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圣母院摘抄十篇

巴黎圣母院摘抄篇1

1、严酷只能吓唬人们的心，凛冽的北风刮不掉行人的外衣，太阳的光辉照到行人身上，却能使人渐渐热起来，自动把外衣脱掉。

2、极端的痛苦，象极端的欢乐一样不能经久，因为它过于猛烈。

3、有些认真的人断言，人类吸尽了合法的知识之后，就勇敢地深入到非法的知识里去。？？尝遍了智慧树上所有的果实，由于饥饿或是嘴里没味，终于咬起禁果来了。

4、痛苦总是守在欢乐旁边。

5、人类的正义交给那苦刑的可怕的磨盘去磨的，是多么可怜的谷粒呀。

6、一个独眼人和完全的瞎子比起来缺点更严重，因为他知道缺什么。

7、你能知道我对你的爱情是怎么回事，那是火，是烧熔的铅，是一千把插在我心上的刀子啊！

8、诗人如缺少对现实和人类的感情，便无从和大地建立联系。

9、一切文明始于神权政治而终于民主。继统一而来的这个自由法则，也写在建筑艺术里。

10、要想叫观众耐心等待，先得向他们声明马上开演。

11、凡是重大的事件，其后果往往难以预料。

12、有些小事往往变成大事：一颗牙齿会战胜一块岩石，一只尼罗河的老鼠会杀掉一条鳄鱼，一把带柄的剑会杀掉一条鲸鱼。

13、不美的人生来就错！美只爱美。

14、巨富并不是用漂亮文章取得的，最有学问的人冬天还生不起一炉好火呢。

15、象征需要在建筑上开花，于是建筑艺术同人类的思想一道发展起来，它成了千头万臂的巨人，把有着象征意义的飘浮不定的思想固定在一种永恒的，看得见的，捉摸得到的形式下面。

16、在那些建筑物外表不可思议的千变万化之中，却依然存在着秩序和一致。树干总是一成不变，树叶却时落时生。

17、平民之间感情的交流是敏捷的，迅速的，甚至可以说是坦然的。

18、人、艺术家、个人在这些大建筑物上并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而人类的智慧却在那里凝聚，集中起来。时间就是建筑师，而人民就是泥瓦匠。

19、人类的行动都是从两个起点开始，在一个人那里受到尊敬，在另一个人那里却被咒骂。

20、骄傲会使人倒霉，骄傲后面往往紧跟着毁灭和羞辱呢。

21、他明白了人是需要感情的，他知道没有温情，没有爱的生命，就象一个干燥的车轮，转动时格轧格轧的乱响。

22、当热情的头脑开始失望的时候，科学变得多么空虚！

23、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在我们的才智、我们的道德、我们的气质之间，存在着某种平衡，它们毫不间断地自行发展，除非生活遭到重大的变故才会中断。

24、人的心只容得下一定程度的绝望，海绵已经吸够了水，即使大海从它上面流过，也不能再给它增添一滴水了。

25、从一个学者口中倾注给另一个学者的恭维，只不过是一瓶加了蜜的苦胆汁而已。

26、保持健康的秘密就是适当的节制食物、饮料、睡眠和爱情。

27、不幸的人往往如此。他珍惜生命，却看见地狱就在他的背后。

巴黎圣母院摘抄篇2

一、万花筒大战七巧板

让我们首先从一幅插图开始。《拱廊计划》中有一幅名为《万花筒的胜利，或中国游戏的死亡》（Le triomphe du kaleidoscope，ou Le Tombeau du Jeu chinois）的插图――一个身着古装、长发飘髯的中国人摔倒在地。在他身前散落着一副七巧板。他回首望处，只见一个衣装华丽的欧洲妇女右手拿着一只万花筒、左手拿着一页纸，纸上印着万花筒创造出来的各种图案。她趾高气扬，一只脚踏在了倾倒的中国男人的肩头;头微倾，显示出轻蔑和鄙夷的神色。

这是一幅收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里的由德劳内和亚伦编辑整理的石版画，作者不详。本雅明特别注明了画作的时间是1918年。而正是在1916年，苏格兰物理学家大卫・布鲁斯特爵士发明了万花筒。万花筒的构造很简单，只是将三面成一定角度的镜子置于一个圆筒之内，再将一些五颜六色的花纸放入两层玻璃之间。随着镜中角度的变化，影像也会随之变化，并且呈现出各种不断变换的图案。这一发明显示出人类利用光学原理所创造出来的神奇景观，一时间风靡欧洲，并很快传遍全球。万花筒不仅成为老少咸宜的益智类玩具，而且被作为一项重大的科学发明载入史册。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万花筒大战七巧板”这一戏剧性的场景？本雅明在他的《拱廊计划》中记录这一画面有何用意？

七巧板是中国古老的智力游戏，由七块不同形状不同大小的板组成，可以拼成至少1600种图形。玩家可以把它拼成各种人物、动物、物体或者字母符号，等等。七巧板的发明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至明代基本定型。18世纪后，七巧板开始在国外流传。1918年的这幅绘画，一方面显示出七巧板在欧洲已流传甚广;另一方面也暗示出，欧洲人对中国“奇技”既爱又恨。因此一旦出现万花筒这一可替代性的游戏玩具，便立刻变得兴奋异常，直欲将七巧板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而后快。很显然，万花筒大战七巧板，是一个中西文化交流中极具标志性的事件。

那么，本雅明为何会对这幅画感兴趣？他的意图是否也就是我们所理解的西方科技对抗中国传统文化？该图位于《拱廊计划》的[F7a，5]（“卷宗F，7a，5条”）[1]，在这段对插图的说明性文字中，除了交代图画的题目、画面的内容和收藏之物外，并没有包含更多的信息。倒是在[F6，2]中，本雅明专门对“Chinese Puzzle”做了一段解释：“中国拼图在帝国期间渐成时尚，揭示了这一世纪建筑意识的觉醒。在这一拼图时期，其所呈现一个景观、一个建筑或一个形象的阴影部分的问题正是在造型艺术中第一次预感出了立体派原则。（验证：《内阁版画》中有一寓言显示，是谜语破除了万花筒，还是相反。）”[2]

这段笔记中透露出以下几层意思：

1.七巧板这类中国传统的益智类玩具在欧洲非常流行。这里的“帝国时期”包含了法国历史上的第一帝国（1804―1814）、第二帝国（1852―1870）以及第三共和国（1870―1940）这三个时期，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第一和第二帝国时期，即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时期。

2.本雅明并没有特别凸显“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的主题。他更关心的，是通过七巧板的流行捕捉住某些19世纪现代主义艺术发生转型的线索或者讯息。在《巴黎，19世纪的首都》（1935年提纲）中，本雅明指出：“正如随着钢铁建筑的问世，建筑学开始超越了艺术，同样，随着全景画的问世，绘画也开始超越了艺术。全景画发展的高峰恰逢拱廊出现。”[3]钢铁是建筑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人造的建筑材料（在此之前主要是木头和石头），将钢铁运用于建筑被视为拱廊出现的重要条件之一。不过，当钢铁成为建筑材料之初，建筑师并没有意识到它的革命性意义，因此仍然沿用传统的建筑理念和设计。这种新旧混杂的状态构造出一幅奇特的“辩证意象”（或“愿望意象”）：“与新的生产手段的形式――开始还被旧的形式统治着（马克思）――相适应的是新旧交融的集体意识中的意象。这些意象是一种愿望：集体力求不仅克服而且完善社会生产的不成熟和生产的社会组织的缺失。与此同时，在这些愿望意象中出现了一种坚定的意愿，即疏远所有陈旧的东西，也包括刚刚过去的东西。这种倾向使得想象力（被新事物所刺激的）回到了最原始的过去。在每一个时代都憧憬着下一个时代景象的梦幻中，后者融合了史前的因素，即无阶级社会的因素。关于这种社会的经验――储存在集体无意识中――通过与新的经验相互渗透，产生了乌托邦观念。从矗立的大厦到转瞬即逝的时尚，这种乌托邦观念在生活的千姿百态上都留下了痕迹。”[4]钢铁为建筑空间观念的形塑提供了想象力的翅膀;空间观念进而得到与作为科学研究工具的几何学的支撑而赋形;而现代艺术恰恰又从原始艺术中获得灵感，发展出造型艺术的立体原则。因此，立体主义的出现，也就具有与之极为相似的辩证逻辑：它从原始艺术中汲取灵感，将现实主义的细节悉数简化，最终还原成具有某种原初状态的艺术掌握方式――用几何图案勾勒事物的轮廓;同时，它又强调破除单一的视点观察和表现事物的传统方法，试图将三维空间转化为二维，将从不同的视点观察所得形诸画面，甚至想表现出第四维（时间的持续性）的图景。所有这些因素的拼接，就构成了一幅立体主义绘画极为诡异的画面。很显然，这种同时指向过去和未来的既怀旧复古又乌托邦的复杂性，都能从中国拼图在欧洲盛行这一看似不起眼的细节中看出某种端倪来。

3.[F6，2]括号中的“内阁版画”是否就是[F7a，5]中“万花筒大战七巧板”的出处？现在还未可知，但这里的表述似乎显现出本雅明在思考“万花筒”与“七巧板”关系时的某种犹疑或者说辩证。其实，这段括号内的话含义比较模糊。在德文版中，这句话是没有谓语动词的（原文是：“Zu verifizieren： ob auf einer allegorischen Darstellung im C<abinet> d<es）> E<stampes> der Kopfzerbrecher das Kaleidoskop oder dieses jenen ablst.”[5]），英文版中的“Undo”是英译者增补上的。这一增补使得整个语义变成了中西文化的对抗性：要么万花筒“消除”七巧板（中国谜题），要么是七巧板“消除”万花筒。而在德文版中，这种对抗性关系并不强。因此，本文更为贴切的理解可能应该是“伤脑筋的谜语展现的是万花筒形象，反之亦然”。

二、“最大的惊奇……来自中国”

围绕“中国拼图”――七巧板的讨论还仅仅是本雅明宏大的拱廊“星丛”中“中国”问题的一个缩影。在30余个与中国有关的条目中，涉及中国的瓷器、丝绸、面料等日常生活器物，还注意到了中国的建筑、灯笼、皮影戏、传说、美术等民俗和工艺，还有有关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以及孔子、老庄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方面的内容。就其资料来源看，它们或来自欧洲人对中国器物和文化的猎奇记录，或来自欧洲文学中对中国的想象，或来自学术思想研究中对中国思想的观察，或来自类似世博会、博物馆中对中国器物、艺术、工艺的展示。通过这些看上去“繁星点点”的信息，我们大体可以描绘出本雅明是通过哪些渠道和媒介来了解中国，形成了哪些中国印象，提出了哪些中国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应该是本雅明出于何种目的关注到了中国。

很显然，本雅明并不像法兰克福学派另一位重要人物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那样致力于做一个汉学家。他的兴趣还是法国巴黎，是波德莱尔，是拱廊街，是发达资本主义的“纪念碑/废墟”。因此，本雅明与中国的关系，更确切地说，其实是本雅明在思考欧洲问题时，如何将中国问题引入对话。这也正是弗朗索瓦・于连所强调的“（经由中国）从外部反思欧洲”，开展“远西对话”的真正用意。

在《巴黎，19世纪的首都》（1935年提纲）的“格兰维尔与世界博览会”这节的开头，本雅明引用了朗格勒和范德布什的诗歌：“啊，从巴黎到中国，当全世界/把目光集中到你的学说，啊，神圣的圣西门/黄金时代将会重新辉煌地到来……”[6]而在[A10，4]中，本雅明再次援引阿尔弗莱・缪塞的诗：“将两条铁臂组成一幅庞大的铁轨/将环绕我的共和国：从北京到巴黎/数以百计的各色人等，夹杂着他们的口音/将巨大的车厢组成一座巴别塔。”[7]这里的“中国”“北京”并非确实所指，而是含糊地对世界范围内“非西方”的“东方”的所指。但这里明确建构起了一个指向流动的现代性景观：从中国来，或到中国去？

在[G8，1]中，本雅明摘抄了朱利叶斯・莱辛的《这半个世纪的世博会》（Das halbe Jahrhundert der Weltausstellungen）中对1862年伦敦世博会盛况的描写，其中写道：“本届世博会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成果……最大的惊奇……来自中国。直到现在为止，欧洲还没有见过中国艺术，除了……在市场上出售的普通瓷器。但是现在，中英战争已经发生……作为惩罚，圆明园已被夷为平地。……”[8]在资本主义飞速发展、工业革命日新月异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世博会，不仅成为高科技、新产品的展示窗口，更成为多元文化交汇融合的场所。在此之前，尽管中国文化已经由马可・波罗带到了欧洲，中国瓷器、丝绸、茶叶等也早已成为欧洲贵族的奢侈品，但正是世博会，使得中国精美绝伦的工艺得到了展示的舞台，并且震惊了世界。中国第一次参加世博会的时间是1851年，当时中国广东的商人徐荣村携带12捆“荣记湖丝”亮相伦敦，独得金、银大奖;1876年，中国政府第一次以国家身份参加美国费城的世博会。与这两次相比，中国在1862年世博会上的表现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参展对象主要是花瓶、象牙雕刻、蚕茧、生丝和芝麻等。即便如此，也获得了评委会授予的奖章，也成为莱辛笔下“本届世博会……最大的惊奇”。

因此，所谓“从中国来”的，正是“中国器物”所带来的精美、奢侈和荣耀。在[A7a，2]中，本雅明摘抄的是德国著名诗人和散文家海因里希・海涅的《耶符达・本・哈勒维》中的两节诗：“至于耶符达・本・哈勒维，/在她看来，已觉得荣耀/十足，被保存在/任一漂亮的纸板盒中//用一些时髦的中国式的/藤蔓花纹装饰它/就像一只来自侯爵的糖果盒/在全景廊街。”[9]这两节诗最核心的两个意象一个是装饰有中国式藤蔓花纹的纸板盒，另一个则是来自全景廊街的糖果盒，用后者来比喻前者，突出强调的是盒子及其装饰的高贵和优雅的气质。还有如朱尔斯・勒孔特（Jules Lecomte）在“Les Lettres de Van Engelgom”中描写阿方斯・卡尔所住公寓的室内陈设，“四面墙壁上装饰着各种老式物品……中国花瓶、死神、击剑手的衬托以及小烟枪装饰在各个角落”[10]。在其他住处，还有不少来自中国的工艺品和生活器物，如[Q3，4]中的中国塔、[T1a，9]中的中国灯笼、[W13，8]中的中国瓷器、[F0，1]中的中国传说以及[B6a，5]中的“Chinese Bagazinkoff”（一种面料的名称），等等。

三、法兰西的中国皮影

在[Z1，4]这个条目中，本雅明详细摘抄了J.F.Benzenberg《前往巴黎的信》中对在皇家宫殿上演的中国皮影戏的极为详细的描绘。作者在文中对皮影戏的“剧情”可以说一无所知，只能看懂皮影人物形象的性别和数量，弄不懂他们的行动表达什么意思，只能想象是一个人或者四个人在一起的舞蹈。从人物的舞蹈动作中，作者感受到了欢愉和痛苦，如此而已。这封信写于1805年，那时的欧洲还没有发明照相术（照相术的发明之日被确定为1839年8月19日，那天巴黎天文台台长弗朗索阿阿拉戈在科学院和美术学院联合召开的大会上正式公布了达盖尔的照相术），更谈不上电影的出现（1895年12月28日，法国人卢米埃尔在巴黎的“大咖啡馆”放映《火车进站》成为电影诞生的标志）。即使是“活动全景画”（moving panorama）（由约翰・班瓦德发明）的出现，也是1848年之后的事情了。而中国的皮影戏早在13世纪的宋元时期就已随蒙古军营被带到了波斯、阿拉伯和土耳其。从18世纪中叶开始，皮影戏开始传到欧洲。据考证，是1767年由法国的传教士带到法国，并在巴黎和马赛等地演出，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中国皮影戏被称为“中国灯影”，后来被改造成“法兰西灯影”。在这样的背景下，作者对中国皮影戏表演的描绘，无疑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充满了什克洛夫斯基所说的“第一次”的陌生感。

皮影戏以纯手工的方式，利用光照投影的原理，融合中国戏曲的表演技巧，已经初步具备了“电影”的雏形。因此，中国皮影戏的出现无疑是对照相术、活动全景画乃至电影发明的一种催化和预言。而这正是本雅明对摄影、电影这类由机械复制技术而创造出来的艺术形式研究的重要补充。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本雅明提出一个极为重要的看法，“传统艺术形式在其发展的特定阶段努力谋求以后某个阶段为新的艺术形式所随意达到的效果”。他不仅列举了电影产生之前达达主义者是如何通过在二维空间中展示人物的活动的例子，还将皇帝全景画所形成的“集体观众”的机制与电影的观景方式联系起来，进而本雅明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艺术史观：“自古以来，艺术的最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对时下尚未完全满足之问题的追求。每一种艺术形式的发展史都有一些关键阶段，在这些关键阶段中，艺术形式就追求着那些只有在技术水准发生变化的即只有在某个新的艺术形式中才会随意产生的效应。”[11]本雅明的这一艺术史观无疑是极具有远见的。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本雅明会在《拱廊计划》中详细地摘抄有关中国皮影戏的段落了。

这种因中国艺术而带来的震惊感还引发了欧洲美学观念的冲击。在[G15a，2]中，本雅明摘抄了波德莱尔在《论一八五五年世界博览会美术部分》中的一段话：

“为了避免拐弯抹角的、游移不定的笔法，我要用一个几乎等于公式的问题三言两语地把事情说清楚。这个问题是：一位现代的温克尔曼（我们有的是，各国都有的是，懒汉们爱之若狂）将做些什么、说些什么？面对一件中国作品，他会说什么呢？那作品奇特、古怪，外观变形，色彩强烈，有时又轻淡得近乎消失。然而那却是普遍美的一个样品;不过，为了理解它，批评家、观众必须在自己身上进行一种近乎神秘的变化，必须通过一种作用于想象力的意志的现象，自己学会进入使这种奇异得以繁盛的环境中去。……这些人并不批评，他们凝视，他们探索。”[12]波德莱尔在此提出一个极为尖锐的问题：面对中国作品，西方的美学原理已无法解释，但我们又不能否定中国艺术的审美价值。从这个问题出发，波德莱尔明确指出，我们不能将自己的美学观念普遍化，而应该在美的普遍性和美的多样性之间确立审美判断的标准。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把自己封闭在一个体系之内，因为“一种体系就是一种可以入地狱的罪过，促使我们发誓永远弃绝;因此总需要不断地创造出另一种体系，这种疲劳是一种残忍的惩罚”[13]。

四、拾粪的中国农民与城市治理

本雅明的《拱廊计划》也被认为是城市文化的经典著作。本雅明不仅仅关注巴黎的拱廊、世博会、全景画、居室、街道、街垒，而且还聚焦到了诸如波希米亚人、闲逛者、拾垃圾者等城市中的人群。

在[G15，6]中，本雅明摘抄的是波德莱尔在《1846年的沙龙》中的一段活：“每天看见打我窗下经过的就有相当数量的卡尔梅克人、奥萨奇人、印度人、中国人和古希腊人，他们多少都巴黎化了。”[14]波德莱尔在文中讨论的是典型和模特儿中的特殊化和一般化的辩证关系问题。本雅明在此的引用应该不是出于美学探究的目的，而是从城市研究的角度，思考在一个“陌生人的城市”中，人的共性与个性的问题。首先，一座城市，尤其是作为国际化城市的巴黎，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陌生人的集聚，而且是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种族的人的集聚，这构成了城市多元文化的基础;但同时，这些人在城市生活一段时间之后，慢慢融入了这座城市特有的生活节奏和风俗习惯，所谓“巴黎化”即显示出具有这一城市个性（相对于作为个体的人而言则是他们之间的共性）的具有典型特征的特点。这也就是波德莱尔所说的“二元性既是统一性的矛盾，也是其结果”[15]这种对城市文化多样性、混杂性的思考，还表现在城市建筑景观方面。在[G16a，1]中，本雅明摘抄了阿米迪・德・天梭的《伦敦与巴黎的比较》中的一段话：“他明智地在不同的区域采取不同的建设方案，以改变这些区域的房屋风格，甚至它们与经典风格相去甚远――比如哥特式、土耳其式、中国式、埃及式、缅甸式，等等。”[16]不过，这种列举式的思考，显示本雅明并没有有意把“中国”作为他者的参照系位置，而是将中国置于非欧洲、非法国的世界其他地方中的一个来看待的。因此，“非欧洲地方之一”应该是中国在本雅明这些思考中的恰当表述。

当然也有例外。在《拱廊计划》的[C4a，1]中，本雅明摘抄的是雨果《悲惨世界》第五部“冉阿让”第二卷“利维坦的肚肠”之“一、海洋令土壤贫瘠”中的一段话。雨果讨论了巴黎的下水道（他将之称为巴黎的肠子）[17]。雨果发现，巴黎一年要将两千五百万法郎抛入海洋：一方面巴黎通过下水道将城市排泄的粪尿排向大海;而另一方面则不惜重金去南极收集海燕和企鹅的粪便。与之相反，中国人则早已形成一套既经济又生态的做法了：“中国人，说来令人惭愧，比我们知道得更早。没有一个农民――这是埃格勃说的――进城不用竹质扁担挑两桶满满的我们称为污物的东西回去。多亏人肥，中国的土地仍和亚伯拉罕时代那样富于活力。中国小麦的收成，一料种子能收获一百二十倍的麦子。”[18]这则条目的独特之处在于：一方面，它讨论的是城市治理问题，与此前主要从精神、情感和价值的维度所展开的城市人文批判迥然有别;另一方面，通过对拾粪所具有的清污、聚肥、省钱等诸多益处的分析来看，无论是雨果还是本雅明很显然都对中国农民的这一做法持高度肯定的态度。“中国农民到城市拾粪”这一细节已显示出中国传统智慧之于克服西方现代性困境的重要意义。五、中国和桌子开始跳起舞来 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他者，之于欧洲的意义是复杂而多面的。在[D17a，5]中，本雅明引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的一句话，“我们想起了，当世界其他一切地方好像静止的时候，中国和桌子开始跳起舞来，以激励别人”[19]。这段话出自《资本论》“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一节的注释。马克思在分析商品属性附着于物之上后，便带来了“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比如“桌子一旦作为商品出现，便转化为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而这一变化恰如当时流行于欧洲的桌子跳舞的降神术和发生在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一样，看似神奇，实则荒诞。

本雅明只是援引而未加说明，他的真正用意我们尚无从把握。仅从马克思的著作本身来看，被称为“中国革命”的太平天国运动的复杂性就可见一斑：一方面，太平天国运动的原因无疑是欧洲人的干涉、英国的大炮和鸦片;但另一方面，它对欧洲的影响同样巨大：“欧洲人民的下一次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争取廉洁政府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取决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20]一方面，太平天国运动给予晚清政府以沉重的打击;但另一方面，“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厉害”[21]。文中马克思主要征引的是当时驻宁波的英国领事夏福礼的信件中的材料，描述了太平天国烧杀抢掠、装神弄鬼的一面，从而消解了太平天国作为“中国革命”的正面价值。因此，马克思也由此认为：“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in persona[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22]

那么，本雅明是否也同样认同马克思对中国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中国革命”（特指太平天国运动）的看法？目前也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说明这个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

其一，本雅明通过对马克思、波德莱尔、雨果、海涅、纪德、缪塞以及在《拱廊计划》之外的卡夫卡、布莱希特、弗兰茨・罗森茨威格、杜保斯克、梅特尼科夫等人著作中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已经建构起了一个属于本雅明的对中国的理解和认识，完成了对中国的文化想象和建构。

其二，本雅明接触中国问题，首要的兴趣不是了解中国，而是经由中国反思欧洲。因此，我们完全不必苛求本雅明对中国了解的肤浅，甚至错讹（如他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画展》中对中国美术史的判断并不准确，对中国书法的理解也有问题）。值得关注的角度是，本雅明在思考那些问题时发现了中国的意义和价值。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本雅明这些选择性的发现和创造性的误读予以积极的评价。

其三，中国文化已在欧洲传播了几个世纪。从思想文化到风俗器物，中国文化已经形成弥漫在欧洲文化中的因素，如同中国的水墨画，时浓时淡，若有似无。“中国”之于本雅明也不是可有可无的存在：与本雅明关系密切的布莱希特从中国戏曲中发现了“第四堵墙”的完美实践;本雅明非常青睐的作家卡夫卡也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甚至自称“内心深处我是中国人”。

本雅明虽然没有来过中国，但与中国有关的文字还有不少。除了《拱廊计划》中的中国因素之外，还有一些短文（如《法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画展》《单行道》中的“中国古董”等）对中国艺术展开了讨论。在卡夫卡研究中，本雅明尤其重视《中国长城建造时》之于卡夫卡的重要意义。他不仅用中国人的性格去讨论卡夫卡笔下的主人公“K”，而且从中国戏曲中获得启发，论述卡夫卡的“姿态（gestus）”美学，等等。关于这方面问题的详细讨论及其与中西文学和美学思想的辩正，就只能下回分解了。

注释

[1]关于《拱廊计划》中这些标识的意义，可参见豆瓣网中胡桑的一段说明。http：///annotation/14553853/.

[2]Benjamin， Walter， The arcades project， translated by Howard Eiland and Kevin McLaughli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64.

[3][德]本雅明：《巴黎，19世纪的首都》，刘北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4]同上，第6页。

[5]参见德文版《本雅明全集》第五卷。Walter Benjamin Gesammelte Schriften V・I， Suhrkamp， p.227.

[6]同[3]，第12页。

[7]Benjamin， Walter， The arcades project， translated by Howard Eiland and Kevin McLaughli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715―716.

[8]同上，p.187。

[9]同上，p.51。该诗在中国有两个译本，但均有明显的误译，本文采取的是完全直译的方法，以期更准确地把握原意。其一是钱春绮译本：“至于耶符达・本・哈勒维/她认为把他放在一个/画着中国式的美丽花纹的/漂亮的厚纸盒里，/就像那画着一位伯爵，/站在要道口浏览全景的/精致的糖果盒里，/那已是光荣万分。”（[德]海涅：《耶符达・本・哈勒维》，《罗曼采罗》，钱春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304页。）其二是潘子立译本：“耶胡达・本・哈列维嘛，/她认为把他保存在/绘有漂亮的中国图画的/美丽的厚纸盒中，//像一位在大路口/观风景的侯爵的/精美的盒子糖里，/已经足够荣耀了。”（[德]海涅：《耶胡达・本・哈列维》，《海涅全集》（第3卷），章国峰、胡其鼎主编，潘子立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30页。）

[10]同[7]，p.223。

[11][德]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才勇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版，第57―58页。

[12]同[7]，p.200。[德]波德莱尔：《论一八五五年世界博览会美术部分》，《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59页。

[13]同上，[德]波德莱尔文，第361页。

[14]同[7]，p.199。同上，《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第256页。

[15]同[12]，[德]波德莱尔文，第256页。

[16]同[7]，p.201。

[17]“下水道”是19世纪欧洲文学中的经典意象。这里是阴暗、潮湿的地方，污秽、丑恶的居所，流浪汉和罪犯的藏身地;但它又是虚伪的地上世界的批判者和反对者，正因为如此，雨果赋予了下水道“城市的良心”的意义。（参见拙作：《地铁空间：一种深度美学的重塑》，《城市中国》第44期。）

[18][法]雨果：《悲惨世界》（下），李丹、方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0页。

[19]同[7]，p.776。[德]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8页。

[20][德]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7页。

[21][德]马克思：《中国纪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45页。

巴黎圣母院摘抄篇3

关键词：中世纪；知识分子；大学

在社会分层体系中，知识分子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作为“以思想和传授其思想为职业的人”[1]，他们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社会环境也塑造着知识分子，欧洲中世纪的特殊社会环境造就了中世纪知识分子的特殊形态：虽然依附于教会，但他们却仿照城市手工业者所建立的行会，组成了学者的行会即大学，来争取身份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也就是说，尽管具有教士的身份，但作为学术组织的成员以及具备理性批判的精神，使他们无愧于知识分子的称号。

一、中世纪知识分子产生的社会条件

越来越多的现代历史学家都同意，把中世纪称作“千年黑暗的中世纪”，看作上承罗马帝国之衰亡，下启文艺复兴的一个蒙昧野蛮的过渡时期，这显然是不恰当的。恰恰相反，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一个进行综合和创造的时代。也就是说，在中世纪，通过不同文明的融合和冲突，最终形成一种新型的文明。正如美国学者罗兰・斯特龙伯格所评价的那样：“整个古代世界的多重遗产――希腊哲学和科学、东方宗教――都流入日耳曼社会这个具有旺盛精力的蛮族世界的模子里。这种情况就像各种陈年老酒装入新瓶子里，或者说在年轻的躯体里烈火中烧。欧洲被迫把各种不同的思想和价值体系融为一体，因此也就不断地致力于新的综合。”[2]这样的时代，必然是一个文化、思想、知识活跃的时代，也必将是一个知识分子活跃的时代。

当然，在中世纪的早期，即6到8世纪，的确发生了严重的文化衰退。“昔日辉煌的古典文化完全淹没在蛮族人的蒙昧而粗野的习俗中。”[3]在这样一个动荡而蒙昧的乱世里，修道院为古典知识的保存与传承提供了庇护。然而，修道僧并不能被认作是中世纪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几乎是那个时代唯一能够读写的人，但他们并未有独立的身份意识和自觉的文化责任感，抄写文献如同诵经、祈祷、劳作一样，对他们来说只是赎罪修行的手段。

中世纪知识分子产生于12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代。12世纪的文艺复兴，则得益于城市的复兴和翻译运动。

（一）城市的复兴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活动的舞台和自我组织的参照。

中世纪早期城市凋敝，西欧几乎完全变成了一个农业社会。从11世纪开始，城市逐渐复兴，“从12世纪往后，中世纪世界再一次成为城市的世界，其中城市生活与市民精神几乎与希腊罗马的古典时期同样浓厚”[4]。城市是一个人口聚集，也是各种知识汇集的地方，各种思想在这里交流、碰撞，因而也激起人们求知的热情，吸引着求知的人们汇集到城市。同时，工商业者阶层对世俗知识产生大量的需求。相比较乡村生活，城市中的市民文化更有活力，也更世俗化，更为重要的是，城市拥有知识复兴所必需的自由、宽松的氛围。于是，在城市的社会分层结构中，产生了一个特殊的阶层，一个以创造和传授知识为业的群体，即知识分子。正如法国学者雅克・勒戈夫所说的：“在西方国家，中世纪的知识分子随着城市而诞生。在城市同工业（说得谦逊一点是手工业）共同走向繁荣的背景下，知识分子作为一种专业人员出现了，他在实现了劳动分工的城市里安家落户。”[5]为了自我防卫与自我管理，城市居民通常按照职业建立行会，中世纪城市可以被看作各种行会和社团的统一。行会为知识分子提供了自我组织的参照模式。这种由知识分子所组成的行会，就是大学。也就是说，城市孕育了知识分子和大学。大学的兴起，表明欧洲学术和教育中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

（二）12世纪的文艺复兴还得益于翻译运动，它为知识分子的知识活动提供了可供咀嚼和消化的材料。

翻译运动可以说是欧洲古典文化经过阿拉伯人的消化，在12世纪重新回到欧洲，反哺欧洲。翻译运动开始于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但主要是在西班牙，特别是在托莱多进行的。托莱多翻译学校将亚里士多德的整个文集以及许多伟大的穆斯林和犹太哲学家及科学家的著作翻译成拉丁文，因而在一段时间，它作为一个文化中心，与巴黎和波隆那齐名。[6]通过翻译运动，希腊哲学家和科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德、托勒密、希波克拉底、盖伦的著作重新回到欧洲；此外，一些著名的阿拉伯和犹太学者，如阿维森那和阿维罗伊的著作也同时进入欧洲。“拉丁欧洲的翻译工作所产生的影响是具有革命性的。回教与希腊原文的传入，深深刺激了复苏中的学术界。”[7]翻译运动再加上，拓宽了人们的视野，欧洲的精神生活如同从睡梦中苏醒，到处弥漫着一种精神兴奋，青年人在求知欲的驱使下，成群结队地外出求学，投奔到一些著名的教师门下。在流动中逐渐汇聚到一些著名的学术之都，形成许多学者的团体。为了保障学术研究和知识传授的自由和权利，在与市民、城市当局、教会的冲突中，大学得以建立。

二、中世纪知识分子的特性

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各种社会都存在着知识分子或者具有知识分子倾向的人群，他们以生产知识或传授知识为业，或者以捍卫某种社会核心价值为使命，他们生活在形形的社会环境中。无疑，被冠以知识分子的称呼是因为他们具有某种共性：知识和思想是他们关注和活动的主要内容，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进而对现实持有某种批判态度。但是，他们所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也塑造着他们的性格，从而不同环境下的知识分子具有不同的形态。中世纪知识分子兴起于12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这使他们具有这样一些特性。

（一）国际性

尽管中世纪欧洲社会在政治上是分裂的，但教会的统一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活动空间，一个国际性的基督教社会。汇聚于城市，特别是巴黎、波隆那的知识分子们来自欧洲各地，拉丁语是他们通用的语言。被称为“Studium generale”的大学，其成员更是具有广泛的国际背景，其颁发的学位证书在全欧洲基督教世界得到认可。 [8]这种背景使他们较一般市民具有更开阔的视野，他们忠于上帝和真理，而非民族和国家，同时大学的教会背景和经常性的跨国迁徙，都使其具有普世观念和独特的身份认同。

（二）流动性

统一的基督教世界也为知识分子在欧洲各地的流动提供了可能。在求知热情的驱使下，他们四处流动，逐渐汇聚到一些城市，为了自我保护，他们组建了大学。由于大学没有固定的校舍和校产，只是作为学者的行会，所以，当与城市当局或教会发生冲突时，大学便可随时搬迁。通过搬迁，还可能形成新的大学。其中，有一群为求知而四处漫游的穷学生，被称为“哥利亚德”，“他们追随着自己爱戴的老师，在遭到流言蜚语伤害时互相支持，从一个城市走到另一个城市，把不同的学说融合在一起”[9]。他们具有社会批判精神，无论是教会的腐败，还是贵族的特权，都是他们批判的对象。

（三）书本至上

中世纪知识分子所表现出的是对书本、权威，而非对书本以外的现实的热诚，或者说，具体的现实世界在他们关注的视线以外。这是由于，12世纪文艺复兴是由翻译运动引发的，所以，对他们来说，真理就存在于书本中。“在这段时期，人们对那些被正确或错误地视为伟大思想家的人，确实常常表现出迷信般的尊崇”[10]。在对亚里士多德、希波克拉底进行批判之前，在学会运用亚里士多德、希波克拉底的方法研究自然之前，欧洲人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对他们的知识进行消化。所以，大学课程无不是以对某种权威著作的讲解、分析、论辩为核心的，一切论辩无不引经据典，即使有所创新，也因缺少自信而将其归于某个权威。当然，知识创新的确是存在的，即使是围绕书本所作的评注，也存在着自由发挥的空间。“教师不再是注释者，而成了思想家。他提出自己的解答，他体现了创造性。他从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他思想的成果。”[11]

（四）逻辑至上

由于对现实世界不感兴趣，观察和实验这样的经验方法也就没有价值。对他们来说，发现真理的方法只能是从权威出发，通过逻辑推理来建构新学问。涂尔干因此将大学兴起这一时期称为“逻辑时期”。在大学中，教师除了讲解权威著作外，最重要的就是教会学生运用辩证法的技巧。在确定无疑的知识范围以外，还存在着广阔的未知领域和不确定的知识，这正是辩证法大显身手的时候。中世纪的大学没有任何书面作业，论辩既是通往知识的道路，也是显示个人才华的机会。知识分子们在论辩中投入了前所未有的热情，甚至将这种热情运用在一些琐碎的命题上。“毫无疑问，这种对辩论和逻辑分析的偏好，同时导致了智力资源在无聊问题上的巨大浪费。”[12]但是，几百年后，欧洲的学者们将逻辑的工具运用于自然和社会之上，创造出科学和哲学的成果时，应当记得，这种工具是中世纪知识分子遗留给他们的财富。

（五）理性与信仰的矛盾

它构成中世纪知识分子精神世界最核心的问题。对他们来说，首先，神学教义是天启的真理，因此，对教义的信仰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与之前的教父德尔图良“因为荒谬所以信仰”的教诲不同，他们继承了圣安瑟尔谟的教诲即“信仰寻求理解力”，用希腊哲学解释和论证基督教神学，对信仰的探讨需要严格遵循理性法则。中世纪知识分子试图在理性与教义之间寻求平衡，其成果因与大学的密切关系，被称为经院哲学，经院哲学的顶峰就是用亚里士多德的科学和哲学论证基督教教义的托马斯主义。尽管经院哲学的本意是为了坚固信仰，即让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但这种平衡的努力却最终失败，“它们内部产生了分裂，被扯向两个相对立的方向”，从而使理性主义从神学中独立出来。涂尔干评价道：“在有些人看来，这几百年始终处于思想迟钝下的麻木状态，但其实它们从来也不知道什么心灵的平静。”[13]

（六）教士与知识劳动者的矛盾

知识分子是以知识和传授知识为生的人，是城市社会分工体系中的专业劳动者，以学生学费为生活来源。如同城市中其他手工业者组成行会以自我保护一样，他们也组织行会以抗拒教会和世俗力量的控制，在斗争中明确了自己的身份。但是，由于斗争需要罗马教廷作为同盟军和庇护者以及教士特权的诱惑，最终使他们具有教士身份，接受教会俸禄。也就是说，他们在努力摆脱地方教会控制的同时，最终还是使自己置于教廷的控制之下。所以，中世纪知识分子的身上打上这个时代的烙印，他们是披着教士外衣的知识劳动者。

基于以上特性，一方面，中世纪的知识分子能够与社会现实保持一定距离，进而以理性为工具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从而具有一定的独立和自由的精神，一些知识分子甚至“走到异端的边缘”[14]。大学也保护了知识分子的独立与自由，14、15世纪的著名异端，如英格兰的威克利夫、捷克的胡斯，都是大学教授。但是另一方面，对教义的信仰和对教会的依赖，使这种社会批判精神受到限制，他们的独立与自由是不彻底的。探究的激情，怀疑的折磨，始终与知识分子如影随形。巴黎大学的前驱阿伯拉尔是中世纪知识分子的典型，“在他身上，我们还能看到人格化了的中世纪的一切偏好：精深的辩证法造诣，基于理智的信仰，宗教的狂热和求知的热情都奇怪地融合在一起，这正是这个伟大时代独有的标志”[15]。中世纪知识分子是精英主义的，由于缺少受教育的广大民众和大众传播手段，使他们的知识脱离了现实生活，也制约了他们的社会影响力。

三、知识分子与大学

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不仅创建了经院哲学，也创建了教育和学术机构――大学。大学这种组织形式是他们从无到有，自发创造出来的，是他们留给后世最伟大的遗产。

在诸侯割据，教会一统天下的时代，流动的求知人群汇聚在城市，为了自我防卫与自我管理，他们仿照城市居民按照职业建立行会的方式，也建立了教师和学生的行会。也就是说，为了保障学术研究和知识传授的自由和权利，他们组织起来，安排教学、组织管理、发放学位、互助互卫，并在与市民、城市当局和教会等力量的冲突中，通过罢课、迁徙等手段，赢得教皇和国王的支持，获得自治和特权，大学由此而产生。其中，波隆那大学和巴黎大学是中世纪最为典型的两所大学。

相比较巴黎大学，波隆那大学的世俗色彩更为浓厚，它是一所学生大学。早在9至11世纪，意大利北部的一些城市就有一些法学教师在讲授法学知识。其中，波隆那因地处意大利北部交通的十字路口，而成为法学研究和教育最著名的城市。这里拥有著名的法学学者和法律学校，吸引着欧洲各地的学子到此求学。这些学生大部分是外国人，没有市民权，因而时常遭受到各种歧视性对待。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学生们成立了行会，以自卫和互助。[16]学生普遍年纪较大，以及他们具有的法学背景，有助于他们建立并管理自己的组织，并使教师成为大学的雇员，由学生行会为教师支付薪水，管理教学活动，并处罚那些或教学效果不佳的教师。[17]

巴黎大学则更具教会色彩，“该大学不仅由教会权力机构进行督导，并且还几乎完全将学者身份等同于教士神职”[18]，它也是经院哲学的大本营，还是一所教师大学。巴黎大学与巴黎圣母院主教座堂学校存在着渊源关系。由于巴黎是加佩王朝的首都，以及阿伯拉尔等著名教师的感召力，巴黎汇聚了许多求知的学生。主教座堂学校和修道院学校无法满足越来越多的学生，于是一些教师在这些教会学校以外传道授业。为了从巴黎主教及其人的控制中获得独立，教师们组成了行会，来保障自己的利益。在斗争中，大学获得了教皇的支持，掌握了发放学位证书的主动权。[19]与波隆那大学由学生主导不同，巴黎的教师主要是外乡人，而且学生普遍年纪较小，巴黎大学的管理权掌握在教师手里，由教师行会组织教学，颁发学位证书，决定学校重大事务。此外，巴黎大学具有完整的四学部：即艺学部、法学部、医学部和神学部，是一所“整全的大学”，巴黎大学还最早发展出了学院制度，因而成为“大学之母”，是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典范。

大学是由中世纪知识分子创建的。“概括起来，中世纪的大学是一种学者们的行会，它致力于知识的传播，包括不同种族和国籍的学生，这个团体在教会或国家之外享受着一定的自治，自己管理自己的内部事务。”[20]来自欧洲各处的大量教师与学生，使大学具有国际性。早期的大学因斗争时常搬迁，具有流动性。知识分子书本至上和逻辑之上的原则也主导了大学教学的两种基本方式：授课（lectio）与辩论（disputatio）。[21]知识分子存在的理性与信仰的矛盾使大学的最高学术成就是经院哲学。知识分子存在的教士与知识劳动者的矛盾使大学在独立与寻求教会庇护中动摇。

大学创建后，也成为知识分子活动的主要场所。这是因为，知识分子的存在，需要一定的制度化环境。在中世纪，大学就是知识分子生存的最适宜的环境。

（1）大学保护知识分子免受外在力量的侵害，使他们保持一定的独立与自由，为他们提供合法的社会身份。大学兴起后，随着影响力的扩大，大学成为教会、王权之外的第三方力量。大学的自治和特权使大学能够保护知识分子免受市民、城市当局和教会的侵犯，是知识分子的庇护所。

（2）大学还使知识分子成为城市社会分工中依靠教学活动为生的人，即以教师的身份进行专业活动的人，从而有别于靠乞讨为生的修士和依赖教会俸禄为生的神职人员，尽管他们还未完全脱去教士的外衣。身份的独立是思想自由的保障，大学保障着知识分子教学、讨论和研究的自由，在学术研究中知识得以积累，学术规范得以形成。

（3）“知识分子需要经常与自己的听众进行交流、和自己的同行维持交往”[22]，而大学中教师和学生角色的分化，以及教学活动的进行，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听众和同行，提供了知识人角色形成所必需的“社会圈子”[23]。在这个“社会圈子”中，中世纪知识分子及其学术活动最终获得支持与认可，并创造了中世纪学术思想的辉煌时代。

（4）正像行会中虽然存在师傅、帮工、学徒的等级，但这种等级不是固定的，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一定的程序实现向上流动，大学中也存在着教授、助教、学生的等级，然而只要愿意努力并遵守规则就能改变自己的地位。这种基于自致地位而非先赋地位的制度设置激励着知识分子的学术雄心，因而中世纪最伟大的知识分子都是大学成员。

总之，中世纪知识分子是12世纪文艺复兴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知识分子创建了大学，大学也成为知识分子生存的制度化环境。尽管后世对中世纪知识分子评价多有不公，甚至无视他们的存在，而且，“与现在认为的知识分子标准相比较，他们决不意味着有干涉服务与破坏或甚至仅仅批评既存秩序的意图”[24]，但中世纪知识分子确实是现

代知识分子的前驱。同样，尽管现代大学与中世纪大学无论外在还是内在差距都很大，但现代大学无疑是中世纪大学的继承者，因为“二者基本组织结构相同，且历史的连贯性从未间断。”[2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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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夏之莲.外国教育发展史料选粹[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59.

[21] [法] 雅克・韦尔热.中世纪大学[M].王晓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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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波兰] 弗・兹纳涅茨基.知识人的社会角色[M].郏斌祥，译.郑也夫，校.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15.

巴黎圣母院摘抄篇4

一、以推荐阅读书目为契机，帮建科学的课外阅读课业体系

五年制高职护理专业的护生，一、二年级以学习文化基础知识为主，课余时间充裕，压力不大。语文的讲授也贯穿这两年。同时护生进校年龄大都在十六岁左右，且绝大部分都是女生，感性思维优于理性思维，在阅读取向上，容易受教师的影响。因此教师可以利用向护生推荐课外阅读书目的契机，帮助护生建立科学的课外阅读课业体系。

《江苏省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培养学生阅读古今中外各类文学作品的兴趣，课外自读10部以上文学名著，总量不少于200万字。”这就为我们建立课外阅读体系指明了方向：传统文化、经典名著、影视作品、网络文学等可以构成课外阅读的材料体系。

笔者针对五年制高职护理专业一、二年级护生，在开展课外阅读上进行了以下的尝试。

第一学年先安排护生系统阅读我国优秀的文学作品。推荐的书目，传统文化：《诗经》、《论语》、《史记》、《弟子规》、《资治通鉴》、《古文观止》、《唐诗》、《宋词》等作品中的一些篇目；经典名著：四大名著、《骆驼祥子》、《许三观卖血记》、《家》、《春》、《秋》、《儒林外史》、《窦娥冤》、《雷雨》、《围城》、《呐喊》、《彷徨》、《边城》、《金锁记》、《救世情结与白日梦》、《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一个人的村庄》等；影视作品：《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辛德勒的名单》、《肖申克的救赎》、《拯救大兵瑞恩》、《三个》、《人鬼情未了》、《失真的画》、《社交网络》、《当幸福来敲门》、《杜拉拉升职记》等。通过这些优秀文学作品的阅读，加深和拓展护生对自然、社会、人生等问题的思考和认识，增长见识，提高修养，丰富情感，启迪智慧。

第二学年安排护生阅读外国文学和网络文学。外国文学的阅读可让学生领略别样的风格。推荐的篇目有：《简・爱》、《红与黑》、《复活》、《老人与海》、《圣经故事》、《海底两万里》、《羊脂球》、《鲁滨孙漂流记》、《茶花女》、《巴黎圣母院》等。近年来，随着电脑和手机上网的普及，网络文学已逐渐蔚成大观，网络阅读也日益普遍。但大多数护生的网络阅读视野是娱乐趣事、花边绯闻以及一些艺术含量低的“快餐式”网络作品，向护生推荐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可以把她们引向文学殿堂。同时可要求护生利用网络的互动性，尝试参与写读后感、随想随评式的“跟帖”，通过“发表评论”等方式“看帖”、“灌水”，学会由一个欣赏者变成评论者、参与者、鉴赏者，进而引发更大的阅读兴趣。推荐的篇目有《明朝那些事儿》、《历史竟然可以这样读》等。

进入三年级后，护生不再有专门的语文课，抽象思维能力也日趋成熟，因此她们的课外文学阅读欣赏主要通过文学活动形式加以引导。

当然，在选择推荐什么书籍的问题上，教师应充分考虑护生的阅读需要及阅读兴趣。所推荐的书籍要适合护生的阅读水平和接受能力，既要讲求思想性、艺术性，又要有趣味性、系统性和可读性。

二、以开展文学活动为载体，确保课外阅读课业的完成

阅读的习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养成的，如果不能激发护生持久的兴趣，提高阅读质量，把课外阅读活动引向深入，课外阅读课业就会流于形式。笔者在所任课的班级进行了以下尝试：每两周举行一次读书报告会，让护生口述自己最熟悉及最喜欢的文章；交流读书笔记，让护生畅谈课外阅读的收获。每月选一次“读书先进个人”，组织护生评出讲述和读书笔记的优胜者，护生在推荐优胜者时均须写下简明扼要的理由。当然也可采用其他的形式，如故事会磨炼口才和胆量；朗诵会有助于护生感受体会作品所传达的思想感情和提高审美水平；戏剧表演则使护生学习怎样与人合作；编抄报激发护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文学知识竞赛既拓展视野又增强竞争意识；影视欣赏能丰富护生对作品的感悟。当护生获得成功体验后，会坚持大量广泛的阅读，良好的阅读习惯也就随之形成。同时个人的进步往往又是同学们效仿的范例，这样班里就会形成浓厚的课外阅读氛围。

在护生完成课外阅读课业的同时，教师要及时的进行点拨指导。如：定期开设文学讲座，有计划地指导护生阅读。给护生提供交流平台，既能在交流中引导护生的课外阅读方向，并使其在感受进步中获得信心，又能进行必要的监督。

三、借助课外阅读体验卡，构建护生课外阅读课业评价机制

护生课外阅读课业的检查，主要是书面检查。笔者在实践中发现，语文课外阅读体验卡的设计与填写，是目前较为有效和全面的检测护生课外阅读课业评价方法之一。课外阅读体验卡包括以下内容：护生自主制定的课外阅读课业和课业实施情况对照表；阶段性课外阅读日志、随感等；自己喜欢的文学作品、精彩语句段落摘抄本；阶段性课外阅读习作作品及师生评价等。每两周一次交流、打分，由组长定期做好记录，课业成绩与平时成绩挂钩。课外阅读体验卡既方便查阅护生课外阅读课业的完成情况，以及阅读量的积累情况，留下护生课外阅读检查的凭证；又可以此来激励护生爱看书，看好书，养成阅读中保持思考的习惯。

在课业评价过程中，还要充分结合护生阅读习惯较差的特点，遵循宽容性、激励性和引导性评价的原则。把激励、指导护生课外阅读与阅读评价结合起来，在评价中激励、引导，把评价作为激发护生阅读兴趣，养成良好阅读习惯的出发点和归宿，不能为评价而评价，更不能因为评价而损伤了护生阅读的积极性。

课外阅读课业，大大激发护生课外阅读兴趣，扩大了视野，拓展了知识面。使护生的听、说、读、写能力有所提高。另外，更主要的是陶冶了护生情操，对培养护生职业素质大有裨益。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2013-2014年度职业教育研究立项课题“五年制高职护理专业语文课业设计的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课题批准号：2013027）

参考文献：

[1]薛矿军.职高语文课外阅读指导策略[J].中等职业教育（理论），2008，（04）.

[2]唐细流.高职校学生课外阅读现状调查分析――以常州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为例[J].科技资讯，2012，（18）.

巴黎圣母院摘抄篇5

校部分学生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从调查情况朱看，喜欢阅读名著的学生不多，多数学生喜欢蒯读传奇、幽默、侦探故事等消遣类作品，还有不少学生喜欢蒯渎武侠言情小说；对老师或课本推荐的名著，大部分学生兴趣小大；学生用于课外阅读的时间很少，尤其是蒯读名著的时间；大部分学生对理解名著内容有困难，更谈不上欣赏名著。

[关键词]名著；阅读；思考

为了改变学生阅读的现状，提高学生阅读名著的效果，我认真地作了一番分析和思考，采取了如下对策：

一、给学生阅读的时间

为了保障学生的阅读时间，我采用了下面的做法；

1、在不影响学生课业的情况下，将机械的抄写作业尽量压缩，将练习册中繁杂的习题尽量删减，指导学生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每天争取用半小时左右的时间有计划地阅读名著。

2、周末是学生作业量相对较少的时候，可以利用这个时间以阅读的方式来放松自己。

3、利用好国庆长假或五一等假期，建议学生阅读整本的名著。

4、利用好每年两个假期，建议学生在每个假期中要读两

本长篇名著――我们的教材每册书后都推荐了两本名著，这个时候就可以提前进入状态，进行阅读。每学期放假前，我都会布置学生阅读下学期要阅读的名著。

二、给学生选择的空间

学生眼中名著的概念和成人是不一样的，教师不能抹杀学生的选择以达到让学生认同的日的。学生的知识水平和兴趣爱好不同，对名著的选择也不同，让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名著进行重点阅读，将会充分激发学生阅读名著的情感。尊重学生的选择，也许是教师最明智的选择。放手让学生选择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飘》、《巴黎圣母院》、“红与黑》等

世界名著摆上了学生的案头，《世说新语》、《菜根谭》、《孟子》

等古代经典走进了学生的视野，不带任何任务的自由阅读让

学生体验到了阅读的愉悦，走进了一片广阔的精神家园。

三、激发阅读的兴趣

我想，只有培养学生阅读的兴趣，让他们从内心产生阅读的欲望，才能使名著恻读成为一种自觉的蒯读。如何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我经常采用以下方法：

1、以名人读书的生动事例感染学生。我常常利用各种机会给学生讲一些名人读书的故事。学

习《纸船》，学生介绍作者冰心的生平简历，我就跟他们讲冰

心七岁开始读《三国演义》，此后，连续读了《聊斋志异》、《水

浒传》、《精忠说岳》，十一岁开始阅读外国翻译小说，十二

岁开始读《红楼梦》……一个个生动的故事，使学生感受到

了名人对文学名著的如痴如醉，使他们感受到了经典名著的

魅力。

2、从学生感兴趣的课文出发引导学生。

如学刊《从百草同到三味书屋》，学生对生机盎然的百草

园充满向往之情，对能讲美女蛇故事的阿长产生了极大的好

奇，我顺势对学生说：“这篇课文选白鲁迅的《朝花夕拾》，要

想知道鲁迅更多的童年趣事，要想了解阿长是一个怎样的人，

请大家阅读原著。”这样，自然而然地把学生带剑名著面前，

使他们对作品有一种向往和期待，读起来自然就有亲近感。

3、从学生感兴趣的事八手诱导学生。

许多学生都喜欢玩电子游戏，有一种游戏是根据《三罔

演义》的故事设计的，下课时，我经常听到一些学生们谈论

他们玩游戏的“战绩”。我告诉学生：“游戏的人物是没有情

感的机器人，而阅读小晚可以让你感受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

人物的性恪及其处世方式等等，你将从中受到启迪，你的收

获会比玩游戏多得多。”

四、指导理解和欣赏

对有些读物，教师事先点・点、指导一下，学生阅读起米就省力得多，理解起来也容易得多；对有世读物，如果教师任学生阅读后做些分析评价，学生会豁然开朗。就辅导形

式而言可以多种多样，我常用的形式是开发乞著阅渎指导课和名著阅读专题讲座。我在阅读指导课卜给学中讲u月名著的历史背景后，学生豁然开朗，再次阅读，就觉得这篇文章“真

有意思”，并且能够进一步体会到作者耶种深邃的思想和尖锐深刻的语言魅力。

再说专题讲座。讲座不是面向全体学生，而是对文学名著有强烈兴趣的学生，因此，教师要选择阅读品化比较高的文学名著开设讲座，以提高学生的阅读品位。此外，还可以通

过出黑板报的方式，帮助学生加深对读物内容的理解．提高学生的阅读欣赏能力。

引导学生走进名著、爱上名著，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但只要我们广大语文教师认定曰标．咬定青山不放松，

巴黎圣母院摘抄篇6

关键词： 法国 民族意识 自尊心 法语 保护

民族意识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指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凝结起来的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心理状态，是一个民族的主要特征之一。它是在民族共同地域、经济生活及历史发展特点的基础上形成的。在形成过程中，人们逐渐意识到，他们属于同一个民族，都热爱本民族的历史和优良的文化传统，习惯于本民族的生活方式，遵循本民族的习俗，并关切它们的存在和发展，这种表现称之为民族感情。可以说民族感情强大了民族意识。

法兰西民族一直以其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著称于世，以其自由、平等、博爱的现代社会价值发源地身份傲视全球。而它的民族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高卢人民抗击凯撒大帝的征掠，也可以追溯到英法百年战争时期为独立自由而抗争的圣女贞德的出现。但是我们一般认为，法国的民族意识觉醒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期间。在这一时期，《人权宣言》提出“在民”思想，将国民意志最大化，直接导致了封建制度的废除和国民议会的建立；而且，在这个时期，法国社会现有的各种体系初具雏形，如：经济、司法、军队、教育等；最重要的是，法兰西民族和国家的象征符号――三色旗和《马赛曲》都诞生于此期间，而法国的国庆日――7月14日也是为了纪念法国大革命――那一天，巴黎人民攻占了巴士底狱。在法国大革命以后，雅各宾主义成为法国民族主义的主流，法国人也自认为是“一国、一族、一语言”。这样的“同一性”直接引发了法国人沙文主义的民族意识――自信和骄傲，进而使法国一跃成为欧洲版图上一只骄傲的雄鸡。

法国学者维诺克指出：“除犹太民族外，没有其他民族像法国人那样如此坚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戴高乐也曾经语出惊人：“法国如果不伟大，就不成为法国。”当代法国著名作家阿兰・佩雷菲特在他的名著《法兰西病》中也这样说：“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有那么一种倾向，把自己当作世界的肚脐眼。”此话后面的涵义应该是，在所有具有把自己当作世界的“肚脐眼”――世界的中心倾向的民族中，以法兰西民族为最。法国人民有着极其强大的民族自尊心，甚至是自负。他们认为世界上最好的国家是法国，最聪明的人是法国人，最好的语言是法语。他们有着相当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这种自豪感在法语的保护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游客在一家法国旅馆门口看到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人们在这里说外语。于是，这个游客就用英语、西班牙语、德语、俄语等若干国家的语言和旅馆老板交谈，可老板都不理他，最后游客无奈，只能用法语问：“谁在这里说外语？”老板漫不经心地说：“那些外国人。”法国人不喜欢说英语绝不是因为法国人英语水平不高，有的法国人明明能听懂英语，也会说英语，却故意装作听不懂、不会说，而执拗地用法语回答游人的问题，因为法国人坚持这样一个道理：在法国就要说法语。毫不夸张地说，即使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想在法国无障碍地生活也是困难重重。由此看来，法国人是如此地热爱自己的语言，这种热情不仅渗透在黎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就连总统也会在国际事务中做出表率。2006年3月23日，欧盟春季首脑会议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第一天，当欧盟商业游说团负责人、法国商界领袖塞埃在演讲中从法语转变成英语后，希拉克当即率领外长杜斯特―布拉齐、财政部长布雷东离开会场。塞埃发言结束后，另一位法国商界人物用法语演讲，希拉克才返回会场。希拉克用自己的方式抗议法国人不说法语，尽管有些出人意料，但不失为率真。连总统都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法国人能理直气壮地对老外们说：“Exception Fran?aise.（法兰西例外。）”

“法兰西例外”已经成为法国人的常用语之一了，它的实质是法国人表达的一种对法兰西民族的文化态度――礼敬和自豪。这一点在保护法语方面体现的尤为突出。他们对自己的语言“像对自己眼睛一样爱护”。1539年9月28日，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在行宫维莱哥特雷签署了著名的《维莱哥特雷法令》，这是法国历史上第一步涉及法语的重要法律，该法令规定国家的所有文件都必须使用法语撰写，法语从此成为法国的官方语言。但事实当时真正讲法语的人极少，法语仅在巴黎地区和北方的贵族阶层使用。到1635年，为了维护法语的纯洁性与正确性，法国首相创建了法兰西学院（Académie Fran?aise），并于1694年出版了第一部法语字典。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国家对语言的干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政府出台了十几部有关语言的法律。在历史上，第一次把语言和民族国家联系到一起，当时提出口号：“一个统一且不可分割的共和国应该具备一种全国通用的语言。”于是，全国上下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消灭方言运动。这场运动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1992年6月25日，法国通过宪法修正案对1958年制定的第五共和国宪法作出了修改，在第二条内容里补充了“共和国语言是法语”的文字。从此，法国用立宪手段确定了法语的地位。1994年8月4日，法国议会通过了著名的《法语使用法》，全面将法语的使用渗透到各个领域。

为了维护法语的地位，法国人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努力对法语进行保护和推广。在教育方面，法国要求教学语言必须是法语。在科技领域，法国大力支持用法语发表科研成果，增加学术交流中法语的使用率。在文化传播方面，规定各电台的音乐节目必须播送40％的法语歌曲，各电视台每年播放法语电影也不得少于40％，违者处以罚款用于资助民族文化。在体育方面，国际奥委会的官方语言是英语和法语，但国际奥委会的文件包括奥林匹克在内的重要文件里，如果遇到英语文本和法语文本有出入之处，则以法语文本为准。在日常生活方面，法国规定公共场所的所有标语、公告牌必须用法语书写，原文是其他语种的也要翻译成法语，而且法语字母不能小于原文。在对外传播方面，法国于1883年在巴黎成立了“法语联盟（Alliance Fran?aise）”――一个不以营利为目的，旨在传播法国语言和文化的半官方组织。为了保证法语联盟的良好运作，法国政府每年投资高达4500万欧元。在法国政府的财政和政策的支持下，目前“法语联盟”已成立了1000多个，遍布世界五大洲的130多个国家的大城市。“法语联盟”不仅是一个教学机构，而且是促进文化外交和政治交往的平台。不仅如此，法国政府还专门打造了两个国际电视频道。其中，法国电视五台通过59个卫星向世界各国的115亿家庭传送法语节目。法国语言文化机构还编写专门教材，以供全世界以法语为外语的人学习使用。为了传播和弘扬法语，法国于1997年11月在越南首都河内举行峰会，通过了《法语国家》，在政治上确定了法语国家共同体的存在。3月20日还被定为世界法语日。法国希望通过共同体这个合作圈，确保法语在这些老殖民国家的地位。在对抗英语方面，1996年政府建立专门术语和新词审订委员会，配合法兰西学院的四十名德高望重的语言工作者，所有法语新词及其解释都必须经过法兰西学院通过，并且在政府公报上发表后才能算数。新词一经正式公布，所有政府机关必须以身作则，在公文中使用这些标准法语新词。原来在民间流行的一些英文词汇已经成功地被标准法语词汇所取代。有些词语实在替代不了，专家会引用英语词汇的原形，但重新用法语的发音方式来规定其发音，他们认为不应该直接照抄照搬英语词汇，而应该创造出自己的新词，以防止英语的侵入，保护法语的纯洁性。

语言具有民族性，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民族强大则语言强大。法国人大声说着“法兰西例外”，充分体现了法国人的自尊心与自信心，他们用如此强大的民族意识保护着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正好解释了法国这样一个幅员和人口都只能算中等的国家却能跻身于少数世界强国之列的原因。而其目的也是通过此，保护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强国地位甚至是扩大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这也恰恰是民族精神的最终目的。

参考文献：

［1］周庆生，魏丹主编.国家、民族与语言――语言政策国别研究［M］.语文出版社，2003.

［2］阿尔贝・多查著.王庭荣译.法语简史［M］.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

［3］李克勇.法国保护法语的政策与立法［J］.法国研究，2006，（3）.

［4］郭科研，金志茹.法语保护政策对我国语言政策的启示［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

巴黎圣母院摘抄篇7

[关键词] 佛教翻译 基督教翻译 翻译过程

一、引言

佛教和基督教这两大宗教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需要将其浩如烟海的宗教典籍译成中文,同时为了辅助传教,也将国外的科学、哲学知识等介绍进了中国,这样就掀起了中国翻译史上的两大高潮:东汉桓帝末年到宋代的佛经翻译高潮与明末清初的耶稣会士与中国士大夫相结合的科技翻译高潮。这两次翻译高潮,无论在翻译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将中国的翻译事业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为中国翻译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但是,佛教与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广度与深度却有很大的差别,造成两种宗教传播差别的原因很多。本文从各自翻译史的角度,来论证翻译过程是造成两者传播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方便对比研究,本文将天主教与基督教翻译过程合并研究。

二、佛教翻译

我国的佛经翻译,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译经开始,魏晋南北朝时有了进一步发展,到唐代臻于极盛,北宋时已经式微,元以后则是尾声了。翻译佛经的力量,主要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从西方来中国的僧侣,另一部分是西行求法的中国僧侣。

我国佛经翻译确凿可考者,应自东汉桓帝时安世高(波斯人)译《明度五十校计经》始(桓帝元嘉元年即公元151年),这是我国第一部汉译佛典,开后世禅学之源,其中最著名的是安般守意经。他所译的经文质朴而不粗俗,因而被称为直译的鼻祖。后来,月支国人娄伽谶来中国,他译的《般若道行经》开后世般若学之源。

三国时期的支谦,西晋时期的竺法护都是杰出的佛教翻译家,他们对于佛教的流传贡献很大。

十六国时期,前秦国王符坚成立了由道安主持的专门的译经机构――长安译场,中国官译首开于此。道安推荐并组织众多译经大师从事翻译工作,在他主持译场期间,请来了天竺(即印度)人鸠摩罗什(公元339～409年)。在中国佛教史上,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和不空并成为四大佛经翻译家。我国佛经翻译从公元148年安世高译《安般守意经》开始,到前秦为止,基本上都是采用直译法。姚秦时代,鸠摩罗什主持长安逍遥园官方译场,译经弘法,并育英才。他全改以前群家的古直风格,主张意译,鸠摩罗什开了意译的先锋。他第一次把印度佛学按本来的面目介绍过来,对中国佛学的繁荣及隋唐佛教诸宗的形成,都起了重要作用。鸠摩罗什译经极为谨慎,字斟句酌,语言精美,内容确切,他的翻译,力求忠实原文。见到他译的《法华经》的人说,他的译著有“天然西域之语趣”,表达了原作神情,译文妙趣盎然,为我国翻译文学奠定了基础。他还进一步完善了译场,原来的译场只有口授、传言、笔授三个环节,他增加了校对这一环节。译完作品之后写上译者的名字也是从他开始的。

唐朝经济发达,文化繁荣。这一阶段是我国佛教的全盛时期,出现了我国古代翻译界的巨星玄奘。唐代佛教的发展,使译经活动也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比之前代,这一阶段的佛经翻译事业达到了峰顶。其特点是:主译者以本国僧人为多,他们都精通梵汉,深晓佛理;译经的计划性更强,节译选译者极少,往往翻译全集,如《大般若经》一部就有六百卷之多;符姚时期的译场制度,到此时期发展得更为完备;我国佛经翻译史上的四大译家,有两名都出在唐代;所译佛经,在忠实原著方面,大大超过了前代。玄奘不但把佛经从梵文译成汉文,而且把老子的部分著作译成梵文,成为第一个把汉文著作介绍到国外的中国人。玄奘翻译的特点是直译和意译相结合,他明确地提出翻译的标准既须求真,又须喻俗,意思就是译文要忠实准确,通俗易懂。

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开始组织译场,翻译印度佛教晚期的经典,于是恢复从唐代元和六年(公元811年)以来久已中断的翻译活动。“从太平兴国七年起,逐年都译新经,继续到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译出五百余卷。其后,因宋徽宗重道轻佛,国事艰难,缺乏新经梵本,译事时断时续,直至徽宗政和初(公元1111年)为止。到了南宋,记载中已见不到一部译经。

明代佛经译者只有智光等一二人,译了很少几部佛经。至此,梵经汉译,已是月落鸟静。

三、基督教翻译

大约公元633年(唐贞观九年),一批以阿罗本主教(Bishop Alopen)为首的聂斯多尼派(Nestorianism)教士从波斯(现称伊朗)来到中国长安(现今西安)传教,传入中国的聂斯托利派被称为景教。在敦煌石窟发现的「尊经中「诸经目录,记载当时已有35部经典译成中文。公元845年唐武宗灭佛,景教也从此销声匿迹。

13世纪中叶,天主教传教士――孟高维诺主教(Bishop John of Montecorvino O.F.M.)于1294年被教宗尼阁四世(Nicholas IV) 委任为特使,带着教宗给元世祖忽必烈的亲笔信抵达汗八里(北京)。他随即获许在元朝帝国境内传教,史称也里可温教即天主教。他在中国除传教外,也有翻译的工作。他曾在公元1305年给教廷的信件中提及他已将新约及圣咏译成了鞑靼人(今称为蒙古人)的通用语言,并且采用于礼仪及宣讲中。然而这些译本一直未见流传。经过元末战乱和王朝更替,也里可温教渐渐地销声匿迹。

16世纪40年代,葡萄牙耶酥会士沙勿略先后到过中国和日本活动,他是近代在中国传教的第一人。1583年耶稣会士罗明坚(Rev. Michel Ruggieri)及利玛窦(Rev. Matthaeus Ricci)到达广东肇庆。罗明坚是第一位以汉语着述的天主教传教士,他所写的《天主圣教实录》是第一本中文天主教要理书,成书于1584年。在1676～1680年期间,耶稣会利类斯神父(Rev. L. Buglio)翻译了数本礼仪用的经书,其中如《弥撒经典》(Missale Romanum,1670)、《司铎日课》(1674)、《圣母小日课》(1676)、《已亡日课》(1676) 等,与《天主圣教实录》同样都只翻译了一些圣经片段。

明末清初在华活动的耶酥会士以利马窦、汤若望、南怀仁三位最知名,他们为中西科技文化交流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是他们都没有将事业放在圣经翻译上。

18世纪初在法国外方传教会(Paris Foreign Mission)巴设神父(Rev. J. Basset)翻译了较为完整的圣经中文译本,但这本译名为《巴设译本》或《史罗安手抄本》的圣经并未正式付印。

19世纪后期的圣经翻译日渐蓬勃,更多神职人员,甚至平信徒皆有分参与其中,当中有王多默于1875年(清光绪元年)翻译的四福音及宗徒大事录,也未付印。还有李问渔于1897年译就的《新经全集》,《四史圣经》(1900) 及《宗徒大事录》(1907)。之后较有名的译本有:马相伯的《新史合编直讲》(1913?)、《救世福音》(1949?);萧静山译的《四福音》、《新经全集》(1922? );吴经熊译的《圣咏释义初稿》、《福音》及《新经全集》(1946)。

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于1807年来华,即着手翻译圣经,于1813年将新约译好;旧约部份与米怜合译,至1819年完成所有翻译,整本圣经在1823年于马六甲出版,名为《神天圣书》。马礼逊自言较着重“正确明了原文的意义、感觉与精神、用普通大众的文字;避免使用宗教与哲学专门名词”。

《思高圣经》(思高译本现今最通用的名称)的翻译工作由意大利人雷永明(Rev. Gabrielle Allegra O.F.M.)主持翻译,并组织一个有华人参与的圣经学会,帮助他修改译稿,这个学会诞生于1945年,正式成员有李士渔及李志先,非正式成员为万次章、李玉堂及刘绪堂。他们修改雷神父译的《圣咏集》,并于1946年完成并出版。

四、对比研究

通过比较佛教与基督教翻译的过程,笔者发现佛教之所以比基督教传播的广泛和深入,佛教在翻译领域上有以下几点优势:

1.译者

通过对比,笔者发现,佛经的翻译力量,主要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从西方来中国的僧侣,另一部分是西行求法的中国僧侣。而基督教的翻译方式为外国人主译,华士润色;或中外合译;少见国人主译之书籍。

2.机构

十六国时期成立的长安译场是中国官译的开始,佛经翻译由私译转向官译。从私译转入官译,表明佛经翻译从此获得国家财力支持,资金来源方面已无后顾之忧,佛经翻译自道安开始繁荣兴盛也就顺理成章。相比之下,基督教在圣经翻译方面几乎没有成立过专门的国家机构,也没有得到过国家财政支持,翻译力量可想而知。

3.理论

我国佛经翻译从《安般守意经》开始,到前秦为止,基本上都是采用直译法。道安善于总结经验,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里提出了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的理论,开翻译标准讨论的先河。

十六国时期鸠摩罗什主张意译,改正了过去音译的弱点,他精通华梵两种语言,主张翻译时只要不违原义,对原文形式毋须复制。说:“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鸠摩罗什开了意译的先锋,并提倡译者署名,以负文责。

玄奘他制定了“五不翻”的原则,主张以“信”为主。他的特点是直译和意译相结合,明确地提出翻译的标准既须求真,又须喻俗,意思就是译文要忠实准确,通俗易懂。

反观基督教的翻译过程,基督教传入之初国人名士大多不精通西文,或由外国人口译,他们笔述;或西士笔译,他们润色;或共事合作。因此,没有给后人留下有关翻译的理论著作,但圣经翻译过程中并非无规则可寻,在《思高圣经》译本、《国语和合译本》、 《神天圣书》、吕振中译的《新约全书》中都制定了翻译原则。

4.数量与范围。

我国古代佛教翻译的对象主要是印度佛经,而且数量惊人。东汉时期,安清(安世高)来到中国洛阳,翻译了30部41卷佛经;月支派里的竺法护是杰出的翻译家,他译了175部佛经;鸠摩罗什的译著有《金刚经》、《维摩经》、《法华经》、《中观论》、《十二门论》、《百论》等三百余卷;南北朝时期,印度佛教学者真谛来到中国,译了49部经书;玄奘回国后在大慈恩寺内领导几千弟子从事佛经翻译,共译出75部,1335卷经文;宋朝“从太平兴国七年起,逐年都译新经,继续到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译出五百余卷”。据黄心川在《印度佛教哲学》中的统计,现有佛经中可以确定为译自印度次大陆的佛经达1 500多种,5 700多卷,再加上失佚的卷本,佛经翻译曾经的辉煌可见一斑。

而基督教在中国并不专一于宗教翻译,耶稣会传教士在华200年间,他们除了翻译基督教经籍之外,还与我国知识分子合作,译介了大量的西方科学著作,包括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和采矿冶金等学科,共计翻译西书437种,其中纯属宗教的书籍251种,占总数57%;属真然科学书籍(包括数学、天文、生物、医学等)131种,占总数30%;属人文科学者(包括地理、语言文学、哲学、教育等)55种,占总数的13%。

五、结论

通过上述对比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无论在翻译的规模,持续的时间,翻译的数量以及对翻译理论的研究与应用等方面,基督教都无法与佛教相提并论。因此,虽然在传播的广度与深度上,造成佛教优于基督教的因素很多,但是翻译行为本身是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之一,是显而易见的。

参考文献:

[1]秦家懿,孔汉思.中国宗教与基督教.北京:三联书店,1990.

[2]曹琦,彭耀.世界三大宗教在中国.北京:中国社科院出版社,1991.

[3]王友三.中国宗教史.山东:齐鲁书社,1991.

巴黎圣母院摘抄篇8

关键词：莎士比亚 曹雪芹 文学地位 人文环境

一、简述悲剧故事的意义

关于悲剧内容的评判上面，正如英国学者布雷德利所说的：“一个人万事亨通时，由于‘意外事件’而当即身亡，是不足以构成悲剧的……一个人由于疾病、贫穷、恼人的琐事、可悲的恶习或轻微的迫害而慢慢地衰竭而死，这样的故事无论怎样凄楚可怖，从莎士比亚的观念来讲，也不能说是悲剧性。”[1]3-4所以悲剧故事中的主人物，“他的命运影响到整个国家或帝国的兴隆，当他突然从人世显赫的高位跌落在尘土中时，他的覆灭产生了一种对比感，使人感到人是多么的渺小无能，而命运又是多么的不可抗拒，或者说是反复无常；而平民生活的故事无论怎样悲惨也无法与之相比”。[1]6所以迄今为止，莎翁的悲剧仍是文学悲剧中的典范，但他的悲剧精神和原则却和古希腊悲剧是一脉相承的；曹雪芹也是如此。

西方世界对于悲剧故事的喜爱情结既来源于《旧约》和《荷马史诗》，也来源于古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496B.C.-406B.C.）所著的《俄狄浦斯王》等等。其古典悲剧理论源于亚里士多德（384B.C.-322B.C.）。它的经典解释，是指好心眼的国王、王子或大将之类人物所出现的不该有的大灾难（如俄狄浦斯王刺瞎自己的双眼在旷野中流浪而死）或死亡。莎士比亚也是遵循着这个原则进行创作的。

令人称奇的是，和古希腊没有任何联系的中国四大名著，也是非常符合西方古典悲剧理论的大悲剧。所以将古典悲剧理论拓展开来分析，很多的经典文学也应属于悲剧系列作品，再如《罗密欧与朱丽叶》、《天路历程》、《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复活》、《呼啸山庄》、《苔丝》、《红字》、《双城记》、《喧哗与骚动》、《老人与海》、《永别了，武器》、《兔子归来》等等。所以说，在世界文学的范围内，所有的伟大作品全部都是符合古典或现代悲剧理论的，这是经受了漫长时间检验的结果。

莎士比亚（1564-1616）说过：“世界是个大舞台。”因此，我们每个人都是活生生的演员，都在按着天定的安排在扮演着黑脸或白脸的角色，直至死去退出这个舞台。现根据历史上人们的表演情况，笔者从道德的角度，把人类分成三大类型：即圣人型、常人型和妖魔型。莎翁则属于圣人型人物，其圣人之表现主要是通过许多作品所展现出来的博怀和圣人的仁爱之心。其一，是其作品的宏大气势，构思奇妙，尤其是作品所反映的道德内涵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经得起圣人的考验；其二，是许多人物所表现出来的圣人般的言行，也就是莎翁的内心愿望和期盼；其三，是莎翁一生甘愿过着清贫、默默无闻的圣人型生活方式，退休四年在家都不愿写一本传记宣传自己。

曹雪芹（1715？-1763？）比莎翁小一百岁，也是个圣人型作家。他不仅从小就经历了家道由盛而衰的重大悲剧性打击，他后来受贫受苦，刻苦学习，而且终于把他对于人生的悲剧认识写在了巨著《红楼梦》之中，从而为中国和世界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难得的、特殊的文化遗产。

因为悲剧是人类的基本态势，所以描写悲剧文学作品以触动人们心灵深处的悲悯情怀从而使得读者能够对人类产生尊重、重视以及轻视。同时，悲剧作品讲明了人间的生活真相，鼓励放弃对于人间财物事物的各种贪恋，并讴歌和寄希望于死后灵魂的美好归宿。总之，这都是在以和平的态度在安慰和鼓励在悲剧中生活着的人们，从而使得悲剧作品成为了文学系列作品中的典范和主流。

二、品评世俗的评价

如果我们想对世界范围的文学进行评比的话，那些持传统观念的人们必然会认为莎士比亚是排名第一的文学巨匠。若是换一个角度按照笔者的道德伦理原则来评判的话，排名第一的就应该是吴承恩了。而如果把《圣经》也看做是一部文学作品的话，《圣经》就应该排第一。

但是莎翁和曹氏所创作的故事内容可有一比，故而可以并列；或者说曹氏在前，莎翁在后。首先，应该承认莎翁的高地位是个不容置疑的世界事实。所以，对莎翁和曹氏研究的重点应该放在：（1）如何理解好作品中的道德与人生的意义；（2）做些如何有利于翻译的研究，以方便名著的广泛传播。

莎翁的作品极大地丰富、展示了英语的表现力。他的作品字数大约是曹氏的五倍；笔者之所以把曹氏排在莎翁前面，不是看数量，而是看质量。莎翁在一部剧中写一个故事，而曹氏则是在一部书中糅合了数个复杂的故事，前后紧密相连、环环相扣；这就反映了曹氏的文学写作水平、驾驭人物和情节的水平都是远远高于莎翁，其写诗的水平也是相当了得。

比如，“葬花吟”写道：“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天尽头，何处有香丘？……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诗词写得十分悲切、荒凉、空虚和伤感，文字的表现力也已达到了极致。它表面上描写的是林黛玉的心情，实际上表达的是曹雪芹对于人生的极为悲凉但是符合人间实际情况的看法和感觉。所以，这等细腻和深邃的感觉远远不是西方作家能够写出来的。

可是在世界上，曹氏的知名度却远远低于莎翁。

2000年，《纽约时报》和《读者文摘》组织欧、亚、美、澳、非五大洲一百座城市的十万读者进行了投票调查，以精选出世界十部经典长篇名著。笔者将名单整理如下：《战争与和平》、《巴黎圣母院》、《童年》、《呼啸山庄》、《大卫・科波菲尔》、《红与黑》、《悲惨世界》、《安娜・卡列尼娜》、《约翰・克里斯托夫》、《飘》。[2]

2007年，又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的著名作家应邀列出他们最喜欢的10部文学作品。笔者将名单整理如下：《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战争与和平》、《洛丽塔》、（报道中未指明）、《哈姆雷特》、（报道中未指明）、（报道中未指明）、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报道中未指明）。[3]

另外，该报道提到了位列这个名单的两个作家，但未说明排名。他们是：（1）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芬历险记》；（2）乔治・艾略特的《米德尔马契》。显然，该报道缺乏完整的名单，必有难以启齿的滑稽内情。

报道称马克・吐温是美国最好的作家，但是第四名的纳博科夫（美籍俄裔）却已经超过了他的排名，他最多排名第五。所以这是个很有问题的名单，反映出这些当代欧美作家在道德、正义、人格、写作技巧及作品评价等方面都处于比较蜕化的状态。

根据以上两份名单，我们能够品出什么味道呢？大多数的作品都可称为经典，可是世界前十名就不能这样随便排名了。以笔者看来，只有莎翁和雨果两位作家是实至名归的，但是作品没有选对，而其他作家都不配。这两份名单反映出，参与投票的文学读者和作家的文学功底实在不敢恭维，他们连文学故事的味道都品不出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以下简单总结一下：

其一，评选者显然更注重于婚外恋的描写，热衷于把婚外情当是作品中的油和盐。他们却不注重道德、宗教对读者的教化作用。他们的评选角度反映出评选者是出自于当代非常世俗和庸俗人们的心态，这是他们道德层次较低的反映，他们是在迎合低级趣味的读者。其二，托尔斯泰四次被提到，是这两次活动中的最大亮点。其实，他最好的作品应是《复活》，却被有意忽略了。其三，2007年来自英美澳等国的“著名”作家的评选水平比10万读者的评选实际上更加倒退了。尤其是契轲夫都被作家们选上了，说明他们的评选心理已是非常紊乱和变异了。

所以，根据严肃文学应该具有的神性和悲剧的特征，及其容量、广度、深度以及教育、指导、安慰作用等原则，笔者认为，曹雪芹的名次应该排在莎士比亚的前面。

《红楼梦》写得何其波澜壮阔，意义深远啊。可为什么不被外国作家和读者所看重呢？其一，是国内几百年来被一股股力量推动着，或忙于打仗、或忙于造反、或忙于挣钱，权势阶层和普罗大众都在有意忽视文学的地位和价值，忽视精神的作用，从而使得推崇文学的人们始终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其二，就是因为小说的“波澜壮阔和意义深远”没办法被单枪匹马的杨宪益、霍克斯翻译出来，其低级的译文从而就大大地贬低了名著的文学价值。集体翻译《红楼梦》的办法一直就没有人过问，也没有人愿意投资。

这样，喜欢文学的西方读者也没法喜欢《红楼梦》了。从而造成外国不喜欢，中国也不喜欢的状态。因为中国一贯的处事方法是，只有外国重视了，中国才重视。可这件事情就变成是这样的：因为中国不重视翻译，外国就没法翻译、没法读懂、没法重视；然后，因为外国不重视，中国也就跟着不重视了。

以“葬花吟”为例，当我们来细细品味那文字中水平极高的韵味和功力之时，我们就能深刻体会到，曹氏真是极尽其能地彰显了汉字的表达极限，这无疑对汉字而言也是极大的贡献。因此，中国在忽视经典大作家地位的同时，也就是忽视了作家们对于汉语的杰出贡献。人们在轻视经典大作家之时，也就是在轻视自己的母语，轻视自己的母国，轻视自己的祖先。

三、莎翁和曹雪芹的人文环境之比较

世俗之人都想写传记留名于世。莎翁有超凡的天才智慧，他必知道自己能流芳百世。关于这一点，他在第18首十四行诗中已清楚表明了。他在诗中暗示说，只要作品永恒，他则永恒，所以他无须留下传记。传记是不重要的，他的价值、思想都存在于作品之中了。要想了解人生，要想了解莎士比亚，他认为那就去读他的作品好了。

莎士比亚于1564年4月23日出生于英格兰中部的沃里克郡（Warwickshire）的爱汶河（Avon River）畔之斯特拉特福镇（Stratford）。英国文学大师梁实秋也认为，“他的诞辰大概是二十三日”。[4]290他在此地的圣三一教堂受洗，也长眠于此。而从出生地到教堂的这段道路及其他和他有关的东西，都随着他而永垂不朽了。他18岁时突然和比他年长八岁的女子结了婚，23岁时独自去了伦敦加入了演戏行业，并于28岁时崭露头角。他在1611年47岁时写完了最后一部戏剧《暴风雨》。[4]291-292而英国文学大师常耀信却说，莎翁于“49岁时退休”。[5]317这样，其创作的时间充其量只有二十年，却著作盛丰，佳作连连，无与伦比。他于1616年4月23日去世，享年52岁。幸运而有趣的是，生卒的月日都是在同一月同一天。

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是在英国，而不是在别的国家产生了莎士比亚？关键因素就在于英国知识分子的品质中有些非常好的因素：他们愿意且能够保持相当大的独立，不愿做权贵的附庸。因此，他们既能保持并获得必要的尊严，又能为国家和世界作出重要的文化贡献。其次是英国在国家制度的设计方面始终能够给予文人很宽松的创作自由。

比如，约翰逊（Johnson，1709-1784）是作家、评论家和辞书编撰家。他编有《英语字典》、《莎士比亚集》。当他在开始编撰英国首部权威字典时就受到了冷遇，他找不到富人的经济支持。但这不算什么，这只是个别权贵的轻蔑行为，并不是国家给予他冷遇或迫害。他可以自己单干，而且单干成功了，并拒绝在功成名就后附上那位权贵的名字。这就是英国知识分子的骨气。

再如，英国有六名女王。一个不足一千年历史的国家，其女王人数居世界之冠。她们是玛丽一世（Mary I， 1553-1558）、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 1558-1603）、玛丽二世（Mary II， 1689-1702）、安妮（Anne， 1702-1714）、维多利亚（Victoria， 1837-1901）和伊丽莎白二世（Elizabeth II， 1952-）。他们在位期至2013年总共长达200年，这是全世界唯一的现象。这件事情的善良内涵不容小觑，这充分暗示了英王室在革命的浪潮中不被血洗的根本原因：它是男女平等的，它是一夫一妻的，它是尊敬作家的，它是尊重话语权的，它是尊重人权的。

中国的人文环境一直是由许多知识分子在维护着，但他们的问题很大。他们首先要为中国的许多悲剧负主要责任，而不是由体制负主要责任，因为体制也是由他们所设计和捍卫的。虽然孔子一直在教育他们成为权势阶层的奴隶，他却不能为此承担最大的责任，因为他们不能全面继承孔子的思想。作为一个集体的他们，他们有意无意地愿意放弃自我尊严，去依附于皇权，把良心出卖给权力或出卖给金钱（只有魏征等少数人例外）。仿佛只有得到皇帝的青睐，他们才会感到报国有门。此时，他们必为皇帝的利益而牺牲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若得不到皇帝的恩宠，他们就感到报国无门，于是或自暴自弃，或心怀不满而招来文字狱。他们错误地把服务皇帝当做是服务国家，即皇帝=国家；并认为，皇帝（或王朝）亡则国家亡。实际上，只有少数时候皇帝的利益等同于国家的利益。

这种错误认识至少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无意识，竟然就是存在了两千多年之久的人文环境：它是男女不平等的，它是一夫多妻的，它是不尊敬作家的，它是不尊重人权的，它是不服务于大众的。它造成了自己的悲剧，也造成了国家的悲剧、文化文学的悲剧，造成了曹雪芹们的悲剧。

须知，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在融合和扩大，从未灭亡过。灭亡的只是该家族王朝及其追随者。它是改朝换代了，但只是朝代被彻底更换了，而作为完整国家的中国和中华民族从未灭亡过。可惜的是，中华民族一直就被一代代的知识分子们搅和得内乱不止，他们用笔墨混淆视听、篡改历史、颠倒黑白。他们花了大量的力气搞阴谋诡计，热衷于把灵魂出卖给政治或金钱。虽有少数人愿守中立而最终为人所称道，却鲜有人纷纷仿效。

中国著名红学家周汝昌（1918-2012）先生经过大量的考证，认为曹雪芹是死于乾隆二十八年癸未除夕，即公历1764年2月1日。曹雪芹未完成巨著而在康乾盛世中因贫困辞世，更反映的是社会的悲剧、文化文学的悲剧，反映的是善良知识分子的悲剧。显然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英国。英国政府对于作家的宽容和民众的尊敬，都会使这些天才人士人尽其才。莎翁就是最突出的例子。

比如，在《哈姆雷特》中，莎翁描写了一个很容易被当代人忽略的重要细节：当哈姆雷特被新国王派往英国时，随同押送王子的两个士兵携带有一封信件。信中说，请英国国王见信之后杀掉哈姆雷特。王子在船上偷看了这封信件，就把它改为：请英王见信之后杀掉士兵。结果士兵被杀，王子又返回了丹麦。这是什么意思呢？英国本来比丹麦强大，英王却要担当丹麦国王的鹰犬和杀手？虽然莎翁没有指出这是哪个朝代的英王，但是这出在英国上演的戏剧，难道不是在讽刺、贬低、侮辱“英王”吗？或者是在影射当代英王（女王）吗？按照中国的逻辑，莎翁早就被捕，享受满门抄斩待遇了。若如此，从此以后莎翁还有14部戏剧（包括三大悲剧），以及数十首十四行诗就绝对不会问世了。

莎翁写作的数量很大，其中精品众多。于是有两大问题要问：其一，为何莎翁能成功写下那么多数量的作品，并在作品中畅所欲言到非常自由的地步，就是因为他拥有来自国王的大度、大力的支持。而曹雪芹却要提心吊胆地用隐晦的笔法，偷偷摸摸地写作，且在未完成之际就贫困交加而死了。乾隆盛世中的曹雪芹之死，便是对这种冷酷、冷漠、文字狱社会状态的有力控诉。比如，他只敢取名为《石头记》，而不敢使用《红楼梦》。再如，他描写清朝的故事，可是其发型、人物、朝代却是一个虚构的汉人朝代。

当朝都会认为皇帝是最重要的，曹雪芹饿死也不足惜。可时至今日，五千年来皇帝、国王有五、六百名之多，曹雪芹五千年只有一个。是皇帝重要还是曹雪芹重要？然而，这类悲剧故事亦会不断地重演，不免让人经常长叹唏嘘。

其二，为何莎翁的名声远大于曹雪芹？因为英国愿意以莎翁为荣并极愿向外界介绍莎翁。而在中国，文人们喜欢歪曲理解《红楼梦》，且不愿向外国推荐该书。翻译《红楼梦》的中国人只有杨宪益（1915-2009）。据说他是在狱中无法借助字典而翻译完成的。若如此，这更是典型的中国式贡献了：即肉食者坐享其成，坐牢者却常怀报国之心。另一个译者是英国人David Hawks（1923-2009）。当然都有错译。然而，翻译莎翁著作的中国粉丝却有很多很多，不仅有翻译完莎翁全集的梁实秋，更有翻译了大部分作品的朱生豪，以及卞之琳、孙法理、杨德豫、梁宗岱、张谷若、方重、杨周翰、方平、章益、黄雨石、辜正坤等等。

四、小结

正所谓“时势造英雄”。英国的国家“时势”，造就了英国在每一个时代都有很多成就显著的男女作家。从古到今没有断代，是代代相连的承继关系。所以，在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诞生的文学巨匠莎士比亚，正是英国文学在良性人文环境中的杰出代表。这个“良性时势”既有来自皇室的谅解和支持，更有民众的热情拥抱。他们共同构成了、形成了这片适宜于作家成长壮大的土壤。

扪心自问：英国王室之所以没有被血洗更换，那就是他们在近千年的统治中，他们采取了比别国更有人性的统治方法，因而在“因果报应”规律中得以保全。而别国在文学创作上显著的非人性、非天理的统治方法，就导致了皇室的全体覆灭。当他们凶狠、残酷地灭掉了文学天才的声音、灭掉了人们话语权的时候，他们最终就灭掉了自己的小命和统治地位。

所以，曹雪芹的悲剧，《红楼梦》的悲剧，中国四大名著的悲剧，这统统都是中华民族的悲剧。它既是统治者的悲剧，也是历代普通人民的悲剧，历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因为历代知识分子们在极力维护王权、专制的同时，也基本上赢得了多数知识分子的附和以及人民的支持。他们也就共同营造了两千多年的、完全不适合伟大文学及文学家们成长的、奴性的、万马齐喑的贫瘠土壤和国家时势。这个土壤深刻地腐蚀败坏了过去的人文环境和人文基础，导致我们只有缅怀亘古般的过去和遥远的西方，并寄希望于遥远未来了。

参考文献

[1] 布雷德利.莎士比亚悲剧[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3-34.

[2] 世界十大名著[EB/OL].百度百科.2013-4-30.

[3] 2006年，美国《读者文摘》和《纽约时报》评选的世界十大名著[EB/OL]. 2013-2-12.

巴黎圣母院摘抄篇9

[关键词] 动画 美日动画 叙事策略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22.001

动画，尤其是商业动画，要想抓住观众，必须有一个精彩的故事。美国和日本是当今世界两大商业动画生产强国，尽管它们在资金的投入、高科技的运用，以及风格特色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但它们制作的动画同样都能吸引世界各地观众的广泛关注，原因就在于它们都善于抓住动画制作的核心，即讲故事。为了打造精彩的故事，美日动画都采取了一些巧妙的叙事策略，分析这些叙事策略，可以为当前中国动画叙事的发展提供借鉴。

一、题材的多样性和主题的多层次性

美日动画题材广泛多样，大致可分为科幻、战争、冒险、爱情、体育、历史等诸多类别。此外，美国还有同性恋题材动画，如《酷儿鸭》；日本还有吸血鬼题材动画，如《吸血鬼美夕》系列等。但与美国动画相比，日本动画题材不仅分类更细、更杂，而且每种题材都拥有更庞大的作品群，如，体育竞技类动画就有《棒球小英雄》、《灌篮高手》、《足球小将》、《网球王子》、《棒球英豪》、《四驱兄弟》以及《棋魂》等，几乎涵盖了所有的运动项目。

美日动画题材的多样还表现为多种文化的交汇。美国本来就是一个具有多元文化的国家，再加上他们推行全球化战略，其动画题材必然会呈现出多元文化的特点。如《钟楼怪人》改编自法国作家雨果的《巴黎圣母院》，《狮子王》改编自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阿拉丁》改编自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天方夜谭》，两部《花木兰》和两部《功夫熊猫》则充溢着地道的中国文化元素。日本崇尚西方文化的心理表现在动画创作上，就是有很多题材来自欧美，如《圣斗士星矢》沿袭希腊神话，《哈尔的移动城堡》改编自英国小说家戴安娜·W·琼斯的作品，超人题材则受美国同类动画影响较大。但也许因为是邻国、同属于东方国家、文化相互影响与交流频繁，日本动画取材于中国的更多，它们有的利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如《三国志》、《西游记》、《龙珠》、《封神演义》等，有的利用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如《棋魂》、《中华小当家》、《不可思议的游戏》等。但必须注意的是，不管是美国动画还是日本动画，它们运用别国文化元素，其传达的核心依然是它们自己的文化观念和价值体系。

题材的多样变幻，使美日动画能够持续满足不同兴趣爱好、不同阶层观众的需要，而主题的多层次性，又使它们能够满足不同年龄观众的需要。如《狮子王》的主题虽然仍是简单的善恶冲突，但影片也把诸如关于生命如何在大自然中循环，关于一个人应该如何面对困境、如何勇于承担责任等这些较为深刻的内容融入其中。“丑小鸭变白天鹅”、“小人物成长为英雄”这类主题在美国动画中并不鲜见，《快乐的大脚》也是讲述一只与众不同、受人歧视的小帝企鹅曼波如何坚定信念、历经险阻、终于成长为英雄的故事。但在这个经典主题之上，影片不仅表现了动人的亲情、友情和爱情，更是把人类面临的严峻生态问题展现出来：由于人类的过度捕捞使南极洲生态严重破坏，人类必须与大自然和谐共存。这就使观众从影片中获得乐趣的同时，又能有较为深刻的感悟。

日本动画从手冢治虫开始，就有着关注自然、关注生命的传统。宫崎骏的动画如《风之谷》、《幽灵公主》等都反映了现代文明的发展造成了对自然的破坏，人类和自然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但也不限于此，他的动画主题往往兼具多重含义。《千与千寻》讲述小女孩千寻误入一个神秘的小镇，为拯救因贪心而变成猪的父母而历经困难和挫折，最终成长的故事。其中某些片段延续了宫崎骏对生态问题的忧虑，但故事在一个关于少女成长的总主题下，也表现了对友情的可贵、人性的贪婪以及孩子的教育等多方面问题的思考。大友克洋、押井守以及士郎正宗等执着于将网络、机器人以及克隆技术等引入故事，对科技发展下人性的异化以及人类未来的命运进行了深层思索。《大都会》、《攻壳机动队》、《苹果核战记》等都从机器人、半机器人或克隆人的角度来反观人类自身，表达了对美好人性的迷恋和对人性堕落的失望。

可见，题材的多样性和主题的多层次性是使美日动画超越低幼性，而做到老少皆宜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注重对白在塑造人物形象和丰富情节内涵方面的重要作用

动画是通过声音和画面来讲故事的，人物语言是声音的主要组成部分。人物语言包括对白、独白和旁白（也包括歌唱性的），而对白是其主体。这里，我们主要谈人物对白。美日动画都注重对人物对白的精心设计，人物对白不仅能反映人物的性格特点和心理状态，而且风趣幽默，富含哲理。

如《怪物史莱克》中，史莱克从士兵手里救出驴子后，驴子就死缠住他，两人进行了一场有趣的对话：

驴子：“我可以跟你说话吗？听着，你的确有些本领，了不起！”

史莱克：“你在跟我说话吗？”

驴子：“是的，我在跟你说话，你刚才真的很厉害！那些侍卫以为自己很棒，然后你一出现，砰！都跑光了。我看了感觉很爽！”

史莱克：“很棒，真的！”

驴子：“获得自由的感觉真好！”

史莱克：“去跟你的朋友庆祝你的自由吧！”

这段对话把驴子和史莱克两个人的性格鲜明地呈现出来：驴子热情、乐观，而史莱克孤僻、冷漠。

除了刻画人物性格，对白还起着展示人物心理的作用。如《怪物史莱克》中史莱克在星空下和驴子的一段对话，就把自己的内心世界袒露无遗；《借东西的小人》中小人族少女艾莉缇在搬家前与少年翔道别，双方的对话实质上就是一场心灵的交流，既表达出小人族要坚强地生存下去的决心，也表达出少年翔对美丽物种濒临灭绝的忧虑。

美日动画中，每当主人公面临挫折或困境的时候，总会有一位精神导师（尊长或朋友）对他们给予一番谆谆教导，这些人物的话语设计之精警，为剧作增添了不少动人的力量。如《花木兰》中，木兰相亲失败后回到家里，独自坐在院子里的木兰花树下，很失落。这时花弧走过来，安慰她说：

“天啊，今年院子里的花开得真好。可是你看，这朵迟了，我相信等到它开花的时候，一定会比其它的花更美丽！”

这段话把一位慈爱的父亲对自己女儿的关怀和期许表现极富有温情，话语中还蕴含着深刻的哲理。类似精彩的对白，我们还可以举很多，如《狮子王》中辛巴到大象墓园冒险，遭到土狼的袭击被木法沙营救后，木法沙与他的一番倾心长谈；《功夫熊猫》中，阿宝因为受到嘲讽和排挤，想放弃做“神龙武士”时，乌龟大师对他的教导等等。《侧耳倾听》中，当月岛滴滴想写小说却又没有足够的信心时，圣司爷爷拿出一块天然云母石，对她说：

“……其实这些石头被磨过之后，反而没什么意思了。因为高纯度的部分都在内部比较小的地方，外表看起来不起眼的石头，也有可能是一颗好原石。”

总之，美日动画家一直在尽力避免采用平淡、生硬的语言，他们对人物对白的精心设计，使动画避免了干巴巴的讲述，避免了令人讨厌的说教，使观众在兴趣盎然地欣赏故事情节，被其中充溢的情感所打动的同时，也对其所蕴含的哲理心领神会。

三、精心编织剧情，情节设置巧妙，细节妙趣横生

开场对一部动画至关重要，美日动画都注重开场的设置。如《埃及王子》开场，奴隶在监工的皮鞭下紧张、繁忙地劳动，同时，摩西被母亲装在筐子里放入尼罗河，一路漂流，被各种险情所包围；《海底总动员》开场，丑鱼莫林和卡萝正在憧憬美好的生活，突然遭到鲨鱼的袭击，除了尼莫，卡萝和其他孩子都惨遭不幸；《幽灵公主》开场，邪魔入侵村庄，阿席达卡为阻止邪魔而中诅咒，在神婆的指引下到遥远的西方去解除诅咒；《红猪》开场，一群女校小学生被空贼劫持，波鲁克接到电话去营救。这些开场都通过迅速揭示矛盾冲突或巧妙设置悬念，将观众一下子就带入剧情，沉浸于其所营造的氛围之中。

而在故事展开后，动画家又把情节的发展安排得波澜起伏，富有戏剧性。如《海底总动员》莫林被海龟驮着刚脱离卷入漩涡的危险，又和多莉一起被鲸鱼吞入腹中。观众正担心，画面突然切换，镜头转向正在计划破坏鱼缸的尼莫。眼看就要成功了，故事又转回到莫林，原来他被鲸鱼喷出来了。观众刚从莫林脱险中回过神来，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的尼莫又面临新的难题……就这样，一环紧扣一环，危机迭起，悬念层层抛出。有时，即使情节发展到接近尾声，也会让观众再紧张一把。如《玩具总动员》中，胡迪和巴斯光年历尽曲折终于回到小主人身边，享受着幸福生活，圣诞节到了，小主人又收到新礼物：是否会有新的玩具与他们争夺小主人的宠爱呢？大家心里一紧，当最终发现是一只小狗时，玩具们大声欢呼，观众的心也随之彻底放下。其它如《名侦探柯南》、《天空之城》、《阿基拉》等具有戏剧式结构的动画都是这样来安排情节发展的。但《龙猫》、《侧耳倾听》、《岁月童话》等，它们以散文式结构饱含情感地叙述，故事娓娓道来，却非常感人。这种看似无甚技巧的叙事方式其实是达到了很高境界的。

在情节发展过程中，美日动画家善于点缀一些妙趣横生的细节，情节因细节而增光添彩，人物因细节而血肉丰满。如《怪物史莱克》中，菲奥娜公主清晨起来找食物，与小鸟互飙高音，小鸟不敌“高手”、“啪”地一声爆炸了，三只鸟蛋遂成为了他们的丰盛早餐；《天空之城》中，当希达和巴斯在天空之城上着陆后，两人在草地上歇息。一个机器人走过来，他们连忙去保护飞行器，生怕机器人弄坏了。谁知机器人只是把飞行器小心地挪开，原来下面压着一窝鸟蛋。由此，机器人对弱小生命的珍爱可见一斑；最妙的是《侧耳倾听》中天泽圣司、圣司爷爷和他的朋友为月岛滴滴歌唱伴奏的一段，细心观看，我们就会发现他们演奏乐器的指法动作与其真实的旋律竟然配合得天衣无缝！

此外，美日动画还注意整个情节模式的不断创新。如《美女与野兽》中，暴躁自私的王子因为没有一点爱心而遭到女巫的诅咒，变成了野兽，美女贝儿为救父亲而答应被野兽囚禁，两人由针锋相对到相知相守，经历一番波折，贝儿的一滴热泪使野兽变回为英俊王子。故事中，充当“灰姑娘”角色的是野兽王子，这是对《灰姑娘》等爱情故事模式的翻转。《怪物史莱克》则对之前所有类似的故事模式进行了颠覆，这里的男主角史莱克一点也不英俊潇洒，也没有高大英武的白马，不过是一头唠唠叨叨的驴子，史莱克解救公主只是为了要回自己的沼泽地；公主被营救之后，不仅没变漂亮，反而变得和史莱克一样丑陋。再如，同样描写少女在冒险中成长，《魔女宅急变》是一位有魔法的女孩到现实世界中去修行；而《千与千寻》是一位来自现实世界的平凡女孩到一个神魔聚集的场所去冒险。除了情节模式的创新，还有叙述模式的变化。如，日本动画中，同样描写童年乡下田园生活，《龙猫》完全按照故事发展的时间顺序叙述，《岁月童话》则在现时事件发展过程中不时穿插闪回片段，现实和回忆交错进行。

由此可见，美日动画之所以好看，有味道，其巧妙的情节安排和丰富的细节设置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

四、打造视听奇观，充分发挥场景和音乐在叙事中的作用

打造视听奇观，可以带给观众突如其来的惊喜，使他们获得充分的视听享受，从而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同时，视听奇观的呈现，在叙事中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国动画受好莱坞电影影响，喜欢采用高科技设置一些给人以强烈视听震撼的大场景。这些大场景在剧中不同地方所起的作用又是不同的：有的确定叙事基调，如《狮子王》开场，在雄壮的背景音乐中，黄澄澄的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广袤的非洲大地上，动物们在晨曦中苏醒，纷纷奔向荣耀石，去参加小王子辛巴的洗礼仪式，接着展现了百兽朝拜小王子的壮观场面。这种场景的设置是与这部动画的史诗性风格相符合的。《花木兰》中，面对密密麻麻进攻的匈奴兵，木兰心生一计，把火炮对准山顶积雪发射，造成大雪崩，积雪从山上汹涌而下，匈奴兵狼狈逃窜；《埃及王子》中，摩西带领人民逃到海边，他把手杖往海里一杵，霎时，海水就像被刀劈一样迅速向两边分开，中间闪出一条道路。这两个场景既是视听奇观，也是整个故事情节经过发展、积累而最终爆发的一个高潮。还有，如《飞屋环游记》中，开发商们强令卡尔搬家，卡尔关上门与老房子道别，当开发商们再回头看时，只见成千上万的五颜六色的气球争先恐后地从房顶涌出，一把拽起卡尔的房子飞向空中；《食破天惊》中，爱发明创造的弗林特为解决人们吃饭的问题，通过变异水分子结构而重构食物分子，结果实验出错，仪器飞上天空，导致空中大团大团的五彩云朵聚集，一会，漫天降下“汉堡雨”。这些场景绚丽壮观，想象奇特，给情节增添了极大的感染力。美国动画中，音乐除了作为背景声音起到渲染剧情的作用，还直接参与叙事。从早期的《白雪公主》、《灰姑娘》一直到《狮子王》、《花木兰》以及《兰戈》等，都存在这种音乐，它们在剧中相当于人物的对白、独白或旁白，起介绍剧情、展示人物心理和性格的作用。这种音乐往往载歌载舞，具有好莱坞百老汇歌舞剧的特色。

大友克洋和押井守都是日本电影感较强的动画家，他们作品中也经常会出现一些具有视听冲击力的大场景，如《阿基拉》中的东京大爆炸以及铁雄与军队的激烈对抗；《空中杀手》中战斗机群在空中列队飞行、激战。《悬崖上的金鱼姬》中，波妞为了去找宗介，从泡泡中挣脱出来，与海浪搏斗，于海啸中在鱼背上快速奔跑，这些场景都极具冲击力。日本动画不仅会设置一些眩目的大场景，而且还注重场景的写实、唯美和精致。《攻克机动队》是一部科幻动画，但片中大街两旁遍布的商铺招牌、标识，以及巴特与凶犯激战的场所——不管是熙熙攘攘的闹市还是一个小小的胡同，它们设计之细致，都给人非常真实的感觉。至于吉卜力动画的场景设计，更是让人们所称道：《龙猫》和《岁月童话》描绘了梦幻般优美的、具有浓郁乡土风情的田园风光；《千与千寻》展示了一个光怪陆离而又富有浓厚民族特色的神魔聚集的场所——浴镇；还有《哈尔的移动城堡》中内部构造精微的移动城堡，以及《天空之城》中漂浮于空中的神秘的天空之城拉普达……几乎每一个场景都是一幅精美的图画！吉卜力动画精致唯美的画面设计，配以久石让明朗纯净的抒情音乐，的确算得上是视听的盛宴！

美日动画中的视听奇观是随着情节的发展自然而然地呈现的，而且大场面的设置往往又与细节的精心刻绘联系在一起，观众在享受视听盛宴的同时，不得不惊叹于动画家叙事手法的高妙！

五、结语

以上择要分析了美日动画影片的叙事策略。我们说，动画故事千千万万，讲来讲去，不外乎关于英雄、关于善恶、关于成长、关于爱情等。动画的特性决定了其内涵不宜过于深刻，因而，它们所要表达的主题观众一般都能够推测到，那到底是什么吸引着他们去观看动画？这里，很显然，讲故事的技巧即叙事策略是最重要的因素。众所周知，美国皮克斯公司的《玩具总动员》、《怪物公司》、《海底总动员》以及《料理鼠王》等，一直引领世界先进的动画制作技术。但皮克斯始终坚持科技的运用不能脱离于叙事，必须有助于故事主题的深化和情节内在意义的升华。日本动画，特别是宫崎骏的吉卜力工作室制作的动画，虽然也采用一些电脑科技，但相对来说，他们更多地采用传统技术，精心绘制每一帧动画，倾力打造精彩的故事情节。试看当前我国的某些动画公司，他们刻意模仿美日动画，却没有抓住它们的精髓，一味地耽迷于炫耀高科技，而故事却平淡乏味、毫无创意。《魔比斯环》的失败早已人所共知；而2011年上映的号称“国内首部毛发三维动画”的《兔侠传奇》与同档期的《功夫熊猫2》相比，不仅人物造型以及背景画面的精致程度不如后者，就对中国元素的运用和处理来说也稍逊一筹，情节设置也有模仿的痕迹。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五千年文明汇聚的众多神话传说和浩瀚的史料典籍都可以作为中国动画创作的资源。美日动画大量运用中国文化元素所取得的成功，的确令我们深思！他们的成功也进一步证明“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所以，中国动画要发展，要坚持走民族化道路。但民族化不能只停留于表面素材的堆积，要着眼于提高民族内涵和动画叙事水平。为此，中国动画人一方面要立足于本国，使作品和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深挖文化内涵，保持民族特色；另一方面也要虚心借鉴美日动画叙事的成功经验，但不要亦步亦趋地照抄照搬，要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只有这样，中国动画的发展才有希望走出困境。

本文为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当前中国动画的民族化叙事研究”（项目编号：2012B114）的阶段成果。

参考文献

[1]李建强.影视动画艺术鉴赏[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2]杨晓琳.世界动画电影名片分析[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

巴黎圣母院摘抄篇10

很多人想知道初中生适合读哪些书，最适合初中生读的30本书有哪些呢?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关于2021全国初中生暑假必读30本书的书单，欢迎大家来阅读。

初中生必读的30本书的书单1.《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2.《鲁滨逊漂流记》

3.《格列佛游记》

4.《繁星.春水》

5.《朝花夕拾》

6.《西游记》

7.《水浒传》

8.《骆驼祥子》

9.《名人传》

10.《童年》

11.《围城》

12.《家》

13.《子夜》

14.《三国演义》

15.《水浒传》

16.《呐喊》

17.《女神》

18.《芙蓉镇》

19.《堂吉珂德》

20.《欧也妮.葛朗台》

21.《巴黎圣母院》

22.《泰戈尔诗选》

23.《歌德谈话录》

24.《复活》

25.《哈姆雷特》

26.《朱自清散文精选》

27.《莫泊桑短篇小说精选》

28.《契柯夫短篇小说精选》

29.《欧.亨利短篇小说精选》

30.《普希金诗选》

教育推荐初中生必读书目有哪些初一年级:

1.西游记/(明)吴承恩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2.安徒生童话选集/(丹麦)安徒生著;叶君健译.--译林出版社

3.童年/(俄)高尔基著;刘辽逸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4.格兰特船长的女儿/(法)凡尔纳著;范希衡译.--中国青年出版社

5.水浒传/(明)施耐庵，罗贯中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6.《鲁滨逊漂流记》

7.《格列佛游记》

初二年级:

1.骆驼祥子/老舍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2.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著;梅益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3.福尔摩斯探案/(英)柯南道尔著;丁钟华译.--群众出版社

4.居里夫人传/(法)艾里.居里著;左明彻译.--商务印书馆

5.唐诗三百首/(清)蘅塘退士编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6.《繁星.春水》

初三年级:

1.三国演义/(明)罗贯中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2.宋词选/胡云翼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3.阿Q正传//鲁迅选集/鲁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4.古代散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

5.红楼梦/(清)曹雪芹，高鄂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6.《朝花夕拾》

7.《名人传》

十个最有效的读书方法和技巧读书不二法

一段时间内专心致志地只读一本书。清朝政治家曾国藩就是这样读书的：“诸子百家，汗牛充栋，或欲阅之，但当读一人之书集，不当东翻西阅。”这种读书方法，最适合那些想练好基本功，打下扎实治学功底的读书人。

波浪渐进法

一次读一本书，但不强求一气呵成，可以过一段时间再读。时间不充裕，或读一些“难啃”的大部头时，不妨采取这种方法。

比较品读法

此法是说一次读几本书，用比较对照的方法读书。写《魏书》的史学家夏侯谌听别人称赞陈寿写的《三国志》，心里不大服气，便找来细读，这才知道《三国志》却比自己《魏书》好，于是当即烧掉了自己的书稿。搞研究或者做论文时，用这种方法可以让你大受裨益。

垂直阅读法

看书一目十行，从上往下读，像下楼梯一样。因为有些书含金量太少，只用浏览。更快的方法也称之为“跳读“，就是抓住文章梗概，剪除背景、补叙等内容，跳过去不读。垂直阅读的方法可以有效地提高阅读效率，用于读一般的小说或快速浏览资料都不错。

字斟句酌法

此法讲究读书要一字一句，细细品读。好的作品信息量大，含金量高，大段速读难免消化不良，必须边读边思考。散文家秦牧，读书先是“鲸吞“，大体看一遍，然后是”牛嚼“，像牛反刍一样，仔细研究品味。用眼睛来读书只有眼见，用心去读书才有心得。字斟句酌法特别适合读经典。

精华提炼法

对于一些作品，不仅要精读，还要总结归纳，提炼出其中的精华。历史学家吴晗就特别擅长做读书卡片。他读书时，见到有用的句子就抄在一张卡片上。他读了几十年书，做了几十万张卡片。读完一本书，如果真能够提炼出几句有用的话来，就算没有白读。

高山仰止法

以欣赏的眼光读书，读出乐趣。如宋代诗人尤袤所言：“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读一本高尚的书，就是与一位高尚的人士对话，态度越虔诚，收获就越大。这种方法最适合读哲学与军事经典，如《易经》、《孙子兵法》。

居高临下法

此法是说要站高一层，像老师审查学生作业一样去读书。我认识的几位编辑，通常都是用这种方法读那些热门的“畅销书”。如果对那些“乱花迷人眼”的书不加批判地去接受，就会像叔本华所说的那样：“思想被别人用襟带牵着走。”

多维研读法

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读一本书。数学家华罗庚发明了“猜读法”----从猜谜的角度去读书，看了书名后先闭目静思，想象书中的结构与内容，然后再读。如果作者写的和自己猜的一样，就可以速读。这不仅大大节约了时间，还可以锻炼思维能力和想象力。

举一反三法

如何把书读活?“我思故我在，我用故我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