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纠纷诉讼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民事纠纷诉讼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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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事诉讼法修订；纠纷解决方式；诉讼和非诉讼相结合

一、纠纷

（一）纠纷种类。常见纠纷有劳动合同纠纷、人格权纠纷、离婚纠纷、法定继承权纠纷、所有权纠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建设用地使用权纠纷、买卖合同纠纷、房地产开发经营合同纠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民间借贷纠纷、保证合同纠纷、租赁合同纠纷、侵害商标权纠纷、股权转让纠纷、责任保险合同纠纷、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医疗损害责任纠纷。

不常见纠纷有离婚财产纠纷、离婚后损害责任纠纷、婚姻无效纠纷、撤销婚姻纠纷、夫妻财产约定纠纷、同居关系纠纷、抚养纠纷、赡养纠纷、收养关系纠纷、监护权纠纷、探望权纠纷、不动产登记纠纷、物权保护纠纷、用益物权纠纷、担保物权纠纷、占有保护纠纷、知识产权与竞争纠纷、海事海商纠纷。

（二）纠纷解决机制。1. 民事诉讼。民事诉讼是最传统的纠纷解决机制之一。民事诉讼，主要指的是法人、公民以及其他的组织之间发生的因为财产或者人身权益关系提起的法律诉讼，由于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种纠纷层出不穷，民事诉讼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大众的需要。2. 非诉讼程序（ADR）。广义说一般认为，ADR是指诉讼以外的其他各种解决纠纷方式的总称。ADR的特殊性主要体现有两方面：（1）从程序角度来看，使用ADR无需恪守严格的法院诉讼程序；（2）从实体角度来看，使用ADR未必要遵循既定的实体法。

二、把诉讼和非诉讼相结合的纠纷解决方式写入民诉法的必要性

（一）法律对司法实践之探索成果加以确认的需要。由于案件分流和程序多元已经成为本世纪以来司法改革的总体趋势，所以把诉讼和非诉讼相结合能够更好地解决复杂多样的社会矛盾纠纷。

（二）具有积极意义的纠纷解决方式。改革开放过后，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不断深入，造成了社会的层次化更加严重，因此社会问题出现了矛盾多元化，因此只有将这些社会的矛盾进行妥善处理，才能够为构建一个和谐社会提供一个良性的社会环境。由于现存的社会矛盾之间出现的多元化，因此采取的解决措施也应该是多种途径，而不应该是单一的诉讼，因为单一的诉讼不能够解决多元化的诉讼问题。人们在诉讼的过程中其程序非常复杂，而且其裁判的结果往往是“一刀两断”的形式，其消耗成本很高，所以考虑到这个问题，人们在进行诉讼的时候要从经济的角度考虑到经济诉讼，既能够解决好纠纷，又能够节约成本，这是需要公民们要明白对于一些不必要的诉讼的处理方法。

（三）将司法解释与地方立法上升为法律探究。在当前我国的法治条件下，如何建构诉讼与非诉讼来解决纠纷不仅要得到社会的支持，而且还需要得到法律的认可，目前为止我国仍然不具有具体的规范法律，因此只有现在地方进行法律的尝试，从地方立法开始试行。

三、民诉法之关于诉讼和非诉讼相结合的纠纷解决方法

（一）应然定位。我国诉讼和非诉讼相结合的纠纷解决方法应定位为：保障当事人充分享有优化司法权配置。

（二）内容。1. 以委托调解解决纠纷。此制度主要是为了给诉讼人一个缓冲的机会，降低其诉讼的成本，主要是指在立案之前能够将当事人进行调解，当法院收到口头或者诉状的时候这一程序就开始执行，当能够进行调解成功那么就将会公民的诉讼提供合理的诉讼方式。2. 以司法确认确定其法律效力。通常情况下所说的司法确认也被称作是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主要指的是在庭外达成调解，经过协商的方式所达成的协议进行审查，并且要对其法律的效力进行确认。3. 通过调解前置解决纠纷。一般情况下所说的调解前置主要是指在法院获得的前夕，由第三方出面对其产生的纠纷进行调解，使当事人能够在之前拥有以此协商调解的机会。

四、将诉讼和非诉讼相结合方式写入民诉法需要研究的问题及建议

（一）所需研究问题。1. 司法确认的程序及范围探讨。通常情况下所说的司法确认不仅仅是法院对公民进行调解协议时要对其进行审查以确定其效力，而且还要求对人民法院对相应的商事调解组织、行政机关以及行业调节组织能够进行相应的非诉讼的协商调解的确认。2. 案件范围以及受调解主体的探究。所说的受托调解的主体，有着不同的规定，在相应的法律规定下不尽相同，一方面在《民事调解规定》中所说的则是指“有关的单位以及个人”，另一方面在《健全纠纷解决机制意见》中给出的定义则是“相应的行政机关、公民调节组织或者是商事调解组织以及行业调解组织等”，因此在不同的法律规定之下所包含的受调解主体会出现很多的定义差异。

（二）建议。在第八章“调解”现有第八十五条中增加两款：第一点，对于家庭婚姻纠纷的继承权的问题，以及劳务合同的工资纠纷问题和工伤和意外事故的纠纷问题，这些都具有比较明确的损害纠纷赔偿，都需要对其进行调解，通过调解解决其权益的纠纷。第二点，在进行诉讼之前首先为民事诉讼提供相应的调解解决方案，以此来解决法院收到诉状或者是在立案之前的纠纷，由相关的机构进行民事的调解，但是不能够达成调解的则执行诉讼程序，进行审理。

将现有第八十七条修改为：人民法院进行调解，可以邀请有关单位和个人协助。被邀请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协助人民法院进行调解。经各方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委托人民调解组织或者相关机构对案件进行调解。

参考文献

[1] 周荣静.建立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研究——基于淮南市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调研的思考[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2，14（2）：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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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诉权；条件；诉讼要件；诉的利益

民事诉讼制度是国家用来保障公民权利的一种救济制度，但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条件概念的界定比较模糊，而且在实际审判中条件经常被误用，造成了混乱。2007年10月，我国《民事诉讼法》经历了一次修改，通过比照修改前后的新法和旧法，我们可以发现立法者对此采取了保守的态度，并没有吸纳理论界的研究成果。但是未予修改并不意味着法律的完善，司法实践中"难"的问题仍然存在，况且法律的完善是没有止境的，因此笔者认为民事诉讼条件还存在改革的必要。

一、民事条件的理论分析

（一）诉权理论

民事诉权是国民所享有的请求国家给予民事诉讼保护的权利。"私法诉权说"认为，诉权是从私法上的请求权派生出来的一项权利，当私法上的请求权不能通过诉讼外的方式得到实现时，权利人就拥有请求法院给予司法保护的权利；"公法诉权说"认为，诉权反映是当事人与国家之间的公法关系，法院有提供司法服务、进行司法裁判的义务；"权利保护请求权说"认为，诉权是原告针对法院请求对自己有利判决的权利保护要件；"二元诉权说"认为，诉权包括程序意义上的诉权和实体意义上的诉权，前者是指原告向法院提讼的权利和被告针对原告进行答辩的权利，后者是指当事人享有的满足其诉讼请求的权利，即胜诉权。"民事纠纷是有关民事实体权益争议，与之对应的是诉权的实体内涵，而将民事纠纷引导到民事诉讼中则为诉权的程序功能，从中体现出诉权的程序内涵。"[1]

（二）条件与诉讼要件

条件，即通常所说的诉讼成立要件，指的是本案诉讼法律关系开始的要件[2]。诉讼要件就是诉讼要想达到其目的所必须具备的事项。条件与诉讼要件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首先， 条件与诉讼要件属于不同的阶段。一般情况下，只要具备条件，诉讼就可以启动，该案件即系属于法院。要使法院能够开始对案件进行实体审理，还必须具备一些要件，这些要件就是诉讼要件。其次，两者要件欠缺的法律后果也不同。对条件而言，欠缺此条件，即使存在行为，其在诉讼法上也被视为不成立。而对于诉讼要件而言，如果不具备这些要件，法院不能够对实体权利义务争议做出判决，而只能做出驳回的裁定，并不影响诉讼成立。

二、 我国民事条件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一）现状

1、条件"高阶化"，混淆条件与诉讼要件

诉讼要件包括形式要件和实体要件：形式要件是当事人所提起的诉讼所须具备的法律规定的条件，实质要件就是指当事人利用诉讼制度的正当利益及必要性。在条件中置入诉讼要件即意味着条件的"高阶化"，这是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难"的根本原因。

2、当事人主体性不突出，缺少程序参与

在阶段，原告基本上处于被动的地位，无法把握诉讼的进程和结果，其所能行使的诉讼权利自然也就受到了约束和限制。而对于被告在规定期间不提出答辩状的法律后果也没有明确规定，被告应诉权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基本没有参与到立案受理的程序中。

3、可诉范围有限，排斥新类型案件

因新型民事纠纷的出现而产生了一些新的需要法律给予救济的民事权利，在这些权利之中，有的和现行制定法毫不相关，无从纳入现行法律所承认的权利体制和框架之中，有人称之为"形成中的民事权利"。[3]可以说，目前我国绝大多数新型民事纠纷得不到司法救济。

（二）原因

1、传统立法理念的影响

长期以来，儒家思想一直是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指导思想和行为规范，"权威调和"成为中国传统民事纠纷解决的根本方式。在这种权威下，化解纠纷成为唯一的追求，说理心服成为解决纠纷的主导模[4]，当事人双方的权利得失就难以全面顾及。

2、司法政策的限制

司法政策本身并不解决具体的社会纠纷，但它为法院和法官提供一个抽象性、方向性的判断标准和价值取向，民事审判中，司法政策总是在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条件范围内对案件的受理予以限制，这种限制总是针对某些具体案件或某个类型的案件。

3、没有确立诉的利益

诉的利益是任何一个案件进入民事诉讼都必须具备的诉讼要件。只有具备该要件，法院才有必要通过民事审判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然而，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就诉之利益的概念作出规定，更没有规定判断诉之利益是以民事实体法作为标准。

三、关于我国民事制度的重构

（一）改革现有的条件，将立案机构改为案件登记机构

由于现行民事诉讼法的条件与诉讼要件严重混淆，应当将原来绝大部分条件的审查放于实体审理过程中，只保留"纯粹"的条件。对于我国条件的设置应重在形式，当事人有权通过递交合格的状提讼，状有欠缺时，原告还应享有补正的权利。一旦条件降低，法院的立案庭没必要存在，"立案庭"可由"案件受理登记处"取代，作为一个为当事人提供服务的机构。

（二）确立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及其对程序的充分参与

程序主体性理念在民事诉讼过程中集中体现为程序选择权， 即当事人在多元化的程序间进行选择的权利。诉讼制度设置应当以当事人为中心，避免司法变成为对当事人的施舍，实现从"权力本位"到"权利本位"，从"国家本位"向"当事人本位"转移。[5]为了保证当事人对程序的充分参与，首先，应赋予当事人知情权，即保证程序的公开透明，这就要求当事人和法官之间能够保持平等和充分的对话与沟通。其次，建立答辩失权制度。如果答辩期限内被告没有提出答辩意见的，后果是导致对原告事实的自认。

（三）扩大可诉范围，接受新型民事纠纷案件

对照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与实践，鉴于我们存在的诸多问题，笔者认为，确有必要对我国现行民事诉讼受案范围在原则上和细节上作出明文规定。由于"法律关系性质说"并不能反映民事诉讼受案范围的本质要求，而应以"诉的利益"为基本标准来确定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首先，凡是民事法律调整的权利义务关系纠纷均应受理。其次，正在生成中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产生的纠纷应予受理。只要有民事权益受保护的必要性，法院就应受理案件。最后，侵犯宪法基本权利导致民事权利损害的纠纷应予受理。当宪法中规定了某项权利，而部门法中未规定此项权利时，宪法中的权利就会被架空，使宪法中的权利形同虚设。

四、结语

在法治社会中，司法救济是保障当事人权利最重要的方式，而民事诉讼法的条件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公民在纠纷发生后能否获得司法保护，现行民事诉讼法由于将条件和诉讼要件相混淆，导致了某些条件并未真正体现其作为条件的作用，立案庭对某些条件的审查既难以获得合法性又缺乏正当程序的支持。难已经成为我国法治进程的瓶颈，现阶段我们的关键问题不是要利用限制滥诉的问题，而是如何保障公民利用司法这个宪法性权利。

参考文献：

[1]邵明.民事诉讼法理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315.

[2]张卫平.程序公正实现中的冲突与衡平[M].成都：成都出版社，1993.

[3]左卫民.诉讼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4]高见泽磨.现代中国的纠纷与法[M].何勤华，李秀清，曲阳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98-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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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事诉讼法；仲裁法；比较

民事纠纷的当事人在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纠纷时，可以选择诉讼或者仲裁，现将两者的主要异同点作一比较，以利当事人作出选择。

民事诉讼法 仲裁法

管辖机构（特点） 人民法院（国家机构，依法审理案件，有强大的执行力，但审理过程较长。） 仲裁委员会（非官方的社团法人，依法仲裁，裁决有法律效力，仲裁过程相对简单。）

适用范围 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仲裁平等主体之间的合同纠纷和财产权益纠纷，不涉及人身关系。婚姻，收养，监护，抚养，继承纠纷不可仲裁。

受理条件 一方认为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可以，法院审查后决定是否立案受理。 要双方事先订立仲裁协议或在合同中订立仲裁条款。这是仲裁前提，无仲裁协议不能仲裁。

当事人选择机构 有纠纷后一方可向法院提讼，人民法院实行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 双方事先协商选择仲裁委员会。

当事人选择仲裁员 当事人无权选择审判人员。 当事人可选择仲裁员。

回避 有回避制度，以避免审理不公正。 可以申请回避。

公开审理 审判原则上公开，宣判一律公开。 原则上不公开审理，当事人协议公开的可以公开。

审理方式 开庭审理。 可以开庭也可以书面审理。

审理时缺席 原告不到庭，可按撤诉处理；被告不到庭，可缺席判决。 申请人不到庭，视为撤回仲裁申请；被申请人不到庭，可缺席裁决。

财产保全 法院有权决定财产保全。 仲裁委员会无权直接采取保全措施，应将当事人的保全申请提交法院，由法院作出决定。

调解 可调解。 可调解，调解书与裁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和解 当事人和解后无权请求法院作出判决书。 和解后可请求仲裁庭制作裁决书。

终审 两审终审，不服一审裁判可以上诉。 一裁终局，当事人须履行裁决。一方不履行，另一方可向法院申请执行。

监督 法院院长对本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提交审判委员会决定。上法院可指令下级法院再审。 由法院监督仲裁委员会，可撤销仲裁裁决或裁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

通过以上两个法律的异同比较，可以通俗地说，按照民事诉讼法选择诉讼相当于“官府判案”；按照仲裁法选择仲裁相当于“大佬作主”，双方都信得过大佬，愿意服从大佬的决定。如果有一方信不过大佬，就不能选择仲裁，只有“击鼓升堂”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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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事纠纷，化解机制，系统工程，公力救济

一、民事纠纷产生的必然性

社会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和，而人是有复杂思维和丰富情感的高级动物，因而在由人组成的社会中，纠纷是难免会发生的。可以说，只要有社会共同体存在，就会有纠纷存在。

民事纠纷是法律纠纷的一种，法律纠纷除民事纠纷外，还有刑事纠纷和行政纠纷。调整和规范三种类型的纠纷，产生了三种类型的法律部门。民事法律、刑事法律和行政法律由此而产生。

民事纠纷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所发生的关于民事权利义务的争议和冲突。据此，可以得出民事纠纷的以下特点：

1、民事纠纷的主体之间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这是民事纠纷的主体平等性特征。这个特点与刑事纠纷和行政纠纷相比皆有所不同。刑事纠纷中，对立的双方主体是国家和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个人或法人，它们之间不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行政纠纷中，一方主体为实施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构，另一方主体为行政行为相对人，它们之间在行政法律关系上是领导和被领导、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也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只有民事纠纷，它是发生在平等主体之间的一种纠纷。民事纠纷的主体之间之所以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其根本的原因在于民法中的平等原则。根据平等原则所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是平等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争议，这种争议中的当事人之间也不失为平等的地位。民事纠纷中的平等地位是民事关系中的平等地位的反映和体现。这种平等地位还一直延伸至民事纠纷的处理过程中。

2、民事纠纷的内容是争议中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是由当事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或民事行为依照民法的规定而形成的，在这种关系中，一方享有权利，另一方负有义务。反之也是如此。当权利者的权利得不到实现，或者义务者的义务不予履行，这必然使正常的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冲突，处在失衡状态。这种状态，是在当事人双方的意志对立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便构成了纠纷。纠纷的内容便是享有权利者要恢复其应有的权利，从而使义务的负担者履行其义务。惟其如此，曾一度失衡的法律关系才能恢复至正常状态，民事纠纷才告化解。可见，民事纠纷的内容是发生了争议、遭到了扭曲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这与刑事纠纷、行政纠纷皆有不同。

3、民事纠纷的主体可以对民事纠纷的内容进行自由处置。民事纠纷的主体是平等的，民事纠纷的内容是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根据民事实体法的规定，民事纠纷的主体可以互相协商处分其纠纷，民事纠纷的主体也可以单方面地处分其纠纷。处分纠纷的过程，就是处分纠纷中民事权利或民事义务的过程。民事权力或义务是可处分的，民事纠纷就是可处分的。处分了民事纠纷，就是解决了民事纠纷。当然，民事纠纷的主体也可以拒绝处分其纠纷，而坚持将纠纷交由法院处理。这种坚持由司法处理其纠纷的权利，也是民事纠纷主体对民事纠纷的内容进行自由处置的表现形式，任何人皆不得违拗其意志，干预纠纷主体对纠纷内容的自由处置权。

4、解决民事纠纷的方法是多元的。这一点与刑事纠纷、行政纠纷也有所区别。刑事纠纷和行政纠纷具有较强的公益色彩，涉及到公法的遵行，因而对这些纠纷国家通过法院严格依法加以解决，而排除了纠纷主体自我解决或自我消化纠纷的可能性。对于刑事纠纷，除自诉案件外，受害人与刑事违法者不得就纠纷的内容进行私了或和解，也必须由公诉机关提起公诉，交由法院强制性地解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诉讼主体之间也不得通过合意解决其纠纷。行政纠纷虽然实行不告不理原则，但在诉讼中，纠纷主体不得通过调解的方法解决其纠纷。但民事纠纷就不同了：他可以通过个人的、社会的和国家的等各种力量来解决其纠纷，究竟通过何种方式来解决其纠纷，由纠纷主体视需要自由选择。可见，对于民事纠纷，国家需要统筹考虑各种解决的方法和机制，而不是单纯的民事诉讼一种。这就是解决民事纠纷的系统方法问题。

可见，民事纠纷在主体、内容、处分权以及化解的方法上都有其不同与刑事纠纷、行政纠纷的特点。研究民事纠纷的概念和特点具有重大的意义：明确这些特点，有助于建构合理的化解民事纠纷的各种机制，同时也为这些解决民事纠纷的机制或方法提供了指导。民事纠纷的特点和类型发生了变化，解决民事纠纷的方法、机制也要相应地发生变化，民事诉讼程序也随之而发生转变。

二、公力救济

社会需要稳定，否则便要消散和瓦解。而纠纷具有损伤甚至破坏社会安定的因素，因而，凡纠纷，都应得到及时化解。纠纷的发生是必然的，纠纷的解决是必需的。纠纷的发生和纠纷的解决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对永恒性的矛盾，人类社会正是在解决这对矛盾的过程中不断趋于进步的。

纠纷的解决，从其归属的最终主体来说，有两种模式：一是利用自身的力量来解决纠纷，国家并不存在。二是利用国家的量来解决纠纷，自身的力量受到限制。前者为私力救济，后者为公力救济。在国家出现以前，社会以私力救济作为解决其纠纷的模式；在国家出现后，社会以公力救济作为解决其纠纷的选择。公力救济取代私力救济，是社会发展的进步，也是人类步于文明的体现。现在存在的社会，虽不能说都完全成了国家化了的社会，但绝大多数都进入了国家的范畴。公力救济成为现代社会解决纠纷的普遍选择。

公力救济之所以取代私力救济，其原因主要在于公力救济比较公平和客观，不会发生如同私力救济那样的弱肉强食现象。私力救济往往不能最终解决纠纷，可能会相反，成为使纠纷升级或激化的缘由；而公力救济，则是社会趋于稳定的机器。

现代社会中，公力救济有两层含义：其一，禁止私力救济。任何人对与其相关或不相关的纠纷，都不得采用暴力、以违背相对方的意愿的方式解决。其二，唯有国家可以对纠纷双方无法和平解决的纠纷采用强制性的、暴力性的化解。可见，公力救济是指国家采用强制性的方法解决当事人之间无法解决的纠纷的活动。

在公力救济的背景下，解决纠纷的方法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公力救济垄断了强制性解决纠纷的权力，但并不意味着民事纠纷只有通过公力救济加以解决。民事纠纷与刑事纠纷、行政纠纷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民事纠纷属于私权性质的纠纷，而私权是可以处分的，因而纠纷主体对其所涉及的民事纠纷可以任意处分。这表现为：他既可以容忍民事纠纷的存在，使之始终处在潜在状态，而不显露化；也可以表现为首先选择有自己出面去解决纠纷，与对方当事人进行交涉，自我解决纠纷，而不让纠纷扩散；也可以表现为将纠纷交给中立的非国家权力机构的第三方来主持解决；最后，纠纷若仍解决不了，这可以诉诸法院加以最终的解决。将纠纷交给法院加以最终的解决，乃是公力救济的要义所在。可见，公力救济具有最终性、强制性的特点。公力救济并不排斥其他的解决纠纷的方法的使用，而其他的方法则不是最终的、强制性的，而是自愿选择的、和平的、非拘束的。

三、自我解决

在现代社会，解决民事纠纷具有三个渠道：自我解决、调解解决、诉讼解决。这里先介绍纠纷的自我解决。

民事纠纷的自我解决，是指纠纷主体在纠纷发生后，利用自己的力量和自身的努力，寻求纠纷的解决。在此解决过程中，一般没有第三人的介入。

民事纠纷发生后，纠纷主体首先想到的就是能否利用自己的力量与对方进行交涉。利用自己的力量试探性的与对方磋商化解纠纷，是纠纷主体自我确信的一种表征，也是人格自尊的外化。纠纷的自我解决有许多好处：其一，保密性强。纠纷发生后，波及的范围越广，便越难解决，给纠纷主体带来的损害或负面影响变越大。为了防止纠纷的扩大化，纠纷主体首先寻求自我解决，便可以将纠纷的影响或波及效应限定在原始的纠纷主体之间，而不致越此范围，造成不必要的损害或影响。其二，自愿性强。在自我解决纠纷的过程中，由于纠纷主体没有受到任何外在因素的影响，也没有任何人知道其纠纷的发生，不会给纠纷主体带来思想上的顾虑和负担，因而其解决完全是在自我意志的作用下进行的，比较纯粹，也比较真实，其行动的结果完全符合纠纷主体内在的想法、愿望和意志、情感。由于自愿性强，因而纠纷的解决结果容易兑现，而不致发生出尔反尔的反悔现象，不会因此而使纠纷重新复发。其三，彻底性。由于纠纷是在当事人自我意志的作用下、根据自己的自愿选择加以解决的，解决的结果必定完全符合纠纷主体内在的意愿，因而纠纷的化解比较彻底。纠纷既然已经得到了彻底解决，一般的情况下，便不会让纠纷死灰复燃，纠纷主体可以在更高的层面上继续合作和交往。这种纠纷的解决往往会反过来推动、促进纠纷主体形成良好的新型关系。其四，成本低。解决纠纷是一种需要付出一定成本和代价的风险负担，自我解决纠纷会使化解纠纷的交易成本保持在最低的限度和水平。因为纠纷主体自我解决纠纷，涉及面窄，牵涉的人少，花费的精力、财力和时间都相对较少，这样就节省了成本。否则相反的话，纠纷主体就必须将纠纷交给第三者或法院去解决，这样不仅纠纷主体自己花费了成本，而且其他被牵涉到纠纷中来的主体也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成本，这种成本加在一起有时会超过纠纷本身的价值或标的额。自我解决纠纷则可以大幅度地减少成本，是一种最为经济实惠的解决纠纷的方法和机制。

当然，纠纷的自我解决欲获得成功，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否则的话难以取得有效的成果。在这些成功利用自我解纷机制的各种条件中，最为重要的条件有：双方力量均衡，或者寻求解决的主动一方主体具有更强的实力。这是力量条件。纠纷的自我化解，一定意义上是双方力量对比的产物，。如果双方力悬殊，而处在弱势的一方主体如果主动寻求与对方自我解决纠纷，则往往是难以奏效的。反之，如果主动寻求解决的一方主体，具有较强的力量，同时也是纠纷中道义占优势的一方，选择这种自我解决纠纷的机制是胜算较大的。同时，自我解决纠纷，由于缺乏外在力量的制约，而完全依赖于纠纷主体的自觉，因而很容易产生弱肉强食的不公平的现象和局面。也正是因为有此现象存在，纠纷的自我解决机制也有不可克服的容易激化矛盾的内在缺陷。因此，在纠纷主体采用自我解决纠纷的机制之前，应当客观地衡量一下双方实力，评估一下采用这种方法能否获得成功，并由此决定采用何种自我解决纠纷的方法。可见，纠纷自我解决视需要经验的积累，并注意其艺术性的。

纠纷的自我解决，通常采用的方法有：

1、提醒。真正意义上的纠纷是双方当事人对纠纷的存在都有自觉的意识，但有的时候，纠纷的相对方虽然违反了法定义务又负有法律上的责任，但实际上有的时候，相对方对此纠纷的客观形成并不具有足够的意识，或者说因为各种原因他可能忽略了其所负有的法律上的责任。此时，纠纷虽然在客观上已经存在，但在主观上尚缺乏对立主体之间的明显对抗，因而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民事纠纷。对于此种类型的民事纠纷，享有法律上权利的一方当事人仅需要向他提醒一下法律上的责任存在，往往就可以化解所谓的纠纷。纠纷主体向法院提起诉讼，其中也有一个条件就是他所提起的诉讼应当具有必要性，这就是诉的利益或诉的必要性。它指的意思就是在提起纠纷前要与对方进行适当的交涉，只有在对方意识到纠纷的存在后，同时他又不愿意自我解决纠纷，此时提起诉讼才是有必要的，该诉讼才能获得法院的支持。所以，提醒一下对方存在的义务或责任，既是纠纷主体自我解决纠纷的一种方法，也是提起诉讼的一个前提条件。无论是何种类型的纠纷主体均可采用此种方法。

2、唤醒。民事纠纷往往含有较多的道德因素，诚信原则也是现代社会赖以存在的重要基础，在纠纷发生后，双方当事人便处在意志的对抗之中。解决纠纷就是要消除这种对立着的意志分歧。这种意志分歧，既有可能缘起于纠纷主体的认识上的分歧，也有可能产生于纠纷主体道德上的瑕疵。法院之所以在诉讼过程中，会采用调解的方式来解决纠纷，也是基于纠纷成因上的道义性。法院做调解工作，目的就是为了唤醒纠纷主体的内在道德或道德本能。在自我解决纠纷的过程中，利用唤醒纠纷主体道德本能的方法化解纠纷，依然是较好的选择。尤其是，纠纷主体在尝试唤醒对方良知的努力中，同时也是在做自我检讨和反省的功夫，这样纠纷主体便可以在化解纠纷的过程中，形成一个良性的道德观念的互动，这样便会极大地推动纠纷的彻底、尽快解决。通常处在弱势一方的纠纷主体可采用这种自我解决纠纷的方法。

3、压服。我们知道在原始社会的私力救济中，存在着的一个重大的弊端就是弱肉强食，纠纷主体中的强者往往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相对方主体，并压服对方接受他所提出的解决纠纷的方案或条件。显而易见，用这种方法来解决纠纷，必然会导致不公平的结果，纠纷的解决实际上是以弱势一方付出比其应付代价更大的代价为条件的。纠纷的解决不仅未能恢复应有的正义性，反而强化了本来就存在的非正义性，非正义性的存在意味着纠纷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解决，而仅仅是得到了暂时的抑制或搁置。等弱势一方变为强势一方，被意志的纠纷便会死灰复燃，再次以更大的强度复现于纠纷主体之间。纠纷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被激化或升级了。这是原始社会私力救济带给我们的最大的教训。为了防止这种私力救济在现代社会中重演，公力救济便成为解决纠纷的替代形式。但是，即使在公力救济的社会条件下，纠纷主体依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压服的手段迫使相对方就范，从而使纠纷在有利于强者的背景下获得解决。应当说，这是纠纷自我解决的一种重要方法，在纠纷自我解决过程中，难以避免双方力量强弱对比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但是，这种压服性手段的使用是有限度的，其限度在于不得使用强制性的暴力。否则即构成对自我解决纠纷的方法的滥用，即会产生相应的法律上的制裁。《民事诉讼法》第106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采取非法拘禁他人或者非法私自扣押他人财产追索债务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或者予以拘留、罚款”。民事诉讼法的此一规定，一方面表明，民事纠纷是可以由纠纷主体自我解决的，另一方面又说明，在公力救济的背景下，自力救济要受到法律的规范和限制。

4、对话。对话是理性的表现。理性对话实际上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目的是在纠纷双方主体面对面的交涉和交锋中，达成对解决纠纷的一致意见，从而做到互谅互让，协商解决其纠纷。如果说前面所说的三种方式都属于“自决”的话，那么，理性对话就是通常所说的“和解”。和解与自决有所不同：和解是双方面对面地共同协商解决其纠纷，自觉则是利用一方当事人单方面的力量使纠纷获得解决；和解一般是双方在明确事实和权利义务的基础上进行的，自决者往往省去这个重要的步骤；和解是双方妥协、折中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双方，以求纠纷的彻底解决。在和解中，一般都是义务负担者要求权利享有者做出让步，有时则是权利享有者要求义务负担者做出让步，有时则是双方均有所让步。互谅互让是和解的精神实质，缺少让步，一般便属于自决的范畴。在理性对话这种自我解决纠纷的机制中，纠纷主体对于解决纠纷要首先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和诚意。纠纷主体双方要能够抛弃前嫌坐到一起来共同协商解决纠纷。否则便缺少和解的前提。在和解谈判的过程中，纠纷主体应当首先明确双方争议的事实；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提出解决纠纷的方案。纠纷解决的方案可以由任何一方主体首先提出，然后双方讨价还价、对方案进行修改，最后在双方自愿接受的前提下达成协议。该协议便是和解的成果，称为“和解协议”。如果当时能够履行，也可以不达成协议。如果相互信任，口头协议也可以使用。该协议不具有强制拘束力，任何一方事后反悔，该协议便失去效力。可见，理性对话所达成的协议，是依赖于纠纷主体依据诚信原则自觉履行的。信任是理性对话的心理基础，缺少信任，理性对话也就不具有向前推进的基本前提了。理性对话通常是纠纷主体双方在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但有时经双方同意，也可以由第三人甚至更多的纠纷外的主体在场，以起到一个监督和鼓励的作用。但是，这第三方虽然在场，并不主持调和。否则和解便成为调解了，而调解是一种不同于和解、但又与和解有本质相似之处的另一种独立的解决纠纷的方法和机制。

四、调解解决

调解在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耳熟能详的概念。我国传统文化鼓励纠纷的和平解决，反对将纠纷动辄纳入诉讼的轨道加以解决，所谓和为贵，讼则终凶，也是为了鼓励调解。我国的调解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主要的原因是我国的调解在形式上繁多，在解决民事纠纷过程中，始终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所谓调解，是指纠纷主体双方在中立的第三者的主持下，互谅互让，和平协商，自愿解决其纠纷的活动。从定义上可以看出，调解与和解极为相似：它们都是通过双方协商的方法解决其纠纷的，都以自愿原则为基础，没有任何人强迫纠纷主体接受解决纠纷的方案；纠纷解决的结果都表现为表达共同意志的协议，该协议都没有法律上的强制性和拘束力，都依赖当事人的自觉履行，如果有任何一方无故不履行调解或和解协议，另一方当事人都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将纠纷交由法院作出最终的解决。但和解与调解毕竟有所区别：调解是当事人在无法和解的情况下所寻找的有一个解决纠纷的方式，在纠纷主体将纠纷交由特定的第三主体进行调解之时，实际上已决心将该纠纷社会化了，也就是矛盾升级了，纠纷的范围有所扩大了。也可以说，纠纷的性质有了变化。因此，民事纠纷到了需要利用调解的方式来解决之时，便说明：纠纷主体面对着发生在他们面前的纠纷已无能为力了，他们自己已不能利用自身的力量对其纠纷加以自主的解决了，这可以看作是“纠纷的异化”；纠纷异化的结果便是第三人介入纠纷解决的过程，第三人对纠纷的介入，通过其对纠纷主体的说和工作，缩短存在于相互之间的差距，其结果，纠纷主体对纠纷解决的自愿性有了限制或缩减，自主性也有了弱化。俗语说的“不看僧面看佛面”，体现在调解过程中，便是纠纷主体要看在调解主持者的面上，限制、缩小自己的自主性。同时纠纷的保密价值也受到了限制。纠纷主体之所以选择调解，原因主要有：其一，双方在纠纷解决这个问题上，还有一定的共同语言，还没有完全失去共同的基础，还有和平解决的希望。其二，双方还存在继续维持关系的愿望，希望能够将纠纷化解掉，重新来过，继续合作。其三，力图节省解决纠纷的成本。其四，对相对方已失去了绝对的信任，希望借助社会上的其他力量参与纠纷的解决过程中，确保纠纷能够尽量获得公平的解决，并借助社会力量监督纠纷解决结果的兑现。

调解是天然的社会救济方法和机制，也是社会救济的主要形式，它广泛地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其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因此，调解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加以理解：广义的调解包括了各种形式的调解，有社会调解、法院调解和仲裁调解等等；狭义的调解是指诉讼和仲裁外的调解。前面我们所介绍的内容，是从狭义上来理解调解的。狭义上的调解与和解有一脉相通之处。我们这里你从广义上对调解作出分类研究。从广义上研究、考察调解的类别，可以看出调解在形式上的繁多性和在领域上的广泛性。在广义上，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对调解作出不同的分类。

1、从主持调解的主体上看，可以将调解分为个人调解、人民调解、社会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和诉讼调解等等。个人调解指的是任意的第三人所主持进行的调解。任何人都可以接受纠纷主体的委托从事对特定纠纷的调解工作，也可以主动介入纠纷主体之间实施调解的行动。这种以个人名义所进行的调解是一个临时性的调解，调解者所具有的调解身份不隶属于任何组织机构。个人所从事的调解，虽然在性质上属于社会调解的组成部分，但社会调解更侧重于社会组织所进行的调解，如消费者协会所从事的调解、妇女协会所从事的调解、任何企事业单位对其职工之间的纠纷所进行的调解等等。行政调解则是指由行政机构所从事的调解，如公安派出机关、环境保护机关、专利管理机关、商标管理机关以及任何其他行政机关所进行的调解。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对特定种类的民事纠纷有裁处权限的，也可以通过调解的形式行使该权限，由此所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街道办事处、村民委员会所进行的调解应属于社会调解的范畴。人民调解是指人民调解委员会所进行的调解，它是独立存在的，不属于其它任何形式的调解。仲裁调解和法院的诉讼调解都是有法律效力的调解，其所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这一点使之与其他任何种类的调解形式区别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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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的含义和内容

诉讼权利平等，是指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平等地享有和行使诉讼权利，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保障和便利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根据《民事诉讼法》第8条的规定，这一原则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双方当事人享有平等的诉讼权利

当事人享有平等的诉讼权利，要求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平等。在民事诉讼中，不论当事人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如何，不论当事人是公民、法人还是其他组织，他们在诉讼中享有同等的权利，承担同等的义务。不允许一方享有更多的权利或特权，也不允许一方只享有诉讼权利而不承担诉讼义务。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是“公民在租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一宪法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必然体现。诉讼权利平等，同时也反映了民事纠纷一特点。民事纠纷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产生的纠纷。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当事人的地位完全平等，这就要求在解决民事纠纷的民事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也必须具有平等地位，平等地享有诉讼权利和承担诉讼义务。

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在民事诉讼法中表现为当事人同等或对等的诉讼权利和义务。诉讼权利义务平等，并不等于诉讼权利义务完全相同。例如：原、被告都享有委托诉讼人、申请回避、提供证据、进行辩论、提起上诉和再审等诉讼权利，这些权利对双方当事人来说都是同等的。又如：原告有起诉权，被告有答辩权和反诉权；原告有权放弃和变更诉讼请求，被告有权反驳和承认对方的诉讼请求等。这些权利对双方当事人来说是对等的。总之，诉讼权利平等，目的是使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能够获得均等的攻防手段，均衡地进行对抗。

（二）保障和便利当事人平等地行使诉讼权利

民事诉讼法赋予了双方当事人平等的诉讼权利，但这只是当事人切实享有平等诉讼权利的前提。实现这些权利，必须有人民法院的保障。因此，人民法院在诉讼过程中有责任给予双方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均等机会和便利条件，主动告知双方当事人享有哪些诉讼权利。对于不了解法律规定，不懂行使诉讼权利的当事人，应给予具体帮助，这样才能使平等原则在诉讼中真正得到落实。

二、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的适用

诉讼权利平等原则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通过三个途径得以体现：

首先，民事诉讼法通过规定各种程序制度使该原则具体化。民事诉讼法吕的各个程序阶段和各种程序制度，无不体现了该原则的要求，使原、被告在诉讼中享有平等的诉讼权利。例如，在赋予原告选择管辖权利时，使被告相应地享有对管辖权提出异议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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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院调解制度的考察及比较

法院调解，是指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通过自愿协商，达成协议，解决民事争议的活动和结案方式。法院调解作为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处理民事纠纷的一种形式，一般认为在我国的民事审判中有如下意义：一是有利于彻底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防止矛盾激化；二是有利于简化诉讼程序，及时化解矛盾；三是有利于法制宣传，预防纠纷。

一般认为，现行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法院调解，产生于时期 [1]，是对我国自根据地时期以来司法工作的经验。在抗日根据地时期，人民政权的司法审判中就明确将“调解为主，审判为辅”作为处理民事纠纷的基本方针。建国后较长时期内“调解为主”的方针继续在司法实践中贯彻。 [2]因此，“重调解、轻判决”的现象无论在立法上还是在审判实践中一直存在。直到20世纪80年代，适应“建立完善的主义民主和法制国家”这一目标的要求，为提高民事诉讼中审判的地位，避免造成审判与调解的对立，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将“调解为主”的提法改为“着重调解”。同样是出于社会、、文化的，也还是出于提高民事诉讼中审判地位的目的，1991年《民事诉讼法》又将“着重调解”改为“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 [3]对法院调解这一重要的民事诉讼制度在上做了准确定位，从法律规定上消除了“重调解，轻判决”的立法倾向。

与其他国家相比，像我国这样调解与审判程序合一的制度几乎没有，但与我国法院调解相类似的民事诉讼制度，在其他国家广泛存在，最相似的制度便是诉讼和解。诉讼和解在其他国家民事诉讼程序中普遍存在并占有重要地位。以美国为例，90%以上的案件是以和解方式解决的。国外的诉讼和解制度同我国的法院调解制度相比，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区别。共同点主要表现在：首先，两者都可在诉讼的任何阶段发生。其次，两者都可通过某种途径获得类似判决的效力。比如在英美法系的英、美两国，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后，可通过向法院申请 “合意判决”，以使和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力；而大陆法系的德国、日本，和解协议一经记入法院笔录即具有执行力。最后，在两种程序中，法官都要主持协商活动并对当事人进行说服。同时，两者又有明显的区别：首先是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不同。法院调解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的地位显然极为重要，除了立法、司法实践中一直重视调解外，重视调解的思想在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具有指导性意义。而在国外，虽然许多国家也鼓励当事人和解，但制度设计的着眼点却是审判程序。其次是具体制度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调解人员（或主持和解人员）与本案审判人员的关系上，在我国的法院调解中，调解人员与审判人员在身份上是重合的；而在国外的诉讼和解中，二者的身份是相互独立的，这种相互独立的身份能切断和解与判决之间的联系，因此不会出现“强制和解”（像我国法院调解中存在的“强制调解”）。以美国为例，主持和解的法官一般不是对此案进行审判的法官；在德国、日本，通常主审法官可以询问、鼓励当事人和解，但要涉及到实质问题的协商和谈判，则要把案件移交给受命法官和受托法官主持和解。 [4]最后是法官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同。在我国，法官在调解程序的开始、终结以及调解协议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主要作用，甚至有的调解协议是完全在法官的操作下达成；而在其他国家的和解程序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是律师，他们诉讼和解率高主要得益于其发达的律师制度。

二、法院调解制度存在基础的变化

作为我国人民司法的优良传统和民事审判的成功经验，法院调解在妥善化解矛盾，维护社会安定，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法律制度和民事审判机制不健全，法律控制手段极为薄弱的历史背景下，法院调解有效地弥补了这一缺陷，并很好地适应了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改革开放前的审判实践中，法院调解成为了法院解决民事纠纷的主要方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受到各级领导和人民群众的一致赞誉。

法院调解被强调到如此重要的地位，实际上是与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经济计划化、利益单一化、人品居住固定化、法律简约化、权利淡漠化的社会条件相适应的。 [5]当时的社会条件决定了以调解方式处理民事纠纷要优于判决方式。首先，由于对商品经济的排除，当时民事审判的主要对象基本上被限定在婚姻家庭、相邻、少量的借贷、人身伤害赔偿等少数几个领域，当事者的生活范围比较固定，一般都是熟人关系，纠纷的解决往往意味着原有关系的恢复，因此，与其作出强制性的判决，还不如说服当事人以温和的调解方式结束争议更为合理。其次，法院处理纠纷是以防止矛盾激化，维护社会治安为主要目的，当事者的个人权利的维护则处于次要地位，在这种情况下，难以要求当事者承担过高的处理纠纷的成本费用，而调解结案一般是可以节约诉讼资源的。最后，当时我国社会中存在着一套比较稳定和统一的价值体系，法院在社会中具有较高的权威地位，当事人也习惯于依赖裁判机关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法官的说服能较容易地被当事者接受，从而促成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来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有着这些条件的支持，调解与判决相比更容易被接受，因而调解地成为解决民事纠纷的主要方式。 [6]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均发生了深刻变化，支持调解的社会条件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领域逐渐扩大，诉讼主体也大多超出了相对稳定的范围，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发生的大量纠纷主要表现为财产关系，当事人对经济利益得失的重视程度超过对维护彼此之间关系的需要，当事人做出让步达成调解协议就意味着将牺牲经济利益，说服当事者接受调解的难度增大。其次，在社会由传统向转型的大背景下，一部分传统的价值观、道德观爱到冲击，审判人员耐心说服教育已很难再收到原有的效果，能否获得当事者的同意变得更加不确定，出现了许多不得不依赖判决来强制解决的场合。最后，纠纷处理的方式和目的发生了变化，由于商品经济慝名性、非人格性的特点，使得处理这类纠纷的重心已不再是恢复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而在于保持一般规则的普遍性、明确性，以便给参加交换的人提供一种可预测性。这要求纠纷处理的过程尽量追求透明度和一般性，而程序本身的相对固定化和解决纠纷方式的定型化则是这种追求的表现。随着这些变化纠纷处理目的从主要是维持社会治安转移到形成和保护新的经济秩序。 [7]因此，改革开放带来的深刻变化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原来适合于调解发挥作用的社会条件，而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上述社会条件仍在继续变化。更重要的是，经济体制的变革带来了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尤其在纠纷处理方面，由于利益主体的渐趋独立和所涉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社会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向“个人？？个人”的平等关系演变，相伴而来地，必然是个人主体意识的增强和权利观念的觉醒。 [8] “人们的法律意识和观念也得到了增强，在诉讼领域突出表现为把自己视为真正的诉讼主体而不再仅仅依赖于审判机关主动性和能动性。” [9]同时，随着社会价值的多元化、社会结构的分散化和社会关系的契约化，法官曾经享有的权威和地位已开始动摇，以至于在以调解为主的审判中，“当事者以及社会上一般人总可能怀疑纠纷的处理因审判人员的能力、素质或人格方面的问题而遭到扭曲，并因此感到不安，而这种怀疑或不安既很难得到证实，也很难消除。” [10]这无疑会使法院威信下降，加大调解的难度，更重要的是导致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缺乏高度认同感。近年来社会上对“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的激烈批评和要求推行司法改革的呼声，正是这种结果的具体表现。人们对以调解为主的审判方式的不满，反映了这种审判方式赖以依存的正当化策略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已丧失了原来的功能。

三、法院调解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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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速裁机制是援用国外的一种审判制度，其本意是对一些简单的民事案件法院得适用相对于普通程序简便的程序来进行裁判，尽快将纠纷得以解决，其中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实行一审终审，缩短办案周期。我国民事诉讼的简易程序，就是在对这一制度进行解剖式吸收的基础上建构的，结果在移植的过程中却摒弃了一审终审的精华，从而使我国简易程序蒙上了一层雾里看花的朦胧，导致审判实践上的矫情和法官思想上的混乱，背离了简易速裁机制的初衷。

我国法律规定中速裁简易程序的变异，引发审判实践中的无奈与尴尬，迫使我们不得不面对我国速裁机制中的缺失。正视国外速裁机制一审终审的制度建构，也许是解决我国目前简易程序“简而不易”的一剂灵丹妙药。社会制度的不同，不能抹杀优秀的法律文化制度是全世界的共同财富这一事实，我们没有必要对此讳莫如深，而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以便“拿来”为我所用。在当前矛盾纠纷不断涌现，大部分社会矛盾以案件形式进入法院的形势下，对部分简单民事案件实行一审终审，成为我国解决大量简易民事纠纷的必要选择。

解开我国对简易程序实践中的困惑，就必须抛开人为因素在其中的影响，勿庸讳言，目前我国法官的业务素质和道德修养不能令人乐观，增设简易程序的二审制度事出必然，但如果我们对简易案件一审终审机制进行必要的制度设计，也许能化解对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不进行二审就不能对其质量予以保障的担忧。

鉴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对简易程序的相关规定，在不能对其进行制度改革的前提下，笔者以为对部分简单民事案件实行一审终审制，须把握以下几点：

一是要形成速裁案件就是一审终审案件的概念，一审终审是速裁案件的重要特点和其存在的理论基石。

二是要分清简易程序与速裁案件的关系。速裁案件是适用简易程序予以审理的案件的一部分，从逻辑关系上说，简易程序与速裁制度是一种包容关系，简易程序是一个种概念，而速裁制度是一个子概念。

三是要突出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严格速裁案件适用的条件。速裁案件应当符合适用简易程序案件的一切条件自无异议，赋予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则至关重要，这也是在当前不能突破民事诉讼法规定依法审判前提下的唯一选择，当事人基于对纠纷的认识和对纠纷解决程序利益的衡量，以及对承办法官的信赖，选择速裁机制，是综合考量的结果，有其存在的现实需求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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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侵权救济途径个人环境权利

一、环境侵权的民事救济困难重重

公民的环境权利受到侵害，应该怎样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新房家装，入住后家人身体不适，甚至影响到孕妇和胎儿的健康，是采用诉讼程序还是非诉方式解决问题?小区旁的高速公路整日整夜的噪声侵害了居民权益，是采取行政处理程序还是提起民事诉讼?各有什么优缺点?公民个人在环境侵权纠纷的合理及时解路上困难重重公民的维权之路应作何准备?有些什么救济途径可供选择?首先，我们来探讨环境侵权民事救济困难重重的原因。环境侵权救济的困难来自于环境损害的特点，环境侵权与一般民事侵权有着其著的特殊性，环境侵权救济的最终解决还足有赖于对环境侵权的特殊性的认识。

(一)环境侵权的特点及环境侵权救济的难点

环境侵权存在着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危害行为的间接性：损害具有潜伏性；JJu害行为的高度科技性及构成的复杂性；环境损害的跨地域性：损害源头、结果具有多元性：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害，往往同时伤害一人或数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财产及各种生活上的利益，因此经常是某一原因导致多个结果后，多个结果又变成新的原因，从而引发新的结果。

由于环境侵权的上述特点，导致环境侵权维权在实践上存在下列困难：其一，由于加害行为是间接、长时间作用造成的，可能会导致无法确定该环境损害的污染者：其二，由于污染往往牵涉到高科技，在其举证不力时，被害人将无法求偿；其三，由于污染会造成损害程度的深刻性与范围的广阔性，造成损害数额难以汁并等问题。既使能确定该损害的范围与数额，也可能因赔偿责任过于庞大而导致加害人无法负担全部赔偿。

(二)环境损害救济的基本思路

在环境侵权民事救济途径的选择方面，针对环境救济的困难和个案的特殊性，笔者认为，公民应合理分析，理智决策，或是地巧妙运用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如行政调解，通过调解活动的进行，来解决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或是通过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非诉程序，如当事人协商解决；或是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通过诉讼程序确定当事人之间的环境污染赔偿责任，处理赔偿金额等活动以及由这些活动所产生的诉讼法律关系。下文将分别叙述。

二、环境侵权民事救济途径

根据我国《环境保护法》的规定，环境侵权民事纠纷解决有两种诉讼程序，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处理的行政处理和由当事人直接向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审理的民事诉讼程序。后者还是环境污染民事纠纷最终的解决程序。在实践中，除以上两种程序外，环境侵权民事纠纷还存在第三种程序，即环境侵权民事纠纷非诉程序。环境侵权的当事人应先了解环境侵权民事纠纷解决的这三种程序，选择适用行政处理程序，或者选择适用通过民事诉讼程序维护了自身的合法权益，或者民事纠纷非诉程序的具体方式，解决环境侵权纠纷。

(一)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

环境污染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是指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对环境污染危害造成损害所引起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纠纷进行处理的步骤的总称。环境行政调解就是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中优先采用的处理方式。环境行政调解是指国家行政主管机关针对某一环境侵权民事纠纷，应一方或双方当事人的请求，作为调解主持人，依据环境侵权纠纷发生的客观事实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分清责任和平等协商的基础上，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

公民适用环境行政调解解决环境侵权纠纷，其优点在于其调解程序简便，充分尊重了双方当事人的总愿，往往有利于纠纷的彻底解决。在我国，发生的各种环境侵权纠纷中，绝大多数是在环境保护行政机关的调解处理下，促使环境侵权纠纷得以平息并顺利解决的。行政调解手段，业已成为目前我国环境行政机关解决环境侵权纠纷最普遍和最有效的方式和途径。

(二)环境侵权民事诉讼程序

当事人之间因环境侵权发生民事纠纷，除了可通过协商、调解、仲裁等方式解决外，还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法院受理案件后，通过法庭审理，根据查明和认定的事实，正确适用有关法律，并以国家审判机关的名义，确定当事人之间应当承担的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对整个诉讼案件作出法律上权威的判决或裁定。

通过诉讼程序来解决环境侵权纠纷并不是本文推荐的主要救济途径，环境侵权案件的诉讼，往往历时数年，且举证的科学性很强，对受害人的民事救济极为不利，由于环境污染的特殊性，如在环境侵权领域，由于环境法在实体法上存在着许多不同于传统民法的特殊法律规范，这就要求有关环境侵权的民事诉讼也必须要有相应的、不同于普通诉讼法的程序法规范来难以保障。否则，实体法对受害人及其环境权益所提供的保护就难以实现。

(三)环境侵权民事纠纷非诉程序

环境侵权民事纠纷非诉程序有很多，也是本文向环境维权公民大力推荐的环境侵权民事救济途径。这些非诉程序中有的是在环境侵权正在发生时的及时性救济，有的是在正式维权之前的自助救济，有的是在和侵害人的沟通协调中解决纠纷，有的是当事人双方将民事纠纷提交有关的仲裁机构进行裁决的一种解决民事纷争的方式。从性质上来讲，有的是公力救济，有的是私立救济。在此为维权公民个人介绍受害人正当防卫，受害人紧急避险，公民自助行为，环境侵权双方当事人协商，环境侵权仲裁这五种方式。通过探讨这几种救济方式的优势与缺点，让公民对各式各样和纠纷解决途径作一个通常的了解，以便公民在维权过程中根据个案的实际情况分别采纳或配套适用。

1．受害人正当防卫

任何一项权利的设置，如果没有救济作为保障，则该权利就没有存在的价值。环境权亦是如此。正当防卫是指为避免本人或他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而针对侵害行为所进行的一种防卫措施。正当防卫是公民负有的制止不法侵害的一种义务，也是公民享有的从公民的民事权利中派生出来的一种权利。本人或他人的人身和财产权是原权，当这些权利受到侵犯时，就产生了正当防卫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当防卫权是一种救济权。从性质上看，作为私力救济方式的一种，正当防卫在环境法上的确认是理所当然的。确立和适用正当‘防卫以解决环境侵权纠纷，其优点在实践中体现为可以避免那些由于环境污染纠纷长期得不到解决，公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所采取的过激行为。因为正当防卫是有限度的，超过这个限度，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受害人紧急避险

受害人紧急避险是指为了使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合法权益免受现实的和紧急的损害危险，不得己而采取的致第三人损害的一种避险行为。我国有关环境方面的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紧急避险。但是，环境法律有规定，在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威胁居民生命财产安全时，由人民政府采取有效措施，解除或减轻危害。这里所讲的“于昔施”中，应该理解为包括紧急避险在内。从其性质上来说，紧急避险作为公民在特定情况下私力救济的一种方式，是公民在特定情况下和特定范围内保障个人权利所必需的。适用紧急避险其优点在于，如果严格按照紧急避险的条件，对其加以合理恰当的运用，对于应付各种急性的环境侵权行为，及时、有效的保护公民的环境权益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

3．公民自助行为

自助行为是权利人在一定情况下出于自助或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目的，对侵权人采取强制措施。但在大多数国家，都存在自助行为的规定，且其定性为合法的当然，在环境侵权领域对于环境权利的保护，同样应该这样。公民在环境侵权领域适用自助行为时，必须符合一定条件，应特别引起公民个人的注意：首先，要注意的是自助行为须由权利人为保护和行使其合法的环境权利而实施，并且须是在合法的环境权利受到侵害或妨碍的情况下实施：其次，自助行为是在情事急迫而又不能及时请求国家机关予以救助的情况下的实施，且若当时不实施，则环境权利保护的请求即无法实现或很难实现；最后，事后须及时提请有关当局处理，如其行为不被有关当局事后认可，则须立即停止侵害并对受害人负损害赔偿责任。

4．环境侵权当事人双方协商

环境侵权的双方当事协商，是指双方本着平等、友善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有关纠纷的解决自行达成一致意见，并自觉履行各自约定的义务。其最大特点是双方当事人之间自行达成共识，无须第三人从中调停、仲裁或裁判。适用双方当事人通过协商解决环境侵权纠纷，一股是在环境侵权损害事实清楚，加害方承担责任主动、诚恳，受害方的要求也比较实事求是和合理的情况下。双方当事人通过自行协商解决环境侵权纠纷案件，必须遵守法律的规定，不得违公共利益和善良风俗。

由于协商达成的共识，主要靠双方当事人自觉履行各自应尽的义务，无外在强制性，因而其缺点就在于由于协商达成的协议没有强制性，其往往具有不确定性。但其优点也正是源于协商是出于双方当事人之问解决争端的诚意，双方在自愿、平等、友善的基础上弄清事实，分清责任，达成协议，作出双方满意的处理，既能有效解决问题，又不伤害双方的感情，既发展经济，又保护好公民环境权利的目的。

5．环境侵权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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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事诉讼;和解制度;完善

社会日益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对纠纷问题的解决也呈现出多元化特点。在民事诉讼中，民事诉讼和解制度是解决民事诉讼的重要措施之一，也是经常使用的方式之一。在当前我国的民事诉讼和解制度中，虽然有以部门的明确规定，但是过于简陋。

一、民事诉讼和解的含义

人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人与人之间是需要相互联系、相互合作的，在长期联系与合作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产生纠纷，为了能够更好、更有效的解决纠纷，维护社会的稳定，国家必须设置一些标准与程序来衡量、解决，诉讼和解、法院判决便应运而生。和解分为诉讼外和解和诉讼上和解，和解顾名思义就是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通过协商一致解决纠纷。民事诉讼和解是指当事人于诉讼系属中在法官面前，为了解决已经发生的民事纠纷，让当事人双方相互协商、让步，最终解决纠纷的诉讼行为。

二、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法律对民事诉讼制度有一定的规定，1991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产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可以自主进行协商解决。2004年11月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中也明确指出，当事人可自行进行协商和解，人民法院可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确认和解协议制作调解书。就目前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来看，我国的民事诉讼和解制度还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完善。(一)法律条文简陋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中，对民事诉讼的和解主要集中在第五章的当事人一节中，将其作为诉讼主体的一项权利，但这项规定是民事诉讼法中最为简陋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进行和解”，仅仅十一个字，便全部概括了民事诉讼和解制度。对双方当事人在什么情况下行使这行权利，如何行使这项权利，行使这项权利应该注意那些环节，以及行使该项权利达成的结果在诉讼上产生什么后果等，都没有明确规定。可见，对于民事和解制度规定的相关法律条文是相当简陋的。(二)制度设计缺失我国法律对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相关规定不够明确、具体，因此，司法系统对该制度的运行也就缺乏规制。在国外，比如德国，和解与判决是有同等的效力的。但是在我国，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之后，当事人申请撤诉，终结诉讼程序。如果有一方不愿意履行和解协议时，另一方只能重新，而不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三、我国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完善措施

民事和解诉讼制度是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较好的方式，为了更好地完善这一法律制度，我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一)确立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在民事诉讼和解过程中，要明确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对于和解只能由当事人申请启动。法官在整个过程中需要保持中立，进行适当的引导，促进和解有序进行。双方当事人应保持自愿原则，并且双方都需要提供证据，法院对双方提供的证据应仔细审查，在和解之后，法院还需指导制作书面的和解协议书，并进行签署。(二)明确和解制度适用范围对我国的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相关法律应不断进行完善，明确指出民事诉讼和解制度适用的范围及条件，诉讼和解应贯穿于整个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中，不得适用于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中，不得涉及到第三方的利益。(三)加强必要的监督在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法律中可明确规定，选择和解的方式解决纠纷，需保证双方当事人以及法院都在场的情况下，交换意见，呈现证据，合理解决。要想和解能够达到应有的效果，就需要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加强对和解协议执行过程进行监督，防止当事人通过和解规避法律，损害他人、集体利益。(四)贯彻落实和解结果对于和解形成的结果，应当形成相应的机制进行贯彻落实。一种方法是在双方和解之后，制定和解协议书，由双方当事人及法院签署、盖章，使其具有与判决书相等的效力。另一种方法是在双方当事人和解之后，可以由法院对和解协议进行判决。这样可以增强民事和解制度的严肃性、稳定性，有助于不断完善民事和解制度。

四、结语

本文在了解民事诉讼和解制度含义的基础上，分析了民事诉讼制度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建议，希望能够促进我国民事诉讼制度更加完善。

［参考文献］

［1］章武生，吴泽勇．论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A］．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论丛:第5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2］李祖军．调解制度论———冲突解决的和谐之路［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3］张卫平．程序公正实现中的冲突与衡平［M］．成都:成都出版社，1993:295．

［4］包冰锋．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反思［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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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家庭暴力 公力救济 民事诉讼救济

【中图分类号】D923.9 【文献标识码】A

家庭暴力公力救济概述

目前，公力救济在我国家庭暴力的救济途径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联系当前我国反家庭暴力的诸多法律规定，家庭暴力的公力救济体系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以婚姻法为主导，横跨民事、刑事、行政等各个法律部门的多层次救济体系。

我国家庭暴力公力救济的界定。公力救济是解决家庭暴力的主要手段与途径之一。家庭暴力的公力救济指国家机关依法定职权和程序，对家庭暴力的受害者给予保护，对施暴者予以惩治，保护家庭成员合法权益的一系列活动的总称。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明进步，法治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成为社会矛盾的调节器。公力救济成为解决家庭暴力的主要途径，因为其对家庭暴力的调控具有主体的权威性、程序的合法性、结果的强制性等特殊功效。・如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①宪法的这一规定是对妇女权益的根本性保障，是对家庭暴力最严正的禁止，也是其他部门法反对家庭暴力立法的有力标杆。《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四条规定：“妇女、老人、儿童受法律保护。”②新《婚姻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③这些规定将“禁止家庭暴力”上升为基本原则。自1992年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是我国全面保护妇女权益法制建设中一个跨越性的里程碑。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未成年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在制止家庭暴力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我国家庭暴力的民事诉讼救济。民事诉讼是国家运用公权力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特定的社会活动，是公力救济的主要内容之一。所谓的家庭暴力的民事诉讼救济即平等主体的当事人借助于民事诉讼来解决家庭暴力，保护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对受害者采取保护以及对施暴者加以惩治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民事诉讼在解决民事纠纷，维护受害者权益，制裁施暴者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家庭暴力纠纷作为民事主体间的私权纠纷之一，倘若没有及时有效的解决机制将其平息，就极有可能恶化为刑事案件，给当事人造成抹不去的伤痛，给社会带来恶劣的影响。然而，目前的民事诉讼在审判家庭暴力案件方面却不尽如人意。从审判到执行民事诉讼都无法使受害者得到有效的保护，使施暴者受到应得的制裁，使案件得到公正、有效的解决。在家庭暴力案件中，受害者在权利受到威胁时能否被赋予足够的救济空间，能否构建一套完整、系统、成熟的民事诉讼救济机制，直接关系到家庭的稳定、社会的和谐。

家庭暴力公力救济现状

针对家庭暴力这一严重的社会“疾病”，我国以公力救济对其“医治”。然而，公力救济的社会实践与社会大众对它的期望值二者之间却存在着严重的脱节。

我国现行家庭暴力民事诉讼救济理念。当前，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人民的维权意识逐步提高，大量的民事纠纷涌向国家寻求救济，“诉讼爆炸”时代已经到来。与此相适应我国民事审判程序的司法救济理念也随之发生变化，更侧重于审判效率，迅速解决纠纷。然而这一理念对于家庭暴力案件的稳妥解决是极为不利的，具体体现为：

首先，诉讼理念改革偏移。正如一句古老的法谚所言“迟来的正义非正义”④，“诉讼爆炸”对判决的及时性要求就验证了这一点。我国民事审判逐渐向着注重“程序公正”偏移。然而家庭暴力案件是典型的身份关系案件，其表现出施暴者和受害者身份地位的不平等、诉讼能力的不对等和诉讼心理的不对等。因此，法官在审判家庭暴力案件时，应重视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的诸多不平等，摈弃现行诉讼注重“程序公平”的偏见，更加关注“实质公平”，给家庭暴力中的受害者以法律关怀，做出公正的判决。

其次，证据规则的规定显失公平。在民事案件的审判中，除了法律明文规定的八种特殊侵权外，法官通常依据民事诉讼的一般规定“谁主张，谁举证”来确定举证责任的分配。家庭暴力案件属于普通的民事纠纷，因此为了所谓的“公平”，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法官常常严格依据民事诉讼证明责任规则，将家庭暴力行为的主要证明责任分配给受害人。而受害人往往是家庭暴力中的“弱者”。他们在证据的收集和保存上都处于不利地位，很容易造成证据灭失。与此同时我们却放纵了处于“强者”地位的施暴者。所以，在家庭暴力案件中，现行举证责任的分配对受害者的救济和纠纷的解决都是极为不利的。

再次，调解的弱化。调节作为一种重要的审判程序，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时，在双方当事人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解决民事纠纷。调解可以有效地缓解、修复当事人恶化的社会关系。然而，随着民事诉讼审判方式的改革，其逐渐强调合议庭职能、公开审判、当事人举证责任等，这些制度的加强却使调解在民事纠纷解决中的地位急剧下降，判决一度成为解决民事纠纷的首要选择。甚至有学者主张取消法院调解，他们认为法院调解与倡导的依法治国理念有所背离，而且家庭暴力这类民事案件，需要法官对施暴者的耐心教育、对受害者的细心安抚，而这些要求无疑影响了审判的进程。所以面对家庭暴力案件，很多法官烦于调解。可见，民事调解制度的弱化不利于家庭暴力案件的有效解决。

我国当前家庭暴力民事诉讼救济实践。司法实践已经表明，我们国家在家庭暴力的民事救济实践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和缺陷，这些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反家庭暴力实践的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家庭暴力困难。首先，家庭是一个“熟人社会”，对于一些严重但尚未触犯《刑法》的家庭暴力，受害者在施暴者的阻碍下难于向人民法院，或者受害者基于“家丑不可外扬”的“耻讼”心理难以启齿；其次，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宁拆一座庙、不破一桩婚”、“清官难断家务事”等传统观念，致使司法工作者对家庭暴力案件采取消极对待的态度，这导致了一些家庭暴力案件不能得到足够的重视；最后，目前我国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这一制度尚不完善。种种原因使得众多家庭暴力案件没有机会通过民事诉讼来获得解决，使施暴者游离在法律的惩罚之外，致使家庭暴力屡禁不止。

第二，家庭暴力认证困难。当事人不能充分的举证是认证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民事证据规则》规定，家庭暴力引起的民事纠纷属于一般的民事纠纷，应依“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举证规则。然而，作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因缺乏维权意识而疏于证据的取得，再加之该类案件本身就有取证难的特点：其一，证据多倾向于受害者的陈述，当事人陈述中可能的虚假性导致该证据的可信度小；其二，家庭暴力带给受害者的不仅是身体的伤害，精神伤害更是不容忽视，而精神伤害根本无法调取证据；其三，由于传统思想的束缚，民众对于家庭暴力的冷漠更是对于证据的取得造成了致命一击，证人证言的获取存在很大的困难等。诸多因素造成了家庭暴力的取证困难，进而影响了法官的认证。

第三，家庭暴力的执行困难。执行难一直以来就是影响我国司法进程的一大障碍。家庭暴力案件的执行也不例外，它同样存在很大的困难。对于夫妻间家庭暴力案件调解或判决结果无非有两种：要么裁判维持婚姻关系，要么裁判解除婚姻关系。对于前者，夫妻在纠纷解决后还要继续在一起生活，怎样才能杜绝家庭暴力的再次发生？对于后者裁决离婚的案件，往往涉及财产分割、子女抚养和子女探视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执行向来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很棘手。对于夫妻间家庭暴力问题的执行如此困难，那对于虐待子女和老人的家庭暴力在执行问题上就更是困难重重。

完善我国家庭暴力公力救济的对策

构建我国家事审判法庭。家庭暴力案件属于典型的家事案件，它有不同于普通民事案件的特殊之处：它与我们的人身息息相关，不像直接的财产关系那样注重程序效率，它更侧重于案件的实质公平。所以能否找到一个合适恰当的解决方式和程序，小则牵涉婚姻家庭的幸福，大则影响社会的和谐。家庭暴力纠纷的解决需要不同于普通民事案件的解决思想，即代表正义的法官要本着以人为本的思想，更加注重案件的实质公平，承认家庭暴力中双方当事人的不平等地位，在诉讼中应适当向受害者倾斜。在立案、审理、调解或者执行上都应有不同于普通案件的独特之处，所以构建家事审判法庭显得尤为必要。

实践表明我国普通的法院体系已经不能满足家庭暴力案件审理的特殊需要。我们要借鉴国外趋于成熟的相关机制，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家事审判法庭。主要有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将其建立在基层法院内部。依据“两便”原则，我们将家事审判法庭建立在基层法院，这样将最大程度地确保受害者能获得及时的救济，人民法院及时了解案情解决家庭暴力纠纷。

第二，选择专门的司法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鉴于婚姻家庭案件的特殊性，它需要不同于陌生人社会的司法救济理念。它要求司法工作人员有丰富的调解、说服经验，此外还可以聘请心理学、医学、社会学、教育学方面的专家或妇联、共青团、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给予指导或者协助，即家事法庭应持积极的态度，设法与各地处理有关家庭问题的社会机构间相互联合共同解决家庭暴力纠纷。例如：效仿美国给施暴者开出“培训令”⑤；为受害者提供心理咨询等。

第三，独特的审理原则。家庭暴力兼有人身性和暴力性双重特性，这就决定了我们的审理原则也应突出这一特性。采职权探知原则即法官可以依职权来认定行为的合法与否；以不公开审判为原则，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考虑到家庭暴力通常涉及到当事人的隐私，特别是出于对受害者的保护，我们应以不公开审判为原则公开审判为例外。

设定专门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证据规则影响着举证主体证明责任的承担，然而证据是民事诉讼的关键与灵魂，拥有证据就拥有在法庭上的主动权，没有证据注定诉讼的结果是败诉。

目前，依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家庭暴力案件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然而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显然是家庭中的弱势群体，加之家庭暴力多发生在家庭内部，缺少目击证人，受害人作为弱者在证据的收集和保存上缺乏保护意识，仅凭受害者的个人陈述没有相应的证据来补强、佐证，法官难以认定家庭暴力的发生。这就造成我国民事诉讼在保护家庭暴力纠纷中的“弱势群体”方面可操作性差、空洞无实。实践表明对于家庭暴力案件我们需要设立与此相适应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举证责任倒置原则。法律承认家庭暴力中双方当事人地位的不平等，主动向弱势群体倾斜。将举证责任推给施暴者，由施暴者证明自己的“清白”，从思想上对施暴者进行威慑；该原则还能提高受害者提起民事诉讼的积极性，从侧面给受害者维权的勇气，而不像我国现行证据规则一样告诉受害者“诉讼不会成功，忍耐才是办法”；该原则符合现代以人为本的法律思想，也符合解决家庭暴力纠纷的特殊要求。

对家庭暴力的认定采取举证责任倒置是趋向实体正义的体现，加大了施暴者败诉的可能性，给受害者以胜诉的希望。这有利于我国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进一步完善及对受害者合法权益的全面维护。

诉讼中调解措施的完善。家庭暴力案件属于人身纠纷，人身纠纷的解决更需要裁决以外的处理方式来心平气和的解决。诉讼中的调解措施在家庭暴力案件的处理过程中，需要加以妥善的运用。在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处于利益对立的两端，但家庭暴力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因血缘关系或多年共同生活的情感因素使双方更愿意共同生活，更希望通过调解的方式来化“干戈为玉帛”。受害者希望施暴者能自我反省，从而使纠纷得到解决，恢复和谐的家庭关系。因此家庭暴力的解决需要第三方斡旋，有法院充当第三方来协助当事人达成共识，和平解决家庭纠纷。目前，由于对诉讼效率的追求，诉讼中调解作用日趋弱化。考虑到家庭暴力对调解的特别需要，我们应完善调解制度。主要从以下几点出发：

第一，调动社会各界力量。人民法院调解家庭暴力纠纷不仅要依靠法官个人的能力，还应调动社会成员参与的积极性，他们的参与更有利于矛盾的解决，同时还有利于教育社会群众。第二，发挥法院调解的低成本优势。费用低廉的法院调解可以帮助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减少开支，节约诉讼成本。此外低成本的法院调解还可以鼓励双方当事人尽早地接受调解。第三，设立建议调解制度。笔者认为对于家庭暴力案件我们应注重法院调解，但这并非意味着法官可以违反当事人的意思自由强制调节或久调不决。针对此类案件法官更应当以当事人的自愿为原则，强制调解的结果必定会引起纠纷的激化和极高的再审率。设立建议调解制度这一机制具有现实的合理性与可行性。

其他相关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检察机关适当地介入家庭暴力案件。在国外许多国家认为家庭暴力具有公益性，当发生家庭暴力案件，作为公共利益的维护者―检察机关有权介入。在案件发生后，受害者恐于或难于，检察机关应代替受害者对施暴者提起民事诉讼。对于严重的家庭暴力案件，无论受害者的意愿，均要。在庭审或调解过程中，检察官还可以列席审判，利用收集到的案件信息和证据协助法官查明案件事实。这不仅提高了审判效率，有利于纠纷的解决，也从精神上压制施暴者，不给其恣意任性的机会。

（作者单位：山西大同大学政法学院；本文系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4年度课题“社会性别平等与妇女权益保障制度研究”成果）

【注释】

①荣维毅，黄列：《家庭暴力对策研究与干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3页。

②李森：“论家庭暴力的司法救济”，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15页。

③陈敏：“关于家庭暴力认定难的思考”，《法律适用》，2009年第2期，第76页。

④宋炳华：“论家庭暴力防治中之民事保护令制度”，《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