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法协议十篇

阿尔法协议篇1

宣布“拒签协议”后，卡尔扎伊又指责北约停止供给阿富汗军队物资、要求美军司令就伤害阿富汗平民进行道歉，一系列的强硬表态不仅打乱了美国的计划，也将卡尔扎伊本人，乃至阿富汗与美国的深层矛盾展现于世人面前。

作为政权后阿富汗的首任总统，卡尔扎伊并不是一个对美国言听计从的“傀儡总统”，他与美国之间的裂痕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早在2009年阿富汗首次进行总统大选时，美国时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就公开批评卡尔扎伊在选举中舞弊，并称卡尔扎伊不值得美国支持。奥巴马还曾突访阿富汗，批评卡尔扎伊政府腐败。具有刚烈性格的卡尔扎伊自然不甘示弱，多次在公开场合指责美国“侵犯阿富汗”，不久前他要求阿富汗军队停止向北约请求空中支援，并下令驱逐驻战略要地瓦尔达克省的美军特种部队。种种矛盾，使卡尔扎伊在面对《双边安全协议》时，提出美国释放在关塔那摩监狱关押的阿富汗囚犯、停止对阿民宅采取军事行动等要求，令美国难以接受。

卡尔扎伊对美国的态度在阿富汗有一定的代表性，很多阿富汗人早已对以美国为首的外国驻军失去信心。尽管美军一直以“阿富汗的救世主”自居，但长期以来，美军的行动给阿富汗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虽然拥有号称能进行“精确打击”的先进武器，但美军打击势力时屡次波及平民早已不是新闻。更令阿富汗人不能理解的是，12年来美军一直在反恐、打击势力，但阿富汗的治安状况却没有得到明显改善，路边炸弹、自杀式袭击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阿富汗平民的安全。对此，卡尔扎伊在接受BBC记者采访时指出，“在安保层面，北约驻军恰恰是阿富汗深陷苦难、大量伤亡的原因，完全没有任何成绩可言，因为阿富汗仍然不安全。”如果《双边安全协议》生效，就意味着这种情况可能继续甚至更加严重，因为协议赋予美军司法豁免权，对阿富汗平民的暴行将不会受到阿富汗法律的制裁。

美国和阿富汗之间固然存在很大矛盾，但卡尔扎伊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是：阿富汗现阶段依然离不开美国的经济援助和安全保障。目前，北约在阿富汗驻军约8.4万人，其中美军6万人，如果协议不能达成，美国将撤走这些军队。北约官员此前也警告说，没有阿美《双边安全协议》，就没有2014年后北约在阿富汗的行动。届时阿富汗只能依靠自己的安全部队应付的袭击。阿富汗政府财政拮据，大部分支出还是需要国际社会援助，一旦外国军队撤出，国际社会向阿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的信心势必会受到影响。

阿尔法协议篇2

2014年阿富汗举行总统选举，投票过程整体顺利，但在第二轮投票中曝出舞弊丑闻。为此，排名第二的候选人阿卜杜拉公开指责排名第一的加尼操纵选举，明确表示不会接受选举结果，甚至威胁要另立政府。为了避免阿富汗政治崩盘，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积极斡旋，推动加尼与阿卜杜拉达成分享权力、组建民族团结政府的政治协议。根据协议，两人将组建民族团结政府，加尼作为得票领先者出任总统，阿卜杜拉则担任首席执行官;加尼政府就任两年之内修改宪法，设立总理一职，由阿卜杜拉本人或者指定人选出任。同年9月29日，加尼宣布就任总统，迄今阿富汗民族团结政府上台已经两载，总体而言既有成绩，也有不足。

在美国大举撤军后避免了局势崩盘 2014年，加尼（左）和阿卜杜拉（右）在美国的斡旋下签署了分权协议，并联合执政至今。

美国战略重点转向亚太后，不断削减对阿富汗投入。2014年底，美国及北约正式结束在阿富汗的作战任务，将防务责任移交阿富汗安全部队。国际舆论对阿富汗安全形势基本上持悲观态度。有观点认为，尽管近几年来发动的“春季攻势”力度有限，甚至在外国军队的压制下呈现“雷声大，雨点小”趋势 ，但这并不意味着作战能力急剧下滑、无法发动较大规模的武装袭击。与此相反，在战场上刻意保持低调，希望拖到大部分美军撤出之后再与阿富汗安全部队一决胜负，甚至重新夺回首都喀布尔。事实证明，2015年的确是近十年来阿富汗战场形势最为严峻的一年。不断发起各类武装袭击，在巩固南部、东部势力范围的同时，着手向北部地区拓展影响力，甚至试图夺取中心城市和战略交通线。2015年9月，一度攻占阿富汗北部核心城市昆都士长达两周之久，震惊了国际社会。2016年以来，还数次试图控制南部赫尔曼德省首府以及法拉省首府。美国智库综合分析认为，2015年，在阿富汗所有398个县中，有31个被控制，另外36个县面临的严重威胁和部分控制，剩下300多个县由政府控制或者情况不明。

尽管如此，加尼政府成功领导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特别是阿富汗国民军维持了安全局势的整体可控。迄今为止，尽管攻势汹汹，但其影响力仍然主要集中在农村和乡镇地区，尚未控制任何一个区域中心城市以及战略交通线。当然，阿富汗安全部队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前驻阿富汗美军最高指挥官坎贝尔表示，自2015年承担主要防务责任以来，阿富汗国民军伤亡率飙升26%，十分之一的士兵受伤或者死亡。此外，国民军薪水和装备不到位还导致士气低落。

成功达成2001年以来首个和平协议

自2001年以来，美国及其盟友在阿富汗已经参战15年，逐渐认识到作为以普什图族为主体的政治军事组织，在阿富汗仍然拥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是当地社会的组成部分，无法通过武力剿灭。为此，美国及其盟友在阿富汗和平进程上的立场逐渐松动，从将视为恐怖组织、反对与其和谈转向支持阿富汗政府与对话。

阿富汗政府为了消除国内动荡根源，巩固自身统治，和谈态度历来积极。加尼担任总统以来，更是将和平进程视为施政要务，认为恢复和平是阿富汗实现发展和繁荣的根本前提，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和平进程。一方面，认定巴基斯坦是阿富汗和平进程的关键方之一，遂改善与巴基斯坦的关系，谋求结束“两国之间的实际战争状态”。比如，为了消除巴基斯坦的安全担忧，加尼不再向印度谋求坦克等武器支持，积极推动与巴基斯坦在边境事务方面的合作，采取强力措施打击藏身阿富汗境内的巴基斯坦极端组织，2014年12月向巴基斯坦移交“巴塔”指挥官拉提夫・马赫苏德，计划与巴基斯坦签署情报合作备忘录，等等。上述措施产生了明显效果，巴基斯坦对加尼政府的示好“报之以李”，采取有力措施敦促接受与阿富汗政府谈判，最终促成了2015年7月在巴基斯坦穆里举行的第一次直接谈判。有消息称，巴基斯坦方面甚至曾向传话，如果不参加和谈，将对其采取措施。另一方面，加尼积极要求中国和美国两大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介入。在加尼政府的努力下，最终促成了中、美、巴、阿“四方协调小组”机制。“四方协调小组”机制先后举办了五轮会议，就阿富汗政府与的和谈路线图进行磋商，并取得积极进展。路线图着眼于制订具体措施，为推动“阿人主导、阿人所有”的和平进程准备条件，并最终在阿富汗和整个地区实现持久和平、稳定和繁荣。会议还发表联合声明，呼吁所有派别尽早加入与阿富汗政府的和平对话，通过对话解决政治分歧。然而，正在阿富汗和平进程有望进入快车道之际，创始人奥马尔死讯传出以及继任者曼苏尔被美军无人机炸死，导致阿富汗政府与的和谈再度中断。

尽管和平进程接连受挫，但加尼政府仍继续推动与其他反叛组织的和平谈判。阿富汗境内存在三大反叛组织，除了实力最强的之外，还有排名第二的“哈卡尼网络”和排名第三的阿富汗伊斯兰党。其中，哈卡尼网络反复表示效忠，在和谈问题上公开表明将坚决追随。伊斯兰党则独立性较强，与只是松散的联盟关系，着眼于共同对付美国对阿富汗的军事干预。该组织的大头目希克马蒂亚尔是阿富汗著名的大军阀，在20世纪80年代抗苏“圣战”期间和90年代内战期间非常活跃，其为人圆滑，最终成为加尼政府签署2001年以来首个和平协议的突破口。今年9月22日，阿富汗专门负责和平事务的“高级和平委员会”与伊斯兰党在喀布尔达成和平协议草案。根据协议，伊斯兰党将停止一切反政府军事行动，不支持任何恐怖主义组织;阿富汗政府将推动把伊斯兰党成员移出联合国制裁黑名单，希克马蒂亚尔返回阿富汗后将参与国家重大决策，其他成员则加入政府以及安全部队。国际社会对此普遍表示欢迎，认为此举将产生示范效应，即使不能推动整体接受和平谈判，也有助于刺激部分中高层指挥官与政府接触，最终实现阿富汗长治久安。

团结政府内部分歧明显

阿富汗国内对于民族团结政府在分权协议期满后合法性的质疑，主要是缘于政府未能在两年内兑现协议中的主要承诺。有人认为，领导人分享权力是为了联合执政，但现政府在过去两年甚至连内部的分歧都无法解决。首先，总统与首席执行官权责不清晰。根据分权协议，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拥有宪法所规定的领导权，是理所当然的国家最高领导人;首席执行官领导部长会议，管理政府的日常运营，实际上已经与“总理”无异。因此，尽管分权协议规定了“首席执行官向总统负责”，但仍会导致阿富汗由“总统一家独大”的一元政治结构向“总统和首席执行官并驾齐驱”的二元政治结构过渡。这成为此后加尼和阿卜杜拉两大阵营在内阁部长及省长任命方面久拖不决的根源所在。即使在团结政府组建之后，这一问题仍未得到解决。例如，今年中旬以来，阿卜杜拉公开指责加尼未履行重大事项与其协商的承诺，而是大权独揽，自己甚至长达三个月未能与加尼谋面。

阿尔法协议篇3

关键词　南斯拉夫　文化民族主义　民族语言问题

一、引言

2008年2月17日，塞尔维亚共和国的科索沃自治当局在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支持下单方面宣布独立，这一挑战现行国际体系的行为在国际社会中引发了激烈争议。有学者认为，科索沃宣布独立，是南斯拉夫联邦解体后该地区变化的一个尾声。至此，成立于1945年11月的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一分为七，“南斯拉夫”这一国家名称终于成为历史名词。

民族分离主义是导致南斯拉夫联邦解体的主要原因之一，国内学术界对此亦进行了不同层面的解读，如有从政治体制演变过程进行分析的，有从经济发展层面进行阐述的，也有从民族发展历史或宗教文化差异角度进行探究的。但从语言文化民族主义视角进行系统分析的尚未见刊。事实上，在多民族国家里，不同民族围绕国家语言政策所产生的矛盾往往会引发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进而损害民族团结，动摇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基础。有鉴于此，本文拟系统分析前南斯拉夫地区人口数量最多的两个主要民族——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在民族语言方面从“统一”到“分离”的历史演变，以及科索沃地区的民族语言问题，探讨文化民族主义在民族语言方面的表现及其对国家统一认同的影响。

二、文化民族主义与民族语言

从文化民族主义的起源来看，它与民族语言有着密切的联系。文化民族主义起源于18世纪的德意志地区。当时，法国文化风靡欧洲，法语成为上层社会的时髦语言。法国的文化霸权对德意志文化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极大的压力。这种情况引起了以赫尔德为首的一批德意志知识分子的忧虑，他们起而疾呼捍卫德意志的民族特性和民族语言，倡导发展德意志文化以团结德意志民族。他们创办刊物，作为宣扬德意志民族文化的阵地；同时还建立了“使用德语”协会，呼吁同胞使用本民族语言，反对使用法语。为了培植统一的德意志文化，增进统一的文化认同，他们还致力于日耳曼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包括日耳曼民歌、民族神话和传说。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赫尔德提出了“文化民族主义”的理论。可以说，文化民族主义是德国知识分子在德意志文化被侵袭这一历史背景下提出的，其目的是振兴德意志语言与文化，从而增强对德意志民族的认同。

可以认为，“文化民族主义”即指文化领域的民族主义。钱学梅、张淑娟等对文化民族主义的内涵做了如下概括：世界分为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每个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文化；历史和人类社会是多元的，而且各种要素的价值是平等的，多样性并不意味着冲突；文化是不同民族国家的本质特征，文化是民族和国家认同的核心依据。而文化民族主义的目标，就是保留、复兴和壮大自己的民族文化，以增强民族与国家认同。一些学者也肯定了文化民族主义在抵制文化霸权主义、维护本国和本民族利益方面的积极作用。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多种民族语言并存的国家里，则要避免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给国家认同带来的负面作用。这种副作用在前南斯拉夫地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围绕民族语言问题产生的矛盾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三、南斯拉夫联邦的民族构成及语言、文化概况

南斯拉夫人(或南部斯拉夫人)是欧洲的一个民族集团，在人种上属于欧罗巴人种东欧类型，包括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马其顿人、黑山人和保加利亚人。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其分界线正好穿过巴尔干半岛，这条分界线大致相当于拉丁语世界和希腊语世界的语言分界线，这与后来巴尔干半岛的罗马天主教和希腊正教的分界线大致吻合。公元8－14世纪，斯拉夫人向南迁移进入巴尔干半岛，并逐步分化为不同的南斯拉夫民族。实际上，南斯拉夫原本是一个地域概念，即指南部斯拉夫人居住的地区，上述分界线就位于这一区域。由于受到东方拜占庭文化和西方拉丁文化的不同影响，以及不同异族的统治与分化，南斯拉夫各民族形成了不同的宗教信仰：塞尔维亚人、黑山人和马其顿人皈依东正教，而克罗地亚人与斯洛文尼亚人则信奉天主教，还有部分南斯拉夫人改信伊斯兰教。这些不同信仰的民族有相对稳定的生活区域。历史上塞尔维亚人、黑山人以及克罗地亚人都曾建立过自己的国家实体，但摆脱外族统治和实现民族独立的共同使命，使得来源相同和语言文化十分相近的南斯拉夫各民族也有建立统一的南斯拉夫民族共同体的愿望。19世纪前叶，克罗地亚等地掀起伊利里亚运动。该运动认为南部斯拉夫各族属于同一共同体，并提出了建立统一的南斯拉夫的计划。19世纪40年代，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提出建立以塞尔维亚为中心的南斯拉夫国家，但这种带有大塞尔维亚主义特征的南斯拉夫统一运动损害了克罗地亚人的民族自尊心，大塞尔维亚主义给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业已存在的矛盾增添了新的冲突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南斯拉夫各民族首次有了统一的独立国家，即“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一斯洛文尼亚王国”(后改名为南斯拉夫王国)，但王国政权奉行的大塞尔维亚主义给王国带来了严重的民族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南斯拉夫王国被德、意法西斯占领并随之解体。法西斯统治期间，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穆斯林之间的民族冲突和相互残杀，使得民族问题成为南斯拉夫各族人民难以治愈的伤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以联邦制重建南斯拉夫多民族统一国家，使民族矛盾暂时得以缓和，但各民族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认同意识淡薄。

1991年南斯拉夫联邦解体之前，其共和国与自治省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占全国总面积20％，人口占18.7％)，克罗地亚共和国(占全国总面积20.9％，人口占20.1％)，马其顿共和国(占全国总面积10.1％，人口占8.7％)，黑山共和国(占全国总面积5.4％，人口占2.3％)，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占全国总面积8％，人口占18.7％)，塞尔维亚共和国(占全国总面积34.5％，人口占41.5％)。塞尔维亚共和国包括两个自治省：伏伊伏丁那自治省，占全国总面积8.4％，人口占8.9％；科索沃自治省，占全国总面积4.3％，人口占7.6％。

南斯拉夫联邦共有24个民族，主要民族有6个，即：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黑山人、马其顿人、穆斯林；其他民族有：阿尔巴尼亚人、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土耳

转贴于 其人、波兰人、茨冈人以及一些没有具体民族名称的“南斯拉夫人”。在南斯拉夫联邦，具有同等地位的语言是：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语、斯洛文尼亚语、马其顿语。

从表中内容可以看出：在南斯拉夫联邦，语言界限同民族区域界限大致重合。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穆斯林和黑山人均使用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语，使用人口占6个主要民族总人口的83.7％，占全国总人口的68.2％。因此，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语是南斯拉夫联邦使用最为广泛的语言。但是，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却以不同的文字书写，前者采用西里尔字母，后者则采用拉丁字母。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南斯拉夫联邦使用人口最多的四种语言，即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语、斯洛文尼亚语、马其顿语和阿尔巴尼亚语，除阿尔巴尼亚语言之外，其余三种语言都属于斯拉夫语族。

四、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语：从统一到分离

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语是在南斯拉夫联邦使用最为广泛的语言，又是南斯拉夫联邦两大民族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的民族语言。从主张并推进统一语言(即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语)，到语言“分离”，两个民族围绕语言问题产生的矛盾，对于建设统一的南斯拉夫民族共同体产生了极大的负面作用。从历史上看，南部斯拉夫人最初都使用古斯拉夫语。公元9世纪，拜占庭皇帝派遣出生于意大利萨洛尼卡的传教士西里尔(saim Cyril)和梅托迪耶(Saint Methodius)两兄弟到斯拉夫人居住区传播基督教，他们所创造的古斯拉夫文字格拉果尔字母，曾被南部斯拉夫人普遍使用。他们的学生克莱门特(Saint Clement)在此基础上创造的新斯拉夫文字西里尔字母，也曾为南部斯拉夫人所接受。1054年基督教分裂为天主教和东正教(16世纪又从天主教中分化出新教)后，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接受了天主教(许多斯洛文尼亚人后来又改信了新教)，而塞尔维亚人、黑山人、马其顿人等则接受了东正教。西里尔文字受到使用拉丁文字的天主教会的抵制，而只为东正教徒所使用。自此时起，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使用西里尔字母，而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则使用拉丁字母。尽管如此，在受到外来异族压迫时，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显示出追求团结的一面。1850年3月，一些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中的知识分子在维也纳签署了《文字协议》。该协议的第一段文字对签署该协议的目的做了明确说明：“我们认为，一个民族(指包括了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在内的南斯拉夫民族——引者注)需要一种文学语言。然而，我们的文学语言在字母和拼写方面不同。”该协议就统一南部斯拉夫人的文学语言达成共识。其基本内容为：(1)通过综合改造不同方言来形成一种新语言作为通用语的做法并不可取。合理的做法是选择一种广泛使用的方言作为共同语言，如同德国人和意大利人那样，他们并未将自己现有的不同方言进行综合来创造新语言，而是从已有的且广泛使用的方言中选择一种作为文学创作语言。(2)南部方言应当被选为这种文学语言，因为这是绝大部分南部斯拉夫人的语言并且该语言更接近古斯拉夫语，因而也最为接近其他的斯拉夫语。另外，该协议还就文字拼写提出三点建议以有利于该语言的规范与统一。该协议最后指出：“我们将能够克服重重困难，在推进语言统一的道路上取得重大进步”。在该协议上签字的共有8人，包括5位克罗地亚语言学界和知识界的著名人士、2位著名塞尔维亚人语言学家，此外还有1名斯洛文尼亚语言学家。很显然，该协议表达了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中部分知识分子追求统一语言的愿望。该协议中所称的南部方言，就是指塞尔维亚人和黑山人使用的塞尔维亚语以及克罗地亚人使用的克罗地亚语，将其一并称为南部方言，是因为除了文字拼写分别采用西里尔字母和拉丁字母外，两者并无太大差异。但要将其作为南斯拉夫各民族通用语进行推广，首先要对这两种语言进行规范，将其真正统一为一种语言。从语言学层面来说，统一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并不困难。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同属斯拉夫语族，其语法体系几乎完全一样，差异主要体现在某些词汇方面，尤其是经济、政治、法律等词汇方面。尽管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的书写分别使用西里尔字母和拉丁字母，但这两种字母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如果熟悉这两种字母，两种语言的使用者完全可以相互理解。这也是为什么《文字协议》将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一并称为南部方言的原因。有学者认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知识分子的这一自发举动，目的主要是想显示当时处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南斯拉夫人的团结，体现了这些知识分子希望能统一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并进而将其作为南斯拉夫各民族统一语的愿望。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寻求统一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语言的努力有了一定的进展。1867年，在克罗地亚首府萨格勒布市，南斯拉夫科学与艺术学院宣布成立，起名“南斯拉夫科学与艺术学院”，而不是“克罗地亚科学与艺术学院”，这本身就说明了当时克罗地亚人追求南斯拉夫民族统一的愿望；同年，克罗地亚语言学家布德曼尼(Pero Budmani)出版了他的《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语语法》，该书是第一本将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统称为称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语的语法书；1899年，克罗地亚语言学家曼赖迪克(Tomislav Marefic)出版了《克罗地亚或塞尔维亚语语法及修辞》第一版；1913年，塞尔维亚语言学家斯哥力克(Jovan Skerhc)建议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在语言和书写方式方面进行妥协，以创立真正的统一语言。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伴随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全面崩溃，南斯拉夫各民族纷纷获得解放。同年12月，“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一斯洛文尼亚王国”宣布成立。外部压迫结束了，但王国内部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两大民族之间围绕着建立联邦制还是中央集权制的问题产生了严重分歧，矛盾逐渐激化。1929年1月，塞尔维亚国王亚历山大发动政变，取消宪法，解散议会，实行独裁统治，并改国名为“南斯拉夫王国”。奥匈帝国统治时克罗地亚人还可在不同程度上保留的自治权，此时也被剥夺。民族之间的矛盾给统一语言的努力蒙上了浓厚的阴影。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41年纳粹德国在克罗地亚扶植成立了傀儡政权。该政权宣布，克罗地亚语是不同于塞尔维亚语的一种独立语言，并且引入新的书写规则来显示其与塞尔维亚语的不同。这种新的书写规则在实践中虽然没有获得成功，但统一语言的努力陷于停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于1946年1月通过了第一部宪法，统一语言的工作开始得以恢复。1954年12月8日至10日，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中的一些知名语言学家在塞尔维亚的诺维萨德市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诺维萨德协议》(Novi Sad Agreement)。该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1)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黑山共和国使用的语言是同一种语言，这种语言的两个主要变体从两个主要起源地贝尔格莱德和萨格勒布产生并逐渐演变而来；(2)这一语言的正式名称应该包含两个主要不同变体的名称，也就是包含“塞尔维亚”及“克罗地亚”两个名 称；(3)克罗地亚人使用的拉丁文字和塞尔维亚人使用的西里尔文字具有平等地位，塞尔维亚人学生和克罗地亚人学生在学校应该学会这两种书写方式。另外，该协议还要求就建立统一的经济、学术及文化等方面的词汇开展工作。上述方面词汇的差异是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除书写方式之外的主要不同。这一协议对南斯拉夫统一语言的努力起到了促进作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黑山知识界中的25位名人在该协议上签字。但也有一些克罗地亚人知识分子对该协议的签订表示忧虑，他们认为，克罗地亚语的平等地位可能会受到威胁，塞尔维亚语也可能就此一步一步地替代克罗地亚语。

1963年4月，南斯拉夫联邦通过了第三部联邦宪法。同1953年1月通过的第二部宪法相比，新宪法大大缩小了联邦政府的权限，而放宽了共和国、自治省以及自治机构的权限，国家也改名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但在语言政策上，新宪法试图在南斯拉夫联邦全国推广国家通用语，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语成为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的统一名称。1963年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黑山、塞尔维亚共和国宪法都将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语作为各自共和国的官方语言，而克罗地亚共和国宪法则改变了这一语言名称的次序，宣称其官方语言是克罗地亚一塞尔维亚语。尽管克罗地亚共和国改变了这一统一语言名称的次序，但毕竟是从宪法上认可了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是同一种语言并且是克罗地亚的官方语言。这无疑是南斯拉夫联邦在统一塞尔维亚语与克罗地亚语、推广国家通用语方面取得的重要进步。

然而，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在统一语言的进程中不断产生矛盾，尤其是在编纂两卷本的《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语言词典》的过程中，克罗地亚知识界认为，在编纂该字典时对一些标准的克罗地亚用语进行了塞尔维亚化，并且对此表示严重不满。上述矛盾的逐渐激化导致1967年3月出台了“关于克罗地亚语言名称和地位的宣言”。共有18个克罗地亚学术机构和140余名克罗地亚知识分子在这一宣言上签名，而其中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曾在《诺维萨德协议》上签过字。他们宣称，克罗地亚语和塞尔维亚语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语言，并要求宪法承认四种不同的语言，即克罗地亚语、马其顿语、塞尔维亚语和斯洛文尼亚语。该宣言不但要求在克罗地亚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使用克罗地亚语，而且要求克罗地亚基础学校的学生只学习以拉丁字母书写的克罗地亚语而不是同时学习西里尔文字。

该宣言在南斯拉夫联邦引起了轩然大波。塞尔维亚知识分子则针锋相对地要求保护西里尔文字不受侵害。最后南斯拉夫联邦中央政府表态，对该宣言进行了批评，认为挑起这场争论毫无道理，其危害在于制造民族分裂。但南斯拉夫联邦中央政府的批评并没有平息争论。1971年，克罗地亚知识界知名人士、著名语言学家拉多斯拉夫·卡提契奇(Radoslav Katicic)在《克罗地亚周刊》(Hrvatski Tjednik)上发表文章，认为《诺维萨德协议》的基础“事实上并不存在，仅仅是臆断的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语言统一性，而这种统一性常常被用来否定克罗地亚语言和历史的独立存在以及领土的历史延续”。

1974年2月南斯拉夫联邦颁布了第四部宪法。根据这部宪法，联邦的权限被极大地缩减，由体现各民族主权的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决定全联邦事务的平等原则大为增强。在语言政策方面，新宪法确认了各共和国有平等的语言权。虽然新宪法试图维护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语通用语言的地位，但承认了克罗地亚语的平等官方语言地位。而在1963年的宪法当中，还将克罗地亚语视为统一的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语。因此，就统一语言的努力来说，1974年的宪法无疑是个倒退。

为何克罗地亚人同塞尔维亚人围绕语言政策而矛盾不断并且呈逐渐激化的趋势?早在1981年，也就是铁托去世的第二年，语言学家马格纳(Thomas Mariner)就做了这样的分析：“克罗地亚人出于追求政治以及经济平等，在民族主义情感的激励下，一直致力于民族语言建设，其目的就是要使克罗地亚语同塞尔维亚语区别开来。语言和政治的分离主义似乎一直都是克罗地亚人的目标。这一目标由于铁托这个强有力的领导而受到阻碍。现在，铁托已经去世，我认为对于克罗地亚人的限制将被减弱甚至取消。我认为，南斯拉夫政府为了平息克罗地亚人的不满，将会允许克罗地亚人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至少在语言方面是如此。如果我这个看法是正确的话，其结果必然是出现一个独立的语言，在书写方法和专用词汇方面都与塞尔维亚语有显著的不同。从这一过程看，将会出现两种不同的斯拉夫语言。”

南斯拉夫联邦此后的发展，部分地应验了马格纳的预言。1990年5月，图季曼(Franjo Tudjman)当选为克罗地亚总统，之后克罗地亚加快了脱离南斯拉夫联邦的步伐。同年12月21日，克罗地亚共和国议会在塞尔维亚人议员拒绝参加投票的情况下，通过了有邦联制内容的新宪法，并于次日颁布。这部新宪法彻底改变了该共和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并规定克罗地亚语言为克罗地亚的官方语言，采用拉丁字母书写。虽然塞尔维亚人是克罗地亚最大的少数民族，占克罗地亚总人口的12.16％(1991年)，但这部新宪法并没有提及塞尔维亚语的地位，只是笼统地规定个别地区在采用拉丁字母书写方式的同时，可以引进西里尔字母书写方式，这显然是指塞尔维亚人聚居区。1991年5月19日克罗地亚共和国就独立问题举行全民公决，塞尔维亚人居民进行抵制，结果有94％参加投票的人赞成克罗地亚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5月29日克罗地亚总统图季曼《克罗地亚独立宣言》。6月25日克罗地亚议会通过宪法性法律，宣布克罗地亚共和国脱离南斯拉夫联邦，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由于发生了激烈的内战，在欧共体的调停下，国家独立推迟3个月后再实行。但在此期间，双方谈判未取得进展。1991年10月8日克罗地亚议会通过决议，宣布独立正式生效。

自从克罗地亚独立以后，克罗地亚语便成为广大民众的交流用语，克罗地亚语言学家发出了纯洁克罗地亚语言的号召，其目的就是要消除克罗地亚语言中的塞尔维亚语痕迹。许多和国家机构有关的用词，例如“大使馆”、“护照”等被修改。事实上，在一些情况下，所谓的塞尔维亚化是想象出来。一些国际通用的词语如“航空港”(aerodrom)、“飞机”(avion／aeroplane)都被换成了地道的克罗地亚语单词，这些新的克罗地亚词语得到了克罗地亚政府与媒体的认可，而媒体也很踊跃地参与到这场反对塞尔维亚语的运动中。

在独立后的克罗地亚，语言成为区别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的重要标志。“将这一区别标志应用于语言政策领域，它则成为凝聚所有克罗地亚人的象征，同时也成为排除其他人首先是塞尔维亚人的象征。”这种排除在独立后的克罗地亚还是很有成效的。虽然一开始塞尔维亚人不愿意去想象在一个独立的克罗地亚国家中的生活状况，但最终他们还是接受了塞尔维亚语的少数民族语言地位，其使用范围在克罗地亚受到了限制。

1992年4月27日，塞尔维亚和黑山两个共和国宣布成立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该联盟共和国 新宪法规定，国家官方语言是塞尔维亚语、阿尔巴尼亚语和匈牙利语。此后，在前南斯拉夫地区，无论是官方或是民间，都不再使用“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语”这一名称。统一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的努力，从此成为历史。

五、科索沃地区的语言问题

科索沃原为南斯拉夫联邦的一个自治省，面积10887平方公里，毗邻阿尔巴尼亚。科索沃地区人口构成的主体是阿尔巴尼亚人。从1948年至1991年，科索沃地区阿尔巴尼亚人在当地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断上升，而塞尔维亚人的比例则呈持续下降趋势。1948年，在科索沃72.9万总人口中，阿尔巴尼亚人占68％，塞尔维亚人占24％，其他民族人口占8％。而到了1991年南斯拉夫联邦解体时，在科索沃195.6万总人口中，阿尔巴尼亚人所占比例上升到82％，塞尔维亚人的比例则下降至10％，其他民族人口所占比例依然维持在8％。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语成为国家的官方语言，但宪法同时规定，在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语言同样是官方行政语言和学校的教育语言。因此在科索沃，阿族人学生从小学到大学均可以阿尔巴尼亚语接受教育。

然而，南斯拉夫联邦政府有关部门和科索沃地方自治政府在发展科索沃的文教事业方面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并不妥当。例如，过于强化科索沃同阿尔巴尼亚的文化交流，大量聘用阿尔巴尼亚籍教师，在学校中大量采用阿尔巴尼亚出版的教材等。这些做法不利于科索沃自治省同南斯拉夫联邦其他地区加强文化交流，也不利于增进科索沃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团结。

南斯拉夫联邦颁布1974年宪法之后，阿尔巴尼亚语成为与塞尔维亚语具有平等地位的官方语言。从1974年到1989年，使用阿尔巴尼亚语的出版物增多，双语周刊也有发行。然而，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民族分离主义分子的活动也日益活跃。尤其是1980年铁托逝世后，南斯拉夫联邦内部的民族矛盾日益尖锐，逐渐走上了民族分裂的道路，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民族分离主义分子不断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独立，在科索沃人口中占少数的塞尔维亚人处处感到受排挤。在这一背景下，1989年以米洛舍维奇为最高领导人的南斯拉夫联邦政府取消了科索沃的自治省地位。这一举措加剧了科索沃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之间的矛盾。

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和波黑分别宣布独立后，科索沃仍留在由黑山和塞尔维亚于1992年组建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内。出于对取消自治地位的不满，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民族分离主义分子建立了“影子国家”，阿尔巴尼亚语则成为其进行分离主义活动的文化工具，因为这个“影子国家”及其非官方机构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资助重建独立的阿尔巴尼亚语教育体系。当地的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围绕语言问题产生了激烈的矛盾。以科索沃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普里什蒂纳大学为例，1991年之前，这所大学一直同时采用阿尔巴尼亚语和塞尔维亚语授课。随着南联盟中央政府和科索沃阿族人矛盾不断激化，1991年之后，新任校长开始在该校推行塞族化政策，许多阿尔巴尼亚人离开该校。针对这种情况，科索沃阿族人则建立了一所阿尔巴尼亚语大学并投入使用。

1998年3月在塞尔维亚警察和阿族人的民族分离主义组织“科索沃解放军”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武装冲突，联合国安理会对南联盟实行武器禁运，但冲突愈演愈烈。1999年3月，北约对南联盟实行空袭轰炸。1999年6月北约空袭结束后，科索沃阿族人控制了普里什蒂纳大学并拒绝以塞尔维亚语为授课语言。这一结果促使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于2002年2月利用国际援助在普里什蒂纳市塞尔维亚人聚居区另外建立了一所大学。

阿尔法协议篇4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了许多地方的政治格局，但没有一个地区可以和中东受到的影响相提并论。其他地区的大部分国家都接受了历史和战后条约强加的边界线，但是一战前后西方在中东划分的边界线，至今仍被许多当地人认为是非法的。这不仅仅是因为西方完全根据自己的意愿瓜分中东，无视这一地区的民族、宗教现状以及历史沿革，而且是因为西方这种不计后果的一次次内部交易行为传递出一个信号，那就是版图似乎是可以轻易更改的！于是，在过去100年间，中东的政治版图一直在微妙地变动着，没有停息…… ――编者手记

中东是一个地缘政治概念，包括从地中海东部到波斯湾的大片地区，即地理上的非洲东北部与亚洲大陆西南部地区，处于欧亚非三大洲的结合部。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这里起源，兴起于浩瀚沙漠的伊斯兰教向赓续千年的拜占庭帝国、人类文明摇篮的两河流域、沟通东西的地中海东岸、风云变幻的波斯高原发动圣战，实现了贝都因人、波斯人、突厥人、库尔德人的宗教皈依。经过四大哈里发、倭马亚帝国与阿拔斯帝国的励精图治和奥斯曼帝国的继往开来，伊斯兰世界成为前现代时期世界政治版图上的璀璨明珠。源于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使世界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西方国家的后来居上使东方传统文明黯然失色，曾令西方世界闻风丧胆的奥斯曼铁骑屈服于近代西方的船坚炮利，偏安一隅的波斯帝国也难免南北夹击的结局……20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的干预和传统帝国的瓦解带来中东地区的重新洗牌，战争与和平、东方与西方、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形成中东政治舞台的一幕幕活剧，民族矛盾、宗教纠纷、资源争夺、外来霸权的交织使得中东地区政治版图变动不居。

土耳其“回到自然的合理的限度中”

1926年凯末尔放弃了土耳其对摩苏尔的要求，将其划给英国代管的伊拉克。此举显然出于当时的无奈处境，后来部分土耳其领导人对夺回摩苏尔跃跃欲试，但并未真正付诸行动。而在今天，摩苏尔这片是非之地正是“伊斯兰国”和伊拉克政府军等力量拉锯的战场。

在1918年奥斯曼帝国与德国败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似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阻挡西方、特别是英国在整个中东的扩张步伐，除了在一战后不久取得独立地位的土耳其、伊朗和沙特。这三个中东国家经受住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考验（这个时期正是西方对中东统治的顶峰时期），而未沦为殖民地、附属国或者委任统治地，并都确定了持续至今的疆界……

1299年，定居安纳托利亚的突厥人正式建立奥斯曼帝国。经过十几任苏丹的南征北战，鼎盛时期的奥斯曼帝国疆域东起波斯湾，西到匈牙利，北达高加索，南部涵盖整个北非及地中海域。西方国家的崛起和殖民主义扩张不仅遏制了奥斯曼帝国的急剧扩张势头，而且对盛极而衰的传统帝国进行蚕食鲸吞，形成旷日持久的“东方问题”。在近代西方民族主义的影响下，帝国统治下的巴尔干半岛诸国纷纷宣告独立，阿拉伯人的离心倾向日益增强，西方国家对部分阿拉伯地区分而治之，沙俄将黑海沿岸大片土地收入囊中……曾经强盛的奥斯曼帝国已是日薄西山。

20世纪之交国际局势的变动给奥斯曼帝国最后一击。与德国交好的奥斯曼帝国在一战中加入同盟国一方参战，战败后被迫与协约国签订停战协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的阿拉伯诸省完全摆脱帝国统治，帝国的小亚细亚本土也几乎遭到协约国肢解：法国、英国、意大利、希腊，甚至亚美尼亚都分别进入小亚细亚地区。1920年8月20日，奥斯曼苏丹与协约国签署了凡尔赛体系中最具奴役性、最苛刻的《色佛尔条约》，导致奥斯曼帝国丧失了4/5的领土，且被剥夺独立和，帝国处于亡国边缘。

穆斯塔法・凯末尔，一位深受西方思想影响、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意识的军官，领导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民族独立运动，并毅然放弃维持帝国原有版图的思想，提出“回到我们自然的合理的限度中去”的口号，奠定了建立土耳其民族国家的基调。1922年9月，土耳其民族独立战争胜利迫使协约国同意废除《色佛尔条约》。次年7月，凯末尔政府与协约国签订《洛桑条约》，该条约不仅废除了长期以来令人深恶痛绝的治外法权，更在保障土耳其民族独立和国家的基础上确立了大致相当于今天的边界。

1923年10月，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但基于《洛桑条约》的边界划分又为土耳其与希腊、伊拉克、叙利亚之间的领土纷争埋下伏笔。《洛桑条约》规定希腊归还从《色佛尔条约》中获得的东色雷斯和伊兹密尔地区，但土耳其在爱琴海上的领土范围限制在3英里以内，即土耳其仅拥有海岸线3英里以内的岛屿，诸多与土耳其海岸近在咫尺的岛屿却属于希腊，所以希土两国在爱琴海的岛屿、大陆架、领海等问题上争议不断。以伊米亚岛为例，双方在这方圆不足一千平米的荒岛上展开了你争我夺的国旗战和口水战，甚至一度兵戎相见。希腊援引1958年日内瓦关于岛屿有岛屿架的规定，认为爱琴海绝大部分大陆架应归属希腊；土耳其则认为爱琴海东部海底是土耳其小亚细亚大陆的自然延伸，希腊靠近土耳其的岛屿是土耳其大陆架“升起部分”，因而爱琴海中线以东的大陆架应归土耳其所有。后来双方又因爱琴海岛屿的石油勘探引发争执，由于北约介入并未酿成战争，但这种并未结束的争端对彼此的边界稳定造成一定影响。

《洛桑条约》还规定，土耳其与英国委任统治地伊拉克的边界应由土英两国以“友好的协议”划定。在该条约规定的期限内，土英两国对土伊大部分边界达成了协议，但对摩苏尔地区的归属问题未能达成共识。1926年6月，奉行“国内和平、国际和平”原则的凯末尔宣布放弃对摩苏尔的要求，将其划给英国代管的伊拉克，而从那里生产的石油中提取10%的收入作为回报。凯末尔此举显然出于当时的无奈处境，随后土耳其部分领导人对夺回摩苏尔跃跃欲试，但并未真正付诸行动。而在今天，摩苏尔这片是非之地正是“伊斯兰国”和伊拉克政府军等力量拉锯的战场。鉴于土耳其对摩苏尔乃至伊拉克的政策服务于长远利益，所以短期内应不会寻求改变现状。

土耳其与叙利亚的领土纠纷聚焦于哈塔伊省。英法在一战期间签署的《赛克斯―皮科协定》将哈塔伊省（时称亚历山大勒塔）划归法国托管的叙利亚，并在《洛桑条约》中加以确定。后来由于当地土耳其少数民族的特殊处境和频繁的边境摩擦，凯末尔促使法国政府承认了亚历山大勒塔的独立地位，并称之为哈塔伊共和国。1939年6月，哈塔伊共和国通过全民公决加入土耳其成为哈塔伊省。此后几十年叙利亚与土耳其一直相安无事，但随着叙利亚危机的爆发，叙利亚反对派――“自由叙利亚军”将总部设在哈塔伊省，成为土耳其支持叙利亚反政府力量的大本营，这引起了叙土边境危机。

从波斯到伊朗，边界纷争依旧

两伊战争后，伊朗和伊拉克的边界纠纷回到原点。在可预见的未来，边界问题仍然是两伊关系中难以逾越的鸿沟，两国的疆界版图是否会随着伊拉克政局走向出现新的变动值得关注。

伊朗高原曾经是诸多古代文明的故乡，但伊斯兰教最终征服了这片土地，并建立一系列伊斯兰国家，中古后期的萨法维王朝确立了伊斯兰教什叶派在伊朗高原的统治地位。19世纪末，恺加王朝也同样未能抵御欧洲列强的殖民扩张，北部领土被沙俄蚕食，同时还不得不放弃了对阿富汗和现今巴基斯坦的所有要求，统治疆域被迫收缩至现在被认可的版图内。即便如此，波斯的领土完整依旧受到威胁。1907年英国和俄国协商划定了在波斯的势力范围。1917年俄国爆尔什维克革命，俄军队退出波斯北部地区，次年德国投降，使英国一度成为波斯领土上的惟一外部势力。英国也正是从波斯出兵进犯苏俄的。同时英国提出与恺加王朝缔结一份协定，企图使波斯成为英国的被保护国，但遭到波斯人的强烈反对。1921年2月，深受凯末尔革命鼓舞的军官礼萨・汗在英国支持下发动，兵不血刃占领德黑兰，掌握了实权。几天后，苏俄与波斯签订友好条约，废除沙俄同波斯以及第三国签订的有损波斯的一切条约和协定，放弃沙俄在波斯获取的一切权益及所有资产，波斯获得相对安全的北部边疆。此后，礼萨・汗相继镇压北部的吉兰苏维埃共和国（1920年苏俄红军在追击白卫军和英国干涉军时一度占领了吉兰省）、霍拉桑省和阿塞拜疆省的民众起义和部落反抗，波斯作为独立民族国家的疆域版图基本确定。1925年，礼萨・汗建立巴列维王朝，成为波斯的国王。十年后，波斯改称伊朗。

但此时的伊朗并没有解决与波斯湾诸国的边界纠纷。伊朗和伊拉克作为近邻，其陆地和海上边界尚未完全划定，尤其是作为两伊界河的阿拉伯河纠纷依然悬而未决。阿拉伯河由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汇合而成，经由伊拉克和伊朗注入海湾，曾是奥斯曼帝国和伊朗的界河。早在1913年，双方签订的《君士坦丁堡议定书》规定，阿拉伯河除靠近伊朗的霍拉姆沙赫尔一段以河道深水线划界外，其余部分以伊朗一侧浅水线为界，整个河流的属于奥斯曼帝国。但该议定书并未得到认可。长期以来，伊朗主张以阿拉伯河主航道中心线划界，而伊拉克坚称对整条阿拉伯河拥有。两伊在1975年达成解决边界纠纷和发展睦邻关系的协议：伊拉克同意以阿拉伯河主航道中心线为两国新边界，伊朗则同意将本国科尔曼沙赫省内约300平方公里的土地划给伊拉克。1980年9月，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宣布废除该协议，收回阿拉伯河，随之引发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两伊战争后，边界纠纷回到原点。随后伊拉克局势风云变幻，两伊领土纷争仍然延续。在可预见的未来，边界问题仍然是两伊关系中难以逾越的鸿沟，两国的疆界版图有可能会随着伊拉克的政局走向出现新的变动。

伊朗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隔海相望，双方对海湾三岛――大通布岛、小通布岛和阿布穆萨岛的归属存在争议。这三个岛屿扼守波斯湾入口处的霍尔木兹海峡，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据史料记载，三岛最初处于伊朗统治之下。1902年，英国支持沙迦酋长国宣布对三岛拥有。随后伊朗被迫从三岛撤出，沙迦酋长国随之在三岛上升起国旗，伊朗表示反对并诉诸国际联盟未果。1971年3月，英国宣布中止同波斯湾诸君主国签订的所有条约，同年11月伊朗和沙迦酋长国达成协议，伊朗承认沙迦拥有对阿布穆萨岛的，沙迦则同意伊朗在岛上驻军。次日，伊朗出兵占领了阿布穆萨岛和大小通布岛。12月，沙迦等六个酋长国组成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由此伊朗与沙迦酋长国的三岛之争转化为伊朗和阿联酋的领土争端。多年来，尽管阿联酋的三岛诉求得到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的支持，并积极主张通过双边的直接对话，或者将此问题提交国际法庭仲裁等途径来实现三岛问题的和平解决，但伊朗毫不妥协的立场使得解决前景暗淡。

沙特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政治极限

二战后，阿拉伯半岛诸国纷纷摆脱英国的统治取得独立，但领土纠纷并未就此停息。比如巴林长期受到伊朗威胁，甚至在1957年被列为伊朗的第14个省……

就像土耳其拥有凯末尔、伊朗拥有礼萨・汗这样英勇的开国者一样，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创立者伊本・沙特也是一名精明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19世纪晚期生于半岛中部的利雅得，在他12岁那年，第二沙特王国被拉希德家族覆灭，沙特家族被迫逃往半岛东部。1902年伊本・沙特率领发小杀回故乡，建立利雅得埃米尔国，此举激化了他与拉希德家族的矛盾。四年后他击败倚重奥斯曼帝国的拉希德家族，声名鹊起，迅速成为英国的拉拢对象。1911年沙特与英国缔约，接受后者保护，从而开罪英国的对手奥斯曼人。两年后他击败奥斯曼军队，控制海湾南岸部分地区，迫使奥斯曼帝国重新审视半岛局势。1914年帝国与沙特缔约，承认后者控制内志和半岛东部富庶的哈萨地区，但要求沙特不得允许外国军队进入此地，矛头直指英国。为了稳住沙特，英国随后又与他缔约，不仅赠枪送钱而且承认他的版图，前提是他不能觊觎英国保护下的科威特、巴林、卡塔尔和阿曼，而且禁止他国军队开进沙特地界，此举显然针对已向英国宣战的奥斯曼帝国。沙特成为奥英两国的争夺对象，左右逢源渔翁得利。一战结束后，奥斯曼的势力在阿拉伯半岛荡然无存，位于希贾兹与也门之间的阿希尔王国，以及拉希德家族均丧失了靠山，而麦加统治者侯赛因与英国的关系也已经恶化。处境极佳的沙特趁机四出征讨，于1932年建立西邻红海、东濒海湾的现代沙特阿拉伯王国。

虽然通过多年的战争统一了阿拉伯半岛绝大多数部落和埃米尔国，但是伊本・沙特像凯末尔一样清楚自己的政治极限。建立自己的王国后，沙特基本停止了对外征服活动，而且还放弃了对也门伊玛目教长国的所有要求。这是一个极为明智的做法，因为也门是什叶派的地盘，激烈抵抗逊尼派沙特的征服。此外，沙特也很少袭击处于英国保护下的阿拉伯地区，比如外约旦、科威特、阿曼等。

二战后，阿拉伯半岛诸国纷纷摆脱英国的统治取得独立，但领土纠纷并未就此停息。比如巴林长期受到伊朗威胁（历史上波斯曾占领过巴林），1957年甚至被列为伊朗的第14个省。1970年前后英国从巴林撤军，并试图将巴林与卡塔尔等国组成联邦，未果。为了消除巴林对伊朗的恐惧，英国说服伊朗同意巴林通过公投决定独立或与伊朗合并，1971年巴林选择独立。同年阿布扎比、迪拜、沙迦、阿治曼、乌姆盖万和富查伊拉宣布组成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翌年哈伊马角酋长国也加入其中。阿拉伯半岛版图格局因此发生较大变动。而半岛南端的也门更是在长时间内经历分分合合。

被随意更改的“新月地带”版图

单就在叙利亚，为了打击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法国将其分解成几个较小的区域以分而治之。这个做法最终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亚历山大勒塔1939年并入土耳其；二是黎巴嫩1943年成为一个独立国家……

伴随着奥斯曼帝国衰落，阿拉伯民族主义在“新月地带”潜滋暗长，试图使阿拉伯人联合起来建立一个统一国家。1914年8月，奥斯曼帝国决定加入德国一方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趁机在中东扩张势力。为此，英国开始煽动阿拉伯人起事反抗奥斯曼帝国。1916年6月，麦加的统治者、哈希姆家族的首领侯赛因在确信英国将极力支持建立一个独立阿拉伯国家后，发动了阿拉伯人起义。此后，支持侯赛因的阿拉伯人在欧洲顾问、特别是著名的“阿拉伯的劳伦斯”的指挥下，站在协约国一方对奥斯曼帝国作战，向北攻入巴勒斯坦。1918年奥斯曼帝国与协约国签订停战协定，阿拉伯人当家作主似乎指日可待。

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已经将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阿拉伯土地许给了其他参战国。1916年5月，英国、法国和俄国秘密缔结《赛克斯-皮科协定》，规定法国将直接统治叙利亚北部和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并把包括大马士革、阿勒颇和摩苏尔在内的叙利亚腹地作为势力范围；英国则直接统治伊拉克南部，并控制约旦河东岸。由于俄国希望获得一块土地用以管理基督教圣地，因此巴勒斯坦的雅法与耶路撒冷周边由国际公管。唯独阿拉伯半岛的沙漠地带由阿拉伯人自治，不受外国势力的干涉。1917年11月，英国还公布了一项决定――帮助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国家。这就是著名的《贝尔福宣言》。《赛克斯-皮科协定》和《贝尔福宣言》毫无悬念地遭到了阿拉伯人的反对。为了协调英国人、法国人、阿拉伯人、犹太复国主义者等对中东的不同要求，提出“十四点原则”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提议派遣代表团前往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以弄清当地人民的意愿，倡导民族自决。但这个代表团遭到了法国和英国的抵制。

1920年3月，叙利亚宣布独立，并立侯赛因的儿子费萨尔为国王，声称疆域包括大马士革、阿勒颇、黎巴嫩、巴勒斯坦和外约旦。与此同时，由美国一国派遣的代表团在考察了叙利亚形势后，发现当地人民希望在费萨尔的领导下实现完全独立。这个代表团还认为，如果非要当地人接受外国的保护，他们会选择在中东没有殖民历史的美国人，或者至少是已经在中东驻军的英国人而绝非法国人。然而，英国和法国再次达成了一项交易：法国放弃对摩苏尔和巴勒斯坦的要求，换取对叙利亚其他地区的绝对控制。1920年4月，英国和法国在圣雷蒙会议上就划分中东委任统治地达成一致：叙利亚（包括黎巴嫩）由法国进行委任统治，而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包括现在的约旦）由英国进行委任统治；希贾兹（又称为汉志，位于现在的沙特阿拉伯西部沿海地带）将会独立。同年7月，法军从贝鲁特向东推进攻占了大马士革，将费萨尔驱逐出叙利亚，从而粉碎了阿拉伯人的独立梦想。

伊拉克是英国将奥斯曼帝国的三个不同省份的部分地区合并而成的，主要包括南部的巴士拉、中部的巴格达和北部的摩苏尔。这些地区宗教派别各异，民族成分复杂，但拥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先后受到奥斯曼帝国长达四个世纪的统治，1917年又遭到英国的军事占领。1920年伊拉克，反对英国的统治。英国很快找到了一位既符合英国利益、又能整合伊拉克的统治者，即被法国赶出大马士革的费萨尔。1921年英国扶植费萨尔成为伊拉克国王。1932年，伊拉克成为阿拉伯地区第一个摆脱委任统治地位的国家，并加入了国联，但是英国军队依旧留驻伊拉克。而麦加的侯赛因仍旧统治希贾兹，但是他拒绝签署《凡尔赛和约》与《色佛尔条约》，声称自己是“阿拉伯人的国王”。这些举动触怒了英国人，因此当沙特家族进攻希贾兹时，英国人熟视无睹，导致侯赛因政权1924年被沙特。在叙利亚，为了打击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法国将叙利亚分解成几个较小的区域以分而治之。这个做法最终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亚历山大勒塔1939年并入土耳其；二是黎巴嫩1943年成为一个独立国家。

分分合合无休止

1942年伊拉克提议统一“新月地带”的阿拉伯国家，但该计划最终不了了之。萨达姆成为伊拉克独裁者后，先后发动两伊战争与海湾战争，试图以战争的方式扩大疆域……在当前形势下，伊拉克作为一个由英国人拼凑而成的国家，能否再维持现有领土的完整成为一个未知数。

二战前后，英法先后放弃了对“新月地带”的委任统治。1936年叙利亚赢得独立，此后长期高举阿拉伯民族主义大旗。1957年鼓吹统一阿拉伯世界的复兴党上台，他们敌视美欧，认为唯有与埃及合并方能对抗西方的压力。埃及的纳赛尔不反对埃叙联合，但认为不要匆忙行事，应有较长的准备时间，但在迫不及待的复兴党领导人要求下，次年两国便合并成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虽然纳赛尔出任了总统一职，但叙利亚人在新国家诞生后比埃及人更为兴奋。原来的联合计划还包括伊拉克，但是伊拉克因为局势不稳而未加入。1958年也门王国（后来的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以合众的形式加入，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组成邦联性质的阿拉伯合众国。但是好景不长，纳赛尔坚持要求叙利亚全部政党并入埃及惟一政党民族联盟中，并宣布把所有工厂和银行收归国有，同时把个人占地限额降至约100英亩，这些举措引起了叙利亚人的反感。1961年9月叙利亚发生后，禁止国有化和，并将埃及官员驱逐出境，退出联合共和国。同年底，合众国也宣布解散。此后，尽管有利比亚革命领导人卡扎菲等依然心存幻想并几度努力，但实现阿拉伯人联合的实际企图至此已寿终正寝。但埃及仍然保留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国号直到1971年。

在与埃及合并前后，叙利亚始终不满现状，它坚持认为英法以三国都曾剥夺本国领土，其中法国促成黎巴嫩独立并将亚历山大勒塔划给土耳其，英国使约旦独立出去，而以色列则在英国委任统治地巴勒斯坦建国并从1967年起占据戈兰高地。在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叙军企图夺取戈兰高地未遂。1981年以色列宣布戈兰高地适用本国法律，1999年又通过有关撤军的戈兰高地议案，力图通过撤军与叙利亚和解。然而以军并未撤出戈兰高地，而叙利亚也始终坚持以色列先撤军、叙利亚后和谈的原则，因此叙以两国尚未缔结和约，戈兰高地成为和谈死结。

黎巴嫩国小力弱，又邻近叙利亚、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自中东战争爆发后深受三国政治势力影响。1948年以来巴勒斯坦难民涌入黎巴嫩，后来巴解组织从黎巴嫩南部出击以色列，从而牵动叙利亚和以色列的敏感神经。叙以两军频繁侵入黎巴嫩，使黎巴嫩沦为巴、以、叙三方的角斗场。1976年叙军进驻黎巴嫩，激起以方愤怒；1978年以军占领黎巴嫩南部，引发叙军恐慌；1982年以军围困贝鲁特，巴解组织被迫离开贝鲁特。1983年黎以媾和，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设立所谓安全区，直至2000年才完全撤出。以军撤离后，叙军也于2005年春完全撤出，黎巴嫩人终于可以主宰本国命运。

约旦河是“新月地带”最重要的内流河。1920年英国将委任统治地巴勒斯坦分割成河西巴勒斯坦以及河东外约旦，分别由英国直接管理和阿拉伯人自治。这个阿拉伯人就是侯赛因的另一个儿子阿卜杜拉。阿卜杜拉原本是计划统治巴格达的，但在1920年费萨尔被法国赶出大马士革时，阿卜杜拉占领了安曼，威胁要袭击叙利亚的法国人。但在英国的劝说下，阿卜杜拉最终接受了外约旦地区。经英国同意，外约旦自治区1946年宣布独立并自称外约旦哈希姆王国。外约旦始终觊觎河西的巴勒斯坦，在首次中东战争期间占领巴勒斯坦南部与东耶路撒冷，不久将其吞并，改国号为约旦哈希姆王国。心满意足的阿卜杜拉国王开始与以色列秘密和谈，不料却被巴勒斯坦人刺死。1988年约旦放弃对西岸的领土要求，此举消除了约以之间的政治疙瘩，为两国和解铺平道路。

伊拉克虽然较早实现了名义上的独立，但是1933年费萨尔突然去世后，伊拉克陷入了接踵而至的中，政局一直不稳定。1942年，在英国的鼓励下，伊拉克提议统一“新月地带”的阿拉伯国家，包括巴勒斯坦、外约旦、叙利亚、黎巴嫩以及伊拉克。伊拉克在这个联合体中处于领导地位。不过该提议遭到巴勒斯坦的犹太定居者的反对，控制着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法国也不积极，而试图领导阿拉伯世界的埃及和沙特更是不能接受。这个计划最终不了了之。但是到了1970年代萨达姆成为伊拉克独裁者后，先后发动两伊战争与海湾战争，试图以战争的方式扩大疆域。

科威特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曾经隶属伊拉克的巴士拉省，在英国委任统治伊拉克之初被剥离出去。1932年伊拉克独立后，立即要求合并科威特以获得出海口，遭到英国拒绝，被迫与科威特划定边界。但伊拉克并不甘心，在此后数十年多次要求科威特割让或租售布比延岛和瓦尔巴岛，甚至企图吞并整个科威特。1961年英国宣布终结对科威特的保护状态，伊拉克随即声称对科威特拥有。但是埃及领导的阿盟承认科威特独立，并在英军撤走后立即进驻科威特。在此情况下，伊拉克不得不承认科威特独立与现存伊科边界。1973年伊拉克再度挑起边境冲突，到了1990年伊拉克终于按捺不住了，出兵占领并吞并科威特，将其列为自己的第19个省。海湾战争随之爆发，伊拉克在美国等多国部队的炮火下被迫撤出科威特，并最终承认科威特的独立地位。但是在当前“伊斯兰国”风生水起的背景下，伊拉克作为一个由英国人拼凑而成的国家，能否再维持现有领土的完整成为一个未知数。

“永恒”的阿以领土之争

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是阿以争端的核心议题之一，尽管国际社会提出诸多方案，比如与治权分离方案、梵蒂冈模式、“一个城市两个首都”方案、巴以共同方案等，但并未真正付诸实践。

18世纪以来，犹太知识分子基于对犹太人悲惨境遇的反思而形成犹太复国主义，在回归故土的阿利亚运动的号召下，大批犹太人从世界各地迁回他们两千年前的祖居地巴勒斯坦。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使得犹阿之争的天平向前者倾斜。1937年，英国抛出巴勒斯坦分治方案，得到犹太人支持。1947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决议规定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于1948年8月1日结束，其后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阿拉伯国和犹太国；阿拉伯国面积1.1万平方公里，犹太国面积1.4万平方公里；耶路撒冷作为一个独立主体由联合国管理。由于人口只占三分之一的犹太人得到近60%的土地，该决议遭到阿拉伯人的抵制，但以色列人却抓住了建国的机会。1948年5月14日，英国全部撤离巴勒斯坦，本・古里安随之宣布以色列国成立。

次日，即1948年5月15日，埃及、外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军队一齐向以色列发起进攻，试图将其扼杀在摇篮中。以色列在美国干预下反败为胜，占领除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东耶路撒冷之外的巴勒斯坦领土，约占巴勒斯坦地区总面积的77%。阿拉伯人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的失利使巴勒斯坦人失去了建国机会，对边疆安全顾虑重重的以色列则积极谋求下一次战争。在1956年的第二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一度占领加沙地带，但在1957年3月宣布撤出。1967年6月，以色列发动第三次中东战争并获得巨大胜利，吞并整个巴勒斯坦地区。但是巴勒斯坦人并没有放弃“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一个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民主国家”的努力，以法塔赫为首的巴解组织为争取建国进行了从武装抵抗到和谈对话的尝试。1988年11月，巴解全国委员会特别会议通过《政治声明》和《独立宣言》，宣告巴勒斯坦国成立，将其目标确定为收回1967年战争中的被占领土，这就间接承认了以色列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所占领土的合法性。

20世纪90年代，巴以和平谈判在大国介入下取得突破性进展。1993年，巴以双方代表在华盛顿签署《奥斯陆协议》，规定了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基本原则和分阶段实施步骤：第一阶段巴勒斯坦人首先在加沙和杰里科实行自治，第二阶段将自治范围扩大到约旦河西岸（不包括耶路撒冷），第三阶段双方进行最终地位谈判。随后巴以双方依次通过多个协议来保障各个阶段的推进。到2000年，巴勒斯坦控制了约旦河西岸约40%、加沙地带70%的土地。在该年的巴以戴维营会谈期间，以色列提出同意从将近90%的约旦河西岸土地上撤出，但未得到巴方认可。在戴维营会谈失败和巴勒斯坦人爆发“阿克萨起义”的背景下，2000年底以色列外长会见阿拉法特时表示，以方愿意归还95%的约旦河西岸土地，将其余5%的重要地方并入以色列，同时从以境内划出相当于西岸面积3%的土地给巴方作为补偿，但遭到巴方拒绝。随着巴以暴力冲突的升级，以色列自2002年6月起开始沿着1967年战争前以巴边界线修建长约700公里的安全隔离墙，引发双方冲突的升级。2005年8月，以色列实施单边撤离计划，彻底结束对加沙地带的占领。2007年，哈马斯获得对加沙地带的控制权并对以色列安全构成极大威胁。2008年底，以色列向加沙地区发动了代号为“铸铅行动”的作战计划，并对加沙地带实施封锁。加沙民众深受以色列封锁之苦，一再呼吁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敦促以色列尽快解除封锁，但在以色列的强硬政策下，解除封锁之路依然漫长，巴以领土争端仍然继续。

巴以领土争端还包括耶路撒冷的归属。以色列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夺取东耶路撒冷，从而控制整个耶路撒冷。1980年5月，以色列议会宣布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永久的、不可分割的首都，但没有获得国际社会承认。1988年11月，巴解组织的《独立宣言》将耶路撒冷定为巴勒斯坦国的首都。由于耶路撒冷问题错综复杂，巴以双方在《奥斯陆协议》中规定耶路撒冷归属问题留待最终地位谈判时解决。但以色列历届政府皆想造成耶路撒冷犹太化的既成事实，多次征用圣地土地来兴建犹太人定居点，使得耶路撒冷问题的解决一再搁置。目前尽管国际社会提出解决耶路撒冷问题的诸多方案，比如与治权分离方案、梵蒂冈模式、“一个城市两个首都”方案、巴以共同方案等，但并未真正付诸实践。

仍在试图改变版图格局的库尔德建国梦

尽管库尔德人在不同国家处境艰难，但从未放弃自治乃至独立要求。2014年1月，叙利亚库尔德人宣布在叙北部建立“自治国家”，将与土耳其接壤的卡米什利市作为“自治国家”的“首都”……

库尔德人是中东最古老的民族之一，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征服和伊斯兰教的扩张，大部分库尔德人皈依伊斯兰教，并在聚居地库尔德斯坦建立过自己的王朝。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库尔德人保持半自治状态。随着中东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库尔德人要求民族自治、独立的运动应运而生，相继出现库尔德斯坦振兴协会、库尔德社会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色佛尔条约》规定“幼发拉底河以东，亚美尼亚国南部边界线以南，叙利亚和伊拉克边界线以北库尔德人占多数的地区，由英、法、意各一名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在本条约生效后的六个月内为之制定地方自治方案，自治方案应包含有保护该地区亚述人和其他种族、宗教少数派的安全的条款”，这是世界历史上有关库尔德斯坦自治或独立的惟一国际文件。后来由于《洛桑条约》取代《色佛尔条约》，库尔德人的立国愿望化为泡影。《洛桑条约》正式将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库尔德斯坦分割给土耳其、英属伊拉克和法属叙利亚，分散于多国的格局使其难以实现建立独立国家的梦想。而中东其他四大民族（阿拉伯人、波斯人、土耳其人和犹太人）都已建立了以本民族为主体的现代国家。

尽管库尔德人在不同国家处境艰难，但从未放弃自治乃至独立要求。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推行同质民族国家的历史建构，否定库尔德人的独立民族身份，并对库尔德人反叛进行残酷镇压，使得库尔德人的民族独立诉求淹没在凯末尔政权的高压之下。随着政治环境的相对宽松，库尔德人布扎克于1961年在边境小城西洛比建立“库尔德斯坦联络处”，四年后在此基础上成立库尔德斯坦，宣布土耳其库尔德人有权决定自己命运。但由于库尔德斯坦内部不断分化组合，一直未能形成较有影响的政治组织，所以其政治影响不大。奥贾兰领导的库尔德工人党则是库尔德人建国梦想的实践者，主张通过暴力斗争在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叙利亚交界处成立一个独立的、不结盟的库尔德斯坦共和国。1984年，库尔德工人党在土耳其东南部发动大规模游击战，从此开始了长达15年的内战。1999年奥贾兰在非洲被土耳其特工拘捕并押送回国。此后库尔德人的暴力斗争在伊土边境此起彼伏，成为威胁土耳其边境稳定的主要因素。

伊朗库尔德人的自治运动特别突出。1942年9月，马哈巴德的12名库尔德人建立秘密组织“库尔德斯坦振兴协会”。1944年8月，伊朗、伊拉克、土耳其的库尔德人代表在三国交界处的德拉巴尔会晤，签订三方合作的边境议定书。随后叙利亚的库尔德人也派代表参加，这是四国库尔德人首次尝试合作。1945年10月，振兴协会领导人召集库尔德名流、部落酋长开会，把协会改建为库尔德斯坦，明确提出库尔德地区自治。1946年1月，马哈巴德库尔德自治共和国宣告成立，出任总统。该自治政府尽管得到伊拉克库尔德人的声援和支持，但遭到巴列维政权的镇压，被处死，伊朗库尔德人的建国努力失败。从1967年开始，伊朗库尔德运动再度高涨，库尔德斯坦同霍梅尼在反对巴列维国王的斗争中结成联合阵线。伊斯兰革命胜利后，库尔德人要求建立自治政府，遭到伊斯兰政权的拒绝，霍梅尼还教令，号召对库尔德斯坦发动圣战。1989年7月，库尔德斯坦著名领袖卡塞姆卢在维也纳准备同政府代表会谈时遭暗杀，伊朗库尔德自治运动遭到进一步打击，从此再无显著表现。

20世纪50年代起，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民族运动趋于高涨。1958年7月，卡塞姆政权赋予库尔德斯坦合法地位，逃亡苏联的巴尔扎尼获准回国，重新出任党主席。1961年9月，伊拉克当局取缔库尔德斯坦，对库尔德人聚居区采取军事行动，巴尔扎尼领导库尔德武装粉碎了政府军的进攻。1963年，阿里夫卡塞姆政权后与库尔德人重开谈判，由于巴尔扎尼坚持自治，强调宪法必须写明“伊拉克共和国是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的联邦制国家”，谈判未能达成协议。1966年6月，伊拉克总理巴扎兹宣布解决库尔德问题的12点纲领，承认库尔德人在文化、政治上的自治，但随着巴扎兹政府的，12点纲领成为一纸空文。1969年，复兴党贝克尔政权声明支持12点纲领，并委派萨达姆同库尔德斯坦重开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其核心精神为保证库尔德人文化自治和平等权利。1974年3月，伊拉克政府单方面颁行《伊拉克库尔德斯坦自治法》，规定“在法律范围内在库尔德人占多数的地区给库尔德人自治”，该方案大大缩减了库尔德人的权利，并将库尔德地区置于中央政府的严格控制之下，自治区面积也仅为库尔德人要求的一半，因而遭到库尔德斯坦的拒绝。海湾战争后，由于西方国家对伊拉克的肢解使得库尔德人获得自治机会，1992年库尔德人组建立法议会和自治政府，迈出库尔德人自治的第一步。

阿尔法协议篇5

双方回顾了2004年2月主席访阿期间，两国元首共同宣布建立的战略合作关系，对建交48年来两国在各领域卓有成效的合作表示满意。

双方认为，中阿政治上相互信任，经贸合作前景广阔。充实和深化两国战略合作关系，促进共同发展，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双方就此达成以下共识：

一、政治

（一）保持和加强高层会晤和互访，就双边关系和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进行磋商与协调。

（二）密切两国议会、政党间的友好往来，开展在立法、行政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交流。

（三）充分发挥两国外交部政治磋商机制的作用，加强两部间各级别的沟通与协调，探讨建立两部战略对话机制。

（四）加强在多边领域的合作，促进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共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世界发展与进步，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

（五）支持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和权威，主张联合国改革应更加关注发展问题，应在广泛协商的基础上达成一致。安理会扩大应给予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合理的代表性。

（六）认为中阿合作论坛和中非合作论坛已成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和中国与非洲国家集体对话与互利合作的重要平台。双方愿为完善上述两论坛的建设共同努力。

（七）阿尔及利亚政府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反对任何形式的“”。中国政府强调支持阿尔及利亚的和领土完整。

二、贸易、投资

（一）继续发挥中阿经济、贸易、科技合作混合委员会机制的作用，加强两国商会、协会和贸易促进机构的作用，鼓励两国企业和企业家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两国经贸关系的全面发展。

（二）通过利用两国经济互补优势，挖掘潜力，深化互利合作。

（三）深化在工业、信息技术与通讯、机械工程、交通、农业、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合作。

（四）加强两国在贸易、经济、金融等国际组织中的合作与协调，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利益，推动上述国际组织在促进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方面发挥积极的桥梁作用。

（五）加强两国人力资源合作，促进人员往来便利化，依法保护两国贸易、投资、工程技术及劳务人员的合法权益。

（六）积极落实两国已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保护和促进投资协定》，扩大双向投资，加强两国投资促进机构的交流与合作。

三、能源和矿产资源

双方同意建立长期全面的战略合作关系，主要内容如下：

（一）双方鼓励两国有关部门签署并落实能源领域的合作协议，支持两国企业在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储运设施建设、炼油化工等领域开展合作。

（二）加强在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和利用等方面的合作，通过相互投资和技术合作，实现两国矿产资源的有效开发。

（三）进一步落实中阿1983年签署的和平利用核能议定书，并加强核电和人力资源领域合作。

四、文化、教育、旅游

（一）主张应尊重文明的多样性，认为不同文明应通过对话和交流相互借鉴，平等相待。愿共同促进文明对

话，推动构建和谐世界。

（二）根据已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加强两国在文化、教育、艺术、媒体、青年体育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三）加强旅游合作，欢迎对方旅游部门来本国进行旅游宣传推介活动。中国政府批准阿为中国公民组团出境旅游目的地，双方将就签署有关实施方案谅解备忘录展开商谈。

五、科技

开展在基础和应用科学研究、高新技术等方面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根据已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加强两国在科研机构、人员、信息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积极鼓励和支持企业以市场为导向，参与双边科技合作。

六、军事

（一）两国防务部门或军队在适当的时候签署军事交流与合作协议。

（二）保持两军领导人互访，开展双方军事院校间的对流，加强两军在人员培训和装备技术等方面的合作。

七、安全

加强在反恐、禁毒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等领域的情报交流与合作。

八、抗灾

加强两国在地震、减灾方面的信息交流与合作。

九、民间交往

为扩大民间交往、增加人文交流创造必要条件。鼓励两国新闻媒体、学术机构、政党、工会、妇女、青年和各类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往来，增进相互了解。

本声明于2006年11月6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和阿拉伯文写成，两种文本同等作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

主席总统

阿尔法协议篇6

8月20日，阿富汗举行了政权以来的第二届总统选举，30多名候选人参选。最有实力的四强包括现任总统卡尔扎伊、前外交部长阿卜杜拉、前计划部长巴沙尔多斯特和前财政部长加尼。如果在第一轮选举中没有人得票超过50％，得票最多的两位将在10月初来次决赛，以得票的简单多数来定输赢。

大选是为了选贤任能，为国家找到一条最合适的发展道路。因此，当选者绝不能因胜利而固步自封，固执己见，而是应该从大选的对手与过程当中获得启示，革除陈弊，锐意创新，不断丰富自己的治国方略，以不辜负国民的信任。

内政：权力整合与贴近民生并重

如美国总统赴阿富汗特使霍尔布鲁克所言，这是阿富汗历史上第一场突出竞争性的选举。2004年的选举不过是为新秩序安排好的一场表演罢了：在美国表态支持、重兵护卫与重金资助下，很多人认为，选择了卡尔扎伊，就会有更慷慨的美援和值得期许的未来。于是，其时已执政3年的卡尔扎伊没有遇到任何强有力的挑战，在第一轮投票中就以54％的得票顺利胜出。

为了再续辉煌，在过去的一年中，恋栈的卡尔扎伊可谓煞费苦心，以封官进爵、经济好处、宽恕军阀旧罪，甚至是为某些族群单设省份等利益许诺，试图获取包括潜在对手与各派强人的支持，确保顺利连任。

卡尔扎伊来自阿富汗最大民族普什图族，他与法希姆和哈利利这两个分别代表阿富汗第二大民族塔吉克和第三大民族哈扎拉的人物，组成了“铁三角”式的竞选团队。法希姆是最大反对党“民族阵线”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其影响力甚至在阿卜杜拉之上。选择法希姆，卡尔扎伊可以分裂反对势力，瓜分同样来自塔吉克族的阿卜杜拉的选票。而哈利利作为“铁三角”中的一角，其所代表的信奉什叶派的哈扎拉族占全国选民的20％，该族在2004年大选中登记投票和参与投票的选民比例都很高，卡尔扎伊也一直在努力取悦保守的哈扎拉族：今年3月，他签署了一项颇有争议的、惹怒人权团体的《什叶派教徒家庭法》，使哈扎拉妇女处于父亲与丈夫的绝对控制之下，甚至规定如果妇女拒绝同房，丈夫可以不给饭吃；此外，卡尔扎伊还许诺，哈扎拉族可以“控制几个政府部门并可能新建立一两个省”。在讨好与利诱之下，哈扎拉族主要领导人已经许诺支持卡尔扎伊连任。

除了与强势人物结盟，手握实权的卡尔扎伊也不断利用公权造势。联合国的报告称，卡尔扎伊在滥用国家资源竞选。譬如，去选举委员会登记时，唯独卡尔扎伊有红地毯相迎，国家电视台还进行了全程转播；而除卡尔扎伊外的其他总统候选人，则被剥夺使用国营电视台和政府宣传用车的权利。联合国驻阿富汗特派团和阿富汗独立人权委员会表示：“这些信息都显示选举过程有违公正，情况对卡尔扎伊有利。”

多数人的本性是选择强者一边站队。因此，在临近大选时，卡尔扎伊在民调中大幅度领先于对手。8月17日，刚从流亡地土耳其回国的阿北部最大军阀、前卡尔扎伊政府三军总参谋长阿卜杜勒・拉希德・杜斯塔姆在竞选集会上表示，他将支持卡尔扎伊连任。然而，尽管支持卡尔扎伊的面很广，但其根基并不深。四大因素的出现，使得选举结果不再是确定无疑的了。

其一，阿卜杜拉表现抢眼、巴沙尔多斯特“斜刺里杀出”、加尼拒绝妥协。

随着竞选活动的展开，生于塔吉克族与普什图族联姻家庭的阿卜杜拉的支持率不断上升。多年来，阿卜杜拉都是阿富汗民族英雄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最亲密的朋友兼顾问。而在反苏联占领的过程中威名远播的马苏德，自1996年之后就一直是阿富汗北方联盟军事领导人，率领塔吉克和乌兹别克民兵在北部10％的领土上开展反斗争。尽管斯人已逝，但马苏德身后的影响仍然成全了阿卜杜拉――实际上，阿卜杜拉的很多竞选海报都是马苏德对他的深情注视；很多民众在酷日下拥向体育馆为他助威，相当程度上是因为阿卜杜拉是他们最伟大英雄的助手。阿卜杜拉长期担任卡尔扎伊政府外长，但于2006年退出。他在媒体面前应对裕如，善于利用民间蔓延的对现政府的愤怒与失望情绪做文章。他指责卡尔扎伊没有兑现5年前的竞选承诺，为此提出“变革”口号，主张设立总理制，代替现有的总统一议会制，同时强调将对政府高层的腐败实行零容忍政策，以及将在全体人民的支持下打击。所有这些都使他迅速地处于一个强有力的亚军位置。

位居第三、来自哈扎拉族的年仅43岁的前计划部长巴沙尔多斯特，以其居帐篷、散工资的平民作风，不畏威胁在全国拉票的勇敢精神，以及“反对官僚奢华生活，将前军阀驱逐出政府”的主张，获得大量的平民支持，有效地分散了卡尔扎伊在“王冠决定者”哈扎拉族中的选票。

而位居第四的、非常自负的加尼，也已多次拒绝由卡尔扎伊阁僚或某些作为卡尔扎伊代言人的国际组织提出的交换条件：为卡尔扎伊退出选举，将在组阁时获得类似总理职位的行政长官。加尼誓言：“我已经准备好了，卡尔扎伊每天都要求进行谈判是我们力量的体现；竞选开始前，我不会走进总统官邸。”基于良好的从政经历及其在经济建设、吸引投资与创造就业方面详细而连贯的计划，加尼在知识分子及普什图族人当中拥有众多的支持者。他难以撼动卡尔扎伊，但绝对可以减少其选票的数量。

其二，美国态度的改变。与美国结盟总是有风险的，正如上世纪80年代一位巴基斯坦将军所言，与美国结盟就像住在一条大河的堤坝上：土地非常肥沃，然而每过4年或8年，大河会改变航道，结盟者常会因此发现自己处于沙漠之中。这种判断具有历史穿透性，远未过时。现在，卡尔扎伊可能已经看到了沙漠。尽管美国一再表白不干涉阿富汗大选，不会支持或反对任何候选人，然而，卡尔扎伊在奥巴马政府中是孤立的，因为不表态本身就表明了美国的不满；同时，其竞选对手阿卜杜拉与加尼开始进入美国政府的视线并得到重视，外界甚至有把当时领先的三位候选人(阿卜杜拉、加尼及享有国际声誉的阿富汗人民院第一副发言人亚斯尼)组织起来以反对卡尔扎伊的说法――若面临第二轮选举，这种组合对卡尔扎伊将构成致命一击。

其三，阿富汗人民关于政府与占领合法性的观念变了。曾经，美国的支持就代表了合法与正统，阿富汗人也希望藉此改变过去30多年来由激进分子、强权人物和外国政府单独、轮流或共同控制喀布尔政权的历史。然而8年过去了，在外国的占领与政府的腐败治理下，卷土重来、国内外政府的许诺落空、美国的支持并没有带来美元的流入、外国势力的存在也没有惠及

大众、罂粟的大量种植、邪恶军阀统治的地区越来越多等等，这些负面现实都使得阿富汗人当初在被逐后产生的希望破灭了。暴力、贫穷与疾病仍然困扰着普罗大众，越来越多的人把阿富汗看不到未来的现实归咎于民主政府的缺陷。这种心态再加上安全无法保证、文盲众多等因素，能有多少人参加投票仍是未定之数。在很大程度上，本次大选人数的多寡是对民主体制在阿富汗是否得到肯定的一次试金石。

其实，对于百姓的怨言和反对派对其执政业绩的可能攻击，聪明老练如卡尔扎伊不可能不心知肚明。也因此，在7月23日由私营的TOLO电视台组织的包括卡尔扎伊、阿卜杜拉与加尼这前三强在内的辩论赛开始的最后一刻，卡尔扎伊以时间仓促(辩论开始前一天才正式收到邀请)和TOLO电视台有偏向(其关于选举的报道有59％对卡尔扎伊不利)为由退出辩论。然而，鸵鸟政策并没有效果。在如期进行的直播辩论中，阿卜杜拉与加尼都对当局的腐败无能和卡尔扎伊“放鸽子”的行为尽情抨击。更让卡尔扎伊难堪的是，在进行辩论时，预留给他的处于舞台正中位置的讲台并未撤下，一直令人醒目地空着。

或许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傲慢形象，卡尔扎伊在竞选活动截止日前一天的8月16日下午，参加了与加尼和巴沙尔多斯特同台进行的公开辩论。阿富汗国家电视台RTA对此进行了实况转播。在电视辩论中，位置居侧的卡尔扎伊为自己与多名前军阀结盟的做法辩护，说他这样做符合民族团结的利益。尽管这场辩论因“二号”候选人阿h杜拉的临时退出而显得对抗性不足，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当局试图折回公平竞争的台面，以唤起更多的潜在支持者去投票。

其四，反叛组织的威胁与恐吓将影响参加投票的人数。阿富汗政府为1700万选民设立了约7000个投票站，而除了声称要直接攻击投票点、封锁前往投票站的道路，还威胁谁的手指染有投票后难以擦拭的墨水的痕迹，就将被砍头、鞭笞或剁手指。在生命安全与投票表达意愿之间，多数人会选择前者。这种选择无疑会降低参加投票的人数。根据阿富汗独立选举委员会的数据，在活动猖獗的东部与南部地区，大约20％的投票点将因安全问题而关闭，那些设法工作的投票点，也许只能吸引到10％的选民。而这些地方是普什图族人的聚居区，是卡尔扎伊的票仓。

另外，其他一些因素也在影响卡尔扎伊的票仓：很多阿富汗人不再以头领的意志为意志，希望国家以变革求强；囿于利益交换的部族长老也并不能完全“统一安排”选票去向，拉拢这些头面人物不一定能保证选票。竞选伙伴法希姆此前的劣迹，也让人非议：法希姆除了选票还能带来什么?综上所述，处于强势地位的卡尔扎伊，在竞选中并非毫无悬念，竞争者并非毫无胜算。

当然，尽管反对派势力不断壮大，卡尔扎伊的政绩与做法也颇遭非议，但这位自网富汗战争后由美国人一手提携的儒雅部族长者在本次选举中仍占明显优势。只是，此次选举中反对派的强大与选举过程的一波三折，使得卡尔扎伊即使获得连任，也需要在未来的政府运作中作出妥协、开启新政：要弥补裂痕，保持国家的统一，他就必须超越族群与党派利益，重视反对派的实力与诉求。比如，他需要招揽优秀的竞争对手入阁，如加尼，此人极富学识与实践经验。当初阿富汗能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稳定下来，任财政部长的此公功不可没。同时，他需要平衡民生与国内安全问题，需要更贴近人民，纾解民困，重塑民众对国家的希望与信心。而如果阿卜杜拉当选，他更不能忽视卡尔扎伊的强大影响力，需要以极大的包容来建立平衡各方的政府。

外交：须平衡内外的要求

美国在阿富汗的目标是：一个有效的政府，得到人民的认可并能保卫自己；伊斯兰不能再将其作为极端活动的天堂。卡尔扎伊执政以来，尽管取得了一些成绩：基础设施得到改善、农业缓慢提高、政府效能增强、安全力量得到增强，但这些并不能让美国满意。美国驻阿最高指挥官斯坦利・麦克克里斯托将军就认为，阿富汗的情况在变坏：仍很强大的敌人，能量不断增强，控制的地盘不断扩大，针对联军、政府与平民的暴力在不断增加。

尽管正陷入又一个战争泥潭，美国却无法放弃阿富汗。事实上，为确保大选顺利举行，奥巴马政府及其盟友下了很大力气：向阿增派1-7万兵力“维稳”；北约同意在选举期间，向阿富汗增派3000人战斗部队和1400－2000名教官；英国为选举提供价值1500万英镑的援助，并临时向阿富汗增派700名士兵；日本则在2008年度预算案中为阿富汗总统选举管理和培养警察、对策、农业支持等项目编制了301亿日元预算。

但是，为了避免像前苏联那样泥潭深陷，避免扶植起一个像南越的吴庭艳那样需要承担无限责任的傀儡政府，避免产生一个不受控制的像哈马斯一样的民选政府，美国也开始事急从权，甚至是在卡尔扎伊之外另起炉灶。比如，美国一直强调不干涉大选，也不预设人选，但却在同时加紧与地方强势人物联系，表示希望在卡尔扎伊身边安插一位高层官员，以有效地分散总统的权力。美国及其欧洲盟友还尝试绕开喀布尔中央政府，直接与阿富汗各省之间建立沟通渠道以获取人脉资源，及将更多财力和权力直接下放到喀布尔之外的34个省及396个行政区。

与美国态度与做法改变相伴随的是：在阿富汗已开始占据优势，其活动范围已经超出了位于阿富汗南部的传统据点，威胁到以前较稳定的北部和西部地区。例如，7月26日在阿北部昆都士省，第一副总统候选人法西姆的车队遇袭，一名保镖死于枪伤；还是在昆都士，阿前总统拉巴尼8月13日遭伏击但幸免于难。其后在首都喀布尔，北约驻阿总部及外国驻军车队相继在4天内两遭自杀式车弹袭击，至少造成14死141伤。大选最后关头，一方面是否认与政府之间存在任何大选期间临时停火协议，一方面是北约部队表示除保护阿富汗民众的必要行动外，将暂停一切进攻性军事行动，两幅图景形成了鲜明对比，谁攻谁守一目了然。而在阿富汗民众看来，他们对于西方的空头许诺已经失去了信心，对盟军的狂轰滥炸极度愤怒，认为戒心重重的盟军的自我保护甚于对阿富汗机构及民众的保护。

阿尔法协议篇7

这些天,印度外长克里希纳的日子并不好过。3月6日,他在接受印度《经济时报》采访时表示,“印度将依靠自身力量,推进‘阿鲁纳恰尔邦’(即我藏南地区)的项目建设,不会选择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机构寻求援助”。一语激起千层浪。克里希纳的表态引起印度国内各界强烈反响:各大媒体重点报道,纷纷“揭露内幕”,称“中国和印度驻世界银行的代表已就此进行讨论”;财政部旋即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印度没有承诺不向世界银行等寻求‘阿鲁纳恰尔邦’的项目援助”;反对党印度人民党则抓住机会批评政府,指责克里希纳“言行羞耻”、“严重损害印度战略利益”。

面对国内各界的质疑与指责,克里希纳赶紧出面澄清,强调自己的表态是为了突出印度取得的经济成就,“印度完全有能力自主推进‘阿鲁纳恰尔邦’的项目建设”。目前,这场风波虽然已经渐渐平息,但却再次把所谓“阿鲁纳恰尔邦”推上了舆论前台。

“阿鲁纳恰尔邦”争议的前世今生

中印边境争端分东、中、西三段,面积约12.5万平方公里:西段约3.3万平方公里,主要是阿克赛钦地区,由中方控制;中段约2000平方公里,由印度控制;东段就是约9万平方公里的我国藏南地区(印度“阿鲁纳恰尔邦”),这是争议地区中面积最大、最敏感、也最棘手的部分。

历史上,中国和印度本无边界问题,双方存在一条大体沿喜马拉雅山南麓和布拉马普特拉河北岸平原交界线的传统习惯线,“阿鲁纳恰尔邦”属藏南地区,归地区政府管辖,自然也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直到19世纪末,英帝国主义对印度实行殖民统治,英属印度政府通过两次侵藏战争,迫使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与其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行介入事务,中印边界纠纷始露孽根。

1913年秋,臭名昭著的西姆拉会议召开。英国谈判代表、狂热的殖民论者麦克马洪抛出“麦克马洪线”,将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向北推进约100公里,把包括达旺在内的约9万平方公里地区划归英属印度,但中方代表并没有在条约上签字。根据国际法,只有正式签定的条约才有效,因此,未经中国政府批准和签字的“西姆拉条约”自然没有任何法律效力。1947年,独立后的印度政府试图“继承英国殖民遗产”,并不断派兵蚕食藏南地区。最终,这场英殖民主义者一手策划的阴谋,演变成中印两国间的边境争端。1962年中印边境军事冲突,中国政府从维护两国关系的大局出发,在取得军事胜利后主动后撤回实际控制线一侧。

中国赢得了战争,藏南地区却沦入印度之手。1972年,印度将该地区改为“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1986年通过立法将其升格为“邦”,翌年正式宣布成立“阿鲁纳恰尔邦”。至此,印度政府开始堂而皇之地“治理”中国藏南地区,“阿鲁纳恰尔邦”也成为中印领土边境争端中最棘手的问题。

加紧控制,印度在行动!

印度占领“阿鲁纳恰尔邦”后,一直将之视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和“中印边境缓冲区”,并担忧“中国重新军事夺回藏南地区”。印度政府通过建立行政机构、派驻重兵把守、严格控制外国人出入、向当地移居邻近各邦居民等手段,加强对“阿鲁纳恰尔邦”的控制。仅举移民一项为例,根据“阿鲁纳恰尔邦”最新人口统计数据(2001年),“阿鲁纳恰尔邦”人口在1991年～2001年增长27%至110万,与之相伴的是,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由原先主要是部落民变成部落民和外来移民6∶4的结构。

近年来,印度政府一面继续与中国进行边界谈判,一面多管齐下,大幅加强对“阿鲁纳恰尔邦”的实际控制力度,强化对“阿鲁纳恰尔邦”的领土主张。

首先,印度领导人多次访问争议区,“宣示”动作频频。2008年1月31日,印度总理辛格在访华后不久即访问“阿鲁纳恰尔邦”,成为1996年以来首个访问争议地区的印度总理。访问期间,辛格公然宣称,“太阳在‘阿鲁纳恰尔邦’最早亲吻印度,这里是我们太阳升起的地方”,“‘阿鲁纳恰尔邦’是印度民众居住区,是印度的领土,这一点毋庸置疑”,并宣布了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一揽子计划。2009年10月,辛格再次访问“阿鲁纳恰尔邦”,为国大党在地方议会选举中造势,通过这种“民主选举”隐射印度“已经在当地建立政权”。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被认为对华强硬的印度人民党执政期间,总理瓦杰帕伊也没有访问过“阿鲁纳恰尔邦”。2009年连选连任总理后,辛格在议会发表演说称,“印度将坚守其一贯的领土政策,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国家安全,确保领土完整”。

在其“示范”下,其他印度领导人纷纷效仿。2009年4月初,总统帕蒂尔访问“阿鲁纳恰尔邦”,形容“阿鲁纳恰尔邦”为“冉冉升起的太阳”。她还特意访问了达旺地区和边境哨所,为当地驻军加油打气。国大党最资深领导人之一、现任财政部长慕克吉在担任外长期间,曾于2008年11月访问“阿鲁纳恰尔邦”,在达旺发表演讲称“尽管中国一再声称对‘阿鲁纳恰尔邦’拥有,但‘阿鲁纳恰尔邦’是印度领土的一部分,在我们心中拥有特殊的地位”。

其次,提高军事力量部署,增加谈判筹码。近年来,由于综合国力提升,印度大力推进军事现代化,积极寻求与美国、俄罗斯的军事合作,并凭借庞大的军费开支加强在“阿鲁纳恰尔邦”的军事部署。

一方面,加大军事基础设施建设。2008年以来,印度政府批准在中印边境修建73条公路,其中21条公路位于“阿鲁纳恰尔邦”境内,半数左右归内政部管理,专门用于调动所谓“印藏边境警察”;升级改造边境地区空军基地和飞机紧急停机坪。另一方面,增强作战。2009年5月31日,印度空军将领表示,将在邻近“麦克马洪线”的提斯浦尔基地部署最精锐的苏30-MKI型战机,“抗衡中国日益增强的军事力量”;6月8日,“阿鲁纳恰尔邦”领导人透露,印度将在该邦增加两个师、约5万～6万人的部队,“应对国家安全面临的潜在挑战”;2010年,印度计划成立全部由本地人组成的“阿鲁纳恰尔邦侦察旅”,将“印藏边境警察部队”由25个营增加到45个。

再次,推进经济发展项目,以软手段谋求合法性。前些年,印度担忧推进“阿鲁纳恰尔邦”的基础设施建设“反会帮助中国军队入侵印度”,将之视为“前沿重地”,对当地经济、社会、民生发展投入不足,包括将边境一侧10公里内划为“安全”,禁止外国企业参与当地建设。结果是“阿鲁纳恰尔邦”的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中国地区和印度东北地区其他各邦,当地3863个村庄中只有1743个村庄通路,使当地百姓萌生不满。而且,印度政府并未完全将“阿鲁纳恰尔邦”与其他各邦等同相待,日前在“阿鲁纳恰尔邦”沸沸扬扬的议题,就是传言印度政府为了与那加兰邦(与“阿鲁纳恰尔邦”接壤)的民族分离势力达成协议,欲把“阿鲁纳恰尔邦”部分领土划至那加兰邦,组成“大那加兰邦”。

为了消除当地民众的不满,印度政府近年来大幅加大对当地经济建设的投入,试图通过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为自己的“实际控制”谋求合法性。2008年1月,辛格访问“阿鲁纳恰尔邦”时抛出“阿鲁纳恰尔邦经济发展一揽子计划”,强调从四个方面推进当地经济发展,即:修筑通往周边地区的公路和铁路,促进该邦与外界的交通连接;加强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交通、电力、饮用水等,争取村村通路、户户通电,修建两车道的跨邦高速公路和通往“邦府”的四车道高速公路;建立更好的教育和医疗服务;推动旅游业、食品加工业的发展,开发丰富的水力资源。目前,大部分项目正在加紧落实之中。

最后,大打“达赖牌”,将问题与边境问题挂钩。从中印边境问题的演变来看,边境问题始终与问题相挂钩。但一直以来,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忌讳谈及中印领土争端,公开场合没有就“阿鲁纳恰尔邦”和达旺地区的归属发表看法。但近年来,一方面是由于印度某些的蛊惑、怂恿和纵容,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取悦为自己提供栖息之地的印度,达赖竟然公然搅局中印边境争端。

2007年1月,达赖在接受印度一家媒体采访时表示,“英属印度政府和政府都承认了麦克马洪线,根据条约,‘阿鲁纳恰尔邦’是印度领土”。首次公开宣称“阿鲁纳恰尔邦”属于印度。2009年11月,在印度政府的纵容下,达赖访问达旺寺和“阿鲁纳恰尔邦”多处地方,期间叫嚣“我本人认为达旺是印度领土一部分的立场从未改变”。面对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印度政府表示“达赖是印度的客人,有权访问印度的任何地方”,达赖也称“中国政府将宗教访问政治化”。由此可见,印度政府和达赖集团配合默契、相互利用程度很深。

目前,印度日益频繁地将问题与边境问题挂钩,通过鼓动达赖喇嘛访问“阿鲁纳恰尔邦”、发表言论等方式,作为与我讨价还价的筹码,而达赖喇嘛,这个自称是“印度之子”的分裂分子,也更加彻底地沦为“中国之耻”。

和平谈判才是解决之道

中国一贯主张用和平谈判手段解决边境争端。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后,中国主动后撤至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避免了军事冲突的升级。撇开中方历史上的多次“善举”不提,中国近年来在和平解决边境问题上也做出了很多努力,并取得一定成效。2003年,中印双方签署《中印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首次表示“各自任命特别代表,从两国关系大局的政治角度出发,探讨解决边界问题的框架”。迄今,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谈判已经进行13轮。2005年,两国总理签署《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指导原则的协定》。该协定是自1981年中印边界谈判以来的首个政治性文件,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印边界谈判中的共同原则和立场问题,是双方在最终解决边界争端问题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阿尔法协议篇8

中国伊协会长陈广元一行前往天津蓟县慰问穆斯林群众马利强 (7)

2010年朝觐宣讲活动圆满结束穆卫宾 (8)

伊玛目安萨里的伊斯兰教育论马和斌 (9)

伊斯兰教育思想及其实践杰瓦顿丁·马利强 (15)

试论伊斯兰斋戒文化马玉飞 (20)

中国伊协会长陈广元出席伊盟国际会议陈玉龙 (14)

中国伊协副会长洪长有出席摩洛哥斋月演讲会摆联合 (26)

让友谊之声响彻千岛之国——“中国-印尼2010伊斯兰文化展演”侧记郭伟 洪长有 杨志波 张广林 (38)

《李文彩阿拉伯文书法艺术作品集》出版敏俊卿 (22)

云南省伊斯兰教第五次代表会议马开能 (22)

俄罗斯穆夫提委员会代表团访华马杰 (40))

第十九次全国回族学研讨会在呼和浩特召开敏俊卿 (53)

中国穆斯林女艺术家阿伊莎·云芸在沙特举办个人画展李淑环 (57)

循化县朝觐知识讲座培训班 (F0002)

中国宗教代表团访问印尼马利强 (I0001)

中国伊斯兰文化演出团在印尼泗水进行访问演出马建龙 (I0004)

伊斯兰——信仰·价值·义务丁士仁 (23)

伊斯兰教“杜阿”与心理治疗——从马坚先生译“祝由”一词谈起从恩霖 (27)

伊斯兰文化语境下的维吾尔族舞蹈艺术解读美哈阿依·喀依尔 (31)

中国清真食品的标准与认证问题探析王超 (33)

敬主爱人是穆斯林的首要美德侯赛因·海峰 (36)

赞圣辞（《曼达依合》节选）敏生光（译） 丛恩霖（校） (41)

藏书读书指导实际谢景懿 (42)

一张弥足珍贵的照片金树淇 (43)

神圣与传统：纳塞尔哲学思想浅析周传斌 (44)

驾着时间行驶——记临潭顺达集团董事长张世明玉林 (48)

真主的给养及其谋求侯斯尼·法塔哈拉·哈忒尔 张广庆（译） (51)

居里夫·马基普的《穆斯林在西班牙的文明》马凤俊（译） (54)

从头巾到长袍：法国穆斯林女性服饰政治化背后赵万智 (55)

沟通 交流 对话——记牛津伊斯兰研究中心杨佳萍 (58)

国际伊斯兰动态 (63)

“王静斋大阿訇爱国爱教思想座谈会”暨“王静斋大阿訇纪念碑揭碑仪式”在贵阳举行马利强 (4)

第八届全国《古兰经》诵读比赛在京举行敏俊卿 (7)

亚洲宗教和平会议2010年度执委会议在北京召开 中国伊协副会长余振贵出席会议马杰 (7)

浅析先知的信函潘世昌 (8)

维吾尔医药学概述王平 (12)

甘肃省召开伊斯兰教第八次代表会议 中国伊协副会长兼秘书长洪长有出席马萧萧 (11)

企业兴旺，不忘民族友谊马廷良 (30)

图文报道 (35)

山西省晋城市首届回族运动会薛回白 (56)

鲁甸县伊斯兰教第二次代表会议马永雄 (56)

云南省第八届“卧尔兹”演讲比赛马永雄 (56)

湖南省伊斯兰教第六次代表会议海成杰 (56)

图片新闻 (F0002)

新疆乌鲁木齐国际大巴扎 (F0004)

穆斯林剪纸艺术 (I0001)

海南映新月——海南岛上的清真寺 (I0004)

《古兰经》中的医学史观概论李良松 (16)

伊斯兰文化史上的首部圣训法典《穆宛塔》努尔曼·马贤 (19)

伊斯兰教的祈祷及其现实意义（续一）穆卫宾 (24)

马启西宗教思想的来源和特点——马启西遗联解读哈正利 (27)

“健康”的地方性表述——以青海省一个回族村落为例龚方 (31)

穆斯林为什么要说“赛俩目”从恩霖 (36)

松亭阿訇在香港——阿里丁哈志口述马建福 (38)

伊斯兰教著名阿訇金子常王德才 金树淇 (39)

真诚演绎的无悔人生——记全国朝觐工作先进个人马淑琴敏俊卿 (42)

民国时期宁夏回族穆斯林的教育慈善活动王伏平 (44)

成达师范学校的坎坷苦旅 回族之“心”的历史见证张嵘 (47)

翻译精确、通俗、达意的《古兰经》译本——访伊朗库姆《古兰经》翻译中心主席·纳格迪先生马锐强 (51)

印度穆斯林的斋月金忠杰 (52)

中亚东干穆斯林的语言态度苗东霞 (54)

宗教的宽容与友爱教皇-含奴丹三世 马凤俊（译） (57)

读《伊斯兰教教义学十讲》有感丁润滨 (59)

你所不知道的中国边缘穆斯林群体——简评丁明俊教授《中国边缘穆斯林族群的人类学考察》敏忠秀 (60)

天津市民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2010年招生简章 (62)

法国新建马赛大清真寺获政府通过已动工 (63)

阿联酋红新月会斋月前向友好国家派赠椰枣 (63)

马来西亚政府全力打造世界清真食品中心 (63)

纽约世贸中心遗址附近建清真寺计划获通过 (63)

文莱清真食品展在斯里巴加湾市隆重开幕 (63)

伊斯兰金融呈现蓬勃发展态势 (63)

陈坤书 (1)

中国藏研中心与中国伊协就“解经”工作举行座谈敏俊卿 (17)

辽宁省辽阳市伊斯兰教第三次代表会议 (21)

广东省广州市伊斯兰教第十一次代表会议保延忠 (21)

云南省鲁甸县第三届“卧尔兹”演讲比赛马永雄 (28)

甘肃张家川县举办穆斯林大学生演讲会马清武 (28)

新疆阿克苏市宗教界预防艾滋病义务宣传员培训班 (33)

宁夏西吉县伊斯兰教第五次代表会议 (39)

《和平的祈祷·中国回族歌曲集》 (45)

图片新闻 (F0003)

天津市民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F0004)

民族共患难 穆民有大爱——中国穆斯林支援玉树地震救灾纪实李淑环 (4)

多样的魅力 同样的精彩——上海世博会中的伊斯兰风情洪伟 (8)

创新管理模式 提高服务水平——2010年朝觐工作联席会议暨2009年朝觐工作总结表彰会议在银川举行敏俊卿 (12)

中国伊协将统一组织2010年度副朝活动 (13)

回族经堂歌与伊斯兰文化的传承马广德 (14)

伊斯兰协商制度中的民主因素及其特点王晓越 (18)

有关“伊玛尼”问与答真精神的简析（续二）从恩霖 (22)

伊斯兰教的祈祷及其现实意义穆卫宾 (25)

民国时期回族报刊社会对话活动的基本模式——以《月华》为例白贵 刘洪流 (29)

从《国家至上》看成达师范的爱国思想教育刘闽 (34)

伊斯兰教是重视科学的宗教萨利赫·杨兵 (36)

2010年中国朝觐事务代表团访问沙特常清亮 (38)

巴基斯坦伊斯兰学者委员会代表团拜访中国伊协郭永波 (39)

走近义乌穆斯林——浙江义乌穆斯林的现状与思考文刀 (40)

浅谈塔吉克族年节西仁·库尔班 高强 (44)

走进北非之门——利比亚——利比亚驻华大使塔希尔·哈迪·贾西米访谈录马锐强 (46)

发展中的利比亚 (47)

美国穆斯林掠影周传斌 (48)

巴基斯坦清真寺印象潘世昌 (53)

怀念尊师坦塔威长老马益平 (55)

穆圣颂优素福·李佩伦 (56)

回回的歌冯福宽 (56)

清真劝善歌（西北地区民间流传） (57)

伊斯兰教苏菲在美国的传播与发展敏贤良（编译） (58)

大爱铸就的民族魂——读马德俊《爱魂》敏俊卿 马博忠 (59)

死亡之花——为纪念亡妻阿米娜·张茂秋辞世百日而作马德俊 (60)

兰州伊斯兰教经学院2010年招生简章 (61)

天津市民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2010年招生简章 (62)

美国最新出炉全球穆斯林人口分布调查报告 (63)

湖北省伊协举办卧尔兹巡回演讲魏国明 (63)

沙特麦加修建817米世界第二高楼将竣工 (63)

穆斯林国家共同呼吁通过教育阻止气候变暖 (63)

世界遗产探秘：伊朗有一对会摇摆的尖塔 (63)

图片陈坤 (1)

爱资哈尔长老坦塔威归真陈玉龙 (21)

图文报道莱穆丹 (23)

图片新闻敏俊卿 (27)

开封市伊协举办回族青年联谊会系列活动郭宝光 (30)

《南洋散记》和《世界华人穆斯林概观》出版 (62)

图片新闻 (F0002)

中国穆斯林妇女风采 (F0003)

中国伊斯兰文物欣赏 (I0001)

穆斯林生活掠影 (I0002)

中国穆斯林书画艺术欣赏 (I0004)

贾庆林主席与全国性宗教团体负责人举行迎春座谈锐强 (4)

试论伊斯兰妇女权益保护思想及其实践马利强 (5)

沿海城市回族穆斯林社区的分化与整合——秦皇岛市清真街社区的考察冶芸 (11)

有关“伊玛尼”问与答真精神的简析（续一）从恩霖 (15)

前定如大海 自由如小舟——浅谈伊斯兰教的前定论金忠杰 (18)

简论伊斯兰教的“代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李福泉 (20)

伊斯兰教主张关爱大自然郭永波 (22)

敬畏的朝觐赵贵荣 (24)

在北庄高处的感悟敏彦文 (28)

浅谈维吾尔族刀郎文化高强 (31)

试析土耳其政教分离的社会变革历程——兼评凯末尔在其中所发挥的个人作用马莉 (33)

土耳其穆斯林与德国社会敏敬 (38)

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战争：辞令和现实Avi Shlaim 杨桂萍（译） (41)

镶嵌在黄海之滨的明珠——青岛清真寺文刀 (45)

回荡在雪域高原的唤礼声——拉萨清真大寺见闻拜学英 (47)

一段令人难忘的历史——知名穆斯林学者、翻译家李华英访谈录本刊记者 (49)

＂回医＂大家——刘裕铎杨钧彝 (54)

秉承家学 悬壶济世——记我国近代回族著名医师丁竹园张琴 (56)

全球清真食品市场的调查与研究——加拿大农业与农业食品部的视角王根明（编译） 刘红（编译） (58)

伊斯坦布尔举办国际伊斯兰世界战略专家论坛 (63)

培训女阿訇成为现代化潮流 (63)

柏林电影节穆斯林星光闪亮 (63)

世界穆斯林纷纷援助海地灾民 (63)

华人穆商发起郑和国际经济文化发展联合会 (63)

“中国-新加坡2009宗教文化展”在新加坡隆重举行郭永波 (4)

有序朝觐 文明朝觐 平安朝觐——2009年度中国朝觐工作圆满结束马利强 敏俊卿 (6)

有关“回儒”的一点思考马雪峰 (8)

伊斯兰人文精神略论郭春霞 (11)

经训教法阐释

“太思米”精义探析杰瓦顿丁·马利强 (14)

有关“伊玛尼”问与答真精神的简析从恩霖 (19)

诚实守信是穆斯林应具备的基本美德黑保旭 张广庆 (23)

个人洁净与社会公德意识丁宏 (25)

积极探索发挥哈吉模范作用的新途径海一岚 (27)

上海穆斯林心中的世博会金宏伟 (29)

游历埃及杂想马凤俊 (32)

放慢你追逐私欲的脚步——河北省伊协副秘书长马占峰素描牛唐文 (34)

印度尼西亚举行《古兰经》和“圣训”背诵比赛张文炜 (35)

宁夏伊协举行成立五十周年庆祝大会 (39)

组诗 (43)

河北省召开伊斯兰教第六次代表会议冀伊 (51)

图文报道敏俊卿 (54)

图文报道 (58)

用热情之手温暖贫困穆斯林群众的心丁树智 (60)

南充市清真食品行业协会成立大会淮安伊协 (63)

图文报道马利民 (63)

新年快乐 (F0004)

卷首语 (I0002)

图片新闻 (I0003)

回而兼儒 贯通一家——中国经堂教育开创者胡登洲之求学经历研究罗彦慧 (36)

言行见精神 书法显文采——李文彩先生和他的阿文书法单守庆 (40)

他是一位值得人们尊敬和怀念的乡老张景尘 李廷禄 (42)

北京有一座与新疆维吾尔族“香妃”有关的清真寺俟名 (44)

五大宗教和谐乐章 天籁之音远播四方——“中国一新加坡2009宗教文化展”有感张广林 (45)

中国人民与土库曼斯坦人民的传统友谊源远流长胡振华 (49)

笔耕硕果 心路历程——《伊斯兰教与中国回族穆斯林社会》序余振贵 (50)

信仰境界与翻译实践——有感于《穆斯林圣训实录》汉译本问世仁泽 (52)

推进伊斯兰教育发展的成功实践——全国伊斯兰教经学院统编教材出版11部（13册）高占福 (55)

为您提供伊斯兰教系列精品图书 (61)

生产道德 销售人品——话说秦皇岛正大清真企业的发展之路孟凡林 (56)

阿尔法协议篇9

由于某些历史因素所致，在一些国家内存在着不同法系法制并存的情况。这既是人类文明多样化的反映，也是人类智慧的体现。 （一）单一制国家不同法系协调案例 单一制国家的主权一元化并不是不同法系的法制和平共处的障碍，相反有时可能还更有助于法制协调的多途径展开。单一制国家的法制多样性并不一定逊色于联邦制国家。例如，毛里求斯（Mauritus）的民法主要受拿破仑法典的影响，但其商法和刑法却属于普通法系，而其宗教法则明显属于伊斯兰法系[01]。在单一制国家内部不同法系的法制协调方面，法国处理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的法制协调的事例堪称典范。 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在历史上的一个很长的时期，曾分别被德国和法国统治。1870年，普法战争后，德国兼并了原属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为了稳定被占领土的局势，德国在将帝国法律颁行于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同时，也以地方立法的形式将原有的法国法律保留下来。德国还给予该地区很大程度的自治[02]。这使得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没有发生激烈的反德事件，保持了社会安定。1919年法国恢复对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行使主权。此时，法国面临着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所实施的德国法系的法制与法国全国法制冲突的难题。为了避免出现大波动，法国在制定出相应的协调政策之前，保留了原来该地区的"地方性法律"和"规章"。同时，法国政府以颁布政令的方式逐渐将法国法律引入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首先引入的是刑事法律。此举在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引起了不少批评，许多人主张保留全部原有法制。 保留原有法制的主要理由是：许多原来实施于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的德国法律要比法国法律先进，其中的立法技术及对社会的保护程度优于法国法，废除这些法律法规必然导致倒退，是不可取的。而且，完全以法国法取代地方法规是难以做到的，这不仅涉及法国在阿尔萨斯和洛林的统治问题，还关乎法国在其它地区的法制协调问题。因此，法国采取允许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享有"地方豁免权"的政策，保留了特别宗教规章、少数民族自由法令以及民事法律等深受当地人民欢迎的原有法律，并保留了原有的地方立法、司法体制。不仅如此，法国还开明地将阿尔萨斯和洛林原有法律中先进的因素引入法国全国性法律中，使法国法随着政治社会思想的变革而得到进步。当然，法国法律与地区性法规并行的局面产生了许多问题。为防止和解决两者在民事法律方面的冲突，法国于1921年7月24日颁布了一项专门的协调性法律。 二战时期，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为纳粹德国吞并。1944年，法国再次恢复对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行使主权。为了实现法国的稳定统治，政府宣布德国法律法规及依据德国法进行的行为自始无效，但下列除外：（1）依民法所进行的财产移转和合同义务；（2）与人的身份相关的行为。尽管法国政府宣布凡与法国法相违背的行为均为无效，出于保护既得权益和维护法制秩序的考虑，还是承认了既成事实的效力。为了确保法制平稳过渡，法国保留了原来该地区的司法制度，并允许法官在诉讼当事人不懂法语但都懂德语或方言时，用上述语言进行庭审。 作为单一制国家，法国没有允许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制定自己的宪法，而是将法国宪法实施于该地区。但由于法国在1801年与罗马教廷有议定书并于1925年与德国订立边境条约，所以上述两个国际法文件对于阿尔萨斯和洛林的特殊规定优于法国宪法。根据上述文件制定的地方法规，不受法国宪法的约束。这使得阿尔萨斯和洛林的某些地方法制得以长期保存，只是在欧洲人权公约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为法国所接受并修改法国法时，才发生了变化。 阿尔萨斯和洛林回归法国80年后[03]，仍然保留着一些特有的法制成分。虽然当初这种多制并存的措施只被视为权宜之计，但事实上却长期延续下来。这说明法制统一是一个漫长而渐进的过程。只有当法制多元化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文明发生根本性改变以后，法制的统一才有可能以和平的方式实现。法国对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独特法制及文化的尊重，换来了安定、和谐的政治社会局面。随着法国法制的进步发展，法制差异逐渐减少，来自地区内部的改革要求也加速了法制统一的步伐。现在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已更多地体现了与全国其它地区的一致 性而非差异性。地区特别法制快速萎缩，意味着法制统一的日子为时不远了。这一范例的经验告诉我们，法制协调是从法制差异到法制和平统一的必由之路，是不能简单地以时间的长短来评判的特殊过程，要有足够的耐心和坚定的自信才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阿尔法协议篇10

阿富汗大选可谓一波三折，前前后后折腾了半年多才最终尘埃落定。4月5日，阿富汗举行总统大选，前外交部长阿卜杜拉得票率领先，加尼则紧随其后。由于无人得票过半数，阿卜杜拉和加尼于6月14日举行了第二轮选举。7月7日，阿富汗“独立选举委员会”公布计票结果，加尼成功反超，得票率超过了阿卜杜拉。阿卜杜拉阵营随即指责选举舞弊，拒不承认大选结果，阿富汗陷入政治危机。此后，国际社会展开积极斡旋，美国国务卿克里两度赴喀布尔斡旋两人达成政治解决方案，对第二轮投票的所有选票进行核查，胜选者当选总统，然后组建“团结政府”。9月21日，加尼和阿卜杜拉正式达成权力分享协议。当天晚些时候，阿富汗“独立选举委员会”发表声明，正式宣布加尼赢得总统大选。加尼表示将组建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团结政府”，将由竞选对手阿卜杜拉出任或指定“政府长官”。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暴力冲突，委员会并没有立即公布大选的得票情况。与阿卜杜拉相比，加尼被认为是学者型官员，他早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主攻经济领域，在学术方面颇有建树，曾在大学任教，后加入世界银行，并曾担任阿富汗财政部长，参与制定的不少经济政策受到好评。有评论认为，加尼当选后，将对阿富汗的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但从整体看来，阿富汗大选虽落下帷幕，但新政府急需处理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的诸多难题，未来执政前景不容乐观。

未来政权架构尚存变数

根据加尼与阿卜杜拉达成的权力分享协议，加尼出任总统，作为内阁首脑负责国家战略决策，担任武装部队最高领导人；阿卜杜拉将出任或者指定政府长官，领导部长会议，负责日常事务；总统和政府长官平分政府高层职位。人们不禁要问：总统和政府长官到底是什么关系？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拥有《宪法》所规定的领导权，是理所当然的国家最高元首。然而，政府长官领导部长会议，管理政府的日常运营，实际上已经与“总理”无异。根据2004年阿富汗《宪法》，阿富汗实行总统制，总统享有行政、军事和立法等方面的广泛权力，同时设立两位副总统协助总统行使职权。在过去十年中，尽管不断有卡尔扎伊大权独揽、甚至绕开议会自行决定国家重大政策等传闻，但这一强势总统体制的确保证了阿富汗政局稳定。

如今，阿富汗除了总统和两名副总统之外，又出现了一位权力巨大的政府长官，阿富汗政治生态明显由“总统一家独大”的一元政治结构向“总统和政府长官并驾齐驱”的二元政治结构过渡。鉴于阿富汗种族政治色彩浓厚、南北两大政治阵营对立，加尼和阿卜杜拉又分别代表南部普什图族群和北部族群，未来这种二元政治结构很可能成为阿富汗政治稳定的潜在威胁。例如，总统和政府长官在组建政府时如何分配内阁部长等高级职位？加尼和阿卜杜拉及其背后势力难免会不遗余力地为本阵营争夺更多政治资源，一旦因为分权不均发生冲突，由谁来扮演最后的调停者？在团结政府组建之后，哪些事情由总统说了算，哪些事情则归政府长官管？阿富汗历史上从未有过类似情况，两人签署的权力分享协议又模糊不清，如何相互配合推进阿富汗重建进程而非互相掣肘、彼此拆台，恐怕是未来阿富汗政治的核心问题所在。

眼下经济难关很难渡过

阿富汗经济尚未实现“自给自足”，连政府财政都严重依赖国际援助和外来投资。世界银行估计，阿富汗政府支出的60%以上源于国际援助。然而，自4月举行大选以来，阿富汗深陷政治危机，各派势力忙于政治资源的重新分配，国家建设让位于旷日持久的竞选事务。同时，美国从阿富汗撤军进程迅速推进，引发外界对阿富汗未来安全的严重担忧。在此情况下，国际资本对阿富汗观望色彩浓厚，实际投资几乎完全停止。随着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加速撤出阿富汗，北约和欧盟出兵国在阿兵力锐减，与驻军相关的民事援助也大幅度缩水。上述因素导致阿富汗政府财政收入锐减，陷入连工资都发不出的窘境。考虑到阿富汗60%以上人口系年龄在25岁以下的青年，如果大批青年无所事事，必将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甚至有可能被等反叛组织招募。新政府必须考虑如何重建国际社会对阿富汗的信心，争取一笔国际紧急援助，以支付政府雇员工资，避免政权架构因为财政萎缩而陷入动荡。

压制反弹势头不易

2001年美军发动阿富汗战争后，势力一度在美军的全方位打击下分崩离析，几乎彻底失去了战斗能力，被迫逃入阿巴边境的部落区。客观上说，如果美国当时对穷追不舍、死缠烂打，那么很有可能就此销声匿迹，不再成为有组织的战斗力量。然而，小布什政府被战争初期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在阿富汗战争尚未尘埃落定的情况下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并将主要兵力和财力、物力投入伊拉克。结果美国不但没有实现消灭伊拉克境内极端势力的目标，反而间接造成了今日“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强势崛起。反观阿富汗，趁美国无暇东顾的机会重建组织体系，招兵买马，不仅重新占领了东部以及南部一些地区，特别是地广人稀的农村地带，而且还向北部一些地区渗透。2009年奥巴马政府上台，宣布实施“阿巴新战略”，试图通过大规模向阿富汗增兵以实现阿富汗安全形势的好转。但卷土重来的吸取了2001年惨败的教训，使用游击战、简易爆炸装置等各种非对称手法与美军周旋，导致美国在阿富汗先后投入数千亿美元而始终无法“搞定”。今年以来，发动的“春季攻势”空前猛烈，阿富汗国防部、安全局、内政部、喀布尔国际机场等防卫森严的核心设施均成为的袭击目标，阿卜杜拉和加尼两位总统候选人先后遭遇自杀式袭击。目前，不仅重新掌控了南部赫尔曼德省和坎大哈省的部分地区，甚至还控制了东部加兹尼省的部分战略地区，进而威胁连接首都喀布尔和南部重镇坎大哈的国家公路。加兹尼省政府官员已经向中央政府紧急求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