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事迹十篇

名人事迹篇1

1770年12月16日，贝多芬出生于德国莱茵河畔的一个十分清贫的平民家庭,原名路德维希·凡·贝多芬。从四岁起，在父亲的拳打脚踢下开始学习钢琴，十三岁便成为管风琴师，并开始创作音乐作品。而后,贝多芬又面临着耳聋的威胁。可以想象得出，一个音乐家如果失去了听力，他将如何去创作，如何去铸造人类灵魂的伟大工程。但是，贝多芬仍然坚持创作，他的一些著名作品，几乎全是在耳聋期间完成的。尽管如此，命运却不肯放过贝多芬，当他的创作激情达到高潮时，病魔在一点点的向他发出进攻，使他的身体逐渐恶化，直至他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贝多芬的一生是痛苦的，但他的光辉永远流传下来。如今，我们的生活无忧无虑，几乎不存在痛苦，但是，我们却缺少了那种坚强、刻苦的精神。贝多芬的事迹使我受益匪浅。因为，意外可能随时会降临在我们的身上，而我们能否坚强

地去面对呢？所以，我要学习贝多芬坚强、刻苦的精神，不向困难低头。

牛　顿

牛顿和苹果的故事，想必大家都听过。一个苹果落到了牛顿的头上，他引发了一大串的联想：苹果为什么会掉下来而不是升到天上呢？经过刻苦的钻研，他发现了地球引力。牛顿从小就勤动脑、善思考，遇到事情总爱问个为什么；长大后，他更加刻苦钻研，终于成为伟大的科学家。在工作中，他兢兢业业，没有丝毫怠慢。遇到问题，他勤于思考，努力寻找答案。

名人事迹篇2

1.王启荣，男，1957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广西壮族自治区那坡县烈士陵园原园长。

1978年入伍，1980年退伍。1979年，曾作为国防民兵哨所哨员参加边境作战，不幸被地雷炸伤，落下终身残疾。1980年10月，他成为那坡县烈士陵园的一名专职守陵人，一守就是36年。1980年的烈士陵园还处在筹建阶段，一座荒丘野岭临时安葬着900多位英烈。就在极为简陋的条件下，王启荣开始了陵园管护工作。建园工作十分艰难，土地平填、陵墓整理、栽花种树全是人工劳作，王启荣用愚公移山的韧劲，一点点挖土砌坟、种下花木，为烈士安下新坟，让烈士遗体有了好的归宿。王启荣始终把陵园安全工作放在第一位，他坚持每天巡山不少于两次，几十年如一日，及时发现排查安全隐患上百次。他对安葬在陵园里的900多名烈士的个人资料、墓地位置都了如指掌，每年清明节期间到陵园瞻仰烈士的有数万人，王启荣总是热情接待、详细介绍陵园概况和英烈事迹。多年来，他不改初心，守护着牺牲战友的英灵，先后被表彰为“全区民政系统先进个人”“全区民政系统优抚事业单位先进个人”“自治区民政系统先进个人”，2016年7月被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广西军区表彰为“自治区爱国拥军模范”。

2.王明礼，男，1964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贵州省思南县东升森林种养家庭农场场长。

1981年入伍，1984年4月30日参加边境作战，勇打头阵，被炮弹炸断双腿，成为四级伤残军人，受到中央军委通令嘉奖。1985年退役回到家乡贵州省思南县，在县总工会工作，期间先后被选派到思南县孙家坝镇石门坎村、大坝场镇花坪村等村开展帮扶工作。他以“党支部+退伍军人+企业+基地+农民”的模式，创建思南县退伍军人创业就业示范基地，成立了贵州省思南县鼎盛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下辖思南县晨曦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思南县森林种养家庭农场等企业，成为农村退伍军人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的大舞台;通过实施“党建+基地+民兵组织建设”模式，推动企业做大做强。如今，基地带动872户3288人致富，特别是336户贫困户脱贫走上致富路。在安置退伍军人就业方面，王明礼注重凝聚拥军情，根据退伍军人的意愿，尽力把企业所在村的退伍军人安排到基地就业。王明礼退伍三十多年始终与大山为伴，以退伍军人创业就业基地为家，奋战在脱贫攻坚第一线，践行着富国强军的使命担当，在退役人生的二次起航中留下了一道精彩的航线。

3.王贵武，男，1959年3月出生，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天津市银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1978年入伍，1980年底复员回乡，1997年成立天津银座集团有限公司。20年前，他尊认了10位“98抗洪”烈士的母亲为自己的母亲，2008年，又尊认了在汶川地震抢险救灾中牺牲的6位烈士母亲，代替烈士为母亲尽孝，他不仅从生活上扶持帮助烈士家庭，而且从情感上给予烈士母亲安慰和精神力量，与母亲们结下了深厚的母子情，这超越血缘、地域、时空的亲情和孝心，已经延续了20年。在照顾烈士母亲的同时，他还积极关心支持部队建设，先后将大量资金投入双拥工作。1999年，他捐献100万元，在家乡建起了一座1600平方米的银座学校。王贵武先后荣获“天津市劳动模范”“天津市文明市民标兵”“天津市双拥模范”“全国优秀复员退伍军人”“全国国防教育先进个人”“全国爱心献功臣行动先进个人”等称号，并荣获首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全国十大孝亲敬老楷模”，作为优秀退役军人代表参加了建国50周年、60周年国庆观礼活动。

4.甘露，女，1969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广东省广州海关归类分中心副调研员、海关三级关税专家。

1991年从原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毕业后，到原广州军区高等专科学校任教。2000年转业，分配到广州海关关税处，2001年3月调任至广州海关归类分中心工作至今。转业18年来，甘露实现了从外行到专家、从军人到海关关员的“华丽转身”。自2008年起，甘露先后30次作为中国海关代表参加世界海关组织(wco)协调制度国际会议，并成为第一位担任世界海关组织协调制度审议分委会主席、协调制度委员会主席的中国人，先后荣立海关综合治税工作个人二等功，获评“全国模范军队转业干部”“全国巾帼建功标兵”“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海关榜样”“广东省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2017年5月，甘露同志当选为党的代表。

5.刘传健，男，1972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四川省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飞行部重庆分公司飞行分部责任机长，b类教员、公司检查员。

1991年入伍，2006年从部队退役加入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现已安全飞行13926小时。飞行27年来，他始终牢记确保飞行安全这一最高职责，把安全飞行规章标准踏踏实实地落到每一个航班飞行的全过程，先后执行过多个重要航班保障任务。他飞行品质高，安全记录保持良好，未发生过一起人为原因导致的不安全事件。2018年5月14日驾驶3u8633航班于重庆江北机场起飞，进入成都区域，在9800米高空发生驾驶舱风挡玻璃爆裂脱落、座舱释压的紧急情况，生死关头，他沉着果断处置险情，确保了机上119名人员生命安全。

6.李志强，男，1964年6月出生，中共党员，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高级技师。

1981年入伍，1983年退役，成为黎明航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总装车间的一名装配工人，现任该公司发动机装配厂总装工段“李志强班”班长。李志强所在的总装工段，肩负着航空装备的装配任务。李志强从提高团队工作效率、缩短装配周期入手，开创了所承担产品装配生产组织的先河。他相继攻克了航空装备装配六大关键技术，实现工艺创新126项，自行研制工装工具312件，推动技术创新项目32项，申报发明专利50余项，开展技术攻关项目106项，先后解决科研装配技术难题52项，首创并推广航空装备管路校正与安装的“李志强操作法”，提高装配效率20%以上。李志强先后获得2011年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11年辽宁省“五一奖章”2012年辽宁省劳动模范、2014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15年全国劳动模范、2017年“盛京金牌工匠”“辽宁工匠”等荣誉称号。

7.吴洪甫，男，1941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河北省广宗县件只乡槐窝村村民。

1959年入伍，1965年退役，退役前为空军某部标图员。1962年9月9日，一架美制“u-2”高空侦察机由平漂岛上空窜入江西省鄱阳湖上空，吴洪甫迅速把“u-2”飞机的航迹标在标图板上并传给指挥部，三枚导弹直冲云霄，敌机瞬间便被击落，这是世界上首次用导弹击落“u-2”飞机，吴洪甫等人记大功一次。退役后，即使在儿子致残、母亲瘫痪、妻子股骨头坏死、日常生活举步维艰时，他也守口如瓶，从不向家人提当年战斗经历，也不向政府提要求。那时关于中国击落“u-2”的故事，地方上传得很离谱，村里有些人多次到家里要他证实或者讲述相关细节，但他总是说自己一直在后勤部门工作，这些事一点也不清楚。他把立功证书压到箱底，严守国家机密和军事机密37年。2011年7月被广宗县文明办评为“广宗好人”，2012年8月被邢台市文明办授予“邢台好人”称号，2018年9月荣获中国好人榜“助人为乐好人”称号。

8.吴惠芳，男，1960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江苏省张家港市南丰镇永联村党委书记。

1980年吴惠芳考入南京炮兵学院，毕业后到杭州某部队工作，1984年参加边境作战，1998年率领部队赴九江抗洪抢险，2002年任驻浙某师政治部主任。2005年，吴惠芳选择自主择业回到家乡永联村，他勇于创新，探索建立适合城镇化乡村的治理模式，将过去村委会一元治理模式转变为多元、立体的乡村治理结构;提出永联村新农村建设“六个化”标准和美丽乡村建设“四美”标准，发展旅游业带动致富。他恪尽职守，成立劳务公司，帮助多名低能劳动力就业，每年筹集捐赠1000万元关注帮助弱势群体。永联村先后获得“全国文明村”“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他先后获得“全国乡村旅游致富带头人”“江苏省优秀共产党员”“江苏省最美复转军人”“江苏省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9.沈汝波(已故)，男，1960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先茂社区工作人员。

1978年入伍，1984年退役，在部队期间定下“一生要做十万件好事”的目标。退役后，沈汝波将每件举手之劳的小事都认认真真做好，捡垃圾、扫楼道、巡小区、清广告、掏水井等。他虽然离开了部队，但依然保持军人本色，一言一行严格要求自己，一心一意服务百姓、服务社会，即便被确诊为食道癌，他做好事的脚步依旧没有停下。2018年5月4日，当时还依靠仪器和药物维持生命的沈汝波，做了一生中的最后一件好事:向来探望他的患病志愿者李永花捐出500元治疗款。6月1日凌晨，沈汝波因病去世。随着生命的定格，他的一生一共画下2万多个正字，做了11万余件好事。

10.宋玺，女，1994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北京大学2012级本科生。

2015年入伍，前往南海某新兵训练基地，在新兵训练实战考核中，以全优成绩加入海军陆战队，成为一名侦察队队员。2016年底，在远航的中国海军第25批护航编队中，宋玺作为唯一的90后巾帼陆战队员，赴亚丁湾、索马里执行护航任务。2017年5月至7月，她随护航编队执行顺访任务，作为舰员代表参与了舰艇开放日引导、对外文化交流、甲板招待会等活动。宋玺以干练的作风、浓厚的艺术修养、流利的英文交流展现了大国海军的良好形象。作为海军陆战队退役军人，也作为一名北京大学学生，2017年退役回校继续学业的她受到社会关注，在青年人中起到了很好的正面引导作用。

11.张东堂，男，1953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原河南省渑池县段村乡四龙庙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1971年入伍，1977年3月退伍回乡务农，先后担任该县段村乡四龙庙村民兵连连长、村党支部副书记、村委会主任和村党支部书记。他始终牢记军人本色，带头艰苦创业，积极响应党中央脱贫攻坚号召，结合实际，制定了“旅游兴村、特色富民”的发展宗旨，主动访民情、跑项目、谋出路，所在的四龙庙村由以往的落后贫困村一跃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2009年1月，张东堂被确诊患膀胱癌，几年内先后经历六次化疗，但他依然坦然面对，积极工作。张东堂同志被授予2017年“全国精准扶贫带头人”称号、“感动中原”十大年度人物、河南省第六届道德模范提名奖、2016年“感动天鹅城”十大人物、三门峡市脱贫攻坚优秀党支部书记等多项荣誉。

12.张保国，男，1965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现任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排爆中队负责人。

1984年入伍，1999年9月从某部军械雷达修理所转业至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工作，自参加工作就坚持战斗在安检排爆工作最前沿。20年来，他先后完成重大活动防爆安检、备勤任务1200余次，成功处置涉爆现场110余次，排除爆炸装置和可疑爆炸物140多个，鉴定、排除、销毁各类炮弹、炸弹等4000多发(枚)，销毁废旧雷管30余万枚、导火导爆索51万余米，用鲜血和生命为党和人民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某次事故使得张保国全身8%的面积烧伤，落下七级伤残，经过多次植皮、矫正手术，身上留下两道50厘米长的疤痕。然而，时隔仅仅两个月，尚未痊愈的张保国又站到了排爆工作岗位上。他被誉为人民生命财产的“守护神”，先后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全省公安系统模范人民警察”“山东省十大杰出青年”“济南市道德模范”等称号，荣立个人一等功1次，二等功5次，三等功3次，2018年5月30日，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授予“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荣誉称号。

13.陈堃源，男，1985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江西省兵哥送菜实业有限公司创始人。

2002年入伍，服役于武警江西总队南昌市支队，2010年退役。2014年，陈堃源成立了兵哥送菜实业有限公司，实行全面军事化管理，努力打造一支效率高、执行力强、退役不褪色的高素质兵哥团队，公司员工80%为退役军人、军人家属。2015年，陈堃源自主研发了兵哥智慧供应平台管理系统，将公司成功转型为“互联网+平台管理”的电商企业。2016年，“兵哥”继续创新，公司实现“互联网+农产品”大流通，成为一家真正的“互联网+退役军人”的电商企业。他还致力打造江西最大的退役军人及军人家属创业孵化基地，其中“退役军人+”职业价值成长服务平台为退役军人提供职业规划、专业技能培训和就业(创业)服务，为政府分担退役军人就业安置任务。目前已安置退役军人和军人亲属200多名，帮助30名退役军人创业。

14.林上斗，男，1962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福建省尤溪县梅仙镇半山村党支部书记。

1981年入伍，2015年3月从原南京军区空军某雷达旅旅长岗位退休，毅然拒绝大企业的橄榄枝，带着党组织关系回到家乡。面对当时基础条件差、财力薄弱、观念落后的半山村，他带领群众转变观念，整治基础设施，利用半山村优质自然资源，发展特色乡村旅游，建设美丽乡村。两年来，全村共接待游客4.5万人，旅游产业收入达410多万元，农民就业增收的空间得到拓展，吸引很多在外打工的农民陆续回乡，在家门口就业。半山村先后获得“全国首个中华鹭鸟保护地”、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等称号。

15.周晓东，男，1966年9月出生，群众，海南省华光渔业科技有限公司总农艺师。

1987年入伍在某部队农场种植水稻，1990年退役后继续从事农作物育种工作。退役28年来，周晓东辗转辽宁、黑龙江、天津、海南、四川等省市，潜心研究春小麦、水稻育种的跨纬度种植，收集整理3万多份水稻、小麦种质资源，建立全球首个私人种源库，解决了春小麦抗倒伏的世界难题，取得了再生稻、北稻南移等突破性的成果，获得国审品种两个，累计为国家增产粮食10亿公斤。小麦育种被认定为农业公益事业，作为“个体科研户”的周晓东坚持30年把公益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他选育的小麦良种得到了当地农民的自然推广，使农民受益、国家受益。他不忘初心，关心支持部队建设，在服务官兵、服务部队方面作出突出贡献。

16.郑璐，男，1982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电业局输电管理处高级技师。

2000年入伍，2002年退役，曾是武警鄂尔多斯支队机动中队的一名战士，现成为全国电力行业的技术能手，从事着电网中高压输电线路的维护检修工作。每天郑璐身穿迷彩服、肩挎望远镜，行走在高山沙漠、戈壁荒原，用双脚丈量着1400多公里的输电线路。郑璐带领团队创造了连续4069天安全生产无事故的记录，2011年、2015年创造了内蒙古地区220千伏线路“零故障、零跳闸”记录，设备可用率年年都保持在99.8%以上。他研制的“电动硅橡胶绝缘子清扫器”，可在输、变电设备带电运行情况下，对脏污绝缘子进行清扫，一年可创造经济效益33多万元。为使输电检修更加安全高效，郑璐摸索出了一套工具加工、技术革新、管理创新的工作方法，开发出多项管理型创新成果，其中“图文并茂的电子台账”“四季维护网络图”等使输电管理达到流程化、标准化、精细化。他被评为“全国电力行业技术能手”“全国优秀复转军人”，荣获“自治区五一劳动奖章”“全国青年岗位能手”荣誉称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7.胡晨(已故)，男，1987年9月出生，安徽省枞阳县雨坛镇双丰村村民。

2004年入伍，服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后勤部队，入伍两年，第一年被评为优秀学兵、第二年被评为优秀士兵，2006年退役。2016年不幸患上了病毒性脑炎，2018年5月10日去世。在安徽省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协调员的见证下，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器官获取组织的专家立即进行手术，成功摘取胡晨的1个肝脏、1对肾脏和1双角膜，植入5位患者的体(眼)内，使他们重获新生。他是安徽省首例退役军人捐献器官者，年仅31岁。胡晨的无私大爱来自部队培养，也源于红色家风。他的伯爷爷、叔爷爷参加过新四军抗日，叔爷爷还参加过抗美援朝。新中国成立后，他的伯父、叔叔、堂哥、弟弟等，祖孙三代8人从军，均在部队表现优异，多次立功。

18.徐文涛，男，1951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原沈阳军区后勤史馆馆长。

1970年入伍，1973年入党，大校军衔，技术五级，高级工程师，2011年正式退休。在职期间，曾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2医院副院长、某分部副部长等职，2004年主动辞去领导职务，担起筹建后勤史馆的重任。从一张白纸起步，他既当馆长又兼编辑、设计师、工程师和文物征集员，仅用不到两年时间，将原来机关废弃的食堂改建成全军第一座战区级后勤史馆，将一个3500平方米，拥有两个综合展厅、六个专业展馆、2000多幅历史图片、500多件珍贵文物、5万多文字说明的史馆展现给大家。自2006年8月1日开馆以来，徐文涛共接待参观200余场次、观众20余万人次，并亲自担任解说。他被群众誉为全国数千个博物馆中年龄最大、级别最高、最有魅力的讲解员，被授予“感动沈阳十大人物”“辽宁省道德模范”“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全军优秀退休干部”“辽宁省国防教育先进个人”，原沈阳军区“学雷锋标兵”等称号。

19.徐申权，男，1969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湖北省麻城市殡仪馆火化工。

名人事迹篇3

有一位同志，与我们年年相约于三月，他没有沙场上浴血奋战的经历，更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丰功伟绩，仅仅凭着一颗朴实无华的心在生活中在工作中做了些不平凡的事，他的名字就被人民永远铭记在心里了；有一种精神，它不是一瞬间的光芒四射，也不带有丝毫堂皇的理由，但它却成了我们学习的榜样，它随着春天的脚步一再融入我们的生活，给我们的精神带来崇高而温暖的气息。大家说，他是谁？对，他就是——雷锋！一个普通的共产主义战士，虽然只活了短暂的22个春秋，但他平凡而伟大的事迹都闪烁着灿烂的光芒！他在我们心中竖起了一座高高的丰碑。雷锋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他说到并且做到了！在这3月学雷锋的日子里，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呢？我们知道雷锋是个高尚的人，做的也并不是伟大惊人的事。我们学习雷锋，也就应该从身边做起，从自我做起，从关心身边的同学做起。

在我们的校园里，就有着许许多多的雷锋，不信你看：他们伸出勤劳的双手，捡起了遗漏在地上的果皮纸屑，擦干净了一扇扇门窗；他们伸出节俭的双手，主动关掉了教室里、走廊上的“长明灯”，积极回收废品变废为宝。他们伸出灵巧双手，认真地修理着教室里损坏的公物：他们怀着一颗真善美的心，关爱他人，同学问互帮互助之情景时有发生，大家再看，教室里，他的一句提示，让别人找到了走出迷宫的方向：他的一声鼓励，让别人有了继续努力的动力：他耐心的讲解，让别人爬上了获取新知识的阶梯。这些点滴小事都折射出我们可爱学生的闪光心灵。

身处美丽的校园，望着我们可爱的学生，同学们，让我们再一次重温雷锋精神吧：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份黑暗？如果你是一粒粮食，你是否哺育了有用的生命？如果你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的岗位？

老师们、同学们，让我们从自我做起，从小事做起，培养“学校是我家”的主人翁责任感，在学习和工作中刻苦钻研，求真务实。让我们平凡的人生孕育出雷锋般的崇高精神，只有有了崇高的精神我们才能铸就明天的辉煌。老师们、同学们，让雷锋精神成为我们生活道路上的指路标吧！让雷锋精神长驻我们美丽的校园！最后希望同学们在今后的生活中“对待他人要像春天一样温暖，对待学习要像夏天一样火热，对待困难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不文明行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江西抚州黎川县河源四年级:648621033

名人事迹篇4

1、大数学家华罗庚，在“七·七”事变后，从生活待遇优厚的英国回到抗日烽火到处燃烧的祖国，不为金钱和学位，回国后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1950年，他已经成为国际知名的第一流数学家，并被美国伊里诺大学聘为终身教授，但他毅然带领全家回到刚解放的祖国。

2、1910年春天,12岁的周恩来进银冈书院读书,一次,校长在课堂上问大家为什么读书时,周恩来慷慨答道:为了中华之崛起!这一誓言,此后贯彻在他的一生中,他为中华民族解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来源：文章屋网 ）

名人事迹篇5

在商品经济下，名人具有名牌效益。人一旦成名，过手之物都变得非凡。一次在美国看电视，克林顿总统签署一份文件，签下自己的名字依次换了四五支笔，于是这四五支笔都成了“克林顿总统签署XX文件用笔”。必定是索求“名人笔”的人多，克林顿才采用了这个“一字多笔”之法。

名人之手固然可以生出许多“手迹”，但在地理这一行，脚比手重要，地理学不重视“手迹”，而重视“足迹”。所谓足迹，泛指人的经行之处，并非真是双脚之印记。中国古代文献中，“迹”字用得很多，大多是指名人之迹、圣贤之迹，也有与人文相对应的鸟兽之迹，古人从“迹”字引发出许多大思想。如今，西方人文地理学中有一个流派叫“时间地理学”，考察人的“生活路径”（life path），所谓生活路径，也就是在时空中的“迹”。

“迹”的原始含义，当然是指人或动物的脚走在地上留下的痕迹，中国古人对“迹”早有留意。《论衡》说：“占迹以睹足”，说明从“迹”可以推断足行的特征。古时鸟兽众多，腿脚各不相同。古时人与鸟兽亲近，鸟兽之迹的多样性引起古人的注意，在《尔雅・释兽》中的确保留了一些关于兽迹的分辨。比如：麋，“其迹躔”；鹿，“其迹速”；兔，“其迹”；豕，“其迹刻”；狐，“其迹”。鸟兽之迹虽属自然，但在人与鸟兽亲近的古代，鸟兽之迹也与人事有关。我们古代有模仿鸟迹而发明文字的说法，曰“见鸟迹而知为书”，“仓颉起鸟迹也”（《论衡》）。我们在《周礼》中看到有一种官叫“迹人”，他们“知禽兽之处”，“掌邦田之地政”，意思是负责猎场的管理。

《孟子・滕文公上》说：当尧之时，洪水横流，草木畅繁，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后来禹平水土，“中国”才得以开发。在《孟子》的叙述中，鸟兽之迹与人文开发相对应，开发了，鸟兽之迹当然为人文之迹取代。古代最有名的人文之迹与大禹的功劳相联系，所以称“禹迹”。禹迹指大禹经行过、治理过，因而变得文明的地方。

名人事迹篇6

一、摹仿签名笔迹检验的理论基础

摹仿笔迹实则改变书写动力定型，这需要一方面排除旧的动力定型的干扰，另一方面要付出新的劳动去建立新的动力定型[2]。摹仿签名笔迹鉴定主要依托如下要点：第一，书写动力定型决定书写习惯；第二，书写习惯受人的生理结构、教育程度、书写练习情况、气质个性等综合影响；第三，笔迹的反映性是签名笔迹检验的物质基础，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第四，笔迹的总体特殊性，这是由于个人的书写习惯具有共同性与特殊性的双重属性，决定了不同人的笔迹特征既有符合又有差异，而特征总和则各不相同[3]。

二、摹仿签名笔迹的种类及其特点

由于摹仿签名笔迹的分类尚无统一的标准，实践中将摹仿签名笔迹分为临摹、套摹、记忆摹仿、练习摹仿和自我摹仿五类。

（一）临摹签名及其特点

临摹即临写摹仿，边观察边仿写。这种手法摹仿出来的签名笔迹与被摹签名笔迹在字的大小、间距、搭配比例和笔画长短等特征上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差别。由于摹仿人需要边观察，边思考，边摹写，所以常常会出现驻笔待摹现象。

（二）套摹签名及其特点

套摹最常见的是复写套摹和透光套摹。复写套摹，把需要伪造签名的文书纸张放在签有真实签名笔迹纸张的下面，中间放入复写纸，用硬性书写工具，按照真实签名笔迹的笔路用力描绘复写。透光套摹即用透光性较好的纸张覆盖在签有真实签名的文书上面，然后按照下面真实签名笔迹投射过来的光进行描绘摹写。

套摹不易暴露摹仿人的习惯，但是摹仿笔迹仍有其固有特点：易出现同字重叠的征象；有的会出现色痕与划痕不一致；复杂的笔画或不易辨识的连续书写动作与简单易变的书写动作之间的书写速度，笔力等反映不一致；留有固定纸张的夹痕，钉孔的痕迹特征。

（三）记忆摹仿签名及其特点

记忆摹仿指观察记忆摹仿，亦称背摹，具体指摹仿人为了伪装笔迹特征，而凭借自己所记忆的被摹笔迹的形态进行书写所形成的字迹。由于记忆摹仿只能把被摹签名的特征突出、印象深刻的字的组成部分描绘出来，故摹仿签名笔迹中会反映出摹仿人自身的一部分笔迹特征。

（四）练习摹仿签名及其特点

练习摹仿是指摹仿人对被摹签名进行一段时间反复多次练习后，在大脑皮层建立起临时的动力定型，从而使获得的仿写技能再现。练习摹仿笔迹的特征是：书写运笔较流利，一般无抖动弯曲，中途停顿，笔力平缓以及修饰重描的征象。

（五）自我摹仿签名及其特点

自我摹仿是指在特定的情况下或为达到某种特殊的目的，摹仿人为了肯定或否定书写笔迹与自己的一种联系，而以自己的书写笔迹为摹样书写形成的一种笔迹[7]。

三、摹仿签名笔迹鉴定的一般方法

（一）分析检材签名笔迹进而正确识别摹仿

摹仿者对被摹仿人的签名字迹有一定的了解，因而摹仿的签名字迹与被模仿者的签名字迹书写水平接近，字迹的形态接近以及笔顺的特征接近。鉴定摹仿签名笔迹，就是要将真实笔迹与伪造变造的笔迹区分开来，认定摹仿事实。

1.正确把握特征，确定检材签名的真伪。识别摹仿签名笔迹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书体字体，整体风貌。要观察签名笔迹的书体字体的风格是否一致。同时书写人所写的笔画、偏旁、单字，不可能只是机械性重复，而应是具有多样性的[8]。故观察签名笔迹的书写是否自然流畅，形散而神不散，而不只是呆板的重复。

（2）笔力特征的异同。笔力的轻重有特定的点位和段位及变化规律，其规律表现为：不连接笔画比连接笔画的笔力重，主笔画的笔力比附笔画的笔力重，比连接笔画的笔力轻重连接的变化精细自然。

（3）起收笔、运笔、连笔、转折处的笔迹特征。起收笔、运笔、转折处的这些细节特征是最容易暴露摹仿事实的地方。摹仿人对被摹仿笔迹的感知是有限的，不可能面面俱到。

（4）笔痕特征。笔痕是书写习惯和书写工具特点的综合反映。摹仿签名笔迹会出现压痕、条痕、划痕、色痕、墨痕等的反映不一致。使用套摹手法的摹仿笔迹会留下较多的笔痕特征。

2.适度了解案情，有利于正确认定检材签名笔迹的真伪。了解签名人的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知识结构以及书写水平等基本情况；弄清检材与样本的形成条件，包括书写工具、书写衬垫物、书写人心理状态和书写环境等。

（二）鉴定摹仿签名确定摹仿人

1.吃透检材、被摹仿人和嫌疑摹仿人三者的笔迹特征。这需要鉴定人全面了解三者的一般特征和细节特征，明显特征和隐蔽特征，有形特征和无形特征。如果检材的字数、特征比较少，那么可以倒置检验，即先吃透样本，然后再和检材比较。

2.坚持使用原件，应做到样本的可比性强且数量充分。要创造尽可能好的鉴定条件，得出的鉴定结论才更加可靠。任何复印件都不能比反映原件更好的反映真实细节的特征。

3.善于运用各种检验方法。观察法即目力直接观察或借助放大镜、显微镜是识别检验摹仿签名笔迹的基本方法；测量法，运用专业的仪器测量字迹的大小，笔画的粗细、深浅、长短、弧度，笔力的轻重，进一步进行系统分析；对比法，将摹仿签名和正常签名的起收笔、运笔、笔顺、书写工具、书写纸张等等进行比较。

4.综合评断，科学合理地解释检材中出现的笔迹特征的变异。签名笔迹的形成往往是在不同时间、地点和不同条件下书写形成的，它们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一般由以下几种原因形成：（1）时间因素。人的一生中的签名字迹自形成一般要经历从幼稚、呆板到成熟，从普通到流畅、有特色几个过程，不同时期书写人的签名习惯会有所差别；（2）书写的姿势因素。个人书写姿势的不同在签名上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差异；（3）书写工具和承受物因素。不同的书写工具，承受物的软硬、厚薄等都可产生笔迹特征的差异；（4）受书写环境和书写人的心理因素影响。书写人在签名时书写环境安静或吵闹，人紧张或不安等也会使得签名字迹产生差异。

摹仿签名笔迹的检验的确有一些难度，但是只要我们对检材签名字迹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认真分析其细节特征，掌握检材签名字迹的规律特征，并且与符合要求的样本签名字迹进行比较，综合地分析书写人的心理和生理状态等因素，确定笔迹特征形成的真正原因，并且结合案情进行分析，就能够得出科学的结论。

参考文献

[1]贾治辉.文书检验[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

[2]张公正.关于摹仿签名笔迹之探索[J].公安大学学报，2002（1）

[3]柯昌林.摹仿签名笔迹检验[D].西南政法大学，2007

[4]吴琦.浅析临摹书写笔迹的检验[J].沿海企业与科技，2006，（12）

[5]刘小燕等.套摹字迹检验之我见[J].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

[6]贾治辉、柯昌林.专业性练习摹仿签名笔迹鉴定的实验研究[J].刑事技术，2007，（5）

[7]贾治辉.自我摹仿笔迹鉴定研究[J].政法学刊，2002，（4）

[8]马兹河等.从摹仿签名笔迹特征探究检验及鉴定[J].中国司法鉴定，2008（2）

[9]许耀明.摹仿签名字迹的点滴体会[J].刑事技术，2003，（4）

作者简介

名人事迹篇7

关键词：存在 踪迹 延异 德里达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在“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中曾说：“……从哲学开端以来，并且凭借这一开端，存在者之存在就把自身显示为根据【arche（本原），aition（原因），prinzip（原理）。】……作为根据，存在把存在者带入其当下在场。”[1](68-69)存在——根据、本原、原理。的确，这是西方哲学两千多年来始终未变的存在规定。于是，追问万物本原的哲学最终成了存在论，存在的意义也成了西方哲学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但是，存在真的是最后的根据和本原吗？通过对包括海德格尔哲学在内的整个西方传统存在论的解构（déconstruction），德里达发现，存在远非最终的根据和本原。在存在之“前”，还有更古老的“延异”（différance）；而存在自身也早已是“踪迹”(trace)。 

一、 踪迹：对“在场-不在场”的绝对超出 

但对传统存在本原观的反思从后期海德格尔就已经开始了。海氏后期不仅继续前期的存在之思，而且还给存在打叉；不仅重视在场，还重视非在场；不仅继续思考“本己”（eigen），还追问使“本己”得以可能的“自缘构”（ereignis）。如果说，海氏前期的“思想的事情”无疑就是存在；那么海氏后期关于“自缘构”、“打叉”以及打叉后留下的“踪迹”（spur）的思想还是存在之思吗？它是对前期“存在之思”的深化、因而本质上仍属于存在的时代（epochen），抑或从根本上已超出存在时代或至少摆出某种想超出的姿态？但又是以何种姿态？通过对不在场的思考吗？但不在场根本上不仍是在场的一种方式？通过对踪迹的追问？然而踪迹在他那里究竟占有何种地位？是否已取代了存在而成为他后期思想的主题？这些暂且不谈。此处关心的是，德里达将如何看待海氏思想中这种复杂的局面？ 

以他一贯的解构策略，德里达说，海德格尔思想中存在着双重指向：时而是从当前（présent）出发，追溯关于作为在场状态（anwesenheit）之存在的更本源的思想；时而质疑这种本源规定本身，把这种规定思为终结（clôture）：希腊-西方-哲学的终结。这后一种思想方向思及wesen，它甚至还不是在场（anwesen），它超出于在场（présence），它在古希腊之前或超越于它之外。[2](75) 

在德里达看来，海氏思想中的这“两种文本、两种姿态、两种视角、两种倾听方式，同时聚集又分离”。[2](75)但这双重姿态真的是“同时聚集又分离”吗？若从海氏思想的整个道路来看，或许它们并不是同时存在、相互交织的双重姿态，而是一个从前者不断向后者返回的姿态：从非本源的“当前”向本源的“作为在场之存在”返回，再从在场向比“作为在场之存在”还要古老、甚至超出存在时代之外的东西后退。但这并非此处所要关心的。我们关心是，正是在德里达对海氏的这种划界中，德里达自己的“思想的事情”显露出来了：那就是他所说的比“作为在场之存在”还要古老或者还要晚到的“事情”。 

然则这究竟是何种事情，竟至比在场还古老，甚至在存在时代终结之外？它是不在场吗？不！德里达说，“那被给予我们以在终结之外进行思考者，又并不就是单纯的不在场（absent）”：“不在场或者不给我们以任何东西以供思考，或者还只是在场的否定方式”。[2](76)因此，德里达说，这是一种对于“全部可能的在场-不在场”的“绝对超出”。但虽然如此，它仍然“要以某种方式具有意义”，只是由于它已超出在场-不在场，所以它之具有意义就是以“形而上学本身不可能提出的方式具有意义”。[2](76)那么，这种绝对超出于在场-不在场的不同于存在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德里达说，这就“是”以踪迹之“名”被思考的“东西”：“为了超出形而上学，就必须有某种踪迹被铭刻在形而上学的文本之中，所有的这种踪迹都继续作为符号，只是不再指向另外一种在场，也不是指向在场的另外一种形式，而是指向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本”。[2](76) 

也因此，这样一种踪迹也就不再能被形而上学或哲学予以思考：“任何一种哲学因素都还没被准备好去把握它。它就是那逃避把握者。只有在场才能被把握。”[2](76)为了彻底避免重新沦为在场的命运，这样一种踪迹甚至还得必须再次涂抹“它自身”（elle-même）（或译“它本身”）。为什么？因为一旦它不把“自身”涂抹掉，它就重新拥有一个“自身”，就会重新对于自身而在场，就会重新在在场中被把握。而如此一来它恰恰就不再“是”踪迹：踪迹之为踪迹恰恰在于它抹消自身而指向他者。所以德里达说，“踪迹被铭刻在形而上学文本中的方式是如此不可思议，以至于它必须被描述为对踪迹自身的涂抹。踪迹作为它自身的涂抹而自我产生。逃避自身、逃避那有可能将它保持在在场之中的东西，此为踪迹之所固有。踪迹既非可知觉的，也非不可知觉的。” [2](76)这里再一次显示出德里达对包括海德格尔在内的整个现象学基本精神——回到事情“本身”——的解构。对事情“本身”的信念是现象学得以可能的前提。无论是胡塞尔的“悬置”还是海德格尔的“拆构”（destruktion），其针对的都是偏见：或者是自然态度的偏见，或者是传统存在论的偏见。他们都没有对“事情本身”这个前提表示过怀疑。而德里达所要解构的恰恰就是这个现象学的前提。这一点早在《声音与现象》中就已涉及。德里达在那里写到：“与现象学让我们相信的相反，与我们的欲望不可能不相信的东西相反，事物本身总是自我逃避的”。[3](117)但事物逃避之后必竟还有踪迹。踪迹不是本身，没有本身，因此超出了以回到事情本身为使命的现象学的范围：“踪迹超越于那把基础存在论和现象学深刻地连接在一起的东西。踪迹总是延异着，从来没有自我呈现。它在自身呈现中涂抹自身，在发出回响之际震聋自身，像在延异中书写自身、铭刻自身的a一样。” [2](24) 

涂抹自身的踪迹已不再自身在场。不仅如此，甚至连通常以为的在场，也已经是踪迹了。 

二、 在场的踪迹化 

自《存在与时间》以来，海德格尔一直认为存在被西方形而上学遗忘了，而这种对存在的遗忘实质上也就是对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存在论差异的遗忘。同时，由于存在在西方形而上学中总是被经验为在场，所以对存在-存在者之差异的遗忘，又成了对在场-在场者之差异的遗忘。在《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中，海德格尔说：“但存在之事情乃是去存在（或是）为存在者之存在。这一神秘多义的第二格的语法形式指示着一种发生，在场者的一个出自在场的来源。但是，凭着在场和在场者这两者的本质，这一来源的本质始终还是蔽而不显的。不但于此，而且甚至连在场和在场者的关系也始终未经思考。从早期起，在场和在场者就似乎是各各自为的某物。不知不觉地，在场本身成了一个在场者。……在场之本质，以及与之相随的在场与在场者的差异，始终被遗忘了。存在之被遗忘状态乃是存在与存在者之差异的被遗忘状态。”[1]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遗忘是如此彻底，以至于连差异的“早期踪迹”都被磨灭了。他说：“存在之历史始于存在之被遗忘状态，因为存在——随其本质，随其与存在者的差异一道——抑制着自身。差异脱落了。它始终被遗忘了。唯差异双方，即在场者与在场，才自行解蔽，但并非作为（als）有差异的东西自行解蔽。相反地，就连差异的早期踪迹也被擦去了，因为在场如同一个在场者那样显现出来，并且在一个至高的在场者那里找到了它的渊源。”[2] 

让我们在此稍作停留。 

“差异脱落了。它始终被遗忘了。”但不仅差异被遗忘了，“就连差异的早期踪迹也被擦去了……”。海德格尔这里要说的是什么意思？难道是说，差异虽被遗忘了，但本来还有踪迹——差异的早期踪迹——留下？而现在，就连这早期踪迹也被擦去了？还是说，“差异的早期踪迹”就是指差异本身？差异，或者说差异的分环勾连本身，就是一道踪迹，而且是早期踪迹？但无论如何，可以确定的是，这早期踪迹复又被擦去了。然则又是什么把这早期踪迹重又擦去？是否这种擦去又没有留下新的踪迹？如果真的连这种早期的踪迹都被擦得无迹可寻，我们又如何能经验到差异的这种被遗忘？所以，事情必然是，虽然连差异的早期踪迹都被擦去了，但毕竟还是有踪迹留了下来，只要我们还能经验到差异的这种被遗忘本身。 

而这也正是海德格尔自己不得不承认的。他说：“可是，唯当存在与存在者之差异已经随着在场者之在场揭示自身，从而已经留下了一条踪迹，而这条踪迹始终被保护在存在所达到的语言中——这时，存在与存在者之差异作为一种被遗忘的差异才能进入一种经验之中。”[4](578)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里达说：在叙述了对早期踪迹的涂抹之后，海德格尔因此就能够以一种无矛盾的矛盾的方式，记载、会签对踪迹的确认。[2](26)差异的早期踪迹被涂抹了，但有一道新的踪迹留了下来。踪迹被重新确认了。于是形而上学的文本中其实已充满了踪迹。然则这新的踪迹是如何留下的？“……差异已经随着在场者之在场揭示自身，从而已经留下了一条踪迹……”。这说的是什么？差异随在场揭示自身之际就已留下踪迹——这说的难道不是：在场已经是踪迹？是对差异的早期踪迹的涂抹而遗留的踪迹？难道不是：在场已经是踪迹了，已经是涂抹的效果了？而这也正是德里达从其中得出的结论。他说：对差异的早期踪迹的涂抹与它在形而上学文本中的迹化（tracement）是“相同的”，这迹化必定保存了它所抑制或抛弃的东西的标记，[2](25)即保持了早期差异的标记，于是成了新的踪迹。由此德里达就能够说，差异的“早期踪迹”虽然丧失了，然而这种丧失自身复又在一个文本之中被庇护、保藏、注视、推迟，以在场的形式，以本己性的形式，而后者自身复又只是一种书写效果。[2](25-26)在场原来只是迹化的效果，书写的效果，是一种涂抹了差异的早期踪迹的踪迹。于是在德里达看来，传统形而上学的概念等级就被颠倒了：在场成了符号的符号，踪迹的踪迹。它不再是最终的所指。它成了一般化了的指称结构中的一个函数/功能。它是一道踪迹，一道涂抹了[差异的早期]踪迹的踪迹。[2](25, 76-77) 

早期差异虽然已经随着在场者之在场而揭示自身，但正如海德格尔本人所说：“无论如何，差异都没有作为这样一种差异而被命名出来。因此，差异之澄明也并不能意味着差异显现为差异。”[4](578-579)同样，在场虽然是迹化的效果、书写的效果，是踪迹的踪迹，但在场毕竟不是作为“踪迹本身”显现。换言之，虽然在场是踪迹的效果、踪迹的踪迹，但踪迹“本身”并不就是在场。踪迹既非在场也非不在场。在场只是传统形而上学给予踪迹的一种形而上学的规定或命名。正如德里达所说：“必须要认识到：对踪迹的所有规定——人们给予它的所有的名称——都属于那遮蔽了踪迹的形而上学文本而非属于踪迹自身。” [2](77)当然，不属于踪迹自身，并不是因为踪迹好像真的有一个在场的、现成的自身。恰恰相反，“没有踪迹自身（elle-même），没有本己的(propre)踪迹。” [2](77)踪迹之为踪迹，恰恰在于它总是要抹去自身，在于它“自身”就是一个否定自身、涂抹自身的“悖论结构”，否则它就不是踪迹而又是“一个坚不可摧的实体”了。[2](25) 

这就是德里达对海德格尔的“解-构”：海德格尔已看到在场-在场者的存在论差异总是被遗忘了，也就是说，存在（在场）总是被当成了存在者（在场者），因此他总想从存在者（在场者）“返回”到那被遗忘了的本原或根据：存在（在场）。但毕竟，他尚未看到那被经验为在场的存在自身也成了踪迹，成了踪迹的踪迹；他尚未意识到，在场、本己性自身正是这种踪迹的效果、书写的效果。他虽然也已思及了踪迹——既思及了差异的早期踪迹，也思及了对差异的早期踪迹的涂抹本身仍留下的踪迹——但他毕竟没有看到，或即使隐约看到了却没有充分自觉到，踪迹恰恰构成了对任何一种本原的解构——因为传统形而上学所理解的任何本原都是在本己（本真）意义上的永远自身在场的本原。但即使如此，他对踪迹或涂抹的艰辛丰富的探索，毕竟极大地激发了德里达对在场形而上学的更为彻底的解构。[5](83-84)当然，近代以来思及踪迹的思想家并非海德格尔一人，但对德里达影响最深的无疑是海德格尔。这正如德里达自己所说，人们总能够在形而上学的话语中识破这种处于延异运动中的踪迹，特别是在现代哲学话语中，比如尼采、弗洛伊德、勒维纳斯等，尤其是在海德格尔的文本中：它激发我们考问当前的本质，当前的在场：何谓当前？何谓在其在场中思考当前？[2](24)显然，正如我们刚才所说，这当前或在场的本质，在德里达看来就是踪迹。而这种思想恰恰是由海德格尔激发出来的。 

三、 比存在还古老的延异 

把在场解构为踪迹，并没有最终解构掉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因为，虽然在西方形而上学中存在总是被理解为在场，但存在自身并不就是在场。所以要彻底解构存在之思，还必须直接对存在进行解构。为此，德里达诉诸于他著名的“延异”（différance）。 

“延异究竟是什么？” 

这是许多人向德里达提出的问题。但德里达之所以诉诸于“延异”，恰就是要解构这个问题，更准确地说，这个问题中的“是”（存在）。正是在这种解构中，延异与存在的关系才被澄清：延异所要动摇的正是这个“是什么”中的“是”、即存在的统治。 

德里达说，延异处处动摇和质问的是存在——作为在场或存在者整体（étantité）的存在的统治。[2](22)正因为延异动摇的是存在，质问的是在场，所以我们就不能再用存在和在场来述谓延异：“延异不存在或不是（n’est pas，is not）。它不是一个在场的存在者，无论这个存在者多么卓越、唯一、重要或超越，如人们希望的那样。” [2](22)而且，说延异不存在，不是在场者，也并不等于说延异是不在场者：因为即使是不在场者，也已经是了。但延异根本就不“是”，它不去“是”——它要动摇的恰恰就是这“是”的统治。或更严格地说，它总是在是的同时又涂抹是，让是成为踪迹。与踪迹一样，或毋宁说作为踪迹，延异超出于在场-不在场的对立之外。但同时，德里达也承认，延异对“作为在场或存在者整体（étantité）的存在之统治”的动摇，恰恰是通过海德格尔所揭示的存在论差异才得以可能。他说，如果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差异不在某种程度上被打开，这个问题就不会出现，也不会被理解。[2](22)何以如此？因为延异动摇的是存在的统治，或作为在场的存在的统治。但如果没有海德格尔对存在-存在者或在场-在场者的存在论差异的打开，存在如何能重新被唤回？又如何能再去动摇它？所以延异正是“通过”存在论差异而可能。 

然则，是否因此就可以说，延异与存在论差异就是一回事，或用德里达的话说，延异就“定居在存在论差异的间距中”？对于这个问题，德里达说，“并没有一个简单的回答”。[2](22)这意味着什么？让我们具体来看。 

一方面，德里达说，就其自身的某一面而言，延异当然只是存在或存在论差异的历史的、时代的展开（déploiement）。延异的那个a就标志着这种展开的运动(mouvement)。[2](23)值得注意的是，德里达这里竟说“延异自身”（elle-même）！延异有自身吗？他不是一再说延异没有自身，而且恰恰是对自身的解构吗？这是德里达的笔误吗？抑或相反，是他故意耍的一个花招？因为，如果不是就其自身而言，延异如何能是，而且“是存在或存在论差异的历史的、时代的展开（déploiement）”？不正是在存在的时代，才有自身可言吗？所以延异、踪迹在存在论中，在形而上学的文本中早已获得自身了。正是由于获得了自身，延异才成了存在论差异，成了此差异的历史的、时代的展开，而踪迹才被经验为在场，在场才被经验为在场者。也正因此，把延异经验为存在论差异，就仍还处于形而上学之内，一如把踪迹经验为在场也同样处于形而上学之内一样。所以—— 

另一方面，德里达说：“关于存在的意义或真理的思想，把延异规定为存在者的-存在论的差异，在存在的问题视域中被思考的差异，不仍是延异的内-形而上学的效果吗？延异的展开或许不只是存在的真理，或存在的时代性。” [2](23)注意，德里达说，延异的展开或许不只是存在的真理。换言之，延异或许有另外的展开形式。所以德里达接着说：“或许我们必须尝试着思考这前所未闻的思想，这沉默的迹化（tracement）：存在的历史——它的思想卷入到希腊-西方的逻各斯，一如它通过存在论的差异产生出来——只是diapherein(区分)的时代。因此，我们甚至就不再能够把延异的展开称作‘时代’（époque），时代性的概念属于作为存在历史之历史的内部的东西。既然存在除了把自己隐藏在存在者中之外，从来就没有一个‘意义’，从来没有被如此这般地思考和言说，那么，以某种极其陌异的方式，延异就比存在论差异或存在的真理还要‘古老’。正是在这个年代（âge），人们可以把它称为踪迹的游戏。这种踪迹不再属于存在的视域，但是它的游戏却带来存在的意义并为之划界：踪迹的游戏或延异，它没有意义且不存在。……对于存在于其中游戏着的这个无底棋盘来说，没有持存，没有深度”。[2](23) 

如是，延异就不是存在，也不是不存在，而是干脆别于存在。它比存在还要古老。当然这种古老并不是时间意义上。其实它要说的或许就是：一切显现出来的存在，貌似坚实稳固的事情本身，其实早已经是踪迹，是踪迹的游戏的效果，是延异的效果。我们能把握到的只能是在场、存在，只能拥有关于存在的真理。 

延异处于存在时代之外，并非形而上学所能把握。然则我们该如何思考、如何命名这别于存在者，这处于外部者？然而，问题或许首先是，它能否被命名？命名意味着什么？命名，给予一个名字，一个专名：proper name，一个本己的、固有的、专有的名字。然而，何种东西才能有资格获得这种专名意义上的名字？难道不是那首先已有其本己、固有、专有之（propre，eigen）性的事物吗？因此难道不是那已先有其自身者吗？然而，以延异之名思考的东西有其本己、固有、专有之性、之自身吗？没有！延异恰恰是对自身、本己的解构。德里达在“延异”一文中曾经专门加了一个注释讨论在场、本己、自缘构、存在论差异与延异的关系。他在那里指出，如果在场的礼物是自缘构（ereignen）的所有物（eigentum），那么延异就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本己化（propriation）过程：它既不是肯定（自缘构：appropriaton），也不是否定（自褫夺：expropriation），而毋宁是别一回事（l’autre）。自缘构构出一个“自身”、一个“自己”。德里达指出：存在、在场与本己化（-propriation）之间组成了一个链条。在这个链条中，“eigentum”起到了一种不可还原的作用。但延异恰恰是对“eigentum”、对“自身”、“自己”的解构。所以德里达的延异不仅不是海德格尔前期说的存在，而且也不是后期说的自缘构。它完全是与此无关的别一回事（l’autre）。 

所以这别于存在者、外于形而上学文本者，本不可以命名。然而，我们毕竟还是命名了。不是吗？我们不是以延异之名在思考它、言说它吗？而延异，作为名字，却已经是形而上学的了。正如德里达所说，对于我们来说（千万不要忽视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引者），延异仍保持为一个形而上学的名字。它在我们的语言中接受的任何名字，作为名字，都是形而上学的。当这些名字把对延异的规定言说为在场与在场者之间的差异时，情形尤为如此。[2](28)那有别于存在者不得不用我们的语言来说，不得不在我们的语言中接受名字。因此，连延异这个名字也是形而上学的了。我们可以感受到，德里达这里是如何在拼命地想通过撞击语言的界限，来显示、暗示、指示某种超出形而上学语言、超出形而上学文本之外的东西或事情。[3]因此对于这样一种比存在更古老、不断地涂抹自身、延迟自身、在替代链条中自我脱位的东西，根本就没有名字可言，所以连“延异”也不是它的名字：“‘延异’不是一个名字，不是一个纯粹的命名统一性”。[2](28)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里达才说延异既不是一个“词”、也不是一个“概念”：因为无论是词还是概念，都已经预设了某一个自身同一或统一的意义，已经预设了自身性、同一性——而这恰恰是“延异”所指的那回事要进行解构的。 

[参考文献]

[1] 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版。

[2] jacques derrida：marges de la philosophie，paris : les édtions de minuit, 1975, c1972.

[3] jacques derrida：la voix et le phénomène，paris :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7.

[4]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1996年12月第一版。

[5] jacques derrida：de l’esprit，heidegger et la question, éditions galilée, 1987.

being and trace

abstract: from the beginning to heidegger, the western philosophy always regards being as the last origin or ground. derrida deconstructed this traditional view. he said that being is not the last origin or ground: being itself has always been the trace, and there is also differance before the epoch of being.

keywords: being, trace, differance, derrida, heideg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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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acques derrida：marges de la philosophie，第24页；海德格尔引文见《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1996年12月第一版）第577－578页，译文有改动，参见heidegger：holzwege, vittorio klostermann, frankfurt am main, 1980.第359－360页。

名人事迹篇8

关键词：笔迹鉴定；职务犯罪；案件侦查

笔迹鉴定作为一种文件的检验技术，它主要是通过对可疑笔迹和嫌疑人的笔迹进行比较鉴别，确定是否为同一个人的笔迹。笔迹鉴定的主要任务是运用多学科知识和专门的检验技术要领，根据侦查和案件的需要，对案件中的文字、阿拉伯数字等笔迹进行鉴定和判断，最终的目标是还原犯罪事实，查明案件真相。

一、 笔迹鉴定前的分析

在职务犯罪案件被受理后，相关的技术人员应该对送检的涉及案件的检材进行初步的分析。职务犯罪案件中送检的笔迹鉴定材料常出现以下特点。

（一） 涉案时间长，跨度大

大部分的职务案件一般涉案时间较长，跨度大。多数时间跨度超过十年，并且嫌疑人采用多种手段假冒他人签名，获取利益。

（二）涉案人员多，分布广

职务案件中通常涉案人员较多，且假冒他人签名次数多，并且这些涉案人员分布全省甚至全国各地，这给检察机关造成众多的困难，甚至有的根本查不到本人。

（三）涉案的检材多，方法复杂

在职务犯罪案件中，多数送检案件为鉴定签名真伪的案件，此类案件通常检材较多，签名方式多，情况复杂，鉴定难度大。

（四）检材不符合要求

送检检材多数为复印件，事实上复印件并不符合笔迹鉴定对检材的要求，严格意义上讲，复印件是不能进行检验鉴定的。因此办案人员需提供给鉴定人员符合检验的检材原件才能准确的获得检验结果。

二.笔迹鉴定的检验经过

为确保职务犯罪案件能够最大限度的还原事实真相，鉴定人员要与办案人员进行沟通，需在了解案情和全面收集嫌疑人各个不同时期样本材料基础之上，对案件进行检验。

（一） 根据职务案件案情，制定有效的检验方案

在对职务案件进行审理时，为了确保笔迹鉴定结论的真实与可靠，鉴定人员应该严格的按照规定的程序及科学方法进行检验，在对笔迹进行鉴定之前，应该仔细研读案情，并且应该根据案件的需要将所有涉案的检材进行分组检验，这一做法避免在工作中出现差错。

（二） 制作规范严谨的对比表

在对笔迹进行检验的过程中，在检材和样本比较检验中发现的笔迹特征要按照一定的要求客观的记录下来，重点发现和寻找检材、样本中的笔迹细节特征，从微小之处发现价值较高的特征。并利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进行编辑，以全面反映检材和样本全貌及细节特征，制作出规范严谨的对比表，使得在形式及程序上都更加的科学合理。

（三） 结合众多鉴定手段进行综合判断

在笔迹的鉴定过程中采用文检仪和显微镜进行细节观察，要分析是正常笔迹还是伪装笔。另外还应该仔细观察笔迹的书写水平、速度以及字体字形、单字结构、运笔动作等，从细微特征中寻找嫌疑点，并且对得出的嫌疑点进行评判并作出相应的鉴定结论。

三、笔迹鉴定的重要注意事项

（一）细读案情，做到科学鉴定

笔迹鉴定原理指出，个人的书写习惯存在一定的差别和变化，同时个人书写习惯与他人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而且书写活动自身随意性较大，案件的情况又大不相同，这就使得笔迹检验的工作相当复杂。因而为确保笔迹鉴定的准确可靠，鉴定人员必须在细读案情的基础上对笔迹做出科学的鉴定。这就要求鉴定人员结合案情，对检材进行全面分析，考虑出现检材签名的一切可能性，防止误判。

（二）对检材进行细读，充分收集样本材料

检材和样本材料的质量对笔迹的鉴定十分重要。对笔迹鉴定的样本来说，原则上为同期样本，并且要有可比性，样本不仅要有数量而且要有质量。对于收集到的样本材料要通过盖印或签字的方式得到当事人确认，以使鉴定工作顺利进行。对于收集到的样本材料而言，即应注重资料的全面、充分，又要注重收集的质量，只有数量和质量同时满足要求才能更充分的暴露出书写人的书写动作特征。这样便于鉴定人员从这些特征中找出隐藏的规律，以便于更加全面的进行检材的校验。

（三） 准确区分正常笔迹和变化笔迹特点

正常笔迹是指在正常的书写环境中以及正常的心理、生理状态下书写的笔迹材料。正常书写笔迹一般文字布局严谨、运笔形态比较合理，书写水平和语文水平基本相适应。变化笔迹是一种在反常环境中书写出的材料，但就变化笔迹来说，一般分为两种，分别为自然变化笔迹和人为变化笔迹，自然变化笔迹是因为由于书写环境的变化而导致笔迹变化的一种因素。而人为变化笔迹是一种书写当事人故意采取有别于传统的习惯笔迹而变化出的另一种笔迹。造成该笔迹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主观原因。因此在分析物证笔迹时，对遇到的变化笔迹应该仔细的斟酌。

（四） 仔细分析选取样本的笔迹

对选取样本的笔迹进行仔细分析，对特征的分析一般选取由小到大、由浅入深的特征，对文字的布局、字体的字形以及书写的特征进行分析。并且根据这些字形的字体特征对字的笔画、单字的写法、笔顺进行分析，此外，为避免出现遗漏错误，在选取样本笔迹特征时应该以字迹的先后顺序为线索寻找特征。另外，在选取样本时，还应该选取那些最能反映书写人字体特点的资料，尤其是对案后的样本进行仔细分析，避免涉案官员变化笔迹，这样便于提高办案的准确率。

参考文献：

[1].程军；张春.运用笔迹检验侦破案件的几点思考[J].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06）.

[2].许爱东；关颖雄.民事案件中左手伪装笔迹的检验1例[J].中国司法鉴定，2012（06）.

名人事迹篇9

这些“书迹题跋”一方面是文人的一种著述活动，一种书写活动，其成果成为文章、著作、墨迹；另一方面，又可能附在有很高收藏价值的古今名人墨迹或金石刻帖拓片的前面，与所题跋的名迹一起在交易、买卖过程中具有了“商品”的性质。所以说，“书迹题跋”作为“著述文本”，是有着多方面学术价值的文章、著述；同时作为“墨迹文本”，又是具有艺术价值、审美意趣的书法“作品”。总之，宋代“书迹题跋”的价值、意义是多方面的。这里，我们主要从学术价值、艺术价值来对其作些考察与论述。

一、宋代“书迹题跋”的学术价值

当我们把宋人所作的“书迹题跋”作为文章、著作的“著述文本”来看时，我们看到其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1、书学价值

中国是一个极为重视文字书写的国度，汉字的书写―书法逐渐被视为一门艺术，关于书法的学问被称为“书学”。书学大致包括书论、书史、书家与对书法作品的研究、批评等，而宋人的书迹题跋则涉及到上述诸多方面。

作品评论。如前已述及的，书迹题跋是题跋者面对具体的书迹所作的评论、说解，是对某件或若干件作品的观察思考之后所作的评价。例如对书体风格特色、源流的论述，对作品雅俗、高下、优劣的论述等，如蔡襄《跋隋丁道护启法寺碑》：“此书兼后魏遗法，……书当益老，亦稍纵也。”《题王献之书洛神赋》：“子敬能作方丈字，观其细书巧妙，方丈不足为。大令、右军法虽同，其放肆豪迈，大令差异。古人用功精深，所以绝迹也。”欧阳修题《杂法帖》之一：“南朝诸帝笔法虽不同，大率意思不远，眇然都不复有豪气，但清婉若可佳耳。”黄庭坚《跋周越书后》：“周子发下笔沉着，是古人法。若使笔意姿媚似苏子瞻，便觉行间茂密，去古人不远矣，何止独行于今代耶！”《题徐浩题经》：“徐季海惟此一种有右军父子笔法而无俗气。如《开河碑》超逸，《孝子碣》老重。然终非王家苗裔也。”题跋者面对原迹反复观览，细察其点画、结构、章法，既观其“形”，又味其神。每所论评，多能抓住特点作切要精当的概括与描述。欧、蔡、苏、黄等题跋名家对一些碑帖之跋语，多为经典性的书法评论，成为后世评书者必然参考的文字资料。

书家评论。题跋者在评价具体的书迹时，每论及书家，或述书家生平、思想、学问、书法师承、书法风格、成就等，成为后世书家研究不可或缺重要资料。如欧阳修跋《郭忠恕小字〈说文字源〉》：“忠恕者，五代汉、周之际，为湘阴公从事。及事皇朝，其事见《实录》。颇奇怪世人但知其小篆，而不知其楷法尤精。”黄庭坚《跋唐玄宗〈n_颂〉》：“唐太宗妙于书，故高宗虽潦倒怕妇，笔法亦极清劲。玄宗书，班班犹有父祖风。此如长沙王十世后孙子，犹似其祖耳。”《书子瞻〈松醪赋〉后》：“文章云起风生，笔力山崩海立，非东坡先生其孰能之。”《跋欧阳文忠公帖》：“欧阳文忠公书极不工；然喜论古今人书，故晚年亦少进。其文章议论一世所宗，书又不恶，自足传百世也。”《跋马忠玉诗曲字》：“马忠玉翰墨颇有劲气，似李西台，但少妍耳。诗句亦不草草，盖致古人诗磊磊在其胸中。亦善题评。至其作乐府长短句，能道人意中事，宛转愁切，自是佳作。”后人研究书家，读宋人书迹题跋，每能见史传所未及之书家生平细节及学书经历等。

书法理论观点。宋人题跋，评书论书，每据个人书论观点和主张对书作、书家进行评判。例如关于宋人“尚意”的许多书法观点，关于书法的“神”、“韵”、“趣”的问题，关于书品与人品、书法与学养等等，关于“俗”与“雅”的问题，关于学习晋人书法与创新的问题，关于书法为“小道”“细事”，关于“学书为乐”，关于书法的实用功能与审美价值等问题，题跋者往往结合对书迹书家的评论中阐发。宋朝文人书法的批评观，读其书迹题跋可体会出，他们强调写出自己的个性特色，还要有一种形质之上的意韵倾向，如欧阳修所谓的“深趣”，蔡襄“神气”说，苏轼的“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书初无意于佳乃佳耳”、“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黄庭坚“韵胜”说，米芾“真趣”论等观点，为中国书法批评注入了新的血液，也使得宋代书法品鉴赏评有了自身的特色风韵。又如宋人在品评书法时，常常将人的品格修养作为一个重要的底蕴。书品、人品关系的赏评题鉴对后人学书、品书、论书等方面影响深远，使得有志于书法的朋友，时时提高自己各方面的素养，努力做君子之事，行君子之行，完善人格，提高文化素养，增加识见，充实自己，即所谓克服“见狭、识浅、学不足”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应注意到，不能过度夸张，因为书法作为一门技艺自有其本质规律的要求，只是品德高尚而不从事书法技法的学习，其字迹不一定就为上品。总之，研究宋人书论，宋人之书迹题跋不可不予以充分注意。

关于书法史的论述。宋人的书迹题跋，对具体书迹的评述总是放在一定的书法发展过程中，总是述及一定时代书风书貌的流便递嬗，所以其中往往有对书法史的片断论述，这是我们研究书法史可资参考的。如欧阳修的书迹题跋中每每论及唐代书学为盛的问题，论及唐以后他则认为：“五代干戈之后，学校废，是谓君子道消之时，然犹有如忠恕者。国家为国百年，天下无事，儒学盛矣，独于字书忽废，几于中绝。”（跋《郭忠恕小字〈说文字源〉》）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云：“予尝论书，以谓、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这里，苏轼对魏晋与唐之书法之变化作了精要论述，宋人书迹题跋这类与书史有关的论述甚多，兹不赘举。

中国古代的书法资料，大都是在石刻或法帖之中，而题跋者对这些石刻或法帖进行研究总涉及字体特征、书法风貌及其变化，在书迹题跋著述中或考察记录碑石存世、湮没及当时文字磨损状况，或有涉猎考评述说当时时代风习，或品评书艺优劣高下，或追述与书写者相关的佚文逸事等，是研究书史、书论、书家、书迹所不可缺少的资料，极具书学价值。

2、史学价值

宋人书迹题跋，不仅把书迹放在书法史的发展中作评述，而且放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所以题跋中每每涉及对书迹产生时代社会文化的论述，特别是题跋中每每述及具体的人物、事件及其背景，这是更为宝贵的史实材料。欧阳修等人的金石题跋重史实考证，其史学价值自不必说，就是其他偏重谈书法、谈诗文的题跋，也蕴含很珍贵的史实材料。所以宋人的书迹题跋不仅具有书法史研究的价值，而且对宏观的文化史研究也很有重要参考价值。

宋代文人名士博雅好古，喜收藏，精赏鉴，识见广博，对所搜集或见到的古器名刻铭文、名家名作进行编纂研究，证经史考，钩沉本原，而系之以题跋，常可补纠史传之缺谬者，增益后学，极具学术价值。如欧阳修不仅是文学家，而且是主持编撰《新唐书》、独撰《新五代史》的史学家。他的《集古录跋尾》以题跋形式考述金石文字并以之证史，是一部重要的金石学文献，也是有重要史学价值的著作。欧阳修之子欧阳在《集古录跋尾》的《录目记》中说，此书“可与史传正其阙缪”。“盖自文武以来迄于五代，盛衰得失，贤臣义士、奸雄贼乱之事，可以动人耳目者。至于释氏、道家之言，莫不皆有。然分散零落数百年后而聚于此，则亦可谓难矣。其聚之既难，则其久也，又遂将散而无传，宜公之惜乎此也。”《集古录跋尾•后汉孙叔敖碑》一则云：“右汉孙叔敖碑，云名饶字叔敖。而史记不著其名，而见于他书者亦皆曰叔敖而已，微斯碑后，世遂不复知其名饶也。碑世所罕传，余以集录二十年间求之博且勤乃得之。然则世之未见此碑者犹不知为名饶也，谓余集古为无益可乎？”欧阳修用碑史互证的方法抉幽钩沉，发现楚相孙叔敖名饶，纠正了三国魏名将邓艾的名字读蒿艾音之非，补充唐史书记载如唐洪州刺史吴黑闼的名字事迹等，使我们读者得知此人名广、字黑闼，唐初与程知节、秦叔宝等俱从太宗征伐，后与杀建成有功，至高宗时为洪州都督以卒的生平事迹等，“集录前世埋没缺落之文”，这实际上也是他写作跋尾所遵循的一条原则。再试看他的《唐孔颖达碑》的跋尾：“右孔颖达碑，于志宁撰。其文磨灭，然尚可读。今以其可见者质于《唐书》列传，《传》所阙者，不载颖达卒时年寿，其与魏郑公奉敕共修《隋书》亦不著。又其字不同，《传》云‘字仲达’，碑云‘字冲远’。碑字多残缺，惟其名字特完，可以正《传》之缪不疑。以‘冲远’为‘仲达’，以此知文字转易失其真者何可胜数！幸而因予集录所得，以正其讹舛者亦为不少也。乃知余家所藏非徒玩好而已，其益岂不博哉！治平元年端午日书。”在这里，欧阳修用具体的实际材料说明了他所收藏的古代金铭石刻拓片的史料价值。他同宋祁合撰《新唐书》，订正了《旧唐书》的一些讹误，补充了一些史实，就多得益于唐人碑刻。

追踪欧阳修的南宋赵明诚所撰写的《金石录》三十卷，就是仿欧阳修《集古录》体例，著录所藏金石拓片凡二千种，比欧阳修所集录的多出一倍，其中后二十卷为题跋，共502篇，其中还包含为数甚多的汉、唐碑刻，都是书法名迹，同时也涉及到法帖之类，在书法上有着重要的意义。“是正讹谬，去取褒贬”，考证审慎，影响甚大，是宋代研究金石的重要著作和金石题跋专书。欧、赵二人著作作为史料当然有很高的价值。此外，董《广川书跋》、黄伯思《东观馀论》对金石拓片及法帖方面进行引经据典，详辨精微，竭情铺陈的赏跋考订，颇具史料价值。南宋中期洪适《隶释》27卷，虽然关注焦点是字而非书，但由于两者天生的关系，客观上为在原碑磨灭毁失的情势下，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史料。如洪适在《隶释》卷十《安平相孙根碑》中把隶书作为一个明确的定义指出，并且廓清了与正书的纠缠，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此书是今天研究汉字流变、石刻碑拓、汉碑历史的重要文献和珍贵资料。《四库全书总目》把这部书归于“史部”，就是从其以碑订史的角度而言的。

宋代此种以金石跋尾的体式，对于研究金石学方面，有开拓之功，对后世影响甚大，意义深远。此后代不乏人，如明都穆《金薤琳琅》，赵《石墨镌华》，清顾炎武《金石文字记》，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等，足以见出他们对后世的影响。

二、宋代“书迹题跋”的艺术价值

1、书法艺术文本

名人书法题跋与原迹相得益彰的艺术审美价值。我们前面说过，为别人的书迹作题跋时，这些题写者多是颇具各方面造诣的文人士大夫，或为文家，或为书法家、画家，或为书画鉴定家、收藏家等，他们的题跋之作或为俊美的端楷，或为流变的行草，其书法艺术文本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成为后世习书者所取法的范本。试看黄庭坚对苏轼的名作所题之《黄州寒食诗跋》，黄庭坚本身就是“宋四家”之一，是颇为知名的书法家，不仅跋文精彩，而且跋书亦十分精妙。行笔痛快沉着，潇洒跌宕。后世人多对他的跋书给以赏鉴题跋，如明张t跋云：“此跋尤恢奇。”明詹景凤《东图玄览编》云：“山谷续为之跋，字亦如坡大，亦异常法。磊落峻爽，气若有英威，盖尽气与敌也。然以比坡，有若两王父子间，然亦不甚让。”沈尹默《沈尹默论书丛稿》云：“山谷此卷，淡墨挥洒，初非经意，然极真率可喜。”足可见黄庭坚此篇跋书对后世的影响。详观此跋书，字迹冲出法度工@的樊笼，欹侧迭荡，无不是黄庭坚恣肆豪宕、淋漓挥洒、一气呵成之心态的再现及流露。诚如黄氏自谓“心能转腕、手能转笔，书字便如人意。”此跋书既是其沉着痛快心意的再现，又体现了所谓题跋书自身的书法艺术价值。

又如唐怀素《自叙帖》卷后的许多宋代名家的题跋，字迹优美，完全可以作为书法来欣赏。例苏辙《怀素自叙帖跋》就很精彩有味道，体现了苏辙书法的面貌气息，他是苏轼的弟弟，十九岁登进士科，性沉静简洁，为文澹泊，其高处直迫其兄，与其兄、父并称“三苏”。其书法，世论少愧其兄。苏辙此跋，书风类似苏轼，卧笔铺毫，结字紧密呈横扁上倾之势，纵向之笔多收缩，横撇之笔却自由舒展，笔姿笔势丰富灵活多变，整体看豪迈气象略显不足，但自有其撼动人们心魄的奇趣。

赵令的《怀素自叙帖跋》，笔画深厚浓重，结体呈横扁状，颇有坡书之味道，显然受其影响颇深。此跋书字的笔画之间联系紧密，流贯畅通，线条有粗有细，结字疏密相间，行摆向左偏斜，章法上气息随意天成，毫无拘谨局促。曾纡《怀素自叙帖跋》，行楷书。字之结体、笔意明显有着颜柳的风貌，却又浑然一体，一派唐人楷书气象充溢于字里行间。然而细观，其起笔收锋顿挫有力，运笔挺劲舒展，笔姿刚健清爽，结字空间调整合理，通篇气韵协调而生动。

苏轼的行书《吏部陈公诗跋》，整体感觉清秀温和，细观每个字都表达得很完善，颇类楷法书作，秩序井然，八法皆备。如“故”、“使”、“吏”、“人”、“胜”等字笔姿翩翩，潇洒自如。

此作足见出苏轼书法的基本功，下笔并非无根基来由，他常讲：“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立而能行，未能行而能走也。”观他此跋书，相信会有更深刻的认识。

宋徽宗赵佶《欧阳询张翰帖跋》，书迹亦颇为精彩，体现着赵佶笔画瘦劲而锋芒毕露的特点，可视为后人摹法赵佶书迹的佳篇。这件作品点画干净利落，线条迅疾轻利，横画收笔带钩，竖下收笔带点，竖钩细长而内敛，是其“瘦金体”书作的名篇。

蔡卞《唐玄宗n_颂跋》行书墨迹，可称为蔡卞的行书代表作。他的书法结字外拓，重心平稳，用笔浓密劲利，挥洒娴熟快捷，章法布局自然精巧，字与字生机连属，行与行血脉贯通，他的跋文书法颇体现了李隆基“风骨巨丽”，“思如泉而吐凤，笔为海以吞鲸”的书法风貌。细品此跋书迹，可体会蔡卞转益多师、撷取精华的精严多姿的书法境界。

此外，苏轼《题王晋卿诗后》、《书和靖林处士诗后》；蔡襄《跋告身帖》；赵明诚《集古录跋尾跋》；姜夔《落水兰亭序跋》、吴说《独孤僧本兰亭序跋》等皆为跋书名作，既体现了题书者的书法水平，又可视为后人学书取法的佳篇，具有极高的艺术审美价值。

2、文学文本

宋人的书迹题跋，一方面是由古今书迹派生出来的说解评述文字，具有对所题书迹的从属性，同时又是具有独立性的“文章”，宋代个人文集每将此类文章收入文集，这些文章有的是偏重论、议、说的“论文”，有的是偏重于记事、叙述或夹叙夹议又有抒感的文学性很强的“散文”。明毛晋于《汲古阁书跋•容斋题跋》中说：“题跋似属小品，非具翻海才、射雕手，莫敢道只字。”如欧、苏、黄等人都是文学大家、巨匠，其题跋的许多篇什便是短小精美言简意赅的散文的“文本”，其文学价值是客观存在的。

读宋人所题写的书迹题跋，体会其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往往纵横议论，贯穿己意，灵活多样，或说理、抒情、记事、写人和学术研讨等，理识情并举，文学性、趣味性极为浓厚，堪可视为文学作品的珍贵文本。其内容或品评书迹的优劣高下，或记录书者的轶事趣闻，或睹书缅怀故交，抒写友情等，言语精彩，平易流畅，挥洒自如，佳作迭出，常写得语短意深，颇具理趣，抒情说理，趣味盎然，展示了宋代题跋大家们丰厚的文化学养、多彩的精神世界及高超的语言表达能力。如苏轼《书舟中作字》：“将至曲江，船上滩欹侧，撑者百指，篙声石声荦然，四顾皆涛濑，士无人色，而吾作字不少衰，何也？吾更变亦多矣。置笔而起，终不能一事，孰与且作字乎。”短短数十字的题跋，状人描境，言简意丰，将其遇险事而不惊且通脱豁达的从容形象简笔勾勒。苏氏经历宦海沉浮，在他眼里自然界的波涛并不可怕，且怕亦无用，倒不如我行我素更坦然。此则记录了他患难余生的心情，表明了乐观洒脱的人生态度。又如苏轼《书张长史书法》云：“世人见古有见桃花悟道者，争颂桃花，便将桃花作饭吃。吃此饭五十年，转没交涉（关系）。正如张长史见担夫与公主争路，而得草书之法，欲学长史书，日就担夫求之，岂可得哉！”东坡借比喻告知执实法而不求变通的愚人，要善学会学。言语惊警，寓理趣于故事之中，事显而理深，言尽而意不尽。

黄庭坚《题自书卷后》：“崇宁二年十一月，余谪处宜州半岁矣。官司谓余不当居关城中，乃以是月甲戌抱被入宿于城南。予所僦舍喧寂斋，虽上雨傍风，无有盖障，市声喧愦，人以为不堪其忧。余以为家本农耕，使不从进士，则田中庐舍如是，又可不堪其忧邪？既设卧榻焚香而坐，与西邻屠牛之机相直为资深。书此卷实用三钱买鸡毛笔书。”黄氏虽叙谪居生涯，心境却坦然自得，安然若命，超然物外，其文笔隽永传神。如《书家弟幼安作草后》中黄山谷谈自己的书法创作体会，“老夫之书本无法，但观世间万缘如蚊蚋聚散，未尝一事横于胸中，故不择笔墨，遇纸则书，纸尽则已，亦不计较工拙与人之品藻讥弹。譬如木人舞中节拍，人叹其工，舞罢则又萧然矣”，语句明快，举例取譬，形象生动且深刻，把其寄情于名利之外的习字作书之境界诩诩勾勒，其言充满思辩情感，内涵丰富，立体感极强。又如《题知命弟书后》：“知命弟，江西豪士也。意气合其臭味，极力推挽之，不遗力，有味其言之也；至不合其意，虽衣冠贵人，唾辱之知矢溺。亦自以废疾，如支离疏攘臂于稠人广众中，物亦不能害之。作小诗乐府，清丽可爱。读书不多，亦会古人意。年不能五十，遂以盖棺，每见其遗墨，令人陨涕。”黄庭坚简笔勾勒出知命弟的形象，衰残瘦弱的样子，令人怜惜。虽颇具才华和个性，可惜中年早逝。手足亲情，人亡物在，念之涕零。正所谓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情动于衷，莫贵乎真。他所抒写的是真性情，故而感人。黄氏在《山谷题跋》中或叙人论事、或描写抒情、或品藻赏鉴，文笔精练畅达，浑然一体。

题跋小文“自坡仙、涪翁联镳树帜，一时无不效颦”（毛晋《汲古阁书跋•容斋题跋》）宋室南渡以后题跋大家如陆游、周必大、楼钥、刘克庄等都有不少佳作。如陆游《跋李庄简公家书》、《跋傅给事帖》、辛弃疾《跋绍兴辛巳亲征诏草》等篇章，语言凝炼警精，慷慨悲壮；笔力雄厚，深沉感人，把强烈执著的爱国赤诚和尖锐而含蓄的批判精神借短札题跋一一道出，意境深邃，耐人咀嚼回味。

名人事迹篇10

结合当前工作需要，的会员“zhouda”为你整理了这篇学习拉齐尼·巴依卡先进事迹简报范文，希望能给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参考借鉴作用。

【正文】

一、市人民法院

3月4日，市人民法院组织全院干警观看“时代楷模”拉齐尼·巴依卡同志先进事迹,并号召全体党员干警以拉齐尼·巴依卡为榜样，学习英雄事迹、致敬英雄形象、弘扬英雄精神，将榜样精神化为工作动力，扎实做好审判执行工作。

干警们被拉齐尼·巴依卡同志一个又一个的事迹感动着，大家纷纷表示，要以拉齐尼·巴依卡同志为榜样，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树立优良作风，强化宗旨意识，忠实履行职责，尽自己所能，为人民、为祖国多做好事，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拼搏奉献，开拓创新，做人民群众的司法守护者。

市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王铁宏说：“拉齐尼·巴依卡勇救落水儿童的英雄壮举让人动容，他用炽热的情怀擦亮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底色，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共产党员‘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铮铮誓言，用宝贵的生命谱写了‘把人民利益高高举过头顶’的英雄赞歌！作为一名市人民法院的党员干部，我要学习他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的崇高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扎实工作，以英雄为榜样，传承英雄精神，争做新时代的人民法官。”

二、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

3月3日晚，阿拉山口综保区管委会办公室组织党员干部和其他干部职工观看授予拉齐尼·巴依卡同志“时代楷模”节目。

通过学习观看拉齐尼·巴依卡的先进事迹，阿拉山口综保区管委会办公室布塔力表示，拉齐尼·巴依卡舍己救人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一名干部和群众的学习。作为综保区的一名干部，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将榜样精神化为工作动力，扎实做好为人民服务、为企业服务工作。要大力宣传拉齐尼·巴依卡这样的英雄事迹和精神，让英雄的精神“众所周知、家喻户晓”，让乐于助人、甘于奉献、勇于担当的优良品德在全社会传承。

三、阿拉山口海关

爱国戍边，忠诚奉献，他无怨无悔；冰湖救人，见义勇为，他以生命护卫生命。“时代楷模”拉齐尼·巴依卡的感人事迹日前经中央媒体广泛宣传报道后，阿拉山口海关机关党委第一时间组织全体党员干部，通过电脑、电视、手机等载体，观看学习时代楷模拉齐尼·巴依卡的先进事迹。英雄的感人事迹在干部职工队伍中引起强烈反响。

大家表示，拉齐尼·巴依卡同志的英雄事迹，是众多爱党、爱国、爱新疆的各族干部群众付出奉献和建设美好新疆的一个缩影。英雄离我们并不遥远，用心用情做好每件小事，就是我们学习英雄精神的最好实践。海关是政治机关，讲政治可以说是融入到每一位干部的血液中、灵魂里。组织有号召，人民有需要，就要带头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落实，绝不能讲条件、谈要求。今后将以拉齐尼·巴依卡为榜样，用奋斗铸就青春底色，书写无悔人生。

在新疆大地，阿拉山口海关人员处在戍守边关的最前沿、第一线，克服艰苦生活环境带来的不便，肩负的使命和责任重如泰山。阿拉山口海关以学习拉齐尼·巴依卡精神为契机，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活动，秉承初心使命，砥砺奋斗精神，毫不动摇坚持党对海关工作绝对领导，把本次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推进工作的强大动力，为口岸的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积极贡献力量。

四、市党委网信办

3月3日，阿拉山口市党委网信办组织开展了“学习拉齐尼·巴依卡同志英雄事迹感受榜样力量”活动，并以多种方式表达了对英雄的深切哀悼和崇高敬意。

观看视频后，市党委网信办全体干部纷纷表示，通过学习拉齐尼·巴依卡同志先进事迹，使他们备受触动，特别是他生前常说的一句话“这辈子要一直做一名不穿军装的边防战士，永远守好祖国的边境线……”话音犹在耳边。他用生命诠释了一名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树立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今后要以拉齐尼·巴依卡同志为标杆，认真学习他对党忠诚、信念坚定的政治品格，扎根群众、为民服务、真抓实干、顽强拼搏的奋斗精神，将榜样精神化为工作动力，扎实做好各项工作，为推动高质量网信工作贡献力量。

五、市税务局

3月3日晚，阿拉山口市税务局组织全体干部共同收听收看帕米尔雄鹰拉齐尼·巴依卡勇救落水儿童的先进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