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尔协议三十篇
时间：2023-04-08 16:48:09
巴塞尔协议三篇1
融危机中的表现,重新审视了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优点和不足,并从资本充足率和系统性风险管理两个角度阐述了笔者对巴塞尔协议今后改革和发展方向的一点想法。
关键词: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率;系统性风险
中图分类号:F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16-0017-02
《巴塞尔协议》是国际清算银行(BIS)的巴塞尔银行业条例和监督委员会的常设委员会――“巴塞尔委员会”于1988年7月在瑞士的巴塞尔通过的“关于统一国际银行的资本计算和资本标准的协议”的简称。该协议第一次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国际通用的、以加权方式衡量表内与表外风险的资本充足率标准,有效地扼制了与债务危机有关的国际风险。
1 巴塞尔协议的演进
巴塞尔委员会是1974年由十国集团中央银行行长倡议建立的,其成员包括十国集团中央银行和银行监管部门的代表。自成立以来,巴塞尔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银行监管规定:
1975年2月巴塞尔委员会正式成立。
1975年9月第一个巴塞尔协议出台,即《对外国银行机构监督的原则》,核心内容就是针对国际性银行监管主体缺位的现实,突出强调了两点:(1)任何银行的国外机构都 不能逃避监管;(2)母国和东道国应共同承担的职责。
1978年《综合资产负债表原则》,实行并表监管。
1983年5月,修改后的《巴塞尔协议》推出,这个协议基本上是前一个协议的具体化和明细化。总体思路是“股权原则为主,市场原则为辅;母国综合监督为主,东道国个别监督为辅”。
1988年7月通过了《关于统一国际银行的资本计算和资本标准的报告》(简称《巴塞尔报告》),即《巴塞尔协议Ⅰ》,核心内容是资本的分类,许多人直接就将《巴塞尔报告》称为规定资本充足率的报告。
1992年7月“1992年声明”,强调东道国对银行的监督。
1995年通过《资本金协议的修正案》,引入了市场风险。
1996年1月推出《资本协议关于市场风险的补充规定》。
1997年9月推出《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表明巴塞尔委员会已经确立了全面风险管理的理念。
1998年《内部控制系统的评价框架》和操作风险管理咨询文件。
1999年6月,巴塞尔委员会提出了以三大支柱――资本充足率、监管部门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为主要特点的新资本监管框架草案第一稿,即《新巴塞尔协议》征求意见稿(1)。
2001年1月《新巴塞尔协议》征求意见稿(2)。
2003年2月通过《操作风险管理与监管的稳健做法》。
2003年6月《新巴塞尔协议》征求意见稿(3)。
2004年6月推出《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即《巴塞尔协议Ⅱ》最终稿,并于2006年底全面实施。
从 1975年9月第一个巴塞尔协议到1999年6月《新巴塞尔协议》(或称“新巴塞尔协议”)第一个征求意见稿的出台,再到2006年新协议的正式实施,时间跨度长达30年。几十年来,巴塞尔协议的内容不断丰富,所体现的监管思想也不断深化。
2 新巴塞尔协议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
2.1 危机爆发后对新巴塞尔协议的支持意见
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一些国际化大银行大幅度亏损,甚至摇摇欲坠,但这不仅没有否认新资本协议的技术合理性,反而进一步凸现了加快推进新资本协议实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1)新协议三大支柱下的规定是较为完整的。第一支柱提出了包括信用衍生品和资产证券化在内的全面资本要求;第二支柱鼓励银行提高风险监管技能,以更好地评估银行的特有风险;第三支柱对市场约束的规定提高了包括证券化和风险削减在内的信息披露的数量和质量。
(2)实施新资本协议有助于改变金融机构过于依赖外部评级的状况。本次危机充分暴露了外部评级机构的弱点。新资本协议鼓励银行实施内部评级法是完全必要的,因为风险评估本身就必须得到有效监管,否则它就将成为一个严重的风险隐患。
2.2 金融危机对新巴塞尔协议提出的挑战
金融危机对新巴塞尔协议提出的挑战有很多,本文从笔者比较熟悉的角度,主要介绍危机对新巴塞尔协议中资本充足率以及风险监控所带来的挑战。
(1)新巴塞尔协议中资本充足率的规定未能有效预防高杠杆作用。
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按照新巴塞尔协议的规定是8%,即最高可产生12.5倍的杠杆效应,这在一定的程度上控制了高杠杆所可能产生的风险。而由于监管缺失,投资银行利用融资工具在发行证券化产品时,只需要不到1%的资本充足率。如果再算上一些表外业务的杠杆效应,那么投资银行的杠杆倍数可高达50-60倍。新巴塞尔协议对银行表外业务的监管不足为银行的高杠杆经验提供了可能。表外业务的性质本身就决定了监管银行的真实风险和资本充足率有巨大的困难。
(2)新巴塞尔协议缺乏对系统性风险的监控。
新协议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三大风险提出了要求,但对系统性风险控制方面存在着局限性,缺乏对系统性风险的指导和要求。此次危机说明,根据经济繁荣时期的历史数据进行模型计算对产品的实际风险估算往往是偏低的,而衰退时期风险的波动程度往往会超出预期。特别是对于金融创新工具而言,由于创新工具存续时间短,历史违约率和损失率可能不足涵盖一个经济周期,而风险的充分计量其考虑的历史数据应至少在一个经济周期之上。而且,由于像次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这种风险性极高的证券化产品,产品的风险相关性很强,当实体经济或金融市场发生系统性风险或突发性事件时,产品之间的高相关性将引起风险共振,导致风险被放大。
3 新巴塞尔协议今后改革和发展的方向
金融危机表明了实施新资本协议的紧迫性,同时也暴露了它的许多内在缺陷。危机爆发后,许多专家人士就开始了对新巴塞尔协议改革方向的探索,并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建议。笔者才疏学浅,仅从自己稍微熟悉的几个方面来谈一下我对新巴塞尔协议今后改革和发展方向的一点想法。
(1)我认为新巴塞尔协议的第一支柱――资本充足率要动态化。
新巴塞尔协议中规定的资本充足率,旨在降低银行的杠杆率,烫平业绩周期性,提升银行在经济下行周期时对抗风险的能力。但是从此次金融危机来看,新巴塞尔协议的亲周期性还是很强的。政府当局要想控制资产泡沫,仅凭控制货币供应是不够的,还需要控制信贷。在这方面,我们最熟悉的手段是存款准备金和最低资本金要求,但目前这两项指标基本是固定的(我国虽然很频繁的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但大多数国家的存款准备金率都保持固定),根本不顾及市场的情绪。因为他们假定市场是没有情绪的,而事实上市场是有情绪的。当局需要中和市场的情绪,以防止资产泡沫变得太大。因此,他们需要根据情况调整准备金和资本要求。
因此,我认为新巴塞尔协议中规定的最低资本要求应该要保持一个动态的水平,或许我们可以利用杠杆比例来监控银行的资本水平。未来可能出台的具体措施将更加严格资本要求,鼓励银行在经济繁荣时积累超额资本和准备金,以提升银行在危机时对抗风险的能力。
(2)我认为新巴塞尔协议对系统性风险的监管力度须加强。
由于市场是不稳定的,除了影响市场参与者个体的风险以外,还存在着系统性风险。为防范系统性风险,新协议必须提高对内部评级模型和风险参数的审慎性要求。监管当局应及时检验银行估计风险参数的方法,督促银行更新风险参数以便及时反映违约率和损失率的上升。在评估借款人与信用风险缓释工具之间的相关性时,应充分考虑系统性风险因子的影响。
乔治・索罗斯说,巴塞尔系列协议犯下了一个错误,它给予银行所持证券的风险等级远低于常规贷款:忽略了证券仓位集中所构成的系统性风险。要纠正这一点,必须调高银行所持证券的风险等级,此举可能有助于阻止贷款证券化。我个人也是十分认可这样的说法的。
(3)我认为应该将更广泛的衍生工具纳入风险监管范围。
衍生工具并未减少金融市场整体风险,并且衍生资产的杠杆作用将风险放大,增加了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银行通过证券化将资产负债表风险转移出去,然后又作为结构性产品投资者承担这些产品新的风险,导致总体风险上升。为此,新资本协议应更加重视金融创新带来的创新风险,制定新的计量标准和监管规则,控制杠杆度,加大违规惩罚力度,将衍生工具产生的衍生风险一并纳入金融监管视野。
4 结语
金融危机爆发后,巴塞尔委员会也积极地探索新巴塞尔协议改革的方向,并做了一些修订和补充。
巴塞尔委员会于2008年6月出台了《公允价值的度量与建模》指出了公允价值评估有待提高的四个方面:管理与控制过程、风险管理与度量、价值调整、财务报告。
巴塞尔委员会2008年6月出台了《健全的流动性监管原则》,旨在提升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水平和全球监管能力,尤其是在流动性危机中的恢复能力。
巴塞尔委员会于2008年7月出台了《额外风险要求准则以及对Basel Ⅱ框架的修正》,该准则是对巴塞尔委员会于2007年10月出台的额外违约风险资本要求计量准则的延续。
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8月,巴塞尔委员会在《经济资本模型的实践》中首次提出,经济资本模型的使用变革是由于银行内部资本管理以及监管需要,并可能将对银行经济资本评估的框架融入新巴塞尔协议的第二支柱。
2009年1月,巴塞尔委员会又了《新资本协议的修改建议》、《市场风险资本计提修改建议》、《交易账户新增风险资本计提指引》三个征求意见稿,对新资本协议的部分内容进行了调整,以强化“三大支柱”的资本监管框架,增强新资本协议的风险捕捉能力。
这些最新的修改以及补充条例,都是在总结这次危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产生的,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操作性。但是我想说的是,从1999年征求意见第一稿到2007年正式实施,巴塞尔资本协议的实施周期过于漫长,而金融创新速度却在不断加快,导致本来代表国际活跃银行先进管理经验的新资本协议,在经过七、八年研究、争论、过渡之后,在正式实施之日已变得相对落伍,甚至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希望这次巴塞尔委员会及时总结的宝贵经验能够尽快的在国际上实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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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尔协议三篇2
关键词：巴塞尔协议III ；基本框架；中国银行业；影响
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全球金融监管当局反思监管框架，尤其是对于巴塞尔协议II的争议和反思，直接推动了巴塞尔协议III的出台。金融危机以前，许多银行由于过高的财务杠杆率、资本质量不好、资本数量缺乏以及流动性缓冲不足，加上具有扩大经济周期作用的减债以及具有系统重要性银行之间的相互联系，导致了银行危机加重。针对危机前银行的弱点，巴塞尔委员会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革，希望能加强银行以及全球银行系统的稳健性。从2009年7月至2010年9月出台的一系列文件共同组成了“巴塞尔协议III”。
一、巴塞尔协议III的新规定――兼论协议III与II的比较
总的来说，巴塞尔协议III是将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监管相结合，资本监管和流动性监管相结合的全面监管框架，使银行能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更有效的应对各种冲击。
（一）微观审慎
巴塞尔协议III对于微观方面的监管改革可以用资本比率计算等式来思考：一是分子，也就是监管资本；二是分母，也就是风险资产；三是资本比率本身。
1.分子：更加严格的资本定义
协议III对于分母的改革提高了资本质量。先看一下协议II的缺陷。第一，旧的资本定义情况下，银行也许有很高的一级资本充足率，但是有形普通资本充足率却可能很低。在金融危机之前，许多银行在风险基础上的杠杆率达到了33:1和100:1。第二，旧协议中资本定义组成要素过于复杂，这些复杂的定义使当损失上升时什么资产可以用的决定变得十分困难。第三，在这些复杂的资本质量决定标准中，还缺乏一致性的资本扣除标准。
巴塞尔协议III对银行资本进行了重新定义：一是银行的一级资本必须充分考虑在“持续经营资本”的基础上吸收亏损，其核心形式是普通股和留存收益，剔除少数股东权益、无形资产等项目；二是二级资本在银行“破产清算资本”的基础上吸收损失，并取消了二级资本结构中的所有子类别；三是银行的三级资本被废除，以确保市场风险要求下的资本质量与信贷和操作风险要求下的资本质量看齐。
2.分母：增加风险覆盖范围
巴塞尔协议III在分母上提高了风险覆盖范围：
第一，提高资产证券化交易风险暴露的风险权重，提高相关业务资本要求。（1）对资产证券化暴露进一步细分“再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并提高其风险权重；（2）对使用外部评级确定资产证券化监管资本要求规定了额外限制条件，包括排除隐患自身提供增信安排导致的信用评级提高带来的资本优惠，银行必须进行尽职调查，持续及时地掌握基础资产池风险信息、资产证券化交易结构和风险特征；（3）提高了资产证券化涉及的流动性便利的信用风险转换系数，并取消对市场整体出现动荡时的流动性便利的资本优惠。
第二，提高交易账户风险资本要求。对于交易账户使用内部模型法的银行，一般市场风险的资本要求除了计算VaR，还需考虑压力测试下的VaR，即基于10天持有期、99%单尾置信区间以及连续12个月的显著压力时期数据计算风险价值。同时，交易账户使用内部模型计量特定风险的银行，需要对信用敏感头寸计量新增风险资本占用。
第三，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委员会采取的措施有：使用压力测试估计的参数计算有效预期正暴露以覆盖广义错向风险，以此确定交易对手违约风险的资本要求；使用“交易对手暴露等价债券法”来捕捉信用估计调整风险，以此提出附加资本要求；大型金融机构计算风险暴露相关性时使用1.25的资产价值相关性乘数；提出延长风险保证金期限、压力测试和返回检验等新要求。
3.资本比率：提出新的要求标准
一是建立资本缓冲。资本缓冲分为两类，一是资本留存缓冲，二是逆周期资本缓冲。前者由扣除递延税项及其他项目后的普通股构成，且不低于2.5%。后者比率为普通股或者其他能完全吸收亏损资本的0-2.5%，根据各国具体情况来定。
二是提高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下表是巴塞尔协议II和III对资本充足率要求的一个对比。
通过这样的标准，资本数量和质量都比巴塞尔II要求高出很多。质量上，注重普通股的比率，这是对于银行安全最有利的保障；数量上不仅提高资本充足率要求，还增加资本缓冲。
（二）宏观审慎
巴塞尔协议III是宏观监管和微观监管相结合的新协议，而宏观审慎是针对于系统性风险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杠杆比率
杠杆比率计算法为核心资本与总资本的商。总资本不经过风险调整，可以防止模型风险和为计量错误提供额外保护，补充和强化基于协议II的风险管理框架。2010年7月26日巴塞尔委员会文件将一级资本最低杠杆率定于3%。巴塞尔委员会希望在2013年-2017年双轨运行这个比率，在2017年上半年进行最终调整，并希望在2018年1月1日进入协议III的第一支柱。
2.降低顺周期性
银行自身经营和监管要求的顺周期性放大了金融危机的危害性。巴塞尔委员会研究并公布了一些降低顺周期性的措施。首先，减缓最低资本要求的周期性波动。其次，建立前瞻性的贷款损失拨备。通过推动会计准则认可准备金与预期损失挂钩等方式，推进稳健拨备做法，提高吸收经济衰退时额外损失的能力。
3.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应该具备附加的损失吸收能力
由于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在整个经济运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加上他们之间具有很多相互交易，产生广泛联系，在2007-2009的金融危机中，大金融机构的倒闭给整个金融体系造成巨大冲击，不但对实体经济造成影响，而且造成人们的恐慌，加速经济萎缩。金融稳定局建议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提出1%的附加资本要求，降低“大而不倒”带来的道德风险。同时，巴塞尔委员会与金融稳定局正在研究一项针对具有“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综合方案，可能包括资本附加费、或有资本、保释债等。
（三）流动性监管
巴塞尔协议III的另一个重要改革是加强流动性监管，将流动性监管提升到和资本监管同样的地位，引入了两个统一的定量检测指标――流动性覆盖比率（Liquidity Coverage Ratio, LCR）和净稳定资金比率(Net Stable Funding Ratio, NSFR)和五个检测工具。
1.新的流动性监管指标：流动性覆盖比率和净稳定资金比率
流动性覆盖率主要描述短期（30天以内）特定压力情境下，银行所持有的无变现障碍的、高质量的流动性资产数量，以此应对资金流失的能力。净稳定融资比率主要考核的是银行中长期（1年以上）的流动性，即各项资产和业务融资，至少具有与它们流动性风险状况相匹配的满足最低限额的稳定资金来源。（见表2）。
2.流动性监管的辅助监测工具
巴塞尔委员会规定了五个监测工具随时监测，用于反映银行业机构现金流、资产负债表以及某些市场指标的具体信息。
一是合同期限错配，该工具反映在指定时间段内合同约定现金流入、流出的期限差距，这个工具显示了在特定时间内跨度需要补充的流动性总量。二是融资集中度，它需要从三个角度测量：重要交易对手、金融工具及币种，重要性依据是单一交易对手、金融工具和币种分别占相应资产比重的1%以上，这可以识别比较重要的批发融资渠道及交易对手，监管当局希望借此鼓励融资来源多元化。三是可用的无变现障碍资产，它是指银行可以用来在二级市场上进行抵押融资和被中央银行接受作为借款担保品的、无变现障碍的资产。四是重要币种的流动性覆盖比率，为了防止重要币种的错误配置风险，银行和监管者需要监测重要币种的流动性覆盖比率。其计算公式为：外国币种的流动性覆盖比率=该币种的高质量流动性资产储备/未来30天该币种的净现金流出。五是与市场有关的监测工具，运用以市场为基础的数据作为对上述定量方法的有价值补充，包括市场整体信息、金融行业信息和特定银行信息，这些信息可以作为银行业、单个金融机构出现流动性困难的早期预警。
二、巴塞尔协议III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
（一）中国银行监管部门拟实施资本和流动性监管标准与巴塞尔协议III的比较
在巴塞尔III基本文件公布以后，中国银监会也推出资本充足率、杠杆率、拨备率和流动性四大监管工具，构成未来一段时期中国银行业监管的新框架，被称作“中国的巴塞尔协议III”（见表3）。
来源：中国的监管标准根据网络资源整理；巴塞尔监管标准根据巴塞尔委员会2010年9月12日的文件《各国央行代表宣布更高的全球最低资本标准》整理。
（二）巴塞尔协议III对我国银行业的影响
1．从核心资本充足率和总资本充足率看，对我国影响不大
只从资本充足率上看，巴塞尔协议III对我国银行业影响不大。对于银行业资本要求质量和数量的提高是一个监管的趋势，中国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远高于欧美银行。根据各个银行2010年度三季报，汇集了如下信息（表4）。除了深发行和浦发银行低于总资本要求10.5%，这些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均高于我国监管要求和协议III要求，并且协议III还不会立即实施，各个银行还有机会调整，进一步优化资本结构。
2.杠杆率――中国银行业高于巴塞尔标准
巴塞尔委员会2010年进行了定量影响测算，在样本中全球两组银行的杠杆率分别为2.7%和3.8%，中国78家银行平均杠杆率水平为4.6%，高于我国要求的标准4%。
3.资本缓冲的要求将使未分配利润受挤压
我国和协议III都要求建立2.5%的资本留存缓冲和0-2.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国内商业银行对这一要求还有差距。行业平均水平在1.76%，除交通银行外，其他银行都低于2.5%的标准。如果按照巴塞尔协议III的标准，那么上市银行将需要提取更多的一般风险准备，从而未分配利润将受到一定挤压，分红率有可能降低。这需要长期积累资金来满足缓冲资本的需求。
金融危机导致国际银行业监管格局发生变化，一方面巴塞尔委员会吸收更多国家为委员会成员，另一方面在巴塞尔协议II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出台一系列文件形成巴塞尔协议III。但是，对于风险的监管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巴塞尔委员会的工作还将继续。中国作为委员会成员，一方面在参与制定规则过程中要为本国谋取更多利益，另一方面，将国际协议借鉴过来结合国内实际情况，制定符合国情的银行监管规则，促进我国银行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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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BCBS, the Basel iii Accord, From the Basel iii Compliance Professionals Association (BiiiCPA), 省略, Sep.2010.
巴塞尔协议三篇3
关键词：巴塞尔协议；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市场纪律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7年1月6日
一、巴塞尔协议发展历程
巴塞尔资本协议全称是《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关于统一国际银行的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报告》，对所有从事国际业务的银行机构都适用。巴塞尔资本协议有以下几个发展历程：
（一）第一份巴塞尔协议。德国赫斯塔特银行和美国富兰克林国民银行的倒闭，使国际清算银行对跨国银行的监管问题产生了关注，进而于1975年提出了第一份巴塞尔协议，这是银行业监管机构对国际商业银行第一次制定的监管协议。该协议把维持现金流的能力和还款能力作为监管的重要指标，并明确了各主体对国际监管应承担的责任。
（二）对第一份巴塞尔协议的修订。每个国家的监管标准都各不相同，各个国家的监管责任的划分也存在争议，这些都说明1975年的巴塞尔协议存在不足。1983年，巴塞尔委员对巴塞尔协议做了进一步完善。提出两个基本原则：第一，每一家海外银行都要接受监管；第二，每种监管都要适度。其实这两个协议没有太大差异，都把股权原则、母国的监督当作重点，把市场原则、东道国的监督当作补充。这两个协议共同的缺点是提出的监管标准和职责的分配比较抽象，监管标准不具有可行性。
（三）巴塞尔协议Ⅰ。《巴塞尔协议Ⅰ》在对资本进行分类、确定风险权重的计算标准、资本的标准比例、过渡时期的安排等几个方面做出了规定，具有实质性的发展。其中，将资本分为核心与附属资本两大类，按0%、20%、50%、100%这四个风险档次将资产负债表的表内和表外项目进行分类，银行资本充足率即总资本与加权风险资产的比率不得低于8%，核心资本充足率至少为4%。
巴塞尔协议Ⅰ的提出具有重大意义。首先，银行风险管理标准在全球获得了统一；其次，资本充足率的重要性得到了重视，使银行经营从注重资产数量转向注重资产质量；最后，突出强调了信用风险。
（四）巴塞尔协议Ⅱ。随着跨国银行数量增多，金融创新的发展，银行业在面临机遇的同时，也面临新的挑战，因此银行规避管制的动力增加。《巴塞尔协议Ⅱ》对银行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应对措施。《巴塞尔协议Ⅱ》最具有开拓性的是提出了三大要求，被称为“三大支柱”：最低资本金要求、监管当局的监管及强化信息披露，引入市场约束。
其中，最低资本金要求包括在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的基础上，新增了第三级资本。同时，认为银行风险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衡量风险的方法有标准法、内部评级法、VaR模型等。监管当局的监管是指不仅监管机构应对资本充足率进行监管，银行自身也应对内部的风险进行评估。各国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调整监管指标，让监管更具有灵活性。市场约束是指为了缓解信息不对称，提高金融系统的稳定性，保护投资者利益而要求银行进行信息披露。
（五）巴塞尔协议Ⅲ。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波及全球，《巴塞尔协议Ⅱ》的不足显露出来。因此，2010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通过了《巴塞尔协议Ⅲ》。该协议提高了最低资本要求，增加了杠杆率、流动性比率，要求增加信息披露。
二、巴塞尔协议对银行风险监管的影响
（一）银行风险监管受到资本充足率要求的影响
1、聘请外部机构对资本充足率进行评级将产生一系列问题。虽然风险衡量方法中最好的是标准法。但是外部评级机构将对标准法的实施产生不良影响，因为客户可以凭自己的意愿来选择评级机构并付费，评级机构为了获得客户并盈利，将有动机使评级对象获得比自身信用等级高的评级。这种评级是虚假的，不诚实的。为了阻止评级机构为了获得利益提供虚假的评级结果，监管当局应加强对评级机构的监管，同时可以监督不同的评级结果，当发现虚假结果时，应当对其严厉惩处。
2、改变监管方式将产生一系列问题。内部评级法对监管能力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监管当局要有方法与技术来监督繁杂的风险管理体系，可以准确判断各种方法的优点与缺点。监管当局要在控制风险方面进行技术创新，使银行的竞争力获得提高。在合理的情况下使用监管方法，使风险可控。内部评级法的使用改变了监管方式，监管将不局限于合规性监管，更强调风险性监管。
（二）银行风险监管受到监管部门监督检查的影响。银行业的风险可以通过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来控制和规避，所以第二支柱的提出能提高银行从事存贷款业务的谨慎性，提高银行系统稳定性。但是，监管当局在进行监督时也面临一些问题。首先，应完善监管程序，虽然银行管理部门最了解自身的风险，但其自我监管很可能与自身利益相冲突，内部监管的有效性不足。监管当局要完善监管程序，其作为第三方应有效发挥外部监督作用，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其次，避免监管当局“寻租”。当把监管看成一种商品时，监管当局作为监管的提供者，为了获得利益，其寻租动力也会增加，权力如果不受约束，将导致腐败。因此，监管当局要加强自身监管，同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从外部加强对其的监督。
（三）银行风险监管受到市场纪律的影响。巴塞尔协议要求增强信息透明度。其重要性在于：（1）信息披露制度从风险产生的根源出发，避免人利用信息优势采取对自己有利而对委托人不利的决策，缓解了“委托问题”；（2）信息披露可以对管理层产生警示作用，使其减少冒险行为。在风险发生前就及时发现，而不是等到风险发生后补救，从而减少风险发生的可能性；（3）信息披露将引起社会公共对银行进行监督，从而减少道德风险。社会公众将对银行及监管者的行为进行监督，纠正错误行为，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银行、社会公众、监管当局互相监督，相互制约。
三、商业银行更好地实施巴塞尔协议的建议
（一）全面u估监管指标的“顺周期效应”。资本充足率监管的一个不足就是“顺周期效应”，即在经济繁荣复苏时，银行业有较好的资本充足率，现金流充足，面临的资产风险较小。但当经济衰退萧条时，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将不断降低，资产流动性不足，风险增大。我国宏观经济发展态势较好，因此我国银行业所面临的风险可能高于按照现实风险所计算出的资本充足率水平。所以我国监管机构应从整个经济周期计算监管指标，还可以采取VaR测试等手段，把监管指标受到周期效应的不良作用降到最低。
（二）资本拨备计提制度应具有灵活性。动态拨备制度在对未来经济情况预测基础上，使商业银行在经济上行阶段多计提拨备，经济下行阶段少计提拨备。比如西班牙的商业银行为了评估潜在的信用风险，进行事前估计，除了要求计提一般准备金和专项准备金，还要求计提统计准备金。在经济上行阶段，贷款状况良好，商业银行计提统计准备金，因为潜在的信用风险损失高于基于事后计提的专项准备金；而当经济处于下行阶段时，银行资产状况变差，采用统计准备金弥补损失，因为潜在的信用风险损失低于基于事后计提的专项准备金。我们可以向西班牙借鉴经验，采取动态拨备制度使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制度得到完善，减少系统性风险。监管部门可以在刚开始的时候建立统一的计提标准，随着内部评级法的发展，商业银行应根据自身情况和经验来灵活决定不同资产组合的计提系数。
（三）打造良好基础，全面实施《巴塞尔协议Ⅲ》。《巴塞尔协议Ⅲ》在《巴塞尔协议Ⅱ》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监管内容和方法。因此，我国银行业为了更好地推进《巴塞尔协议Ⅲ》的实施，应先落实《巴塞尔协议Ⅱ》。加强风险识别能力，完善风险管理，提高信息透明度，建立一个全面的风险监督系统，提高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控能力，应对经济全球化进程，增强在全球的竞争力。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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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尔协议三篇4
一、对巴塞尔协议历史的简单回顾——简述“巴塞尔协议Ⅰ、Ⅱ”
1988年7月，巴塞尔委员会根据多方面的意见，通过了《关于统一国际银行的资本计算和资本标准的协议》，即“巴塞尔协议Ⅰ”。其主要内容有：第一，资本的组成。确定了监管机构可以接受的主要资本形式，将银行资本划分为一级资本或核心资本，二级资本或附属资本， 并考虑到银行表外业务的风险暴露。第二，风险加权的计算。根据资产类别、性质以及债务主体的不同，将银行资产的风险划分为五个等级；协议主要关注银行资产负债表上资产及表外项目所固有的信用风险，之后又加入了市场风险。第三，资本与风险资产的目标标准比率。银行资本对风险加权资产的最低目标比率为8%，其中核心资本至少为4%。
2004年6月，巴塞尔委员会正式公布了《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最终稿，这也就是俗称的“巴塞尔协议II” 。其主要内容由三大支柱构成，分别是：第一支柱，最低资本要求。巴塞尔协议II规定资本由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构成。第二支柱，监督检查。巴塞尔协议Ⅱ将各国监管机构的监督检查作为确保其实施的重要保障，将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监管的重点从原来的单一最低资本充足水平转向银行内部评估体系的建设状况。第三支柱，市场约束。巴塞尔协议Ⅱ对银行的资本结构、风险状况、风险评估程序及资本充足率等重要信息的披露提出了更为具体的定性、定量的信息披露要求，提高了监管当局的监管有效性。
（一）巴塞尔协议III对银行资本进行了重新定义。一是银行的一级资本必须充分考虑在“持续经营资本”的基础上吸收亏损。二是二级资本在银行“破产清算资本”的基础上吸收损失。三是银行的三级资本被废除，以确保市场风险要求下的资本质量与信贷和操作风险要求下的资本质量看齐。
（二）提高普通股充足率和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包括普通股和其他满足一级资本定义的金融工具）最低要求。2013年1月1日 前， 普通股充足率和一级资本充足率最低要求分别从现行的2%和4%提高至3.5%和4.5%。2015年1月1日前，普通股充足率最低要求将提高到4 5%，一级资本充足率最低要求上调至6%。
（三）逆周期的资本缓冲。巴塞尔协议Ⅲ提出了逆周期资本缓冲工具，用以缓解顺周期效应对宏观经济造成的不良影响。各国可根据自身情况要求银行实施逆周期资本缓冲或增加其他能充分吸收损失的资本。
（四）引入了杠杆率作为资本充足率的补充方法。杠杆率指标与资本充足率的主要差别是：杠秆率是未经风险加权的指标，资本充足率可以通过人为操纵来达到监管要求，而杠杆率对风险不敏感，较难操纵。
（五）引入流动性覆盖率（LCR）和净稳定融资比率（NSFR）衡量流动性风险。增加了流动性比率标准，加强流动性管理。
三、“巴塞尔协议Ⅲ”对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银行业的影响
（一）对美国商业银行的影响
美国由于监管改革启动较早，银行已经增加了资本，因此相比其他国家拥有更多的缓冲资本；且巴塞尔协议Ⅲ的重要监管思想很大程度上源自美国政府的救市主张，所以美国对此已经比较熟悉，具备条件提前做好准备。美国绝大多数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已经达到或者超过了巴塞尔协议Ⅲ所规定的标准，总体来说，美国银行的整体融资压力不大。
（二）对欧洲商业银行的影响
欧洲银行相较于美国银行情况较为复杂，刚刚经历信任危机的欧洲银行显然面临更大的压力。为了达到最新标准很有可能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进行融资。摩根士丹利报告指出，德意志银行、爱尔兰联合银行、爱尔兰银行和奥地利第一储蓄银行都可能面对不能满足新要求的困难。
（三）对新兴国家商业银行的影响
首先来看一下南非地区。南非银行业协会认为，目前南非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平均可达15%，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2%，已经高于巴塞尔协议Ⅲ要求的标准，因此对南非地区不会造成太大影响。但南非银行的利润率不高，投资风险较大，仍面临较大变数。
四、“巴塞尔协议Ⅲ”对中国商业银行的影响
（一）短期影响
与国外银行业相比，中国银行业执行新标准的处境相对宽松。从2004 年开始，中国银行业引入了巴塞尔协议框架并逐步进行了完善，建立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银行监管体系。监管部门所设定的“资本质量与资本数量并重”的资本监管原则和监管要求已经可以覆盖巴塞尔协议Ⅲ的要求，而且多数银行都已经满足了这些要求。数据显示，2010 年国内全部商业银行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已上升到11.1%。从短期来看，新协议对我国银行业的影响不大。
（二）逆周期影响
最大的影响主要体现为资本缓冲的要求。巴塞尔协议Ⅲ要求商业银行建立2.5%的资本留存缓冲和0-2.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而银监会对缓冲资本的要求初步拟定为0-4%，必要时可提至0-5%。以此推算，国内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可能达到13%，资本充足率将达到15%。尽管目前国有四大行资本充足率普遍在11%上下，但离13%、15%的要求尚远。另外，资本缓冲的要求将使未分配利润受挤压。如果按照巴塞尔协议Ⅲ的标准，那么上市银行将需要提取更多的一般风险准备，从而未分配利润将受到一定挤压，分红率有可能降低。这需要长期积累资金来满足缓冲资本的需求。
（三）长期影响
随着《巴塞尔协议III》的逐步实施，中国银行业的资本枷锁将越勒越紧。尤其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以银行贷款为主体的间接融资仍将在我国的融资体系中占主导地位，国民经济每年保持9%左右的增长速度依然会产生大量的信贷需求，而商业银行通过留存收益根本无法满足资本补充的需求，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资本融资将成为商业银行面临的艰巨任务。
五、结论
次贷危机让我们重新审视了高度交叉的金融机构和市场，不同金融机构之间以及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之间的关联度增加，会直接提高金融风险爆发和蔓延的概率。巴塞尔协议Ⅲ从资本、杠杆率、流动性等多方面提高了监管标准。面对严格的监管环境，银行必须主动转变旧有的发展方式才能适应新要求和新趋势。具体建议如下：
（一）为巴塞尔协议Ⅲ的全面实施打造良好基础
为了积极妥善地实施巴塞尔协议Ⅲ体系，现阶段必须努力推进巴塞尔协议Ⅱ在我国银行业的实施工作。通过建立有效的风险识别、计量、控制、缓释、监控和汇报流程，完善银行业对不同类别风险的管理和信息披露等工作，构建一个基本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
（二）稳妥推进银行产品创新，寻求符合新协议要求的利润增长点
与实体经济相联系的金融产品创新，既可降低银行的投机性风险，又可促进社会经济的增长，尤其是要研究开发为中小企业服务的融资产品，并将其作为提高银行收益的主要途径之一，才能防止投机性衍生产品扩张，最终建立起稳定的多元化赢利模式。
（三）贯彻宏观审慎监管，提高风险管理手段
巴塞尔协议Ⅲ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凭借“自上而下”的方法加强宏观审慎监管。我们要积极贯彻新资本框架中的宏观审慎监管模式，并不断提高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手段，确保我国银行业稳定运行，快速发展。
（四）充分利用好实施巴塞尔协议Ⅲ的过渡期
巴塞尔协议三篇5
论文内容摘要：从新旧巴塞尔资本协议的产生到目前新协议难以顺利实施的过程来看，公平原则在其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新巴塞尔协议的顺利实施，公平原则仍是其关键所在。
2001年6月25日，巴塞尔委员会发表了《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或称巴塞尔资本协议П）第三个征求意见稿，同时决定将征求意见的截止日期、完成新协议制定的日期以及正式实施新协议的安排都向后推迟。按照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进程安排，2003年第4季度才能正式公布巴塞尔资本协议Ⅱ的定稿，2006年银行同时按巴塞尔资本协议Ⅰ和Ⅱ运作，2006年底到2007年初，新巴塞尔资协议正式生效。但实际上，巴塞尔资本协议П是否能够如期实施及实施后能否产生满意的效果，目前不太乐观，新资本协议的顺利实施正面临着各国银行和监管当局巨大的挑战。
为什么出现这种状况呢？笔者以为，关键还在于能否实现各国之间、各银行之间公平待遇的问题。从1988年巴塞尔资本协议Ⅰ的产生到1999年6月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征求意见稿的出台以及目前两易其稿难以顺利实施的一系列过程来看，公平原则在其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公平的涵义
何谓公平，学术界并无定论，公平往往与公正、平等、正义等概念相互替代使用。亚里士多德的公平概念迄今为止具有最大的影响力。他将公平分为分配的公平和矫正的公平，前者指利益、责任、社会地位等在社会成员间的分配；后者指社会成员间重新建立原先已经确立起来、又不时遭到破坏的均势和平衡。他的公平概念的另一内容是平等，即要求法律平等地对待争议各方。而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观是公平的正义观，他的正义包含两个原则：一是平等自由的原则，每个人都应享有与其他人一样的、最广泛的、全部的、平等的基本自由；二是机会的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的结合。这两个原则的主旨是，要完全平等地分配各种基本政治权利和公民义务，同时尽量平等地分配社会合作中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和负担，坚持各种职务和地位平等地向所有人开放，只允许那种能给最少受惠者带来最大补偿利益的不平等分配。罗尔斯的理论是迄今为止西方社会上所有对公平价值观念所作的解释中最令人满意的一种。
巴塞尔资本协议与公平原则
公平竞争呼吁统一的资本充足性比率管制
巴塞尔协议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体现在1988年7月通过的《关于统一国际银行的资本计算和资本标准的报告》，即通常人们所称的《巴塞尔报告》，或称巴塞尔资本协议Ⅰ。报告的核心是树立了8%的资本充足率的思想，使得从事国际国内业务的各国银行在银行的资本充足性管制方面有了国际统一的标准和内容。
而从新协议的名称《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中可以看出，巴塞尔委员会依然继承了旧巴塞尔协议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监管思路，将资本金要求视为最重要的支柱。事实上，银行资本充足管制已经逐渐成为了银行监管制度的核心。
斯蒂格勒（Stigler）等人主张的“管制新论”（The New Economic Theory of Regulation）将管制视为管制集团与被管制集团间锱铢必较的政治程序，是被管制集团提出要求、管制集团满足这种要求并从中获利的一种商品，也就是管制是一种存在需求和供给的商品。按照这种观点，银行资本充足性管制也是由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决定的一种商品。但笔者认为，银行资本的充足性管制主要是由需求决定的，其供给决定于需求，或者说供给是需求的函数。
在诸多银行资本充足管制需求的原因当中，除了降低破产风险的需要、降低道德风险的需要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需要就是市场经济追求公平竞争的需要。由于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存款者无法甄别不同银行的风险大小，会造成资本少的银行可以获得同等甚至超过资本多的银行所能获得的存款，出现少量资本获取相对更多利润的状况，不符合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原则。巴塞尔资本协议Ⅰ之所以规定一个统一性的资本充足比率，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世界金融市场银行业务公平竞争的原则而提出的。世界金融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比国内市场更加严重，从而可能出现资本少的跨国银行在竞争中反而占优势的现象，这不利于世界银行业的发展。巴塞尔资本协议Ⅰ制定了一个统一的可比标准，至少在一个较低的层次上实现了公平竞争，要求从事跨国业务的银行应当持有一个最低资本。
公平原则呼唤新的巴塞尔资本协议
尽管巴塞尔资本协议Ⅰ在一个较低的层次上实现了公平竞争，并且简单易行、具有很强的操作性等优点，但同时也正因此而被指责为过于简单和粗糙。的确，8%的资本充足率指标虽然已经深入人心，但8%成为标准的依据仍不得而知。事实上，该比率是否合适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由于不同银行的资产结构和面临的风险各不相同，特别是不同国家银行的情况差异更大，8%会是最佳资本充足率和最优资本比率吗？
实证分析显示，各国银行之间的最佳资本比率是肯定不同的。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的比率，这种“一刀切”的管制方式是否有悖于公平原则的初衷？实际上，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1995年早已认识到这种“一刀切”的资本充足管制方式已不能适应现代金融的发展，于是在1996年公布了《巴塞尔协议市场风险修正案》，允许各银行采用内部模型法，作为对标准方法的替代。内部模型法允许各银行采用自己设计的风险评价模型，以决定他们的金融资产组合的风险。
除此之外，1988年的巴塞尔资本协议Ⅰ还有许多令人不满意的其他规则，使得各国监管当局按照自己的一套规则行事，同样出现了不公平的竞争环境。
正因此种种原因，巴塞尔委员会1999年6月出台了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征求意见稿，新协议的主旨重在对银行资本金进行精确计量并与其潜在风险相匹配，使监管资本具有更高的风险敏感性和激励相容性。新协议对信用风险的资本要求给出了两种具体方法，即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从巴塞尔委员会的观点及世界银行业信用风险管理的趋势来看，内部评级法是风险管理发展的主流和趋向。内部评级法在提高对风险敏感性的同时，更加强调银行内部对其风险特征的评估。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同样可能导致不公平的环境
如果目前巴塞尔资本协议П只是为了要成稿而使之成为政治妥协的产物，就更让人担心，各国监管当局会在执行协议时各行其是，不仅谈不上公平的竞争环境，而且意味着银行又回到巴塞尔协议出台前的无序竞争状态。
此外，巴塞尔资本协议П对不同银行集团在竞争环境上有着倾斜性。新规则不仅因为其复杂性，而且因为协议第二支柱下的监管检查程序不可避免的主观定性问题，因而增加了很多的障碍，造成不公平的竞争环境。
另一个问题是，如果不能像大银行那样应用内部评级法，小银行将被该协议置于严重的不利竞争地位。按照目前的巴塞尔资本协议П，大银行可以使用自己的风险评估模型，据估计可以节省20%到30%的监管资本，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再次显现出来。
从巴塞尔资本协议П实施的可能效果来看，也许会加剧这种不公平竞争。根据2001年9月花旗集团下属机构Schroder Salomon Smith Barney的一项研究报告，新协议下竞争的胜利者将是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银行，他们将能节省20%到30%的资本，从而可以用剩余的资本发展业务。而同时，那些较小的银行会发现其监管资本要求急剧上升。进一步的连锁反应是，新协议的实施会加速银行间的并购活动，甚至出现超级的大型银行，造成银行市场被少数银行垄断的局面，从而更不利于银行之间的公平适度竞争，并使得金融系统风险扩大。
结语
新巴塞尔协议无疑是对旧巴塞尔协议的一次具有创新意义的扬弃，它比旧协议更复杂、更全面，充分考虑了银行可能面临的多种风险；其风险敏感性也越大，较全面地考虑了引起风险的多种因素；它还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和激励相容性。此外，信息披露的要求也使银行更透明地面对公众。
但是，应当看到，新巴塞尔协议同样存在很多有待完善之处，实施后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难以判断。旧巴塞尔协议产生，基于了公平竞争的原则；新巴塞尔协议取代旧巴塞尔协议以及顺利实施新巴塞尔协议，公平原则仍是其关键所在。如何做到公平和效率、标准和灵活、激励和约束、风险和收益最佳的协调，可能是监管当局永远追求的理想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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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尔协议三篇6
摘要：《巴塞尔协议Ⅲ》是美国金融危机后银行监管领域最重要的改革方案之一，其核心内容在于重新制定了资本性指标、流动性指标以及杠杆率指标等方面的监管要求。《巴塞尔协议Ⅲ》必将对我国银行业产生深远影响。我国的银行业在监管不断趋紧的政策环境中，最优的策略就是注重资本质量，向“轻资本”模式靠拢，走特色发展的道路。
关键词：《巴塞尔协议Ⅲ》；资本充足率；资本质量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3－0123－03
一、关于《巴塞尔协议III》的简要介绍
（一）新协议出台背景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金融业界与学术界主要就两大问题进行集中探讨，即国际货币体系及金融监管改革。监管滞后是本次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诱因之一。面对快速发展的全球金融市场、机构及产品，金融监管显得力不从心，主要体现在力度不强、方法落后以及监管真空等，比如过度强调微观审慎监管而忽略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等。众所周知，巴塞尔协议是当前全球银行业监管的统一标准，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本质上反映了该协议所存在的问题，比如资本顺周期、流动性、杠杆率以及宏观审慎等。《巴塞尔协议Ⅲ》也就是基于此而诞生的。
（二）《巴塞尔协议Ⅲ》之内容简介
新协议在现有规约的基础之上，对银行业资本的要求更加全面和严格，不仅上调了银行的资本充足比率指标，新增了资本缓冲要求，更注重银行资本的质量，并配合以流动性约束。《巴塞尔协议Ⅲ》出台的主要目的在于确保银行经营的稳健性，进而保障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安全。对其大致内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剖析。
1.资本性指标
（1）关于银行资本监管“量”的变化：加强银行资本监管已成为国际共识。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确定了3个最低资本充足率监管标准，“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即普通股充足率为4.5%，一级资本充足率为6%，总资本充足率为8%。同时，在最低资本要求得额基础上，计提2.5%的资本留存缓冲和不高于2.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
另外，《巴塞尔协议Ⅲ》对系统性重要银行提出了更高要求，即系统性重要银行还要追加1%的附加性资本要求，以应对“大而不倒”带来的道德风险。这些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加强资本监管的共识和决心，也反映了巴塞尔委员会对银行自营交易、衍生品和资产证券化等银行活动提出更高资本要求的态度。巴塞尔委员希望借此增强银行对抗日常运行各种风险以及金融危机等突发事件的能力。
（2）关于银行资本监管“质”的变化：《巴塞尔协议Ⅲ》对银行业资本的质量同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巴塞尔协议Ⅱ》中的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被重新界定并区分为核心一级资本（主要包括普通股及留存收益）、其他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并建立严格的合格标准。②核心资本要求被大大提升，原来的附属资本概念被弱化。③《巴塞尔协议Ⅲ》制定了更为严格的资本扣减规定，所有的资本扣减项全部从核心一级资本中扣除。
（3）关于银行资本监管思路的变化：《巴塞尔协议Ⅱ》重点强调了对分母即风险资产的计量，以反映风险变化的敏感性。但是，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欧洲债务危机使得《巴塞尔协议Ⅱ》以风险识别为基础的银行管理与监管框架暴露出很大的漏洞。在这样的背景下，《巴塞尔协议Ⅲ》更加强调对分子即资本的计量，直接表现就是诸多条款的核心要求便是增加资本，提高资本的充足率。
2.流动性指标
《巴塞尔协议Ⅲ》引入流动性覆盖比率（LCR）①和净稳定融资比率（NSPR），②以加强对银行流动性的监管。其中，流动性覆盖比率（LCR）用来确定在短期极端压力情境下，银行所持有的无变现障碍的、优质的流动性资产的数量，以便应对此种情境下的资金净流出，该指标的最低标准是100%；而净稳定融资比率（NSPR）用于确保各项资产和业务融资，至少具有与它们流动性风险相匹配的满足最低限额的稳定资金来源，该指标的最低标准也是100%。
3.杠杆率指标
《巴塞尔协议Ⅲ》规定了3%的最低杠杆比率③以及100%的流动杠杆比率和净稳定资金来源比率指标。要求各国对3%的杠杆比率在同一时期进行平行测试，基于平行期的测试结果，于2017年进行最终调整，并希望在2018年1月1日进入新协议的第一支柱部分。杠杆率指标的引入旨在防止银行系统构建过度的杠杆，《巴塞尔协议Ⅲ》还引入额外的保障措施应对模型风险和度量错误，从而降低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加强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
基于上述，我们可以看出，《巴塞尔协议Ⅲ》相对之前有了较大幅度的变化，但强调资本监管的本质却没有发生变化。其出台意味着在经历了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金融危机的洗礼之后，全球银行业的监管迎来了新的时代。《巴塞尔协议Ⅲ》最显著的特征是，在银行业监管的核心价值观选择上，安全已经远远超越了效率，这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银行业注重效率原则的一次重大转变。
二、《巴塞尔协议Ⅲ》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
《巴塞尔协议Ⅲ》的签订，使得全球的银行业面临巨大的融资缺口，其中欧洲的银行业受到的冲击最大。至于我国，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由于监管政策的趋严，尤其是逆周期资本调控和动态拨备的实施，使得我国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短期内比较乐观。但是，考虑到我国银行业的实际情况和《巴塞尔协议Ⅲ》整体监管思路的变化，《巴塞尔协议Ⅲ》对我国银行业的影响依旧不可忽视。具体来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首先，正常情况下，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制定的监管标准对我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率方面的影响不大。④截至2010年末，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达到了12.2%，核心资本充足率也达到了10.1%，符合《巴塞尔协议Ⅲ》正常情况下的监管要求。但是，如果考虑到逆周期资本缓冲和系统性重要银行1%的附加性资本要求，以及我国银行监管层可能更为审慎的监管原则，我国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仍有提高的必要。
其次，《巴塞尔协议Ⅲ》将促进我国银行业的盈利模式的改变。《巴塞尔协议Ⅲ》对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银行业信贷规模的扩张，我国银行业现阶段的高资本消耗模式也将得到一定改变。商业银行在每一次信贷扩张后，为满足监管当局对资本缺口的要求，必须进行再融资。监管当局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越高，再融资的需求就越大。但是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以往简单的圈钱模式已经越来越不受欢迎。在这种境况下，银行只有改进盈利模式，增强盈利能力，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
再次， 中国银行业可能将面临更为严格的资本管制。《巴塞尔协议Ⅲ》同前两个协议一样，都是金融危机的产物，本质上都是一种被动的、事后救济式的风险应对措施。它们通常都是事后的经验总结，而不是超前的规则设计。而鉴于中国银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特殊的地位以及监管层日益审慎的态度，为保证银行业和整个金融系统分的稳定，我国的银行业监管势必会更加的严厉，对银行业的资本管制也同样会更加严格。这从2010年监管当局时隔多年重新启用存贷比调控工具可见一斑。
总的来说，《巴塞尔协议Ⅲ》对中国银行业的长期影响要远远大于短期影响，宏观层面的影响要大于微观层面的影响。它对中国银行业成长和发展的影响，将是持续性层层推进的。
三、我国银行业未来发展趋势探析
《巴塞尔协议Ⅲ》的出台，使得银行业监管的关注焦点由20世纪70年代后的“效率至上”让位给“安全优先”，“安全”重新取代“效率”，成为银行业发展新的原则。虽然，《巴塞尔协议Ⅲ》目前还只是一个大体的轮廓，具体的细节并没有出台，但是，它至少指明了未来银行业监管的一个方向。比如说，《巴塞尔协议Ⅲ》要求银行建立逆周期的资本缓冲，以平滑经济周期中不同时期银行业起伏很大的信贷投放规模，就很好地避免了以往监管措施中以静态思维监管的套路和模式。
可以预见，面临更加复杂的经济形势和日益严格的监管措施，我国银行业的生存环境已经发生了些许变化。未来一段时期，我国银行业必须通过调整思维，理顺思路，防范风险的同时积极开展创新业务，才能求得生存和进一步的发展。概括来讲，我国银行业未来几年的发展趋势如下。
首先，银行业要更加注重资本的质量。以往不论是银行业本身，还是监管当局，都非常注重资本的数量，对资本的质量关注不够，造成银行业资本构成中存在滥竽充数的情况。《巴塞尔协议Ⅲ》更加注重资本的质量，不仅重新界定了《巴塞尔协议Ⅱ》中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的范围，还规定了更为严格的资本扣减原则。在这种背景下，我国银行业尤其是上市银行要积极探索和创新资本的补充工具和渠道，强化核心资本的概念。目前，常用的补充核心一级资本的渠道是通过股东注资和内部留存收益，但是，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简单的增发扩股、配股等方式已经很难得到股东的青睐，通过这些方式融资，银行本身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因此，银行业可以通过加大对股东的回报力度，以求得留存收益和融券融资之间更好的平衡，也即在自身利润可预测的情况下，通过高红利回报，获得股东的认可，进而获得杠杆化的股权再融资。①
其次，银行业要主动调整业务模式，弃除高资本消耗业务模式，建立收益风险相匹配的“轻资本”模式。我国的商业银行由于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因素，存在着严重的依靠存贷款利差的局面，这一方面束缚了银行的创新能力，一方面又增加了金融结构的脆弱性。虽然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加息周期，“高息差”仍旧会持续一段时期，但是，未来银行业的发展趋势必将逐步走向集约化经营。因为，信贷规模在未来更加严格的资本约束下，不可能保持前几年那样高速的增长，缺少了信贷规模的支撑，“高息差”也不能带来业绩的持续增长。因此，从中长期看，我们银行业应该主动调整业务模式，改善收入结构，强调业绩的健康增长和持续增长。
调整业务模式，一是通过强化风险因素定价，精化资本成本管理，加快现有业务的资源整合，提高资本综合的使用效率；二是业务创新，虽然金融创新是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因素之一，但是针对中国银行业净利息收入占比仍旧高位的情况，还必须勇于创新，不能够因噎废食。当然，创新业务的同时，注意控制风险，建立良好的风险控制体系并严格贯彻实施。
客观地说，近几年，我国银行业业已认识到，仅依靠息差收入，只能做大，不能做强。随着国内居民投资者理财意识的增强和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银行基金、理财、托管等中间业务会有一个加速发展的良机，这也给银行业业务模式转型提供了便利。因此，可以预见，未来几年，我国银行业的业务模式将会向着一个更加平衡、合理的方向发展。
再次，银行业发展将迎来一个竞争分化、特色鲜明的时代。目前，国内银行银行业发展同质化严重，国有大中型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都追求规模的扩增，业务设置上也几近相同。甚至一些城市商业银行制定的发展规划也是跨区域经营和全国布局。《巴塞尔协议Ⅲ》区分了系统性重要银行和系统性非重要银行，对不同性质的银行设置的监管底线也有所差别。③这必将影响不同类别银行的业务发展模式，进而形成特色鲜明、竞争差异化的发展态势。
总之，我国银行业发展已经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局面。我们应该借鉴《巴塞尔协议Ⅲ》监管思路，遵循资本监管的国际趋势，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制定我国银行业发展新的规划和目标。注重资本的质量，积极探索新的经营模式和利润增长点，形成各具特色、层次鲜明的竞争格局，必定是中国银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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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尔协议三篇7
摘 要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是新的国际金融环境下各国银行进行风险管理的最新法则，就我国商业银行而言，应全面、准确把握新协议的主要精神，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
关键词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 商业银行 金融危机
一、巴塞尔协议历史
英国于1980年公布的“资本衡量”（Measurement of Capital）文件中，就提出了用资本比风险资产比率来衡量的银行资本充足性的监管指标；1981 年澳大利亚要求新建银行的资本与资产比例不得少于6.15%；美国从 1981 年起要求银行总资本与总资产的比率不得少于6 %；香港 1986 年《银行条例》中规定银行风险资产比率不得低于5 %。成立于 1975 年，来自于“十国集团”成员国和卢森堡、瑞士中央银行的总裁成立了巴塞尔银行业条例和监理委员会，通过十二年的运作，于 1987 年 12 月终于完成了巴塞尔协议。
1988 年的《巴塞尔协议》一是确定了资本的构成，即商业银行的资本分为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两大类；二是根据资产的风险大小粗线条地确定资产风险权重；三是通过设定一些转换系数，将表外授信业务也纳入资本监管；四是规定商业银行的资本与风险资产之比不得低于8%，其中核心资本对风险资产之比不得低于4%。协议还制定了十国执行协议的时间表，确立了一个五年过渡期，将1987年末到1992年为止的五年分为三个阶段，最终于1992 年末达到协议的要求。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经济全球化速度加快，金融业飞速发展，新的金融衍生产品层出不穷，特别是资本证券化趋势迅猛扩张以及多种资本工具的出现，使得巴塞尔协议中的规定越来越无法涵盖现代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同时，经济全球化也使得局部的金融危机有蔓延之势。巴塞尔委员会根据这些变化，最终于2001年1月颁布了“新巴塞尔协议”（New Capital Adequacy Accord）意见稿，并拟于2005年正式在全球推行。
《新巴塞尔协议》力求把资本充足率与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突出了全面风险管理的理念。新协议框架包括三大支柱：一是对银行提出最低资本要求，即最低资本充足率达8%；二是加大对银行监管力度，监管者通过检测决定银行内部能够合理运行，并对其提出改进的方案；三是对银行实行更严格的市场约束。
在全球金融危机余波未了，欧美经济仍在衰退边缘挣扎的时候，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经过9个月的磋商，最终在9月12日就全球银行业的监管达成了新的协议，即《巴塞尔协议Ⅲ》。
新的巴塞尔协议无论在银行资本构成、资产质量还是在资本充足率以及其他流动性指标方面都大幅度甚至成倍地提升了监管要求，从协议的内容看，这绝对可以称之为最近30年来全球银行业在监管方面进行的最大规模的改革。比如，要求全球各商业银行5年内必须将一级资本充足率的下限从现行要求的4%上调至6%；同时，由普通股构成的“核心”一级资本占银行风险资产的下限则提高得更为明显，将达到7%，其中要求截至2019年1月1日，全球各商业银行必须将资本留存缓冲提高到2.5%。
二、我国商业银行实行巴塞尔资本充足率情况
作为国际清算银行的成员行，1993 年人民银行第一次公布了资本充足率的测算标准，将资本充足率纳入了监测范围。由于当时对巴塞尔协议缺乏全面的理解，加之国有专业银行色彩较浓，同时经济程度市场化较低，因此测算标准仅仅流于文件的形式。1995年我国颁布了第一部《商业银行法》，其中第39条提出商业银行应当遵循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 %的比率。1996 年又参考“资本充足性协议”的总体框架制定了《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监控、监测指标和考核办法》，在规范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时，对计算信用风险资本充足率的方法提出了具体的要求。1997年7 月1日起执行 《中国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内项目的风险权数》，用以计算风险资产总额；但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都还不足8%。1998 年人民银行改革了多年对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控制办法，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2004年3月1日开始全面实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其借鉴“资本充足性协议”和即将出台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制定了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资本监管制度；2006年12月28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修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的决定》已经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通过，并予施行。
三、新资本协议的施行对经济的影响
一些学者认为，在年巴塞尔协议提出之前，经济学家就已经开始了资本充足率对贷款和经济的影响的研究，随着巴塞尔协议在世界范围内的逐步推广，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大量出现，其中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是，资本约束会导致信贷收缩，从而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巴塞尔协议3对国内银行无明显压力。中国银监会目前对银行的核心资本和资本充足率要求在7%和10%（中小银行）11%（大银行）。根据银监会2009年报，截止去年底商业银行整体的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在11.4%；16家上市银行经过本轮融资潮后已能满足监管要求并支持2-3年内的业务拓展。
参考文献：
[1]沈沛龙,任若恩.新的资本充足率框架与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金融研究.2001.2.
巴塞尔协议三篇8
[关键词] 信用衍生工具风险转移风险减让
一、信用衍生工具的内涵
信用衍生工具（Credit Derivatives）是一系列从基础资产上剥离、转移信用风险的金融工具的总称。它是一种双边金融合约安排，交易双方互换事先商定的或是根据公式确定的现金流，现金流的确定依赖于预先设定的未来一段时间内信用事件的发生，使得信用风险从基础资产上独立出来并转移给交易对手。这样，信用衍生工具同传统的金融衍生工具的区别在于其价值基础不同：传统金融衍生工具的价值取决于基础金融资产市场价格，信用衍生工具的价值则取决于参考实体信用品质。
信用衍生工具的产生，使得信用风险可以独立于基础金融资产进行单独交易，从而大大提高了信用风险转移的成本与效率，促进了信用风险在整个金融体系之内的优化配置。信用衍生工具的主要种类有：信用违约互换(Credit Default Swaps）、总收益互换（Total Return Swaps）、信用联结票据（Credit Linked Notes）和信用利差工具（Credit Spread Tools），其中信用违约互换是应用最广的信用衍生工具。在世界信用衍生工具市场上，主要购买者是银行、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和对冲基金，其中银行所占份额最大。
二、信用衍生工具在巴塞尔协议Ⅰ下的资本减让作用
关于统一国际银行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协议》（简称为巴塞尔协议Ⅰ，Basel Capital Accord Ⅰ），颁布于1988年，提出了国际银行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统一监管标准。信用衍生工具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第一笔信用衍生工具交易诞生于1993年，由日本信孚银行（Bankers Trust）为了防止贷款遭受损失而发行，是一种兑付金额取决于特定违约事件的债券。由于巴塞尔协议Ⅰ颁布于信用衍生工具出现之前，在监管上必然存在着不足。
由于当时的条件限制，巴塞尔协议Ⅰ在风险权重的分配上，存在着在现在看来不够合理的地方。巴塞尔协议Ⅰ附录二《资产负债表内的资产风险权数》规定：对OECD(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国家内的注册的银行的债权以及由OECD国家内注册银行提供担保的贷款，适用的风险权数为20%；对私人机构的债权，对OECD以外的国家的法人银行余期在一年以上的债权，适用的风险权数为100%。这种过于粗略的分类方式无疑并不能准确地反映债权的信用风险，例如，一家在OECD成员国注册信用等级为A的银行的信用风险完全有可能大于一家在非OECD成员国注册但信用等级为AA的银行的信用风险。在信用衍生工具市场上，信用衍生工具的定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照资产的信用等级，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和巴塞尔协议Ⅰ的风险权重分配的不兼容，使得银行可以利用信用衍生工具来获得资本减让。
例如，在巴塞尔协议Ⅰ的前述规定下，假设银行A向非OECD国家的信用评级为AAA的公司B发放了一笔贷款，银行A所需提取的资本准备应为:资本对加权风险资产的目标标准比率×适用的风险权数 = 8%×100%=8%。
由于公司B的信用等级很高，针对这笔贷款的信用衍生工具的定价完全可能会比较低，在引入信用衍生工具的情况下，可以大大地减少其资本准备，如果获得资本减让带来的收益高于购买信用衍生工具的成本，银行A就有动机这样做。
现在假设银行A在向公司B发放贷款的同时，向注册于OECD国家内的另一家银行C购买了针对于这笔贷款的信用违约互换，一旦公司B违约，银行C将承担向银行A进行支付的义务，这样，这笔贷款的信用风险就转移到了银行C，由于银行C注册于OECD国家内，因此对于银行A来说，对于这笔贷款适用的风险权数就变为了20%，所需提取的资本准备变为了8%×20%=1.6%，获得的资本减让为6.4%，减去购买信用违约互换的成本即为所获净收益。
可见，在巴塞尔协议Ⅰ下，利用信用衍生工具可以减少一些不够合理的资本要求，提高银行的资本处置效率，即：如果银行认为风险加权为50%或100%的资产的实际风险小于其风险加权系数所反映的风险，并且风险减让收益高于风险转移成本，银行就可以通过信用衍生工具交易将信用风险转移给风险加权为20%的金融实体从而获得资本减让。事实上，这也是银行利用信用衍生工具的原因之一。
三、巴塞尔协议Ⅱ对巴塞尔协议Ⅰ的修正
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简称巴塞尔协议Ⅱ，Basel Capital Accord Ⅱ）中，在对风险权重的具体分配及利用信用衍生工具进行风险缓释上进行了比较大的修正。
首先，巴塞尔协议Ⅱ修正了巴塞尔协议Ⅰ过于粗略的基于金融实体是否属于OECD国家的风险权重分配方法，代之以基于信用评级机构的信用评级结果的风险权重分配方法。在计量信用风险的标准法(Standardized Approach)中，对银行的债权的风险权重分配，各国监管当局可以在两个方案中选择实行。方案一，对银行的债权将得到比其所在注册国债权差一个档次的风险权重。根据国家的风险权重及具体相关细则，方案一的风险权重分配如下：
方案二，以银行的外部评级为基础来确定风险权重，对未评级银行债权的风险权重为50％。方案二的风险权重分配如下：
对已评级公司债权、包括对保险公司债权的风险权重如下：
其次，在标准法的信用风险缓释部分，对于利用信用衍生工具进行风险缓释从而获得资本减让也作出了比较明确的规定。
首先，信用衍生工具是直接、明确、不可撤消和无条件的，并且监管当局对银行在关于风险管理程序方面特定最低操作要求感到满意，监管当局才可允许银行在计算资本要求时考虑这类的安排。并且只有在提供担保和信用保护的实体的风险权重比较低时，才可以允许资本要求降低。其次，交易对象受保护部分的风险权重，与担保方或提供信用保护方相同，而未受保护部分仍保留对应交易对象的风险权重。第三，信用衍生工具必须是信用保护提供者(Protection Provider)的直接负债，而且必须明确对应具体的风险暴露。第四，只对信用违约互换(Credit Default Swaps)和总收益率互换( Total Return Swaps)提供的信用保护予以认可，其他类型的信用衍生工具不予承认。第五，对于第一违约的信用衍生工具和第二违约的信用衍生工具，巴塞尔协议Ⅱ也做出了不同的规定。
和巴塞尔协议Ⅰ相比，巴塞尔协议Ⅱ无疑能更准确地反映金融资产所面临的信用风险，对利用信用衍生工具来获得资本减让也作出了比较全面的规定。由于消除了信用评级结果和风险权重分配的不兼容问题，在竞争比较充分的市场上，购买信用衍生工具的成本应大致相当于获得资本减让的收益，因此，银行利用信用衍生工具来获得资本减让的动机也就不存在了。
四、对我国引入信用衍生工具的启示
我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主席卡如纳的一封信中指出，“在十国集团2006年底开始实施新协议的几年内，我们仍将继续执行1988年的老协议。然而，为提高资本监管水平，我们已对现行的资本规定进行了修改，将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的内容（即:监督检查和信息披露）包括在内”。2010年～2012年，中国银行业将逐步实施巴塞尔协议Ⅱ的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要求，但整体仍在巴塞尔协议Ⅰ的框架内。
在巴塞尔协议Ⅰ框架内，如果信用衍生工具交易发生在银行和非银行机构之间，整个银行业的资本压力可以得到缓解，但是如果交易发生在银行与银行之间，最终的效果则完全相反。从信用衍生工具购买者的角度看，转移信用风险无疑可以获得资本减让以缓解资本压力，在前述案例中，资本准备从8%降到了1.6%;但从信用衍生工具出售者的角度看，由于其承受了信用风险，因此其应增加相应的资本准备8%。从整个银行体系的角度看，资本准备反而多提了1.6%，虽然这有助于风险的优化配置提高金融效率，但同时会增大整个银行业的资本压力从而导致一部分效率损失。
为了促进金融创新，提高金融体系效率，在我国应当发展信用衍生工具。在我国银行业仍执行巴塞尔协议Ⅰ的时期内，为了避免信用衍生工具增大整个银行业资本压力的可能，可以考虑在整体执行巴塞尔协议Ⅰ框架的前提下，对于信用衍生工具的监管执行巴塞尔协议Ⅱ的监管要求。在巴塞尔协议Ⅱ只认可信用违约互换和总收益率互换的前提下，应考虑在我国首先发展信用违约互换。在国际市场上，信用违约互换是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信用衍生工具，其标准化程度比较高，定价比较简单，其他信用衍生工具也是在其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在我国对其加以优先发展可以借鉴国际经验并为将来发展其他形式的信用衍生工具作好准备。
如果对信用衍生工具的监管仍适用巴塞尔协议Ⅰ，在注意信用衍生工具可能会增大整个银行业资本压力的同时，还应注意信用衍生工具带来的其他风险，正如巴塞尔协议Ⅱ第86段所说，“尽管使用风险缓释技术可降低或转移信用风险，但同时它可使银行承担其他的风险，如法律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和市场风险。因此，银行采取严格的程序和步骤控制这些风险是很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1]巴塞尔银行业条例和监管委员会:关于统一国际银行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协议，1988年7月
[2]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Overview of the New Basel Capital Accord，2003年4月
巴塞尔协议三篇9
一、2001年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形成及其特点
随着金融全球化、一体化的浪潮,金融领域的竞争尤其是国际跨国银行间的竞争日趋激烈,金融创新层出不穷,银行的业务也越来越复杂化和多样化。1988年巴塞尔协议因其本身的缺陷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国际金融市场的最新发展。针对上述协议的不足之处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尤其是近年来国际上大型银行在信用风险管理的方法和模型方面取得的巨大进展,巴塞尔委员会于1998年开始着手制定新协议,并于1999年6月公布了新协议征求意见稿。在综合了各方的意见并经过深入讨论后,巴塞尔委员会于2001年1月公布了新资本协议草案,继续征求意见。此后,巴塞尔委员会将于今年正式公布新协议的正式稿,并预定于2004年正式开始实施。
巴塞尔新协议草案以资本充足率、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为三大支柱,其中又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巴塞尔委员会指出银行面对的风险主要有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其它风险(包括利率、操作、法律风险等)。新协议将明确涵盖这三种风险,希望建立一个全面的方法来确定风险,以此来加强金融系统安全和稳固,促进银行间竞争。新协议的主要特点有:
(一)坚持1988年巴塞尔协议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监管思路,并有了进一步完善
1、更为灵活的风险衡量方式。为了适应当前复杂多变的银行风险状况,在2001年的新资本协议框架中,巴塞尔委员会放弃了1988年巴塞尔协议中单一化的监管框架(one—size—fits—all framework),并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方式,银行和监管当局可以根据业务的复杂程度、本身的风险管理水平等灵活选择使用。通过这种灵活的制度安排,巴塞尔委员会试图促使银行不断改进自身的风险管理水平,使用对于风险状况反应更为灵敏的衡量方式,进而更为准确地测定一定风险状况下所需要的资本金水平。
2、外部评级和内部评级的选择。为了测算银行的风险资产状况,银行必须要对资产进行评级,并相应确定风险权重。巴塞尔委员会在设计方案的初期,曾经试图要求银行主要依靠外部中介机构的评级。但是,由于评级机构的客观性、独立性、资料的可获性、评级结果的及时充分暴露、评级结果的可信度等方面存在相当大的分歧,因而在2001年的新资本协议框架中,除了继续保留外部评级这一获得资产评级的方式外,更多地强调银行要建立内部的风险评估体系,并提供了三个可供选择的方案,即标准法、初级的内部评级法和高级的内部评级法,强调用内部评级为基础的方法来衡量风险资产,进而确定和配置资本。
3、利率风险和操作风险的资本要求。巴塞尔委员会近年来一直希望推行全面风险管理,将风险管理覆盖的范围逐步从信用风险推广到利率风险、操作风险等。由于—些风险(如利率风险等)难以准确量化,因而此次新的资本协议框架建议各国监管当局在设定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时要充分考虑到利率风险这一点。新的资本协议要求考虑操作风险并相应配备资本,但具体计算运营风险的方法存在相当大的差异,难易程度也不一样。在实际操作中,许多考虑运营风险的银行只是在考虑信用风险所需的资本之外,进一步增加20%作为覆盖运营风险的资本,新的资本协议准备采用这个20%的标准作为广义的指导性准备标准。
4、适当扩大资本充足约束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资本套利行为。在1988年的资本协议中,对于证券化的资产的风险水平确定得相对较低,而且没有充分考虑到由此可能导致的市场风险和利率风险等。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以及国际银行业基于逃避资本约束的动机,银行资产证券化显着推进,从而使得原来的资本协议不能更为灵敏地反映银行资产的真实风险水平和所需要配备的资本水平。新的资本协议框架则对此进行了一定的限制。另外,新的资本协议框架建议,对于单笔超过银行资本总额15%的投资以及此类对非银行机构的投资总额超过银行资本规模60%的投资,都要从银行资本中扣除,这无疑会对那些在非银行领域有广泛投资的银行形成冲击。
(二)各国监管机构对于银行资本状况的监管方式和重点出现了显着变化
2001年颁布的新资本协议框架,更加强调各国监管当局结合各国银行业的实际风险对各国银行进行灵活的监管。这主要是巴塞尔委员会注意到不同国家的具体金融环境和进人体制差异,因而开始强调各国监管机构承担更大的责任。新资本协议中,各国监管当局可以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自主确定不低于8%的最低资本充足率。同时,许多风险衡量的水平和指标需要各国金融监管当局根据实际状况确定,而且金融监管当局还要能够有效地对银行内部的风险评估体系进行考察。这样,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监管的重点,将从原来的单一的最低资本充足水平转向银行内部的风险评估体系的建设状况上来。
(三)强化信息披露,引入市场约束机制
在新资本协议框架中,巴塞尔委员会对于银行的资本结构、风险状况、资本充足状况等关键信息的披露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新框架充分肯定了市场具有迫使银行有效而合理地分配资金和控制风险的作用,稳健的、经营良好的银行可以用更为有利的价格和条件从投资者、债权人、存款人及其他交易对手那里获得资金,而风险程度高的银行在市场中则处于不利地位,它们必须支付更高的风险溢价、提供额外的担保或采取其他安全措施。于是,这种市场奖罚机制可以促使银行保持充足的资本水平,支持监管当局更有效地工作。为了确保市场约束的有效实施,必然要求建立银行信息披露制度。
二、新资本协议中的内部评级法——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系统的基础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草案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基于内部信用评级的资本金计算方法,这表明,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对于内部评级在银行信用风险管理和银行监管中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巴塞尔委员会认为使用内部评级方法,是真正风险敏感和激励相容的,能减少20%— 30%的监管资本,因此将会为大多数国际化的商业银行采用。巴塞尔委员会也希望鼓励有条件的大银行发展先进的内部评级系统,以此作为信用风险管理的核心。
(一)内部评级方法的主要内容
新协议的基于内部评级方法将债项按借款人的类型分为:公司、零售、国家、银行、股票、项目融资等六种类型,分别采用不同的方法处理,但是计算方法是区别并不大。我们以计算公司类型债项的风险资本金的方法为例,介绍内部评级方法的主要计算方法。
利用内部评级方法计算资本金需要四个输入参数,它们是债务人的违约概率PD(Probability of default)、违约后债项的损失(Loss given default)、违约时的风险暴露EAD(exposure atdefault)以及债项的到期时间M (remaining maturity)。内部评级方法分为基本法和高级法,其主要区别在于在基本法中LGD、EAD、M由监管机构确定,而在高级法中允许采用银行内部评级系统的结果计算。
新协议中计算银行的风险资本金分为如下两步,第一步,对每一个债项计算其风险权重。风险权重规定为
RWc=min{(LGD/50)BRWc(PD)[1+b(PD)× (M-3)],12.5×xLGD} (1)
在高级法中,由银行自己通过对债项的未来现金流加权计算得到M数值,但协议规定计算出来的M值不能超过7年。在内部评级的基本法中,因为所有债项的持有时间都被认为是3年,带人到(1)式得到公式如下:
RWc=min{(LGD/50)BRWc(PD),12.5×LGD} (2)
其中:RWo指对应于这个债权的资产权重;LGD指预期这个债权发生违约后不能收回的百分比;b(PD)是对M的一个调整函数,依赖于PD,巴塞尔委员会正在研究函数的形式,将在正式稿中公布。BRWc(PD)由下式确定:
BRWc(PD)=976.5×N(1.118×G(PD)+1.288)×(1+0.0470×(1-PD)/PD0.44) (3)
其中PD为债务人的一年违约概率。N(X)表示普通标准随机变量的累积分布函数(也就是,均值为零、方差为1的普通随机变量的概率小于或等于X),G(X)为N (X)的逆函数。
第二步,确定每个债项对应的监管资本金,然后将所有资产的资本金加总,得到银行的监管资本金。每一个债项对应的资本金为:
Capitalc=RWc×EAD×8% (4)
在内部评级方法中,关键是如何根据内部评级系统确定四个输入参数。巴塞尔委员会定义PD为债项所在信用评级一年的平均违约率,PD的确定必须是通过对这个级别的历史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实证研究得到的,而且为保守的、前瞻的估计。基本法中,对于无担保和抵押的债项,按照其为优先和非优先贷款分别规定LGD为 50%和75%,对于有抵押担保的债项,协议将债项按其抵押晶的性质分类,通过计算其抵押品的折扣比例,并相应归类得到对应的LGD可以根据对银行评级系统的内部数据的分析得到。对于表内业务,所有债项的EAD被定为资产负债表上名义未清偿值;对于表外业务,基本法中对各种工具规定了一定的转换因子,而高级法中则允许银行使用自己的内部评级系统确定各种债项的EAD。
有必要指出,风险权重公式(3)和银行使用内部评级法关中于LGD的规定,是巴塞尔委员会根据西方国家的经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到的。这些函数的参数是否适合我国实际,必须加以研究考查。如果不适合的话,如何对其进行调整,是中央银行必须和商业银行合作研究加以解决的。
巴塞尔协议三篇10
关键词：银行业 直面
新资本协议 准备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提出的新资本协议经多次修改后即将全面实施。经过全面修改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是国际环境不断变化与银行业风险监督不断完善的产物，该协议的实施将对国际银行业产生重要而深远的。我国作为国际清算银行的成员国，并且将在2006年实现金融业的全面对外开放，必然要逐步实行新资本协议提出的相关规则。我国银行业必须充分认识和把握该协议的实质与要求，并作好实施该协议的各项准备
一、巴塞尔资本协议发展历程
1975年由西方十国集团中央银行行长在国际清算银行总部瑞士巴塞尔倡议建立了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其主要成员包括十国集团中央银行与银行监管部门的代表。该委员会就有关银行国际监管事宜，制定了一系列巴塞尔资本协议。纵观该协议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提出阶段。20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促使西方银行监管理念发生重大的转折，即由以总资产大小为实力象征转变为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监管理念。在这一新监管理念作用下，1988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制订了第一个全球金融界的“游戏规则”——《关于统一国际银行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协议》（业内称为“旧资本协议”）。该协议的核心是对十国集团“国际活跃银行”（International Active Banks）提出最低资本充足率的要求。这份协议的推出对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和有效运行、建立国际银行业的公平竞争环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金融衍生产品的出现及其广泛运用，在1988年资本协议片面强调资本充足率的观点影响下，一些银行发生了重大损失，如1993年底资本充足率远超过8%的巴林银行，1995年1月还被认为处于安全期，该年2月末就破产并被接管。促使银行业人士开始关注市场风险对银行的影响。
第二阶段：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调整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有三个文件来完善旧资本协议。1996年初十国集团签署了《资本协议关于市场风险的补充规定》，其核心内容是必须对市场风险进行量化并相应的资本要求。此补充规定为银行处理市场风险制定了统一标准，也为国际银行间以及非银行机构之间的公平竞争提供了条件。1997年9月巴塞尔监管委员会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提出了银行风险监管的最低资本金要求、外部监管、市场约束等三大原则，反映了国际银行业的变化与监管新趋势。1998年9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关于操作风险管理的报告》突出强调了操作风险对银行的影响，建议对操作风险提出设立最低资本标准，同时对利率风险的管理也提出了要求。
第三阶段：巴塞尔资本协议的全面修订阶段。上述补充规定与报告都是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发展与完善巴塞尔资本协议，但缺乏一个对银行监管的整体思路和。况且1988年的旧资本协议中还存在诸多与金融环境不相适宜之处。如在信用风险权重上，以是否是合作组织（OECD）成员国为划分标准，采取“国别歧视”的做法，既不合理也不；银行信息披露方面也不够规范。在此背景下，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决定对1988年的旧资本协议进行全面修改，并于1999年6月了修改后的资本协议第一稿，此协议被称为新资本协议第一稿。2001年1月16日该委员会在第一稿的基础上了经过修改后的新资本协议第二稿。原准备于2004年正式实施，但因故推迟实施。2003年4月到2003年7月底该委员会向全球银行业就新资本协议第三稿征求意见。根据安排，第三稿将于2006年底在十国集团国家开始实施。本文所论述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是指2001年修改和的资本协议。
总之，巴塞尔资本协议的发展是一个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过程，是一个随着金融实践发展而发展的过程，是一个逐步得到更多国家及金融机构、金融组织认可和实行的过程。随着金融环境的变化、金融产品的创新和金融业务的拓展，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这一国际银行界的新“游戏规则”将对国际银行业的稳健经营、有效运行与公平竞争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然，该协议自身也将随国际银行业的发展而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二、新资本协议的主要新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与1988年的旧资本协议相比，在内容上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更新：
（一）监管框架更完善与。旧资本协议在信用风险的监管上是以单一最低资本金（Minimum Regulatory Capital Requirement）为标准的。新资本协议除继续这一要求之外，还增加了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Supervision Review of Capital Adequacy)和市场约束(Market Discipline)来对银行风险进行监管，以提高资本监管效率。新资本协议形成了监管体系的“三大支柱”，是资本监管领域的重大突破。这“三大支柱”在金融监管体系中扮演不同角色，最低资本是核心，金融部门的监督检查与市场约束是最低资本的必要补充手段。“三大支柱”在现代金融监管中共同发挥作用是新资本协议与旧协议区别的核心所在。
（二）风险权重的计量更准确。1988年的旧资本协议决定风险权重的标准是以是否为合作与组织（OECD）的成员国，成员国的风险权重是零，非成员国则为20%。这种划分标准深深的打上了“国别歧视”的烙印。而对无论其信用如何，风险权重均为100%的“一刀切”方式有悖于实际情况。新资本协议则使用外部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来确定主权政府、银行和企业的风险权重。除此之外，此三大主体风险权重的确定还需与若干国际标准相连。如银行的风险权重要与巴塞尔委员会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挂钩，证券公司的风险权重则要与证监会国际组织的《证券管理的目标和原则》相连。
（三）风险认识更全面。1988年的旧资本协议主要考虑信用风险，而新资本协议则认为银行面临着三大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其它风险（包括利率风险、操作风险、和声誉风险）。新资本协议指出的风险几乎囊括了银行所要面临的一切风险。并且新资本协议对各种风险都相应有一个资本标准要求。
（四）新资本协议的主要创新——内部评级法（ International Ratings ---Based Approach，简写为IRB）。所谓IRB法就是以银行对重大风险要素的内部估计值作为资本的主要参数。从而极大的提高了资本对风险资产的敏感度。内部评级法由三大关键要素构成：风险构成要素、风险权重函数和资本充足率最低要求，其核心是对风险构成要素的评估。按照风险构成要素评估是由银行本身还是由监管当局进行，内部评级法有内部评级初级法和内部评级高级法。这要求银行本身必须加强内部风险管理。
新资本协议力图更加全面而敏感地反映银行风险，以实现继续促进金融体系的安全性与稳健性；促进公平竞争；提供更加全面的风险处理方案；使处理资本充足率的各种更为敏感的反映银行头寸及其业务的风险程度等主要目标。
三、我国银行业迎接新资本协议的准备
由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不是国际法或国际公约，对各国政府、银行监管当局及商业银行并不具有强制约束力或法律效力，各国或经济组织对新资本协议的态度有所差异。
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2003年7月31日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主席卡如纳先生信中，明确表明“经过认真考虑，至少在十国集团2006年底开始实施新协议的几年内，我们仍将继续执行1988年的老协议”。虽我国大陆在近期不准备以新资本协议为标准，但新资本协议代表监管中的先进理念和发达国家商业银行逐渐完善的风险管理最佳实践，将会得到更多国家和地区认可，新资本协议终将发展成为国际协议和国际标准。我国大陆在1997下半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未受到较大冲击，与我国金融业当时对外开放程度不高没有完全融入国际金融环境有直接关系。如今，我国已加入WTO，到 2006年我国金融业将全面对外开放，外资银行将把触角伸入中资银行业务的每一个角落。所以我国银行业必须做好新“游戏规则”带来的全面挑战的准备。
（一）必须提高我国银行资本充足率。最低资本充足率是新资本协议的“三大支柱”的核心。据银监会数据，截至2003年末，中国11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为7.35%，112家城市商业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为6.13%，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五家上市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也只在8%左右，都在新资本协议要求的8%“及格线”上下，而且这都是按照旧的计算方式统计。若采用新资本协议新计算方式，中资银行就面临着不及格的危险。为此，我国银行一要从内部补充资本：强化内部约束，提高资产质量，加大处置不良资产力度，改善经营状况，增强自我积累能力，提足贷款损失准备；二要利用外部渠道补充资本：力促股东增加资本，引进战略投资者，发行长期次级债券、可转债，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还可发行股票等。
（二）必须切实完善我国银行监管制度和提高银行监管水平。由于我国还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阶段，长期以来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烙印在短时间内无法根除。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我国现行的银行监管制度是以行政监管与人治监管为主体。这与新资本协议要求的权威性与法治监管制度有相当大的差距。据统计，上世纪90年代我国约有30％的不良资产是政府为了推动经济发展或制造个人政绩，命令银行给个别项目放贷导致的；10%的不良资产来自于地方行政环境和法律环境。因此我国必须转变监管意识，更新监管理念与知识，完善监管法规与制度，改进监管方式与方法。
（三）必须逐步提高我国银行风险管理能力。我国银行风险管理框架是建立在1988年旧资本协议基础上的，但定量管理还只是停留在资产负债指标管理与头寸匹配管理上。这种定量管理远落后于新资本协议的要求。另外，我国银行的风险管理主体不明确，缺乏风险管理的组织制度保障。在我国银行坏帐的构成中，20％的坏账是由银行内部管理导致的。因此，必须转变我国银行长期以来形成的“重业务发展，轻风险管理”偏颇认识，树立现代的风险管理理念；完善我国银行风险管理制度建设，建立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强对风险的管理。
（四）必须加强对我国银行信息的有效披露。根据新资本协议要求，银行应及时公开披露包括资本结构、风险状态、资本充足率、对资本的内部评价机制以及风险管理战略等在内的信息，信息披露至少为每年一次。按照我国《商业银行法》对信息披露的规定，2003年3月底中国银行对外公布的年报是开创我国四大国有银行正式信息披露的先河。但因信息披露制度起步较晚，风险暴露与评估的信息缺乏数据支持，技术支持水平的不足也导致银行信息披露成本高，使我国银行在信息披露内容、深度和及时性远未达到新资本协议的要求。当前我国银行尤其是国有银行处于转型关键时刻，必须利用有效的信息披露，使市场参与者能够在充分了解银行状况的基础上作出理性判断；同时，也使银行在市场压力下不断提高其经营水平和绩效。
（五）必须加强对我国银行专业人才的建设。上述所要求的各项准备都需要高层次的银行专业人才来支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实已培育了众多中资银行专业人才，但并不代表中资银行能够留住和充分使用人才。由于中资银行在人才培训、晋级机会、收益报酬等方面与外资银行都存在较大差距，导致大量中资银行人才流失到外资银行。面对我国银行业全面开放的到来，以及国际银行业运行规则对银行人才的更高层次要求，中资银行必须充分借鉴先进外资银行的人才发展机制，加快改革现有的人才培训、使用和发展机制，以培养适合我国本土和熟悉国际银行业“游戏规则”的银行专业人才，达到使中资银行优秀人才不外流和外资银行优秀人才流入的“双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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