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管理法十篇

治安管理法篇1

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

(1987年9月23日国务院批准　1987年11月10日公安部　根据2011年1月8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

第一条　为了保障旅馆业的正常经营和旅客的生命财物安全，维护社会治安，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经营接待旅客住宿的旅馆、饭店、宾馆、招待所、客货栈、车马店、浴池等(以下统称旅馆)，不论是国营、集体经营，还是合伙经营、个体经营、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经营，不论是专营还是兼营，不论是常年经营，还是季节性经营，都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开办旅馆，其房屋建筑、消防设备、出入口和通道等，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等有关规定，并且要具备必要的防盗安全设施。

第四条　申请开办旅馆，应经主管部门审查批准，经当地公安机关签署意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准开业。

经批准开业的旅馆，如有歇业、转业、合并、迁移、改变名称等情况，应当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后3日内，向当地的县、市公安局、公安分局备案。

第五条　经营旅馆，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建立各项安全管理制度，设置治安保卫组织或者指定安全保卫人员。

第六条　旅馆接待旅客住宿必须登记。登记时，应当查验旅客的身份证件，按规定的项目如实登记。

接待境外旅客住宿，还应当在24小时内向当地公安机关报送住宿登记表。

第七条　旅馆应当设置旅客财物保管箱、柜或者保管室、保险柜，指定专人负责保管工作。对旅客寄存的财物，要建立登记、领取和交接制度。

第八条　旅馆对旅客遗留的物品，应当妥为保管，设法归还原主或揭示招领;经招领3个月后无人认领的，要登记造册，送当地公安机关按拾遗物品处理。对违禁物品和可疑物品，应当及时报告公安机关处理。

第九条　旅馆工作人员发现违法犯罪分子，行迹可疑的人员和被公安机关通缉的罪犯，应当立即向当地公安机关报告，不得知情不报或隐瞒包庇。

第十条　在旅馆内开办舞厅、音乐茶座等娱乐、服务场所的，除执行本办法有关规定外，还应当按照国家和当地政府的有关规定管理。

第十一条　严禁旅客将易燃、易爆、剧毒、腐蚀性和放射性等危险物品带入旅馆。

第十二条　旅馆内，严禁**、嫖宿、、吸毒、传播淫秽物品等违法犯罪活动。

第十三条　旅馆内，不得酗酒滋事、大声喧哗，影响他人休息，旅客不得私自留客住宿或者转让床位。

第十四条　公安机关对旅馆治安管理的职责是，指导、监督旅馆建立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和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协助旅馆对工作人员进行安全业务知识的培训，依法惩办侵犯旅馆和旅客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分子。

公安人员到旅馆执行公务时，应当出示证件，严格依法办事，要文明礼貌待人，维护旅馆的正常经营和旅客的合法权益。旅馆工作人员和旅客应当予以协助。

第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四条规定开办旅馆的，公安机关可以酌情给予警告或者处以200元以下罚款;未经登记，私自开业的，公安机关应当协助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第十六条　旅馆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公安机关可以酌情给予警告或者处以2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旅馆负责人参与违法犯罪活动，其所经营的旅馆已成为犯罪活动场所的，公安机关除依法追究其责任外，对该旅馆还应当会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第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六、十一、十二条规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条款的规定，处罚有关人员;发生重大事故、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八条　当事人对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办理。

治安管理法篇2

内容提要: 《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在立法中重视了彼此之间的衔接，较好地体现了法制统一的原则。两部法律都将保障人权作为其立法价值选择。在总则方面，关于立法目的与任务、管辖权体制、行为与惩罚相适应方面都趋于一致。在行为及其处罚规定上，关于调整范围、构成要件、处罚体系构建、责任年龄与特殊人员的责任能力方面实现了衔接与协调。同时，处于同一位阶的这两部法律在彼此的协调方面尚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以实现立法的更好统一，保证执法、司法的最佳效用。

一、《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在立法价值选择上的协调

我国传统立法注重强调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个人利益相对被忽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个人权利在所有利益中的基础性地位，相应的，人权在我国立法中越来越受重视。近年来我国立法的趋势是，注重贯彻以人为本、尊重人权等民主内容，这些从我国《宪法修正案》、《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修改《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指导思想有三：一是适应社会治安形势发展的需要，补充完善治安管理处罚制度，严厉打击和惩治危害社会治安违法行为，为加强社会治安管理提供有力的法律武器。二是处理好本法与《刑法》、《行政处罚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的衔接，维护法制统一，防止以罚代刑。三是在保证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受到必要惩处的同时，规范警察权的行使，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1]可见，严厉打击和惩治危害社会治安违法行为与规范警察权的行使以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两个重要任务与功能，前者是维护社会秩序，后者是保障权益，所以维护社会秩序与保障人权也是治安处罚法的价值选择，与刑法的价值选择具有协调一致性。

然而，《治安管理处罚法》诞生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之下，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更是其鲜明的价值取向。首先，在总的立法指导思想上，该法仅仅抓住治安处罚与增进社会和谐的关系，注意处理好维护社会秩序、实施治安处罚和保护公民权利的关系，慎用警力，多做教育、引导和化解矛盾的工作，小心谨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注意人性化，注意用科学的管理方法营造社会和谐气氛。按照这一指导思想，总则增加规定了“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实施治安管理处罚，应当公开、公正，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采取有效措施，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等内容。[2]这些规定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其次，从该法的内容看，无论是实体还是程序都体现了以人为本、尊重人权的思想。如该法第21条规定对某些特殊群体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对依法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的；70周岁以上的老人；怀孕或者哺乳自己不满一周岁婴儿的妇女。这一规定，充分体现了对他们的特殊保护。[3]

《治安管理处罚法》是由社会控制型法律转向以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为立法主旨、以保障人权为指导原则的法律，体现了保障权利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法律价值所在。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宪法理念，2004年《宪法修正案》明确将人权保障的内容写入宪法，体现了我国宪法的终极目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根据宪法的原则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贯穿该法始终。《刑法》虽然制定于“尊重与保障人权”入宪之前，但是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也旗帜鲜明地昭示了保障人权的立法价值选择。

二、《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在总则方面的协调

1．在立法目的与任务方面

《刑法》的目的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第1条）；《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目的是“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规范和保障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依法履行治安管理职责”（第1条）。《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手段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第2条）；《治安管理处罚法》突出强调“加强综合治理，采取有效措施，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第6条）。可见，两者在立法目的与任务方面具有一致性，只是运用的手段不同。《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综合治理手段对《刑法》的惩罚手段发挥了很好的协助和补充功能，较好地体现了与《刑法》的衔接。[4]

2．在管辖权体制方面

根据《刑法》第6条，凡在我国领域内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都适用本法；凡在我国船舶或者航空器内犯罪的，也适用本法。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条，在我国领域内发生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适用本法；在我国船舶和航空器内发生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外，适用本法。这表明，两法在属地管辖的规定上是基本一致的。当然，《刑法》采取的是以属地管辖为主的混合管辖权体制，而《治安管理处罚法》只规定了属地管辖原则。

3．在行为与惩罚相适应方面

根据《刑法》第5条，“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此即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条第1款，“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此即治安管理处罚与治安管理行为相适应原则。两者在惩罚的轻重与违法犯罪行为的轻重要相适应上是一致的。

三、《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在行为及其处罚规定上的衔接与协调

1．在调整范围上的衔接

《刑法》规定了420余种犯罪行为，《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了238种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所以两者在具体行为规定上并不是一一对应关系。但是两法在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妨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行为，妨害社会管理的行为等方面实现了调整范围的有机衔接。即上述四大类行为尚未构成犯罪的，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予以了规定，构成犯罪的在《刑法》中予以了规定。原来，《刑法》规定的很多犯罪行为，如损毁广播电视设备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非法携带枪支、弹药进入公共交通工具的行为、计算机犯罪行为等，在情节轻微或对象非特定，尚未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并无对应的处罚条款，《治安管理处罚法》在这方面作了大量弥补。例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6条维护铁路运行安全的规定、第37条以其他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规定、第65条有违善良风俗的规定、第29条计算机违法的规定等，皆与《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实现了调整领域上的对接。[5]

2．在构成要件上的衔接

违反治安管理的大部分行为，从构成要件上看，与犯罪行为的表述类似，只是存在量或程度上的差异。如盗窃达到一定数额、伤害达到一定等级即为犯罪，否则就是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可见，对同一行为是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还是《刑法》往往只是因行为的危害程度不同而已。与犯罪行为相比，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只是情节轻微、尚不构成犯罪的，属于一般违法行为，接受治安管理处罚。[6]例如，非法持有鸦片的行为，除了在持有数量上以200克作为区分情节是否严重从而决定罪与非罪的临界点标准外，在主体、主观方面及行为要件等方面也是同样的构成标准。再者，在违法犯罪主体上，两法在规定自然人主体之外，都规定单位可以成为主体。应当说，构成要件的进一步统一不但使立法体系更统一，也使执法、司法更规范，更便于操作。

3．在处罚体系构建上的协调

我国刑罚体系由主刑和附加刑构成。《治安管理处罚法》借鉴刑罚模式，构建了新的治安处罚体系：第一，将治安处罚种类分为主罚和附加罚两类。主罚包括警告、罚款、行政拘留和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附加罚包括对外国人的限期出境和驱逐出境两种。第二，治安处罚体系中的罚款与刑罚体系中的罚金刑在适用上趋于接近。两者既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附加适用（并罚）；罚金刑主要适用于财产犯罪或经济犯罪，罚款处罚的适用也注意了处罚模式的选择与违法行为特点的结合，很多不宜进行罚款处罚的违法行为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就没有选择适用罚款处罚，如第29条规定的计算机违法、第41条规定的滋扰性乞讨和第45条规定的虐待、遗弃违法行为等。第三，在人身罚的处罚程度上两法实现了进一步统一，使治安处罚更趋科学。根据《刑法》第42条，拘役的期限为1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6条，行政拘留合并执行的期限最长不超过20日。如此，在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之间拉开了合理区间，更趋科学。当然，《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没有完全照搬刑罚种类的划分理论和立法模式，而是在理性反思基础上的科学借鉴。比如，刑罚中的附加刑可以单独适用，但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两类附加罚——对外国人的限期出境和驱逐出境便不能单独适用，只能附加适用。这与该两类附加罚的自身特点、特定适用对象和适用范围是密切相关的。[7]

此外，在共同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罚上两法的规定也有一致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7条第1款规定：“共同违反治安管理的，根据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在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中所起的作用，分别处罚。”第2款规定：“教唆、胁迫、诱骗他人违反治安管理的，按照其教唆、胁迫、诱骗的行为处罚。”这与我国共同犯罪的理论及《刑法》规定相吻合。

4．在责任年龄与特殊人员的责任能力方面的协调

《刑法》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第17条）。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不负刑事责任；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第18条）。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第19条）。《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不同责任年龄和不同精神状态的人也规定了有区别的对待：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不满14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但是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第12条）。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但是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看管和治疗。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违反治安管理的，应当给予处罚（第13条）。对盲人或者又聋又哑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不予处罚（第14条）。可见，两法在责任年龄与精神状态方面的规定具有一致性。[8]同时，根据《刑法》第18条，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5条的规定模式与此相同：醉酒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应当给予处罚。

四、《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尚需进一步协调的问题

1．《治安管理处罚法》尚需改进的方面

（1）基本原则问题。《刑法》第3条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这对防止刑罚权的不当行使，保障人权意义重大。《治安管理处罚法》虽然对处罚权行使方式作了严格的限制，也有学者据此认为该法坚持了违法行为法定原则，[9]但是笔者认为，该法没有与《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相对应的法定原则的宣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例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6条规定，“屡教不改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但是，何谓“强制性教育措施”？法律所指不明，这与“违法行为与处罚法定原则”的缺位不无关系。2006年1月23日公安机关在《执行有关问题的解释》指出：“这里的‘强制性教育措施’目前是指劳动教养。”劳动教养是我国最严厉的行政处罚措施，涉及到公民人身自由问题，对这么一个严重的行政处罚措施，《治安管理处罚法》不明文规定为法定的处罚种类，却可以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人适用，显然与法治精神相悖。

（2）溯及力问题。《刑法》第12条明文规定了溯及力问题，即采取重法不溯及既往的从旧兼从轻原则，而《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溯及力问题没有表明态度。2006年1月23日，公安机关在《执行有关问题的解释》中指出：按照《立法法》第84条的规定，《治安管理处罚法》不溯及既往。《治安管理处罚法》施行后，对其施行前发生且尚未作出处罚决定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但是，如果《治安管理处罚法》不认为是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或者处罚较轻的，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尽管这一解释说明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溯及力问题，但是溯及力是法律适用中的重大问题，宜在法律中明确。

（3）阻却事由问题。《刑法》第16条、第20条、第21条分别规定了不可抗力、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而《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却未涉及这些问题。不可抗力、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已经是法律中定型化的免责行为，中外法律皆有规定。例如，德国《违反社会秩序法》在第15条与第16条对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进行了排除规定。我国台湾地区《社会秩序维护法》第11条至第14条规定了四项“阻却违法事由”：依法令行为、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不可抗力。笔者建议，对“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和“不可抗力”而导致的治安违法行为，立法应当规定其责任排除，此为《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可提升之处。

（4）单位主体的处罚原则问题。《刑法》第30条对单位犯罪的处罚原则是以双罚制为主单罚制为辅。《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8条规定单位作为治安违法行为的主体时却以只处罚责任人员的单罚制为主双罚制为辅。笔者建议，应借鉴《刑法》规定为以双罚制为主的处罚模式。因为，一般而言，双罚制更能体现罚当其过。德国《违反社会秩序法》第30条（对法人和人合团体罚款）规定了对法人和“人合团体”的罚款处罚。我在国台湾地区，法人得受行政秩序罚，为迄今实务界及学术界所普遍接受。[10]

（5）主观方面问题。根据《刑法》第14条与第15条，犯罪行为的心理态度包括故意与过失两种；治安违法行为的主观方面，从理论上说，也应是行为人对自己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所引起的后果所持有的“故意”或者“过失”的心理态度。然而，《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过失”未作相关规定，也未对“故意”和“过失”作技术上的处理。有关“故意”规定，如“故意向列车投掷物品的”等，仅把“故意”作为某个治安违法行为的法定条件，而没有上升为总则性的一般规定。在其他的治安管理法律规范中，几乎也没有对“过失”的规定。[11]

2．《刑法》尚需进一步改进的方面

由于《治安管理处罚法》在《刑法》施行数年之后才出台，所以《治安管理处罚法》更具鲜明的时代特征，其某些方面的内容在《刑法》未来的修改过程中值得借鉴。

（1）《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总的立法指导思想——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值得《刑法》借鉴。《刑法》的修改制定工作完成于我国第三次大规模“严打”运动前后，有一定的重刑化倾向，突出的体现就是死刑过多，可以判处死刑的罪名有68个之多。在未来修改刑法中，应注意刑罚的轻缓化。《治安管理处罚法》在处罚的轻缓化上树立了一个较好的榜样。例如，该法将罚款处罚分为200元、500元、1000元三个档次，根据各类违法行为社会危害性大小、罚款处罚的必要性和有效性的不同，设定适当的处罚幅度。对《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的可以处5000元、3000元罚款的几类违法行为仍维持原来的规定，未作调整。[12]

（2）《刑法》在基本原则的规定上有欠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条规定，“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这一条原则在《刑法》上没有相应体现。构建和谐社会，应以人为本，对犯罪分子判处刑罚应从教育其成为新人为出发点，因此，建议在刑法的基本原则方面考虑增加“坚持教育与惩罚相结合的原则”。

（3）《刑法》在属地管辖权上有欠缺。《刑法》第6条第2款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或者航空器内犯罪的，也适用本法。”这里没有“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的规定，那么从语言逻辑来看，在港澳台的船舶、飞机内的犯罪也适用本法，但事实上不能这么规定，也无法这么做，故在法律条文上对此应有明确的阐清。[13]这一点，《治安管理处罚法》值得借鉴，该法第4条第2款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和航空器内发生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外，适用本法。”

（4）《刑法》的追诉时效需要调整。两法都规定了时效问题，并且在时效的计算上采取的原理是相同的。《刑法》第89条规定：“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2条第2款规定，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的处罚期限，“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但是，《刑法》第87条规定的最短追诉期限是“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2条规定第1款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六个月内没有被公安机关发现的，不再处罚。”由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与犯罪行为在某些行为类型上的重合，罪与非罪往往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在时效上，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统一为6个月，犯罪行为最短为5年，相差甚大，脱节明显，所以建议可以适当降低犯罪行为的最短追诉时效，以保持法律之间的平衡与协调。

总之，《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在立法中重视了彼此之间的衔接，较好地体现了法制统一的原则，不仅有利于该法的顺利实施，防止因相互冲突而产生的尴尬局面，而且也为今后其他立法活动作出了榜样，其意义重大。[14]同时，处于同一位阶的这两部法律在彼此的协调方面尚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以实现立法的更好统一，保证执法、司法的最佳效果。

【注释】

[1]参见田期玉：《关于的说明》——2004年10月22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

[2]雷建斌：《立法过程回顾》，载《中国人大》2006年4月10日。

[3]参见齐小力：《的宪法解读》，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4]参见郭剑锋、王春业：《法制统一的较好体现——与相关法律的衔接》，载《江淮论坛》2006年第1期。

[5]参见孙振雷：《的刑法基础》，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6]参见郭剑锋、王春业：《法制统一的较好体现——与相关法律的衔接》，载《江淮论坛》2006年第1期。

[7]参见孙振雷：《的刑法基础》，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8]参见郭剑锋、王春业：《法制统一的较好体现——与相关法律的衔接》，载《江淮论坛》2006年第1期。

[9]参见李英娟：《对的解读》，载《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6期。

[10]参见余凌云、李金华：《我国台湾地区、德国与我国大陆治安管理处罚若干问题比较——的成就与可提升空间》，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11]参见余凌云、李金华：《我国台湾地区、德国与我国大陆治安管理处罚若干问题比较——的成就与可提升空间》，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12]参见田期玉：《关于的说明》——2004年10月22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

治安管理法篇3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租赁房屋，是指旅馆业以外，以营业目的，公民私有和单位所有出租用于他人居住的房屋。

    第三条  公安机关对租赁房屋实行治安管理，建立登记、安全检查等管理制度；公安派出所负责具体管理；城建、房管、劳动、计生、工商、税务等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协同管理。

    城镇街道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及治保会、暂住人口管理点、申报点、出租房屋的单位、个人应协助公安机关做好租赁房屋安全防范，法制宣传教育工作。

    第四条  出租房屋的建筑、消防设备、出入口和通道等，必须符合消防安全和治安管理规定，危险和违章建筑的房屋不准出租。

    第五条  私有房屋出租的，出租人需持房屋所有权证或者其他的有效证明及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向出租房所有地公安派出所申请登记，公有房屋出租的出租单位持房屋所有权证、单位介绍信，到出租房所在地公派出所申请登记。经审核符合出租条件的，由出租单位或个人向公安派出所申领《租赁房屋治安管理许可证》后，方可出租。

    第六条  租赁房屋治安管理实行治安责任制度。出租人、承租人均为治安责任人。必须与出租房屋所在地公安派出所或指定机构签订治安保证责任书。

    第七条  租赁房屋、出租人需填报《西宁市租赁房屋治安管理登记表》。承租人是本市常住户口的，向派出所进行登记，承租人是暂住人口的，按照《西宁市暂住人口管理暂行办法》申报暂住登记，领取暂住证。

    第八条  房屋出租人的治安责任；

    （一）遵守国家有关治安管理的法律、法规，督促暂住人口遵守法律、法规和治安管理规章制度，落实治安防范措施；

    （二）不准将房屋出租给无合法有效身份证件的承担人；非夫妻关系的成年男女不得在同一房间混住。

    （三）要保证出租房屋具备基本的生活和安全设施，提供的居住面积人均不得少于三平方米，并及时检查、修缮出租房屋，保证承租人的暂住房安全；

    （四）与承租人签订租赁合同，并带其到管辖地公安派出所申报暂住户口登记，办理暂住证。

    （五）对承租人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常住户口所在地、或者主要经济来源、服务处所等基本情况进行登记，并报到公安派出所备案；

    （六）房屋停止租赁的，应在停租后7日内到公安派出所办理注销手续；

    （七）房屋出租单位或者个人没有直接管理出租房屋，委托人管理的，必须办理书面手续，报当地公安派出所备案；

    （八）发现承租人有违犯罪行为的，应当及时举报、制止或者将现行犯罪分子送公安机关处理；

    （九）主动向公安机关反映出租房屋治安情况，保护发行在出租房内的案件现场，协肋公安机关查处刑事和治安案件，处理治安灾害事故。

    第九条  房屋承担人的治安责任：

    （一）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接受公安机关等管理部门的检查、指导，不得利用租屋从事任何非法活动。

    （二）承租房屋必须理由正当，常住人口租房须持单位或户口所在地居（村）委会出具的租房理由证明和户口薄或居民身份证或者其它有效合法身份证件；

    （三）安全使用承租房屋，有不安全隐患的，应及时告知出租方排除；

    （四）依法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和人身财产安全，当受到不法侵害时，及时向出租方和公安派出所求助，出租方和公安派出所应及时保护；

    （五）按核准的人数居住，不得超员或留宿其他人员；

    （六）在承租房屋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时应当向主管部门申请、领取营业执照。

    （七）集体承担租房屋的，应当制定安全管理制度。

    第十条  公安派出所或其指定机构对出租房屋治安管理的职责：

    （一）宣传和执行社会治安管理法律、法规、指导监督治安责任人依法履行治安责任；

    （二）负责对出租房屋进行治安安全检查，核发《出租房屋治安许可证》，指导监督治安责任人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发现问题责令限期整改；

    （三）及时做好对暂住人口和留宿人员的查核、登记和核发暂住证工作；

    （四）及时查处刑事、治安案件，处理治安灾害事故；

    （五）公安人员到出租房屋执行公务时，应出示执行公务证件，严格依法办事。

    第十一条  《租赁房屋治安管理许可证》应在出租房屋内明显位置悬挂，以备公安机关查验。公安机关对领取《租赁房屋治安管理许可证》的出租房屋，实行年审制度。

    第十二条  《租赁房屋治安管理许可证》不得伪造、涂改、转借、转让和抵押，如有遗失或残缺不能辩认时，应及时申报补发。

    《租赁房屋治安管理许可证》由市公安局统一印刷。

    第十三条  房屋出租人申领《租赁房屋治安管理许可证》应交纳证件工本费、管理费及年审费。

    收费标准由物价、财政部门核定。

    第十四条  对积极协助公安机关搞好出租房屋治安管理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公安机关给予表扬和奖励。

    第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行为的，由所在地公安机关按照公安部《租赁房屋治安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六条  本办法所作出的处罚将依照国家有关法律的规定实施，罚款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罚没收入一律上缴国库。

    第十七条  执法人员在执行本办法时，对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直接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第十八条  单位和个人对公安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有权申诉或者检举；公安机关应认真审查，发现行政处罚有错误的，应主动改正。

    第十九条  当事人对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也可以在接到处罚之日起15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处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复议或诉讼其间原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治安管理法篇4

浙江省内河水域治安管理办法全文第一条　为了加强内河水域的治安管理，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内河水域各场所的治安管理。

前款所称的本省内河水域是指本省大陆天然及人工的江河和湖泊，包括通航水域、港口以及不通航水域。

第一款所称的本省内河水域各场所包括：

(一)水域上各类移动、浮动或者固定的船舶、排筏和平台;

(二)船闸、水上市场、水上游乐场等水上建筑或者设施;

(三)各类港口、码头和渡口。

第三条　本办法由本省各级公安机关负责实施。

各级公安机关的主要职责是：

(一)对本省内河水域的各类船舶进行统一编号;

(二)对本省内河水域的各类船舶的从业人员进行船民登记;

(三)对本省内河水域各场所进行经常性的治安检查;

(四)查处各类水上治安、刑事案件和治安灾害事故;

(五)指导、协调各单位、各部门及群众性自治和服务组织开展水上治安防范工作。

第四条　交通、水产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依法对本省内河水域的船舶等水上交通、作业工具实施管理，并积极协助公安机关做好内河水域的治安管理工作。

第五条　第二条第三款第(一)、(二)、(三)项中各水上场所的主管单位，或者所有人，或者经营人，或者负责人，应当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和落实治安责任制，配合公安机关做好内河水域的各项治安管理工作。

第六条　各市(地)、县(市、区)可以根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群防群治原则和本地区的实施情况，建立在公安机关指导下的水上治安联防和保安服务等群众性自治和服务组织。保安服务实行自愿和有偿原则。各种治安联防和保安服务组织都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

第七条　凡在本省内河水域的机动船舶，航船所有人应当持交通等部门颁发的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等证件到船籍所在地的公安机关申领浙江省船舶户牌经申请领取的船舶户牌应当置于该船舶的醒目处。船舶户牌统一标准浙江户牌、浙江省公安厅制等字样以及统一编号。

第八条　公安机关应当将下列内容登记在船舶户牌的副本中，交船舶作业人员随船携带：

(一)船名、船舶种类、船籍港;

(二)航船所有人和船舶经营人及其住所;

(三)船舶用途和主要经营航线;

(四)船长和其他船舶从业人员。

第九条　年满16周岁，经交通主管部门批准，以水上生产运输为职业的人员，应当持居民身份证或者暂住证到船籍所在地的公安机关申领船民证。临时(包括轮换)从事水上生产运输的，应当持居民身份证或者暂住证到船籍所在地的公安机关申领临时船民证。船民证和临时船民证的有效期分别为三年和一年。

外省、市船舶从业人员在本省内河水域作业而未在其船籍所在地办理船民证或者临时船民证的，应当持居民身份证或者暂住证到其主要作业地的公安机关申领船民证或者临时船民证。

第十条　凡在本省内河水域的非机动船舶的所有人，应当持有关证件到其经常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登记，公安机关将有关船舶和船舶从业人员的情况记录在案。登记内容参照本办法第八条关于机动船舶的登记内容办理。

第十一条　船民证、临时船民证和船舶户牌及其副本在航船航行、停泊和作业时应当随时携带。已领取船舶户牌的船舶在出借、转让及报废时应当及时向原发证的公安机关办理航船户牌的变更登记。

以上证、牌由省公安厅统一监制核发。公安机关按规定收取证、牌工本费。

第十二条　除固定航班外，人事跨县(市、区)水上生产运输，在停泊地预期停留三天以上的船舶，船上从业人员应当在到达停泊地后24小时之内携带船民证或者临时船民证，到停泊地公安机关办理暂住户口登记，离开时注销。机动船舶的从业人员登记时还应当携带船舶户牌副本。

外省、市在本省从事水上生产运输的船舶从业人员，适用前款规定。

第十三条　本省内河水域的各类公共场所和从事客运的船舶，应当按《浙江省公共场所治安管理办法》的规定向场所所在地，或者船籍所在地，或者经常作业地的县(市、区)公安机关申领治安许可证。公安机关对不具备该办法所规定安全要求的申请不得批准。

第十四条　从事客运服务的船舶，应当按国家规定配置通讯、消防、救生、应急照明及必要的保安器材，配备专职或兼职保安人员;涉外旅游船舶应当配备专职保安人员。

保安人员的主要职责是：

(一)制订治安安全制度组织落实治安防范措施;

(二)履行治安保卫职责。定期检查治安隐患并及时整改，防范治安灾害事故的发生，维护船舶内的治安秩序;

(三)及时调解船舶内的治安纠纷，制止或者协助公安机关查处各类违法犯罪行为。

第十五条　运载危险货物的船舶，必须持有有关部门签发的准运证，并按规定悬挂危险货物标记和配置必要的安全设施。

第十六条　公安机关要对在内河水域航行、停泊、作业的各类船舶及其他内河水域场所进行经常性的治安检查。检查时必须出示证件。

第十七条　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船舶，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可以扣押检查：

(一)抗拒有关部门执法检查的;

(二)用作违法犯罪工具的;

(三)被盗及有重大被盗嫌疑的;

(四)窝藏犯罪赃物的;

(五)发生重大水上治安事故的。

第十八条　公安机关在下列情形下，在立即通知港监机关的同时，可以直接指挥有关船舶停航、改变航道、航向或者驶向指定地点：

(一)保护水上重大治安事故现场的;

(二)追截在逃的犯罪人员的;

(三)可能发生重大治安灾害事故的;

(四)水上重大保卫工作急需的;

(五)侦查重大案件需要的。

第十九条　严禁下列危害水上治安秩序的行为：

(一)违反规定装载危险物品或者擅自将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等危险物品带上船或者投放内河水域;

(二)在航道上设置障碍有碍船舶安全航行和生产运输;

(三)敲诈勒索、聚众斗殴、哄抢公私财物、损坏公共设施;

(四)、卖淫嫖娼、贩卖淫秽物品;

(五)盗窃、购销赃物、藏匿、买卖权属不明的船舶及船用机器、仪器和其他可疑物品;

(六)非法拦截、劫持、扣押他人船舶和船上物品以及绑架人质;

(七)其他危害水上治安秩序的行为。

第二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七条规定，未申领船舶户牌的， 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违反本办法第九条规定未申领船民证、临时船民证的，处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未携带船民证、临时船民证、船舶户牌的，处5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涂改、伪造、冒用、转借牌、证或者不按规定办理船舶户牌变更手续的，处50 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未办理来时登记，走时注销手续的，处5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经通知指出仍不加整改的，对责任人处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500 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按《浙江省公共场所治安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及其他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行为，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除依照本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予以处罚外，并可以责令补办手续、限期整改、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可以并处吊销有关牌证。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的处罚的执行程序，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七条　不服公安机关根据本办法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而提起复议、诉讼的，按《行政复议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所称的以上、以下、以内均含本数。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实施中的具体应用问题，由省公安厅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之日起施行。

内河运输船舶标准化管理规定第一条 为加强内河运输船舶标准化管理，提高内河运输船舶技术水平，防止船舶污染水域，优化内河运输船舶结构，促进水路运输事业的发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江河、湖泊、水库及其他内河通航水域从事运输的船舶，但在与外界通航水域不相通的封闭性通航水域内从事运输的船舶除外。

第三条 交通部对全国内河运输船舶标准化实施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内河运输船舶标准化实施管理，并可委托其设置的航运管理机构负责有关具体工作。

海事管理机构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本规定对内河运输船舶检验、交通安全及防止污染水域实行监督管理。

第四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新建、改建水泥质船舶、总长5米以上的木质船舶从事内河运输。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新建、改建总长20米以上的挂桨机船舶从事内河运输，不得新建、改建挂桨机船舶在长江干线、珠江干线、黑龙江干线、京杭运河及太湖水域从事内河运输。

第五条 新建、改建内河运输船舶，其总长、总宽和吃水应当符合交通部制定的内河货运船舶船型主尺度系列标准。

第六条 新建、改建内河运输船舶前;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提出增加运力申请，并报有审批权的交通主管部门批准;

第七条 新建、改建内河运输船舶;应当按国家有关规定的海事管理机构认可的船舶检验机构申请建造检验，取的船舶检验证书。

船舶检验机构应当按照交通部制定的内河货运船舶船型主尺度系列标准和国家其他有关规定进行建造检验，对符合有关规定的，签发船舶检验证书;

第八条 新建、改建内河运输船舶取得船舶检验证书后，应当按国家有关规定向海事管理机构申请船舶登记;取得法定的船舶登记证书。

第九条 使用新建、改建的船舶从事内河运输经营，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路运输管理条例》和有关规定报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批准，取得船舶营运证，并注明船舶营运区域。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审核内河运输经营申请，经审核合格的，发给船舶营运证，注明船舶符合交通部制定的内河货运船舶船型主尺度系列标准及经营范围。经审核不合格的，不得发给船船舶营运证。

第十条 内河运输船舶所有人，船舶经营人、船舶管理人应当在规定的航行区域和经营范围从事内河运输。

第十一条 内河运输船舶所有人、船舶经营人、船舶管理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海事管理机构认可的船舶检验机构对营运中的水泥质船舶、木质船舶和挂桨机船舶申请定期检验。经检验不合格的，不得从事内河运输

第十二条 对已经投入营运的水泥质船舶、木质船舶和挂桨机船舶实行限期淘汰制度，具体时间、航区另行公布。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使用交通部明文规定已经淘汰的水泥质船舶、木质船舶和挂桨机船舶从事内河运输。

第十三条 对不适航或者其他妨碍、可能妨碍交通安全，污染、可能污染水域的内河运输船舶，海事管理机构依照有关法规禁止其离港，或者令其停航、驶向指定地点。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规、规章的规定，对内河运输船舶标准化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五条 内河运输船舶所有人、船舶经营人、船舶管理人应当接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如实提交有关证书、资料或者情况，不得拒绝、隐匿或者弄虚作假。

第十六条 违反本规定，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内河运输经营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水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违反有关内河船舶检验管理和安全监督管理的规定，由海事管理机构按有关法规、规章给予行政处罚。

治安管理法篇5

【关键词】治安管理；治安处罚；权利本位；治安法

【正文】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名称、指导思想和一些具体内容不能很好体现“服务政府”、“人性化管理”的理念，应作修改。

建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秩序维护法》（以下简称《治安秩序维护法》）。

现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法》，顾名思义，可从三个层次上予以解读：一是治安法；二是治安管理法；三是治安管理处罚法。

根据本文的逻辑结构，我们先议管理法和处罚法，后议治安法，最后提出修改意见。

一、关于治安管理法

《治安管理处罚法》属于管理法。所谓管理就是社会组织中的管理者通过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优化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配置，实现组织目标的活动。管理活动与人类社会同时出现，存在于一切社会组织中。有关管理的学说、理论随着人们对管理实践、管理规律的探索而不断深化。早期的管理模式是经验型，完全凭借管理者个人的智慧、才能、好恶和情感因素来实现的，随意性非常大。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科学管理”论曾风靡一时。它主张把人所从事的活动分解量化、制定标准动作、标准工作量和标准工资。这一理论把人当作机器，忽视了人的思想和情绪，激化了社会矛盾，很快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当代盛行“人性化”管理，构建利益共同体，尽力缓解管理活动中实际形成的管理与被管理、指挥与被指挥、领导与被领导、被服从与服从的矛盾和可能出现的冲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社会治安管理属于公共行政管理，又称为国家行政管理，即国家行政机关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依法对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决策、组织和管理的活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有一种理论认为政府应充当“守夜人”的角色，管事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主张政府不干涉公民的自由。这样的政府自然很少侵害公民的权利，但也不便利用公共资源有效组织、协调社会各种力量，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促进社会进步，在造福于民众方面无所作为，使民众大失所望。在实践中，还有一种利用国家强制力，严格控制、剥夺公民思想、言论、结社、出版、迁徙等等自由权利的专制型管理模式，国家权力运用到极致，公民只有义务没有权利，自然要激起民众强烈反抗，注定是短命的公共管理模式。现代国家行政管理普遍奉行“法治化”管理或依法管理模式。所谓法治化管理就是行政管理主体必须经法律授权，同时，行政主体必须依法定程序、依法行使职权，“无法律则无行政”。依法行政是现代文明国家行政管理最基本的规则。《治安管理处罚法》正是为了授予各级人民政府及公安机关行使治安管理职权和依据本法来行使职权而制定的。正如本法第六条、第七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采取有效措施，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鉴此，各级人民政府的公安机关就获得了治安管理的法定职权。有人说“行政法是授权法”，其支撑点就在此。对于各级公安机关来说，行使治安管理职权，既是权利，又是义务。其权利在公安机关有资格以国家、政府的名义行使治安管理的权力；其义务在公安机关必须行使治安管理权力，不得放弃，不得处分，否则就是对国家、对民众的失职，将受到法律追究。但是，公安机关的权利是行使权力，义务也是行使权力，这就向“权力本位”、权力中心的管理模式靠近了一大步。而且这种法定的国家行政管理权具有确定力、公定力、执行力、拘束力等效力。它的行使以国家意志为出发点，相对人乐意接受的要行使，相对人反对的也要行使；正确的自然要执行，违法的、侵害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在有关法定机关未撤销前，同样要执行，否则将以干扰执法论处。无形中滋生、助长了行政主体以管理者、掌权者、执法者自居，形成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恶习，进而腐蚀其机体，使权力异化、变质，正如博登海默所言：“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乃是世界上最具动力的，最肆无忌惮的力量之一，而且滥用这种权力的危险也是始终存在的。……一个被授予权力的人，总是面临着滥用权力的诱惑，面临着逾越正义和道德界线的诱惑”[②]，权力具有的这种侵略性、扩张性，对广大民众来说，其权利随时有可能受到侵害。有人说公民权利受到侵害的最大威胁来自行政权力，其根据就在此。因此，我们说依法授予公安机关治安职权，是公安机关依法行使治安管理职权的前提，是非常必要的。但这仅仅是取得资格而已，更重要、更关键的是严格规范公权力，控制公权力，有效遏制公权力寻租变质、被滥用的可能性；有效遏制公权力的侵略性、扩张性、危害性；有效遏制公权力侵害公民权利的威胁性；有效遏制公权力对行政机关本身的腐蚀性。只有完善对公权力约束的法律机制、监管机制，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才有保障，政府倡导的“以人为本”、人性化管理、服务型政府与和谐社会才能得以实现。现在看来，《治安管理处罚法》授权很明确，但制权却不够，而且缺乏可操作性。

二、关于治安处罚法

从逻辑学角度讲，管理与处罚是两个属种包含关系的概念。管理的外延宽，包含有处罚；处罚的外延窄，包含在管理中，有管理就会有处罚。处罚具有威慑、惩戒、警示、教育作用，是管理的重要手段。

所谓治安处罚，就是经法律授权的各级公安机关“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对那些公然违法，公然“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 的行为，经法定程序，依法给予惩处、制裁的行为。治安处罚的主体只能是公安机关，处罚的对象按现行法律规定是违法或轻微犯罪尚不构成刑事处罚的行为。治安处罚是为了警示人们：若违法破坏了社会秩序，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必然遭遇法律制裁。这是对受处罚者和他人的一种教育。从反面教育人们遵守法律，遵守治安管理秩序。从而达到治安管理的目的——营造良好的社会秩序。治安管理处罚是治安管理的具体内容、手段和措施，治安管理本身就包涵有治安管理处罚。因此，没有必要将管理与处罚并提。

按常理，在制定、公布实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时候，同时应该制定、公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奖励法》。因为现代管理没有放弃惩处，但更注重激励。没有只要激励而不要处罚的管理，也没有只要惩处而不要激励的管理。激励和惩处都属于管理，都是管理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处罚警示人们不要违法，奖励则鼓励引导人们守法。处罚和奖励同等重要，不得偏废，只注重处罚而不注重奖励，从指导思想上分析，是过分坚信人性“恶”的理念，不相信有“善”、人性可以“从善”的现实；过分迷信权力在治“恶”、以“恶”治“恶”的作用，而低估了我们的政府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和扎实的社会基础；低估了宣传、教育、引导的社会作用，低估了广大人民群众遵守法律的自觉性；低估了“善”在治“恶”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治安管理处罚法》存在，就应有《治安管理奖励法》与之相配套。没有《治安管理奖励法》，只实施《治安管理处罚法》，表明其意在突出处罚、强化处罚。把管理建立在处罚之上，妄图通过处罚来实现管理，以罚代管、寓管理于处罚之中。这样的管理已不是一般意义的管理，而是典型的管制。

《治安管理处罚法》影响对公安机关的定位。根据政府《组织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我们行使治安管理职权的机关是公安机关。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公安机关处在阶级斗争最前沿，肩负着打击敌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使命，是专政机关。在努力建设“法治国”、“法治政府”的今天，当然不能再把公安机关看作是“抓坏人”、打击阶级敌人的机关。但是因为公安机关是行使治安管理处罚职权的机关，自然经常行使处罚权，可能还有不当甚至违法行使了处罚权，被人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印象深刻，而对公安机关维护秩序、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为民服务方面所做大量工作却觉理所当然，未予足够关注，从而把公安机关看作是治安管理处罚机关或治安处罚机关或处罚机关，破坏了公安机关的形象，破坏了警民鱼水关系，从而也影响了整个政府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

《治安管理处罚法》不利于法律规范自身的规范、统一。在我国作为行政机关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法律规范已有很多，诸如：《海关法》、《土地管理法》、《城市规划法》、《税收征收管理法》、《食品卫生法》、《药品管理法》、《森林法》、《环保法》、《铁路法》、《道路交通安全法》……，所有这些法律中都没有加“处罚”两字，所有这些法律都授予执法机关相应的处罚权，事实上也在行使其处罚权，难道《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没有“处罚”两字执法机关就丧失了处罚权、就难以履行职责吗？显然不是。问题很清楚，《治安管理处罚法》尚未完全摆脱86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权力本位和传统管理理念的影响，保留、继承了一些不该保留、不该继承的内容和提法。为了维护法律规范自身的规范，治安管理方面的法律就不应命名为《治安管理处罚法》。

行政处罚已经有法可依，不需要第二个《行政处罚法》。我国于1996年制定并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它对行政执法机关行使处罚权的原则、种类、管辖、程序、实施机关、法律责任都作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它是所有行政执法机关行使处罚权应遵循的基本法，毫无例外，也是治安管理处罚时所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只要处理好《治安法》与《处罚法》的衔接，完全可以解决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依据问题。没有必要在《行政处罚法》之外，再制定第二个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

就治安处罚而论，本是很正常的行政行为，因为法治社会是责任社会，任何人都应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既然违法，就应接受处罚。但在我们的治安管理处罚中，有一种称为“行政拘留”的处罚。《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条：“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三，行政拘留”。第三章有关条目就行政拘留的适用作出详尽具体规定，第十六条又规定：“有两种以上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分别决定，合并执行。行政拘留合并执行的，最长不超过二十日”。对于“行政拘留”处罚，涉及四个问题：1、行政拘留就是限制、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是对宪法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害”的直接侵害，作为政府应慎重对待。2、《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作出吊销许可证以及二千元以上罚款的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权要求举行听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也有相同的规定。这是为了给当事人更充分的申辩、陈述的机会，也给公安机关留下重新审查处罚决定的机会，以保证执法的严肃性、准确性，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免受侵害。但受行政拘留处罚的当事人却没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在程序上少一次申辩和陈述的机会。3、当事人对其他处罚不服要求听证和申请行政复议的不缴纳任何费用，所需费用由执法机关支付，然而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被处罚人不服行政拘留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按每日行政拘留二百元的标准交纳保证金，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暂缓执行”，保证金岂不成了启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开关吗？又是明显的不公平。4、行政复议机关对不服行政拘留的复议申请审理后，如认为原行政拘留处罚主体适格、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罚该如何执行！复议之日起开始拘留吗？事隔两月有余，事态已经平息，再拘留有何实际意义？如果原行政拘留处罚确实不当，但因当事人无力交保证金而未予复议纠正，其行政拘留处罚不是很冤枉吗？如果当事人逃跑了，保证金自然被没收，只是这每日200.00元的标准有何依据？所有这些都凸显出不公平的对待，有损于法律本身正义的价值、有损于“良法”的法律价值。

三、关于治安法

“治安”的“治”是治理、整治；“安”是安全，即治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保障公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亦即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治安法就是调整治安关系的法律规范。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有两种性质不同的治安法律关系，一种是治安刑事法律关系，一种是治安行政法律关系。治安刑事法律关系当然应由刑法调整，治安行政法律关系才应由行政法来调整。我们这里所说的治安法，仅指治安行政法。规定治安法律关系主体——公安机关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维护治安秩序活动中权利与义务的法。公安机关有权行使治安管理职权，但必须履行依法行使职权、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免受侵害的义务；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请求公安机关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保护其合法权益、监督公安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权利，同时必须遵守治安秩序，配合、接受公安机关就治安问题所作的处理。因为“治安”概念本身内涵、外延的宽泛决定了治安领域非常宽泛，而且在治安行政法律关系中权利与权力的矛盾、博弈表现得非常突出、尖锐和集中，因此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法治理念，不同的角度出发制定出的治安行政法也会千差万别。在重私权、奉行“权利本位”、权利为中心的国度里，治安行政法侧重保护私权，严格控制公权，如象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社会秩序维护法》之类。在军政府或专制国家，治安行政法保证权力的有效行使，甚至根本不需要什么法，一切听命于权力。公民权利不但没有基本保障而且受到严重践踏。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一条规定：“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规范和保障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依法履行治安管理职责，制定本法”，清楚表明两点：1、治安行政法是以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为出发点、为已任、为目的的；2、治安行政法是以规范和保障公安机关依法履行治安管理职责为出发点、为已任、为目的的。是尊重权利、规范权力模式。但不可否认，治安行政法命名为《治安管理处罚法》又清楚地表明它非常注重处罚，非常注重强化权力，再加上国家对人身自由权保护的力度不够，对政府约束的法律机制、监管机制还不够完善，客观上增强了权力的扩张性、侵略性、侵害性，从而使行政权力侵犯其神圣的授予其权力的法律，侵犯其国家的主权者公民的合法权益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为了摆脱管制型政府形象，温家宝总理在2005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创新政府管理方式，寓管理于服务之中，更好地为基层、企业和社会公众服务”。[③]在国家行政管理，包括治安管理活动中特别需要强化“以人为本”“权利本位”的理念。营造维护良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秩序不是依仗处罚，而是通过关心、解决民生实际问题，通过服务来实现。不可否认，有人就是要违法，就是要破坏民众所盼望的良好秩序，对于他们的行为给予制裁处罚也是必要的。但这不是为处罚而处罚，而是为了维护良好秩序。

不是简单地强化管理而更重要的是强化服务，不在处罚中实现有序，而是“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在服务中实现管理。这是管理模式的重大变革，仅由政府变化某些形式和方法，是很不够的。除了转变观念外，还必须从行使管理权力的源头入手，只有从立法上不授予行政机关管制型管理权，行政机关才有可能从管制型权力模式中解脱出来，否则将仍是换汤不换药，穿新鞋走老路。

鉴此，我建议将强化管理、强化处罚、强化权力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修改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秩序维护法》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治安秩序维护法》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秩序维护法》。

四、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秩序维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秩序维护法》是调整治安行政法律关系的法律。首先必须明确、准确界定其调整范围。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条规定：“扰乱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本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这清楚表明，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调整范围不是根据行政职权和行政法的性质、特点来界定和确定的，而是依刑法为标准，依够不够刑法处罚为标准确定的。把轻微犯罪尚不够现行刑法规定的管制、拘役、徒刑处罚的统统列入行政法调整范围，授权行政机关依据行政程序予以处罚，这是很不科学、很不妥当的，不符合国家机关职能分工的总原则，有行政参与司法之嫌，应作修改。凡治安犯罪，即使轻微犯罪也应列入刑法调整范围，通过司法程序予以处罚。至于轻微犯罪尚不够现行刑法处罚，应修订刑法。绝不能把现行刑法未调整的空白领域简单地分配给行政法来调整。根据行政职权和行政法的性质、特点，治安行政法只能调整治安行政法律关系，只能就作为行政主体的公安机关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治安行政活动中的权利、义务作出规范，就维护治安行政秩序的法律行为作出规范。准确科学界定治安维护法的调整范围，避免以罚代判，避免行政权的滥用，是非常必要的。

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秩序维护法》授权公安机关行使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职权，包括对违反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予以处罚的权力，不削弱公安机关的权力。公安机关行使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职权有充分保障。不过我国的公安机关既是行政执法机关，又具有司法侦查权，既是《治安秩序维护法》的的执法主体，又是刑事犯罪侦查的司法主体。因此，作为行政主体对违反社会治安管理秩序、违反《治安秩序维护法》的行为行使处罚权时，应遵循行政程序；对治安犯罪包括轻微犯罪行为行使处罚时，应以司法机关的资格遵循司法程序。分清不同的资格身份、遵循不同程序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

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秩序维护法》十分注重对公安机关行使权力的规范与监控，明确其营造、维护良好治安秩序的义务，明确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义务。同时，应赋予当事人以更多的抗争权利。使公安机关在履行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职权时，不再是盛气凌人的治安处罚权的主宰，而是社会治安秩序维护者，是为人民、为国家而营造良好秩序，是为人民、为国家履行义务。形成公安机关行使权力是义务，履行职责还是义务的氛围，突出了公安机关的责任、义务和服务。从而从以权力为中心、权力为本位的管制型管理模式，转化成以责任为中心、义务为本位的服务式管理模式。有效抑制行政权力的侵略性、扩张性和侵害性，有效抑制权力本身对执法机关的腐蚀作用，有利于建塑服务机关、服务政府的光辉形象。

第三，文明执法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决定性因素，反之则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影响、冲击和谐社会的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维护法》不再是处罚法，也不是管制法，是“寓管理于服务之中”的维护社会秩序服务法，能更好体现人性化管理与服务政府，更容易被广大民众所接受，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有利于促进人与人之间、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和谐。是一部遏制公权力、保护私权利、建设和谐社会的良法。

第四，慎用行拘留权。人身自由权是最基本的人权之一，不经司法程序由政府行使20日（一年之5％、一月之2/3）拘留，对于一个公民的伤害太大了，渴望自由是人之本性，政府应努力营造尊重公民人身自由权的社会氛围。只有在不拘留就无法控制混乱局面，不拘留就无法保护财产和公民人身安全，以及其他处罚不足以使当事人受到深刻教育的情况下，才予以拘留，而且应尽量通过司法程序实施治安刑事拘留，慎用行政拘留。以显示政府对宪法的尊重，更好体现政府保护公民基本人权的良好形象。

【注释】

治安管理法篇6

关键词：治安管理处罚法；修改；建议

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在社会管理特别是行政执法领域加快改革深化改革以期回应社会需求。治理能力现代化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依法治理水平的文明程度，法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治理方式。十八届四中全会后，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推向了更高更远的战略地位。这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改革就是包括公安机关的司法改革问题，公安机关的改革任务不亚于法、检两家，因为公安机关在行政执法领域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主体作用依然存在，从体制机制到执法依据互相交织，从治安管理的主体到管理对象、内容的各个方面的动态变化和社会需求的激变。特别是最近10年社情警情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管理难度增大，《治安管理处罚法》从立法目的、任务甚至是名称都出现了一些值得完善和反思的内容。站在各位前辈和同仁肩膀上，现就以下几个问题求教于大家，有些也许是伪问题，有些也许是大家都已经意识到或已有不同的解决方案。

一、需要进一步明确《治安管理处罚法》在公安机关行政执法体系中的地位

这个问题直接牵涉到《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立法目的、任务和定位，是立法的顶层设计问题。“在狭义的治安管理范围内还是公安机关整体上的治安行政管理范围内”这个问题已经比较清楚，立法条块分割的问题已既成事实，例如《道路交通安全法》、《消防法》等单行法律、法规的先后出台，但《治安管理处罚法》在公安机关整体上的治安行政管理法律体系中具有兜底功能，处于主体地位。从法典编撰角度看，《治安管理处罚法》应该是母法，其“管辖制度、执法程序、制裁种类体系”等是治安行政管理法典的主干。基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地位，结合治安管理类法律制度互相衔接、制裁体系科学的视角，我们是否可以适当调整《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名称？改为《治安管理法》或《治安法》？应利用本次修法重申《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主体地位和主导功能，促进治安管理类法律法典化。因为从法律适用科学的角度看，《治安管理处罚法》不仅仅是“处罚法”，违反治安管理的处理方式也不仅仅是单一的行政处罚，其是融“违法行为矫治、行政制裁、治安调解、行政强制”等于一体的“行政处理”[1]。改为《治安管理法》或《治安法》后，其包容性更强，更能体现《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立法本意，发挥其应该有的化解纠纷、填补立法缺陷，更能适应当前社会发展需求，满足废除劳教后的一线执法需要，可以打开违法行为矫治类措施的适用空间。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处理方法的多样性可以促进执法更加人性化、科学化，更加灵活和适应性更强的严密体系便于一线执法人员提升办案质量，增强了维护社会秩序的管控能力，促进社会和谐。

二、科学把握修法应遵循的价值理念和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经过近10年的执法实践，《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执法环境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修法在积极回应社会需求和发展的同时应该秉持最基本的法的精神结合国家战略及行政政策导向，解决社会较为突出的治安问题，增强实用性和适用性。

（一）应遵循的价值

应把当前的依法治国战略和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作为最高价值追求，即坚持依法治理和科学治理。把促进依法行政和提升治安管理水平作为具体战术理念，作为促进执法办案的指导理念。那么就需要我们在总则部分贯彻依法行政等法的基本精神和兼顾促进办案能力提升的基本原则，例如应该在总则部分明确写入“尊重和保障人权、合法、公开公正、教育与处罚相结合、遵守行政信赖利益、遵循行政比例”等行政执法基本原则，同时应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治安调解与治安制裁相结合，处罚方式与处罚力度相结合，处罚与违法行为矫治相结合等处理原则，以增强执法艺术，提升办案能力。

在具体条文设计和立法技术上要遵循实用性和适用性原则。适用性是从执法人员利用法律的角度讲是要解决条文的落地技术，修法应该更好地促进对条文的理解和把握，使条文更好的得以贯彻落实，例如“并处、单处、择处”等立法技术的使用；实用性是从修法内容上讲的，主要是解决所修之处于社会发展需求的耦合度，能否解决社会发展中的新问题及实际问题，发挥立法的科学作用。

（二）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随着当前社会的激变，急需进一步解决民生立法和人性化执法、规范化执法问题，二者相对缺乏的双重叠加效应日益凸现。

首先，要明确《治安法》的任务。在新法中应该在总则部分明确立法的目的和任务，建议写入“为维护社会秩序，化解社会矛盾，保障公共安全，规范和监督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依法行政，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利”等。当前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安全需求是最显性的需求，而公民权利觉醒后的依法行政规范执法、人性化执法需求更加迫切，而警方最近几年的执法水平发展提升远远跟不上急速发展的公民权利诉求，发生了多起触及公平正义的行政执法伦理底线的影响重大的治安案件。民生立法视野下的公共安全问题要注意涉及公民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的安全问题，当前尤为重要的是食品安全、生态环境安全问题。在这些领域及相关方面必须调整和完善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例如第58条规定的噪声扰民问题不但不能废除还很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加强，响应国家生态文明战略，加大环境资源领域的治理力度，环境资源领域的非法采矿、破坏生态资源、水和空气污染、破坏风景名胜、文物保护单位和文物古迹等应修改条文或增加“行为罚”的条文，以配合环境资源部门有力执法。在食品安全、医患矛盾、旅游纠纷等发展势态恶化较快的民生领域，应该修改完善和补充到位，解决这些部门警察化现象，例如不得已成立的国土资源警察、旅游警察、食品安全警察、环保警察等，通过《治安法》的完善，解决目前行政执法领域索要警察强制权的怪现象，从而有利于统一警察行政。

其次，要合理界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概念，构建科学的治安违法责任担当方式和行政处理体系。要像刑法一样明确规定什么是犯罪，构建逻辑严密层级科学的治安行政执法理论体系。现行刑法第二章（第13至31条）规定了什么是犯罪，第13条直接阐明了犯罪的概念，这是对刑法的适用范围进行科学界定。本次修法很有必要界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概念，建议参照刑法的立法技术单列一章规范“违反治安管理行为”这一概念，把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合法执行公务等“阻却事由”予以明确，便于一线执法人员操作适用。建议把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界定为“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是指违治安管理类的法律、法规的规定，产生治安行政法律义务（责任）的行为”。其违法主体与责任承担主体并非一致，责任承担方式也非仅行政处罚。行政处理方式的多样性可以促进治安行政执法理念由惩罚性治理向综合性治理转变。[2]

再次，提高立法技术，促进执法规范化。通过提升立法技术可以提高立法质量，便于一线执法人员准确把握法律含义，正确适用法律。立法语言不同于普通语言文字，其基本含义应具备法律语言的品质，甚至还需要专业的学理解释，例如，什么是“、”、“站街拉嫖”之类词汇？现行立法中大量使用的这些贴有道德评价标签的词汇到底应该由谁来解释？的含义是什么？“打飞机”是否属于？雷洋案再一次引爆了“”之概念的解释问题。当前公安部与司法实务部门对这一概念认定并不一致，部分学者的学理解释也令人费解，例如公安部统编教材《治安案件查处》中把界定成一种“不正当的性关系”，“不正当”显然不是法律语言，公安院校外的部分专家的解释甚至处于“民科”水平。在当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加强建设的背景下，提升公民的道德素养进行必要的公民教育，对一些社会丑恶现象进行规制是非常必要的，但立法中应尽可能的使用中性语言。建议对第66条“、”行为的名称修改为“非法易”行为，然后再通过学理解释或立法释义界定“非法易”的“性”的含义，是采用严格主义的“关系”还是宽松意义上的“”（含核心实质的和边缘性的保健治疗作用的）交由全国人大立法机关表决。同时，在科罚技术上应注意行为犯的惩戒规则科学性问题。针对第66条可以考虑取消“财产罚”，适当加重行为罚，适当增加行为罚的种类和措施，例如可以令其在社区通过服务劳动进行矫治，甚至可以收容教育。当前取消对“、”行为的财产罚后可以有效遏制基层一线创收执法的冲动，降低打击频度，但增加行为制裁的种类和强度后必然增强打击力度，可以有效遏制恶性发展势头，同时也释放了警力。

诸如此类的例子不再赘述，总之要通过提升立法技术的途径来提升一线执法质量，从源头上解决执法规范化问题。

三、正确处理与《刑法》、《民法》的衔接关系，构建更加和谐、科学的法律体系

一般来讲，办理治安案件要熟悉治安管理类的法律法规结合《民法》下研判，但掌握《刑法》很关键。由于社会不断动态发展变化，构建一个层级合理较为科学的法律责任体系相对困难，在一体化的违法责任视野下，哪些事项由民事法律调整，哪些由行政或刑事法律调整，必须注重社会发展变化需求和基本的人权保护及兼顾公权力的介入的深度和广度。

（一）与民事法律的衔接

《治安管理处罚法》能与民事法律相衔接的方面主要在侵权责任、监护责任、抚养赡养义务、家庭关系等领域。一般情况下公权力不宜过多的介入民事纠纷等私力救济可以解决的领域，但随着我国民事纠纷领域的暴力倾向性、危害程度的不断升级，加之民事纠纷矛盾解决机制供给不足和不能，警察强制力需要在当前形势下适度介入，例如在医患矛盾、家庭暴力等本属于民事领域，但如果没有一个应急解决机制很容易矛盾升级，最终还得公安机关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公安机关可以适当提前介入预防，调解机制必不可缺，从现行“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角度我们现在需要对“治安调解”进行扩容和扩张解释，以便更好的与民事法律相衔接。也就是说需要扩充管辖权的范围，把目前警察在社区警务战略中的矛盾排查化解工作的民事调解纳入预防性的治安调解范畴，把实际工作中已经延伸的调解工作内容给与法律确认，让社区民警的调解工作和警民联调工作于法有据，体现国家的行政建构能力，综合化解社会矛盾，提升治理水平。但这一改造需要把“治安调解”放在总则部分，而不是具体办案程序环节，调解则成为一种含事前预防性的，贯穿公安机关裁决涉及私益性纠纷的一种管理服务措施，同时具备事后的社会关系修复重建。这样可以避免机械执法，促进警民关系和谐。这是改造现行治安调解范围的思路，如果行不通可以考虑适当扩大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范围，即把原来民事法律调整的行为同时规定为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例如，家庭暴力、具有监护或安保义务的非家庭成员虐待等，公民可以选择走民事侵权还是报警，这样在民事纠纷领域调整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范围等于自然扩大了治安调解的范围。但无限扩大或过度扩大违反治安管理行为范围的路径并不可取，例如，“侵占”是否应该纳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如果基于保管合同的“侵占”纳入，那么借用、借贷纠纷呢？所以，是选择采用扩大治安调解的外延还是选择扩大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内涵的路径值得进一步商榷。

（二）与刑事法律的衔接

抛除较为纯粹的“秩序犯”，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各种“违反治安管管理行为”与《刑法》规定的一些“犯罪”存在着高度重合或相近，需要解决其衔接问题。也就是公安机关自己在行政与刑事执法领域存在的“两法”立法和具体适用两大环节的衔接处理问题。前辈们曾经提出很多解决方案，例如裴兆斌曾详细研究了二者的冲突与衔接对策。建议本次修法注意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针对名称、罪名相同的行为以刑事立案标准为阀门和阈值进行动态调整，把其交给刑事政策调整，保持二者的张力与弹性；针对刑法修正案修改后的缺位，特别是民生立法视野下的环境资源、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行为应该立即完善补充到位。例如2011年5月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八）中修改了环境资源类犯罪的入罪门槛，取消了结果要件，变成了行为犯和情节犯，入罪门槛改为行为“情节严重”，反映了国家实施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意图，体现了立法者更加严厉的打击环境资源领域违法犯罪的本意。建议《治安管理处罚法》要有所作为，跟进制裁种类和措施，对情节达不到严重标准的非法采矿、破坏环境等行为进行规制，应把参与非法采矿的直接主体（雇工、运输者、盗掘者）纳入行为罚（拘留、护林区社区矫正等）的处罚对象。环境污染领域可以结合现有法条投放危险物质、固体废弃物等补充扩展完善。食药品领域也应该对单位违法和直接参与者进行立法规制。这样可以促进国家战略在日常治安管理和其他行政机关的日常执法中联合贯彻落实到位，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参考文献：

治安管理法篇7

一、本办法所指小区是公司管内由我段行使物业管理职能的铁路生活小区。

二、本办法所指小区治安保卫工作由我段归口管理部门归口管理。

三、管理机构及人员配置。

⒈铁路小区治安保卫工作由我段负责择优委外管理，即通过发包程序签订委外合同，委托专业保安公司管理。

⒉外委保安公司根据合同条款规定负责保安人员的配置、聘任、和解聘工作。

⒊我段归口管理部门根据合同规定对小区保安人员工作行使监督、检查和考核等管理职能。

四、保安职责。

㈠门卫职责

⒈严格遵守值班纪律。做到坚守岗位，着装整齐，文明执勤，热情服务。

⒉严格执行来访登记制度（附件1）。非本小区住户出入小区必须查验有效证件并登记，必要时对可疑人员进行询问，排除疑虑方后可放行。小商小贩、乞讨人员、盲流禁止进入小区。

⒊严格执行门卫安全检查制度。发现非法持有管制器械、雷管炸药及剧毒、腐蚀物品者，严禁进入小区，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携带猛犬和可能造成人身伤害的宠物者不得进入小区。

⒋严格执行机动车辆出入登记制度（附件2）。进入小区的机动车（含摩托车）应登记车牌号码、进入时间、车主（或司机）姓名，并发放临时停车牌。车辆离开时应查验并收回停放牌，记录离开时间。出租车、摩的、牲畜动力车及农用拖拉机严禁驶入小区。

㈡巡查员职责

⒈开展治安防范宣传教育，落实小区治安保卫制度和治安防范措施；

⒉根据需要，查验可疑人员证件，检查可疑物品和车辆；

⒊在小区范围内进行治安防范巡逻和检查，建立巡逻、检查和治安隐患整改记录；白天巡查不少于5次，夜间巡查不少于4次，其中，零点后不少于3次；

⒋维护本小区内部的治安秩序，制止发生在本小区的违法行为，对难以制止的违法行为以及发生的治安案件、涉嫌刑事犯罪案件应当立即报警，第一时间帮助群众抢救生命、财产，并采取措施保护现场，配合公安机关的侦查、处置工作

⒌调解发生在本小区内部的矛盾，制止纠纷，防止矛盾激发升级。对小区内妨害他人正常生活、有损社会风尚以及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当行为及时提出警告和予以制止，必要时向主管部门报告。

⒍督促落实小区内部治安防范设施的建设和维护。

五、监督和检查

⒈保安人员自觉接受业主、住户的监督。监督电话：65147。

⒉由我段归口管理部门组织人员对各小区治安保卫工作开展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抽查。

⒊检查和群众监督、举报发现的治安保卫问题、隐患，由段归口管理部门汇总，形成书面整改通知书（见附件3）送达保安公司，由保安公司负责落实整改。

六、考核

㈠考核对象

⒈由群众监督举报并经我段调查核实有违纪或不当行为的；

⒉值班、执勤期间因工作失职导致发生治安问题，给群众人身财产安全造成损失的；

⒊检查和抽查中发现工作中不履行岗位职责的。

㈡考核标准（见附件4）

㈢考核办法

⒈由我段根据已经核实的考核事实，形成考核通报抄送保安公司，由保安公司考核责任人员。

⒉由段财务根据每月考核通报，从保安公司工资总额中直接减除当月考核金额。

七、本办法自二六年九月一日起实行。

附件1：

铁路生活小区人员来访登记簿

年月日值勤门卫：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

来访时间

简单事由

探访人

探访人住址

离开时间

备注

1

刘××

000000000000000000

9：30

访友

李××

1栋701

12：30

附件2：

铁路生活小区汽车出入登记簿

年月日值勤门卫：

序号

车主（或司机）姓名

车牌号码

车种

进入时间

停车牌号

离开时间

车牌交回

备注

1

刘××

湘h000000

汽车

9：30

0000

10：20

√

附件3：

治安隐患整改通知书

益xx[2006]000号

保安公司：

经发现，由你公司担当治安保卫的铁路生活小区存在如下治安隐患：

1.；

2.；

3.；

4.；

5.；

请你公司于月日前整改完毕。

（公章）

年月日

附件4:

益阳水电房建段铁路生活小区保安人员考核标准

类别

项目

单位

考核

标准

事故、案件责任追究

1.因工作失职导致小区发生重伤以上人身伤害或5000元以上财产损失

件

500

2.因工作失职导致小区发生轻伤以上人身伤害或1000元以上财产损失

件

200

3.小区内发生刑事案件，未及时发现、报告和采取措施保护现场

件

200

4.小区内发生治安案件，未及时报告和采取措施

件

100

5.小区内（公共场合）发生矛盾纠纷，未及时调解造成矛盾升级

件

50

6.小区内发生火灾、爆炸事故，未及时报告和组织救援

件

200

岗位职责

7.未按规定着装，夜间巡查不携带器械、工具

次

10

8.执勤时迟到、早退、离岗、睡觉、做与工作无关的事

次

10

9.对闲杂人员、叫卖商贩进入小区不阻止、不清理

次

10

10.外来人员进入小区不查验证件和登记

次

1011.出租车、摩的、农用车、畜力车进入小区不制止、不清理

辆

10

12.对进入小区的车辆不登记、不发停车牌

辆

10

13.巡查次数少于规定次数，或巡查不认真，走过场

次

10

14.任由猛犬和可能攻击人的宠物在小区内放养，不制止

只

20

15.小区内有人携带管制器械、危险物品发现后不予以制止和警告

件

30

检查

、

监督

16.未经获准乱收费用

10元

50

17.未按规定填写人员、汽车出入纪录

项

10

18.发现故意损坏公共设施、设备不制止、不警告

件

20

19.态度粗暴、野蛮执勤

治安管理法篇8

题目：论《治安管理处罚法》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分校（学院）：XX分校

专业：法学

年级：17春

学号：XX

姓名：XX

 

论《治安管理处罚法》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于2005年8月28日由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务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于2006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该法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条例》施行近二十年来的经验，结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治安方面出行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及随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进程的进一步深入，对公安机关依法行驶职权提出了新的要求，他的颁布实施标志着公安机关在新时期办理治安案件及处理相关治安问题上有法可依，对防止和纠正不当违法的行政行为，规范和保障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依法履行治安管理职责，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进一步完善办案程序，增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法治文明建设与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它是一部遵循法理、适应国情，以人为本，尊重人权，有操作性、有创新性的行政基本法律，当然作为一部法律，其在实施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关键词：治安管理处罚法    问题     对策

一、产生的背景及其概念：

（一）、产生的背景：

    在1986年来，新出现的需要给予治安管理处罚行为越来越多，特别是1997年新刑法修改后，刑法增设了大量新罪名，对其中尚不够刑事处罚而又属于治安管理范畴，需要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行为，因没有法律规定，在实践中处罚无据，给公安机关有效履行治安管理职责，有效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带来了很多困难。同时随着我国行政立法工作的不断加强，消防管理、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居民身份证管理等已经单独制定法律，这些法律设定的行政处罚大大超过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的内容。

（二）、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本质和目的

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规范和保障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依法履行治安管理职责，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

（三）、管理的范围和颁布的时间

对扰乱公安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05年8月28日通过，自2006年3月1日其施行。

（四）、不断的修改完善

根据2012年10月26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通过、2012年10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主席令第67号公布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决定》修正，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作如下修改：将第六十条第四项修改为“被依法执行管制、剥夺政治权利或者在缓刑，暂缓监外执行中的罪犯或者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人，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的监督管理规定的行为。”

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一）、处罚种类设定不严紧。

    《治安管理处罚法》设定了警告、罚款、行政拘留、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对违反治安管理的外国人，可以附加适用限期出境或驱逐出境的处罚。所以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人只能实施上述几种行政处罚措施，然而在第一百一条中出现的“被决定给予行政处罚的人交纳保证金，暂缓执行拘留，逃避行政拘留处罚的执行的，保证金予以没收和上缴国库，已经作出的行政拘留处罚决定仍执行”。我认为没收保证金的行政行为就是一种新的行政处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六条之规定，责令犯罪嫌疑人为保证其不妨碍、不逃避刑事诉讼活动而交纳一定数额的现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之规定，犯罪嫌疑人在取保候审期间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安机关应当根据其违法行为的情节，决定没收保证金的一部分或全部，并且区别情形，责令其具结悔过、重新交纳保证金、提出保证人，或者变更为监视居住、提请人民检察院予以逮捕。对于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保证金数额可以参照刑事诉讼法中的有关情形，根据案件情况、性质、情节、社会危害性综合考虑保证金的数额。

（二）、以收缴的方式处理一些违禁品或一些作案用具、工具。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一条规定“办理治安案件所查获的毒品、淫秽物品等违禁品，赌具、赌资，吸食、注射毒品的用具以及直接用于实施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本人所有的工具，应当收缴，按规定处理。”但我认为应当予以没收。因为没收和收缴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一种行政处罚措施。后者不是行政处罚，其含义是缴获、接收，起着一定的证明作用，其实两者都是将查获或缴获的东西都不再返还给违法嫌疑人。例如，在2018年8月24日20时许，民警在工作中发现绳某某非法携带一把管制刀具到某地，后被查获，对于查获的刀具，公安机关根据有关的规定，对其所携带的管制刀具予以没收，开具没收收据。

（三）、没有设定没收违法所得的行政处罚。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有一百多种违法行为，许多违法行为存在着涉及违法所得的问题。如，以盈利为目的的为提供条件、出售淫秽物品、买卖罂粟、容留他人卖淫等违法行为，这些违法行为都将获取一定的所得。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没有对获取所得作出相应的规定。随着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实施，公安机关在办理存在违法所得的治安案件中，对违法所得应当如何处理将面临一个实际存在的现实问题。因此，对违法所得的处理应当予以明确。

（四）、“黄、赌、毒”处罚力度与违法治安管理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不相当。“黄、赌、毒”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性比其他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都要大，且一直都是公安机关严厉打击对象。治安管理处罚法对“黄、赌、毒”扩大了这类违法行为的处罚范围，但对这类违法行为的处罚罚款数额却没有提高，保留了原条例中的3000元至5000元的罚款数额额度。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涉及毒品的违法犯罪活动越来越多，世界各地都以打击毒品犯罪活动放在首位，中国也不例外。由此看来，毒品的社会危害性远远大于色情和的社会危害性。然而治安管理处罚法却忽视了这个问题，对“毒”的处罚力度明显小于“黄、赌、毒”的处罚力度。2015年5月21日，蓟州区东赵各庄镇上窝头村王学征吸毒，王学征吸毒后出现了幻觉，身称有人要毒害他，还控制他的手机，精神非常亢奋，情绪激动，用折叠刀将自己腹部和左大腿扎伤，血流不止，后来在民警和医生的及时抢救下才脱离生命危险。

二、出现问题的原因： 

     第一、这部法律的宣传力度不够，存在着盲区，尤其是在流动人口和农民工中宣传还不到位。我国农村人口接近9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70%，关注农村、关心农民工、支持农业发现，让农村稳定、农民增收，农业增长，是关系到国泰民安、国家富强的治安战略，提高农民工的法律素质，普法到个人，是全民依法治理工作的基础工作和基本要求，根本目的是为农村基础民主法治建设添砖加瓦，农民工法律意识淡薄、自学能力差，文化水平低，农民工的法律素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不一致，导致农民工懂法、用法、学法的人员叫少，都是制约着法律普及的因素。

第二、公安干警的整体素质有待提高，法律知识学习不足，存在着随意执法的问题。公安民警作为执行《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主体，必须要懂法、学法，灵活掌握法律，要依法依规执行法律，在执法的过程中会有个别民警法律意识不够，思想政治纪律不牢，存在着刑讯逼供，暴力执法，执法程序不合乎法律法规规定，违反办案程序，超越职权范围，在基础派出所我们经常能看到一名民警带着辅警出警，执法人数和执法主体身份不相符的现象，这就极易会出现冤家错案的发生，违反了制定法律的本质目的。面对人民群众反映的问题不及时受理调查，对于人民群众的求助不能及时的予以帮助，存在着推诿扯皮现象的发生。

第三、各个执法部门的协调配合应进一步加强，司法所与派出所、治保会、综治办等协调配合不到位，大量民间纠纷集中在公安机关，增大了基础派出所的的工作量。近年来，基层一线民警牺牲最主要的原因已经不再是暴力伤害了，而是猝死和抑郁症，且牺牲年龄呈越来越年轻的趋势。基层一线，已经成为警察心中忘而生畏的“地狱”，熬夜家常便饭身体最差、直接和群众打交道风险高、干活最多挨骂最多，据统计，2018年8月23日至9月2日，短短十天，基层派出所已经有五民警察累死在工作岗位上【1】。日常的琐事和杂事充斥着我们基层民警，导致我们民警应接不暇，该管的没有管好，不该管的也没有处理好的局面，许多群众思想中有一个错误的认识“有困难，找警察”是一条万能的法宝，认为警察什么事情都能解决，国家有许多部门，每个部门都应该各司其职，认真做好自己的本质工作，各个执法部门配合不到位，互相推诿扯皮，导致公安民警工作量加大，工作效率有待提高，法律的贯彻执行出现障碍和阻力。

第四、处罚年龄存在不适合社会发展。近年来，公安部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公开征求意见稿）》，其中将行政拘留的执行年龄从16周岁降低至14周岁。也就是说，一旦相关条款获通过，行政拘留将可对14至16岁年龄段的未成年人执行处罚了2016年8月，广东清远英德市公安机关打掉一个组织操纵未成年人攀爬入室盗窃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46名，团伙中有未成年人20多名，最小的年仅14岁。这些未成年人直接参与作案，有专人操纵、培训，教他们如何行窃，成年人则坐镇幕后。根据现行《刑法》规定，对于那些已经满14周岁的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只要他们的违法还没有达到涉及“故意伤害致人重伤”等重罪之前，就不能采取任何的刑事强制措施；但等到真的达到了，已然大错酿成。从行政拘留到“刑事重罪”之间缺乏必要的过渡。

三、预防的相关对策：

（一）、通过各种途径加大宣传力度。

我们应该强化措施，进一步加大对《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学习宣传力度。采取多种形式和有效措施，加强对《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学习和宣传，尤其是执法者作为执法的主体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做好表率，带头学习、带头执行、带头宣传，确保依法行政、公正执法。长期以来，老百姓整体的法律素养意识并不强，这就需要整个社会加大法律宣传力度，全社会营造学法、用法的良好氛围，要采取集中学习和自学相结合，辅导培训和座谈会讨论相结合，阶段学和经常学相结合，使每位执法执法者学懂弄懂，自觉遵照执行，同时还要加大对外宣传力度，把宣传《治安管理处罚法》与普法结合起来，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使全社会重视和支持公安工作，要必须贴近农民工的实际情况和实际需要，有针对性的进行宣传。

（二）、我们应该强化教育，进一步抓好素质教育建警。

要把队伍建设纳入公安工作议事议程。通过开展法制教育，使广大民警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遵守《五条禁令》，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服务宗旨，增强服务意识、勤政意识、道德意识和依法执法意识，从思想上彻底解决好“为谁执法，为谁服务”的问题，不断提高公安民警的政治觉悟，公平、公正、文明执法，树立人民公仆的形象。要开展经常性的大练兵比武活动，一警多能，努力提高公安干警的法治水平和办案能力。要把那些热爱公安事业的优秀专业人才充实到公安一线，提高公安队伍的整体战斗力，为创建平安县市提供法律保障。例如：天津市公安局关于从严治警八项铁规铁纪，一是，严禁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二是，严禁为违法犯罪活动提供保护；三是，严禁欺上瞒下、弄虚作假；四是，严禁以警敛财、私设“小金库”；五是，严禁工作懈怠、推诿扯皮；六是，严禁跑官要官、买官卖官；七是，严禁诬告陷害他人；八是，严禁隐瞒违纪问题线索。天津市公安局的这八项铁纪值得推广和学习，符合关于“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十六字方针【2】。

（三）应强化联动机制，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

要把行政执法机制建设作为文明执法、公正执法的重要保证，作为提高案件质量的基本保证。要不断完善办案人员案件评查机制，使任务明确化、监督经常化、责任具体化、行为规范化，要通过完善和创新制度，强化监督，不断提高执法质量，规范执法行为。对违反《治安管理处法》的行为处理要稳、准、严，杜绝以罚代拘，该罚不罚，该拘不拘现象的发生，要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防止重大治安案件的发生，为创建平安市县发挥应有的作用。

（四）我们应该强化服务意识，进一步维护社会稳定，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要以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主旨。在广大公安干警中牢固树立起大局意识，处理好执法和服务的关系，增强全局观念，克服单纯执法，片面执法的弊端，灵活运用这部法律，使公安机关执法围绕服务大局，在思想上始终与党和政府保持一致，在执法上始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我们的政府要协调公安、司法、综治和基层调解组织密切配合，部门联动，明确职责，使民间纠纷得到分流，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减轻基层派出所的工作压力，保持社会稳定，为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经济增长作出积极的贡献。2018年9月7日，新华社受权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包括人民警察法（修改）在内的116件各类立法项目列入立法规划。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项目分三类，一类项目69件，即条件成熟、任期内拟请审议的法律草案；二类项目47件，即需要抓紧工作、条件成熟时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三类项目是立法条件尚不完全具备、需要继续研究论证的立法项目。治安管理处罚法（修改）、刑法修正案、刑事诉讼法（修改）等系列为一类项目；人民警察法（修改）、道路交通安全法（修改）、看守所法等列为第二类项目。从1988年起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每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都编制立法规划，统筹安排五年任期内立法工作。立法规划还明确了立法项目的提请审议机关或牵头起草单位【3】。

（五）、尽快完善关于年龄限制的规定。一些人认为，行政拘留执行年龄的降低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一些治安“难题”，并对近年来备受社会关注的校园欺凌行为起惩戒作用。一些人则表示，降低未成年人行政拘留的执行年龄应慎重，该处罚方式对青少年违法行为“治标不治本”。此次公布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公开征求意见稿）》第二十一条取消了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法》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未成年人不适用行政拘留处罚的限制性规定，同时将初次违反治安管理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的年龄范围从之前的“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修改为“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对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未成年人的治安违法行为不能不加强管控。但管控的真正合理有效的办法不是行政拘留处罚，而是加强监护。结合原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一条，即增设“监护督导制度”，其规定可以是：“不满十四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但是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六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依法处罚或不予处罚后，也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的，应当书面说明该未成年人违法的具体原因、监护不当之处、进一步违法犯罪的风险及责任、如何加强监护的具体措施等情况。必要时，可以责令监护人参加相应的教育培训。

 

四、结语：

《治安管理处罚法》是一部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较之原《治安管理处罚法》，从国家管理社会治安的目的与需要出发，扩大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范围和领域，注重与相关法律法规的协调，加大了处罚的力度，规范了执法程序，规范了公安机关民警的执法行为，注重和尊重保障人权，体现了出其以人为本，关注民生民意的立法理念。具有宽严更适度、程序更严格、处罚更规范、监督更有力的特点。对于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规范和保障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职责起到了巨大了作用。《治安管理处罚法》实施以来，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但是对公权力的规范和公民权利的保护在制度设置以及实施当中仍存在不少问题，有待于在今后的执法实践中不断修正，日臻完善。

 

参考文献：

【1】------人民公安报。

治安管理法篇9

关键词：治安管理处罚法；问题；完善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的颁布实施，对于维护社会治安，保障公共安全，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对公安法制建设和治安管理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一方面，有利于公安机关依法实施治安管理，查处各类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与旧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相比，《治安管理处罚法》无论是在立法技术还是总体结构、内容等方面均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该法作为一部涉及内容十分广泛、集实体法和程序法为一体的法律，在立法和有关执法解释上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疏漏，在该法正式实施以来，公安机关在执法当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治安管理处罚法》在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006年3月1日起施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实施治安管理处罚的重要法律依据。该法不仅充分考虑到建设和谐社会的现实要求，而且体现了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法制精神。但是，该法在实施多年以来，也暴露了不少问题，具体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未引入限制人身自由的听证程序

我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这表明对于比较严重的影响当事人权力的行政处罚，应当告知当事人听证的权力，以达到使具体利害关系人通过听证程序参与行政行为，使其直接与行政主体对话、协商解决利益冲突，使行政行为公开化，最大限度的保护当事人的利益，从而使处罚更公正。但是，纵观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却并没有将拘留这一严重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处罚列入听证的范围，这不能不说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一大不足。对于公民来说，自由是最宝贵的，也正因为如此，我国法律明确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只能由法律来设定，其他任何行政法规或规章都无权设定。毫无疑问，相对于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执照、较大数额罚款处罚来说，拘留的处罚更重。因此，该法未将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引入听证程序，是一大问题。

（二）警察的自由裁量权过大

治安处罚权是公安机关的的专属权利，主要由警察来实施。公安机关在行使治安处罚权时，也无可避免的会行使自由裁量权。事实上，现代国家没有哪项行政权的行使能够完全消除自由裁量，适当的自由裁量权可以充分发挥行政机关的能动性，有可能使个案正义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但是，从《治安管理处罚法》可以看出，该法并未对警察对违法行为人进行处罚方式、幅度、程序等进行明确的规定，各个部分都不可避免的有自由裁量权，而且明显的过大，不易控制和监督，警察的自由裁量权过大，极易导致滥用行政裁量权的情况出现，导致虽然是在其职权范围内行使，但权力行使的出发点、目的都与法律规定的精神相违背，这必然会对处罚相对人的权利造成损害，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执法监督操作性相对较差

公权力的行使必须受到有效的监督，最大限度地防止滥权和腐败现象的产生，但有效的监督需要完善的法律规定才能依法控制。《治安管理处罚法》设立了专章来执法监督制度，但却并未规定执法监督的主体、监督手段、措施等具体的操作内容，也未规定相应的保障措施。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

"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办理治安案件，不严格执法或者有违法违纪行为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向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行政监察机关检举、控告；收到检举、控告的机关，应当依据职责及时处理。"但该法对"及时"的时限、不及时受理与处理应如何追究责任、不予受理是否应向举报人或控告人说明理由等规定却并不明确。而且在这条规定中，监督的主体虽然很多，但谁来监督的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如公民进行申诉，向哪个部门申诉更快捷有效？接受申诉的程序是什么？发生警察违法时，如何及时纠正和给予什么样的处罚等，法律规定依然不明确。

二、完善《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建议

（一）确立拘留处罚前的听证程序

确立拘留前的听证程序对于规范公安机关的执法行为，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我国的治安处罚应该确立拘留处罚前的听证制度。自由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行使和享受其它权利的基础。我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这充分体现了自由是公民的最基本的权利。而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是最严厉的处罚，一旦处罚错误，其后果是不可逆的，因此必须慎重，必须严格规定处罚的程序，以使处罚尽可能的公正，在进行拘留处罚前告知当事人听证权，可以使处罚权力人充分听取各方的意见，最大限度的保障当事人的权利，如此做出的处罚才是公正合理的。同时这也符合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要求，同样也是行政处罚公开公正原则的要求。

（二）加强对警察自由裁量权的控制

所有的自由裁量权都可能被滥用，这仍是个至理名言。因此，必须加强对警察自由裁量权的控制。首先，在立法上进行控制。处罚的幅度、范围尽量在立法中明确，通过立法缩小自由裁量权。对于法律条文则尽量明确具体，减少弹性条款。其次，行政机关内部控制。通过体制内的各种力量管控公权力的任意行使，如裁量基准，它是一种确定裁量权如何具体行使的规则，其是以行政自我约束的方式实现裁量空间的一种制度模式，能够有效的控制裁量权。再次，定期对警察进行培训，不断提高警察的素质。通过对警察进行培训，使警察提高执法能力，以便更准确高效的执法，同时也可以减少同案不同罚的现象的发生。此外，由于我国地域辽阔，东部沿海和西部山区差异巨大，因此，各地区也要根据各自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找准自己的平衡点，在不违背立法目的的情况下，结合自己的情况，对《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解释，以便更好的在当地适用，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警察的自由裁量权进行控制。

（三）细化监督程序，强化执法监督

公权力是人类为应付外部世界的挑战和协调内部关系，维持自身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然而，公权力一经产生，又极易导致滥用和腐败现象的产生。因此，对于公权力不仅要涉及它产生和运作的机制，还必须强化对公权力的监督机制。在各种公权力中，行政权与公民的权利有着最直接、最广泛的联系，行政权力的滥用，最容易给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益造成损害，也最容易产生权钱交易等腐败想象。所以，对于警察权力等行政权力的监督、制约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将警察权力运作程序化，既方便公民寻求法律的保护，又能有效解决警察权力运用中存在的腐败、滥权和低效率等顽症。监督程序的完善可以通过公安部以人民警察行为规范的方式予以规范，也可以通过行政解释的方式予以确认。公安机关应坚持"谁主管、谁负责；谁执法、谁办理；谁签字、谁负责"的原则，建立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加强对办案民警的法制教育培训，着力提高执法理念和执法水平，自觉接受社会和公民的监督，杜绝特权思想，把监督措施落实到实处。立法机关还需要以立法变动的方式，对具体的监督机构、监督程序、监督权限、处罚方式等进一步规定。

参考文献：

[1]魏继华：论行政法治视野下《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不足[J]，郑州大学学报， 2007 （5）。

治安管理法篇10

现代农药，自上世纪四十年代起，发展十分迅猛，成为了现代农业不可或缺的生产资料，与农业生产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息息相关。农药的广泛应用，保护了农作物安全生长，大大减少了农产品的损失，为保障粮食安全及农副产品的供应作出了重大贡献。除草剂类的农药在我国使用后为减轻农民的劳动强度和农业的生产强度，缓解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和城镇化快速发展而造成农村劳动力严重不足的矛盾等，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农药又是现代农业的特殊投入品，其特殊之处就在于它存在着对社会对自然有毒有害的负作用，对人畜对生态环境具有更大的风险性。农药广泛大量使用，过度使用，长时期积累，使农药残留覆盖“水陆空”。

农药发展规划是否合理，农药生产经营秩序是否有序，农药产品质量是否合格，农药使用是否规范，都与农业生产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有着密切的关系。农药发展无序增长，产品及产能严重过剩，长期不合理使用，甚至过量或滥（乱）用带来一系列负作用，特别是对生态环境带来严重的负面效应，水、空气、土壤等农药残留严重，阻碍了农业可持续发展；杀伤天敌及其它非靶生物，破坏了生态平衡，引起有害生物再生猖獗；有害生物抗药性增强，加大了农业生产成本；农药残留成为农产品污染与质量不安全的重要来源之一；人畜中毒和药害事故常有发生，威胁人们的生命和身心健康。因此，一些世界组织和相关国家的科学家及政策制定者早就开始反思农药过快过多广泛用于农业的意义，重新思考农业技术、农业生产与环境的关系，并提出农业生产应该更生态，技术的运用要遵循大自然内在循环规律。

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已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和主要标志，农产品质量安全已成为人们追求的主要内容。它关系广大民众健康和农民增收、农业可持续发展及社会稳定等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因此，必须按照中央一号文件要求，以深入开展农业供给侧改革为主线，坚持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大力加强农药监督管理，切实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一要全面依法加强农药监督管理

以往，我国农产品数量严重不足，农业生产偏重抓数量而忽略了品质和质量。如今，农产品短缺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数量上的供求矛盾基本缓解。《农药管理条例（修订草案）》的通过，标志着我国农药管理工作和农药行业发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即将面临深刻调整与变革。《农药管理条例》是1997年施行的，标志着我国农药监督管理步入法制化轨道，其间于2001年进行过小幅修订。20年后，在我国农业农村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已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农业的主要矛盾由总量不足转变为阶段性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的结构性矛盾这样新的形势下，对《农药管理条例》在体制、制度、措施等进行较大幅度重要调整修订，意义十分重大。

一是将原由多部门负责的农药生产管理职责统一划归农业部门，解决重复监管、监管盲区并存的问题。明确由省级农业部门负责实施农药生产许可制度。赋予农业部门现场检查、抽查检测、调查了解、查阅复制有关资料、查封扣押产品及相关设备材料、查封场所等手段。增加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的有关专家为农药登记评审委员会组成成员。改革农药登记试验管理制度，由农业部认定登记试验单位，新农药登记试验由农业部批准，其他报省级农业部门备案。还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部门要定期开展农药生产、销售、使用情况调查。

二是对农药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强化主体责任。建立进销货查验、质量检验等制度，增设农药废弃物回收制度、农药使用事故报告处理制度以及农药应急管理制度。明确生产经营者对农药安全和有效性负责，要求健全农药质量安全可追溯制度和农药召回制度，及时召回有严重危害或较大风险的农药。加强了农药标签的管理，规定限制使用农药的标签要标注“限制使用”字样和限制要求，用于食用农产品农药产品的标签应当标注安全间隔期。

三是鼓励减少农药使用量，加强剧毒、高毒农药监管。明确农业部门提供免费技术培训、鼓励专业化病虫害防治服务组织、指导轮换使用农药等职责。规定县级政府制定并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的农药减量计划。

四是加大处罚力度。对无证生产经营、制售假冒伪劣农药等违法行为在原有处罚措施外，通过提高罚款额度、列入“黑名单”等加大惩戒。明确了违法行为的处罚措施，包括责令停止生产经营，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经营的产品和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材料等，罚款，吊证等。被吊销农药登记证的，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5年内不再受理其农药登记申请；未取得许可证生产、经营农药，或者被吊销登记证、许可证，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10年内不得从事农药生产、经营活动。

二要以绿色发展理念深入开展农药减量控害行动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推行绿色生产方式，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深入推进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建立健全化肥农药行业生产监管及产品追溯系统，严格行业准入管理。

一是农药减量，从产品登记准入抓起。农药登记是一种从源头上控制农药危害的准入制度，也是目前世界各地通行的，经实践证明是最有效的农药管理手段。目前我国农药登记的有效成份660多种，各类产品登记3.5万多个，同质同成份的相同产品过多。而很多特殊作物和小宗作物所用的r药产品登记很少，无药可用和随意用药的问题突出。使得农药登记数量大而滥。因此，农药登记必须全面执行国家的相关要求和规定，加速清理同质化过剩的农药产品，提高农药登记科技含量，抬高登记准入门槛，淘汰过剩的相同产品和低质量的农药产品。严加控制风险高的农药产品，对生产和使用过程中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农药品种加强风险评估和再评价，实行农药退出机制，加快高风险农药的淘汰步伐。

二是大力控制和削减化学农药。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促进农业的发展，国家对农药事业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和物力。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农药工业发展很快，农药产量增长迅猛。据国家统计数据显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前，我国农药主要靠进口，到九十年代，农药年产量超过20f吨，2005年农药产量突破100万吨，2011年生产农药265万吨，近几年农药产量350万吨左右，是全球农药产量第一大国。目前，我国有农药企业2500多家，规模小，数量多，重复建设导致产能严重过剩、社会资源浪费。近些年，农药行业前10大企业占全国总产量的比重不到20%，前20大企业占总产量比重只有30%左右。因此，必须加紧农药生产企业的整合，彻底改变多、散、小的混乱局面；大力淘汰技术含量低，设备简陋，污染大的各类小作坊式的农药生产厂家。要加强国际和其它发达国家高毒高风险农药管理的研究。通过调整结构，大力控制和削减化学农药的产能与生产量，促进农药行业良性发展。

三是坚决执行“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大力发展“绿色植保、科学植保”。我国农药使用量随着使用范围的增加和病虫草抗药性增长而不断增加，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全国农药年使用量10多万吨，上世纪末在25万吨左右，2009年以后，农药年使用量超过30多万吨，目前，农药年使用量在35万吨左右，全国每年化学防治面积在百亿亩次左右，耕地单位面积的农药使用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也是全球农药使用第一大国。保护大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己，要彻底改变防虫要“断子绝孙”、除草要“斩草除根”、杀灭效果要“一扫光”的不科学不和谐的极端观念。不会给农作物造成重大损失的，生态环境能自我调节的就尽量不要使用化学农药；能用环保的物理方法或生物方法预防的就不要使用化学方法；增强与大自然和谐的理念，这也是贯彻落实党和政府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迫切需要。

四是加大农药经营市场整顿力度，严格实行农药经营许可制度。目前农药经营单位多而散，条件简陋，素质不高。据调查，全国共有农药经营单位35万多个，经营人员60多万，九成人员的文化程度在高中及以下学历，大多数为小学或初中生，近八成的经营单位在3人以下。乡以下主要以个体户向农民供药，农民基本上靠农药零售商推荐用药。相当多的农药经营人员“卖药不懂药，违法不知法”，不可能针对农民的防治需要而供药，更谈不上对农民进行科学、安全用药指导。还有一些生产企业擅自生产和销售国家明令禁用的农药， 随意扩大宣传农药品种的使用范围等，给农药安全使用带来不少隐患。可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国内农药管理较好的一些地方作法，强化对农药经营单位的条件审核和经营人员的资质审查，严格控制经营门店数量；对高毒农药和杀鼠剂严格实行特许经营。全面建立农药销售可追溯制度，实现对农药销售安全的全程有效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