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日记十篇

武汉日记篇1

冠状病毒是一个大型病毒家族，已知可引起感冒以及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和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等较严重疾病。接下来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观看《武汉日记》纪录片的心得与体会2020，但愿对你有借鉴作用!

观看《武汉日记》纪录片的心得与体会1当新年里的第一抹阳光射出地平线，当熟悉的爆竹声在窗外响起，2020年，我没能等到从外乡赶来团圆的亲人，却等到了身为医生的家人春节取消休假的通知;我没能看到举国欢庆春节的熙熙攘攘，我只看到街上带着口罩的行人惊慌的目光;我没能闻到酒店里年夜饭的香味，只闻到了和空气里消毒水一样越来越浓重的焦虑;我没能听到商圈里热闹的音乐，只听到疫情逐渐蔓延到整个国家的消息;我的手里仿佛还像是攥了一块冰，连着心脏也被压迫的喘不上气，就像今年的春天一样的荒芜。

当春天的温度不足以温暖这惨淡的事实，当春节的意义被病毒冲撞得七零八碎，请不要忘记，你在，我在，我们都在，即便是西伯利亚的严寒封冻了这个世界，即便是冠状病毒的魔爪禁锢了整个中华，我们也要用我们的血，我们的梦，我们的歌点燃希望，温暖这本该生意盎然的春日!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即便疫情肆虐，我们也不能绝望啊，因为希望才永远是这春的颜色啊!春日的绿色是希望，但是医师服的白色更是一种希望，就像是一道屏障震慑住病魔，迎来了健康。

我是一名医学生，我的家人已经在抗击疫情的前线昼夜不停地奋战。2003年的那场瘟疫，是他们在守护着我们的生命，现在我们也成为了医学院校的学生，也应在这并不热闹的春日给予希望，如果病毒非要让生命失去颜色，那么别忘了我们入学时最先记住的八个字——“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2020年的春日，虽然你以一个惨淡的模样向我们走来，但是请相信，我们会用心中的希望，头脑里的知识，为你刻下最璀璨的印章。

观看《武汉日记》纪录片的心得与体会2连日来，各地有一些恶意“隔离”举措，让武汉人很寒心。

譬如很多从武汉返乡的上班族、大学生，本着配合相关调查、对抗病毒的想法，到社区里填写了一些与个人信息相关的调查表，却不承想他们的身份证、居住地址、电话等个人隐私信息随后被公开在朋友圈、微信群里;一批在离汉通道关闭之前出行的旅行者，由于航线被迫取消或更改而滞留在全国各地，却被很多酒店拒之门外，过年了也只能住帐篷或流落街头;还有很多关于武汉人吃野味的刺耳声音在网上传播。

采取隔离措施，可以理解。政府也要求武汉人近期不要离汉，以防疫情蔓延。但隔离措施不能恶意，不要作出一些伤害人的举动。

就拿武汉返乡者的信息来说，信息上报、筛查，对隐瞒的要举报，没有错。恶意传播病毒是违法行为，坚决不能容忍。但这个时候，请不要恶意泄露他们的隐私，这并不利于防控病毒，反而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给社会添乱。

为了防止疫情失控蔓延，武汉在1月23日宣布关闭离汉通道，武汉人也积极响应号召，挑头退了票，主动取消外出探亲、度假的计划，本着对自己负责也对他人负责的态度，自我隔离。即便是在离汉通道关闭前从武汉离开、返乡的人，也纷纷去社区登记。可以不点赞这些行为，但绝不应该冷语相向，甚至恶意伤害。

武汉是新型肺炎猛烈爆发的地方，武汉人也是受害者，而不是加害人。对抗病毒，是一场人与病毒的战争，而不是人与人的战争。这场战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爱，而不是恨和冷漠。要让爱成为对抗病毒的特效药，不要让冷漠成为加剧病毒危害的催化剂。

1998年洪水，武汉人齐心协力严防死守;2003年非典，武汉人齐心参与战斗。现在，武汉“病了”，需要全国各地伸出援手，刚刚广东湛江等地宣布为滞留当地的武汉人提供免费住宿。让我们一起做武汉的守护者，善待武汉人!

观看《武汉日记》纪录片的心得与体会3这是中华人民再一次面对病毒危机：新型冠状病毒。距离上次2003年非典仅过去17年，刚好降临在春节之际。

这是一种急性感染肺炎，其病原体是一种先前未在人类中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

患者如初症状为发热，乏力，干咳，并逐渐出现呼吸困难等表现，严重者呼吸窘迫或脓毒症状休克，甚至死亡，目前认为该病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和接触传播，目前还未发现特效的治疗方法和病毒疫苗。

病因原由吃了某野生中华菊头蝙蝠、果子狸，人类处于食物链端，但也不是万物皆可食的，溯源分析结果将源头指向了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病毒形式可能严峻化，冠状病毒属于RHA病毒，变异性极强，且目前疫情处于早中期阶段，后续将可能出现病毒变异及超级病人，增强防控难度。这是一次严重的危机，作为人类的我们不应该反思?如果疫情无法控制人类将何去何从?如果我们管好自己不贪嘴吃野味会有这等事?

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我希望全国人民手拉手携手共抗此次危机，都好好在自家呆好，不乱跑。武汉小可爱，不要害怕，有祖国在，我们一定可以度过这次危机，很多医护人员已放弃和家人团年的机会奔赴疫场一线，我们更应该相信他们!

加油武汉，加油白衣天使，加油，中国，愿世间的美好与你们环环相扣。

观看《武汉日记》纪录片的心得与体会4看啊，今年是鼠年，我们真正过了个“鼠”年。

老鼠不就是整天躲在洞里吗?吃吃喝喝，有空观察外面的情况，却不敢出门，生怕被自己的天敌——猫吃掉。

现在，我们也躲在家里，吃了睡，睡了吃，宅在家里。我们就像是老鼠。而这几天严重的肺炎，就像是猫，成天想躲到我们的身体里，让我们难受不堪。

这几天的新闻，也全是这肺炎的消息：大家要多通风，勤洗手，不去人多的地方。而且，我们的村的道路都被封掉啦，哪还可以出去啊?我们最多也就在院子里走一走。

戴口罩变成了人们出门最重要的事情。大街上哪还有人不戴口罩的。一个口罩，也花不了多少钱，却能给大家带来安全。

以往过年，家家户户，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家里的“厨师”忙都忙不过来。今年过年，“厨师”们手根本没事情做。家里冷冷清清的，安静非凡。

过年了，原本可以开开心心地穿上红衣裳，红红火火过大年的。现在新衣服却败给了睡衣。妈妈早给我们买了好看的新衣裳，但却没人看，还不如买一套新睡衣。

但过年还是有一点儿年味的。爸爸给我和妹妹买了小烟花，我的表妹来我家时，可是很开心的。爸爸给烟花点上火，烟花便开始飞舞起来，越升越高，我们的喊叫声也越来越大。

不管这个年过得如何冷清，我们都期盼新型冠状病毒早日离去。我们都默默地为奋战在一线的白衣天使加油!为武汉加油!为中国加油!战胜病毒，我们都有信心!

观看《武汉日记》纪录片的心得与体会5我和你素不相识，但武汉爆发了一场因你而起的肺炎。我才想着要了解你。我通过查资料得知，你一开始生存在蝙蝠体内，可是湖北武汉一家非法销售野生动物的海鲜市场把蝙蝠捕抓贩卖，有的人吃了它，你就被传染到了人类身上。这个人又通过唾液和接触把你传染到了其他人身上，就这样被你传染的人渐渐多了起来。

你知道吗?其实我们并不怕你，我们的祖国非常强大，有很多先进的医疗设备，以及很多舍己为人的医生护士，我们最后一定能战胜你!在你悄悄传播几天后，国家立刻发现了你的存在，并重视了你的问题。亲自指挥作战，医护人员率队奔赴武汉。武汉的火神山医院只用了十天就建成，这些足够可以说明国家要可能快地打败你。

你或许会想：我找个平时防范不严的人不就行了吗?你休想!自从国家公布此事之后，我们也开始了自主防范。勤洗手、戴口罩、勤消毒、勤通风、不串门、不聚餐、不聚会、少握手，避免到人群密集的地方去，这些都是我们用来对付你的方法。

你或许又会想：不就是说说吗?你们能做到吗?事实上，我们确实做到了，有很多现象都能证明这一点：以前，大年初一总是有很多人来拜年;今年，一个人也没有了;以前，大年初三我们家总要组织一次家庭聚会，亲朋好友们都来参加;今年，家庭聚会取消了;以前过年时路上总是有很多人;今年，路上连一个人的影子都见不着;以前，过年总是要走亲访友;今年，超市里没有人，大家都待在自己的家里……这些迹象都表明，人们很注重自我防护，这下你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吧!不仅如此，我国的钟南山院士正在带领专家组研究消灭你的药物，过不了多久，你就得乖乖地从我们人类身上消失!

我说所有的这些就是想告诉你：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可以战胜你的!而且，我们还会吸取这次的教训，再也不吃野生动物了，而要保护野生动物，这样，你和其他病毒就永远无隙可乘了!

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消灭你的捷报就会传遍大江南北。

武汉日记篇2

关键词：汉武三传；汉魏六朝杂传；传人策略；典型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7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5831（2013）05015307汉武三传，即指《汉武故事》、《洞冥记》和《汉武内传》，在此三传中，大致而言，《汉武故事》出现最早，其次是《洞冥记》，最后是《汉武内传》，三传在内容、情节等方面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同时，此三传实际上是在历史真实人物的基础上，大量运用传闻虚诞之事传写人物，其传人策略在汉魏六朝杂传中具有代表性，是汉魏六朝杂传小说化倾向的突出体现。

一、《汉武故事》、《洞冥记》与《汉武内传》

《汉武故事》，又或称《汉武帝故事》、《汉孝武故事》，晋葛洪《西京杂记题辞》始见提及：“洪家复有《汉武帝禁中起居注》一卷、《汉武故事》二卷，世人稀有之者。”未言撰人。《隋书・经籍志》旧事类、《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旧事家、《新唐书・艺文志》故事类著录作《汉武帝故事》二卷，《旧唐书・经籍志》故事类著录《汉武故事》二卷，均不题撰人。宋时，《通志・艺文略》故事类、《郡斋读书志》传记类著录仍作《汉武故事》二卷，至《中兴馆阁书目》故事类和《宋史・艺文志》故事类著录时则作五卷，可知《汉武故事》原为二卷，最迟在《宋史》时就已析为五卷。

关于《汉武故事》的作者和作年，历代颇有争议，主要有三种看法：一是班固撰。出汉魏间无名氏《三辅黄图》卷五引《汉武故事》，始言班固撰，《崇文总目》杂史类、《宋史・艺文志》故事类著录时亦题班固撰。二是王俭撰。《郡斋读书志》云：“右世言班固撰。唐张柬之《书洞冥记后》云：‘《汉武故事》，王俭造。’”明人胡应麟亦以为是[1]285。至清代，学者多以为张柬之之言可信，而认为是王俭所作。如《四库全书总目》云：“唐初去梁未远，当有所考也。”[2]周中孚亦云：“窃谓柬之初唐人，其言王俭造，当有所受之，或不诬也。”[3]1303-1304 三是葛洪撰。清人孙诒让据葛洪《西京杂记・题辞》断定为葛洪自造而依托班固，其云：“……疑内传即《起居注》，《汉武故事》似亦即今所传本。盖诸书皆出稚川手，故文亦互相出入也。”[4]391 余嘉锡以为是葛洪作，王俭更作。他认为张柬之“必别有据依，断非凭虚立说”，“疑葛洪别有《汉武故事》，其后日久散佚，王俭更作此以补之。书名虽同，而撰者非一人，不必牵合为一”[5] 。

以上三种说法均有疑点，言班固作，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卷一已断言其伪：“《汉武故事》语多诞妄，非班固书，盖后人为之，托固名耳。” 晁载之《汉武故事跋》亦认为非班固作[6]。言王俭作，张柬之没有提出任何证据，王俭是南朝宋、齐间人，《南齐书》卷二三、《南史》卷二三有传。尽管张柬之没有提出任何证据，但因是唐朝人，所以其说颇有影响，不过据葛洪所言，葛洪家既已藏有《汉武故事》，所以不应是王俭所作。张柬之之所以说是王俭作，其中原因，清人姚振宗解释说：“六朝人每喜抄合古书，而王俭有《古今集记》，疑王俭抄入《集记》中，故张柬之以为王俭造。”[7]言葛洪作，亦不可信，考西晋潘岳《西征赋》“厌紫极之闲敞，甘微行以游盘”云云，已用《汉武故事》汉武帝微行柏谷事，远在葛洪之前，故游国恩据此认为此书即不出班固手，至晚当亦建安、正始间人所作[8]。另外《西征赋》之“卫发以光鉴”也是用《汉武故事》典李善注引《汉武故事》：“卫子夫得幸，头解，上见美发，悦之。”。

1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9卷第5期

熊明论汉武三传及其传人策略的典型意义

其实今存《汉武故事》中就有体现作年的语句：“长陵徐氏号仪君，善传朔术，至今上元延中已百三十七岁矣，视之如童女。”元延乃西汉成帝年号（公元前12年-公元前9年），作者既称“今上”可知其为成帝时人，故书当作于元延间，这一点宋人刘、清人俞樾早已注意到了参见宋刘《刘云龙先生文集》卷二九《汉武故事书后》、清黄庭鉴《第六弦溪文抄》卷三《重辑汉武故事又跋》、俞樾《春在堂随笔》卷四。。李剑国先生亦持此见[9]，又有论者或以为“今上”乃作伪者故弄狡狯，是凭虚猜测之辞分别见：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一八子部九小说家类三、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卷四二子部小说家类“《汉武故事》”条。。另外，今之学者又有人据《汉武故事》语及平帝、哀帝，以及如“六七之厄”等汉末以前之人不可能道之语，而否定其作于元延年间。有的以为出魏晋以后，如徐震；有的以为出建安末年亲曹派文人之手，如刘文忠分别见：徐震《汉魏六朝小说选注》，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刘文忠《〈汉武故事〉写作年代新考》，《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二辑。 。古人增益古书之事极为常见，不能依据增益内容而判定原作的创作时代，尤不能轻率否定“今上元延”的真实性。

《洞冥记》，又或称《汉武洞冥记》、《汉别国洞冥记》、《汉武帝别国洞冥记》等，《隋书・经籍志》杂传类始录，题《汉武洞冥记》一卷，郭氏撰。其后，史志书目著录时，题名及卷数略有差异。除《隋书・经籍志》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杂传家、《册府元龟・国史部・采撰一》、《通志・艺文略》传记类、《郡斋读书志》传记类著录作《汉武洞冥记》，《旧唐书・经籍志》杂传类著录作《汉别国洞冥记》，《新唐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作《汉武帝别国洞冥记》，《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中兴馆阁书目》、《宋史・艺文志》传记类作《洞冥记》，《宋史・艺文志》小说类著录作《汉武帝洞冥记》，《直斋书录解题》小说家类著录作《汉武别国洞冥记》，《崇文总目》传记类著录作《汉武帝列国洞冥记》，而其前自序作《洞冥记》，其他题名，“其有汉武二字及别国二字者，皆后人所加尔”[3]1303。故今从自序。《洞冥记》之卷数，《隋书・经籍志》著录时作一卷，《崇文总目》、《册府元龟》、《通志・艺文略》亦作一卷，《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新唐书・艺文志》及其他宋人书目大抵为四卷，自序也作四卷，故一卷者恐为四卷之合并而成。而《郡斋读书志》作五卷，《直斋书录解题》作《洞冥记》四卷《拾遗》一卷，释云：“东汉光禄大夫郭宪撰，题《汉武别国洞冥记》，其《别录》又于《太平御览》抄出，然则四卷亦非全书也。”可见五卷本是合《拾遗》（或称《别录》）一卷而成。

关于《洞冥记》的作者，《隋书・经籍志》著录作郭氏撰，不著名字，《旧唐书・经籍志》始言郭宪撰。《旧唐书・经籍志》系根据开元九年（公元721年）毋等所修《群书四部录》删略而成（见总序），因此至少在开元前本书已题为郭宪撰。此外，《史通・杂述篇》、《初学记》、顾况《戴氏广异记序》、《北户录》等及《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皆称作者为郭子横，而且《册府元龟》卷五五五《国史部・采撰一》据旧史料亦著录云：“郭宪为光禄勋，撰《汉武洞冥记》一卷。”此后书目著录皆题郭宪，概无异辞。至唐人张柬之始以为作者不是郭宪，而是东王（即梁元帝）萧绎，宋晁载之又云：“张柬之言：随其父在江南，拜父友孙义强、李知续，二公言似非子横所录。其父乃言后梁尚书蔡天（按：据《周书》、《北史》，应作大）宝《与岳阳王启》称湘东昔造《洞冥记》一卷。则《洞冥记》梁元帝时所作。”[10]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亦以为萧绎作王国良认为张柬之之说有一定依据，《洞冥记》“比较可信的撰者应是梁元帝”。见王国良《汉武洞冥记研究》上编《综论》，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 。张柬之初唐人，曾为武则天宰相。《郡斋读书志》卷九《汉武故事》释文中引张柬之《书洞冥记后》，《续谈助》所引当出此文。张柬之据蔡大宝启断定为湘东王萧绎作，然考萧绎《金楼子・著书篇》，自列生平主持编写、整理、撰作之书三十八种六百七十七卷，独无《洞冥记》，则此书当不是出自其手。顾野王曾作《续洞冥记》一卷见《陈书》、《南史》本传，此书无著录，亦未见引用。 ， 野王曾仕梁，与梁元帝同时，颇疑所谓湘东王之《洞冥记》一卷其实即是《续洞冥记》一卷，而误传为湘东造。晁载之云：“按柬之所称湘东昔造《洞冥记》一卷，而此分为四，然则此书亦未知定何人所撰也。”亦不以柬之所言为是，但对旧题郭宪撰实亦持疑问。

胡应麟等又以为是六朝人所作，而具体作者已不可考。其云：“《洞冥记》四卷，题郭宪子横，亦恐赝也。宪事世祖，以直谏闻，忍描饰汉武、东方事，以导后世人君之欲？且子横生西京末，其文字亦未应遽尔。盖六朝假托，若《汉武故事》之类耳。”又注云：“《后汉书》宪列方伎类，后人盖缘是托之。”[1]318《四库全书总目》亦认为“或六朝人依托为之”，周中孚在《郑堂读书记》中也认为 “当属六朝人所依托，故唐人始采用之也”[3]1303-1304。但胡应麟等并未举出具体证据，均是推测而已，不足以否定《旧唐书・经籍志》之说。

《汉武内传》，《隋书・经籍志》杂传类始著录，作《汉武内传》三卷，《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杂传家著录作《汉武内传》二卷；《旧唐书・经籍志》杂传类及《新唐书・艺文志》道家类神仙家著录，作《汉武帝传》二卷；《郡斋读书志》传记类、《中兴馆阁书目》杂传类、《宋史・艺文志》传记类著录，作《汉武内传》二卷。诸家著录多作二卷，唯《通志・艺文略》道家类据《隋书・经籍志》著录作三卷。

唐宋史志书目著录《汉武内传》时均未题撰人，《郡斋读书志》云“不题撰人”，《宋史・艺文志》注云“不知作者”，《齐民要术》卷一、《三辅黄图》卷三引此书均亦未言作者。其余诸书征引著录，或言葛洪作、或言班固、或言郭宪作。称葛洪作，见于《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其注题“葛洪撰”。葛洪撰之说起于唐张柬之，宋晁载之《续谈助》卷一《洞冥记跋》引张柬之语称“葛洪造《汉武内传》”。清人孙诒让也据此定其为葛洪作，余嘉锡亦赞同其说[4]385，[5]1124-1129。葛洪撰之说不可信，张柬之又称东王造《洞冥记》、葛洪造《西京杂记》、虞羲造《王子年拾遗录》、王俭造《汉武故事》，是皆想当然之辞。考葛洪《神仙传序》云：“洪家复有《汉武帝起居注》一卷。”意者柬之以《汉武帝起居注》即《汉武内传》，而又轻率断定葛洪伪造。其实二书书名卷数迥异，很难说是同一书；即便是同一书，亦不能遽断为葛洪伪造。晁载之以宋代流传本附有唐道士王游岩跋，遂以为“此书游岩之徒所撰也”[11]，而南宋张《云谷杂记》卷二引韩子苍（驹）语云：“《汉武内传》盖唐时道家流所为也。”都是臆测而已。今传明清诸本大抵为《道藏》本之传本，多题班固撰，如明徐火勃《红雨楼书目》、《守山阁丛书》、《五朝小说・魏晋小说》、宛本《说郛》卷一一一、《四库全书》、《增订汉魏丛书》、《龙威秘书》、《墨海金壶》、《无一是斋丛抄》（题《汉武内传》）、《旧小说》等。题班固撰，正如周中孚所说“殆后人以《汉武故事》托名于固，并举此书归之耳”[3]1304， 所以也不可信。明白云霁《道藏目录详注》卷一又称“东方朔述”，《玉海》卷五八《艺文》之《传》类引《中兴书目》又题汉光禄大夫郭宪作，均不言依据，无由见信。

古今学者如胡应麟、钱熙祚、瞿镛、周中孚、李丰懋以及日本小南一郎等多以为《汉武内传》为魏晋六朝人撰[1]318，[3]1304，[12-15]。《汉武内传》记事以《汉武故事》为本，景帝梦赤彘抄自《洞冥记》，上元夫人及十洲原出《十洲记》，因袭痕迹甚明晁载之《 汉孝武内传跋》云：“……《汉孝武皇内传》，其言浅陋，又十有五六皆增赘《汉武故事》与《十洲记》。” ， 自应出此三书之后，而此三书学者多以为六朝人伪托，故亦以本书出于六朝，其实诸书皆为两汉书。西晋张华《博物志》卷八记武帝会王母事，与《汉武故事》及本书相较，其中“武帝好仙道，祭祀名山大泽，以求神仙之道”，“此桃三千年一生实”，“东方朔窃从殿南厢朱鸟牖中窥母”，“尝三来盗吾此桃”，皆同《汉武内传》，可见张华此段记载很可能参考了《汉武内传》，或者张华据他书抄录，而他书又因袭《汉武内传》。另外，两晋间郭璞《游仙诗》第六首云：“燕昭无灵气，汉武非仙才”，后句用本书王母谓武帝“殆恐非仙才”典。所以《汉武内传》可能是东汉末至曹魏间作品。其时道教兴盛，故有此作。但今本可能经过后世增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四篇《今所见汉人小说》言《汉武帝内传》“窃取释家言”小南一郎亦称“《内传》的文章可见到几处直接受佛教影响的词语”，注云：“例如‘十方’的方位计算方法，‘五浊’之人的说法，以及‘身投饿虎’等用语，都是易见的例子”。（见《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孙昌武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73页） ， 就可能是后人所增，当然还可能包括某些论道的言论。

二、汉武三传的传人策略

在史志书目的著录中，《汉武故事》多入史部旧事（故事）类，《洞冥记》与《汉武内传》则多入史部杂传类。杂传为史部子类，有两种主要模式，即侧重传人的“传”与侧重记事的“记”，章学诚说：“《春秋》三家之传，各记所闻，依经起义，虽谓之记可也。经礼三戴之记，各传其说，附经而行，虽谓之传可也。其后支分派别，至于近代，始以录人物者，区为之传；叙事迹者，区为之记。”[17]《汉武故事》实际上应属杂传。《文献通考》卷一九五《经籍考》杂史类引郑樵语曰：“古今编书，所不能分者五：一曰传记，二曰杂家，三曰小说，四曰杂史，五曰故事。凡此五类书，足相紊乱。”《汉武故事》中的人物，除汉武帝外，又涉及东方朔、刘安、李少君、李少翁、栾大、钩弋夫人等被神异化了的人物，人物及内容虽繁复丰富，但它以武帝为中心人物，其他人物俱为陪衬，又以求仙为中心事件而组织材料，篇制结构相对完整。据《隋书・经籍志》旧事类小序，所谓旧事也称故事，指的是朝廷的“品式章程”，实际上也多涉记事，又近于杂史，但其围绕汉武帝神仙记事，故当归如杂传为较为确妥，只是其传记体制还显得较为原始和粗糙罢了。且观其以记事为主，当为“记”类杂传。《洞冥记》主要以汉武帝为中心，全篇围绕其求仙活动，杂记各种奇闻异事，以记事为主，它的这种模式，亦属“记”类杂传，而《汉武内传》则为“传”类杂传。

检读汉武三传，不难发现，它们与正统史传《汉书》中的《武帝本纪》的传人策略有着显著的不同，作为正统史传中人物传记的主要形式，无论是本纪还是列传，均严格遵循史著传人规范――资鉴与实录。入于史传者必须是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人物及其所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之事，即司马光所说“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18]。且必须真实确凿，“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19]。汉武三传显然没有遵循史传资鉴与实录的原则，在选材运事上大量采录遗闻轶事，甚至明显虚构。

《汉武故事》中就多记有关汉武帝求仙活动中的传闻轶事，有的故事则明显出于虚构，如《汉书・外戚传》载栗姬、钩弋夫人皆失宠忧死，《汉武故事》则称栗姬自杀，钩弋自知死日而卒。《公孙弘传》载弘有瘳，年八十终丞相位，《汉武故事》却称尸谏自杀。又如汉武帝与西王母相会之事，西王母是神话人物，汉武帝与之相会的故事，恐怕是对西王母与帝尧、及周穆王相会传说的仿造，《汉武故事》中的这一仿造，显然是广采博取，后来居上。如西王母的形象，就是以《穆天子传》为基础，又综合了《山海经》等书中西王母形象，故事中西王母头戴七胜、及青鸟都源自《山海经》。所以，《汉武故事》中的相会故事，在故事的详细婉曲，叙述的安排等方面，都超过了前面的两个传说：

东郡送一短人，长七寸，衣冠具足。上疑其山精，常令在案上行。召东方朔问，朔至，呼短人曰：“巨灵，汝何忽叛来？阿母还未？”短人不对，因指朔谓上曰：“王母种桃，三千年一作子，此儿不良，已三过偷之矣。遂失王母意，故被谪来此。”上大惊，始知朔非世中人。短人谓上曰：“王母使臣来，告陛下求道之法：唯有清净，不宜躁扰。复五年，与帝会。”言终不见。

……

上又至海上，考竟诸道士妖妄者百余人，西王母遣使谓上曰：“求仙信邪？欲见神人而先杀戮，吾与帝绝矣！”又致三桃曰：“食此可得极寿。”使至之日，东方朔死。上疑之，问使者，曰：“朔是木帝精，为岁星，下游人中，以观天下，非陛下臣也。”上厚葬之。（据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辑释》之《汉孝武故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9-61页）

不仅相会之前有短人、东方朔、及青鸟等三番五次地传递信息，反复铺垫，王母自天而降的经过，也比此前的传说更加细腻详赡，在相会中，除了主题谈神论道而外，还于庄重之外，别添几分幽默，比如，武帝留桃核之举动、东方朔于朱鸟牖中窥王母之情状等的描写，就是如此。《汉武故事》所记多为日常细事，然娓娓道来，并不枯燥。尤其是多用对话，叙事建构充满故事性和情节性。

《洞冥记》所记，或出传说，或出虚造。有些传说出自前人之书，如卷一景帝梦赤彘而王夫人生武帝，东方朔于蒙鸿之泽遇王母、黄翁，显与《汉武故事》所记同出一源，西王母驾玄鸾会武帝，与《汉武故事》亦属同类；卷二西王母会东王公，则是《神异经》的演化。但《洞冥记》中的这些故事，又与前人之书不尽相同，自具特色。可以想象这类故事在汉代流传甚广，而传闻异辞，郭宪所记乃自据闻见，包括从“道书”中撷取材料。郭宪对这些材料，也往往加以增益修饰，因而《洞冥记》所记，不但异彩纷呈，而且词句缛艳，文彩斐然。如：

元光中，帝起寿灵坛，坛上列植垂龙之木，似青梧，高十丈。有朱露，色如丹汁，洒其叶，地皆成珠，其枝似龙之倒垂，亦曰珍珠树。此坛高八丈，帝使董谒乘云霞之辇以升坛，至夜三更，闻野鸡鸣，忽如曙，西王母驾玄鸾歌春归乐，谒乃闻三母歌声而不见其形，歌声绕梁三匝乃止。坛傍草树枝叶或翻或动，歌之感也。四面列种软枣，条如青桂，风至自拂塔上游尘。（据顾氏文房本《汉武别国洞冥记》卷一，《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版）

至于远国遐方，则更多奇异怪诞之事，如波祗国的神精香草、翕韩国阿飞骸兽、吠勒国的文犀、琳国的玉叶李、大秦国的花蹄牛、修弥国的驳骆、勒毕国的细鸟、西那汗国的声风木、末多国的却睡草、乌哀国的龙爪薤、善苑国长九尺、有四百足的蟹等，至于郅支国人长四寸，惟饵马肝石；日南人长七尺、披发至踵、乘犀象入海底取宝，宿于鲛人之舍；支提国人长三丈二尺、三手三足、各三指、多力善走等则更为殊奇怪异。

《汉武内传》更是如此，它将《汉武故事》中王母降武帝的故事取出，增益虚设，故事情节更为繁复，包括王子登传王母之命，诸侍女乐歌，上元夫人来降，王母和上元对武帝论服食长生、神书仙术、授以仙书神符等事，将《汉武故事》中不足四百字的故事敷演几至万言，可以说尽为虚造之语。与此相联系，其叙事也更加细腻、详赡，单是描写王母出场，就繁富之极：

忽天西南如白云起，郁然直来，径趋宫廷间，须臾转近，闻云中有箫鼓之声，人马之响。复半食顷，王母至也，悬投殿前，有是鸟集，或驾龙虎，或狮子，或御白虎，或骑白，或控白鹤，或轩车，或天马，群仙数万，光耀庭宇。既至，从官不复知所在，唯见王母紫云之辇，驾九色斑龙，别有五十天仙，侧近鸾舆，皆身长一丈，同执彩毛之节，佩金刚灵玺，戴天真之冠，咸住殿前，王母唯扶二侍女上殿，年可十六七，服青绫之，容眸流眄，神姿清发，真美人也。王母上殿东向坐，着黄锦袷衤属，文采鲜明，光仪淑穆，带灵飞大绶，腰分头之剑，头上大华结，戴太真晨婴之冠，履元凤文之舄，视之，可年卅许，修短得中，天姿掩蔼，容颜绝世，真灵人也。（据钱熙祚所校《汉武内传》，《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版）

首先渲染王母出场的环境氛围：白云聚集、箫鼓并起、人马之响；再写扈从仙官，以或字排比句列出从官坐骑之万千不同，渲染王母出行之隆重盛大；次又写王母车驾及近侍，斑龙驾车，天仙侍侧，渲染出王母的尊贵；然后才是王母登场，又以二仕女之美衬托，最后才正面描写王母，包括年龄、服饰、气度、神情，共用了十三句文字，文辞细致华美，并以“真灵人也”作结。可以看出，《汉武内传》对王母的描写，综合运用了渲染与衬托、间接与直接等手法，可谓极尽人物刻画之能事。

可见，汉武三传采取了不同于正统史传的传人策略，这种不同，程千帆先生概括说：“史家自司马迁以次，多本《春秋》之旨以著书，故多微婉志晦之衷，惩恶劝善之笔，而史传人物，遂亦以此而成定型。杂传则如《隋志》所云：‘率尔而作，不在正史’，褒贬之例，不甚谨严，虽其中不免杂以虚妄之说，恩怨之情，然传主个性，反或近真。”[20]也就是说，汉武三传没有从资鉴与实录的角度叙写汉武帝，将汉武帝视为政治资鉴和道德劝诫的模型符号，而是取其“好神仙”的这一侧面，采录传闻轶事甚至荒诞不经之事，增益虚造，踵事增华，从而突显出一个别样的汉武帝形象。这种传人策略，实际上是把重心集中在了生命个体本身以及生命个体独特的性格特征的表现上，也就是通过个性化的人物传写，展现一个与众不同的独特的人物形象。

三、汉武三传传人策略的典型意义

经过前文分析可知，《汉武故事》、《洞冥记》、《汉武内传》三传传录汉武帝，没有着眼于其“雄才大略”，如《汉书・武帝纪》般叙写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宏略，叙写其“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的大事，而是着眼于其好神仙的品性，主要传录那些带有明显虚诞不经特点的求道访仙之事，通过这些虚诞不经之事突显出来的汉武帝形象，无疑与历史的真实有了相当的距离，具有明显的虚构性特征。

考察汉魏六朝杂传，我们发现，汉武三传的传人策略，在汉魏六朝杂传中具有典型意义，为突出生命个体某一方面的独特个性品行，汉魏六朝杂传选材运事，亦多如汉武三传，不求确凿无疑，采录虚诞不经之事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如《葛仙公别传》载：

公与客谈语，时天大寒，仙公谓客曰：“居贫，不能人人得炉火，请作一大火，共致暖者。”仙公因吐气，火赫然从口中出，须臾，大满屋，客皆热脱衣矣。（据《艺文类聚》卷五《岁时下・寒》引校录）

火赫然从口中出，然后弥满全屋，虚构荒诞自不待言，出于表现葛仙翁奇技和神通的目的，作者生造此事，并对其进行了栩栩如生、宛若真实的描写。其它如散传《东方朔传》、《钟离意别传》、《杜兰香传》等，类传如诸家《高士传》、《孝子传》等更是如此，虚诞之事频出。

为突显人物独特的个性品行，汉魏六朝杂传选材运事不仅多录传闻、虚诞之事，而且还往往从他人身上移植，甚至干脆凭空虚构典型事例。某一典型事例常常被辗转沿用就是突出表现，这导致某些典型事例同时发生在两人甚至多人身上的现象大量存在。如《东方朔传》载东方朔讽武帝欲杀“杀上林鹿者”之事中，东方朔所述杀鹿者故当死的三个理由，就明显是移植了《晏子春秋》内篇谏上“景公所爱马死欲诛圉人晏子谏第二十五”和外篇第七“景公使烛邹主鸟而亡之，公怒将加诛，晏子谏第十三”中晏子谏景公之语分别见：《艺文类聚》卷二四《人部八・讽》引《东方朔传》；陈涛《晏子春秋译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页，第343页。 。又如以酒灭火之事，就分别见载于《樊英别传》、《楚国先贤传・樊英》、《汝南先贤传・郭宪》、《桂阳列仙传・成武丁》、《邵氏家传・邵信臣》、《神仙传・栾巴》及《晋书・佛图澄传》中，则以酒灭火之事，分别发生在樊英、郭宪、成武丁、邵信臣、栾巴及浮图澄六人身上。且今存《樊英别传》两处佚文又略有不同，一处云樊英于壶山隐居时所为：

英隐于壶山，尝有黑风从西方起。英谓学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之，乃令记其日。后有从蜀来者，云：是日大火，黑云平旦从东起，须臾大雨，火遂得灭。

一云樊英于京城见天子时所为：

樊英既见陈毕，西南向唾。天子问其故，对曰：“成都今日失火。”后蜀太守上火灾，言：时云雨从东北来，故火不为害。第一节：《艺文类聚》卷八《火部・火》、《事类赋》卷八《地部三・火赋》“樊英之神宁测”、《太平御览》卷八六八《火部一・火上》各引一条，作《樊英别传》，从《艺文类聚》卷八引校录。第二节：《太平御览》卷三八七《人事部二十八・唾》引一条，作《樊英别传》，据以辑录。

以酒灭火事先后发生在六位生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物身上，如裴松之言，“以为理无二人具有此事”之理，何况六人具有此事裴松之之言是针对《列异传》载华歆为借宿事与《晋阳秋》载魏舒借宿事相同而发此言的。（见《三国志》卷一三《魏书・华歆传》裴松之按语，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05页。） ！ 今虽已无法确知此事最初出现在何人之传中，而六人俱有，合理的解释只能是由于杂传选材运事不求信实，辗转沿用典型事例所致。

在诸《孝子传》中，相同或相类的故事更多，如下面几则孝子的孝行故事：

申屠勋，字君游，河内汲人。少失父，与母孤贫，佣作供养。夏天多蚊子，卧母床下，以身遮之。（《太平御览》卷四一三《人事部五十四・孝中》引一条，作萧广济《孝子传》）

邓展父母在牖下卧，多蚊，展伏床下以自当之。（《太平御览》卷九四五《虫豸部二・蚊》引一条，作萧广济《孝子传》）

展勤少失父，与母居，佣作供。天多蚊，卧母床下，以身当之。（《艺文类聚》卷九七《虫豸部・蚊》引一条，作萧广济《孝子传》）

吴猛年七岁时，夏日伏于母床下，恐蚊及父母。（《太平御览》卷九四五《虫豸部二・蚊》引一条，作《孝子传》）

以上是萧广济《孝子传》、徐广《孝子传》和佚名《孝子传》中所记申徒勋、邓展、展勤、吴猛四人的四则故事，可以看出，它们几乎完全相同，这种相同或相类的故事的出现，亦当源于诸《孝子传》作者对这些故事的因袭沿用。

汉魏六朝杂传所传录的人物，基本上都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然而，汉魏六朝杂传这种传人策略的运用，其导致的结果就是，通过汉魏六朝杂传所展现出来的人物形象，与真实的历史人物之间呈现出显著差别。由于杂传把重心集中在了生命个体本身以及生命个体独特的性格特征的表现上，对人物个性品行多不做全面的刻画与描写，而是专注于某一侧面，因而许多历史人物某一方面的品性便被突显出来。如《东方朔传》中的东方朔，其滑稽、渊博、辞辩显然被强化和突出了，又如《郭林宗别传》等郭泰诸别传中的郭林宗，其人伦识鉴的品性被夸大，范晔《后汉书・郭太传》就说：“其奖拔士人，皆如所鉴，后之好事，或附益增张，故多华辞不经，又类卜相之书。”当即指郭泰诸别传对其人伦识鉴品性的过于夸张，以致这些别传有如卜相之书一般。其他如《蒲元别传》中的浦元、《华佗别传》中的华佗、《钟离意别传》中的钟离意、《樊英别传》中的樊英、《李别传》中的李、《佛图澄别传》中的佛图澄等也与《东方朔传》中的东方朔、《郭林宗别传》中的郭林宗一样，有着相似的特点，人物形象呈现出半真半假的特征。在许多杂传中，有的历史人物由于某一方面被刻意突出与夸大，与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之间差别巨大，基本可以看着是完全虚构的人物形象。如《汉武故事》、《洞冥记》、《汉武内传》中的汉武帝、《高僧传》中的杯度、《葛仙翁别传》中的葛仙翁、《神女传》中的成公智琼、《杜兰香传》中的杜兰香等，其人其事仅是得之于缥缈无依的传闻，或是完全出于虚构，因而这些人物形象，基本可以看着是在历史真实人物基础上虚构的人物形象。或者从另一角度说，此类汉魏六朝杂传中的人物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作者的创造。

总之，汉魏六朝杂传多采录虚诞不经之事，通过这些虚诞不经之事突显出来的人物形象，也无疑与历史的真实有了相当的距离，具有了明显的虚构性特征。显然，虚构性已经成为汉魏六朝杂传的一个重要特征。而汉魏六朝杂传也正是在这种虚构中趋近了小说，或者说表现出明显的小说化倾向。如汉武三传，其小说品格就十分鲜明而突出，故《四库全书》就视之为小说，将其收录于子部小说家类中，今之学者，亦多视之为小说如1980 年（台湾）辅仁大学中文研究所陈兆祯的硕士论文《〈汉武故事〉、〈汉武内传〉、〈汉武洞冥记〉研究》，即将三传视为小说加以讨论。 。可以说，正是汉魏六朝杂传的这种普遍的小说化倾向，导致唐人传奇生成土壤的形成和条件的成熟，并最终促成传奇小说的兴起。对汉魏六朝杂传传人策略的考察，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与把握汉魏六朝杂传小说品格以及唐人传奇小说的渊源流变。

参考文献：

[1]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2]纪昀.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95：1206.

[3]周中孚.郑堂读书记[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0.

[4]孙诒让.札[M].北京：中华书局，2006.

[5]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6]晁载之.续谈助（卷三）[M]//汉武故事・跋.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69.

[7]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一六史部旧事类） [M]//汉武故事.续修四库全书本.出版地不祥（出版年不详）.

[8]游国恩.居学偶记[M]//游国恩学术论文集（下编）.北京：中华书局，1999：565.

[9]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M].天津：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2.

[10]晁载之.续谈助（卷一）[M]//洞冥记跋.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16.

[11]晁载之.续谈助（卷四）[M]// 汉孝武内传・跋.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76.

[12]钱熙祚.汉武帝内传校勘记[M].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37.

[13]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一七） [M].续修四库全书本.出版地不详，（出版年不详）.

[14]王国良.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研究[M].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308.

[15]李丰懋.六朝隋唐仙道类小说研究[M].台北：学生书局，1986.

[16]小南一郎.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M].孙昌武，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260.

[17]章学诚.文史通义[M].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248.

[18]司马光.进书表[M]//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76：9670.

武汉日记篇3

《孙子兵法》也称《吴孙子》，是中国迄今流传下来的时间最早、内容最完整、影响最深远的军事著作，被誉为“兵学圣典”。该书的作者孙武，是春秋末年齐国人(今山东惠民一带)，为逃避齐国的战祸，辗转到南方的吴国，因为熟知兵法，吴国大将伍子胥将孙武推荐给吴王，于是孙武向吴王献上自己的兵法，并做了吴国的将军。此后孙武帮助吴国“西破强楚，北威齐晋，显名诸侯”，由此，《孙子兵法》流传于世。由于其经历主要在吴国，故人称“吴孙子”。可见《孙子兵法》大约成书于春秋末期。两汉时期官方曾经三次组织人员整理各家兵书，《史记》、《汉书》均提到了《孙子兵法》，东汉末，曹操认为当时流行的《孙子兵法》过于“烦富”，且没有抓住“兵书”的主旨，因此曹操专门为此书做了注解，名为《孙子略解》。南北朝至唐，为《孙子兵法》注解者渐多。北宋时期，由于边塞军事吃紧，朝廷特别重视“兵书”，于是组织人力编纂了《武经七书》，《孙子兵法》列“武经”之首，第一次被当作官办教材进行讲授。而且自宋代始兴起了《孙子兵法》研究的热潮，一些文人将以前历代(东汉末至北宋)名家注解的“孙子兵法”收集起来，合称《十一家注孙子》。《武经七书》和《十一家注孙子》是后世《孙子兵法》传本的主要来源。明清以后，《孙子兵法》的研究仍热度不减。

《孙子兵法》第一次走出国门是在唐代，由日本遣唐使和留学生传至日本；18世纪又由传教士翻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据说拿破仑经常词读《孙子兵法》，20世纪初期，《孙子兵法》被翻译成英文，开始在西方国家流传，并被各院校当作必读的军事教材：到20世纪80年代，《孙子兵法》已被翻译成日、英、法、德、俄等十几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出现全球性“孙子热”。不过，现代人对《孙子兵法》的研究已不局限于战争和军事及政治的方面，而上升到经济管理、人事关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

《孙膑兵法》也称作《孙子兵法》、《齐孙子》，作者为孙膑本人及其弟子。孙膑出生地在今山东鄄城、阳谷一带，是孙武的后世子孙，晚孙武百余年。“孙子膑脚”和“马陵之战”是了解孙膑最好的两件事例。孙膑原与魏国将军的庞涓同师学艺，但庞涓妒才，自觉不如孙膑，于是将孙膑骗到魏国后软禁起来，并施以膑刑，挖掉了孙膑的膝盖骨，故此后人又以“孙膑”呼之，真名倒忽略了。后来孙膑被一位来魏国的齐国使者偷偷运到齐国，推荐给齐国的大将田忌，并受到齐威王的重用。《史记》记载，在围魏救赵战略中，齐宣王采用孙膑的计谍，最后孙膑以“减灶诱敌”的计略，在马陵大败魏军，击杀魏将庞涓，俘虏魏国太子申。马陵之战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经典的以谋略取胜的战例，此战也使孙膑举成名，名留青史。现在据学者考证及新出土的《孙子兵法》记载，擒庞涓实为桂陵之战。由于其经历主要在齐国，故人称“齐孙子”。虽然早期文献还见有孙膑其人其事的记载，但《汉书》以后，就几乎失载了。人们推测《孙膑兵法》大约在东汉后期失传，已失传近1800年。

临沂两部汉简本《孙子兵法》的问世

汉简本《孙子兵法》源于一次不经意的发现。

1972年4月10日上午，“临沂文物组”工作人员接到群众报告，说在临沂地区卫生局基建工地上发现了一座古墓。基建工地位于临沂市南部的一座名为银雀山的山岗上，这里原是一处汉代墓地。于是有关工作人员连忙赶到，并和工地负责人协商有关发掘事宜。4月14日，“临沂文物组”工作人员正式清理先前已被建筑工地挖开的一座墓葬，4月17日清理完毕。这是一座岩墓，墓坑直接在岩石上开凿而成，长314、宽226厘米，墓坑内有木质棺椁，木椁长264、宽176厘米；木棺在木椁内西侧，棺内放置人体尸骨，已腐朽，另放置少量的漆木器、铜镜等随葬品：木椁东侧为器物箱，放置大量的陶器、漆木器、钱币等随葬品。两部《孙子兵法》竹简就放置在器物间隙之中。4月14日下午，是这次发现值得铭记的日子。杨殿旭、刘心健等先生的名字同样值得铭记在册，他们来自临沂文物组，是他们首先发现竹简。据后来回忆，杨殿旭在墓葬中清理器物时，看到一根竹片从水中漂浮上来，很不经意地漂洗了一下竹片上的泥浆(清理墓葬时，墓坑内有积水)，并说“你们看，这上面有字”，并把竹片递给了墓坑上面的人。刘心健先生在现场，经仔细辨认后，确认竹片上写的是“齐桓公问管子日”几个字，当时就兴奋起来，大呼：这是古代的“竹简”!在发明纸张之前，古人把书籍文字写在制作好的“竹片”或“木片”上，分别称为“竹简”和“木牍”，也就是说，“竹简”就是古代的“文书”。因此，文物工作人员当即要求施工人员停工，并安排人员保护现场，同时上报临沂地区和山东省上级部门。山东省文物部门随即派遣山东省博物馆有关专家前来发掘指导。该墓被编号为“伍沂银雀山一号汉墓”，不久在号汉墓的西侧又发现二号汉墓，也出土一批竹简。事后经初步整理统计，一号汉墓出土竹简4942枚，大部分为“兵书”，二号汉墓出土竹简32枚，为《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

临沂汉简本《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发掘出土后经过了保护处理，至今一直保存在山东博物馆。2011年，此批竹简被评选为“山东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之一。

两部竹简本《孙子兵法》的意义

武汉日记篇4

本文仅选取武汉地区湖北日报传媒集团旗下的湖北日报、楚天都市报、楚天金报，长江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长江日报、武汉晚报、武汉晨报，以及湖北长江出版集团主办的长江商报这7家报纸，对比分析它们关于汶川大地震的报道，来探讨如何做好突发事件的报道。

一、及时反应，突出版面报道汶川大地震

报纸作为一种传统媒体，限于出版时间的规定，不能像手机和网络媒体一样，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即刻将第一手资讯上传。但报社可以对原先的采访任务和版面安排进行调整，将报道的重点放在突发事件上。浏览这7家5月13日的报纸，都在地震之后作出了及时反应，并将版面进行了重大调整。长江日报13日开辟了11个版面，聚焦汶川大地震，包括头版、2-4版的“灾情直击”、5版的“紧急救援”、6版的“各方反应”、7版的“震感波及”、10版的“湖北应对”、11-12版的“武汉感受”和13版的“背景链接”，其信息披露版面数占当天该报24版的46%，保证了充分的信息量，为武汉地区当日之最。从各版版名来看，这些信息明显地满足了大众的需求。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该报根据抗震救灾的进展，仍然拿出了较多的版面对汶川大地震进行全面报道，形成了连续报道的强势。

如14日用了10个版面，15日和16日都用了9个版面，即使在17日星期六这天，也划出了8个版面来关注这次大地震。楚天都市报作为一份都市类报纸，在13日这天，不包括起导读作用的头版，共启用了13个版来关注四川汶川大地震，包括2-4版的“现场”、5-6版的“影响”、7-8版的“应对”、9-13版的“镜头”和14版的“释疑”。该报通过这些不同的板块对地震信息进行了全方位的披露，让受众一目了然。同样地，该报也进行了连续性报道，并且增加了版面数，14和15日是20个版面、16日是18个版面。其他5家报纸也不甘示弱，拿出了大量的版面。尽管党报和都市报或市民报版面大小不一样，没法进行信息含量的对比，但从各家报纸动用的版面数量就可以看出它们对汶川大地震这一异地突发事件报道的重视程度。

二、多方利用消息来源，尽力展示事件全貌

汶川大地震发生时，武汉7家报社的记者都不在现场。笔者翻阅这7家报纸发现，为了尽力展示事件全貌，他们多方利用消息来源，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形式：

1.转载其他媒体的新闻报道。如转载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成都商报、天府早报、重庆商报、重庆晨报等媒体的消息和图片。

7家报纸无一例外转载得最多的是新华社的消息和图片，给人以权威性的感觉，只是在版面编排时有所侧重和差异。

2.记者主动寻找身在四川人员的消息来源。

记者通过电话联系在四川现场的人员，让他们介绍现场的情况和亲历的故事，比如联络当地的记者，医护人员、回家的学生、游客等等，以期带给受众更多的现场感受。如武汉晚报13日即专门开设了“连线”版，武汉晨报14日开设了“亲历”版，由记者连线在四川能够联系上的人，让他们讲述自己亲历的故事。如晨报A10“亲历”版，两位记者联系上了在四川旅游的三名旅行者，一名旅行者看见墙正在开裂，一名旅行者自己在九寨沟遇地震站立不稳，还有一名旅行者看见乐山大佛像在跳舞。媒体刊发的这些现场的情况和亲历的故事，虽然只是整个突发事件发展中的一个个小场景，却是受众迫切需要知晓的鲜活信息。同时，这些讲述的情节都是来自现场目击者的所见所闻，并不会造成报道的失实，且记者联系上的人员越多，形成的独家报道也越多。

3.读者通过新闻热线主动报料。武汉晨报12日14时40分接到了晨报读者、湖北随州人袁世平的新闻热线报料，地震发生时，他当时刚好在离汶川县约60公里的绵竹市出差，亲历了房屋倒塌的现场，并描述了他沿途看到的绵竹市地震受灾情况。这样，在地震发生时，在记者缺席的现场，晨报通过读者之口赢得了独家新闻。

三、发挥各报优势，形成强势竞争力

地震发生后，武汉7家报纸根据各报实际，迅速应对，力争在这次异地突发事件报道中获得最大胜利。

1.派记者长途奔赴受灾第一线，传回最新最活的资讯突发事件发生都很突然，而且极具“爆发力”，对其加以报道则应该有生动形象的现场描绘，让读者感受到现场氛围。一般报纸可以通过有情有景有细节的现场描写及新闻图片的有机配合，来增强报道的真实性和感染力。但如果各家媒体都引用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等权威媒体的现场描写及新闻图片的话，则容易形成内容的同质化倾向。针对这样的情形，在这7家媒体中，共有3家媒体派记者奔赴抗震救灾第一线。

长江日报特派了7名记者奔赴灾区，这7名记者是分4批进入的，分别到都江堰、成都市区、什邡进行现场采访，发回了大批最新最活的资讯。其中，特派记者陈卓15日在北川县茅坝小学救灾现场抓拍的图片和新闻报道《苦熬70小时，10岁小姑娘赢得生命》，在16日中央电视台《朝闻天下》中获得好的点评。特派记者董晓勋和空军某部特约记者刘圣德从德阳发回的《驻汉部队6500官兵进入灾区展开救援》消息，被新华、搜狐、腾讯等多个国内大网站转载。特派记者范文生徒步进入汶川映秀镇，发回了抢救数十位幸存者的系列报道，极具真实性和感染力。长江日报派出该报记者奔赴灾区之后，相当一部分新闻报道受到了好评，并且被多家媒体转载。楚天都市报和武汉晚报也在第一时间派出记者奔赴灾区，并发回了现场报道。

2.积极发表言论，鼓舞人心在媒体竞争激烈的时代，独家新闻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因此，在新闻媒体的叙事中，观点的表达比事实的展现更能够做到“独家”。

在这次大地震中，各家报纸都注重利用评论这种形式，传递灾情、救灾情况，用感性的语言鼓舞人心。湖北日报利用其长期以来形成的评论优势，刊发头版“灯下快谈”和5版“三楚放谈”系列评论。长江商报则在“长江评论”版头条发表社论，在赈灾号外头版本报评论员文章。长江日报更是在头版本报评论员文章，武汉晚报和武汉晨报也发表了一些令人感动的言论。尤其令人欣喜的是，女性评论员撰写的新闻评论所占份量不轻。如长江日报的李琼，武汉晚报的鲁珊和武汉晨报的郭淑云都是女性。这些评论以女性特有的细腻、感性的笔触来发表观点，让人读了之后感同身受，并为之动容。总体来看，关于汶川大地震的评论都将理性融入激情之中，在调动人们情感的同时，也给人们以更多的知识，有更深的认识。这样的评论符合当前民众的心绪，起到了良好的心理疏导作用。

四、利用传媒的影响力，策划社会活动支援灾区

此次大地震损失惨重，需举全国之力抗震救灾，并进行灾后重建工作。武汉的报纸利用其广泛的影响力，策划了一系列活动筹集钱和物，支援灾区。如13日武汉晨报率先联合市慈善总会倡议捐助汶川灾区，并公布了捐赠热线和捐赠账号，方便市民向灾区灾民捐钱捐物。

15日，由武汉晚报发起、6家单位联办的“我们都是汶川人”大型募捐义演，所得赈灾善款将由晚报送达灾区人民手中。同样是15日，经成都市教育局同意，长江日报联手武汉市教育局、武汉市红十字会，发起募捐行动，“一对一”对口开展聚源中学的重建工作，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新浪、搜狐、网易等网站给予密切关注，连续转载本报相关消息，网友反响强烈。

16日，都江堰市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陈扬杰代表都江堰市委、市政府和全市63万人民，对武汉人民和长江日报表示衷心感谢，同意由长江日报发起的重建行动定向捐建聚源中学。

据悉，这是震后都江堰市委、市政府正式认可的定向捐建项目，截至16日总数已超过1800万元。晨报在16日也发起了捐助地震孤儿行动，联手市慈善总会设立“欣宜孤儿慈善基金”，为孤儿撑起爱的天空。在这次地震中，最受灾害、最受伤害的其实是孩子，特别是那些失去双亲的孩子，他们今后的生活是个难题，而这样的捐助地震孤儿行动对那些孩子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武汉报纸的这一系列活动为灾区灾民筹集了数额庞大的善款。为了表扬捐助人士的爱心，激励更多的人加入到活动中来，楚天都市报、武汉晨报纷纷设立“爱心榜”，公布捐款人士的姓名（或单位）及捐款数额。这些活动的发起，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武汉地区上述报纸的实践，由于各方信息公开、透明，不仅没有造成民众的猜疑、社会的骚乱，反而为援救灾区灾民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获取了大量的物质支持，全社会也因为媒体的及时报道拧成了一股绳，坚定了战胜震灾的决心。

做好突发事件的报道，具有重要意义：

1.这是应对新闻竞争的必然选择。新闻竞争的实质，说到底就是争夺受众。谁拥有最广大的受众，谁就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由于突发事件大多比较敏感，却又震撼人心，往往会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在一段时间内成为社会关心乃至举世瞩目的热点。怎样把这类新闻抢回来，很自然地就成为媒体竞争中的焦点。以上所述派记者赴前线采集独家新闻和图片、发独家言论以及策划独家活动都是为了争夺受众的需要。

2.这是科技发展的必然要求。现代科学技术使不同地域的信息交流越来越快，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也越来越多。在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中，要想让媒体获得受众的信任，关键是信息要透明、全面。比如，地震当天，网上曾流传湖北黄石也发生6.3级地震。武汉晨报13日并没有回避这个问题，而是在A07“释疑”版，刊发了一则新闻《黄石没有发生地震》，这是晨报记者求证湖北省地震局工作人员之后写的报道，提醒大家不必惊慌。这篇报道迅速安抚了受众，网络谣言不攻自破，纸质媒体也再次证明了它的新闻报道的真实性。

3.这是加快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突发事件报道是对新闻界提出的更高要求，舆论不仅要反映群众呼声，还要对政府工作进行监督，突发事件发生了，政府有关部门应负什么责任，事后他们做了哪些抢救和善后工作，人民是需要了解的。人民群众了解了突发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可以更好地监督政府工作，可以更好地理解、配合政府工作。比如大地震发生后，受众普遍有一个疑问，为什么震前没有预测？这实际上是民众对相关政府工作部门工作的一种质疑和监督。楚天都市报13日为此采访了陈运泰院士，为民众释疑。■

武汉日记篇5

去年10月28日，武汉晚报改扩版，更深入、更贴近、更时尚、更人文。李黎明对此赞赏有加，搭建更好的平台来展现“个性和权威”，然后通过报道、活动、栏目、策划等充分发挥。

作为地方媒体，立足本土，服务本地，利益相关，情感共鸣，就应该是最大的个性。

首先，武汉晚报将新闻事件本土化。长期以来，武汉晚报充分发挥本土优势，在本土新闻的报道策划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开设了“民情互动、社区新闻、读者点采、百姓问政”等一系列贴近本地读者的新闻版面。

而在国内、国际重大新闻的报道策略中，武汉晚报注重挖掘出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本土化新闻，拉近读者与报纸的距离。以2009年“两会”为例，武汉晚报每天至少有1-2个版的报道以武汉本地为视角，反映与武汉发展、与读者利益相关的信息。

其次。武汉晚报凸显差异性：价值取向“亮点”化。如2009年2月3日起推出的“为农民工异地求职探路”大型报道，为农民工外出求职提供决策，将细致周到的服务做到实处。以最大限度地为百姓服务好，来赢取读者的认可，与读者达成情感共鸣，增强读者的满意度与忠诚度。

经济波动期，读者对媒体的发现、分析、解释能力会给予更高的期望和更严格的要求。李黎明教授认为，武汉晚报在这一点上非常出色，有意识地增强了对新闻事件的解读，其特色主要体现在深度报道和评论。

其一，深度报道：深入挖掘，理性探讨。2009年3月7日-4月6日，武汉晚报除去“两会”期间的“两会关注”等栏目，常规性的“深度报道”16篇、“今日关注”30篇、“特别报道”7篇，“非常新闻”20篇，涉及话题包括监督、教育、经济、社会生活等。

其二，评论，以独特观点进行引导。武汉晚报有《说吧》版充当评论版的功能，还逐渐增加了短评、时评、编者按等形式的运用，对受众加以引导。

武汉晚报的系列措施取得了很多成效，但李黎明教授仍希望在两个方面需要提高。

首先是培养“专家型”记者，特别是财经新闻记者要增强对新闻事件的解读能力与水平。读者对新闻的期待越来越高，记者的素质也必须不断提升。然而从目前情况来看，很多媒体、特别是地方媒体记者的水平由于知识结构单一、经验缺乏等原因，需要增强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

武汉日记篇6

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

现将**等8人投诉武汉昊华中建环保有限公司未将劳动合同文本交本人持有一份、未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案办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2017年9月18日，**等8人到我大队投诉武汉昊华中建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华公司）未将劳动合同文本交本人持有一份、未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我队接待人员向**等8人发放了《武汉市劳动保障监察投诉登记表》，并对**、孙邦平进行初步了解（见《武汉市劳动监察调查询问笔录》）。但由于投诉人中有人未携带居民身份证件，故当时我队请他们提交了身份证复印后再受理。9月20日，**等8人正式向我队递交了《武汉市劳动保障监察投诉登记表》、投诉文书、居民身份证复印材料。我队于9月25日批准立案。另查，**曾于7月19日向我大队投诉昊华公司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问题，当日我队立即派员前往该单位调查了解，但由于该单位已停止生产且无人值守，故未能实施监察。

二、调查情况

据投诉人**称，其于2006年6月进入昊华公司从事化验工作。入职时，该单位与其签订了劳动合同，未将劳动合同文本给本人持有一份，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其要求该单位将劳动合同文本交本人持有一份、为其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并支付生活费。

9月20日，经我队向青山社保处查询得知，昊华公司办理了社会保险登记（登记号为10011872）；另，**2001年1月至2006年6月由武汉永昌实业有限公司为其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并缴纳了社会保险费。

9月27日，我队经办监察人员再次前往昊华公司调查，发现该单位仍然处于停业状态,故采取张贴方式向该单位送达《武汉市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通知书》（青劳社监询字〔2017〕083号），并通知该单位所在辖区的网格监察协管员跟进掌握该单位情况，如发现恢复经营，立即与我队经办监察人员联系。截至目前，该公司仍处于未恢复生产经营。

10月中旬，**向我队电话询问办案进展，我队监察人员已将上述办理情况及办案程序电话告知**。

三、下一步工作情况

由于目前昊华公司处于关门停业状态，无法按劳动监察程序对其展开调查。下一步，待该公司恢复正常运营或联系上法定代表人后再依法查处。

武汉日记篇7

设立江南工作站。拥抱城市“发展之源”“智慧之源”

9月18日,武汉晚报江南工作站在光谷地区正式挂牌成立,武汉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朱毅等市领导亲为江南工作站揭牌。武汉市江南地区的各政府部门、各大高校、各大医院、各企事业单位等相关负责人参加了武汉晚报江南工作站的挂牌仪式。

锣鼓喧天的喜庆氛围中,透出武汉晚报敏锐的触觉、独到的眼光和高远的谋略。

飞速成长的大武汉,位于长江南岸的城区――“新江南”令人瞩目。

举世关注的“光谷”高新科技产业、声名远播的高校学府、旧貌换新颜的老城区、活力进发的东湖风景区……这些不断刷新的江南新地标,扩充着武汉的城市版图,改写着武汉城区的格局,书写着“新江南”的辉煌与传奇。东湖高新、东湖风景区、武昌、洪山、青山、江夏……现在的“江南”已不再只是地标性的名字,新型工业区、高新产业园、高校密集区,“江南”日益成为武汉的发展之源、创新之源、智慧之源。

正是带着这样的责任与使命感,武汉晚报于今年初从战略的高度开始谋划酝酿,并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决策组建江南工作站。报社为此还在全编辑部发起武汉晚报读者节及江南工作站广告宣传语大征集,“大江隔南北晚报系真情”从众多征集稿中脱颖而出、“响亮”亮相!

武汉晚报江南工作站将以“服务读者零距离”为宗旨,通过“服务协作搞活共赢”,进一步加强武汉晚报对江南地区民生的守望、民情的倾听、重要信息的传递、发展变迁的记录和媒体使命的见证,更好地服务“江南”,为“江南”更好更快发展鼓与呼。

而作为武汉的“城市文化名片”,武汉晚报将借此进一步完善在江南地区的服务、增加关切百姓民生的新闻投放、开展更多百姓喜闻乐见的活动,为提升江南地区的区域活力以及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尽心竭力。

理性推动社会进步。武汉晚报积极融入城市发展,与之“同呼吸共命运”

随着新时期报业竞争的加剧与读者阅读习惯的变化趋势,如何保持传统优势、打破办报上的观念束缚与条框局限,寻找新的办报亮点,构筑在更高层面上开拓发展的平台,成为武汉晚报党委班子一直着力寻求突破的核心课题。

“积极融入城市发展进程,为城市的成长与壮大助推鼓劲,体现责任媒体情怀与担当”,成为了武汉晚报人的共识,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尝试、总结。

近年来,武汉晚报注重积极引导,理性、建设性地介入武汉市城市发展进程,在社会生活领域强力发声,推动社会进步、观念更新、理念和谐、城市进步:

1、开展“武汉50个城市创意符号”评选活动,有力推进“文化强市”建设。

2、关注外来务工人员文化生活,武汉晚报与政府部门联手“由堵变疏”,探索积极长效的解决之路。

3、参与举办“武汉邻里文化节”,聚焦社区风彩,共建和谐社会。

4、关注婚恋,助推和谐,本报姻缘会搭起年轻人“知心桥”。

5、“百姓问政”架起政府部门与百姓间的“连心桥”。

6、重视“建言”“推动”式报道,围绕城市发展中的“热点”问题展开深入报道,积极引导,有力推动,显示武汉晚报报道的传播力与社会效果。

融入城市发展、助推城市进步。核心是“读者至上、服务市民”

2010年9月18日,与武汉晚报江南工作站挂牌成立仪式相呼应的是,武汉晚报为读者精心打造的“武汉晚报读者节”,在武汉市江南核心区域――光谷步行街瀑布广场倾情上演。

武汉晚报读者节以“为读者服务”为宗旨,安排的都是实实在在的“贴身”实用活动,包括“百姓问政”栏目邀请的民政、司法、交管、医疗、保险、就业等12个涉及民生的单位负责人现场接受咨询答疑;“扶助行动”、“黄峰淘房”、“百姓问政”、“周二之约”、“田巧萍导医”、“丹妮理财”等本报名专栏主持人及记者将与读者互动;知名色彩设计师、造型师现场指导;武汉晚报江南地区10位优秀“线人”受到了表彰;活动现场,“武汉新闻名专栏”――武汉晚报“扶助行动”栏目还为20名贫困大学生发放助学金。现场推出的“购在江南”活动,通过“秒杀让利,惊心回馈”和“金秋旅游券”抽奖两大主题,邀请商家回馈广大读者。武汉晚报文体两大品牌栏目――“江城搜美”霓裳音弦女子乐坊、“正运动”推出的武术、体育表演等民间文艺也前来助阵:知名色彩设计师、造型师现场指导,邻里文化节、搜美女郎环保时装秀等群艺精品展演赢得满堂喝彩。……数千市民赶来“捧场”,现场火爆异常。

在武汉晚报看来,作为一家关注都市民生的媒体,举办此次读者节旨在通过媒体“牵线搭桥”,搭建一个让老百姓与政府部门进行“零距离”直接沟通的平台。服务于读者服务于市民,从而加强对民生的守望、民情的倾听、发展变迁的记录,履行媒体的社会责任与使命。

作为“三镇市民第一报”,武汉晚报坚持“为百姓谋利益”的宗旨,从医疗到住房,从求学到求职,市民关注的每一个焦点,武汉晚报都有品牌栏目和资深记者贴近服务。武汉晚报设立江南工作站的进程,踩着的是城市发展的步履,围绕的还是“服务读者服务市民”这一核心。

2010年7至8月盛夏高温,众多民生问题因热而生,垃圾、油烟、噪声、食品安全、交通出行等困扰百姓生活。为此。武汉晚报开通“夏令热线”,24小时倾听市民的夏日烦恼。并把问题反映给相关职能部门。同时联合市监察局“创建群众满意基层站所办公室”,邀请供电、供水、城管、环保、民政等10部门负责人来报社接听市民电话,“共诊”百姓身边的热问题,起到了良好收效。

2010年8月底,针对武汉市江南地区高校密集区面临新生集中来汉报到的问题。武汉晚报提前谋划、主动出击,推出了“导路天使”活动,发动高校和社会志愿者为新来汉的大学生及家长在车站机场、公交站点和校园内导乘、引路、提供咨询帮助,受到各方好评如潮。

武汉晚报编辑部始终认为:融入城市发展进程、助推城市进步,与服务读者服务市民是协调统一、目标一致的。只有牢牢抓住市民这个城市中的主体,不断拉近距离、加强沟通,才抓住了城市生机与活力的源头,报社的社会推动功能才能体现,也才能在城市隆隆前行的进程中彰显价值、强化

影响。

“三维”发力。强化武汉晚报“传播力”

武汉晚报编辑部已形成共识:报道、活动紧跟城市发展脉搏,想城市发展之所需,推城市进步之力举,旨在应对新形势对报业提出的新要求,充分运用策划先导、内容张力、立体包装、有效覆盖、积极互动、整合优势等要素强化对读者服务的深度与广度,从中探索报纸实现“构建责任媒体”“可持续发展”的方式与路子,力求使之“覆盖更广、内容更活、形式更新、贴近更强”,打造一张“为城而动、与城同长”的“城市成长”型媒体。

这一战略布局充分运用了“广度、力度、深度”这“三维”集束发力,从而大大增强了武汉晚报在办报中致力打造的“传播力”:

――“广度”:顺应城市发展。更新时空理念,拓展办报外延,增强报纸的多维覆盖,提高报纸的认同感与接受度。

为了与武汉城市发展同步,顺应建设“两型社会综合配套试验区”、“8+1城市圈”、“科教之城”、“光谷之都”、“新兴产业基地”的需求,武汉晚报在报道、策划、活动、发行各方面加大在新兴城区、重点领域的投入力度,顺应武汉城市发展脉络的走向而“动”,让媒体与城市增容、成长、壮大的变迁历程同步、同行,站立潮头。记录时代,共谋发展。是武汉晚报为城市发展与壮大鼓与呼的使命感与担当的集中展示!

――“力度”:强化读者第一意识,践行“开放式”办报。在“互动”式交流中实现信息的对称传播。增强武汉晚报的权威性与传播力。

武汉晚报在推行“与城同长”战略中,始终坚持以“读者认可度”为衡量标准、以“读者利益”为最终目的,如9月18日在光谷举办的大型读者节,武汉晚报可谓举报社之全力,将几乎整个编辑部“平移”到了江南地区,而且动用了报社的全部新闻有效资源,让知名记者编辑与品牌栏目坐阵,请职能部门与服务机构出马与读者“面对面”,在强化互动、密切沟通、服务读者方面力度空前,体现了“真功夫”。

类似这样的与读者零距离、让读者市民真正受益的活动,充分体现了武汉晚报依托读者、开放式办报的理念,强化了“读者第一”意识,从而扩大武汉晚报的有效传播,在读者认同感、接受度方面强化武汉晚报的“传播力”。

――“深度”:依托“品牌效应”辐射力,实施“整合营销”,将传统的信息传播作用扩展为社会服务功能,构建解决问题、推动进步、促进社会和谐的有益平台。

武汉日记篇8

关键词:食臣枣 食巨枣 “实录”式 长陵神君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09)06-0036-01

《史记•封禅书》记方术之士李少君对汉武帝言: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安其生食巨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唐司马贞《索隐》于此作注:“包:‘巨,或作臣。”

《史记•孝武本纪》亦载李少君对汉武帝言: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食臣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

上所摘抄的两段文字,似乎“一模一样”,究其原因有二:(一)唐司马贞《索隐》云:“褚先生补《史记》,合集武帝事以编年,今止取《封禅书》补之,信其才之薄也。”事实上《封禅书》有通史性质,而褚先生实抄《封禅书》有关武帝的部分以补《孝武本纪》。比较两篇,可看出除个别词有异写外,大概就是《孝武本纪》“上亲礼祠上帝”后比《封禅书》多了“衣上黄焉”和篇末“太史公曰”段尾多了一语气词“焉”为最大的差异了。这说明褚少孙是以决不妄改司马迁一字地“实录精神”补作《孝武本纪》的。(二)这两段文字同是记录李少君以方术说武帝之辞,本应别无二致!综合以上两点,我们可明确得出结论:《孝武本纪》“食臣枣”与《封禅书》“食巨枣”应是形近而误,必当二者居一!

梁玉绳《史记志疑》云:既言巨,则不得复言大,必是误文。《汉志》作“食臣枣”, 《索隐》亦引包云“巨,或作‘臣’。”考《田儋传论》“安其生与蒯通相善,尝以策干项羽”,则辨士之流,即其时见存,亦不过八九十岁人。安得以为古之真仙哉!言食安期大枣,犹言与九十余老大人之大父游射也。《韩子•外储左篇》云:“郑人有相与争年者,其一人曰我与黄帝兄同年”,少君其类是欤?

日本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引《史记志疑》这段话亦持同样观点:又,司马贞《索隐》:“服虔曰:‘古之真人。’案:‘《列仙传》云安期生,卖药东海边。时皆言千岁也。’”……《列仙传》云“时人皆言千岁也”,或像李少君言“与其大父游射处”、“此器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巧言伪词让人误“以少君为神,数百岁人也”。或是后人以讹传讹,神之以“千岁”也。

诚如清人梁玉绳、日人泷川资言所言,安期生不过“一辨士”耳,其人其事颇类“长陵神君”。《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所记相同,现录《史记》文如下,后证以《汉书》。

神君者,长陵女子,以子(《汉书》作“乳”)死,见神于先后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汉书》有“亦”字)往祠,其后子孙以尊显。及今上(《汉书》作“上”)即位,则厚礼置祠之内中。闻其言,不见其人云。

长陵女子,凡人也,因身世曲折,“风云际会”成神人。安期生的成仙经历也应与之相仿。据《史记》、《汉书》、《列仙传》、《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书可见其人约生于秦时,遍干诸侯,好为大言,又于海边卖药,人不知其生死,遂以之为神。想必汉武帝也有所耳闻,李少君为取媚于武帝,便敷衍出一段与安期生相遇的故事。尤可注意的是“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这里的“仙者”并不指安期生,虽然书中提到“安期生仙者”或“时人皆言千岁也”,但汉时距黄帝何只是数千岁?所以李少君也并不以安期生有千岁,或是“能见之以封禅”的仙人,而是“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的仙、人桥梁罢了。《汉书》颜师古注“合”字为:“合谓道相合。”可见李少君言己和已神化的安期生道术相合以取媚于上。为显示和安期生的“亲密”,他大言道:“我和安期生道术相通,见于蓬莱海中,他还给我吃了几颗仙枣,有瓜那么大!”只有这样文意才通顺,合于情理。不然要么像梁玉绳先生所说“既言巨,则不得复言大”。要么我们就会想,安期生“食巨枣”,与卿何干?

又,《汉书》与《史记》相同内容,多为照抄《史记》相关部分,其《郊祀志》就云:

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安期生食臣(《封禅书》作“巨”)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

两相对照,知此段全抄《封禅书》,所异者除“臣”字外绝不影响文意的异同。这一段和褚少孙录《封禅书》以补的《孝武本纪》均作“臣”,足可证明司马迁《封禅书》原文当为“臣”字!也说明由司马迁完成《史记》“藏之名山,副在京师”,到班固作《郊祀志》、褚少孙补《孝武本纪》时,所见本都作“食臣枣”。清人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说:“少孙补《史》皆取史公所缺,意虽浅近,词无雷同,未有移甲以当乙者也。或晋以后少孙补亦亡,乡里妄人取此以足其数耳。”由此可知:一、褚少孙补《史记》未妄作,就《孝武本纪》而言是忠实摘录《封禅书》,间有小异,多为语气词,绝不会明显抵牾。班固取《史记》,与之持相同观点。二、《史记》传抄本在晋以后,因为历时较长,又因其“是非颇寥于圣人”而被压制,抄误之处逐渐多了起来。正因为汉时流传较窄,我们是否可说奉诏撰史的班固看见了“副在京师”的《史记》?这样就更证明作“臣”无疑了。

参考文献:

[1]梁玉绳.史记志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

[2]【日】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

武汉日记篇9

在展区的多浆植物温室内，众多五色斑斓不同科、属的多浆植物聚集在一起，好似一个又一个连缀的音符，以不同的声部和奇妙的音色，和着四月春风的节拍齐声吟唱，为人们送去份蔚为壮观而又不失靓丽的精彩，成为第三届世界植物园大会之外的又一引人入胜的亮点。

为组织好这次大型多浆植物展览活动，此前，从武汉植物园的有关负责人到专业工作者，乃至许多多浆植物爱好者都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值得欣慰的是，“2007武汉植物园大型多浆植物展览”的推出，受到至上而下的广泛赞誉。这次展出的成功使我们不禁回想起那些匆忙的日日夜夜……

3月3日，由武汉植物园有关负责人会同武汉多浆植物爱好者代表组成的武汉市大型多浆植物展览活动筹备组，利用双休目的时间，着手筹备展览活动。

3月4日，展览会的组织者上门到热心参加展览活动的爱好者家中造访，对爱好者收藏的品种类别进行甄别，对确定参展的盆栽作品拍照登记。

3月16目，部分资深多浆植物爱好者，包括一些年已花甲和年过七旬的长者，来到武汉植物园的多浆花卉温室参加连续数天的景观布置。

3月18日，武汉植物园和“球迷”们共同组织了一次多浆植物科普游园活动。许多“球迷”还参加了展区多浆植株的整理、修剪、栽培、置景等义务劳动。

武汉日记篇10

2011年4月12日8时50分，武汉市洪山区政务中心卫生局，一名工作人员在网上“偷菜”，边玩边说，“‘偷菜’要趁早，再晚就被别人偷完了。”

10点40分，武汉市城市管理局办理行政许可的窗口内，一位戴眼镜的年轻工作人员也在电脑前玩网络游戏，同时开着两个QQ聊天。

14点40分，武汉市汉阳区房管局506办公室，一名中年女子正在浏览股票行情。暗访员问：“你们这里还可以看股票啊？”她答：“我们这里什么都可以看。”

…………

这些言行，均被武汉市“治庸办”派出的暗访员记录在册。

“治庸”如火如荼

2011年4月6日，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发起一场“治庸风暴”。全国副省级城市中，武汉市2011年的工业产值排名靠后；当地存在投资环境差，优惠政策难兑现，企业投诉有部门乱收费等现象。阮成发要求，彻底转变部分官员“庸、懒、散”作风，优化城市投资环境。随后，武汉市成立了“治庸办”。

4月11日，武汉市正式开通“治庸”投诉热线，接受群众举报投诉庸官、懒官和散漫官。次日，湖北省媒体在报道中称，“治庸”投诉热线热得发烫。根据统计，当天共接到各类举报、意见等167件次，其中投诉举报类144件次。两名工作人员轮流接听记录，“连吃饭的时间都用上了”。

4月12日，由武汉市“治庸办”与媒体组成的暗访组，走进该市8个局3个区的14家职能部门。

4月18日，武汉市“治庸办”通报了首轮“治庸”处罚结果：责令作出书面检查的23人，通报批评的34人，诫勉谈话的14人，调离现职工作岗位的7人，辞退的1人，扣除当月绩效奖金的4人，扣除全年绩效奖金的1人，取消年度评优评先资格的8人，停职反省一个月的2人，并责成6个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作出公开检讨。该办特别强调，39人受到2项以上的问责处理，最多的一名工作人员共受到6项问责处理。

而武汉市口区，则尝试以GPS定位公务人员的行踪，在辖区38名市容监督管理员手机中引入GPS功能。该区统计局局长易鹏称，给管理人员“定位”，可防止他们上班时间内偷懒或离岗等。

按照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的计划，大规模的追责还在后面，“从7月份开始，全面开展检查追责。”

近日，全国多个省区和城市相继掀起一场针对机关工作人员“治庸”、“治懒”、“治散”的整肃风暴。山东省乳山市对领导干部存在问题的情形进行细化，从5个方面设置了15条领导干部不能触及的“高压线”，着力整治遇事推诿扯皮、不作为或慢作为；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开创网上述职和网上民主测评工作，形成凭实绩论干部、靠德才用干部的治官氛围；广西治庸官、懒官的办法则是借助电子视频监控，对超时办理的官员进行追责……

让官员有所畏

“治庸风暴”之下，不少政府部门的“衙门”作风明显改善。

短短几天，几十起“庸懒散”问题被率先开刀，起到了以儆效尤的作用。武汉市各地、各部门闻风而动：环保部门建立环评“绿色通道”，重点项目审批时间缩短了一半；税务部门变手工作业为电脑操作，30天办结的手续现在3分钟就能完成；东湖高新区行政审批也提速了逾一倍……不少市民也反映，“治庸”以来，武汉市一些机关的办事效率提高了、服务态度变好了。

“‘治庸’后人人自危”，武汉市房产登记发证中心支部书记张祖斌说，连办公电脑上是否应该保留QQ，武汉的官员们都有些犹豫。

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在一次工作会议上说，人人自危有什么不好，如果领导干部“不自危”，那么人民群众就会人人自危。

随着政府官员及公务员队伍的不断壮大，相关的问题也暴露出来。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汪玉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些问题的具体表现，除了人员庸、懒、散，混日子、不作为，还体现在行政审批事项过多，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比较薄弱，一些部门之间职责不清、协调不力，管理方式落后、办事效率不高，还有形式主义、、弄虚作假、乱执法和奢侈浪费的问题比较突出。所有这些，都反映出目前政府管理的低效。

“政府的低效管理，直接给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恶劣影响。”汪玉凯说，“比如食品安全问题、造假问题层出不穷，是因为政府的管理之庸，让社会上一些人不断越过道德底线。政府管理的低效，也导致政府公信力的缺失，前不久因日本核危机而导致的食盐抢购，就表明老百姓对政府的不信任。”

近年来，我国加大反腐力度，出台了很多规则，但是针对“治庸”的规则很少，也不完善，可以说是“治贪不治庸”。“若把‘治庸’放在更突出的地位，庸官少了，贪官自然也会减少。而反过来，惩治再多的贪官，也不能达到‘治庸’的效果，其实为政不勤也是一种腐败。”汪玉凯说。

因此，在政府机关效能低下的背景下，从密集治理腐败，到治理“庸官懒政”，无疑在机关效能建设上前进了一步，这也使许多政府官员感叹“官不好当了”。

此次武汉市通过明察暗访、开通热线等形式动真格，向体制内“混日子”、“守摊子”者开战，起到了一定的警示与规范效果，有利于打造优质政务环境。而将“治庸”与问责挂钩，也被认为是此次“治庸风暴”吸引各方眼球的重要原因。

2011年4月20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2011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其中之一，就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包括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强行政问责制度建设。

不少学者指出，严格的问责制度与监督制度，强化绩效管理、实施严格的目标倒逼，强化责任追究、建立导向鲜明的奖惩机制，是治“庸懒散”顽症的“特效药”。

因此，应当用好问责利剑，谨防“治庸”成为官场制度中的“装饰品”。

是否又是“一阵风”

“治庸风暴”能持续多久，是武汉市群众目前最关注的问题。

不可回避的是，武汉市此次“治庸”，是按照市委书记阮成发等领导的指示和讲话进行的。在坊间也有这样的疑问：武汉市官员说起“治庸”，言必称阮成发，如果阮成发调走了，武汉的“治庸”还会继续吗？

记者先后两次联系武汉市“治庸办”，欲就武汉“治庸”的进展和如何保持长效进行采访，都被婉拒。该办一名官员说，“治庸”工作刚刚开头，还没有太多的成绩，宣传得太多，老百姓会认为政府在作秀。

事实上，在武汉市掀起的这场“治庸风暴”中，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如何建立长效机制。“你现在问我如何建立长效机制，我真的回答不了。”上述官员说。这也正是不少人担心的，武汉市的这次“治庸”，是否会步入“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老路？

据报道，“治庸风暴”最早发端于深圳。2005年，李鸿忠出任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后不久，就在深圳掀起一场整顿干部队伍的“治庸风暴”。公开审计报告，不负责任、没能力者的“混世魔王”将被淘汰等一系列“深圳经验”随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这些年来，我们经常看到类似新闻，有地方用“运动”方式抓午餐禁酒，用摄像曝光的方式抓上班迟到，用成立“马上就办办公室”的方式抓行政效能……但放眼望去，这些一开始令人耳目一新的举措，最后往往都是不了了之。第一场“治庸风暴”至今已过去6年之久，“庸政”、“懒政”现象仍然是各地政府着力破解的难题。这也难怪人们担心，武汉市“治庸”能否走出这样的怪圈。

有学者指出，官员问责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责任政府理念，但要切实规范政务管理活动中的违法、渎职、失职等行为，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制度做支撑，而仅仅寄希望于政府条令，也许一时会奏效，但从长远看，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治庸”重在执行，贵在坚持，不能“雷声大雨点小”或者“光打雷不下雨”。

“要避免‘治庸风暴’成为一场‘运动’，应该通过建立健全机制，来实现常态化、制度化、持久化。若单靠个别领导通过行政命令来强力推动，必然不能长久。政府管理方式应努力实现由注重依靠行政手段向注重依靠制度、法律手段转变。”汪玉凯说。

“要想‘治庸’产生长远效益，除了行政体制改革和制度设计的跟进，很重要的是要把领导干部的思想导入正道，把他们手中的‘权力’关进笼子。”武汉市青山区老干局局长易国祥撰文指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治上”之庸就是防止权力出轨、能力走偏，这是与“治下”之庸不同的重要特点，也是治庸的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