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资料文库正文

治安治理论文十篇

时间：2023-03-19 15:52:02

治安治理论文

治安治理论文篇1

由于深度的关注，我认为有几个基本观念需要转变：

一、以公民权利保障为本。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修改并不是一次简单的修订，而是伴随社会转型的新的立法。如果立法者和实施者没有这种指导思想的转变，我们很难期望一部“良法”面世，我们也很难受到“良行”对待。

中国社会正处于重要的转型期，这是我们思考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则，只有当它与社会生活的要求相符，其才获得了“正当性”。即使对于治安管理处罚法来说，社会剧烈的变动恐怕也是引发修改的基本原因。因此，伴随中国社会转型而来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修改，同样也存在着转型问题。以我的判断，这种转型就是社会的治安管理应从“社会控制型”转变为“公民权利保障型”。

综观《条例》的规定，其中透着浓重的“社会控制”色彩，其开宗明义第一条即规定：“为加强治安管理，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制定本条例。”以“社会控制”为目的，这是“全能主义国家”那个特定年代赋予《条例》的使命。在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下，在一种“组织起来的秩序”中，治安管理具有重要地位。无论是地域限制的户籍制度，还是维护这种地域限制的收容遣送，甚至包括整个治安管理，都潜在着维护这样一种“安排的秩序”的目的。

市场经济是一种“自发的秩序”，它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即是权利交易中自发形成。国家的职能即在于确定权利交易的规则，并维持权利交易的秩序，而无需、也不应当介入权利交易活动之中，安排整个社会秩序。因此，政府的管理，包括治安管理的目的都在于权利保障。1978年以来，各项改革措施的实行正在逐步造就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主体的多元化、社会生活的多元化，以至于法律规则的多元化，我们已生活在一个多元社会之中。而对于一个已经日益多元化的时代来说，保护民众----多元主体之源----的利益应当成为其本。以此观之《治安管理处罚法》，在保障公民权利方面有了很大改进，但不尽如人意之处还是较为明显的。如果没有类型的转变，出台的法律不仅不能促进社会转型，保障社会转型，反而可能会成为社会转型的障碍。

当然，法律作为“行动规则”，我们可能更多需要关注的是其具体实施，“歪咀和尚”把经给念歪的事情也是经常发生的。以公民权利保障为本更需要成为每一个警务工作内心的理念。因此，如何将“以民为本”深植于“警心”则是我们进一步的工作。这就需要明确下列理念。

二、明确警察权力来源

以保障公民权利为本，那就意味着《治安管理处罚法》应当是一部规范警察权力之法。规范警察权力最为重要的是明确警察权力的来源。

通常认为警察权力来源于国家，是为维护社会秩序而存在。而我认为，警察权力来源于人民，是为了保护民众的权利而存在。这两种观点看似差别不大，实则有着根本区别。因为权力的来源决定着权力行使的目的，权力行使的规则与状态，为谁而行使，对谁负责。表面上看，具体的警察权力确实来源于国家，但这是警察权力的来源，却不是本源，国家权力的来源是公民，没有民众的信任和认同，政府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因此，警察权力的本源是公民。

毫无疑问，中国社会正处于重要的转型期，许多立法，包括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修订，都可以看作为转型期的社会需求。转型期的中国会有无数的变化，然而，最大或最根本的转变是这样一种观念的转换，即国家权力的来源。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始终是历史的主旋律。建立强大民族国家的诉求遮蔽了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没有强大的民族国家，也就没有民众的存在。1949年新政权成立后所建立的高度集权的体制也是基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努力。这种体制强调国家的作用，建立的是全能主义国家，权力在其中大行其道。由此所形成的观念是：没有国家，就没有民众，仿佛是“大河无水小河干”，殊不知，事物的逻辑是：大河是由小河聚集而成，因而是“小河无水大河干”。国家与民众的关系被颠倒了。

在我看来，没有认识到警察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并贯彻于警察的活动之中，是警民矛盾之所以存在最根本的原因。事实上，任何政府的存在都取决于民众的信任与认同，因此，民众的信任与认同是政府存立的基础。近代以来民主政治，学者们以“社会契约论”来解释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而现代行政法更是以“信赖保护原则”作为行政运行的政治哲学的基础。依此理论，政府的存在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公民权利的保护才是国家存在的目的。离开了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我们实在不知道为什么要有国家的存在。因此，一切国家权力皆来源于人民，它为民所有，更要为民所用。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以人为本”，即是顺应中国社会转型的要求，执政理念从“以国家为本”转变为“以民为本”。这一理念当然要贯穿于治安管理之中。

在治安管理领域强调要明确警察权力的来源，也是因为在所有国家行政机关中，警察所享有的权力是最大的。与其他国家行政机关不同的是，警察享有限制人身自由的拘留权，此次修改又增加了对“在国家机关门前静坐、聚集，拒不离开的行为”的处罚，以及违反规定进入体育馆的，强行带离现场的强制措施权，如果不明确警察权力之源，很容易造成警察与民众之间的对立。而且，相对于治安管理处罚领域，此时的民众与违法者在身份上是重叠的，因而很容易产生，因为要对公民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而在处罚适用之时对公民权利的漠视。但愿公民的权利不被立法者所漠视。我们是为了保护公民权利而立法，我们在确定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时也不应忘记对公民权利的保护。

三、对警察权力的控制

制定治安管理处罚法究竟是为了处罚违法行为，还是要规范警察权力，事关贯穿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基本精神，因此必须加以明确。

对违法行为当然要进行处罚，这是一个社会保持秩序状态所不能缺少的。因此，制定治安管理处罚法是为了处罚违法行为这没有错。但我以为，这并不是制定〈制定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目的所在，或者说不是主要目的所在。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只是一种事实需要，它取决于我们对秩序状态的认知。问题在于，当我们设定一种国家权力之后，它在保护公民权利的同时，也会对公民的权利构成威胁。因此，有违法行为必有处罚，然有国家权力也必应有对其的控制。前一方面在制定治安管理处罚法中肯定会成为立法者关注的对象，而后一方面则容易被我们所忽视。

此次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修改，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治安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警察权力得到了空前的扩大。一是处罚的范围扩大，如抗拒人民政府在紧急状态情况下依法的行政法规、规章、决定、命令的行为；在国家机关门前静坐、聚集，拒不离开的行为；扰乱社会治安、侵犯人身权利的流浪乞讨行为；扰乱大型活动秩序的行为；等等。二是处罚的种类增多，《条例》规定的处罚种类仅有警告、罚款和拘留三种，根据治安管理工作的需要，现增加了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对违反治安管理的外国人，可以附加适用限期出境或者驱逐出境。三是罚款幅度大幅提高，将对个人的罚款数额提高到50元至5000元，对单位的罚款规定为2000元至10万元。这些变化意味着警察的权力得到空前的扩展。根据有权力必有控制的“权力制衡”基本原理，相应地，对警察权力的控制也必须加强。

当然，强调对警察权力的控制并不意味着不给其权力。警察需要有哪些权力，这取决于事实需要，也就是根据公共安全、公共秩序的要求。控制权力所强调的是：在赋予权力的同时必须要有必要的制约。在规范警察权的行使方面，《治安管理处罚法》明显加强了对警察权力的控制。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规范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行政法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对于自由裁量而言，当法律规定过于笼统、含混，那就意味着为任意裁量留下可乘之机。由此看来，《治安管理处罚法》多处对拘留、罚款在一定幅度内细分就具有着控制自由裁量权的意蕴。尤其是治安处罚的比例原则（治安管理处罚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序相当）、公开、公正和保障人权原则，以及惩教结合原则（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更是潜在着对自由裁量权的制约。

二是治安管理处罚程序。程序之于规范行政活动的意义渐被人们所认识。这一点也为《治安管理处罚法》所体现。相比于原《条例》。《治安管理处罚法》在处罚程序方面明显改善。无论是检查时出示工作证件和检查证明文件，履行表明身份的义务，还是调查时对收集证据的要求，“以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不得作为处罚的根据”，乃至于公安机关告知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有权陈述和申辩，公安机关必须充分听取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的意见、且不得因陈述、申辩而加重处罚的规定，都是处罚程序正当性所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听证程序的引入，将处罚决定的作出建立在听取利害关系人意见的基础之上，这是现代正当行政程序的不二法门。

治安治理论文篇2

［关键词］新时代；文化安全；思想政治理论课

文化安全是“人们所认识到的自身所处的国家的、民族的文化特征和价值观念在国际化浪潮中不会被同化或者消失所抱有的心理安全感”［1］28，“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更加注重以文化人以文育人”［2］27，文化是国家民族发展的延续，将文化安全教育融入思政课中，是时展的必然趋势，是培养时代新人的文化支持，更能强化大学生的文化自信。

一、新时代将文化安全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必要性

（一）融入文化安全教育是思政课培养时代新人的必然要求

“兴文化，育新人”。优秀传统文化是思政课铸牢时代新人的“根”。在多次讲话中注重凸显传统文化优势，以引经据典的形式阐明思想，立足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以关于文化重要论述作为指导思想，逐步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教材中，并不断实现文化安全教育由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变，切实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认同感。革命文化是思政课激励时代新人的“志”。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集中展现了共产党的精神风貌和卓绝意志，思政课要找准革命文化与大学生精神需要的契合点，凸出红色文化底色，引导大学生内化为努力奋斗的标识，外化为奋发向上的学习自觉，充分发挥革命文化的激励作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思政课培育时代新人的“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真实写照，极具真理性与科学性，思政课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育人，为大学生认识、掌握时展规律提供依据，能让大学生充分体会到勇立潮头的社会责任感。

（二）融入文化安全教育是思政课提升大学生文化自信的重要一环

“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3］融入文化安全教育能进一步提升大学生的文化自信。文化安全教育包含对历史文化的去粗取精、对当代文化的凝练升华以及对未来文化的创新延伸，既要宣扬优秀文化又要谨防外来不良文化侵袭，通过文化安全教育可以提升大学生的文化素养与文化危机意识，进而转化为精神高度上的文化自信。大学生作为未来文化强国的建设者，必须对中国文化做到高度自信，才能有力抵制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对外充分展示中国文化魅力。面对疫情这场大考，党带领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这场疫情防控的背后折射出了“重义轻利”“命运与共”“我将无我”等中国特色伦理文化，凝结的抗疫精神是中国精神的体现，更加凸显中国各民族平等、团结，以及“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包容情怀，真正彰显了东方文明大国的责任担当。这是思政课文化安全教育的时代素材，也是提升文化自信的新表现。

二、新时代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文化安全教育的措施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亲和力，注重文化话语表达形式。大学生对思政课所讲授的意识形态多停留在理论形式之中。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文化视觉化的受欢迎度逐渐超越文化文字化，思政课应注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感性表达方式，以影片、漫画、音乐等喜闻乐见的形式加强大学生切身感受，拉近与大学生的心理距离，引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意识形态导向。构建意识形态话语权要体现时代引领性，正确引导大学生树立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由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凝炼而成，是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创造的伟大成果。思政课要鼓励大学生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作出优秀文化作品。只有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转化为中国化的话语形态，才能引导大学生积极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才能被广泛认可。

（二）提升文化安全视域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

完善教学内容是提升思政课教学质量的基础，文化品质是完善教学内容的重要旨归。文化品质蕴藏于各种优秀文化现象中，是经过五千多年优秀文化凝聚而成的价值规范与思维观念，影响着大学生的个人品质与气度，恩格斯指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4］120提升文化品质就是为了营造良好的授课环境，要想培育更高层次的时代新人，必须不断丰富思政课的文化品质，使文化发挥出应有的育人功效。一要优化校园文化环境。校园文化为思政课教学塑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对提升大学生文化素养、陶冶情操具有重要的感染作用。要将开展校园文化活动与进行思政课课堂教学并重。二要优化社会文化环境。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是推动大学生发展的精神力量，能够提升大学生的自主竞争意识，思政课要基于大学生的文化诉求利用网络传媒及大众舆论寻求正确的文化表达，弘扬时代主旋律。三要优化家庭文化环境。优良家风家训为大学生道德文化素质的培养奠定基础，思政课具有传播与传承优秀文化的作用，要深入挖掘契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契合大众需求的精华内容，将其融入到思政课中，这是对思政课文化厚度的升华，也为家风传承提供有效载体。四要协同建立学校、社会、家庭三方育人机制，形成思政课文化教育合力。

三、结语

“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5］思政课教师作为课堂引导者，面对文化安全教育问题，要坚定政治立场，提升自身文化修养，正确引导主流文化与亚文化。要开拓国际视野，要讲好中国文化故事，凸显中国文化底蕴。要切实做到爱岗敬业，充分发挥育人工匠精神，深入挖掘优秀文化中所包含的精神底蕴、价值观念，发挥学术专长，推动文化的创新性发展。要创新教学方式，推进“课程思政”改革，“网络授课的最大特点是可以将最新的信息传送给学生”［6］60，要建立思政课文化安全网络教学资料库，打造文化安全网络课程，形成全方位的“大思政”育人格局。

［参考文献］

［1］潘一禾．文化安全［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

［2］郑萼．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增强师生文化自信［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7（10）：27－29．

［3］．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光明日报，2017－10－28．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N］．人民日报，2019－03－19．

［6］董一冰，孙月婷．澳大利亚“自主学习”教学模式对思想政治教育课堂教学的启示［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59－60．

治安治理论文篇3

关键词：延安；红色文化资源；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功能

中图分类号： G642.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1）01－0072－03

2010年5月13日，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研修班全体学员座谈时，提出“努力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成为大学生真心喜欢、终生受益、毕生难忘的优秀课程”［1］。为此，我们深感作为一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责任的重大，义不容辞，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地处革命圣地，更应该承担起这份重担。因此，我们建立了“延安红色文化”实践教学基地，充分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加强对于大学生进行实践性教学环节，努力为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成为一门大学生真心喜欢、终生受益、毕生难忘的优秀课程，尽我们一点微薄的力量。

一、对延安红色文化的解读

要把握延安红色文化的内涵，首先还得从文化、红色文化谈起。关于“文化”一词在《辞海》中表述为，“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2］当然，这里讲的文化是从广义的角度而言的，是指文化资源包含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这两种表现形态。

红色文化是我国文化现象中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就广义的角度上而言，所谓“红色文化”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的解放与自由，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中国的历史过程中的文化现象。具体说来，它包括革命时期的井冈山文化、长征文化、延安文化、太行文化，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大庆文化、“两弹一星”文化、“九八”抗洪文化、“5.12”抗震救灾文化，以及反映这些文化的遗迹、文物、具体事件、纪念馆、博物馆、烈士陵园等等。就狭义而言（本文讲的红色文化是从狭义的角度而言的），红色文化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革命精神及其所遗留的纪念地、标志物。当然，红色文化资源又包含了精神和物质两种形态。红色文化的物质形态形象直观，在推动资源开发、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红色文化的精神形态以其所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民族文化遗产革命时期形成的文艺和民间习俗为核心，内涵丰富，有着更加巨大的开发空间和潜力。因此，所谓延安红色文化资源，是指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起到延安全境解放期间，在延安所发生的革命历史事件、革命遗址，在这一时期创作的革命文章、诗篇、歌曲、戏剧等作品（物质文化）以及革命战争时期所形成的革命理论、革命经验和革命精神凝结而成的革命传统（精神文化）这两种表现形态。

二、延安红色文化资源在我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中的作用

大学是人生接受教育最为关键的阶段，这个阶段最为突出的特点是逐渐形成个体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青年学生在这个阶段除了努力学习专业知识外，形成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观、价值观是事关国家与民族振兴的大事。在父母的眼里，孩子离开家庭就意味着把孩子托付给了学校；在学生眼里，进入大学就意味着开始独立决定自己的人生；从国家的角度而言，要求大学把孩子们培养成未来的栋梁之材。然而，近些年有关这个象牙塔里天之骄子自杀、打架斗殴、酗酒、、盗窃等行为的报道却屡见不鲜。反思这些现象的发生，与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有着直接的相互联系。为此，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加强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校园实践教学的基础上，又建立了利用延安红色文化资源进行实践教学的实践基地，多次的教学实践已证明，延安红色文化资源在推动我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具体表现如下：

1.延安红色文化资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提供了本源性优质资源

如上所述，延安红色文化资源是指中国共产党成立起到延安全境解放期间所形成的革命理论、革命经验和革命精神凝结而成的革命传统。它折射着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的革命精神、思想作风和优良品质，彰显出中国革命理论的先进性，是中国革命最终能够取得胜利的强大的精神动力。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人民军队进行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信念，始终坚持党的先进性教育，始终坚持为“为人民得解放”、“为三座大山”、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使命。由此可见，延安红色文化资源中所呈现出的理想信念、政治立场、价值追求、精神品质与思想作风，与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基本内容同宗同源，同时在新的时代我们又赋予了延安红色文化资源新的内容，既体现其优质性，又凸显出教育的本源性。因此，延安红色文化资源为我们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提供优质资源和本源性的思想理论教育支撑。

2.延安红色文化资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提供了正确的价值观导向

价值观在《辞海》中表述为：“关于价值的一定信念、倾向、主张和态度的系统观点。起着行为取向、评价标准、评价原则和尺度的作用。［3］这说明了价值观是支撑人类生活的精神支柱，它决定着人类行为的取向，人类生活中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行为取向，因而它对于人类的生活具有根本性的导引意义。就延安红色文化资源彰显出的价值观来看，它再现了延安时期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价值观及其伟大实践，这种价值观与实践观科学地把党的利益、人民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以及个人利益，统一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伟大斗争中。这就客观真实地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提供了正确的价值观导向。特别是延安红色文化资源中所呈现出的要忠诚于党、忠于革命首先就是要以党的利益和革命利益为重；忠于人民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报效国家、献身革命就要坚持国家民族利益至上，坚持个人前途命运与国家前途命运高度统一。可见，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人生价值观与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价值观教育教学内涵，形成了天然的“联姻”，并为其提供了正确的教育教学导向。

3.延安红色文化资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奠定了优秀的革命文化根基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基本职能就是提高人们的思想政治素质，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正如所说：“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是凝聚人心、激励全国人们团结奋斗的基础性工作”。［4］这也就是说，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之所以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事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是因为它能“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5］由此可见，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应该充分体现出先进文化的支撑性和根基性。延安红色文化资源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先进思想和制度，承载着革命军人听党指挥、匡正勇胜的军魂，勇往直前、艰苦奋斗、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保家卫国、爱国爱民的革命情怀，英勇牺牲、献身使命的革命气节。这种优秀革命文化的先进性，既被红色革命历史所印证，又被中国革命胜利的实践所检验，还被时代所认同和接纳。它的内涵特质、历史地位、精神价值，与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基本内涵本源上达到了有机统一，因而客观上、本质上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奠定了优秀文化根基。

4.延安红色文化资源增强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延安红色文化资源是一种历史文化遗产，也是一种优质的教育教学资源，是人们超越时空感悟红色历史的客观载体。每一件珍贵文物、每一处革命遗址、每一个革命事件、每一位革命先辈、每一种革命精神，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展示着中国共产党人英勇斗争的光辉历史，都以不容置疑的史实诠释着中国共产党人热爱祖国、依靠群众、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思想道德境界，诠释着人民军队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爱国奉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关于人生观、价值观、利益观和道德观等方面的教育，可以在延安红色文化资源中找到真实的、有说服力的教育素材。开发、利用延安红色文化资源成果，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其优势就在于它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通过与红色革命历史事实进行对话，与中国共产党人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利益观对话，让大学生在深刻的思想内涵和信服的事实面前亲自去感知和体验，从而增强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吸引力和说服力。

三、充分发挥延安红色文化资源在思想政治教学中的育人功能

思想政治教育实质上是做人的工作、做人的精神世界的工作。提高人们的思想政治素质，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职能。正如指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就是做人的工作，做群众的工作，涉及人们的思想、观念、意识等领域，也就是人们的精神生活”。［6］

充分利用红色文化资源是有利于进一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提高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极为重要环节。对此，我们党一直非常重视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的教育价值，早在解放之初，就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邓小平指出：“我们还要大声疾呼和以身作则地把这些（革命）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7］20世纪80年代末，指出：“无论现在还是今后，我们都应该发扬井冈山精神，发扬长征精神，发扬延安精神。革命传统、革命精神，是我们的传家宝，永远不能丢。”［8］指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深入进行民族精神教育，引导大学生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充分利用延安红色文化资源这一地理优势，为进一步提高当代大学生们思想政治素质又开辟了一个新阵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达到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这一目的，除了按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及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等文件精神搞好教学之外，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创建了“延安红色文化资源”实践教学基地。以延安红色文化资源为载体的红色革命精神，继承和弘扬了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精神，是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延安红色文化资源中蕴涵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的精神，无私奉献精神，艰苦奋斗精神等，为大学生民族精神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源泉。

因此，在加强课堂教学、校园实践教学的基础上，我们又建立了“延安红色文化资源”实践教学基地，充分利用延安红色文化资源进行民族精神教育，可以进一步增强对大学生进行中国革命传统教育、中国近现代史教育、艰苦奋斗精神等教育，帮助他们深刻认识中国国情、国史，体会到现在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必须倍加珍惜，从而使他们进一步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民族责任感和民族忧患意识，有助于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同时，进一步开发、利用延安红色文化资源成果，利用实践基地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其优势就在于它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通过与红色革命历史事实进行对话，与中国共产党人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利益观对话，让大学生在深刻的思想内涵和信服的事实面前亲自去感知和体验，从而增强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吸引力和说服力，以达到提高当代大学生们的思想政治素质这一最终目的。

概而言之，以“延安红色文化资源”为实践教学基地，充分利用枣园、王家坪、杨家岭、凤凰山等这些红色文化资源以其承载的革命历史、宝贵精神作为当代大学生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弘扬和培养大学生们的民族精神，进一步加大对于大学生们在实践基地的教学环节，使民族精神渗透到大学生们的血肉之中，成为他们的内在灵魂，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达到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育人功能。

参考文献

［1］袁贵仁.努力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成为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毕生难忘的优秀课程［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6）：11－14.

［2］［3］辞海［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

［4］［5］［6］.论“三个代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128，65，53.

治安治理论文篇4

农村食品安全问题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社会问题。一方面，我国农村地域辽阔，食品生产、流通和消费都极为分散，导致农村食品安全监管点多线长，量大面广，较之于城市，监管任务的挑战和难度更大；另一方面，在我国现行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架构下，行政监管和执法力量往往是越往基层越薄弱，农村地区食品安全监管力量不足的问题尤为突出。加之广大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特别是一些相对偏远和闭塞的农村地区，刚刚解决温饱问题的农村居民食品安全意识不强，了解食品安全知识渠道狭窄，食品安全科学知识和依法维权意识都较为缺乏，为一些“三无”食品、过期食品和假冒伪劣食品大量流入农村市场提供了空间，导致农村食品安全形势更为严峻。由此，在我国短期内城乡二元结构体制难以取得实质性改变的现实国情背景下，农村食品安全问题的复杂性、现阶段我国农村食品市场高度分散的结构性特征，以及农村食品安全行政监管力量薄弱的现实，均使得单纯依靠政府监管难以在短期内确保广大农村地区食品安全。鉴于此，应对农村食品安全复杂现实的挑战，实现农村食品安全长效治理的战略目标，必须具备综合的社会“协同治理”观念，即在推进政府行政监管体系和资源向农村基层倾斜的同时，应积极推动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农村食品安全治理，特别要充分发挥农村社会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基础性作用。实际上，由传统的单纯依赖政府行政监管向重视社会性力量转移，这也是当达国家食品安全治理的基本经验和发展趋势。具体到农村食品安全治理而言，农村地区食品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在食品安全问题上的态度、认知与行为倾向等，都会对政府及企业的食品安全行为选择产生深刻影响。作为食品产业链条生产和终端消费环节的主要利益相关方，农村社会公众积极、主动和理性的参与，是对各类食品生产者经营主体最直接、最有效的制衡，也是推动政府不断健全完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的不竭之源，是农村食品安全多元治理体系中的基础性力量。为实现推进农村社会公众参与食品安全协同治理的目标，农村群众的食品安全意识、食品安全伦理认知、相关科学知识素养以及依法维权能力的普遍提高，则是一个重要的前提和基础。从我国农村实际来看，长期以来，城乡二元分割体制下农村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长期落后，农村居民食品安全意识普遍不强，食品安全知识匮乏，法律和维权意识与能力不足，导致其在参与意愿、参与能力以及参与的效能感等方面均面临着突出困难，从而大大制约了农村社会公众参与农村食品安全治理。对此，“天津农村食品安全实证调查与监管体系建设研究”课题组通过对天津农村地区开展的食品安全状况的实证调研也印证了上述分析。从调研反馈的结果来看，在当前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和重大食品安全事件不断曝光的现实背景下，天津农村居民对食品安全认知和关注程度均有一定程度提高。但总体而言，天津农村居民的食品安全意识、质量意识仍较为薄弱。调查结果显示，虽然近年来天津农村经济发展较快，一些地区农民收入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但“价格优先”策略仍然是多数农村居民的主要消费导向；天津农村群众在食品安全方面的知识较为匮乏，对所购食品是否为正规企业的合格产品、是否符合国家食品安全相关强制性标准、是否过量使用色素、防腐剂等，往往并不重视或不知如何有效识别，其自我保护能力和依法维权观念也都有待提高。调研样本中，表示能够积极关注、识别和发现问题食品并能积极检举、揭发和有效维权的比例不足三成。基于上述分析，借鉴国际食品安全治理的基本经验和发展趋势，通过建立和完善现代食品安全教育体系，以教育推动包括农村居民在内的社会公众树立现代食品安全意识和参与意识，提升食品安全专业知识和依法维权能力，是构建农村食品安全多元协同治理体系的基本途径。农村食品安全教育在推动农村社会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中起着基础性和先导性的作用，是农村食品安全长效治理的基础性工程，也是当前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现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具体而言，加快推进农村食品安全教育体系建设，其现实意义集中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提高农村居民食品安全意识，推动构建新型农村食品安全文化。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居民占总人口绝大多数，农民既是最大的食品消费群体，又是初级农产品的主要生产者，处于食品产业链的源头，其食品安全意识和伦理认知对保障农村乃至全社会的食品安全具有基础性作用。因此，推进农村食品安全教育，首先，要通过宣传和普及现代食品安全理念和知识，推动农村居民在思维和观念上更加关注和重视食品安全，引导农村食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树立正确的生态文明理念和食品安全伦理观，提高其食品安全守法意识、责任意识和诚信意识，有效控制农产品源头污染；其次，要提高农村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意识，引导其树立科学、健康的饮食观和消费观，推动构建新型的农村食品安全文化，这是开展农村食品安全教育的基础目标。

2．普及食品安全科学知识和法律知识，提高农村公众风险防范意识和依法维权能力。

农民是最大的食品消费群体，通过食品安全教育，向作为消费者的广大农村居民普及食品安全专业知识和法律知识，提升其风险防范意识、专业辨识能力以及依法维权能力；同时农民作为食品产业链源头的农畜产品的主要生产者，通过食品安全教育，可以提升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引导其在种养殖生产环节过程中，尽量选择安全、环保、节能的产品，正确、科学、合理地使用农药，从源头上控制和防范污染发生，传递食品安全人人有责、人人参与的现代食品安全治理理念。

3．加强农村食品安全治理中的公众参与意识，有效弥补政府行政监管力量之不足。

在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结构下，农村地区基层食品监管部门在人力、物力、财力、信息、设备和技术等方面，均与城市地区有较大差距。笔者对天津农村地区的调研结果进行了综合分析，显示现有的行政监管力量难以完全覆盖到广大农村地区，农村食品安全监管任务繁重与监管力量薄弱的矛盾十分突出。鉴于此，通过积极推进农村食品安全教育，来推动广大农村群众树立现代食品安全的风险意识、防范意识、道德意识和伦理认知，提升他们的食品安全科学知识和维权监督能力，引导其树立关注社会公共事务的现代公民意识和责任意识，让农民积极参与食品安全维权和监管，“这既有利于提高公众自身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又有利于促进公众对于食品安全风险控制的参与，而这种积极的参与又会成为政府与社会改进食品安全风险的直接动力。”由此，通过充分挖掘广大农村群众在食品安全方面自我保护的内在动力，充分发挥其对食品安全的制衡作用，可以有效弥补政府监管的不足。

二、农村食品安全教育面临的困境

当代食品安全治理以预防为主，基本原则为源头治理，食品安全教育作为食品安全防御环节的基础性组成部分，对于实现食品安全的长效治理具有重要的战略支撑地位。但就我国实践来看，受传统治理思维、治理模式和和体制机制不健全等诸多因素影响，农村食品安全教育的基础性战略地位并没有得到充分认识。总的来看，当前我国农村食品安全教育体系不完善，且在发展中面临一些突出问题。结合课题组对天津农村地区食品安全展开的实证调研，当前我国农村食品安全教育所面临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认识不到位，一些基层政府及相关部门对农村食品安全教育重视程度不够

长期以来，受传统治理模式和惯性思维的影响，对于农村食品安全监管，部分地方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习惯于突击检查、专项整治和事后惩治，对于作为先导性防御环节的食品安全教育的重要性和基础性地位认识不到位。特别是作为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农村食品安全教育难以在短时间内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且很多地方尚未将其纳入食品安全综合考核评价体系，致使一些农村地区基层政府和职能部门，并未真正把农村食品安全教育工作摆上重要位置，没有将其列为重要职责内容。由此，相关工作责任落实不到位，导致农村食品安全教育形式化、仪式化问题比较突出，“虚化”和“弱化”现象较为普遍。抽样调查显示，样本中高达31．6％的受访群众表示没有关注和并不知晓当地政府部门是否开展过食品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另有22．3％的受访群众则明确表示没有听说过此类活动。

（二）缺少专门性立法，农村食品安全教育工作缺乏相关法律体系支撑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有关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相关司法解释及各类规范性文件多达近千部，我国食品安全法治进程取得长足进步。但遗憾的是，针对食品安全教育的专门立法仍属空白，尚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对其予以明确规范。由于缺少从我国城乡差别的实际情况出发、专门针对食品安全教育的立法，导致作为食品安全监管第一线的农村地区食品安全教育开展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和规范指导，给相关工作的开展带来了困难。尽管《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部分法律法规对开展食品安全教育有所涉及，但并没有对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食品安全教育职责予以明确，且相关内容多为原则性规定，较为含混笼统，缺乏具体、可操作性的下位法或地方性法规及相关政策体系支撑，使得农村食品安全教育的开展缺乏明确具体的法律依据，管理机构不明确，权责归属也不够明晰，影响和制约了农村食品安全教育有效开展。

（三）主体不明确，农村食品安全教育缺乏主导性管理机构

在我国食品安全多部门监管体制框架下，虽然从相关法律原则而言，食品安全相关职能部门均负有一定的开展食品安全教育之责任，但由于缺乏法律明确具体的规定，负责推进农村食品安全教育的主导机构并不明确。多部门分别独立开展食品安全教育活动，往往各自为政，标准不一，缺少有效的协调和配合，没有形成有效推进食品安全教育的合力。调研同时显示，分散的、非制度和非常态化的农村食品教育难活动效果并不明显，访谈样本中高达68．9％的农村群众对本地曾开展的各类食品安全教育活动不关注或认为对自己影响不大，政府开展的食品安全教育活动也并未成为农村群众获取食品安全知识的主渠道。部分对食品安全知识真正有需求的群众，并不真正知晓从何途径、以何种方式能方便、快捷、有效地从政府部门获取相关的教育资料，而往往从自身的条件出发，自行从电视、网络等途径寻找食品安全教育资料信息。访谈样本中亦有相当比例的农村群众（占比27．3％）明确表示，其食品安全知识主要来源于传统习俗、惯例或亲朋好友的经验介绍。

（四）内涵被窄化，农村食品安全教育体系不健全

农村食品安全教育内涵丰富，就教育对象而言，应涵盖农村食品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等各类人群；就内容来看，则不仅应包括对作为消费者的农村居民食品安全意识养成和食品安全知识普及，也应包括对作为生产者的农村种养殖户的食品安全伦理教育以及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化肥、农药、兽药和饲料添加剂及动植物生长激素等各类农业投入品安全使用知识的宣传普及；还应包括对农村各类食品经营主体的法律和质量安全管理教育以及各类食品从业人员的伦理道德观念和法律意识的养成教育等。但从当前我国各地农村食品安全教育实践情况来看，当前我国农村食品安全教育体系尚不健全，农村食品安全教育往往被简化为各种非制度化、非常态化、“仪式性”的各类食品安全宣传活动，多将农村食品安全教育的主体理解成狭义的消费者，而忽视了食品产业链条上其他环节和人员的教育培训；内容上也主要围绕消费者教育展开，形式上则较为单一，以不定期的、面对面的各类宣传活动为主，受众面较小，目标群体不够突出，效果不明显且实践中易于流于形式。

（五）理念认知存在偏差，农村食品安全教育“运动式治理”思维痕迹较重

受长期以来我国食品安全监管“运动式治理”模式的影响，我国农村食品安全教育制度化、常态化的有效机制尚未形成，带有典型的“运动式”治理思维的痕迹。一种情况是在某一典型食品安全案件曝光或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发生之后，政府部门便开展各类专项整治，集中地、突击性地开展食品安全教育活动；另一种情况是集中在主要节庆假日以及诸如“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日”“食品安全宣传日”“食品安全周”等时间节点，不定期开展食品安全宣传和教育活动，缺乏系统性和持续性。农村食品安全教育的制度化、规范化和常态化体系和机制建设亟待加强。

三、推进农村食品安全教育体系建设的基本思路

加快推进农村食品安全教育体系建设，是保障农村食品安全的一项基础性工程，是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的重要内容和必然要求。为实现农村食品安全长效治理的目标，在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加强政府监管的同时，应积极转变观念，秉持预防为主、源头治理的现代食品安全治理原则，通过推进现代农村食品安全教育体系建设，推动农村社会公众广泛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努力构建农村食品安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新格局，形成有效监管的合力。

（一）转变观念，充分认识农村食品安全教育在食品安全治理体系中的基础性战略地位

当代风险社会条件下的食品安全治理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保障农村食品安全，离不开政府的有效监管，同样也离不开农村社会公众食品安全素养的提高，离不开农村群众对食品安全的积极参与和监督。因此，从当代食品安全协同治理的理念出发，要将农村食品安全教育提升到食品安全治理基础性地位的战略高度，来重新加以审视和定位。必须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深刻认识做好新形势下推进农村食品安全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农村食品安全教育纳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工作目标，明确机构，明确责任，将其列入各基层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重要工作议程，纳入对县乡政府食品安全工作的重点考核范围，强化和落实食品安全教育责任。

（二）推进食品安全教育立法，为农村食品安全教育体系构建提供法制保障

推进农村食品安全教育，必须将其纳入法制化轨道。要加快推进食品安全教育专门立法，健全我国食品安全教育法律体系，为农村食品安全教育开展提供明确法律依据，推进农村食品安全教育的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和常态化。食品安全教育立法应充分考虑到我国城乡差别、区域差别和农村实际展开针对性的立法，通过立法明确农村食品安全教育的机构、内容、目标、责任、途径、形式、手段和步骤等相关内容，依法强化相关主体食品安全教育责任，确保农村食品安全教育有法可依，为推进农村食品安全教育提供坚实的法制基础和制度保障。

（三）确立食品安全教育政府主导原则，建立稳定的农村食品安全教育机构体系

为有效推进农村食品安全教育，亟需调整当前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下多个部门各自独立、缺少协作和责任不明的“碎片化”工作模式和机制。应通过食品安全教育立法，确立食品安全教育中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同时明确农村食品安全教育中政府相关部门的基本职能和目标责任，对推进食品安全教育的主导机构及其法定权责做出明确规定，并将食品安全教育纳入对地方政府食品安全治理的综合绩效考评体系，以此来克服和解决当前农村食品安全教育相当程度上被“虚化”和“弱化”的尴尬地位。从当前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设置的实际情况出发，建议在中央及地方各级食品安全委员会之下，组建专门的食品安全教育指导机构，负责统一领导和统筹推进各地食品安全教育工作，组织制定结合本地实际的食品安全宣传教育方案，督促有关政府职能部门依法履行农村食品安全教育职责，协调相关食品行业协会、学会以及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等成员单位协作参与食品安全教育，研究制定农村食品安全教育计划，组织开发相关教育资源，落实推进农村食品安全教育责任制和追究制。在此基础上，依法理顺农村食品安全教育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关系，进一步明确机构，明确职责，建立稳定的农村食品安全教育机构体系，形成一体化、广覆盖、专业化和高效率的农村食品安全教育职能体系。

（四）完善农村食品安全教育体系，丰富农村食品安全教育的内容与形式

“食品安全教育不是在纯粹的教育学的语境下使用‘教育’一词的”，食品安全涉及‘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因此食品安全教育中，食品安全教育的参与者除了食品生产、流通、消费环节的主要当事人外，还应包括政府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有关食品行业协会、社会团体、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新闻媒体。”基于此，农村食品安全教育也应构建涵盖从农村消费者教育到生产者、经营者和相关从业人员以及监管人员在内的全面系统的教育培训体系。要进一步健全农村食品安全教育体系，在内容上，要突破过去将食品安全教育狭隘地理解为消费者教育，加快构建食品安全全民教育体系。从我国农村实际情况出发，这一体系应涵盖以下几个层面：（1）以向农村群众普及食品安全知识和相关法制教育为主要内容的食品安全社会教育体系；（2）以农村食品产业链相关生产者、经营者和从业者为主要对象、以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商业伦理和道德诚信以及食品安全技能教育等为主要内容的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3）以农村食品安全监管人员为主要对象，以强化其服务意识、勤政廉政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务培训为主要内容的农村食品安全监管人员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同时，开展农村食品安全教育要注重教育形式和途径的多样化，除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刊以及食品安全橱窗、海报、漫画和公益讲座等传统途径和形式外，还应积极探索构建农村食品安全教育的社会化合作网络体系，引导相关食品行业协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各类专业性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农村食品安全宣传教育，可结合“三下乡”、志愿者服务活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有关高校的专业实践活动以及企业公益活动，在进行科学调研的基础上，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针对各地农村饮食与消费习惯、生产生活特点及当地农村居民的关注点，以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形式针对不同的人群，针对性地设计食品安全教育的内容与形式，将普法教育与普及食品安全知识教育相结合，提高农村群众食品安全防范意识、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以食品安全教育推动构建农村社会公众共同关注和参与农村食品安全治理、群防群治的新格局。

（五）拓展教育渠道和途径，将农村食品安全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治安治理论文篇5

一、治安学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治安学是我国特有的学科，在西方发达国家有关警察科学的研究中，尚未见到类似的提法。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构建公安(警察)学科体系以及进行专业教育等现实的需要，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治安学(也称治安管理学，1998年教育部在进行本科专业目录调整时统一称为治安学)。［1］这门学科的提出，打破了长期以来治安工作无学问(学科)的局面，使治安理论研究得以真正起步。随之，治安学的学术研究不断发展，并走向系统化、正规化。纵观这二十多年治安学理论研究的状况，治安学的理论研究呈现欣欣向荣的趋势，研究成果还是非常喜人的。我国治安学理论的研究者主要是公安(警察)院校从事治安学专业课程教学的教师(其中不乏知识渊博、见识广泛的专家)，公安实战部门从事治安管理工作的管理者为研究的补充力量。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国内已出版治安学方面的著作60多本，发表治安学方面的学术论文3000多篇［2］；另外还编写了大量的教材，出版了许多本论文集。这些学术极大地丰富和繁荣了我国治安学的理论，促进了治安学学科的发展。但是，治安学理论研究工作也存在许多的问题，它们成为治安学学科发展的“绊脚石”，甚至阻碍了其正常的发展。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相当比例的研究者缺乏治安学理论研究的热情，学术研究氛围没有建立起来。研究者研究活动的开展以及研究的深入，一般与他们的知识水平、研究环境、研究的热情、社会对此的认同等密切相关。我国警察的教育培训体制不同于美国，长期以来是以学历教育为主。除公安部直属的公安院校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几乎都成立有自己的警察学校，甚至有些地级市也成立有地方的警察学校。建国以来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警察学校主要以中专教育为主。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l世纪初，为了适应社会对高学历人才的需求，也为了提高警察的素质和学历层次，全国各地方的警察学校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升级”活动，几乎都从中专学校升到了专科学校，或者由中专学校转型为在职警察的培训学校。随后，部分地方警察专科学校又迅速升级为警察本科学校。而我国治安学的理论研究者主要就是公安(警察)院校从事治安学专业课程教学的教师，这些研究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都经历了上述警察学校的“升级”活动，也就是说先教中专，后教专科，现在教本科。这种转变对他们来说也同时意味着经历了：从几乎不搞学术研究(评职称几乎与此没有关系)到可以搞学术研究(评职称有一定的要求)，到必须搞学术研究(评职称与此密切相关)。不可否认，公安部直属的公安院校成为警察本科院校的时间较长，而且学校长期以来引入的都是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教学研究人才，其治安学理论研究的风气相当浓厚，但是这些研究者只是整个研究队伍中的少数力量(当然他们当中不乏治安学理论的权威人士)。而多数研究力量应该是各地警察院校从事治安学专业课程教学的人。这些人中有原来警察学校毕业留校的，有一般院校毕业来任教的，有部队转业的，学历层次不一，素质也参差不齐。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长久以来是不搞研究的，现在要“赶鸭子上架”了(否则职称上不去，待遇更谈不上)，这种缺乏热情的研究，其研究能否出有水准的成果可想而知，研究的学术氛围更不可能形成。

(二)对治安学研究对象的认识众说纷纭，学科体系框架难以准确建立。特定的研究对象是一门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主要依据，决定着该门学科的性质、地位和发展方向。对于治安学的研究对象，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看法，这是一种学术上的争鸣，但同时也是该门学科发展不成熟的表现。因为一门成熟的学科应该具有以下特点：确定的研究对象、完整的理论体系、公认的专业术语、完整的方法论体系等。［3］对治安学研究对象的认识的主流观点是“三对象说”，即认为治安学的研究对象有三个，但是三个对象的具体内容却不统一。主要有以下的说法：社会治安现象，产生治安现象的原因，治安对策；治安现象，治安规律，治安对策；治安秩序，治安管理，治安问题；基层理论，应用理论，警务实践；治安防范的主体及其行为，治安防范客体及其表现，治安对策；等等…。［4］由于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理论依据，所以研究者们各持各的观点，认识缺乏统一性。这种对研究对象认识的不确定性，必然导致该门学科体系框架也难以准确建立。所以，目前大多数学者在他们治安学的专著或者教材中对治安学的学科体系框架有不同的阐述，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而一门学科的结构体系只能是其研究内容间逻辑关系的客观反映，而不是人们主观意志的简单排列和随意取舍，并且结构体系往往制约着该门学科的内外关系，影响着学科的发展方向。

(三)整体研究模式具有很大的封闭性，相关的资料和相应的研究成果难以共享。学术理论上的整体研究模式包括研究体系、研究方式和方法、研究资料的借鉴与研究队伍的状况等。从整体上看，治安学理论研究模式具有很大的封闭性。一是研究体系上的封闭性。长期以来，治安学学术研究视野或范围受治安管理工作的业务局限，许多学者在进行治安学理论研究时是“就治安研究治安”，很难把视野和研究思路扩展到整个社会大环境中，使理论研究缺乏新意，难有突破。二是研究方法的封闭性。就目前来看，治安学学术研究多是实践经验的总结或文献资料的说明，很少用论证的方法、数学的方法或者系统分析的观点，因而其研究成果定性的结论多，定量分析少，尤其缺乏对社会治安问题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规律的把握。三是研究资料上的封闭性。如前所述，治安学的理论研究缺少国际可比性，几乎没有系统的外国研究资料可以直接借鉴。四是研究队伍的封闭性。自治安学提出20多年来，研究人员主要局限于公安(警察)院校治安专业课的教师，很少见到公安系统以外的人士涉足治安学领域，从事治安学专业的研究人员与外界或其他学科几乎没有交流。这种整体上的封闭性，一方面使相关的资料和相应的研究成果难以共享，另一方面，由于缺少学科间的交叉研究，使治安学学术内容难有创新。

(四)较多地着重实践经验的总结，缺乏对实践的理论升华。马克思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要经得住实践的检验，实践也必须上升到理论的层次，才能更好的服务于实践工作。目前，在治安学的理论研究中，较多的研究者也意识到实践工作是理论研究的重要信息来源，所以很关注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把实践的新东西融入理论研究中。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却较多地注意工作经验的总结而忽视探索治安规律；较多地注意搜集、罗列史料和其他资料而忽视在此基础上的理性认识；较多注意维护现有理论的权威性而忽视从科学的角度去论证它的真理性；等等。没有把实践的东西真正上升到理论的层次，这种不良现象对治安学的理论研究是非常不利的，其最终的结果是极难建立治安学特有的理论体系，使治安学的学科体系难以向前发展。#p#分页标题#e#

二、对治安学理论研究存在问题的理性思考

治安学理论研究之所以呈现上述许多问题，导致治安学理论体系的发展停滞不前，究其根本的原因，就是缺乏对治安学理论研究的一种创新思维。应创新治安学的理论研究，这才是治安学理论体系能够向前蓬勃发展的源动力。对治安学这门发展不太成熟的学科来说，具体该如何在理论研究中有所创新呢?结合当前治安学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史学、法学、政治学、文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创新问题，笔者认为治安学理论研究的创新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研究者要有研究的热情，整个研究领域应形成扎实的学术风气。科学的态度和敬业精神对治安学的研究创新起到关键的作用。实践证明：许多创造性贡献均来自科学家的辛勤劳动。一方面，掌握已有的知识需要阅读大量文献；另一方面，在这些文献基础上的创新研究更需要勤奋、刻苦的学风。以科学的态度从事治安学的研究，坚持用事实说话，理论观点要在实例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且实例要有代表性。由于人才竞争机制导向，一些年轻人急于求成，不愿意做扎实的实际工作，片面追求发表成果数量。加上相关期刊很多，且杂志社为利益驱动，使并不困难，这种现象十分不利于创新性研究成果的出现。为此，笔者建议在进行治安学的研究时，首先要有对治安学理论研究的热情。不管研究者是基于什么原因到警察院校从事治安学专业课程的教学，干一行都应爱一行，爱一行都应钻一行。研究者的研究热情，不仅能够使研究工作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能够使研究者的研究水平超常发挥，更容易出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其次，在治安学的研究领域里应该培养研究者们扎实的学风，使他们能静下心来潜心治安学的研究，尤其是多进行治安学的专题研究，而不是一味苛求。而且，在警察院校中，上至领导，下至一般教师、管理人员，都应以“多搞研究、多出成果”为荣，而且应建立相应的奖惩机制，以利于形成较为浓厚的学术风气。

治安治理论文篇6

〔关键词〕朗西埃；生命政治；治安；无分之分；主体化；失序

〔中图分类号〕B56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3）01-0114-07

①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台译洪席耶，1940-）：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欧洲后马克思思潮的代表人物。朗西埃1940年出生于阿尔及尔，曾经为阿尔都塞的学生，参与写作《读资本论》。曾任法国巴黎哲学系主任，现为荣誉哲学教授。主要著作：《阿尔都塞的教训》（1974）、《劳动者之夜：十九世纪法国劳工的幻想》（1981）、《哲学家及其贫乏》（1983）、《歧义：政治与哲学》（1995）、《美学的政治：可感性的分配》（2000）等。

②斯拉沃依·齐泽克（Slavoj Zizek）：当代斯洛文尼亚著名思想家，欧洲后马克思思潮主要代表人物。1949年3月21日生于斯洛文尼亚的卢布尔雅那市。当时，该市还是前南斯拉夫西北部的一个城市。1971年在卢布尔雅那大学文学院哲学系获文科（哲学和社会学）学士，1975年在该系获文科（哲学）硕士，1981年在该系获文科（哲学）博士。1985年在巴黎第学获文科（精神分析学）博士。从1979年起在卢布尔雅那大学社会学和哲学研究所任研究员（从1992年开始该所更名为卢布尔雅那大学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主要著作：《意识形态的崇高对象》（1998）；《斜视》（1991）；《大转移》（1994）；《易碎的绝对》（2000）；《回到列宁》（2002）。

③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1942- ）当代意大利著名思想家，欧洲后马克思思潮主要代表人物。现为欧洲研究生院（EGS）巴鲁赫·德·斯宾诺莎教授，意大利维罗拉大学美学教授，并于巴黎国际哲学学院教授哲学。在攻读博士后阶段，阿甘本参与了弗莱堡由马丁·海德格尔主持的研讨会，并主持了瓦尔特·本雅明意大利译本的翻译工作。主要著作：《诗节：西方文化中的文字与幻觉》（1992）；《将来的共同体》（1993）；《牲人》（1998）；《奥斯维辛的残余：证词与档案》（2002）等。

④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1937-）：当代法国著名思想家，欧洲后马克思思潮的代表人物。巴黎第学哲学教授。1937年，巴迪欧出生于摩洛哥的拉巴特。1956年，巴迪欧考入著名的巴黎高师，1964年，获得索邦大学的教师资格。1967年，巴迪欧被阿尔都塞邀请去参与了他所主持的“科学家的哲学课堂”。主要著作：《模式的概念》（1972）；《主体理论》（1982）；《存在与事件》（第1卷，1988）；《元政治学概述》（1998年）；《世界的逻辑：存在与事件》（第2卷，2006年）；《第一哲学宣言》（1989）；《第二哲学宣言》（2009）等。

〔作者简介〕张一兵，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210093。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朗西埃①与齐泽克②、阿甘本③和巴迪欧④成功的互文引用，似乎已经建构了一种后马克思思潮后马克思（Post-Marx）思潮：指欧洲1968年红色五月风暴之后出现的一种激进社会批判理论，其主要代表人物如齐泽克、朗西埃、阿甘本和巴迪欧等人。他们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关键的理论基础，同时又在方法论和基本立场上深刻地承袭了马克思的批判传统。他们从一些新的社会文化断面激烈地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又小心地与马克思主义保持一定的距离。的全新的资本主义批判尺度和另类先锋话语。由此，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被他们远远地抛在身后。朗西埃曾经是阿尔都塞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 1918-1990）：阿尔都塞1918年10月16日出生于阿尔及尔近郊的比曼德利小镇。其父是一个银行经理。阿尔都塞从小信奉天主教。1924-1930年，他在阿尔及尔读小学。1930-1936年在法国马塞读完中学。1937年曾参加天主教青年运动。1939年考入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文学院。同年，因战争中断学业应征入伍。1940年6月被俘，囚禁于德国战俘集中营内直到战争结束。其间，患精神病入院治疗。1945-1948年重入高师读哲学，师从巴什拉教授。1848年完成高等研究资格论文《黑格尔哲学中的内容的观念》后留校任教。1948年10月，加入法国共产党。1950年正式脱离天主教。1975年6月，在亚眠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80年11月16日，因精神病发作，误杀其妻。1990年10月22日因以心脏病逝世。享年72岁。主要著作：《孟德鸠斯：政治与历史》（1959年）；《保卫马克思》（1956年）；《读资本论》（1965年）；《列宁与哲学》（1968年）；《为了科学家的哲学讲义》（1974年）；《自我批评材料》（1974年）；《立场》（1978年）。的得意门生。1965年，当身居法国巴黎高师哲学教授的阿尔都塞领着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潮向着法国科学认识论和语言结构主义迈进的时候，那个著名的《资本论》研究小组中，朗西埃就是其中的重要成员。这一点，也是巴迪欧入世时的相近学徒身份。可是，1968年之后，朗西埃与巴迪欧一道，根本背叛了自己的老师，走上了一条后马克思思潮的激进道路。1990年前后，朗西埃开始转向政治哲学研究。在朗西埃这里，传统的政治学中理解的政治“终结了”。因为，政治不再是“权力的实施”，而是这种传统权力行动逻辑的断裂。为此，朗西埃提出所谓的治安（police）这是朗西埃生命政治哲学中的一个关键词。在出版于1995年的《歧义：政治与哲学》一书中，朗西埃在传统政治学讨论域中重新区分了police（治安，由维持日常治安的警察转喻而来）和la politique（政治）。他将一定社会生活中发生微观的日常惯性统治过程确认为police，治安的对象规定为建构起日常生活的“可感物的分配”，在这个微观治安的过程中，无产者恰恰是无份的边缘人。朗西埃提出“感性共享”原则来为社会上的无份者争取“无份者之份”（part des sans-part），使其重新成为政治的主体。在他那里，打破治安的事件才是政治。概念，其直接目的是为了打破传统西方政治学术中的固有的微观治安秩序。与此相对应，他也不得不直接改写人们已经熟知的政治范畴。如果说，治安的本质是有序性，那么，新的政治概念就是造成治安的失序。显然，朗西埃这里思想构境已经完全溢出传统的政治学讨论域。

一、“政治终结论”中生命政治的涅槃重生

早在1988年写下的《政治的终结和现实主义的乌托邦》一文中，朗西埃较早意识到了法国政界鼓吹的“政治的终结论”的问题。其实，这个政治的终结说是后来事变之后出现的福山那个“历史终结论”的先声。他说，现在人们都觉得过去那种疾风暴雨式的政治时代已经结束，

政治不再作为驶向乌托邦岛的隐秘航行，从今往后它将作为掌舵和弄潮的艺术，作为经济增长和“生产”（pro-duction）的自然的与平和的发展，这种“生产”融合了古希腊的“自然”（phusis）概念和逐步推进事物的日常生活的艺术，而那个疯狂的世纪把这种生产和承诺的致命策略混为一谈。〔1〕

乌托邦岛是喻指传统的政治理想和目标，这是说，今天的政治丧失了传统的阶级争斗，似乎已经不再追逐社会的质性改变，而成了一种致力于社会发展的努力和控制生活的艺术。1989年之后，后冷战时期开始时，这种幻象在整个西方社会中更加强烈地弥漫开来。所以，人们都感觉到整个世界“正在驶向商品、肉体和候选人自由交换的幸福海岸”。去政治化，似乎成为一种主导性的趋势。对此，朗西埃显然是存有疑问的。但是，当时朗西埃并没有拿出什么有份量的新观点来戳穿这种幻象。

时至1991年，朗西埃发表《政治、同一化和主体化》一文。文中，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三个新的政治学的概念：“治安、解放和政治”。这是他试图跳出传统政治学，“重新创造政治”的一种颇费心思的努力。在这一点上，他和巴迪欧是一致的，后者在自己的《元政治学》第一章中的第一个标题就叫“反政治哲学”。颠覆传统，这是他们这批理论造反派的共同特征。在朗西埃看来，传统的有机共同体式（柏拉图）的“元政治学（archi-politique）”、契约论式（亚里士多德）的“类政治学（para-politique）”和冲突论式（马克思）的“后设政治学（meta-politique）”本身都是“从治安的观点对政治所进行的解释”，而他将提出一种跃出传统政治学研究领域的全新的政治概念。

①参见洛克希尔为朗西埃《美学的政治可感物的分配》一书英译本所写的导言（王立秋译文）。The Politics of Aesthetics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trans. Gabriel Rockhill， Continuum， 2004， p.2.

提问——什么是政治？最为简要的回答是：两种异质性运作之间的互动。第一种是政府的运作。这种运作就在于管理共同体之中的人们的聚集、他们的共识，它建立于对位置与功能进行等级性的分配。我把它称为治安。〔2〕

拧紧朗西埃后来的解释，所谓治安，不是一种可见的社会控制功能，如法律条文形式上规定下来的东西，也不是规范性的道德律令，在本质上，治安是在社会象征和身体化的微观层面上对可感知者进行有序划分和分配的感性体制（regime du sensible），其中，治安通过隐微的秩序界划规定了人们看到社会存在的感知模式，由此生成有资格介入社会活动的参与模式。〔3〕比如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被看见的始终是有脸面的建构性的主体，同时，在这种治安的看见和“有资格”中就出现了某种看不见和无资格的空，比如今天西方社会中的流浪汉和移民黑工。所以，朗西埃反复强调治安的本质是一种“空和附加物的缺乏”，看见主体恰恰是以看不见的空（vide，不存在）为前提的。第二种运作则是“平等的运作”，这是一种主体间发生的追逐民主自由的“实践的游戏”，在通常的政治学研究中，它被指认为“解放”。此时他认为，所谓政治，就是这两种运作之间的互动。简单说，政治就是由第二种运动造成第一种运作的中断。这似乎是一种新的看法，但显然朗西埃并没有真正说清楚这个问题。

我们看到，在朗西埃写于1996年那篇非常有名的《政治的十个主题》（Onze Thèses sur la politique）一文中，他的说法有了明显的改变，那个仍然处在传统政治学中的“解放”不见了，政治开始直接与治安相对。治安与政治变成了“两种对共同体的诸部分进行计算（compte）的方法”。

第一种只计算那些现实的部分和实在的群体，它们是由构成社会的血统、功能、场所、利益的差异来界定的，并排除了所有的附加物。第二种则是对无部分的部分进行“额外”的计算。我们把第一种称为治安，第二种称为政治。〔4〕

我们能感觉到，朗西埃新的政治概念正是与他的治安概念的关联中被建构起来的。洛克希尔说，朗西埃的政治概念是关系性的，这是对的。①如果说，通过治安这种计算，则维系了一种存在与不存在的可感性的身体分配结构。相对于阿尔都塞-布尔迪厄已经关注的国家意识形态对日常生活中主体的建构，朗西埃则是聚集于被建构的主体之外那些被认定为非主体的排斥，他更关注社会边缘以外的，甚至根本没有资格进入平等/不平等、控制/反控制游戏圈的那些群体。因为，在那里发生着一种在无意识的隐性身体控制中发生的排除和看不见（不存在）。与治安概念一样，朗西埃的政治概念完全不再从属于传统政治学中规定的内容，它不是一种与政治体制及其争斗相关的可供研究的经验对象，政治现在成了相对于身体化的治安的一种断裂式的纠错事件。或者说，政治就是治安构序逻辑的断裂。这个断裂，不禁让人想到巴什拉-阿尔都塞的断裂说。我后面会详细说明这个问题。可能也因此，巴迪欧将朗西埃的观点称之为裂缝理论（une théorie de l’écart）。治安是社会构序中那些被承认的“那些现实的部分和实在的群体”的主体份额计算，这种计算让人们看得见“由构成社会的血统、功能、场所、利益的差异”中存在的社会有序性，这种计算同时也就是一种感性身体配置中的排除和界划。在这第一种治安计算中，被排除的不是部分的劳动者集体都将被“计数为虚无”（Le tout compte ce collectif pour rien ）。〔5〕与此相关，政治则是对那些被构序性的治安排除掉的没有份额的部分重新计算，目的是为了让这些治安中看不见的无分者变得可见。

朗西埃说，政治的本质的确是一种“纷争”，但它不是传统政治学中所指认的“不同利益或观念的纷争”，它恰恰是与治安本身的根本性纷争，因为它中断了治安维持的有序逻辑，政治是让在治安中看不见的东西变得可见，它让治安中被剥夺了主体地位的非主体重新主体化，所以朗西埃说，“它是对于一种可感者与其自身的差异的体现。政治表现使得那些没有理由被看到者得以呈现，它把一个世界置于另一个世界之中”。〔6〕一个被治安排除的不可见的世界重置于那个治安秩序之下固有的感性分配世界之中，也就是说让原有的感性治安秩序被搅乱，成为失序的政治纷争之地。

为此，朗西埃专门辨识说：

①〔斯〕齐泽克.朗西埃的教训，参见Jacques Ranciere，The Politics of Aesthetics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trans. Gabriel Rockhill， Continuum， 2006， p. 70.

政治是存在的，在以下的意义上：人民不是种族或人口、穷人不是民众之中受损害的那个部分、无产者不是工业劳动者的群体，等等，而是这样的主体，他们在对社会诸暨部分的总体计算的附加物之中规定着一种对未被计算进行计算或无部分的部分的特殊形象。〔7〕

请注意，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政治学研究的构境层：一是传统政治学研究的语境，其中，人民是种族或人口的总和、穷人是民众之中受损害的那个部分、无产者是工业劳动者的群体，这是一群在现有社会主体中受迫害受奴役的人。于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斗争就是要为这些被迫害的主体在原来的社会生活中获得平等的地位。二是朗西埃的生命政治的微观构境层，其中，真实发生的事情是作为无产者的穷人看起来是人，但是在一个社会中实际发生的身体的感性配置中根本不是被承认的主体，而是一种被直接排除非无份额的部分，他们的感性存在是不可见的，他们的言说将被视作噪音。这一切都发生在传统政治学目光之外。朗西埃的新政治概念则是关注了身体化的感性微观控制层面，它是要根本改变过去政治学份额计算的方式，它要计算那些从来没有被计算的部分，让不可见成为可见，使噪音成为论述，这就是超越传统政治学的新政治概念——无分之分（une part des sans-part，也可译作“不是部分的部分”）。为此齐泽克说，朗西埃的“政治冲突存在于被结构了的（在每个部分都拥有它的位置的地方的）社会体制和‘无分之分’之间的张力中”。①

二、无分之分：打破身体感性构序的重新主体化

在《歧义》一书中，朗西埃再一次说明了自己发明的这个新的无分之分（une part des sans-part）的政治概念。齐泽克将朗西埃的这个新的政治概念区别性地称之为“真实政治”。他说：

我提议将政治（la politique）这个名词，保留给与治安对立的一种极为特定的活动，亦即，籍由一个在定义上不存在的假设，也就是无分之分，来打破界定组成部分与其分额或无分者的感性配置。此一决裂，是在重新配置用来界定组成部分、分额之有无的一系列空间活动中表现出来的。〔8〕

首先，这里的关键词就是无分之分，这也是朗西埃生命政治概念的本质，通过打破原有治安构序中感性配置结构，为不是部分的部分争取地位，使没有份额的人获得份额，让不可见者成为可见，这就是无分之分。

任何不拥有任何份额的人——古代的穷人、第三等级（le tiers état）、现代无产者——实际上除了作为一无所有或是作为全体之外，毫无他途。此外，正是由于无分之分（une part des sans-part）的存在，这些一无所有的全体，共同体才以一种政治性的共同体存在，也就是说，具有根本争议性而赞成分歧的共同体。〔9〕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朗西埃说，这个“无分之分，即是全部，又是全无”。〔10〕因为，无分之分就是打破治安原有构序的失序政治。“无分之分，破坏治安秩序的感性分配”。〔11〕并且，朗西埃认为，“政治存在于，社会的部分（parts）与组成分子（parties）的计算被那些无分之分的算入所扰乱的地方”。〔12〕所以，

政治活动是任何一个身体从原先被给定的场所中移动或改变该场所之目的的活动。它使原本没有场所、不可见的变成可见；使那些曾经徒具喧杂噪音的场所，能够具有可被理解的论述；它让原本被视为噪音的，成为具有可被理解的论述。〔13〕

身体的感性场所之改变，不可见成为可见，噪音成为论述，这就是朗西埃心目中真正发生的政治活动。这种政治活动的革命指向就是“揭发秩序的纯粹偶然性”，政治就是治安构序的失序。朗西埃一针见血地指出，往往“把政府的规则转化为社会的自然法则，这就是治安的原则”。〔14〕真正的政治恰恰要把统治者假扮为“自然法则”和必然性的治安还原为压迫和偶然，它会让原来治安构序结构中听不见的噪音成为有效的论说，“当两个异质的声音在某个地方遭遇，政治便发生了”。〔15〕比如，在阿尔都塞学术治安构序逻辑中不是理论科学的1968年学生造反话语，通过朗西埃的“再理论化”的努力在此成为一种被承认且产生广泛学术影响的论述，而且与异质性的阿尔都塞科学话语的相遇中占了上风，这就是朗西埃在学术场中发动的政治活动。

我们还可以再举一个朗西埃自鸣得意的改变传统感性分配治安的无分之分的“政治”暴动：

在1970年代，五月的一天，我正查阅一个工人从1830年以来的通信，我是为了搞清那个时代工人一直处在何种条件和意识中，通信同样在五月的一天，但却是我碰巧在档案中发现他们通信的一百四十年前。其中一个通信人刚刚被介绍到圣西门主义者的乌托邦社团，而且他向他的朋友转述他的乌托邦日程表：工作，锻炼，游戏，唱歌和故事。它的朋友给他回复的是关于他刚和另外两个工人去乡间远足，享受他们的周日休闲。〔16〕

朗西埃说，如果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阶级意识理论中固有感性分配的治安逻辑，工人的“悲惨状况”主要“应该提供关于1830年代劳工和阶级意识形式的信息”，可是，朗西埃却发现了一种所谓的“十分不同的东西：相似感或平等感”，因为，他们竟然也是“观众和观光客”。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治安逻辑中，观光与休闲都布尔乔亚的部分，工人是无份的，可是朗西埃却发现工人们也有自己的休闲时光。显然，朗西埃自认为他所发现的工人的“休闲编年史让重新规划做、看、说之间的真正关系成为必要”，因为“它废除了旧的可感分配，而旧的可感分配宣判了工人们夜夜无所事事却要为次日工作恢复精力的命运”。〔17〕由此，朗西埃就打破了原有传统马克思主义中描述工人生存状态的感性分配的治安逻辑，让无分者有分，这就是学术治安断裂中的政治。其实，我并不看好朗西埃这个自鸣得意的例证。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劳动者本身，从具体的感性物质存在到全部的观念生活，都必然从属于资产阶级现实统治和意识形态之网，有一些工人意欲着像资本家一样的生活（“观光”、“休闲”，甚至想往“自由”），这本身就是拜物教的支配结果，然而，朗西埃竟然用此经验具象来反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和对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科学认识，这是极其荒谬可笑的。

其次，在朗西埃这里，无分之分的实现途径被指认为重新主体化（subjectivition）。显然，这又是与阿尔都塞对着干，阿尔都塞在拒绝理论人本主义的科学语境中，首先否定的就是主体的概念。朗西埃将主体化处于一个全新的构境层中：“我们理解到的主体乃是一系列在既存的经验场域中无法被指认的身体行动与发话能力的产物，而其指认必须伴随着经验场域的重新配置”。〔18〕我们发现，聪明的朗西埃并没有简单地返回传统的抽象理性主体，恰恰是指认出被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中排除的“一连串隐含着产生新经验场域的运作”。所以应该指出，朗西埃这里的这个主体并非传统政治学研究关注的那个基于理性自觉的启蒙性主体（笛卡尔-康德），这种主体可以在治安逻辑中寻求法律和社会秩序中的平等，朗西埃新的主体是理性意识主体所排除却时时发生更隐秘作用的身体化的感性主体，它是由在现成的治安秩序支配下经验场域中无法体验到的感性身体行为和发话能力。这其实就是福科生命政治的对象，只是朗西埃比福科要更激进一些。

那么，政治主体化究竟如何实现呢？朗西埃告诉我们：

政治主体化重新划定了赋予每一个人与其分属的经验场域。它瓦解了但也重组了定义共同体的感性组织的各种作为（faire）、存在（être）、说话（dire）模式之间的关系；它也瓦解与重组了人们从事一件事的场所和人们从事另一件事的场所之间，以及某个特定行为所需的能力和其他行为所需的能力之间的关系。〔19〕

政治主体化显然不是建构笛卡尔式的思辨主体，而是要重新界划人们身体化的经验场域，这种不被理性关注的，但却实际上真正支撑共同体的更微观更基础的感性组织中，存在着决定各种作为、存在和言说生成的感性身体活动模式。所谓重新主体化或政治主体化的革命对象，恰恰是改变这些隐性的感性能力的组织结构。作为理论父亲的阿尔都塞的幽灵又飘荡回来了。

它通过主体建构本身掌握、塑形、发明新形式、命名，并且以一种特定的证明（demonstrations）的蒙太奇而获得实现。其论点的“逻辑”（logiques）在于重新塑形言说与其理解的关系、划分言说的声音领域和力量之感性配置、可见与不可见的空间，以及将这些连结到组成部分与份额与分属的配置之上。〔20〕

我觉得，朗西埃的这种论说可能比他曾经批评的马克思-阿尔都塞的理论要思辨和晦涩得多。塑形、蒙太奇和配置一类概念，肯定也是让劳动者不知所云。如果通俗一些说，他所说的重新主体化就是要从治安逻辑中断裂出来，打碎原先身体分配中的固有秩序和自明性的自然状态，让不被承认的主体性重新被确认。比如，在父权治安逻辑构序中的女人是一种非理性的受动体，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自然本性，而让女性重新主体化就是要从父权治安逻辑中“去自然化”，揭露性别本身的社会偶然性，让不被承认的共同体部分得到承认。为此，朗西埃说，“所有主体化都是去身份化、去同一性，从一个场所的自然状态中撤离出来，是任何人都可以被算入的主体空间的开启”。〔21〕

其三，重新主体化的本质是一种重新计算。这是我们已经熟悉的说法。朗西埃说，基于身体化微观分配的生命政治的发生，恰恰是建立在一种治安逻辑的错误计算的重新纠正之上。〔22〕比如，被排除的无产者的重新主体化并非是像传统马克思主义所做的那样，寻求一种历史主体或阶级意识意义上的文化形式或者集体习性（ethos collectif），而是要造成“将工人的身体从他们的习性，或者从那些被假定为能够表达此一习性之灵魂的声音中分离出来的多重断裂：一种多重言说事件，一种关于言说与声音、感性分配冲突和独特经验”。〔23〕在这里，朗西埃列举了布朗基在法庭上与法官辩论的那一场景。1832年，当检察长询问其职业的时候，布朗基回答说：“无产者。”检察长反驳说：“这不是一个职业。”布朗基同样反驳道：“这正是我们大多数人民的职业，因为他们被剥夺了政治权力。”朗西埃说，“布朗基，以无产者之名，将不被算入者铭刻在一个可以将他们作为不被算入的空间之中”。〔24〕在朗西埃看来，布朗基在法庭上的辩论和争执，就是一种对无分之分的重新计算，他要让那些没有被算入的无产者重新获得社会的承认。朗西埃指出，“被主体化的不是工作或贫困，而是简单地将那些不被算入的那些人算入；是社会身体的不平等分配与言说者的平等之间的差异”。〔25〕或者说，“这就是对一个无产阶级的或其他的政治主体的重新发现：对于一种失误的揭示，对于被计算者的计算，一种被视作不可见者或被剥夺了可见性者的可见性形式”。〔26〕简言之，重新主体化，就要“在治安秩序之上铭刻政治失序所造成的判别”。〔27〕

依朗西埃之见，新的政治是通过原来不被承认为主体的无分之人重新主体化而脱离治安秩序的重新计算活动。在这种新的计算中，原来治安逻辑的算错被纠正了。政治在治安逻辑的断裂中生成“集体发声的新形式”，它创造新的计算方法来理解可感事物的配置，制造可见与不可见、话语和噪音之间新的区分结构，产生空间与时间新的分配模式，由此重新配置可感物。由此，当原来治安秩序中不可见的事物（Les invisibles）变得可见，当过去只是受苦的身体发出的无意义的（“牛哞声”）变成 “共同体”的清晰话语时，政治便开始了。政治为歧义的“共识”创造新的形式。

三、一个非政治哲学的评论

也因为朗西埃使用了一套脱离传统思想史自己独立构境的概念，所以传统的政治学研究者要真正理解他的意思是非常不易的。在这个评论部分中，我想先援引朗西埃的同胞巴迪欧的一些批评性意见。

第一，我觉得，巴迪欧在评论朗西埃的学术风格时，已经很深地透视了其中的悖结，他有些刻薄地说，

朗西埃的学术风格可以概括为三点：（1）通常在各种话语中来回摇摆，而不对这些话语做出任何抉择；（2）捡起概念上的残羹冷炙，而一点也不进入历史；（3）解构了主人话语的姿态，而不放弃把握了主人话语缺陷的反讽主人话语（la ma？trise ironique）。〔28〕

巴迪欧的意思是，第一，朗西埃自己在完全不同的话语模式中来回“挪移”（朗西埃自己对哲学方式的指认），但他竟然没有发现，他在八十年代对整个知识体系和逻辑思辨的拒绝后进入的经验感性考证，与九十年代重新开始的政治哲学思辨在根本上是异质的，虽然他也试图让政治哲学关注不可见的无产者，但这已经不再是真正的感性具象，而恰恰是回归阿尔都塞，而且并没有阿尔都塞做得好。第二，朗西埃自认为重新发明了治安和政治、可见与不可见、感性分配与空无、话语与噪音等范畴，但这不过是过去思想史中早已存在的东西，只是朗西埃拒绝真正地进入思想史，才会觉得是一种新东西。第三，朗西埃批判了柏拉图、马克思和阿尔都塞，甚至一切理论学术的合法性，可是他又让自己从正门赶出动的东西悄悄放进了后门。

第二，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巴迪欧才会针对朗西埃思想内容发表了一段入木三分的评论。他认为，朗西埃在九十年代回到理论学术研讨中时，的确是真心实意地想在传统的政治哲学固有框架中进行颠覆性的革命，

但用胡塞尔的话说，他所发掘的并非语义的原始根基，他并没有找到一种前叙述的存在，一种根本的位点（un site fondateur）。他所发现的不过是一种在事件发生之后，一种社会性的闪电划过之后，一种简明扼要地具体地创造之后的所残留的话语，而那些东西都先于并与统治及其附属物共存。〔29〕

所以，在政治哲学的讨论中，“他自己的著作既非结论，也没有指令，而只是些有吸引力的句子（clauses d’ arrêt）而已”。〔30〕朗西埃有时候真的非常后现代。

第三，具体到朗西埃的政治哲学讨论中，巴迪欧认为朗西埃的问题在于“喜欢用幽灵般（phant？me）的大众来反对无名的国家”。朗西埃常常回避国家这个概念，是否因为他所反对的阿尔都塞和布尔迪厄都认真地分析过这个概念？我们不得而知。巴迪欧说，“他喜欢用‘社会’或者‘治安’类型来取代这个词。甚至他很少去考察实际的国家，即一个有着各种党派，选举，并且最终组织起‘民主的’主体性的国家”。〔31〕但是，回避并非问题的解决。

他有点像用魔法召唤出阴影的魔法师。不过，之所以有阴影那是因为紧邻着阴影，必然有一棵树，或一株灌木。令人扼腕的是，朗西埃尽管知道存在一株政治的树木，即他了解的政治效果的真正的负重，但为了不致扰乱萦绕在其周围的沉闷的宁静，他甚至顽固到拒绝去爬到那棵真正的树上去。〔32〕

我基本同意巴迪欧的评论。在这一点上，他显然要比齐泽克深入得多。在这里，我可以再做一个政治学讨论之外的哲学说明。

首先，我想引入的两个哲学构架恰恰是被朗西埃曾经表面拒斥的阿尔都塞和库恩。一旦朗西埃想从学理说明问题的时候，感性经验总是帮不上忙的。虽然他也遮遮掩掩地使用了感性、身体之类的概念，但他还是落入到自己试图反对的哲学构架之中。我们不难发现，朗西埃的可见者与不可见者的区分不过是阿尔都塞可见的文字和不可见的理论问题式的一种变形，现在，治安的内在身体分配秩序正是原先在阿尔都塞那里起关键作用的隐性逻辑结构——理论生产方式和问题式，只不过这一次它不再支配理念的分配，而改为支配身体化的感性了。更有趣的回归是，治安的有序逻辑被政治无序所打破，恰好是巴什拉-阿尔都塞结构性断裂说的一种变种。在一定的意义上，我认为它更接近库恩基于科学范式的结构性革命说：一定的科学理论范式（如牛顿力学的物理学范式）在一定的时期内支配了全部物理学甚至整个科学的学术“治安”，而新的科学范式（如爱因斯坦-量子力学的物理学范式）由使原有的科学治安秩序失序，这就是科学革命。而朗西埃将这种治安失序叫做政治。当然我并不是说，在这一点上，朗西埃是自觉的，这种逻辑回归恰恰是无意识的。

其次，我觉得朗西埃政治哲学中某些观点如果挪移到现实生活中的学术场中倒是十分有意义的。比如，我觉得他对政治和治安的区分，非常类似于学术研究中进入学术讨论的话语圈（“学术治安场”）与个性的思想创新（“研究主体的存在”）之间的关系。我们无意识生成的学术治安也让一些在学术圈中无分之青年人的话语成为可以无视的“牛哞声”，这可能是值得我们深深内省的事情。

〔参考文献〕

〔1〕〔法〕朗西埃.政治的终结和现实主义的乌托邦〔A〕.政治的边缘〔C〕.姜宇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3-4.

〔2〕〔3〕〔14〕〔法〕朗西埃.政治.同一化和主体化〔A〕.政治的边缘〔C〕.姜宇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53，129，54.

〔4〕〔6〕〔法〕朗西埃.政治的十个主题〔A〕.政治的边缘〔C〕.姜宇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129，131.

〔5〕〔28〕〔29〕〔30〕〔31〕〔32〕Alain Badiou，Metapolitics，translated by Jason Barker， VERSO，2005， p.114，p.58，p.108，p.111，p.108，p.123.中译文参见兰江译稿.

〔7〕〔法〕朗西埃.政治的边缘〔M〕.姜宇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111.

〔8〕〔9〕〔10〕〔11〕〔12〕〔13〕〔15〕〔18〕〔19〕〔20〕〔21〕〔22〕〔23〕〔24〕〔25〕〔27〕〔法〕朗西埃.歧义〔M〕.刘纪蕙等译.台湾麦田出版，2011.62-63，31，39，62-63，200，63，62-63，71-72，79，78-79，73，73，77，77，73，74.

治安治理论文篇7

关键词：治安管理；社会协同；创新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8-0096-02

社会协同作为社会管理创新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主要内涵是要求无论政府还是其他社会组织不仅要承担起社会管理的责任，更应该注重建立相互之间――政府部门之间、政府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政府部门与民众之间的良性协调与互动合作关系。涉及治安管理领域，对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我们应有更深刻全面的理解与阐释。对治安管理社会协同理论的提出与总结梳理有益于在实际工作中落实社会协同的理念。

一、社会协同理念的提出

对社会协同内涵的认识，首先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当代治理理论认为政府、社会组织、市场组织是治理的主体。对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模式：第一种是“强政府、弱社会”模式。在大一统的时代对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并没有清晰正确的认识，造成了强政府弱社会的不合理局面，在这种模式下，社会完全是政府的附属品，统治的意味更为浓厚，造成的后果是社会组织发挥作用微弱，政府权力过大、管得过多过死，但在社会治理某些领域中政府并不能发挥完全的作用，而社会组织在更适合其应该发挥作用的领域中却完全无所作为，这样不仅造成政府资源的浪费也不能起到很好的治理效果。二是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模式。强调政府与社会要形成互动、加强合作，该模式的优点是将社会至于与国家同等重要的作用，但在目前我国大政府、小社会的现实局面下，合作模式的构建恐怕还有待更长的时间才能实现。三是“社会协同”模式。“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目标是在十六届四中全会时首次提出的。十报告在论述社会管理体制时又再次强调了其重要意义，并提出了予以法制保障保证其落实。现在看来社会协同模式是更适合我国现实的一种模式，为什么如此说呢？在这一社会管理体制中，公众参与是基础，社会协同是依托，法治保障是根本。在我国的现实是政府治理能力较高，公民社会发育不足。我们还处在培育公民社会的阶段，自然不能与西方国家一样在短期内实现两者的合作关系，更适合我国当前现实的是以政府为主导，鼓励和帮扶社会组织的成长，使其逐渐在社会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通过法律与制度保障是协同治理机制形成。

二、国外关于社会协同的相关理论

目前，世界各国在社会治理中形成的许多理论如公共选择理论、治理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多中心理论、国家―社会互动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等，与我国的社会协同的治理模式存在着共通的地方，应充分借鉴先进理论、尊重我国现实，形成适合我国治安管理工作的社会协同治理理论。

（一）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Theory of Public Choice）于20世纪60年代形成于西方发达国家。其主要观点是针对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失灵”现象，主张引入市场机制，以市场灵活的特点来弥补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的不足[1]。根据这个理论，警察公共服务同样需要引入市场机制，目前在西方国家非常发达的私人警务如保安、私人保镖等在维护社会公共安全中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公共物品理论

公共物品理论是研究公共事务的一种现代经济理论。其基本内容是：不同种类的物品和服务可以通过两个特征――排他性和消费性来进行整理和分类，分类的结果确定了政府和社会（非政府组织）在物品和服务提供中所扮演的角色[2]。一般而言，纯公共物品（服务）由政府提供，纯私人物品（服务）则由社会和市场提供，而准公共物品（俱乐部物品和公共池塘资源物品）既不能完全由政府提供，也不能完全依靠社会和市场提供，而应该通过政府和市场、社会的竞争、合作来提供。

（三）治理理论

治理理论，也称善治（Good Governance）理论、治道，是20世纪90年代流行于西方国家的关于公共事务解决之道的理论。是指政府对公共事务进行治理，它“掌舵”但不“划桨”，不直接介入公共事务，只介于负责统治的政治和负责具体的事务管理之间[3]。关于治理的特征，虽然学者概括并不完全相同，但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尤其是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是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正如治理理论创始人之一的罗西瑙所说：“治理则是由共同的目标所支持的，这个目标未必出自合法的以及正式规定的职责，而且它也不一定需要依靠强制力量克服挑战而使别人服从。”“它既包括政府机制，同时也包含非正式、非政府的机制。”[4]

（四）多中心理论

当代美国学者E.奥斯特罗姆根据多中心社会秩序、公共选择、公共物品等理论，在长期实证研究公共事务（尤其是警察服务）的基础上，主张公共事物自主治理，提出“权力分散、管理交叠和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共治”为特征的“多中心理论”，以改变传统的以政府为中心的“单中心供给”思路[5]。

（五）国家――社会互动理论

国家―社会互动理论的渊源可以追溯至19世纪西方国家的“市民社会”，但其流行却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社会互动理论主张：关于国家、国家制度及社会、社会制度等的研究，不能单从国家一元的单向的角度来认识，而应该从国家―社会二元的、多向的角度，从国家、社会的互动来认识。即：要批判那种“自上而下的”一元性“国家”分析范式，建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轨型“国家与社会”互动范式。简言之，国家制度、社会制度的建立，是国家和社会互动的结果。按照这个理论，警察制度、治安制度也应是国家与社会组织互动的结果。

（六）社会资本理论

该研究视角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对社会力量在治安管理中发挥的作用、作用的缺失及对策作以探析。社会资本是指普通公民的民间参与网络，以及体现在这种约定中的互惠和信任的规范。在社会治安管理过程中，社会资本的有效使用往往能够倍增治理的绩效，这也是治安管理自增强机制的动力所在。

上述理论，因为主张政府之外的市场、社会也要提供公共服务，与以往由政府完全提供公共服务的旧理论有很大差异，所以也被合称为“新公共管理理论”。这些理论应用于公共服务领域中的警务研究，其结论自然就是重视市场、社会在警务中的作用。譬如，自20世纪70年代始，西方国家提出了“private policing”（或privatizing policing、private police）的概念，对社会组织参与治安工作及如何增进社会组织与警察机构的合作，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英国艾莉斯・韦克菲尔德的《Selling Security：The private policing of public space》，提出了“安全被”（security quilt）理论，认为：不同的城市空间场所需要由不同的管理力量参与的各种安全管理模式；不同的管理力量和安全管理模式组织起来，就组合成为覆盖城市任何角落的“安全被”；在构成“安全被”的力量中，既有代表国家与政府的警察，也有单位与社区的专有安全保卫人员，既有市场化的保安公司，也有各种志愿者和警察辅助力量。

三、我国治安管理“社会协同”的相关理论

（一）治安综合治理理论

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我国逐步提出了治安综合治理的思想，强调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在充分发挥政法部门特别是公安机关骨干作用的同时，组织和依靠各部门、各单位和民众的力量，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从根本上预防和治理违法犯罪，维护治安秩序的稳定。

治安综合治理理论强调治安问题的根源在社会，治理治安问题的力量在社会，维护治安秩序的主体也在包括政府、单位、社会组织和公众在内的多种主体。

（二）治安主客体关系理论

治安主客体关系理论，是指维护治安秩序的主体与客体（对象）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多重关系，一般而言，公安机关是维护治安秩序的主体或主要力量，但是，在一定条件下，其他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公众也会成为维护治安秩序的主体。

（三）治安、警务（国家警事）社会化理论

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当时的治安形势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提出了“治安工作社会化”的观点，也有的称公安工作社会化、治安管理社会化。即公安机关不应承担维护治安秩序的全部责任，而应当将一部分工作职能交由社会组织承担。近年来，国内学者将西方的公共选择理论、治理理论等引入，又提出了“警务社会化”或“国家警事社会化”。强调公安机关要按照市场运行的客观要求，有效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安行政管理体制，在充分发挥公安机关职能作用的同时，实现“社会的事社会办”；强调警察与社会组织的互动、警察与社区居民的合作，以增进公共安全、提升警务效益。

（四）社会管理创新理论

近年来，针对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中央在加强社会建设上提出了“社会管理创新”的思想。即：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为先，多方参与、共同治理”原则，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并将“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更名为“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一些学者认为，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是管理主体创新，即发展社会组织和社会自治。将其运用于治安工作领域，就是治安主体多元化。

参考文献：

[1]方福前.公共选择理论：政治的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67.

[2][美]E.S.萨瓦斯，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M].周志忍，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121.

[3]毛寿龙等.西方政府的治道变革[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治安治理论文篇8

对大数据背景下兰州市的治安防控管理研究，首先要了解国内外治安防控的相关理论，以及治安管理的现状和手段，其次研究大数据在参与治安防控管理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起到的作用，明确新形势下大数据和治安防控管理的关系，最后要研究大数据在助力治安防控管理时出现的问题，解决对策及产生的意义。

本文立足于近年来兰州市社会面治安现状，结合主城区城关区在警务工作方面的实际情况，例如社区基础、打击犯罪、治安管理、交通管理等方面的情况，结合转型理论、警务模式理论、立体化防控等理论和大数据相关概念，同时参考国外及国内其它省市的先进案例，探讨了在社会治安管理工作中如何更好的运用大数据，为兰州市今后的治安防控管理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和对策。

Abstract .

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三）研究目的、内容及意义

（四）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二、治安防控管理与大数据概念 .

（一）社会治安防控管理概念

（二）警务大数据相关概念

三、兰州市城关区治安防控管理中大数据的应用现状和存在问题

（一）兰州市城关区治安防控管理现状.

（二）警务大数据在城关区治安防控管理中应用现状.

（三）兰州市城关区警务大数据在治安防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四）兰州市城关区警务大数据在治安防控管理中存在问题的原因.

四、大数据在国内外社会治安防控管理中的运用及启示

（一）大数据在国外治安防控管理的运用.

（二）大数据在国内治安防控管理的运用.

（三）大数据在社会治安防控管理中的优势.

（四）社会治安防控管理应用大数据的重要意义.

（五）对兰州市城关区治安防控管理的启示.

五、兰州市城关区治安防控管理中大数据应用的相关对策

（一）加强大数据共享.

（二）提升智慧化程度.

（三）提高智慧化水平.

（四）推进警务实战应用.

（五）做实基础信息化.

六、结语

治安治理论文篇9

【关键词】新时期；有企业；治安保卫人员；思想政治工作

一、思想政治工作在国有企业治安保卫工作中的作用

国有企业实现长足稳定发展的动力来源于思想政治工作，在新时期下，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越来越快，市场经济逐渐实现全面深化，在此背景之下，社会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矛盾也越来越多。而治安保卫工作能够切实保障企业工作人员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维护国有企业生产经营的正常秩序，因此在国有企业当中对治安保卫人员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能够有效强化治安保卫工作效果。事实证明，国有企业之所以多年以来始终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中坚力量，思想政治工作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思想政治工作能够帮助治安保卫人员树立正确的工作观念和价值观念，加深对企业的认同感、归属感和依赖感，在爱岗敬业、勤奋刻苦的观念指引下，治安保卫人员能够有效提升其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帮助国有企业不断扩大利益空间的同时创设和谐社会。

二、新时期国有企业治安保卫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

（一）积极创新思政工作。在新时期下，国有企业治安保卫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与其自身发展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因此思想政治工作需要始终围绕企业的生产经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严抓工作作风。同时需要对以往国有企业在对治安保卫人员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经验教训进行总结，保留其中的精华部分，并不断结合时下最新的技术方法和新鲜事物进行创新。国有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不应故步自封，而是应当对当前国有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面临的市场需求等进行深入剖析，在积极学习其他企业优秀的工作经验下不断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理念，使得其能够始终保持活力。

（二）落实以人为本理念。以人为本的思想应当始终贯穿在国有企业治安保卫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当中，因此在思政工作人员实际工作中，需要做到尊重、理解、关心治安保卫人员，用积极正面的话语不断鼓励安保人员，并将人本思想融入思政工作，耐心倾听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积极落实解决其反映的问题。另外，国有企业需要充分展现出其人文关怀，通过适当提升治安保卫人员的绩效福利，在强调集体利益的同时不忘维护其个人利益，采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方式代替简单粗暴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对治安保卫人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使其能够在国有企业当中感受到“大家庭”般的温暖。

（三）利用现代传媒手段。当前互联网技术已经深入到社会各领域当中，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因此国有企业治安保卫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也需要与互联网相结合，通过利用其庞大的数据信息量和超快的传输速度等巨大优势，为治安保卫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创造有利条件。除此之外，国有企业还可以通过网上直播等方式开展治安保卫人员思想政治工作，通过远程会议、网络讨论室等突破时空的限制，使得全体人员均能够被纳入思想政治工作范畴当中。考虑到思想政治工作还可以加深员工与企业文化之间的联系，借助于微博、微信和微课视频等方式完成企业文化的宣传教育，使得治安保卫人员能够在优秀的企业文化熏陶之下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工作当中，不断推动国有企业向前发展。

（四）发展思政工作人才。无论何时，具有优良工作作风、先进思想意识和创新精神的专业思想政治团队都是国有企业对治安保卫人员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保障。国有企业需要积极培养现有党务人员，在敦促其不断学习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的同时，采用换岗方式使其能够深入到基层治安保卫工作当中，与一线员工进行接触交流。不仅如此，对于具有极高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的治安保卫人员，国有企业也可以考虑将其纳入思想政治工作团队当中，通过对其展开科学文化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使其成为既有多年从业经验、又懂管理的高素质复合型思想政治工作人员。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当前的新经济时代下，国有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市场需求以及其自身的发展定位等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传统的“开大会”等形式的治安保卫人员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已经逐渐开始暴露出弊端。为此本文从工作理念、工作方法、工作内容、人才队伍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简要介绍了在新时代下国有企业落实治安保卫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措施，以期能够为推动国有企业实现长足稳定发展提供必要的帮助。

【参考文献】

[1]德山，方亮. 试论新时期国有企业治安保卫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J]. 经营管理者，2015（10）：338.

治安治理论文篇10

>> 从行政分割到协同治理：我国流域水污染治理机制创新协同治理审视下的城市环境危机及其治道逻辑协同治理视野下的单位制社区建设：路径模式与制度框架跨域协同治理：破解区域发展碎片化难题的有效路径公共卫生事件协同治理的路径选择政府审计与纪检监察协同治理腐败机制的构建与实现路径多元协同治理基层协同治理推进路径和生成逻辑从药品安全看药品监管结构性视角：区域安全风险的协同治理探讨食品安全协同治理运行机制分析依法加强食品安全协同治理社会协同治理安全文明出行刍议社区治理中的协同治理机制协同治理视角下城市多民族社区中居民参与存在的困境及路径选择协同治理视角下网络预约租车治理新路径企业集团财务协同治理的理论分析* 新型农村社区协同治理模式的构建协同治理视角下的政府公共危机处理浅谈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多元协同治理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中国日报：《河南多地糖丸停用、灭活疫苗“断供”正在加紧采购》，等相关新闻报道。

参考文献：

[1][英]克里斯托弗・胡德，等.监管政府――节俭、优质与廉政体制设置[M].陈伟.上海：三联书店，2009.

[2]杨伟东.行政监管模式变革[J].广东社会科学，2015，（1）.

[3]杨炳麟.监管治理体系建设理论范式与实施路径研究――回应性监管理论的启示[J].中国行政管理，2014，（6）.

[4][美]菲利普・希尔茨.保护公众健康――美国食品药品百年监管历程[M].姚明威.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6.

[5][美]达契尔・克特纳.权力的悖论――影响力，怎样获取，又是如何失去的[M].胡晓娇.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6][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民主的意义及民主制度的脆弱性――回应托克维尔的挑战[M].李梅.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

[7][美]塞缪尔・鲍尔斯，赫伯特・金迪斯.合作的物种――人类的互惠性及其演化[M].张弘.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

[8][美]弗雷德里克・M.阿尔伯特，[挪]格雷厄姆・杜克斯.全球医药政策：药品的可持续发展[M].翟宏丽，张立新.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

[9][法]埃德加・莫m.复杂性思想导论[M].陈一壮.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0]涂永前.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法治化：一个框架性系统研究[J].江海学刊，2016，（6）.

[11][美]小约瑟夫・S.奈，等.人们为什么不信任政府[M].朱芳芳.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