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整治论文十篇

治安整治论文篇1

一、中国“中等收入陷阱”大背景下的社会动荡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在经济起飞过程中，当时被称为进步时代，同时也被称为最坏的时代。好的时代，即在那个时期，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坏的时代指的是，在经济进步的同时，出现过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政治腐败十分普遍，阶级矛盾突出。然而，这种类似的现象在其他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过程中也发生过。

现如今，在中国，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居民收入也不断提高，中国从一个人均不足3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发展到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在取得如此成就的同时，中国也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及其表现

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1]，基本涵义指的是：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人民论坛杂志在征求50位国内知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列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方面特征，这些特征主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近几年中国正处于中等收入陷阱时期，人民论坛杂志所列的“中等收入陷阱”十大表现，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都具有。再此，笔者想深入探讨一下“社会动荡”这一表现。

（二）中国“中等收入陷阱”下的社会动荡现象

1.中国社会动荡的表现

社会动荡这种现象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存在的。中国处在社会大转型时期，各种利益主体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由于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利益分化，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形成了极其复杂的利益关系，整个社会呈现一种复杂多元的利益结构[2]。

2.以社会治安问题为视角看社会动荡现象

首先想说的是，社会治安问题发生的前提是社会失范[3]。“社会失范是一种规范缺乏、含混或社会规范变化多端以致不能成为社会员提供指导的社会现象。

20世纪30年代末，美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罗伯特·金·默顿提出了自己的失范理论[4]。默顿认为，社会失范是指这样一种社会状态，社会所追求的目标同决定着达到这些目标的规范不一致。

当前中国正进入加速的转型时期，经济的发展带动了社会结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等各方面的变化。社会的多元异质性，使原先较为统一的社会价值、规范产生冲突，其完整性、统一性被破坏，社会结构的各个部分、社会生活各领域、社会体系各层次的变动出现了各种不协调现象，而这种不协调的现象也就是社会动荡的征兆。

二、中等收入陷阱下，我国的社会治安管理现状

（一）现阶段我国社会治安管理现状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法制等相关制度的不完善不健全，导致了我国的社会治安问题日益增长，成为阻碍社会发展，影响郭明生活幸福质量的一个因素。下面，我将会列出一些犯罪的数据，来说明现阶段我国社会治安管理现状。

建国初期为我国第一次犯罪高峰。许多旧社会残留分子对新政权的仇视、颠覆和破坏，因而主要以普通刑事犯与反革命犯罪为特点。1950年犯罪达到高峰，立案 58.3万起。三年困难时期是我国第二次犯罪高峰。1962 年，当年立案42.1万起，这次犯罪高峰是天灾人祸引起的。1966-1976 年十年是我国第三次犯罪高峰。1973年达到高峰，达到53.5万起。改革开放初期是我国第四次犯罪高峰。1985年是高峰，当年立案89万起。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我国第五次犯罪高峰。1984 年社会治安形势好转不久就出现了明显的反弹。进人 90 年代后逐年上涨，90 年代中期发案率为80年代前半期的8倍[5]。通过这一组数据，可以看出，现阶段的社会治安问题确实是比较严重的。

（二）现阶段我国社会治安管理中的主要问题

通过调查了解我国社会治安管理现状，笔者总结了现阶段我国社会治安管理的主要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当前的治安问题具有反复性。

这个问题的表现是，当政府在某一领域或者某一地区抓得比较紧的时候，某个领域或者地区的治安就能好一些，当政府的工作稍有怠懈治安问题不仅会迅速增加，有时还会向恶性方向发展。因此，对于政府来说，要对社会治安问题的反复性有充分的认识，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要做好长期保持治安的高压态势。

第二 当前的社会治安问题错综复杂。

我国目前面临着复杂的社会发展形势，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大的发展和转型必然带来各群体的利益冲突和矛盾。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和不同人群之间的矛盾在各种因素的刺激下被激发起来，从而容易引发各类犯罪活动。

第三 社会治安管理的政府一元化管控。

对于当前的社会治安管理，很大程度是要依靠政府主导的治理方式来确保了我国社会治安总体形势的稳定，政府这种一元化的管控具有强制性、法制性等优点，但同时也会带来一些负面效果。比如，政府负担过重，公安队伍在人力和财力方面的压力较大、社会组织和社会群体的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等等。

（三）我国社会治安问题的原因分析

任何社会治安问题的发生和形成，常是多因交互作用的结果。因此，社会治安问题的成因必须从多角度、多方面进行分析。下面我将从多方面角度来分析当今我国社会治安问题的原因。

1.社会经济因素[6]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我国社会治安带来了全新的挑战。中国的经济增长较快，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是，落后的生产力又使中国各种社会关系、社会基本矛盾处于长期紧张状态，社会生产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仍长期存在。这些因体制转轨而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必然会影响到社会治安，使社会治安局面有可能出现某种动荡和波折。

2.制度因素

在转型时期的社会大背景下，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都处在建设和培育阶段，很多领域的制度仍然存在很大的问题。一方面，表现为制度的缺失；另一方面表现为制度的滞后。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各个领域都会出现新的情况和问题，这样就会存在某个新领域出现制度真空的现状。再或者是一些法律法规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用滞后的法律法规处理和解决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必然导致矛盾的产生和治安问题的突出。

3.转型社会的时代因素[7]

从 20 世纪到 21 世纪，中国处于最深刻的社会转型时期，“这种社会转型由两个深刻转变构成：一是体制的转轨，即从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二是结构的转型，即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型。

转型期的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也体现出转型社会的典型特征。所有这些转型都会带来深刻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变革。在这个过程中，利益分配与利益分化成为关键的社会体征。社会转型是一种社会结构性变迁，利益分化是社会转型的最主要特征，是社会机构性变迁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重要的社会现实。社会各种利益主体的自不断扩大，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意识被不断唤醒和强化，利益的分化和重组也就势在必然。

4.转型时期社会成员的角色失调

角色是指人们的某种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和行为模式，是人们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期望。由于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巨大分化，长期以工人、农民、干部为主体的三种身份阶层在转型中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分化。这一分化打破了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已经习惯于扮演旧体制中的角色，使人们在实现角色模式转换的过程中，由于心理上、行为上的惰性和惯性，人们很难适应新的角色模式要求，造成思想上和行为上的混乱。所以容易出现行为上的失范。

三、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对策建议

（一）政府要积极发挥好社会治安的引导作用。

由于社会治安问题直接影响到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影响到整个社会发展的长治久安。所以各级政府应高度重视社会治安问题，主动发挥自身引导作用，积极采取多种管理与监督的手段，改变以往治安管理工作完全依赖公安部门的局面，强化整个社会的治安管理环境，从各方面改进社会治安工作，优化社会环境质量。在现实中，社会治安综合整治是一项涉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系统工程，政府部门如果缺少各部门和人民群众配合，就不能及时发现和管制相关的扰乱社会治安的相关行为。因此，在社会治安综合管理的工作当中，一方面要发挥政府的引导性作用，各个相关要积极配合，另一方面，必须充分发动群众，全社会共同努力，形成“社会治安，人人参与”的局面，并运用适当的措施广泛调动群众参与城中村社会治安整治工作的积极性。

（二）重视文化、道德、法制教育

通过日常的犯罪新闻，我们可以发现，社会的道德水平和违法犯罪之间有着很紧密的联系，道德的败坏也往往导致犯罪行为的产生。相反，如果社会道德整体风气良好，犯罪行为就会随之减少。因此，社会治安综合整治另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加强法制教育，使社会居民知法懂法，明白哪些行为会受到法律的严惩和社会的制裁。政府需要从思想品质、文化教育、普法宣传等多方面加强对居民的教育，为社会治安综合整治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尤其要针对不同的特殊人群，政府要采取不同的思想道德和法制宣传。使犯罪行为防范于未然。

（三）创新流动人口管理模式

众所周知，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使得一些欠发达地区的人口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这一批流动人口也是社会治安问题的一个隐患[8]。因此如何有效的管理流动人口，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学者都认为对社会流动人口的管理是一项系统的工程，需要政府相关部门以及社会各界都给关注，不但要创新流动人口管理体制，更要从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多方面措施入手，完善对外来人口的服务。

（四）加强和完善治安防控体系

加强和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很关键和必要的。对于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建设是个很巨大的工程。一方面要提高公安队伍的整体素质，另一方面要整合社会治安的整体力量。

在提高公安队伍的整体素质时需要注意的是，要加强人民警察队伍的建设，提高警务人员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为警务人员创造更多的学习、培训机会，提高他们的办事效率以及综合素质。政府通过和其他组织的良好合作，工作，公安、各职能部门要重视社会治安辅助力量，建立起一支合格的辅警队伍。通过整合社会治安辅助力量，将更多的力量注入到社会治安综合整治当中，使公安队伍和各部门辅警队伍“双管齐下”，形成良好的合作和互动。

四、结论

近几年来，全国掀起了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热潮。处在社会大转型，中等收入陷阱下的中国，社会需要从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协调发展，才可能达到一种人与人之间关系处于一种比较稳定的社会状态，而安定有序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石。

本论文就是站在社会治安的角度下探讨现阶段我国存在的社会动荡问题。在社会治安方面，很多地区仍然保持着以前旧的生活习俗和文化，尤其是违法犯罪行为的频发，使得社会治安形势严峻，并且影响到整个城市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希望本文所探讨的问题及其建议对策能引起社会相关人士的重视。

参考文献：

[1]胡鞍钢（2010）.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J].当代经济.15：7-8

[2]林明理（2011） 社会动荡的“罪魁祸首”[N].联合早报.2月2日第三版.

[3]粱贵春（2005）.转型期中国社会矛盾研究[D].湖南： 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P28-29.

[4]付于江（2006）. 转型期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改革[D].四川： 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P16-17.

[5] G·邓肯·米切尔（1998）.新社会学辞典[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P12.

[6]朱鸿庆（2011）.社会治安管理视野下的社会自组织研究—以上海为分析个案[D].上海：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P16.

[7]张建（1997）.社会转型期社会治安形势、背景及对策分析[J].公安理论与实践.3：20-22.

[8]朱鸿庆（2011）.社会治安管理视野下的社会自组织研究—以上海为分析个案[D].上海：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P19.

[9]朱鸿庆（2011）.社会治安管理视野下的社会自组织研究—以上海为分析个案[D].上海：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P21.

[10]宋骥（2012）.“城中村”社会治安问题研究—基于洛阳市张村的个案分析[D].南京：南京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P39.

注释：

[1]胡鞍钢（2010）.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J].当代经济.15：7-8.

[2]林明理（2011） 社会动荡的“罪魁祸首”[N].联合早报.2月2日第三版.

[3]粱贵春（2005）.转型期中国社会矛盾研究[D].湖南： 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P28-29.

[4]付于江（2006）. 转型期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改革[D].四川： 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P16-17.

[5]朱鸿庆（2011）.社会治安管理视野下的社会自组织研究—以上海为分析个案[D].上海：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P16.

[6]朱鸿庆（2011）.社会治安管理视野下的社会自组织研究—以上海为分析个案[D].上海：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P19.

朱鸿庆（2011）.社会治安管理视野下的社会自组织研究-以上海

治安整治论文篇2

1951年2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劳动保险条例》，创建了我国包括工伤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险法律制度。1964年4月1日，全国总工会劳动保险部了《劳动保险问题解答》，第一次规定有关职工因交通事故受到意外伤亡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但范围较窄。仅限于集体乘坐本单位的车去开会、听报告或者参加行政指派的各种劳动（包括支援农业）时，所乘坐的车出了非本人所应负责任的意外事故，而造成职工负伤、残疾或者死亡的情形。1996年8月原劳动部实施了《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劳部发〔1996〕266号）。该办法第八条(九)项规定“在上下班的规定时间和必经路线上，发生无本人责任或者非本人主要责任的道路交通机动车事故的”应当认定为工伤。12月14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无证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是否认定工伤问题的复函》（劳社厅函〔〕第150号）指出：无证驾驶车辆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是违法行为。依据《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九条关于违法或犯罪行为造成负伤、致残、死亡不应认定为工伤的规定，对于因无证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而造成负伤、致残、死亡的，不应认定为工伤。至此因无证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而造成负伤、致残、死亡的不能认定为工伤。1月1日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令第375号)第十四条（六）项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去掉了《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中规定职工因发生道路交通机动车事故而可以认定为工伤的前置条件——“在上下班的规定时间和必经路线上，发生无本人责任或者非本人主要责任的”，这样的规定既符合工伤保险制度的无责任补偿原则，同时也扩大了工伤认定的范围，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未出台前，是我国工伤保险制度立法的一大进步。

二、当前关于职工因无证驾驶机动车等严重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引起交通事故造成伤亡是否认定为工伤的主要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无证驾驶机动车属于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因此造成职工伤亡的不能认定为工伤。首先，《工伤保险条例》生效于1月1日，《道路安全法》生效于5月1日。《工伤保险条例》实施在前，《道路安全法》实施在后，《工伤保险条例》在立法中规定违反治安管理伤亡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时，《道路安全法》还未实施。《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中规定的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只能是当时唯一规范治安管理行为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规定的违反治安管理的情形。无证驾驶机动车属于该法调整范畴，因此无证驾驶机动车行为属于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其次，虽然《道路安全法》将违反道路交通管理的行为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中分离出来，新颁布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不再将无证驾驶机动车等违反交通管理行为列入治安处罚范畴，但《工伤保险条例》将犯罪、违反治安管理行为规定为不能认定为工伤时，仍然生效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包含了无证驾驶车辆等违反交通管理的行为，只是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被新颁布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取代后，这是《工伤保险条例》未及时进行修改的问题，而无证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不能认定为工伤，国家是持肯定态度的，依据是《关于无证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是否认定工伤问题的复函》。

也有法官认为，无证驾驶机动车行为按照《道路安全法》的规定可以并处十五日行政拘留，而已经废止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关于无证驾驶机动车行为的最高处罚也是十五日行政拘留，两者处罚幅度的上限是基本适应的，因此认为十五日行政拘留的行政处罚上限幅度作为衡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行为不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法律责任要素，劳动行政部门据此认定不构成工伤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种观点认为职工因无证驾驶机动车造成伤亡的应依情况而论，部分认定为工伤，部分不能认定为工伤。有法官建议对该问题分情况进行处理。在无证驾驶机动车问题上，如用人单位明知路程较远而强行指派，或者忘记携带有关证照，以及所持有的驾驶证照超过有效期等情形，可以认定为工伤，而从未取得证照且因自身主观原因而无证驾驶机动车或驾驶无证车辆的情形则不宜认定为工伤。

第三种观点认为无证驾驶机动车行为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职工因无证驾驶机动车造成伤亡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在《治安管理处罚法》出台以后，无证驾驶机动车行为不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受害人又属于上下班途中发生的机动车事故，符合工伤认定的范围，如无排除原因，依法应予认定工伤。

之所以出现以上三种观点的争议，主要原因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将违反道路交通管理的行为纳入新的《道路安全法》中，而《工伤保险条例》中的排除工伤认定的条款将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排除在工伤认定范围内，由此对职工无证驾驶机动车造成伤亡的交通违法行为的性质应当如何认定产生分歧。三种观点对法律采取了不同的解释，从而得出不同的结论。笔者认为三种观点的解释都存在一定的问题。

第一种、第二种观点，运用目的解释的方法，认为《工伤保险条例》实施时与之配套的法规是《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无证驾驶机动车违法行为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调整范畴，《工伤保险条例》将此类行为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违法行为而排除在工伤认定范畴内。在《道路安全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制定后，尽管该违法行为从新制定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中调整到《道路安全法》中予以规范，但这种调整并非是对该违法行为性质的变更，仅仅是为了法律编撰的系统性

而作的立法技术性调整，属于立法技术方面的问题，因此，根据立法目的解释，认为该情形不应认定为工伤。第二种观点还运用价值平衡理论，认为应当将无证驾驶机动车分情况予以处理。第三种观点则运用文义解释的方法，认为既然法律已经将无证驾驶机动车违法行为归入《道路安全法》中予以调整，那么该行为就不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调整范畴，因此该行为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所以该情形下职工伤亡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三、对《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第（一）项的中“治安管理”的正确解释

对《工伤保险条例》中的排除条款的解释应当首先进行文义解释。只有在文义解释有歧义的情况下才能寻求其他解释方法予以解决。第一种观点和第二种观点在对“治安管理”的行为内涵无歧义的情况下，却运用伦理解释中的目的解释或价值理论中的价值平衡原理对“治安管理”的行为进行解释，从而得出无证驾驶行为虽然不是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但或因其认定工伤不符合立法目的或因其认定为工伤不符合价值平衡原理，所以不应当认定为工伤或不应当全部认定为工伤的结论。显然这种解释超出了《工伤保险条例》中相关法律条文本身文字的含义，这种解释由于违反了法律解释的一般原则，其不能自圆其说，难以在逻辑上有说服力。第一种观点还从违法行为法律后果的严重性角度，第二种观点则从职工在无证驾驶中的责任角度，为其观点寻求支撑依据。其实，从工伤这一概念的基本精神出发，以上两种观点想从法律责任和法律后果的角度寻求理论支持，显然与《工伤保险条例》的基本精神相违背，其理由也是站不住的。第三种观点直接从法律条文的文义解释出发，认为无证驾驶机动车违法行为属于《道路安全法》调整范畴，因此该行为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所以认为该情形下职工伤亡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虽然第三种观点使用的解释方法是正确的，但解释的内容却是不正确的。

首先，应从治安管理学专业理论角度理解“治安管理”的概念。按照治安管理学理论，治安管理是指国家警察机关治安管理部门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共安全和社会生活的正常进行而依法从事的行政管理活动。治安管理的范围包含：公共治安秩序管理、危险物品管理、户口管理和居民身份证管理、消防管理、道路交通管理、出入境管理、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工作等七个方面的管理行为。也有学者将治安管理的范围界定在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管理、特种行业管理、危险物品管理、道路交通管理、消防管理、户政管理和边防与出入境管理等七个方面的管理行为。显然按照治安管理学中关于治安管理的概念，道路交通管理属于治安管理范畴。无证驾驶行为虽然是在《道路安全法》中而不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予以调整，但其行为仍然是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其次，从法律规定方面理解“治安管理”的概念。《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条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是指违反治安管理法律、法规，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本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条用两款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发生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外，适用本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和航空器内发生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外，适用本法。”从以上法律规定中可以看出，违反治安管理法律、法规，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又无其他法律有特别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换言之，有其他法律、法规对某类治安管理行为进行专门立法的，依照该法处理。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治安管理处罚法》只是将部分治安管理行为纳入其调整范畴，还存在没有被纳入《治安管理处罚法》调整范畴的其他治安管理行为。这一部分治安管理行为是通过其他法律特别予以规定，如《道路安全法》、《消防法》等。违反这些法律的行为仍然属于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至此，可以看出治安管理立法与治安管理理论在治安管理行为的范畴界定上并不矛盾。现行司法实践中的三种观点将“治安管理行为”仅界定在《治安管理处罚法》调整范畴的认识，显然是不妥当的。

道路交通管理行为应当属于治安管理范畴，违反道路交通管理行为的性质即是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两个概念属于种、属概念，理清两个概念的关系对于我们正确处理由此引起的工伤认定争议是有重要意义的。

四、职工因无证驾驶机动车造成伤亡的是否认定为工伤应以其是否违反治安管理为准

治安整治论文篇3

关键词：治安学；学科名称；研究对象；社会治安稳定

中图分类号：D92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7)06－0106－03

一、治安学的学科名称

“治安学”是中国特有的学科或概念。西方发达国家虽有许多对治安现象、治安问题和治安对策的独到研究，但没有类似的提法。它们是通过研究警察科学来研究社会治安现象、治安问题和治安对策的。中国的治安学是在治安(行政)管理学的基础上提出和发展的。中国高等教育中的治安学专业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至今已有20多年。但严格来说，在中国从学术研究意义上正式提出“治安学”(“治安学”不同于“治安管理学”，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是在20世纪90年代。其标志是金其高著《社会治安学》的问世。1998年，中国教育部在对本科专业进行调整论证时，公安大学提出将治安管理和安全防范两个专业合并为治安学专业，治安学的概念得以明确。

有学者认为，这一专业名称的变化，一方面说明具有中国特色的治安学建设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并将解决该学科在“治安管理学”层面研究上的诸多“瓶颈”。另一方面说明治安学要想迈入成熟的学科行列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也有学者认为这一名称的变化，一方面对中国目前的公安(警察)学的体系或专业设置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或冲击；另一方面对治安学基础理论的创立或治安(行政)管理学基础理论的创新已经十分迫切。笔者认为，这次专业名称的变化，绝非对初始专业名称的简单恢复，而是基于学科基础上的重新定位。

二、治安学的研究对象

(一)治安学研究对象和范围的难题

治安管理学是基于公安工作中的治安管理业务来命名的。多年以来，治安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受着公安机关治安管理部门职责管辖范围的影响和制约。如果把治安管理学简单的概括为是研究治安管理活动的规律与对策的话，那么治安学就应当是研究治安现象及其对策的学科。治安管理学作为公安学科的子学科，一般认为与刑事侦查学是并列的学科。在高等教育专业目录中，公安学与社会学、政治学、法学(专业)同为法学学科下的二级目录。作为法学(专业)的子学科的刑法学等，是与治安管理学、刑事侦查学处在同一层级上的，而在研究生教育中，犯罪学又作为刑法学的一个方向，有些学者也认为犯罪学是刑法学的子学科。这样，上述有关学科的关系可列表如下：

对于治安学，从历史的逻辑的角度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治安现象是伴随人类社会而存在的，在现代警察产生之前，就有人类维护治安的活动。影响和危害治安的问题是多样的，程度是不同的，犯罪只是其中主要的、严重的一种。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和刑法学理论，犯罪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由刑法规范并应当予以刑罚制裁的行为。因此，作为主要研究刑事制裁的刑法学和研究发现、揭露、证实犯罪的侦查学，就成为犯罪学的子学科，而犯罪学又是治安学的子学科。于是，上述有关学科的关系如下表。

这就提出了治安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问题。

(二)关于治安学研究对象的不同观点

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治安学研究对象的讨论还未达成共识，其观点主要有：社会治安问题说，治安现象及其规律说，治安现象及其规律、对策说，治安现象及其原因、对策说，治安防范说，公共安全说，社会安全状态及其保障条件和转化机制说，公共秩序与安全管理说。

治安学的研究对象不确定是治安学目前亟待解决的首要的根本性问题。正是因为治安学研究对象这一首要的根本性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也就出现了如下一些问题：一是治安学的学科地位和研究方向不明确；二是难以科学地划分出治安学的具体学科(或分支学科)和科学地设置专业课程，治安学的学科体系不完善；三是难以准确地找到治安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学)、治安管理学、犯罪学、侦查学等学科的区别和联系。特别是治安学和治安管理学这两门相近的学科，广大研究人员和学者均认为这是两门不同的学科，而且治安学包含治安管理学，但由于治安学的研究对象尚末确定，因而难以找出它们两者之间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从而导致在一些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中把两者混同的现象。

(三)科学划定治安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

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就是学科本身所具有的内在规律。它既是一门学科区分于其他学科的根本标志，也是建立、发展和完善这门学科的基础。一门学科的体系也是受其特有的研究对象所决定和制约的。学科的研究对象既要反映其研究内容的特殊性，以同其他学科区分开来，又要体现它作为一门学科的整体性和各构成要素的相互联系性。

治安学的研究对象，概括地说，就是社会治安稳定。因为社会治安稳定既是治安工作的最终目标、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治安学的根本价值所在。研究社会治安稳定既是治安学的出发点，也是治安学的归宿。据此，社会治安稳定应成为治安学的研究对象。社会治安稳定与否是通过社会治安形势表现出来的，社会治安形势又通常以两种形式表现出来，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和(社会)治安问题。而治安问题实质上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诸领域矛盾的集中表现和综合反映，或可称之为社会矛盾的聚焦点，它具体表现为影响治安秩序的消极因素所造成的妨碍、威胁、危害等后果。治安问题的产生机制是整个社会活动和人们的社会行为。因此，治安问题是各种社会秩序不能良性运行所产生的结果，即各种社会秩序所产生的问题集中化、显形化的表现。由于治安问题具有原因的复杂性、形成因素的综合性、发展的变异性、危害的多样性、时空的变动性、多发性等特点，所以，很难发现它的固定不变的规律。目前，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新旧体制、新旧观念正在发生激烈的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必然会反映到社会治安中来，对社会治安稳定产生消极影响。基于这个大前提，对近年来的社会治安形势，我们就会有一个客观、全面的认识了。因此，社会治安稳定不仅与社会稳定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社会治安稳定与否与社会稳定与否具有同步性的特点。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把社会治安工作搞好了，社会治安稳定了，就能够对政治稳定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社会稳定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人类活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一个历史的、综合的、动态的概念。由于社会结构自身的复杂性，社会稳定涉及方方面面，因此，社会稳定具有综合性。它包括政治稳

定、经济稳定、社会治安稳定以及人心安定等。这几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密不可分。政治稳定是整个社会稳定的核心，经济稳定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社会治安稳定是政治稳定和经济稳定的必要条件，人心安定是社会稳定的综合反映。社会稳定的这一特点，要求在治安学研究中，必须总揽全局，充分认识政治稳定、经济稳定、社会治安稳定、人心安定等方面的内在联系，善于运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手段，统筹各种社会资源，综合研究和解决社会稳定问题。

三、治安学的学科地位与学科体系

(一)治安学的学科地位

治安学是正在成长中的新兴学科。一门学科是否具有独立的学科地位，首先看它是否符合一定的基本条件，这些条件的确定应以国家标准为依据。中国国家技术监督局1992年批准，1993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92)中的“编制原则”第一条明确规定：“本标准所列学科应具备其理论体系和专门方法的形成，有关科学家群体的出现，有关研究机构和教学单位以及学术团体的建立并展开有效的活动，有关专著和出版物的问世等条件。”对照这四个基本条件来审视当前治安学科建设的现状，可以说治安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已初具规模。同时也不难看出，在“有关研究机构”以及“学术团体的建立并展开有效的活动”等方面，确实还存在差异。但总的来说，近年来，治安学的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把“治安学”确定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是该学科发展的必然。

教育部高教司于199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中设置的三个公安学类专业(治安学、侦查学、边防管理)和两个公安技术类专业(刑事科学技术、消防工程)，其中的公安学类、公安技术类都不是国家标准的学科分类，而是本科的专业划分、名称及所属门类。公安学类仅仅是一个本科专业划分的门类，至少在目前还不是国家标准中的一个学科。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硬要把治安学、侦查学说成是公安学的子学科，确实有点牵强。而上述国家标准已经把刑事侦查学划为法学的三级学科，刑事侦查学已经名正言顺地找到了归宿，作为与刑事侦查学在同一个摇篮中成长起来的治安学，也面临着如何定位的问题。

如何确定一门学科的学科地位，实际上就是如何摆正它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有学者认为，治安学也应该和刑事侦查学一样，列为法学的三级学科。也有学者认为，治安学是法学门类中一级学科。也有学者认为，治安学是一门运用多学科的知识研究治安理论和实践的综合性学科。治安学是公安(警察)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治安学是一门属于社会科学的综合性应用学科。还有人认为，治安学应列为公共管理学所属学科行政管理学的子学科。事实上，治安学确实是一门综合性、应用性和交叉性很强的学科，但它总要有一个归属的地方，一个自己的位置。笔者认为，因为目前国家的标准学科分类还没有把公安学或警察学列入，如果列入，治安学应作为公安学(警察学)的一个子学科。如果治安学单独列入标准学科序列，治安学是一门属于社会科学的综合性应用学科。

(二)治安学的学科体系

根据治安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来看，治安学的学科体系大体包括：

1、治安学原理。即理论治安学或治安学基础理论。

2、治安史学。包括治安思想史、治安制度史以及治安研究的历史等。

3、比较治安学。包括中外治安比较、城乡治安比较等。

4、治安法学。包括治安行政法学等。

5、应用治安学。即广义的治安管理学，包括治安秩序管理、户政管理、道路交通管理、消防监督管理、出入境和外国人管理以及治安规划、治安预测、治安评价等。

综上所述，通过上述对治安学研究对象和范围、治安学学科地位和学科体系等有关问题的探讨，我们对治安学有了比较充分的认识，在此基础上，结合其他学者对治安学的概念的研究，可以初步给治安学下一个定义：

治安整治论文篇4

为进一步加大我区开展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力度，着力营造有利于专项整治积极推进的良好的社会氛围，迎接11月底上级的检查，根据省、市专项整治工作部署，区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决定全面加强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期间的宣传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增强对专项整治行动宣传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我区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开展以来，各有关部门重视宣传工作，采取各种形式，较好宣传了我区开展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成效。信息宣传工作对促进开展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发挥了良好的舆论引导作用。但随着整治行动的深入开展，宣传工作总体上与上级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还没有充分发挥让广大群众了解专项整治、关心专项整治、参与专项整治的作用。因此，必须提高认识，进一步加强宣传工作。各街道（镇）、有关部门要坚持以党的*大精神为指导，以维护广大群众切身利益、促进企业健康发展为目标，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宣传作用、解疑释惑、统一思想、营造氛围，突出重点、形式多样，大力宣传我区采取积极有效措施解决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领域存在的问题，切实推进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整治工作。要使各部门各单位和企业，以及广大市民正确认识当前形势，增强做好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整治工作的责任意识、紧迫意识和忧患意识，把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整治工作作为一件大事认真抓好，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二、加强宣传工作的重点内容

治安整治论文篇5

[关键词]延安时期；部队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12 ― 0028 ― 02

延安时期，大批爱国青年汇聚延安。由于他们的阶级成分、思想状况、文化水平差异很大，导致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很难开展。针对这种复杂情形，中国共产党迎难而上，灵活应对，通过采用多元、简单、实用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推向高潮。

一、的方法

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规模的在党内普遍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宣传活动，是用伟大的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解放运动，更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部队院校青年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手段。

1941年初至1945年4月，为了肃内长期存在的右倾和“左”倾错误，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整风运动。开展整风运动有其客观必要性，一是延安时期党内青年背景成分复杂，党员干部队伍的思想素质良莠不齐，有些新的青年党员同志是“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没有入党”。并且，党员规模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整风之前的党员规模（80万）大概是长征结束时党员（约4万）的20倍。而且“这八十万党员中，有百分之九十是新党员，而这些新党员中，又有差不多百分之九十是小资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农、贫农）出身。这些同志都是愿意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但是免不了带着颇长的小资产阶级自由思想甚至封建思想的尾巴，这些东西，在我们党内也是不能容许的，如不改造，也将造成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的毒害”。二是由于延安政治社会形势比较稳定，同时中国共产党久经历史考验锻炼了一大批领导骨干，广大党员马克思主义觉悟的提高要求澄内的是非问题以及等同志通^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同志先后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理论著作，严厉批判了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这为提供了组织、思想及理论基础。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风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总方针。通过整风教育，中国共产党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批新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同时，广大青年干部、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觉悟得以迅速提高，整风运动也成为党内思想政治教育的伟大创举和成功实践。

二、典型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的方法

曾经说过，“典型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力量”。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身教重于言教”。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正是由于认识到了榜样示范的强大力量，因此，在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别重视榜样示范。

首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本身就是一种榜样。延安时期中共领导干部也率先垂范，发扬艰苦朴素的作风。和青年学员们一起种菜种粮；被誉为纺线能手；就是艰苦朴素的典范。每天粗茶淡饭、穿补丁衣服的为广大青年树立了标杆，他们被主席的人格魅力打动，在实践中自觉学习的高尚生活作风。

其次，树立先进个人典型事迹，营造平凡中的不平凡氛围。1939年12月21日，发表的名篇《纪念白求恩》是示范教育的典范。文章高度赞誉了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尚品质。他的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感动了前线、感动了晋察冀军民，更感动了广大青年党员干部。同志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同时延安时期各行各业都涌现出了许多优秀模范人物和集体。比如赵占魁、张思德、三五九旅模范集体。通过典型人物示范教育，极大地鼓舞了广大部队院校青年参军、生产、学习的热情，冲破了他们自我价值的实现和个人利益的满足的牢笼，把国家利益与民族大义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实现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

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通过树立典型，强化教育主体对教育客体实施说教，而且还要培养教育客体自我教育意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培养部队院校青年的自我教育意识，以提高他们的道德修养和政治素养。党中央领导人始终认为要转变部队院校青年的资产阶级思想，必须靠广大青年自身自觉，强制性的灌输和粗暴式的教育对广大青年思想的转变起不到根本性的作用。通过循循善诱的方式启发青年自我思考人生的意义，国家与自我的关系，实现自我选择、自我教育。同时，青年自我也在对比国共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而对比本身就是一种自我教育。因此，中国共产党不仅注重对部队院校青年实行典型示范教育，同时也加强青年的自我教育，最终成功实现了典型示范教育与青年自我教育的紧密结合，开创了中国思想政治史上独特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三、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的方法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也是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可以说，理论联系实际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最重要的方法。是中国共产党人里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杰出代表。1938年4月，在为延安高校广大青年授课时，不仅要求广大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端正马克思立场，而且要求青年把所学理论运用到生产、生活、学习及其武装斗争中去。他对抗大第三期毕业生说：“你们到抗大来学习，有三个阶段，要上三课：从西安到延安，八百里，这是第一课；在学校里住窑洞，吃小米，出操上课，这算第二课；现在第二课完了，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第三课，这便是到斗争中去学习，向实际学习”。1939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就“强调全党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善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国际经验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随后，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做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教育下，部队院校青年纷纷加入了大生产运动。青年学生放下笔杆子，拿起锄把子，开挖窑洞修操场，开垦荒地种粮菜，饲养家禽办农社，生活用品滚滚出。这不仅补给了前线抗战的物资装备，也给根据地的军民解除了生存隐患，更重要的是教育了广大青年，让其知道实践才是最好的老师，要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拜人民群众为师”。经过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青年知识分子初步实现了与工农群众的结合，切切实实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中国共产党正是因为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以理论联系实际为方法，结合延安时期的特殊历史情况，让部队院校青年到前线去，到实际的生产斗争工作中去，接受实践的考验与历练，最终才培养出了一批批意志坚定，杀敌勇猛，工作能力强，道德品质高的青年战士。

四、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的方法

“显性教育是指充分利用各种公开的手段、公共场所，有领导、有组织、有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显性教育作樗枷胝治教育的一种方法，其显著特点是公开直接的对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而灌输式教育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形式，其本质是思想政治理论的系统教育和正面宣传，是一种显性的教育方法。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运用显性的灌输方法对广大部队院校青年党员干部进行了思想政治教育。

隐性教育是“相对于显性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自觉运用潜性课程理论，将教育内容‘不露痕迹’地隐含在创设好的教育情境中，使受教育者在不知不觉中获得某种思想、经验或做法，并内化为自身的行为规范的教育方式”。隐性教育突出强调的是“迂回”、“渗透”的方式来感染受教育者。其主要特征为教育内容的隐蔽性、渗透性和教育形式的丰富多样。延安时期，中共中央领导人十分重视对广大青年进行隐性的思想政治教育。例如，延安时期还为各学校题词，营造浓郁的教育氛围。比如，“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的题词。并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定为“抗大”的校训。这一校训无时无刻都熏陶着抗大的每一个人，尤其是广大青年。另外，中国共产党还运用隐性教育的方法普遍适时地开展适合部队院校青年爱好的文娱、体育等活动，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贯穿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以达“润物细无声”之效。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展读书会、座谈会、讨论会等方式将马克思主义信仰、统一战线思想及持久抗战思想贯穿其中，同时开展更“适合广大同学爱好的戏剧、歌咏、体育、学术竞赛、社会参观、时事讨论等活动。教会学校则多举办慈善市场、夏令营、秋令营、模范团等传统活动”。并且中国共产党还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寓于大生产运动中，丰富了隐性教育形式，提高了思想政治教育实效，实现枪杆子，笔杆子，锄把子的有机结合。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正是由于既坚持大张旗鼓的政策理论方针的宣传灌输教育，又采取形式多样的隐性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了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的有机结合，才开创了中国部队院校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辉煌篇章。

〔参 考 文 献〕

〔1〕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郑永廷.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治安整治论文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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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摘 要：意识形态与政治意识具有“意识”和“政治”两方面的内在一致性，编辑作为生产、传播与宣传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给受众的主要媒介，在作出文化选择之时必然会将其所具有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态度融入其中;同时，国内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形势和国际和平演变进一步加剧的形势也要求编辑具有政治意识。编辑必须在坚持新闻工作党性原则的基础上，积极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正面建设引导为主，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关键词：编辑;政治意识;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G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04-0020-03

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内的政治合法性，即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作为合法性的观念基础和解释框架，得到了最广大民众的广泛的社会认同。意识形态能够通过自身表现出来的政治权力和控制力量，成为维系社会稳定、化解社会矛盾的支持力量和整合社会的重要手段，为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提供舆论领域的合理性支持。另一方面是对外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和国家利益安全。因为意识形态是形成国家利益的必要条件，是对国家利益的确认和表达[1]。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持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之间良性互动的同时，维护意识形态安全，防止国外不同意识形态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侵蚀与和平演变，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基础，进而也是巩固国家经济基础、保证党的执政地位、避免国家政权受到威胁的“软国家机器”。我国的编辑工作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一项重要工作，既承担着宣传主流意识形态的重任，又担负着引导和教化民众树立社会主义理想和价值观的职责，因此，编辑是否具有政治意识对于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至关重要。

一、意识形态与政治意识的内在一致性要求编辑具有政治意识

意识形态与政治意识具有内在一致性，这种一致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治性;二是意识性。这两方面决定了编辑是否具有政治意识对于维护意识形态安全起着关键作用。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意识形态是属于受一定经济基础决定并为一定的经济基础和利益主体服务的思想上层建筑和思想体系，其本质是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念体系，包含了人们的价值取向和观念特征，具有明显的阶级性和政治性。它与自然科学等不具有阶级性的社会意识形式以及处于较低层次的社会心理等最大的不同即在于它的政治性。意识形态的政治性主要表现在：第一，意识形态是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思想和理念基础，主流意识形态能够通过自身所具有的辩护功能，运用一系列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为执政党执政提供理论上的支持，建立起民众对政权合法性的信仰。著名国际关系专家约瑟夫・拉彼德在《文化与认同》一书中指出，每一个政体都需要得到忠诚并行使着权威。而任何政体的忠诚和权威都需要有区别性的意识形态。通过意识形态的确立、传播和巩固，并通过政治社会化过程，政体的权威性和合法化得以确立。第二，意识形态作为思想上层建筑，是一种对民众进行引导和控制的软性力量，能够通过自身所具有的“黏合剂”和“混凝土”功能，引导、规范和整合社会力量，进而服务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从而起到与政治上层建筑同样的作用，因而具有政治导向性，也属于国家机器的范围。

政治意识是政治主体对于政治现象所具有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评价和政治信仰，它既包括民族和个人的政治心理、政治文化、政治观点和政治思想，又包括社会阶级集团的意识形态。显然，意识形态是被包含在政治意识的范畴之内的，是政治主体树立政治意识所要维护的一整套系统的政治理论、观点和价值观，因而是政治意识的核心部分，是一种居于统治地位的政治意识。政治意识要求政治主体能够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具有维护本阶级利益的政治思想、坚定的政治立场、敏锐的政治观察力、判断力和鉴别力。由此可见，意识形态和政治意识是内在一致的，二者只是属于政治意识范畴的不同层次。

亚里士多德说过，人是政治的动物。的确，处于政治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不可能脱离政治而生存，每个人都会对发生在身边的政治现象和政治事件形成自己的看法和态度。而意识形态发展与社会存在变化的不同步性又决定了任何社会的意识形态都不可能是一元的、纯粹的，都会存在多元性的意识形态。但是在这多样性的意识形态群当中，又必然存在着一种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主流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影响着公民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态度，对人们的政治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各类媒体的编辑是文化的生产者与传播者，是信息输入与输出的中间环节，承担着宣传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引导和培育公民树立政治意识的职责。编辑在对各种输入的信息进行筛选取舍的政治文化选择过程中，必然会对文章所包含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表现出或认同或否定的态度，将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政治态度渗透其中，并将其中的精神内核呈现在读者面前，转化为社会成员的政治信念，从而对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起着潜移默化的导向作用。因此，编辑必须树立政治意识，本着对人民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国家负责的高度责任感，深刻把握社会、把握现实，以极强的政治鉴别力、以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渗透进文化产品之中，引导整个国家、民族、社会树立政治意识，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巩固意识形态阵地，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二、当前国内外形势对于编辑政治意识提出的挑战

编辑必须具有政治意识，不只是内在的政治意识和意识形态的要求，而且是外在的国内外形势和政策的要求。内因是依据，外因是条件。当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异体性压力、合法性压力、适应性压力、调节性压力、保持性压力的新挑战[2]，意识形态安全形势更为严峻。正如卡斯特罗所说：“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意识形态化的世界上，只是在这个世界上有人试图把资本主义思想、帝国主义思想、新自由主义思想强加于人，恰恰是试图把一切与这种思想不同的思想从政治地图上抹掉。[3]”严峻的形势要求编辑必须树立政治意识，进而引导读者形成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自觉性。

一方面，从国内角度来说，我国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要求编辑树立政治意识，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宣传媒介作为党和国家的“喉舌”，其职责就在于为国家性质和社会主义制度作论证。尤其是在当前的异质性社会，全球化使得思想文化在国际交流交融交锋的过程中呈现出多元化态势，这可以促进不同思想文化间的交流与互鉴，使主流意识形态在文化的国际碰撞中获得有益的思想资源，但也势必会使原有的一元化意识形态受到冲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受到挑战，给社会和国家带来离散和分离的影响，严重削弱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的整合力，影响政治社会化效果;在自由的市场经济时代，人们已经摈弃了过去泛化意识形态的极端做法，“市场经济的趋利性，使人们以更实际的态度衡量评判一切现实问题，并更多地关注自身利益，根据自身利益来选择和评判意识形态，而排斥所谓的‘统一意志’”[4]，社会呈现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淡化和信仰缺失的倾向，这种承认思想观念多元并存的趋势，从民主政治发展的角度看自有其进步性，体现了尊重人思想自由和个性发展的民主意义，但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社会进步发展的角度看，如果任由这种淡化倾向发展到极端，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必然会削弱，其社会基础和主导地位必然会动摇，进而会面临合法性压力与危机。因此，对于当前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的我国来说，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更是至关重要。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加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应当是编辑必须肩负起的历史使命。

另一方面，从国际角度来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不但从来没有放弃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渗透，反而借助于全球化和我国搞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契机，变本加厉地对我国实施和平演变战略，试图解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而瓦解社会主义国家。这要求编辑树立政治意识，维护意识形态安全。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国际交流步伐的加快，西方通过书籍、报刊、广播、电视、网络论坛等文化融合的方式，将西方所奉行的价值观念、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以更加隐蔽和持久的方式向我国进行渗透与扩张，以至于我国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一些非主流甚至是反主流的意识形态。比如，宣扬西方民主，将党的领导和宪法与法律实施对立起来，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宣扬西方价值观的普世性，否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企图动摇党执政的思想理论基础;宣扬西方公民社会，企图把基层党组织领导和基层政权排除在基层群众自治之外，瓦解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宣扬新自由主义，企图改变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削弱政府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宣扬西方新闻观，以新闻自由为借口，挑战我国党管媒体原则和新闻出版管理制度，企图打开对我国意识形态渗透的突破口;宣扬，企图否定中国共产党历史和新中国历史，最终否定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以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质疑改革开放，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进而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等。这些意识形态，如果任其蔓延，就会干扰人们在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朝着什么目标前进等重大问题上的思想共识，干扰我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给国家和社会造成分裂影响。亨廷顿曾说过：“对一个传统社会的稳定来说，构成主要威胁的，并非来自外国军队的侵略，而是来自外国观念的侵入，印刷品比军队和坦克推进得更快、更深入。[5]”面对可能导致的社会政治信念和政治价值紊乱，编辑在注重专业知识的同时，必须把政治意识放在首位，审视并确立自己的政治文化选择，严格控制并合理引导非主流意识形态，坚决批判并严厉打击反主流意识形态，保持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和统一。

三、树立政治意识，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编辑出版工作同政治的关系非常密切，承担着舆论导向的重大责任，为此，编辑树立政治意识就体现在要发挥政治导向功能，站在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准确把握国家的舆论宣传方向，在社会成员的政治意识处于空白期、窒息期和迷惘期之时，通过所编辑的刊物将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递到社会成员心中，做大做强正面宣传，加强深层次问题引导，促进思想统一，力量凝聚，塑造出国家稳定与发展所需要的政治人。编辑树立政治意识要注意以下几个结合。

第一，要坚持党性原则与双百方针相结合。一方面，坚持党管媒体和政治家办报办刊是我国新闻宣传工作必须坚守的基本原则，这就要求，编辑树立政治意识首要的就是要坚持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将党的政治主张、思想意识和组织原则体现在新闻活动之中，坚持党的领导，遵守政治纪律，严守政治底线，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把好政治方向观，维护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传播渠道和舆论阵地，营造全面深化和推进改革的政治舆论氛围。这是前提，是基础，到任何时候都不可改变。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和现代媒体形式的多样化与普及化，公众自我选择的空间不断扩大，公民逐渐成为具有独立政治人格和政治态度的人，与此相对应，单一舆论强制发挥作用的空间在逐渐缩小，为此，编辑必须适应社会民主化程度提高和民主意识增强的现实，紧跟民主建设进程加快的步伐，既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确对待不同的声音，又要仔细甄别稿件，充分发挥“过滤器”功能，做出正确的政治文化选择，同时还要在宣传方式上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第二，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与意识形态多元化相结合。任何一种政治社会制度都存在多元化的意识形态，但是在这多元化的“多”中必然存在一个“一”，即代表统治阶级意志的、用来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主流意识形态，因此，任何一个政治社会的意识形态都是一个意识形态群，是一元与多元的统一，是主流与非主流的统一。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其主流意识形态必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其本质体现与反映;同时还存在着多种多样的非主流或反主流意识形态，如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新权威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这些多样化的意识形态虽然很多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从国外输入的，但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社会思想和价值观念多元化的体现，是社会发展所必须的，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文化的繁荣发展。但是面对多元化意识形态群，编辑既要尊重多元性，遵循公民政治意识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反作用规律，将人们从以前那种束缚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极左的单一性观念和思想中解放出来，尤其是面对纷繁复杂的西方文化之时，编辑要站稳立场，善于从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介绍和评介国外文化，去伪存真，借鉴并吸收其文明成果，取其精华来丰富和发展我国意识形态，提高其在全球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但更为重要的是必须坚持多元化意识形态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主体地位，并借助于语言工具和载体，调整、补充和完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创新与传播形式优化之间的最佳结合，将主流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科学性、规律性以及它旺盛的生命力内涵传递给读者，扩展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资源，提高主流意识形态对非主流或反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能力，提升其合法性地位，增强其凝聚力和吸引力，进而提升整个社会的向心力。

治安整治论文篇7

一、指导思想和工作原则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维护国家政治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卫星电视广播接收设施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依法查处辖区内非法销售、安装卫星电视地面接收设施的行为，防止境外媒体非法落地传播，确保我镇对卫星电视接收设施的有效控制和依法管理。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原则，做到思想统一，上下联动，务实求效。

二、工作重点

（一）强化基层基础。根据省、市、区平安创建的工作要求，配合我镇“四边三化”专项整治行动，全面开展创建“无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乡镇”活动，组织辖区所属综治、工商、公安、城管、宣传、文化等力量，对沿街商铺开展全面清查，收缴一批流通领域的非法卫星地面接收设施，调查摸底及收缴情况报镇宣传文化中心汇总。发动村（社区）干部和小区物业人员，对已安装非法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区域进行全面调查摸底、教育督促拆除，相应情况报镇宣传文化中心汇总，重点对道路两侧和村、社区房屋屋顶的非法卫星地面接收设施进行劝阻拆除，全面清查城乡结合部、外来人口租赁房等关键地区，对顶风安装、使用的单位和个人，联合公安、文化部门进行专项整治。

（二）严密封查源头。严格落实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不进入社会市场流通领域的有关规定，认真查处电子、电器销售门店及小杂货铺非法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包括其他卫星电视接收设备）的行为，加大对非法运输、储存行为的打击力度。禁止非法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在市场流通，特别是要清查、捣毁卫星电视地面接收设施传销网络及流动安装组织，抓典型案例，解决源头问题。

（三）严防渗透和干扰破坏。严厉打击宾馆、星级饭店、建筑工地等非法安装、使用卫星电视地面接收设施（包括卫星地面接收天线、高频头、解码器、解密卡、接收机）行为。重点打击村、社区非法安装使用卫星电视接收设施行为，严厉查处企事业单位以及个人非法安装卫星地面接收设施以及有线电视网中非法传输境外卫星电视等行为，坚决抵制境外敌对势力反动思想的侵入，有效遏制境外敌对势力的舆论攻击和思想渗透。

（四）加强整治宣传和配套服务。各村、社区要密切配合镇“四边三化”整治行动，加强对“无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乡镇”创建活动的宣传，华数公司要提前制定相应的优化服务方案，迅速跟进，在拆除非法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城区和农村集中进行有线电视配套优惠宣传活动，创建一批示范村和示范社区。

三、工作步骤及工作安排

这次非法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专项治理活动分三个阶段，具体时间安排及工作重点如下：

（一）宣传动员阶段（3月中旬-4月上旬）。利用各类载体广泛宣传相关法律、法规，为开展无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乡镇创建活动做好发动造势工作。

（二）集中查处阶段（3月下旬-4月下旬）。严格按照国务院《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深入社区、各村集中开展整治活动，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三）创建提高阶段（5月上旬-11月上旬）。全面开展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整治“回头看”活动，清查难点，创建一批先进村、社区典型，提高全镇管理水平。

（四）迎检总结阶段（11月上旬-年底）。开展全面督查，总结活动经验，提高专项整治水平，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迎接省、市、区专项检查和考核。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提高认识。加强对专项整治工作意义的认识，及时启动、全面协调，把开展专项整治工作作为当前一项重要的任务摆上议事日程，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强化责任，抓好落实。

（二）明确任务，广泛宣传。相关部门要对非法卫星地面接收设施销售安装的重点环节、重点地区，分出轻重缓急，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新闻媒体要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介加大对整治活动的宣传，引导广大群众了解私装非法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危害性，教育广大干部群众自觉抵制非法安装的行为。要把打击与防范紧密结合，增强整治效果。

治安整治论文篇8

（一）思想导向。思想政治教育通过理想信念导向、思想道德导向等功能，在各个阶段帮助教育客体在了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及社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形成正确的理想信念、道德品质，坚定正确的价值观准则，努力保证其思想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二）行为导向。思想政治教育的行为导向主要是在道德规范导向和法纪规范导向两方面进行的。道德和法纪是维护文化安全最为直接的途径，是表现在外在方面的有效方式之一，这两种导向同时也是实现其他导向的重要保证。有些国人理想信念淡薄，极易受到西方文化的诱惑，这就需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行为导向来对其进行预防，提高维护文化安全的自觉性。

（三）舆论导向。新闻媒体、网络等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一部分，在维护文化安全中起着很重要的舆论导向作用。西方国家极力鼓吹言论自由，依靠这种自由来侵蚀我们国人的思想，在隐蔽性中渗透进行，网络、新媒体成为他们的主要利用工具。因此在这一点上，要保证文化安全，必须使思想政治教育舆论导向坚持党性原则，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有效主导舆论，使文化传播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四）政策导向。文化安全问题关系着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要保障我国文化安全，需要全党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思想政治教育要切实担负起政策导向的重任，作出强有力的政策导向，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统筹发挥好宣传文化战线的重要工作，调动社会各方面组织的积极力量，进行主流文化方面宣传的政策引导，为弘扬和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出努力。

（五）利益导向。国家文化利益是国家利益的延伸，是国家利益的文化存在形式，是最高形式的国家利益，国家文化安全的本质就在于维护国家文化利益，利用思想政治教育的利益导向，使人们正确区分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并最终使利益认同上升到价值认同，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利益观，进而树立文化安全观，使文化利益得以实现，巩固主流文化价值，维护文化。

二、发展对策

（一）完善文化安全视角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导向体系。

1.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导向的内容。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迫切需要提高国家文化的软实力，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内容，这就需要我们改造落后文化，整合外来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在文化安全视角下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导向内容，应始终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我们的主流文化，站在时代前沿，使人们深刻领会维护文化安全的战略意义。

2.坚持思想政治教育导向原则。坚持思想政治教育导向原则，是维护文化安全的基本立足点。第一，以人为本的原则。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有关于人的实践活动，其导向也直接指向于人，国家的文化安全依靠的是大多数国人对国家文化价值的认同与支持，进而维护文化安全。第二，预防为主的原则。我国国家文化受西方文化的隐蔽侵蚀，思想政治教育导向功能的发挥主要有预防作用，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自觉抵制各种不良文化。第三，核心价值原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根本，是支撑整个民族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精神导向。在当今维护文化安全中，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宣传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要内容，使我国文化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3.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导向的机制。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建立一定的导向机制，主要有思想导向机制、心理导向机制和舆论导向机制等，利用这些机制对人们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行为方式进行分析、判断和引导，充分发挥导向功能。

治安整治论文篇9

摘要:荀子的“隆礼重法”思想影响极为深远，本文阐述了“隆礼重法”思想的理论基础，分析了“重法”的内涵及“隆礼重法”思想对现今社会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 荀子;性恶论;隆礼; 重法

荀子的隆礼重法思想，是对孔子儒家德治思想的创新发展，是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占主流地位的政治思想，对中国社会产生正面和负面的重大影响，它既利于中国历代统治者的专制统治，也利于人际和谐、社会稳定。除去其封建糟粕，对我们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仍有借鉴意义。

1 隆礼重法思想的理论依据

荀子“隆礼重法”思想的基础是人性恶。关于人性的学说构成了荀子整个思想体系的基础。

在荀子看来，人生来就有好利之心、嫉妒之情、耳目之欲，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这是人的天性。人类这种好欲、逐利的本性与辞让、忠信、礼仪等等善的价值观，从根本上说是对立的，如果顺从人的天性，社会就会陷于混乱。“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礼论》）。总之，人性本身是不能产生美和善的，美和善只能产生于后天的“伪”。“性者，本始才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礼论》）。“伪”的核心内容就是礼，指的是人类后天的环境、教化和努力。

荀子提出“隆礼”的观点，是因为“礼”具有社会等级制度、道德规范和礼仪形式等等多种类容，“礼”在维护社会安定方面有重要作用，“礼”在社会生活中的实施状况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强国》）。“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大略》）。

“明礼仪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性恶》）。荀子《礼论》的思想基础是人性恶，因此加入了法的思想，在“隆礼”的同时“重法”，强调法律的约束作用。“人或触罪矣，而直轻其刑，然则是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轻，庸人不知恶矣，乱莫大焉。凡刑人之本，禁暴恶恶，且征其未也。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是谓惠暴而宽贼也，非恶恶也”（《正论》）。人的天性会使人作恶，犯罪就应该受到应有的惩罚，否则，就会赏罚不明，导致不公平，引起社会混乱。

“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性恶》）。人性恶，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对利益的争夺。必须使用法律对人性进行疏导，即“化性起伪”，礼和法就是适应“化性起伪”而出现的。使用德治与法治的双重手段，“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成相》）。

2 重法的思想内涵

与法家的严刑峻法不同，荀子“重法”思想强调的是法治的重要性，而不是重罚。

从性恶论出发，荀子正确认识到，只依靠道德去教化民众是不能矫正人的恶性的。“法者，治之端也”（《君道》），法律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在强调隆礼的同时，强调法治的重要性。只有在崇尚礼义的同时完善法制、德治与法治并用，才能使社会稳定、国家安定有序。“至道大形。隆礼至法则国有常”（《君道》）。“夫征暴诛悍，治之盛也”（《正论》）。荀子强调统治者要重视运用法律，对犯罪者予以惩罚，以矫正人之恶性，使其改恶从善，对犯罪者不加以惩罚，宽纵恶人，会使社会发生混乱，只有犯了罪的人得到应有的惩罚，社会才能安定，国家才能强盛。

重法思想的实质在于重视运用法律正人治国、养民安民，不是实行严刑峻法，也反对滥施刑罚，而是要慎罚。“故刑当罪则威，不当罪则侮”（《君子》）。“刑称罪则治，不称罪则乱”（《正论》）。要求刑罚与所犯的罪行相称，否则，民心不服，国家就会动乱。对于“奸言、奸说、奸事、奸能、遁逃反侧之民”当“职而教之，须而待之”（《王制》），要让他们有谋生的职业，对他们进行教化，给予时间让其改过，而不应该随意用刑。“王者之法，等赋，政事，财万物，所以养万民也”（《王制》）。荀子对法律关注的重点，是在经济生活中完善法制，运用法律于生产中，发展国家经济，养民安民，富国强兵。

3 “隆礼重法”思想的重要影响

荀子所提出的法治其实质还是人治，仅仅是使用法律工具对人的恶性犯罪的惩治，与近现代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法治是有本质区别的。对此，我们应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最近几年来，在我们国家不断发生食品安全事件、商品造假、交通安全事故、包养二奶、政府官员包养情妇、等等，往往屡禁不止。造假成风、诚信危机、社会责任感日渐缺失、官场腐败、社会道德沦丧、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不公平现象越来越严重等等，所有这些都向我们发出了严重警告和挑战。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党。值此为难之际，更应当坚持执政为民、立党为公的执政理念，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在改革开放和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面对价值多元化、急功近利、人心浮躁，出现严重社会负面现象的今天，我们应当正确认识道德与法制、德治与法治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关系，把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高度结合，强调国家的强制与社会的自律、把外在调整与内在调整有机结合。弘扬荀子“隆礼重法”思想中的养民安民、民为本的思想精华。在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同时，注重坚持法律至上、宪法至上、人民的原则，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弘扬荀子的“正人治国”、“利民富国”的思想精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立健全立法、执法、司法体系，完善法律监督制度，加强普法教育工作，依法治国、治党，消除各类社会腐败、负面影响，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

［2］ 陆建华，《荀子礼学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

［3］ 安小兰译注，《荀子》，中华书局，2007年

该东吴五联罐的出土，证实了文献记载的真实性。《泉州府志•山川》记载，东吴征服福建后，将最南端的军事哨所设在泉州的惠安。此次在丰州发现的东吴墓也证明了这一记载的真实性。其次，出土东吴时期的五联罐，在整个福建地区都尚属首次，这就为我们研究福建地区东吴时期的葬俗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经过修复，还原了器物的原貌，尽可能使其最大限度地延续其历史真实性和完整性，以确保该器物仍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当然，这只是众多需要修复的古陶瓷器中的一件，无论是传世品还是考古出土文物中，还有许多像这件东吴五联罐一样的器物，可以作为其他陶瓷断代依据的古陶瓷器，需要我们对其原貌进行复原。值得欣慰的是，现在古陶瓷修复技术越来越受到文博工作者的重视，古陶瓷修复专业人员在不断增多，修复技术也在不断提高，经过修复后，大部分残破的古陶瓷还是可以恢复其历史面貌。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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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来，我始终坚持人民警察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依法行政，秉公办事，开拓进取，乐于奉献，具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事业心。认真履行工作职责，高标准，严要求，创造性地开展各项工作，得到了组织的肯定和同志们的好评。

       一、认真学习政治理论和公安业务知识，不断丰富和完善自身知识结构，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和政治理论水平。一是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学习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政策及党的“十六大”精神，自觉实践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政治信念坚定，政治敏锐性强，在关键时刻和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立场坚定，是非分明，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依法行政，秉公办事，开拓进取，乐于奉献，为人诚恳，公道正派，清正廉洁，言行一致，光明磊落，团结同志，关心民警，密切联系群众，深受公安机关广大民警和人民群众的好评和拥护。自4月份加入党组织，成为一名预备党员以来，时刻以一个党员的标准来衡量和要求自己。党的“十六大”召开以后，全面学习了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修改后的党章，进一步提高了自己对党的认识。二是正确处理工学关系，及时了解掌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公安机关的各项工作部署以及各地的工作情况和成功经验，注意吸取和积累相关业务知识；深入基层和通过其他各种渠道开展调查研究，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做到工作和学习两不误，两促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将所学理论充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

       二、求真务实，扎实工作。在工作中，坚决服从领导安排，兢兢业业做事，踏踏实实做人。XX年9月至XX年5月，严打整治工作进入总结阶段，我始终保持高昂的斗志不松懈，严格履行严打办工作职责，自觉、主动收集有关严打整治斗争工作情况，兢兢业业，扎实工作，编写了《市严打整治斗争总结》、《市突出治安问题排查整治活动情况报告》和《市公安局深入开展民用爆炸物品和收缴非法枪支弹药专项整治工作总结》等大型文字材料，总计10万余字。并在认真做好严打办工作的同时，还兼顾危险物品管理大队一些工作，编写了《XX年危险物品管理大队工作总结》、《市危险物品安全管理目标考核责任》等大型综合性材料。所编写的文件材料全面、准确，有质有量，较好地突出了严打工作和危险物品安全管理工作主题，对推动全市严打工作和危险物品安全管理工作的深入开展起到了积极的参谋、指导作用，在实践中也取到了很好的效果。自XX年5月回到治安支队工作以后，在大队主要领导的带领下，与大队其他领导密切合作，从自身做起，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认真按照大队分工，全身心地投入到危险物品安全管理工作之中，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狠抓危险物品管理工作各项措施的落实。一是认真做好文件材料与信息收集报送等上情下达、下情上报工作。一年来，共编写各类通知、简报、总结等120余份，编写了《市公安机关关于贯彻落实<市危险化学品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实施意见》、《市公安局贯彻落实公安部、省公安厅＜关于开展严厉打击涉及毒鼠强等非法剧毒化学品违法犯罪活动统一行动＞的实施意见＝等大型文字材料，组织开展了全市危险化学品及毒鼠强专项整治工作，基本摸清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底数，全市共有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1316户（其中生产企业39户，经营单位715户，储存企业4户，使用单位546户，运输企业12户），重大危险源333个，清理、收缴各种剧毒化学品5000余公斤、“毒鼠强”等禁用剧毒鼠药328.52公斤，查处各种渠道获得的案件线索61条，立案3起，移送司法机关2起，涉案3人。检查整顿各类市场351个，取缔非法经营摊点451个。二是按照市公安局和治安支队的总体安排部署，以落实安全责任制为主线，以建立长效管理机制为突破口，以规范化建设为目标，切实做好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工作。XX年，全市公安机关共收缴民用枪支337支、各类子弹7012发、炸药23561.43公斤、雷管45629枚、导火索20203米；查破涉爆案件102起130人。三是深入推进全市民用爆炸物品储存仓库规范化建设工作。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我结合全市民用爆炸物品管理实际，起草了《市民用爆破器材储存仓库（室）规范化建设实施意见》，对规范我市民用爆炸物品储存仓库，严防民用爆炸物品丢失、被盗做出了积极贡献。四是认真组织开展公务用枪基本信息录入工作。五是服从组织安排，在市公安机关执法工作和内部管理教育整顿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的领导下，制作了《市公安派出所执法工作和内部管理教育整顿活动综合情况统计表》和《派出所执法工作和内部管理工作简报》，按照市公安机关执法工作和内部管理教育整顿活动日程安排，切实加强对派出所执法工作和内部管理教育整顿工作的指导、督促，及时收集、整理、上报各地经验、典型和工作情况，组织编写了派出所执法工作和内部管理工作各阶段工作总结，编写简报26期，圆满完成了派出所执法工作和内部管理教育整顿活动，受到了省公安厅的通报表扬。共2页,当前第1页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