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法意见十篇

民事诉讼法意见篇1

第一审普通程序

139．不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立案后发现不符合受理条件的，裁定驳回。

不予受理的裁定书由负责审查立案的审判员、书记员署名；驳回的裁定书由负责审理该案的审判员、书记员署名。

140．当事人在诉状中有谩骂和人身攻击之词，送达副本可能引起矛盾激化，不利于案件解决的，人民法院应当说服其实事求是地修改。坚持不改的，可以送达状副本。

141．对本院没有管辖权的案件，告知原告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原告坚持的，裁定不予受理；立案后发现本院没有管辖权的，应当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142.裁定不予受理、驳回的案件，原告再次的，如果符合条件，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143．原告应当预交而未预交案件受理费，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预交，通知后仍不预交或者申请减、缓、免未获人民法院批准而仍不预交的，裁定按自动撤诉处理。

144．当事人撤诉或人民法院按撒诉处理后，当事人以同一诉讼请求再次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原告撤诉或者按撤诉处理的离婚案件，没有新情况、新理由，6个月内又的，可比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七)项的规定不予受理。

145.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当事人在书面合同中订有仲裁条款，或者在发生纠纷后达成书面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告知原告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但仲裁条款、仲裁协议无效、失效或者内容不明确无法执行的除外。

146．当事人在仲裁条款或协议中选择的仲裁机构不存在，或者选择裁决的事项超越仲裁机构权限的，人民法院有权依法受理当事人一方的。

147．因仲裁条款或协议无效、失效或者内容不明确，无法执行而受理的民事诉讼，如果被告一方对人民法院的管辖权提出异议的，受诉人民法院应就管辖权作出裁定。

148．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时未声明有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受理后，对方当事人又应诉答辩的，视为该人民法院有管辖权。

149．病员及其亲属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作出的医疗事故结论没有意见，仅要求医疗单位就医疗事故赔偿经济损失向人民法院提讼的，应予受理；

150.判决不准离婚、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以及判决、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的被告向人民法院的，不受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七)项规定的条件的限制。

151．夫妻一方下落不明，另一方诉至人民法院，只要求离婚，不申请宣告下落不明人失踪或死亡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下落不明人用公告送达诉讼文书。

152.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案件，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因新情况、新理由，一方当事人再行要求增加或减少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作为新案受理。

153．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查明无中止、中断、延长事由的，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154．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六条、第一百二十条所指的商业秘密，主要是指技术秘密、商业情报及信息等，如生产工艺、配方、贸易联系、购销渠道等当事人不愿公开的工商业秘密。

155、人民法院按照普通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在开庭3日前用传票传唤当事人。对诉讼人、证人、鉴定人、勘验人、翻译人员应当用通知书通知其到庭。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在外地的，应留有必要的在途时间。

156．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

157．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离婚诉讼，当事人的法定人应当到庭；法定人不能到庭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判决。

158．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当事人的法定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如属原告方，可以比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的规定，按撤诉处理；如属被告方，可以比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缺席判决。

159．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对该第三人比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的规定，按撤诉处理。

160．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后，原告申请撤诉，人民法院在准许原告撤诉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作为另案原告，原案原告、被告作为另案被告，诉讼另行进行。

161．当事人申请撤诉或者依法可以按撤诉处理的案件，如果当事人有违反法律的行为需要依法处理的，人民法院可以不准撤诉或者不按撤诉处理。

162．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权提起上诉。

163．一审宣判后，原审人民法院发现判决有错误，当事人在上诉期内提出上诉的，原审人民法院可以提出原判决有错误的意见，报送第二审人民法院，由第二审人民法院按照第二审程序进行审理；当事人不上诉的，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处理。

164．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的审限，是指从立案的次日起至裁判宣告，调解书送达之日止的期间，但公告期间、鉴定期间、审理当事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以及处理人民法院之间的管辖争议期间不应计算在内。

165．一审判决书和可以上诉的裁定书不能同时送达双方当事人的，上诉期从各自收到判决书、裁定书的次日起计算。

民事诉讼法意见篇2

第二种意见认为，廖某提起的民事诉讼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本案应当参照适用刑事追诉时效。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我国《刑法》只规定了司法机关依法对犯罪分子追究刑事责任的有效期限，即追诉时效，而未规定附带民事诉讼时效，依据《刑诉法》第77条规定应认为刑事追诉时效与附带民事诉讼时效一致。且本案民事诉讼与刑事被告人肖某的犯罪行为具有因果联系，所以，可以参照刑事追诉时效（十年）的规定，保护被害人廖某的民事权利。

第三种意见认为，廖某提起的民事诉讼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本案被害人廖某提起的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存在密切的联系，它是基于刑事被告人肖某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廖某造成物质损失和精神伤害而引发的民事诉讼，不同于普通的民事诉讼。对这类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在刑事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案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9条规定，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如果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不知道司法机关追究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的同时，自己还具有行使提起民事诉讼或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要求追究致害人的民事责任，则可将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作为特殊情况，延长诉讼时效期间。故本案廖某提起的民事诉讼没有超过诉讼时效 ，应受法律保护。

[分析]：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其理由如下：（1）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9条规定，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在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没有提起的，不得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可以在刑事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在司法实践中，刑事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案件，往往都已超过民事诉讼时效，如果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显然有违上述司法解释的初衷。另外，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被害人既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亦可直接提起民事诉讼，如果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律保护其民事权益，而直接提起民事诉讼，法院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而不予保护，则有悖立法旨意。

民事诉讼法意见篇3

    附件: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张懋就民事诉讼法试行问题的请示报告

    室领导:

    北京市高级法院曾口头请示:在民事诉讼法试行后,10月1日前收案未审结的、已审判但在10月1日后上诉的、以及10月1日后对以前审结案件的申诉等,是否一律按民事诉讼法办?我们原以为法院人手少、民事积案多,可能要求对这部分案件按老办法办,这就同实行刑事诉讼法一样,需请北京市高级法院写个书面报告来转报人大常委会作决定。后来,北京市送来书面报告,主张不按老办法而一律试行民诉法。费宗韦同志又到民事座谈会上专门就此问题征求意见,都认为民诉法没有审限,并且规定有简易程序,因此一律按民诉法办为好。故此问题已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的决定完全一致,没有必要再向人大常委请示。故拟电话答复北京市高级法院:同意他们的意见,10月1日开始所有民事案件一律按民诉法试行。其他地方法院有请示此问题时再另作答复。当否,请核示!

    1982年9月20日

    附: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法试行问题的请示([1982]京高法字第106号)

    最高人民法院:

    根据今年3月8日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通过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将于1982年10月1日起正式试行。在学习和试点过程中,同志们提出:对于1982年10月1日民事诉讼法试行前受理未结的第一、二审民事案件(包括经济纠纷案件,下同),和1982年10月1日以前收案,10月1日后判决上诉的案件,是适用原来的有关民事诉讼的政策、法规和办案程序,还是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明确。

    有的同志认为民事诉讼法公布以后,本市各级人民法院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通知,为民事诉讼法的试行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如培训干部、进行试点,等等,但目前存在的问题还不少,如干部力量不足,未结案数量较大(至7月底,全市尚有第一审未结案3,027件,第二审未结案382件),物质条件较差,如果今年10月1日以前受理未结的第一审和第二审民事案件,均按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办理,客观上增大了工作量,有一定困难。同时,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由于适用两种程序,会引起一些矛盾和混乱,如收取诉讼费用等。因此建议:以案件的第一审受理时间为界限,凡1982年10月1日以前受理未结,而在1982年10月1日以后继续审理的第一、二审民事案件,仍然依照民事诉讼法试行以前有关民事诉讼的政策、法规和办案程序办理;1982年10月1日以后受理的第一审民事案件,始按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办理。

    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当以民事诉讼法生效日期为界限,即1982年10月1日民事诉讼法生效以后,法院审理的所有第一、二审民事案件(包括10月1日以前受理未结的案件),一律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办理;但其中1982年10月1日以前受理未结的,10月1日以后继续审理时,第一、二审均不再追交诉讼费用。理由是:从法学理论讲,民事诉讼法是程序法,不涉及对实体民事权利、义务的处理,没有溯及力;从实际工作看,民事诉讼法是过去审判程序经验的总结和法律化,尤其关于第一审合议庭的组成和简易程序的规定,更灵活、也更切合实际了,而且没有审限的规定,因此,一般说,不会因为试行民事诉讼法影响办案效率。这一点,在试点中已得到初步证实。同时,程序统一,也有利于审判人员掌握。至于诉讼费用,鉴于1982年10月1日以前受理未结的案件,受理时民事诉讼法尚未生效,1982年10月1日以后审理时,追收诉讼费用不尽合理,不易被当事人所接受。所以这部分案件可以按照民事诉讼法的程序审理,但不收取诉讼费用。

    我们同意第二种意见,即:

    1982年10月1日以前受理未结的第一、二审民事案件,10月1日以后继续审理时,一律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办理,但不收取诉讼费用。

民事诉讼法意见篇4

(一)两大诉讼法有关规定释义《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支付鉴定费用的当事人可以要求返还鉴定费用。”新民诉法规定了鉴定人出庭的两种情形，即:1、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2、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只需符合上述条件之一的，鉴定人就必须出庭，否则其鉴定意见将被排除于诉讼之外，无法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鉴定费用亦需退还。《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对鉴定人出庭问题也进行了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相比之下，新刑诉法关于鉴定人出庭的要求更为严格，即不仅需要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且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两者缺一不可。除此之外，由上述条文可以看出，立法者基于直接言词原则与传闻证据规则，还首次以程序性制裁的方式规定了鉴定人拒不出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对公正司法以及法院的审判活动具有积极的影响。(二)鉴定人出庭范围之探讨鉴定人出庭范围系确定鉴定人出庭制度能否启动的关键因素，倘若鉴定人出庭范围在立法上无法得以明确，则鉴定人出庭仅仅是一句空谈，无法成为实实在在切实可行的制度。而如前文所述，显然刑事诉讼中鉴定人出庭范围的把握要比民事诉讼中严格得多。但是，刑事诉讼就其本身性质而言，却比民事诉讼牵涉更广，如有不慎，将对被告的生命、自由等宪法性权利造成无法弥补的巨大伤害。所以，鉴定人出庭制度在刑事诉讼中应当被更加广泛地运用，放宽其出庭范围的限制，特别是当鉴定意见对于案件定罪量刑起决定性作用的时候，更应当如此，以帮助法院更客观、准确地认定案件事实，维护司法的公正性。诚然，被告人自身的素质问题、鉴定资源紧张等因素制约了鉴定人出庭的范围，但是，在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生命、自由等权利是至高无上、司法的公正性是不可动摇的。“一般人容易在人背后捏造事实诬陷他人，而比较不容易当着对方的面这样做。”(Itisalwaysmoredifficulttotellalieaboutaperson‘tohisface’than‘behindhisback’)鉴定人出庭制度一方面可以帮助法官形成内心确信(心证)，达到良好的审判效果;另一方面对于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有着积极的意义，是实现公正司法的重要条件。而鉴定人出庭制度的关键则在于其出庭范围的设置。笔者认为，刑事诉讼可以在这方面借鉴《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同时，随着我国依法治国战略的不断深化，笔者相信其出庭范围也必将越来越宽泛。

二、专家辅助人制度

“科学知识的运用依赖于专家，专家是人，因而具有多重属性。作为拥有专门知识的人，一方面专家可以正确运用自己掌握的科学知识和经验，对事实认定者感到不明确的数据进行合理的拼合或解释，帮助事实审理者理解证据或确定争议事实。另一方面，专家也可能误用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而形成错误的判断，误导事实认定者(包括法官、陪审团成员)做出错误的判断。”在任何国家的司法体系中，法官与诉讼参与人作为普通人，根本不可能对极专业的鉴定意见进行分析判断，如何取舍鉴定意见中的内容，进行案件事实认定，成为审判实践中的一个重点改革课题，专家辅助人制度亦应运而生。(一)两大诉讼法有关规定释义《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做出的鉴定意见或者专业问题提出意见。”此外，《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二条也规定:“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可以申请法庭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做出的鉴定意见提出意见。”可以看出，两大诉讼法对专家辅助人出庭均进行了设定，其内容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通过仔细比对，不难发展其中的差别:一方面，就申请主体而言，新民诉法仅将程序启动权赋予了案件的当事人，而新刑诉法则规定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均有权申请;另一方面，就申请事项而言，新民诉法规定专家辅助人可就鉴定人做出的鉴定意见或者专业问题提出意见，而新刑诉法规定的申请事项范围相对严格，只能就鉴定人做出的鉴定意见提出意见，值得我们注意。(二)专家辅助人申请主体之探讨新民诉法规定的专家辅助人申请主体为当事人，而新刑诉法不仅规定公诉人、当事人可以提出申请，当事人的辩护人、诉讼人也可以提出申请。两相比较之下，新刑诉法的申请主体较之新民诉法更为宽泛。在整个刑事诉讼中，所有的案情分析认定都是围绕案发前后所搜集的证据所展开的，而针对所搜集证据出具的鉴定意见作为定罪量刑的重要证据，更是在审判实践中被广泛地适用。因此，保障被告人对鉴定意见进行充分质证的辩护权利就显得十分必要，尤其当所出具的鉴定意见对案件定性起决定性作用的情况下，这种必要性就显得更为的突出。但是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往往不具备对相关鉴定意见进行质询的相关知识与能力，而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均设有自己独立的鉴定机构，使得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整个刑事审判中占有绝对的优势。不难想象，单靠被告人自身的知识储备与学识才干显然无法达到法律所期望的平等、对等的审判效果，而必须借力于对相关问题有专门研究的专家辅助人，所以将程序启动权赋予辩护人、诉讼人也正是此意，说明了在刑事诉讼中保障被告人辩护权利与公正司法的理念越来越受到立法者的重视。反观民事诉讼中，有关专家辅助人申请主体的规定则更加倾向于尊重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以意思自治原则与处分原则为根本。因而，在新民诉法中，没有特别授权的人将无权申请专家辅助人，仅仅只有当事人本人以及其特别授权的人方有此权限。(三)专家辅助人申请事项之探讨在申请事项方面，新民诉法较之新刑诉法将申请范围拓展至专业问题。笔者认为，这是十分妥当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即只要在刑事诉讼中出现专门性问题，就应当进行鉴定，这与《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二条是相互补充、印证的。反观新民诉法中，则没有规定必须就专门问题进行鉴定，因此在《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中规定专家辅助人可以对专门问题提出意见就显得格外重要。这既体现了两大诉讼法关于专家辅助人立法的统一性、一致性，也维护了当事人正当的诉讼权益。

三、鉴定人的选任与保护

两大诉讼法在规定鉴定人出庭、专家辅助人等制度的同时，也对鉴定人选任、保护等相关内容进行了规定，以保障整个司考鉴定活动的完整与可操作性。(一)鉴定人的选任《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的，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具备资格的鉴定人;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当事人未申请鉴定，人民法院对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的，应当委托具备资格的鉴定人进行鉴定。”一方面，这是立法者充分尊重民事诉讼当事人处分权利，以意思自治原则为出发点，所作的判断;另一方面，从司法实践来看，选任经过双方当事人讨论并一致同意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能够节约审判成本，避免当事人反悔等问题，具有积极意义。《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与新民诉法相较，新刑诉法并没有规定当事人协商的内容，而是通过“指派”、“聘请”将选任鉴定人的权利交给了法院、检察院与公安机关等有权机关。笔者认为，鉴定人选任的相关规定被放置于《刑事诉讼法》第二章侦查一节，即意味着与民事诉讼不同，显然申请鉴定人鉴定是一种案件侦查的方式，所以有权机关从逻辑上也无法与被告就侦查的方式方法及人员进行协商;另一方面，从我国刑事诉讼的现状来看，刑事诉讼仍属于绝对的国家行为，也不可能出现“协商”。据此，笔者认为两大诉讼法有关鉴定人选任的规定是十分客观、合理、完整的，是经过仔细推敲与研究的，也是符合公正司法精神的。(二)鉴定人的保护有关鉴定人保护的内容，《刑事诉讼法》在?第六十二条规定:“?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犯罪等案件，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采取以下一项或者多项保护措施:(一)不公开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二)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出庭作证措施;(三)禁止特定的人员接触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四)对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性保护措施;(五)其他必要的保护措施。?证人、鉴定人、被害人认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可以向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请求予以保护。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依法采取保护措施，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可以看到，刑事诉讼法关于鉴定人保护的范围仅限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犯罪等案件，虽然立法者用“等”字对其他案件类型进行了概况，但是难免使得该立法条文在实际操作上存在困难与漏洞。反观《民事诉讼法》，则没有对鉴定人的保护进行立法。诚然，由于刑事诉讼的性质与本质，对鉴定人造成危害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民事诉讼。但是，民事诉讼中鉴定人对某一事实或证据的鉴定意见抑或在诉讼中的发言，也无法避免地会对一方或双方当事人造成影响、损失。在这样的情况下，难免会存在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因为自己的私利对鉴定人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威胁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笔者认为，权利与义务是有机统一、相互依存的，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两大诉讼法均规定了在诉讼活动中鉴定人出具鉴定意见、出庭接受质询等各方面的义务与规则，而与之相对，两大诉讼法关于鉴定人权利保护的立法，则略显单薄与不足，亟待改进。

四、余论:鉴定启动权之探讨

鉴定启动权指在整个诉讼活动中，决定启动鉴定程序的权利。作为整个鉴定程序的开始，鉴定启动权的归属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以及审判实践均将造成极大的影响。在刑事诉讼中，如前文所述，鉴定启动权归属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等相关有权机关所行使。刑事案件很大程度上强调的是国家机关对犯罪行为的控诉和对犯罪行为人的惩处。在这样的目标导向下，将鉴定启动权赋予有关国家机关无可厚非，其性质决定了其必将尽一切可能查明事实，惩治犯罪。在民事诉讼中，情况则迥然不同。《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可以就查明事实的专门性问题向人民法院申请鉴定。”从条文来理解，鉴定的启动申请被赋予了当事人双方，而鉴定申请的审查则由人民法院行使，即法院(法官)可以经过审查，认定当事人所提出的鉴定申请是否为查明事实所必需的专门性问题。从审判实践显示，关于鉴定启动申请的审查仍存在模糊之处，未予细化。一方面，关于何为专门性问题，在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中已有明确的定义。而另一方面，是否为查明事实所必需的界限又在何处，则缺少定论。笔者认为《民事诉讼法》应从诉讼程序上对法官基于案情而行使的鉴定启动审查权予以规范，防止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同样的，从其他国家的做法来看，在司法资源允许的情况下，也不应对当事人启动鉴定的权利加以限制，以维护公正司法应有之义。

五、结语

民事诉讼法意见篇5

关键词：行政诉讼 举证时限 立法缺陷 立法建议

On the Perfection of Institution of

Time Limit for Providing Evidence in Chines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bstract： Institution of time limit for providing evidence is a peculiar one of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law in China now.But，as the legislative defects of institution of time limit for producing evidence， both academic circles and judicial world hold the viewpoint that the time limit for producing evidence of the defendant is not in 10 days from which the defendant receives copy of bill of complaint，but before the closure of court trial of first instance.The essay，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legislative defects of institution of time limit for producing evidence of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in China ，puts forward some legislative recommendations to perfect it.

Key words：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time limit for providing evidence； legislative defects； legislative recommendations

举证时限制度，是指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当在法律规定或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出证明其主张的相应证据，逾期不举证则承担证据失效法律后果的一项诉讼期间制度。举证时限制度作为举证责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减少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益，实现程序公正具有重要的司法意义。

一、我国行政诉讼举证时限制度的立法及其缺陷

举证时限制度是目前我国行政诉讼法特有的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并没有真正建立举证时限制度。[1]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在整个诉讼过程均可以举证，并且检察机关如果发现提起公诉的案件需要补充侦查的，可以提出建议，经人民法院许可后进行补充侦查；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可以随时地、不断地收集和提供新证据，且不受审级的限制。[2]与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不同，我国行政诉讼法对被告的举证时限作了严格的限制性规定，即行政诉讼法第43条规定：“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有关材料，并提出答辩状。”这里的“有关材料”就是行政诉讼法第32条“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依据的规范性文件”。也就是说，行政诉讼被告的举证时间应限定在庭审前被告收到起诉状副本的10日内，否则，被告将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行政诉讼法确立的被告举证时限制度，既是对行政行为“先取证、后裁决”的必然要求，也是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重要形式。

但是，由于我国行政诉讼立法的缺陷，学术界和司法界普遍认为被告的举证时限制度不是由行政诉讼法确立的，而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第30条确定的。[3]由此，行政诉讼中被告的举证时限便不是被告在庭审前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的10日内，而是《意见》所规定的第一审庭审结束前。把行政诉讼法确立的被告举证时限延长到一审庭审结束前，允许被告在一审期间的任何时间都可以提供证据，实际上是降低了对被告的要求，为被告对原告搞突然袭击创造了条件，这样对原告是不公平的；同时也不利于法官掌握庭审进程，不利于诉讼效益的提高和程序公正的实现。[4]具体说来，我国行政诉讼被告的举证时限制度的立法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受民事诉讼举证制度立法的影响，我国行政诉讼法关于举证时限制度的规定不明确、不具体，容易使人产生歧义。众所周知，我国行政诉讼法脱胎于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的立法模式与法律条文的具体表述深深影响着行政诉讼法，这表现在举证制度的规定方面更是如此。民事诉讼法第113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5日内将起诉状副本发送被告，被告在收到之日起15日内提出答辩状。”“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而行政诉讼法第43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5日内将起诉状副本发送被告。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有关材料，并提出答辩状。”“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仔细分析，除了行政诉讼法规定了“应当”一词，两者的文字表述模式基本上如出一辙。虽然行政诉讼法第43条规定了“应当”一词，但“应当”的含义是什么，被告如果违反这一条规定将承担何种法律后果，即如果被告在收到起诉状副本的10日内不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有关材料和答辩状，将承担何种法律后果，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只是同民事诉讼法一样规定“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的审理。”这样，行政诉讼法一方面规定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向人民法院举证，另一方面又规定被告若不举证，“不影响人民法院的审理”，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如果行政诉讼中被告在举证时限内不举证，法院将如何继续审理，是不是意味着行政诉讼中的被告也可以像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一样在整个诉讼过程中随时可以举证呢？因此，我国行政诉讼举证时限制度的立法规定的不明确、不具体，引起人们对举证时限制度的不同理解便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2.行政诉讼法法律条文的矛盾性，容易使人们对举证时限制度产生不同理解。行政诉讼法第33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在这一规定中，有两处表述值得推敲。首先是“在诉讼过程中”，这是不是意味着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后到相对人起诉之前这段时间里被告可以继续取证，如果在这段时间可以取证，是否违反行政行为“先取证、后裁决”的程序要求，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其次是关于“自行”的理解。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自行”一词含义有二：“自己”与“自动”，若把“自行”放在法律条文中，我们可以作如下两种理解：[5]一是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自己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言外之意是，若案件有不清楚的地方需要查证，只能由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被告在任何情况下都丧失了继续取证的权利。若作此种理解，“自行”一词的存在便没有必要。二是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自动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言外之意是，若经人民法院允许，被告就有权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实践中持第二种观点的人大有人在。[6]但笔者认为，此种理解虽不违背“自行”的字面含义，但却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的立法本意。并且，若作此种理解，必然同行政诉讼法第43条的规定相冲突。一方面，在人民法院许可的情况下，被告能够获得在诉讼中继续取证的权利，而能够继续取证也就意味着可以继续向人民法院举证，因为“取证是举证的前提，举证是取证的目的所在”；[7]另一方面又把被告的举证时限确定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的10日内，被告在诉讼过程中不能继续举证。这种法律条文之间的矛盾性，容易使人们对行政诉讼被告的举证时限存在不同的理解。

3.不适当的司法解释是造成我国行政诉讼被告举证时限得以延长的直接原因。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第30条明确规定，“被告在第一审庭审结束前，不提供或不能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主要证据或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据行政诉讼法第32条和第54条第2项的规定，判决撤销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正是这一规定，使行政诉讼举证时限这一本来非常简单的问题变得的复杂化了，它成为我国学术界和司法界把行政诉讼举证时限确定为“第一审庭审结束前”的直接理由。笔者认为，《意见》的规定与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相抵触，是对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一次修订，歪曲了行政诉讼法的立法本意。根据法律效力的层级原则，这种与法律规定相抵触的司法解释当然无效。实际上，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发现并解决了这种法律与司法解释的冲突，在1999年1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088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中，纠正了《意见》第30条的规定，而代之以新的条款。《解释》第26条第2款规定，“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提交答辩状，并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证据、依据；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的，应当认定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很显然，《解释》的这一规定同行政诉讼法第43条衔接、一致起来，并且该条规定还明确了逾期不举证的法律后果，这是我国行政诉讼举证时限制度的一大进步。当然，这种规定最终还应当通过修改现行行政诉讼法使之以法律条文的形式体现出来。

二、完善我国行政诉讼举证时限制度的立法建议

从行政诉讼法“保证”、“保护”、“维护和监督”的立法宗旨出发，我们认为，要完善我国行政诉讼被告的举证时限制度，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1.进一步完善关于被告举证时限的规定，明确规定被告逾期不举证的法律后果。对此我们可以参照行政复议法关于举证时限制度的立法模式来完善行政诉讼的举证时限制度。

原有的行政复议条例是作为行政诉讼法的配套法规而出台的，在关于被申请人举证时限的规定上，行政复议条例与行政诉讼法如出一辙。如行政复议条例第38条规定，“复议机关应当在受理之日起7日内将复议申请书副本发送被申请人。被申请人应当在收到复议申请书副本之日起10日内，向复议机关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有关材料或证据，并提出答辩书。逾期不答辩的，不影响复议。”至于被申请人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行政复议条例也没有规定。1999年4月29日通过的行政复议法改变了行政复议条例的这一状况，明确了被申请人的举证时限及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并删除了“逾期不答辩的，不影响复议”这一带有歧义性的规定。行政复议法第23条第1款规定，“被申请人应当自收到申请书副本或者申请笔录复印件之日起10日内，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然后该法第28条复议决定部分又规定，“被申请人不按照本法第23条的规定提出书面答复、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的，视为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决定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

参照行政复议法的规定，我们可以对行政诉讼法作如下修改：首先，把第43条第1款“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具体行政行为的有关材料，并提出答辩状”修改为“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并提出答辩状”；其次，删除第43条第2款“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第三，在第54条判决部分增加逾期不举证的法律后果，即“被告违反本法第43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逾期不提供或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提出答辩状的，应当认定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判决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

2.建立行政诉讼被告的补证制度。既然行政诉讼被告的举证时限确定在其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那么，被告在此后的诉讼过程中还能不能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支持自己的主张呢？笔者认为，被告在举证时限届满后，经人民法院允许，可以补证。因为行政诉讼法第34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有权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在此，被告的补证与举证不同，补证只是举证的一种例外形式，它是对被告在举证时限内基于正当理由而不能如期举证的一种有效补充。另外，补证与取证也不同，取证“是指重新调查和收集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本不具备的证据”，[8]而补证则是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已经考虑并采用过，但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没能在举证时限内提供的证据。也就是说，被告补充的证据只能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已经客观存在的事实证据，而不是事后重新调查获取的。[9] 如果被告出于恶意，在法定期限内故意不提供某些证据，或者没有正当理由，人民法院则可以拒绝被告补证。具体说来，被告的补证大致有两种情形：一是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考虑并采用过的某些证据，不存在于被告处，被告在举证时限内无法提供的；二是被告在行政程序后因疏忽大意而没有将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收入行政案卷，致使被告不能及时提供证据。对此，行政诉讼法第34条应当对上述行政诉讼被告补证的范围加以明确规定，并且使之与修改后的第54条衔接起来。

3.对行政诉讼法第32条“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进行修改。如前所述，该条规定存在多处缺漏，容易使人产生歧义，建议把它修改为“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后，被告不得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这样既能够避免该法条与行政诉讼法第43条的冲突，又能体现行政诉讼法的立法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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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学栋（1970-），男，石油大学（华东）政法系讲师，法学硕士（257061）。

[1] 参见宋雅芳：《完善行政诉讼举证制度之我见》，《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2期，第97页。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第76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一时不能提交证据的，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其在合理期限内提交。当事人在指定期限内提交确有困难的，应当在指定期限届满之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这个规定虽然明确了法院可以为当事人指定一个举证期间，但并未涉及逾期后证据是否可以被采纳，是否还具有证据证明的效力。因此，我国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制度并未完全落实到实处。参见陈桂明、张锋：《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初探》，《政法论坛》1998年第3期，第83页。

[3] 参见潘荣伟：《行政诉讼取证期限与举证期限》，《法学杂志》1999年第4期，第31—32页。

[4] “第一审庭审结束前”，实际上是一个很长的阶段。因为每件行政诉讼案件从立案到庭审辩论终结前，都处于第一审庭审结束前的状态。并且每一行政诉讼案件在庭审辩论终结前，都有可能多次开庭，而不仅仅是一次开庭，如果允许被告在此期间随时提供证据，只能是引起一次次的开庭质证、认证，致使原告与法官实际上受被告举证时间的牵制，这对原告是不公平的，对法官掌握庭审进程也是不利的。同时，被告在庭审中提供的新证据，也有事后收集之嫌。

[5] 参见宋雅芳：《完善行政诉讼举证制度之我见》，《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2期，第97—98页。

[6] 参见杨解君、温晋锋：《行政救济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3页。

[7] 参见潘荣伟：《行政诉讼取证期限与举证期限》，《法学杂志》1999年第4期，第31—32页。

民事诉讼法意见篇6

一、引  言

民事诉讼中的送达，是指法院按照法定程序和方式，将诉讼文书送交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行为。民事送达贯穿民事诉讼活动的始终，对整个民事诉讼活动的进程有着较大影响，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民事诉讼行为。民事送达不论在程序上还是实体上都会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程序上的效力表现为产生民事诉讼程序上的法律后果，如在我国，被告在签收起诉状副本后，应当应诉，有权提出答辩状，同时答辩期间和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期间也于次日开始计算。传唤当事人出庭的传票送达后，当事人就应当出庭参加诉讼，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法院可按撤诉处理，被告反诉的，还可以缺席判决。被告拒不到庭的，法院可以缺席判决。在英国，“在高等法院提起的每一个诉讼都始于传票的签发，而传票或与之相当的文书的送达，作为法院管辖权的基础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传票不能依法送达被告，法院不能对其行使管辖权”：“法院认为法院受理案件的日期是文书送达的日期，而不是文书发出的日期”。实体上的效力是指产生实体上的法律后果。如具有给付内容的判决书送达后，债务人就有按判决书给付的义务；离婚调解书送达双方当事人后，就产生双方当事人之间婚姻关系消灭的后果。但也许是因为民事送达程序长期以来被认为缺乏足够的理论研究价值，人们并未给它以应有的重视，立法中对民事送达程序的规定只是寥寥数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章第二节做了8条规定），从而在实践中引发了一些问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时代，这不足为怪，然而，在越来越重视程序公正问题的今天，依然忽视民事诉讼送达程序就有悖潮流了。我们应该给予民事诉讼送达程序足够的重视。本文将就民事送达程序中存在的问题及如何改进与完善民事送达程序谈一谈个人意见。

二、送达人与受送达人的确定

虽然民事诉讼法并未明确送达人，但人们的概念中，人民法院为送达人是不言自明的。其实在国外，送达人并不限于法院，例如在美国，一般性的司法文书的送达被看成是当事人或律师的事情，送达的目的是向受送达人通知诉讼进程的情况和消息；在法国，也是由原告向被告送达传唤状。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70条规定：“如果没有其他的规定，送达依职权为之”。在我国，送达是专属人民法院的职权，只能由人民法院按照法定程序和方式进行。司法实践中所使用的送达回证，抬头标明“某某人民法院”并加盖院章，落款注明填发人与送达人，这里的填发人和送达人，是某一个具体的人，也即实际填写、送达法律文书的行为人，或者称其为送达执行人或送达行为人更为恰当，他们一般是本案的承办人员（如审判员、书记员）或本院其他工作人员（如法警），也可能是其他法院的工作人员（在委托送达的情况下）。这里顺便谈一下法院内部管理问题？？应由法院哪个部门负责送达？有的法院是交立案庭送达，有的则交法警队送达，缺乏统一规定，以致一些基层法院在送达诉讼文书时各部门相互推诿，尤其是遇到当事人拒绝接收、地址不详、路途遥远等情况时，诉讼文书的送达更成为难题。关于民事诉讼送达的送达人为人民法院笔者并无疑义，但对于具体的送达行为主体，笔者认为有必要通过法律进一步明确。之所以要明确送达行为人，是因为送达是一项关系到当事人切身利益的诉讼行为，起诉状、上诉状、裁判文书等是否送达、送达是否合法、何时送达，都对民事诉讼的进程有较大影响，不应该出现随便哪个法院工作人员都可以为送达行为的情况，而且对送达人来说，他负有及时合法送达诉讼文书的法定职责，因此明确这一法定职责具体应由谁承担是极有必要的。可以借鉴的例子是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送达除另有规定外，由法院书记官依职权进行，”根据我国人民法院机构改革的趋势，审判员与书记员的职能日益明确分离，书记员将要越来越多地承担起程序性工作，而民事送达，在现实中就主要由书记员承担，从民事送达自身的性质特点看，这一事务性为主的工作也的确适合由书记员承担。但不能不看到，单纯地把这一职责交由书记员承担并不现实。笔者认为，除书记员之外，审判员是应该有权从事送达这一诉讼行为的，而赋予法警这项职责也更有利于送达的进行。至于在法院内部管理上，对应诉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起诉状（上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出庭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可由立案庭负责送达，对涉及强制性的诉讼文书如执行通知书及有关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决定书等亦可由法警队负责送达，以显示法律的尊严和威慑力。

再来谈谈受送达人。《民事诉讼法》同样未规定受送达人的范围。从《民事诉讼法》第78条规定可以看出受送达人仅指当事人。但通常认为，受送达人包括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在特别的情况下（民事抗诉案件）还包括人民检察院。对于受送达人来说，签收诉讼文书不仅是其应该履行的诉讼义务，亦是其享有的诉讼权利。司法实践中，我们常常见到的是受送达人拒绝签收法律文书的现象，这当然既不利于法院送达职能的行使，也不利于对对方当事人权利的保障，为此法律才特别规定了留置送达和公告送达这两种送达方式。所以笔者认为《民事诉讼法》有必要将签收诉讼文书作为受送达人的诉讼义务明确下来。另外，容易被忽视的是，签收诉讼文书不仅是受送达人的义务，同样是受送达人享有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因为当事人只有收到诉讼文书并获悉诉讼文书的内容，才能确定自己如何行使诉讼权利和承担诉讼义务。如果送达不合法，当事人应当有权提出异议或主张权利。又如司法实践中时有发生的仅向当事人而不向当事人的人（主要是律师）送达裁判文书的情况，律师对此很有意见，但民事诉讼法却又并未赋予律师向法院要求送达裁判文书的权利。所以，笔者认为，《民事诉讼法》同样有必要明确赋予受送达人以签收诉讼文书的权利。这里还要引入一个概念？？送达回证的签收人。《民事诉讼法》第78条规定，“送达诉讼文书，应当直接送交受送达人。受送达人是公民的，本人不在交他的同住成年家属签收；受送达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该法人、组织负责收件的人签收；受送达人有诉讼人的，可以送交其人签收；受送达人已向人民法院指定代收人的，送交代收人签收。”可以看到，实际签收法律文书、在送达回证上签字的人并不限于受送达人，除受送达人之外还有：受送达人的同住成年家属、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负责收件的人、诉讼人、受送达人指定的代收人。值得注意的是，受送达人的同住成年家属、负责收件的人以及指定代收人既不是当事人也不是诉讼参加人，无论如何不能归入受送达人的范畴，但在人民法院向其送达有关诉讼文书时，法律已经赋予了他们一定的义务？？在送达回证上签字，而且其签收行为将对受送达人发生法律效力。

三、留置送达问题

我国《民事诉讼法》在第79条对留置送达做了如下规定：“受送达人或者他的同住成年家属拒绝接收诉讼文书的，送达人应当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说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盖章，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即视为送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2条对留置送达又做了补充规定：“受送达人拒绝接收诉讼文书，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及其他见证人不愿在送达回证上签字或盖章的，由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情况，把送达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即视为送达。”从上述规定看，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对留置送达的条件有所放宽，但留置送达还是要满足特定的条件，有着较严格的适用范围。条件一：受送达人拒绝接收诉讼文书。条件二：有见证人，且必须是特定身份的见证人？？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之所以要对留置送达加以如此限制，无非是要避免法院对送达这一职权的滥用。但问题也随之出现，其一，按照法律规定，留置送达是在受送达人或法定签收人拒绝签收诉讼文书的情况下才能运用的送达方式，而司法实践中时有发生的是，人民法院送达人员送达诉讼文书时，受送达人不在其住所地。有可能是受送达人正好当时不在家，也有可能是受送达人地址有误或发生了变更，这种情况下，送达人员也采用留置送达方式，显然这与留置送达设置的初衷相背离，这种“留置送达”是不合法的。但不能不看到，相当多的时候，受送达人是故意逃避义务，尽量拖延时间以延缓诉讼程序及法院裁判文书的生效？？因为无法通过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留置送达等方式送达诉讼文书时，法院只能采用公告送达方式，而公告送达期长达60日。如果任由恶意受送达人钻法律空子达到其目的，对对方当事人是不公平的。其二，《民事诉讼法》规定“送达人应当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单位代表到场”，这里限制的是送达人，而“有关基层组织或单位代表”却无到场见证的义务。如此一来哪个基层组织或者单位愿意管这个“闲事”自觉履行见证义务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放宽留置送达的限制恐怕也正是基于此原因。其结果却是，“有关基层组织或单位代表”更加有理由拒绝见证？？反正不签名盖章法院也一样可以留置送达。而法院送达时甚至干脆不去“麻烦”有关基层组织和单位，直接记明留置送达了事。因此，司法实践中完全合法的留置送达少之又少，留置送达有形同虚设的危险。在抱怨有关单位的相关人员法律意识淡漠的同时，我们是否应该考虑现有留置送达本身的合理性呢？不妨参考一下其他国家的规定，如《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656条规定：“如没有任何人可以或愿意接收文书的副本，经执达员查询受送达人的地址准确，并在送达文书上记明查询事宜后，已进行的送达视为向住所或居所送达”。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事诉讼法也有类似的规定。笔者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放宽留置送达的条件，一是规定在有两名以上法院工作人员（限于法官、书记员、法警）在场的情况下即可适用留置送达；二是规定在向经受送达人认可的地址送达时，一定时限内两次不同时间送达均无人接收，即可适用留置送达，从而免去公告送达耗时较长的弊端。

四、邮寄送达问题

邮寄送达是为许多国家民事诉讼法所肯定的送达方式，例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在当事人不指定代收人的情况下，通过邮局送达，视为有效送达。我国《民事诉讼法》在第80条对邮寄送达做了规定：“直接送达诉讼文书有困难的，可以委托其他人民法院代为送达，或者邮寄送达。邮寄送达的，以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为送达日期。”司法实践中，通常对于法院距离受送达人住地较远的情况适用邮寄送达。但具体送达过程中，尚有一些实际问题难以解决，例如如何确定邮件中所含诉讼文书的种类（已有法院采用公证方式解决这一问题、是否必须受送达人本人签收等等。又如，作为已经送达重要依据的是邮局回执，而根据邮政部门的惯例，邮寄挂号信、特快专递等邮件，并不需要在递交收件人后向寄件人出具回执，法院只能通过邮件收据向邮局查询。以至于一些法院习惯将挂号邮件收据作为送达凭证附卷。而挂号邮件收据并不等同于邮件回执，前者是邮局签发给寄件人，表明邮件已被邮局收邮，是投邮者在一定期限（一年）可以查询和索赔的凭证。后者由受送达人署名签收，并注明了收件日期，是表明受送达人已经收到邮件（即送达法律文书的凭证）。大概是基于上述原因吧，除与邮局签有特定协议外，本市法院极少采用邮寄送达的方式。笔者所见的“邮寄送达”一般是这样的情形：①传票的送达。对远郊区县交通不便的当事人，将传票和送达回证同时寄交当事人所在村的村委会，要求村委会将传票转交当事人并在送达回证上签字然后寄回法院；②裁判文书的送达。在案件审理终结前当事人明确表示不愿来院领取法律文书并主动要求事先签送达回证留在法院时，法院在裁判文书制作完毕后寄给当事人。这种方式的好处是当事人省时省力省钱，法院亦能够如期结案。诚然，法官应该向当事人讲理说法，告知签收诉讼文书是当事人的义务。但如果当事人坚决不来领取诉讼文书法院也没有其他办法，只能派车派人送达，遇到当事人拒收又找不到见证人或当事人家中无人的情况，还得公告送达，裁判文书生效又要等上60日。所以虽然这种“邮寄送达”的做法很不规范，但在司法实践中却并不鲜见。

接下来要探讨的是人民法院委托邮政部门送达的情况。 近年来，各地人民法院纷纷与邮政部门签订委托协议，以特快专递形式对部分诉讼文书进行送达。例如，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就采用了此种方式送达部分诉讼文书，邮局还专门为此设计了投递单，其上列有案号、法律文书、证据材料、不能送达的理由等需填写的项目。这种送达方式与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邮寄送达有相吻合之处，又有一定差异，其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出现，在具体应用中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引发了一些争议。提倡者有之，其理由是：邮寄送达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送达方式之一。随着人民法院受案数量逐年上升，需要送达的法律文件越来越多，送达这一诉讼程序问题，直接影响着人民法院审判质量和审判效率，影响着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落实。邮局利用其固有的投递网络，会比法院自行送达效率更高，送达更准确。反对者亦有之，其理由有：这种送达方式导致送达主体资格不合法。送达主体是人民法院，送达文书既是人民法院的一项职权，同时也是法定义务。而法院的职权是不能授权委托邮政部门的，同时其法定的义务也不能有偿转让给邮政部门。这种名为邮寄送达实为委托送达的方式，混淆了委托送达与邮寄送达的法律关系，混淆了人民法院与邮政部门在诉讼文书送达中的法律地位，有损于法律的统一性和严肃性。这种送达方式实际采用了委托送达，邮政部门不具备受委托的主体资格，对此也没有司法协助义务，受送达人拒收时邮递人员不能留置送达，受送达人不在或下落不明，其同住成年家属代收效力或人民法院根据邮政部门证明而采用公告送达的效力问题，法律则没有明文规定，因此无法保证诉讼主体及时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此种送达方式还会导致收件人和收件日期不明。根据法律规定，送达诉讼文书必须有送达回证。受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的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邮件回执不能与送达回证等同起来，同时代收人的身份与受送达人的关系无法证实。因此，法院无法确定收件人是否收到人民法院的诉讼文书及日期。显然，这两种意见各有各的道理。综合考虑这种送达方式的应用效果，其方便快捷节省费用的优点还是受到了法院、当事人、舆论界的广泛好评的，它尤其适应了当前追求诉讼效率的价值取向，而且，邮寄送达在其他国家也是常见的送达方式，已为实践证明有其合理性，所以我们不应因噎废食，而是应该进一步总结经验，完善邮寄送达这种方式，注意在重视效率的同时不以牺牲程序规范性为代价。

五、公告送达问题

公告，是人民法院就某些诉讼活动或者特定的人和事，依法向社会公开和张贴的告示性司法文书。公告送达，是指人民法院以公告的方式，将需要送达的诉讼文书的有关内容告知受送达人的送达方式。公告送达是在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情况下所使用的一种送达方式，其法律依据是《民事诉讼法》第84条。公告送达的具体做法是：将需要送达的诉讼文书的主要内容，如起诉状、上诉状要点、开庭时间、地点等刊登于报纸、张贴于法院公告栏或者受送达人原住所地，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①送达诉状副本与送达开庭传票的公告。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或收到上诉状）5日内将起诉状（上诉状）副本送达对方当事人，并通知其应诉、答辩。但是，遇有对方当事人下落不明或者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起诉状（上诉状）副本的，则采取公告送达方式送达。送达诉状副本的公告常常与送达开庭传票的公告合二为一：在送达诉状副本的同时将开庭的时间、地点通知对方当事人。公告兼有送达诉状副本和通知对方当事人应诉的双重作用。公告期间案件审理暂时中断，公告期满，审理程序恢复。受送达人未在规定期限内应诉答辩的，人民法院将依法做出判决。公告送达起诉状或上诉状副本的，应说明起诉或上诉要点，受送达人答辩期限及逾期不答辩的法律后果；公告送达传票，应说明出庭地点、时间及逾期不出庭的法律后果。②送达裁判文书的公告。人民法院制作的判决书、裁定书，必须依法宣告并送达当事人后，才能发生法律效力。对于下落不明或者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裁判文书的当事人，采用公告送达方式，公告刊登之日即为结案日，公告期满则裁判文书发生法律效力。送达裁判文书的公告应说明裁判主要内容，属于一审的，还应说明上诉权利、上诉期限和上诉的人民法院。由此可知，法院诉讼公告是严肃的法律文件，对法院诉讼公告的内容法律有明确规定，不得自由发挥。不仅要依法制作和使用，而且要有一定的规范性，格式和内容必须是统一的、规范的、标准化的，以保证公告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司法实践中公告送达是十分常见的，但公告送达欠缺规范性的问题也十分突出。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制订的《法院诉讼文书样式》（试行）中，提供了两种送达公告的样式：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用（样式226）和公告送达民事裁判文书用（样式227）。这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民事上诉案件中如何利用公告传唤上诉人。因为从上诉人提出上诉到二审法院正式立案审理是要经过一个周期的，这期间上诉人的住所是有发生变更的可能性的，而流动人口的增加更增加了这种可能性，所以传唤到上诉人经常成为令书记员头疼的难题。甚至相当一部分上诉人提出上诉的真实原因就是为了拖延时间逃避义务，他们往往上诉后即“消失”。在现有的几种送达方式无法传唤其到庭参加诉讼的情况下，只能采用公告送达方式通知其开庭时间，并告知逾期不到庭参加诉讼将按撤回上诉处理的法律后果。而公告送达传票需要60日，此后法院做出的按上诉人撤回上诉处理的裁定仍须公告送达，于是又要等上60日裁定书方能生效。前前后后至少四个月时间过去了。再加上两级法院之间移送案卷的时间、第二审法院采用其他送达方式传唤当事人的时间，待被上诉人持二审裁定书申请强制执行时，至少已经是一年半载之后，即使侥幸能够执行回来，被上诉人得到的也只是迟来的正义。实践中对此已经有所“突破”？？诉讼文书样式中不是没有此种公告的样式吗？就自己创制？？在公告中确定一个开庭日期，同时告知上诉方逾期不到庭参加诉讼将按撤回上诉处理，并将该公告张贴于法院公告栏以及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供的住所地。严格地讲，此种公告是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的，但实践中之所以有这种“突破”，也是现有法律规定不尽合理、不尽明确的缘故，从诉讼经济、效率的角度考虑，对现有法律应该予以改进。

民事诉讼法意见篇7

关键词： 基本原则；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

在民事诉讼中，诉讼公正是与当事人的地位平等不可分割的，没有平等就不可能体现公正。基于民事诉讼的本质所决定，民事诉讼立法应当在程序构造设计上为双方实施诉讼行为提供充分、平等的诉求和抗辩机会，以此保障双方在诉讼中的均衡对抗。只有法官在审判上恪守中立，对双方当事人一视同仁，且不存在任何偏爱与歧视，才能确保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开展和获得实效。因此，我国《民事诉讼法》第8条规定，民事诉讼当事人有平等的诉讼权利。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保障和便利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对当事人在适用上一律平等。法律规定的上述原则，上将其概括为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其涵义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双方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平等。诉讼地位的平等并不是说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的相等或相同，而是指无论当事人一方地位如何，都应当平等地享有《民事诉讼法》所给予的诉讼权利，承担《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诉讼义务。《民事诉讼法》关于原告与被告权利义务的具体规定因其诉与被诉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但这种差异并不会给双方在诉讼中造成实质上的不平等。

2、当事人在诉讼中的诉讼攻击和防御是平等的。一方面，双方都有提出有利于自己的诉讼资料的权利。例如，双方都有陈述案件事实的权利。另一方面，一方实施诉讼攻击时，另一方则有进行防御的权利。例如，一方当事人提出主张时，另一方有反驳对方提出的主张的权利。一方提出证据证明时，另一方有提出反证的权利。不能只给予一方提出主张、陈述的机会，而不给予另一方反驳、陈述的机会。[1]无论是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还是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都十分强调双方当事人的平等对抗，将双方置于平等的地位，使双方均等地获得攻防的手段。

民事诉讼基本原则乃是贯穿于整个《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过程的根本性和指导性规则，其效力应当是贯彻始终的。作为基本原则的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在民事诉讼法中生效的领域应当是完全的，对民事诉讼法的全部规范都具有导向作用。通过基本原则的规制，民事诉讼法法关于其他的具体制度、条款的规定才能不偏离民事诉讼目的、不偏离诉讼公正的价值取向。[2]然而，考察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难发现其中某些诉讼制度的建构并不完全符合甚至直接悖离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我国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诉讼权利不平等倾向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对被告按期提交答辩状缺乏刚性约束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3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五日内将起诉状副本发送给被告，被告在受到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答辩状。¼¼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人民法院审理。”该条第1款虽然规定了被告提出答辩状的时限，但没有规定被告在此期间不提出答辩状的法律后果，从而使该时限的规定形同虚设。而且从该条第2款规定来看，立法上显然是将按期提交答辩状作为被告享有的一项诉讼权利加以规定的。同时诉讼理论之通说也认为，“答辩是被告的诉讼权利。他可以答辩也可不予答辩，既可在准备阶段答辩，也可在诉讼的其他阶段答辩。”[3]

正是由于现行立法对被告提出答辩状的行为缺少应有的刚性约束，加之诉讼理论对此的漠视，从而直接导致审判实践中出现诸多弊端。从我国的民事诉讼实践来看，被告一般都不按期向受诉法院提交答辩状。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有相当数量的被告，基于诉讼技巧和诉讼策略的考虑，不愿让原告了解自己对起诉主张和证据的态度，从而对自己的反驳和主张作进一步论辩，以便给对方当事人一个措手不及，为其收集对抗证据制造难题。同时，“由于被告不在规定的时限内提出答辩状不仅没有任何不利的影响或不利的法律后果，而且诉讼的拖延在客观上反而对被告有利，而对权利主张者不利，因此更促使被告不在答辩状提出期间内提出答辩状。” [4]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会无谓增加庭审负担，影响庭审效率，引发诉讼迟延，而且更为严重的是，他使原告一方因此丧失了作为诉讼当事人原本均应享有的对对方当事人诉讼主张的了解权，不当削弱了原告的攻击力量，从而使其处于与被告相比显然并非公平的诉讼境地，直接有违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当事人双方诉讼权利平等之基本原则。笔者认为，为了保证原被告双方的平等对抗与参与，必须从立法上强化对被告限期提交答辩状的约束力度，并明确规定被告预期不提出答辩状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以使原告一方能够及时地了解被告的抗辩要点并据此进一步做好相应的出庭准备，使原被告双方拥有平等的“攻击武器”。

二、在撤诉问题上被告没有说“不”的权利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31条第1款规定：“宣判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有人民法院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61条规定：“当事人申请撤诉或者依法可以按撤诉处理的案件，如果当事人有违反法律的行为需要依法处理的，人民法院可以不准撤诉或者不按撤诉处理”。根据上述规定，是否准许被告撤诉完全由法院决定。审判实践中，法院在决定是否准许被告撤诉时，基本上不征求被告的意见，更不说给被告对此表示反对意见的权利。然而笔者认为，在撤诉问题上完全不考虑被告的意愿，不给他说“不”的权利，有违诉讼公正，也有悖于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

原告申请撤诉的原因不一而足。有的是因为在诉讼外与被告已达成了和解协议因而已无必要将诉讼继续下去，有的是担心诉讼会破坏已与被告建立起的长期合作关系，有的是感到自己对诉讼所做的准备尚不充分，有的是发现自己的原主张或诉讼请求难以成立，有的则是因为诉讼的趋势超出自己原先乐观的预期，诉讼胜负难卜，甚至渐成败势。从被告方来说，他为抗辩原告的指控而参加诉讼，在财产上、时间上、精力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付出，对诉讼结果有期待利益。尤其是当被告认为原告的起诉毫无道理甚至是“恶人先告状”时往往便具有在法庭上击败原告，打赢官司，以证明自己无过错、无责任的强烈欲望。这种欲望使被告不愿让原告撤回起诉，而是坚持要把诉讼进行到底，以弄清是非责任。撤诉只取决于原告和法院，就等于承认和允许原告可以通过撤诉手段轻易使被告丢失追求胜诉的权利和机会，而且假如原告为避免败诉而申请撤诉，法院准予撤诉，被告的诉讼损失就无法弥补，其合法权益就无法得到有效的保护。另外，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的规定，原告撤诉后并未丧失再次起诉的权利，而一旦原告再次起诉，被告将不得不再次遭遇诉累，这对被告显然是极不公平的。如果原告出于玩弄诉讼技巧及拖垮对方当事人之不良目的，视诉讼为儿戏，无理取闹，反复撤诉、起诉，被告就更是倍受讼累之苦。

原被告平等的诉讼地位要求法律给予他们以平等的诉讼权利，这些平等的诉讼权利，一方面表现为原、被告享有同样的诉讼权利，另一方面表现为原被告享有相互对应的诉讼权利。从诉讼权利平等原则出发，原告有撤诉权，但如果其撤诉权是在被告收到起诉状副本后行使的，被告则有决定是否同意撤诉的权利，这便是被告对原告撤诉权的一个对应性诉讼权利。给被告这样一个对应性诉讼权利，将弥补原告滥诉之后还可以通过撤诉逃避败诉的立法漏洞。

笔者认为，人民法院在决定是否准许原告撤诉的问题上，应当根据诉讼阶段的不同酌情考虑被告的意见。在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法院原则上都得准许。在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后原告申请撤诉的，法院应在征求被告的意见后进行审查再决定是否准许原告撤诉。唯有如此，才便于当事人确定在什么阶段行使撤诉权，才利于保护被告的合法权益，同时也便于法院正确裁定是否准许撤诉。

三、民事审判实践中仍坚持更换当事人的做法

更换当事人，是指在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发现起诉或应诉的人不符合当事人条件的，通知符合条件的当事人参加诉讼，而让不符合条件的当事人退出诉讼的一种活动。[5]

我国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第90条规定：“起诉或应诉的人不符合当事人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符合条件的当事人参加诉讼，更换不符合条件的当事人”。最高人民法院对此作了如下的司法解释：在诉讼进行中，发现当事人不符合当事人的，应根据第90条的规定进行更换。通知更换后，不符合条件的原告不愿意退出诉讼的，以裁定驳回起诉，符合条件的原告全部不愿参加诉讼的，可终结案件的审理。被告不符合条件，原告不同意更换的，裁定驳回起诉。

尽管1991年民事诉讼法 修改，取消了更换不正当当事人的有关规定，但一些民事诉讼法学者仍然坚持当事人更换的理论， [6]司法实践中仍有更换当事人的做法。客观地更换当事人的理论，其也具有合理的一面，即通过更换当事人，使诉讼在法院认定的正当当事人之间进行，有利于彻底解决纠纷，并避免累讼。然而，更换当事人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

更换当事人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提出诉的原告的袒护，同时是对诉中所列被告的诉讼利益的轻视。依照辩论式诉讼的规则，双方当事人平等地行使辩论权，并以其辩论结果去求得胜诉。诉中确定的当事人是否为争议实体关系中的真正权利主体或真正义务主体，常常是双方当事人辩论的重要之一。如果被告在辩论中已举证证明原告不是真正的真正权利主体或者证明自己不是真正的义务主体，那么，该被告就有权获得胜诉，并要求原告承担自己的诉讼损失。然而，每当被告能证明这一已胜诉在望时，法院就依职权更换当事人，使被告的诉讼利益成为泡影，使本该败诉的原告获得转机，转败为胜。这一切对于被告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就辩论式的诉讼而言，这种审判方式是有失公正的。另外，依辩论式的诉讼，诉讼当事人应由诉方在诉中确定，由此也决定了原告应负相应的举证责任，证明诉中所列当事人 与争议实体法律关系中的两方主体是一致的，如果不能证明，原告应承担败诉的后果。明确这一规则，将是对提出诉的一方当事人的告诫，即诉方在诉中不可随意确定当事人，对其确定的当事人 要负举证责任，否则，将负败诉后果。这种告诫非常必要，它能有效避免滥诉和随意确定当事人的现象。试想，如果诉中当事人确定不当，法院就依职权更换，这不仅是人为减轻原告方的举证责任，而且给予出一种不良的暗示，即诉方只需在诉中列出当事人 ，可以不论其正当与否，因为若不正当，法院会更换的，特别是在确定被告时，原告只需列一个被告即可，列的不对，自有法院去找来正当被告进行更换。这无疑会增加原告在确定当事人时对法院的依赖性，由此也易导致滥诉。[7]

权衡更换当事人的利与弊，应该说，法院不依职权更换当事人更符合辩论式诉讼的规则，或许正是基于此，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已取消了原《民事诉讼法（试行）》中关于更换当事人的规定。笔者认为，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更换当事人的做法不但没有法律依据，也是对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的违背，应予纠正。

四、对拒不到庭行为的处理因当事人的诉讼地位而异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29条规定：“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按撤诉处理；被告反诉的，可以缺席判决。”第130条规定：“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131条规定：“人民法院裁定不准撤诉的，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缺席判决。”这三个法条构成了我国缺席审判制度的基本内容。根据上述规定，我国对原告缺席的处理，是“可以按撤诉处理”，而对被告缺席的处理，则是“可以缺席判决”。按撤诉处理与缺席判决这两种不同的处理所具有的法律后果显然是不同的。按撤诉处理，所涉及的只是原告的起诉权，由于人民法院对原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争议并未作出决断，原告的实体权利依然存在，按撤诉处理后，原告仍可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依同一诉讼标的对同一被告再次提起诉讼，对此人民法院应予受理。[8] 而缺席判决的效力等同于对席判决，其解决的是当事人双方争执的实体权利与义务关系，判决一经生效，当事人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依同一诉讼标的对同一被告再次提起诉讼，当事人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也应当以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为由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可见，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对待原被告当事人缺席的处理方法与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是背道而驶的。对于对原告缺席的处理，可以按撤诉处理，其立法本意可能是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尊重。但事实上，这样做充其量只能算是对原告一方诉讼权利的尊重，而严重忽视了被告的诉讼权利，破坏了攻击防御平衡的民事诉讼结构，从而损害了法律本身的公正。“不论在对抗制诉讼中，还是在质问制诉讼中，通常都有将被告推测为不法行为人的倾向。在民事诉讼中，对被告行为正当性的否定估计一般高于对原告的推测，因为原告胜诉率较高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经验。所以，程序立法中不歧视被告，甚至在某种意义上给予被告更为充分的抗辩手段，是体现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地位平等的必然要求” [9]笔者认为，在对我国缺席审判制度重新进行设计时，应当确保程序公正，无论是对于原告缺席，还是对于被告缺席，都应平等对待，而不得对被告作出任何歧视性规定。

五、立法对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未有限制性规定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2条规定：“原告可以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可见，我国立法对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没有任何限制性的规定，特别是是否需要经过被告同意，无论是《民事诉讼法》本身还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均未作出明确规定。从审判实践看，原告通常是在被告应诉后甚至是在开庭审理中的法庭调查阶段提出变更诉讼请求的申请的，而法院则往往是不征求被告的意见就同意原告的申请，将变更后的诉讼请求记入审判笔录后继续开庭。这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许多不利。尤其是在原告诉讼请求的变更直接导致诉讼标的的变更时会给被告的防御带来极大的不便。因为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已进行了答辩，并已经为反驳原告的主张收集了证据，对原告所提供的证据作好了质证的准备，原告的诉讼请求一旦变更，被告辛辛苦苦进行的全部诉讼活动便失去了意义，一切又需从头开始。如果法官在法庭调查过程中同意原告提出的口头变更诉讼请求的要求并继续开庭，对被告利益的损害就更大，因为这意味着在受到原告突然袭击的情况下被告不得不仓促应战。[10]例如，甲将其一间房屋租给乙使用。合同约定租赁期为三年，房租按月支付。一年后，由于乙不能按时交纳房租，甲提起诉讼，请求被告乙支付房租。在被告乙已根据原告甲在诉状中提出的给付租金之请求，递交了答辩状，阐述了未能按期交付房租之理由，并表明愿意满足原告甲之诉讼请求；尔后，原告甲又改为诉请被告乙解除租赁合同。对此，如果不加任何限制，其结果，不仅是给被告的应诉活动与法院的审判工作带来许多不便，更重要的是直接影响到被告的诉讼权利乃至实体权利。因此，对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应当有一定的限制，而不能任其随意变更。德国、日本等国在民事诉讼立法上，都对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之权利作了适当限制。例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63条（诉之变更）规定：“诉讼系属发生后，在被告同意或法院认为有助于诉讼时，准许为诉之变更。”同时，该法还在第267条（对诉之变更的同意的推定）对被告作了相应的规定：“被告对于诉之变更，不表示异议而就变更后之诉进行言辞辩论者，视为同意诉之变更。”日本《民事诉讼法》第143条（变更诉讼）第4款规定：“法院认为变更请求或请求的原因不当时，根据申请或以职权，应作出不准变更的裁定。”这些规定都不乏其合理性，可为我们所借鉴。笔者建议将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2条修改为：“原告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应征得被告的同意或者经人民法院许可。被告在原告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后，未提出异议或者继续应诉答辩的，视为同意原告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 [11]

法律文本是简要的和静止的，而生活却是无比复杂且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因此，再富于智慧的立法者也不可能制定出可以预见一切并完全合理地解决一切矛盾的民事诉讼法典，法律总是要不断修改和调整的。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功能之一乃在于为《民事诉讼法》的局部修改和调整提供了依据。当既定的《民事诉讼法》的局部规定滞后时，立法者应当以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为依据对其进行修改和调整，保持修改和调整后的具体规定与《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一致性 。[12]因此，《民事诉讼法》的上述缺陷，应当通过修改立法来加以完善，以使《民事诉讼法》的整个程序设计都与基本原则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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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卫平.民事诉讼法教程[M].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69

[2] 陈桂明.诉讼公正与程序保障[M].北京：法制出版社，1996，49

[3] 常怡.民事诉讼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241

[4] 张卫平.论民事诉讼中失权的正义性[J].法学，1999，(6):

[5] 江伟.中国民事诉讼法教程[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126

[6] 柴发邦.民事诉讼法学新编[M].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2，158

[7] 张晋红.民事之诉研究[M].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28-29

[8] 田平安.民事诉讼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244

[9] 叶自强.民事诉讼制度的变革[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90

[10] 陈光中，江伟.诉讼法论从（第一卷）[D].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295

民事诉讼法意见篇8

「关 键 词生效，离婚，调解协议，既判力，主观范围

一、问题的提出

2002 年1月，原告洪素兰以双方感情破裂为由，诉至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法院，要求与被告陈衍荣离婚。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离婚调解协议。调解书中载明：“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原告洪素兰与被告陈衍荣自愿离婚。二、夫妻共同财产：坐落于三明市三元区新市南路215幢 401室房改房一套归婚生女陈伟霞、陈伟丽（注：二人均已成年）所有……”。2003年8月，陈伟霞、陈伟丽以父亲陈衍荣拒不交付该套房屋为由，诉至三元区法院，要求法院判决该套房屋归陈伟霞、陈伟丽二人所有。

对此诉请，有几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陈衍荣不履行协议，法院应当受理此案；第二种意见认为，法院不应受理此案，陈伟霞、陈伟丽二人可依洪素兰与陈衍荣离婚之生效调解书向房管部门办理房屋过户登记；第三种意见认为，法院不应受理此案。对于该套房屋归属，宜由洪素兰与陈衍荣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由洪素兰与陈衍荣另行诉讼解决。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上述三种不同意见的焦点，在于对生效离婚调解协议既判力主观范围的认识不同。

既判力理论最早可以追溯至罗马法上的“一事不再理”原则。既判力是指判决确定后，在实体内容上对于当事人和法院具有的约束效力，即当事人受到判决的约束，不得就已判决的内容再行提出争议，法院也受到判决的约束，不得就同一事项作出矛盾的判断。既判力的社会功能在于通过判决的终局性，确定一种规范的秩序并使其相对地固定下来进而诱导社会秩序的依法形成。首先，以判决形式固定的权利义务状态作为后续交易行为的起点，增强交易行为的安全性，无须担心判决会轻易被改变而使交易行为失去基础或者中断。其次，有既判力的判决具有稳定的可预测性，使从事交易的人们越有可能按判决所示的规范采取行动，有利于秩序的形成。最后，司法中判定的终局性意味着一旦判决成立确定，即不再轻易给反复的谈判或讨价还价留下余地，构成了司法作为另一种建构秩序样式的重要特点。

在我国，不论是现行民事诉讼法，还是通行的诉讼理论和迄今为止的审判实践，均未正面涉及既判力的问题。但民事诉讼法第141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 以及依法不准上诉或者超过上诉期没有上诉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第158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 是终审的判决、裁定。”在这两个法条中，固然没有明示“既判力”一词，但它们无疑是我国民事裁决之既判力的法律依据。因为，所谓“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 “终审的判决”具有一个突出特点，即具有确定性。判决一旦发生法律效力，无论是原审法院还是上级法院，通常情况下不得任意改变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如果发现确有错误需要纠正，应当经过严格的审判监督程序。在当事人对该判决提出不服申诉后法院可能依职权撤销原判。如果这些通常的不服申诉的方法已经用尽，就意味着该判决在其诉讼程序中已失去被撤销的机会。这种判决已达到用通常的不服申诉不能剥夺其存在的状态，称之为确定，这种判决称之为确定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终审判决就是确定判决。确定判决具有确定力，包括形式上的确定力和实质上的确定力。前者是指确定判决具有不可撤销性；后者是指形成确定判决内容的判断的通用力，通称为既判力。因此，只要是确定的终局判决，便具有既判力。由此可见，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41条、第152条是我国判决之既判力的法律依据。

既判力的作用范围，包括时间、客观、主观范围三方面。所谓既判力的主观范围，是指既判力及于什么人的问题。既判力的主观范围原则上仅及于当事人，包括原告、被告、上诉人、被上诉人、共同诉讼人以及诉讼第三人等。但在某些特定条件下，案外第三人可能与本案诉讼产生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对于法的安全性和权利的稳定性明显不利，这就需要法律在适当的情形扩大既判力适用的主观范围。具体来说，既判力扩大的主观范围可及于以下主体：（1）诉讼系属后当事人的承继人。（2）诉讼系属后为当事人或其承继人占有诉讼标的物的人。（3）既判力向一般第三人的扩张。诉讼通常是解决当事人间具有利害关系的纠纷，因而既判力原则上只能在对立的诉讼当事人间产生。但是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也例处地规定判决的既判力扩张至一般第三人，否则民事诉讼法所追求的纠纷的合理、高效解决的目标将难以实现。

既判力向一般第三人的扩张一般发生在以下几种情形：① 有关身份关系的诉讼如离婚诉讼、监护权的诉讼、抚养子女的诉讼及认领子女的诉讼等，其判决效力应及于一般第三人；②对于有关法人关系或其他团体关系之诉（如代表人诉讼）所做出的形成判决，因其有对世效力，故形成判决对当事人以外的一般第三人都有既判力。

调解书是法院对当事人通过调解而依法达成的协议所制作的法律文书。人民法院的调解书送达当事人生效后，双方当事人发生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在法律上已得到最终的解决，从而在法律上成为无争议的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均不能对此法律关系再生争议，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向法院再行起诉。因此，生效的调解书与终局判决有同等的既判力。民事诉讼法第89 条也规定：“调解书经双方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一般认为，法律效力包括：拘束力、确定力、既判力、执行力、形成力。可见，法律赋予调解与确定判决同等的效力，生效调解书具有当然的既判力。基于前述离婚诉讼判决之既判力主观范围向一般第三人的扩张，因而生效离婚调解书之既判力主观范围也向一般第三人的扩张。事实上，在司法实践中，已经认同生效离婚调解书之既判力主观范围向一般第三人的扩张。父母不履行生效离婚调解书中确认的支付抚养费的义务时，子女可依生效离婚调解书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就是例证。

结合前文所述案情，该调解书的既判力主观范围应向陈伟霞、陈伟丽扩张，故陈伟霞、陈伟丽可依生效调解书直接向房管部门办理房屋过户登记。

注释：

[1] 参见李祖军、蔡维力主编：《民事诉讼法学》，重庆大学出版社。

[2] 参见兼子一、竹下守夫主编：《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

[3] 参见陈荣宗：《举证责任分配与民事程序法》。

[4] 参见陈荣宗：《举证责任分配与民事程序法》。

[5] 参见陈荣宗：《举证责任分配与民事程序法》。

[6] 参见常怡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7] 参见石萍：《判决的既判力应予尊重》。

[8] 参见骆永家：《既判力之研究》，三民书局。

[9] 参见常怡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民事诉讼法意见篇9

【论文关键词】恶意诉讼；界定；规范

一、恶意诉讼的界定

（一）恶意诉讼的概念

恶意诉讼在我国立法上尚无此概念，仅从字面上理解，恶意诉讼就是与善意相对的，有不良居心的诉讼行为。学界对此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认识，广义的恶意诉讼包括所有的诉讼行为，贯穿、审理、执行，还包括刑事告发；而狭义的恶意诉讼仅指。本文探讨的是广义上的恶意诉讼。

（二）恶意诉讼的构成要件

识别恶意诉讼是对其进行有效规制的前提，但实践中由于这类行为往往在形式上具备合法的外观，法官很难准确、及时地加以识别，有必要对照构成要件进行分析判断。

1.主观方面：故意。故意指向的对象是损害他人权益的结果，对于这种结果的追求既可以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间接故意，即明知自己没有某种诉讼权利，但为了他人利益受损而故意实施或为了谋取自己的非法利益而故意实施有损他人权益的行为。过失即对于损害他人利益的结果应当预见而未预见或虽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过失是否构成恶意在学界仍存在争议，但笔者认为在目前我国公民法律意识和法律水平不高的情况不宜将其列入恶意诉讼，只要行为人主观上没有伤害他人的目的，其诉讼就不应为恶意诉讼，以免打击公民的诉讼积极性。

2.客观方面。客观上实施了损害他人权益的行为，不局限于行为，也包括一审、二审、特别程序、执行等所有诉讼程序中的行为。

3.有损害事实存在。损害事实是指损害他人权益的结果，权益是指我国民法及侵权责任法规定的公民的人格权、健康权、名誉权、商誉权、财产权等一切权利。财产不仅是指诉讼外的物质财产，还有诉讼中所产生的误工费、交通费、律师费、鉴定费等。最常见的有恶意刑事告发侵害自由权，虚假诉讼侵害财产权，滥用诉权侵害名誉权、商誉权。

4.恶意诉讼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三）恶意诉讼的表现形式

1.串通虚假诉讼，是指当事人出于不合法的动机和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与另一方串通提起民事诉讼的行为。（1）通过虚假民间借贷转移离婚财产；（2）通过虚假民间借贷转移企业财产或个人财产逃避债务；（3）通过虚假民间借贷转移即将被法院执行的财产；

2.单方虚假诉讼，是指当事人出于不合法的动机和目的，虚构事实或证据提讼的行为。（1）虚假刑事告发；（2）通过虚假诉讼认定驰名商标；（3）通过虚假诉讼打击竞争对手商业信誉；（4）虚假无关系的第三方。（5）虚假提起特殊程序。为了利用特殊程序所产生的结果，恶意提起宣告失踪、死亡、无民事行为能力等。

3.滥用诉权，是指有一个正当的诉权，但是为追求正当诉权以外的非法目的而进行的不当诉讼行为，违背了“权利不得滥用”的自然法则。（1）为了选择管辖法院，恶意增加诉讼主体，将不是被告的人列为被告；（2）出于损害他人商业信誉或其他非法目的而滥用财产保全和知识产权诉前临时措施；（3）为了拖延诉讼、拖延债务履行时间或其他不正当目的而滥用权、上诉权；（4）以损害竞争对手商业信誉或实现其他非法目的滥用知识产权诉权行为；（5）滥用管辖异议权、申请回避权等程序性权利的行为。

二、我国现有的规制恶意诉讼的规定

我国现有的专门惩治恶意诉讼的规定主要有以下几个：1.根据诉讼费用由败诉人承担的原则，恶意诉讼提起人败诉的，由其承担案件受理费。2.《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3.《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适用这条的前提条件是恶意诉讼行为被认定为侵权行为。4.《民事诉讼法》第96条，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财产保全所遭受的损失。5.《刑法》规定的诬告陷害罪、伪证罪、妨害作证罪。诬告陷害罪、伪证罪都只是针对刑事诉讼中的行为，对于民事诉讼的恶意行为不适用。妨害作证罪主要适用于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情形。

我国目前的立法上对于“恶意诉讼”的规定有很大的局限性，缺乏能规制各种恶意诉讼的直接、有力的规定，有必要对恶意诉讼设置更全面、直接、有效的规制制度。

三、对恶意诉讼的规制建议

（一）确立恶意诉讼侵权损害赔偿制度

1.明确恶意诉讼属于侵权行为，在遭遇恶意诉讼的情况下，赋予被告追究恶意诉讼发动者侵权责任的权利。允许就恶意诉讼提起侵权损害赔偿诉讼，可以充分调动受损害一方当事人与恶意诉讼作斗争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允许就恶意诉讼提起侵权损害赔偿诉讼，还可以加大恶意诉讼的经济风险。

2.明确恶意诉讼的赔偿范围，加大其经济风险。恶意诉讼行为所造成的损害事实，不仅包括财产损失，也包括人身损害和精神损害。损害赔偿范围相对于普通侵权行为要有所扩大，应包括：差旅费、误工费、用于诉讼的通信费、鉴定费、律师费及个人名誉受损而致的精神损害赔偿、法人及其他组织因名誉和商誉受损害而引起的社会评价降低而致的经营利益下降的损失。同时还应采用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等责任方式的适用。

（二）赋予案外人提出再审的权利

由于《民事诉讼法》仅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权利，因恶意诉讼而受害的案外人难以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一款规定：“案外人对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确定的执行标的物主张权利，且无法提起新的诉讼解决争议的，可以在判决、裁定、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或者自知道或应当知道利益被损害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作出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立法缺陷。但在实践中能对执行标的物主张权利的只是恶意诉讼受害人中的极少数，大量的并不针对具体物的生效裁判侵害案外人合法权益的案件无法通过案外人申请再审途径解决，且法院通常是将这种标的物上的权利理解为所有权、共有权、担保物权等，而将债权排除在外。债权人对于利用虚假诉讼转移财产的行为无可奈何，通常只能借助申诉渠道启动再审程序，而申诉之路的艰难以及时间、精力的耗费往往让案外人让而却步。因此，有必要赋予案外人申请再审的权利。

民事诉讼法意见篇10

「内容提要在我国，不论是现行民事诉讼法，还是通行的诉讼理论和审判实践，均未正面涉及既判力问题，尤其是生效离婚调解书的既判力主观范围。本文结合案例，借鉴国外既判力理论和诉讼法，探究我国民事判决既判力的法律依据，进而提出离婚诉讼生效调解书的既判力主观范围向一般第三人扩张的观点。 「关 键 词生效，离婚，调解协议，既判力，主观范围 一、问题的提出 2002 年1月，原告洪素兰以双方感情破裂为由，诉至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法院，要求与被告陈衍荣离婚。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离婚调解协议。调解书中载明：“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原告洪素兰与被告陈衍荣自愿离婚。二、夫妻共同财产：坐落于三明市三元区新市南路215幢 401室房改房一套归婚生女陈伟霞、陈伟丽（注：二人均已成年）所有……”。2003年8月，陈伟霞、陈伟丽以父亲陈衍荣拒不交付该套房屋为由，诉至三元区法院，要求法院判决该套房屋归陈伟霞、陈伟丽二人所有。 对此诉请，有几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陈衍荣不履行协议，法院应当受理此案；第二种意见认为，法院不应受理此案，陈伟霞、陈伟丽二人可依洪素兰与陈衍荣离婚之生效调解书向房管部门办理房屋过户登记；第三种意见认为，法院不应受理此案。对于该套房屋归属，宜由洪素兰与陈衍荣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由洪素兰与陈衍荣另行诉讼解决。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上述三种不同意见的焦点，在于对生效离婚调解协议既判力主观范围的认识不同。 既判力理论最早可以追溯至罗马法上的“一事不再理”原则。既判力是指判决确定后，在实体内容上对于当事人和法院具有的约束效力，即当事人受到判决的约束，不得就已判决的内容再行提出争议，法院也受到判决的约束，不得就同一事项作出矛盾的判断。既判力的社会功能在于通过判决的终局性，确定一种规范的秩序并使其相对地固定下来进而诱导社会秩序的依法形成。首先，以判决形式固定的权利义务状态作为后续交易行为的起点，增强交易行为的安全性，无须担心判决会轻易被改变而使交易行为失去基础或者中断。其次，有既判力的判决具有稳定的可预测性，使从事交易的人们越有可能按判决所示的规范采取行动，有利于秩序的形成。最后，司法中判定的终局性意味着一旦判决成立确定，即不再轻易给反复的谈判或讨价还价留下余地，构成了司法作为另一种建构秩序样式的重要特点。 在我国，不论是现行民事诉讼法，还是通行的诉讼理论和迄今为止的审判实践，均未正面涉及既判力的问题。但民事诉讼法第141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 以及依法不准上诉或者超过上诉期没有上诉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第158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 是终审的判决、裁定。”在这两个法条中，固然没有明示“既判力”一词，但它们无疑是我国民事裁决之既判力的法律依据。因为，所谓“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 “终审的判决”具有一个突出特点，即具有确定性。判决一旦发生法律效力，无论是原审法院还是上级法院，通常情况下不得任意改变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如果发现确有错误需要纠正，应当经过严格的审判监督程序。在当事人对该判决提出不服申诉后法院可能依职权撤销原判。如果这些通常的不服申诉的方法已经用尽，就意味着该判决在其诉讼程序中已失去被撤销的机会。这种判决已达到用通常的不服申诉不能剥夺其存在的状态，称之为确定，这种判决称之为确定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终审判决就是确定判决。确定判决具有确定力，包括形式上的确定力和实质上的确定力。前者是指确定判决具有不可撤销性；后者是指形成确定判决内容的判断的通用力，通称为既判力。因此，只要是确定的终局判决，便具有既判力。由此可见，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41条、第152条是我国判决之既判力的法律依据。 既判力的作用范围，包括时间、客观、主观范围三方面。所谓既判力的主观范围，是指既判力及于什么人的问题。既判力的主观范围 原则上仅及于当事人，包括原告、被告、上诉人、被上诉人、共同诉讼人以及诉讼第三人等。但在某些特定条件下，案外第三人可能与本案诉讼产生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对于法的安全性和权利的稳定性明显不利，这就需要法律在适当的情形扩大既判力适用的主观范围。具体来说，既判力扩大的主观范围可及于以下主体：（1）诉讼系属后当事人的承继人。诉讼系属后为当事人或其承继人占有诉讼标的物的人。（3）既判力向一般第三人的扩张。诉讼通常是解决当事人间具有利害关系的纠纷，因而既判力原则上只能在对立的诉讼当事人间产生。但是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也例处地规定判决的既判力扩张至一般第三人，否则民事诉讼法所追求的纠纷的合理、高效解决的目标将难以实现。 既判力向一般第三人的扩张一般发生在以下几种情形：① 有关身份关系的诉讼如离婚诉讼、监护权的诉讼、抚养子女的诉讼及认领子女的诉讼等，其判决效力应及于一般第三人；②对于有关法人关系或其他团体关系之诉（如代表人诉讼）所做出的形成判决，因其有对世效力，故形成判决对当事人以外的一般第三人都有既判力。 调解书是法院对当事人通过调解而依法达成的协议所制作的法律文书。人民法院的调解书送达当事人生效后，双方当事人发生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在法律上已得到最终的解决，从而在法律上成为无争议的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均不能对此法律关系再生争议，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向法院再行起诉。因此，生效的调解书与终局判决有同等的既判力。民事诉讼法第89 条也规定：“调解书经双方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一般认为，法律效力包括：拘束力、确定力、既判力、执行力、形成力。可见，法律赋予调解与确定判决同等的效力，生效调解书具有当然的既判力。基于前述离婚诉讼判决之既判力主观范围向一般第三人的扩张，因而生效离婚调解书之既判力主观范围也向一般第三人的扩张。事实上，在司法实践中，已经认同生效离婚调解书之既判力主观范围向一般第三人的扩张。父母不履行生效离婚调解书中确认的支付抚养费的义务时，子女可依生效离婚调解书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就是例证。 结合前文所述案情，该调解书的既判力主观范围应向陈伟霞、陈伟丽扩张，故陈伟霞、陈伟丽可依生效调解书直接向房管部门办理房屋过户登记。 注释： 参见李祖军、蔡维力主编：《民事诉讼法学》，重庆大学出版社。 参见兼子一、竹下守夫主编：《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 参见陈荣宗：《举证责任分配与民事程序法》。 参见陈荣宗：《举证责任分配与民事程序法》。 参见陈荣宗：《举证责任分配与民事程序法》。 参见常怡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参见石萍：《判决的既判力应予尊重》。 参见骆永家：《既判力之研究》，三民书局。 参见常怡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王国征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廖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