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和法律的内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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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商法；市场经济；伦理内涵

前言

法律与伦理的关系，就是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法律的发展离不开社会伦理道德的支撑，而社会伦理道德的发展和创新同时又是基于法律制度。法律总是尽可能地展示出社会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法律制度的产生同时也是伦理道德观念走向法制化的一个过程。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法律背后所承载的伦理，道德观念，将更加符合社会发展的现状。同时也是对伦理道德观念的不足进行补充。

一、概述

伦理是指人们相互关系应遵循的道理和准则，其本质是一种社会规范。包含社会关系中所有的道德观念方面的问题。法理指形成某一国家全部法律或某一部门法律的基本精神和学理由。在一定关系上，公民通常会将法律和伦理两种观念割裂开来，所以法律的制定是需要参考，包含一定的社会伦理道德。无法的东西和道德的东西都不能独立地存在，而法律必须以伦理的东西作为其承载基础。法律和伦理的关系，是伦理的主观性和法律的客观性的有机统一。任何一方的缺失，都会导致法律欠缺主观性，伦理欠缺客观性。综上所述，法律的建立离不开伦理道德的承载。

二、民商法中伦理内涵的体现

1.原则和制度上的体现。民法和商法中的法律条文很多，但是，如果化繁为简，抽丝剥茧的来看，法律条文中是可以体现社会的伦理内涵。市场经济是“利己和利他”“己利和公利”以互惠互利为原则，其本质是对个人人格和财产所有权的尊重。这一伦理原则，在民商法中得到很好的体现，比如《民法通则》中对人格权的规定确立了侵害人格权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民法中这一伦理道德的体现，符合公平正义这一社会伦理原则。而在商法中，商法的营利性特性是区别商事和非商事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看似远离伦理道德的特征实际上是反映了商法中最古老的伦理要求。比如商法制度为商事行为提供一种信用保障，正是应为商法中的这一伦理基础，才能保障交易双方能够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社会伦理道德的基本内涵在法律民商法的法律原则和法律制度上都有重要体现。

2.民商法中充分体现人权。在《民法通则》中，对人权做出了充分的肯定，任何侵犯他人人格权的行为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民法中对人格权的维护，充分反映出我国对人权的重视。而且这一制度性的体现，为我国社会经济的良好发展也打下坚实基础。在《侵权责任法》中，对私权的保护也有明文规定，民法所要建立的就是一种公民自由，安全和人格权的重视。民法中的这些原则的体现维护了社会伦理中的公平正义，并且很好地体现这一伦理道德内涵。

3.民商法中诚实守信。信用体系是民商法中的重要体现，也是社会诚实守信这一社会道德内涵的体现。民商法中的这一体现，从法律角度规范了人们的行为，保证商事人公平合理的交易。同时能够促进社会公平的建设。有了这一约束，才能摆正市场经济运行的井然有序。当然，诚实守信原则，如果缺少法律的客官支撑，同样也会苍白无力。所以，法律和伦理两者相辅相成，两者互为表里，缺一不可。

三、法律制度对伦理道德具有反作用

1.法律制度对伦理道德的保障性。民商法强调“己利和公利”的经历理论，尽管这些法律原则的确立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但是这一制度的建立，为社会市场经济中交易的公平合理提供了强大的法律保障。民商法对社会伦理道德的这一反作用力，能够促进社会伦理制度的保障和创新。而社会伦理制度作为法律发展的基础，对法律的发展又提供动力。法律制度对社会伦理的保障，能够保障社会经济合理，健康，平稳的运行。同时，市场主体可以合理利用市场中的机会，促进整个市场经济健康，促进整个社会有条不紊发展。

2.法律制度促进你社会伦理制度的创新。民商法的建立和创新都需要从社会伦理道德中吸取大量养分，在吸取这些伦理道德观念的同时，又能够促进社会伦理道德观念的创新。正是由于法律对社会伦理具有反作用，法律的客官效益在某种程度上，又能够促进法律成为主观行为，对社会伦理的创新提供强大制度保障。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平稳的发展。以法律制度为基础，对市场经济中的不合理现象进行干预，能够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应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制度应该更加完善，同时作为法律制度的保障社会伦理道德更应创新和发展，为法律的发展提供更好的主观保障。

四、结语

法律的发展离不开伦理，而伦理又需要法律的支撑。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民商法的社会伦理道德的体现更加充分。正事应为有这些伦理道德支撑，法律制度才能更加符合经济市场下的国情，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公平发展。在今后的发展中，相关法律研究人员，更应加大研究力度，保障民商法中体现更多合理的社会伦理道德，只有这样，法律才不是一纸冷冰冰的空文。才能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更加接地气的保障。在市场经济角度下，民商法的理论体系构建将更加依赖社会伦理，在吸取这些精华时，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两者更加融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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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自然债务 类型化 法意 人情

我国《民法通则》第138条规定：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自愿履行的，不受时效期间的限制。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71条中规定：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义务人履行义务后，又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反悔的，不予支持。学理上认为这是我国对自然债务的规定。但除此之外，我国法律没有对自然债务的其他情形的规定，也没有关于自然债务的原则性规定。本文拟对自然债务问题作一探讨，以求教于大家。

一 自然债务概说

所谓自然债务是法律债务之对称。债作为特定当事人间得请求为特定行为的法律关系，依是否能够请求法律强制力之保护，分为自然债务和法律债务，该分类体现了债与责任分离的理论。传统上，债权具有给付请求权，给付受领权和债权保护请求权三种权能，在效力上分别体现为债的请求力，保有力和强制执行力。作为法律债务具有上述权能与效力，是一种完全之债，而自然债务之所以为自然债务而区别于法律债务，系因其欠缺债的部分权能和效力，故有学者称自然债务为不完全债务，并将自然债务定义为“失去法律强制力保护，不得请求强制执行的债务”。【1】从该定义出发，自然债所欠缺的系为强制执行以获实现之效力。在英美法国家自然债务一般也称为不能强制执行之债务。在日耳曼法中，随着债务与责任的区别理论的兴起，将责任视为债的担保和实现的强制，使的债的关系明晰化，债并不必然负有此种担保或责任，故有自然债存在之价值。本文认为将自然债务定义为欠缺强制执行力之债，明确的区别了自然债务和法律债务，体现了债作为法律概念的本质即有效的受领给付。事实上，给付的请求和给付的保护仅为实现给付受领的手段。由于自然债的权利人仍可以为受领并无须返还，所以其保有债之本质，故仍然称之为债；另一方面，自然债的权利人之受领系基于他人的自动给付而不可请求强制执行，故其作为债的权能和效力是欠缺的，故称其为自然债或不完全之债，以区别于法律之债。

自然债务的概念起源于罗马法。在罗马法上自然债务以其无法律上的诉权而区别于法律债务。由于罗马法不区分债务和责任，所以对于欠缺一般的法律要件的债务规定为自然债务。【2】但是，随 社会 之进步，法治之 发展 ，该种理论已为很多学者摒弃，认为自然债欠缺的并非诉权而是胜诉权。以时效经过之自然债务为例，法律债务因时效届满而消灭，权利人丧失的并非诉权，而是胜诉权，其仍可向法院提讼，只是由于原债务人取得永久之抗辩，使其权利不获实现而已。关于自然债务与法律债务，有学者认为，“在法律（国家法 制定法）产生前无所谓法律债务，一切债务也只能是源于自然法的自然债务。自然债务乃是先在的，但制定法的产生使得一部分自然债被直接法律化，而未被法律化的自然债，则因制定法 法律债的存在，其自然性也非此前那么纯粹。法律债的产生在某种程度上是在自然债的范畴内圈地，相较而言，法律债是封闭的，而自然债则是开放的”。【3】所以，我认为，自然债与法律债之区别系因是否法定化，而所谓法定化关键在于赋予平等主体之间权利义务以法律的强制保护。所以，自然债系指强制执行力欠缺之债务。

二 自然债务之本质

对于自然债务的本质，理论上有不同的认识。一为法律义务贬降说。该理论植根于19世纪初之社会思潮。在19世纪初期，第二次法制浪潮在欧罗巴兴起，实证主义理念大行其道，人们追求形式理性，明确区分法律与道德，认为法律与道德各有其适用领域，互不相扰。自然债务既然是法律上之制度，就应该是具有法律上之义务，当其效力缺失，不获保全时，系为法律上义务之贬降；一为道德义务升华说。该说源于19世纪末，这一时期，自然法理论再度兴起，人们不再沉迷于法律的形式理性而开始探求法律的价值理性，秉承古老的自然法理论，将法律视为自由、公平、正义的表现形式，法律出现社会化趋势，被赋予了更多的道德内涵。“基于该种法律观，自然债务和道德义务本质上没有区别”。【4】所以，自然债受领效果的保护，系为法律对符合正义内涵的道德义务的之保护。自然债务本质被视为道德义务之升华；后来有学者基于对前两种理论的批判和发扬，提出新的自然债务本质论，或曰“请求力在法律上的降低和受领力在道德上的升华”【5】，或曰“自然债务是债权人的请求力和债务人的履行义务在法律上的降低，同时也是债权人的保持力或受领力和债务人的履行效力在道德上的升华”，【6】两者虽然表述不同，但内涵一致，无本质不同。

本文同意最后一种理论。道德与法律作为社会的不同调控手段，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在道德和法律中间存在一个中性的地带，从道德或法律的不同视角观察，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道德和法律本身又是水融的，不能割裂甚至对立起来看，从二者的相关性和区别论出发，在道德和法律的范畴之外可以存在一种事物与二者都有重合部分，但与二者又都不等同。自然债务恰恰是这样一种“事物”。从道德角度出发，自然债务可以被视为道德义务的升华，从法律的角度出发，自然债务可以被视为法律义务的贬降。但无论单纯的从哪一角度观察，无疑都失之片面，唯有将两者结合，才能全面的把握自然债务的本质——道德义务的升华和法律义务的贬降。这并不是先前理论的简单相加，实际上体现的是对于法律与道德相互关系的深刻认识。在此，升华的是给付效果，贬降的是强制执行效力。

三、自然债务之类型化

法国民法采用了自然债务的概念。《法国民法典》第1235条规定：任何清偿均以有债务为前提，不欠债务而已为之清偿，得请求返还。对自然债务已为自愿清偿的，不得请求返还。

法国法上之自然债务包括父对私生子女之扶养义务、父母对女儿给予嫁资的义务、赌债等。德国法上虽没有明确的承认自然债务，但理论上认为下列债务应当属于自然债务：消灭时效完成后的债务、媒介婚姻之报酬、父母为子女设定嫁资的义务、道德义务或礼仪上之义务、依调协或破产程序未受清偿部分的债务、赌债等。《意大利民法典》虽没有自然债的称谓，但学者认为自然债得到了法律的实质性规范，米拉拜利认为，“尽管自然之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却得到了《法典》的承认并在第4编第7章[9]中，将自然之债作为履行了不应当履行的给付进行了规范”。他认为，意大利法律明确规定的“典型”自然债务应当包括以下几种：1、因时效届满而消灭的自然债务。2、信托。3、赌债。【7】 我国学者在分析自然债渊源和本质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然债的应有 内容 。比如，有学者认为，自然债务应当包括以下几种：1、养子女对生父母的赡养义务；2、对法律上无赡养义务的亲属予以扶养；子女对死亡之父母所负债务的自愿偿还；债务人对对时效完成后债务的自动履行；3、对社会弱者的自愿帮助和朋友间给予帮助；4、紧急避险中受益人自愿补偿的受害人的损失。【8】此外，有学者认为自然债的范围还应包括当事人约定无诉权的债务、关于无因管理的报酬的请求权；【9】对约定无利息的借贷自愿履行债务、对无偿保管中轻过失导致的损害的自愿赔偿、对因意外事件导致的损害的自愿赔偿。【10】综合国内外对自然债务范围的论述，结合我国现实，笔者认为我国的自然债务应当包括下列类型：

（一） 因时效届满而丧失法律强制力保护之债。

（二） 子女对父母所负债务中超出其所继承的遗产范围之外部分的自愿清偿。

（三） 对法律上无赡养义务之亲属所为的扶养。

（四） 养子女对生父母的赡养义务。

（五） 对社会弱者的帮助。

（六） 朋友间不要求对价的帮助。

（七） 紧急避险受益人对受害人的自愿补偿。

（八） 无因管理人报酬请求权。

（九） 对意外事件导致的损害的自愿补偿。

（十） 无偿保管中具有轻过失的保管人自愿给付保管的补偿。

（十一） 约定无利息的借贷关系中借贷人对出借人自动给付的利息。

（十二） 媒介婚姻之报酬。

（十三） 赌债（限于不存在欺诈之情形）。

（十四） 父母给予子女的嫁资。

（十五） 当事人约定的无诉权的债务关系。

另外，由于法律之债本质上是在自然之债的范围内“圈地”，而社会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所以，一些对社会重要性日益增加之债务关系可能随社会发展而被纳入法律之债的范畴或对其履行后果予以保护，所以自然债的内容是开放性的，在司法实践中应当肯定法官在公平、正义观念指导下对某一非法律之债关系是否属于自然债的自由裁量。

四、 自然 债－沟通法意与人情的桥梁

法律 是 历史 的产物。从历史 发展 的角度考察，道德产生于法律之前，并且是判断人定法为“善法”或者“恶法”的标准。而基于道德的自然法则要求人定法要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正义和公平本身是并不总是清晰的，对此博登海默指出："诉求正义无异于砰砰敲桌子，是一种将个人要求变成一个绝对公理的感情表达"。【11】然而，公平、正义又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他的 内容 应当以 社会 一般公众的情感为依据。法律作为人类抽象思维的创造物必须符合作为其服务对象的大众的道德情感，否则，诚如伯尔曼所言：剥夺了法律的情感生命力，法律将不可能幸存于世。【12】"法律必须靠原则的公正和国民对它感兴趣才能获得支持"【13】，一个不符合人们通常道德标准的法律在实践中将被视为恶法被人们所规避且不遭到公众谴责，而且法律本身的执行成本必将十分高昂。

自然债兼具法律与道德的双重属性，其内容取决于一定社会的道德，即人们所认为的那些虽然以诉请求不当，但若他方自愿履行则应当有效保持受领的债。"法律不仅是世俗政策的工具，而且还是生活终极目的和意义的一部分"，【14】法律必须符合公众的道德情感。自然之债的 理论 ，把道德义务、法律效力与人类良知有机的结合起来，在国家规范和市民社会的情绪、其他规范之间架设了一道桥梁，沟通了法意与人情。

参考 文献 ：

【1】张广兴 《债法总论》 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第32页

【2】【5】王超 《论自然债务》 政法论丛 200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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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诚信原则法律描述和人性特点

1.诚信原则的法理

对民事诚信原则的完整把握须从规范上去界定，从学说上去认识。但诚信原则内涵在中外规范和学说上极不统一，比如在法律上，《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规定：契约应以善意行之；《德国民法典》第242条规定：债务人须依交易惯例，履行其给付；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遵循诚信原则。在学说上，对诚信原则的本质学说主要有道德理想说、道德伦理说和利益平衡说三种。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我们可界定法国采意思主义，德国采客观主义，而我国法律规定有较高的抽象性和指导性，在界定上须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去把握，称为折中主义。学术上的三种观点，以道德理想说理解诚信原则，可将之推崇到“帝王条款”之位，但同时它也就失去了法律规范意义；道德伦理说虽含有较强的价值评价，但终未渗入法律而形成法律的强制评价机制，所以最终又回到了道德理想说；利益平衡说是用经济学方法评判诚信原则，与道德伦理说一样，终未渗入法律而形成法律的强制评价机制，最终形成市民社会不能自为的状态。总之，法律意义上的诚信原则必须具有法律上的主客观评价机制。所以，笔者将诚信原则定义为在当事人从事民事活动中，应进行民事行为信息的充分披露，以谋求各方利益较量均衡所应遵循的准则。根据该定义，我们可得出诚信须具备两个要件：（1）行为要件，指信息的披露充分，包括法律的主客观评价和道德的人性基础；（2）结果要件，指利益的较量均衡，体现出市民社会中的利益追求。行为要件要求交易人各方获取的信息须对称。结果要件就要求在行为要件的前提下，达到各方的选择目的，两个要件缺一不可。善意只是诚信内涵的似是而非的描述，所以，唯坚持依诚信的行为和结果两个要件判断，方可进行法律认定和实践操作，否则，将会造成法律的专制与实践的混乱。

2.从人性视角检讨诚信原则

诚信在科学领域着重求真，在人文领域则强调求善。对诚信的人性检讨从一定意义上就是科学和人文对诚信的双重评价，从而使诚信通过科学态度和人文精神的统一达到诚信原则在法律上的最大限度的实现。政治、经济、哲学、宗教、道德和法律等学科都探讨人性，然而，视角和目的均不同。但由于诚信是伦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市民社会法的“帝王条款”，更是道德法律化的产物，因此，笔者从人性视角检讨诚信就把政治、经济、哲学、宗教等学科探讨人性作为背景，直接从人文的道德和科学的法律两个方面入手。道德和法律价值论均认为，人性是人作为人所具备的基本属性。该属性是相对于山、川、水、木等具有的物性和动植物具有的兽性而言并为人类所独有，其基本内涵是人类具有认识和解决问题的理性与追问自身为何、干何及向何的精神。该理性精神赋予人类主观意志和客观行为在社会关系中永远趋利弊害。当然，这里的利、弊是从社会关系中作出价值评价的，个人的利、害意思表示并不一定与社会利、弊一致，有时甚至相反，而主流的道德和法律价值总是与社会价相一致的。

二、诚信原则法律化之理由

讲诚信原则可不可以法律化其实就是在讲道德能否法律化？本文认为在谈道德问题法律化时必须先将道德予以分类，故本文将道德问题分为两个层次：一类为最基本的道德，另一类为非基本的道德。这种道德不是社会得以运行所必需的，而旨在使人更高尚，社会更和谐。无独有偶，本文的这种对道德层次的界定与美国学者富勒的观点不谋而合，富勒在其《法律的道德性》中也将道德分为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两个层次，愿望的道德与本文所指的非基本的道德相似；而义务的道德则和本文的最基本的道德相同。

在明确了道德的两个层次以后，我们可以谨慎地得出以下结论：由于最基本的道德为社会得以运行的必要条件，故应当运用国家的强制力加以维护，这种以国家的强制力介入的特点便成为道德与法律的一个分水岭。也就是说当某种道德被社会认为是其得以运行的前提时，此种道德就会被法律化。正由此，我们才讲法律是最基本的道德。

接下来的问题就应当是论证诚信原则是不是一种最基本的道德。本文认为一个社会所认为的最基本的道德是随着社会本身的发展而变化的。在一个社会分工日益细化，商品交易日趋频繁的市场经济中，我们很难想象没有诚信的后果。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证明：一个社会的市场经济越是发展，其对诚信的要求也越大。在一定意义上说诚信原则乃是市场经济得以健康运行的基石。在当代中国，由于我们已经确立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诚信原则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们市场经济法制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尤其是在当前欺诈、违约屡见不鲜的情况下，诚信原则这种带有道德性特点的原则就更应该去借助国家的力量来维护了，即有必要将具有道德性特点的诚信原则法律化。

正如英国学者路易古德对一位意大利人所言：“我们在英国发现很难采纳一种诚实信用的一般性的概念，我们不知道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应当承认诚信原则具有某种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既是指由其源于道德而造成的内涵上的变动性，也指诚信原则在适用上的不确定性，即究竟在哪些情况下可以适用诚信原则。法律应当明确。“法不可知，则为不可测”的理念应当予以批驳。然而是不是说法律应当明确就要求法律完全不用采纳任何原则性规定呢？本文认为像诚实信用这类带有不确定性的原则性规定不仅本身有其存在价值，而且也可成为弥补立法不足，使法律能适应纷繁复杂的社会变化的必要工具。

三、诚信教育之必要及模式的构建

1.进行诚信教育之必要性: 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各种利益关系日趋复杂，如果人人都不诚实，不守信，整个社会就会陷入无序、混乱之中。在全社会大力开展诚信教育，提倡诚信伦理，增强诚信意识，形成诚信风尚，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首先，诚实守信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的一项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就此而言，诚信是企业的生命，是商品交换和经济交往的纽带，是竞争力量和优势产生的源泉。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后，经济活动的开放性和外向性特点日渐突出，如果做不到诚实守信，不能创造一个良好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环境，势必要影响到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其次，诚实守信是职业道德的一项基本要求。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职业道德要求，诚实守信适用于各行各业。

再次，诚实守信也是做人的基本道德准则。为人诚恳，待人诚实，重信然诺，追求信誉，以诚实见信于人，这是一个人为人处世应当遵循的基本道理，也是一个社会维持正常秩序和有效运行的必然要求。

2.诚信模式的构建:确立诚信模式本身并不难，怎样让其在实践中正常、有序地运作，才是关键。下面就诚信的构建来加以探讨。

（1）建立诚信的内在运作机制：在市民社会，诚信是一切交易的前提，也是一切交易要追求的结果，而监督和竞争则是保证诚信实现的两支羽翼。

监督：如果没有充分、有效的监督，诚信就会流于口号，甚至成为假诚信者作恶的外衣，通向成功的捷径，最终，市民交易被扭曲。所以，建立诚信交易的监督机制意义重大，它是其实现的制度保证。同时，在诚信交易的监督过程中，必须遵循法律原则，排除道德的迁就，否则就会出现交易信息的不对称和利益较量的失衡，从而导致因善恶果。

竞争：同样，只有合法有效的竞争机制的存在，才能最大限度地体现诚信价值之所在。

例如在市民社会，交易人的制胜法宝是什么呢？是利他之善的道德。首先，法律原则仅为各方进行交易提供正当性、安全性的保障，至于交易能否成功，法律并不保证；其次，在统一法律原则下，道德即为一种利益较量的砝码，一种交易的经济成本（更象一个经济概念），与交易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相一致，谁愿付出之，谁在交易中成功的可能性就愈大。

而诚信交易的竞争模式，首先，必须依法律原则为基础，即必须具有交易的正当性；其次，必须符合诚信构成要件。

（2）建立外部诚信体系。所谓外部诚信体系，在这里是指与上述诚信交易相对应的并构成诚信交易环境的所有关于人类诚信范畴，主要包括理念诚信、理性诚信和实践诚信等几个方面。

重构小人理念：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在复杂的身份制社会尊君子，轻小人，既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但在现代社会，公民在人身权和财产权上是平等的，并保证了权责利的高度统一，君子与小人二元等级式的前提已不存在，剩下只有实行德制（君子式）和法制（小人式）两种可能。因此，重塑小人理念，并给予平等的法律地位，才能实现市民社会的诚信交易。

建构理性体系：一般来说，理性包括自然理性和社会理性。人们把人类理性渗透到诚信交易领域，使诚信交易得到提升，二者形成一种理性的互动。如果我们单纯强调诚信交易，而忽视整个理性体系的建构，就会扭曲我们的信仰，就会在无信仰的大环境下摧毁市民社会的诚信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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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模拟法庭；德育；法律思维；道德认知发展模式

一、研究模拟法庭对大学生德育作用的意义

当代大学生以独生子女为主体，绝大部分心理、生理均未成熟，对事物认识有不稳定性、不全面性和矛盾性，可塑性强，高校浓厚的自由学习氛围，使他们迅速浸染于各种文化与思潮之中，容易出现认识误区，价值观念被扭曲现象。据统计，近年来，大学生违法犯罪呈上升趋势。另一方面，学界公认将大学生德育与专业课相联系，在专业课程中渗透德育是一种有效的开展德育活动的方法，但是，对如何开展这一活动的研究和探索还十分欠缺。随着法律专业具有的应用性、技术性特征日益被人们所认识，法律实践教学环节在教学中的地位日渐提高，其中模拟法庭作为法律教学的必修课程，由于具有融体验性、实战型、知识性为一体的特征，被认为是一种情境式学习方式，是有利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在法律教学中应用的一种教学手段或方法，越来越多的高校法学专业将其从理论课程中分离出来作为专门课程开设。但是，从近年来教学实践和相关著述中可以发现，法学教育理念受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影响较大，不少人偏重模拟法庭对大学生司法实践能力的培养作用，而忽视其在大学生品行造就方面的功能，教育的失衡，影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有必要从加强德育教育功能方面对模拟法庭课程做全面审视和设计。

二、模拟法庭的特点决定其开展大学生德育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模拟法庭对大学生有德育作用是由其本身决定的

法律的适用问题是模拟法庭的核心，而法律本身具有伦理性，法律的适用过程也离不开对其的伦理分析和考量。法律与道德同属于社会规范，西方有一句谚语“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它充分说明了法律与道德的密切联系，二者都包含正义、公正、平等、人权等价值理念，符合道德理念的，往往也符合法律。因此，学生参与模拟法庭，学习法律的过程，也往往是经受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的教育过程，即如何通过正当程序，公正地适用法律，作出公正地裁判。法律思维有二元性，包括思维方式和思维方法，谌洪果指出“当法律思维作为思维方式，它的一端便是连接着法律的形而上层面，联系着法律和法律人的文化内涵+品格和精神需求，当法律思维作为思维方法时，它的一端便连接着法律的形而下层面，它在对解释+推理+论证等法律方法的探索中使法律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更为理性的安排”[1]。韩宏伟也指出法律思维是以利益衡量为价值尺度的评价性思维[2]。也就是说在学生适用法律解决争议时，其思维过程就存在着以本人价值尺度为标准进行利益衡量，充分揭示和反映出法律适用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倾向。因此，模拟法庭的运行绝不仅仅是法律知识、技能的传授过程，更重要的是法律人应有的道德品格的培养和造就过程。而不重视对学生道德品质的培养，会直接导致学生适用法律上的偏差，不能真正贯彻和实现法律的价值目标。

（二）模拟法庭的实践性、情境性使其更有利于吸引大学生兴趣、更具有感染力，在大学生德育上具有明显优势

道德发展有四个阶段：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行为，从前到后一环套一环，其中后三环的发展中道德实践具有重要意义。而据调查，大学生道德认知水平普遍较高，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行为则比较欠缺[3]。模拟法庭的实践性、情境性为道德实践提供了机会。模拟法庭所使用案例往往是真实发生的或由真实案例改编而来，为学生打开了介入社会的一扇窗，通过对贴近实际、来源于生活的案件的调查、审理和裁判既考察了学生运用法律的能力，亦是为学生提供了了解人性，了解社会，反思三观的机会。同时，在模拟法庭进行过程中，学生通过角色扮演，模拟法庭整个流程，代入感强，印象深刻，这种特有的情境性能够强化学生的情感体验，比枯燥的理论说教或旁观者式的观影更能深入人心，触发思考。

（三）模拟法庭的各个环节尤其是控辩环节的设计

符合认知发展道德教育模式的要求，有利于促进个体道德的发展根据美国心理学家、教育家柯尔伯格的认知发展道德教育模式理论，冲突的交往和生活情境最适合于促进个体道德判断力的发展。模拟法庭存在控辩双方，两方观点针锋相对，冲突既有书面，亦有口头表达方面的，在各方理由的剖析中，各方道德判断也得到充分展现，在这一过程中，法律中蕴含的社会普遍道德规范、个人的道德判断不可避免地发生碰撞和融合。按照认知发展道德教育模式的说法，道德不可能从外部强加于人，而是个体内部状态与外界交互作用的产物。模拟法庭中各方的观点冲突越激烈，越能起到对学生道德发展的推动作用。因此，从认知发展道德教育模式理论来说，利用模拟法庭对大学生开展德育是具有实效性的。

三、现有教学设计在大学生德育上存在明显不足

首先，高校现有模拟法庭课程的内容设计目的多围绕培养控辩技能等展开，强调对学生文书写作、语言表达等能力的训练，对法律职业道德、社会伦理的教化不够重视。根据柯尔伯格的认知发展道德教育模式理论，道德发展有三水平六阶段，大学生应当属于第二水平，即习俗水平，这一水平正是学生了解、认识社会行为规范，意识到人的行为要符合社会舆论的希望和规范的要求，并遵守、执行这些规范的关键时期，也即成为社会人的转型时期，直接关系到他们能否融入社会，成为有益于社会之人。因此，模拟法庭教学中理当将德育作为其重要课程目的，充分发挥其以案说理的优势，为学生的道德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其次，案例选择上没有考虑道德认知发展规律。多数高校忙于建设案卷库，强调案例类型多样，力求拓宽学生的法律知识面和见识，却忽略了案件的伦理性、对抗性。这样的案例用来训练出具有高超的法律专业技能的人才也许没有问题，但是，案例缺乏伦理对抗性，将不利于学生的情感体验与认同，模拟法庭的德育功能难以得到充分发挥。最后，模拟法庭课程各个教学环节的设计基本未考虑伦理考察方面。在模拟法庭课程设计中，往往强调学生对程序法、实体法的学习和应用，不注重对案例包含的伦理因素进行分析和论证；在成绩评定标准中，基本都把学生的文书写作、口头表达、资料检索、运用实体法和程序法上的表现等做为主要考察项目，对学生在整个模拟法庭中的伦理品格表现如诚信、友爱、互助、协作精神等都忽略不计了。

四、完善现有模拟法庭教学设计，加强其在大学生德育中作用的建议

首先，充分认识法律思维具有两元性，将法律思维方式的培养纳入模拟法庭课程设计目的中。摒弃忽视法律的社会性、伦理性的做法，也即抛开法律中的意志与情感内涵，单纯从法律规则角度进行推理、解释、论证的做法，强调对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文化和道德的培养，并将其排在法律技能之前，作为模拟法庭课程的根本培养目的。最终，为大学生有机会进入后习俗水平积极创造条件，即以普遍的道德原则作为自己行为的基本准则，能从人类正义、良心、尊严等角度判断行为的对错，而不会完全被世俗和法律条文所束缚，学会自主地寻求公平正义的裁判。同时，强调法律的社会性、伦理性，改善学生思维方式，也在进一步激发学生解决法律问题的积极性、创新性上具有一定作用。其次，根据大学生道德发展阶段合理选择案例。如前所述，大学生的道德发展处于三水平中习俗水平阶段，是了解、认同普遍伦理和规范时期的重要时期，因此，应将涉及家庭伦理、职场伦理、社交伦理等基本社会公共伦理的案例作为主要选取范围，特别是与个体道德差异大，容易产生道德上的两难的案例用于德育效果会更好。当然，还必须考虑学生认知情况和能力，不能过于提高案例模拟难度，否则过犹不及，影响体验和认知效果。再次，根据认知性道德发展模式，合理设计课程环节。认知性道德发展模式认为实施德育的方法和策略为：了解当前道德判断水平--运用道德难题引起认知失衡--揭示高一阶段的道德推理方式--引导接受更为合理的推理方式--鼓励道德判断的实施。将上述方法和策略与模拟法庭的各个教学环节相结合，做出如下设计：第一，在案例给学生前，设置考察当前学生对案例相关伦理规范的认知水平环节。设计若干讨论话题或问答题，了解学生相关道德判断发展水平，并充分引发学生对相关伦理规则的产生、发展和具体内容的兴趣。第二，案例进行案情分析时，一并指出其中的道德难题或法律适用可能引发的后果，根据学生所持观点划分小组（原被告角色分配）。充分调动学生查寻资料、组织语言的积极性、主动性，鼓励学生创造性解决道德难题或法律适用难题，并强调团队合作的重要性。第三，组织模拟法庭开庭活动时，充分利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中的“情境”、“协作”、“会话”、“意义建构”四大要素[6]，完成道德教化、法律技能和法律知识的传授。第四，对整个过程进行总结和评价。建议组织学生完成德育小论文，对模拟法庭过程中对道德的认知、体验进行归纳总结，这样更有利于加强学生道德方面的情感体验和认同。总之，模拟法庭可以成为大学生德育活动的重要阵地，设计、组织好模拟法庭的德育活动，将进一步丰富德育形式，提高德育实效，因此，有必要对此展开更深层次的研究和探索。

作者:王志敏 孙淑云 单位:河北工程大学

参考文献：

[1]谌洪果.法律思维：一种思维方式上的检讨[J].法律科学,2003(2).

[2]韩宏伟.法律思维如何型塑——法学专业实践教学的反思[J].现代教育科学.高教研究,2015(4).

[3]全思懋、石松、万小羽.当代大学生公民道德发展状况调查[J].青年探索,2009(3).

[4]陈娴灵.关于创新模拟法庭教学的理性思考[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6).

篇5

一、情理法的内涵与关系

情理法三者之间既有矛盾冲突又能统一协调，主要表现在：

1、情理法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情包括人之常情、人性、人的本能、民情等方面；理包括人与社会共同应该遵循的一些规律，社会共同的行为规范如习惯、共同规则，公共道德或公共利益即公序良俗；法是指国家制定的，具有强制力的行为规范。合理合法、合情合理合法，意味着情理与法可能的一致性；合理的不合法、合法的不合理，也意味着情理与法的错位背离的普遍性。故意过失、动机善恶等情理因素被吸纳为法律原则和原理，提升了人们法律思考的高度，促进了法律的生活化和大众化。现代社会的大众伦理，设定的是人们基本的道德义务，“仁、义、礼、智、信”等伦理道德，就是从最基本的地方规范人的行为。法律和道德是在各自领域调整人的行为的重要规范，两者相得益彰，刚柔相济。在法治尚未触及的领域，由道德来维系，良好的法治正是从这种德治转化而来，不管“法网”如何“恢恢”，总有漏网之鱼，不管德治的调整范围多么广阔，总有鞭长莫及的地方，从这种意义上说，凡是法治不及之处，皆有德治用武之地。同时，法律的遵守和道德的养成要依靠人的主观情感。

2、完美的秩序符合天理、人情、国法，是情理法的协调融合。伦理道德是人文精神中的重要部分，也是社会良性发展必不可少的保证。法律是高于其他的任何社会规范，在社会调整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当与道德、情理发生冲突时，法律应该优先，但实践中有时依法办事的结果，又往往会让人觉得法律冷酷无情。因此，在司法实践中，特别是在解决纠纷处理案件的时候，应充分考虑情理法，当法与人情、伦理道德发生冲突时，应努力寻求三者的合理协调，并尽可能地达到三者的融合一致。

3、情理是法律的精神。情理包含广泛的内容，我国古代把情理作为法律依据和法律精神。一是法律可以人情求之：“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这里的人情，不完全是儒家学说的人情，而是基于利害关系的一套学说，包括人性本恶，人皆有自为心，权术、上下级斗争等。这是一种对法律的理解，也是司法的一种灵活处理方法，它往往并不斤斤于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而是孜孜于是否符合人情事理。二是法律本于情理而立：“礼律之兴，盖本自然”，“设法止奸，本于情理”，这是一种立法意图，要求立法要考虑情理。三是法律实施须有情的照顾方为圆满：“情法两得”、“情法两平”、“情法兼到”，铺陈情理就是挖掘法律的精神。法律的实施须尽法判断，这是不争的前提。在中国特别在古代，断案尽法之外，还得照顾“情”，又是绝大部分司法官的观念。法得、情得，法平、情平，法到、情到，成了司法者追求的圆满境界。[1]

4、法的实施离不开情理的维护。法的实施和实现包括公民的自觉守法和执法机关的正确适用。多数情况下法律是靠遵守来执行的，判断法律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公民的守法意识。大部分人的良知与守法相互动，现代犯罪的知识化程度越来越高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些人既不是文盲也不是法盲，他们只是无视人性、人之常情和基本的道德准则，违反人情和道德往往很容易触犯法律。道德是法律正常运转的保障。执法要靠执法人员，目前司法腐败反映出深刻的道德危机，执法办案人员懂法，但却没有道德准则，导致法在运作中存在问题，使法的公正形象受损。

二、情理法冲突引发的原因

1、法律“舶来品”、“拿来”的多。我国的法律，有的不是根据自己的本土文化和传统而自然产生，而是移植于西方国家，一方面是西方移植来的似乎显得现代先进的法律概念理念体系，另一方面又是显得较为落后的习俗传统以及我国公民基于本土对法律的认识，导致这种移植难以产生西方法律文化那种自然而然的情理和法之间的密切衔接和相互融合。法与情的协调是法律中最具“民族特色”部分，不是可以简单地从理论到理论就能够透析。由于照搬了一些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法律规定，没有实现法律本土化，导致得不到大家的理解而产生冲突。

2、法律非道德化倾向突出。近年来我国的法律越来越完善，规则越来越多，但也导致了公民对法律法条的盲目崇拜，同时立法与执法忽视或不太考虑道德评价问题时有发生，加速了法律非道德化倾向，致使我们原有的社会结构如社区人际关系迅速解体，原来本就不特别健全的道德体系迅速瓦解，导致道德失范，使法律不得不介入到更多的道德领域，用法律来支撑道德的底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过多地强调法律与道德的区别，势必造成公民认为法律缺乏道德基础。

3、公民的法律文化现状与现代法治理念的差距较大。在走向法治的过程中，诉讼程序和司法改革越来越注重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结合。许多观点认为，“程序正义”是依法治国的标志，是从人治到法治，从传统法文化到法制现代化，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种价值。但相对于法律规范中体现的“实体正义”，程序正义强调的是法律适用中操作规程的公平；相对于审判所达到的“结果的正义”，程序正义强调的是审判过程中严格和平等；相对于纠纷解决中情理与规则的综合平衡所追求的“实质正义”，程序正义所强调的是规则所体现的形式合理性。因此，“程序正义”理念是在不否认实质正义或实体正义价值的同时，以程序为本位，强调程序的优先。然而，也由此决定了程序自身的局限性即在贯穿法治运作过程中的法与情理、规则与价值、法律规范与道德及其他社会规范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因为对多数受传统的深厚文化渊源和社会基础影响的民众来说，往往容易习惯于根据情理来评价司法的公与不公，多数还是想得到司法实质正义，即看最终的结果是否公正、公平、正义。

4、观念上存在误区、偏差。一方面，不少执法者存在社会以法律为基础的观念，导致执法思维定势、犯职业病、教条主义地看待、执行法律。另一方面，多数人强调把法跟国家的强制力紧密结合而往往缺少对法的合理性认识。如当遇到某问题时，往往认为法律规则缺少或不明确，法律不完善，或者说执法力度不够，而很少考虑这种法律，尽不尽情理，老百姓能否接受。如果不尽情理，老百姓不愿接受，即使规则明确、有力度，它仍然很难执行，也无助于社会中一些问题的真正解决。

三、情理法协调融合的实现途径

1、努力制订符合情理的良法。立法要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大多数人的利益，遵循人类的共同良知，把人伦、亲情、公共的道德准则等社会的一些现实考虑进去。法律要和平常人的良心保持一致，符合人之常情和天地良心。因为法是靠人们的普遍认同、遵守才会发生作用，如果人们在良心上抗拒它，那就只能徒具形式。如法律规定的“正当防卫”和目前证据立法中设计的亲属作证豁免权，就是考虑到了人伦亲情，因为在证据立法豁免权之前，往往存在一个情理上的悖论，当对法律负责而为自己的亲属做不利的证言时，就得承担道德亲情上巨大的心理谴责。立法把亲属作证豁免权纳入证据制度中，当亲属做出的证言会使自己的近亲属陷入不利的境地时，赋予其作证豁免权，就是考虑了伦理因素。

2、法德并举，法治不排除德治。法治已成为社会的基本调整方式。然而即使如此，法与道德都是基于同样的社会经济条件而产生和运作，都受到物质基础和社会主体需求的制约，二者协调互动，不能截然分开。第一，任何法都具有道德的内容，二者在内容和标准之间存在很多的重合。例如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乃至诚实信用，都既是道德准则，又是法律规范。第二，任何法律都必须有道德基础，否则法律就可能导向专横。即使对表现为法律、法规等形式的国家制定法，也可以进行道德评价，根据其合理性和价值目标作出“良法”或“恶法”的道德判断。第三，法的实施和实现都离不开道德机制的配合。因此，一要重视弘扬道德的作用，在观念上克服法律万能倾向，用道德机制规范行为，形成文化和社会凝聚力。二要完善立法程序和立法审查制度，建立符合社会基本道德及情理的法律体系，鼓励公民对法律进行道德评价，确保良法之治。三要在完善选任和弹劾机制的同时，用职业道德规范执法人员。四要树立全社会公民的守法意识。通过公民对法的认同，而不是以法律的威慑创造秩序和法律实现的环境；同时，在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时，努力寻求二者的合理协调。

3、执法办案要讲情理。法律以社会为基础，而不是社会以法律为基础。执法者不能只知法律条文，忘却社会良心，不通情理。也不能表面的、僵化刻板的与教条地理解适用法律条文。在任何案件中，都会有“说法的说法，说理的说理，说情的说情”，法中有理，理中有法，情中又有法，有情与无情之间的尺寸很难分捏，无论是立法者、执法者，还是守法者，都是有情感的，但雷池不可越，在执法办案中，执法办案人员要讲人情伦理，但又不能有私情，更不能徇情枉法，否则就会纲驰纪毁。立法执法合乎理，则人之有情与法之无情就不会产生太大的冲突。

4、重视纠正情理对法律产生的负面作用。一是法律自身的问题导致跟情理的冲突需要纠正。二是不能因为规则的不尽情理，执法的某些程序不能理解，就作为拒绝守法，拒绝依法办事的理由或借口。三是必须制约情理的人伦因素对司法活动的负面影响。既完善立法，消除法律的盲区，注意法律的明确性，减少弹性条款；又加强监督，加大惩戒力度。

5、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司法诉讼并不能完全解决社会中各种各样的纠纷，因此，应建立多元化的非诉讼的纠纷解决途径，加强情理法的协调融合，既解决纠纷，又避免法制的脱离实际而摧毁整个法律的良好基础，实现法制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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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德是法律的内在精神要求

道德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 是社会主体自律的规范， 它能恰当地处理自身需要与他人需要、社会需要的关系。法律依靠强制力对人们的行为加以调整， 要求人们绝对服从它的规定与命令， 法律以伦理上的善恶判断为前提， 道德成为法律的有益补充。真正能够给人类带来福祉的法律， 必须体现、维护和促进维系社会存在的基本道德。法律以伦理为归属， 几乎每个条文背后都蕴藏着一个伦理命题或道德判断。西方自然法强调法律应该具有实体的道德品格， 法律的道德基础在于法律应当与一定道德关系及其规律相一致， 其功能和目的在于保护和平、平等、自由、公正等道德价值目标， 从而促进正义原则和正义目标的实现。从现实生活的情况来看， 法律发展是不断根据道德与社会生活发展的特点， 并且按照民族、国家、宗教或地方所特有的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来对已有的法律做出补充和修订或者不断制订出各种各类新的法律。长期以来形成的人们普遍认同的道德观念使立法者将其在法律中做出规定， 如公平、平等、诚实信用等， 都是将道德观念转化为法律规定的例证。道德原则纳入为法律规范， 充分体现了立法过程中伦理价值的功效， 对维护社会的善良风俗无疑会起积极的作用。

二、道德是法律的价值评判标准

在法的价值分类的内涵中， 其基本内容主要包括正义、秩序、自由、效率、平等、民主、法治、权利、理性、人权以及人的全面发展价值， 法律的功能和目的在于保护和实现以上的价值目标， 而这些同样是道德的价值目标， 同样是道德在调节社会过程中所期望达到的和谐状态。价值在处理法与人的关系时对于人始终具有不可替代的指导意义， 甚至是人的精神企求与信仰， 它属于人的道德理想的范畴， 在指导人类的同时， 又评价着人类关注的法与自己之间的关系， 以及人类的相关道德思想与行为。立法者制定的法律必须符合特定社会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要求， 符合人类的基本价值原则， 这样才能使法律的要求在社会中真正实现。如果法律背离了人类最基本的伦理目标和人类道德， 它就将丧失规范人们行为的基础， 而这样的法律强制推行会给社会秩序带来难以估计的混乱。法律是否能够维护民众利益， 捍卫生命的自由与尊严， 维护社会文明和进步， 是以社会的道德价值作为评判标准的， 道德始终贯穿于法律过程之中， 共同维护社会的良性运行。道德是引导人们进行法律制度、法律秩序建设和发展的方向标， 没有道德及价值观念体系作为基础， 法律就会缺乏内在支撑， 其合法性也会被民众所置疑。

三、道德是法治社会的有效支撑

在法治社会中， 道德体现于法律的各个环节， 对立法、司法、守法等不同环节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就立法而言， 所有社会统治者必然借助法律的形式来确认社会公共道德准则， 任何立法者都是在多元的是非善恶观念中选择社会主流的道德立场，因此法律始终渗透着伦理道德的原则和精神。任何社会的法律都必须顺应该社会流行的道德观念的要求， 否则， 它就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 立法者在创制法律时， 必须以道德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为指导， 努力反映道德的基本要求。在立法过程中，与法律文化和法律精神所联系的习惯、政策、判例、道德规范、正义观念等逐渐受到立法者的重视， 并通过成文法律形式表现出良法应具有的内容。

篇7

一、意志自由：法的精神基地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将意志自由作为法哲学体系的理论起点和精神实质。

(一)意志是客观精神领域内运动的主体。在客观精神领域内，运动的主体是意志。意志作为主体不是空洞的、毫无内容的抽象形式，而是一个具有丰富内容的实体。意志是法的出发点，是自由的现实形式和具体概念，意志就是指自由的意志，自由也指意志的自由；自由是意志的基本性质和实体，也是法的基本性质和实体；法是意志的具体形式，也是理念的自由，是“自我意识着的自由的定在”，法的不同形式就是意志发展的不同阶段，同时也体现了自由在其发展中的不同规定。

(二)意志自由通过三个辩证发展阶段来展现法的本质。1主观性阶段。这时“意志包含纯无规定性(pureindeterminacy)或自我在自身中纯反思的要素”。这时的意志只具有任性和任意目的的偶然内容，是形式的特殊性而不是自在自为的普遍性。同时它也只是一种片面的东西，是未能获得实现自己的目的。这种有限的、特殊的、片面的意志不是真实的、自由的意志。

2客观性阶段。在这一阶段，意志“从无差别的无规定性过渡到区分、规定、和设定一个规定性作为一种内容和对象”。这样，意志通过设定一个对象而对内在的冲动加以规定，进入到一般的定在。但是这种客观性并不是真正的完全意义上的客观性，它并未完成向自身无限返回的过程，仍然是一种有限性。

3主、客观统一性阶段。这是意志发展的最高阶段，即意志的主观性和客观性达到了辩证的统一。这一阶段的意志是一种单一性，即经过在自身中反思而返回到普遍性的特殊性。这时，意志扬弃了纯主观目的和它的实现之间的对立，使自己的目的由主观性转变为客观性，达到主观意志和客观意志的统一。这种主、客观同一性的意志是真正的无限性和具体的普遍性，因而就是“自由意志的概念，它作为普遍物覆盖于它的对象之上。把它的规定贯穿渗入，而在其中保持着与自己的同一”。

(三)意志自由并非任性。通常的观点认为，既然自由意味着任意选择，意味着可以这样或那样地规定自己，那么意志自由就是可以为所欲为，就是任性。但是黑格尔指出，意志自由与任性是不可同一的两个概念。任性指的是“内容不是通过我的意志的本性而是通过偶然性被规定成为我的”，而我却依赖于这个内容，因此，任性不是合乎真理的意志，而是由自然冲动达到理念自由的中间物，是“矛盾的意志”，其矛盾在于：我希求理性的东西，我不是作为特异的个人而是依据一般的伦理概念而行动的，而在任性的行动中，我实现的不是普遍性的事物，而是我个人的特异性。因此，“如果人们在考察时只停留在任性上面，即人可以希求这个或那个，当然他的自由就在于他可以这样做。但是。如果人们坚持下述见解，即内容是外方所给予，那末人也就因而受到了规定，正是在这一方面他就不再是自由的了”。可见，任性只是意志自由表现出来的偶然性和特异性，而不自由恰好就在这种任性中。真正的自由不是诱发的任意性，也不是冲动的随意性，而是在理性的支配下的有意志的行为，人们可以自觉地对之进行规导和驾驭。因为“在理性的行为中。我所实现的不是我自己而是事物……理性东西是人所共走的康庄大道，在这条大道上谁也不显得突出”。

二、法：自由意志的定在

黑格尔认为，法是作为理念的自由，整个法的体系都是从精神中产生出来，是实现了的自由的王国，它作为精神的第二天性构成客观精神的世界。法的基地是精神性的东西，它的展现遵循着理念运动的基本原则，“任何定在，只要是自由意志的定在，就叫做法”。

自由意志在客观精神领域内通过表现为法的三个环节而实现自身，即抽象法、道德和伦理。每一个环节都是自由意志在一种特殊形式下的体现，较高的阶段比前一阶段更具体、更真实、更丰富。

(一)抽象法。自由意志借助外物得以实现其自身，即自由意志达到外在化和客观化，这就是抽象法或形式法的领域，其特点是直接性、实在性和排他的单一性。作为自由的直接体现，抽象法包含“所有权”、“契约”和“不法”三个环节。在抽象法中，自由意志只是作为占有所有物或财产的人格而存在，容易受到外来的侵犯和外物的强制，其所体现的自由只是抽象的或形式的自由。

(二)道德。抽象法对直接性的扬弃形成了道德意志的体系。道德是自由意志向主体内心的深入，这时，自由意志超越借助外物实现自身的状态而在内心中获得实现，也就是说。意志不再是体现于物而是体现于主体之中。道德在三个发展阶段层层递进，即由“故意和责任”经由“意图和福利”而达到“善和良心”。虽然道德扬弃了抽象法的单纯客观性，但是，这一阶段的行为主体不是普遍的客观性的意志，而只是个别人的内部主观意志，因而往往陷入主观性和片面性。所以与抽象法一样。道德也不能自为地实存，其所体现的自由虽然比抽象法的阶段有了更高的基础，但仍然是一种缺乏现实性的主观的自由。

(三)伦理。伦理是自由意志通过外物和内心两个方面达到充分的现实性，展现了个人特殊意志与普遍客观意志相结合的主体性。伦理的发展运动经历了“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三个阶段。家庭是精神的直接实体性规定，是直接或自然的伦理，它将独立的个人结合成为一个整体。这种伦理通过市民社会的中介，将家庭的整体分解为外在地联系在一起的差别性和特殊性的原子式的个人，最后达到了伦理的最高形态——国家，使原子式的个人重新结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意志完成了它的现实化运动，成为绝对自在自为地自由的意志。这是伦理从未经分化的普遍性经过特殊性而完成普遍与特殊的有机统一的辩证过程。由于伦理既扬弃了抽象法的单纯客观性，又扬弃了道德的单纯主观性，使主观和客观、内部与外部达到了真正统一，因而成为自由的理念。在伦理领域中，普遍的、真正的自由得以实现。

三、法律、道德统一于法的精神

人们通常将“法”与“法律”相等同，这种观点是不科学的，它难以找到二者统一的基础，往往导致道德与法律的分离，阻碍道德效力和法律效力的发挥。在黑格尔看来，抽象法、道德、伦理都是法，只不过是法的不同发展阶段，那么显然，这里的法就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法律的概念。二者的主要区别是：哲学意义上的法是“自由意志的定在”或理念的自由，是法的概念和法的定在的统一。道德、伦理以及国家等都是自由意志的定在，本质上都是精神的显现，具有普遍性，因而都是特种的法，都是法的不同形式；而法律则是法的定在形态之一，它必须采取在某个国家有效的形式而存在，是经思想明确规定并作为有效的东西予以公布的法的形式，因而是国家的一种规范体系，其实它的要素来源于特殊的民族性，适用上的必然性和判决的权威性。可见，法是根本性的、生发性的东西，而法律只是法的外在形式，是暂时性的东西，其内容和性质是可变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法是法律的本质，法律应该以法为其真理性的依据，从而能够反映客观事物的内在规律。但是，由于法律只是法的外在表现形式，便存在法律的制定偏离法的理念的可能性，因为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当观察者不是观察事物的本质，不是把法当作独立的对象而是离开法，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到自己的理性中去时，就会产生违背法的本性的不合理的后果。”

可见，黑格尔从自由意志来谈法，认为在抽象法的阶段，只是客观的、形式的法，只有抽象的形式的自由；在道德阶段就有了主观的自由，即自由意志在内心中获得实现；伦理阶段是前两个环节的真理和统一，自由意志既通过外物，又通过内心，得到充分的现实性。道德、法律、伦理都是自由意志定在的不同形态和不同阶段，它们的辩证运动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和辩证过程。据此，道德和法律都是“法”。都是法的定在表现，二者在法的精神的层面上相统一。

四、德一法整合

在黑格尔法哲学的视野下。法的精神的自我运动、自我发展，展现了德与法互动整合的辩证过程，揭示出法的概念自身的辩证法，将道德和法律整合、统摄为一个有机体。当然，黑格尔的法哲学体系无疑是思辨的和头足倒置的，但是如果抛开其唯心主义的基地，着眼于其法的理念辩证演绎，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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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法;公平原则;伦理

中图分类号:D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6)16－0303－01

近些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进步和完善，依法治国的步伐持续加快，群众对于社会公平的呼声愈来愈高。就“公平”这一概念而言，不仅包括伦理层面，还涉及到法律层面，只有实现“公平”，方可保障社会的和谐发展。本文探讨了民法公平原则的内涵与表现，并就其伦理基础与意义进行了阐述。

一、民法公平原则的内涵与表现

(一)民法公平原则的定义

作为一种价值观，公平理念最早源自于古希腊思想家对于城邦制的看法。因而，公平的出现是人们为了实现利益分配科学性的最初认定，并与法律制度、道德思想等密不可分。法律似乎与公平存在着天然的联系:公平理念是法律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基本伦理依据，也顺应了法律的本质要求，即维护人与社会、与他人的关系;同时，公平无法脱离法律而存在，只有依靠法律这一保障，方可保持人与社会、与他人之间的公平关系。由此显然，民法公平原则正是公平这一理念得以规范化、法律化的根本体现。民法是关于调整平等主体间财产、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因而对于各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调整，势必需要严格依据“公平”这一原则，由此可见，公平原则是民法的精髓，是其灵魂。民法公平原则，是指在民事活动中，为平等主体提供公平的价值观念，并作为衡量其权力、义务、利益分配标准的一个基本原则。

(二)民法公平原则的表现

就公平原则而言，其可谓道德、法律规范二者的融合，因而内涵十分复杂、深刻，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1)民事主体法律地位平等。这属于前提条件公平。就全世界各国宪法而言，都明确指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条款，对于民法而言，更应坚持平等这一准则。无论是谁，在从事民事活动中，各自的法律地位都一样，都需要受到同等法律的对待，无一例外。2)对于民事活动而言，所有民事主体都具有平等的机会。也就是说，在社会中，所有人都在同一起跑线上，能够公平地竞争。3)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对等，利益保持均衡，即交换公平。在交换时，当事人间能够实现利益分配的对等性与权利互惠的均衡性。一方面，外部条件公平，另一方面，程序满足公平交换的要求，保证公平目标的实现，即无强迫、欺诈，各方在自愿、公平条件下进行。4)当两方权利、义务失衡，能够依据公平原则加以矫正，而这一过程无疑需要借助于法律的调整。

二、民法公平原则的伦理基础与意义

对于民法公平原则而言，其伦理基础体现在如下五个方面:1)它是公平满足法律的最高要求与终极目标。在民事主体双方均未开始自身权利、义务分配时，其所普遍接受的是一种普遍道德观念所要求的公平原则;2)它满足了人们对于自由、平等的追求。公平实现了所有主体所要求的公正，体现每个主体对于自由的追求;3)它满足了各主体的基本需求，这需要建立在民事双方还处在平等分配的前提条件下，若这一平等被打破，该原则也可作为一种矫正、调整的手段，使每个人的权利得以保障，并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4)其信仰根基扎实。人们关注公平定义的集中体现为权利和义务的分配，价格正当原则是正当贸易来往中交易双方都需遵守的原则。因此，为了适应社会环境的复杂多变，民法的公平原则也在不停地调节。所有的法律关系都处于动态中，且应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在民法中，兼具确定性和流动性的法律制度集中体现为诚信、公平原则。公平原则对于民法而言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伦理意义。结合民法公平原则的内涵，第一层次往往是其他三个层次的前提条件和基础，因而才能得到最终结果的公平。对于公平而言，其实现依据往往具有绝对性，但这对于现实生活而言似乎不易实现，因此，通常对待不公平情况，往往需要借助于第四个层次的“矫正”功能。根据如今的法典，随着经济社会、人伦道德观念的不断发展和变化，人们构建起了较为科学的法律机制，用以矫正不公平现象，保障人与社会、与他人的公平。从其表现情况而言，满足公平的概念，因而能够依据现实及民事主体双方的想法，找到满足法律所规范的那个平等点，继而拉近民众和法律间的距离，满足民法立法的宗旨与根本要求，增强民法的合理性、可理解性。

三、结语

民法是法治建设中体现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市场经济下，民法是反映人身和财产关系的基本法则，而公平原则是市场经济的道德要求，因此，民法应当体现上述要求。在时代背景下，公平原则上升到法律层面，成为民法的灵魂和精神。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坚持依法治国结合以德治国的方针，将公平原则与伦理充分展现出来，进而促进社会的正义和公平、法治的公正和公平，维护国家的安定、和谐与团结。

［参考文献］

［1］谭培文，肖祥．从底线伦理到终极关怀———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观研究［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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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逐渐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市场经济从根本上讲就是一种法治经济，市场主体具备较高的法律素质，是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和平稳运行的必要保障。纵观我国的传统法律教育模式，其已经很难适应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人们也越来越对高校法律教育的改革倾注了非常大的关注度。我国高校法律教育的特点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律教育和道德教育相分离

从属性上来看，道德和法律都是社会规范中调整、约束人们行为以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德从善与恶、好与坏的角度，通过人们内心的价值判断标准、传统习惯以及社会舆论来约束和调整人们的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法律则是利用强制性来规范、确保人们行为的合规合法，保障社会的有序发展。道德和法律互相补充、相辅相成，不可偏颇。道德强调的是自律，将被动的遵守变成主动约束。法律强调的是他律，其通过强制性和威慑性约束人们的行为符合法律规范。道德和法律运用不同的约束形式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标，从本质上看，道德和法律是不可分割的。但是，在我国传统教育中，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通常是被割裂开来，往往偏重于道德修养教育，因此很难使学生持续性地形成稳定的法律信仰，而这又会反过来对道德认识产生负面的作用，最终影响个人素质的全面发展。

（二）法律学科课程和法律活动课程相分离

中国传统的学校教育，特别看重学科课程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而忽视活动课程的作用，认为活动课程会扰乱在正常的教学秩序，而且还与应试教育的教学模式不相符。因此，在我国高校的法律教育中，学科课程的比重大大超过了活动课程，有些甚至都没有开设相应的活动课程。高校法律教育老师，往往只重视对法律理论知识的讲解和传授，而忽略对学生法律素质以及相关能力的有效培养。在法律教学过程中只注重学生对法律知识认知，学生往往都是被动接受和死记硬背法律知识的，对相关法律问题和法律情景的分析涉及过少，师生间缺乏互动。但是归根结底，法律都是要解决现实问题的，教师只阐述某一具体规定，而未能让学生掌握和领会该法律法规的精神实质的话，一旦学生遇到真实情况的发生，如果缺乏具体的明文规定，往往会束手无策、无法灵活应用，甚至造成学生自身的违法犯罪情况的发生。

（三）法律教学避重就轻，对法律运用能力的培养力度不足

长久以来，因为我国古代法制的特点，程序法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人们往往只知道实体而不知道程序，将程序法视作实体法的附属品，可有可无。受此影响，在我国高校法律教学实践中，“重实体法轻程序法”的现象普遍存在，在高校法律教学实践中，教师为了迎合学生的兴趣和营造良好的课堂气氛，往往会有意识地增加更多的实体法的内容以及相关案例，占用了本该是学习程序法的时间，另外因为学生没有真正进入社会，也未曾经历过相应的法律执行程序，因此学生对程序法的感知会更加的模糊。这就导致高校法律教育的成效有所影响，使得学生难以形成系统性的法律基础知识，进而影响了学生对法律实际运用的能力的有效培养。

（四）法律教学偏向义务本位，权利意识的培养力度不够

从我国法治观的发展演化历程来看，我国的法治观还是侧重于“义务”的规定，强调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社会控制。在我国传统的高校法律教育实践中，仍然还残存着义务本位思想的影子，具体表现在法律教育内容编排上，往往强调学生的守法教育，而忽视对学生用法能力、维护自身权利的意识的培养。在以义务本位思想为指导的高校法律教育过程中，教学主体即老师是以预先设定学生是“恶”的前提下开展相关教学活动的，其教学的目的就在于通过课堂的法律教育活动，使学生知道不应该做什么、禁止做什么，这种教学活动几乎完全抹杀了学生在法律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忽视了学生对于相关法律知识的深入理解和应用，对增强学生的法律素质产生加大的负面作用，甚至会造成学生对法律的片面理解从而产生不良的情绪。

二、高校法律教育的素质教育发展新取向

现代化已经成为我国乃至全世界的时展节奏，经济建设要有现代化的思想，相应地教育也应当有现代化的理念和策略，在人们思想观念向现代化不断转变的同时，社会的法治建设也要走向现代化。现阶段我国高校法律教育已经出现了在要求学生掌握法律知识和规范的同时，注重对学生情感价值观目标培养，通过引导和鼓励学生开展法律实践体验，使学生在遵守法律、守护法律、运用法律的前提下，对法律内涵和法治精神有更深刻的认识，从而促进更多的人参与到立法过程中去的以素质教育为导向的发展新趋势。高校法律教育的理念发生了重大的革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逐渐致力于学生法律主体意识的觉醒和法律素质的全面培养

法律意识指的是人们对于法律现象的想法、观点、心理反应等的总称。作为将来市场经济的主体，具备较高的法律意识是当代大学生未来立足社会的必要条件。据有关调查显示，现阶段已经有相当部分的大学生在出现损害自身利益的情况后能够拥有较强的法律意识，能够诉诸法律。学生已逐渐将法律知识、思维以及信念融入自己的主体范围之内，将被动转化为主动，进而养成良好的法律运用能力和法律信仰，从而使得学生法律素质的全面发展。

（二）逐渐致力于对法律刚性特征与现实社会纷繁复杂性之间的调和

众所周知，法律是具备强制性的国家意志的体现，就像俗语讲的“法律是完全没有感情的”，但是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却与法律的刚性之间往往会出现差异和不适用的地方。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法律的制定、执行、监督等提出了与之相适应的更高的要求。这同时也要求在高校法律教育过程中，要致力于向学生讲解法律的刚性和实际社会情况的多变性之间的协调，注重培养学生对法律运用的灵活处理。

（三）致力于法律理论教育和学生实践的有效结合

单纯的法律理论知识的灌输对学生形成良好的法律素质的养成是不足的，尤其是对学生正确运用法律能力的培养是远远不够的。现代高校法律教育新理念要求教师重视学生对法律理论知识的实践运用，在实践运用的过程中对法律理论知识加深体会和掌握，进而有效地提高学生对法律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能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思维的活跃度，对高校法律教学课堂学习进行巩固和补充，进而达到全面提高学生的法律素质的目标。

三、高校法律素质教育的具体实施策略

法律素质教育导向下的高校法律教育，最终是要依靠高校法律素质教育的具体方法和策略得以实现，要以科学有效的方式和方法，促进学生法律意识的形成和增强，形成正确的法律体会、法律情感以及法律信仰，进而提升学生的法律运用能力，从而达到高效法律素质教育的最终育人的目标。

（一）将法律情感教育逐步融入高校法律教育中

法律情感是指人们对法律现象、法律法规所持有的情绪反馈以及形成的有关体验。大学生的法律情感，只有通过特定的法律知识的学习、逐渐的内化，才能真正培养起来。一个学生是否具有正确、坚定的法律信仰，能够在充分理解法律知识的额基础上信任法律，进而在主体性作用下对法律加以灵活运用，是衡量一个学生具备法律素质与否的重要标志。因此，要在高校法律教学的具体过程中，明确法律情感教育的培养思路，尽量将法律情感教育有机地融入到整个法律教学过程中去，才能真正地提高高校法律素质教育的实效性，才能真正实现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引导的科学、健康的发展模式。

（二）将个性教育逐步融入高校基础法律教育中

高校素质教育就是要把学生培养成综合素质全面协调发展的人，综合素质全面协调发展，离不开对学生个性的培养和个人潜能的挖掘。个性发展和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是内在统一的，个性发展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强调对学生个性以及潜能的挖掘、发展，摒弃了传统教育中的平均主义，根除了教学内容单一、教学形式固定、教学方法老旧等弊病。素质教育理念引导下的高校法律教育，就是要充分重视个性教育的思维的融入，根据学生具体的情况，因材施教，善于利用不同学生对法律学习过程中的不同兴趣和特长，从而真正有效地提高学生整体的遵法、守法、用法的能力，使学生养成较高的法律素质和能力。

（三）不断丰富高校法律素质教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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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诚信原则； 帝王条款； 滥用权力

一、诚实信用原则的含义

（一）诚信原则的概念

民法上的诚信原则应包括客观诚信及主观诚信两个方面[1]。 对民法诚信原则的内涵需要从规范和学说两方面认识。但诚信原则内涵在中外规范和学说上不一致，在法律上，《法国民法典》第1124条规定：契约应以善意行之；《德国民法典》第243条规定：债务人须依交易惯例，履行其给付；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遵循诚信原则。在学说上，诚信原则的本质认识主要有道德伦理说、道德理想说和利益平衡说这三种学说。因此，诚信原则从法律意义上说需要具有法律上的主客观评判机制，从道德上需要有人性的基础和利益的追求。综上所述，可得出诚信原则涵义的一些基本观点：就其宗旨而言，则是为了维持某种秩序，这种秩序，或体现为一定的利益平衡性，或体现为一定的道德基础性；就内容而言，则是以公平要求为内容规范的；就外延而言，则具有不确定性，可补救法律漏洞；就司法而言，它赋予了法官自由裁量权，允许法官在诚信原则指导下进行创造性的司法活动[2]。

（二）诚实信用原则起源与发展

近代民法是在被著名法学家梅因表达为“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中产生的[3]。它承继了罗马法的基本精神，确立了权利能力平等、私有财产神圣和契约自由三大基本原则，并以此构成了近代民法的三大组成部分——人（主体）、物、债（契约）的核心内容[4]。而诚实信用原则来源于古代罗马法，学者认为它来源于古代罗马法的“一般恶意抗辩”这一理论。它一般是指在民事活动中当事人一方受害是因为对方行使了欺诈行为，那么任何人都可以对这种欺骗行为提起抗辩。同时根据民法规定，当事人如果错误的履行不属于自己的义务时，可以向法院提起不当得利的诉讼请求，请求对方返还自己已经履行的财产。如果义务人尚未履行义务，则可以提起“无因之诉”，可以根据法律要求宣告己方不受该义务的约束。古代罗马法“一般恶意抗辩”理论和“无因之诉”都体现了人性伦理和社会道德的基本要求，体现了公平和正义的法律精神。因此可以认为“一般恶意抗辩”理论和“无因之诉”是诚实信用原则最初的来源。

（三）诚实信用原则的作用

诚实信用原则是现在民法乃至其他法律的基本准则，它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就如德国学者海德曼所说的：“诚信原则之作用力，世罕其匹，为一般条项之首位。”具体而言，诚实信用原则具有以下的作用：

首先，指导当事人正确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根据诚实信用原则相关规定，民事权利人在行使自己合法权利的时候需要是出于善意的，同时不得损害社会和他人的合法利益，否则这种行为将构成权利滥用；同理民事义务人在履行自己的义务时也需要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否则义务人要承担违约责任或者损害赔偿责任。

其次，对于立法者来说诚信原则能够对法律行为进行解释、评价和补充。因为成文法的立法者在认识上具有局限性，同时法律具有稳定性， 不应朝令夕改，所以根据法学方法论的相关原理认为法律不经解释不得适用，而这种解释、补充，须依诚信原则进行。

再次，诚信原则具有制定和修订法律的准则的作用。民法基本原则是制定民事基本法的立法准则，是各项民法制度和民法规范的基础和来源[5]。而诚信原则作为现代民法的“帝王条款”，对民事立法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制定民法或者制定下一级的民事法律中，都需要诚信原则作为基本的准则。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些民事法律制度已经不符合诚信原则的基本要求，在修订民事法律时也需要依照诚信原则。

最后，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也需要遵守诚信原则。由于法律的文义性和局限性，法官在进行个案审判时不一定都能找到适法的依据，因此法官需要运用自由心证对案件进行判决，但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并不是无限的，而是需要很据诚信原则进行的。

二、社会诚信缺失的原因与以及人性与诚信的关系

（一）社会诚信缺失的原因

首先，社会中人对自己利益最大化最求的考虑，这是社会中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所造成的。但是在道德与法律的双重约束下，社会中的人一直徘徊于法律、道德与利益三者之间，总是想寻求一个可以让自己付出的成本和利益之间相差最大的方法。

其次，人性冲动的低廉造成了社会诚信的缺失。人在得到的利润远远多于可能受到的法律惩罚的时候，总会出现一些以身试法者，因为违法所带来的惩罚远远小于它所带来的利益，因此可以认为违法失信已经成了收益的一种为合法外衣所遮盖的手段。

最后，法律规定的有限性。同上所述，法律规定的文义性限制了其规定的空间，造成人对法律漏洞的有效利用，这为社会诚信的缺失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二）从人性的角度探究诚信原则

诚信原则在人性的领域强调寻求善。因此，从人性的角度来评价诚信原则，必然造成以真假去判断善恶，以形象与具体的善恶去判断真假。从人性的角度探究诚信原则在一定含义上说就是对诚信的双重评判，从而获得诚信原则在法律上的最大范围内的实现。本文从人性角度探讨诚信原则就是从经济、政治、等学科作为背景，直接从社会道德和法律规范两个方面入手。法律和道德理论都认为，人性是人的基本属性，该属性是人所特有的，它的本质是人具有认识和解决问题的理性思维与寻求自身是什么、能做什么以及往哪走的精神。这种理性的精神赋予了人在社会关系中永远是趋利弊害的。不过，这里的利与弊是从社会价值中做出评判的，而且社会中人的意思表示并不都是与社会利弊相一致的，有时甚至是相反的，但是社会主流的道德和法律价值一般都和社会价值相同，所以本文从道德和法律两个层面将人性假设为善和恶。但是，本文这里所说的人性的善与恶，并不是评价法律价值的恶法善法说，而是从道德和法律派生出的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只有当它们在运作的时候，才能判断它的社会价值，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对善恶作出分类，才有善恶的实践意义，因为从善恶的本身并不能判断这种行为是否诚信，因为有时候善行为并不一定合理，而恶行为在一定条件下又能被社会承认，这是很多学者在探讨善恶时不能进入法律适用领域的原因。

本文从善恶的本质来探讨诚信，善在这里被认定为有利于社会和他人的意思表示，又分为小善和大善。小善，指有利于社会和他人的付出不超过获得利益的付出的意思表示，因此小善也可以称为底线道德，这是真善，把小善量化来看，它刚好与诚信的行为和结果要件相符合，所以称为基本诚信。大善，又被称为富余道德，它又分为善大善与假大善。从一定程度上讲两者都是交易一方选择交易对象的方式。不同的是

有真实的交易物质并在交易条件上额外做出付出，并与诚信的行为和结果要件完全符合的是最大诚信。反之则是假大善，它是一种假诚信。

恶在这里特指有利于自己的意思表示。它可以分为小恶和大恶。小恶是指交易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的所做的真实意思表示。小恶利己但不损人，并不违反公序良俗，所以小恶属于适德行为，因此恶也是一种诚信。但是与之相反的大恶却是交易人超过法律规定的范围，所以它具有违法性。其意思与表示特别不一致或者不自由（例如真实意思保留、虚假表示、乘人之危、重大误解、欺诈胁迫等）

（三）我国法律对诚实信用原则的相关规定

我国法律对诚实信用原则都做了相关的规定，有利于民事活动中当事人在权利的行使和义务的履行时遵守诚实信用原则，更好的促使法律法规调整和规范民事活动。

例如：《民法通则》中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合同法》中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三、完善我国民法中诚实信用原则的几点建议

诚实信用原则作为现代民法中的一个基本原则，它是社会道德法律化的体现，是人类社会根本需要和要求的反映。虽然我国《民法通则》以及《合同法》等相关法律对诚信原则作出了规定，但是由于其过于系统化，不能完整有效的应对目前社会出现的诚信危机，对于民法中的诚信原则的完善，有以下几方面的建议：

（一）可以对遵守诚信原则的团体或者个人给予适当的奖励，合理引导其守信行为。

在一定程度上缺失诚信的最主要是因为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但是往往我们忽略了这种最大化的利益仅仅是当前的利益，而不是长远的利益。例如08年“三鹿奶粉事件、"三聚氰胺"事件等告诉我们，采用欺诈、胁迫等假诚信手段获得的利益只是一时的，最终失信者获得的只能是人财两失、身败名裂。 诚信的缺失所造成的诚信危机不仅仅是社会中个人道德问题，同时它也是制度的问题，我们需要从物质和道德两方面的奖励来治理诚信危机。也就是说建立一种奖励机制来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合理的引导，从而进一步培养人们养成良好的道德意识与行为习惯。

（二）完善失信的处罚体制，增加失信者的违法成本。

在国外，有这样一句俗语：“宁愿去银行抢劫，也不要破坏自己的诚信记录，在银行抢劫仍然存在不被抓获的侥幸，可个人的失信行为一旦被记录，在现实社会中简直寸步难行。”因此可以看出国外社会中个人的诚信水平高，不是说社会中个人的道德水平有多高，而是因为他们拥有一套非常完善和健全的失信处罚机制，每一个失信人都需要对其所做出的失信行为付出相应的代价，并直接影响到他的未来生活，正因为才让他们不敢失信。 对于我国而言，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社会成员之间需要相互诚信，那么建立一套完整有效、对失信行为进行处罚的制度是必不可少的，这样可以增加失信者的违法成本，并随失信程度而逐级增加。

（三）健全守信教育制度 ，树立诚信的理念

诚信原则对于建立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信用理念和制度起着根本性的保护作用。不过，如果只依靠法律来调整和规范人们的行为是不够的，同时守信要从教育抓起，在个人的儿童时代就灌输这种守信的理念，让他们明白如果失信则无立足之地，失信会受到相应的惩罚。（作者单位：兰州大学）

参考文献：

[1]陈混如. 浅谈民法中的诚信原则.[A]经济与社会发展，2003，（12）.

[2]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的解释.[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78

[3]梅因.古代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