无偿取得动产，也不问取得的动产是占有委托物还是占有脱离物，均可发生善意取得。

英美法传统上坚持“没有人可以转让不属于他所有的商品”这一古老的法则，因此任何人都只能出卖自己拥有所有权的财产，而不能出卖他人的财产。这些规定严重影响了交易安全，对于保护善意买受人的利益是十分不利的。1952年起草《美国统一商法典》改变了上述传统立场，把法律保护的重点转移到了善意买受人的身上。该法第2403条规定：“购货人取得让货人所具有的或有权转让的一切所有权，但购买部分财产权的购买人只取得他所购买的那部分所有权。具有可撤销的所有权的人有权向按价购货的善意第三人转让所有权。当货物是以买卖交易的形式交付时，购货人有权取得其所有权。”因而，只要购买人是善意无过失，认为出卖人对货物具有完全所有权的人，则不论其货物是从何而来，善意买受人都可以即时取得所有权。⑼在美国法规定的善意取得制度中，其适用范围明确规定为“货物”，其含义，就是交易中的动产，而不包括不动产。现行英国法所采取的立场与美国法的立场相一致。1979年《英国货物买卖法》的规定：如果货物是在公开市场上购买的，根据市场惯例，只要买方是善意的，没有注意到卖方的权利瑕疵，就可以获得货物完全的权利。⑽也体现了对善意购买人原则的确认。

从上述各国立法例来看，具有以下特点：

各国民事立法都规定只对动产交易依善意取得制度予以保护，而对不动产交易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因为，动产的物权变动以交付为其公示方法，不动产的物权变动以登记为其公示方法。物权变动经过公示之后，即发生法律上的公信力，当善意第三人处于对物权公示方法的信赖而依法进行交易时，不论是否实际存在于这种公示方法相应的合法权利，均应加以保护。通过这些既定的公示方法，可以使第三人能够从外观上比较方便地了解物权变动的事实，确定自己的意思表示。由于不动产的物权变动的公示方式是登记，因而，在不动产交易中，双方当事人必须依照规定，变更所有权登记。因而不存在无所有权人或者无处分权人处分不动产所有权的可能性，也就不存在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必要前提，“因为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建立，第三人若再以不知不动产之权利状态为理由予以抗辩已不可能。”⑾

故在建立不动产登记制度后，“善意取得的原理以及规则在不动产法领域已经无法适用。”⑿故各国立法均规定只有动产交易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各国民事立法关于善意取得制度的立场，有采取“极端法立场”的，但主要是“中间法立场”。“极端法立场”中有极端肯定善意取得制度的立场和极端否定善意取得的立场。上述的《意大利民法典》采取的就是极端肯定的立场，采取后一立场的主要是北欧地区的挪威和丹麦等国立法。近现代大多数国家如德国、法国、日本及前苏联等民法立法，均采中间法立场，即标的物若为占有委托物的，原则上认为发生善意取得；标的物若为占有脱离物的，原则上认为不发生善意取得。换言之，即根据标的物的不同而分别确定是否发生善意取得，而不是笼而统之的一概肯定或否定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

从立法上的安排来看，动产善意取得在几个主要国家或者地区的民法典中所处的位置有所不同，但都属于物权篇。在《德国民法典》上，善意取得被规定在物权编第三章第三节“动产所有权的取得和丧失”之内；在《法国民法典》上，善意取得被规定在“时效”一章；在《日本民法典》和《瑞士民法典》上，善意取得被规定于“占有”一章；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801条仿瑞士立法例，将善意取得分别规定于动产所有权及占有之内。

五、我国善意取得制度的立法例

我国迄今未制定民法典，我国民法中是否存在着善意取得制度？在理论界和实际部门有不同的观点，有否定说和肯定说。

否定说认为，作为私法之基本法的民法通则也未明文规定善意取得制度，而肯定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的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项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而得出我国是善意取得制度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理由在于：（1）这一司法解释有明确的适用前提，即“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并非指所有的财产；（2）这里规定的出让人是部分共有人，而不是非所有人或无权转让人；（3）这里讲的共同财产，既包括动产，也包括不动产，而传统的善意取得只适用于动产转让。据此，确立中国完整的善意取得制度，路途尚远。⒀

肯定说认为，作为私法之基本法的民法通则虽然未明文规定善意取得制度，但是若干的民事特别法和司法解释则设有或可推导出善意取得制度的相关规定，因此，从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我国是承认善意取得制度的。⒁笔者赞同肯定说，理由如下：

1.在我国最早承认善意取得的是1965年1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及公安部联合下发的《关于没收和处理赃款赃物若干暂行规定》第六项规定：“在办案中已经查实被犯罪分子卖掉的赃物，应该酌情追缴。对买主确实知道是赃物而购买的，应将赃物无偿追缴；对买主确实不知道是赃物的，而又找到了失主的，应该由罪犯按原价将原物赎回或赔偿损失，退还原主，或者按价赔偿损失；如果罪犯确实无力回赎或赔偿损失，可以根据买主与卖主双方具体情况进行调解，妥善处理。”

从此项规定中可以看出，对不知道是赃物的买主的权益，法律是有所考虑的，体现了对善意占有人的承认和保护。

2.最高法院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行为人将财物已用于归还个人欠款、货款或者其他经济活动的，如果对方明知是诈骗财物而收取，属恶意取得，应当一律予以追缴；如确属善意取得，则不再追缴。”

也体现了对善意占有人的承认和保护。

3.“两高”、公安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关于依法查处盗窃、抢劫机动车案件的规定》第12条“对明知是赃车而购买的，应将车辆无偿追缴；对违反国家规定购买车辆。经查证是赃车的，公安机关可以根据开事诉讼法第110、114条规定进行追缴和扣押。对不明知是赃车而购买的，结案后予以退还买主。”

同样体现了对善意占有人的承认和保护。

4.《票据法》第12条“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从反面确认了善意取得票据的人，可以享有票据权利，揭示《票据法》对善意取得制度所持的肯定态度。

5.我国《拍卖法》第58条规定“委托人违反本法第6条的规定，委托拍卖其没有所有权或者依法不得处分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拍卖人明知委托人对拍卖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没有所有权或者依法不得处分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由这一规定，我们不难看出，《拍卖法》对善意取得制度的肯认态度。

6.《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4条规定：“出质人以其不具有所有权但合法占有的动产出质的，不知出质人无处分权的质权人行使质权后，因此给动产所有人造成损失的，由出质人承担赔偿责任。”笔者认为，该条原则地确立了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其一方面有利于维护动产占有的公信力，使交易迅速处于一种安定状态；另一方面承担赔偿责任主体的确定有效地保障了善意人的交易安全，即从法律上承认因善意而取得财产的行为为合法民事法律行为。

7.我国《信托法》第12条第2款规定：“委托人设立信托损害其债权人利益的，债权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撤销该信托。人民法院依照前款规定撤销信托的，不影响善意受益人已经取得的信托利益。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申请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不行使的，归于消灭。”可见，为保护信托善意受益人已经取得的信托利益，该条一方面赋予了委托人之债权人的撤销权，另一方面规定若在法定期限内不行使撤销权将产生的法律后果，关于善意受益人方面的规定实质上是从法律上正式确立了动产善意取得制度，而最具重要意义的是于法律上正式确立了对因善意而取得财产的受益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8.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9条进一步明确:“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项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对其他共有人的损失,由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人赔偿”。这一规定进一步体现了善意取得的精神，并直接、明确的规定善意取得的适用。

综上可见，我国民事特别法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已经设有或可推导出善意取得制度的存在，但是，作为私法之基本法的民法通则仍然未明文规定善意取得制度的，因此，我国现行民事立法尚未完成善意取得制度的立法化，如善意取得的概念、构成要件、法律效果等的一般规定。为了维护交易安全和良好的交易秩序，完成善意取得制度的立法化，当是必然的选择。由于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结果，是物的原权利人丧失了其对物的处分权或处分权受到限制，善意受让人则取得物的所有权或设定于其上的其他权利。与当事人各方利益攸关。因此应该在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对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设定严格的要件。

国外善意取得制度并不适用于不动产，把善意取得制度局限在动产的范围内，只承认动产交易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不承认不动产的善意取得。因此，我国的善意取得制度与传统的善意取得制度具有相当大的差别。其最主要的差别就在于，它确认对于不动产也有条件地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注释：

（1）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35页。

（2）梁慧星、陈华彬编著：《物权法》，1997年版，法律出版社，第182页。

（3）王泽鉴著：《民法物权•通则•所有权》，1993年版，第208、209页。

（4）同（2）。

（5）谢在全著：《民法物权论》（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63页。

（6）〔日〕安永正昭：《动产的善意取得制度的考察》，转引自肖厚国：《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研究》，载梁慧星：《民商法论丛》,第13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3页。

（7）尹田：《法国物权法上动产的即时取得制度》，载《现代法学》1997年第1期

（8）江帆等：《交易安全与中国民商法》，108页

（9）徐炳：《买卖法》，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245页。

（10）梁慧星著：《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78页。

（11）于海涌：《物权变动中第三人保护的基本原则》，载《法律科学》，2001年第4期。

（12）孙宪忠：《物权法基本范畴及主要制度的反思》（下），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6期。

善意取得范文篇9

本文从权利外观理论出发，对不动产善意取得的否定说与肯定说进行评介，认为在现代社会，不动产适用善意取得较动产有更多的依据。并通过考察先进国家的立法，认为法国、日本等未承认不动产的善意取得，实与其不动产登记的形式审查主义有关。我国乃实行实质审查主义，因此不动产善意取得在我国有其制度基础。

善意取得制度，是近代以来民法法系的一项重要制度，对于保护善意取得财产的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交易活动的动态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保护由所谓无权利者善意取得动产的制度乃是伴随着财货流通的扩大，因应流通安全的经济要求，而生成和发展起来的。⑴由经济生活塑造而成的善意取得制度，源起于古代日耳曼法中的手护手原则，历经了由古代，中世纪而近代乃至现代的漫长岁月，其制度创造、判例、学说屡经变迁，在诸多市场经济国家确立起来，发挥着保障流通安全的功能。⑵然而，善意取得制度是否亦适用于不动产领域，各国立法规定不一，并且在理论研究方面，学者亦存不同见解。

一、不动产善意取得的理论争鸣及评析

⒈否定说。目前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善意取得制度仅适用于动产领域，认为所谓善意取得，即指“无权处分他人动产的让与人，于不法将其占有的他人交付于买受人后，若买受人于取得该动产时系出于善意，即取得该动产所有权，原动产所有人不得要求买受人返还。”⑶至于不动产，“因以登记为其公示方法，交易中不致误认占有人为所有人”，⑷“因为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建立，第三人若再以不知不动产之权利状态为理由予以抗辩已不可能。”⑸故在建立不动产登记制度后，“善意取得的原理以及规则在不动产法领域已经无法适用。”⑹即使存在“不动产准用动产善意取得的必要，也仅在违章建筑等极少数未进行保存登记的不动产之上。”⑺对于“已登记的不动产发生登记错误，应通过公信原则或登记更正程序来解决，不适用善意取得。”⑻

⒉肯定说。持肯定观点的学者认为，应承认不动产善意取得。他们认为我国《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9条关于共同共有财产善意取得的规定，就包括了共同共有不动产的善意取得。认为“如果买受人在买受该不动产时为善意无过失，则采牺牲其他共有人的利益，而维护交易秩序和交易规则的立场，确认买卖关系有效。⑼并且，在现代社会中，“无论现代不动产登记制度多么独立、完善，仍不能完全避免登记权利内容与实际权利状态不一致的情况发生”，⑽因而存在不动产无权处分的可能。所以，仅以“交易方不会误信不动产占有人为有权处分人而与之交易”为理由，一概排斥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之适用是缺乏根据的，对于相信登记公示力而自无权处分人处取得不动产的善意第三人而言，也有失公允。⑾

否定说虽然都反对不动产的善意取得，但其各自反对的理由并不相同。否定说中有两种代表观点，第一种观点以梁慧星先生为代表，他们认为，“基于物权登记的公信力，即使登记错误或有遗漏，因相信登记正确而与登记名义人进行交易的善意第三人，其所得利益仍受法律保护。”⑿依此观点，善意第三人因信赖不动产的登记而与登记名义人为不动产交易，即使登记名义人非为真实权利人，亦取得不动产所有权。但是他们却否认不动产善意取得，这显然是不符合逻辑的。在善意取得制度的理论基础问题上，梁慧星先生曾言：“郑玉波先生将善意取得制度存在的理论根据解为法律的特别规定，不啻为正确之解释”，但同时又认为“谓善意取得制度是一项基于占有的公信效力而产生的制度，并无不妥。”⒀占有的公信效力，即依物权变动的公示效力，凡占有动产的人即应推定为该动产的所有人。由此看来，梁慧星先生赞同法律赋权说，亦赞同权利外观说。从权利外观理论出发，往往容易得出不动产亦可适用善意取得的结论，而法律赋权说却极可能得出相反的结论。如此似可解释否定说的第一种观点在理论上实际已承认不动产善意取得的同时又否认不动产的善意取得的自相矛盾。但是在不动产善意取得的问题上，他们却又坚决坚持法律赋权说的观点，对此持否定的观点。然而，倘若简单的说善意取得制度仅适用于动产，而不适用于不动产，是出于法律的特别规定，这显然有违法律制度内部的逻辑，无益于我国物权法的应然研究。

否定说的第二种观点以孙宪忠先生为代表，他们认为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存在，又因为不动产登记簿具有对一切人公开的性质，因而任何人无法在不动产领域内提出自己不知或不应知交易瑕疵的善意抗辩。这种观点将物权的公示公信原则与不动产善意取得完全对立起来。他们认为，依公示公信原则，即使公示与权利关系不一致，标的物出让人无处分权时，善意信赖公示的受让人仍能取得物权。事实上公示的推定力已经具有了确定当事人主观心理状态的意义，登记名义人或占有人推定为真正权利人，那么信赖该登记或占有的第三人便被推定为善意无过失。⒁公示公信原则的标准为客观标准，而善意取得的标准为主观标准，因而在不动产领域，由于不动产以登记作为公示方法，第三人以其不知或不应知权利的真实状态予以抗辩已为不可能。因此公示公信原则可以适用于不动产，而善意取得制度则不适用于不动产。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不动产登记权利内容与真实权利状态不一致的情况非常复杂，概括起来，导致这种不一致的情况发生的原因主要有：（1）因登记机关的过错而造成错误登记或错误涂销；（2）登记以外的法律变动，如表见继承人取得遗产或继承人取得应继份额以外的不动产并为继承登记；（3）买卖合同无效或被撤销，但登记尚未涂销；（4）依法律规定取得不动产物权，如征收土地，但尚未办理登记；（5）不动产共同共有关系中，不动产物权仅登记在一个或部分共有人名义下的。在上述情形，第三人往往难以知道真实的权利状态。第三人如不知或不应知真实权利状态，信赖不动产的登记而与登记名义人为不动产交易，应为善意。此时如否定不动产的善意取得，显然不利于善意第三人的利益的保护。由此看来，此种观点的缺陷乃在于其对现实生活中已经存在并将继续发生的错误登记等情况视而不见。

持肯定说的学者虽然都肯认不动产的善意取得，但其对不动产善意取得的依据存在分歧。有学者认为,“由于不动产的物权变动的公示方式是登记，因而，在不动产交易中，双方当事人必须依照规定，变更所有权登记，因而不存在物所有权人或者无处分权人人处分不动产所有权的可能性，也就不存在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必要前提。”⒃由此可见，其肯认共同共有不动产的善意取得，乃属善意取得适用的例外。有学者则认为，不动产善意取得的前提，即不动产权利登记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是“因为现今世界各国的登记审查都仅须为形式审查”。⒄笔者虽亦持肯定的观点，但对上述观点大不以为然。本文认为在对不动产登记实行实质审查的我国，不动产善意取得不仅适用于共同共有的不动产，而应适用于所有已登记的不动产。

二、不动产善意取得的理论基础

善意取得制度渊源于古日耳曼法的“以手护手”原则。依据该原则，占有是物权的外形，占有动产者，即推定其为动产占有人，而对动产有权利者，也须通过占有标的物而加以表现。因此，有权利者未占有其物时，其权利之效力便因此而减弱。任意将自己的动产交付与他人者，仅能向相对人请求返还，若该相对人将动产让与第三人时，则仅可向相对人请求损害赔偿，而不得向第三人请求返还其动产。“以手护手”原则注重权利的外观，并以权利的外观视为权利的表征。这虽然是与古日耳曼法时观念的所有权并未生成发展起来具有密切的关系，但它却适应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保护交易安全的客观需要，因而显示了其极强的生命力。后世的德国民法、瑞士民法等基本上采用于“以手护手”原则的权利的外观标准，把不动产登记和动产的占有作为物权的法定公示形式，以盖然性的推定方式来判断物权的正确性，而不是从客观真实的角度来界定的正确性。⒅“以手护手”原则虽然并未蕴含交易安全的理念，但权利外观理论在吸收其占有为权利之“外衣”的观念的基础上，并吸纳罗马法的“善意”要件，逐渐生成发展起来，并成为占主流地位的学说。

日耳曼法的物追及制度及其限制基础深深地根植于日耳曼固有的公示思想里，这个思想的现代表现就是善意取得制度。（19）按照物权的公示原则，物权正确性的实质通过法律认可的形式反映出来，即不动产登记簿上记载的不动产物权和动产占有的事实表征的物权是正确的物权，这就是物权公示所具有的权利正确性推定效力。根据该推定效力，善意第三人信赖不动产的登记或动产占有的表征，而与不动产登记名义人或动产占有人为交易时，纵使其表征与实质的权利不符，对于信赖此表征的善意第三人亦不生任何影响，该善意第三人取得的物权受法律保护。权利外观理论是为了因应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对交易安全之保护要求而诞生的，它将当事人内部诸要素切断，是当事人之间的内部情势不致外溢，而影响、害及第三人，把权利及法律关系的外相形态作为相对人利益的保护标准。（20）

善意取得制度的前提是观念的所有权的产生。由于占有与本权分离现象的存在，始有善意取得制度存在的现实根据和意义。若占有人与所有人合而为一，则根本无善意取得制度适用的余地。观念所有权的发展，使得占有与本权分离的现象增多，从而为保护善意第三人之正当利益以保护交易安全，而发展出善意取得制度。近代各国物权公示方法的统一为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提供了基础。德国民法理由书曾言“在动产交易里，对善意取得者确保取得的安全甚为重要。在不动产，对登记簿公正之信赖予以法的保护。在动产，代替登记簿者乃让与人的所持与占有，它们构成了应受保护的善意的基础。”由此可见，占有与登记都具有表征本权的功能。占有之所以具有表征本权的功能，乃在于占有“外观之状态与实际之情形，一般而言系八九不离十。”因此,“基于此项概然性，占有即具有事实支配标的物之外观，自应具有本权。”然而，随着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观念的所有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而致使占有与本权分离的现象经常发生，使得近代以来占有通常表征本权的命题受到挑战。占有与本权的时常分离，使得占有作为动产的公示方法就不再充分，不能当然地推定对动产实行实际支配的占有人即为该动产的所有人，尤其在所有权保留和让与担保的场合，以占有人的占有这样的权利外观认定其为动产的所有人，更显得可疑。这就使得善意取得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发生了动摇。观念的所有权通过一定外形加以明示的公示原则，在动产物权于事实上被放弃，从而外形再也无法肩任表明物权存在的机能。这样由公示原则导出的公信原则便失却了其前提。在不动产领域，则不存在上述情形。由于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建立和完备，不动产的登记由官方统一进行，使不动产登记簿上记载的权利与真实权利状态保持一致有着较高的保障，因而社会公众可以信赖登记簿上所记载的权利即为真实的权利。既然动产占有因其概然性可生公信力，以登记为公示方法的不动产发生登记与实际权利不符的情形远较动产为少，因而具有更高的概然性，从而更具有公信力。因此，善意第三人因信赖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而与登记名义人为交易时，即使存在登记与本权分离的情形，善意第三人亦可获其利益，除非有他人向登记机关提出异议并已记载于登记簿上的情形。

三、不动产善意取得的制度基础

考察先进国家的立法，各国对不动产善意取得规定不一。《法国民法典》第2279条规定：“涉及动产物品时，占有即等于所有权证书。”由此条可知，法国法的善意取得仅适用于动产，这是因为，唯有动产适用于占有和根据占有对之作权利归属。《德国民法典》第932条规定：“物即使不属于出让人，受让人也可以因第929条规定的让与成为所有权人，但在其根据上述规定取得所有权的当时非出于善意的除外。”第929条规定：“转让动产所有权需有所有权人将物交付于受让人，并就所有权的转移由双方成立合意。受让人以占有该物的，仅需转移所有权的合意即可。”《德国民法典》第932条虽然未明确指出善意取得只适用动产，但其所指向的第929条则明确将物限定为动产，而且第932条规定与“动产所有权的去的和丧失”之下。《日本民法典》第192条第192条，《瑞士民法典》第714条，我国台湾民法第801条，1952年《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403条均有类似规定，将善意取得之适用限定为动产。因此，我国有学者断言：“各国民事立法都规定只对动产交易依善意取得制度予以保护，而对不动产交易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但是，《德国民法典》第892条又规定了可以基于相信土地登记公信力而取得土地上的权利，事实上突破了善意取得仅限于动产的限制，将善意取得的适用范围扩大至不动产。瑞士则将善意取得制度适用于所有已登记的不动产。《瑞士民法典》第973条第1款规定：“出于善意而信赖不动产登记簿的登记，因而取得所有权或其他权利的人，均受保护。”台湾《土地法》第43条亦规定：“依本法所为之登记，有绝对效力。”登记有绝对效力，系为保护第三人，将登记事项赋予绝对真实之公信力，俾第三人因信赖登记而取得土地权利时，纵令其登记原因无效或得撤销，真正权利人亦不得以之对抗该第三人。并且，台湾地区经多年全面的检讨，于1999年3月完成《民法物权编部分修文草案》，与原有条文210条，增订75条，删除15条，修正127条，变动幅度甚大。在物权变动方面，为确保善意第三人的权益，以维护交易安全，明定不动产善意取得，于第759条第二项规定：“因信赖不动产登记之善意第三人，已依法律行为为物权变动之登记者，其变动之效力，不因原登记有无效或撤销之原因而受影响。”可见，各国关于不动产善意取得的立法规定，并非如有的学者所断言。

然为何各国立法对善意取得是否适用于不动产存有如是差异？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各国的不动产登记制度不同。法国、日本以及美国的大多数州对不动产实行契据登记制度，该登记制度具有如下特点：（1）形式审查主义。登记官吏对于登记的申请，只进行形式上的审查，至于契据上所载权利事项有无瑕疵，则不予过问。（2）登记无公信力。已登记的权利事项，公众不可信赖其为真实的权利状况。德国、瑞士等国的不动产登记，实行权利登记制度，该登记制度的特点有：（1）实质审查主义。(2)登记具有公信力。我国台湾民法规定，不动产物权之变动，非经登记不生效力或不得为处分。至于登记，对于第三取得人之关系如何，以之让与登记法，未为明文规定。依台湾“土地登记规则”第49条、50条之规定，登记机关接受申请案件后，应即依法审查，如有瑕疵，应通知补正。由此可见，我国台湾的土地登记制度亦实行实质审查主义。德国虽实行形式审查主义，但其采“窗口的审查”的同时，采取了公证制度。这样，公证人便首先对内容进行审查。由于有此审查，登记管理纵只作形式的审查，也可保障登记的正确性。因而德国的形式审查实可起到实质审查同样的效果。只有正确的公示，公众才有理由相信不动产登记有正确的权利归属，才能赋予不动产登记以公信力。在实行形式审查主义的国家，由于登记机关对登记事项有无瑕疵不予过问，因此经常会出现登记外观状态与实际情形不相一致。因不动产的登记缺乏公信力，善意取得制度也无法获得其存在的基础。并且，此时如将善意取得制度适用于不动产，则显然不利于保护不动产所有权人的正当利益。善意取得制度的目的虽然在于保护交易安全，但从其产生发展的历史背景来看，其意亦在于在当时片面强调静的安全的社会现实中，保护动的安全，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的需要，平衡善意第三人与权利人之间的利益。因此，在设计善意取得制度时，不能片面的追求动的安全，而忽视了善意第三人与权利人之间的平衡。对不动产登记实行形式审查主义的国家未将善意取得制度适用于不动产，皆因如此将可能摧毁近百年来精心构建起来的所有权的法秩序。

我国对不动产登记实行实质审查主义，[29]赋予不动产登记以公信力。依公示公信原则，只要无异议登记，即使登记所记载的权利与真实的权利状态不符，因相信登记正确而与登记名义人进行交易的善意第三人，其所得利益仍受法律保护。我国虽然在《民法通则》中没有确定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但《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9条明确规定了共同共有财产的善意取得。此条解释中的“共有财产”显然既包括动产也包括不动产，而且就此司法解释演变生成的历程而言，其“实质是指共同共有的不动产，而且主要是指共同共有的房屋。”由此可见，我国实际上已经承认了不动产的善意取得。

我国有学者反对目前在我国建立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理由在于“我国因国情所限，尚未建立起健全的不动产登记体系。”笔者认为上述理由是缺乏依据的。我国目前“尚未建立起健全的不动产登记体系”，确属真实，但这并不影响我国建立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不动产公示登记的方法，为各国通例。不动产善意取得系借助登记的公信力原则来达到维护交易安全的目的。善意第三人因信赖登记而与登记名义人进行交易，纵使存在登记与本权分离的现象，善意第三人亦因其信赖登记的公信力而获其利益。如不动产未予登记，即因缺乏登记的公信力，而第三人仍与无权处分人进行交易，则可推定第三人存在过失，不能适用善意取得。我国尚未建立起健全的不动产登记体系，主要指存在大量应登记而未登记的不动产的现象。但因未登记的不动产不能依公示公信原则而适用不动产善意取得，那么我国尚未健全的不动产登记体系对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并无实质影响。况且，我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7条第6项规定，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房地产，不得转让。此规定排除了未登记的房地产适用不动产善意取得的可能。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尚未健全的不动产登记体系并不影响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存在的根基。

【注释】

（1）〔日〕安永正昭：《动产的善意取得制度的考察》，转引自肖厚国：《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研究》，载梁慧星：《民商法论丛》,第13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3页

（2）肖厚国：前引，第33页

（3）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81页

（4）梁慧星、陈华彬：前引，第185页

（5）于海涌：《物权变动中第三人保护的基本原则》，载《法律科学》，2001年第4期

（6）孙宪忠：《物权法基本范畴及主要制度的反思》（下），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6期

（7）王利明、王轶：《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研究》，载《现代法学》1997年第5期

（8）王利明：《试论我国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完善》（上），载《求索》，2001年第5期

（9）杨立新：《共同共有不动产交易中的善意取得》，载《法学研究》，1997年第19卷第4期

（10）李建伟：《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初探》，载《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11）李晓云：《乱花渐欲迷人眼—追问不动产善意取得》，/reseach/academy/details.asp?lid=3047

(12)梁慧星、陈华彬：前引，第75页

（13）梁慧星：《中国物权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89、490页

（14）于海涌：前引

（15）李建伟：前引

（16）杨立新：前引

（17）李晓云：前引

（18）孙宪忠、常鹏翱：《论法律物权和事实物权的区分》，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5期

（19）〔日〕安永正昭：前引，第53页

（20）肖厚国：前引，第54页

（21）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39页

（22）肖厚国：前引，第57页

（23）尹田：《法国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03页

（24）杨立新：前引

（25）王泽鉴：《民法物权•通则•所有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7页（25）王轶：《物权变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157页

（26）王轶：《物权变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7页

（27）史尚宽：《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8页

（28）陈华彬则：《物权法研究》，金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301页

（29）王利明认为我国目前实行形式审查主义，《物权法专题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7页。梁慧星认为是实质审查主义（抵押登记），《中国物权法研究》（下），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827页。笔者对此采后说，一则为行文方便，二则无论我国目前实行实质审查主义还是形式审查主义，都无碍于本文的讨论，因为即使我国目前实行形式审查，由于实质审查主义的优点及学界的立倡，我国也将在不远的将来采实质审查主义。

善意取得范文篇10

然而，善意取得制度是否亦适用于不动产领域，各国立法规定不一，并且在理论研究方面，各家观点也不相同。

不动产善意取得的理论争鸣及评析

目前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善意取得制度仅适用于动产领域，认为所谓善意取得，即指“无权处分他人动产的让与人，于不法将其占有的他人交付于买受人后，若买受人于取得该动产时系出于善意，即取得该动产所有权，原动产所有人不得要求买受人返还。”

至于不动产，“因以登记为其公示方法，交易中不致误认占有人为所有人”，“因为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建立，第三人若再以不知不动产之权利状态为理由予以抗辩已不可能。”

故在建立不动产登记制度后，“善意取得的原理以及规则在不动产法领域已经无法适用。”

即使存在“不动产准用动产善意取得的必要，也仅在违章建筑等极少数未进行保存登记的不动产之上。”

对于“已登记的不动产发生登记错误，应通过公信原则或登记更正程序来解决，不适用善意取得。”

另一种观点认为，应承认不动产善意取得。他们认为我国《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9条关于共同共有财产善意取得的规定，就包括了共同共有不动产的善意取得。认为“如果买受人在买受该不动产时为善意无过失，则采牺牲其他共有人的利益，而维护交易秩序和交易规则的立场，确认买卖关系有效。

并且，在现代社会中，“无论现代不动产登记制度多么独立、完善，仍不能完全避免登记权利内容与实际权利状态不一致的情况发生”，因而存在不动产无权处分的可能。

所以，仅以“交易方不会误信不动产占有人为有权处分人而与之交易”为理由，一概排斥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之适用是缺乏根据的，对于相信登记公示力而自无权处分人处取得不动产的善意第三人而言，也有失公允。

否定说虽然都反对不动产的善意取得，但其各自反对的理由并不相同。否定说中有两种代表观点，第一种观点以梁慧星先生为代表，他们认为，“基于物权登记的公信力，即使登记错误或有遗漏，因相信登记正确而与登记名义人进行交易的善意第三人，其所得利益仍受法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