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尔协议十篇

巴塞尔协议篇1

2013年初，巴塞尔协议Ⅲ将正式开始分阶段实施，有关其监管效果和影响的争议和担心却未平息。

银行改革尚不足够

全球29家系统重要性银行每年可以以较低借款成本获得总计7000亿美元的补贴。尽管巴塞尔协议Ⅲ要求这些大银行持有更多的资本和确定“生前遗嘱”，以便在濒临倒闭时较易将银行分解；英国和欧盟强迫大银行将存款和支付等零售银行业务与风险较大的交易和投资银行业务领域相分隔；美国禁止商业银行从事自营交易，但由于这些改革都存在较大漏洞，资源在零售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之间的分配未必会发生重大变化，仍不足以解决银行“太大而不能倒”的问题。要真正解决银行“太大而不能倒”的问题，银行的规模应该适度，而不宜过大，但何为适度规模需进一步探讨。

风险加权评估过于复杂，

难以有效控制风险

巴塞尔协议已从上个世纪80年代协议I的30页增加至2010年协议Ⅲ的616页，其中风险加权评估方法中的风险权重则从5个增加至数千个。巴塞尔协议Ⅲ虽然提高了最低资本比率要求，但仍主要依赖银行本身有较大操纵权的风险评估模型来计算各类资产的风险水平和资本要求，这可能会对银行的资产选择产生逆向刺激，实际上难以真实反映银行的经营风险，继而会导致监管机构难以识别和防范金融危机，监管效果未必比相对简单的方法更佳。

此外，目前国际银行业普遍运用风险估值（Value at risk，VaR）模型管理交易风险。该模型根据正态概率分布、按一定的信心水平衡量和预测银行的每日交易盈亏，但不能预测市场的重大变化，一旦发生非常态事件，如市场流动性危机，仍会为银行带来巨额亏损风险，这一缺陷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已为人诟病。摩根士丹利在公布2012年第三季度业绩时表示，由于其调整了VaR模型中的潜在损失基准，从过往对4年的历史数据给予较多权重，改变为对过往1年的数据给予较多权重，因而使当季的平均交易风险估值从按旧模型计算的8300万美元降低至按新模型计算的6300万美元，加上其出售高风险资产，帮助其提高一级普通股本比率至13.7%。这折射出银行运用VaR模型计算资本和风险的可操纵性，同时也反映出，尽管巴塞尔协议中有关银行风险资本的计算日益复杂，但实际上仍未能有效计算出银行真实的资本和风险，也未能清晰地向监管机构和市场传递出银行经营的真实状况信息。

投资者也日益怀疑银行衡量和管理风险的能力。因为银行风险加权的差别太大，导致市场对整体风险评估机制的信心受损，有83%的机构投资者要求取消银行以内部模型评估风险的模式，改用标准化风险评估模式，以提高资本要求及使各银行的风险较易比较。据巴克莱银行估算，如果改用标准化模式，目前欧洲银行报告的平均为9.7%的一级资本比率将会降低2.7个百分点。其中某些瑞典银行由于对住宅按揭的风险权重较低，若采用标准化模式，其一级资本充足率会降低4个百分点。这反映出，让银行自由选择风险权重和使用内部模型计算资本和风险的做法，实际上主要是由银行决定本身的监管资本水平，巴塞尔协议Ⅲ的另两大支柱——监管机构监管和市场监督则形同虚设，因而难以有效保障银行体系的安全性。

尽管根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银行交易账资本规定的咨询文件中的相关建议，使近20年来VaR模型在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中普遍应用的情况可能改变，然而，由于预期短缺模型不能避免人为预期较低或较高概率的因素，能否有效控制风险也仍然存疑。因此，有建议认为采用回归有形股本/有形资产比率及提高杠杆比率的简单监管模式或许效果更佳。

可能会发生抵押品不足危机

2008年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使全球金融市场上安全资产的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方面，金融监管改革大幅增加了市场对于作为合格抵押品的优质资产的需求。（1）巴塞尔协议Ⅲ要求自2015年起，银行须持有足够的易售资产，以防范30天的市场流动性危机，要求其中大部分优质资产为现金、优质政府债券和公司债券。（2）一些经济体如英国和欧盟的金融监管机构要求银行发行“Bailed in”债券，以便在银行濒临倒闭时可以由债券持有人承担损失，这使债券投资者要求银行提供相应的优质资产作为抵押。（3）各国正在推动金融衍生产品尤其是利率掉期和信贷衍生产品交易的改革，从目前主要通过双边场外交易转变为更多通过透明度较高的交易所交易和中央结算，也需要增加更多的优质抵押品，而2011年底，全球场外衍生金融交易总额高达648万亿美元。市场估计，监管变化会使全球增加2万亿美元至4万亿美元的额外抵押品需求。

另一方面，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使优质债券的供应大幅减少。根据IMF估计，目前全球共有75万亿美元潜在可流通的安全资产，包括优质政府债券和公司债券，但其中大部分优质资产不能用做抵押品，而是作为外汇储备或由退休基金/保险基金持有。至2016年，全球金融市场上安全的国债供应将减少16%或9万亿美元。

巴塞尔协议篇2

论文内容摘要：从新旧巴塞尔资本协议的产生到目前新协议难以顺利实施的过程来看，公平原则在其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新巴塞尔协议的顺利实施，公平原则仍是其关键所在。

2001年6月25日，巴塞尔委员会发表了《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或称巴塞尔资本协议п）第三个征求意见稿，同时决定将征求意见的截止日期、完成新协议制定的日期以及正式实施新协议的安排都向后推迟。按照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进程安排，2003年第4季度才能正式公布巴塞尔资本协议ⅱ的定稿，2006年银行同时按巴塞尔资本协议ⅰ和ⅱ运作，2006年底到2007年初，新巴塞尔资协议正式生效。但实际上，巴塞尔资本协议п是否能够如期实施及实施后能否产生满意的效果，目前不太乐观，新资本协议的顺利实施正面临着各国银行和监管当局巨大的挑战。

为什么出现这种状况呢？笔者以为，关键还在于能否实现各国之间、各银行之间公平待遇的问题。从1988年巴塞尔资本协议ⅰ的产生到1999年6月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征求意见稿的出台以及目前两易其稿难以顺利实施的一系列过程来看，公平原则在其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公平的涵义

何谓公平，学术界并无定论，公平往往与公正、平等、正义等概念相互替代使用。亚里士多德的公平概念迄今为止具有最大的影响力。他将公平分为分配的公平和矫正的公平，前者指利益、责任、社会地位等在社会成员间的分配；后者指社会成员间重新建立原先已经确立起来、又不时遭到破坏的均势和平衡。他的公平概念的另一内容是平等，即要求法律平等地对待争议各方。而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观是公平的正义观，他的正义包含两个原则：一是平等自由的原则，每个人都应享有与其他人一样的、最广泛的、全部的、平等的基本自由；二是机会的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的结合。这两个原则的主旨是，要完全平等地分配各种基本政治权利和公民义务，同时尽量平等地分配社会合作中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和负担，坚持各种职务和地位平等地向所有人开放，只允许那种能给最少受惠者带来最大补偿利益的不平等分配。罗尔斯的理论是迄今为止西方社会上所有对公平价值观念所作的解释中最令人满意的一种。

巴塞尔资本协议与公平原则

公平竞争呼吁统一的资本充足性比率管制

巴塞尔协议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体现在1988年7月通过的《关于统一国际银行的资本计算和资本标准的报告》，即通常人们所称的《巴塞尔报告》，或称巴塞尔资本协议ⅰ。报告的核心是树立了8%的资本充足率的思想，使得从事国际国内业务的各国银行在银行的资本充足性管制方面有了国际统一的标准和内容。

而从新协议的名称《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中可以看出，巴塞尔委员会依然继承了旧巴塞尔协议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监管思路，将资本金要求视为最重要的支柱。事实上，银行资本充足管制已经逐渐成为了银行监管制度的核心。

斯蒂格勒（stigler）等人主张的“管制新论”（the new economic theory of regulation）将管制视为管制集团与被管制集团间锱铢必较的政治程序，是被管制集团提出要求、管制集团满足这种要求并从中获利的一种商品，也就是管制是一种存在需求和供给的商品。按照这种观点，银行资本充足性管制也是由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决定的一种商品。但笔者认为，银行资本的充足性管制主要是由需求决定的，其供给决定于需求，或者说供给是需求的函数。

在诸多银行资本充足管制需求的原因当中，除了降低破产风险的需要、降低道德风险的需要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需要就是市场经济追求公平竞争的需要。由于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存款者无法甄别不同银行的风险大小，会造成资本少的银行可以获得同等甚至超过资本多的银行所能获得的存款，出现少量资本获取相对更多利润的状况，不符合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原则。巴塞尔资本协议ⅰ之所以规定一个统一性的资本充足比率，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世界金融市场银行业务公平竞争的原则而提出的。世界金融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比国内市场更加严重，从而可能出现资本少的跨国银行在竞争中反而占优势的现象，这不利于世界银行业的发展。巴塞尔资本协议ⅰ制定了一个统一的可比标准，至少在一个较低的层次上实现了公平竞争，要求从事跨国业务的银行应当持有一个最低资本。

公平原则呼唤新的巴塞尔资本协议

尽管巴塞尔资本协议ⅰ在一个较低的层次上实现了公平竞争，并且简单易行、具有很强的操作性等优点，但同时也正因此而被指责为过于简单和粗糙。的确，8%的资本充足率指标虽然已经深入人心，但8%成为标准的依据仍不得而知。事实上，该比率是否合适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由于不同银行的资产结构和面临的风险各不相同，特别是不同国家银行的情况差异更大，8%会是最佳资本充足率和最优资本比率吗？

实证分析显示，各国银行之间的最佳资本比率是肯定不同的。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的比率，这种“一刀切”的管制方式是否有悖于公平原则的初衷？实际上，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1995年早已认识到这种“一刀切”的资本充足管制方式已不能适应现代金融的发展，于是在1996年公布了《巴塞尔协议市场风险修正案》，允许各银行采用内部模型法，作为对标准方法的替代。内部模型法允许各银行采用自己设计的风险评价模型，以决定他们的金融资产组合的风险。

除此之外，1988年的巴塞尔资本协议ⅰ还有许多令人不满意的其他规则，使得各国监管当局按照自己的一套规则行事，同样出现了不公平的竞争环境。

正因此种种原因，巴塞尔委员会1999年6月出台了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征求意见稿，新协议的主旨重在对银行资本金进行精确计量并与其潜在风险相匹配，使监管资本具有更高的风险敏感性和激励相容性。新协议对信用风险的资本要求给出了两种具体方法，即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从巴塞尔委员会的观点及世界银行业信用风险管理的趋势来看，内部评级法是风险管理发展的主流和趋向。内部评级法在提高对风险敏感性的同时，更加强调银行内部对其风险特征的评估。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同样可能导致不公平的环境

如果目前巴塞尔资本协议п只是为了要成稿而使之成为政治妥协的产物，就更让人担心，各国监管当局会在执行协议时各行其是，不仅谈不上公平的竞争环境，而且意味着银行又回到巴塞尔协议出台前的无序竞争状态。

此外，巴塞尔资本协议п对不同银行集团在竞争环境上有着倾斜性。新规则不仅因为其复杂性，而且因为协议第二支柱下的监管检查程序不可避免的主观定性问题，因而增加了很多的障碍，造成不公平的竞争环境。

另一个问题是，如果不能像大银行那样应用内部评级法，小银行将被该协议置于严重的不利竞争地位。按照目前的巴塞尔资本协议п，大银行可以使用自己的风险评估模型，据估计可以节省20%到30%的监管资本，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再次显现出来。

从巴塞尔资本协议п实施的可能效果来看，也许会加剧这种不公平竞争。根据2001年9月花旗集团下属机构schroder salomon smith barney的一项研究报告，新协议下竞争的胜利者将是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银行，他们将能节省20%到30%的资本，从而可以用剩余的资本发展业务。而同时，那些较小的银行会发现其监管资本要求急剧上升。进一步的连锁反应是，新协议的实施会加速银行间的并购活动，甚至出现超级的大型银行，造成银行市场被少数银行垄断的局面，从而更不利于银行之间的公平适度竞争，并使得金融系统风险扩大。

结语

新巴塞尔协议无疑是对旧巴塞尔协议的一次具有创新意义的扬弃，它比旧协议更复杂、更全面，充分考虑了银行可能面临的多种风险；其风险敏感性也越大，较全面地考虑了引起风险的多种因素；它还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和激励相容性。此外，信息披露的要求也使银行更透明地面对公众。

但是，应当看到，新巴塞尔协议同样存在很多有待完善之处，实施后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难以判断。旧巴塞尔协议产生，基于了公平竞争的原则；新巴塞尔协议取代旧巴塞尔协议以及顺利实施新巴塞尔协议，公平原则仍是其关键所在。如何做到公平和效率、标准和灵活、激励和约束、风险和收益最佳的协调，可能是监管当局永远追求的理想目标。

参考资料：

1.沈沛农，任若恩·新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率计算方法剖析（j）·金融研究，2002（6）

2.阎庆民·金融全球化中央银行监管有效性分析（j）·金融研究，2002（2）

3.梅尔文·韦斯特莱克·巴塞尔资本协议п难见实效·国际金融研究，2002（11）

4.毛晓威、巴曙松·巴塞尔委员会资本协议的演变与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的新进展（j）·国际金融研究，2001（4）

5.陈卫东·新巴塞尔协议评析（j）·国际金融研究，2001（3）

巴塞尔协议篇3

[关键词] 巴塞尔协议三大支柱信用风险操作风险

引言：银行是经营风险的企业，而资本是风险的主要支柱。《巴塞尔协议》是西方银行数百年的管理经验的结晶，理所应当的成为国内银行资本管理的重要参考资料。对于其近年来的变革，也需要认真研究，汲取经验。

一、巴塞尔协议简介

《巴塞尔协议》是国际清算银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自1975年至今所制定的一系列原则、协议、标准和建议的统称，是国际清算银行成员国的中央银行统一监管的有机文件体系。

一般我们所说的旧巴塞尔协议是指《1988年资本协议》。而所谓的新巴塞尔协议就是《巴塞尔资本协议修订框架》。新巴塞尔协议在旧巴塞尔协议的基础上几经修改，终于成形。这其中包含了许多新的理念和方法，我国银行在学习借鉴巴塞尔协议的过程中，应该特别注意对比这两个版本的协议，从中发掘信息，这对于银行的经营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二、新协议继承旧协议之处

总的来说，新协议继承了旧协议的很多内容，第一支柱中市场风险的处理方法基本没有改变，同时信用风险的处理方法有部分未变。此外，与第一支柱密切相关的资本比率计算也基本继承了旧版协议。

1.资本比率的计算

1988年的《资本协议》规定，银行的资本总额包括核心资本（一级）和附属资本（二级）两部分，1996年修正案中又增加三级资本。核心资本指权益资本和公开储备；附属资本主要包括一般损失准备金、混合债务工具和次级债券；三级资本指最初发行期限2年以上的级次债券。其中核心资本至少要占资本总额的50%，三级资本不能超过核心资本的250%，而且只能用来覆盖市场风险。

风险资本总额是按照风险的大小对银行资产额的调整。表内资产统一分成4个风险权重（0%、20%、50%、100%）；表外或有资产先按照相应的系数转换成表内等同的风险资产，然后再乘以相应的风险权重。

2.市场风险的处理方法

老协议体系明确涵盖的风险加权资产有两大类：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在此假定下，在处理上述两类风险时，其它各类风险已以隐性的方式已包括在内。新协议对1996协议修正案中的市场风险部分的内容不做调整。

三、新协议创新之处

实际上，新协议改变之处大于继承之处，其中最重大的改进无疑是内部评级法的创立和第三种风险――操作风险确定。

1.新协议的一个主要创新是信用风险部分的内部评级法

新协议最主要创新之一，就是提出了计算信用风险的IRB法（内部评级法）。IRB法与标准法的根本不同表现在，银行对重大风险要素的内部估计值将作为计算资本的主要参数。而标准法中这些参数是国家或中央银行制定的。

IRB对、银行和公司风险暴露采用相同的风险加权资产计算方法。该法依靠四方面的数据，一是违约概率（PD），即特定时间段内借款人违约的可能性；二是违约损失率（LGD），即违约发生时风险暴露的损失程度；三是违约风险暴露（EAD），即对某项贷款承诺而言，发生违约时可能被提取的贷款额；四是期限 （M），即某一风险暴露的剩余经济到期日。风险加权资产的预期损失等于12.5×PD×LGD×EAD。

IRB法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即：抵押、担保和信用衍生产品）的处理。对于涉及金融抵押品的交易， IRB法力求确保银行使用认可的方法来评估风险，因为抵押品价值会发生变化。增加了风险计量的灵活性和准确性。此外IRB还专门针对贷款零售、专业贷款、股权以及证券化等内容提出了新的规定，这里不再赘述。

2.新协议第二个创新是第一大支柱中增加了操作风险部分

操作风险的定义是：由不完善或有问题的内部程序、人员及系统或外部事件所造成损失的风险。它是新巴塞尔协议中新增加的部分，委员会认为，操作风险是银行面对的一项重要风险，银行应为抵御操作风险造成的损失安排资本。

操作风险的管理方法仍在不断迅速发展，但是近期内不能达到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的量化程度。委员会认为，将操作风险纳入风险资本部分十分必要，以便确保银行有足够的积极性继续开发计量操作风险的各类手段，确保银行为抵御操作风险持有足够的资本。若不将操作风险纳入新协议的资本要求中，这会降低银行的积极性，减少业内应对操作风险而投入的资源。

新协议中，提供了一种高级计量法（Advanced Measurement Approaches，AMA），这是操作风险计量方法中比较灵活的。在AMA中，只要方法既全面又系统，银行可采用自己的方法来评估操作风险。 操作风险的计量方法还处于一个形成的过程当中，一些银行已经在开发符合AMA精神的操作风险管理方法方面取得许多进展。

参考资料：

巴塞尔协议篇4

次贷危机对巴塞尔协议Ⅱ的冲击

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最终变成了冲击全球的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这也促进了全球对金融监管的更深入思考与及时转变。回首次贷危机，我们都很清楚，次贷危机本质上是由于利率上升、房价下跌，导致次级按揭贷款单个借款人违约的信用风险由证券化渠道演变成为系统性风险。商业银行在这一过程中没能成为减轻次贷危机的缓冲器和稳定器。

相反，在次贷危机的形成过程中，商业银行扮演了以下几个不良角色：第一，不断放宽房贷授信标准，从而扩大了信用风险；第二，向全能化发展的商业银行全面覆盖了信贷发放、信用增级、证券投资、基金发起、杠杆授信等市场环节，不但回收了间接融资市场的信贷风险，还同时承担了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第三，商业银行大力开展投资业务，大量投资于高度衍生的证券化产品，而银行的传统内控机制难以有效管理高度专业化和复杂化的证券投资业务，从而使风险处于失控状态，也就是说，表外业务的快速发展增加了商业银行的风险，一方面，表内资产迅速膨胀和集中度风险上升要求银行增持资本，另一方面，巨额的投资损失也侵蚀了银行的资本基础，导致资本充足率骤然下降，损害了银行信贷供给能力。

理解商业银行在次贷危机中扮演的角色，有助于我们揭示次贷危机对巴塞尔协议Ⅱ带来的冲击。事实上，我们可以将冲击归纳为三点：一是现有监管框架未能有效预防商业银行的高杠杆运作；二是现有监管框架未能有效应对商业银行经营模式准便的风险；三是巴塞尔协议Ⅱ对流动性风险、估值模型以及信用评级等的风险管理未能与时俱进，及时推出更好的方式。正是基于上述冲击，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对政策监管、银行的经营模式以及风险管理的实践进行了重新思考，也就有了即将正式被接受的巴塞尔协议Ⅲ。

巴塞尔协议Ⅲ的更高资本要求

根据9月12日GHOS的新闻稿以及相关报道，巴塞尔协议Ⅲ主要在以下方面提高了要求：

第一，普通股充足率最低要求由原来的2％提高到4.5％。该要求将于2015年1月开始执行。一级资本充足率最低要求由4％提高到6％，一级资本包括普通股和其他满足一级资本定义的金融工具。

第二，在最低资本要求基础上，银行应保留2.5％的资本留存缓冲，以更好地应对经济和金融冲击，银行有权在危机时使用资本留存缓冲。

第三，各国可依据自身情况要求银行实施逆周期资本缓冲(占普通股的0％-2.5％)或其他能充分吸收损失的资本。设置逆周期资本缓冲的目标在于基于更广泛的宏观审慎目标，保护银行体系免受信贷激增所带来的冲击。逆周期资本缓冲仅在信贷急剧扩张而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时使用。在实际操作中，可将逆周期资本缓冲作为资本留存缓冲的延伸。

当然，这些更高的资本要求并非要求在短期内达到，根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评估，按照新标准计算，2009年底大型银行需要补充相当数量的资本，才能达到新资本框架的要求。如果短期内要求这些银行达到新资本要求，很可能导致新一波的金融动荡，因此，会议就对新准则的过渡期安排达成了一致意见，确保银行业通过收益留存和其他资本补充等方式达到新的资本要求。会议将2011和2012年作为监管检测期，要求在2019年达到相关要求。

过渡期安排

上述更高的资本要求得到了大多数金融监管人士的赞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主席、荷兰央行行长韦尔林克(Nout Wellink)认为：“更严格的资本金定义、更高的最低资本金要求，以及引入新资本缓冲，这些因素相结合，将确保银行能更好地承受周期性的经济与金融压力，从而支持经济增长。”而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主席特纳勋爵((LordTurner)称这些改变“将在未来打造一个更加强韧的银行体系”。美国的银行业监管官员则表示，巴塞尔协议Ⅲ对“建立一个不易过度冒险的更稳定的银行体系”至关重要。

但并非所有人都这么认同巴塞尔协议Ⅲ，他们担心对商业银行更加严格的监管可能会带来事与愿违的后果。这种后果产生的原因在于，对冲基金、私人股本基金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规模日益庞大，而且它们仍然能够从事各类高风险业务，更为关键的是，这些金融机构受到的监管很少。日益严格的银行业监管可能将金融风险转移到受监管体系之外，这就意味着，金融风险脱离了监管机构能够监管的行业，这可能带来更大的系统性风险。

但无论如何，巴塞尔协议Ⅲ的正式实行为期不远。

中国银行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国际规则即将发生变化，中国银行业发展面临何种挑战呢?

单纯从资本要求看，根据巴塞尔协议Ⅲ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将由原来的2％提高到4.5％、核心资本充足率由4％提高至6％、资本充足率达到8％的要求，中国基本达到这些标准。资料显示，截至2010年6月末，我国上市银行平均核心资本充足率为8.4％，除华夏、光大和农行外，其他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均超过7％。但多家银行下半年都有资本补充计划，届时核心资本充足率将会大幅提高。在普通股比例的要求上，新协议要求普通股比例最低要求从2％提升至4.5％，我国银行业普通股股权／加权风险资产平均水平在7.49％，各家银行均超过4.5％的标准。从这个角度看，巴塞尔协议Ⅲ的实行并不会对中国银行业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

但进一步考虑到资本缓冲的要求，中国银行业将会受到一定冲击。巴塞尔协议Ⅲ要求建立2.5％的资本留存缓冲和0％-2.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而中国监管层对缓冲资本没有特别要求，国内上市银行距离巴塞尔协议Ⅲ中的要求尚有一定差距。申银万国的分析表明，在资本缓冲准备方面，国内行业平均水平在1.76％，除交行外，其他银行均低于2.5％的标准。如果按照巴塞尔协议Ⅲ的标准，上市银行将需要提取更多的一般风险准备，从而未分配利润将受到一定的挤压。

从上述分析看，似乎巴塞尔协议Ⅲ更高的资本要求对中国银行业发展没有太大的影响。但必须要注意，巴塞尔协议Ⅲ代表了国际银行监管趋势，那就是越来越重视强化资本约束。考虑到中国银行业当前的业务模式，我认为，巴塞尔协议Ⅲ给中国银行业发展带来的挑战不仅仅是上述内容中所涉及到的利润问题，更应该是发展战略和业务模式上可能需要的转型。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出台了两年4万亿元投资的刺激经济方案，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国银行体系的信贷投放进入了高速增长时期。其实，长期以来，中国银行业的主要业务就是存贷款，收入的主要来源就是存贷的利差，我们把这种业务模式称为高资本消耗业务模式。高资本消耗业务模式注重高杠杆，注重用更少的资金撬动更多的资本，简言之，就是以规模换效益。巴塞尔协议Ⅲ的即将实行，再加之中国监管层目前正在进一步细化流动性指标、杠杆率等新的监管指标，正在讨论对商业银行按照贷款总额计提减值准备的可行性方案，初步议定商业银行的拨备占总贷款的比率需达2，5％。很显然，在资本约束日益强化的趋势下，这种业务模式难以持续。

按照这样的思路，中国银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围绕资本约束，以有限的资本获取更高的收益。这样的一个战略方向，要求中国银行业，尤其是资本有限的中小银行，必须高度重视个性化经营，细分客户、精细定价成为其未来业务经营中的重点。核心在于，减少资本利用业务收入比重，加大不利用或者少利用资本业务的收入比重。

巴塞尔协议篇5

关键词:新巴塞尔协议最低资本要求风险管理

2004年6月26日，十国集团的央行行长和银行监管当局负责人一致同意公布《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Internationalconvergenceofcapitalmeasurementandstandards:Arevisedframework)，即通常所说的新巴塞尔协议(BaselII)。

一、新协议更新的主要内容

与1999年6月框架文件一样，新协议强调了“三个支柱”在现代监管体制中的作用。

支柱一:最低资本要求((minimumcapitalrequirement)。最低资本要求的方案建立在1988年协议内容的基础上，新协议保留了现有的资本定义以及8%的资本与风险权重资产比率的最低要求。新协议改善了风险度量方法，即资本充足率公式分母中的信用风险度量更趋精密，新协议提供了两种信用风险度量方法，第一种是标准法，第二种是基于内部评级的方法(简称IR$法)。

支柱二:资本充足性的监管约束((supervisoryreviewofcapitaladequacy)，此部分是第一次被纳人协议框架。新协议认为，为了促使银行的资本状况与总体风险相匹配，监管当局可以采用现场和非现场稽核等方法审核银行的资本充足状况。监管当局应该考虑银行的风险化解情况、风险管理情况、所在的市场性质、收益的可靠性与有效性等因素，全面判断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是否达到要求，在其资本水平较低时，监管当局要及时对银行进行必要的干预。

支柱三;市场约束伽（arketdiscipline)。市场约束机制是第一次被正式引入，它体现了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研究的重大进展，其作用在于进一步强化资本监管和促进银行体系运作中的安全与稳健。新协议规定:①银行必须披露关于资本结构的扼要信息;②对每一风险领域提供定性和定量信息;③银行应披露按协议要求的方法计算的资本率，以及关于其评价资本状况的内部程序的定性信息;④每年至少披露一次，必要时还应增加。

二、新协议对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要求

1.风险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对资本充足率的最低要求仍是新协议的基础。新协议框架保留了旧协议关于资本构成的定义和资本充足率8%的规定，即银行的资本由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两部分构成，相对于加权风险资产的资本充足率应为8%(其中核心资本充足率应至少为4%)。但与旧协议的资本充足率计算公式不同，新协议以明确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取代传统计算公式中笼统的“风险资产”的概念，其具体公式为:

资本充足率((8%)二总资本信用风险加权资产+(市场风险加权资产十操作风险加权资产)x12.5]。

较之旧协议拓宽了监管视野，将市场风险和操新协议的要求相比，还存在一定的距离，主要表现在:(1)资本结构和资本充足率的披露不够完善。(2)市场风险。无披露要求。(3)利率风险的披露仅够巴塞尔要求的“底线”。(4)信用风险披露不足。(5)操作风险。是新协议中新提出的要求，但证监会并未要求上市银行做出披露。

三、新协议框架下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对策建议

1.通过综合改革提高资本充足率。保持资本充足是巴塞尔协议的基本要求，是防范金融风险的物质基础。从长远看，为了符合新协议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我国银行能还要经历一系列的改革，具体来说主要有:(1)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推进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及上市融资，拓宽注资渠道。(2)逐步放开对银行业务的限制，推动金融创新及全面成本管理，努力提高银行的盈利水平。(3)大力提高资产质量，调整信贷结构，降低风险资产的规模。

2.从信用风险管理逐步转向全面风险管理。当前央行在确定最低资本充足率时还应考虑到利率风险和操作风险所需配置的资本金，同时还要强化信贷风险监控体系，不断提高资产质量，完善经营管理规章制度，防范操作风险，不断开拓盈利空间，积累风险储备，防范市场风险。

巴塞尔协议篇6

尽管加拿大、德国等国表达了对无法按期执行“协议Ⅲ”的担忧，但从全球范围来看，“协议Ⅲ”到底何时真正开始启动，仍无确切日期，按现有形势预测，最快开始执行或在2013年末。

欧美明确推迟执行

作为全球银行业监管的核心标准，自金融危机中调整而生的“巴塞尔协议Ⅲ”，对国际经济金融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其落地实施备受瞩目。基于稳步推进的原则，“协议Ⅲ”给出了从2013年到2019年的六年过渡期。按照过渡期实施要求，各国商业银行5年内必须将一级资本充足率的下限从现行要求的4%上调至6%，2013年需升至4.5%；将普通股最低要求从2%提升至4.5%，2013年升至3.5%，并逐步提升资本缓冲要求。

为保证“协议Ⅲ”的顺利执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提出了具体的要求，随后的“二十国集团”进一步敲定各国执行计划。但随着2013年1月1日正式过渡期的到来，国际主要银行所在的欧美国家却“临阵退缩”，宣布推迟执行“协议Ⅲ”。2012年11月9日，美国三家金融监管机构——美联储、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美国通货监理局——宣布，美国将不会如期实施从2013年1月1日开始生效的“巴塞尔协议Ⅲ”。同时，欧盟也表示考虑将引入“巴塞尔协议Ⅲ”的时间推后最多一年，对于欧洲主要国家：“无论情况如何，新法都无法在2013年1月1日生效”。对于欧美国家推迟执行“协议Ⅲ”的计划，加拿大央行行长兼金融稳定局主席Mark Carney2012年11月5日在一封信中表示，一些国家的监管者和巴塞尔协议的成员国正在延期执行“协议Ⅲ”：“他们一般延期6个月至2013年中旬才会开始征集银行的‘生前遗嘱’”。

欧美推迟实施“巴塞尔协议Ⅲ”的主要原因在于银行业对资本要求太过严厉，而在国内实体经济发展遇阻、金融体系风险累积的形势下，执行“协议Ⅲ”的要求，将打击各国经济复苏。

欧洲国家在债务危机中越陷越深，银行业经营不容乐观，对可运作资本十分“珍惜”，立即执行“协议Ⅲ”相关要求，将在打击银行业自身经营的同时，大幅削弱经济复苏动力。作为理应带头按期执行“协议Ⅲ”的美国银行业，则因资本金缺口太大，“不得不”推迟执行。目前，美国正面对财政悬崖到来等造成的多方冲击，更无法在短期内将银行业提升到满足“协议Ⅲ”执行要求。早在2012年6月，美联储就曾表示部分金融机构在满足“协议Ⅲ”要求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按照“协议Ⅲ”的规定测算，美国最大的19家银行控股公司存在高达50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更为明显的是，“协议Ⅲ”规定全球最大金融机构需建立额外的“资本防护缓冲资金”，其总额需占到风险加权资产的1%～2.5%。为达到此目标，按照金融稳定局公布的需要增加资本的银行名单，摩根大通、花旗集团的资本防护资金必须提升2.5%，美国银行、纽约梅隆、高盛、摩根士丹利需提升2%，富国银行所需提升的资本防护金比率为1%。多方面的资本金缺口，使得美国只能将执行时间“无限期”推迟。推迟实施“协议Ⅲ”将减轻大银行的压力，同时，对同时需要满足“协议Ⅲ”要求的较小型银行也能起到缓冲作用。

虽然欧洲部分国家对美国推迟执行“协议Ⅲ”要求提出批评，但出于降低银行业经营成本和维护金融稳定等方面考虑，也同样推迟执行，不过并非美国式的“无限期”推迟。2012年11月23日，德国央行向美国银行业发出警告称，如果美国不实施新的“巴塞尔协议Ⅲ”，德国将考虑从监管角度对美国银行业的欧洲业务施加限制。对于这种“限制”，德国表示美国银行业可能会失去它们享有的监管优待，这些优惠政策允许美国银行以母公司驻欧盟分支机构的身份在欧盟运营，而不被视为依靠自有资本在欧盟设立的子公司。实际上，欧洲和美国一直就在为“协议Ⅲ”的推迟执行讨价还价。如欧洲央行敦促巴塞尔委员会在修订一份草案的过程中放松对商业银行的流动性要求，将某些资产支持证券和企业贷款纳入可充抵流动性缓冲的资产范围。总之，欧洲和美国都担忧“协议Ⅲ”一旦强制执行，很可能导致银行经营状况愈加困难，从而对宏观经济带来负面影响，这种担忧在目前形势下仍将持续。

我国银监会态度

对于“协议Ⅲ”的推行，我国银监会一直持欢迎态度，希望通过新的监管要求促进我国银行业整体经营质量的提升。但银监会并非“一刀切”地接受全部硬性规定，而是根据我国银行业经营发展实际和现实诉求，在与“协议Ⅲ”保持协调一致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升我国银行业经营和管理水平。

对于“协议Ⅲ”在2013年1月1日的执行，银监会一直强调将按期执行国际监管要求。2012年11月20日，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表示，中国金融监管当局会坚定不移实施新的国际资本监管标准，不会受美国、欧盟推迟实施的影响。并进一步指出，新的资本监管标准在有关风险系数的安排方面，充分考虑了银行业自身对实体经济需要的支持，将不会削弱和影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新资本监管要求考虑了中国国情，亦更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实际上，早在2012年6月，银监会《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时，即已敲定如期实施相关监管要求。我国之所以确定按期实施新的监管要求，主要是我国银行业在金融危机中所遭受冲击相比国际部分大银行要小，达到新监管要求的“缺口”较小。

但欧美等国“爽约”，不按期执行“协议Ⅲ”，造成国际银行业竞争格局进一步变化。在此情况下，我国按期执行新监管要求，将对我国银行业竞争地位产生不利影响。此外，国内实体经济发展遭遇困难、银行业经营面临阻力，在当前特殊形势下，我国银行业实际上也正处在运营发展的相对困难时期，实施新的监管要求，将对部分银行产生不小的影响。但从目前形势来看，新的资本监管要求再被推迟的可能性较小，因为我国原本计划在2012年年初推行新的银行资本标准，从而让中国加入到全球性“巴塞尔协议Ⅲ”框架中。彼时，该计划比巴塞尔协议规定的实施时间早了一年，曾让市场一度担心资本监管新规会抑制放贷，加剧经济下滑。此后，银监会2012年6月份宣布将新规推迟到2013年实施，缓解了市场担忧。在推迟一次监管新规执行后，再次推迟执行的可能性目前来看相对较小，虽然国内银行大多不愿在当前经营形势下再割出更多“血肉”。

结语

巴塞尔协议篇7

2004年6月26日，十国集团的中央银行行长和银行监管当局负责人举行会议，一致同意公布《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即新资本充足率框架，现在普遍称之为“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实际上，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征求意见稿以来，国际金融界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并在一系列的重要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在收到了大量对于第三次征求意见稿的反馈之后，进一步明确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以建立激励机制，推进合理的风险管理为目标，并且在此基础上，对新巴塞尔协议做出了进一步修订和完善。看来，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主要的修订大致集中在六个方面。

加强跨国监管合作

金融业的全球化推动着国际监管合作的加强，这一显著的变化也反映到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监管理念中，实际上巴塞尔协议本身就是这一进程的产物。2003年8月，委员会了《跨境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高级原则》，以进一步加强母国和东道国监管当局之间的合作与协调，特别是对于复杂的银行集团更是如此；并且通过实施新协议，提高各国的银行监管质量，提高所有东道国（特别是那些新兴市场国家）监管人员的能力，以便使东道国能够对在其国家经营的外资银行进行有效的银行监管。

2004年5月，委员会重申监管当局的紧密合作对于巴塞尔协议的有效执行至关重要，执行小组将继续讨论新协议中跨国执行原则在实践中的运用，监管当局主要根据案例以找出加强母国与东道国监管当局沟通、合作的方式，委员会将推进以国际业务为主的银行集团的母国与东道国监管的合作，并主要关注实践中它们在高级方法上的合作。委员会还重点强调母国与东道国监管当局应考虑在实践中双方信息披露的合作、应避免重复进行多余及无协调的审批及检查工作，以便减少银行的执行成本并节约监管资源。因此，委员会认为在某些高级技术的批准上，母国监管当局发挥主要作用。

调整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

对于在监管框架中引入第二支柱“外部监管”，业界有不少的批评。有的认为第二支柱意味着更多的监管要求并且忽视了各银行的具体情况。委员会于今年一月进一步解释了对第二支柱的认识：新协议的第二支柱反映了监管当局在保证充足的资本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考虑到各国不同的和监管结构，委员会认为在不同的管辖权内保持第二支柱的灵活性是必要的，因此委员会在该方面不提供广泛的说明性指导。委员会更强调监管当局信息共享和银行与监管当局建设性对话的结合。委员会增加第二支柱的目的，在于发起对国际活跃银行更严格的监管程序以确定其资本要求，支柱二赋予监管当局评估银行方法是否合适、资本是否充足并采取不同行动。重要的是，在支柱二中，各监管当局在不同方法上信息共享以促进新协议的一致性，这也是执行小组的使命。关于这方面，可能会在实际操作中形成一些不同的理解，但是，同时这也会促进监管当局的信息交流和合作。

委员会指出，某些风险之所以被纳入支柱二而非支柱一（最低资本要求），是为了在处理这些风险时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因此委员会不赞同一些银行提出将这些风险纳入其他部分。委员会也表示，由于在监管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上要有保证，并须在执行中保持一致性，支柱二在未来几年中将面临巨大的挑战。委员会的执行小组和专门负责新兴国家的转型小组将致力于解决这些困难。

同时，对于“市场约束”这个第三支柱，信息披露的范围有所缩小，只集中于核心信息。但在披露的周期等方面强制性规范增加了，任意性规范相应减少了，如国际活跃银行必须披露其季报。

鼓励采用风险高级计量法

通常看来，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一个进步是它将操作风险纳入风险管理框架，要求金融机构为操作风险配置相应的资本金。委员会提供了复杂性和风险敏感度方面不断提高的三种计量方法：基本指标法、标准法、高级计量法，以供银行选择，鼓励国际活跃银行提高风险管理的复杂程度并采用更加精确的计量方法——高级计量法（AMA）。

由于国际活跃银行采用高级计量法涉及到跨国监管权限的协调和合作，在真实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委员会于2004年1月出版了《母国-东道国对AMA计算操作风险资本认可的原则》，特别说明了对采用混合方法的银行集团的监管，以指导母国与东道国金融监管当局的合作。四个原则是：用AMA方法计算操作风险资本必须符合新协议实施的范围及委员会的《跨境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高级原则》；银行集团各层次的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有责任了解在其层次上银行的操作风险轮廓，并且确保风险得到较好的管理并有相应的准备；一般而言，资本并不能在银行集团内部任意转换，因此每个附属银行必须单独持有足够的资本；监管当局应尽可能地减少跨境运用AMA的银行集团和监管者的负担和成本，这些原则目的在于平衡资本充足的要求和满足跨国活跃银行集团在其内部运用AMA方法进行风险管理的需要，增加新协议的灵活性。

最后，委员会指出这些问题也同样适用于信用风险的内部评级法。委员会将继续努力促进新协议执行的合理性和一致性，执行小组正在进行一些操作，包括案例研究。这项工作目前主要集中在信用风险上，但会逐步扩展到操作风险领域。

仅覆盖不可预见损失

按照内部评级法(IRB)对信贷损失的处理方法，第三次征求意见稿要求银行持有充足的资本来弥补可预见损失（EL）与不可预见损失（UL），并且对损失准备规定特殊的处理方法。不少成员国认为，此种方法是切合实际的折衷，能够解决各国方法和监管当局在准备计提方面存在的差异，但众多的银行机构要求改变内部评级法对资本金的约束，希望能将监管资本的计算与资本的计算更好地结合起来，于是委员会决定在对资本金充足率的要求方面采取仅仅覆盖不可预见损失的方法。委员会重新审议这一问题后，决定采用针对不可预见损失的方法。

另外，对采用计量信用风险的内部评级法(IRB)或计量操作风险的高级计量法(AMA)的银行，委员会在开始实施新协议的头两年内，以按照现行协议计算的结果为基础，规定一个资本底线(capital floor)。第三次征求意见稿中规定：从2006年底开始到新协议实施的第一年，按照内部评级法计算的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资本要求之和，不能低于现行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最低资本要求的90％。在第二年，不能低于这一水平的80％。2004年5月，委员会提出对信用风险使用基础内部评级法的银行在2006年可以平行计算资本。从现行框架直接过渡到高级方法计算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的银行可在2006－2007年平行计算资本。基础和高级方法在2008年和2009年的资本底线分别是90%和80%，采用基础IRB方法的银行2007年的资本底线是95%。此前，委员会已剔除了对操作风险单独设立的资本底线。增强证券化框架的一致性 证券化框架是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最复杂也备受争议的一部分，业界普遍认为该部分的处理过于繁琐且在一致性、连贯性上存在缺陷。针对业界的反映，2004年1月，委员会了《对资产证券化框架的变更》的文件，主要是简化了监管公式方法（SF）并增强了框架的一致性。第三次征求意见稿中的监管公式方法用于处理未评级头寸，起初业界对它的反映主要集中于其复杂性。进一步，业界质疑SF与银行风险管理实践的不一致性，但同时也有一些银行认为SF更具敏感性并愿意采用。委员会对SF和KIRB进行了调整，包括对资产支持型商业票据的流动性便利和信用增强引入了内部评估法（IAA），但只适用于具有内部投资评级的资产支持型商业票据；简化了监管公式方法，简化后的SF将适用于所有未评级资产支持型商业票据的流动性便利和信用增强。

在一致性方面，委员会提出要加强监管公式法和评级为基础的方法（RBA）的一致性以及发起行和投资行处理方法的一致性。同时，委员会同意修改RBA使其风险权重与证券化暴露的内在风险更一致。尽管委员会做出了计量风险加权资产将仅针对内部评级法的不可预见损失的变更，但模拟表明，高级证券化的预期损失资本要求相较于不可预见损失资本要求是很小的。因此，委员会认为区分预期损失和不可预见损失不能增加证券化处理的风险敏感性。对于评级高于Ba3的头寸和高于KIRB的未评级头寸，委员会建议覆盖其UL。

不断改进对信用风险缓释的处理

2004年1月，委员会指出，根据业界建议，委员会将简化信用缓释风险技术的识别，而且由于风险缓释涉及双重违约效应，对信用风险缓释的处理应不断改进以反映业务实践。委员会将继续在该上努力并在新协议实施之前尽快找到审慎的方法。尽管没有关于这个主题的文件，但是委员会已经对原有的规则作出了一些修正。

巴塞尔协议篇8

【关键词】巴塞尔协议 资本监管 商业银行

一、引言

自1988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BCBS）颁布第一部《巴塞尔协议》正式版本以来，经过若干年的不断地补充修改完善，这部协议也俨然成为国际银行业普遍遵守的准则。距2010年巴塞尔协议Ⅲ的颁布已经过了2年的时间，但是对于今天全球银行业资本监管的部门来说，这部协议依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巴塞尔协议三个版本的制定和颁布，也恰恰反映了从1988年至今，国际银行业对于银行资本监管理念的变化过程。回顾这一发展历程，将对现在的银行资本监管因此，本文将跟随三个不同时期巴塞尔协议的修订历程，并且比较三个版本的不同，来探讨资本监管的发展过程。

二、巴塞尔协议的发展过程

（一）1988年巴塞尔协议Ⅰ

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创新发展的初期，对于银行的资本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各国监管当局完全凭借主观意识判断各银行的资本水平。1974年美国富兰克林国民银行（Franklin National Bank）和德国赫斯塔特银行（Herstatt Bank）的倒闭促使了巴塞尔委员会的成立和巴塞尔协议的产生。

1988年7月，巴塞尔委员会签订并公布了《统一国际银行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协议》，即巴塞尔协议Ⅰ。巴塞尔协议Ⅰ由四部分组成：资本的构成、风险加权资产的计算、标准化比例的目标、过渡期和实施的安排。并把银行的资本分为核心资本（也称一级资本）和附属资本（也称二级资本）。这一协议确立了国际统一的银行风险管理标准，明确了银行资本的构成，根据资产负债表上的不同种类资产和表外业务项目确立不同的风险权数，规定了资本与风险资产的目标比率。把资本对风险资产的标准比率规定为8%，其中，核心资本对风险资产的比重不低于4%。

（二）2004年巴塞尔协议Ⅱ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银行业的发展和创新与日俱进，国际银行监管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只考虑信用风险而忽视其他风险的巴塞尔协议Ⅰ无法有效约束资本套利等问题，而且在银行资本和风险资产比率基本正常的情况下，以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为主的金融市场风险频频发生，仅仅依靠资本充足率已经不足以充分防范金融风险。1998年，巴塞尔委员会开始修改资本协议。

2004年6月，巴塞尔委员会颁布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即巴塞尔协议Ⅱ。巴塞尔协议Ⅱ的三大支柱是：资本充足率、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其中，新资本协议仍然将最低资本要求视为保证银行稳健经营的中心因素，有关资本比率的分子（资本构成）不变，8%的最低比率保持不变，对风险资产界定修改，分母由原来的单纯反映信用风险的加权资产加上了反映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内容，实施全面风险管理。而且将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纳入资本监管，是希望金融监管当局要对银行的评估进行检查及采取措施确保商业银行有合理的内部评估过程，并鼓励市场纪律发挥作用，使市场参与者掌握有关银行的风险轮廓和资本水平等信息。旨在保证良好的市场纪律同时加入监管部门的监管，以三大支柱共同保证银行业的稳健发展。

（三）2010年巴塞尔协议Ⅲ

进入21世纪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市场竞争也日益激烈，金融衍生品的多样化也使得银行资本监管的难度加大。2007年开始爆发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暴露出许多银行业监管体系中的不足。因此2010年9月，在瑞士的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管理层会议上，27个成员国的中央银行代表们一致通过了关于加强全球银行体系资本要求的改革方案，这意味着巴塞尔协议Ⅲ的正式诞生。

巴塞尔协议Ⅲ对之前协议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作为核心的一级资本（普通股和利润留存）充足率的最低要求从原来的2%提高到4.5%，一级资本充足率由原来的4%提高到6%；同时要求银行建立不低于2.5%的资本留存缓冲资本（Capital Conservation Buffer）和0%-2.5%的逆周期超额资本，同时引入系统重要性银行和流动性监管指标，系统重要性银行必须有1%的附加资本，从而降低大而倒闭带来的道德风险，用流动性覆盖比率（LCR）和净稳定融资比率（NSPR）流动性风险状况监管与银行相匹配的满足最低限额的稳定资金来源。从而来提高银行业的资本质量和应对系统性风险的能力。

三、从三代巴塞尔协议看银行资本监管的发展

（一）资本和风险

巴塞尔协议Ⅰ首次确立了资本的构成，将资本和风险联系起来，规定资本对风险资产的标准比率为8%，核心资本对风险资产的比重不低于4%，这样建立起资本和风险两位一体的资本充足率管理机制，协议将不同风险资产配以不同的风险权重，使同样规模的资产可以对应不同的资本量，用充足的资本来确保银行的抗风险能力，从而保证银行的稳健经营和发展。巴塞尔协议本着稳健和充足的理念对全球银行的资本监管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开端作用。

因此，可以看出巴塞尔协议Ⅰ体现的监管思想是明确银行资本的构成，从而用资本来约束风险，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促进全球银行体系的稳健。

（二）风险资产和全面风险管理

巴塞尔协议Ⅱ在巴塞尔协议Ⅰ的基础上确立了新的资本框架，在资本约束原则不变的条件下，扩大了资本计算中对风险资产的覆盖，巴塞尔协议Ⅱ的三大支柱即是它的核心思想，在风险识别的基础上提高风险计量的准确度，它修改了巴塞尔协议Ⅰ中只考虑信用风险的不足，而将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也纳入了风险资产的计量。巴塞尔协议Ⅱ通过三大支柱提出了全面风险管理的思想，一方面采用标准法、内部评级初级法和高级法来提高对于信用风险的计量，另一方面明确提出将操作风险纳入资本监管的范畴，即操作风险将作为银行资本比率分母的一部分，并为此也提供了基本指标法、标准法和高级计量法三种方法来衡量操作风险。这些新方法使得对银行风险资产的评估更有意义。

因此，可以看出巴塞尔协议Ⅱ强调的是对分母——风险资产的计量，除去信用风险加权资产外，加入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这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银行对风险资产的评估。

（三）资本和安全

巴塞尔协议Ⅲ在新的现实经济背景的条件下借鉴巴塞尔协议Ⅱ的核心思想，对银行的资本监管又做了一次完善。规定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由原来的2%提高到4.5%，并且要求商业银行持有2.5%的资本留存超额资本，这使得核心一级资本的要求达到了7%。重新界定监管资本，大大提升了核心资本要求，原来的附属资本概念被弱化，对资本扣减要求进一步严格，全部从核心一级资本中扣除。无论是从宏观审慎方面还是从微观审慎方面，银行的资本要求都被大大提高。

因此可以看出，巴塞尔协议Ⅲ的核心思想是对分子——资本的计量，诸多资本条款都是要求增加资本，这也反映了在经历了从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后国际银行业对资本监管的又一次加强。巴塞尔协议Ⅲ是全球金融危机的产物，反映了国际银行组织对银行自营交易、衍生品和资产证券化等银行活动的更高资本要求，它强调了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的结合，以确保银行在最低资本监管的基础上提高抵御系统性风险的能力。

四、结语

巴塞尔协议的每一次修改和补充都是根据当时的国际金融环境进行的，因此它一直都是国际银行业共同遵守的资本监管国际准则，对各国的监管部门来说，银行业的资本监管是必不可少的。资本是银行及其稀缺又珍贵的资源，所以在未来的发展中银行的资本势必会面临更加严格的监管。尤其对我国商业银行来说，如何增强资本质量，进行有效的资本补充，以在日益复杂的国际金融环境中保持良好的竞争力，这都是需要我国的监管部门和银行业共同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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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尔协议篇9

摘要：《巴塞尔协议Ⅲ》是美国金融危机后银行监管领域最重要的改革方案之一，其核心内容在于重新制定了资本性指标、流动性指标以及杠杆率指标等方面的监管要求。《巴塞尔协议Ⅲ》必将对我国银行业产生深远影响。我国的银行业在监管不断趋紧的政策环境中，最优的策略就是注重资本质量，向“轻资本”模式靠拢，走特色发展的道路。

关键词：《巴塞尔协议Ⅲ》；资本充足率；资本质量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3－0123－03

一、关于《巴塞尔协议III》的简要介绍

（一）新协议出台背景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金融业界与学术界主要就两大问题进行集中探讨，即国际货币体系及金融监管改革。监管滞后是本次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诱因之一。面对快速发展的全球金融市场、机构及产品，金融监管显得力不从心，主要体现在力度不强、方法落后以及监管真空等，比如过度强调微观审慎监管而忽略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等。众所周知，巴塞尔协议是当前全球银行业监管的统一标准，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本质上反映了该协议所存在的问题，比如资本顺周期、流动性、杠杆率以及宏观审慎等。《巴塞尔协议Ⅲ》也就是基于此而诞生的。

（二）《巴塞尔协议Ⅲ》之内容简介

新协议在现有规约的基础之上，对银行业资本的要求更加全面和严格，不仅上调了银行的资本充足比率指标，新增了资本缓冲要求，更注重银行资本的质量，并配合以流动性约束。《巴塞尔协议Ⅲ》出台的主要目的在于确保银行经营的稳健性，进而保障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安全。对其大致内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剖析。

1.资本性指标

（1）关于银行资本监管“量”的变化：加强银行资本监管已成为国际共识。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确定了3个最低资本充足率监管标准，“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即普通股充足率为4.5%，一级资本充足率为6%，总资本充足率为8%。同时，在最低资本要求得额基础上，计提2.5%的资本留存缓冲和不高于2.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

另外，《巴塞尔协议Ⅲ》对系统性重要银行提出了更高要求，即系统性重要银行还要追加1%的附加性资本要求，以应对“大而不倒”带来的道德风险。这些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加强资本监管的共识和决心，也反映了巴塞尔委员会对银行自营交易、衍生品和资产证券化等银行活动提出更高资本要求的态度。巴塞尔委员希望借此增强银行对抗日常运行各种风险以及金融危机等突发事件的能力。

（2）关于银行资本监管“质”的变化：《巴塞尔协议Ⅲ》对银行业资本的质量同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巴塞尔协议Ⅱ》中的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被重新界定并区分为核心一级资本（主要包括普通股及留存收益）、其他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并建立严格的合格标准。②核心资本要求被大大提升，原来的附属资本概念被弱化。③《巴塞尔协议Ⅲ》制定了更为严格的资本扣减规定，所有的资本扣减项全部从核心一级资本中扣除。

（3）关于银行资本监管思路的变化：《巴塞尔协议Ⅱ》重点强调了对分母即风险资产的计量，以反映风险变化的敏感性。但是，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欧洲债务危机使得《巴塞尔协议Ⅱ》以风险识别为基础的银行管理与监管框架暴露出很大的漏洞。在这样的背景下，《巴塞尔协议Ⅲ》更加强调对分子即资本的计量，直接表现就是诸多条款的核心要求便是增加资本，提高资本的充足率。

2.流动性指标

《巴塞尔协议Ⅲ》引入流动性覆盖比率（LCR）①和净稳定融资比率（NSPR），②以加强对银行流动性的监管。其中，流动性覆盖比率（LCR）用来确定在短期极端压力情境下，银行所持有的无变现障碍的、优质的流动性资产的数量，以便应对此种情境下的资金净流出，该指标的最低标准是100%；而净稳定融资比率（NSPR）用于确保各项资产和业务融资，至少具有与它们流动性风险相匹配的满足最低限额的稳定资金来源，该指标的最低标准也是100%。

3.杠杆率指标

《巴塞尔协议Ⅲ》规定了3%的最低杠杆比率③以及100%的流动杠杆比率和净稳定资金来源比率指标。要求各国对3%的杠杆比率在同一时期进行平行测试，基于平行期的测试结果，于2017年进行最终调整，并希望在2018年1月1日进入新协议的第一支柱部分。杠杆率指标的引入旨在防止银行系统构建过度的杠杆，《巴塞尔协议Ⅲ》还引入额外的保障措施应对模型风险和度量错误，从而降低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加强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

基于上述，我们可以看出，《巴塞尔协议Ⅲ》相对之前有了较大幅度的变化，但强调资本监管的本质却没有发生变化。其出台意味着在经历了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金融危机的洗礼之后，全球银行业的监管迎来了新的时代。《巴塞尔协议Ⅲ》最显著的特征是，在银行业监管的核心价值观选择上，安全已经远远超越了效率，这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银行业注重效率原则的一次重大转变。

二、《巴塞尔协议Ⅲ》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

《巴塞尔协议Ⅲ》的签订，使得全球的银行业面临巨大的融资缺口，其中欧洲的银行业受到的冲击最大。至于我国，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由于监管政策的趋严，尤其是逆周期资本调控和动态拨备的实施，使得我国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短期内比较乐观。但是，考虑到我国银行业的实际情况和《巴塞尔协议Ⅲ》整体监管思路的变化，《巴塞尔协议Ⅲ》对我国银行业的影响依旧不可忽视。具体来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首先，正常情况下，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制定的监管标准对我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率方面的影响不大。④截至2010年末，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达到了12.2%，核心资本充足率也达到了10.1%，符合《巴塞尔协议Ⅲ》正常情况下的监管要求。但是，如果考虑到逆周期资本缓冲和系统性重要银行1%的附加性资本要求，以及我国银行监管层可能更为审慎的监管原则，我国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仍有提高的必要。

其次，《巴塞尔协议Ⅲ》将促进我国银行业的盈利模式的改变。《巴塞尔协议Ⅲ》对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银行业信贷规模的扩张，我国银行业现阶段的高资本消耗模式也将得到一定改变。商业银行在每一次信贷扩张后，为满足监管当局对资本缺口的要求，必须进行再融资。监管当局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越高，再融资的需求就越大。但是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以往简单的圈钱模式已经越来越不受欢迎。在这种境况下，银行只有改进盈利模式，增强盈利能力，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

再次， 中国银行业可能将面临更为严格的资本管制。《巴塞尔协议Ⅲ》同前两个协议一样，都是金融危机的产物，本质上都是一种被动的、事后救济式的风险应对措施。它们通常都是事后的经验总结，而不是超前的规则设计。而鉴于中国银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特殊的地位以及监管层日益审慎的态度，为保证银行业和整个金融系统分的稳定，我国的银行业监管势必会更加的严厉，对银行业的资本管制也同样会更加严格。这从2010年监管当局时隔多年重新启用存贷比调控工具可见一斑。

总的来说，《巴塞尔协议Ⅲ》对中国银行业的长期影响要远远大于短期影响，宏观层面的影响要大于微观层面的影响。它对中国银行业成长和发展的影响，将是持续性层层推进的。

三、我国银行业未来发展趋势探析

《巴塞尔协议Ⅲ》的出台，使得银行业监管的关注焦点由20世纪70年代后的“效率至上”让位给“安全优先”，“安全”重新取代“效率”，成为银行业发展新的原则。虽然，《巴塞尔协议Ⅲ》目前还只是一个大体的轮廓，具体的细节并没有出台，但是，它至少指明了未来银行业监管的一个方向。比如说，《巴塞尔协议Ⅲ》要求银行建立逆周期的资本缓冲，以平滑经济周期中不同时期银行业起伏很大的信贷投放规模，就很好地避免了以往监管措施中以静态思维监管的套路和模式。

可以预见，面临更加复杂的经济形势和日益严格的监管措施，我国银行业的生存环境已经发生了些许变化。未来一段时期，我国银行业必须通过调整思维，理顺思路，防范风险的同时积极开展创新业务，才能求得生存和进一步的发展。概括来讲，我国银行业未来几年的发展趋势如下。

首先，银行业要更加注重资本的质量。以往不论是银行业本身，还是监管当局，都非常注重资本的数量，对资本的质量关注不够，造成银行业资本构成中存在滥竽充数的情况。《巴塞尔协议Ⅲ》更加注重资本的质量，不仅重新界定了《巴塞尔协议Ⅱ》中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的范围，还规定了更为严格的资本扣减原则。在这种背景下，我国银行业尤其是上市银行要积极探索和创新资本的补充工具和渠道，强化核心资本的概念。目前，常用的补充核心一级资本的渠道是通过股东注资和内部留存收益，但是，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简单的增发扩股、配股等方式已经很难得到股东的青睐，通过这些方式融资，银行本身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因此，银行业可以通过加大对股东的回报力度，以求得留存收益和融券融资之间更好的平衡，也即在自身利润可预测的情况下，通过高红利回报，获得股东的认可，进而获得杠杆化的股权再融资。①

其次，银行业要主动调整业务模式，弃除高资本消耗业务模式，建立收益风险相匹配的“轻资本”模式。我国的商业银行由于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因素，存在着严重的依靠存贷款利差的局面，这一方面束缚了银行的创新能力，一方面又增加了金融结构的脆弱性。虽然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加息周期，“高息差”仍旧会持续一段时期，但是，未来银行业的发展趋势必将逐步走向集约化经营。因为，信贷规模在未来更加严格的资本约束下，不可能保持前几年那样高速的增长，缺少了信贷规模的支撑，“高息差”也不能带来业绩的持续增长。因此，从中长期看，我们银行业应该主动调整业务模式，改善收入结构，强调业绩的健康增长和持续增长。

调整业务模式，一是通过强化风险因素定价，精化资本成本管理，加快现有业务的资源整合，提高资本综合的使用效率；二是业务创新，虽然金融创新是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因素之一，但是针对中国银行业净利息收入占比仍旧高位的情况，还必须勇于创新，不能够因噎废食。当然，创新业务的同时，注意控制风险，建立良好的风险控制体系并严格贯彻实施。

客观地说，近几年，我国银行业业已认识到，仅依靠息差收入，只能做大，不能做强。随着国内居民投资者理财意识的增强和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银行基金、理财、托管等中间业务会有一个加速发展的良机，这也给银行业业务模式转型提供了便利。因此，可以预见，未来几年，我国银行业的业务模式将会向着一个更加平衡、合理的方向发展。

再次，银行业发展将迎来一个竞争分化、特色鲜明的时代。目前，国内银行银行业发展同质化严重，国有大中型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都追求规模的扩增，业务设置上也几近相同。甚至一些城市商业银行制定的发展规划也是跨区域经营和全国布局。《巴塞尔协议Ⅲ》区分了系统性重要银行和系统性非重要银行，对不同性质的银行设置的监管底线也有所差别。③这必将影响不同类别银行的业务发展模式，进而形成特色鲜明、竞争差异化的发展态势。

总之，我国银行业发展已经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局面。我们应该借鉴《巴塞尔协议Ⅲ》监管思路，遵循资本监管的国际趋势，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制定我国银行业发展新的规划和目标。注重资本的质量，积极探索新的经营模式和利润增长点，形成各具特色、层次鲜明的竞争格局，必定是中国银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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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邓鑫.另一角度看巴塞尔协议Ⅲ[J].银行家，2010，（10）.

[6] 王春丽.新巴塞尔协议与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研究[J].经济师，2010，（4）.

巴塞尔协议篇10

【关键词】 金融危机； 金融监管； 巴塞尔协议III； 影响

一、引言

巴塞尔协议新规即《巴塞尔协议III》，是国际金融监管体系最重大的一项监管改革。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面对巴塞尔协议II暴露出的缺陷和问题，巴塞尔委员会根据此次危机的教训提出了提高资本要求、引入宏观审慎监管、提高监管水平和范围、完善激励机制、加强信息披露的银行业监管标准的改革要求。该要求通过2010年9月12日在瑞士召开的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管理层会议讨论磋商，27个成员国的中央银行代表就加强银行业监管的《巴塞尔协议III》达成共识，同年11月12日，该新规在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首尔峰会上得以顺利通过。至此，从1988年颁布的《巴塞尔协议》到现在的巴塞尔协议新规，几十年来，巴塞尔协议三易其稿，其内容不断丰富，所体现的监管思想也不断深化。分析新规出台的背景、改革的思路及影响，对于加强我国金融监管、提升我国银行业风险管控能力、维护金融稳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巴塞尔协议新规出台的背景分析

（一）全球性金融危机是巴塞尔协议新规出台的直接起因

巴塞尔协议的颁布和不断修改，都是与国际上发生重大的金融危机密切相关，这次新规的出台也不例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出此前的银行业监管体系中存在的诸多不足。旧有的银行业监管规则中，对于核心资本充足率的要求过低，使得银行体系难以抵御突如其来的全球性金融系统风险，原本认为可以有效分散风险的衍生金融工具，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并未能发挥其效能，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对风险的进一步扩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2009年9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匹兹堡峰会明确提出了“在2010年年底前制定为各国所能接受的规章制度，改善银行体系资本质量和资本数量”的改革目标。据此，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巴塞尔委员会着手对资本监管国际标准进行改革，2010年9月12日的瑞士巴塞尔中央银行行长和监管当局负责人会议就资本监管改革中的一些关键问题达成了共识。

（二）金融自由化和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是巴塞尔协议新规出台的内在动力

金融自由化通过放松利率、汇率限制，鼓励竞争，提高了金融体系的效率。1999年，克林顿政府推动国会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有关条款，从法律上消除了银行、证券、保险机构在业务范围上的边界，开启了金融混业经营的大门，与之相应的是美国金融监管放松，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但金融过度自由化和放松监管使银行更为冒险，结果拉美地区、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东南亚地区连续发生金融危机，客观上要求对国际金融监管的标准和办法进行改革。

（三）金融监管理论的发展是巴塞尔协议新规出台的思想动因

金融监管理论是现代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的体现，目前主流的金融监管理论主要有金融脆弱论和公共利益论。金融脆弱论认为银行短借长贷和部分准备金制度导致内在的非流动性，银行之间的资产负债存在着相互依赖的网络，银行业比其他产业更加脆弱、更容易传染，容易导致系统的不稳定。

公共利益论认为金融监管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金融市场同样存在市场失灵，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等现象，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又会产生道德风险或逆向选择问题。因此，金融监管当局有责任采取必要的措施减少金融体系中的信息不完备和信息不对称等市场失灵现象，强化信息披露和金融监管。

三、对巴塞尔协议新规理念和思路的解读

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20国集团于2009年2月提出了一揽子金融监管改革建议，英国金融监管局专门了有关监管改革报告，奥巴马政府也向国会递交了一套详细的金融改革方案，对20国集团的改革建议作出了进一步的回应。巴塞尔委员会也对巴塞尔新协议进行了重大修订，其理念和思路主要表现在：

（一）第一支柱提高资本要求

第一支柱是巴塞尔新协议修订的重点，其目的是减轻银行风险及由银行风险引起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主要改革体现在：

首先，大幅度提高资本金要求，将杠杆率设定为风险资本要求的可靠的补充措施。《巴塞尔协议III》的核心内容是全球各商业银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下限将从现行的4%上调至6%，由普通股构成的“核心”一级资本占银行风险资产的下限将从现行的2%提高至4.5%，巴塞尔协议II强调对分母即风险资产的计量，而巴塞尔协议III则更加强调对分子――资本的计量，直接表现诸多条款核心要求便是增加资本；其次，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制度，各家银行应设立“资本防护缓冲资金”，总额不得低于银行风险资产的2.5%和0%～2.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在经济上升阶段增加缓冲资本，而在经济衰退中减少缓冲资本，巴塞尔协议III与巴塞尔协议II最重要的区别是增加了逆周期资本缓冲的要求，巴塞尔协议II放大了经济的周期性，而逆周期资本监管的增加则弥补了这一不足，它可以降低经济的顺周期性，来提升银行系统的稳定性、有效性及赢利能力；第三，流动性监管地位的提升，流动性危机历来是导致银行破产的直接原因，巴塞尔协议III引入两个衡量流动性风险的新指标，即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资金比率，将使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成为银行监管的新重点；最后，对风险模型的补充和改造。VaR模型在实践中备受青睐，但由于对小概率危机事件的损失估计不足，将压力测试方法作为VaR方法的重要补充。

（二）第二支柱引入宏观审慎

审慎监管是全球金融监管的趋势，也是各国金融监管努力的方向，目的是提高宏观审慎监管和控制风险的意识。表现在：第一，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将宏观审慎的监管与微观审慎的监管结合，强调监管水平和标准的提高。不同的监管机构要相互协调和沟通，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衡量和预警；第二，扩大监管覆盖面，要全面覆盖所有市场、机构和工具。影子银行系统将置于监管之下，包括各类对冲基金、结构化投资工具、场外衍生品市场以及证券化市场等；第三，薪酬设计和奖金发放鼓励长期行为，抑制短期行为。

（三）第三支柱强调信息披露

第三支柱是第一支柱和第二支柱的补充，目的是通过要求更高的透明度和量的或质的有效信息披露来加强市场纪律，从而使市场参与者可以评价其资本的适当性。为指导市场的披露行为，巴塞尔委员会从四个方面提高透明度：第一，要求一级资本的所有构成必须完全对外披露，并披露缓冲资本的情况；第二，要求定期公开披露流动性风险状况和管理方面的定量和定性信息；第三，对于证券化，表外风险暴露和交易账户下的信息披露要求给予详细的指引，以降低资本市场业务给银行资产负债表带来的不确定性；最后，对于银行的薪酬发放也需要更加清晰和及时的信息披露。

四、巴塞尔协议新规对我国银行业监管的影响及应注意的问题

（一）从提高资本金充足率要求来看，短期内对我国银行的影响有限，但应关注较高的资本缓冲和拨备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和制约

截至2010年6月底，国内大、中、小各类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达到11.1%，核心资本充足率达到9%，核心资本占总资本的比例超过80%。按照新的资本监管标准，国内大型银行和中小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均高于国际同业平均水平，在新兴经济体中也位居前列。新规则将对全球范围内信贷流动的规模和成本产生广泛影响。对银行而言，新规则将迫使银行为更大规模的放贷和投资留出更多的资本拨备，缩减资产负债表规模，舍弃那些被认为具有过高风险的业务种类，将把更多的收益储备起来，以应对潜在风险。这样一来，将可能减少大型银行的利润，在向投资者和员工派发的钱减少的同时，还可能限制银行放贷，从而制约经济增长，从长远来看，国内银行业应在建立资本约束前提下尽可能拓展资本补充渠道，以解决上述矛盾。

（二）从宏观审慎监管来看，我国一贯坚持对银行的严格监管和控制，维护了银行业的稳定，但应重视鼓励我国银行业的金融创新，提高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

美国等工业化国家曾经对金融业竞争实施限制，确实维系了金融业一段时期的稳定，但以1999年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为标志，工业化国家已经意识到限制竞争对效率的约束。此次危机爆发后，华尔街的贪婪和美国政府疏于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被普遍认为是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次贷危机的重要传导链条的特定目的投资机构，在2009年7月份的新巴塞尔协议修订版中被严肃处理，银行将贷款证券化打包卖给特定目的投资机构的难度大大增强，在这一点上，我们应正视我国银行业证券化程度太低和刚刚起步的实际，重视金融创新，倡导金融业的适度竞争，增强银行的竞争力，这对于提高我国银行的效率，改善金融结构具有现实意义。但是，我们也要积极汲取欧美过度放任的金融创新教训和经验，坚持尊重市场主体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积极推进金融创新。并要利用《巴塞尔协议III》的改革机会，推动我国大型商业银行冲上国际舞台。

（三）从加强信息披露来讲，要强化信息披露的监管理念

监管理念直接决定监管成效。长期以来，我国银行业单纯注重合规性监管，忽视了风险性监管状况。在新形势下要努力做到：第一，为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市场变革的局面，监管部门和上市银行要顺应发展的趋势，将风险监管与培育金融创新结合起来，将非现场检查的重心转移到风险识别、判断、评估与化解上来。第二，要正确把握和处理好披露和保密的关系，寻求信息披露与保密的平衡点。监管者与上市银行应明确界定必须披露和自愿披露的界限，并从法律上明确金融商业秘密的范围。鉴于目前我国金融市场尚不成熟，如银行临时性支付困难等信息，可暂列入监管呈报范围。对于上市银行专有信息，则可采用自愿披露的原则，由银行自行掌握披露的程度。第三，要采取强制披露与自愿披露相结合的策略。在我国的管制不尽完善，又缺乏市场约束的文化传统条件下，银行管理层的自愿披露积极性不高，强制的最低标准信息披露往往变成最高标准，监管部门的强制约束是上市银行信息披露的主要动力，监管部门应当合理界定强制信息披露与自愿信息披露的范围、内容，并界定银行的商业秘密，加强商业银行的市场约束，规范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行为，有效维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促进商业银行安全、稳健、高效运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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