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尔协议2十篇

巴塞尔协议2篇1

【摘要】2008年9月雷曼兄弟倒闭，而在此之前对巴塞尔协议II基础框架修改的重要性早已经凸显。在2010年

>> 巴塞尔协议Ⅲ对银行绩效的影响 简述新巴塞尔协议对旧巴塞尔协议国际银行监管思想的发展 从“巴塞尔协议Ⅱ”到“巴塞尔协议Ⅲ”:改进及对银行业的影响 巴塞尔协议Ⅲ对全球流动性风险管理的革命性影响:变化与思路 巴塞尔协议Ⅲ引发的对信贷业务的思考 《巴塞尔协议Ⅲ》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 “巴塞尔协议Ⅲ”对农信社的影响及对策 “中国版巴塞尔协议Ⅲ”对银行业的影响 次贷危机对新巴塞尔协议的影响 新巴塞尔协议对银行混业经营的影响 巴塞尔协议对银行监管的影响研究 巴塞尔协议III对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监管的影响及启示 巴塞尔协议Ⅲ下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分析 巴塞尔协议Ⅲ下流动性新监管指标实施的影响 巴塞尔协议III的基本框架及其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分析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对抵押品违约暴露度量的影响分析 “中国版巴塞尔协议Ⅲ”对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影响分析 新巴塞尔协议下保险对缓释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的作用分析 《巴塞尔协议Ⅲ》的改革及对我国银行业的影响 巴塞尔协议Ⅲ的形成及对全球银行业的影响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2]Basel III：The net stable funding /publ/bcbs238.

[3]巴曙松.巴塞尔III代表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大趋势，中国经济时报.2012（1）第003版.

作者简介：马文（1990-），男，汉族，河南商丘人，就读于云南财经大学，研究方向：金融学;王尧（1991-），男，汉族，河南洛阳人，就读于云南财经大学，研究方向：金融学。

巴塞尔协议2篇2

论文内容摘要：从新旧巴塞尔资本协议的产生到目前新协议难以顺利实施的过程来看，公平原则在其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新巴塞尔协议的顺利实施，公平原则仍是其关键所在。

2001年6月25日，巴塞尔委员会发表了《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或称巴塞尔资本协议п）第三个征求意见稿，同时决定将征求意见的截止日期、完成新协议制定的日期以及正式实施新协议的安排都向后推迟。按照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进程安排，2003年第4季度才能正式公布巴塞尔资本协议ⅱ的定稿，2006年银行同时按巴塞尔资本协议ⅰ和ⅱ运作，2006年底到2007年初，新巴塞尔资协议正式生效。但实际上，巴塞尔资本协议п是否能够如期实施及实施后能否产生满意的效果，目前不太乐观，新资本协议的顺利实施正面临着各国银行和监管当局巨大的挑战。

为什么出现这种状况呢？笔者以为，关键还在于能否实现各国之间、各银行之间公平待遇的问题。从1988年巴塞尔资本协议ⅰ的产生到1999年6月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征求意见稿的出台以及目前两易其稿难以顺利实施的一系列过程来看，公平原则在其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公平的涵义

何谓公平，学术界并无定论，公平往往与公正、平等、正义等概念相互替代使用。亚里士多德的公平概念迄今为止具有最大的影响力。他将公平分为分配的公平和矫正的公平，前者指利益、责任、社会地位等在社会成员间的分配；后者指社会成员间重新建立原先已经确立起来、又不时遭到破坏的均势和平衡。他的公平概念的另一内容是平等，即要求法律平等地对待争议各方。而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观是公平的正义观，他的正义包含两个原则：一是平等自由的原则，每个人都应享有与其他人一样的、最广泛的、全部的、平等的基本自由；二是机会的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的结合。这两个原则的主旨是，要完全平等地分配各种基本政治权利和公民义务，同时尽量平等地分配社会合作中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和负担，坚持各种职务和地位平等地向所有人开放，只允许那种能给最少受惠者带来最大补偿利益的不平等分配。罗尔斯的理论是迄今为止西方社会上所有对公平价值观念所作的解释中最令人满意的一种。

巴塞尔资本协议与公平原则

公平竞争呼吁统一的资本充足性比率管制

巴塞尔协议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体现在1988年7月通过的《关于统一国际银行的资本计算和资本标准的报告》，即通常人们所称的《巴塞尔报告》，或称巴塞尔资本协议ⅰ。报告的核心是树立了8%的资本充足率的思想，使得从事国际国内业务的各国银行在银行的资本充足性管制方面有了国际统一的标准和内容。

而从新协议的名称《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中可以看出，巴塞尔委员会依然继承了旧巴塞尔协议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监管思路，将资本金要求视为最重要的支柱。事实上，银行资本充足管制已经逐渐成为了银行监管制度的核心。

斯蒂格勒（stigler）等人主张的“管制新论”（the new economic theory of regulation）将管制视为管制集团与被管制集团间锱铢必较的政治程序，是被管制集团提出要求、管制集团满足这种要求并从中获利的一种商品，也就是管制是一种存在需求和供给的商品。按照这种观点，银行资本充足性管制也是由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决定的一种商品。但笔者认为，银行资本的充足性管制主要是由需求决定的，其供给决定于需求，或者说供给是需求的函数。

在诸多银行资本充足管制需求的原因当中，除了降低破产风险的需要、降低道德风险的需要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需要就是市场经济追求公平竞争的需要。由于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存款者无法甄别不同银行的风险大小，会造成资本少的银行可以获得同等甚至超过资本多的银行所能获得的存款，出现少量资本获取相对更多利润的状况，不符合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原则。巴塞尔资本协议ⅰ之所以规定一个统一性的资本充足比率，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世界金融市场银行业务公平竞争的原则而提出的。世界金融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比国内市场更加严重，从而可能出现资本少的跨国银行在竞争中反而占优势的现象，这不利于世界银行业的发展。巴塞尔资本协议ⅰ制定了一个统一的可比标准，至少在一个较低的层次上实现了公平竞争，要求从事跨国业务的银行应当持有一个最低资本。

公平原则呼唤新的巴塞尔资本协议

尽管巴塞尔资本协议ⅰ在一个较低的层次上实现了公平竞争，并且简单易行、具有很强的操作性等优点，但同时也正因此而被指责为过于简单和粗糙。的确，8%的资本充足率指标虽然已经深入人心，但8%成为标准的依据仍不得而知。事实上，该比率是否合适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由于不同银行的资产结构和面临的风险各不相同，特别是不同国家银行的情况差异更大，8%会是最佳资本充足率和最优资本比率吗？

实证分析显示，各国银行之间的最佳资本比率是肯定不同的。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的比率，这种“一刀切”的管制方式是否有悖于公平原则的初衷？实际上，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1995年早已认识到这种“一刀切”的资本充足管制方式已不能适应现代金融的发展，于是在1996年公布了《巴塞尔协议市场风险修正案》，允许各银行采用内部模型法，作为对标准方法的替代。内部模型法允许各银行采用自己设计的风险评价模型，以决定他们的金融资产组合的风险。

除此之外，1988年的巴塞尔资本协议ⅰ还有许多令人不满意的其他规则，使得各国监管当局按照自己的一套规则行事，同样出现了不公平的竞争环境。

正因此种种原因，巴塞尔委员会1999年6月出台了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征求意见稿，新协议的主旨重在对银行资本金进行精确计量并与其潜在风险相匹配，使监管资本具有更高的风险敏感性和激励相容性。新协议对信用风险的资本要求给出了两种具体方法，即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从巴塞尔委员会的观点及世界银行业信用风险管理的趋势来看，内部评级法是风险管理发展的主流和趋向。内部评级法在提高对风险敏感性的同时，更加强调银行内部对其风险特征的评估。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同样可能导致不公平的环境

如果目前巴塞尔资本协议п只是为了要成稿而使之成为政治妥协的产物，就更让人担心，各国监管当局会在执行协议时各行其是，不仅谈不上公平的竞争环境，而且意味着银行又回到巴塞尔协议出台前的无序竞争状态。

此外，巴塞尔资本协议п对不同银行集团在竞争环境上有着倾斜性。新规则不仅因为其复杂性，而且因为协议第二支柱下的监管检查程序不可避免的主观定性问题，因而增加了很多的障碍，造成不公平的竞争环境。

另一个问题是，如果不能像大银行那样应用内部评级法，小银行将被该协议置于严重的不利竞争地位。按照目前的巴塞尔资本协议п，大银行可以使用自己的风险评估模型，据估计可以节省20%到30%的监管资本，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再次显现出来。

从巴塞尔资本协议п实施的可能效果来看，也许会加剧这种不公平竞争。根据2001年9月花旗集团下属机构schroder salomon smith barney的一项研究报告，新协议下竞争的胜利者将是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银行，他们将能节省20%到30%的资本，从而可以用剩余的资本发展业务。而同时，那些较小的银行会发现其监管资本要求急剧上升。进一步的连锁反应是，新协议的实施会加速银行间的并购活动，甚至出现超级的大型银行，造成银行市场被少数银行垄断的局面，从而更不利于银行之间的公平适度竞争，并使得金融系统风险扩大。

结语

新巴塞尔协议无疑是对旧巴塞尔协议的一次具有创新意义的扬弃，它比旧协议更复杂、更全面，充分考虑了银行可能面临的多种风险；其风险敏感性也越大，较全面地考虑了引起风险的多种因素；它还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和激励相容性。此外，信息披露的要求也使银行更透明地面对公众。

但是，应当看到，新巴塞尔协议同样存在很多有待完善之处，实施后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难以判断。旧巴塞尔协议产生，基于了公平竞争的原则；新巴塞尔协议取代旧巴塞尔协议以及顺利实施新巴塞尔协议，公平原则仍是其关键所在。如何做到公平和效率、标准和灵活、激励和约束、风险和收益最佳的协调，可能是监管当局永远追求的理想目标。

参考资料：

1.沈沛农，任若恩·新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率计算方法剖析（j）·金融研究，2002（6）

2.阎庆民·金融全球化中央银行监管有效性分析（j）·金融研究，2002（2）

3.梅尔文·韦斯特莱克·巴塞尔资本协议п难见实效·国际金融研究，2002（11）

4.毛晓威、巴曙松·巴塞尔委员会资本协议的演变与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的新进展（j）·国际金融研究，2001（4）

5.陈卫东·新巴塞尔协议评析（j）·国际金融研究，2001（3）

巴塞尔协议2篇3

关键词：资本约束；巴塞尔协议Ⅲ；商业银行行为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1)04-0041-03

一、国际银行业的资本监管与我国的实施

有关商业银行资本约束的规定最早始于20世纪初，1988年《巴塞尔资本协议》的颁布确定和统一了全球资本监管的标准，而其后每一次国际社会金融发展状态以及重大金融事件发生又促使巴塞尔监管委员会对巴塞尔协议内容进行重大修改。最近的一次修改是在2010年11月12日的G20首尔峰会上，G20领导人签署了由巴塞尔委员会提出的新银行资本和流动性监管框架协议《巴塞尔协议Ⅲ》。G20承诺在与经济复苏和金融稳定相协调的时间段内，以国内法的形式采纳并实施《巴塞尔协议Ⅲ》。

我国于1993年第一次公布了资本充足率的测算标准，并在1998年将资本充足率纳入对商业银行监管范同。2004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标志着对商业银行资本监管的真正实施。2009年中国银监会颁布《关于完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机制的通知》对2004年颁布《管理办法》的相关条款进行了补充和调整。

二、《巴塞尔资本协议(Ⅲ)》的实施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影响

(一)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水平现状

近3年来，我国上市银行资本充足率得到明显提高，2009年初股份制银行，除深发展外均达到10％以上(见表2)。截至2010年6月末，我国上市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为11.15％，核心资本充足率8.71％；国有大型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为10.95％,核心资本充足率8.93％；股份制商业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为11.40％，核心资本充足率8.43％；城市商业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为12.07％,核心资本充足率10.44％，均超过新协议的要求(参见表3)。

巴塞尔协议Ⅲ将普通股比例最低要求从2％提升至4.5％，并要求建立2.5％的资本留存缓冲和0％至2.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此外，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将由原来的2％提高到4.5％，核心资本充足率由4％提高至7％，资本充足率要求达到8％。就目前我国上市银行整体资本充足水平而言，巴塞尔协议Ⅲ对我国各类银行并没有带来更新的挑战，但从中长期看，新协议对我国银行的影响仍值得我们关注。

(二)巴塞尔协议Ⅲ给我国商业银行带来一定的资本压力

巴塞尔协议Ⅲ更强调核心一级资本的比例(核心一级资本应在4.5％-7％)，其中普通股占资本比重的最低要求从2％提高到4.5％。根据这一规定，如表4所示，我国上市银行中仅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和农业银行三家不需要补充普通股资金(实收资本)，其他银行均需要补充普通股资金，需要补充的普通股资金合计51.74亿元。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资本金补充来源大致来自5个方面：上市(股权)融资、政府注资、利润转增、发行次级债和其他来源，若上市融资这一补充资本金渠道不畅通，可能对我国银行的资本金带来一定压力。

(三)巴塞尔协议Ⅲ对我国法人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产生较大影响

巴塞尔协议Ⅲ正式实施后，不仅将给我国法人商业银行带来资本金压力，也将对银行的盈利能力产生较大影响。

1、影响商业银行的信贷收益。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是资本金与加权风险资产的比值。提高资本充足率一般有两条途径：一是增加资本金。二是缩减风险资产。在不增加资本金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只能采取缩减风险资产的途径。通常信贷资产占风险资产的80％以上，巴塞尔协议Ⅲ实施后，假定中国银监会规定我国上市银行资本充足率需达到11％，在现有资本金水平不变的情况下，经初步估算，我国上市银行需减少的信贷资产将可能达到1366.94亿元。另一方面，按照巴塞尔协议Ⅲ规定，普通股占资本比重的最低要求从2％提高到4.5％。而根据这一规定，如表4所示，我国上市银行需缩减7066.43亿元的信贷资产。信贷资产的缩减，必然使得我国银行业信贷收益受到较大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银行业的稳健经营。

2、提取资本缓冲将影响银行的未分配利润。按照巴塞尔协议Ⅲ的要求，需要建立2.5％的资本留存缓冲的要求。鉴于目前我国监管部门对缓冲资本没有特别要求，我国法人银行距离巴塞尔协议Ⅲ中的2.5％的要求尚有距离。假设按照巴塞尔协议Ⅲ的标准，商业银行将从未分配利润中提存资本缓冲资金，留存利润势必将受到一定的挤压。从中长期看，未分配利润和留存收益的减少，也将给我国商业银行的稳健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四)巴塞尔协议Ⅲ可能产生上市银行(集团)的资本套利

巴塞尔协议Ⅲ有关逆周期宏观审慎管理的理念对证券业和保险业的监管也同样适用。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控股集团内部，由于银行(资本充足率)、证券(证券业为净资本指标约束)、保险业(保险业为偿付比率)在资本方面的约束标准不同，在资本回报率稳定的前提下，有可能会促使金融机构进行“资本套利”行为：资本从资本要求高的领域转移至资本要求低的领域。“资本套利”情况的发生将导致金融风险跨行业、跨市场的传递，对我国金融系统的稳定产生较大冲击。

三、相关政策建议

(一)加大商业银行补充资本力度，拓宽资本金补充渠道

一是扩充资本金内部补充渠道，提高资产收益率。不断提高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和盈利水平。提高资产收益率是内源资本金补充的关键，只有收益率提高了，资本积累才会增加，相应也就提高了资本金。

二是增加外源融资的渠道。内源融资是银行资本金增加的根本途径，是长期的动态补充。而外源融资则能在短期内迅速提高银行资本金。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发行股票、债券或者引入战略投资者来提高商业银行资本金，改善资本结构。

(二)加大金融业务创新，改进商业银行盈利模式

一是提高中间业务在银行业务中的占比，使银行逐渐从靠传统存贷差的盈利模式中转变过来，提高非利息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减轻资本约束对银行收益的影响。

二是从理论和实践看，通过选择风险权重较高的优良贷款开展信贷资产业务证券化等业务减少风险加权资产的规模，既提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也提高了银行资金的运作效率。

巴塞尔协议2篇4

关键词：金融危机；巴塞尔资本协议；风险管理；银行业

中图分类号：F831 文献标识码：A

一、前言

根据最新出炉的全球银行市值排行榜，截至2009年底，中国工商银行市值已达到2，689.82亿美元，位列全球银行业之首，另外中国建设银行排第二、中国银行排第四名。曾经西方银行一枝独秀的年代被打破，很多美国等西方大型银行由于业绩亏损严重，也面临着分拆或者被收购的命运；与此同时，中资银行的表现可谓“寒冬独舞”。

在金融危机肆掠金融市场的时候，人们不禁问道“既然巴塞尔资本协议如此先进，为何制定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西方十国集团的银行业如此不堪一击，在金融危机面前如此脆弱；而中国作为巴塞尔协议参与实施国，却抵御了金融危机（至少到目前为止），在全世界银行排名中独占鳌头”。也就是说，制定规则的人都失败了，难道跟随实施规则的人还要继续跟进吗？难道是巴塞尔资本协议存在问题，还是另有原因？显然，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二、倡导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西方银行业分析

过去10多年来，1988年颁布的巴塞尔协议（也称为旧资本协议）已经成为国际银行业竞争规则和国际惯例。2004年十国集团的中央银行行长和银行监管当局负责人举行会议，对旧资本协议进行全面修改，一致同意公布《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即现在惯称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并决定于2006年底在十国集团开始实施。

在金融危机爆发时，虽然西方十国集团并没有完全实施巴塞尔资本协议，但其中许多的跨国银行自身在实施其中的一些准则或技术，采用内部模型来计量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如计算信用风险模型“信贷算法”（CreditMetrics）、KMV、CreditRisk、CreditPortfolioView、测定和管理市场风险的新工具――风险价值方法（VaR）、操作风险高级计量法等，目前已经成为大多数投资银行、商业银行、投资机构以及政府监管当局所采用的主流风险管理方法。

虽然西方十国集团的银行业制定巴塞尔资本协议，开发相关风险计量模型、方法，但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却遭受重创。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看，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从适用范围看，巴塞尔资本协议仅限于商业银行。从机构来看，很多遭受重创的机构都不是巴塞尔资本协议的约束对象。巴塞尔资本协议的适用范围是指传统意义的商业银行，而对于金融组织体系中的其他金融机构，如投资银行、证券、保险业等，巴塞尔资本协议并不适用。但此次危机首先出现问题的机构恰恰是投资银行和住房按揭贷款公司，如贝尔斯登、雷曼、美林、新世纪等，这些机构都不受巴塞尔资本协议的制约。

第二，截至危机爆发，美国还没有实施新资本协议的银行。在危机爆发的起源地美国，一直对实施新资本协议持有消极态度，美国计划于2009年实施新资本协议，并且只有20家左右的大型银行采用内部评级高级法。而且美国监管当局对于如何具体实施一直争执颇大，银行也有比较大的抵触情绪。恰恰是在这个实施新资本协议不积极、金融市场又极度活跃、衍生产品日新月异的国家，爆发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可以说，直到危机爆发，美国的银行业还没有一家真正的新资本协议银行。

第三，对巴塞尔资本协议有重要影响的评级机构缺乏监管。在金融危机中经常被忽视的角色是评级机构。评级机构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银行风险管理中扮演了重要而又特殊的角色。评级机构的评级影响银行持有资产的风险权重等，但对评级机构的监管是一个空白。一些评级机构的不负责，更是助推了金融危机的形成，评级机构的评级行为同样具有顺周期特征。如对雷曼的固定收益衍生品通过母公司的信用支持获得了AAA信用评级，AAA评级降低了繁荣时期购买者（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本要求，而在金融危机爆发时，评级机构对这些金融产的降级，导致了购买者的资本要求严重上升，并触发了客户和交易对手的回购要求，最终这些公司都遭遇了评级机构的降级，引发了流动性危机。

第四，虽然美国等国家银行业没有实施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但却实际采用了其中的一些方法。但在金融创新过程中，由于历史数据较短，风险的估算常常发生偏差――这种偏差不是一两家金融机构的偏差，而很可能是系统性的偏差，比如次贷危机，AAA的次贷最终被证明是整个金融系统在房地产牛市行情中的整体估价错误。其结果是，当危机真实发生时，实际的流动性需求可能远远超过公司的估算：抵押品价值的贬损程度可能超过预期，从而要求更多的保证金支持――没有一个机构会为AAA级的债券拨备出30%的贬值空间（真实的拨备额不到2%），为AA级债券拨备出60%的下跌空间。实际上，当危机到来时，所有次级贷款的价值都发生了大幅贬损，AAA级债券目前已累计下跌30%以上，AA级下跌60%，A级跌幅超过70%，直追BBB及BBB-80%左右的累计跌幅。尽管各大金融集团都以AAA及AA级次贷为主，但各大金融集团在次贷中的投资损失率都达到20%以上。

风险资本计量有效运用的前提是对风险的准确鉴别和计量。但实践证明，风险远比人们想象的更难评估和量化。特别是在金融创新产品增加的情况下，监管规定和银行业实践经常滞后于金融市场发展。

第五，未考虑全部风险，主要是遗漏了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危机前，监管部门和银行业对风险防范的注意力集中在个别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资本充足率上。但次贷危机主要并非从个别风险也并非从资本充足方面，而是从系统性风险和流动性这两个被忽视的软肋攻破了金融体系。

第六，银行人为资本套利，规避资本要求。与巴塞尔协议实施过程相伴随的是银行业针对监管要求不断创造规避对策作监管资本套利的过程。其主旋律则是根据资本协议对风险的分类，相应创造符合协议中低风险条件的产品，或将表内资产转移到表外，通过降低风险资产总量，以降低资本和总资产比，提升杠杆力，达到扩张资产规模和提升ROE的目的。这实际上正是证券化产品高速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之一。例如，根据巴塞尔协议，住房贷款风险权数为50%，而AAA级房贷证券风险权数更低，若采用CDS，则可进一步降低风险权数，相应地将资本和总资产比降至最低。

危机的实践证明，巴塞尔协议基于风险的资本充足标准是银行资本充足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还需要有其他条件补充。

三、作为参与巴塞尔协议的中国银行业分析

中国的银行能够在金融危机中一枝独秀，这与朱基的高瞻远瞩、大刀阔斧的改革是分不开的，即通过对国有银行注入资本，并上市融资。此后，国有几大银行得以轻装上阵，并达到巴塞尔资本协议要求，当资本充足率低于8%的标准时，不再仅是国家注资，而是通过市场行为融资达到监管要求。综合分析，我国银行业能避过金融危机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目前仍然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实际上混业模式并不能拯救金融机构，多元化也不能分散风险，反而会导致风险的复杂化和资本监管的漏洞，这在雷曼和AIG的案例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金融危机中，风险的串联大于风险的对冲，用复杂的混业模式来平抑风险，不如用业务结构的简单化来清晰风险的分担，也只有这样，评级机构和监管机构才能更加准确地评价单一金融业务的风险。

第二，中国在2003年启动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有效提升了银行机构的经营水平和抗风险能力，也被认为是中国银行机构能够有效抵御金融危机侵袭的重要原因。股改以来，中国主要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基本保持着“双下降”的态势，截至2008年12月末，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5，600多亿元人民币，不良贷款率为2.45%。而股改启动前的2002年，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高达4万亿元人民币，不良贷款率高达23.6%。

第三，中国银行业国际化水平低，没有深度参与国际金融市场。中国的金融机构在次债方面也有一些投资，这些投资也有损失，但是总的来讲，数量和比例都不大，能够消化。曾持有美国房地产次级贷款资产以及雷曼兄弟公司债券等危险资产的中国银行机构主要有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等。由于危险资产在上述银行总资产当中所占比例都在万分之一左右，因此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银行业的直接影响并不大。

第四，中国金融市场上衍生产品，如债券远期、远期利率协议、外汇掉期、利率互换等金融衍生产品，都是比较简单的基础性风险控制工具，不具备高杠杆性。如引发这次金融危机的住房贷款证券化产品，在中国较少，其他如信用衍生产品就更少了。

第五，我国银监会已经实施巴塞尔资本协议，出台了一系列的监管指引，对银行风险管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监管当局可以直接下达信贷规模、增速等指标，直接控制了银行的信贷规模。这些措施，有时可能比巴塞尔资本协议更有效。

四、对新巴塞尔协议的反思

虽然在金融危机中没有国家真正实施新巴塞尔资本协议，让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接受考验，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为此，巴塞尔资本委员会再次全球征求意见，着手对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进行修订。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银行的交易账户和银行账户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计算资本金。这样的机制激励了银行，在流动性较高的资产上持有大量的头寸，比如债券、外汇，2000年以后也渐渐增持了结构性产品，但是这种账务处理方法在金融危机爆发时出问题了。一些大银行看到信用风险与市场风险有不一致的资本准备金要求，便觉得有机可乘，想方设法把资产从计算信用风险的银行账户转移到计算市场风险的交易账户上去。这样，就可以用《市场风险补充案》所允许的内部风险模型来计算资本金需要量。

第二，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资产流动性也缺少关注。对于过分依赖于短期融资商业模型所产生的风险没有充分充实。尽管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要求银行以资本充足率、政府监管和市场约束为三大支柱的监管框架，但这些方式并没有充分强调银行自身对于风险的控制。因而，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只强调了资本，没有强调流动性。这个模型导致银行市场上长期缺乏对于资产流动性的风险意识，而导致银行破产的最终因素都是流动性危机。

第三，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系统性风险缺乏考虑。虽然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要求银行必须做压力测试，但却没有要求银行相应补充资本或计提损失准备。因此，在遭遇到金融危机这样的系统性风险时，许多银行遭受极大损失后，由于整个市场融资渠道失效，因不能有效补充资本金而倒闭或破产。

五、对我国银行实施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思考

根据研究，对交易额巨大的银行来说，采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内部模型法比标准法要节约资本20%～50%。相对来说，西方银行历史悠久，数据完整，可能采用内部模型法来计算风险资本。经过上百年的发展，欧美的金融机构都建立了一套严格的风险管理体系，根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调查，十国集团国家的大银行已经基本建立起内部评级法，但在一些方面仍需要进一步完善。相比之下，非十国集团国家的商业银行差距更大，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更是比较落后，大多数银行还是停留在起步阶段。

或许有人会问，既然巴塞尔资本协议西方已占优势，我国可以不参加吗？实际上是行不通。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是一个“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作为经济实力强大的国家，也就是强势者，这些国家制定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他们可以更好地实施，并强势在全世界推行，有利于增加他们的竞争力。作为弱势者，接受强势者制定的规则，意味着西方银行已先天占优，我国银行业是一个被动地接受者；不接受，意味着你不能参与这些国家的业务，这对我国的国际业务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但这个世界是强者制定规则的，你没有办法。就好比两人比赛，对手已经提前做好的准备，再宣布规则，你当然会吃亏。所以，这并不是一个接不接受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问题，而是如何实施的问题。因此，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对于中国银行业来说，巴塞尔协议的实施既是对银行风险管理的一个巨大挑战，又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银行业必须更加深化金融改革，提高金融效率，完善信息基础架构，积极着手开发适合于银行内部的风险评级系统，实行全面风险管理策略，拓宽资本补充渠道，规范信息披露，加强市场约束，才是中国银行业面对国际竞争的生存之道。

（作者单位：长沙银行）

主要参考文献：

[1]付正辉.商业银行资本管理与风险控制-释读《巴塞尔新资本协议》[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5.

[2]巴曙松，牛播坤，向坤.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实施路径的国际差异比较及其发展趋势[J].国际金融研究，2006.4.

[3]Joel Bessis.银行风险管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巴塞尔协议2篇5

【关键词】 金融危机； 金融监管； 巴塞尔协议III； 影响

一、引言

巴塞尔协议新规即《巴塞尔协议III》，是国际金融监管体系最重大的一项监管改革。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面对巴塞尔协议II暴露出的缺陷和问题，巴塞尔委员会根据此次危机的教训提出了提高资本要求、引入宏观审慎监管、提高监管水平和范围、完善激励机制、加强信息披露的银行业监管标准的改革要求。该要求通过2010年9月12日在瑞士召开的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管理层会议讨论磋商，27个成员国的中央银行代表就加强银行业监管的《巴塞尔协议III》达成共识，同年11月12日，该新规在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首尔峰会上得以顺利通过。至此，从1988年颁布的《巴塞尔协议》到现在的巴塞尔协议新规，几十年来，巴塞尔协议三易其稿，其内容不断丰富，所体现的监管思想也不断深化。分析新规出台的背景、改革的思路及影响，对于加强我国金融监管、提升我国银行业风险管控能力、维护金融稳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巴塞尔协议新规出台的背景分析

（一）全球性金融危机是巴塞尔协议新规出台的直接起因

巴塞尔协议的颁布和不断修改，都是与国际上发生重大的金融危机密切相关，这次新规的出台也不例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出此前的银行业监管体系中存在的诸多不足。旧有的银行业监管规则中，对于核心资本充足率的要求过低，使得银行体系难以抵御突如其来的全球性金融系统风险，原本认为可以有效分散风险的衍生金融工具，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并未能发挥其效能，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对风险的进一步扩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2009年9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匹兹堡峰会明确提出了“在2010年年底前制定为各国所能接受的规章制度，改善银行体系资本质量和资本数量”的改革目标。据此，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巴塞尔委员会着手对资本监管国际标准进行改革，2010年9月12日的瑞士巴塞尔中央银行行长和监管当局负责人会议就资本监管改革中的一些关键问题达成了共识。

（二）金融自由化和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是巴塞尔协议新规出台的内在动力

金融自由化通过放松利率、汇率限制，鼓励竞争，提高了金融体系的效率。1999年，克林顿政府推动国会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有关条款，从法律上消除了银行、证券、保险机构在业务范围上的边界，开启了金融混业经营的大门，与之相应的是美国金融监管放松，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但金融过度自由化和放松监管使银行更为冒险，结果拉美地区、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东南亚地区连续发生金融危机，客观上要求对国际金融监管的标准和办法进行改革。

（三）金融监管理论的发展是巴塞尔协议新规出台的思想动因

金融监管理论是现代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的体现，目前主流的金融监管理论主要有金融脆弱论和公共利益论。金融脆弱论认为银行短借长贷和部分准备金制度导致内在的非流动性，银行之间的资产负债存在着相互依赖的网络，银行业比其他产业更加脆弱、更容易传染，容易导致系统的不稳定。

公共利益论认为金融监管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金融市场同样存在市场失灵，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等现象，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又会产生道德风险或逆向选择问题。因此，金融监管当局有责任采取必要的措施减少金融体系中的信息不完备和信息不对称等市场失灵现象，强化信息披露和金融监管。

三、对巴塞尔协议新规理念和思路的解读

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20国集团于2009年2月提出了一揽子金融监管改革建议，英国金融监管局专门了有关监管改革报告，奥巴马政府也向国会递交了一套详细的金融改革方案，对20国集团的改革建议作出了进一步的回应。巴塞尔委员会也对巴塞尔新协议进行了重大修订，其理念和思路主要表现在：

（一）第一支柱提高资本要求

第一支柱是巴塞尔新协议修订的重点，其目的是减轻银行风险及由银行风险引起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主要改革体现在：

首先，大幅度提高资本金要求，将杠杆率设定为风险资本要求的可靠的补充措施。《巴塞尔协议III》的核心内容是全球各商业银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下限将从现行的4%上调至6%，由普通股构成的“核心”一级资本占银行风险资产的下限将从现行的2%提高至4.5%，巴塞尔协议II强调对分母即风险资产的计量，而巴塞尔协议III则更加强调对分子――资本的计量，直接表现诸多条款核心要求便是增加资本；其次，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制度，各家银行应设立“资本防护缓冲资金”，总额不得低于银行风险资产的2.5%和0%～2.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在经济上升阶段增加缓冲资本，而在经济衰退中减少缓冲资本，巴塞尔协议III与巴塞尔协议II最重要的区别是增加了逆周期资本缓冲的要求，巴塞尔协议II放大了经济的周期性，而逆周期资本监管的增加则弥补了这一不足，它可以降低经济的顺周期性，来提升银行系统的稳定性、有效性及赢利能力；第三，流动性监管地位的提升，流动性危机历来是导致银行破产的直接原因，巴塞尔协议III引入两个衡量流动性风险的新指标，即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资金比率，将使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成为银行监管的新重点；最后，对风险模型的补充和改造。VaR模型在实践中备受青睐，但由于对小概率危机事件的损失估计不足，将压力测试方法作为VaR方法的重要补充。

（二）第二支柱引入宏观审慎

审慎监管是全球金融监管的趋势，也是各国金融监管努力的方向，目的是提高宏观审慎监管和控制风险的意识。表现在：第一，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将宏观审慎的监管与微观审慎的监管结合，强调监管水平和标准的提高。不同的监管机构要相互协调和沟通，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衡量和预警；第二，扩大监管覆盖面，要全面覆盖所有市场、机构和工具。影子银行系统将置于监管之下，包括各类对冲基金、结构化投资工具、场外衍生品市场以及证券化市场等；第三，薪酬设计和奖金发放鼓励长期行为，抑制短期行为。

（三）第三支柱强调信息披露

第三支柱是第一支柱和第二支柱的补充，目的是通过要求更高的透明度和量的或质的有效信息披露来加强市场纪律，从而使市场参与者可以评价其资本的适当性。为指导市场的披露行为，巴塞尔委员会从四个方面提高透明度：第一，要求一级资本的所有构成必须完全对外披露，并披露缓冲资本的情况；第二，要求定期公开披露流动性风险状况和管理方面的定量和定性信息；第三，对于证券化，表外风险暴露和交易账户下的信息披露要求给予详细的指引，以降低资本市场业务给银行资产负债表带来的不确定性；最后，对于银行的薪酬发放也需要更加清晰和及时的信息披露。

四、巴塞尔协议新规对我国银行业监管的影响及应注意的问题

（一）从提高资本金充足率要求来看，短期内对我国银行的影响有限，但应关注较高的资本缓冲和拨备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和制约

截至2010年6月底，国内大、中、小各类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达到11.1%，核心资本充足率达到9%，核心资本占总资本的比例超过80%。按照新的资本监管标准，国内大型银行和中小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均高于国际同业平均水平，在新兴经济体中也位居前列。新规则将对全球范围内信贷流动的规模和成本产生广泛影响。对银行而言，新规则将迫使银行为更大规模的放贷和投资留出更多的资本拨备，缩减资产负债表规模，舍弃那些被认为具有过高风险的业务种类，将把更多的收益储备起来，以应对潜在风险。这样一来，将可能减少大型银行的利润，在向投资者和员工派发的钱减少的同时，还可能限制银行放贷，从而制约经济增长，从长远来看，国内银行业应在建立资本约束前提下尽可能拓展资本补充渠道，以解决上述矛盾。

（二）从宏观审慎监管来看，我国一贯坚持对银行的严格监管和控制，维护了银行业的稳定，但应重视鼓励我国银行业的金融创新，提高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

美国等工业化国家曾经对金融业竞争实施限制，确实维系了金融业一段时期的稳定，但以1999年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为标志，工业化国家已经意识到限制竞争对效率的约束。此次危机爆发后，华尔街的贪婪和美国政府疏于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被普遍认为是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次贷危机的重要传导链条的特定目的投资机构，在2009年7月份的新巴塞尔协议修订版中被严肃处理，银行将贷款证券化打包卖给特定目的投资机构的难度大大增强，在这一点上，我们应正视我国银行业证券化程度太低和刚刚起步的实际，重视金融创新，倡导金融业的适度竞争，增强银行的竞争力，这对于提高我国银行的效率，改善金融结构具有现实意义。但是，我们也要积极汲取欧美过度放任的金融创新教训和经验，坚持尊重市场主体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积极推进金融创新。并要利用《巴塞尔协议III》的改革机会，推动我国大型商业银行冲上国际舞台。

（三）从加强信息披露来讲，要强化信息披露的监管理念

监管理念直接决定监管成效。长期以来，我国银行业单纯注重合规性监管，忽视了风险性监管状况。在新形势下要努力做到：第一，为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市场变革的局面，监管部门和上市银行要顺应发展的趋势，将风险监管与培育金融创新结合起来，将非现场检查的重心转移到风险识别、判断、评估与化解上来。第二，要正确把握和处理好披露和保密的关系，寻求信息披露与保密的平衡点。监管者与上市银行应明确界定必须披露和自愿披露的界限，并从法律上明确金融商业秘密的范围。鉴于目前我国金融市场尚不成熟，如银行临时性支付困难等信息，可暂列入监管呈报范围。对于上市银行专有信息，则可采用自愿披露的原则，由银行自行掌握披露的程度。第三，要采取强制披露与自愿披露相结合的策略。在我国的管制不尽完善，又缺乏市场约束的文化传统条件下，银行管理层的自愿披露积极性不高，强制的最低标准信息披露往往变成最高标准，监管部门的强制约束是上市银行信息披露的主要动力，监管部门应当合理界定强制信息披露与自愿信息披露的范围、内容，并界定银行的商业秘密，加强商业银行的市场约束，规范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行为，有效维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促进商业银行安全、稳健、高效运行。

【参考文献】

［1］ ［美］米什金.货币金融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 苏新茗.全球金融危机与金融监管之道［J］.国际金融研究，2010（1）.

［3］ 高增安，何京君.从金融危机看新巴塞尔协议的改革方向［J］.西南金融，2010（7）.

巴塞尔协议2篇6

历经数月的讨论与争议,由27个国家银行业监管部门和中央银行高级代表组成的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9月12日正式宣布,各方代表就《巴塞尔协议III》的内容达成了一致。这一被视为近几十年来对银行业监管的最大规模改革方案在强化银行资本风险管理的同时将会驱使银行业的经营格局发生重大洗牌和变局。

三大核心内容

从属于国际结算银行的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是一个国际性的金融组织,其最显著的贡献就是制定了为各国银行监管部门所认可和使用的巴塞尔协议I以及巴塞尔协议II和目前的巴塞尔协议III。

诞生于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I第一次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国际通用的、以加权方式衡量表内与表外风险的资本充足率标准,而1999年形成的巴塞尔协议II则提出了以资本充足率、监管部门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为三大支柱的新资本监管框架。金融危机之后,根据G20达成的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共识,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去年12月开始启动了巴塞尔协议的修订和完善工作,并最终形成了巴塞尔协议III。

新的协议主要是针对银行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的一项综合银行监管指标体系。目前各方达成一致的还是银行资本充足率,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最低资本金比率要求根据巴塞尔协议III的规定,全球各商业银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下限将上调至6%,由普通股构成的“核心”一级资本占银行风险资产的下限将提高至4.5%。另外,各家银行应设立“资本防护缓冲资金”,总额不得低于银行风险资产的2.5%,这意味着,银行将必须把最低核心一级资本比率提高到7%(银行每投资或放贷100美元,就需要留出7美元用作储备;贷款和投资的风险越高,要求的资本也越高)。

一级资本的限制性定义巴塞尔协议III对银行资本的定义做出了更加严格的界定,即一级资本只包括普通股和永久优先股,并要求银行在2017年底前满足更严格的资本定义。

过渡期安排为了减缓市场对巴塞尔协议III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忧虑,监管机构给出了8年的缓冲时间让银行逐步适用新规则。其中,在全球各商业银行达到一级资本充足率下限要求方面,过渡期限为2013年升至4.5%、2014年为5.5%、2015年达6%;在达到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方面,过渡期限为2013年升至3.5%、2014年升至4%、2015年升至4.5%;同时,截至2019年1月1日,全球各商业银行必须将资本留存缓冲提高到2.5%。巴塞尔协议III要求各成员国从2013年1月1日起将协议列入法律当中,并且要求从当日起各成员国的商业银行必须满足其最低要求。

相较原有的巴塞尔协议,巴塞尔协议III的突破表现在,一方面,资本充足率要求明显的提高,其中银行一级资本率比原来提高了2%,核心一级资本率比原来高出3倍多。虽然在巴塞尔新规下银行可以将核心资本比率降低到7%以下,但可能会面临分红、派息以及股权回购等方面的限制,特别是一旦银行的资本金比率降低至4.5%以下,将面临严厉的监管制裁,可能由国家监管机构出面干预;另一方面,巴塞尔协议III第一次提出了资本缓冲资金的规定,该规定将从2016年1月开始启用,并于2019年1月完全生效。

妥协性产物

相比巴塞尔协议I和II的制定和实施动辄花费十余年时间不同,巴塞尔协议III的出台可谓神速,即便是从雷曼兄弟破产算起,也才仅用两年的时间就敲定了方案。不过这两年间,巴塞尔协议III也是数易其稿,而此次公布的正式协议明显异于最初版本的主要特征体现在,由于受到来自银行的广泛压力,也为了如期推出新协议,巴塞尔委员会不得不做出了适当的妥协。

对于巴塞尔协议III有关内容的争议主要集中在美欧等发达国家之间。相比于美国而言,很多欧洲国家对于落实更严格的资本规定都持紧张和保守的态度,特别是美国和德国之间的角力异常激烈,其中前者希望落实期间最长为5年,德国则主张延长至10年。因此,为了能够使本国利益不受损失,欧洲不少国家银行业及政府团队就巴塞尔协议III的制定进行了近一年的游说,最终达成了一个妥协的协议。

与最初版本相比,监管指标的明显放松是巴塞尔协议III妥协性特征的集中表现。如巴塞尔委员会原拟定的一级资本充足率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为6%和5%,但由于德国希望分别降低50基点,最终协议保持了6%的一级资本充足率,但将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降到了4.5%。此外,虽然德国坚持新规的过渡期应为10年的要求由于鲜有支持者而未能如愿,但最终协议却同意在2017年年底以前银行可以将获得的政府救助资金计作普通股,而这按协议的资本定义是不合条件的。另外,关于其它从严定义资本的规定,国有银行亦可获得额外5年的豁免期,这对于拥有大量非上市国有银行的德国来说的确是一大让步。

当然,美国也应该是监管指标放松的大赢家。据巴克莱资本估算,由于有了“妥协”,美国35家最大银行控股公司仅需拿出1150亿美元的新股本或留存收益,就能满足一级资本金比率的规定,比之前预期的减少了一半。

对银行反周期缓冲资本要求的搁置可以看作是巴塞尔协议III妥协性的另一大标志。除上述2.5%的资本缓冲资金外,巴塞尔委员会7月份还特别提出了一个逆周期资本缓冲要求,即在经济繁荣时期,银行应额外划拨零至2.5%的逆周期缓冲资本,以防止信贷过度增长,同时又可在经济不景气时帮助吸收亏损风险。这部分资本由普通股或其他可完全吸收亏损的资本构成。不过,巴塞尔协议III并没有对此进行明确,对此,巴塞尔委员会表示将与各国监管部门协商,以确定这一缓冲资本的具体实施条件。

正是由于是一种妥协性的产物,巴塞尔协议III得到了美欧央行的高调拥护和支持,因此,今年11月在韩国首尔举行的G20峰会通过和批准该协议已经没有多少悬念。

各国影响不一

虽然各国对于巴塞尔协议III都投了赞成票,但由于各国银行的生态状况不一样,新规所产生的影响会有很大的差别。

为了减少自身的负债数额,美国、加拿大等国银行在金融危机中都已经添加了新的管理资产的基金,不过,即便是经过了2009年的压力测试,美国银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目前也只有4%,而且据摩根士丹利分析,如果按照一级资本的最新定义,包括花旗银行和美洲银行在内的7家美国银行也将面临一级资本充足率不足的局面。依据花旗银行和美洲银行2009年年报分析,其一级资本充足率达到了11.67%和9.25%,但若在新的定义实施之后,二者的一级资本充足率可能会低于6%。

巴塞尔协议2篇7

关键词：新巴塞尔协议；次贷危机；政策监管；风险管理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9)03-0027-05

一、次贷危机对新巴塞尔协议提出的挑战

巴塞尔委员会自2008年起陆续出台了多部征求意见稿以分析和应对此次的次贷危机。其中，在2008年3月的《对2007年的金融危机的初步评估与政策思考》(The 6nancial turmoil of 2007：a preliminaryassessment and some policy considerations)的报告中指出，此次在成熟金融市场中爆发的次贷危机，使得我们有必要对政策监管、银行的经营模式以及风险管理的实践进行重新思考。为此，笔者借此框架，从以下三方面具体展开，深入分析次贷危机对新巴塞尔协议所提出的挑战。

1、未能有效预防高杠杆运作。

首先。新巴塞尔协议的适用范围虽然已经在旧巴塞尔协议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充，将以银行业务为主的银行集团的持股公司包括在内，使得风险管理的涵盖面进一步扩展，然而，对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金融机构的监管缺失无疑为此次的危机埋下隐患。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按照新巴塞尔协议是8％，即最高可产生12.5倍的杠杆，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高杠杆所可能产生的风险。而由于缺乏监管，投资银行利用融资工具在发行证券化产品时。只需要不到1％的资本充足率。如果算上SIV等表外业务的杠杆效应，那么投资银行的杠杆倍数可高达50倍60倍。由于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金融机构过度地利用杠杆不断发行新的金融产品。使得其实际的抗风险能力非常薄弱，最终由于其无法承受风险而造成整个金融体系崩溃。

其次，新巴塞尔协议对表外业务的监管不足为商业银行的高杠杆经营提供了可能。表外业务的性质本身决定了监管银行的真实风险和资本充足率具有巨大的困难。由于表外业务不反映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可以使得商业银行逃避监管，在不提高资本充足比率和经营成本的前提下增加赢利。对商业银行具有相当的吸引力。虽然新巴塞尔协议在补充有效银行监管原则时加入了“考虑到可构成银行大规模风险暴露的表外业务”这一条款，但实际收效欠佳。随着商业银行表外业务规模的扩大，银行的实际资本充足率就潜在地下降，承受风险的能力也随之降低，从而积聚了很高的风险，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也随之上升。

2、未能有效应对银行经营模式转变的风险。

金融创新推动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由“购买――持有”(buy and hold)模式逐渐转变为“发起一分散”(originate to distribute)模式，也称为贷款并证券化。新模式让银行得以将贷款包装、再包装、再销售，从而盘活资产、增加收益。然而，这一过程只是将风险转移。使得风险更为集中，但其风险暴露并未消失，只是过程变得更不透明，更不易为市场所真正了解。

新巴塞尔协议虽然在制定的过程中已经意识到了其中所蕴含的巨大风险，并且对金融创新所产生的新风险进行了定义与计量，提出了信用风险缓释和“信用风险一资产证券化”框架，具体讨论了确认风险转移的操作要求、对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处理和资产证券化的内部评级法，但其并未对由于经营模式转变而导致的风险意识下降以及交易账户引起的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的增加作出充分的考虑，从而未能有效防范银行经营中所面临的各项风险。

首先，贷款并证券化的经营模式引起风险转移。并使得商业银行的风险意识下降。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技术委员会主席工作小组在2008年5月形成的《关于次贷危机风险管理的调查报告》中提出。在次贷产品市场中，银行作为中介机构，通过中介投资方和融资方获取管理佣金，不仅没有重视风险管理的积极性，有些银行还“外包”内部的风险管理，依赖信用等级度量次贷产品风险。由于该模式使中介机构能够比较容易转移其账面的风险资产，同时获取高额的利润，因此商业银行作为中介机构并不对产品的风险真正负责，整个产品链条会过分依赖转移风险而非控制风险，从而忽略对有关风险的信息获取和及时监控，使得商业银行未达到基本的风险管理原则，没有严格地尽职调查，过于相信风险分散工具和外部评级。忽视了风险和收益对等的基本规律，

其次，受到贷款并证券化的经营模式的驱使以及近年来市场对金融衍生品的信心高涨，银行大都低估了交易账户上的融资风险。交易类资产的规模也因此以两位数的百分比持续增长，甚至一些商业银行的资产主要是交易类资产，复杂、流动性不强的信贷产品在交易账户结构中的比重也迅速攀升。然而，新巴塞尔协议并未针对银行账户资产的结构性变化进行有效的监管，对交易账户资产的监管不足导致了大量在次贷危机中爆发的交易对手信用风险。以CDS市场举例，在其发展的初期，由于参与者较少且相互了解。交易对手风险并不高；而随着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逐渐繁荣，参与CDS交易的机构也越来越多，形成了相当规模的二级市场。许多CDS合同会交易转手十几次甚至几十次，众多交易者之间的了解程度大大降低。这便迅速放大了交易对手风险。在牛市时。这些交易能够让参与方得到相当可观的回报，但当市场陷于困境而缺乏流动性时，交易对手风险则会使投资人血本无归。尤其是当对冲基金作为卖方时，由于其资金储备不足，一旦发债公司破产，对冲基金往往无力清偿，很可能无法履约，因此便成了最薄弱的环节。贝尔斯登的倒下正是由两支基金破产所引发。

3、未能有效加强银行对流动性风险、估值模型以及信用评级等的风险管理。

首先，在次贷危机发生之前。流动性风险管理未被赋予充分的重视，其计量方式也较为落后。短存长贷从本质上决定了流动性风险是银行经营所面临的必然风险之一。然而，随着金融产品的越加复杂化以及银行交易类资产的逐渐增加，银行对市场流动性的依赖性也在加强。而传统的流动性风险管理往往未能考虑到，在当今日益受资本市场驱动的环境下，银行机构对自身流动性管理越来越依赖于市场的流动性，使得传统评估方法在如今的银行经营模式下变得不适用。对此，新巴塞尔协议也未能及时提出对赋予新含义的流动性风险的评估方式，没有强调在金融危机等极端情况下的压力测试的重要性。在巴塞尔委员会

2008年2月的题为《流动性风险管理和监管的挑战》的报告中指出，由于许多银行认为持续的严重流动性短缺几乎是不可置信的，因而也就没有考虑到整个市场出现紧张状况的可能性以及非正常状态的严重性与持久性，并进行相关的压力测试。应急融资计划未能与压力测试的结果保持恰当的关联性。有时，计划也没有考虑到某些资金来源可能会出现不可用的状况。这种在风险管理中的懈怠应更早地引起巴塞尔委员会的关注，并在监管层面上督促商业银行做好压力测试等管理流动性风险的措施，从而更好地保证在流动性短缺时金融市场的稳定性。

其次。现有的估值模型无法反映金融创新所带来的风险。目前，大多数的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均用VAR模型来计算资本金，新巴塞尔协议中的风险加权也是鼓励商业银行用VAR模型来考虑资本充足率的计提。然而。由于越来越多的风险暴露产生于缺乏流动性的产品，而该类风险往往由信用风险转移、信用利差扩大以及流动性不足产生而并非由真实的违约引起，而现有的99％/10天的VAR模型无法捕捉到这些风险。具体而言，如果一项大额损失的风险一年中发生的次数低于2-3次或者一项潜在的大额价格变动累计超过几周甚至几个月，那么现有的99％／10天的风险价值法将对此无能为力。因此，现有的VaR模型在市场低波动率的情况下低估了标的物的风险，无法反映金融创新资产的风险，从而导致了金融市场对风险的不恰当计量。引发了危机。

第三，此次次贷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外部评级的公正缺失以及商业银行对外部评级的过度依赖，而这一问题的产生与新巴塞尔协议中对于信用评级的监管要求不无联系。新协议在进一步确定了信用评级的重要性的同时。将信用评级的获取细分为外部评级和内部评级。虽然委员会鼓励银行采用内部评级高级法。但由于其过于复杂，不适合银行的实际操作，从而更多的银行选择采用外部评级，以减少风险管理的成本。然而，信用评级机构的透明度欠缺、存在利益冲突、缺少竞争、缺失独立性等使得信用评级并未反映出产品的实际风险，风险与收益的对等关系出现扭曲，由于风险未得到充分的认识与应有的控制，最终在风险不断扩大和集，中后导致次贷危机。

二、改进新巴塞尔协议的建议

1、强化对高杠杆运作的监管。

虽然如今的投资银行已经转型至混业经营，从而将同样接受商业银行的监管，其因高杠杆、高风险操作而导致资产缩水、资本金不足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缓。但增强新巴塞尔协议对高杠杆的监管，尤其是对表外资产的监管依旧是当务之急。笔者通过构建以下的不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模型来说明巴塞尔委员会应采取的策略。

首先。假设任何一家商业银行均有两种策略可供选择：一是违规经营，即在监管允许的范围外，利用表外资产获取额外收益；二是合规经营，即如实提供表外资产信息，并在监管要求内进行运作。假设合规经营时银行的收益为A，违规经营时的收益为B，并且B>A。同时，巴塞尔委员会也有两种可供选择的策略：严格监管和放松监管。若委员会选择严格监管以获取商业银行是否违规利用表外资产进行获利的信息，则需为此付出相应的成本，假定为C。并且，委员会通过监督、检查，一旦发现商业银行存在此类违规经营，则商业银行将受到相应的惩罚，假定为D。其中D>C，B―D

π(1，P)=π(0，P)，得P=C／D，该点为委员会采取监管策略的博弈均衡点。即：当P>C／D时，委员会的最优策略是采取严格监管；当P

由此可见。为了加强对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等经营情况的监管，巴塞尔委员会要加大违规经营的处罚力度。即在监管成本C一定的情况下，增加惩罚D，从而降低商业银行违规操作的概率P。此外，巴塞尔委员会还可以采取各种措施增加商业银行合规经营的收益A，例如采取各项激励措施，或降低商业银行违规经营的非法收益B。只有商业银行违规经营的所得小于或等于其合规经营的所得，即B―A≤0，商业银行才不会有违规经营的利益冲动，从而也就达到了监管的效果。

2、强化对交易对手风险的评估。

随着银行经营模式的转变，交易类资产的规模也日益增加，对交易对手风险的评估对商业银行也越发重要。由于交易对手风险较为复杂且难以制定通用的管理规范，可以考虑鼓励商业银行自行建构模型来计量其风险，而巴塞尔委员会则可以更集中于关注商业银行如何捕捉结构性信贷产品、股权衍生品交易中出现的更为复杂的信用风险。进行指导与评定。笔者建议巴塞尔委员会可以参考国际交易对手风险防范小组(Counteroarty Risk Management Poli，cyGroupⅢ)于2008年8月6日的题为“抑制系统性风险一改革之路”的报告中所提出的改进措施。进行新巴塞尔协议的修改与完善。该报告是由包括高盛公司、汇丰银行、雷曼兄弟公司、摩根斯坦利等在内的国际主要金融机构的风险及业务管理高层人员完成。其中，值得巴塞尔委员会借鉴的内容主要可概括为以下两点：

第一，设立高风险复杂金融工具的交易对手的成熟度标准，只有当交易对手符合相应的能力要求时，方可进行交易。具体而言，交易对手需要满足以下条件：有能力理解具体金融工具的风险和回报特征：有能力或有资源渠道对该金融工具进行定价并对其进行压力测试；具有必要的治理程序、技术和内控体系来交易和管理该金融工具的风险；一旦该金融工具出损失，有足够的财务实力弥补这些损失。

第二，保证大型综合金融机构定价政策和流程的稳健性和一致性，对自营交易和具有交易对手风险的交易都要进行认真的价格评估，尤其要对非标准化的交易、结构化产品、流动性差的产品及其他难以定价的资产，建立稳健的监测体系来追踪失真价格同时凸现出尚未解决的问题。

3、提高银行全面风险管理水平。

(1)在资本管理框架中融入经济资本模型。

次贷危机为巴塞尔委员会敲响了警钟，由于新巴塞尔协议的资本管理框架与银行的实际运作有一定差距，使得银行采用新巴塞尔协议的风险管理成本颇高，适用范围受到很大的局限，从而新巴塞尔协议的作用也无法得到充分发挥。因此，为了全面了解银行的风险管理，在监管银行资本和经营风险的同时更贴近银行的运作，在现有巴塞尔协议的框架下加入对经济资本模型值得尝试。

经济资本是现代全面风险管理的关键概念之一。也是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的主要量化测度工具之一。目前已有许多国际大型商业银行开始使用经济资本模型进行全面风险管理。与新巴塞尔协议中所规定的资本一样，其主要关注于银行的抗风险能力。其区

别在于：新巴塞尔协议的规定资本对信用风险的类别区分比较有限。比如根据风险提留金(Forfeits)的规定做法，长期授信和短期授信的信用风险相同。而事实上前者较后者的风险更大；再比如在衡量不同评级的客户的信用风险时，尽管AAA级的授信对象和Ba级的授信对象的违约率存在很大差别，但对他们分配的资本金却相同。同时，规定资本在测量组合资产(Portfolio)的风险时，仅仅将单个的独立风险简单加总，结果造成经过风险分散化的组合和高度集中的组合的风险相同，忽略了组合资产的分散化效应。

新巴塞尔协议的规定资本的上述缺陷对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无疑有负面的影响。由于规定资本在不同业务单位之间的分配并非依据其实际风险，因此任何基于风险测度的政策，比如风险修正测度、定价，看似有效，但都要受到规定资本对风险扭曲的影响。而经济资本正是修正了这种扭曲。此外，经济资本在对商业银行贷款定价系统的完善、银行的资本充足要求与银行的整体风险的联系、开发经风险调整的绩效评估以及用于商业银行的资产配置和经营战略的管理方面均有较高的实践经验，值得巴塞尔协议进行研究、融合，为完善巴塞尔协议打下基础。

因此，笔者建议在现有的新巴塞尔协议的资本管理框架中融入经济资本模型，从而更好地与商业银行自身的风险管理结合，同时起到更好的监管成效。例如，可以考虑将风险调整收益(RAOC)等指标列入监管，其中，RAROC=(收益-预期损失)，经济资本。其中，公式的分子代表去除风险损失准备后的预期纯收益，而分母则表示弥补非预期损失所需要占用资本金后的经济资本。因此，RAROC体现为充分考虑了预期和非预期损失全面风险占用后的收益，可见其非常适用于商业银行的全面风险管理。

值得一提的是，在2008年8月，巴塞尔委员会在《经济资本模型的实践》中首次提出，经济资本模型的使用变革是由于银行内部资本管理以及监管需要。并可能将对银行经济资本评估的框架融入巴塞尔协议的第二支柱。该报告对信用风险模型的依存分析模型、交易对手信用风险以及利率风险进行展开讨论。从而对巴塞尔协议的监管框架的进一步扩充提供了支持。

(2)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

为了说明金融市场的发展状况以及此次市场动荡的经验教训，巴塞尔委员会对其的2000年银行机构流动性管理的稳健操作进行了根本性的调整，并于2008年9月出台了《流动性风险的稳健管理与监督准则》。《准则》对许多领域的指引都有了很大的扩充，但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强的内容还有许多。例如。对流动性风险的管理不应仅停留在对传统的重新定价风险等利率变动而导致的流动性问题。而应该更多地考虑包括紧急流动性风险在内的对所有系列的流动性风险的识别与评估，加强压力测试方案的设计与运用，提供高效可操作的应急融资计划的必要性以及日间流动性风险和抵押的管理等措施以提高银行在面临金融市场流动性短缺时应对的能力等。

(3)改进交易类资产计量方法，强化记分卡法的运用。

为了更好地对交易类资产进行计量，在2008年7月，巴塞尔委员会正式出台《交易账户违约风险新增资本计量指引》，其中建议各家银行能开发出适合自身的计提交易账户违约风险新增资本的模型。并明确提出了计算交易账户违约风险新增资本的原则。例如，交易账户违约风险新增资本的头寸包括债券、股票、CDO、证券化和结构化产品；其涵盖的风险包括违约风险、信用转移风险、股价波动风险等。同时，报告还给出了一个违约风险新增资本的计量模型。即99.9％／1年的违约风险新增资本价值法。然而，该指引仍有许多值得进一步探讨和完善的内容。例如，该如何界定不同类型的风险并且避免风险的重复计算，如何让违约风险新增资本模型与现有的巴塞尔协议的第一支柱的风险价值模型兼容，以及99.9％／1年的违约风险新增资本价值法的可行性等。

巴塞尔协议2篇8

【关键词】巴塞尔协议Ⅲ 中国银行业 资本监管

一、引言

新一轮的金融危机中，美国投行雷曼兄弟在其资本充足率为11%，即最低监管要求的三倍情况下，仍走向破产之路。该事件的发生使人们开始对银行资本是否能在危机中发挥应有的缓冲作用产生疑问，进而开始质疑巴塞尔协议Ⅱ。基于这样的压力背景下，2010年9月12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加强银行体系监管的改革方案――巴塞尔协议Ⅲ，提出了更为严格的银行资本要求。在这新一轮全球银行资本监管改革的趋势下，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监管难免会受其影响，因此，基于巴塞尔协议Ⅲ，考察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监管的趋势方向是具有研究意义的。

二、《巴塞尔协议Ⅲ》关于资本监管方面的核心内容

相比起巴塞尔协议Ⅱ，巴塞尔协议Ⅲ在资本监管方面提出更为严格的要求。其主要变化在于四个方面：提高核心资本充足率、建立资本留存缓冲和逆周期资本缓冲、引入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资金比率、引入杠杆率。

（一）提高最低核心资本充足率

巴塞尔协议Ⅲ提高了核心资本充足率，要求一级核心资本充足率由4%提高到6%，普通股最低标准由2%提高到4.5%。对于非股份制银行将建立合理的标准确保其资产质量，不再符合一级资本金要求的金融工具将自2013年开始以每年10%的速度退出。

（二）建立资本留存缓冲和逆周期资本缓冲

在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的基础上，巴塞尔协议Ⅲ首次提出2.5%的资本留存缓冲和银行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建立0%～2.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的要求。资本留存缓冲是由扣除递延税及其他项目后的普通股权益组成，目的在于使银行在危机时仍持有缓冲资金以确保“吸收”损失。逆周期资本缓冲则是作为资本留存缓冲的补充，目的在于防备由于信贷增速过快导致的系统性风险积累的情况。

（三）引入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资金比率

全球银行缺乏流动性监管和统一的流动性监管标准是新一轮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巴塞尔协议Ⅲ将流动性监管加入监管的目标体系中，并建立两个新指标来衡量。一是流动性覆盖率，用于衡量机构抵御短期流动性风险的能力。短期流动性风险诸如公共信用评级大幅下调、存款部分流失、无担保融资渠道干涸等严重情况的爆发突然性强，优质的流动性资产可以确保银行机构能坚持运营一个月。二是净稳定资金比率，通过度量银行较长期限内可使用的稳定资金来源对其资产业务发展的支持能力，以衡量银行机构在长期内抵御流动性风险的能力。

（四）引入杠杆率

高杠杆倍数是最广为诟病的引起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因为在高杠杆倍数的情况下银行仍能保持符合监管要求的资本充足率，掩盖了杠杆倍数过高带来的风险。因此，巴塞尔协议Ⅲ提出引入对杠杆比率的监管作为对资本充足率监管的补充：要求各成员国在同一时期对3%的一级杠杆率进行平行测试，基于测试结果，于2017年进行最终调整，并纳入巴塞尔协议Ⅲ第一支柱部分。

（五）其他相关内容

除了上述4个内容外，巴塞尔协议Ⅲ为防止银行将大量高风险资产转移到表外业务逃避监管，规定了更为严格的高风险资产风险加权计算方法，将银行表外资产和资产证券化产品按照一定的系数换算成等价信贷产品。此外，巴塞尔协议Ⅲ提出“系统重要性银行”概念，将业务规模较大、业务复杂程度较高，发生重大风险事件或经营失败会对整个银行体系带来系统性风险的银行定义为系统重要性银行。相较于所有的标准，更为提高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标准，以确保其抗风险能力，降低因系统重要性银行暴露问题而引发的大规模性金融危机的概率。另外，巴塞尔协议Ⅲ还建立应急资本机制，比如应急可转债等，确保当银行濒临倒闭时，可以通过债权人参与共同承担损失，使银行得以继续经营。

三、《巴塞尔协议Ⅲ》对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监管的影响

巴塞尔协议Ⅲ出台后，2010年底中国银监会跟进巴塞尔协议Ⅲ推出四大监管工具，包括资本要求、杠杆率、拨备率和流动性要求四大方面。随后中国证监会于2011年8月15日《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划分资本监管为四个层次，即最低资本要求、储备资本要求和逆周期资本要求、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以及第二支柱资本要求，并以此将银行分为四类，分别对其进行监管，就此构成了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银行业监管的新框架。

（一）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的影响

目前，虽然中国证监会要求最低资本要求即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为5%、6%和8%。但一般情况下，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的底线为11.5%，非系统重要性银行为10.5%，核心资本充足率底线为7%。根据有相关数据统计，2010年我国各大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均在12%以上，核心资本充足率在7%以上，这可以看出，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资本充足率结构较好。而且就整个银行系统来看，我国商业银行整体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为12.2%，大于10.5%，远大于巴塞尔协议Ⅲ要求的8%，因此新的资本要求短期内对我国银行业资本监管影响不大。

但从长期来看，我国商业的经营业务主要以信贷为主，以利差收入作为主要的利润来源，可以定性为资本消耗型的银行业务模式。目前我国经济处于上行期，对信贷的需求会持续增大，由于银行的收益和利差与资本规模成正比，这使得中国银行业整体面临资本短缺的困境。此外，受限于国内资本市场的约束，银行补充资本的速度必然赶不上业务的扩张需求，加上新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给中国银行业带来资本补充压力，约束中国银行业未来发展。另一方面，为追上信贷需求，银行需求大规模的资本补充，虽然这在经济上行期对整个经济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一旦经济进入下行期，资本风险就会暴露出来，导致坏账增加。

（二）建立资本留存缓冲和逆周期资本缓冲的影响

目前，我国对银行资本留存缓冲和逆周期资本缓冲的要求不足巴塞尔协议Ⅲ所要求的2.5%。未来若依照巴塞尔协议Ⅲ的要求，这会对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提出更高的要求，且由于资本留存缓冲和逆周期资本缓冲是由普通股和其他高质量的资产构成，通过财务杠杆的调节，资本留存缓冲会在中长期降低银行盈利的波动，但是逆周期资本缓冲的提高会对银行利润分配有所限制，并且再融资的时间间隔会缩短以及难度加大。

（三）杠杆率、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资金比率的影响

巴塞尔协议Ⅲ中规定，初步要求银行杠杆率不得低于3%，我国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要求杠杆率要求不得低于4%。目前我国银行业杠杆率普遍在4.5%以上，这个指标短期内不会对银行有太大的影响。在流动性方面，我国银行业将在“十二五”期间引入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资金比率两个指标，进一步增强了银行维护流动性的能力。

从长期来看，中国金融市场中金融衍生品几乎没有发展起来，银行并不存在巨额的表外业务，杠杆率相比起西方国家商业银行较高。但是随着信贷规模扩张、表外业务发展的同时，我国商业银行将长期面临资本补充的压力，在现有资本规模下，杠杆率必然降低。而此时再提高杠杆率的标准，对我国商业银行未来的发展无形中增加了压力。再者从流动性上分析，我国商业银行主要依靠存款来获取融资，如果金融危机爆发，银行很难从同业处融资。因此流动性要求的提高，对我国银行业的发展是一种挑战。但是新的流动性管理理念会提高银行对负债稳定性的重视，保证银行体系的稳健发展。

（四）系统重要性银行额外资本和应急资本机制的影响

由于我国大型商业银行中国有化程度高，因此我国的系统重要性银行对国家银行体系乃至是金融体系的影响都大于西方国家的系统重要性银行。通过建立系统重要性银行额外资本和应急资本机制可以使系统重要性银行在面临重大风险或经营失败时，通过额外资金或启用应急资本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化解风险或是辅助经营，使银行恢复稳健状态。因此，系统性重要银行额外资本和应急资本机制的建立对于提高我国银行业的经营稳定性具有重要的影响。

四、《巴塞尔协议Ⅲ》对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监管的启示

巴塞尔协议Ⅲ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吸取总结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提出的更为严格的银行监管规定，其将是今后全球商业银行监管的发展趋势，也是我国商业银行监管的演变、改革方向。由于我国银行系统业经营模式是以信贷规模扩张的消耗性模式，银行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因此在短时期内让我国银行资本管理参照巴塞尔协议Ⅲ执行，对我国银行业的发展过于硬性的转化，是弊大于利的。所以，应建立过渡期，依照本国国情循序渐进地改革我国银行资本管理体系，以达到巴塞尔协议Ⅲ的相关规定。以下，将根据巴塞尔协议Ⅲ的资本监管，对我国银行业资本监管在今后的改革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一）建立长效合理的多渠道资本补充机制

短时期内，我国的商业银行普遍满足巴塞尔协议Ⅲ规定的资本充足率要求。但是，从理论上来看，在以上论述的巴塞尔协议Ⅲ关于资本监管的核心内容中的各项指标，都会增加了银行的融资成本，扩大资金的需求量；此外从中国现实情况来看，因为顺应宽松的货币政策，国内商业银行在这两年都放出了大量信贷业务，并且伴随着我国经济处于上行期的基本情况，信贷业务在今后将更加扩张，这一资本消耗性业务的增加，从长期来看，将会使我国银行业面临资本金不足的问题。针对这种资金供应量不足、资金需求量扩张的情况，我国银行业需要建立长效健全的商业银行资本补充机制，以补充资本的缺口。本文认为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是鼓励发展低资本消耗的中间业务，走资本节约型盈利模式。如在银行加强资本规划和管理体系时，积极开拓其他业务，调整业务结构，大力发展低资本消耗的托管、投行等新兴业务和表外业务；发展人民币跨境结算、债券承销、代客投资理财业务；通过调整商业银行资本结构，将普通股资本补充方式同内部资本积累补充方式相协调，以实现高资本补充低成本；还可通过开发金融创新混合资本工具以增加银行资本等。

（二）主动调整银行经营业务模式，加强资本规划和管理体系的建设

资本存在缺口的关键是我国银行经营业务的模式是资本消耗型，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必须要切实改变过去偏重靠规模扩张的信贷经营理念，转而建立节约资本的银行经营业务模式。此外，还需注重在有限资本规模下实现风险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以实现“资本、风险、收益”的有效匹配。再者，除了实现节约资本，还需提高资本使用效率，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应加快建立一个以资本规划、资本补充、资本使用和分配、资本监控和考核、资本使用评估、资本规划修订为循环的经济资本管理体系。

（三）建立逆周期资本监管框架

经济周期转变时，银行体系不可避免地面临系统性风险。这是由于在经济上行期，信贷随着经济发展而扩张，信用风险也随之产生，但隐藏于银行内部，当经济下行期来临，信用风险随之暴露出来。若按照现在的资本监管方法，经济上行期资本要求下降，经济下行期资本要求上升，这将会扩大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因此，应在银行资本管理体系中建立逆周期资本监管框架，以平滑信贷供给的长期波动，维护银行体系长期信贷供给能力，从而降低经济周期性波动幅度。

参考文献

[1]崔宏.“巴塞尔协议Ⅲ”框架下的中国银行持续发展之路[J].银行家，2010（10）.

[2]游春，张绪新.《巴塞尔协议Ⅲ》对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监管的影响[J].金融管理与研究，2011（06）.

巴塞尔协议2篇9

关键词：巴塞尔协议Ⅲ；资本监管；面板协整模型

一、引言

2007 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民众开始质疑巴塞尔协议II在资本监管方面的有效性，各国监管当局也开始意识到巴塞尔协议II在监管方面存在的漏洞，经过数月激烈争执，2010年9月12 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讨论通过了加强银行体系资本要求的改革法案，业界普遍称其为《巴塞尔协议Ⅲ》，随后又相继公布了《巴塞尔第三版协议：更加稳健的银行和银行体系的全球监管框架》、《巴塞尔第三版协议：流动性风险计量、标准和监测的国际框架》等文件。《巴塞尔协议Ⅲ》被称为是全球最严银行业资本新规，这一次对银行体系资本要求的改革可以说是历年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银行监管领域里实行的最大规模改革。

二、《巴塞尔协议Ⅲ》的主要内容

从具体框架来看，《巴塞尔协议Ⅲ》较之前的版本来说，在资本的定义和流动性的监管标准方面都可能有所放宽，可以预计，对正处于后危机时期的全球银行业来说，实施新巴塞尔协议所可能经受的冲击会有所降低①。此次的修订主要关注逆周期的缓冲资本设立、商业银行最低资本金要求、流动性比率的监管指标等几个方面，具体表现为：

（1）新协议规定商业银行普通股构成的核心一级资本占风险资产的下限提高2.5%，即从2%提到4.5%；一级资本充足率下限提高2%，即从4%提至6%；资本充足率则保持在8%不变，此外还设立2.5%的资本防护缓冲资金及引入最低为3%的杠杆率指标。

（2）加入流动性覆盖比率（Liquidity Coverage Ratio）和净稳定融资比率（Net Stable Funding Ratio）两个指标来监管银行业流动性，其中，规定LCR不低于100%，NSFR必须大于100%。LCR是为了应对突发的流动性中断情形，手段是通过提高商业银行的短期流动性；NSFR则鼓励银行经营业务资本来源使用的是稳定资本，常作为衡量流动性错配的一项指标。

（3）2008年金融危机给我们的一大警钟是，顺周期性的应对无力以及系统性风险监管不足等现有监管的缺陷，因此此次巴塞尔委员会提出反周期缓冲资本要求，这是指各大商业银行在信贷充分的时候能做好第二手准备，当信贷规模过快增长时，系统范围内的风险会不断积累，这样反周期缓冲资本则会降低风险，这一概念的提出体现出《巴塞尔协议Ⅲ》宏观审慎的目标。

2009年金融海啸爆发前，我国仍以《巴塞尔协议II》为实施标准。金融危机爆发后，监管当局对全球的金融形势进行了全新审视。我国自2009年4月加入巴塞尔委员会以来，加快了国内金融监管改革的步伐，并将其写入“十二五”规划中。2011年2月在借鉴《巴塞尔协议Ⅲ》的基础上，银监会根据我国银行业发展的具体情况，制订出四大监管工具，确定了我国银行业监管的新框架。随后，银监会相继了《关于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指导意见》、《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分别在资本充足率、贷款损失准备、流动性风险等几个方面确定了具体适用于我国国情的监管要求。统计数据显示，实行这一系列资本监管后我国银行业资本充足水平整体上有所提高，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和拨备覆盖率分别于2010年上半年增加至11.1%、186%。

三、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1、变量和模型介绍

监管政策的实质可以说是对资本的监管，我国新监管政策要求提高资本充足率、引入杠杆率的监管标准，其实是要求银行持有足够多的一级资本来抵御风险，保持稳定性。金融的发展必然会对宏观经济造成影响，宏观经济的发展又离不开金融的健康发展。因此，本文选取了贷款增长率（LOAN）、资本充足率（CAR）、经济增长率（GDP）三个变量，并加入存款增长率（DEP）和利率（R）水平，进行资本监管对经济增长及贷款规模增长的实证分析。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采用2008-2013年16家上市银行的数据来进行研究，分别为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平安银行、兴业银行、民生银行、浦发银行、华夏银行、招商银行、光大银行、中信银行、南京银行、宁波银行、北京银行。数据均来自和讯网站及wind资讯，构建的实证模型如下：

2、实证检验

（1）回归模型

首先，用eviews6.0对样本数据进行回归，本文经过综合F检验和HAUSMAN检验（结果略）来判断应采用何种形式的模型，结果显示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优于随机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因此我们得到两个回归方程为： （2）面板单位根检验

为了保证结构的稳健性，本文使用了多种检验方法： LLC 检验、IPS检验、PP-Fisher Chi-square及ADF-Fisher Chi-square。相应检验结果在表1中列出。

从表2、表3可以看出，上述五个变量的原值在三种检验方式下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因此，可以认为这五个变量序列为非平稳，然而从变量的一阶差分来看，这些变量均为平稳过程，即一阶单整I（1）过程，因此可进行下一步面板协整检验。

（3）面板协整检验

在进行协整检验时，本文根据Pedroni（1999）提出的协整检验方法，所有检验的原假设均是“不存在面板协整关系”。

从表3的检验结构来看，只有Panel rho-Statistic与Group rho-Statistic没有拒绝原假设，其余都拒绝原假设，因为在小样本中，panel adf-stat、group adf-stat检验效果最好，因此，综合来看，方程各变量间均存在协整关系。

（4）面板协整关系估计

面板协整检验的结果只是证实了经济增长率与资本充足率、贷款利率、存款增长率、贷款增长率之间存在长期关系，具体协整方程还需进一步估计，之前我们已经判断出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更合适，这里仅对以GDP为因变量，CAR、DEP、LOAN、R为自变量的方程进行检验，具体结果如下表所示：

四、结论及启示

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通过以贷款增长率为因变量，其余三个变量为自变量的回归方程可以得出，贷款增长率与资本充足率成反向变动关系，即资本充足率每提高1%，贷款增长率会下降0.45%；贷款增长率与经济增长速度及利率也呈负相关关系，每提高1%的贷款增长率会分别降低0.26%的经济增长率及3.82%的贷款利率，经济增长率和资本充足率的变动对贷款增长率变动的影响较小；二是通过协整方程，我们可得出资本充足率与经济增长率呈正相关关系，但是系数小于1%，相关性并不显著。这与部分学者得出的结论相同，这可能是因为2008年后，我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较高，银行资本监管达到要求，短期内并不会给银行经营和经济增长带来太大的影响，另外，贷款利率与经济增长率呈正向变动关系，贷款利率每上升1%，经济增长速度会提高0.12%。因此，总的来看，新监管标准的实施，从短期内看，并未对经济增长率和贷款增长率造成较大影响。但是如果从长期看，为了保证经济的健康稳定运行和银行经营的稳健性，我们仍需加强动态的监管政策的建立，各商业银行应采取多渠道补充资本、完善内部评级法和信息披露制度等措施来应对风险。

参考文献：

[1] 巴曙松.《巴塞尔协议Ⅲ》下的资本监管进程及其影响[J].西部论丛，2010（10）.

[2] 蔡允革.资本监管对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和资产风险水平影响的实证研究 [J].西部金融，2008（10）.

[3] 巴曙松.巴塞尔资本协议Ⅲ的新进展[J].中国金融，2010，（19）：98-99.

巴塞尔协议2篇10

一、推动全球金融风险管理发展的现实原因和直接动力

巴塞尔委员会资本协议产生至今已经有过3个版本。新版本与最初版本相比，可以清晰地反映出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的新进展。

2001年的新资本协议草案较之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更为复杂、全面，这实际上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客观反映，也满足了银行界对于风险更敏感的风险监管框架的需要。

巴塞尔委员会主席William J MaDonough指出，新的资本协议框架将使资本充足的监管要求能够更为准确反映银行经营的风险状况，为银行和金融监管当局提供更多的衡量资本充足的可供选择的方法，从而使巴塞尔委员会的资本充足框架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来适应金融体系的变化，以便更准确及时地反映银行经营活动中的实际风险水平及其所需要配置的资本水平，进而促进金融体系的平稳健康发展。显然，金融体系的迅速发展和金融全球化已经成为推动全球金融风险管理发展的现实原因和直接动力。

从全球范围内来看，经济金融环境的剧烈变化迅速改变了银行的经营环境，加大了银行的经营风险，同时经济金融的全球化直接推动了全球范围内银行监管和风险管理原则和框架的整合与统一，并且促使这些原则和框架要及时根据经济金融环境的变迁进行调整。如何使监管原则更为灵敏地反映银行经营环境的变化、使得银行的风险监控始终对金融市场的风险变动保持高度的敏感，越来越成为全球银行业关注的重大问题。

历史地看，本世纪70年代以来，放松管制成为全球银行监管的普遍趋势；与这一趋势相伴而行的，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不断加强，金融领域的创新活动日渐活跃。管制的放松和金融创新的活跃推动了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使得银行竞争日趋激烈，银行经营风险明显加大，促使各国金融监管当局不断探索建立新的经济环境下的金融监管方式，以维护金融市场中银行体系的稳定。同时，伴随着跨国资本流动规模的不断扩大，跨国银行的业务迅速扩大，银行危机传染的可能性增大，各国监管方式上的差异也增大了监管跨国银行的难度，于是，建立适应新的国际环境的、统一的国际银行监管原则和风险管理框架的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从金融发展历史看，1974年德国赫斯塔特银行和美国富兰克林国民银行的倒闭促使银行监管的国际合作从理论认识上升到了实践层面。1975年2月，来自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卢森堡、荷兰、瑞典、端土；英国和美国的代表聚会瑞士巴塞尔，商讨成立了“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巴塞尔委员会的成立，是适应金融全球化的内在需要，为国际银行业的监管问题提供一个讨论场所和合作的舞台。

尽管巴塞尔委员会并不具备任何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正式监管特权：其文件从不具备、亦从未试图具备任何法律效力；其虽鼓励采用共同的方法和标准，但却也并不强求成员国在监管技术上的一致性。但是，由于巴塞尔委员会提出的原则影响到全球主要国家的跨国银行，因而这些原则在事实上成为许多国际性银行遵守的共同原则。

巴塞尔委员会在开展工作中始终遵循着两项基本原则：

(1)没有任何境外银行机构可以逃避监管；

(2)监管必须是充分有效的。巴塞尔委员会成立以来的许多监管原则和建议，基本上体现了这两个重要的基本原则，并且也使得这两个基本原则得到愈来愈广泛的认同。

在巴塞尔委员会提出的众多监管原则中，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是影响最大、也是国际银行业风险监管最有代表性的监管准则之一，期间的许多监管原则大多是对这个监管原则的补充和完善；巴塞尔委员会2001年1月颁布的新资本协议框架，主要是试图在全面继承以1988年巴塞尔协议为代表的一系列监管原则的成果的基础上，着手从单一的资本充足协议约束，转向依靠最低资本充足比率、外部监管和市场约束等三个方面的共同约束。

在推进全球银行监管的一致化和可操作行方面，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可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从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的角度看，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具有明显的特点，主要包括：

(1)突出强调了资本充足率的标准和意义，

(2)确立了全球统一的银行风险管理标准；

(3)强调国家风险对银行信用风险的重要影响。

但是。这一协议也容易导致银行过分强调资本充足的倾向，从而相应忽视银行业的盈利性及其它风险，这样，即使银行符合资本充足性的要求，也可能因为其他风险而陷入经营困境；从具体的风险资产的计算看，巴塞尔协议也没有考虑同类资产不同信用等级的差异，从而不能十分准确地反映银行资产面临的真实的风险状况；另外，对于国家信用的风险权重的处理比较简单化。

二、2001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框架的形成及其特点

2001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框架继续延续1988年巴塞尔协议中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以信用风险控制为重点、突出强调国家风险的风险监管思路，并吸收了(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中提出的银行风险监管的最低资本金要求、外部监管、市场约束等三个支柱的原则，进而提出了衡量资本充足比率的新的思路和方法，以使资本充足比率和各项风险管理措施更能适应当前金融市场发展的客观要求。

(一)坚持了1988年巴塞尔协议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监管思路，并有了进一步完善。

1．更为灵活的风险衡量方式。为了适应当前复杂多变的银行业风险状况，在新资本协议框架中，巴塞尔委员会放弃了1988年巴塞尔协议中单一化的监管框架，并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方式。银行和监管当局可以根据业务的复杂程度、本身的风险管理水平等灵活选择使用。通过这种灵活的制度安排，巴塞尔委员会试图促使银行不断改进自身的风险管理水平，使用对于风险状况反应更为灵敏的衡量方式，进而更为准确地测定一定风险状况下所需要的资本金水平。

2．外部评级与内部评级的选择。为了测算银行的风险资产状况，银行必须要对资产进行评级，并相应确定风险权重。巴塞尔委员会在设计方案的初期曾经试图要求银行主要依靠外部中介机构的评级，但是，由于商业银行普遍对评级机构的客观性、独立性、资料的可获得性、评级结果的及时充分披露、评级结果的可信度等方面存在相当大的歧议，评级机构本身也不愿意将判断银行风险大小的责任全部担在自己身上，于是，新资本协议框架中除了继续保留外部评级这一获得资产评级的方式外，更多地强调银行要建立内部的风险评估体系，并提供了3个可供选择的方案，即标准化方案、基础的IRB方案和高级的IRB方案体系，强调用内部评级为基础的方法来衡量风险资产，进而确定和配置资本。

3．利率风险和操作风险的资本要求。巴塞尔委员会近年来一直希望推行全面风险管理，将风险管理覆盖的范围逐步从信用风险推广到利率风险、操作风险等。由于一些风险(如利率风险等)难以准确量化，因而此次新的资本协议框架建议各国监管当局在设定最低资本充足比率要求时要充分考虑到利率风险这一点。新的资本协议还要求考虑操作风险并相应配备资本。具体计算运营风险的方法存在相当大的差异，难易程度也不一样。在实际操作中，许多考虑运营风险的银行只是在考虑信用风险所需的资本之外，进一步增加20%作为覆盖运营风险的资本。新的资本协议准备采用这个20%作为广义的指导性准备标准。

4．适当扩大资本充足约束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资本套利行为。例如，1988年的资本协议不对控股公司的资本充足比率作出要求，使得许多银行为了逃避资本约束纷纷采用控股公司的形式。在新的资本协议框架中，以商业银行业务为主导的控股公司应当受到资本充足比率的约束。

另外，新的资本协议框架对于非银行机构的大额投资需要从资本中扣除。新的资本协议框架建议，对于单笔超过银行资本总额15％的投资、以及此类对非银行机构的投资总额超过银行资本规模60％的投资，都要从银行资本中扣除。这无疑会对那些在非银行领域有广泛投资的银行形成严峻的冲击。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日本、西班牙和德国的银行可能受到的冲击最大。当然，这也是由银行体制所决定的。

（一）各国监管机构对于银行资本状况的监管方式和重点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新资本协议框架更为强调各国监管当局结合各国银行业的实际风险对各国银行进行灵活的监管。这主要是巴塞尔委员会注意到不同国家的具体金融环境和进入体制差异，因而开始强调各国监管机构承担更大的责任。例如，在新的资本协议中，各国监管当局可以根据各国的具体状况，自主确定不低于8%水平的最低资本充足要求，同时，许多风险衡量的水平和指标需要各国监管当局根据实际状况确定，而且监管当局还要能够有效地对银行内部的风险评估体系进行考察。这样，各国监管当局监管的重点，将从原来的单一的最低资本充足水平转向银行内部的风险评估体系的建设状况。

新资本协议框架延续了《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以及其1999年提出的监管框架的主要思路。1999年巴塞尔委员会提出，为了促使银行的资本状况与总体风险相匹配，监管当局可以采用现场和非现场稽核等方法审核银行的资本充足状况。监管当局应该考虑银行的风险化解情况、风险管理状况、所在的市场性质以及收益的可靠性和有效性等因素，全面判断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是否达到要求；监管当局有权根据银行的风险状况和外部经营环境，要求银行保持高于最低水平的资本充足率；银行要建立严格的内部评估体系，使其资本水平与风险度相匹配；监管当局要及时检查和评价银行的内部评价程序、资本战略以及资本充足状况；在资本水平较低时，监管当局要及时对银行实施必要的干预；如果对银行风险水平说来是必要的话，监管者应当要求银行持有超过最低比率的资本。

新资本协议框架同时强调，为了顺利实现向IRB资本充足衡量体系的转换，商业银行向监管当局提交完备的内部风险评估制度安排、资产分类制度安排等。

（三）强化信息披露，引入市场约束。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资本协议框架中，市场约束机制的引入可以说是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研究重大进展的体现。巴塞尔委员会对于银行的资本结构、风险状况、资本充足状况等关键信息的披露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新框架充分肯定了市场具有迫使银行有效而合理地分配资金和控制风险的作用，稳健的、经营良好的银行可以以更为有利的价格和条件从投资者、债权人、存款人及其他交易对手那里获得资金；而风险程度高的银行在市场中则处于不利地位，它们必须支付更高的风险溢价、提供额外的担保或采取其他安全措施。于是，这种市场奖惩机制可以促使银行保持充足的资本水平，支持监管当局更有效地工作。为了确保市场约束的有效实施，必然要求建立银行信息披露制度。新资本协议框架中所要求的信息披露的潜在参照标准是美国的银行信息披露要求，如大型银行要求按季披露范围相当广泛的风险信息。

新的资本协议框架强调，最低资本充足比率、外部监管、市场约束这三个支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这三个方面不能很好地落实，新的资本协议框架也就难以真正落实。

三、从2001年新的资本协议框架看当前我国银行风险监管的发展

巴塞尔委员会提出的新资本协议框架在征求意见完毕并定稿后，将全面取代1．988年的资本协议，成为国际银行业风险监管的新版“神圣公约”，逐步在全球推广。我国是国际清算银行成员国，中国人民银行也必然需要签署相关协议，这就要求我国的中央银行将用这一标准监管国内的各类商业银行。因此，及早针对新的资本协议框架采取措施，才能使我国银行业的风险监管适应国际金融业风险管理发展和我国金融市场平稳发展的需要。

以2001年新的资本协议框架为参照，我国的银行风险监管将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

(一)资本不足的问题将更为突出，迫切需要在提高资产质量的同时拓展资本补充渠道。

根据新资本协议框架进行测算，可以大致看出，全球银行业在新的监管框架下所需的资本金总体水平不会出现太大的变化，但是，对于个别银行来说，因为资产质量等的差异，所需的资本金水平会有明显的差异。一般而言，同一家银行根据IRB方法测算的风险资产规模要较之原来减少2%到3%左右；对于一些经营状况良好的大银行，风险资产规模的下降会更为明显。一方面，经营效益良好的银行可以用这一部分资本金支持更大规模的风险资产、或者将其返回给原来的股东；另一方面，资产质量较差的银行、以及OECD国家的资产评级较低的银行将被迫提高风险权重、从而要求配备更高水平的资本。

当前，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资本充足率达不到8％的标准的问题，这是与我国经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及转轨期间的经济高速增长分不开的。总体上看，我国银行业的资产业务量增长很快，市场化改革也导致经济的货币化和金融深化，使得金融资产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国民经济的名义增长速度，商业银行在转轨期间也出现了不少经营失误!：积累了相当规模的不良资产；但是，我国国有银行的资本补充渠道却十分缺乏。如果要实施新的资本协议，预计可能会对我国银行业的资本金提出更高的要求，如果不能达到这个国际性的要求，将必然影响到与外资银行的竞争能力。

当前的工作主要应当包括：一是积极拓展国有银行的资本补充渠道，其中包括上市筹资；二是大力提高资产质量，降低风险资产的规模。

(二)国家风险评级体系的改变总体上有利于我国银行业。

在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中，国家风险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而且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对于这一风险采取了相当简单化的衡量方法，例如，银行对于所有经合组织成员国给予相同的零风险权重。在新资本协议框架中，风险的确定则是主要依赖银行自身的风险评估、或者是根据一些国际性评级机构的评级，进而给予不同地区以不同的风险权重。

在新的资本协议框架下，亚洲地区受影响最大的是韩国，因为韩国是经合组织成员国，在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下的国家风险权重上一直享受零风险权重；根据新的资本协议框架，韩国的风险权重迅速上升50%。而从中国香港来说，由于香港不是经合组织成员，因而在原来的巴塞尔协议下的风险权重一直是100%，在新的资本协议框架中，香港的风险权重将会下降到20%。根据测算，中国的国家风险权重也会相应下降，这对于降低我国银行业的资本金需求是有利的。

（三）着手建立完善的银行内部风险评级体系。

国际金融学院将新的资本协议框架的核心之一归结为内部风险评级体系，从风险管理的实际操作来说，这一界定是合理的。从国际性大银行的经验来看，内部评级对于信用风险管理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为金融工具价格的决定提供重要依据；作为提取坏帐准备金及经济资本的分配的基础；为客户综合授信提供依据；为管理者风险决策提供参考。根据巴塞尔委员会的要求，一个有效的内部评级系统主要包括评级对象的确定、信用级别及评级符号、评级方法、评级考虑的因素、实际违约率和损失程度的统计分析、跟踪复评和对专业评级机构评级结果的利用等等。

与先进的国际性银行相比，我国大多数商业银行内部评级不论是在评级方法、评级结果的检验，还是在评级工作的组织等方面都存在着相当的差距，从而极大地限制了内部评级在揭示和控制信用风险方面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评级方法偏于定量化简单化，风险揭示严重不足；基础数据库有待充实，评级结果有待检验；评级结果的运用十分有限。因此，必须尽快创造条件来适应新的资本协议框架。

(四)从信用风险管理转向逐步实施全面风险管理。

在现实银行经营活动中，各种风险是互相联系、共同作用的，因而在制定内部风险管理原则和外部监管指标时，应当将银行可能面临的各种信用风险、市场风险以及其他风险包括在风险管理的范围之内，推行全面风险管理的理念。事实上，这一理念在新的资本协议框架中已经有了具体的落实措施，如此次新的资本协议框架中就包含了利率风险和操作风险。

当前，我国对于银行风险资产以及资本充足的监管，主要是考虑信用风险，基本上没有考虑利率风险和操作风险等。随着中国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利率波动更为频繁；银行业务操作的环节不断增多，对于电脑等的依赖加大，同时也相应增大了操作风险。因此，要真实反映银行风险状况，就必须考虑利率风险和操作风险。这也显示，如果不能对利率风险和操作风险进行很好的管理，就会加大银行风险程度，势必需要配置更高水平的资本金。

(五)提高监管权关的监管能力，明确监管的重点。

新的资本协议框架在给予各国监管当局更大的决策自时，也对监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中国的监管当局来说，如果及时开辟银行的资本金补充渠道、如何合理确定适应中国国情的不低于8%水平的最低资本充足要求、如何评估和衡量商业银行内部风险评估体系的状况、如何运用新的资本协议框架监管外资银行等，都是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