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汇报材料十篇

博物馆汇报材料篇1

内蒙古革命历史博物馆是自治区党委政府、市委市政府确定的2017年重点文化建设项目，按照自治区政府2017年第一次主席会议要求，交由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负责建设，市政府又交由内蒙古青山文化旅游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建设单位实施。

项目选址于呼和浩特市机场路以南，万通路以东。总占地面积298.68亩，总建筑面积137598㎡，概算总投资187118.98万元。资金来源为政府投资及多渠道解决。建设周期为三年。项目为地上五层主体博物馆建筑一座，其中包含内蒙古革命历史展厅、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展厅、内蒙古骑兵展厅、民族团结展厅、国防教育、互动展厅及临时展厅。附属设施包括地下配套机房、设施设备用房、仓库、应急消防处置、停车场等。

自项目2017年开工建设以来自治区党委、政府及市委、市政府各级领导高度关注项目建设，在建设过程中多次莅临现场调研，其中包括自治区宣传部部长白玉刚、自治区政府秘书长包振玉、自治区文化厅厅长贺志亮、呼和浩特市市委书记云光中、市长冯玉臻、副市长王继平、周强等多位领导。

项目建设对于加强城市文化基础设施、提升市民文明素质、提升城市文明程度、丰富城市内涵、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文化活动需要具有重要意义，是加快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重要举措。

二、项目的由来

根据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中办发[2015]2号）和《博物馆条例》（国务院令第659号）等有关文件精神，同时因自治区尚没有一座全面反映内蒙古革命历史的专题博物馆，自治区文化厅请示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大青山抗日纪念馆。

2017年1月14日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六次会议批准建设内蒙古革命历史博物馆重点公共文化类项目，将大青山抗日纪念馆并入内蒙古革命历史博物馆进行建设，统称内蒙古革命历史博物馆建设项目。2017年2月10日自治区政府第一次主席办公会议中明确提出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场馆、内蒙古革命博物馆作为重点文化项目，并要求自治区发改委同呼和浩特市政府积极对接，科学规划、合理布局，避免重复建设。

三、项目手续办理情况

截至目前，内蒙古革命历史博物馆建设项目已办理完成除土地使用权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外的全部手续。现已推进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相关报件资料准备及审核工作，待土地收购划拨程序完成后，可在一个月内完成发证。

按照市政府工作安排，项目土地收购划拨由经济技术开发区负责土地补偿事宜，目前开发区收储中心已核算完成各地块土地成本，并收集了原地块土地权属证明，编制了土地收回补偿方案并报送市政府批示。根据市政府会议精神及相关批示，开发区收储中心后续将尽快完成资产评估确定划拨价格，申请注销原土地权属证明并移交相关资料至市自然资源局办理土地划拨手续。土地成本按照市政府工作安排由市财政局先行拨付6800万元土地补偿启动资金至经济技术开发区，剩余资金按照《呼市人民政府2018年第19次常务会议纪要》内容，列入财政预算逐年拨付。

四、项目实施情况

内蒙古革命历史博物馆项目交由市政府实施后，按照市政府工作安排，青山文旅投公司作为新的投资建设主体负责博物馆项目土建工程事宜，市文新广局负责项目展陈展列事宜，共同推进项目尽早开工。

2017年3月青山文旅投公司按照相关程序履行了项目前期咨询服务招标工作；2017年4月6日举办了博物馆方案笔选，中国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获得第一名，并要求中国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深化设计方案，多次召开设计方案专家研讨及论证会，并多次向自治区政府、市政府汇报阶段性设计成果，合理优化布局。

为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建设工作，青山文投公司多次组织召开项目建设必要性专家论证会、可行性研论证会，与会人员有人大代表、政协代表、学生代表等社会各阶层人士，充分讨论了博物馆建设的必要性，肯定了博物馆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弘扬红色文化、加强红色文化教育宣传的作用。同时，青山文投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先后履行了项目设计、地勘、监理、项管及施工招标程序，确定了各大建设责任主体，以便施工单位尽快入场开始作业。项目于2017年9月正式开工，12月底完成桩基基础工程。

2018年冬歇期结束后，项目于2019年3月底正式复工，施工图纸于2018年初开始进行逐层审核，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配合审图中心对建筑、结构、暖通、给排水及电气工程进行一审、二审，并陆续通过内蒙古建设厅审图中心技术审查，中建八局按照过审的施工图纸做了施工进度计划、施工方案，并组织人力物力资源进场开始主体结构工程施工，到2019年5月底完成了项目主体结构封顶工程。

项目建设资金来源为政府投资及多渠道解决，总投资达18.7亿元，现已完成投资达8.06亿元。按照市政府工作安排，市财政局、市发改委拨付了项目建设资金共计3.94亿元，用于支付项目前期咨询服务费用及工程进度款，大力推动了项目建设。

博物馆汇报材料篇2

会议讨论决定：对《中国会计名人堂“中国会计名人”提名及评选办法》中表述不当的细节进行修正；在提名环节中增加一轮筛选，将候选人数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以免出现票数分散导致的不合理空缺现象；对于首届入选人数暂时不作调整，以后各届评选人数根据实际情况作进一步研究确定；对于根据以上建议修订的《中国会计名人堂“中国会计名人”提名及评选办法》再以通讯方式征求各位评选委员意见。会议还讨论通过了首届“中国会计名人”评选工作计划，决定2011年下半年启动首届“中国会计名人”的评选工作，提名和评选的规则按照修订后的《中国会计名人堂“中国会计名人”提名及评选办法》进行。

同日于上海召开了中国会计博物馆常务理事会2011年工作会议，本次会议由中国会计博物馆理事会理事长、上海立信会计学院校长唐海燕教授主持，中国会计博物馆理事会26名常务理事出席会议并就博物馆建设有关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本次会议包括三项议程：增补中国会计博物馆理事； “中国会计名人”评选委员会委员选举结果报告；审定中国会计博物馆建设工作汇报及2011年工作计划。

与会常务理事通过增补了中国会计博物馆常务理事会理事、常务理事。中国会计博物馆理事会常务副理事长、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副校长邵瑞庆教授代表会计博物馆理事会报告了“中国会计名人”评选委员会委员选举结果。根据博物馆第一次工作会议投票选举结果，并征得本人同意，确定“中国会计名人”评选委员会委员43人，并确定葛家澍为评选委员会主任，郭道扬、刘永泽、邵瑞庆、汤云为（以姓氏拼音为序）为评选委员会副主任，邵瑞庆兼评选委员会秘书长。“中国会计名人”评选工作即将全面展开。

与会常务理事对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及博物馆共建各方在博物馆建设中所付出的巨大努力，表示了极大的肯定，并对博物馆建设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包括藏品征集、布展思路、新技术的使用以及建立研究基地、实习基地等进行了热烈讨论，提出了许多极具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博物馆汇报材料篇3

据悉，本届陶博会将充分运用互联网工具，通过网站、微信渠道提前报名，预计实现70%-80%的观众预登记。本届陶博会还将举行“2015 COCA世纪金陶杯大奖赛”、“Golden Night（黄金之夜）”黄金会员主题派对、首届优秀展商评选、佛山陶瓷在中国大型市场调查报告会等19场丰富多彩的活动。（田傲云）

2015第三届洛阳工业（装备）博览会举办

9月10-12日，在洛阳会展中心，由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河南省机械工程学会、河南省铸锻工业协会共同主办的“2015洛阳工业（装备）博览会”成功举办。

本届博览会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题，展览规模15000平方米，设置并重点展示的有：轴承及其专用装备、机器人及智能装备、军民融合及产学研科技成果等，旨在搭建一个客商集聚、技术交流、成果推广、信息汇融的专业化交流平台。

据了解，博览会尊重创新、严守质量，推崇节能节材和绿色制造，支持与装备制造相关的各类“基础技术、基础工艺、基础材料、关键基础零部件和元器件”参展交流。（李红）

首届“智博会”9月22日在重庆开锣

由中国仪器仪表学会、中国塑料机械工业协会、中国石油和石油化工设备工业协会、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中国机械工业金属切削刀具技术协会联合创办的“中国（重庆）国际智能制造技术装备博览会”（以下简称“智博会”），将于9月22-25日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办。

首届“智博会”由仪器仪表与自动化、塑料机械加工、油气技术与装备、智能机床和刀具及装备等4个产业链展会组成，包括从材料生产、零部件、控制检测仪器、主机制造到用户应用服务的完整产业链，将使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8个展馆，总展出面积达10万平米。同期还将举办各类专业论坛及会议30多场，拟邀请观展参会的省部级领导8位，司局级领导20位，两院院士20多位，及多国国外驻华使领馆、相关行业机构的官员和大型外企的负责人等。

本次智博会将紧紧围绕“智能化、高端化”这一主题，全景展示全球最先进的智能化产品，并举办多个高端论坛，让国内外制造业大鳄在渝共话制造业未来发展的趋势。（田傲云）

天津国际直升机博览会开幕？多款直升机首亮相

为期5天的第三届中国天津国际直升机博览会9月9日在天津空港经济区拉开帷幕，多款直升机在展会期间首发，我国先进的国产直升机直-10和直-19也上演了精彩的飞行表演。

本次直博会中，作为中国直升机企业中的龙头，中航工业以强大阵容参展，突出展示我国在直升机、无人直升机、发动机、机载设备、通用航空等领域的最尖端发展成果。备受瞩目的重型直升机也将首次以模型形式公开亮相，中航工业集团公司董事长林左鸣表示中俄合璧完成的重型直升机非常值得期待。（田傲云）

博物馆汇报材料篇4

因此，汉唐中西关系史是一个涉及中西史学两方面的重要课题，相对于中国断代史和某些专题史来讲，它的研究难度较大，其中，史料的零散是阻碍研究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1930年，张星烺先生编纂《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计六卷，把传世的中国史籍和部分外国史籍中的有关记载辑录出来，并加以注释和考证，成为迄今为止这一领域最为丰富的史料合集[1]。周一良先生在《〈解说插图中西关系史年表〉序》中对此书给予很高评价：“我国学者中，筚路蓝缕开创中西关系史（不包括近代外交史）研究者当推张星烺先生。张先生创始于20年代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煌煌六卷巨著，参考西贤成果，辅以新知，举凡交通路线、人物往来、物产传播等等，无不囊括。虽名为交通，实即文化交流之内容。”[2]我非常赞同周先生的话，虽然今天许多人在其论著中常常不提张先生的书，但我相信，这些研究著作必然是以张先生的大著作为起点的。

然而，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陆续公布了大批新的文献材料，如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也新发现了许多石刻类史料，同时，上世纪初出土的大批迁居中国的胡人留下的胡语文献，如粟特文、中古波斯文、梵文、叙利亚文文书和典籍，陆续翻译成现代东西方文字，此外还有日新月异的考古文物资料在不断出土，不断刊布。这些材料更加分散，研究的难度也更大。但是，“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这是陈寅恪先生号召大家利用敦煌发现的新材料来研究新问题的名言，发表的时间也正好是在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出版的同一年[3]。新史料对于汉唐中西关系史来讲，意义更加突出，新材料不仅可以补写历史，而且能够提出新问题，使研究者开拓出更多新的领域。多年来，许多研究者在这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发掘、整理出了丰富多彩的中西关系史料，使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汉唐中西关系史，已经远远地超过了1930年时所知道的状况。

尽管我们对新史料已经有了相当丰厚的积累及研究成果，但这些成果是零散地，陆续不断地刊布出来的。而且，有关汉唐中西关系史的研究相对于其他学术领域（如敦煌学）来说比较薄弱，迄今为止也没有一本可以依赖的“汉唐中西关系史论著目录”，来为研究者提供一些先行研究的指南，使得不少研究成果不够充实，顾此失彼，甚至重复劳动。虽然有些新材料在发现当初引起很大的轰动，但事过境迁，有些慢慢地被人们遗忘。有些优秀的研究成果，在专业领域里受到很高的评价，但却很少转化成史学界，甚至中外关系史学界的通识，因此在中国通史或中外关系史的通论性著作中，往往总是老调重弹，而没能把这些新的材料和新的研究成果融入其中。

在告别二十世纪，跨进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对有关汉唐中西关系史的新史料和相关的研究成果做出总结。在此，我仅就有关新史料做一些概要的介绍。所谓“新史料”，我这里说的主要就是张星烺《汇编》未收的史料，我曾编过一个《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引用书目，我把它作为一个判断新史料的参照。

新史料主要来自出土文献，以下分别加以论述，间或提到一些主要的研究成果，但本文不是对这些成果的全面总结，文中仅就各类资料的研究前景提出一些展望。

1．简牍帛书

近年来，新疆、甘肃的汉晋时期的遗址和长江中下游沿线的战国秦汉三国时期的墓葬中，发现了大量的简牍和帛书材料，如尼雅出土的汉文和佉卢文文书、敦煌悬泉置出土的汉简、江苏等地出土的秦汉简帛、长沙走马楼出土的吴简等等，都多少不等地包含了一些珍贵的中外关系史料。有些材料还在继续整理当中，有的则已经陆续发表。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的悬泉汉简中的西域史料，大大丰富了前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悬泉的发掘简报已经发表[4]，但全部简牍的图版和释文尚未刊布。胡平生、张德芳编著的《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一书，发表了部分重要的有关汉朝与西域诸国的交往史料[5]。何双全、张德芳、王子今、殷晴等先生已经就其中的一些问题做过探讨[6]。最近，张德芳《悬泉汉简中若干西域资料考论》、王素《悬泉汉简所见康居史料考释》，又利用悬泉汉简贡献给我们最新的研究成果[7]。相信随着这批汉简的全面公布，将会引起更多的讨论和更新的研究结果。

继上个世纪初楼兰、尼雅发现佉卢文资料之后，近年中日尼雅考古队发现的佉卢文简牍数量不少，《中日·日中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调查报告书》第一、二卷（1996、1999年）中有莲池利隆和林梅村分别做的部分文书释文，但全部文献目前还没有系统地整理出版，我们期望其中会有不少有关中西关系史的材料。尼雅新发现的汉文简牍不多，但1930—1931年斯坦因在尼雅发现而没有带走的汉文木简，最近在英国图书馆找到了它们的照片[8]。林梅村先生发表《尼雅汉简中有关西汉与大月氏关系的重要史料》，揭示了其中保留的一些重要史事[9]。

江淮地区近年来发现了大量的简帛资料，其中有关中西关系史的材料不多，但有些零散资料对于理解早期中国与南海的交通，颇有帮助，如饶宗颐先生最近揭示的王家台秦简《归藏》所提到的“周穆王卜出师而枚占”，尹湾汉墓简牍中的“象林候长”，均值得重视[10]。数量更多的长沙走马楼出土吴简，因为主体部分尚未发表，因此还不清楚到底能够提供给我们研究中西关系史多少有用的新资料。

简帛材料十分难得，总体来讲数量不多，但价值很大。目前，简帛研究，蔚为大观，我们应当从纷纭复杂的研究文献里，辑录有关中西关系的史料，在文字专家解读的基础上，加以历史学的研究。在这方面，还应留意流散海外的汉晋简牍的收集和整理，因为有不少资料尚无清晰的图版发表。

2．敦煌吐鲁番文书

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包含着大量的新史料，但由于大部分有价值的文书在20世纪初就流散国外，给全面利用这批文书资料造成极大困难。由于各国学者的不懈努力，一些重要的有关中西关系史的敦煌吐鲁番文献资料已经整理出版，如敦煌写本《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沙州伊州地志》残卷、《沙州图经》、三种摩尼教残经、两种景教文献和敦煌文书《唐天宝十载敦煌县差科簿》，早已是中外关系史学界经常引用的资料。吐鲁番、库车、焉耆发现的梵文、吐火罗文佛典和伊朗语、突厥语摩尼教残卷，也是西方学者迄今为止热衷的研究课题。近二十年来，由于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中国学者有机会到海外调查，而通过上海古籍出版社为首的几家出版社的努力，近90%的海外所藏敦煌文书资料已经用清晰的图版印成大型图录[11]，极大地便于我们的全面整理和研究工作。

由于资料的全面公布，我们可以系统地收集有关中外关系史的资料，特别是散见于敦煌寺院帐目中的资料。在这方面，唐耕耦等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为我们检索文献提供了方便[12]，但因为他们所依据的缩微胶卷和《敦煌宝藏》的图版不够清晰，有些文字仍需再斟酌，而俄藏敦煌文献的资料在当时根本见不到，因此大多数未予收录。吐鲁番文书的情形与敦煌文书类同。其中1959—1975年间新发现的汉文文书，已经由唐长孺先生为首的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整理出版，而且新刊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4册，文物出版社，1992-1996年）图文兼备，极便学者对照使用。

姜伯勤先生的《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一书，依据专题钩稽了大量有关汉唐中西关系史的资料，并给予精辟的解说[13]。但敦煌吐鲁番文书数量庞大，其中仍然有许多重要的史料值得研究者发掘利用，如早在1928年就在《大正新修大藏经》中全文公布的《历代法宝记》中，就有一段十分珍贵的有关摩尼教和景教的记录，大概因为《历代法宝记》是一部剑南道禅宗和尚编纂的灯史，因此未能引起中西关系史研究者的注意，实则这条材料对于已经几乎穷尽的汉文摩尼教和景教史料来讲，无疑是非常有价值的[14]。像这样的材料，我想随着研究的深入还会不断地被发现，一些旧有的资料也会获得新的解释。

3．石刻碑志和题记

中国各地保存有大量石刻史料，主要有石碑、墓志和造像题记三大类。近年来，由于出版社在学术和经济的双重动力下，出版了大量石刻史料的合集，包括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千唐志斋等处所藏碑志的拓片，以及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出土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墓志的照片，其中许多是首次发表的新材料[15]。这些石刻材料中包含有较多的外国来华人士和外来宗教的内容，我曾经检索收集过其中粟特人的墓志，迄今已经有上百方之多。近年有关入华粟特人研究的进步，部分就是因为利用了粟特人墓志。在这类墓志本身的整理工作方面，罗丰先生的《固原南郊隋唐中亚史氏墓志考释》，可以说是一个典范[16]。这些石刻资料里面，有时包含有极其重要的有关中外关系的新信息，比如波斯人李素的墓志，不仅提供了一个曾任唐朝太史令的重要人物的事迹，而且也牵涉到希腊、波斯星占学的传入中国和景教传播的问题[17]。由于仍有不少石刻材料尚未出版，我们相信，对石刻史料的整理和利用，将会推动该领域研究的史料革命。

4．胡语文献

在敦煌、吐鲁番乃至中原地区，都多少不等地出土过来华外国人所写的文献，其中相当一部分被西方考古学者攫取到手，带回西方。经过各国学者（主要是西方学者）近一个世纪的解读研究，已有相当一批文献被译成现代英、法、德文，其中有许多极其珍贵的中西文化交往史料，如敦煌长城烽燧下面出土的粟特文古信札[18]、吐鲁番出土中古波斯文《摩尼教赞美诗序》[19]，许多都还没有完整的或令人满意的汉文译本。中国考古工作者发掘所得，也有一些重要的资料，如黄文弼得自吐鲁番的《高昌回鹘摩尼教寺院文书》[20]、新疆考古工作者在阿斯塔那墓地发现的《粟特文奴隶买卖契约》[21]、西安出土的汉语与钵罗波语的《苏谅妻马氏墓志》[22]等，也异常珍贵。这类文献的语言属于古代死语言，要准确译出，需要做大量的对证和考释工作。近年来随着这些语言研究的进步和相关的对比材料的增加，对这些胡语文献的解读有了相当大的进步，比如粟特文古信札，使我们有了更为可靠的英文译本[23]。这些胡语文书，从内容或者词汇上有不少与汉语文书相关，马小鹤先生关于东西方摩尼教词汇的对比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工作的样板[24]。尽管把这些胡语文献译成汉语难度很大，但价值也大，相信我们能够克服困难，把重要的胡语资料系统全面地翻译出来，使之成为中国历史文献的一部分。

5．传统古籍

如果对比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所利用的书籍来说，还有一些传世的史籍不知何故为《汇编》所漏收。如《水经注》，其中包含大量中印关系史的珍贵文献，也保留了不少求法僧的记录，大概因为当时无善本可依，因此《汇编》全未采录。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较好的《水经注》的整理本[25]，可以对照伯戴克（L. Petech）对有关部分的译注[26]，加以重新钩稽和整理。此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陆续出版的传世古籍中，也有不少重要的材料，如新刊《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等影印古籍中，因为发表了一些过去没有公布的文献资料，所以可以从中辑出一些相关的内容。而有些《汇编》已收录的书中，亦可根据新的研究成果，发掘出新的史料。

6．文物考古材料

与出土石刻资料相似的是新出土的文物材料，最近五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量有关中西文化交流的文物材料，包括罗马、波斯与粟特系统的文物，如罗马金币、萨珊银币、罗马和伊斯兰玻璃器、波斯与粟特锦，还有表现宗教人物、神祗、胡人及外来物质文化的塑像和壁画，亟待进行系统的调查和全面的研究。徐苹芳《考古学上所见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按发现的地点做过概要的总结[27]。最近，姜伯勤《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张庆捷《北朝隋唐的胡商俑、胡商图与出土胡商文书》、齐东方《伊斯兰玻璃与丝绸之路》、罗丰《中国境内出土的东罗马金币》等文对相关专题做了透彻的研究[28]。我想，今后通过学者们对大量新发现的考古资料所进行的系统整理和研究，可以大大补充文献材料之不足，而且文物材料的形象性，可以和文献材料相互补充，互相印证。

近年来，我的一项主要的研究工作，就是收集整理上述这些文献材料（也包括考古文物资料），并加以考释研究。拙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一书收录的一些文章，就是该项工作的部分成果。我希望能在不久的将来，把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出版以来所发现的新材料，系统地收集起来，汇编出版，把零散的史料系统全面地展现出来，为今后的研究者提供方便；也希望在收集整理和研究的这一过程中，揭示出一些汉唐中西关系史上不为人知的史实，并根据新的材料，提供一些新的研究思路，以此来丰富我们对汉唐间中西文化交往史的认识。

[1]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6册，辅仁大学，1930年；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6册，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中华书局新版，2003年。

[2]黄时鉴主编《解说插图中西关系史年表》，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1页；收入《周一良集》第4卷，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586页。

[3] 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原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2分，1930年；此据《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266页。

[4]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5期，4—20页。参看吴礽骧《敦煌悬泉遗址简牍整理简介》，《敦煌研究》1999年第4期，98—106页；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悬泉汉简内容概述》，《文物》2000年第5期，21—26页；又《敦煌悬泉汉简释文选》，《文物》2000年第5期，27—45页；何双全《敦煌悬泉置和汉简文书的特征》，作者《双玉兰堂文集》上，台北兰台出版社，2001年，361-375页。

[5]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03－174页。

[6] 何双全《西汉与乌孙交涉史新证——悬泉汉简所见西域关系史之一》，台北第一届简帛学术讨论会论文，中国文化大学，1999年12月10～12日；张德芳《〈长罗侯费用簿〉及长罗侯与乌孙关系考略》，《文物》2000年第9期，91—95页；王子今《〈长罗侯费用簿〉应为〈过长罗侯费用簿〉》，《文物》2001年第6期，76—77页；殷晴《悬泉汉简和西域史事》，《西域研究》2002年第3期，10—17页；袁延胜《也谈〈过长罗侯费用簿〉的史实》，《敦煌研究》2003年第1期，79-82页；叶爱国《〈过长罗侯费用簿〉的定名》，《敦煌研究》2003年第2期，68页。

[7] 两文收入荣新江、李孝聪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科学出版社，2004年，129-147、149-161页。

[8] 王冀青《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文书》，《敦煌吐鲁番研究》第3卷，1998年，250—290页；Wang Jiqing， “Photographs in the British Library of Documents and Manuscripts from Sir Aurel Stein’s Fourth Central Asian Expedition”， The British Library Journal 24.1， Spring 1998， pp. 23-74；后者包括清晰的图版。

[9]原载《九州》第1辑，中国环境出版社，1997年；收入作者《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256—264页。

[10]饶宗颐《由出土银器论中国与波斯、大秦早期之交通》，《华学》第5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2—3页。

[11]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英国图书馆等编《英藏敦煌文献》，14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1995年；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合编《俄藏敦煌文献》，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00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与法国国立图书馆合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2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上海博物馆合编《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北京大学图书馆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合编《北京大学藏敦煌文献》，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与天津艺术博物馆合编《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997年；上海图书馆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合编《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史树青编《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11－12卷，东京柳原书店，1994年；浙藏敦煌文献编委会编《浙藏敦煌文献》，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甘肃藏敦煌文献编委会《甘肃藏敦煌文献》，6册，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

[12]唐耕耦等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5辑，北京，1986—1990年。

[13] 文物出版社，1994年。

[14]参看荣新江《〈历代法宝记〉中的末曼尼与弥施诃──吐蕃文献中的摩尼教和景教因素的来历》，王尧编《藏学研究丛刊·贤者新宴》，北京出版社，1999年，130-150页；收入《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年，343—368页；Tim H. Barrett， “Tang Daoism and the mention of Jesus and Mani in Tibetan Zen: a comment on recent work by Rong Xinjiang”， BSOAS， 66.1， 2003， pp.56-58。

[15]其中图录有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洛阳地区文管处编《千唐志斋藏志》上下，文物出版社，1984年；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100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199年；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编《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总编辑委员会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30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1992年。录文集有周绍良编《唐代墓志汇编》，上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吴钢编《全唐文补遗》，7辑，三秦出版社，1994－2000年。图文对照本有毛汉光编《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18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4－1994年；昭陵博物馆（张沛）《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中国文物研究所等《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壹贰、陕西壹贰、重庆壹、北京壹、河北壹），文物出版社，1994－2004年；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新获墓志》，文物出版社，1996年；史树青主编《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第10卷《墓志拓片》，柳原书店与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王锦厚等主编《辽宁省博物馆藏墓志精粹》，文物出版社、日本中教出版，2000年。

[16]原载《大陆杂志》第90卷第5期，1995年，13－33页；第6期，17－38页。又见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

[17]参看荣新江《一个入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原载叶奕良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2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82-90页；收入《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238—257页。

[18] W. B. Henning， “The Date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 BSOAS， XII， 1948， pp. 601-615; J. Harmatta， “Sogdian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 Prolegomena to the Sources on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 Budapest 1979， pp. 153-165。

[19] F. W. K. Müller， Ein Doppelblatt aus einem manichaischen Hymnenbuch (Mahrnamag)， Berlin 1913，pp. 3-40; H. - J. Klimkeit， Gnosis on the Silk Road: Gnostic Texts from Central Asia， New York 1993.

[20]耿世民《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初释》，《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497－516页；又《新疆考古三十年》，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529－548页。

[21]吉田丰、森安孝夫、新疆博物馆《麴氏高昌国时代ソグド文女奴隶卖买文书》，《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IV，1988年，1—50页＋图版一；林梅村《粟特文买婢契与丝绸之路上的女奴贸易》，《文物》1992年第9期，49—54页；收入作者《西域文明》，东方出版社，1995年，68—79页；Y. Yoshida， “Translation of the Contract for the Furchase of a Slave Girl Found at Turfan and Dated 639”， T’oung Pao， 89/1-3， 2003， pp.159-161。

[22]夏鼐《唐苏谅妻马氏墓志跋》，《考古》1964年第9期，458—461页；伊藤义教《西安出土汉婆合璧墓志婆文语言学的试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195—202页； W. Sundermann & Th. Thilo， “Zur mittelpersisch-chinesischen Grabinschrift aus Xi’an”， 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s für Orientforschung 11.3， 1966， pp. 437-450; J. Harmatta， “The Middle Persian-Chinese Bilingual Inscription from Hsian and the Chinese-Sasanian Relation”， La Persia nel medioevo， Roma 1971， pp. 363-376; H.Humbach and Wang Shiping， “Die Pahlavi-chinesische bilingue von Xi’an”， Acta Iranica 28， 1988， pp. 73-82; 刘迎胜《唐苏谅妻马氏汉巴列维文墓志再研究》，《考古学报》1990年第3期，295－305页；林梅村《唐长安城所出汉文－婆罗钵文双语墓志跋》，《西域文明》，251—258页；张广达《再读晚唐苏谅妻马氏双语墓志》，《国学研究》第10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22页。

[23] N. Sims-Williams， “Sogdian Ancient Letter II”， Monks and Merchants: Silk Road Treasures from Northwest China， eds. A. L. Juliano & J. A. Lerner， New York: Harry N. Abrams with The Asia Society， 2001， 47-49; N. Sims-Williams，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 II”， Philologica et Linguistica: Historia， Pluralitas， Universitas. Festschrift für Helmut Humbach zum 80. Geburtstag am 4. Dezember 2001， hrsg. von Maria Gabriela Schmidt und Walter Bisang unter Mitarbeit von Marion Grein und Bernhard Hiegl， Wissenschaftlicher Verlag Trier， 2001， pp. 267-280; F. Grenet， N. Sims-Williams， and E. de la Vaissiere，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 V”，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XII， 1998， pp.91-104；毕波《粟特文古信札汉译与注释》，《文史》2004年第2辑，73-97页。

[24] 比如，马小鹤《摩尼教宗教符号“妙衣”研究》，《中华文史论丛》第59辑，1999年，153-185页；又《摩尼光佛考》，《史林》1999年第1期，11-15、82页；又《摩尼教佛教符号“大法药”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1999年，145-163页；《摩尼教、基督教、佛教中的“大医王”研究》，《欧亚研究》第1辑，中华书局，1999年243—258页；又《摩尼教宗教符号“明珠”研究——帕提亚文mwrg’ryd（珍珠）考》，《学术集林》卷17，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290—301页；又《摩尼教宗教符号“珍宝”研究——梵文ratna、帕提亚文rdn、粟特文rtn、回纥文ertini考》，《西域研究》2000年第2期，53—60页；又《摩尼教的“光耀柱”和“卢舍那身”》，《世界宗教研究》第四期，2000年，104-113页。

[25]其中以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的《水经注疏》最为详尽，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

[26] L. Petech， Northern India according to the Shui-ching-chu， Roma 1950.

博物馆汇报材料篇5

长春文庙作为长春市文广新局直属事业单位，是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长春新十五景之一，为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更好的打造长春文脉之地、国学传播之地、历史文明展示之地和市民休闲活动之地，我馆现招聘优秀讲解员4名。

一、招聘对象及条件

1、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品行端正，热爱文博事业和讲解工作，有良好的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有团队合作意识，有强烈的责任心和积极主动的工作态度，有志于从事博物馆讲解服务工作。

2、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应，播音主持、中文、旅游等相关专业。

3、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通话标准，吐字清晰，声音洪亮，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应变能力。

4、28周岁以下，男性身高175cm以上，女性身高165cm以上，形象好，气质佳。

5、取得普通话二级甲等以上证书、专业外语等级(英语、日语、韩语)证书、有特长才艺、有讲解工作经历者优先。

6、党员和学生干部优先。

二、报名须知

(一)报名

1、报名时间：2018年2月25日-2018年4月25日

2、报名方式：将个人简历、相关证书扫描件、近期彩色二寸照片等基本信息发送到长春文庙博物馆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

(二)资格预审。我馆对报名对象提供的相关材料进行预审，符合条件的通知参加面试。

(三)面试。面试时请携简历、本人身份证、学历证明、普通话等级证书、专业外语等级证书等相关证件原件及复印件进行核验。面试时间另行通知。

三、福利待遇

工资面议。试用期三个月，签订合同后缴纳五险一金。

联系地址：长春市文庙博物馆(南关区亚泰大街与东头道街交汇)

联系人： 王部长

联系电话：　0431——89612677 18684315750

(周一至周日上午9:00-下午4:00)

博物馆汇报材料篇6

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在学界享有崇高的声誉，至今被认为是这个领域内的经典著作。这部学术专著编撰于上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初，这显然不是一个适合修史修志的年代，其间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动乱、折腾不断。那么沈从文又是以怎样的坚持，完成了这部著作的呢？

新中国成立后，一代文学大师沈从文从文学创作转向了实物史研究。在近加年的研究工作当中，他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在丝织物、陶瓷、玉、玻璃、镜子、狮子、扇子等文物研究上，做出了突破性贡献。而最为人称道的，便是他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源起及受到高层的重视

早在1960年4月，沈从文在给大哥的信中，就透露了他准备编写一部中国服装史的计划。但这一工作没有立即受到历史博物馆领导的重视。

此后，沈从文又多次呼吁编印服装图录。1962年9月，他在给文化部党委的信中说：当时编印的文人画册太多，这些对实际工艺生产用处不大；很多工艺在花纹图案和造型上因为没有更多可供参考的资料，往往取法晚清，日趋纤巧繁琐，在国外展出上已不大能引起注意。因此，他建议多印一点十七八世纪的丝绣等专题图录，以补救当时工艺美术所受的不健康影响。

到1963年，沈从文的服饰资料收集工作已有所进展，但也面临很多困难。当年4月9日，他在给历史博物馆馆长龙潜的信中表示，愿意“尽余生就服装和丝绸花纹历史发展摸下去”。同时也陈述了他搜集材料的困难情况：分散于国内各地的绫罗绸缎不下十来万件，相关图书数千册，此外还有佛经封面、画卷、册页、隔水及包袱和其他文件上的无法计算的丝织物残料。如此多的材料，收集起来需要花费巨大的精力。他希望“把能照的用彩色片照下，应画的把单位图案画下来，再根据这份第一手资料来作分析判断，所谓研究工作，自然就大大推进了一步”。

沈从文的工作逐渐引起历史博物馆领导的重视，决定开展专题研究，还专门调新从中央美院国画系毕业的范曾与馆里美术组的相关人员一起，担任此书的绘图工作。

1963年8月，历史博物馆将沈从文等人的编撰工作用简报的形式通过文物局上报给了文化部。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看到工作简报后致函文物局局长王冶秋，要求“明确范围，逐步完成”，并指示说：“沈从文先生虽然身体不好，不能每日上班，但遇重要课题应派人去他家请教，或分一部分题目在家中研究，希望他把多年研究所得贡献出来。”

就在这一年，在一次会见文化部领导时，谈到他到国外去，常常会被邀请参观服装博物馆、蜡像馆等，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在服饰艺术上很有特点，是不是也应该有个服装博物馆，有部服装史呢？总理问有没有人能够写出一部中国服装史。在场的齐燕铭说，这个事情沈从文可以做。当场表示了支持。

1963年12月，齐燕铭在文化部党组会议上，传达了的指示，要求中国历史博物馆做好《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的编撰工作。这一指示引起了历史博物馆领导的高度重视，决定由副馆长陈乔主持这项工作，馆长业务秘书陈鹏程和陈列部主任王镜如拟定工作计划，并扩大了服装资料的编撰队伍：沈从文担任主编，负责搜集编排材料，组织全书编撰工作，分工文字说明撰写。全书所需图录由沈从文提出，由陈列部美术组的陈大章、李之檀、边宝华、范曾等临摹绘图。

年底，王镜如召集编写组制定工作计划、进程及图片临摹绘制的相关规范。沈从文在会上提出了具体的图版目录，并经反复讨论修改后确定了下来。

艰难的编撰过程

1964年初，全书的雏形已经形成。在给大哥的信中，沈从文说：《中国服装资料选集》预定五月前完成，有200幅正图，上百副图和20页首饰图片。他觉得工作压力很大，因为要查大量图书，为200页图录做适当说明，每条说明500-1000字，3月到4月底得交稿。除每页说明外，还要写上万字的总论。他估计这本书10月就能出版，而且“一定还像本书，有分量，有内容，可以为各方面解决许多问题，也可算是我在馆中学习文物的一份成果。”他还设想，如果“体力来得及，大致将继续把每一朝代专编一册，这么编下去，一年一本”。但是，这种集体活儿，对于个性极强的沈从文来说，也有种种不适应。他抱怨稿件得层层审批，得照领导的意思说些“习惯话”，材料获取上也有很多不便。他希望到兰州、洛阳、敦煌等处走走，但馆里经费有限，且杂事太多，抽不出时间。由于都是文物，所以连本馆的材料都不容易调动，故宫的材料也看不到，很多时候只能靠记忆。尽管如此，他仍毫不懈怠，每天都要完成6000字的说明文字。

由于工作繁重，沈从文希望能有个助手。他曾多次写信给历史博物馆，希望馆领导能帮他“争争时间，即早为这工作抽调一二专人（有可能或外调一二美院教人物画的来参加，这工作，不少人都乐于参加的），来和我共同工作”。但历史博物馆领导却告诉他说，实在抽不出人来帮忙。

通过其他渠道，1975年左右，沈从文晚年的两位重要助手――王序和王亚蓉――开始进入了沈从文的工作班子。王序是抗美援朝的文艺兵，休假回国期间参观历史博物馆时结识了沈从文。转业后进了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在文物修复、古墓考察等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1975年，人民大学杨纤如教授介绍王亚蓉到沈从文家寻求资料，沈从文自此又认识了王亚蓉，后来请王序帮忙将她推荐到了考古所。

两位助手白天在考古所工作，下班后准时到沈从文所在的东堂子胡同的小屋，像从事第二职业一样，一起编撰服饰史。沈从文常常在他们未下班前，就打电话嘱咐到沈家来吃晚饭，他烧的红烧肉和红烧猪蹄都很好吃。此外，沈从文还带着他们挤公交去故宫武英殿、历史博物馆或民族文化宫查找资料，两位助手都从中积累了很多经验。

沈从文对两位助手的工作很满意，他们不仅做服饰研究，还展开了一些新的研究专题，这让沈从文充满了信心：“身边有二得力助手绘图（手又敏捷，又准确），不甚费力，既已完成大小不等专题七八个。照此条件，把四十个研究中的空白点，一一填满，或许是做得到的事！”

1977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分离出来，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乔木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首任院长。

胡乔木对沈从文是熟悉的，早在1953年，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的胡乔木就曾经写信给沈从文，愿意为他重返文学事业做出安排。沈从文当时的内心很矛盾，没有回复这封充满好意的重要来信。

25年过去了，胡乔木没有忘记沈从文。上任不久，他就主动提出，可否跟文物局或文化部商量，调沈从文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来工作，以保证完成他那本有意义的服饰研究著作。

出版工作的一波三折

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刘仰峤从王序和王亚蓉那里，逐渐了解到沈从文工作条件的艰苦。1977年，刘仰峤到沈从文处了解他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情况，并如实向胡乔木做了汇报。在胡乔木的关心下，沈从文的工作关系从历史博物馆调到了社科院历史所，其职称也由调入时的副研究员晋升为了研究员。

沈从文的住处很小，主要助手王序又不能保证工作时间，这些都不利于工作的展开。1977年9月中旬，沈从文致信胡乔木，请求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写出这封信后，沈从文对所提条件并不抱太大希望。但社科院干事雷厉风行，很快就满足了沈从文的这两个要求。10月6日，社科院在友谊宾馆为沈从文租用了两个大套间作为他的工作室，让王序、王亚蓉、李宏作为他的助手全力配合他做最后的定稿工作。同时，还借调在内蒙古煤矿工作的北大历史系研究生胡戟协助校对部分文献。沈从文的妻子张兆和也参加了这一工作。

工作班子效率很高，1979年1月，这部著作整理完成，并交给了北京轻工业出版社。沈从文在友谊宾馆继续进行一些收尾工作，并等候看校样，直到3月才搬出去。

不久，沈从文获悉轻工业出版社拟与日本讲谈社合作出版该书，沈从文坚决不同意。于是，手稿又转到了人民美术出版社，但该社也计划与日方合作，沈从文再次撤回了书稿，并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梅益写信说：“我不能将书交给外国人去印，文物是国家的，有损国格的事我不做！”并表示愿意将书稿交给国家处理。

梅益遂向香港商务印书馆主持人蓝真推荐了该书，香港商务决定从速出版。1980年1月，香港商务总编辑李祖泽在国家文物局龙文善的陪同下访问沈从文，商定此书的出版细节。沈从文带着助手重新做了一些校订，并补充了部分彩图。

9月，香港商务印书馆陈万雄亲自到北京沈从文的住处赠送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样书。样书为八开本，25万字，700多幅图，它将上自殷商、下至明清的传世资料与历代出土文献相结合，对各个朝代的服饰制度、服装工艺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许多新颖独到的观点，对于文史研究、书画鉴定、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的创作、服装设计等都有十分重要参考价值。该书的序言为郭沫若所写，书名为商承祚题，署沈从文编著。初版印3000本，300本签名本定价为800港币，其余精装本也要500港币。但一个月内就卖出去了2000本，主要销往东南亚和香港，这在学术著作的销量中算是很高的了。

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用《要报》的形式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报告了此书的出版情况。不久，此书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研究一等奖。胡乔木写来贺信：“以一人之力，历时十余载，几经艰阻，数易其稿，幸获此鸿篇巨制，实为对我学术界一重大贡献，极为可贺。”

因沈从文始终认为这本书的真正读者应在国内，因此希望该书能在大陆增订重印，他还想更换100种彩图，但这些材料多在故宫、历史博物馆，要花钱才能使用。他抱怨说：“再想照年工作取得的进展，主观努力即或还不失去勇气，客观束缚却转多了。”

博物馆汇报材料篇7

[关键词]出土文献;数字化;资料库

出土文献的整理是一门技术性、综合性要求很高的基础工作，在学界甚受重视。王国维《古史新证》中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1）以“地下之新材料”补充“纸上之材料”，对于资料相对缺乏的先秦两汉文史哲研究，具有重大作用和重要意义。然而对散佚的简牍、文书、碑刻等进行的收集工作浩繁，整理研究花费时间长，导致这类“遗产”不被重视人成为“危产”，当前对出土文献的抢救、保护、整理和研究，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1]出土文献的数字化整理是解决这一难题最有效的方法。

出土文献数字化整理就是利用计算机技术，将常见的文字或图形符号转化为数字符号的过程。出土文献数字化以其特有的资源特点必将给出土文献整理带来全新的机遇，其重要性和意义在于：一是有利于濒危出土文献的抢救和保护;二是出土文献全文数据库有利于全方位开发利用出土文献;三是有利于古籍文献资源的网络共享。

一、数字化整理成果（2）

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间，国内外利用计算机技术编制了大量出土文献数字化资源。图书馆和研究机构是出土文献收藏和研究的主要机构，负有对出土文献的保存、利用和研究的重要职责，因此也是出土文献数字化资源建设的主要单位。

日本收藏有大量的中文古籍，随着古籍数字化进程的开展，日本各大科研机构也开始将简帛文献数字化，并提供网络化服务。其中在简帛文献数字化资源的开发与建设方面，以早稻田大学和奈良文化财研究所最具成就。（一）早稻田大学文学部工藤研究室开发的“楚简数据库”由简牍资料库和楚系文字资料库组成，内容包括楚帛书、鄂君启节、天星观楚简、信阳楚墓竹简、包山楚简、郭店楚简、曾侯乙墓竹简、望山楚简等9个地点新出土的帛书和竹简，具备良好的检索功能，使用者可选择特定文本与篇章或全部文献进行检索。（二）奈良文化财研究所制作的“web版木简数据库”包括木简数据库、墨书土器数据库、文书数据库、遗迹数据库等，可提供浏览检索、文字检索和全文影像阅读。

港台地区已开发出许多出土文献数字化资源，其单位主要为港台地区的研究机构和部分数字化公司，其中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和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最具特色。（一）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古文献数据库中心开发制作的“汉达文库”包括甲骨文资料库、竹简帛书资料库、金文资料库、先秦两汉资料库、魏晋南北朝资料库、中国传统类书资料库及中国古代词汇资料库，其中“甲骨文资料库”收录当今海内外七种主要大型甲骨书籍，共计卜辞53834片，约近100万字甲骨卜辞，可同时显示甲骨文字原字形及隶定释文，可通过甲骨单字、关联字串以及句式进行检索;“竹简帛书资料库”收录十二种竹简帛书出土文献，约近140万字，可同时显示简帛图片和对照释文，可提供单字、字串及句式检索文献，检索结果可直接列印或存档。（二）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共同开发的“甲骨文全文资料库”主要以胡厚宣主持编纂的《甲骨文合集》13册释文为底本输入所收入的四万余片甲骨上的近百万字卜辞。（三）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张光裕教授共同制作的“郭店楚简资料库”主要为张光裕教授《郭店楚简研究第一卷文字编》乙书载录的《老子》《太一生水》《缁衣》《鲁穆公问子思》《五行》《尊德义》等十六篇道家及儒家著作，可按竹简编号、篇目名称或相关字词检索，支持全文检索，以及于2001年12月新增的“郭店楚简主要参考论著”检索系统，可按作者、书/篇目或出处项检索。（四）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发制作的“简帛金石资料库”包括先秦至魏晋的简牍、帛书、碑刻、官印、镜铭等，收录60余种简帛金石资料及研究书目共3401684字的纯文字数据，以及居延汉简补编（共1324简）等图文资料，支持布尔运算、多项目查询、词组查询、排除字符及自然语言查询。（五）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发制作的“先秦甲骨金文简牍词汇资料库”分为词汇检索与全文检索，收录甲骨文、金文和简牍三种文字材料，依词类、材质作为搜寻条件，展示词汇的词性、时代、书目来源、释文段落，现阶段词汇共收录约13万笔，每个词汇包括出处、编号、上下文，便于使用者回查与检阅，帮助理解词汇意义。

中国大陆地区是简帛文献收藏最为丰富的地区，在简帛文献数据库开发建设上虽起步较晚，但仍取得丰硕成果，参与开发建设的单位主要为科研机构和数字化出版企业。（一）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研制的“战国楚简帛文字典型形体检索系统”收录的材料范围包括《包山楚简》、《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郭店楚墓竹简》、《九店楚简》、《曾侯乙墓》、《战国楚竹简汇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二、三、四、五及《葛陵新蔡楚墓》等材料，目前可提供GBK编码范围内通用字头的检索。（二）北京时代瀚堂科技有限公司制作的“瀚堂出土文献库”含甲骨文、金文、简帛、印章、钱币和石刻等分库，是目前唯一的集成性的中国出土实物文献数据库，数据库图片清晰，可全文检索，支持复制、打印功能，并附有联机字典。此外，国内各大博物馆还开通了馆藏精品数据库查询，如国家博物馆馆藏精品查询、故宫博物院馆藏精品查询均可进行甲骨文、铭刻、简帛、法书、碑帖等图谱的检索查询，并附有图谱在线功能。

二、数字化整理存在的难题及解决方法

虽然出土文献数字化整理已取得相当大的成就，仍存在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第一，由于没有统一的组织和机构协调出土文献数字化资源建设，出现了重复建设问题，造成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第二，由于出土文献数字化制作的主体和各自的利益诉求不同，制作的数据库无法兼容。第三，由于资源封闭和利益保护的弊端，给读者带来了诸多不便，导致资源无法有效共享。第四，文献购置和设备购置成为制约出土文献数字化的两大难题。第五，人才知识的不全面性难以适应出土文献数字化。

针对现阶段出土文献数字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建立一套包括数据库结构、检索界面、查询格式、专业用表和组织方式在内的标准体系以适应出土文献载体多样、内容广泛、学科交叉、时间跨度大的特点，有效提高文献数字化的质量和检索效率，降低研发成本。第二，联合计算机界、科研单位、文物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设置统一的组织和结构，在遵循全局规划、整体建设、统一实施原则的基础上负责开展出土文献数字化的研究工作，避免重复建设的弊端。第三，通过申请国家专项资金和吸引社会力量投资扩大资金来源渠道，以满足数字化整理所需的巨额资金。第四，在发挥现有专业人才骨干作用的基础上，多渠道、多层次的培养一批既具备一定的计算机、图书馆学等专业知识，又具有整理出土文献的基本技能的更好地适应出土文献数字化建设的复合型人才。

三、小结

出土文献提供大量有价值的佚书和传世古书最早的版本，使我们对古书真伪、时代源流等谜团有了破解，这些都需要多角度考订审核、多层次检讨反思，涉及文字组合、书写释读、校对勘误、词义训诂、音韵探源、版本目录以及古代学术史、思想史等。而出土文献数字化整理是抢救出土文献于“危产”之中，保护、整理和研究出土文献最行之有效的方法;也是适应当前信息化时代，学术研究所必然面临的挑战。只有将出土文献数字化整理之后，才能利用网络共享提高出土文献的利用效率，发挥出土文献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葛承雍，《出土文献整理：请多一些关怀》，《中国文物报》2005年1月14日第5版。

[2]梁松涛、赵彦平，《浅析我国出土文献数据库建设的制约因素及对策》，《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8年第4期总第146期，页48～51。

[3]毛建军，《简帛文献数字化述论》，《兰台世界》2011年第8期，页23～24。

[4]郑杰文，《论我国古籍整理的几个重点》，《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7卷第5期，页120～123。

注释：

博物馆汇报材料篇8

一、档案部门参与“重字号”项目建设的新任务和新探索

“重字号”项目之所以“重”，就是因为它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大、地位重、综合性强、涉及面广。比如重点建设项目是国家在不同时期，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出发，根据国力情况和基本建设总体布局，合理确定重点进行建设的行业和骨干项目；重大活动是一个国家、地区的核心活动，往往是由党和政府成立专门机构承办的，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有较大影响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艺术、宗教、体育、卫生、外事等活动。“重字号”项目建设其内涵已超出了项目本身，一方面它需要社会各方面协同完成，另一方面其自身有重大社会影响，因此重大项目既是科技工程、建设工程，同时也是社会工程。

“重字号”项目的档案工作应该说始终得到了各级档案部门的重视，其工作力度正在不断加强。随着各种重大项目建设的实施，重大项目建设档案的重要性已被各级(地)档案部门所重视，纷纷通过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来规范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利用工作，推动重大建设项目档案工作的健康发展。国家档案局曾联合其他部门先后出台了《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档案管理登记办法》、《基本建设项目(工程)竣工文件编制及档案整理规范》、《国家重大建设项目文件归档要求与档案整理规范》(DA／T 28 2002)等，各地区档案部门也制定了相应的实施细则，为进一步做好重大建设项目档案工作提供了法规性、制度性保障和良好的工作基础。

但基于认识和分析上的原因，档案界的视野还只是更多地停留在重大项目建设档案自身的重要性和管理上。我们可以说重大项目档案是土地、规划、市容等城市管理的重要基础和依据，是项目使用、管理、审计和扩改不可缺少的重要依据，是维护国家和企业合法权益、防止资产流失的有效凭证，是反映区域风貌以及经济、文化发展历程的宝贵资源……；也可以说重大项目建设档案目前还存在哪些问题，如何进一步完善，如此等等。不过，这些看法只是“就事论事”，缺少从一个更宽阔的视野来思考和分析档案部门参与和融入重大项目建设的责任要求与能力体现。

档案部门在重大项目建设的作用不只是单纯承担项目建设中形成档案的保管和利用工作，它应具有更为丰富的活动内容，这也是重大项目建设作为一项社会性工程的本质要求。其实，档案部门也在多方参与和融入重大项目建设，从奥运会到世博会，其丰富的活动内涵和经验积淀我们还缺少关注、缺少总结、缺少提炼。再如，档案领域自2000年以来开展的“城市记忆工程”，不仅为城市发展留下了珍贵的记忆，为档案资源体系建设和档案信息开发利用提供了有力的实践抓手；同时也为档案部门参与重大项目建设提供了一个好的“接口”，是与重大项目建设的“接轨工程”。对此作进一步分析，一方面可以深化认识城市记忆工程对档案事业发展的推动意义；另一方面让我们更深切地领会档案部门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丰富内涵、成功经验和实践机制，表明在重大项目建设中，档案部门不仅“可为”，而且“能为”、“在为”。

二、服务世博――“城市记忆工程”服务“重字号”项目建设的经典案例

上海于2006年制定并启动“城市记忆开发工程”项目，主要通过实施档案资源抢救、馆藏档案数字化、城市数字记忆和档案开发服务等四个子项目，旨在抢救性地收集有关上海城市发展的具有永久保存价值的各种形式的档案资料，完整记录上海城市发展的历史轨迹，并为构筑和完善城市记忆、塑造城市文化和城市精神提供服务。城市记忆开发工程作为《上海市档案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的重点建设项目组织实施，其中明确提出“进一步加强档案服务世博会的工作。结合‘城市记忆开发工程’项目的实施，以各种档案文化产品及展示上海企业发展档案、上海著名人士档案、上海城市居民生活变迁档案、上海百年名校档案等方式，为筹办2010年世博会服务。开展2010年世博会史料和相关场馆后续利用的前期研究，为世博效益的延伸发挥作用”。

在“渴望成功、书写精彩、期待难忘”的轰轰烈烈办博过程中，上海市档案局(馆)和各区县档案局(馆)紧紧围绕上海世博会，突出“服务大局、奉献世博”这一主题，采取了一系列举措：

一为使世博会档案工作能够做到全面完整，上海市档案局馆领导多次带队，先后赴世博局、世博集团、世博士控公司、世博会执委会成员单位及世博会筹备工作相关单位等进行调研，研究制定“上海世博会档案工作整体方案”，并编印《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档案工作文件材料汇编》，对世博会档案工作全面规划，制定具体要求，使建档工作有章可循。

――研发“世博会专题档案目录管理系统”，建立各级世博会筹办单位定期向同级国家综合档案馆报送世博会档案目录的工作机制。通过市、区县两级分布式管理的形式，建设世博会档案目录中心，实现不同层面、不同范围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同时建立世博会档案工作网络队伍、组建全市世博档案工作志愿者总队、编制《世博档案工作手册》，并针对不同对象先后举办了世博园区场馆及配套建设工程项目档案管理、世博会档案专题业务、世博局档案工作等专题培训，主动应对世博档案工作的新变化，为世博会档案工作提供了体系保障。

――与上海世博研究中心合作开展历史记录和资料整理工作，围绕上海申办世博历史、世博会对上海发展的意义等课题，以录像、录音方式采访了近30位老领导、专家、政府工作人员，遵循“原生态”原则，忠实记录被采访人的谈话。采访的音像资料与其他世博档案一起珍藏于上海市档案馆，成为上海与世博永久的档案记忆。

――积极提供档案为相关场馆服务。其中馆藏百姓档案一一季颖夫妇家庭“豆腐帐”入选《城市发展中的中华智慧――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图册；反映上海市变迁的馆藏100多张照片档案分别用于上海馆制作电影和企业联合馆举办展览。

――与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单位共同举办《世博档案・中国记忆》展览，精选近百件珍贵世博档案实物资

料和近200幅图片展出，回味前人通过参与世博会寻求国家发展之路的艰辛，体会今天中国与世界平等对话、共享人类发展成果的光荣。国家档案局局长杨冬权参观后说：通过参观展览，不仅可以了解世博会，了解中国申办世博会的历史，还可以加深对档案和档案工作者的了解。另举办两项世博专题展：《兰台藏珍――清代外国博览会档案图片展》和浦东民间世博藏品展，并汇编《来自民间的世博珍藏》画册。

――举办以城市记忆为主题的系列展览。《城市记忆一―上海近现代历史发展档案陈列》作为上海档案馆外滩新馆的常设主题展，引领人们走进历史长廊触摸发展脉络；《上海婚姻习俗展》、《上海著名街区展》等则以新的视点重构历史瞬间，还原生活途径。

――推出《世博新闻导读》丛书。自2006年起，档案局从《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重要媒体和相关网站上摘录汇编全市范围内有关世博的新闻报道，集成《世博新闻导读》系列丛书。

――出版《城市记忆》系列图书(包括《外滩传奇》《石库门前》《车影行踪》《学堂春秋》《职场丽人》等5种)，以城市、生活和人为主线，厘清城市发展脉络。

――策划东方讲坛“城市记忆・上海的故事”系列讲座。利用上海文化品牌“东方讲坛”上海档案馆举办点，以上海城市发展为主线，突出百年企业、百年名校、著名人物、城市建设等方面内容，邀请专家学者讲演，追寻上海发展轨迹。

――结合档案馆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活动，开展各种世博主题文化活动。2010年4月24日，举办以“世博，档案全纪录”为主题的第四届“上海市档案馆日”活动；同时启动由上海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教委与市档案局联合举办的“精彩世博，档案全纪录――传递给未来的城市记忆”系列活动，记录世博感受、保存世博影像、传递世博的真实记忆。部分作品作为“民间世博记忆”入藏市档案馆。

――上海市黄浦区档案局提出以收集完善世博档案为抓手，推进“城市记忆开发工程”建设，以世博会园区建设为契机，积极抢救城市发展进程中的道路、街区、住宅、人物等各种档案材料，完整记录黄埔变迁轨迹。

在服务世博的过程中，“城市记忆开发工程”与世博会紧密交织在一起，两者相得益彰。正如世博会主题馆部的副部长许润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上海世博会主题馆的每一项工作都见证了档案力量!档案伴随各项工作始终，为主题馆成功演绎2011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城市记忆工程为提升档案部门在“重字号”项目建设中参与度提供的经验积淀

开展“城市记忆开发工程”服务世博，只是上海档案部门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一个典范，在其他省市开展的城市记忆工程中，也都或多或少地与重大项目建设联系起来，突出活动重心和服务大局意识，有效提升档案部门对重大项目建设的参与度。如北京在奥运会前举办的《城市记忆――北京的城门与城墙展》，推出的胡同文化系列展；青岛市档案局在城市记忆工程中围绕重大节庆活动《关于加强我市重大节庆活动档案管理的通知》，对重大活动档案的监控、管理、移交作出具体明确规定；威海市为配合中心工作，举办形式多样的展览，如《英国驻华海军与刘公岛》、《百年威海》、《邓肯・克拉克家族图片展》、《城市记忆――老威海档案图片展》等；苏州市制定实施《苏州重大活动档案管理办法》，并将APEC财长会议、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国际科联大会、国际人口大会、电博会、金鸡百花电影节等重大活动档案材料及时接收进馆。

客观地说，城市记忆工程开展的最初动因并不是为档案部门参与重大项目建设而发起的，但它确实为档案部门融入和参与重大项目建设提供了有利契机、接入点或实践载体。如果把重大项目建设比喻为一次战役，那么，城市记忆工程就是档案部门参与这一战役的作战“航母”，它既为重大项目建设提供“保驾护航”，也是重大项目建设的“参战舰艇”，其经验值得我们总结。

其一，参与“重字号”项目建设的全过程，提供多方位服务。城市记忆工程的实施，使档案部门服务“重字号”项目建设的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由注重事后材料归档接收向事前参与、事中服务、事后奉献的全过程转变，由注重重大项目档案本身向重大项目建设及其相关活动的全部活动记录转变，由单纯地提供收集、保管服务向广泛开发档案信息资源、积极营造文化氛围转变。具体体现在：一是在重大项目建设实施前，收集、拍摄项目建设地域空间的原貌，为原环境“留影”，珍藏记忆，感知变迁；二是提供专业技术服务，为重大项目建设的档案管理提供规划、办法、系统、人才培训，提高档案科学管理水平；三是通过宣传展览、图书出版、影视网络传媒、专家讲坛等方式，挖掘传播与重大项目建设有关的历史信息，营造重大项目的文化氛围和文化环境，提升重大项目建设的文化品位；四是广泛记录项目建设与活动过程(如世博场馆建设、世博参观、世博服务、社会参与等)，将项目与社会联动起来，在展示重大项目全过程的同时，也为“城市记忆”增添新的内涵、新的风景，以延伸重大项目建设的后续效应。

其二，城市记忆工程往往是“重字号”项目建设的重要内容构成。城市记忆工程既是城市文化的抢救性工程，更是城市文化的建设性工程。在参与城市文化建设的重大项目中，联动互构。如浙江省多年来力推文化大省建设，曾相继颁布实施《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纲要(2001-2010)》、《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2005年)、“浙江省文明素质工程”等八项工程(2005年)、《浙江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纲要(2008--2012)》，并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了文化建设的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工作重点和发展战略，努力实践和推动由经济大省向文化大省的转变。在此过程中，档案部门一路跟进，在先后制定实施《档案工作服务文化大省建设实施方案》(2006年)、“百项档案编研精品工程”(2008年)等举措的基础上，2011年浙江档案部门推出实施“浙江记忆工程”，“全面打造浙江特色档案文化品牌，变潜在文化资源为现实文化资源，化潜在文化优势为现实文化优势，推动档案文化发展繁荣，为文化大省建设和全面小康建设作出新贡献”。

博物馆汇报材料篇9

本届体博会将启用新国展的八个展厅，展区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八个展厅将根据产品类别来划分展览区域，分为运动休闲服饰区、户外生活及轮滑运动区、网羽运动区、球类运动区、健身康复器材区、运动场馆设施区等六个主题展区。近日，几位忙碌在一线的工作人员接受了媒体采访，分别介绍了健身康复器材展区、运动场馆设施展区和户外生活及轮滑运动展区的筹备情况。

创新服务，打造专业健身会展

健身康复器材展区将占据W3、W4、E3、E4四个展厅，共计5万平米，“和往年体博会不同的是，今年健身器材康复设施将独立成展。目前报名参展的健身器材生产企业已达381家，这个数字还在增加，最终健身展的面积将达5万平方米，占据体博会的‘半壁江山’。”

“展中展”首先体现了良好的集群效应和分类汇总功能。健身展共分为家用和商用健身器材、健身康复器材、户外健身器材及游乐设备等四个展区。“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境外参展品牌有所增加，美国著名健身器材品牌将首次参展；按摩健身器材参展企业继续保持高增长；室外健身器材联盟企业继续集体亮相。“此外，每年体博会也是很多健身器材企业的新品会，届时将有很多新鲜、高科技的产品和大家见面。”

虽然体博会“展中展”概念早已提出，但是本次健身展进行了更多尝试，比如在展区内设立专门的门头，在整体结构和色彩元素上进行整体包装，独立宣传、增设内刊等，“展会期间，我们还将推出健身器材行业的年度白皮书，服务行业发展。”

“我们今年还将继续加大境外观众的邀请力度，以满足企业需求。”侯亮坦言，目前国内健身器材生产企业的主要市场仍然是出口市场，“欧债危机、高失业率的情况下，健身反而成了人们减压的最佳方式。此外，电子商务已经成为健身器材生产企业的一个重要渠道。”

活动方面，除了喜闻乐见的健身商务论坛、健身大舞台以外，今年主办方还首次推出“身心灵大会”，让更多参展的普通观众享受动感之外的一份宁静。

据了解，第30届体博会已经进入全面筹备阶段，目前累计报名参展企业已超过800家，每天都在以20家的数量递增，健身康复器材展区无疑是最大亮点。

场馆设施及营造展区：“环保、安全、创新”做主题

第30届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的场馆设施及营造展区首次提出“环保、安全、创新”作为展区主题，“我们希望在参展企业中倡导这样的新理念，从而促进整个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展区负责人郭超在接受采访时如是说。

随着本届体博会筹备工作的推进，场馆设施及营造展区的招展工作也基本完成。“目前参展企业的数量已达到127家，实现稳中有升。一度以观众身份参与体博会的企业江西探索首次大手笔拿下了1000平方米的光地，与行业内领先的泰山集团同时成为标王。”郭超介绍说，场馆设施及营造展区根据产品类别主要划分为综合类展商、跑道和人造草等地面系统、计时计分系统、篮球架及其他设施设备等四大类。

针对“环保、安全、创新”的展区主题，郭超解释说，环保主要是倡导企业在产品原材料的使用过程中不释放毒性物质；创新是提倡企业将高科技的材料、检测设备等运用在场馆设施建设上；安全则主要强调使用安全，“我们这个类别的观众绝大多数来自学校，其直接使用者就是青少年。安全和环保是考虑的首要因素。受限于采购费用，很多中小学的采购采用低价中标，却损失了质量，我们希望通过体博会向教育系统这些信息，让行业施工单位了解这些信息。”郭超说，目前体育用品联合会也正在积极筹划场馆设施专业委员会，对行业标准、企业道德规范等问题进行发现和总结，希望尽快在专业委员会中制定出行业标准来规范企业的生产行为。

除了传统的场馆论坛活动，今年体博会期间场馆设施及营造展区还将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比如和企业一起策划篮球赛，加强企业与观众之间的互动，同时在运动场地采用参展商的专业运动地板产品，让参与者切实体验产品的特点和性能。

户外参展商数量翻倍倡导低碳生活

W2馆是本届体博会设立的户外轮滑自行车展区，展区负责人祁玉麟介绍，面积近万平米的W2馆报名情况非常好，超过160家报名展商涵盖了国内一线品牌，其中户外占70多家，轮滑和自行车接近90家，目前展区基本满馆，正在协调增加此类别的展位。轮滑自行车的展商集中在广东沿海和浙江杭州五金基地地区，户外展商则主要来自广东地区，国外品牌来自意大利、德国和阿根廷，还有少量来自亚洲国家。W2展区内有设有户外高科技体验活动区域，以及户外、轮滑和自行车三部分展区，自行车展区最大的展示面积达到186平米，而轮滑展区最大展示面积也达到126平米。

户外、自行车和青少年喜欢的轮滑运动成为近年来增长迅速的高需求体育项目。这三个项目恰恰非常契合W2 展馆倡导的“绿色”、“低碳”主题，祁玉麟说：“户外运动的自然环境本身是绿色的，骑车出行也和绿色有直接关系，轮滑则是成长中的青少年喜闻乐见的运动。低碳同样是这样的概念，倡导户外运动的低碳生活方式和材料应用，自行车、轮滑更是低碳的出行方式，轮滑‘刷街’的人不但自己低碳还吸收了碳排放。”

博物馆汇报材料篇10

关键词：文博单位 文秘 素质建设

博物馆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向公众展示、传播历史文化的窗口。办公室是博物馆的综合管理部门，其中的文秘工作者发挥着沟通协调、上传下达等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文秘人员所要具备的素养已不仅仅停留于基本专业素质方面，而是需要具备多方面综合素养。文博单位的文秘人员也因此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为更好地提高业务能力，让办公室工作有效运转，促进博物馆健康发展，文博单位办公室文秘应至少具备以下素养。

一、政治理论素养

良好的政治理论素养是文秘工作者必不可少的，正确的思想指导我们实行正确有效的实践方式，只有思想正，才能作风正。首先，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刻理解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学习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良好的政治理论素养能使文秘人员在工作中树立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思想观念。其次，要善于通过报纸、网络媒体、书籍等各种渠道，关心时事政治，了解国家国家大事与最新政策动向，不能够“两耳不闻窗外事”。及时关注国内、国外发生的重大事件，能够扩展文秘工作者的视野，打开眼界，为平时的写作提供充足的素材。而及时了解国家出台的新政策，能够更好地指导我们开展各项工作。文博单位的文秘工作者，还应多关注国家对博物馆方面的最新政策要求。例如， 2015年2月9日国务院公布的《博物馆条例》，则规定博物馆是指“以教育、研究和欣赏为目的，收藏、保护并向公众展示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见证物，经登记管理机关依法登记的非营利组织。”最新的《博物馆条例》对博物馆的定义不仅更为简练、准确，还将教育的目的提到了首位。虽然是细微的调整，却会有意识地指导着博物馆最新发展动向。作为文博单位的文秘工作者，应时刻关注国家对博物馆的最新规定、要求，适时调整工作指导思想，这样才能更好地顺应时代的要求和社会的发展。

二、基本道德素养

文博单位的文秘应当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首先，应积极遵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以及博物馆内部的各种规章制度。要懂法、守法，保持淡泊宁静的心态，清正廉洁，不做违规越矩之事。其次，需要有诚实、正直的作风。文秘工作者常常接触领导，既要全力协助领导做好各项事务，又不能对领导唯唯诺诺，为了个人利益溜须拍马，或是怕承担责任，即使是领导做出了错误的决定也不提醒；平时工作中要诚实守信、认真踏实，还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善于听取他人意见。其次，要热爱自己的职业，具有事业心与责任感。办公室工作因为较为繁琐，且常常要求高效率完成，文秘人员在紧张的工作中难免产生焦躁的情绪，一个热爱文秘工作的人，会适时调节自己的不良情绪，始终以积极的态度投入工作之中。再次，文秘人员在工作中常常会接触到单位内部资料，应有保密意识，注意谨言慎行，不能因为向外泄露重要信息而使单位遭受损失。

三、专业知识与能力素养

要做好文博单位的办公室文秘工作，需要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良好的能力素养。应重点学习并掌握公文写作、秘书学等有关文秘的各项专业知识，如写作请示、报告、函等不同文体的公文，都需要遵循特定的写作格式，在表达方式上也有一定要求，文秘人员只有熟知公文写作的知识，才能保证公文的高质量。随着现代社会信息化的发展，文秘人员还需掌握办公自动化基本知识，熟练操作offi ce、excel等软件，会使用计算机常用快捷键，提高工作效率。另外，博物馆办公室文秘还应熟悉有关自己所在博物馆的基本规定，如对博物馆针对不同人群的门票优惠情况、开闭馆时间、讲解员具体收费情况等都能倒背如流，为快速、准确解答观众的疑问做准备。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必要的知识积累，在工作中自然会漏洞百出，效率低下。

除了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个人能力素养也是不可或缺的。办公室工作内容比较繁杂，不论是向上级单位报送报告、请示等各类文件，还是撰写、发表日常简报；不论是处理与领导、各部门同事之间的关系，还是处理观众的、投诉件，都讲究效率，需要快速处理好各项工作，这就需要文秘工作者具备综合能力素养。首先，应具备良好的表达能力和应变能力。如领导事务繁多，文秘人员向领导汇报工作时应当表达清楚明了，让领导迅速知悉。此外，在工作中往往会遇到一些突况，比如有重要人员来电说要进馆参观，这时，文秘人员应流畅地与对方进行交流，迅速问清具体情况，如对方人数何参观具体时间等，以便安排好接待工作。其次，需要具备沟通和协调能力。包括能与领导进行良好沟通，知领导所需，以便更好地协助领导开展工作；能与各部门同事进行有效沟通，做好协调，化解矛盾，创造和谐的工作氛围；与观众进行良好沟通，清楚明白地解答观众问题等。办公室工作具有综合性，文秘人员平时应多总结、多积累、多反思，不断提升个人素质，力求快速、高效地完成各项工作。

为了更好地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能力素养，文博单位的文秘人员应做好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养成终身学习、终身受教育的观念。除了认真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还要合理利用其他时间充实自己的知识。在职人员要挤出时间来学习，需要的是求知若渴的态度和持之以恒的信心。平常学习的过程中，除了加强文秘方面知识的学习，还可多接触一些其他学科的理论知识，融会贯通，这样对我们思维能力的活跃性、思考方式的多样性都会有帮助，也有利于我们协调好、处理好办公室事务。一个注重综合素质与能力的文秘工作者，才是顺应新时展的人才。第二，要养成勤做笔记的好习惯。首先是工作笔记，办公室工作繁多，上班可能没有时间去思考一些问题，但每天下班以后，不妨回忆一下当天发生的事件，让它们在自己的脑海中像放电影一样过一遍，觉得自己有什么做得好的地方，就记下来，在以后的工作中再接再厉；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也记下来，在今后的工作中尽量避免，不再犯类似的错误。常常将自己的工作笔记拿出来翻看，修正自己，完善自己。这样，自然优点越来越多，缺点越来越少，对办公室的业务也就越来越熟练；其次是读书笔记，在看书的过程中，发现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和重要内容，就记录下来，以免遗忘。知识都是积少成多的，久而久之，你会发现读书笔记也是一笔难得的精神财富。

四、服务意识

一个优秀的文博单位办公室文秘，应具备强烈的服务意识。这对工作质量的提高、工作作风的改进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文博单位的办公室文秘，在服务意识方面至少应具备以下三点：第一，为领导做好服务工作。领导平常事务繁多，文秘人员就要当好领导助手的角色，发挥协助和参谋的作用。要端正工作态度，正确认识秘书岗位的职责，不能错误地认为文秘工作者就仅仅是为别人“跑腿”。要勤恳踏实，任劳任怨，不计较得失，随时听候领导安排。平时，由于文秘负责领导讲话稿等的文字材料的写作，还应该多揣摩领导的思路、个性和表达方式，争取能写出让领导满意的材料。另外，上级部门常下发一些重要文件，文秘工作者应落实好文件传阅工作，保证让领导知悉国家最新的政策要求。第二，为单位各部门做好服务工作。办公室文秘应向单位各部门及时传达领导的各项决策，发挥“上传下达”的枢纽作用，并具备一定的合作能力，协调各部门开展工作。第三，为广大观众做好服务工作。文博单位面向的是公众，应提供让广大观众满意的服务，更好满足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文博单位办公室文秘人员在工作中常常承担了接听观众来电的任务，观众会咨询各种各样关于博物馆的问题，这就需要文秘提供耐心细致的解答。回答观众问题时应亲切礼貌，用普通话及文明用语。平时要认真处理观众的来访及投诉信件，听取观众对博物馆的意见，做好沟通和解释工作，让观众对博物馆留下良好的印象。而这一切，没有强烈的服务意识是做不到的。

五、史学和文学素养

博物馆往往承载着某种历史文化，用特有的方式重现着某一段历史的变迁。作为文博单位的办公室文秘人员，在写作中经常会论及自己所在博物馆的基本信息，观众来电也难免会问及有关博物馆历史文化的内容，需要文秘工作者做好解释工作。只有充分了解自己所在博物馆的历史文化底蕴，才能真正成为博物馆的一分子，更好地完成自己的本职业务工作。因此，良好的史学和文学素养对文博单位的办公室文秘来说尤为重要。

要提高自己的史学和文学素养，文博单位的文秘人员应注意以下方面：首先，要多阅读史学、文学类书籍与资料。在阅读各类史学书籍的过程中，可以多关注有关自己所在博物馆的馆史资料，熟知博物馆发展历程，了解馆藏主要文物与博物馆历史上发生过的重要事件。其次，要多动笔写作。平常的感悟与体会都可用来作为练笔。经常写作，不仅能训练自己的文字水平，对文秘工作大有裨益，也能培养良好的语感，有利于更好地理解他人的作品。

六、思考与创新意识

思考与创新意识，也是文博单位文秘人员应当具备的重要素养。首先，学会思考与创新，能将办公室日常工作做得更为出色。博物馆办公室文秘要完成简报撰写、公文写作、档案整理等一系列常规工作，仿佛没有什么太大变化，但是，只要善于思考，善于创新，就会通过不同的工作完成方式，达到不一样的效果。如，办公室工作事务繁多，如果不分轻重缓急去处理，就容易手忙脚乱。文秘工作者可以摸索出一套适合自己的方式，如将不同缓急程度的文件，用不同颜色或有不同标记的文件夹夹起来，就能一目了然，快速高效地对各类文件进行处理，不至于由于忙乱而遗漏了一些急件。

其次，具备思考与创新意识能让文秘人员成为博物馆的“研究者”。一个善于创新的文博单位文秘，会积极思考有关博物馆的各类问题，有自己的独特想法，使工作不处于被动状态。比如，文博单位文秘人员每年都要写工作总结，如果不积极思考与创新，就很难在总结的内容和形式上有所突破。而平时若能关注博物馆内部各项工作的开展情况并加以思考，甚至关注其他博物馆的工作动态，与自己所在博物馆的工作做出对比，发现工作亮点与不足之处，在总结中适当对博物馆未来发展提出建设性意见，工作总结自然不会拘泥于固定模式，而是年年有新意。

本文从多个方面分析了文博单位办公室文秘的素养。办公室工作有综合性、协调性、服务性等特点，对文秘工作者办事质量和效率等都提出了较高要求。文博单位办公室文秘只有不断提高自己政治、思想、能力等各方面综合素养，才能更好地完成本职工作，适应时展的需要，适应博物馆发展的需要。

参考文献：

[1] 张蓝予.论高级文秘的素质要求[J].人资社科，201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