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十篇

对市场经济的认识篇1

关键词：计划经济；市场经济

一、正确认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

计划经济，顾名思义就是“有计划地发展经济”，是事先对生产、分配、消费进行计划的指令型经济，是相对于市场经济而言的。而市场经济即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是发达的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等于资本主义。

邓小平打破以往经济学家、哲学家论断的束缚，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他认为，市场和计划一样，都是经济调节的手段，不具备基本制度的性质，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观点。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提出：要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关系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性问题。这样既保留了计划经济“全国一盘棋”的传统优势，又能吸收市场经济“突出效率和重点”的优势。

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对立的历史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由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根深蒂固，所以一提到市场经济，容易使人联想到走资本主义道路，容易与政治立场这些一度在中国很敏感的问题挂钩。

（一）相互对立观念的历史由来

从历史上看，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是与私有制的存在紧密相连的。从某种程度上看，私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顺应人类历史发展的结果，人们心中已普遍形成把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观念。从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再到列宁和都没有能够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这一问题。世界上全部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初期几乎都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的建立正是源于社会主义就等于计划经济的观念。

（二）彼此割裂的所造成的影响

在建国初期建立和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当时历史条件的客观需要，它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一五计划的提前完成，证明了计划经济适合当时的中国，对当时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恢复和促进作用。但是，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计划经济体制日益呈现出它的缺陷和弊端。

一方面，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片面强调计划，忽视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作用。只讲按比例发展，对商品的生产、流通和价格管的过死，从而排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造成社会生产与需求脱节，计划管理本身与实际相脱离，反而造成更大的资源浪费。

另一方面，这种体制片面强调集中管理，限制地方和企业积极性的发挥。一切企业单位都只是按照国家计划下达的指标办事，缺乏自和主动性。特别是在我们这样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大国，这种缺乏活力的计划管理制度将使国民经济陷入僵死状态，显然是不行的。

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进程

（一）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的尝试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渐恢复，社会主义改造拉开了帷幕。1956年底，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我国最终确立。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这种体制一直统领着中国全部经济社会生活，并且一直未被突破过。

建国初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对我国的各项建设事业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使国民经济在短时间内迅速恢复并在短期内高速发展；因为具有将有限的资源运用到重点建设上去的优势，使国家建成了一大批重要项目，并初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也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提高。但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这种模式显然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人们开始不断探索新的出路。

（二）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对于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市场经济，人们看法不一，众说纷纭。邓小平同志深思熟虑后，终于在“南方谈话”中旗帜鲜明的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是对立的关系，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和方法，没有必要把它打上社会属性的烙印。只要对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他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性质问题，不能把两者等同起来，社会主义可以有计划，也可以有市场。只有充分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经济手段的长处，弥补各自的弱点，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结合起来，才能更好的发展生产力。这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四、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互相融合的结果

从最初的质疑即社会主义能不能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发展到如今的社会主义如何与市场经济更好的结合，反映了市场经济观念在我国逐步确立的过程。

2013年11月，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全面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任务和具体措施，指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决定性”地位。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和地位问题历来是改革的核心问题。此次会议的顺利召开，也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完美结合过程的重要里程碑。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已经使人们认识到，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运行方式和经济调节手段，不具有社会制度的性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会改变社会主义的性质，而是使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得以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体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伟大创举。只有进一步坚持改革开放政策，才能深化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和发展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

改革在继续，争论未间断。任何时候，事物的发展都不可能会一帆风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与发展也不例外。在中国发展市场经济，不会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完全可行的。我们必须坚定社会主义信仰，否则，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就有可能被中断甚至停滞。（作者单位：重庆工商大学）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3页

对市场经济的认识篇2

关键词：剩余价值一般范畴现代价值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指出马克思一生有两大理论发现，一是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历史唯物主义，一是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剩余价值理论。列宁高度评价说:“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1]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创建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使政治经济学成为真正的科学。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迄今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和影响最深远的新的科技革命的产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特点。同时，社会主义的中国现己建立起了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因此，我们有必要认真研究和考察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以及它与当代社会的关系问题。

一、科学地认识剩余价值理论

（一）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正确的科学

政治经济学史上，最早从理论上探讨剩余价值问题的是以斯塔弗尔德・托马斯为代表的重商主义者。后来，以斯密、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学派都曾研究过这个问题。但他们中还没有一人能真正说明剩余价值。马克思首先发现剩余价值是生产资料所有者不支付等价物就占有的价值额的一般形式，并进行了大量研究，运用辩证的方法，对剩余价值先作纯粹形态的考察，然后再对它的各种具体表现形式进行考察，从而完成了剩余价值理论创立的全过程，使其成为一个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最终创立了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社会主义才最终由空想变成了科学。

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两大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揭示了在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积累规律的作用下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历史趋势。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的理论指导需要。首先，马克思通过剩余价值规律，从理论上揭示了资本家赚钱的秘密，揭示了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必然引发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无法克服的矛盾和危机。其次，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客观规律，从理论和实践上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敲响了丧钟。

（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必须发展的科学，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仍然是当今分析商品经济条件下剩余价值一般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反复强调：希望人们运用其基本原理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为剩余价值理论向更高层次发展留下了历史的空间。他所建立的剩余价值理论，既是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价值特殊的深刻揭示，也反映了商品经济条件下剩余价值一般的基本思想。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石，是商品生产的一般的共有的经济范畴，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而“作为价值，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2]。在存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只要存在一般剩余劳动，这种一般剩余劳动表现在使用价值上就是剩余产品，表现在价值上就是剩余价值，或可叫剩余价值一般，“因为剩余产品它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3]，把价值看作只是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物化的劳动，这对于认识价值本身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样，把剩余价值看作只是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物化的剩余劳动，这对于认识剩余价值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4]。随着时代的发展，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中，那些反映资本主义经济特性的具体内容，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特殊。

实际上剩余劳动时间、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都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范畴，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重点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剩余价值问题，但他没有把剩余价值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特有的范畴，而是把剩余价值看作是在一定劳动生产率基础上、在商品经济不同发展阶段上共有的范畴。马克思不仅明确指出:资本没有发明剩余劳动，而且还强调指出:一般剩余劳动作为超过一定的需要的劳动必须始终存在[5]。这是因为剩余劳动和剩余劳动产品是一般的经济范畴，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存在的。没有生产发展水平的提高，就没有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没有超过必要劳动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就没有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二、客观地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

依照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设想，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私有制，也不存在商品经济，自然也就没有剩余价值的问题。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按需分配的产品经济,以区别于资本主义剥削性质的商品经济。因此,资本及剩余价值规律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特征存在的。在剩余价值生产和分配等多方面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表现出许多新的特征。其中主要的有：

（一）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看剩余价值的分配早已开始突破马克思时代的分配制度，发生了一种分配革命

从企业内部来看，从20世纪开始，发达国家的公司和企业日益考虑让劳动者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这种状况甚至已经成为现代企业制度的新特点、新趋势与新动向，发达国家劳动者参与剩余价值分配的最主要方式有企业利润分享制、企业价值分享制、企业所有权分享制等等，当然劳动者在参与剩余价值分配的过程中实际获得的剩余价值份额尚非很大。从社会范围来看，劳动者也能从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中分享一部分剩余价值，而政府支出的主要来源是税收特别是来自资本主义企业缴纳的累进所得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受益者。

（二）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资本占有权出现了变化

过去那种个人资本所有制转变为资本家集团所有制，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由直接、有形和全部占有，向股份和债券等形式的间接、无形和局部的占有转变，资本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使资本家从直接经营转变为雇佣经理和专家进行生产管理。造成了资本社会化日益扩大的局面。

（三）雇佣劳动者在生产中地位的改善

现代社会创造剩余价值的雇佣劳动者己经与早期主要是体力劳动的雇佣劳动者有很大不同。知识、技术和智力因素在剩余价值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资木家对员工的要求不再是简单的体力劳动，而是脑力、智力、才力的综合发挥。为了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企业充分调动员工的工作主动性和创造性，创造发挥其智力和才能的条件。

三、剩余价值理论对我国市场经济的指导意义

（一）剩余价值是促进技术进步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有力手段

从剩余价值的自然属性和商品经济一般的角度，去把握和规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剩余价值这个范畴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要发扬其有利于扩大再生产，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一面，以体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本质，体现社会主义剩余价值的特殊性。

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根本目的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剩余价值范畴就体现了这种“目的”和“手段”的辩证统一。对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无止境性，使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由此产生出无限的内在动力、生机与活力以及竞争的压力。这就有力地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提高经济效益。所以，一方面政府要在政策上鼓励、支持企业进行技术开发、技术革新;另一方面政府应着力提高社会范围内的创新能力，特别是基础研究方面的创新，加大研发费用的投入，创造出更多的市场需求。

（二）加大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力度

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充分揭示了人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马克思明确指出，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关键。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改革开放前后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一再告诫我们，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无论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现代企业制度创新，其成功运行始终离不开劳动力商品的支撑。我们目前正在大力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其主要组成部分之一便是劳动力市场。现代经济理论研究与实践证明了人对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其它研究表明：“与没有受过教育的劳动力相比，小学文化程度的劳动者能提高劳动生产率43%，中学文化程度的劳动者能提高劳动生产率108%，大学文化程度的劳动者则能提高劳动生产率300%”[6]。当前经济发展对高质量人力资源的需求比对物资资源的需求更为突出。从这一点出发，我国现阶段，一方面要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要坚决贯彻“科教兴国”的基本国策，加大教育的投资力度，把提升国民的整体素质作为经济发展最深厚的基础，不断开发我国人力资源中的巨大潜力，推动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要逐步消除妨碍人才流动的各种障碍，使人力资源得到合理的利用。

（三）利用剩余价值的作用，建立有效的分配制度，加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

由于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对提高劳动生产率至关重要，因此，在分配制度的设置上应充分体现出要素的贡献和要素所有者应得利益，有效地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鼓励劳动者不断加大对自身素质和培训的投入。在此基础上，健全竞争法规，完善市场体系，创造一个公平合理的良好的竞争环境，从而最大限度发挥竞争机制的内在功能，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完善与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创造必要的动力。在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加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剩余价直生产的运动规律，而且也蕴含了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我们应鼓励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在为自己创造财富的同时，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剩余劳动，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我们学习与分析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市场经济改革与现代企业制度创新，必将起到应有的指导意义，从而进一步巩固与发展马克思经济理论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参考文献]

[1] 列宁选集.[M] 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2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53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7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243-244页.

对市场经济的认识篇3

近年来，大学生就业难和创业不足的问题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教育界也在思考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探索有效破解问题之道。但教育界对于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原因分析，更多地归因于外部因素和客观因素，而很少从大学教育自身内部去深刻反思。其实，大学生的经济教育严重滞后是导致其就业难的深层教育根源。

一、大学生的经济教育严重滞后

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引起了整个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特别是促发了人们经济意识的空前觉醒和不断高涨。这一巨大变化必然要求对全体国民，特别是年轻一代进行必要的经济教育，使他们具备基本的经济素质和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知识和能力。然而，我国学生的经济教育与社会发展要求相比严重滞后，与发达国家相比现状和问题令人困惑和担忧。

(一)我国学生的经济教育现状

目前，在我国教育界，对于经济教育普遍重视不够，各级各类学校至今未开设专门的市场经济教育普及课程。而中小学学生仅有的少量经济知识教育，也是在初中的社会课和高中的思想政治课中学到的。当前经济教育内容从总体看过于宏观，离现实生活相距较远。教学过程中又特别侧重知识传授，学生对教育内容的学习亦仅限于死记硬背和应付考试。大学阶段主要在思想政治课中开设《政治经济学》这门公共必修课，除了经济类专业外，其他专业的经济类课程则以选修课程方式设置，门数很少，而且学生选修也多以完成选修课学分为主要目的。

反观发达国家，对于学生的经济教育是非常重视的。美国、韩国、英国、日本和俄罗斯等国都将经济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重要内容，或独立设置课程，或者在相关课程中列出。如美国的家庭和学校从小就非常重视少年儿童的理财教育。在1960年，美国就设立了专门的经济教育委员会，负责管理和指导学生的经济教育。在高中阶段的经济教育中，设置了独立的经济学课程，具体内容包括经济学基础、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经济度量方法和社会管理目标等六大方面。再如，韩国的中小学经济教育内容都体现在社会课教科书中，以高中为例，其社会课(i)、(ⅱ)两个部分内容共计15个单元172个方面，内容全面且非常具体。在基础教育之上的大学阶段，各个大学开设的经济类课程门数很多，学生也有充分的选择余地。

与发达国家相比不难看出，我国学生的经济教育非常落后。在我国现行的教育体制下，不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甚至是高等教育，都缺乏对学生进行经济知识的普及教育和经济能力(包括创业与就业能力、理财能力等)的培养，致使教育应有的经济功能长期得不到充分的发挥，我们的教育在个体层次要求上甚至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背离。反映在我们的课程设置中，把经济教育划入社会课或思想政治课，使经济教育从属于政治教育或德育，这种课程设置方式是不合时宜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

(二)轻视经济教育导致大学生经济素质严重缺乏

学生经济教育落后导致大学生在经济意识和创业能力等方面严重不足，具体表现在：

一是经济意识淡薄，缺乏经济上的独立意识和自立能力。有关研究资料显示，我国学生的经济素质明显落后于西方，大学生的经济意识与国外大学生相比至少落后3年以上，只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高中生的水平。我国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着一种非理性的消费现象，甚至千奇百怪的消费方式也闯入了学生们的生活，如：“红色消费”(生日大操办、考试宴庆)，“灰色消费”(泡网吧聊天、打游戏)，“黑色消费”(吸烟、喝酒甚至)等现象。学生在校或毕业参加工作后，仍然成为“啃老族”、“寄生族”或者“月光族”。这些现象的出现暴露了我国学生经济教育严重不足，缺乏正确的消费观念和理财意识等，直接导致了许多“大龄婴儿”的出现。

二是正确的市场经济观念没有很好地树立起来。尽管学生从小就处于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影响和冲击。但由于我们现在的教育过强的相对独立性，教育内容与现实生活脱节，学生很少理解和参与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活动，致使学生根本没有树立起正确的致富观念、财富观念、金钱观念、消费观念和理财观念。然而，大学生又是敏感群体，极易受社会环境影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的经济意识不断觉醒，这本来是好事，但是，由于法制建设滞后等种种原因，特别是缺乏对于国民进行必要的市场经济教育，人们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日渐膨胀，一些人奉行一切向“钱”看，把赚钱作为唯一的奋斗目标，这种思潮对大学生产生了极大的诱惑和冲击。现在很多学生认为市场经济就是金钱经济，人生价值的实现就是以赚钱多少为衡量标准，“唯钱论”思想也在校园内日益流行。

三是缺乏创新精神，缺乏创业致富的理念和就业能力。不可否认，造成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我们的教育轻视甚至忽视学生的就业创业教育、致富和理财能力培养，以及金钱和消费观念等一系列经济素养的培育。经济教育缺失是造成大学生就业难、创业不足问题的深层次教育根源。大学生经济教育严重落后于时代的发展需要，导致学生普遍缺乏创业精神和创业能力，就业能力不足，择业观念落后，造成毕业即失业，增加了整个社会的就业压力。许多大学毕业生迷恋城市舒适生活，不愿到农村就业，不能做到勤俭节约和合理消费，正确的金钱观念和理财意识缺乏；一些学生鄙视吃苦耐劳、勤劳致富，有的甚至梦想一夜暴富。所有这些，无不说明我国学生的经济教育严重落后的事实。这也正是许多学生无论在校还是在离开学校后，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生活和社会改革发展需要，有的甚至发生价值观突变、陷入功利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泥潭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大学生经济教育滞后的认识论根源分析

目前在我国，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对于经济教

育的认识和理解存在着误区。误区的存在有着深刻的认识根源。

(一)传统教育本质观导致轻视经济教育

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仍然坚持传统的教育认识论。认为教育就是培养塑造理想的人、纯粹的人和脱离现实生活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总之就是要培养塑造出不受社会污染的、纯洁高尚的，甚至祛除了私心杂念、七情六欲的“圣人”、“真人”和“完人”。在此认识基础上，一方面，把教育仅仅看做是一种认识活动，教育就是为了培养专心致志、废寝忘食地“追求真理”的人，甚至不惜“朝闻道夕死足矣”。进而又把教育等同于知识教育，把知识视为客观、普遍、永恒的真理而加以灌输和传授，故此，教育完全可以关起门来“两耳不闻窗外事”，专心研读书本知识。这种专一、“求真”的知识精英教育，必然导致教育实践中注重文本知识的传播，而不是以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为基础，着眼于现实生活中的人的生存发展需要，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生存能力的培养。另一方面，在思想上把教育仅仅等同于德性教育，曲解“德育为先”的思想，把“德育为先”变成了“德育唯一”。同时，受上述教育认识论的影响，秉承着“知识即美德”，又把德性教育仅仅等同于知性德育，变成了道德知识的灌输和传授，德育成了苍白无力、缺乏实效的道德说教。

(二)传统教育价值观对经济教育的排斥

传统的教育价值追求锁定在价值理性的灌输和塑造上，把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人为地割裂开来，试图以价值理性取代或者遮蔽工具理性，甚至把工具理性特别是经济领域的工具理性视为“洪水猛兽”而加以防范和压制，而不是在承认并充分发展工具理性的同时倡导和谐价值理性的培育。传统教育在处理道德与经济关系上，强调重义轻利的价值导向，甚至把道德和功利人为分割、对立起来，主张“为富不仁，为仁不富”，倡导“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以培养安贫乐道、清心寡欲的“圣人君子”。这种教育价值观割裂了人性的物质欲望和精神价值层面，致使伦理道德压抑甚至灭绝了个人物质生活需要和致富欲望。令人叹惜的是，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民的经济意识不断觉醒和高涨的今天，我国的教育仍固守着这种已不合时宜的重义轻利的教育价值传统，无视生动丰富的经济生活对教育的需要和挑战，封闭在自己的圈子里，“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坚持着“学而优则仕”传统下“止于至善”的古训和学做“圣人君子”的陈旧观念，羞于言商，耻于谈钱，“驼鸟心态”坚持到底。殊不知，无视或者逃避并不能否定问题的存在，更不能解决问题。大文豪萧伯纳在《巴巴拉少校》前言中说过：“告诉孩子们‘追求金钱是一种罪恶’就是教他们学习最厚颜无耻地撒谎，教他们最虚伪地堕落。”德育的实效性差与我们不能正视经济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能很好地处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关系直接相关。其结果必然是教育的经济功能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德育的效果也不可能彰显出来。正是传统的教育价值取向上的偏颇，导致我国学生的经济教育长期得不到重视和有效的实践。

(三)对市场经济与教育的关系认识上存在误区

一些学者认为，教育对经济的过度趋附与社会的过度亲和使当代教育迷失了自我，市场经济的功利原则导致“教育祛魅”。笔者认为，这种批判或担忧在教育管理和运行层面上看，似乎是有道理的。的确，我们应该看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物质欲望和现实利益追求合理化，人们的经济意识空前觉醒，致富欲望高度膨胀，传统的义利观被彻底打破。如果说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变化是空前的，那么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深层次的价值观层面上。由于市场经济排挤着行政权力和道德情感调节经济的传统，引入法律手段和竞争机制来调节经济活动，呈现出法制经济、资本经济和理性经济等明显特征，传统的“以义制利”的道德与经济关系转变为“以法制利”的法律与经济关系，使得工具理性和法律成为整个社会市场经济发展运行的动力和基本的调节规范。由于缺乏科学合理的经济教育，加之价值理性并没能跟上人们工具理性膨胀的步伐，再加上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是在全球化大环境下对传统计划经济改革中摸索前进，相关法制法规不够健全，致使人们长期禁锢着的经济意识和发家致富思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脱缰的野马突然爆发，导致产生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泛滥的倾向。“当前，我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在短短几十年内迅速提高，然而人们尚未形成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正确、合理的价值观，出现了一些信仰危机。经济的快速转型与社会文化价值系统重构滞后的矛盾是造成价值观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生活对于传统教育带来的巨大冲击和影响。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和挑战，人们不是考虑如何改革传统教育并积极开展必要的市场经济教育以主动应对，而是对于全球化背景下势不可挡的市场经济大加责罚，批评这是市场经济的所谓“功利原则”的消极影响和负作用，把一切罪名都推给了市场经济，使它成为万恶之源、众矢之的，其实，市场经济原本应是理性经济、法制经济，是诚信守约的道德经济，是世界各地广泛采用的一种经济运行方式。人们对市场经济产生的认识误区，在市场经济观念上的错误，乃至对市场经济对教育影响的过分指责和担忧，恰恰正是我们的经济教育严重落后所致。

三、破解阻碍经济教育的认识论难题

现实是残酷的，抱怨或者逃避都无济于事，但挑战往往也是和机遇并存的。应对市场经济的挑战、加强学生的经济教育，是教育改革不可回避的紧迫而又艰巨的任务。为此，必须在思想和理论上大力破解阻碍经济教育的认识论难题。

(一)大胆解放思想，转变教育观念

   　倡导和加强经济教育，必须突破传统教育认识论的局限。首先，教育不是培养抽象的“完人”，不是抽象的“人”的教育，教育的对象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活生生的人。那种脱离实际生活的、从抽象的完美无缺的人的形象设计出发而展开的教育，只能培养出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或者神性“完人”，绝对不是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的现实生活着的公民。那种理想化的、不切实际的、“花瓶式”的教育理念和实践必须终结。其次，教育也不仅仅是德育，“德育为首”或者“德育为先”并不是以德育压制或者。排挤其他教育，更不能“德育唯一”、人文价值教育“独霸”。再次，知识教育不仅仅是为认识而进行知识教育，不仅仅是为知识而求知，不仅仅是为求真而求真。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实践的认识论，认识是在实践中、通过实践并为了实践的。认识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求真，而是为了实践，是为了解决人类生存发展实践中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马克思在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早就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关于脱离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 论，是一个纯粹的经院哲学问题。……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认识与实践必须结合起来，科学知识和科学真理并非“价值无涉”，把科学与生活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无视活生生的现实经济生活基础，这正如马克思所批评的那样：“说生活有它的一种基础，科学有它的另一种基础——这根本就是谎言。”我们的教育必须与时俱进，深刻认识市场经济与教育的关系，大胆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真正处理好认识与实践、理论与实际、求知与求职相结合的问题。

(二)破除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对立的魔咒

自马克斯。韦伯以来，人们在认识上逐渐把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人为分割并对立起来，这个魔咒一直在折磨着当代社会发展特别是现代社会公民教育的运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教育也深陷这个魔咒之中，我国学生经济教育的最大阻力就在于此。一方面，在观念上坚守传统教育观念，认为教育主要在于价值和精神层面的培养和引导，虽然我们也提倡培养物质与精神、身心和谐、全面发展的人。尽管这种理想人的形象设计并不否认工具理性的价值，但思想观念上却更重视价值理性的引导，如学“做完人”等提法，主张“先做人后做事”，人为地把“做人”与“做事”割裂开来，甚至极力推崇价值理性，而压抑、否定追求物质利益的工具理性的培养。另一方面，对于工具理性还存在着深深的顾虑或忧虑，这主要体现在惧怕工具理性泛滥或者膨胀会吞没价值理性上，造成整个社会价值沦丧、精神颓废。但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绝不是回避经济教育，绝对不能无视追求物质利益的工具理性对于人的生存发展、对于社会物质文明乃至整个社会文明发展的巨大作用。当然，因为我们所建设和发展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显然也不能重走资本主义社会工具理性膨胀、僭越价值理性的老路。

破除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对立的魔咒，真正的解决办法是承认且充分发展工具理性，并以普世的伦理价值导引工具理性，使二者达到真正的和谐融洽或保持必要的张力，而不是各自僭越、彼此排斥，甚至互相吞并。工具理性是人类生存的必然要求，是压制和否弃不了的，重新回到我国封建社会传统的“以义克利”甚至“灭人欲”的做法，或是像康德那样武断地设定实践(道德)理性优越于其他(理论)理性，都是不合时宜的。当然，象一些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学家所提倡的以工具理性否弃价值理性的极端功利主义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我们必须在思想上转变把身与心、物质与精神等人为分割、二元对立的认识，承认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各自的存在合法性，认识到二者并不必然对立，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是能够和谐共存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压制，而在于恰当的价值教育和引导，在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引导工具理性在市场经济实践中的健康运行。这才是我们的应有态度和合理选择。

(三)克服“鸵鸟心态”，勇于面对挑战

对市场经济的认识篇4

关键词：经济自由；善的经济；政府角色；有限政府

哈耶克是20世纪西方最具独创性的经济学家。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重要代表，哈耶克基于自己对经济哲学独特的理论构建关注于经济自由与经济正义，并在此基础上对国家干预经济可能对经济自由和经济正义造成的创伤保持深深的警惕。1974年，瑞典皇家科学院鉴于他在经济学界成为自亚当·斯密以来最受人尊重的道德哲学家具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授予他诺贝尔经济学奖。本文试图初步阐述哈耶克的经济伦理思想，并对我国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政府应扮演何种角色以期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和贯彻科学发展观作经济伦理方面上的探讨。

一、经济自由：目的与手段

首先，经济自由具有重要工具性意义，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有力手段。哈耶克在《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一书中阐明，市场经济自生自发秩序的有效达成倚赖于基于自由之上的个人主义的全方位支撑。自由的最重要工具性意义，在于它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具有伟大的推动作用。哈耶克认为，“自由不是一种自然状态，而是一种文明的造物，但它亦非缘出于设计。各种自由制度，如同自由所造就的其他事物一般，并不是因为人们在先已预见到这些制度所可能产生的益处以后方进行建构。但是，一旦自由的益处为人们所认识，他们就会开始完善和拓展自由的领域。”根据哈耶克的观点，这种“自由的领域”的拓展，尤其涉指市场经济秩序。市场经济要持续发展，市场秩序就必须具备拓展的条件。市场扩展秩序应当具备两个基本要素：“其一，扩展秩序必须是自发形成的而不是人为设计的；其二，市场扩展秩序必须又能力不断扩展自身。”如果具备这两个基本要素，那么这个市场必定是自由的市场，赖于其上的经济则必然是自由的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

其次，哈耶克认为，自由就是目的，就是善和美德。哈耶克赋予经济自由以至尊的地位。他认为，自由本身是一种价值，我们追求自由不是为了别的善，而是为了自由本身。因此我们不能以善代替自由，自由也并不意味着善。我们也许是自由的，但同时也许是痛苦的；自由并不意味着一切行为都是善的，或者一切恶行都不存在。“所谓自由，亦可以意指有饥饿的自由。一个身无分文的流浪汉，虽凑合的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但的确要比享有各种保障且过着较舒适生活的应征士兵更自由。”基于此理解并本着对经济自由的独特理解的基础上，哈耶克对释放市场经济巨大经济能量的个人主义进行了缜密而精巧的论证。哈耶克仔细和严肃地区分了两种个人主义，阐明了真个人主义的基本内涵，认为要“把人作为人的视角来尊重个人”。在其《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一书中，哈耶克的兴奋点一直聚集于经济自由主义。在哈耶克看来，市场经济活动中，经济自由与真个人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真个人主义是一种方法论个人主义，“是一种既反对整体主义方法论又在本质上区别于原子论个人主义的阐释性的非化约论的方法论个人主义。”

再次，经济自由之所以对经济发展具有特殊意义，在于知识的各种特性。哈耶克运用独特的知识视角透视市场经济现象。哈耶克指出经济学“第一问题”不是斯密提出的劳动分工及其协调问题，而是知识分工及其协调问题。哈耶克认为，在一个有关事实的知识由众多个人分散掌握的系统中，价格能帮助不同的个人协调他们所采取的彼此独立的行动。换言之，如果我们想理解价格体系的真正作用，我们就必须把价格体系视作一种交流信息或沟通知识的机制。由于知识的传递和运用是要付出成本的，因此就价格体系而言，最具重要意义的一个事实便是它的运转所须依凭的知识很符合效率原则。这就是说，涉人这个体系之中的个人只需要知道很少的信息便能够采取正确的行动。

随着人类自然知识的增长，会不断开拓出无知的新领域，而知识的增长使得人类创造的文明也日趋复杂，这相应的为我们认识周围世界设置了新的障碍。“人类表现出智力的提高，更主要原因不是个人私有知识的增加，而是收集各种不同的分散信息的方式，这反过来又产生了秩序并提高了生产力。”哈耶克认为，只有在市场经济中价格系统才能自动把无数分散在每个人头脑中的知识、技能和自发产生的相互作用及时准确地集中起来并起到传递知识和扩散信息的作用。因此，哈耶克强调合理的经济秩序应给所有的经济要素按照自己的意愿自发行动的自由。这是哈耶克经济自由观的知识论基础。

最后，哈耶克认为，由于市场经济建立在人类不完全理性基础之上，人类思维具有理性不及的特性，这就要求个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具有充分的自由。“最大化过程对信息的完备性需求远远超出了人类心智的限度，在此意义上，个人理性始终是有限的，相互影响的结果往往超出了个人的预期，也使得价格杠杆时而失灵?”同时他敏锐地看到，如果不破除社会学和经济学上的唯理论，市场经济就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并深人人心。他把自己的真个人主义与笛卡尔的唯理主义个人主义作了一番鲜明的对照：“一种观点认为，一般说来，理性在人类事物中起着相当小的作用；也就是说，个人理性是有限的，并且是不完备的。另一种观点假定每个人都是完全均等的拥有理性，并且人类取得的成就都直接是个人理性控制的结果。”

在他看来，个人理性的有限性一方面在于自身结构的局限，个人理性不能超出它自身而理解它自身运作的能力；另一方面在于社会结构的局限，个人理性根植于由其规则构成的社会系统，因而生成和发展它的社会传统构成它认识自身和认识社会生活的另一限度。因此，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指望人的理性是不能充分利用和掌握存在于个体心智之中的零碎知识的，而唯由凭借自由市场经济中的自生自发的交换秩序，才能使知识分工合作的秩序得以扩展，在这个意义上，自由市场经济保卫了自由社会进步的活力，使它向着无数人不可预见的新能力开放，向着无法计划的未知事物开放。

二、善的经济：政府角色与市场机制

哈耶克认为，判断什么样的经济是善的可以根据以下三个维度：

(1)个人在市场经济过程中不受某种人格化的力量所支配，个人的经济行为不受他人的特定意图所引导，也就是说个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必须是自由的。自由既是市场经济自生自发秩序的前提，也是经济的目的。

(2)对于市场经济活动的结果，除非是他人在市场自生自发的过程中施以某种强制力量，否则不管是何种结果，都不能认为是不正义的。因而在市场经济过程中，为确保人们在竞争起点上的公平性，形式正义(程序正义)才是可取的，结果正义(实质正义)是应该被抛弃的。

(3)因此，“纯粹的市场经济假定：第一，作为实施强力和强制的社会机构，政府的目的乃在于维续市场制度的运行；第二，政府不得妨碍市场发挥正常作用；第三，政府还必须保护市场制度以使它免受其他人的侵犯。”他引用自己的老师米塞斯的观点来阐明政府在纯粹市场经济中应当扮演的角色。然而，哈耶克自己也认识到，纯粹的市场经济是不可能的，因此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扮演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现实问题。

哈耶克认为，政府在市场经济过程中的角色扮演应当在法治原则的框架下进行。他认为，法治是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成果，也是自由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重要保障。但是政府为了达到社会所期望的目标而干涉经济自由，就危害了整个古典的个人自由权利。经济自由是反对国家万能的“对抗力量”。没有经济自由，就有通往奴役之路的危险。他高度评价了法治的意义，指出：“只有在自由主义时代，法治才能被有意识的加以发展，并且是自由主义时代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它不仅是自由的保障，而且也是自由在法律上的体现。”他特别强调“法治和政府的一切行动是否在法律的意义上合法这一问题没什么关系，它们可能很合法，但它们可能不符合法治”。因为，“如果法律规定某一当局或机关可以为所欲为，那么，这个机关和当局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合法的——但它的行动肯定不属于法治的范围。”“因此，法治本身就含有限制立法范围的意思”。这就意味着法治本身就含有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在市场经济领域，他看到了国家权力的滥用、个人自由受损的最大危险性。基于此，他提出政治要“去中心化”，以期对政府权力进行有效遏制。

哈耶克主张建立有限政府成立独立部门(inde-pendentsector)，对政府权力进行有效限制以防阻无限政府的产生。由于政府负有维护市场秩序的重要责任，因而对政府权力进行限制就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如果政府垄断了维护市场秩序不可或缺的强制和暴力的权力，那么它就变成了威胁个人自由的首要因素”。为了减少政府行动所具有的以各种权力为支撑的垄断以及由这种垄断所导致的低效状况造成的严重危害，在商业领域与政府治理领域之间保持有一个第三领域是重要的，这个第三领域就是独立部门。它往往能以更为有效的方式为我们提供当下由政府提供的服务。独立部门的建立也就成为限制政府权力的有效措施。对于有限政府来说，由于人们对那些决定人之活动秩序的无限多样的特定事实都处于一种无可变更的无知状态(unalterableignorance)，因而政府只能通过要求人们遵守某些独立于特定目的的抽象且否定性的规则(bastractandnegativerules)。政府在维护自生自发的市场经济秩序时借助于这种抽象的否定性的规则是必须的。因为试图“纠正”(这种“纠正”必然涉及到政府实施某种肯定性规则)市场秩序的努力会导致市场秩序的毁灭，这就凸显了否定性规则之于有限政府承担经济职能的意义。

关于政府的职能，哈耶克认为，自己并不是“最小国家”(minimalstate)理论的支持者。把实施法律与抵御外敌当成政府仅有的两项合法职能是一种错误的理解。他说：“我们认为在发达社会中，政府应当运用之所享有的经由征税而筹集资金的权力，并由此而为人们提供市场因种种原由而不能提供或不能充分提供的一系列服务。”嗍㈣”他不是一个粗浅的主张经济放任自由者，也不仅仅把国家的职能定位在“守夜人”之上。哈耶克认识到，并非所有的商品都能有市场自发提供。“由于存在排他性问题——即不能以低成本的方式把支付费用的收益者同搭便车者加以区分，某些公共品必须由国家拨款提供。”即使这样，国家也决不应当在此享有垄断权而是要在原则上允许私人参与竞争。他认为，公共服务应当由地方而不是由中央提供，因为这样，那些从某项服务中获取利益的人和为之支付的人之间才能至少保持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体现了“平等原则”。他认为，自由主义反对一切特权，反对国家只给少数人不给所有人某些特定利益。这意味着，虽然从国家的角度而言，应当保障普遍的机会平等，但这种平等不是物质平等。

三、几点评论

诚然，哈耶克的经济伦理思想具有先天的缺陷。主要表现在：

(1)他的经济伦理思想始终是西方或是资本主义中心论的。他所提出的“大社会”、“开放社会”、“自由社会”是指西方发达国家，而对“小社会”、“小群体”、“封闭社会”等非西方国家充斥着不屑和歧视。

(2)哈耶克的经济伦理思想以自由为基础，以效率为价值取向，推崇自生自发的市场秩序带来的市场结果的公平性，是一种资本的逻辑。结果，资本主义发展了巨大的生产力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首先，在经济领域，它把所有权置于人权之上，排除了大多数公民对生产的影响，造成了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其次，在政治领域，资本篡夺了国家权力，经济权力变成了政治权力，形成了一种建立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市场机制上的“经济暴政”。

(3)哈耶克对市场经济中的经济正义的断然拒绝，漠视了普通民众的美好理想和愿望追求，是一种冷漠的、人文关怀维度欠缺的经济伦理观。

然而，作为20世纪最具独创性的经济学家，哈耶克的经济伦理思想不乏智慧的光芒，对于当代中国的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具有方向性的指导意义：

第一，对于一个相对落后的、处于赶超阶段的市场经济国家来说经济效率始终是最重要的发展参数。固然，哈耶克的经济伦理思想反映了资本的逻辑，但这种逻辑有利于维护原初意义上的经济效率和经济公正。当前乃至很长一段时间，资本效益最大化仍然是我国经济运行的首要目标。

第二，哈耶克对个人权利的推崇，对经济自由价值的肯定，从个人的视角透视经济发展，洞见出了释放市场经济巨大能量的个人自由的目的——手段意义。

第三，哈耶克对否定性自由和否定性规则的认肯，有利于促进个人自由的、全面的发展和避免政治权力的过度膨胀从而侵入私人领域；有利于释放个体活力、增强社会发展动力、最大限度地开辟个人活动的新空间。

对市场经济的认识篇5

[关键词]：经济法、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经济法体系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市场经济法制的日趋完善，为经济法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条件，迎来了中国经济法空前发展的新纪元。在新形势下，反思过去，面对现实，展望未来，对经济法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必然会形成某些新的认识。为进一步促进对经济法基本理论问题的研讨，笔者拟就经济法的概念、对象、体系等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略抒浅见，以就教于法学界同仁。

一、关于经济法的概念

经济法的概念是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是经济法学体系和结构的支柱，也是经济法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能否科学地揭示和界定经济法的概念，不仅关系到经济法理论框架的构筑，而且直接决定着经济法能否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存在。因此，对于经济法概念的揭示与探讨，是经济法学研究不可回避的、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之一。如果这一问题不能得到圆满的解决，无论经济法在形式上是如何的繁荣，在实践中是多么的重要，其结果都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为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

有鉴于此，自经济法概念被引入我国后，二十年来，对经济法概念的研讨始终是我国经济法学界乃至整个法学界所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人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经济法的概念作出了种种不同的界定，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经济法学说。（注：对经济法概念的不同认识，形成了种种不同的经济法学说，举其要者，大致有三，即“纵横统一说”、“经济行政法说”、“学科经济法说”等。）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特别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逐渐完善，某些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颇有影响的经济法学说已经逐渐地被放弃。顺应时代的潮流，经济法学家们对经济法的概念又重新进行认识并另行作出界定。

尽管经济法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因素错综复杂，但考察经济法概念产生的历史过程，在笔者看来，对经济法概念的认识实际上就是对既存法律的一种分类和再分类的活动。在大陆法系国家，经济法概念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是对法律突破了传统公法与私法分类状况的认可与折衷。由于资本主义垄断的形成，为了适应国家对经济的统制，同时也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秩序，资本主义国家从对经济活动的自由放任并依靠“看不见的手”来调整经济关系，开始走向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国家干预。与此相应，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先后颁布了大量的体现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这些法律的出现，一方面打破了传统的私法自治的局面，使私法关系渗透了国家干预的痕迹；另一方面，也突破了大陆法系国家关于公法与私法划分的传统理论，使公法融入了对私权关系调整的内容。这种法律性质及其内容的演变，被法学家们概括为“私法的公法化”。正是为了适应这种法律性质及其内容的变化，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学家们将那些介于传统公法与私法之间的法律概括为“经济法”。由此可见，无论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法产生的动因如何复杂，表现在法理上，则是因应变化了的法律，对原有法律体系的一种重新分类活动。

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法的出现虽然也是对法律的重新分类，但其产生的基础却与资本主义国家有着天壤之别。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管理国民经济已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职能，特别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无时无刻不在参与、干预和管理着社会经济活动，甚至具体到某份经济合同。加之社会主义国家不承认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因此，规范国家行政活动的行政法最大量的是国民经济管理法规。这种情况在以行政法作为典型公法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是不可思议的，也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传统行政法所不能包容的。尽管我国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干预和管理社会经济的手段、方式和程度有了根本的变化，但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性质，决定了国家对于市场经济的介入和干预的程度是资本主义国家所无法比拟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法的出现，同样是对传统法律分类的再分类，但这种分类的基础不是对公法与私法划分的折衷，而是对内容庞杂的行政法的再分类以及对其他相关法律的重新概括。

综上可见，无论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法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都意味着对法律体系的重构。既然经济法是法律重新分类的活动和结果，而法律分类又是一种人的主观抽象概括活动，那么，在对法律重新分类的过程中，基于主观认识的不同，对经济法概念的理解就必然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异。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对经济法概念的认识本身就是对法律的重新分类，但这种分类绝不是主观的随意活动，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对已有科学分类的充分尊重，而不是随心所欲的归纳和概括。否则，经济法就永远无法获得应有的独立地位。

纵观我国经济法概念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对经济法概念的认识不仅受制于经济体制，而且还受制于法制的发展水平。首先，对经济法概念的认识受制于一定的经济体制。在我国，虽然经济法的概念被正式接受至今仅仅有着20年的历史，但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产生着对经济法概念的不同认识。在计划经济体制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下，产生着“纵横统一说”等经济法学说，而且这些学说在当时的经济体制下亦不无道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也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法学说，目前经济法学界正在致力于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科学的经济法学说的建立。这一状况恰恰证明了经济与法的关系，表明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其次，对经济法概念的认识还受制于法制的发展水平。在我国《民法通则》及一些重要的商事法律尚未出台前，对经济法概念的认识存在着极大的随意性，有些经济法学说无节制地扩大经济法领域，将传统民法与商法的内容视为经济法，有的甚至主张用经济法取代民法。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无法使经济法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相反还导致了法律学科与法律体系的严重混乱，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中国法制建设的步伐。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日趋完善，特别是随着我国《民法通则》及一些重要的商事法律的制定与颁布，那些“大经济法”的主张及“综合经济法说”等观点都相继退出了法学舞台，也相应地净化了经济法理论。我们认为，除了内容庞杂且没有统一法典的行政法外，凡是在我国法律体系中业已被确定地归属为某一独立法律部门的法律，都不应再列入经济法的范围。不仅民法如此，商法作为相对独立的法律部门，其独立性亦应受到经济法的尊重，也不宜纳入经济法的领域。否则，经济法就无法摆脱“综合症”的困扰，难以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法制建设的发展与法律体系的完善，我国的经济法理论研究亦日趋深化，人们越来越倾向于经济法就是调整国家（政府）干预或管理社会经济关系之法。尽管在具体的认识和表述上仍有差异，但在原则问题上可以说已经形成了最基本的共识。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认为，我国的经济法是指调整国家在调控社会经济运行、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在政府机关与市场主体之间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是国家干预或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法律表现，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独立的法律部门。

二、关于经济法的

调整对象

毫无疑问，经济法的概念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密不可分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任何对经济法概念的定义都直接源于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研究实质上也是在深化对经济法概念的认识。在逻辑关系和认识顺序上，定义本应结论于对事物本质的揭示之后或同时。本文对经济法概念所作出的定义同样不能违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般规律，只是为了叙述的便利，才将对经济法定义的结论交待于对调整对象研究的过程之前。

把有无独立的调整对象作为划分法律部门的主要依据，是为法理学所确认的一项普遍适用的原则。因而，经济法要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必须有其独立的调整对象，即特定的经济关系。从经济关系的法律性质上考察，以经济为内容的社会关系可以分为两类，即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和不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根据《民法通则》等有关法律的规定，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由民法和商法统一进行调整，这就从立法上排除了经济法直接调整此类关系的可能性。因此，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就只能是不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亦即国家在调控社会经济运行、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在政府机关与市场主体之间发生的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发生于政府机关与市场主体之间，以行政管理性为其基本特征，可以把它简单地概括为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

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发生在经济行政机关之间的行政管理关系。根据在此类关系中经济行政机关有无上下级之间的隶属性，还可以将这类关系细分为两类，即不同层次的经济行政机关之间的隶属关系和不同职能的经济行政机关之间的业务范围上的管理关系。前者即上级经济行政机关与下级经济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如上级税务机关与下级税务机关之间的关系；后者则是由于职能分工的不同，某一政府机关在业务职能上与其他政府机关之间发生的管理关系，如财政机关的决定对同级政府机关的约束。第二类是发生在政府机关与市场主体之间的行政管理关系。根据引发此类关系产生的政府行为的不同，可以把这类关系细分为两类，即因抽象行政行为发生的行政管理关系和因具体行政行为发生的行政管理关系。前者是特定政府机关向市场主体实施抽象行政行为所形成的管理关系，如特定政府机关向不特定市场主体颁发的行政法规或规章；后者则是特定的政府机关按照法律规定并依其职权向特定市场主体实施具体的行政行为所形成的管理关系，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者的处罚。就上述两类行政管理关系的性质而言，第一类行政管理关系中的上下级隶属关系并不都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有的是行政法的规制内容；而第二类行政管理性的经济关系则是经济法的主要调整对象，并构成经济法的基本内容。

要正确认识由经济法调整的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的性质，必须澄清以下问题：

首先，必须搞清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与行政隶属性经济关系的区别。有的同志把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概括为行政隶属性经济关系，或者认为隶属性是经济法调整的经济关系的基本特征。（注：李中圣：《经济法：政府管理经济的法律》，《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1 期。）我们认为这种概括并不确切。如前所述，严格意义上的隶属性只存在于上下级经济行政机关之间，政府机关与市场主体之间并无隶属性可言，存在的只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因此，我们认为将经济法调整的对象概括为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较为准确。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不仅包括政府机关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也包括那些应由经济法调整的具有行政隶属性特征的经济关系。

其次，必须搞清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与国家经济管理关系的联系。有的同志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国家经济管理关系，管理主体包括国家机力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注：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207～213页。）诚然， 广义上的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可以具体化为国家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职能活动，也就是说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和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但是绝不能因此便得出国家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都是经济管理机关的结论，更不能把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活动看作是经济管理行为。国家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活动由宪法、诉讼法和有关的组织法等予以调整，此类关系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无干，不能混为一谈，否则必将重蹈“大经济法说”之覆辙。国家立法机关主要是以经济立法的形式去表现和实现国家的经济意志，要实现国家权力机关的经济立法意图，离不开政府的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也就是说国家的经济管理活动都是由政府来完成的，都要转化或表现为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因此，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国家经济管理关系实质上就是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

再次，必须搞清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与市场主体行为的联系，即与平等主体关系的联系。有人认为既然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界定为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既然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应由民商法来加以调整，经济法就不应涉足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市场关系，其实这是不应产生的误解。必须看到，经济法所调整的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的基础就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市场活动。一般说来，只要市场主体的行为在民法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就可以排除经济法的介入，而由民法来加以调整。在民法调整的范围内，主体享有充分的意思自治权。但当市场主体的行为超出了民法调整的范围，导致市场机制失灵、民法无所作为时，即可能引起经济法的介入，而当作为经济法主体的政府机关依据其管理职能及管理权限介入该经济关系时，此种经济关系即成为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并随之成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例如，当市场主体依法公平竞争时，其相互关系为民事关系；当市场主体实施商业贿赂、降价排挤、强行搭售等不正当竞争行为时，就会引起有关管理机关的介入，在有关管理机关与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市场主体之间就会形成反不正当竞争的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并受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调整。由此可见，那种认为经济法不能作用于平等主体之间关系的观点是不切实际的，完全摈弃经济法对平等主体之间关系的作用，无疑是拆除了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赖以存在的基石，使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无所指向，从而实质上导致了对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的否认。有人把国家通过政府根据经济法的规定对市场主体经济行为的评价比作体育竞赛的裁判，我们认为不无道理，体育竞赛的裁判虽不能直接参与竞赛，但裁判的对象却是竞赛场上运动员的竞技活动。在运动员违例犯规时，裁判员就要主动干预，对犯规的运动员及时判罚，以恢复竞赛秩序并保证竞赛的公平进行。经济法对平等主体之间关系的作用情同此理。

复次，必须搞清经济法调整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的手段及其相互关系。有人认为把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界定为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就会过分强调国家行政权力因素，使经济法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其实这种认识至少存在着两个误解，一是将经济法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混为一谈，二是将经济法的调整手段简单地等同于行政手段。对此，我们认为，其一，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界定为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并不会过分强调国家对经济的行政干预。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或管理经济的方式、方法和程序等都已被经济法所固定化，政府干预或管理经济的广度与深度已被法律所限定。其二，经济法调整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并不等于主要依靠行政手段来管理经济。那种认为经济法调整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主要是依靠行政手段的观点，直接源于对经济、行政、法律三种手段关系的误解。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

将三种手段视为并列关系。然而，从经济法的角度观之，这种认识并不科学。因为健全完善的经济法制必然要求把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法律化，而经济法就是经济手段、行政手段法律化的集中表现。在经济法中，无论是经济手段还是行政手段，都集中地表现为法律形式。例如，税收、税率、利率、价格等作为经济杠杆是实现国家调控的重要经济手段，但这些经济杠杆在经济法中都已被法律化，理所当然地又成为法律手段；又如，计划、命令、禁止、许可、确认、撤销、罚没等都是国家管理经济的行政手段，但这些行政手段在经济法中也被制度化、法律化，上升为法律形式，自然也是国家管理经济的法律手段。因此，法治国家干预和管理经济应当一准于法。经济法作为国家管理经济之法，是对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的综合运用，并非单纯或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强调经济手段、行政手段的法律化并不是抹煞这两种手段在性质上的区别，而是强调它们在经济法形式上的统一。

最后，要正确认识经济法调整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的必要性，还必须搞清经济法规制此类关系的内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市场经济的局限性，始终存在着市场主体自利行为失控的可能。为确保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和市场活动的有序进行，就必须有效地强化政府权威，充分发挥政府干预和管理经济的职能，以防止市场主体自利行为的失控。同时，由于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享有充分的经济自由，为防止对市场主体权利的侵犯，还必须严格地限定政府的权力，保证政府依法行政，不允许政府对市场主体活动的法外干预。这就决定了经济法不仅是国家或政府干预社会经济之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干预政府之法。经济法既要为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设定权利和义务，也要界定政府干预或管理经济的权力和责任，这就是经济法规制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的根本宗旨，也是经济法调整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的全部内容。

三、关于经济法的体系

经济法体系是指对已有的或应有的经济法律、法规，按一定的逻辑关系建立起各个经济法部门，由各个经济法部门所组成的有机联系的经济法系统。对于经济法体系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是实然的经济法体系，即由已有的经济法部门有机组合所形成的经济法系统；二是应然的经济法体系，即由已有的和应有的经济法部门有机组合所形成的经济法系统。就二者的关系而言，应然的经济法体系是对实然经济法体系的理论指导，而实然的经济法体系则是对应然的经济法体系的现实反映。无论建立实然的经济法体系，还是构筑应然的经济法体系，实质上都是对经济法律、法规按其内部逻辑关系（或依其特有的调整对象，或依其作用的不同领域）进行的一种分类或再分类。建立应然的经济法体系的目的是用来指导经济立法活动，确立一个科学的立法规划，使之成为内部和谐统一的法律整体；构筑实然的经济法体系的目的是通过对现有的经济法律、法规的分类，使庞杂的经济法律、法规条理化、部门化，以便于市场主体知法、守法，并便于经济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对经济法的准确适用。

经济法的体系是由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决定的。这一方面说明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认识不同，将直接决定经济法体系在结构上的差异；另一方面也表明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界定在建立经济法体系中的决定作用。例如，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界定为“纵横统一经济关系”的经济法学派，势必将经济合同法作为经济法体系的组成部分；主张经济法调整综合经济关系的“综合经济法学派”，甚至把民法中的所有权制度、法人制度、知识产权制度等都视为经济法体系的组成部分。显然基于此种认识所建立起来的经济法体系，不仅无助于经济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地位的确定，而且还人为地造成了现存法律体系的混乱。可见，能否建立起科学的经济法体系，首先取决于对经济法概念与调整对象的正确认识。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经济法学界对于我国经济法的概念和调整对象的认识也日趋一致，这就为科学的经济法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必要的基础。由于经济法是调整国家在调控社会经济运行、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在政府机关与市场主体之间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因而经济法首先应当包括宏观调控法与市场管理法这两个最重要的经济法部门。对此，我国经济法学界已经基本取得了共识。此外，我认为，资产资源管理法和涉外经济管理法也应当成为我国经济法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一）宏观调控法

应当指出的是，所谓宏观调控法并不是以法典形式表现出来的部门经济法，而是对调整国家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发生的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调节是基础层次的调节，但是由于市场调节具有自发性、盲目性与滞后性，因而当市场主体的自利行为失控时，就会出现“市场失灵”，“看不见的手”就会无所适从。为此，就必须建立必要的宏观调控体系，用国家的自觉调节来弥补乃至于在必要时取代市场的自发调节。国家在调控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与市场主体发生的经济关系就是宏观调控关系，调整此类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就是宏观调控法。宏观调控法调整宏观调控经济关系的目的是为了弥补市场调节的缺陷，防止或消除经济发展中的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通过综合运用法律化了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优化资源配置，优化政府的经济管理行为，衡平市场经济中的公平与效率，引导经济活动与社会发展。

作为经济法部门的宏观调控法，主要包括计划法、财政法、税法、金融法、价格法等，它们分别采用或综合运用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对宏观经济关系进行卓有成效的调整。

（二）市场管理法

市场管理法亦称市场规制法，是对调整国家管理市场的过程中在政府机关与市场主体之间发生的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因而市场管理法也不是统一法典化的经济法，而是概括同类经济法律、法规所形成的经济法部门。实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必须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为市场主体合法、公平地竞争创造必要的外部环境。然而，由于竞争存在着副作用以及市场主体自利本能的驱动，在市场活动中主体破坏公平竞争的垄断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发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些行为的出现，都会妨碍市场功能的发挥，扰乱市场秩序。垄断与不正当竞争行为不仅是市场自身所无力消除的，也是调整平等主体关系的民法所无能为力的。这就需要国家的干预，需要加强国家对市场的管理。国家在管理市场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就是市场管理法的调整对象。市场管理法调整市场管理关系的目的是反对垄断，制止不正当竞争，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以确保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

作为经济法部门的市场管理法，主要包括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证券管理法及房地产管理法等，是对统一的市场管理关系进行整体的法律调整。

（三）资产资源管理法

资产与资源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广义的资产不仅包括经营性资产、非经营性资产，还包括资源性资产，即能给主体带来收益与财富的自然资源；而狭义的资产则仅指经营性资产与非经营性资产。尽管对资源性资源也要实行资产化管理，但由于资源性资产在价值量化上的特殊性，以及在管理上的特殊要求，故本文采资产的狭义概念，并将其与资源并列。

资产与资源是物权的基本客体，是主体赖以进行经济活动的基本条件。而国有资产与国有资源则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物质基础，是国有财产的基本构成。如何管好用好国有资产与国有资源

，不仅关系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巩固和完善，同时与国计民生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为了加强对国有资产与资源的管理，国家十分重视这方面的立法，在经济法体系中已经基本形成了国有资产资源管理法这一相对独立的经济法部门，成为经济法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作为经济法部门的资产资源管理法，主要包括国有资产管理法和国有资源管理法，其中国有资源管理法还可进一步细分为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水法及矿产资源法等。

（四）涉外经济管理法

涉外经济管理法是对调整涉外经济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尽管我国复关在即，有关的法律制度正在逐步地与国际上通行的惯例接轨，涉外国内法渐趋国际化，但为了维护国家主权的独立和对外贸易秩序，我国对涉外经济的管理仍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我们认为涉外经济管理法因其调整对象的特殊性，仍可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法部门。

对市场经济的认识篇6

【关键词】经济法;公法;私法;市场

【正文】

经济法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法律，这在法学界历来存在争议。[1]归纳起来有三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认为是国家干预，二是认为是国家协调性质的，三是认为是国家调节性质的。在不同时期，不同的理论占据着主导地位。[2]从我国的改革看，我们是在认识和实践上从计划经济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转变使我们对经济法的认识存在着巨大的变化，因为经济法与经济密切相关。但是，这些变动是否有一些性的东西，经济法作为一个法学部门，是否有一些共同的性质。假如没有共同的规律和性质，经济法成为一个完整的法学部门就很有了。也就是说，这些理论假如有合理的地方，这些合理的地方应该是共通的。

一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些对经济法认识的理论。第一种是认为经济法是国家干预性质的，这和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法理论相一致，是属于市场本位的一种认识。在市场制度的背景下，国家原来在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中是守夜人的角色，但由于经济垄断性的增强，以及市场经济中的固有缺陷，使得政府要担当更多的角色，很显然，这是国家对自由经济意义上的市场的一种干预，由此而进行的法律干预就是这种性质，这个理论的前提是有一个完整的市场的存在。长期以来(即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经济活动被设想为属于私事的范围，对经济活动的法律管理属私法的范围，国家的作用就只是执行维护公共秩序的任务。

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私人垄断利益集团的社会经济力量得以极大，自由竞争的经济条件逐渐消失，对竞争不完善的认识以及二十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使人们日益怀疑市场的自动调节机制，因此，国家干预得到了发展，使政府与私人力量之间的均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变化最明显的表现是以有意识地组织经济生活来取代市场自发机制——经济计划化。亚当·斯密所颂扬的处于完全竞争中的大量小单位可以实现私人利益向全局利益汇合的“无形之手”，让位于“有形之手”——即“国家之手”。这样的计划化意味着配备充分的法律手段，并使法律规则在计划制定、实施和执行过程中起主要作用。[3]从而产生了崭新的第三类法律——经济法。[4]它最早产生于二十世纪初的德国。

对市场经济的认识篇7

否定之否定：回归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

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中，曾根据资本主义发展三四百年的历史事实和当时的理论分析，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它不能实行社会范围的经济计划，只有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中，才可能和有必要实行对社会生产和分配的计划调节。同时，又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消亡了，市场也不再存在。“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

列宁在领导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也曾明确地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排斥的观点作为指导思想，他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商品经济。……只要仍然有交换，那谈什么社会主义是可笑的。”“俄共将力求尽量迅速地实行最激进的措施，来准备消灭货币。”俄共将此观点付诸实践，采用工资实物化，农业产品直接交换，实现军事共产主义等办法，结果造成了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加剧了新生苏维埃政权的困难。因此，从1921年春起，列宁果断地实行新经济政策，把恢复市场经济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心环节，把发展市场经济看成是关系到苏维埃政权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从主张消灭到主张保留市场经济，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贡献。但也遗留下一个理论和实践问题：过渡时期可以保存市场经济，那末过渡时期结束之后呢？

斯大林在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保留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政策，认为“货币在我们这里还会长期存在，一直到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完成的时候为止。”但从总体上看，斯大林只是把商品经济和市场看作是不得已而存在的东西，只是社会主义经济生活中的局部现象，准本质现象，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特征。

斯大林的上述认识，对我国产生很大影响。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30年里，我们基本上是按照斯大林的认识对待商品生产的，在思想上有保留，在政策上搞限制。其间，在谈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曾提出，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我国，商品生产的范围不仅是生活资料，有些生产资料的生产也属于商品生产；即使全部实行了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在某些地方也要保留商品交换。这比斯大林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但是，并没有从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高度来看待商品经济。晚年又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和“”时期，把市场、价值规律、按劳分配当作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温床，予以批判，使国民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

简言之，传统的观念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使人们逐步形成新的认识。

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指导思想，允许对于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作计划，由市场来调节，这一部分是有计划生产和流通的补充，是从属的、次要的，但是必需的、有益的。

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明确，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些论断是重新认识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关系所实现的一个重大的理论认识上的飞跃。

根据几年来的实践，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明确几个基本观念：第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所有制基础不同。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为在全社会自觉保持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了可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利用市场调节决不等于搞资本主义。第二，必须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第三，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

正是由于理论认识上的步步深化，促进了我国城乡改革的步步深入。直至十四大，“市场经济”这个在社会主义的土地上徘徊了多年的幽灵，终于被理直气壮地写进党的纲领性文献中。

一以贯之：总设计师的理论贡献

对市场经济的认识篇8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00（2013）07-0009-01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化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化的认识提供理论基础，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化的依据基准。马克思主义能够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化的发展指明方向，社会主义市场化能反作用于马克思主义，促进其进一步发展[1]。马克思主义为市场经济的分析和认识提供了合理的立场、合理的观点以及有效的手段，这些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是必需的而且是十分重要的，对于市场经济的平稳发展有着直接影响。站在社会主义实现市场化的立场上，实现中国实际国情与马克思主义二者相融合的结果，指明了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道路。

一、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化的基础

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很长一段时期内马克思主义践行者的观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基本都能够发展计划经济体制。通过实践认识到，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经济建设规模化差，经济结构不够丰富，发展目标过于集中，社会状态未达开放的阶段，计划经济很大程度上能够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伴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越来越规模化，经济结构摆脱单一化，发展目标多元化以及社会状态开放化，会逐渐将计划经济的弊端暴露，阻碍经济发展速度，降低效率。中国共产党党员邓小平同志为首，以求实精神对待马克思主义[2]，基于中国实际国情，建立适合其发展的框架。所以，能够看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发展是不相悖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立足实际的成果。

二、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化有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首次明确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手段，为所有无产阶级的解放奠定了理论基础并指明方向，并且为各种科学的进步提供了有效的手段。所以，马克思主义为市场经济的分析和认识提供了合理的立场、合理的观点以及有效的手段，这些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是必需的而且是十分重要的，对于市场经济的平稳发展有着直接影响。其具体指导作用如下：第一，在市场经济的研究分析中，必然会使用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理念和手段，是确保中国社会主义市场化平稳发展的有效途径。马克思主义为目前市场经济及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构架过程研究提供方向，不断健全市场经济体制，逐渐脱离滞后效应，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建立不单满足市场经济普遍规律，还可以使中国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最大限度呈现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另外，马克思主义还能为社会主义市场化体质的建立健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供指引，建立研究发展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及创造性，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平稳发展；第二，马克思主义能够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化起到推动作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相关巨著《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详细的分析，分析商品经济运动规律，并成就了前所未有的成功高度。因为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存在共有的运动规律，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商品经济的理论同样能够在市场经济中运用。

三、中国社会主义市场化促进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发展

想要对经济市场有一个全面合理的认识，必须建立在以马克思主义为基准的基础上。斯大林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质究其实际是建立在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的权利制度，我国在社会主义的大环境下实行市场经济，是在中国基本实际的基础上引入马克思主义的表现，逐步摸索，探寻出适合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进步的道路，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虽然市场经济本身不存在社会主义性质的不同，但因为各个国家生产力发展阶段有所差别，长期以来确立的所有制不同，经济发展程度有差异，市场经济体制的奠基、市场经济主体的所有制性质、实现机制结构以及社会剩余产品分配都存在一定差异。我国目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体制下，逐渐健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市场经济理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民众依靠自身智慧，将马克思主义融入我国实际探寻出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化发展的道路。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并没有想像中那么神秘，只要是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没有涉及到的理论知识，只要是马克思主义践行者未实现过的事情，现在涉及了，实现了，并且通过实践证明其正确性，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例如1979年11月，中国共产党党员邓小平同志谈到的有关社会主义同样能够实行市场经济的话，是以往马克思主义实践者没有说过的；立足于中国实际国情，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做原来马克思主义执行者未做的事，从而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另外，其他重大发展还包括：（1）打破了以往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否定社会主义也能够与市场经济并行的观点；（2）实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统一，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认为公有制是实现市场经济消失的条件，认为市场经济即为社会主义经济，否定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可能性；（3）实现了社会基本制度与经济制度的隔离。传统社会主义理论观点中，社会经济体质是受其制度背景影响的，每一种社会制度都应有其对应的经济模式，计划经济体质应该是与社会主义相对应的，是其代表特征，市场经济应对应资本主义；（4）实现生产关系与生产关系实现形式的分离，在关注生产关系的同时，也提高了对怎样的生产关系形式更能促进社会生产力进步、增强国家竞争力以及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重视。

参考文献：

对市场经济的认识篇9

关键词：市场经济 法律意识 道德 探究

一、市场经济与法律意识、道德建设的关系

经过多年的讨论，人们普遍认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对法律意识、道德建设有双重影响。其积极的影响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仅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为社会主义法律意识、道德建设打下了深厚的物质基础，同时，也增强了人们的自主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意识和开拓意识，对转变人们的观念、提高全民族的素质起到了重要作用，有利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法律意识、道德建设。

首先，市场经济本身具有法律意识、道德的合理性。普遍的观点认为，市场经济本身就是法律意识、道德经济。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果，是人类社会在一定时期内的经济规律。因此，市场经济并非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经济现象，而是纵跨了几种社会形态的经济现象。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原则决定了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是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并最终达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联系在一起，决定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必然是在坚持等价交换。尊重物质利益原则的同时，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统一起来，社会主义法律意识、道德性质必然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与社会进步要求的集体主义精神的统一，从而真正实现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法律意识、道德进步、经济尺度和法律意识、道德尺度的真正统一。

其次，市场经济的运作具有法律意识、道德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市场经济是利益驱动型经济，是主体多元型经济，因而很难完全避免商业投机行为。但是，规范的市场经济同时也是公平竞争型经济、质量效益型经济和法制纪律型经济，是文化含量越来越高的经济形态。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崭新的经济模式，其运行秩序要求在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法律意识、道德价值之中实现，所以法律意识、道德必须介人到市场经济的生成和运作过程，并在其中发挥充分的调控作用。与此同时，人们选择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为了更好地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律意识、道德建设

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有法律意识的人认为，我们所要建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律意识、道德体系，应当是适应和促进市场经济发展，同时又引导和超越市场经济的。法律意识、道德建设要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相适应，为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和健康发展提供动力支持。因此，在新世纪建设一个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革发展稳定的价值观念和法律意识、道德体系，井能广泛地被广大干部群众接受，就成为当前思想法律意识、道德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社会主义法律意识、道德建设的核心和原则

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法律意识、道德的核心原则。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法律意识、道德建设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这是社会主义法律意识、道德所有要求的集中体现，是社会主义法律意识、道德原则的基本点。为人民服务体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相互关系的本质要求。它与"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不能等同。"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可以为任何社会所接受，而为人民服务则是社会主义社会所特有的法律意识、道德核心原则。

关于法律意识、道德基本原则问题上，大家有不同观点。多数人认为，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法律意识、道德的基本原则，集体主义是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只要社会主义制度不变，就要坚持集体主义的原则，但要通过研究对集体主义作出更全面、更科学的解释。在计划经济时代，曾出现过对集体主义作出极端利他主义的解释。由于长期忽视个人的价值、尊严和权利，忽视个人正当的利益，甚至把个人利益等同于个人主义来加以反对，这种实践误差不仅导致了对人的个性的压抑，同时造成了对每个个人积极性、创造性的扼杀。

（二）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法律意识、道德建设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首先要注重法律意识、道德资源的开发利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律意识、道德建设不可能也不应该抛弃中国优秀法律意识、道德传统和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而应充分开发和利用己有的法律意识、道德资源，为社会主义法律意识、道德建设服务。近年来，许多学者为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律意识、道德建设要吸收我国优秀文化传统和西方文明中先进合理的东西，特别要吸收中国优秀法律意识、道德的传统。

法律意识、道德建设与制度建设。近年来不少研究者着眼于法律意识、道德建设与制度建设的研究。认为，一是要通过制度建设有效维护公平。正义和秩序。因为社会不公正恰恰是引发不法律意识、道德的原因。二是通过制度建设保证使具体的不法律意识、道德行为付出代价，不能使违反法律意识、道德的行为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行为，更不能使遵守法律意识、道德的人总成为事实上的吃亏者。三是法律意识、道德示范作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过程，因此应重视社会政治生活中党政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道德形象。

参考文献：

对市场经济的认识篇10

历经十余载的争论与博弈、反复和妥协，反垄断法终于出台了。

基于对西方发达国家中反垄断法地位与作用的认识，有人乐观地预期，反垄断法的出台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它也必将成为中国的“经济宪法”。但也有人基于中国反垄断法在某些关键问题上的妥协与“退让”，悲观地认为反垄断法将重蹈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覆辙，宣誓效果大于实际意义。

究竟应当如何认识中国的反垄断法？

不同的反垄断法“生成环境”

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容上看，中国的反垄断法具有较高的“国际性”――中国立法吸收、借鉴了国际上公认的较为成熟的反垄断法基本内容和原则，反映了各国在反对限制竞争、维护竞争机制等重大问题上的共识。尽管如此，中国反垄断法特殊的“生长环境”决定了其在本质上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反垄断法存在很大的不同。

主要发达国家的反垄断法制定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正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竞争的时期。其时市场机制已日臻成熟完善，政府代表的公权力已经不能左右市场的决策，对市场机制构成最大威胁的是大公司之间为了避免“两败俱伤”的竞争而结成的各种形式的卡特尔、托拉斯、辛迪加。认识到托拉斯等对竞争机制的破坏以及由此引发的对整体经济发展的巨大威胁后，西方国家纷纷制定了自己的反垄断法。从这个意义上讲，反垄断法成为了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的守护神，被奉为“经济宪法”、“企业自由大”。

与西方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不是自下而上的自发的过程，而是由上而下的谨慎的探索与“自觉”的引导。中国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与完善的过程，就是政府公权力不断让渡给市场，以及市场自发调节机制逐渐形成的过程。即便如此，当前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仍然广泛存在，对市场机制威胁最大的并不是西方意义上企业的限制竞争行为，而是政府对市场的不适当干预。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中国的反垄断法专门规定了“行政垄断”一章，将政府对市场竞争机制的扭曲和干预加以限制。

截然不同的背景之下制定的反垄断法，尽管形似，却不“神似”。西方国家反垄断法的主要任务，是对人为的扭曲市场机制行为的矫正，使其恢复到自由竞争的状态；而在中国，现阶段反垄断法的主要任务还是培育和完善市场机制，使其充分发挥应有作用。特定的市场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中国的反垄断法肩负的责任不仅仅是维护竞争，还必须“创造”竞争――反垄断法本身必须成为限制公权力侵蚀市场机制、扩展竞争机制作用发挥的利器。

管制行业和依法独占行业适法问题

目前，实施监管的行业（银行、电力、电信等）和依法（或依政策）成立的、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具有独占地位的行业（石油、烟草）“垄断”了中国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自然也成为反垄断法关注的对象，反垄断法与这些行业的关系也成为法律制定过程中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

在反垄断法制定过程中，行业监管部门和独占企业表达了其严重忧虑，要求豁免适用反垄断法。对此，反垄断法数易其稿，最终对管辖权限采取了折衷的态度，对管制产业和独占企业的反垄断法适用问题也未作出明确规定，将其留待在今后实践中加以解决和完善。这足以说明各方力量博弈之激烈。

对此问题需要澄清两方面的误区：一方面，有人认为行业管制（regulation）与反垄断法的适用是非此即彼、“势不两立”的；如果政府已经对某行业实行监管，则意味着豁免适用反垄断法。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反垄断法针对的就是具有独占地位的大企业，反垄断法的实施意味着对这些企业的限制甚至分拆。

实际上，管制并不意味着对反垄断的完全排除，在放松管制(deregulation)成为全球一种趋势的情况下，各国逐渐形成一个共识是，在实现管制的目的前提下应最大限度地适用反垄断法，把对竞争的损害降低到最小程度。比如，如果设置行业准入和事后监督两种方式都能实现监管目标，那么应当采取事后监督的方式，尽可能减少对竞争的损害。对于在法律或事实上占有独占地位的企业，反垄断法实际上并不挑战其依据特别法（或政策）而享有的独占地位及其派生的对市场准入的限制、对商品或服务价格的制定等行为，但独占企业的经营活动不得违反反垄断法，特别是不得违反有关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定。

这种最大限度适用反垄断法的共识，在中国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承认。尽管目前出台的反垄断法对管制行业和依法独占行业的回避态度，让人对此心存疑虑，但在立法进程中各方代表角力之激烈，已经足以说明在这样一个市场经济基础薄弱、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粗陋的国度，对竞争环境的渴求、对消费者利益的尊重的理念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深入立法者的思维。和我们惯常所见到的裸的保护、密不透风的管制相比，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进步。

竞争文化的缺失与培育

和立法者们对竞争观念的理解相比，中国市场环境中竞争文化的缺失，似乎更让人忧心忡忡。

所谓竞争文化，可以理解为全社会形成的维护竞争机制、尊重竞争规则的一种共识和氛围。竞争文化的培育和形成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消费者的观念、企业的行为到政府的职能定位，从市场主体交流的思维方式、商事交易规则的理解运用到经济法律的颁布实施，经济运行的每一个细节都在潜移默化地作用于竞争文化的形成。

在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经营者之间公开进行价格协调和串通如同偷盗一样，是极为“原始”和恶劣的违法行为，在美国，行为人有可能被处以监禁。而在中国，不仅很多经营者对此毫无认识，甚至是行业协会都参与引导组织，堂而皇之地进行价格协调与串通，这恐怕就不仅仅是个别企业法制观念薄弱的问题，而正是市场环境中企业竞争文化缺失最突出的表现。此外，一些政府部门对竞争观念的无知，在发展经济的思维上不成熟，喜欢站到市场经济的最前沿，满怀好意地指挥企业定价，这种行为也是让人啼笑皆非的。

毫无疑问，反垄断法的颁行是竞争文化培育和建设最为关键的一步。反垄断法的实施过程，对政府、企业乃至消费者而言也将是竞争文化逐步培育和发展的过程。通过反垄断法的实施，增强企业对市场竞争规则的认知能力、增强消费者对竞争文化的认同，增强政府对市场经济规律的框架性、理念性理解，这些都将有力地推动中国市场环境中竞争文化的培育和形成。而这种竞争文化的形成，竞争意识的培养，也必将推动这部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初期出台的、并不完善的竞争法律得到有效的施行并不断进步。这些都是我们所期望看到的，我们也相信它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得以实现。

总之，中国反垄断法有其明显的阶段性、局限性，但我们绝不能否认，这部法律的颁布体现了市场经济建设的巨大进步。对此有清楚的认识和把握，是中国反垄断法不断完善、竞争文化逐步形成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