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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范文10篇

民事诉讼

民事诉讼范文篇1

《民事诉讼法》第13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处分原则就是指当事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处置自己的民事权利和民事诉讼权利的自由受法律保护。

处分原则贯穿于民事诉讼的全过程，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诉讼的进行。处分原则作为民事诉讼法特有的一项原则，是由民事法律关系的特点和民事权利的性质决定的。民事法律关系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财产和人身方面的权利义务关系。民事主体为了自己的需要，有权自由处置民事权利，大多数情况下，国家不干预民事主体对民事权利的处分。民事诉讼是解决民事主体民事权利义务纠纷的过程，在民事诉讼中，自应使当事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

二、处分原则的内容

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处分原则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享有处分权的主体仅限于当事人

处分原则是当事人可以自由支配和处置其他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原则。因而享有处分权的主体只限于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不享有处分权。诉讼人也不享有处分权，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事人实施处分行为。

（二）当事人的处分行为必须是自己真实意思的表示

任何因强迫、欺诈、利诱或重大误解形成的，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的处分行为都是不能成立的。如人民法院已经确认了这样的处分行为的效力，当事人可以主张撤销。

（三）当事人处分的对象既包括民事权利，也包括民事诉讼权利

对民事权利的处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原告在起诉时可以自由地确定请求司法保护的范围和选择保护的方法。例如，在侵害财产所有权的纠纷中，权利主体有权要求赔偿全部损害，也可以要求赔偿部分损害；可以请求返还原物，也可以要求作价赔偿。（2）在诉讼开始后，原告可以变更诉讼请求，也可以扩大或缩小诉讼请求的范围。（3）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可以放弃其诉讼请求，被告可以部分或全部承认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双方可以达成或拒绝达成调解协议；在判决未执行完毕之前，双方当事人随时可就实体问题自行和解。

（四）当事人对诉讼权利的处分的主要表现

其主要表现在：（1）民事诉讼程序是否开始，由当事人是否行使起诉权来决定。只有在当事人起诉的情况下，诉讼程序才能开始。（2）在诉讼开始后，原告可以申请撤回起诉，也就是放弃请求法院审判保护的诉讼权利；被告也有权决定是否提出反诉来主张自己的民事权利。（3）在诉讼过程中，双方当事人都有权请求法院进行调解，谋求以调解方式解决纠纷。（4）一审裁判作出后，当事人有权决定是否提起上诉。（5）对已经生效的裁判或调解协议，当事人认为确有错误的，可以决定是否申请再审。（6）对生效裁判或其他具有执行力的法律文书，享有权利的当事人有权决定是否申请强制执行。

当事人在诉讼中处分实体权利往往是通过处分诉讼权利来实现的。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民事权利，而行使诉讼权利是保护实体权利的手段。因而在民事诉讼中如果处分实体权利，就需要通过处分诉讼权利来实现。例如当事人减少或变更诉讼请求，一般都是通过调解或和解来达成协议，最终达到处分实体权利的目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处分诉讼权利就一定要同时处分实体权利。例如，原告以被告同意在限定时间内腾出侵占房屋为条件提出撤诉。在这种情况下，原告处分了诉讼权利，但并未处分实体权利。

（五）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处分权不是绝对的

当事人的处分行为应辅之以国家的依法干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在民事诉讼中为保护国家和社会利益，可以对当事人违反和规避法律的行为予以干预，以保证当事人处分行为的正确性。

其次，家庭和社会的影响不容忽视。父母期望及教育子女的方法、父母职业及父母对各种职业的看法、父母的社会地位、家中其他成员的看法等都会影响大学生的就业心理。高校连续扩招造成高校毕习坦L高存量、高膨胀，给高职毕业生就业带来新的压力和难度;就业指导相对滞后，是大学生就业心态矛盾冲突的外在原因。此外，传媒对社会精英，特别是对“数字精英”、“管理精英”大加宣传，对“经济价值”衡量“个人价值”持过分积极评价，也是高职学生忽视自身特点与自我创造性，形成个人价值取向的从众心理的重要因素之一。

社会对大学毕业生的要求是一种“以能为本”的综合素质，这种综合素质取决于学生专业知识、技能的积累和精心进行的就业准备。由此可见，高职学生的就业准备和学校的就业指导工作，应该从关注就业机会及相应的求职技巧，转向关注就业能力。这意味着高职院校就业指导工作必须与学生的专业能力发展密切结合起来，将就业工作是贯穿学习生涯始终，把学生作为就业的主动者，通过各种措施，指导学生在整个学习期间进行以提高就业竞争力为目标的就业准备，培养学生追求最优选择和最佳就业的精神与品质。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转变高职学生的不良择业心态，促进他们的顺利就业。具体来说，可以从下述几个方面构建起高职院校的动态就业指导体系:

(一)院系两级应在人员、经费上保障就业指导工作开展，建立专职的就业指导教师队伍。同时努力提升就业指导与职业咨询水平，培养“专家型”就业指导教师，打造专家型教育服务队伍。

(二)就业指导工作要求加强学生求职心理健康教育与辅导，重视高职生心态调整，引导学生立足专业教育，明确专业定位，分析就业目标，找准自己在就业市场上的位置。

(三)专业教学要以就业为导向设置课程，以课程建设为抓手提高教学质量，充分利用实践教学环节，强化高职生的动手能力和就业竞争力，增强高职生的求职自信心理素质。

(四)开设职业指导课程，指导高职学生制定职业生涯规划，培养学生正确的职业观和职业意识。将就业指导工作融入校园文化活动体系，积极探索职业发展教育新途径。

(五)加强就业市场调研工作，密切关注企业用人信息，加大就业信息力度，搭建通畅的择业与就业信息平台。

民事诉讼范文篇2

一、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博弈分析

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是指受民事诉讼法调整的法院、诉讼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之间存在的以诉讼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一种法律关系。它由审判法律关系与争讼法律关系两部分组成。而这两种法律关系都体现了法院审判权与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的博弈与平衡。

1、民事审判法律关系中的博弈

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审判法律关系。当事人的讼权与法院的审判形成了一种博弈的关系。在此，我们可以将这种民事审判法律关系划分成几个方面去分析。一方面，原告在起诉时，由于法院民事诉讼主管与管辖范围的规定会形成一定的限制，另外，由于法律程序的要求原告必须具备的条件也是一种限制。原告必须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起诉条件的要求，法院才予以受理的。因此，是否可以作为民事案件受理，这是起诉时原告心中的形成一种博弈思想。受理案件后，原告须针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这就形成了一种原告与法院、法官的一种博弈。由于举证责任分配的风险承担，“谁主张谁主证”，原告在提出诉讼请求、变更诉讼请求、提出调解等都是一种制约因素，也是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加强引导调解解决纠纷的主导因素。另一方面，相对于被告方而言，他对其所提出的抗辩理由也须提供足够充分的证据来支持，否则法官不会认可与采信。这当中，被告心里也形成了一种与法律规则、与法官的一种心理博弈，因此，也是法官为调解工作提供了一个良机。

2、民事争讼法律关系中的博弈

民事争诉法律关系是当事人之间形成的由民事诉讼法调整的社会关系，这其中原被告双方的诉讼对立关系是最主要的。原被告双方是一种攻击防御关系，也是一种博弈关系。原告要针对自己的诉讼请求在法庭提供充分、足够的证据来支持，处于一种“攻”的状态。而被告则对原告的主张提出抗辩，也必须提供相应的证据支持，他处于一种“守”的状态。一攻一守，正是经济学理论中的博弈体现。原被告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他们针对自己掌握的信息、证据及其他资源等作出自己相应的诉求或抗辩，都会考虑到相应的法律后果，因此，这就是法官在审理过程中应该把握，加以引导的。

显然，原被告当事人双方存在一种利益的博弈关系，同时，原被告双方又分别与法院形成了一种诉权与法官审判裁决权的一种博弈。在这两种关系中，法官都处于一种主导的位置。因为，无论我国是适应何种审判模式。原被告双方主张的案件事实与证据都需要法官去认定，在事实的认定及法律的定性方面，法官在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及自由心证的规则下予以适用。法官具有自由裁量权，法官是处于一种相对主动的地位，他可以依法律的规定针对案件事实做出相应的客观分析，从而对双方当事人做出相应的法律风险提示，做出人性化的诉讼引导，做出相应的调解方案等。这样而言，法官充分利用在诉讼博弈关系中的主动地位，充分发挥法官人格的魅力，发挥人性化的引导优势，加强案件的调解解决，这对于案件的和谐解决，从而达到良好的审判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结合大有裨益。

二、法官人性化引导新视角

在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法官充分利用博弈关系中的主导地位，应该如何去加强引导，从而实现充分体现司法的权威性，同时又要实现当事人的口服心服，形成良好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有效结合呢，笔者认为，司法人性化，尤其是法官人性化引导是法官应该具备基本理念与追求，也法官是最重要价值追求。

1、人性化引导是人本主义的本质价值取向。

人本主义，又称人文主义，英文为humanism，来自拉丁文的Humanitas，最早出现在古罗马西塞罗和格利乌斯的著作中，意思是指“人性”、“人情”、“万物之灵”，也指一种能促使个人的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的一种思想体系。作为一套思想观念体系，这种人文主义精神的要义与本质价值就在于要遵循“一切从人出发，以人为中心，把人作为观念、行为和制度的主体；人的解放和自由，人的尊严、幸福和全面发展，应当成为个人、群体、社会和政府的终极关怀；作为主体的个人和团体，应当有公平、宽容、诚信、自主、自强、自律的自觉意识和观念。人文精神以弘扬人的主体性和价值性、对人的权利的平等尊重和关怀为特质”。人本主义本质就在尊重个人的基本权利，特别个人的自由权与选择权等。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要本着人本主义的精神，从当事人的视角去多考虑，充分尊重他们的诉求，依法律的规定，导利避害，体现人文关怀。对当事人而言，有了法官的人文引导，对诉求会更加理性，更加合理，这也为法官的诉讼调解奠定了基础。法官的人性化引导，可以充分体现当事人的意志与要求，让当事人体会到法官对他们的真诚与关怀，更重要的是法官在依法律的规定下的关怀引导，是一种更深刻更有效的普法教育，也是树立司法权威的行之有效方式。

2、人性化引导是和谐社会之根本价值要求。

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和谐社会从人与人的关系，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处处都体现和谐。和谐社会的根本价值就在于社会要稳定，要发展，要体现公平正义。因为只有社会公平正义，人们才能安居乐业，社会才能和谐发展。特别是当前我国改革开放的纵深发展，社会矛盾也处于多发期，和谐社会的本质特征不是社会没有矛盾，而是出现了矛盾能够得到公平公正的和谐解决。因此，作为社会纠纷的最后救济途径，司法应该为社会的公平正义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作为司法部门应该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强有力的稳定与保障作用，要确保社会实现公平正义，做到“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相对于法院与法官而言，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到个案的公平与公正，实现案件纠纷的和谐解决，从而达到有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结合，这也是和谐社会的根本价值要求。而诉讼调解方式是一种有效的解决纷纷机制，能有力地促进社会矛盾的和谐解决。法官通过人性化的引导，又是司法公平与正义，纠纷和谐解决的关键。法官在充分考虑当事人的诉求的基础上，根据法律的规定加强人性化的引导，这充分体现了和谐的本质。和谐本质就在于尊重个人权利与要求，和谐本质就在于达到一种社会成员间的互相尊重与互相理解。法官人性化引导就是从和谐本质作为出发点与落脚点，从关心当事人到体会当事人到解决当事人的纠纷，从而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3、人性化引导是司法功能的抽象价值追求。

司法的功能就是要定分止争，解决群众的矛盾，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发展。其抽象价值就是要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司法的公平正义是法律的终极追求，也是司法审判机构的终极追求。而要实现公平正义，法院法官要从实体与程序两方面去体现。实体而言，要充分尊重当事人的主张与事实，并依据法律规定对其主张事实进行认定。程序而言，要充分告之当事人享有的诉讼权利与其应承担的诉讼义务，确保程序的公正。然而，无论是实体或程序上的公正，都必需由法官来主持与引导。而法官的人性化引导本着人本主义的关怀，出于当事人的利益考虑，依法律的规定，从诉讼当事人间的博弈角度出发，从程序上的引导，从实体上的诉讼风险分析，客观审判案件。这样一来，法官一方面可以在充分了解当事人的主张，同时也理性地引导当事人进行分析与博弈选择，充分反映了司法的人文关怀与司法的公正。另一方面，当官的人性化引导是在法律的规定下与平等对待双方当事人，在实体认定上，在法律程序上，合理引导避免了当事人因不懂法律，因信息上的不均等在双方博弈中而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也充分体现司法的公平与正义。

4、人性化引导是本土资源的具体价值体现。

本土资源是北大法学院苏力教授提出的一个法学名词，他在其《法治及本土资源》一书，充分论了中国社会背景下推进法治建设必须尊重中国一直以来的传统与习惯，充分尊重尊重老百姓一直以来形成的对法律的思维模式，特别是中国基层社会历史以来渐渐沉淀下来的法律文化，及相对而言的法律信仰。归结而言，就是中国老百姓的厌诉情绪。尽管新中国成立后，法制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普法教育及我国提出依法治国理念以后，民众对法律有了更多的了解，但还是存在相当部分的老百姓对法律，对法院的敬而远之。因此，基层老百姓的纠纷解决一般是循着先相互协商－有威信的人出面协商－社会或民间调解组织的协商－官方调解机构的调解协商－最后才可能去法院起诉解决。在这连续的解决方式中，突出的一点都是协商与调解，而法院解决模式是在不得已才采取的最后的救济途径。以和为贵，和气生财，中庸之道，也都是本土资源的具体价值体现。在此基层上的法治建设与司法建设当然就不得不考虑这些本土的法治资源了。而法官的人性化的视角去引导不得不来法院解决纠纷的当事人，就给当事人一个理想的平台，和谐地解决纠纷。合理引导，公正对待，正好体现了当事人的内心追求，在能公平公正地解决纠纷，又能不至于伤和气，这就是法官人性化引导，人性化裁决的重要价值追求与体现。这样一来，纠纷的和谐解决与司法的权威树立就有机统一了。三、法官人性化径路勾勒

1、人性化理念

理念是一个人思想体系的内在追求，是个人价值的内在体现。而法官的司法理念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属于一种实践理性，在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法官的个人司法理念是其行动的指南，是其司法实践中最基础、最重要的前提。然而，法官的个人司法理念会因每个人经验、个性、爱好等因素的影响而不同，也会因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地变化。针对当前我国社会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我国的发展进入一个矛盾突出的阶段，因此，法官的司法理念也应随着发展变化，应从以前单纯的追求司法效率、司法公平公正变成不仅要追求司法的公正与效率，更重要的是要追求良好的社会效果，要实现良好的司法审判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因此，法官的个人理念，法官的司法理念中就必须考虑当事人的正当合理的诉求，必须顾及到当事人的人性化要求，必须考虑当事人的行为理性。人性化的理念就自然而然来地提到法官的必备素质要求之中。

作为法官，直接行使国家的司法审判权，在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法治社会，建设强有力的司法保障体系过程，都是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次有效的司法适用就是一个很好的普法例子，更是树立司法权威的有效方式，都会为法制社会的建设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起着推动作用。因此，法官的理念与追求应该与国家司法的价值要求相一致，就是要做到“公正司法，一心为民”。树立公正、为民、和谐理念，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树立耐心细致的工作理念。具体而言，法官的人性化的理念包括以下方面内容：

一是以人为本理念。法官作为裁判者，应多从当事人的角度去考虑，尊重当事人的主观意愿，尊重当事人的正当诉求，并以将心比心的心态去对待当事人的要求。以达到令当事人满意，让当事人信任，让当事人放心的心理状态，从而为法官进行调解打下良好的心理基础。当然，我们所指的以人为本，为当事人考虑要一方面避免对当事人单方面的过于热情，以免有失司法公正，另一方面也不能因为追求调解的效果而忽视法律的原则与精神实质，而失去法律与司法的威信。

二是为民服务理念。社会主义法治教育就是要司法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就是要让司法为人民的生活提供保障。公正司法，一心为民。为民服务，途径是司法，目的是为民。法官本着人性化的理念，处处为民众着想，为当事人利益考虑，在法律的原则规定下，为追求当事人的利益最大化而加以人性化引导，一方面促使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得到确实的有力保护，另一方面也大大发挥有限司法资源的效率，真正做到为更多的民众服务。

法官具备人性化的理念，抱着以人为本，以民服务的价值理念，在民众心目中树立良好的形象，树立法院的良好形象，更重要的是在具体案件的当事人中树立起亲切、亲和、人性化的美好形象，为在案件的裁决中，在双方关系的博弈中取得主动，为案件纠纷的有效解决打下良好的基础。

2、人性化裁决

在法官人性化的理念指导下，法官的所有裁决行为也相应的应具有人性化，让当事人能够理解，能够接受，心悦诚服。

一、审判行为的人性化

在中国的老百姓眼里，法官是官，与中国传统的衙门一样，因此，有点敬而远之，不可接近。我们提倡司法人性化，就是要让老百姓有事敢来法院，来了法院后能满意而归，做到定分止争，案结事了，其实这也是当事人的内心追求。这就对法官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笔者认为最首要的就是法官的言语及行为的人性化，让当事人能懂，能接受，达到和谐解决纠纷，让当事人满意的效果。具体而言，可以设置以下制度。庭前调解制度、诉中调解制度、裁决前调解制度、风险告知制度等。这些制度我国法院基本上都在实施，然而重要的不仅仅是有好的制度，最为重要的是制度的实施的方式、实施的法律效果与实施的社会效果。这其中，法官的人性化理念与人性化的裁决行为都是关键。作为实施的主体，办案法官是从立案到案件的最终审结，其所有的审判行为都是直接影响到当事人的思想与行为的，都会为纠纷的解决产生不同的结果。如诉讼的风险提示。法官在办案过程中要针对当事人可能出现的诉讼风险要及时有效地提醒，从关心尊重当事人的利益出发，为他们利益的最大化而考虑，这样，一方面对当事人进行了很好的法律知识教育，更为重要的是有效地提示当事人在诉讼博弈中的思考与诉求。从而就有利于法官从双方当事人的角度去进行调解解决纠纷，有利于案件的和谐解决。

因此，无论是诉讼中的调解还是风险提示，法官都须从当事人的利益考虑，从关心尊重他们的诉求考虑，从人性化的理念出发，从而做出合理的裁判行为。让当事人的“心存感激，心悦诚服。”

二、裁判文书的人性化

裁判文书是案件司法程序的最终产品，是法官智慧的结晶，充分体现了法官的素质与价值追求。是当事人纠纷得以解决的确认书，也是当事人对司法态度的一个重要的载体。因此，什么样的裁判文书无论是对法官还是当事人都是至关重要的。最近以来，司法界也提出了要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等。笔者以为，增强说理性目的与价值追求在于让当事人能看懂，能明白，服判并达到满意的社会效果，也就是要追求人性化的司法价值。

针对民事诉讼的调解解决方式而言，对于裁判文书，即民事调解书的制作可以分两种情况分别对待。一种情况是指在对案件的事实法官并没有完全清楚时，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或是法官的调解下自愿达成调解协议，此时，法官制作调解书时可以依当事人的意愿，对案件的事实与裁判的理由不作要求，即民事调解书可以相对简单，只须表明是双方当事人的自愿达成如下协议。只要当事人的调解协议不违背法律的规定，法官应该遵循“私法自治原则”，满足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要求。另一种情况是指在法官的引导下，在案件事实审理清楚明白基础上，当事人考虑到诉讼的风险，在双方利益博弈的基础上，在法官的人性化的引导下，在法官的调解下，达成的调解协议。法官在制作民事调解书时，如果当事人没有要求对案件的事实与理由不写入民事调解书，法官应该将案件的裁决所依据的事实与裁决理由写入裁决文书。而且应该遵循法律文书的说理性要求，将所查清的事实理由解析的清楚明白，让双方当事人心服口服。在这种基础达成的调解协议也是相对比较稳定与和谐，因为双方当事人在了解案件事实的前提下，特别是在法官认定的事实的前提下，经过各自的利益博弈，自愿达成的调解或是在法官主持下达成的调解更加让当事人“服判、息诉”，达到和谐解决的目的。

民事诉讼范文篇3

普通共同诉讼是单独诉讼的合并形态。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3条的规定，普通共同诉讼，是指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属于同一各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而共同进行的诉讼。普通共同诉讼既然是两个以上同类的诉讼标的合并而引起的诉讼主体的的合并，共同诉讼人之间就不存在共同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其间往往是诉讼标的上的牵连。因此，普通共同诉讼是可分之诉，这类诉讼是合并审理还是分开审理，取决于当事人的同意和人民法院的决定。

二、普通共同诉讼人的独立性和牵连性

单独诉讼是普通共同诉讼形成的前提。在共同诉讼中，由于诉讼标的具有共同或牵连关系，导致共同诉讼人诉讼行为的相互影响，这就会使单独诉讼形式下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发生一些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既要尊重当事人诉讼行为的独立性，又要利用共同诉讼制度实现诉讼经济，避免裁判矛盾。为界定共同诉讼人在共同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就要对共同诉讼人的独立性和牵连性有明确的认识。

1、共同诉讼人的独立性

在普通共同诉讼人之间，由于没有共同的权利或义务关系，既可以作为共同诉讼合并审理，也可以作为各自独立的诉讼分别审理；即使合并审理，也要分别作出确认各自的民事权利、义务的判决。共同诉讼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与独立进行诉讼完全相同。所以，各共同诉讼人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具体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各共同诉讼人进行诉讼不受其他共同诉讼人的牵制，可以独自在诉讼中自认、撤诉、和解、上诉；其中一人自认的效力不及于其他共同诉讼人。

其二，共同诉讼人的对方当事人，对于各共同诉讼人可以采取不同的甚至对立的诉讼行为。如与一共同诉讼人和解，拒绝与另一共同诉讼人和解；承认一共同诉讼人的诉讼请求，而反驳另一共同诉讼人性质相同的诉讼请求。

其三，各共同诉讼人可以分别委托诉讼人。

其四，对各共同诉讼人是否具备适格要件，应分别审查，其中一人缺乏适格要件，只能对其中一人之诉不予受理，不影响其他共同诉讼人。

其五，法院在诉讼进行中发现合并辩论并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时，可以将诉讼分开。

其六，因共同诉讼人一人发生的诉讼中止、终结事由，不影响其他共同诉讼人继续诉讼。

2、普通共同诉讼人的牵连性

共同诉讼人之间应适用独立原则，如对此原则不加限制，势必导致共同诉讼人的诉讼行为互相孤立，共同诉讼追求的诉讼经济目标就难以实现。所以，独立原则的适用必须有个界限，这个界限是：共同诉讼人的独立性应以其具有牵连性的问题为前提。共同诉讼人有牵连性的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共同诉讼人中一人提出的主张，如果对其他共同诉讼人有利，而其他共同诉讼人又不反对的，其效力及于其他人。这称为主张共通原则。

民事诉讼范文篇4

被告：（写明：姓名、性别、年龄、籍贯、职业、住址、单位）

诉讼请求：

事实和理由：

证据及证据来源、证人姓名：

此致人民法院

民事诉讼范文篇5

2.什么是民事诉讼法？

3.什么是民事诉讼法的效力？

4.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概念和要素。

5.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6.诉的概念及诉的种类有哪些？

7.确认之诉和变更之诉的区别？

8.诉权的概念和内容？

9.诉权和诉讼权利的关系？

10.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特点应确立哪些基本原则？

11.试述民事诉讼中的同等原则和对等原则。

12.试论辩论原则。

13.处分原则。

14.试述民事诉讼中支持起诉的原则。

15.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制度及其内容是什么？

16.试论公开审判制度？

17.什么是共同管辖？

18.协议管辖具备的条件有哪些？

19.简述移送管辖和管辖权的移转的区别？

20.如何确定共同管辖案件的管辖的法院？

21.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哪些案件？

22.管辖是如何分类的？

23.试述不同审判程序中审判组织的不同形式。

24.当事人的概念和特征。

25.什么是民事诉讼权利的承担？

26.共同诉讼的意义？

27.共同诉讼人的特点是什么？

28.共同诉讼的种类有哪些？

29.简述必要共同诉讼与普通共同诉讼的异同。

30.诉讼代表人的概念及特点是什么？

31.试述代表人诉讼地位及意义。

32.代表人诉讼应具备哪些条件？

33.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法律地位及其特征是怎样的？

34.怎样理解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法律地位及其特征？

35.比较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之异同。

36.第三人与共同诉讼人的区别？

37.诉讼人的概念和特征？

38.法定人的法律特征？

39.民事诉讼证据的概念及其特征？

40.民事诉讼证据的种类？

41.什么是民事诉讼中的证明对象？

42.简述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43.简述民事诉讼中的证据保全制度。

44.诉讼期间的概念、种类及计算方法？

45.人民法院送达诉讼文书的特征是什么？

46.试述各种送达方式的不同程序。

47.什么是“调解书的效力”？

48.财产保全的概念、条件、范围、措施有哪些？

49.先予执行的概念、条件和适用范围是什么？

50.比较诉前财产保全与诉中财产保全有何不同？

51.对妨害民事诉讼行为的种类及其内容有哪些？

52.民事诉讼强制措施与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区别。

53.诉讼费用制度的意义及其种类是什么？

54.诉讼费用负担的原则有哪些？

55.起诉应具备什么条件？

56.诉讼中止与诉讼终结有何异同？

57.撤诉的概念及条件？

58.简易程序有哪些特点？

59.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有哪些？

60.提起上诉应具备哪些条件？

61.二审程序与一审程序的区别是什么？（或者问：二审程序的特点？）

62.终审裁判的法律效力是什么？

63.特别程序特点及其适用范围？

64.审判监督程序有哪些特点？

65.提起再审的条件有哪些？

66.试述审判监督程序与第一、二审诉讼诉讼程序的区别。

67.如何理解督促程序的特点和意义？

68.债务人对支付令提出异议须具备哪些条件？

69.什么是公示催告程序及其特点？

70.当事人申请公示催告的条件？

71.如何体现我国破产法的效力？

72.我国破产法的原则是什么？

73.申请宣告破产应具备哪些条件？

74.构成破产财产的条件是什么？

75.执行的特点和原则是什么？

76.执行程序与审判程序的关系？

77.在民事诉讼中，哪些不能做为执行客体？

78.什么是执行机构？

79.什么是执行阻却？

80.执行异议的概念和条件是什么？

81.执行担保应具备什么条件？

82.如何理解执行回转的概念、原因及条件？

83.什么是涉外民事诉讼？

84.涉外民事诉讼的特点规定与一般民事诉讼的规定是什么？

85.试述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一般原则。

86.涉外诉讼管辖的种类有哪些？

87.涉外财产保全的概念及特点是什么？

88.涉外财产保全与一般财产保全有何不同？

89.怎样掌握一般司法协助的前提、原则、内容和条件？

90.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与诉讼的关系？

民事诉讼范文篇6

民事诉讼调解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做好民事诉讼调解工作，对于及时化解矛盾，促进社会交易的正常流转，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民事诉讼法》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这说明法律赋予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对案件进行调解，争取用最和平的、不激化矛盾的方式解决纠纷，为创造和谐社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一、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起源和发展

中国的调解文化源远流长，运用调解来解决民事纠纷，在中国古代由来已久。在西周和东周时期的铜器铭文中便记载了不少调解。发展至明清时期，调解已成为常用的基本手段。

调解在解决民事纠纷方面发挥着其他争议解决方式所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血缘关系、地缘关系的紧密联系，古代经济发展程度的局限，由于古代诉讼制度的局限，古代诉讼制度所造成的官僚化倾向和诉讼给当事人带来的不便，民众对调解具有相当程度的亲和力。专制国家的民事纠纷的解决也逐渐借鉴民间解决纠纷的方式，使调解逐渐成为一种法律化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调解制度作为解决纠纷的一种机制，是中国固有的传统，更是被视为法院行使审判权的一种方式，在民事诉讼制度中占有重要位置。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行了一系列的体制改革，在政治上，从高度集权型走向民主化，在经济上，从计划型走向市场经济化，随着社会价值的多元化、社会结构的分散化和社会关系的契约化，不仅有限的司法资源已不堪日益膨胀的纠纷所带来的重负，更由于当事人主体意识的觉醒，使现行调解制度已无法面对社会对于纠纷解决的公正和效率的要求，这必然要求调整和重构我国法院的调解制度。

在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过程中，针对以前调解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整清思路，沿着方向进行改革，有些学者提出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理论，更有甚者提出取消法院调解制度。但是，从国外的民事司法改革的情况来看，当今世界各国纷纷扩张调解机制，谋求纠纷解决的多元化，积极促进和解，这已成为不少国家进行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苏力先生指出“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的本土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因此，我国在寻找现代法律制度时不应放弃自己的遗产，不应当抛弃调解制度，而应当对传统调解制度进行创造性的改革，充分发挥调解制度的自由和效率的价值地位。而在重构调解制度的同时，先了解一下我国调解制度，研究调解制度形成的文化背景和经济基础，并分析现行调解制度的弊端，借鉴国外的相关制度，剔除制度之糟粕，吸收西方现代法律文明之精华，不断完善我国民事诉讼的调解制度。

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优越性

1、诉讼调解制度的价值利益

诉讼调解制度的价值利益体现在诉讼当事人和人民法院不拘泥于通常的诉讼程序，可以简化流转环节，降低诉讼成本。加上它便利、效率的功能优势，使得案件的审结具有迅速和便利的特点，能够相对低廉和简便地解决纠纷，当事人能以较低的代价获得较大的利益。它适合于特定的社会关系、特定主体和特定纠纷的解决，能以常识化的运作程序消除诉讼程序给当事人带来的理解困难，以通情达理的对话和非对抗的斡旋缓和当事人之间的对立，既着眼于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现实纠纷，又放眼其未来的合作与和睦相处；它不局限于当事人现有的诉讼请求，可以就请求之外的内容进行调解，当事人能达成一个比诉讼请求更为广泛的调解协议，尤其是在处理农村各类纠纷时更是如此，这是判决所无法比拟的。在某中程度上，调解所达到的社会效果好于审判达到的效果。

诉讼调解还能充分体现了当事人对自己民事权利的自主、自由的处分。在调解协议达成的过程中，法官不能将自己认为正确的解决方案强加给当事人，当事人有同意或拒绝这种解决方案的权利。诉讼调解还能弥补法律适用中的不足，使当事人根据自主和自律原则选择适用的规范，如交易习惯、地方惯例、行业习惯等解决纠纷，在"法律的阴影下"协商和妥协，并可能实现双赢的结果，体现了自认的效益最大化和自治的价值取向。

2、有利于化解人民法院对日益增多案件的审判压力

为了提高办案效率、化解压力，充分运用诉讼调解制度的便利、效率的功能优势就成为民事审判工作的重要手段。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加强了对诉讼调解工作的指导，提高诉讼调解水平，制定了《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指导各级人民法院按照"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要求，不断提高诉讼调解水平。各级人民法院审结的各类民事案件中，诉讼调解结案的案件占大多数，特别是基层法院。诉讼调解制度正在发挥巨大的作用，弥补了判决所无法实现的功能优势，降低了诉讼成本，缓和了社会矛盾，很好的实现了人民法院办案所体现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也大大的减轻了人民法院的审判压力。

三、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弊端

民事诉讼调解在本质上是一种以合意为核心要素的解决纠纷的方式，这种合意是私法上意思自治原则在纠纷解决领域的延伸，与审判相比，贯彻的是一种当事人主义。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长期以来在维护社会安定和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法律意识的提高，现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开始日益显现其诸多弊端，严重制约了我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其中，作为指导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根本，调解立法原则与调解制度在实施中存在的冲突是其弊端的根源。

1、合法原则与民事诉讼调解之间的冲突

程序上合法是民事诉讼调解有效的前提条件，它既包括程序性合法也包括实体性合法。所谓的程序性合法，是指在调解的过程中应当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要求；实体性合法是指在调解协议的内容上必须符合实体法的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调解贯穿于审判程序的全过程，也就是说，可以在审判程序的任何一个阶段进行。但这同时也就意味着调解并没有独立的程序，因此，民事诉讼调解具有非程序化的倾向，这给法官提供了过大的任意空间，产生了如下一些问题：法官过分依赖调解结案，导致案件反复调解、久调不决、诉讼效率低下；法官的双重身份，使其具有潜在的强制力，容易造成人情案、关系案，甚至可能侵犯当事人权利；调解的生效以当事人最后签收调解书为要件，因此只要在签收调解书前一方当事人反悔，调解协议就归于失效。而调解在本质上是属于一种契约，既然达成调解协议，契约生效，就没有理由反悔，否则就构成违约。所以，这种做法也与我国民法通则及合同法的规定所冲突。

另一方面，实体上的合法，更是与民事诉讼调解具有的合意解决纠纷的性质不相适应。因为"民事诉讼调解所解决的合理性，并非来源于用法律而形成的解决方案，而是来源于当事人双方对调解方案的认同"。如果在法院调解过程中同判决一样坚持同样的实体合法标准。那么有可能会在相当多的场合上，恐怕当事人之间是无法达成协议的。合意的形成过程，是双方当事人在自愿对自己实体权利处分的基础上而通过协商达成的，属于私法行为。只要是不为法律所禁止，即为合法。

2、自愿原则与民事诉讼调解之间的冲突

我国民事诉讼将自愿原则处于调解原则的核心位置，它是法院调解制度能否健康发展，能否真正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自愿原则在实践中体现为程序上的自愿和实体上的自愿两层含义。在程序上，首先，这种自愿原则体现为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以调解来解决纠纷或者主动向人民法院申请用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然而，在我国的民事诉讼调解过程中，法官担任着调解人和裁决者的双重角色，且目前，一些法院仍存在着追求结案率的现象，对错案追究责任等因素，这样，法官为了追求结案率和避免追究错案的责任等多方面的考虑，便会选择结案快、风险小、可规避法律问题又省时省力的调解诉讼模式。而当事人即使不愿进行调解，一般最终还是会接受，毕竟，现在的调解者就是将来的裁判者，若不选择调解，可能会得到比调解更不利的判决结果。其次，在自愿原则的支配下，当事人可在任意诉讼阶段提出要求调解，一旦进入调解程序，势必将中断原来的诉讼活动，这样便容易产生调解的任意启动，导致案件的诉讼程序缺乏连贯性，给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带来负面的影响。在实体上，这种自愿原则应该体现为当事人双方在人民法院调解达成的协议必须是互谅互让、自愿协商的结果。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经常会利用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向当事人施加压力，促使调解成功。这样就容易产生强制合意，在这种因素下达成的协议虽然也是当事人同意的，但并非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体现，无法真实的反映当事人的自愿原则。

3、调解程序的不完备

调解协议应是当事人妥协让步的结果，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愿，是当事人处分民事权利的行为，但调解的无序性和随意性使之不合理、也有损效率和公平。表现在：（1）民事诉讼法对调解的时限和次数没有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可以在答辩期满后裁判做出前进行调解"，一些法院在送达、庭前、庭中、庭后的各个阶段都对案件进行调解，从而使调解处于随意和滥用的境地。在压制调解和久调解不结的情况下，使得调解的息诉、化解社会矛盾的功能发生变化，演变为法官任意利用诉讼程序损害当事人权益的工具。（2）限制了当事人权利的行使。在诉讼当事人并非自愿基础上达成的调解协议，只有牺牲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代价。法官通过种种方式促使当事人接受调解协议，即使当事人感到权益受到损害，但他无法通过上诉途径得到救济。当事人的实体权益在受到侵害的同时，诉讼权利也受到限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调解时当事人各方应当同时在场，根据需要也可以对当事人分别作调解工作"，这样一来，法官在调解工作中，不是采用面对面的方式进行，而是通过人或法官亲自出面"背对背"的方式，分别与当事人进行调解，双方当事人不见面，都摸不清对方的意图，只知道法官的个人意思。这不仅违背了公开原则，剥夺了当事人的知情权与程序参与权，也使法官的尊严受到损害。上述规定第二条规定："对于有可能通过调解解决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应当调解。"这说明了在诉讼调解中，法官可依职权主动介入，对可能调解的案件应当进行调解。然而在实践中没有那个法官能把握每一个案件都有可能调解，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对所有案件都主动介入进行调解，使法官处于一个积极、主动的地位，对法官消极、中立、被动的地位弃之一边，限制和损害了当事人对程序的选择权。（3）2004年11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4）12号，以下简称"规定"），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民事调解制度。但是，这一制度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而"规定"第四条的表述是："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自行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确认和解协议制作调解书"。也就是说，规定实施后，法院进行调解时不再要求事实清楚、分清是非，只要当事人之间直接、自行和解后由法院进行确认即可，这就为当事人之间恶意和解、损害案外第三人利益提供了可能（因该"案外第三人"利益与案件有关，而又独立于案件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之外，本文称之为"第三人"，含义与合同法第52条中"第三人"相同）。而按现行民事诉讼法，生效民事调解书的再审启动，不同于判决和裁定（对判决和裁定，本级法院院长或上级法院的发现、检察机关的抗诉、当事人的申诉都可以启动再审程序），有权启动再审的主体却只有当事人自身（理论上"法院院长的发现"也是启动再审的途径之一，但实践中没有反映错误的途径，当然也就没有院长对调解书错误的发现），这对于利益受损害的第三人而言是不公平的。

四、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如何完善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民事诉讼调解以其固有的灵活性及高效率，在解决民事纠纷中仍将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仍将是与审判并立的另一种纠纷解决机制。而使法院民事诉讼调解制度适应市场经济要求，顺应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对现行法院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进一步改革、完善是十分必要的。

1、把民事诉讼调解制度改革纳入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整体框架中

首先，作为人民法院处理民事案件的两种方式，调解与判决均是我国民事审判制度的组成部分，民事审判制度应是一个有着合理的内在结构、和谐统一的制度体系。经过改革与完善，调解制度同经过庭审做出判决的制度不应有任何相互抵触的地方。其次，在我国运行了几十年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受制于诉讼结构，调解中法院与当事人的关系，反映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与经济主体的关系，国家干预色彩浓厚；而在当前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结构、社会关系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而由于我国采取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因而诉权与审判权两者关系是不协调的，表现为审判权过于扩张，而诉权不充分并且缺乏保障。具体到调解领域，如果审判权凌驾于诉权之上，势必损害当事人在自愿基础上形成合意。因此，有必要从调整诉权与审判权的关系入手，摆正当事人与法院在合意解决争议过程中的位置。必须要改变当前法院在调解中的主导地位，法院只是为当事人间达成协议提供条件和保障，决定权在于当事人，法院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调解。

2、根据合意解决纠纷机制的特点及规律确定调解原则

我国现行的法院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确立的三项原则中正如前文所论述的，唯有自愿原则是适当的，而事实清楚、分清是非原则与合法原则的规定是不恰当的，其根本原因是其未反映合意解决纠纷的本质特征及客观要求，相反却与这种诉讼机制不相协调甚至矛盾。

确立调解原则，关键在于抓住调解的合意本质，体现出公正与效率，使自愿原则真正落到实处。当事人间达成的合意，法官不得以所谓协议内容不合法为由，拒绝认可双方经自愿协商达成的协议，改变过去法官过于宽泛的自由裁量权。至于诸如欺骗、胁迫等情况下达成的协议不得生效，法律也应明确做出规定，以增强法院判断标准的客观性，避免主观臆断。

和谐社会的建立，有赖于各项制度的建立与完善。而加强民事调解，是人民法院及时解决纠纷、保障和方便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节约司法资源的重要措施，是法院在建设和谐社会中的工作重点之一。在一个法治社会中，司法权威是司法公正的前提，没有权威的公正是短暂的，甚至是无法实现的。为了更好的节省有限的司法资源，实现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法律价值地位，维护和促进社会稳定，不能因现在有调解制度的诸多弊端而"因噎废食"，应当更加重视调解在我国解决纠纷机制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总结经验教训，考虑我们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经济基础，积极转变工作理念，创新调解制度的管理模式，加快立法进程，大胆借鉴国外的先进制度及做法，探索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专业化、社会化以及其建设之路，充分发挥民事诉讼调解在这新时期解决矛盾纠纷的功能和作用，使之不断地完善我国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

参考文献：

1、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江伟《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民事诉讼范文篇7

先看一案例：

甲某因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将某房地产开发公司诉上法庭，主张对方交付的房屋不符合约定和法定的交房条件，构成迟延交房，起诉要求对方给付逾期交房违约金。诉讼中，甲某主张对方交付房屋的空气质量不合格，并向法院提供某公司出具的空气质量鉴定报告，其中载明经现场密闭24小时监测，房屋内有害气体排放超过国家标准。被告房地产开发公司对空气质量鉴定提出异议，要求重新鉴定，理由在于甲某一直未收房，不可能进入诉争房屋进行合法监测，公司就此提供“收房通知书”一份，其上有甲某拒绝收房的签名。法院认为，原告甲某所提供的鉴定报告的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属于最高法院司法解释中规定的重新鉴定的情形，故决定重新进行鉴定。后根据新的鉴定结论，法院主持双方当事人调解解决了纠纷。

认定事实这一“小前提”是法院适用法律规范，处理案件的逻辑前提。在民事诉讼中，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既包括影响民事实体法律关系发生、发展、变化的实体法上事实，也包括影响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发生、发展、变化的程序法上事实。这些事实对于双方当事人实体和诉讼上的权利、义务具有重要影响，是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所在。在“法官不得拒绝审判”这一基本理念之下，民事诉讼程序设计必须解决法官如何查明事实，事实无法查明时如何作出处理，即如何分配不利后果这两个层次的问题。而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案件事实的确定由“神示裁判主义”过渡到“证据裁判主义”阶段之后，这两个层次的问题就表现为诉讼中当事人对事实的证明问题。

所谓证明，在诉讼中表现为当事人依法运用证据，说服法院确定待证事实的诉讼活动。证明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行为意义上的含义，即当事人提出和运用法律规定的证据方法，影响法官对争议事实真实性判断的诉讼行为；二是结果意义上的含义，即争议事实存在与否的判断无法做出的状态以及相应做出的强制性处理。因此，证明要解决的问题应当包括：证明解决的争议事实的范围（即证明对象），谁应当承担提供证据的责任（即证据提出责任，亦称为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如何判断争议事实是否达到证明的状态（即证明标准），证据不足时如何做出事实认定（即说服责任，亦称为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和处理（包括实体判决和程序上的裁定）。

证明对象，又称待证事实或要证事实，指诉讼中需要运用证据加以证明的争议事实，是证据所指向的内容。从我国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出发，通说认可民事诉讼中证明对象的范围应该包括实体法上事实和程序法上事实，[1]前者指的是影响民事实体法律关系发生、变化、终结的行为和事件，后者指的是具有程序法意义，影响诉讼程序事项发生、变化、终结的行为和事件。这两种事实一般区别比较明显，但特定情况下同一行为或事件可能同时具有两方面的意义，如在离婚案件中，夫妻一方死亡，在实体法上发生遗产继承的法律后果，在民事诉讼法上发生诉讼终结的后果。诉讼中，当程序法上事实发生争议时，通过证明活动确定程序法上的事实是否存在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当事人是否具备适格当事人条件、纠纷是否属于法院主管和管辖、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的条件，等等。[2]

民事诉讼中的证据提出责任解决的是哪一方当事人应当向法院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事实主张的问题。说服责任解决的是当提供的证据不能达到证明标准时，如何认定事实，进而分配败诉后果的问题。目前在我国学界主要研究的问题是如何分配实体法上事实的证明责任，对程序法上事实如何分配证据提出责任和说服责任的研究则基本空白。

证明标准，也称为证明度，是衡量诉讼中当事人提供证据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明要求的具体尺度，解决的是当事人的证明是否达到证明状态的问题。当前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明标准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是民事诉讼法中对证明标准的唯一立法要求，但这一标准应当作为对法官做出实体判决时的要求。程序法上事实应当达到何种证明标准，民事诉讼法中并未给予区别对待，也未做出针对性的不同规定，学界和司法实践中亦缺乏研究。

一项法律制度的科学构建应具有体系的完整性，从而使制度本身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相互衔接，协调一致。而在证明问题上，为实现民事诉讼程序的正常运行和实体法律关系纠纷的正确解决，民事实体法和诉讼法均规定了法律适用的事实前提，证明对象既包括实体法上事实，也包括程序法上事实，但立法、司法和法学研究对于程序法上事实的证明对象、证明标准、证据提出责任、说服责任等问题则基本没有涉及，这种法学研究上的空白对于实践操作产生不利影响，在法院审判中造成了对程序法上事实的证明问题参照或直接适用了对实体法上事实证明的相关规定和做法。这不仅违反了程序法上事实证明制度本身的科学性，也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造成了不利的影响，突出的表现如“起诉难”。

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程序法上事实的证明相关的问题进行专门的探讨研究。

二、疏明的概念辨析

民事诉讼中广义的证明既包括对实体法上事实的证明，也包括对程序法上事实的证明。国外立法例及法学研究中，当事人对程序法上事实的证明在翻译上有“疏明”、“说明”、“释明”等不同称谓。

日本学者认为，疏明指让法官就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形成心证，或以此为目的的诉讼行为。疏明是诉讼程序进行时用于比较轻微事项的一种简易证明方法，只限于诉讼法有规定的情况。[3]德国的证据学理论常使用“证明”和“说明”两种概念。凡使法官确信某一案情事实的，用‘证明’这个概念，而‘说明’意味着对这些诉讼事实只要一定程度的可信性。德国民事诉讼法中表达为“释明”，有学者认为，当事人为得有利于己之裁判提出证据，使法院得生强固之心证，认为普通经验上确系如此行为，谓之证明。提出证据使法院得生薄弱之心证，认为普通经验上大概如此之行为，谓之释明。[4]

以上三个名词中的后两者，前者从字面上理解似乎仅做文字陈述和主张，并没有提出证据予以证明的含义，后者在我国，无论在大陆地区还是在台湾，主要用于概括诉讼中法官对当事人诉讼进行适当“指导”的行为或相应制度，两者均不能准确表达当事人对程序法上事实的证明这一研究客体。故本文用疏明指称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对程序法上事实的证明；疏明的事实范围称为疏明对象；当事人提出程序法上事实之证据的责任称为行为意义上的疏明责任；不能证明程序法上事实时，当事人所应承担的法院对其主张之事实和程序法效力不予认定的后果称为结果意义上的疏明责任；当事人提供证据以证明程序法上事实时所应达到的证明要求或尺度称为疏明标准。就当事人对实体法上事实的证明相关问题，本文则仍沿用（狭义）证明、证明对象、证明责任、证明标准的概念。

依据证明对象是实体法上事实或程序法上事实可区别证明与疏明，这种区别不同于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的区别。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虽然证明对象亦不相同，前者针对实体法上事实，后者主要针对程序法上事实，但这两者之间的区分标准是证据方法的不同：严格证明必须严格依据法律规定的证据方法予以证明，自由证明的证据方法则较广泛，除了证据手段的全部种类外，可以代宣誓保证，但证据手段必须在场。[5]

三、疏明对象范围辨析

疏明对象是程序法上事实，这些事实具体范围的确定应当严格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针对民事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实际问题。

在国外立法例中，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法的明文规定中，疏明对象比比皆是。各国立法对此作出专门规定的原因，即在于保障民事诉讼中法院正确适用诉讼法，为正确处理民事诉讼中的程序问题提供事实基础，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权利。

以德国民事诉讼法为例，其规定当事人应当疏明的程序法上事实包括：1．申请法官、鉴定人回避的原因；2．申请辅助参加应当经过言辞辩论，辅助参加人要得到法院对其参加的许可，必须疏明其利害关系；3．申请诉讼费用救助人应当疏明其个人情况和经济关系；4．当事人申请取消或变更期日，延期辩论应有重大理由，并予疏明；5．当事人在开庭时逾期不到庭，申请法院指定新的辩论期日的，应疏明其未到庭的正当理由；6．当事人在证据调查期日未到场，申请法院补充或追行调查的，应疏明其并无过失；7．当事人申请补充或追行调查，必须疏明证据调查有重大遗漏。

德国学者罗森贝克亦曾著文指出，诉讼法的构成要件已包含关于证明责任（其未明确区分证明与疏明的概念）的规定。当事人必须对其下列申请的前提条件承担证明责任：1．申请将争讼案件转至商事庭或从商事庭转至民事庭；2．申请法官依法回避；3．申请给与诉讼救助；4．申请缩短或延长期间；5．申请恢复诉讼原状；6．申请诉讼程序中断或程序中止；7．申请判决中事实的更正；8．申请驳回传讯新的证人；9．申请证据保全；10．被告申请要求具有外国人身份的原告提供担保。另外，罗森贝克教授认为，对诉讼参加人实施某些诉讼行为的前提，如辅助参加人对其辅助参加的前提条件，证人或鉴定人对拒绝作证或拒绝鉴定的前提条件，应当予以证明；当诉讼的法律效力以法律行为为前提条件时，如权、诉讼上的合意，均适用民法上的证明责任规定，援用此等法律行为之人须证明其根据的事实，而对方必须证明该行为因特殊的瑕疵而无效或可撤销、变更；对诉讼条件（实体判决的条件）和诉讼障碍亦应当予以证明。[6]

反观我国，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第一条规定，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被告提出反诉，应当附有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第二十七条规定，当事人申请重新鉴定，应提出证据证明存在法定情形，法院方予准许。

以上两条文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律规范中对疏明对象作出的少有的明文规定。而在司法实践中，出于实际需要，为了正确适用民事诉讼法的各项程序性规定，准确把握民事诉讼法上程序性事项的事实前提，人民法院已经在运用程序法上事实的疏明机制。诉讼中，当事人实际已对某些程序法上事实承担提供相应证据的责任，如当事人在申请减免缓交诉讼费用时，必须提供相应的“低保”证明或残疾证、失业证明等证据材料。

立法中缺乏相应的明文规定，司法解释中缺少相应的解决方案，民事诉讼法学领域也缺少相应的研究，法官在对待程序法上事实的疏明问题上处于缺乏指导的状态。而在疏明对象范围的问题上，法官对于范围的错误认识产生了不良的程序后果，导致对民事诉讼法的错误适用，亦损害了当事人的程序权益，表现之一为不能正确区分程序法上事实和实体法上事实，导致证明责任/疏明责任、证明标准/疏明标准等问题上的错误认识，如错误理解当事人在起诉时所承担的证明其起诉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疏明责任，将其与实体法上事实的证明责任混淆，导致当事人的起诉难；表现之二为忽视民事诉讼法对某些程序阶段、措施的事实前提的规定，忽视对当事人提出程序申请时提供证据的要求，以为只要当事人提出主张即可启动，导致盲目适用民事诉讼法的相关措施，如在财产保全方面，只要当事人提供申请和担保即可启动，而不审查是否有“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不能执行或者难以执行的”情况。

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明确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对程序法上事实承担疏明责任的疏明对象的范围。为保障诉讼程序正常进行，笔者认为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疏明的对象应包括：

1．起诉符合起诉条件；

2．申请参加共同诉讼人或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申请符合条件；

3．申请减、免、缓交诉讼费用的条件；

4．提出管辖异议的理由；

5．申请证据保全、财产保全的事实理由；

6．申请回避的理由；

7．申请延期审理或诉讼程序中止、终结的事由；

8．申请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条件；

9．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其他事实。

四、疏明责任分配标准辨析

在立法、司法和法学研究中，证明责任的主要问题是责任承担的分配问题，疏明责任亦然。证明责任的分配有多种标准和学说，如“肯定者举证，否定者无需举证”、积极事实与消极事实分类说、外界事实与内界事实分类说、实体法规范分类说、法律要件分类说、证据距离理论，等等。在诸多相关分配学说中，法律要件分类说在大陆法国家（或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德国和日本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占据了主流地位。另外，该学说也是司法审判实践中解决举证责任分配问题的理论指导。在我国台湾地区，著名专家的理论学说可以作为法源来引用，故在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上“行之有年，其为实务上采用最多者，为上述法律要件分类说中之特别要件说。特别要件说在适用上简单明确，法院在实务上绝大多数仍以法律要件分类说中之特别要件说为依归”。[7]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中规定的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另外，亦对某些实体法上事实的证明责任予以倒置，特定案件中允许法院衡量取证难度等因素裁量分配证明责任。

就疏明责任分配而言，受其疏明对象性质影响，疏明责任的承担相对较为明确。通过考察现行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规定，并总结司法实践中对这一事项的实际操作经验，参考实体法上事实证明责任分配方法，笔者认为，疏明责任的分配标准应当参考规范分类说和法律要件分类说确定。

具体而言，笔者认为，一方当事人主张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产生、发展、变化，诉讼程序阶段应启动、变更、终结的，或申请法院采取程序措施等程序法事项的，应当向法院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构成该程序事项的特别要件的事实；对方当事人主张该程序事项发生、变更、消灭的一般要件欠缺，或主张该程序法事项的启动存在其他障碍，或对方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已消灭、被排除的，应当由该方当事人提供相应证据。举例而言，原告在向法院提起诉讼时，应当提供证明自己起诉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起诉条件的初步证据，被告主张原告的起诉属于违反仲裁协议约定、重复起诉、违反法定期限要求等情况时，应当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该程序法上的事实主张。

五、疏明标准辨析

与证明责任相同，疏明责任亦包括行为意义上的疏明责任和结果意义上的疏明责任这两方面的内容。承担疏明责任的当事人首先应当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程序法上事实主张，完成其行为意义上的疏明责任，其疏明不能达到相应的标准（疏明标准），程序法上事实争点真伪不明时，该当事人应承担法院对其主张的程序法上事实不予认定，所主张的诉讼法上效果不能发生的后果，即结果意义上的疏明责任。

诉讼中的证明标准问题是我国司法界和法学界非常关注的问题。当前我国三大诉讼法对于证明标准的规定基本一致，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对此，已有许多论著结合国外立法例和司法实践（如辛普森案件），对此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应有高低区别，其理由主要是，两大诉讼性质不同，案件争议的重要性不同，等等。刑事与民事诉讼中，法院作出判决时，对实体法上事实的证明应掌握不同标准，已成为我国法律界的共识，但就诉讼中的证明问题而言，仅认识到这一点尚不全面。

以美国为例，在美国证据法上，不同诉讼中，甚至同一诉讼的不同阶段，根据证明对象的不同，证明标准亦可分为若干个级别：第一等为绝对确定，该程度根本无法达到，无任何法律有此要求；第二等为排除合理怀疑，为刑事案件定罪判决的要求；第三等为清楚和有说服力的证明，用于死刑案件拒绝保释，民事案件中的遗嘱争议、欺诈或错误争议；第四等为优势证据，用于作出民事判决时；第五等为合理根据，用于签发令状，无证逮捕、搜查和扣押，提起大陪审团起诉书和检察官起诉书；第六等为有理由的相信，用于刑事上的拦截和搜身；第七等为有理由的怀疑，用于宣布刑事被告人为无罪；第八等为怀疑，用于开始行使侦查权；第九等为无线索，据此则不足以采取任何法律行为。

德国立法中亦通过实体法律规范和程序法律规范对原则性证明尺度（即一般性证明标准）作出修改，包括对不同的案件事实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8]在日本民事诉讼制度中，法定的证明度有两种，对程序事项的疏明是其中之一，法官只需根据有限的证据可以大致推断要证事实为真即可。

由此可见，根据不同性质和内容的证明对象，对不同的程序事项和实体事实采取不同的证明标准已成为许多国家的共同做法。这亦反映出比较法上对诉讼中证明问题共同规律的认识，对于我们考察我国民事诉讼中的疏明标准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侦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要求一致，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有观点对此提出质疑，即现行刑事诉讼法把有罪判决标准前置到移送审查起诉阶段，致使前者无法达到，而后两者也无必要落实，审查起诉标准的过高设置也不适当地加大了侦查人员办案的难度，也是导致有罪推定和庭审“走过场”的重要原因。[9]我国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在实际司法实践中长期的习惯做法形成了一种无形却有实质性影响力的“潜规则”。以起诉为例，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裁定驳回起诉的案件中，审查起诉证据的疏明标准实际上多参照了判决时的证明标准，标准过高。对此，学界已有观点指出，起诉证据不同于定案证据，具有阶段性、程序性的特点；法院对其审查必须严守形式审查、程序审查、适度审查的原则。[10]

法院应对疏明掌握不同于证明标准的较低的标准，这既是证据制度自身发展运作规律的要求，是设计科学合理的证据法的要求，也是民事诉讼程序阶段正常运作发展的要求。

疏明标准低于证明标准的科学性在于：

1．程序法上事实自身特点。程序法上事实与实体法上事实相比，具有突出的特点：其一，事实争议的阶段性。程序法上事实是诉讼阶段变化的事实基础，其争议随着诉讼程序阶段的产生、发展、终结而产生和结束；其二，争议的多发性。与仅在最后判决中解决实体法上事实争议不同，法院在行使诉讼指挥权的过程中，为保障诉讼正常进行，诉讼阶段的正常更替，及时、正当的采取程序上的各种措施，需要经常性的解决双方当事人对程序法上事实的争议；其三，与诉讼法程序要件规定的衔接。民事诉讼法对某些程序事项的事实前提的规定不同于实体法，如民事诉讼法规定，审判人员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对案件公正审理的必须回避；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不能执行或者难以执行的案件，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作出财产保全的裁定等等。这种“可能”的事实前提自然不应适用实体法事实的证明标准，而应遵循较低的标准；

2．程序法上事实法律效果的特点。包括：其一，程序法上事实法律效力的非终局性。就诉讼的进行而言，实体法上事实的解决具有终局性，法院仅在最后的判决中对此作出最终认定。而对于同一程序法上事实，当事人可能在诉讼中多次发生争议，如财产保全原因；其二，法院程序上处理的裁定、决定等无既判力。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裁定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的案件，原告再次起诉的，如果符合起诉条件，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3．诉讼程序自身规律的要求。首先，民事诉讼程序自身具有逻辑性，前后有序。程序以特定的法定时间和法定空间为基本要素。[11]民事诉讼的程序各阶段间具有循序渐进的关系，各阶段之间有前后递进的逻辑顺序，其相关的各项制度亦应当与此相适应。因此，法院作出实体判定时掌握的证明标准只能适用于最后的判决阶段，不应提前适用于立案阶段和庭审过程中；其次，诉讼程序的进行应当及时、高效，诉讼制度中对相关事项的处理应当有利于实现此目的。就程序法上事项而言，其争议的事实具有多发性，其处理的结果不具有终局性，故其在争议解决机制上应当更有利于追求解决的时效性，若对疏明采取与证明相同的标准，则必然需要在程序上设计能达到此标准的配套制度，如赋予当事人要求对程序事项和程序法上事实争议进行对席公开开庭审理的权利，则将导致诉讼程序进行的严重迟滞。

疏明标准问题不能脱离民事诉讼法这一“语境”，其对于民事诉讼具有重要的程序价值和功能：

1．实现司法公正，为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实现提供程序保障。

当事人的证明活动既是主观意识反映客观真实的主动认识过程，也是当事人参加诉讼，相互对抗的诉讼过程，是诉讼程序的重要内容。程序公正是诉讼的基本价值目标，这一目标必然要通过法律的正当程序实现，而“程序保障”正是为保证司法公正的实现而在程序中特别设定的程式和制度要求。程序公正内涵广泛，而保障当事人“实质性”接近司法的机会是程序公正价值的重要内容。为实现此价值目标，在诉讼制度设计与程序构建上，应当确保诉讼的利害关系人有实质性的参加到诉讼之中的机会，并可通过自己的行为影响、决定诉讼程序的进行及其最后结果的作出，从而实现其参与的实效性。

当事人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行使诉讼权利必然受法律规定的事实前提的制约，诉讼中当事人经常需要疏明自己诉讼权利行使的事实基础。法院若对当事人的疏明掌握较高的标准，或直接参照作出实体判决时的证明标准解决疏明问题，必将给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正常行使带来不必要的障碍，不利于程序公正的实现。以起诉为例，法院对当事人的疏明采用证明标准的要求，将造成：第一，增加了原告获得诉讼救济的难度，造成当事人“起诉难”，实质上剥夺了当事人的诉权；第二，使法院审查起诉条件的过程和内容复杂化，有违程序设计初衷，造成诉讼的延迟；第三，若在法院立案部门和审判庭中形成此思路，则使法院在立案时对案件处理结果形成“预断”，导致后期的庭审程序“走过场”，有悖程序公正；第四，形成错误的观念，使审查起诉与判决本末倒置，导致社会公众产生“起诉被受理就能胜诉”，“作原告比作被告好”等错误观念。

2．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

证据是诉讼的脊梁。举证、质证、认证是诉讼的主要内容。法院若对当事人的疏明与证明掌握一样的证明标准，则使诉讼过于拖延。法院根据程序法上事实自身特点及其法律效果的特点，对疏明掌握一较低的标准，有助于诉讼程序的顺利、高效的进行。

六、结语

民事诉讼中需要当事人举证证明的事实不仅包括实体法上事实，也包括程序法上事实。受我国民事诉讼法本身规定不完善以及长期以来“重实体，轻程序”传统的影响，法学界对程序法上事实的证明问题研究较少，司法实践中亦多参照实体法上事实的证明把握该问题。这种研究和司法实践上的缺失和错位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使造成不必要的障碍，影响了诉讼程序公正、效率等价值的实现。本文通过对证据法、民事诉讼法自身规律和制度的研究，参考国外相关立法例及法学研究成果，对与程序法上事实的疏明相关的问题提出自己的几点看法，目的在于：1．强调对于程序法上效果的发生、对于法院指挥程序进行及采取程序上措施等事项，当事人申请法院作出相关程序处理或决定时，必须提供相应的证据；2．强调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如在立案审查过程中，当事人对程序法上事实进行疏明时，法院掌握的疏明标准应低于对实体法上事实的证明标准，法院不能以作出判决时掌握的标准认定程序法上事实，作出程序上的处理；3．当事人对程序法上事实的疏明不能达到疏明标准时，其主张的程序法上效果法院应不予支持。

【注释】

[1]相关观点可见柴发邦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新编》，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第19页；常怡主编：《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3页；杨荣新主编：《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8页。

[2]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485页。

[3]（日）中村英朗：《新民事诉讼法讲义》，陈刚、林剑锋、郭美松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98页。

[4]（台湾）黄栋培：《民事诉讼法释论》，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465页。

[5]（德）奥特马·尧厄尼希：《民事诉讼法》，周翠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59页。

[6]（德）莱奥·罗森贝克：《证明责任论（第四版）》，庄敬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401页至第409页。

[7]（台湾）杨建华：《民事诉讼法实务问题研究》，广益印书局1981年版，第253页。

[8]（德）汉斯·普维庭：《现代证明责任问题》，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20页。

民事诉讼范文篇8

第一节一般规定

第一百六十条人民法院审理选民资格案件、宣告失踪或者宣告死亡案件、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和认定财产无主案件，适用本章规定。本章没有规定的，适用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

第一百六十一条依照本章程序审理的案件，实行一审终审。选民资格案件或者重大、疑难的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审理；其他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

第一百六十二条人民法院在依照本章程序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发现本案属于民事权益争议的，应当裁定终结特别程序，并告知利害关系人可以另行起诉。

第一百六十三条人民法院适用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十日内或者公告期满后三十日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但审理选民资格的案件除外。

第二节选民资格案件

第一百六十四条公民不服选举委员会对选民资格的申诉所作的处理决定，可以在选举日的五日以前向选区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起诉。

第一百六十五条人民法院受理选民资格案件后，必须在选举日前审结。

审理时，起诉人、选举委员会的代表和有关公民必须参加。

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应当在选举日前送达选举委员会和起诉人，并通知有关公民。

第三节宣告失踪、宣告死亡案件

第一百六十六条公民下落不明满二年，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其失踪的，向下落不明人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

申请书应当写明失踪的事实、时间和请求，并附有公安机关或者其他有关机关关于该公民下落不明的书面证明。

第一百六十七条公民下落不明满四年，或者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满二年，或者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其死亡的，向下落不明人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

申请书应当写明下落不明的事实、时间和请求，并附有公安机关或者其他有关机关关于该公民下落不明的书面证明。

第一百六十八条人民法院受理宣告失踪、宣告死亡案件后，应当发出寻找下落不明人的公告。宣告失踪的公告期间为三个月，宣告死亡的公告期间为一年。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的，宣告死亡的公告期间为三个月。

公告期间届满，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被宣告失踪、宣告死亡的事实是否得到确认，作出宣告失踪、宣告死亡的判决或者驳回申请的判决。

第一百六十九条被宣告失踪、宣告死亡的公民重新出现，经本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人民法院应当作出新判决，撤销原判决。

第四节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

第一百七十条申请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由其近亲属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向该公民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

申请书应当写明该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事实和根据。

第一百七十一条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必要时应当对被请求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进行鉴定。申请人已提供鉴定结论的，应当对鉴定结论进行审查。

第一百七十二条人民法院审理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案件，应当由该公民的近亲属为人，但申请人除外。近亲属互相推诿的，由人民法院指定其中一人为人。该公民健康情况许可的，还应当询问本人的意见。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申请有事实根据的，判决该公民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认定申请没有事实根据的，应当判决予以驳回。

第一百七十三条人民法院根据被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他的监护人的申请。证实该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原因已经消除的，应当作出新判决，撤销原判决。

第五节认定财产无主案件

第一百七十四条申请认定财产无主，由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财产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

申请书应当写明财产的种类、数量以及要求认定财产无主的根据。

民事诉讼范文篇9

一、民事诉讼程序参与原则的内涵和意义

（一）程序参与原则的内涵

程序参与原则，在英美法中被称为“获得听审机会”原则(opportunitytobeheard)。[1]人们通常将“程序参与”作为自然公平的第二个原则，主要内容是：“必须给予诉讼当事人各方充分的机会来陈述本方的理由。这意味着必须将诉讼程序告知他们，并及时通知其任何可能受到的指控，以使当事人能够准备答辩。此外，还应允许当事人以适当的方式将答辩提交给法官。”[2]

程序参与原则，从权利的角度来说，是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所享有的“程序参与权”；从职责的角度来说，则要求法院保障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的程序参与权，禁止“突袭裁判”。诉讼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的程序参与权属于古典的程序基本权，被称为“诉讼程序的大宪章”，大体上包括“诉讼知情权”和“诉讼听审权”。

诉讼知情权，或称“获得程序通知权”、“程序通知权”，属于公民“知情权”(therighttoknow)的范畴。其主要内容是：诉讼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有权充分及时了解与己相关的诉讼程序的进行情况；法院必须平等、及时地告知受到诉讼结果影响的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使其能够充分及时地了解诉讼程序的进行情况，以便其能够充分及时地参加诉讼，行使诉讼听审权或者适时适式做出诉讼行为。

法院的告知包括：(1)事前告知，即法院在作出裁判前所为的告知，比如送达开庭通知、告知诉讼权利义务等；(2)事后告知，即法院在作出裁判后告知裁判的内容；(3)救济告知，即法院应当在裁判中载明救济途径（比如复议、上诉等）。保障诉讼知情权的制度主要有通知、送达和公告制度。

诉讼听审权（或称“听审请求权”），其主要内容是：在诉讼中，受到诉讼结果影响的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有权提出程序请求或程序异议、主张事实和提供证据，即便是法院依职权收集的事实和证据，（对方）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均有权充分表达意见。

诉讼听审权主要包括程序请求权或程序异议权、[3]事实主张权、证明权（举证权和质证权）、[4]辩论权[5]等。在程序方面，与诉权不同，诉讼听审权是当事人等在诉讼过程中享有的对程序事项和实体事项的获得听审或表达意见的权利，而诉权则是当事人所享有的请求开始诉讼程序的权利。

至于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使用母语进行诉讼的权利”，则是与诉讼听审权密切相关的基本权。[6]至于“获得律师帮助权”、[7]“获得司法救助权”[8]等，属于帮助当事人行使诉权、诉讼听审权的权利，也应属于当事人的宪法基本权的范畴。

（二）程序参与原则的意义

程序参与原则属于程序公正和正当程序的范畴。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为使法院裁判具有正当性，必须对诉讼当事人等作出有效的程序告知。诉讼听审原则或诉讼听审权集中体现在《世界人权宣言》第10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1款、《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1款、《非洲人权公约》第7条第1款等之中。

德国、西班牙、瑞士和美国等国主张，程序参与权是一项宪法上的权利。比如，《德国联邦宪法》第103条第1款规定：“每个人都可以要求在法庭上进行法定听审。”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判例以当事人享有诉讼听审权为依据，确定受诉法院应当承担通知义务，受诉法院应当将诉讼系属事实通知本案当事人。

西班牙从当事人享有接受法院有效保护的权利中引申出了程序参与权，其宪法法院根据诉讼防御原则推定当事人享有接受程序通知的权利。瑞士则从其宪法第24条第1款（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中引申出当事人双方的听审权。

在美国，诉讼听审权则来自于宪法的正当程序条款。在美国，当事人享有诉讼知情权和诉讼听审权来自于宪法的正当程序条款。[9]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应将缺少程序通知和剥夺诉讼听审权作为侵害当事人接受正当程序审判权的情形。

当事人和相关第三人获得正当程序保障属于“程序性人权”或者“程序基本权”的范畴。在民事诉讼中，维护当事人的程序性人权包括程序参与权，打造出“过程精品”，体现了民事诉讼程序及过程的独立价值。满足此等要求和价值的诉讼程序及过程，才具有正当性。

在现代法治社会，只有经过正当法律程序才能剥夺国民的自由权、人身权和财产权，所以诉讼是现代法治社会不可或缺的极其重要的领域。平等和充分维护诉讼领域中当事人的人格尊严和程序基本权（包括程序参与权），则是民事诉讼（法）的独立品质或独立价值。

在正当程序充分保障下，当事人平等和充分地陈述主张、提出证据和进行辩论，能够最大限度地再现案件真实，能够促使法院裁判具有正当性，即使当事人因为自己的原因没有说服法官而导致败诉的，往往也会心悦诚服地认同、接受法院的判决。

二、程序参与原则的适用范围

关于程序参与原则的适用范围，在此主要讨论：(1)程序参与原则适用的主体范围。在民事诉讼中，程序参与原则普遍适用于法院、诉讼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2)程序参与原则适用的程序范围。在民事诉讼中，程序参与原则普遍适用于审判程序（争讼程序、非讼程序）和执行程序及裁定程序，但其适用情形和具体要求各有不同。

（一）程序参与原则适用的主体范围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程序参与原则，从权利的角度来说是当事人所享有的程序基本权（即程序参与权），法院则是此项权利的义务主体（即禁止突袭裁判）。

有争议的问题是，在民事诉讼中，程序参与权的享有者，除当事人外，还包括哪些人员？笔者认为，除当事人外，程序参与权的权利主体至少还应包括下列相关第三人：

(1)从诉讼参加人（包括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从诉讼参加人对他人之间的诉讼标的虽无独立的实体权（请求权、支配权或形成权），但与案件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10]所以享有程序参与权，即在诉讼中，从诉讼参加人可以主张事实、提供证据和进行辩论等。

(2)执行第三人。法院违法执行致使第三人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比如法院将第三人违法变更或追加为当事人、违法执行对第三人的到期债权、对第三人的财产采取执行措施等，在执行程序结束前，第三人享有程序参与权，有权请求法院撤销违法的执行行为或执行措施。

(3)其他相关第三人。比如，当事人有权请求法院发出命令强制第三人提交其掌控的证据，第三人可以根据正当理由对此类命令提出异议；案外人或第三人实施妨害民事诉讼行为的，法院对其拘留或罚款的，应当在决定书中告知其有权提出异议或申请复议。

总之，受到法院司法行为或者裁判直接影响的当事人及重大影响的第三人应当享有程序参与权。不过，所有接受法院裁判约束的人均享有程序参与权也是不可能的。比如，确认婚姻无效、解除收养等判决，其确认力或形成力具有对世效力，但受其约束的不特定第三人不可能也无必要参加诉讼。

（二）程序参与原则在争讼程序中的适用

民事争讼程序包括初审程序、上诉审程序和再审程序，解决的是“民事争讼案件”，即“民事之诉”，是指双方当事人就具体的民事权益义务或民事责任及特定法律事实存有争议的案件。这种“实体争议性”或“民事争讼性”在制度上体现为“双方审理主义”（或称“双方审理原则”、“对审原则”）。双方审理主义被作为民事争讼程序的一项“自然原则”，是民事争讼程序首要的正当性原理。

双方审理主义首先维护诉讼的“对审性”，即保障双方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双方审理主义是程序参与原则或程序参与权在争讼程序中的具体化，是从对审性或争讼性的角度来赋予和保障双方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从职责的角度来说，对审主义要求法院保障双方当事人程序参与权。事实上，对审主义还能防止法官偏听偏信，使其兼听则明。

双方审理主义还维护诉讼的“平等性”，即平等保障双方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亦即双方当事人享有平等的诉讼知情权和诉讼听审权。同时，对于当事人相同的诉讼行为，还应当适用相同的诉讼法规范并产生相同的诉讼法效果，比如原告和被告均无正当理由逾期举证的，则应适用相同的举证时限规范，并产生相同的效果（“证据失效”）。

平等保障双方当事人的程序请求权、事实主张权、证明权、辩论权等是民事争讼程序的核心。换言之，在民事争讼程序中，特别保障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平等对抗，即就诉讼请求、事实证据和程序事项，双方当事人充分表达意见或者平等进行争论，并强调遵循直接言词审理原则和公开审判原则等。[11]

在民事争讼程序中，双方审理主义既保障法庭中双方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又保障法庭外双方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比如，在法庭外进行证据保全或现场勘验时，法院应当通知双方当事人到场；当事人无正当理由不到场的，证据保全或现场勘验照常进行。

在民事争讼程序中，法院应当遵行双方审理主义，若违背之则构成上诉或再审的理由。为贯彻对审主义，对于以下情形：一方当事人因不可抗拒的事由儿不能参加诉讼的、一方当事人丧失诉讼行为能力而需要确定法定人的、发生法定当事人变更的等等，法院应当裁定中止诉讼，给予当事人、法定人或诉讼承继人参加诉讼的准备时间。

在民事争讼程序中，“缺席审判”是程序参与原则或双方审理主义的法定例外。作为例外，缺席审判须有充足的正当根据（即不因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缺席而阻碍诉讼照常进行）；须有其明确的、严格的适用要件，否则会导致滥用缺席审判制度而破坏双方审理主义；对法院违法适用缺席审判制度的，“缺席”的当事人有权提起上诉或申请再审。

（三）程序参与原则在非讼程序中的适用

在民事诉讼中，“非讼”与“争讼”相对，其特定的内涵是“无争议”。民事非讼案件是指对某项民事实体法律关系或民事权益不存在争议的案件。本文阐释的是狭义的民事非讼案件，即法院审判的非争议的民事案件。审判民事非讼案件的程序，即民事非讼程序。

非讼案件不具有争议性，非讼程序中不存在对立的双方当事人或者不存在明确的双方当事人对立状态，所以无需平等保障双方当事人的质证权和辩论权，即非讼程序中不存在双方当事人的言词质证程序和言词辩论程序，对审原则没有适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就证明程序而言，非讼案件不同于争讼案件，即不存在双方当事人的质证程序和辩论程序，而采用比较独特的证明方式，比如宣告公民死亡案件中，以“公告”来确定公民是否死亡的事实；督促程序中，法院依据债权人提供的事实证据决定是否发出支付令，并以“支付令异议”的方式进一步确定债权债务关系是否明确、合法。

非讼程序虽不遵循双方审理主义但也须遵行程序参与原则。非讼程序中，法官虽然只是根据申请人提供的事实证据作出裁判，但是在做出裁判之前应当保障申请人对作为裁判基础的事实证据表达意见。法院审理非讼案件的过程中，若发现本案存在实体争议，则应裁定终结非讼程序，告知申请人或利害关系人可以另行起诉，适用争讼程序，采行对审原则。

（四）程序参与原则在执行程序中的适用

民事执行程序旨在强制义务人执行确定判决、仲裁裁决等执行名义所确定的义务，以实现权利人的权益，不在于解决民事纠纷（即不在于确定双方当事人的民事权益义务），具有非讼性（属于广义的非讼程序），所以与争讼程序不同，无需平等保障执行当事人的质证权和辩论权，即执行程序中不存在双方当事人的言词质证程序和言词辩论程序。

民事执行也须遵循程序参与原则。在我国民事执行程序中，程序参与原则具体体现为：(1)法院立案后，应当及时书面告知当事人，并且执行人员应当及时向当事人告知案件执行情况（比如将执行措施实施情况及时告知双方当事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2)法院对案外人异议、终结执行、变更或追加被执行人等重大执行事项作出裁定前，应当保障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表达意见的机会，作出裁定后应当尽快完成送达；(3）对法院违法执行或违法裁定，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有权提出异议，请求法院撤销或重作。

我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公开的若干规定》(2006年）等对上述内容有所规定，不过《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公开的若干规定》将上述内容规定为“执行公开”的内容。笔者认为，诉讼程序对当事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公开，应当属于当事人程序参与原则的范畴。

在执行程序中，法律或法院也会限制义务人的程序参与权。这种限制性的做法并不违反程序参与原则，因为法院裁定执行措施前，通知义务人或者保护其程序参与权，则可能提供因其转移或隐匿财产之机而致执行不能，同时在随后的程序中，义务人可以行使执行异议权以纠正法院违法执行行为。[12]

（五）程序参与原则在裁定程序中的适用

在我国，裁定程序主要解决“程序事项”，既可用来处理争讼程序中的程序事项，又可用来处理非讼程序和执行程序中的程序事项。民事裁定还用来处理特定的实体问题，比如诉讼保全和先予执行等“临时救济事项”。[13]

比较而言，争讼程序（或判决程序）偏向于“慎重”，而裁定程序侧重于“快捷”。争讼程序以双方当事人的质证辩论为必要，而裁定程序不以“对审”为原则（但也不排除适用），也无须遵行双方当事人的言词质证程序和言词辩论程序（但也不排除适用）。

程序参与原则或对审原则在裁定程序中的适用受到限制，是有正当根据的。对程序事项的证明，无须遵行双方当事人的言词质证程序和言词辩论程序，旨在迅速处理程序问题以保证诉讼迅速进行。就诉讼保全等临时救济事项和证据保全等亟需处理事项而言，由于具有紧迫性而必须及时采取保全措施，所以法院作出保全裁定之前，不通知被申请人，不展开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言词质证和言词辩论，只根据申请人提供的事实证据作出是否保全的裁定。

在上述情形中，虽在事前（裁定作出前）限制被告或被申请人的程序参与权，但在事后（裁定作出后）应当保障其程序参与权，将保全情况告知被告或被申请人，并且被告或被申请人对违法裁定通常有程序异议权（在我国被申请人可以申请复议）。[14]在这种情形下，多认为，被告或被申请人的程序参与权被推迟到事后行使。

三、违反程序参与原则的程序后果和纠正程序或救济程序

（一）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违反程序参与原则的程序后果和纠正程序

作为程序参与权的主体，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违反程序参与原则的情形主要是，违法行使程序参与权或者滥用程序参与权。通常情况下，对于“诉讼知情权”，不存在违法行使或者滥用的问题，至于“诉讼听审权”却存在违法行使或者滥用的可能。具体阐释如下：

1．滥用诉讼听审权。滥用诉讼听审权，即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违背诉讼听审权的目的而予以行使，以达到拖延诉讼或给对方当事人造成损害等非法目的，比如故意提供虚假证据、故意做出无关辩论等。滥用诉讼听审权的构成要件有：存在主观上的故意；存在滥用诉讼听审权的客观行为。

对于滥用诉讼听审权的行为，笔者建议：(1)法院应当认定其无效；(2)行为人承担因此产生的诉讼费用；(3)规定法律责任，如滥用情节或后果比较严重的则处以罚款。同时，他人若因诉讼听审权的滥用而受到损失的则有权请求赔偿。[15]

2．无正当理由逾期行使听审权。诉讼权利行使的期间要求，实际上构成了诉讼行为合法性或有效性的要件。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必须按照期间行使诉讼权利或实施诉讼行为，才能产生预期的法律效果。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若无正当理由不在法定期限或合理期限内行使诉讼权利（包括诉讼听审权），则该权利失效，即产生“失权”的法律后果（简称“失权效”）。民事诉讼中失权的正义性源自“人们对诉讼效率性和时间经济性的认同”。[16]法谚“法律不帮助那些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实际上也适用于诉讼听审权等诉讼权利的行使。

比如，当事人无正当理由超过举证期限所提供的证据，将不被采纳，即该“证据失效”。从权利的角度来说，证据失效就是“丧失证明权”或“丧失举证权”，即丧失提出该证据的权利。笔者认为，为及时“整理争点”和实行“集中审理”，通常要求当事人在“诉答”和“审前准备”阶段就得行使事实主张权和举证权；若有正当理由，则当事人可以申请延期主张事实和提供证据，或者在本案法庭辩论终结前可以主张事实和提供证据。[17]

3．做出反言。在民事诉讼中，同一当事人对同一案件事实的主张或陈述应当前后一致，禁止前后矛盾，即“禁反言”。禁反言包括“直接禁反言”，即在同一案件的诉讼程序中，禁止同一当事人对同一案件事实做出前后矛盾的主张或陈述。若对同一案件事实，当事人做出前后矛盾的主张或陈述，法官应当采纳先行的事实主张，否定后行的事实主张（反言）。不过，当事人可以以受诈欺、胁迫或意思表示错误等正当理由，请求撤销先行的事实主张。

禁反言还包括“间接禁反言”，即在前后不同案件中，提出同一案件事实的同一人应当做出前后一致的主张或陈述。间接禁反言与我国的“预决效力”有相通之处。在我国，“预决事实”（已为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能够产生“预决效力”，即在后案或后诉中，主张预决事实的当事人，无须举证，并且无正当理由不得主张与该事实相矛盾的事实；法官应当直接采用预决事实，并且不得做出与预决事实相矛盾的判断，除非对方当事人提供充足证据推翻了该预决事实。[18]

4．违反真实（陈述）义务。所谓真实（陈述）义务，是指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不得故意地做出不真实的陈述，也不得故意对真实事实或他方当事人的真实陈述进行争执，通俗地说，就是“不得故意说谎”。真实义务并不要求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主动陈述自己掌握的所有真实事实，主要是消极地禁止当事人主张其明知是虚假的事实。[19]

如果将“完整（陈述）义务”理解为，当事人须将所知事实全部提出，则与辩论主义相抵触。因为辩论主义将是否主张某一事实的决定权委诸当事人。因此，完整义务并非要求当事人做出完全的陈述，应被理解为“只有在当事人基于隐瞒事实而做出的不完全的陈述从整体上看违反其主观真实时，才禁止其进行这种陈述”，[20]如法谚所云“隐瞒真相就是虚伪陈述”，由此可将完整义务作为真实义务的一个方面来把握。

要求当事人对己不利的事实做出完全的真实陈述，乃是强人所难不近人情，所以当事人的真实义务并非以当事人真实陈述的积极义务为其内容，而是要求当事人不得故意违背自己对事实的主观认识而做出陈述，即当事人的真实义务中的“真实”指的是当事人主观认为的真实，并不要求是客观真实。[21]基于这种立场，对于当事人违背真实义务的行为，许多国家法律没有给予现实的制裁，即便施予制裁的也有所限制，比如若当事人在宣誓或具结后仍然做出虚假陈述的，则应承担罚款等法律责任。

通常情况下，当事人违背真实义务所做出的事实陈述，纵然未被处以罚款等制裁，其不真实的陈述也会使听者产生对其不信任或怀疑的心理倾向，这种倾向也会使法官形成对该当事人不利的心证。同时，对于因当事人违背真实义务所产生的诉讼费用，理当由其负担。

《二）法院违背程序参与原则的程序后果和救济程序

法院违背程序参与原则主要体现在非法限制或剥夺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的“诉讼知情权”和“诉讼听审权”，两者所引发的程序后果和救济程序有所不同。具体阐释如下：

1．法院非法限制或剥夺“诉讼知情权”的程序后果和救济程序。在我国，保障诉讼知情权的制度主要是送达制度。为实践正当程序保障原理或者为充分保障诉讼知情权，送达原则上采取“受信主义”（即“到达主义”）而不采用“发信主义”，即诉讼文书送达到受送达人时才能产生预期的法律效果，由此原则上以受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的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

从维护诉讼知情权或程序参与权的角度来说，送达应当以“直接送达”为原则，因为直接送达最具有可靠性或实效性。不过，正当程序并不要求全部采用直接送达。直接送达在客观上不可能或者造成显著程序浪费或诉讼迟延时，可以适用替代的或推定的送达方式（如留置送达、邮寄送达和公告送达等）。[22]

公告送达，通常被认为不符合正当程序的要求。在采用常规送达方式难以或不能送达的情况下，不得已以公告方式送达，可被视为法律所做出的无可奈何的妥协。[23]在我国，为处理“送达难”问题，有些法院会随意采用比较“便利”的“公告”送达，其中所存在的风险是极有可能侵害当事人的诉讼知情权而使法院裁判失去正当性。

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和法定期限并应当采用法定方式，就诉讼情况向本案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发出通告。否则，为非法或有瑕疵的通告，通常不能产生相应的或预期的法律效果（即无效通告）。对此，本案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有权要求法院重新通告，法院也应主动补正。

不过，有些通知、送达或公告虽有瑕疵，却是有效的。比如，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34条第2款中规定：“当庭宣判的，应当在十日内发送判决书。”此项期间为“训示期间”，即使法院逾期送达判决书，该送达也是有效的。[24]还有些通知、送达或公告虽有瑕疵，但因一定情形发生而为有效。例如，法院送达人在原告住宅，将某人误认为原告，后来该人将开庭通知书交给原告，原告按时出庭的，则不得主张该送达无效。

“送达回证”是证明法院是否完成送达行为或送达行为是否合法的重要证据。法院送达诉讼文书，须有“送达回证”，且须按照法定格式制作、须附卷存查。公告送达的，公告期满之日即送达之日，无须送达回证，但是须有相关资料（如登有公告的报纸等）附卷存查。若法院没有送达回证或其记载不全，则可推定法院送达违法。

2．法院非法限制或剥夺“诉讼听审权”的程序后果和救济程序。法谚云：“任何一方的诉词都要被听取。”法院非法限制或剥夺“诉讼听审权”所作出的裁判为“突袭裁判”。禁止突袭裁判属于正当程序保障的内容，法官应当平等保障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的程序参与权，应当本着诚实信用形成合理心证，不做出突袭性裁判，即法官必须对作为裁判根据的事实证据和裁判所处理的事项都进行听审，不得将本案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未发表过意见或未进行过辩论的事实证据或诉讼请求作为裁判的基础或内容。

有学者将突袭性裁判的情形划分为：发现真实的突袭、推理过程的突袭和促进诉讼的突袭。[25]笔者认为，“禁止突袭裁判”主要有：禁止发现真实的突袭和禁止法律适用的突袭。

所谓“禁止发现真实的突袭”，主要是指法院在言词辩论终结前，未使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有充分机会证明和辩论法院判决所采用的事实，从而使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在未能就不利己的事实做出反证或陈述意见的情况下，接受法院裁判。比如，原告提起违约之诉，法院以存在合同无效事由作出判决，但是在法庭言词辩论终结前，法院就合同无效事由没有给双方当事人陈述意见或进行辩论的机会。“禁止发现真实的突袭”还要求法院适时公开心证，使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及时了解法官如何判断证据、采用哪些证据、是否形成确信等，以适时补正证据。

所谓“禁止法律适用的突袭”，主要是指法官在对程序事项或实体事项按照诉讼法或实体法作出裁判之前，对如何适用法律规范，应当给予本案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表达意见和做出解释的机会。比如，法院在作出驳回起诉裁定前，应当就作出该裁定的理由给予原告辩解的机会，这既符合正当程序的要求，又能减免不必要的上诉。再如，法院根据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证明责任具体承担之前，应当允许双方当事人表达意见。

法院非法限制或剥夺诉讼听审权，属于严重违法行为。在诉讼过程中，法院非法限制或剥夺诉讼听审权的，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有权提出异议，请求法院纠正，并允许其再次行使诉讼听审权。对法院违背程序参与原则作出的突袭裁判，若为争讼程序的裁判则可通过上诉或再审撤销或变更，[26]若为非讼程序的裁判则可申请法院直接撤销或变更，[27]若为执行程序的裁判则可通过执行异议请求法院撤销或变更（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02条）。

至于如何证明法院非法限制或剥夺诉讼听审权，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往往无力举证，应由法院负责提供相关证据。审判法院应当依法制作审理笔录（审理笔录须有审判法官、书记员及当事人等签名或盖章）并应作为案卷归档，若法院没有审理笔录或其记载不全则可推定法院审判程序不合法或没有履行相关职责，所以在许多国家包括我国，审理笔录被作为法院是否依照法定程序审判的主要证据，因此在上诉审或再审中，审理笔录是证明初审或原审法院是否非法限制或剥夺诉讼听审权的主要证据，理当由初审或原审法院负责提供。

结语

“程序参与原则”，从权利的角度来说，则是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所享有的“程序参与权”。当今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程序参与权是诉讼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的程序基本权，保障程序参与权属于“正当程序保障”的范畴。

对于程序参与原则或程序参与权，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虽就其具体内容有所规定，但既未明确规定为基本原则又未做出完整规定。本文探讨程序参与原则或程序参与权，试图促成我国民事诉讼法与时俱进，在民事诉讼法典中确立程序参与原则并完善相关规定。

【注释】

[1]SeeBlack’sLawDictionary,(SeventhEdition)，WestGroup,1999,pp.516-517.

[2][英]彼得·斯坦、约翰·香德：《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王献平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113页。

[3]主要是指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就某些诉讼程序事项请求法院同意或拒绝。比如，当事人向法院提出回避的申请；被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当事人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执行当事人及第三人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等。

[4]至于证据调查申请权和证据保全申请权，属于帮助证明权行使的权利。

[5]笔者认为，如果我国民事诉讼法确立了程序参与原则，那么我国现行辩论原则（主要内容是保护双方当事人的辩论权）可被程序参与原则或对审原则所吸收；同时，我国就可以确立外国法的辩论主义（或辩论原则）。

[6]因此，“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提供当地民族通用语言、文字翻译的，不收取费用。”（《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12条第2款）。

[7]“法治”并不要求所有的国民均为法律家，否则违背社会分工原理，当事人法律上的事务可由律师代为处理，但是要求建立发达的律师制度，并将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作为国民或当事人的宪法基本权。根据有关人权和司法的国际条约的规定，外国人在内国进行民事诉讼，也享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

[8]参见邵明：《民事诉讼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4-215页。

[9]参见〔美〕杰克·H·弗兰德泰尔等：《民事诉讼法》，夏登峻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2-162页。

[10]此种利害关系，是指从诉讼参加人的民事权利义务将因他人诉讼结果受到法律上有利或不利的影响。实务中，此种影响多是对参加人不利的，即参加人因他人诉讼结果可能要承担法律责任、增加法律义务或减少法律权益。此种法律上的影响包括财产权上的影响和人身权上的影响，比如有关婚姻、收养或亲权诉讼的判决，对第三人法律身份有影响的，该第三人也可以参加诉讼。在有些国家和地区，从诉讼参加人因他人诉讼结果受到法律上的影响，包括私法上的影响和公法上的影响。

[11]参见邵明：《民事争讼程序基本原理论》，载《法学家》2008年第2期。

[12]《德国民事诉讼法》第834条规定，在扣押前，关于扣押申请，不讯问执行义务人。这一规定并非与宪法精神相背离，因为执行行为可能因为行为之前对执行义务人的讯问而失败，同时执行义务人也可在随后的审查程序中维护其权益。基于此，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赋予法官在个案中对是否在搜查决定公告之前依照《德国联邦宪法》第13条第2款的精神讯问执行义务人的裁量权。如果执行结果受到威胁，那么放弃在搜查令下达之前对执行义务人的讯问，是与搜查行为的特殊性相适应的，从《德国联邦宪法》第103条第1款的角度来看也是恰当的。

[13]在外国民事诉讼中，“判决”主要适用于争讼案件和争讼程序，所以争讼程序又称“判决程序”，非讼案件和非讼程序则以裁定为之，所以非讼程序又称“裁定程序”。但是，在我国，民事判决不仅适用于争讼案件和争讼程序（即“争讼判决”），而且也适用于非讼案件和非讼程序（即“非讼判决”）。

[14]此外，法律对申请人提供担保、保全裁定和措施的解除或撤销、被申请人获得损害赔偿等做出的规定，可以起到均衡维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权益的效果。

[15]同注[8]，第87-88页。

[16]张卫平：《论民事诉讼中失权的正义性》，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6期。

[17]关于当事人主张权的行使期限或者主张责任的履行期间，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并未做出规定。对此，笔者将在《论民事诉讼当事人的主张责任》一文中予以探讨。

[18]同注[8]，第277页。

[19]参见黄国昌：《民事诉讼理论之新开展》，台湾元照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34页。这与康德所言有异曲同工之妙，即“一个人所说的必须真实，但没有义务把所有的真实都说出来。”

[20][日]高桥宏志：《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79-380页。

[21]参见[德]汉斯·约阿希姆·穆泽拉克：《德国民事诉讼法基础教程》，周翠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1页。

[22]美国大法官霍姆斯提出了设置和运用替代性送达方式的正当性标准：“实质正义的底线要求取代直接送达的替代方式是最可能送达被告的送达方式。”

[23]参见王福华：《民事送达制度正当化原理》，载《法商研究》2003年第4期。

[24]同注[8]，第94页。

[25]参见邱联恭：《突袭性裁判》，载民事诉讼法研究基金会编：《民事诉讼法之研讨》（一），台湾三民书局1986年版。

民事诉讼范文篇10

从20世纪中叶起，社会关系日益复杂，社会矛盾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多数人共同利益受到侵害的事例逐渐增多，成为社会现象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全球范围内要求加强环境权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社会福利权保护及其他共同利益保护的呼声愈来愈强烈。因此各国的立法、学理和司法界，对多数人利益受侵害的救济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1}。多数人纠纷之所以能够引起社会各界的瞩目，其原因不仅仅在于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案件具有新颖性、社会影响较大，更重要的是这类纠纷所产生的多数人利益的共同性，即这类纠纷中的多数人一定意义上处于利益共同体的关系。因此，一个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往往超越了个别损害的范畴，而可能构成对某个潜在利益集团的损害；与之相对应，民事纠纷的形态也由近代民事诉讼法典调整的个别纠纷演变成现代大规模的群体性纠纷，民事诉讼则除了过去的一对一的个别诉讼外，增加了专门处理多数人纠纷的群体诉讼形式，如美国式集团诉讼、英法中三国的代表人诉讼、德国的团体诉讼、日本的选定当事人制度，等等。20世纪70年代后，日本学界将这类新型的民事诉讼称作“现代型诉讼”，也称“政策形成型诉讼”、“政策指向诉讼”，并从民事诉讼法学及法社会学的角度开展研究，积累了各种经验，也对日本的整个法体系形成了很大的影响{2}。

现代型诉讼一词虽源自日本，并被广泛使用，但这并不表明其含义已经明确。相反，日本学者指出：“现代型诉讼”是一个难以确定的概念，其外延也非常模糊，一般是对环境公害诉讼、消费者诉讼等纠纷形态的泛称{3}，美国则称之为“公共诉讼”（PublicLawLitigation）或公益诉讼（PublicInterestLitigation）。尽管现代型诉讼存在着内涵和外延不够明确的问题，但不可否认，有关现代型诉讼的各种表述方式和纠纷形态在本质上必定具有诸多共通性因素。寻找和探究其共通性因素之所在，正是揭示现代型诉讼基本含义的关键。

首先，作为现代型诉讼之基础的现代型纠纷与现代化大生产引起的社会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急剧变化有关，但它并非现代社会所特有的产物。即使在民事诉讼法典化的近代，也存在着环境污染、小范围医疗事故等问题，但由于诉讼制度的欠缺和不完善以及人们权利意识的不自觉，才导致当时的人们或是对此类问题熟视无睹，或是通过诉讼外的方式加以解决{4}。因此，现代型诉讼，一方面在时间要素上，它是相对于近代自由主义民事诉讼法典时期的民事诉讼而言的，另一方面又不能简单地从时间意义上加以把握，将其理解为“现代社会才出现的纠纷诉讼”。

其次，现代型诉讼是均涉及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具有相同或相似诉求的多数人利益的纠纷。多数人的利益理论可分为扩散性利益（diffuseinterest）或普遍利益（interessidiffusi）和集合性利益（collectiveinterest）或集体利益（interessicollettivi）两种。二者的共同之处都在于享有利益的主体众多，但区别何在理论上仍有分歧。有人认为，二者区分的标准在于是否存在一个能够表达该利益的机构：如果有，就是集合性利益（集体利益）；否则为扩散性利益（普遍利益）。因此，集合性利益涉及的群体总是有组织性的，例如代表该集合性利益的协会、工会，职业性团体等。还有人认为，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主体因素，扩散性利益的享有者总是一些不确定的人，他们是因为一定的事实因素（如居住在同一地区或者消费同样的产品）而联系起来的；而集合性利益的享有者则是一个群体或者阶层，组成这个群体或阶层的人之间具有法律上的关系{5}（P．17）。实际上，在意大利，许多学者或毫无区别地使用这两个概念，或仅对二者进行非常简单的区别。即使在立法领域，也没对它们进行严格界定，有时也交替使用这两个概念{1}。

多数人利益无论表现为集合性利益还是扩散性利益，它都具有相对普遍性和社会共享性。尽管多数人一方是临时结成的群体，但是由于人数众多、影响巨大，其诉求可能会被政党所代表的利益集团所考虑，其力量会被一些党派充分利用，直接成为政治斗争和利益分配中的砝码。西方现代民主政治主要是依靠政党、代议制实施，而多数人利益就是这些利益集团政策的基石。因此，集团或群体的利益及其力量必然会在社会决策、资源分配和纠纷解决中扮演重要角色{6}（P．75）。故以解决多数人利益争议为依归的现代型诉讼，在审理对象要素上就超越了过去那种纯粹私权纠纷的“就事论事”的性质，而带有强烈的公益性色彩，这也是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着重于公共诉讼或公益诉讼研究的一个原因。当然，不能机械地认为“现代型诉讼=公益诉讼=群体诉讼”。群体诉讼既有一般私权主张在规模上的扩张，也有与其他群体乃至公共利益相冲突的特殊主张，同时也存在一部分新型的具有很强公益性的诉求{6}（P．141、183）。因此，作为解决多数人利益争议的形式，现代型诉讼与群体诉讼存在着交叉现象，纯粹以私益的保护为目标的群体诉讼无非是传统“一对一”诉讼的复数叠加而已；而公益诉讼则属于现代型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公益诉讼中的公民诉讼、社会福利关系诉讼等纠纷形态，虽不如环境权诉讼、公害诉讼、消费者诉讼等那么典型，但仍然属于现代型诉讼的范畴。

最后，现代型诉讼是伴随着对传统民事诉讼框架与构造的冲击和反思而出现的一种崭新的民事诉讼理念和相关的程序制度安排，具有区别于传统型民事诉讼的诉讼构造及其独特的法律功能、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如前所述，传统民事诉讼所预设的纠纷类型一般都是平等主体间的“一对一”纠纷，法院通过适用立法机关预先制定的法律，确认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归属，最终达到解决纠纷的目的。在这种解决纠纷模式下，主体间的系争利益都是特定化、具体化并且是可以自由处分的私法性质的权益纷争。反观现代型纠纷，其外在化的形式往往表现为或是围绕集合性利益、扩散性利益等多数人利益的纷争，或是当事人之间缺乏相互性和对等性的纷争，表现出很强的公益诉求，因而势必会出现适用传统诉讼模式难以解决，而必须通过法的创造、政策性判断等途径加以解决的情形。概言之，现代型纠纷一旦进入诉讼领域——现代型诉讼的出现，就势必会对传统民事诉讼理论和运作形成冲击{4}。因此，现代型诉讼是建立在自由主义民事诉讼法典基础之上、用于解释和解决现代型纠纷的一种诉讼理念和诉讼制度，它的出现对于传统民事诉讼的辩论主义、证据的提出和收集、当事人适格理论，甚至自由主义诉讼观、纠纷解决的诉讼功能定位等提出了挑战，从而为反思传统民事诉讼理论和制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和契机。

二、现代型民事诉讼的构造

1976年，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的AbramChayes在《哈佛法律评论》上发表了《公共诉讼中的法官角色》一文，在美国引起了巨大反响。[2]该文从1950年后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新型诉讼中，提取其现代性的要素进行解剖，提出了公共诉讼不同于传统诉讼的8个特征：[3]

1．以前的传统纠纷都是围绕着个人的权利义务争议展开的，诉讼的解决也被限定在当事人争议的范围内；而公共诉讼则由法院和当事人共同确定审理的范围。

2．传统的纠纷当事人乃是由于个人利益之争所引发，双方当事人之间关系紧张、相互对立；但是公共诉讼的当事人并非完全对立。当事人的数量也会随着诉讼的进展逐渐增多。

3．传统诉讼中的法院着眼于调查已经发生的事件，并在调查的基础上进行事实审理、适用法律作出判定。可见法院仍然扮演的是传统的司法角色：解决纠纷并保护权利。而公共诉讼讨论的却可能是未来将要发生的损害。因此，与其说法院是司法机关，不如称其为立法机关。

4．传统的诉讼中，法院针对原告受到侵害的权利提出相应的救济办法，可以说权利与救济之间具有天然的逻辑对应，此外，判决的效力也仅仅及于直接的当事人；然而，法院在公共诉讼中可能会针对未来发生的损害提供灵活的救济方式，而这种救济方式也没有传统救济方式所谓的对应补偿色彩。法官在提供救济的时候，必须预见未来的事态发展，按照一个大方向决定救济的路线。同时，法院判决的效力往往波及当事人以外的其他人。

5．传统的诉讼中，由于权利与救济之间存在逻辑对应关系，所以救济的内容也是事先限定好的；而公共诉讼中的救济内容却由参与诉讼的人协商决定。

6．传统的法院在判决生效后就不再染指案件，然而公共诉讼中的法院即便是在判决后也并非就此与案件脱离干系，而是仍对案件保留管辖权。

7．传统诉讼中的法官毫无偏袒、站在中立的立场按照既定的规则做出法律判断；相反，公共诉讼中的法官在事实认定、法律解释过程中一直扮演积极的角色，对于诉讼程序予以组织管理和干预，以确保裁判的公正性、可行性。

8．传统的诉讼对象是发生争议的个人权利和义务，而公共诉讼的诉讼对象大多关涉民众对于政府及大型企业公共政策表示的不满。

AbramChayes教授揭示了公共诉讼中法院和法官、当事人诉讼地位和角色的变化，以及有别于传统民事诉讼的诉讼构造，他关于公共诉讼特性的描述同样适用于现代型诉讼。相对于传统民事诉讼而言，现代型诉讼的诉讼构造具有以下特征：

（一）双方当事人的明显不平等性、非互换性

传统民事诉讼建立在自由主义民事诉讼理念之上，恪守当事人自治原则，将民事诉讼设计为平等诉讼主体的竞技场。传统诉讼中的双方当事人是以“个人”为模型的，在立场上两者具有互换性。这里所谓的“个人”，是指抽象的、中性无色的私主体，不管他是挥金如土的富翁，还是不名分文的卖瓜王婆，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个人”，具有高度的同质性。与之相对的是，在现代型诉讼中，原告是因为同一事实或相似的原因而已经受到损害的或者将来可能受到损害的受害人（如消费者、居民）；而被告则多为国家、地方政府、公共团体或大企业。原告与被告相比处于“弱者”的地位，双方所能控制的资源之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也就是说，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平衡，没有在立场上相互替换的可能性{2}。因此，现代型民事诉讼构造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当事人诉讼地位的不平等性。

现代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的不平等性既可以表现为双方经济实力上的悬殊差异、有无律师等因素造成的诉讼权利不能平等行使，也可以表现为因距离证据的远近、接近证据的难易、举证手段和举证能力的差异所致的事实上不平等。在传统民事诉讼中，证据分布一般处于均衡状态，双方当事人自行持有、控制证据和收集证据，在实体结果上很少因证据程序设置问题而出现不公正的情形；即使证据在当事人间的分布稍有欠缺，如非主要证据不足等，也可以通过法院的职权探知主义加以补足{4}。而在公害诉讼、产品责任诉讼、消费者保护、医疗损害赔偿等现代型诉讼中，证据在当事人双方之间的分布是极不平衡的，用于证明要件事实的证据材料往往处于加害方的控制领域之内，而受害人则可能无从知道有关证据材料的信息，即使知道也无法获取该证据。例如，产品是否有缺陷、产品缺陷产生于在生产过程还是流通过程等证据材料，消费者无从知晓；排污方所排放的污水是否超标、受害人所受的损害与排污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据，掌握在排污方手中，而污染受害人也无从举证；医疗侵权诉讼的病患及其家属对于医疗机构在诊疗护理过程中是否违反了医疗规程、是否尽到了谨慎注意义务以及损害是否由医疗行为引起等专业性问题，均一无所知，而且病历等相关证据材料完全由医院控制，导致患者举证无门。因此，居于优势地位的一方当事人垄断、隐匿其所独占的证据资料，使得对方当事人就相关证据资料的使用上处于不平等地位；同时还要考虑到，加害方控制的证据材料往往是有利证据和不利证据夹杂在一起，如果加害方只提出对己方有利的证据而隐藏或篡改于己不利的证据，那么呈现于法庭的证据不仅是有限的，而且也是一边倒的，法院基于这种证据作出的判决就很难保证其公正性。

当事人双方的不平等性对现代型诉讼的程序制度安排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现代型诉讼必须确保和便利处于弱势者一方的当事人能够行使法定的诉讼权利，防止被强势者一方利用其实力地位所拖垮和压制；更重要的是，在事实和证据制度上采取超越传统民事诉讼制度的一系列有助于弱势者一方实现其实体权利的程序装置。

在传统型民事诉讼中，事实证据资料的收集、提出责任的分配，在理论上向来以“辩论主义”在法院与当事人之间进行垂直的分配，而以“主张、举证责任”的概念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水平分配{7}（P．202）。依据这种水平分配标准，传统民事诉讼的原告要承担苛刻的主张责任：原告在诉状中须载明请求权以及主张该请求权赖以成立的、具有关联性和系统性的具体要件事实，否则就有使该事实不能成为判决基础的危险；当事人所要提供的证据资料由对方当事人、案外第三人知悉或持有时，举证人只能申请法院调查证据，申请书须载明“申请调查的证据”及其所要证明的“待证事实”，且都要求具备“重要性”及“具体性”两个要件，即申请人一方面表明申请调查的证据如此重要，以至于其证明的待证事实是一个可能影响诉讼结果的重要事实，另一方面必须就“待证事实”作详细具体的描述，且必须详细说明所要申请调查的证据的具体内容。为此，申请调查证据的当事人必须在申请之前就对该证据的存在及内容有清楚具体的认识，对于申请人本来就不知道的证据之收集或发现来说就无能为力了。故传统型诉讼中法院调查证据程序的功能仅在于使当事人知悉的证据内容通过此程序让法院得知而已。

事实证据资料的收集、提出责任的这种水平分配，对原告课予了非常严格的主张责任，如果适用于现代型诉讼中，就有可能出现大多数受害者的权益难以得到保护的局面，有违实质正义。为此，现代型诉讼发展出了一套不同于传统民事诉讼的制度设置，主要包括：（1）鉴于当事人双方的非互换性，现代型诉讼一方面缓和了原告受害人的主张责任，同时又进一步强化被告加害方的主张责任。原告主张责任的缓和是通过主张责任“具体化”要件的缓和实现的，原告主张某一积极事实后，被告不能像在传统民事诉讼中那样针对原告的请求原因作出“单纯否认”即可，而是依据当事人的完全陈述义务要求被告的否认须附具理由，否则作为拟制自认处理。[4]（2）强化当事人的证据收集权，建立情报与证据收集先行程序。在现代型诉讼中，普遍存在着证据在当事人双方或第三人间分布不均衡的结构性问题，以及受害人因欠缺证据收集权所面临的举证困难。英美法系国家通过Discovery制度使当事人回复到实质的武器平等地位，并确保当事人就争议案件的证据资料有公平接近、使用的途径；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则通过课予诉讼当事人的“真实完全义务”或法官的“阐明权/阐明义务”来补救当事人对于持有证据的对方当事人或第三人无直接收集证据权的缺陷。在确立了当事人的直接取证权后，通过设置证据收集先行程序，从而使双方当事人的主张得以具体化。这是一种从正面补足现代型诉讼当事人完成主张责任和提供证据责任之手段的制度安排，其正当性基础来源于民事诉讼观念的改变，即由过去“自由主义诉讼观”发展到“社会的诉讼观”。在自由主义民事诉讼下，民事诉讼仅解决私人间的财产纷争，双方当事人当然必须提出对自己有利的事实证据，而且，其各自也仅负有提出于己有利的事实证据的责任，并不负有提出有利于对方当事人的事实证据的责任。在私法自治原则下，掌握对自己不利事实证据的当事人，当然有权选择不提出该事实证据，因此，隐匿不利于自己的事实证据而获得胜诉判决是完全正当合法的。而在社会的诉讼观下，民事诉讼不应被视为双方当事人间的竞赛，诉讼应追求实质公平正义的实现，诉讼结果不应取决于证据资料的分布或当事人对其掌握的程度，不能因一方当事人隐匿有利于自己的事实证据而取得胜诉判决。（3）通过适用证明责任倒置{8}、降低诉讼证明标准、大胆运用表见证明[5]等缓和证明责任的替代方案，来试图解决负证明责任的权利人证明困难的问题，从而达成救济受害人实体法上权利的功能。

（二）法院和法官的积极角色

传统型民事诉讼是建立在辩论主义基础之上的，辩论主义也是事实证据资料收集提出责任在法院与当事人之间进行垂直分配的依据。辩论主义真正表达了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主体地位，体现了近代自由主义的法理念，始终居于传统民事诉讼的根本支柱的重要地位。日本学者兼子一指出，辩论主义的内容主要有三项{9}（P．71—72）：（1）判断权利发生或消灭的法律效果所必要的要件事实（也称主要事实），只要在当事人的辩论中没有出现，法院不得以它作为基础作出裁判。（2）法院在判决理由中所需要认定的事实只限于当事人之间争执的事实。至于没有争执的事实（自认及拟制自认），不仅没有必要以证据加以确认，而且也不允许法院作出与此相反的认定。（3）认定所争事实的证据资料，也必须是从当事人提出的证据方法中获得的，不允许法院依职权调查证据。由辩论主义的内容可以看出，辩论主义的作用是一维的且是单向的，且作用力是由当事人指向法官，强调法官的被动性、受约束性，从而构筑了法官中立的司法形象。在现代型诉讼中，如果继续一味地恪守辩论主义的单向作用，不注意法官的积极作用，就会产生种种缺陷，阻碍真实的发现和权利的保护。

一方面，辩论主义不仅无法克服现代型诉讼当事人本来的不平等，而且还可能强化这种不平等。“自由主义的民事诉讼作为（被假定的）平等主体之间的竞争规则虚构了当事人机会平等和武器平等，而没有关注这些实际上是否能够实现。……法律所创设的单纯的形式上的平等不仅没有根除不正义、不自由、不人道和不平等，相反却在一定条件下增加了这些现象。”{10}（P．86—88）对于不精通法律而又无人指点的当事人，特别是在对方有律师而己方实行本人诉讼的经济上弱者而言，法律赋予他的诉讼权利可能成为“一个很容易伤害到其自身的武器。因为当事人不知道如何使用这些武器，所以当他希望运用这些武器成功地反驳对手时就常常会伤害到自己。”[6]所以，现代型诉讼中法官如果处于消极中立地位，做出中立裁判，就会以形式公正牺牲了实体正义，最终使民事诉讼演变成弱肉强食的世界，使辩论主义蜕变成“诉讼达尔文主义”。另一方面，传统辩论主义还易造成诉讼的拖延，诉讼效率不高，司法资源不能得到有效利用。于是大陆法系国家大都规定了法官阐明权，法官从事实、证据和法律方面对当事人进行阐明，促使当事人为正确而完整的事实陈述，促使其提出有益的申请；在事实陈述不清楚或者无说服力的情况下，法官必须谋求使事实得到证实，并澄清矛盾；法官应当向当事人指示有错误的或不完善的证据申请；法官还要更多地公开其法律观点，并向当事人指出其明显疏忽了或者认为不重要的法律观点并且给予其发表意见的机会。法官通过行使阐明权来发挥其积极能动性的作用，但这绝不是职权主义的复归。这样，法官的角色就超出了上述辩论主义的范畴，有学者称之为“协同主义”。[7]协同主义已抛弃了辩论主义下法官所恪守的不干预，是完全不同于辩论主义的一种崭新的诉讼结构，它强调法院、当事人三方的协同关系，法官与当事人之间进行的法律和事实方面的对话而非当事人的陈述在诉讼中占据了核心地位{10}（P．371）。

在德国，有关协同精神的立法早在1877年《德国民事诉讼法》就作出了规定，只不过近年来才采用“协同主义”的观察视角。以后经过不断的修订和完善，终于形成了今天的《德国民事诉讼法》中完备的法官阐明权、真实义务、讨论义务、法官的调查取证等规定。协同主义也逐步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同，就连一直坚持法官应当在争议双方之间保持消极地位的对抗制的英国，在其1998年新民事诉讼法第一部分将“法院与当事人必须共同合作以便实现公正、公平和节约的诉讼目标”规定为最高原则。法官的任务现在变成了“积极地管理案件”，如在重要的程序中召开案件管理会议，共同讨论诉讼的进展、需要澄清的事实问题、法律问题和费用问题以及采用替代式纠纷解决方式的可能性。法官应当致力于与当事人共同合作，这被解释为法官众多任务中的第一位的任务{11}（P．449—450）。在美国，有关“管理型法官”的讨论和实践直接触及到了传统的对抗制诉讼模式下高高在上、倍受尊敬、享有崇高权威而无需取悦当事人的法官形象与干预和影响诉讼程序而可能不受当事人一方欢迎的管理型法官之间的角色冲突，由此出现了与“管理型法官”相适应的新诉讼模式的期待。[8]这也是一种类似于协同主义的新观念。

民事诉讼构造的发展变化，是与近现代民法的变迁相契合的。民事实体法由近展到现代，其理论基础和价值取向发生了重大变化，对此，梁慧星先生有精辟分析{12}（P．233—246）。他认为，近代民法（即19世纪的定型化民法）的一整套概念、原则、制度和思想体系是建立在民事主体的平等性和市场交易的互换性基础之上的；近代民法的理念是追求形式正义，并以形式正义来确立近代民法的模式，如规定抽象的人格、私权绝对、私法自治和自己责任。在价值取向上，近代民法着重于法的安定性，要求对于同一法律事实类型适用同一法律规则，得出同样的判决结果。现代民法是指近代民法在20世纪的延续和发展，是在近代民法的法律结构基础之上，对近代民法的原理、原则进行修正、发展的结果{13}（P．286—287）。现代民法已经丧失了近代民法的平等性和互换性，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对立，此即企业主与劳动者、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对立。由此导致民法的理念由形式正义转向实质正义，并以实质正义确定现代民法模式，如具体人格的分化、对私法自治或契约自由的限制、社会责任。现代民法在价值取向上，由取向安定性转变为取向具体案件的社会妥当性。法的安定性与判决的妥当性两种价值有时是相互冲突的，近代民法于此情形常牺牲妥当性而确保法的安定性。而20世纪由于发生了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社会动荡，以及各种各样的严重社会问题，迫使法院考虑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考虑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关系，试图作出在当时一般人看来是合情合理的判决，使判决具有社会妥当性。这样一来，势必要变更法律规定，或者对于同一类型案件因时间、地点等条件的不同，而作出不同的判决，即为了确保判决的社会妥当性而损及法的安定性。

三、现代型民事诉讼的功能

现代型诉讼不仅改造了传统民事诉讼制度和原理，并且在实践中超越了最初的制度设计和立法初衷，发展为一种具有全新理念和功能的新型诉讼制度。从各国的情况看，现代型诉讼的出现和壮大，给民事诉讼的形式、特性和功能带来巨大的变化，这种状况被比较法学者认为是民事诉讼今后最主要的发展。在现代型诉讼中，纠纷当事人往往直接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作为诉讼理由，引发全社会对这类案件的强烈关注，法院通过对这些案件中的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做出裁判，可以直接促进司法对于涉及重要社会利益的问题的介入，发挥法院在发现规则、确立原则和参与利益分配协调中的社会功能，并使法律原则具体化。如判决格式合同中是否存在“霸王条款”、显失公平，判断建设规划中是否存在环境危害等，从而使司法的功能从事后救济向确立规则和实现预防危害发生的调整性功能延伸{6}（P．54）。

（一）预防和救济功能

“现代社会之法律思想，已经由传统之事后损害赔偿制裁之救济方法，进入以事前预防损害及实现权利之保护措施。”{14}（P．882—883）与现代民法追求实质正义的价值取向相一致，现代型诉讼抛弃了传统民事诉讼可能带来的“口惠而实不至”的弊端，为现代型纠纷的预防和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现代型诉讼不仅具有不同于传统民事诉讼的事后救济功能，更重要的是其独有的纠纷和损害的预防机能。

现代型诉讼中，原告对被告的实质性请求内容，有时不仅是损害赔偿，还包括预防性禁止，或者将两者合并提出，这两项请求都涉及到评价被告方活动之公共意义的问题。以前绝大多数的现代型诉讼都属于损害赔偿诉讼，近年来预防性禁令诉讼呈不断上升趋势。前者通过向人数众多的受害人支付巨额赔偿金（惩罚性赔偿、制裁性赔偿），给原告以经济性刺激和资助律师费用等作用，来发挥抑制损害的功能；后者是为了防止将来的侵害，而对具有广泛影响的被告行为提出的停止请求，非常明显地体现出预防侵害的诉讼动机。德国汉堡大学H·盖茨（HeinKotz）教授在描述现代型诉讼时指出：“原告不仅主张自己的利益（多数的场合是很小的权利），而且还尝试排除与原告处于同一立场的利益阶层的人们的扩散的片断性利益的侵害（但从整体来看，或许并不是那么广泛的侵害），这是该诉讼的特点所在。换言之，这种诉讼的对象不是以私人权益为中心的私人之间的纠纷，而是针对某种公共政策的存在方式的不服。”{15}（P．66）

损害赔偿通常被认为一种事后救济方式，但美国的惩罚性赔偿（制裁性赔偿）法理则内含着对违法行为的抑制功能的最直接认可。因而，在承认惩罚性赔偿的法律文化中，损害赔偿诉讼也发挥了制裁违法者或防止违法行为的作用。但是在德国这样一个“规范出发型”的诉讼文化中，损害赔偿制度应以填补受害人的损害为重点，与刑事制裁不同，惩罚性赔偿被拒绝引人德国。不仅如此，惩罚性赔偿如果离开了陪审团制度和联邦制多元化管辖权的存在，也难以发挥其预防性功能。所以，德国非常重视具有公益性社会功能的团体诉讼。团体诉讼主要表现为停止侵害或撤销之诉，而非损害赔偿之诉，其主要功能是制止违法和预防保护。团体诉讼一般以实体法上的不作为请求权为基础，通过消费者团体、经营利益促进团体、环境保护组织等适格的团体提起“不作为之诉”起到预防违法行为发生的作用。鉴于预防性禁令之诉在原告请求的内容上都具有面向将来的特点，而且事关被告加害人行为的直接调整，能够最有效地发挥现代型诉讼的预防功能，加之惩罚性赔偿的合法性、正当性在不少国家倍受争议，而且现代型诉讼中原告起诉的主要动机并不是为了在财产上得到对过去所受侵害的赔偿，而是意图使规范构造能够在将来发生转换，因此，在司法救济法领域出现了由损害赔偿转向预防性禁令的口号。

一、现代型民事诉讼的基本内涵

二、现代型民事诉讼的构造

5．传统的诉讼中，由于权利与救济之间存在逻辑对应关系，所以救济的内容也是事先限定好的；而公共诉讼中的救济内容却由参与诉讼的人协商决定。

6．传统的法院在判决生效后就不再染指案件，然而公共诉讼中的法院即便是在判决后也并非就此与案件脱离干系，而是仍对案件保留管辖权。

8．传统的诉讼对象是发生争议的个人权利和义务，而公共诉讼的诉讼对象大多关涉民众对于政府及大型企业公共政策表示的不满。

（一）双方当事人的明显不平等性、非互换性

（二）法院和法官的积极角色

三、现代型民事诉讼的功能

（一）预防和救济功能

（二）协商参与功能

现代型诉讼可以为争议双方提供协商的平台。通过提起诉讼促使此前陷于僵局的当事人间的交涉、协商，这是现代型诉讼的机能之一。有时候只有提起诉讼才能迫使国家或大企业坐到能够对等地展开交涉的谈判桌前，也有以此设置当事人之间进行持续协商的平台的情况。让对方坐到谈判桌前，并使其做出应答，从而使当事人之间的和解得以实现，这也是现代型诉讼的机能之一。在这一过程中，对方也可能提出本方过去无法获得的资料，并明确其意图{2}。

现代型诉讼之所以可以生成，媒体的舆论报道、诉讼支援团体的活动、学者的理论化分析评价等不可或缺，尤其是律师团体的积极参与功不可没。现代型诉讼中总是有相当数量的律师辅助原告团，并作为诉讼和市民运动的核心开展活动。日本的律师之中，有一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不计个人得失地参与对弱者的人权救济的人权派律师，有时候，他们几乎是无偿地参加辩护活动。在烟草病等诉讼中，律师团体甚至公开募集愿意成为诉讼原告的人，并成功起诉；而在对中国人和韩国人的战后补偿诉讼中，有很多高龄的原告是由律师找到，并由律师负担全部辩护费用进而展开诉讼活动的{2}。

现代型诉讼具有凸显社会问题的机能。针对争议的问题，引起社会的关心和议论，唤起社会的舆论，这是现代型诉讼能够在诉外发挥实际影响力的根本理由。也正是因为具有这样的机能，才使原告在可能没有希望胜诉的情况下，依然做出起诉的决定。包括公益诉讼在内的现代型诉讼，当前已成为一个符号、一种大众性的话语机制，通过它可以改变公共讨论的主题，给予缺乏权利保护手段的人以关注和声音，提出新的改革目标。对于那些被边缘化的群体而言，现代型诉讼有时是进人政治生活的惟一或者最不昂贵的人口，为他们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合法的途径。[9]共享的诉讼活动、原告集团的暂时团结，有助于形成一种公共目的的意识，并激发彼此的信赖与合作。因此，现代型诉讼可以为原本缺乏政治力量的群体赋予政治力量，它也通过将从前被忽视或排斥的利益包含于一个更广泛的社会议题之中而给予这些群体以合法性。可以说，现代型诉讼是一种特殊的程序装置，具有诸如把一般问题转化为个别问题、把价值问题转化为技术问题的特殊性质和作用，可以分散或缓解纠纷对政治及社会体系的正统性带来的重大冲击，从而发挥出维持政治及社会体系的再生产的“平衡器”功能{16}（P．38—39）。在西方现代社会，每个重大的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都与现代型诉讼息息相关。

（三）权利生成和政策形成功能

大陆法系传统型民事诉讼奠基于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中，司法的功能、权威一般顺服于立法权之下。相对于法院司法权而言，由立法机关代表的议会民主仍然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在面临重大的利益纷争和社会政策时，惟有立法机关具有作出决策的正当性和权威性。法院的任务是严格适用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不得僭越立法机关的权限而进行司法立法，立法机关对司法权的行使也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警惕和戒备。尽管20世纪后半期以后，多数国家的司法权限已经有了明显的扩大，但是多数并不鼓励司法权的过度扩张和司法能动主义（judicialactivism）{6}（P．104），也不认为普通法院有能力完成决策的使命。即便在美国这样一个允许“在宪法案件中由法院行使‘立法’权”{17}（P．51）的普通法系国家，也存在着司法能动主义与司法克制（judicialrestraint）孰优孰劣的论争和交锋。赞同司法能动主义的主张如“法律发展关键的因素就是对社会政策的考虑（霍姆斯语）”、“宪法就是法官所说的宪法（大法官胡格斯语）”与反对的观点如“司法能动主义是一个不幸的现象，如果没有它美国法律将会变得更美好（克里斯托弗·沃尔夫语）”并存，而且从原则上反对一切司法能动主义到主张不受限制的司法自由裁量，各种程度的立场实际上都存在着。因此，在两大法系之间以及大陆法系不同国家之间，民事诉讼的功能和地位表现出巨大的差异，随着当代司法权限的扩大，世界各国民事诉讼制度的功能分化趋向愈来愈明显。美国学者KennethE．Scott将其类型化为“纠纷解决模式”和“政策修正模式”，[10]二者分别代表了传统司法理念和司法能动主义观念，并反映在不同国家的民事诉讼制度之中。

现代型诉讼的权利生成和政策形成功能是与司法能动主义密不可分的，甚至是以司法能动主义作为其理论根基的，这一点可以解释现代型诉讼之所以在日本、美国获得高度重视并取得重大发展的原因。日本二战后的法律制度深受美国的影响，以所谓的“四大公害诉讼”为契机，法院的司法功能得到了强化，具有超越近代诉讼理念的司法能动主义理念逐步深入人心：一方面，在现代型诉讼中，原告常以实体法没有规定的日照权、环境权、嫌烟权等新权利为依据提出自己的诉讼主张，日本法官通过民事诉讼实践将法律上值得保护的利益上升为权利，创造了诸如“·日照权”等民事权利，这种法官造法现象还得到了社会的肯定；另一方面，日本法院对于现代型纠纷的处理，总体上的反应是比较积极的、慎重的。例如，大阪国际机场噪音诉讼中，包括国际航班在内的飞机的运营时间及频度成为争议的问题，原告的请求实际上是对国家运输政策是否恰当提出了质疑。日本民法原则上以财产上的损害赔偿作为侵权行为的法律效果，而未对停止侵害做出任何规定，因而在法律构成上，事关将来的停止请求较难得到认可，然而日本法院从来没有因此而拒绝受理和裁判此类新型纠纷。就判决而言，日本法院通常认可对于过去所受损害的赔偿请求，但对于停止侵害或要求变更、修正公共政策的请求，则除了极少数的下级法院外，都表现得相当慎重，因为一旦在诉讼中认可其请求，则必然会对诉外的很多利害关系人，甚至对国家的政策方针造成影响。

但是，现代型诉讼提供了制度变革和政策形成的契机。随着现代型诉讼的提起和审理，政策发生实质性变更的现象值得重视。例如，在大阪国际机场诉讼中，在一审判决下达之前，根据日本运输省的指示，晚上10点至早上7点的时间段内，夜间航班就已受到了限制；而在一审判决之后，日本《航空机噪音防止法》立即得到了修正，大阪国际机场的航班数因此被削减。之后的日本最高法院判决虽然在认可了对于过去所受损害的赔偿请求的同时，驳回了有关停止夜间飞行的请求，但在最高法院判决之后，晚上9点以后的航班也未再恢复。也就是说，在诉讼中未被认可的停止请求，在现实中已经得以实现。同样，在请求在国有铁路列车上设置禁烟车厢的嫌烟权诉讼中，虽然原告的诉讼主张被驳回，但在判决书下达之前，国铁就已自主设置了禁烟车厢。以此为契机，日本在铁路之外的公共空间中也开始增设禁烟区。现在的情况则和过去相反，到了原则上全面禁烟，仅设置某些允许吸烟的场所作为例外的地步。[11]现代型诉讼的部分原告正是以获得这种实际影响为目的而提起诉讼的，诉讼过程和法院判决会对社会政治状况形成一定的压力，促使立法机关、行政机关调整或制定相应的公共政策，由此使现代型诉讼的机能不断地向法庭之外延伸。

四、我国现代型诉讼面临的障碍与出路

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推行的民事司法改革，对民事诉讼的基本模式和基本结构产生了颠覆性的变革。作为司法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民事诉讼当事人与法院的作用重新进行了分担，辩论主义和处分权主义成为调整法院与当事人之间关系的准则，当事人不再是民事审判的客体而是民事诉讼的主人；民事诉讼的功能也不再像过去那样理解为主要是为了维护国家统治秩序，而是转变为保护市场经济参与人的民事权利。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民事诉讼政策悄然地发生了变化。种种迹象表明，当前我国民事诉讼政策正在逐渐步入自由主义民事诉讼观下的诉讼竞技主义理论：当事人以法庭为竞技场，自由竞胜，法院居中裁判。而这种诉讼观念恰恰是古典主义民事诉讼法的写照和回归。另一方面，基于现代型诉讼在范畴上与公益诉讼有着诸多重合之处，以及社会大众对公益诉讼倾注的热情，我国民诉法学理论也接受了现代型诉讼这个概念，不过更多地是从公益诉讼的意义上理解现代型诉讼。[12]近几年接连发生的消费者知情案、血友病人因使用血液制品而患艾滋病或丙肝案、三毛钱如厕案、郝劲松“发票”系列案、松花江环境污染案、银联卡跨行查询收费案等公益诉讼案件一次又一次吸引了社会大众的眼球，成为一段时间内街谈巷议和媒体网络报道、评论的热点话题。原告败诉居多的法院判决结果依然无法熄灭社会大众对现代型诉讼的强烈需求和制度变革的期许。

我国现代型诉讼面临的问题可以从理论和制度两个层面分别说明。从原理上说，现代型诉讼具有不同于传统民事诉讼的诉讼结构，奉行协同主义而非辩论主义的诉讼法理，专门解决现代型纠纷。然而，我国当前民事诉讼实践中普遍推行的依传统民事诉讼法理解释和解决现代型纠纷的做法，有牛头不对马嘴之嫌，在纠纷及其解决原理之间出现了错位。古典主义之水是解不了现代型诉讼之渴的，勉强为之，不仅对现代型纠纷的解决于事无补，而且极易造成社会大众的司法信任危机，使人民法院二十年来的民事司法改革成果付诸东流，其危害是极其严重的。

在制度层面上，与现代型诉讼理念相适应的民事诉讼制度安排在我国极为匮乏。[13]已有的制度设置存在着结构性缺陷，尤其在事实和证据制度上没有采取有助于弱势者一方实现其实体权利的程序装置；关于事实证据资料的收集、提出责任的分配，仍然机械地以“辩论主义”在法院与当事人之间进行垂直的分配，而以“主张、举证责任”的概念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水平分配。由此形成了一个非常扭曲的格局：民事诉讼法在越来越强调和落实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之同时，关于当事人收集证据权方面却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在当前的中国，当事人私人调查取证的权利非常薄弱。虽然《民事诉讼法》第50条规定当事人有“收集、提供证据”的权利，但并没有为当事人调查收集证据提供具体的制度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证据由对方当事人控制下的举证难题。但该司法解释对于第三人持有证据时当事人如何举证，不仅未能作出合理的规范，相反却对当事人申请法院调取证据作了进一步限定（第17条），在某种意义上使当事人举证之途更加步履维艰。因此，对于第三人持有的证据，当事人欲调查收集，惟有借助于民事实体法以及其他实体法律、法规关于证据持有人、保管人或制作人所负的资料提出义务来加以补救。但是，我国长期以来政府信息缺乏公开性、透明性，有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被附着了一定的准官方色彩，当事人很难向他们收集证据，完成举证责任非常困难。《保守国家秘密法》把许多属于应当公开的政府信息列入“国家秘密”，致使当事人及其律师根本无法取证；《商业银行法》根据“为存款人保密的原则”，明确规定“对单位存款，商业银行有权拒绝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查询，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第30条）；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为了做到司法中立、不偏不倚，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替当事人调查收集证据。我国《律师法》和《民事诉讼法》对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也语焉不详，只是概括性的授权规定“诉讼的律师有权调查收集证据”，司法实践中虽然创造出了律师向法院申请“调查令”以强化律师取证权的做法（如上海法院），但毕竟因适用地域、范围过窄而难以寄予过高的期望。

毫无疑问地，一个面临因无法提出必要的证据以满足其举证责任而承担败诉风险的民事诉讼当事人，具有最强烈的动机诱因去收集所有现实可能获得的证据资料，赋予其证据收集权是一种合理的制度安排。而我国民诉法第65条将收集调查证据的权力完全交由人民法院所独占。基于此，我们可以合理地追问“法院存在什么样的动机去收集、调查相关的事实证据”？答案似乎很少。相反地，法院事实上有着强烈的“反诱因”去收集调查证据，其中最为明显的是法官的工作量。中国的法官在整个诉讼程序中负担了太多的责任：他们必须引导当事人展开各自的主张陈述、阐明当事人主张陈述不明确之处或不完备之处，整理和确定事实上和法律上的争点，主持证据交换和庭审，并撰写冗长的判决书。而收集调查证据则有可能被视为违反司法中立的举动而受到当事人的指责。

可以看出，在规范层面上，我国民事诉讼法课予诉讼当事人举证责任，然而却未赋予其直接收集证据的权能以满足其举证责任；在效率层面上，我国民事诉讼法将调查证据的权限交由最无动力去调查证据、且对充分调查证据不具有切身利害关系的程序参与者——即法官——所垄断，而对具有最强烈的动机去就证据加以认真收集的程序参与者——即当事人——却未赋予直接收集证据的权限和手段{7}（P．46）。这一点，既不同于英美法系国家藉由Discovery制度的建立赋予诉讼当事人证据收集的权限之规定，也不同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在课予公诉机关举证责任的同时赋予其广泛的证据收集权和强制处分权之规定。因此，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范配置，出现了动机、权限与责任的严重错位，对民事诉讼基本价值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其程序制度的正当性、合理性也引起了部分民事诉讼法学者的质疑。黄国昌博士认为，这种不当的制度安排将会产生以下的负面效应：

第一，明显地使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受十分不利的劣势。民事诉讼中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要承担败诉风险。在一个十分倚重于证据来裁判的制度中，关闭举证责任人对证据资料的接近使用的通道不仅降低或消灭其实现实体权利的能力，同时也使不负举证责任的人享有不公平的优势。

第二，这种制度安排会产生抑制诉讼的效果。也就是说，许多在实体法上确有权利的潜在当事人仅因欠缺必要的证据而不得不放弃依诉讼程序实现其权利的努力。当这些诉讼的提起被抑制时，其所影响的不仅是那些潜在原告的私人利益，更重要的是实体法所欲实现的公共利益也将受到极大的挑战。

第三，作为这种制度功能的替代，昂贵的私力调查将成为民事诉讼证据收集的主要依赖。多数情况下，私力调查远较一个以法律强制力为后盾的调查昂贵。其直接结果是使当事人之间本来存在的资源分布不平等的负面效果加倍放大。同时，在欠缺以公正的程序取得证据的合法管道下，将埋下诱使当事人以其他不正当或违法的方式收集证据的祸因。

第四，这种制度安排将会产生过度使用甚至滥用刑事诉讼程序的危险。也就是说，受损害的当事人容易试图以发动刑事调查、追诉的程序为手段，来寻求达成民事赔偿的目的。当某一民事损害有可能构成刑事犯罪时，受害人通常会如此选择，其理由很明显：除了其他程序上的优势外，当受害人无法通过民事诉讼收集必要的证据时，对他而言，利用检察官或法官所享有的强大的证据收集权是一个非常理性的选择。很多情况下，当事人的真正目的并非是将被告人送进监狱，反而是利用刑事诉讼程序收集及调查证据。如果刑事程序仅为手段而非真正目的，此际，过分提起不必要的刑事追诉，甚至滥用刑事诉讼程序的危险将十分显著和迫切{7}（P．59—61）。

为了克服民事诉讼证据司法解释中严苛的举证责任与当事人缺乏收集证据的权限和手段之间的矛盾，我国不少民诉法学者主张借鉴大陆法系民诉法的规定，引入当事人的“真实完全义务”和法官的“阐明权/阐明义务”来予以应对。但是我认为，这种见解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因为，“真实完全义务”仅禁止当事人故意作违反其主观认识的虚假陈述或隐匿显著的重要事实，并未进一步课予当事人开示有关争议事实的证据资料的义务；更严重的问题是，德日民诉法中当事人违反真实完全义务并不伴随着直接有效的制裁措施，从而削弱了真实完全义务的实效性。法官阐明义务虽然会促使尚未满足其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提出必要的证据，但其并不会协助该当事人去发现、搜集必要的证据。所以，在立法论上，我主张中国民事诉讼法应当从正面扩张当事人和律师收集证据的权限和手段，包括实质性地引入Diseovery制度才是根本之道。Diseovery制度对于提高纠纷事实和证据资料在诉讼程序中披露、开示的质与量，正确认定具体诉讼中的争议事实，促进案件的集中审理和诉讼和解，都远较无Diseovery制度的设置为优。同时，在民事司法政策上，要克服“诉讼制度解决现代型纠纷不如诉讼外手段”的不当倾向，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积极推行司法能动主义策略，从而重塑中国民事诉讼制度的面貌。

【注释】

[1]日、美的代表性成果主要有（日）新堂幸司著：《现代型诉讼及其功能》，载《基本法学（七）》，岩波书房，1993年版；（日）大秀介著：《现代型诉讼的日美比较》，日本弘文堂1998年版；（日）小岛武司、德田和幸：《现代型诉讼的作用与特质》，日本《法学家》，1988年增刊：AbramChayes，TheRoleoftheJudgeinPublicLawLitigation，89HarvardLawReview1281—1316（1976）；RobertN．Roberts，ThePublicLawLitigationModelandMemphisv．Stotts，45PublicAdministrationReview527—532（1985）。国内这方面的成果可参见陈刚、林剑锋：《论现代型诉讼对传统民事诉讼理论的冲击》，载《云南法学》2000年第4期；肖建国：《民事公益诉讼的基本模式研究》，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5期。

[2]美国的FredR．Shapiro教授在芝加哥大学的《法学研究杂志》（JournalofLegalStudies）发表了“1978年以来引证率最高的法学论文”（LawReviewArticle），其中AbramChayes教授的本篇论文在美国法学界学术论文引证率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足以说明其学术影响力之大。

[3]参见AbramChayes，TheRoleoftheJudgeinPublicLawLitigation，89HarvardLawReview1302（1976）；（日）大秀介著：《现代型诉讼的日美比较》，日本弘文堂1998年版，第23—24页，转引自段文波：《日美现代型诉讼比较》，载《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1期。

[4]参见德国民事诉讼法第138条。

[5]“表见证明”源自德国，日本称之为“大致的推定”，理论上归为事实推定之一种类型，是指在具有高度盖然性的经验法则发生作用的情形下，当事人只要对“典型的事件过程”作出证明即可，法院无需对更细微、更具体的事实进行细致的认定，就可以直接判断某要件事实存在。表见证明可以视为法院的证据评价活动，也可以作为证明标准减轻的方式。参见（德）汉斯·普维庭著：《现代证明责任问题》，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39页；（日）高桥宏志著：《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60娟1页；吴杰著：《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理论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58页。

[6]（奥）弗朗茨·克莱因：《为了将来一对于奥地利民事诉讼改革的思考》，转引自鲁道夫·瓦瑟尔曼：《社会的民事诉讼》，载米夏埃尔·施蒂尔纳编：《德国民事诉讼法学文萃》，赵秀举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1页。

[7]该词最早由德国学者Bettermann于1972年采用。之后，德国学者巴沙曼（RudolfWassemann）在其所著《社会的民事诉讼：在社会法治国家民事诉讼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对协同主义进行了诠释，作为一种进程，指出了民事诉讼法今后的发展方向。参见肖建华、李志丰：《从辩论主义到协同主义》，载《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8]JudithResnik，ManagerialJudges．96HarvardLawReview374（1982）。

[9]SeeHelenHershkoff，PublicInterestLitigation：SelectedIssuesandExamples，佟丽华、白羽著：《和谐社会与公益法——中美公益法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96页。

[10]KennethE．Scott，TwoModelsoftheCivil，Process，27StanfordLawReView937（1995）．

[11]（日）铃木贤：《现代社会中政策形成型诉讼的条件与意义》，载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编“中外法律体系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7年10月13日。在中国，现代型诉讼促进制度变革和政策形成的机能也是极为显著的。例如在“工商银行乱收费案”判决后，工商银行决定，以前因补卡缴纳100元的其他消费者可凭交付凭证领取返还款69．2元及相应的利息。北京市发改委于同年4月《关于驾驶人信息卡补领换领收费标准的函》，确定机动车驾驶人信息卡（牡丹卡）换卡、补卡的收费标准为30．8元。又如，郝劲松的发票诉讼案后，2005年3月，铁道部向全国各铁路局发出《关于重申在铁路站车向旅客供餐、销售商品必须开具发票的通知》，后北京铁路局所辖各次列车按通知要求，在所有的列车上都配备了发票。

[12]近年中国也有部分学者以“影响性诉讼”概念来指称现代型诉讼。所谓影响性诉讼，是指那些个案案件价值超越本案当事人诉求，能够对类似案件，对立法、司法完善和社会管理制度改进以及人们的法律意识转变产生较大促进作用的个案（参见吴革：《影响性诉讼：一种个案到法治的实践活动和研究范式》，载《中国影响性诉讼》，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可见，影响性诉讼是个较为宽泛的概念，涵盖了现代型诉讼。

[13]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制约了人民法院对于纠纷解决手段的选择，法院为了解决现代型纠纷，不得不更多地寻求调解之途。毕竟法院调解可以掩盖制度供给不足的内在缺陷，也是现代型纠纷得以在现有的制度架构和社会条件下得以“相对解决”的一种技术。当前我国大力推行法院调解的部分原因就在于此。

【参考文献】{1}罗智敏：《意大利对普遍利益的司法保护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载《比较法研究》2006年第1期。

{2}（日）铃木贤：“现代社会中政策形成型诉讼的条件与意义”，载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编，《中外法律体系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7年。

{3}（日）小岛武司：《现代型诉讼的意义、性质和特点》，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4}陈刚，林剑锋：《论现代型诉讼对传统民事诉讼理论的冲击》，载《云南法学》2000年第4期。

{5}（意）白力格里尼·格里诺沃：《对普遍利益保护的社会、政治和司法意义》，载《诉讼法杂志》1999年。

{6}范愉：《集团诉讼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7}黄国昌：《民事诉讼理论之新开展》，元照出版公司2005年版。

{8}肖建国：《论民事证明责任分配的价值蕴涵》，载《法律科学》2002年第3期。

{9}（日）兼子一、竹下守夫：《民事诉讼法》，白绿铉译，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

{10}（德）鲁道夫·瓦瑟尔曼：“社会的民事诉讼”，载米夏埃尔·施蒂尔纳主编，《德国民事诉讼法学文萃》，赵秀举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1}（德）鲁道夫·瓦瑟尔曼：“从辩论主义到合作主义”，载米夏埃尔·施蒂尔纳主编，《德国民事诉讼法学文萃》，赵秀举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