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经济论文十篇

欧洲经济论文篇1

【论文关键词】 欧盟 经济一体化 欧洲模式

欧盟作为当今世界上成立最早、成效最卓著和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其50多年的发展历程和其取得的巨大成就为世界展示了一个具有欧洲特色的经济合作模式，在区域经济合作迅速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地区从欧洲模式中寻找经济合作的经验和灵感，通过分析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和特点来分析欧洲模式，以期对现实有所指导意义。 一、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 欧洲经济一体化以“舒曼计划”为起点，启动了从煤、钢、原子能领域到共同农业政策领域，乃至货币联盟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机构也经理了从欧洲煤钢共同体到欧洲共同体，乃至欧洲联盟的一个过程。站在历史的角度，这一发展进程明显的分为四个阶段。

1.共同体建立到1968年关税同盟的建成以及1969年共同农业政策的实施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第一个阶段。1958年，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六国在意大利的罗马签订《罗马条约》，决定将他们之间的合作扩大到原子能和其他经济领域，决定成立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这样欧洲经济一体化就由一个领域扩展到多个领域，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机构也出现三个共同体共存的现象。特别是《罗马条约》规定了下一步一体化的新目标：建立关税同盟和实施共同农业政策，从而经济一体化进程有约可依，按照条约规定的日程进行。到1968年，关税同盟提前一年半实现，共同农业政策也开始进入实施阶段。

2.自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到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第二个阶段。进入70年代，由于国际形势的恶化，欧洲经济一体化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共同农业政策执行难以为继。第四次中东战争、阿拉伯石油国石油禁运带来的能源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使得欧共体国家纷纷采取自保的政策，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欧洲市场分割严重。在七十年代，欧共体国家提出的稳定货币汇率的经济货币联盟计划也最终流产。只是到了70年代中后期国际形势相对缓和时，欧共体才建立起稳定货币汇率的欧洲货币体系。

3.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前期，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和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发动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第三个阶段。进入八十年代后，欧共体国家迎来了一个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加上世界经济区域化浪潮的推动，欧洲在次走在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前列。1987年签署生效的《单一欧洲法令》规划了欧共体到1993年实现成员国之间在商品、劳务、人员和资本的自由流通为特征的欧洲统一大市场。与此同时，为统一大市场的正常运作做准备，在欧共体执行委员会主席德洛尔的主导下，开始了实现欧洲单一货币的准备工作。可以说，在这个阶段欧共体变成了一个具有经济联盟性质的共同市场。

4.以90年代初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订和统一的欧洲货币—欧元的启动为标志，欧洲经济一体化走进其发展的第四阶段。冷战的骤然结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欧洲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特别是剧变后的中东欧开始了一个申请加入欧盟的“回归欧洲”的过程和统一后德国在欧洲地位的变化。最终欧共体国家选择了更深层次的一体化。1991年12月的《马约》是一体化进一步深化的表现，它确立了欧洲一体化的三根支柱，并以第一根支柱——经济与货币联盟作为其发展的重心。此后经过1997年的《阿姆斯特丹条约》、2001年的《尼斯条约》和2011年的《欧盟宪法条约》，欧洲经济合作向一个完全经济体化的经济联盟更加接近。

二、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特点 尽管在欧洲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一体化或者迅速发展、或者徘徊不前、或者硕果累累、或者成就难觅，但是最终欧洲一体化还是得以顺利的进行，体现了欧洲经济一体化独特的进程特点。

1.一体化过程的渐进性。无论是合作的范围、领域，还是组织协调机构的建立、运行机制的完善以及一体化程度的发展本身，都体现了一个渐进性的发展历程。而且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6国煤钢领域的一体化发展到现在27国开始走向经济和货币联盟，每前进一步都是欧盟成员国反复协商、谨慎考虑后的结果。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对给成员国一定的准备和过渡时间。

2.一体化过程的协调性和妥协性。欧盟是各国联合起来组成一体化 集团，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在一体化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分歧和矛盾，甚至是激烈的争执乃至对抗，但欧盟各国最终都能认识到一体化集团是他们获得发展的最快、最好的经济组织形式。成员国为了实现共同利益通过互相协商和互相配合，通过实施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原则来消除矛盾。这些原则包括:民主平等原则、共同受益原则、核心欧洲原则以及灵活性原则。

3.组织运作机制的超国家性和均衡性。为保证一体化顺利进行，欧盟设立了具有一定的超国家性质的组织协调机制。这些机构的设置和权力的分配上不但强调每个成员国参与，而且强调各机构在其管辖范围内超越各成员国政府的权力，以及各机构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的关系从而凸现出欧盟独特的组织运作机制。

欧洲经济论文篇2

关键词：现代性；连续性；联系性；《白银资本》；《大分流》

一、 《白银资本》的发展理论体系考察

安德列·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创始人物和代表人物。其代表作《白银资本》 获1999年世界历史学会图书奖头奖。

第一，《白银资本》的全球发展理论

弗兰克自承："我在写作本书时，最初的首要目的之一是要证明，早先就有一个不断发展的世界经济，然后欧洲人才能在这里面大显身手和颐指气使。由此很自然地派生出两个推论。第一个推论是，直到1800年前后，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以及东南亚和西亚比欧洲更活跃，前三个国家和地区比欧洲对这个世界经济的作用更重要。第二个推论是，那种宣称‘历史学家已经知道欧洲是以自己为中心而组建一个世界’的说法是完全反事实和反历史的。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欧洲是用它从美洲获得的金钱买了一张搭乘亚洲列车的车票。但是，不论对于历史还是对于基于历史理解的社会理论，这个历史事实还有更深远的意义。" 世界体系是自古存在的（"世界体系存在了五千年，而不是五百年" ），从航海大发现到工业革命，处在这个世界体系中心的不是欧洲，而是亚洲，特别是中国。欧洲和亚洲存在着商品和贵金属的反方向运动：欧洲从亚洲进口大量商品，却不能出口同等数量的商品，而要用白银结算贸易的逆差；18世纪，美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生产的白银，有一半流向了中国。欧洲利用征服美洲获得的贵金属，取得进入以亚洲为中心的全球经济的机会，使欧洲有可能站在亚洲的肩膀上，并最终成为新的经济中心。长期流行着一种看法：西方对东方的征服，是先进的工业文明战胜了落后的农业文明。弗兰克认为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因为中国和印度的衰落发生在前，西方的兴起出现在后。在他看来，大家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在西方的兴衰一个以500年为时段的长周期，当东方收缩到最低点时，正是西方扩张阶段的最高点。强胜弱败是一时的，并没有内在原因和必然性。在世纪之交的现在，人们似乎可以看到，西方的衰落与东方的强盛正以另一个周期的方式出现。

第二，《白银资本》的东亚发展理论

弗兰克认为，公元1500年以来，具有世界规模的劳动分工和多边贸易的单一全球经济就己经存在了。整个亚洲特别是东亚处于经济权力的中心，而西欧和后来的北美只是公元1800年以后才取代这一中心。现在，西方的支配地位行将结束，以前的亚洲占支配地位的模式正在重建。弗兰克分析的观察点是消费品、白银和黄金。当时，金银起到双重作用，既是商品又是货币。弗兰克指出，中国和印度是全球贸易的中心，多数美洲白银途经欧洲和菲律宾流向中国，这样才使得欧洲的初始扩张成为可能。公元1500-1800年间，印度和中国的人口增长比西欧快得多，亚洲人也要长寿得多。亚洲有很高的生产力水平，在世界上具有巨大的竟争力。亚洲内部贸易比任何欧洲商业活动都大得多。欧洲人只是依靠美洲白银才能挤进繁荣的亚洲贸易体系。欧洲商人起到的是中间人的作用。弗兰克解释了为什么欧洲赢得了胜利。19世纪时亚洲经济长时期扩张最终走到尽头，这主要是内因所致：由于人口和收入的增长，生产和贸易开始衰退；经济和社会的两极分化对资源施加了压力，约束了底层的有效需求，亚洲廉价劳动力大量增加。欧洲和美洲利用这一形势进行工业化，成为全球主要的生产者和贸易者。

第三，《白银资本》的基本研究取向

弗兰克在撰写《白银资本》的时候，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既十分宏大，又极其有限"的任务："向众多被公认为‘经典的’和‘现代的’社会理论的基础——欧洲中心历史学挑战。"（对1400年一1800年的世界经济作出另一种提纲挈领的展示） 刘禾从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思潮的角度对《白银资本》的研究取向作了更系统的说明。她说，关注西方学术新动向的人都会注意到，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已在西方学界持续了二十多年，从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到马丁·伯纳尔(Matin Benal)，凡处于学术前沿的各科学者，都无一不对近代出现的欧洲中心主义进行理论上的清算，但环顾左右，我还没有见过像弗兰克那么不客气的人。《白银资本》对有史以来正统的和非正统的社会理论，都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清算。比如，弗兰克认为，从来没有过什么"亚细亚生产方式"，或者"闭关自守"、"停滞落后"的东方，所有这些说法都是持欧洲中心立场的人编造出来的神话，在他看来、早在欧洲兴起之前，在1400——1800长达几个世纪的时段，就一直存在着一个围绕亚洲，尤其是围绕中国的世界经济体系，欧洲则长期处于这一体系的边缘，直到十九世纪此局面才开始扭转，也就是说，欧洲居于中心的时间来得很晚，也很短。他强调，无论是资本的原始积累，还是资本主义的兴起，都必须放在这个大的世界体系的结构和发展中去解释才有意义，因此，那些认为现代文明是从欧洲社会内部生长出来的种种理论，用弗兰克的话来说，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无稽之谈。

第四，《白银资本》的研究视野与研究方法

在《白银资本》中，弗兰克用一种"全球学"的视野来颠覆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和社会理论。他从一种涵盖世界的全球视野来考察近代早期的经济史。试图分析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与运动，而不是仅仅分析欧洲的世界经济体系（欧洲只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因为弗兰克认为，"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如果要分析任何部分（包括欧洲）的发展，都必须分析整体。" 他说《白银资本》"就是想从近代早期世界经济史的角度，为一种更充分的"人类中心"视野和理解提供某些基础" 。他强调：不仅在世界经济史方面需要这种全球视野，而且也是为了我们能够在全球整体的范围内给从属和参与世界经济的部门、地区、国家以及任何片断和进程定位，因为它们都不过是这个全球整体的组成部分。具体地说，我们需要一种全球视野，是为了鉴别、理解、说明和解释——简言之，理解——"西方的兴起"、"资本主义的发展"、"欧洲的霸权"、"大国的兴衰"，以及前"大"不列颠、美利坚"合众国"、前苏联、"洛杉矶的第三世界化"、"东亚奇迹’等等诸如此类的过程和事件。这些过程和事件都不是仅仅。甚至主要由于上述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内部"力量的结构或互动而造成的。它们都是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和发展的一部分。 弗兰克甘冒得罪大批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的危险，指责：当代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一直最缺少的就是一个整体视野。历史学家最喜欢用显微镜来考察和猜想在一个很短暂时间里的一个小片断。不要说"文明研究者"，就是"世界史"学者也习惯把自己的注意力局限在某些大树上，仅仅对某些大的片断加以比较。实际上，许多人喜欢关注自己文明的特点或文化相似与相异之处。有些人为自己的方法辩护说，遵照"科学"标准，我们只能研究整体的片断，这样我们就能运用比较方法来分析它们的差异。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如果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那么整体本身也会造成整体的部分或片断之间的差异。总之，他们或者由于不愿看见整体，或者由于看不见整体，因而不去看整个画面。因此，他们甚至也无法理解他们考察的那个片断或他们想加以比较的两个或更多的片断的某些基本要素。实际上，几乎没有一个"世界史"学者指出，明摆着的真实世界是一个整体性的全球拼图，他们本来可以把它组合起来，但不去做，更不用说去设法理解它了。

弗兰克并非不重历史证据，但他认为历史证据并不能取论建构，世界历史的研究模式需要有一个理论取向上的根本转型。他说："虽然历史证据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我主要不是用新的证据来挑战公认的证据，而是要用一种更充分的人类中心的全球范式来对抗公认的欧洲中心范式。" 弗兰克充分利用了当代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各种理论分析工具与研究方法，他申明："为了说明和解释在不同地点发生的事情，我采用各种互补的方法进行了人口结构的、货币的、康德拉捷夫的、长周期的分析。"

二、 《白银资本》的合理内核与缺陷

欧洲经济论文篇3

随着欧洲一体化步伐的加快，英国与欧盟之间的关系引起了众多关注。1999年欧元正式启动以后，英国加入欧洲货币联盟的问题更成为了人们舆论的焦点。

出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种种考虑，英国国内各阶层对是否加入欧洲货币联盟（european monetary union，简称emu）存在不同看法。如何看待布朗的“五项经济测试”标准成为决定英国能否加入欧洲硕士论文货币联盟并最终投向欧元区怀抱的关键。英国作为欧洲的重要国家之一，对欧元保持着观望的态度，不仅对英国国内经济、欧盟经济，甚至对世界经济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2008年1月1日，马耳他和塞浦路斯同时加入欧元区，从而使欧元区成员国从13个增至15个，区内整体实力不断壮大，欧元的国际地位也正在不断提升。与欧元区良好的发展态势相比，英国近年来经济却一改往年“运行良好”之态势，渐呈疲软迹象。

本文首先简略的介绍了欧洲货币联盟的理论基础——最佳货币区理论（ocat）。然后回顾了欧洲货币联盟的发展历程，并简要的介绍了英国与emu之间的关系。接下来从布朗的“五项经济测试”标准入手，综合分析英国拒绝加入欧洲货币联盟的原因及对英国、欧元区及世界经济的影响，最后探讨了英国加入欧洲货币联盟的前景。

关键词：英国欧洲货币联盟；最佳货币区

引言

一直以来，英国何时加入欧洲货币联盟都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话题。英国对欧洲货币联盟的政策问题，近年来严重困扰着英国的内政与外交。前梅杰保守党政府，曾在谈判制定《马约》的过程中为英国争得由英国议会最终决定是否加入欧洲单一货币的“例外权”。布莱尔上台后，对欧洲政策进行了重要的调整。在货币联盟问题上，坚持以英国的经济利益作为判断的标准，重申英国不大可能在1999年1月作为第一批成员加入单一货币。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发起有关货币联盟问题的讨论，为英国最终加入单一货币进行舆论和组织准备。面对已成为世界主要货币的欧元，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硕士论文虽然屡屡试图推动本国加入欧元区，但每次总是无果而终。对欧元态度冷淡并以“五项经济测试”标准使英国置身于单一货币之外的前财政大臣布朗2007年6月接替布莱尔出任新首相，也使英国短期内加入欧元区变得更为渺茫。英国政府至今对何时加入欧元区仍然没有一个大致的时间表。英国对欧元消极观望态度有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本文首先简要介绍欧洲货币联盟的理论基础及其创建、发展历程，之后介绍了英国与货币联盟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英国不加入货币联盟的原因及影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总结，最后对英国加入欧洲货币联盟的前景进行了分析和预测。

一、货币一体化相关理论概述

（一）最佳货币区理论

关于欧洲货币联盟，经济学家或赞成或反对。但有趣的是，他们赞成或反对的主要依据都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蒙代尔开创的最佳货币区理论（optimum currency area theory）。其作为欧洲货币联盟的理论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本章将着重介绍最佳货币区理论并对欧元启动的成本与收益进行分析。

所谓最佳货币区（optimum currency areas，oca）是指一种“最佳”的地理区域，在这个区域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的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钉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的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最佳”是根据维持内部和外部平衡的宏观经济目标来定义的。在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最佳权衡点，就算达到了内部平衡。外部平衡既包括区域内部的国际收支均衡，也包括与区域外的国际收支均衡。

蒙代尔在论文中将最佳货币区域定义为：受对称性冲击影响的地区所构成的一个经济区域，这些地区之间的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是自由流动的。他指出，区域内部生产要素充分流动，而区域之间不能流动时，具有要素流动性的区域就构成一个货币区，这样的区域可以采用单一货币或者将区域内各地区的货币汇率固定，从而组成最佳货币区。需求转移是引起硕士论文外部不均衡的主要原因,浮动汇率只能解决不同地区之间的需求转移问题，而不能解决同一货币区内不同地区之间的需求转移问题，后者只能通3过生产要素的流动来解决。浮动汇率是不同货币区之间的均衡机制，而生产要素流动则是货币区内的均衡机制。

蒙代尔之后，不少学者对最佳货币区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与发展，他们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最佳货币区的判定标准，另一方面是货币区的成本——收益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背景下，最佳货币区理论越来越成为研究的热点，该理论对区域性货币一体化进程起了重要的理论引导作用。

（二）欧元启动的成本与收益分析

最佳货币区理论除了说明有关国家应组成货币联盟的一些特征外，还力图阐明一个国家加入货币区域的代价与收益。欧洲货币联盟是最佳货币区理论的重要实践，本节将对欧元启动的成本与收益进行分析。

1．欧元启动的成本分析

从成本角度看，欧元启动可能会给各成员国带来以下损失：

欧洲经济论文篇4

论文关键词：欧洲一体化，东亚一体化，欧盟的历史经验

 

欧洲联盟（简称“欧盟”），前身是欧洲共同体。1965年4月8日，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六国决定将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三个机构合并，组成一个统一的欧洲共同体（简称“欧共体”）。 1991年12月9日，12月10日，在荷兰小城马斯特里赫特举行的了欧共体第46次会议，通过了《欧洲联盟条约》。1993年11月11日，《马约》正式生效，欧共体正式更名为欧洲联盟，简称欧盟。欧盟在一体化过程中，消除历史恩怨，并促进各国经济和政治互动，实现超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融合，开创了一条区域一体化的新道路，其中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学习总结。

一、欧洲一体化的经验总结

1、坚定的合作理念是实现区域一体化的基础。从欧盟的最初舒曼计划开始，相互合作的理念就存在于各成员国之间。1946年9月19日，丘吉尔在苏黎世大学发表演讲时就呼吁建立一个“欧洲合众国”欧盟的历史经验，他指出“补救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恢复欧洲民族大家庭……，同时使这个大家庭在一个能够自由、安全、和平地生活的制度下进行重建。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欧洲合众国。”[1]时任联邦德国总理的阿登纳强调“欧洲的联合绝对是迫切需要的。没有政治上的一致，欧洲各国人民将会沦为超级大国的附庸。”[2]戴高乐也非常赞同建立一个联合的欧洲，他指出“我们希望成立一个西欧集团，它的动脉可能是英吉利海峡、地中海和莱茵河。”[3]两次世界大战使西欧大大衰落，各国意识到只有抛弃恩怨，加强合作才是实现复兴的最好方法。随着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成立，欧洲一体化迈出了宝贵的第一步，紧接着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关税同盟等的纷纷建立最终促成了欧盟的成立。加入欧盟的成员国都愿意并且能够承担欧盟所制定的共同责任，这种合作和参与的态度是一体化顺利发展的观念基础。[4]

2、共同的利益是实现区域一体化的动力。区域一体化的兴起和发展离不开动力的推动作用，对动力的共同认知构成了区域一体化的内在基础。欧洲一体化能够不断深入发展的奥秘就在于一体化进程中每一次的选择都符合各国的利益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可以说欧盟之所以在深化和夸大的道路上不断推进，是由一体化带来的巨大利益产生的吸引力。从欧洲一体化最初的舒曼计划到欧洲没钢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再到关税同盟、共同农业政策、共同货币体系、科技共同体直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订，每一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都伴随着利益的调整。而正是这种利益的调整符合了欧盟发展的阶段性特点，符合了各国实际的利益，成功的推动了欧盟的一体化进程。

3、支援落后地区，实现互利共赢。欧盟成员国众多，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也参差不齐，西欧多是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成员国中也有经济较落后的国家，随着成员国的日益扩大，各成员国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日益突出，成员国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和差距已成为客观事实。欧盟从一开始就有针对性地逐步采取一系列社会经济政策协调，特别重视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些关键的薄弱领域和环节，诸如农业、农民、地区发展、社会保障、就业等实行资源优化配置和收入再分配等宏观调节。为了解决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欧盟利用各种政策措施大大缓解了地区差距问题，如推行共同农业政策、共同结构政策、设立结构基金和凝聚基金等。这些举措大大地调动了相对落后国家的积极性，缩小了各国之间的经济差距。

二、从欧洲一体化的经验看东亚区域一体化

1、增进政治互信、强化合作理念。互信与合作是实现区域一体化的基础，欧洲一体化之所以能顺利的进行正是得益于这种政治上的互信和强烈的合作理念。而东亚国家复杂的历史背景导致了各国之间明显的防备心理并缺乏必要的政治互信。日本与中、韩等国对待历史问题一直存在着不同看法。日本不能正视侵略事实，篡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修改和平宪章等引起周边国家的强烈不满。东亚各国之间还有着严重的历史遗留问题及领土争端，与此同时，东亚各国产业结构单一都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中低技术工业制成品上，相互间竞争激烈，摩擦不断。各种各样的问题导致了各国之间缺少必要的政治互信。如何协调好国家利益和区域利益的相互关系欧盟的历史经验，摒弃前嫌，互信互利，合作共赢是东亚国家区域一体化进程中需要迫切解决的首要问题。法国和德国是欧洲一体化的轴心国家，法德联盟是欧洲一体化的基础和原动力，而东盟的合作轴心则存在着明显的不确定性，归根到底就在于各国之间的互不信任。中国、日本、韩国三方如果能抛弃前嫌加强合作就能产生历史上法德联盟所产生的作用，然而它们至今缺乏足够的信任，在现实中还对对方加以防范和遏制，这就使未来东亚自由贸易区内无法建立一个稳定的核心。因此，在东亚一体化的进程中，要极力的推动政治互信，强化合作理念。

2、共同利益的正确选择是东亚经济一体化顺利发展的保障。[5]欧洲一体化是在战后欧洲特定条件下形成的一个历史进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虽然仍然是国际政治的重要舞台，但国际舞台上的主角地位已经今非昔比了，二战使欧洲大国全部沦为二流国家，战前由欧洲国家占据的世界经济政治中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欧洲各国普遍陷入经济凋敝、政治危机、社会动乱等诸多困难之中。西欧各国意识到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在国际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消除战争的威胁才能更好的恢复和发展经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各国选择了联合起来解决问题，一个联合起来的欧洲符合各国的共同利益，也正是欧洲一体化的动力所在。

同欧洲一体化一样，东亚在一体化进程中也需要寻找共同利益来作为一体化进程的推动力。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东亚国家合作的共同利益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东亚区域一体化有利于各国增强国际市场的竞争和加强抵御国际金融风险的能力。经济全球化一方面使东亚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国家能更方便地获得信息和新的科技成果，甚至有可能使经济出现一种超越式、跨越式的发展，但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各种挑战乃至风险也会显现，区域一体化有利于以集体的力量来抵御风险。其次，在全球化积极因素的作用下，东亚各主要国家的经济相继起飞，特别是冷战的结束进一步打破了市场的分割，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使东亚各国形成了越来越密切的地区共同利益。最后，东亚一体化还有助于对付日益严重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在全球化的条件下，跨国的恐怖主义、金融犯罪、毒品走私以及网络恐怖袭击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急剧上升，在某些领域甚至超过传统的安全威胁。东亚各国的合作有利于解决这些问题。[6]

3、加强制度建设欧盟的历史经验，寻找符合东亚具体情况的合作模式。一体化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它的模式、道路都是全新的，没有先例可循。欧洲一体化的每一项实践都可以说是创造，而最大的创造就是它的制度。事实上，欧洲一体化进程可以看作是制度一体化，该制度的建设水平，为欧洲一体化进一步整合和扩展方向，提供了持续的动力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可以说，没有一系列的制度，就没有欧洲一体化的辉煌成就。目前，东亚地区经济合作迅速发展，出现了多种合作模式，反映了该区域各国在探索新的合作路径的强烈愿望。东南亚经融危机以来，中、日、韩三国和东盟国家都已经认识到了加强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出台了诸多方案，如，“10+3”、“10+1”、新加坡—日本自由贸易区等。但是，这些机制仅限于为协商和讨论问题提供平台，统一的、稳固的、有约束力的制度远未形成。总的来说东亚各国具体的合作模式仍然在探索阶段，东亚合作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它是在三个轮子的推动下进行的：第一个轮子是“10+3”，即整个东亚范围的合作；第二个轮子是“10+1”，指的是东盟分别与中日韩之间的合作；第三个轮子是东盟自身的合作和中日韩之间的合作。[7]这些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区域化最终必然整合于一个统一的区域合作框架之中，从而才能真正提高东亚地区的合作水平。如何在三种合作机制中探索出一条可行的模式是东亚一体化的关键所在。此外，欧洲在一体化过程中还有大量的规则、条约、指令、判例等作为制度保障，欧盟的所有行为都按照跳跃的规定进行，使得各方面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而东亚各国的合作则缺少这方面的制度保障，由于历史原因、现实争端以及对主权的过度保护致使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制度规范，遇到问题各国更认同以协商一致的原则解决，这样就没法保障一体化进程顺利高效的进行。

4、抛弃恩怨，携手共创未来。法德矛盾由来已久，几百年来为了争夺领土和欧洲霸权结怨颇深。为了这个统一的欧洲，法德意识到必须抛弃历史恩怨联合起来，彼此间只有最大限度地协调一致才能有效地恢复经济保障和平。德国主动承认错误，作出必要的让步让欧洲各国人民在心里逐渐接受法国，法国也积极配合把两国矛盾的焦点鲁尔和萨尔的争夺通过煤钢共管联营的方式把联邦德国联合起来。正是两国长远的眼光欧盟的历史经验，能够抛弃恩怨重新联合才使得欧洲一体化能够顺利进行。东亚国家在这方面与欧洲有着相类似的地方。日本与中国、韩国等东南亚各国积怨颇深，在历史问题、岛屿归属问题、能源问题等各方面都有矛盾，如何协调矛盾，增进互信成了棘手的问题。在这方面可以借鉴法德的例子、正确处理历史恩怨，化干戈为玉帛，捐弃前嫌向前看。在一体化的进程中，东亚各国应该相互谅解、相互协调、相互合作，为东亚一体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注释：

[1]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页

[2]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页

[3]夏尔?戴高乐：《战争回忆录》，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649页

[4]张海冰：《欧洲一体化制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162页

[5]张海冰：《欧洲一体化制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169页

[6]赵怀普：《欧洲一体化对东亚合作的若干启示》，外交学院学报第81期

[7]张海冰：《欧洲一体化制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175页。

参考文献：

[1]法布里斯·拉哈.欧洲一体化史1945-2004[M].彭殊炜陈志瑞,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2]张海冰：《欧洲一体化制度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3]胡瑾宋全成李巍：《欧洲当代一体化思想与实践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

[4]方连庆刘金质王炳元主编：《战后国际关系史》（上、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白鹤主编：《国际关系实用手册》，北京：现代教育出版社社，2008.

[6]刘强董庆安黎峰：《东亚共同体构建的现实基础与理性思维—基于欧洲一体化建设的启示》[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0年第3期.

[7]赵怀普：《欧洲一体化对东亚合作的若干启示》[J]，《外交学院学报》2005年第81期.

[8]卢新华：《欧洲一体化的经验对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启示》[J]，《改革与战略》2007年第6期.

欧洲经济论文篇5

     论文摘要：美国所奉行的单边主义使国际社会感到担忧和不安。世界需要多极化，因为只有多极化才能建立一种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像欧洲国家一样，亚洲国家也一定能以新思维和向前看的态度处理所谓的“文化裂痕”，进而启动统一进程，最终成为继美国、欧盟之后的多极化世界的一极。

    一、概述

    目前，研究和关注亚洲未来政治与经济问题的机构与学者不乏其人，所持观点也各不相同。诺贝尔奖得主曼德尔多次发表谈话并预测，在未来的20年里，一个统一 的亚洲货币可能会成为现实，世界最终将出现欧元区、美元区和亚元区。同时，欧洲的许多大学(如德国的海德堡大学、佛雷登索大学、英国的牛律大学)里，也有 一些人在研究和探索一个未来统一的亚洲的可能性，希望会出现一个“亚盟”与欧盟、美国一起构成一个多极化的世界。

    国内外学术界也有人对亚洲统一持怀疑态度，认为亚洲与欧洲存在太大的差异，亚洲国家(地区)之间的不同的宗教信仰和巨大的文化差异、不同的政治制度、各国的经济实力也存在较大悬殊，人口众多、地域广阔而布局分散，“亚盟”的出现几乎不可能。美国哈佛学者亨廷顿认为，亚洲国家之间所存在的“文化裂痕”将难以逾越，甚至预言“第三次世界大战”将在亚洲区域内爆发。

    因此，研究未来“亚盟”，倡导亚洲国家(地区)之间的紧密型社会、经济合作，不仅具有学术前瞻性，而且对于修复和消除所谓的“文化裂痕”、维护亚洲地区和平和世界和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多极化的世界需要“亚盟”

    前苏联阵营崩溃之后，美国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并充当着国际警察的角色。但是，历史的 经验证明失去了制约的权力必然会腐败。法国总统希拉克最近向国际社会发出警告，在这个世界里如果只有一个主宰力量是危险的匕这种危险明确地表现在美国推行 其国家战‘略的时候相当傲慢，甚至有时对其欧洲盟国也不管不顾。一个鲜明的事例就是其近年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以及曾经用巡航导弹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 馆和处理科索沃问题的做法0美国的这种强权政治违反了民主的基本价值，因为所有国家，不论大小，在国际法面前都应平等。但是，目前美国一意孤行使用不公正力量和手段加强其世界霸主的地位。’美国的单边主义引起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俄罗斯甚至其盟国德国、法国和印度等国家的忧虑和不满。

    事实证明，世界确实需要多极化，因为只有多极化才能建立一种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以最近发生的伊拉克战争为例，欧盟在努力与美国抗衡的时候显得 力不从心。一个多极化的世界需要“亚盟”的出现。从另一角度讲，“亚盟”的出现同样符合美国的利益。在一个多极化的、有多个警察的世界里，美国遭遇的风险 也自然会大大减少。实际上，如果没有与之配套的相适应的先进的文明、文化和科学的政策策略，即使具有强大的具有威慑力的导弹防御系统也难以使美国固若金 汤。“亚盟”的概念必将对未来世界的政治和经济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三、来自欧盟的启示

    1945年，当欧洲还处于一片废墟中时，欧洲国家开始酝酿区域性合作，以新思维和向前看的态度处理未来可能发生的冲突和争议。2003年4月16日，欧盟 成员国的政府首脑聚集在希腊首都雅典就10个新成员国人盟举行签字仪式。这是欧盟历史上第五次扩大成员国，也是扩大规模最大的一次，是欧洲一体化建设的重 要进展，为欧盟实现成为世界重要一极的梦想奠定了基础。扩大后的欧盟从目前的巧个成员国增加到了25个，人口增加20%，整体国内生产总值增加5%，经济 总量与美国不相上下。目前，欧盟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共同市场。目前的欧盟已经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独立的可以与美国抗衡的区域性政治力量。

   在实施共同货币方面，尽管每一个欧盟成员国对启用欧元而放弃其本国货币存在不同程度的遗憾。特别是德国人对放弃其以稳定和坚挺而闻名于世的马克而深感犹 豫。然而，为了获得国际竞争合力而放弃本国利益，德国的老百姓最终还是接受了欧元。欧盟边界的进一步扩展不仅仅意味着地缘的扩大，更意味着经济实力的壮大。作为区域性合作，欧盟的建立与运行为区域性社会经济合作起了良好和积极的示范作用，并为亚洲国家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路径与模式。

    欧盟的超国家管理体制和职能并非是要将成员国的国家职能取而代之，而是要建立一个更完善的体制。在各成员国的大部分的国家职能依然保留的情况下，欧盟建立了一些跨国职能，如共同预防犯罪、共同起诉刑事犯罪、跨国警察部队。自从1995年申根协定签署以来，欧盟的13个成员国之间取消了出人境检查和关税，极大地促进了旅游业和成员国之间的贸易。

    欧洲统一的另一个特征是，欧盟成员国的所有公民可以自由进人各成员国的劳务市场就业。这种开放式就业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有一个统一的社会保障系统。在欧洲渐进式的统一过程中，一个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业已形成。例如，如果一个德国人在法国就业，他的养老金费由法国雇主按照德国的标准支付。法国雇主的人然后将所收取的养老金费转付给德国社会保障部门。

    欧盟的发展经验还告诉我们，是一种被称为“自下而上的原则”在欧盟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欧盟各成员国的大学、科研机构、家庭、街道居民、学 校、普通公民率先发起了欧洲国与国之间、学校与学校之间、村庄与村庄之间、城镇与城镇之间的姐妹合作和交流，为欧盟的最终实现奠定了社会基础。

    欧盟在马斯格里特条约的第36条款和阿姆斯特丹条约的第5条款中这样规定:“在不属于政府权力专门管辖的范围内，社区组织将发挥作用。根据自下而上的原 则，只有在(欧盟)成员国不能够有效采取措施并取得预期目的的情况下，欧盟的超国家机构才会介人”。应该注意到，正是这种自下而上的原则才使得欧盟得以正 常运转，使得各成员国的建设一个属于自己的欧洲的愿望和能力得以加强。自下而上的原则是欧洲人的一种共同的价值观而且又可以服务于成员国各自的利益。这种 价值观既允许自治、独立，也鼓励自力更生。

    亚洲国家可以参照欧盟的模式，按照亚洲的实际情况设计与构建未来“亚盟”的超国家管理体制。在各成员国平等、民主的原则下，可以效法欧盟的“法德英”三驾马车，设想由“中、日、韩、东、印”五驾马车来发挥领导作用。

    四、中国在未来亚洲统一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中国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早在上世纪50年代已故的周恩来总理就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处理国际关系的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今天，“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对于亚洲国家(地区)之间的共处与合作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今天，作为亚洲大国，中国不仅积极参与了全球化进程而且在积极推动亚太地区内的区域性 合作。亚洲《博鳌论坛》是由中国政府倡导和举办的具有官方性质的，旨在推动亚洲的区域性政治、经济、技术合作，由亚洲国家(地区)政治家参加的会议。该论坛的成功举办为亚洲国家和地区提供一个讨论亚洲的区域合作和经济一体化的极好的平台。

    2010年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成为未来亚洲区域性合作的第一步。东盟与中国之间的外贸依存度日益加大使得中国与东盟国家达成了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共 识。越来越多的东盟国家认识到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因而希望尽快打人中国市场。2000年下半年以来，由于美国、日本和欧盟经济相继陷人衰退困境，这些国 家不同程度地实施了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而保护主义的加强，给东盟国家经济的打击不小。结果，使得这些东盟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大大放慢。 与此相反，随着中国加人}1T0 ,市场改革的步伐将明显加快。从而，中国市场的内在巨大潜能就会自然而然地释放出来。由于中国实行了积极稳妥的财政货币政策和扩大内需，所以，在世界三大经济体—美国，日本和欧盟经济出现衰退时，只有中国的经济还在继续增长。从三大经济体陷人衰退和经济持续增长的中国大市场中，东盟国家看到了其经济复苏的希望。远亲不如近邻，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一个双赢的战略性举措。

  对于中国而言，“亚盟”的概念意义重大。中国一贯反对霸权主义并积极倡导建立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中国作为亚洲最大的国家，对促进亚洲的区域性合作负有重要 责任，因此有义务在筹建未来的“亚盟”方面有所贡献，以发挥一个亚洲大国应有的作用。未来的“亚盟”如果变为现实，必将为亚洲的和平、稳定与安全、促进中 国与亚洲各国的关系，为建立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做出巨大贡献。

    中国在亚洲的地位与德国在欧洲的地位相似。在统一进程中，德国积极消除了其他欧洲国家对其可能重新崛起成为政治和经济超级大国的恐惧心理，而成为欧洲统一最积极的倡导者，而不是领导者。吸取德国的经验，中国正在尽力消除其它亚洲国家对中国日渐强大的疑虑和复杂心态，以一个大国的胸怀和宽容处理好中印问题、中日问题以及与其它周边国家的利益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中国近几年来所奉行的“韬光养晦”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的做法非常有助于起到这样的作用。

    欧洲统一的经验表明，国家利益和民族利 益才是推动欧洲统一进程的主要推动力。加人欧盟并没有牺牲成员国的国家利益。因为，一旦不能够满足成员国的国家利益，欧盟将会分崩离析。区域性合作就是要 为区域内国家的利益服务;区域性经济技术合作的目的在于要使相关国家增加受益。显然，未来的“亚盟”符合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利益。中国需 要和亚洲国家一道才可能成为国际政治格局中强有力的一极，以有效地抵制美国的霸权主义。有经济学家预测，在20年内中国的GDP将超过美国。这种预测也许有些过于乐观。但是，20年内，中国与东盟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综合实力超过美国是可能的。

    五、实现未来“亚盟”的可能性

    联合国宪章的第八条款是专门为鼓励区域性社会经济合作而设立的。而且联合国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ESCAP)负责协调亚太地区国与国之间的社会经济合作事宜。

    与欧盟相比，亚洲各国、地区之间的社会与经济合作显得比较松散，也缺乏相应的组织形式，在某些国家间存在着世人所知的历史遗留问题和争议。近年来随着东亚 经济的迅速增长，亚洲各国(地区)加强区域社会经济合作以维护本地区经济利益的要求日益迫切，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向前推进。纵观世界形势，冷战体制结束 后，亚洲政治局势的趋于稳定，为亚洲各国、地区间的社会经济合作创造了前提。在经济合作方面，国际贸易保 护主义的不断加强是亚洲各国(地区)加强经济合作的外部因素;亚洲地区经济联系的加强是推动经济合作的坚实基础;亚洲各国(地区)间已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国 际分工合作关系，经济发展的多层次性成为促进经济合作的有利条件;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加强经济合作的保证。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80年代为7%，90年 代大体保持在7. 5%一8%左右。这样的发展速度为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证。

    东盟10国在区域性社会与经济合作方面为亚洲国家(地区)做出了榜样。中国积极地参与了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和区域性经济技术合作。朱铭基总理和东盟10国 领导人于2002年11月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计划到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继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后，全球第 三大自由贸易区，也是由亚洲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未来的“亚盟”需要时间，需要一步一步，分阶段实施。如果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展顺利，由于经济利益和日益增强的外贸依存度， 下一步日本和韩国也极其可能加人进来。目前，关于10十3的机制已经在东盟、中国、日本和韩国之间多次进行了探讨与协商。中国和印度也在探讨进一步加强经 济合作，中国政府已经向印度方面提出了建立自由区的建议。经济利益的驱动终将促使这几个亚洲的主要国家实现更紧密的经济合作。

   亚洲拥有得天独厚的人力和资源优势。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所带来的不仅是生产的国际化和贸易、资本的自由流动，同时还意味着国与国之间对市场和 资源更激烈的竞争。在此背景下，亚洲国家必须努力通过互惠合作来趋利避害，增强亚洲的整体竞争力，亚洲需要有一个亚洲人自己的合作框架，以便加强对话和沟 通，相互协调。亚洲经济要实现快速、可持续性发展，就需要建立合理的合作机制。世界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亚洲应该与时俱进，亚洲国家的合作和繁荣将进一步促 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欧洲经济论文篇6

随着市场经济领域的全球化，现代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区域经济政治组织在国家平台上脱颖而出，欧盟在这方面展示了成功经验，取得了重大成就。我们通过对整个欧洲国家历史进程的反思，既可以看到欧洲走向统一的必然性，也能从欧盟的内部斗争和曲折发展中，看到旧欧洲秩序的影子。“利益至上”、“均势原则”的传统思想发挥的作用，严重障碍着真正统一的“大欧洲”的建立，而同样产生于近代，以合作代替对抗的“欧洲协调”却展现出强劲力量，使我们对欧洲的未来充满希望。

关键词：均势国家利益至上欧盟统一

绪论

“欧罗巴”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舞台上，有着不可替代的成就和特点，它对整个世界的文明进程有着直接的深刻影响，并且有时可以说是主导影响。它在近代以来的社会舞台上展现出来的先进性，无疑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从上个世纪中叶开始，欧洲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为了共同的利益，开始走上统一道路。

九十年代前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加快了这一进程。欧盟成立以后，它在强化市场统一的同时，正谋求政治经济的一体化，以及在国际舞台上的同一声音。这里，我试着从欧洲两千多年分分合合的历史变迁，谈谈今天欧盟统一下的欧洲格局思想。

本论

奥古斯都大帝的铁骑巡弋三洲，拿破仑军团横亘大陆，欧洲就如古罗马的大竞技场，有着暴力传统，人类文明史上最大规模的两次大战，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以它为核心。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在战争、流血、野心和独裁充斥的欧洲，却始终孕育着将区域文明导向统一的内在精神。

一、无边界的古欧洲，各种文明的杂糅哺育了同质的古典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塑就欧洲内在的统一精神。

从历史现象看，所有伟大的帝国文明都是建立在强大武力上的，在东征西讨中，奠定帝国辽阔疆域。既已建立，为巩固其秩序，统治者往往又借征服而来的政权和宗教之力将帝国的经济和文化推向一体化，古代欧洲也是这样。

古罗马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血腥战争，建立了囊括地中海为内湖的“大霸国”（1）。经过“三头同盟”和“后三头同盟”的个人独裁的临时结合体时代。屋大维作为帝国的开创者登上罗马帝国的宝座，延续一个世纪之久的罗马内战结束了。公元1－2世纪，除边疆外，帝国境内广大地区出现了长期所没有的“和平局面”（2）。在罗马力量的强化作用下，“从古代意义来讲，欧洲在公元前后就融成了一个整体”（3）。罗马帝国给它权力所及的地区烙上了深刻的印迹，每个民族都以大体相同方式接受了来自同一渊源的文化，屋大维及继承者，把同样的法律、宗教和行政思想带给了被他们称为“蛮族”的欧洲的各类原始民族。罗马人以强大的武力和文化，把欧洲建立为“无邻邦帝国”。

公元二世纪末起，游牧民族，特别是日耳曼人开始入侵，帝国的统一出现危机，以民族迁徙为形式出现的日耳曼部落集团以“汪达尔主义”为代表对奴隶制罗马帝国进行侵扰，以至征服。在征服基础上，罗马与日耳曼的两种制度、两大民族逐步结合起来。至此，在纷乱的欧洲，基督教只好以另一形式延续和维持欧洲文化的一体，欧洲由古典文明向基督教文明过渡。

法兰克人为代表的日耳曼人在侵吞罗马版图后，打破旧的帝国秩序，推动着欧洲封建化进程。与此同时，作为征服者的日耳曼人，为获得教会支持，使征服合法化，从克洛维到查理，皈依和接受了基督教的精神；教会成为新世界里最大的赢家，它得到世俗统治者捐赠的大量领地，成为最大的封建主；《圣经》也成为欧洲最高法律。但是，教会仍不满足，为建立罗马天主教为领袖的世界帝国，教皇不惜编造言，发动，直接隶属于教皇的“神庙骑士团”、“医院骑士团”、“条顿骑士团”（4）力图再次以武力一统西方世界（5）。

同时，在中世纪欧洲，民族国家观念尚未确立，没有国家概念上的固定疆域，领土是国王的私有财产，恩格斯说过“欢乐的奥地利，你不用去打仗，赶快结婚去吧”。显然，在这一主导思想下的欧洲，疆域模糊而且混乱，便利了欧洲在世俗和精神分别统一于神圣罗马和罗马教皇，因此，从历史渊源来看，欧洲的政治和精神甚至经济生活方式的相似性是不言而喻的。

二、近代欧洲，国家思想诞生后，从均势到霸权，从战争到协调，理性指导下的欧洲国际关系，成为欧洲国家相互联系的纽带。

，培养了封建主的黩武性格，封建主的世俗欲望，在经济和军事的扩张中不断膨胀，伴随着他们的强大，基督教国走向分裂和衰落。文艺复兴也借古欧洲人的思想精萃力量冲击曾经囊括四方的基督国度；于是以建立民族国家为最终目的，摆脱罗马教皇约束的宗教改革在欧洲广泛开展起来。

宗教的民族化（6）的进程推动着近代民族国家形成，英、法、西班牙的国王们以摧毁封建贵族领主势力为代价，相继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虽然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统一还遥遥无期，但15世纪末的欧洲基本成了一个“由不同国家构成的”世界，而不再是一个一统天下的“基督教国度”。

随着民族国家产生，紧接着欧洲面临的是各国家的利益和意志的分歧，亚平宁再次成为新欧洲格局的缔造者，一种理性的近代政治秩序逐渐代替崩溃的基督教国来统治欧洲。

（一）国家理论的探索和实践；打破中世纪以来的联姻式的“国家家庭”，开创理性的国际关系。

15世纪中期，意大利形成了五个权力中心，北部的米兰，南部的那不勒斯，中部的教皇国、佛罗伦萨、威尼斯域邦，构成五级格局，形成微型多级世界；阴谋联盟、武装，退出同盟为手段的交往艺术，欧洲各国家纷纷效仿，到16世纪中叶，几乎所有西欧国家都相互派驻和接纳常驻使节，建立外交档案，众多常驻使节的存在和活动，加强了欧洲各国联系，把近代欧洲结织成一张国际关系网（7）。为维系近代欧洲国际体系，以国家为基础的近代国际法应运而生，如格老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它们在确认国家同时，让各国同样认同国际法地位。

（二）“利益至上“成为国家处理国际关系的永恒原则，外交革命后的国际关系，不再有传统敌人，只有利益。

“我们没有永久有盟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的利益才是永久不变的“，19世纪中期英国著名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巴麦尊如此评价国家间关系。这种违背传统结盟，透视出国家利益，在外交史称为外交革命，这也是欧洲理性思想在外交上的体现。

英法七年战争就是这样，这全欧洲性战争，战争的结盟与传统结盟相比，发生了深刻变化，奥地利要价太高，英国放弃了传统朋友，转而与普鲁士结盟。普鲁士三面环敌，迫使普鲁士愿意与英妥协，达成同盟。由此奥地利为抵制普鲁士，法国的外交目标是在欧洲孤立英国，当然就要寻找反普同盟，很快与奥地利签订和约，结为同盟，在军事同盟军形成了两个核心。七年英法战争，实质上也是欧洲列强外交冲突的结果（8）。

在欧洲近现代史上，英、法、荷、西班牙的霸权斗争，二战前期英法美的绥靖政策，从本质上讲，都是利益斗争。

（三）在务实外交中，近代欧洲多级世界，均势原则被广泛运用。

从十八世纪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到十九世纪的维也纳体系和二十世纪初的两大军事集团的最终形成，无疑都张扬手着均势原则，曾在一定程度上迎得暂时和平安定，但却付出牺牲小国的代价。

以争夺“遗产”为目的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战前，亲法力量上升。按“遗嘱”内容，路易十四的孙子可以继承王位，但不能继承法国王位，即西班牙与法国不能合并，如果法国拒绝这条件，就将王位转让给奥地利，以保持欧洲势力均势。路易十四接受了遗嘱，但又违反不能继承法国王位的规定，表明法国有意合并西班牙，法国的强大，造成了英、奥、荷三国不安，结成同盟，同法国战争（9）。

1814－1815年间，拿破仑帝国崩溃后，为达到欧洲的“长久和平”，俄、英、普、奥操纵下召开维也纳会议，经过激烈争吵，作出限制法国，保证欧洲均势，按大国意志重新划分欧洲版图。在分割殖民地和领地时，体现了欧洲大国的“补偿原则”（10）。芬兰从瑞典划给俄国，将挪威划给瑞典进行“补偿”，丹麦失去扫地威，把德意志两小邦国荷尔斯秦因和不勒苏益格，它以大国意愿，以“补偿原则”，保持欧洲均势，英国为了在东、西欧大国间产生一种均势，甚至选择了德国和意大利分裂，使西欧、中欧形成缓冲地带。

（四）历经世界大战洗礼的欧洲，当每一战大战结束以后，欧洲的政客们试图以合作来代替对抗，此时就会出现“欧洲协调”（11）。路易十四以后的“英、法”为核心的大国协调，拿破仑战争后的神圣同盟体系，都可以说是比较成功的，两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联盟和联合国创始，也是本着这一目的建立的，但在近代欧洲，它不是主流。

三、欧盟使欧洲走向一体化，但在其统一思想的内部却透出欧洲过去历史进程特别是近代欧洲国际格局的特征。

（一）欧盟的主要历史沿革。

二战后，美苏两极格局形成，西欧国家感到要在美、苏两大国间保证自己安全，提升国际地位，加快经济发展步伐，必须密切联系，加强合作。

1951年4月18日，法国、联邦德国、意在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在巴黎签订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1957年，又签订《罗马条约》，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1965年，六国签订《布鲁塞尔条约》，决定将三个共同体机构合并，统称欧洲共同体。1967年生效，欧洲共同体正式成立。

1973年后，英国、丹麦、爱尔兰、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告捷加入欧共体，成员扩大到12个，12国间建立起关税同盟，统一了外贸政策和创立欧洲货币体系，并建立了统一预算和政治合作制度，逐步成为欧洲国家经济、政治利益的代言人。

1991年，欧共体马斯特里首脑会议通过了以建立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和欧洲政治联盟为目标的《欧洲联盟条约》，1993年生效，欧洲联盟成立。其宗旨指出“通过建立无内部边界的空间，加强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建立最终实行统一货币的经济货币联盟，促进成员国经济和社会均衡发展”，“通过实行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在国际舞台上弘扬联盟个性”。

此后，欧盟成员国同北向东不断扩大，1993年奥地利，瑞典、芬兰加入。1999年成功启动欧元这一欧洲统一货币。2002年，欧盟委员会公布了欧盟东扩的10国名单，到2004年，欧盟将成为一个拥有25个成员国，4.52亿人口的区域性多国联盟。

（二）欧盟的统一思想，既是欧洲历史传统相近性的现代化产物，更是经济、政治、利益趋同，市场一体化，世界全球化潮流的试点。

第三次科技革命，随着电信、新闻、交通工具的迅速发展和推广，特别是因特网和计算机的平民化带来的信息革命，地球开始变小，文化通过各种媒介传到世界各地，交通工具的发达，人们已不满足狭小的国土空间，于是由于地缘原因和历史所沉淀下来的“大欧洲”思想，欧洲的居民有着近似的民族意识，生活思维方式和相同的本原文化，于是，在全球化的潮流中，它率先举起统一大旗。

更重要的是，当今世界，市场经济早已突破一国国界，要求在更广的范围内配置生产要素，以获得最大发展。于是全球范围内的区域经济模式迅速兴起，欧盟的兴起最初就基于这一思想。

另外，两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列强，已丧失了十九世纪时的“光荣”，不管是世界霸主，还是资本主义世界霸主，都让位他人。但传统的心理，使一些欧洲大国积极筹促。希望重塑昔日国家的辉煌，至少保留昔日“大欧洲”的辉煌。近代以来的理性思维外交告诉他们，要与美国抗衡，就必须统一欧洲，建立一个比美国还要大的统一市场，必须统一政治外交思想，建立一个经济、政治、外交、内务甚至军事等方面全面联合的欧洲。

所以，欧盟的统一，除了地缘因素，历史文化传统因素外，现代人类物质文明发展，特别是交通和信息革命以及市场经济的国际化的共同产物。

（三）欧盟的统一思想内部，延用着欧洲历史进程特别是近代以来的欧洲国际格局思想，并影响着欧盟的未来。

第一，欧盟的统一思想，仍保留着民族国家和处理国家关系的传统方式。

欧盟的主导的一体化，是建立在民族国家基础之上的。现在对欧盟的统一思想有两种设想，一种是以英国为代表，将欧盟发展成为一种松散的“国家联盟”，仍归各成员国。一种以法、荷为代表，把欧洲发展成一个“联邦制欧洲国家”，弱化国家。但不管哪种都仍保留着欧洲近代初期产生的国家思想。并且从欧盟的历史沿革可以看出，欧盟仍以条约形式，即“欧洲国际法”方式维系各成员国，并以会议形式解决着欧盟内部和外部事物。

第二，欧盟成员国仍崇尚“利益至上”原则。可以说欧盟的统一思想内部，演绎的是利益的统一和对立。

在经济市场的统一上，欧盟取得的成就可以说是惊人的。10年来，统一的大市场使欧盟国民收入增加了8770亿欧元，创造了250万个就业机会，年经济增长率增加1.8个百分点（12）。随着欧洲一体化深入以及东扩的即将实现，它的GDP将占世界总产值的1/3，经济总量会超过美国（13）。但是，大欧盟的各成员国之间的矛盾也不断激化，其根本原因就是利益之争。

英国与大陆国家从来就是若即若离，欧盟（欧共体）成立之初，英国出于观望当中，直到后来，实属大势所趋，看到其中利益的确不小时，才加入欧共体，但为了自身利益，到现在，英国仍未加入欧元区。

在去年欧盟赫尔辛基首脑会议上，英国首相布莱尔与法国总理若斯藩，为法国对英国牛肉的禁令闹得沸沸扬扬，一个“直接警告”，一个“视若没见”，让人似乎又看到昔日的英法世仇，其实这正是利益至上的真实写照。

经济尚如此，政治、外交更是如此。

第三，在政治、外交上，“均势”原则仍然沿用于欧盟内外事务。

在利益为本的核心思想指导下，长久以来欧洲列国奉行的“均势原则”并没有因为欧洲走向统一而寿终正寝。相反于里于外都得到了运用，并且它让欧盟的未来变得模糊起来。从欧盟内部看，英、法、德三国关系主宰着近代以来的欧洲。在欧洲的统一进程中，法国和德国是欧洲联合的核心原动力。但在两德统一问题上，英、法政府都对统一后的德国怀有戒心，曾一度打算阻碍德国统一。无独有偶，在今年的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中，英国又走到了法、德对立面，与美国为伍，使欧盟在国际舞台上“一个声音”的形象落空。同时，在处理整个欧盟与其他大国问题上，这种传统的“均势”思想仍得到运用。比如，欧盟不希望俄罗斯强大，但也不希望俄罗斯衰败（14），在欧盟看来，俄罗斯经济崩溃，社会动荡，首先殃及的是欧洲各国，也不利于欧盟与美国抗衡地位的确立。

第四，在近代外交上出现过的“欧洲协调”，欧盟正担负着把它推向全世界的任务。

今年的对伊战争，欧盟虽然有提出为维持欧洲内部和外部安全，建立一支欧洲的军队的设想，但在外交活动中，欧盟充分地展示着的是以合作代替对抗“欧洲协调”。这可以说是较二战结束以前的最大进步，也是近几十年来欧洲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持续和平发展的重要原因。欧盟本身可以说就是消除欧洲内部对抗变为积极合作的产物。从产生至今，虽矛盾重重，有时甚至举步维艰，但谈判代替对抗，对话代替对立，总是在向前发展。毕竟，欧盟各国在文化、传统、法律方面还是存在差异，欧盟要建立单一市场，就必须以协调观念消除传统对抗思想，这一点，在欧盟东扩中表现得很明显。

欧盟的哥本哈根标准使中东欧入盟国家产生报怨，认为条件过于苛刻，同时，欧盟成员国内也因自身利益出现了反对东扩的声音。但是我们看到，从前期接触，到1993年欧盟向中东欧国家扩大的合法化，从2000年开始的入盟谈判到2002年欧盟轮值主席丹麦首相拉斯穆森宣布波兰等十国于2004年5月1日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无疑“协调”取得了巨大成功。

除此这外，欧盟在外交上进行了长达20多年的政治合作，1993年以来，欧洲理事会在外交上有70次共同立场，涉及了巴尔干半岛到东帝汶，从核不扩散到打击恐怖主义，同期，还有50次采取了共同行动，包括在非洲和其他地区排雷和因巴尔干和中东发生危机地区派遣特使等（15）。这除了表明欧盟的“一个声音”口号，也表明它的协调机制正在完善和发挥作用。

在国际舞台上，欧盟将和平、合作推广全世界，除加强与美国经济合作关系，也积极致力于巴尔干和中东的和平与稳定，并且与地中海12国签署了《巴塞罗那宣言》，其旨是要建立一个和平发展共同繁荣的地区，并促进民众间的相互了解。除双边关系外，欧盟与国际组织和地区性国际组织发展广泛的多边关系，使身处世界特殊地区的国家也能有效参与全球事务。

结论

可以看出，现代欧洲的统一思想仍延续着近代的欧洲传统，坚持着理性的国际关系及原则。欧盟的统一欧洲过程中，来自国家利益，均势原则思想仍普遍存在，障碍着欧洲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博尔克斯泰因甚至断言，即使仅仅在经济运作上，欧盟也许永远无法建成象美国那样真正的单一市场。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欧盟的统一思想中，“欧洲协调”正发挥着前所未有的作用，为世界的全球化提供着宝贵的实践经验。

参考文献：

（1）高等教育出版社《世界上中古史》上册，230页；

（2）高等教育出版社《世界上中古史》上册，254页；

（3）计秋枫的《略论近代欧洲国际体系的建立与演变》；

（4）高等教育出版社《世界上中古史》下册，54页；

（5）转引李方正《国际关系史》讲义；

（6）计秋枫《略论近代欧洲国际体系建立与演变》；

（7）计秋枫《略论代欧洲国际体系建立与演变》

（8）李方正《国际关系史》讲义；

（9）李方正《国际关系史》讲义；

（10）李方正《国际关系史》讲义；

（11）计秋枫《略论近代欧洲国际体系建立与演变》；

（12）田帆《欧盟单一市场之路》；

（13）胡荣花《欧盟东扩与欧美贸易关系》；

（14）文汇报《俄罗斯拉紧欧盟的手》，2000年11月2日；

欧洲经济论文篇7

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将给欧盟乃至世界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带来深刻地变化。它不仅影响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而且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的市场体系，并改变欧盟的经济与政治格局。同时，欧元的启动也是国际金融领域自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以来最重要的历史事件。

但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和欧元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也面临诸多挑战，欧洲经济货币联盟能否重蹈历史上失败的货币联盟的覆辙，人们正拭目以待。

一、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建设的三大阶段

从1958年《罗马条约》确定建立欧洲共同市场到2002年1月1日欧元正式进入流通领域，欧元从理想成为现实。

1、欧盟经济一体化建设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血与火的洗礼，西欧各国认识到使用武力谋求国家利益和统一欧洲是行不通的，受到战争重创的欧洲国家也不可能依靠本国的力量恢复经济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大作用，欧洲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复兴和繁荣。

1951年4月，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六国成立了煤钢共同体；1957年3月在罗马签署成立欧洲共同体和欧洲原子弹共同体条约，简称《罗马条约》，确定建立欧洲共同市场的目标，促进欧洲繁荣和欧洲人民的团结，1967年三个共同体合并，统称为欧洲共同体。1963年形成共同农业政策，1968年7月实现关税同盟，取消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限制和关税，统一对外关税税率。1986年2月，签署《单一欧洲文件》，对《罗马条约》进行修改，明确提出最迟在1993年初建立统一大市场，实现商品、服务、资本、人员四大自由流动。随着统一市场的建成，完善欧洲内部市场的最后一个重大障碍就是各国不同货币的存在，一体化的发展不得不进入货币领域。1989年4月《德罗尔报告》提出分三阶段建立欧洲经济货币联盟。1992年2月《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生效，提出建立欧洲联盟的三大内容，并称欧洲联盟的三大支柱，即建立经济货币联盟、实行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建立司法和内务合作机制。

2、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建设

《马约》规定经济货币联盟分三阶段完成，1990年7月1日，进入经济货币联盟第一阶段，目标是取消成员国外汇管制，促进资本流通，缩小汇率浮动幅度，加强经济和货币政策的协调。

1994年1月1日 ，经济货币联盟进入第二阶段，其主要任务是确定各国对欧洲货币单位的汇率，成立欧洲中央银行的前身欧洲金融管理局；建立经济政策协调和监督机制，促进成员国实现经济趋同。《马约》为加入经济货币联盟的国家规定了5项趋同标准：通货膨胀率不能超过最低三个国家平均率的1.5个百分点；长期利率不能超过通货膨胀率最低的三个国家的平均利率的2个百分点；汇率必须在前两年的时间里保持在汇率机制允许的范围内；政府预算赤字不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公共债务不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60%。

1995年12月，欧洲单一货币取名为欧元（euro），并定于1999年1月1日正式启动。1997年，确定了欧洲中央银行以及欧洲中央银行系统的框架。1998年5月，奥地利、比利时、芬兰、法国、德国、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11国加入欧元区。

1999年1月1日，欧洲经济货币联盟进入第三阶段，确定欧元区成员国本国货币兑欧元的永久汇率，欧元成为欧元区的法定统一货币，成员国之间中央银行货币交换按照固定汇率进行，成员国以欧元为单位发行国债。2000年6月，希腊加入欧元区，成为第12个成员国。2002年1月1日 ，欧元现金正式进入流通， 2002年2月28日，成员国货币全面退出流通领域。

二、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和欧元面临四大挑战

自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和欧元诞生以后，对它的前途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发现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存在一系列的弱点和缺陷。

1、财政政策的挑战

《马约》对各国的债务和财政赤字的数量规定了严格的标准，但由于财政政策由成员国各自掌控，协调困难，这会产生两大问题。一是成员国难以应对非对称性冲击。所谓非对称性冲击是指某一特定国家或部门受到经济冲击（诸如战争、自然灾害、贸易条件恶化、金融危机、石油危机等）时，由于这种冲击带来的不利经济影响与其他国家或部门不同步，即不对称，需要特殊的经济政策进行调节。如果受到非对称冲击的国家与其他国家未组成货币联盟，那么可以使用货币政策如汇率和利率政策、财政政策等加以调节。在组成货币联盟的情况下，由于失去货币政策手段，财政政策措施又受到限制，这一特定国家或部门便会出现严重经济问题。二是成员国政府出现顺周期财政政策行为和倾向。按照凯恩斯的经济理论，财政政策应是反周期的，经济繁荣时，实施紧缩财政政策，防止经济过热；经济萧条时，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从而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但在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内，经济繁荣时，对公共支出和减税没有任何限制措施，而在经济衰退时，《马约》又强迫各国政府减少财政支出和增加税收，以满足财政赤字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3%的要求。这和凯恩斯的反周期财政政策是背道而驰的。

2、货币政策的挑战

在货币政策方面，存在四大问题。一是最后贷款人的问题。在一个国家内，中央银行承担最后贷款人的角色，有责任最后保证国家支付体系的流动性，国家的资源总存量是货币的实物基础和最后担保。名义上，欧元区的最后贷款人是欧洲中央银行，但《马约》并没有赋予欧洲中央银行行使最后贷款人的权利，即使欧洲中央银行被欧元区国家授权来承担这个责任，也由于自有资本（各成员国按比例纳缴500亿欧元）及其储备太少而不可能担此重任。实际上，欧元区没有真正的最后贷款人，一旦出现流动性危机，最后贷款人的缺位就会弱化欧元。二是金融监管问题。欧元区缺乏统一的中央当局对金融体系实施监管，《马约》规定了欧洲中央银行有一定的监管职能，但最主要的监管权力由各国的中央银行承担。这意味着一旦发生欧元区范围内的金融危机，解决问题将是很困难的，欧元区的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难以得到根本保证。三是货币政策权分割。按照《马约》的规定，欧洲中央银行独立执行货币政策，但汇率机制由欧盟财政部长理事会决定。四是欧洲中央银行和欧元区的货币政策决策缺乏透明度。

3、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挑战

最优货币区理论是罗伯特·蒙代尔1961年提出的，由于对此理论的贡献，他于1999年获诺贝尔经济奖。按照最优货币区的理论，最优货币区应有以下几个标准，（1）劳动力和资本的流动性：跨国劳动力和资本的高度流动性会可减少使用汇率作为恢复竞争力和消除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调整工具。如果劳动力能从高失业地区流向低失业地区，那么工资和其他成本就会趋同，资本的自由流动可减少通过汇率调整相对成本和价格的必要性。如果劳动力和资本不流动，相对价格的变化将是调整国际收支平衡的唯一手段，那么，浮动汇率比固定汇率和货币联盟更有效。（2）经济开放度和经济规模：一国的经济开放度越高而且规模越小，那末固定汇率就越有效，这个国家就越倾向于加入货币联盟。（3）价格和工资的灵活性：如果价格和工资灵活，那么相对价格的调节可通过市场顺利实现，减少汇率调整的必要。（4）产业结构相似：拥有相同生产结构的国家，并且多样性程度高，外部冲击会具有对称的影响。（5）如果成员国实现了财政一体化，那末财政转移支付能够替代利率和汇率等货币政策抵消非对称冲击的影响。

欧洲的劳动力市场僵化，劳动力流动受到语言、文化、社会保障体系差异等诸多因素的限制。欧盟的财政收入只占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的1.3%左右，2001年的收入仅为900亿欧元，而且400亿欧元用于共同农业政策，360多亿欧元用于结构基金，财政转移支付能力十分有限。显然，欧元区并不符合作为最优货币区的条件，大量实证分析也显示目前的欧元区不是一个最优货币区，至少和美国相比的确如此。单一货币带来的低成本和贸易创造的收益在很大程度上被放弃本国货币产生的经济调整成本所抵消，甚至得不偿失。

4、政治合法的挑战

传统上，欧洲人把自己的国家作为最基本的政治实体，认同自己的国家和代表各自国家的国旗、国歌、货币等国家象征。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各国形成了自己的历史、语言、文化和政治传统，国家的边界往往就是语言边界，同一国家不同语言区的矛盾十分尖锐，比利时就是典型代表。单一货币的超国家和泛欧洲特征在欧洲人中始终存在疑虑。实际上，经济货币联盟和围绕执行该联盟所设置的各项制度如欧洲中央银行、欧元、稳定与增长公约等始终没能纳入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欧洲一体化的政治框架内。

政治的合法性招致人们对经济货币联盟和欧元的批评。高失业率、经济增长缓慢成为民粹主义者攻击欧元的借口；指责“外国”决策者干预和操纵国内事务是随时可用和永远有效的政治武器；近两年，面对石油价格上涨和世界经济衰退，一些国家提出要给予更多的财政转移支付，要求修改《马约》中有关债务、赤字、物价目标的条款。

三、货币联盟的历史教训

1、政治统一和货币联盟

在过去的200年中，世界上出现了很多货币联盟。从政治性质上看，可分为政治统一下的货币联盟和国家间的货币联盟。从货币管理体制上看，可分为集中型货币联盟和分散型货币联盟，前者是指货币联盟形成统一的货币当局，即是中央银行；后者指几个货币当局并存，但相互协调。把政治性质和货币管理性质结合起来，货币联盟可分为三大类：

（1）政治独立的集中型货币联盟。政治上独立的国家通常是集中型货币联盟，如历史上德国、意大利、瑞士，先完成政治统一，再实现货币联盟，后实行统一货币。再比如美国，全国被划分为12个联邦储备地区，每个地区都可发行美元纸币，但这些纸币按1：1永远可兑换。历史上，货币联盟往往是政治一体化的结果。一旦政治上实现联合，产生一个独立的国家，货币联盟就会随之产生。政治一体化瓦解，货币联盟随之解体，前苏联、捷克斯洛法克、南联盟都是如此。

（2）国家分散型货币联盟。1865-1926年，由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瑞士组成的拉丁货币联盟，以及1872-1931年由丹麦、瑞典和挪威三国组成的斯堪的纳维亚货币联盟，是世界上两个最著名的独立国家分散型货币联盟，由于没有独立的中央银行，各国保留自己的铸币权力，政策协调困难，最后以失败告终。

（3）国家集中型货币联盟。国家可以加入集中型货币联盟，欧元启动前的法国法朗区，比利时和卢森堡货币联盟，以及实行美元化的地区都可以看作国家集中型货币联盟，目前的欧洲经济货币联盟也是此类。由于没有实现政治一体化，联盟内某个国家发生战争、自然灾害、经济危机等外部或内部冲击时，难以采取诸如财政、货币、汇率等政策应对，往往使联盟解体，最近，阿根廷就被迫放弃了比索和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在这类联盟中，只有比利时和卢森堡经济货币联盟运作的较为顺畅。

2、货币联盟和财政一体化

从财政管理体制看，各国的财政体制也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集中型财政；另一类是联邦型财政，即分散型财政。但这两种类型并没有严格的界限。传统上，欧洲议会制国家的货币和财政体制都是集中型的。然而，货币一体化也存在于财政分散型国家中，美国、加拿大、瑞士等国家，其货币政策由中央银行集中决定，财政政策分散在各联邦主体内。

分散型财政体系和集中型货币体系是可以相容的，只有货币政策和货币供给决策是决策者独立决定，不同的财政司法权不会直接影响货币的供给。实际上，把货币转让给中央当局比把财政转让要容易的多，历史上把不同宗教、文化、民族的地区统一起来的一个办法就是让各地区掌握财政大权，实行财政联邦制。

3、货币联盟的几个结论

从分析历史上的货币联盟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这些结论有助于解释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前景。

（1）成功的货币联盟通常依赖于政治的统一。政治上的联合可以由一个国家主导建立或者若干国家基于共同利益而建立。政治联合的意愿是货币一体化最主要的动力。

（2）集中型货币联盟相对于分散型货币联盟会更持久。

（3）财政的集中程度不是决定货币联盟能否持久的决定因素。只要货币政策集中控制，货币联盟就不必然需要财政一体化。但财政一体化能促进经济稳定，维持政治团结，从而提高货币联盟的持久性。

（4）不管汇率制度如何安排，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总会经历宏观经济的各种冲击、经济周期，甚至经济危机。没有简单的、能自动防止各种问题的货币体系保证各国免于各种经济冲击。

四、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前景

目前的欧洲经济货币联盟是国家货币集中型、财政分散型的货币联盟，从分析历史上的货币联盟得出的结论看，欧盟的政治能否实现一体化是未来欧盟经济货币联盟和欧元成功的关键，没有政治上的统一，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很难战胜其面临的挑战。

从财政政策面临的挑战看，在欧元区，没有人知道财政政策应如何制定和如何协调，财政体系的建设和政策制定是一个试错和不断学习的过程。现在的财政分散决策可以使各国能用更加适当的方式应对货币集中管理所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创造性的实验财政政策的协调方法。货币政策的弱点和财政政策一样可通过不断学习的过程来纠正，由于传统的中央银行的经验可以指导欧洲中央银行的工作，对货币政策的挑战相对于财政政策的挑战更易对付。

最优货币区理论有利于指导欧元区如何更好地建设经济货币联盟，但这一理论的预测能力是很弱的。最优货币区理论的缺点在于缺乏对政治和历史的认知，忽视了货币联盟对政治和独立国家的路径依赖。理论上，最优货币区可以不考虑国界而划定，然而，国界一旦划定却是长期不变的。从短期看，货币联盟的创建和解体都不是最优货币区理论的结果，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和欧元的诞生完全是欧洲一体化的结果，是政治意愿。因此，最优货币区理论不适用于预测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未来，相反，最优货币区理论可以帮助欧洲通过不断的改革成为一个最优货币区。

欧洲经济论文篇8

【欧债危机走向与欧盟的政治决心】

欧债危机所折射的欧洲经济问题，除了欧元区本身的问题外，当然涉及欧洲经济一体化设计过程中的缺陷。欧元区目前主要面临三方面的困难：希腊债务违约、银行业困境以及欧元的前景。众所周知，希腊债务违约问题是欧元区面临的最迫切、最棘手的困难，一旦成真，将成为推倒欧元区架构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欧债危机的根本矛盾在于，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义与要废除国家主义的国际主义，建立真正的欧洲军事、政治和经济联盟的欧洲共同体，欧债危机是这个矛盾的经济表现。因此，目前欧债危机的实际处境在于，到底如何看待因联合体而导致的暂时的经济危机？

首先必须承认，希腊债务违约、银行业困境以及欧元的前景是三个互有关联的问题。前两者已使欧盟成员国心力交瘁，但前两者是否必然导致后者，则是另一个问题。这里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评估欧盟的政治决心？

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回顾欧盟前身――欧共体创立的历史和初衷。从现在的眼光看，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创建，似乎是出于经济原因，其实正好相反。熟悉欧洲情况的人都知道，欧共体的前身是法德煤钢联盟，而这一联盟的成立，其初衷并非经济利益，而恰恰是政治考虑。二战结束后，原联邦德国虽然从属于西方阵营，却始终无法让近邻法国放心。历史上法德两国多次发生战争，因此二战后法国面临的重大挑战，就是如何预防德国的东山再起，尤其是其军国主义倾向东山再起。

当时法国外长舒曼和前国联创始人让•莫内认为，解决人类矛盾的方法有很多，其中有些是冲突、战争或遏制，而有些则是潜在的敌对双方联合起来做一些事情。在当时的大背景下，法国人选择了后者，亦即为了肢解一个可能军国主义再起的德国，法国愿意与德国联合起来做一些事情。法国人当时想到了法西斯曾用来发展军工产业的煤钢产业，因此决定将法国的煤钢产业与原联邦德国的同类产业整合在一起。

必须承认，法国人的这一决定在当时有极大风险。且不说这一尝试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而且即便就当时的历史条件而言，一般人也很难拿出这样的勇气。这不得不归功于法国人的创意和德国人的理性精神。

后来欧共体经过几次扩大，最终形成了冷战结束前具有十几个成员国的规模，也由此成为人类跨越文化和国界，将经济整合的利益置于各自战略之上的范例。但即便在冷战时代，欧共体的设计和扩大就已蕴藏着一些潜在的问题和危机。如果说，欧共体最初的六大成员国，其经济水平还相差不大，那么当欧共体扩大为十五个成员国，尤其是其中还包括像希腊这样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时，欧共体内部经济平衡的问题就实实在在地提到欧洲人的面前了。

但当时的欧洲人不为所动，原因有二：一是当时的欧洲，尤其是西欧经济处于繁荣期，虽有些小风波，但无伤大雅；二是西欧国家走向统一的决心依然颇为坚决，尽管当时的政治决心更多地来自与前东欧集团对抗的需求。

【欧盟的政治智慧与经济制度设计】

冷战结束后，欧洲国家寻求一体化的决心更为强烈，且并不因前东欧集团的而有所消减。原因是欧洲国家（其中主要是欧共体主要成员国）在之前长达40年的过程中，已经尝到了通过联合消弭矛盾、通过经济统合走向政治统合的甜头。

这种甜头对欧洲国家来说，意味着欧洲历史上长达千年的烽火连绵就此终结，欧洲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一块可以想象并享受长久和平、自由的土地。对人类文明而言，欧洲模式无疑是人类成功探索出的一个新的解决矛盾的模式，即以合作消弭矛盾，以联合避免冲突。须知人类为生存空间、生存环境和生存资源的争斗是永恒的，但争斗的方式却是可以与时俱进的；如果说古典时代的人们只能通过武力冲突，现代社会的人们则完全有智慧和能力发展出一种全新的模式。

这是欧盟和欧元的真正含义。从这一人类智慧、文明和政治融合的基本点出发，冷战结束后，欧洲国家加强了对欧洲货币联盟和欧洲经济联盟的设计与发展，其标志就是近20年前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从今天的眼光看，《马约》的设计确实有点过于理想化，其主要缺点就是在相当程度上忽略了欧盟内部成员国经济水平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但体现在希腊等传统西欧国家与法德等发达国家之间，也体现在西欧老成员国与东欧新成员国之间。

这些差异不幸在此次欧债危机集中体现和爆发。如果仔细观察欧债危机发生以来欧洲内部的纷争就可发现，欧盟一些发达成员国的人民经历了颇为复杂的心路历程。如上所述，德国经济发展与希腊等国的水平可谓天壤之别。冷战结束后，统一后的德国在经济上遇到了几次重创：一是原德国东部地区带来的拖累，二是上世纪90年代世界规模的经济危机，三是1999年以后实行的欧元体制。而欧元体制在相当程度上使德国经济被迫适应欧盟内部那些落后的经济体。因此，此次欧债危机爆发后，德国内部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但德国人最后还是作出了理性的抉择。

德国人的这一抉择，一如它在上世纪90年代末实施欧元时所作出的抉择，都折射了理性的光辉。而这一理性的光辉在欧洲统一的进程中显得非常重要，它甚至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不可或缺的因素。

这一理性的力量其实来自欧洲人过去千年历史的烽火联盟，以及欧洲人在此之后的智慧提升。此次欧债危机是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一次重大考验，但从欧洲内部最近的情况看，它无疑在经济的巨大差异及其导致的危机与60年形成的政治智慧之间徘徊、挣扎，但似乎欧洲人，其中首先是经济水平发达的欧盟成员国，已基本克服了狭隘的观念，愿意为欧洲一体化的理想和长远目标而长期磨合。

【应当准确解读和研判欧盟】

必须承认，欧债危机初起时，尤其是当欧盟内部纷争激烈，暂时找不到出路时，无论欧盟内部还是欧洲以外的人们，都曾一度对欧盟经济和货币制度的设计产生怀疑，并进而导致对欧元和欧盟的前景产生动摇。从纯货币和经济制度的设计角度看，这一怀疑确实不无道理，但若结合欧盟及其前身欧共体的成长历史，尤其是其背后的政治理念和决心，那么人们对欧元和欧盟前景的研判就要十分谨慎了。

从另一个角度说，虽然欧债危机是欧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首次重大挑战，但仅凭这一点就预言欧盟必将穷途末路，显然有失公允，也显得过于浮躁。这就像前进中的中国虽然遇到内外环境的挑战，而且有些挑战还相当严峻，但若就此得出中国将走向崩溃的结论，相信每一个理性的中国人都不会认同。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会如此轻易地认为，欧元和欧盟会从此走向崩溃呢？

其实，有些人之所以会得出这样浮躁的结论，除了对欧洲内部问题研究不够深入外，还主要与中国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普遍浮躁有关。2011年年初，笔者曾发表文章《转型期中国须扎扎实实研究欧洲》，认为今天中国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遇到的很多矛盾和挑战，欧洲150年至200年前就已经历过了，因此今天的中国需要的是多一点沉稳，少一点浮躁；多一点冷静，少一点狂热。在对待欧债危机、欧元和欧盟前景的问题上同样如此。

欧洲经济论文篇9

关键词：欧洲观念　欧洲联合　戴高乐主义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8)03-0009-14

回顾欧洲历史，我们不难看到，“大欧罗巴”不仅是欧洲人梦寐统一的理想，更是法国人希望在欧洲实现其大国霸权的梦想。早在中世纪时，欧洲就孕育和形成了带有政治意识的“欧洲”整体观念。战后启动的欧洲一体化进程正是法国人浪漫与雄心相结合的又一次具体实践。

一、法国早期的联合思想

欧洲联合和“欧洲观念”的形成是相辅相成的。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欧洲或称“欧洲观念”出现于中世纪以后。在欧洲的文献中，“欧罗巴”一词的广义使用是在13世纪以后。“欧洲观念”最早形成于人们对欧洲大陆的认同意识，即对“欧罗巴”人的认同。“欧洲”概念来源于神话，神话中的“欧罗巴”少女，便成为生活在这片大陆上的人们对于传统根源的共同认识。欧洲历史文化传统可以见证“欧洲观念”的形成。欧洲人最早试图将整个欧洲，至少是欧洲的主要部分联合为一个整体这一思想形成于14世纪。这一时期欧洲一方面面临文化上的融合，另一方面是国家间战争不断导致政治上的分裂。欧洲的思想家们开始思索实现欧洲和平的方式。法国在此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306年，法国律师和外交家、法国国王腓力四世的法律顾问皮埃尔・杜布瓦(PierreDubois，约1250-约1320)建议，为了避免基督教国家间的战争，欧洲各君主和城邦应组成一种邦联式的“基督教共和国”，建立一个君主的常设大会。一旦国家间出现纠纷，应由一个由九名法官组成的法庭进行仲裁，并以教皇作为最终的上诉法院。但他的主张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15世纪法国国王亨利四世提出欧洲统一的设想。他主张建立一个拥有武装力量的总理事会，由欧洲15个国家君主委派的代表组成，对国家间关系进行仲裁。但亨利四世把欧洲重新组织成由法国领导的15个力量均等的国家的“宏伟计划”并没有得到邻国的响应，因为在这一理想主义色彩的主张中，法国更多追求本国在欧洲的霸权。

公元5世纪到15世纪的中古欧洲同时具有两大特征：帝国的分裂和信仰的逐步统一。伴随着民族国家意识的增强，欧洲经历了各类宗教和世俗的战争，现代意义上民族国家的观念虽源于西方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但最早提出理论的是当时法国最伟大的自然法学家、早期资产阶级思想家让・布丹(Jean Bodin，1530，1596)，他于1576年发表的《国家论》(六卷)中首次提出“”(souverainet6)这一法学概念。他根据当时法国君主一一国家三位一体的社会现状，认为即是君主对内“不受法律限制、对公民和臣民的最高权力”。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是永恒的、不能转让的，且不受国家的法律约束，而只受神法、自然法及万国法的约束。他的学说具有较强的国家主义倾向，他的理念至今对法国的外交仍具有重要影响。让・不丹最大的贡献是第一次确立“国家”与“”两者之间的联系，把视为国家最为本质的东西。十七世纪，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大臣，“现代国家制度之父”黎塞留(Jean Armand du Plessis de Richelieu，1585－1642)提出了著名的“国家利益至上”观念，它取代了中世纪的道德观，成为法国国家政策的指导原则。黎塞留曾说过“就国事而言，有权力者才有权利，弱者只能勉强顺应强者之意见。”在摒弃了中世纪宗教和道德原则的束缚后，黎塞留使法国发展成为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因此这一起初并不被普遍接受的国际政治原则逐渐深入其他国家之中，成为法国的对手争相模仿的强国之策。最终，在欧洲“国家至上观”取代了“中世纪世界道德观”，“权力均衡观”取代了“大一统观”。

二、欧洲一体化理论的精神之父――圣・皮埃尔和卢梭

16世纪开始，欧洲缓慢地经历着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与此相伴的是教会力量的削弱和政治世俗化的进程。分析欧洲人对一体化的夙愿，政治和安全一直是他们的主要动因。中世纪之前，基督教永久和平精神是欧洲的核心价值，进入17、18世纪，欧洲在联合与一体化方面出现了许多主张、思潮、流派和运动。欧洲开始探讨欧洲联合、联盟和联邦一类问题。

欧洲一体化理论的精神鼻祖可以说是法国思想家――圣・皮埃尔(Charles Irenee Castel de－Saint-Pierre，1658－1743)。在1713年，圣－皮埃尔在其《争取欧洲永久和平方案》L5J最早提出了建立欧洲联邦的思想，由此开启了回归古典欧洲大一统的政治思潮。圣・皮埃尔是法兰西学院院士、修道院院长。他生活在欧洲民族国家形成之际，他的欧洲观念和欧洲联合思想酝酿产生于欧洲的战争与分裂过程中。在他的著作发表之前不久，欧洲发生了四次大的国际战争，即三十年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北方战争和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这些战争给欧洲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创伤和深重的苦难。圣・皮埃尔的欧洲联合和避免战争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他于1713年写成的《给欧洲以永恒和平的回忆录》一书中。该书共三卷，前两卷的题目是《给欧洲以永恒和平的方案》，第三卷的题目是《在基督教国家君主间建立永恒和平的方案》。其主要观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建立一个欧洲邦联政府是实现永恒和平的必由之路；(2)建立“欧洲邦联”的具体方案，即提出了建立“欧洲邦联”的5条通则；(3)欧洲邦联各成员国须保持实力的均衡和依靠日耳曼集团的作用。

圣・皮埃尔的欧洲联合思想对法国思想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有着很大影响，卢梭在继承了圣，皮埃尔的欧洲联合思想的基础上，对其作了批判和补充。他对圣・皮埃尔的著作作了详细的节录和研读，并写出了《永恒和平方案的评判》一文。雅克・卢梭的这本代表作后来又深刻的影响了德国哲学家、思想家康德，并至今指导着欧洲人走一体化道路的方向和行动。

在16世纪，法国政治家苏利(Maximilien de Bdthune Sully，1560-1641)曾主张，按照古希腊的城邦国家模式建立一个安菲托里克联盟(Amphyetionie Union)，将通过欧洲国家间的合作，实现欧洲的和平。17世纪的圣，皮埃尔认为，欧洲社会的自然状态，将使欧洲统治者最终认识到，不是战争而是联合，才是保证它们利益的最佳选择。18世纪的康德和卢梭则从社会契约论出发，主张国家起源如同于个人契约一样，欧洲各民族国家也可以通过订立一个社会契约，建立一个欧洲国家联邦体。如果欧洲国家联邦建立了，欧洲的和平就有了保障。17、18世纪后，随着资本主义革命的兴起和启蒙思想的广泛传播，国家理论逐步从针对神权

转向针对封建王权，这一阶段对理论做出重要贡献的主要是除英国的洛克外就是法国伟大的思想家卢梭。卢梭的思想在实践中影响了法国大革命，在理论上对康德的伦理观乃至哲学体系都有重大影响。

三、近现代法国对一体化的贡献

欧洲启蒙运动倡导的世俗文化和法国大革命精神是法国对西方文明所作的巨大贡献。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有其历史必然性。从法国内部因素来看，法国大革命之前，欧洲国与国之间的事务由各国君主自行商量决定。针对这种状况，法国启蒙思想家认为，君主之间的关系并不能代表民族之间的关系。法国大革命之后，“普遍和平和正义原则”被宣布为法国对外政策的根本原则。至此，“民族国家”这个概念已经成为了欧洲一个非常重要的实体。至此，西欧资产阶级是以国家的名义分享或获得全部权利的。这改变了18世纪末以前将国家与国王、国王与领土混为一谈的概念。民族主义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得到最大的促进。

从外部因素来看，法国大革命所推崇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以及革命中进发出的民族主义思潮显然与当时的欧洲君主共同体观念支配下的列强的互不毁灭、互不干涉观念格格不入。于是，武装干涉法国大革命成果的行动接踵而至。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拿破仑战争，是法国人力图以武力实现欧洲统一的尝试。拿破仑战争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用武力统一欧洲但以失败告终的典型案例。从其思想观念来看，青年拿破仑受到法国大革命的洗礼，接受了启蒙思想家卢梭的“人民”“社会契约”的思想。他深信“人们尽可以在力量上与智慧上不平等，但由于约定并且根据权利，他们却是平等的。”争取平等的思想是拿破仑早期活动的观念核心。在他执政期间，他又按自己的方式发展了平等思想，并把它形成较完整的政治体系。伴随着武力征服，法国大革命的思想也借助于战争的方式传播到欧洲各个角落。

19世纪中后期是欧洲联合、统一运动第一次广泛开展的时期。其主要原因是欧洲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和国家间经济联系的不断密切。在这一时期，“欧洲观念”在欧洲大陆广泛传播。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欧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一战后，欧洲四分五裂，政治、经济上都开始走向衰落，这激发了一些有识之士再次思考并反思欧洲联合和欧洲统一运动的发展。1932年作为法国外长的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1862-1932)的创意由法国政府提交国联。自此，20世纪上半叶泛欧主义思潮的弥漫伴随着世界大战和经济危机带给人们的反思，使欧洲联合的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法国一些知识分子和实业界人士在讨论如何在一战后通过欧洲联合方式来彻底根除战争的隐患，就提出过一些方案，如法国学者库尔尼埃就主张通过建立经济组织，以关税同盟作为经济联盟的基础的方式来解决欧洲的问题。法国前总理赫里欧(Edouart Herriot，1872-1957)在1924年一次关于欧洲安全问题的讲话中指出：如果可能，我们要创造一个欧洲合众国。法国前外长白里安于次年起草并主持了旨在避免边界冲突的“洛迦诺公约”(Pacte deLocamo)，英、法、德、意、比五国都在公约上签字。曾任法国总理和外长的阿里斯蒂德・白里安是法德合作和“欧洲联邦”计划的最热心支持者之一。他从20世纪20年代初就一直“主张法国和德国和解”。白里安计划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个由国家政府提出关于建立联盟关系的计划。当时英、德、意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拒绝了这一设想。白里安于1929年在国联大会上提出的《关于建立欧洲联邦同盟的备忘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成立起到了一定的借鉴作用。1929年白里安担任了“泛欧洲联盟”主席，欧洲各国政要首次在日内瓦讨论建立欧洲联盟的可行性。东欧各国如波兰、捷克等发起成立“中东欧联邦”。没想到不久后欧洲又卷入了互相残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时各国抵抗运动的政治家如戴高乐、丘吉尔等，竭力呼吁战后的欧洲必须建立欧洲联邦，才能永久消除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血的教训，是促成欧洲走向统一的直接导因。

四、和平统一欧洲的经典案例：欧洲一体化

二战后，出于将德国与欧洲的安全捆绑起来的想法，欧洲联合的早期理念被付诸实践。1951年成立的欧洲煤钢联营共同体便是这一实践的最初产物。作为大欧洲的最初倡导者和发起者，法国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领导角色。

1　让・莫内和罗贝尔・舒曼

在战后欧洲的废墟之上，以法国为首的西欧国家希望建立一个可以将欧洲各国纳入其发展轨道的联盟。被誉为“欧洲之父”的让・莫内(Jean Monet，1888-1979)是此方案的核心人物。“让・莫内”系法国籍欧洲著名政治家，欧洲联合的积极创立者和早期领导人之一。1950年让・莫内向当时的法国外长罗贝尔・舒曼(Robert Schuman，1886-1963)提交了一份计划，计划中创造性地提出将法德两国的煤钢生产置于一个超国家机构的管理之下，并对西欧其他国家开放。让・莫内的计划对法国而言无疑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措施，因为德国在军事上凡有所动作势必反映在煤钢的产量中，这样“两国中的任何一国都能察觉到重整军备的初步迹象，这将对法国起到极大的安定人心的效果。”

时任法国经济计划委员会主席的让・莫内在法国战后经济恢复中立下汗马功劳，他的“莫内计划”使法国经济明显提高。他的经济思想的核心就是通过合作来谋取发展。在欧洲问题上，他确信，有效的经济计划不能由单一的国家来制定，而必须依赖于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建立一个超越国家的机构，从而可以得到更广泛的调配权力。但要实现这样的超国界合作，就必须首先要求参与的国家将一部分国家移让给这个共同体。他看到，欧洲各国关系中法、德的积怨最深，当下双方最大的经济矛盾就是争夺鲁尔区和萨尔区的煤和钢。煤是工业生产原料，钢是军事工业基础，只有通过两国联合经营煤矿业和钢铁业，取消这两大领域的关税和运输障碍等，才能保障法国的原料供给，又能控制德国的工业与军事，还不违背欧洲统一的总方向。1950年4月，他将建立德法煤钢联营的计划递交给法国总理，结果被搁置，因为战后法国的对德基本政策，就是全力压制德国的经济和军事发展，主动与德国合作开发与联合经营的建议显然不合时宜。1950年4月16日，莫内等人将历经9次修改之后的方案只能转交给法国外交部长舒曼，却得到了他的热情支持。5月9日，舒曼正式公布了这份史称“舒曼计划”的文件。舒曼曾就读于波恩、慕尼黑和柏林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还参加了德国军队，二战中才刚刚加入法国籍。所以他非常希望能在他手上结束法德之间的宿怨，而现在的方案正找到了具体途径。此方案很快在法国内阁通过，舒曼向国际社会宣布“舒曼计划”在当时成了一条爆炸性新闻。“舒曼计划”成为德法和解和欧洲联合的一个里程碑。1950年6月20日，法、德、意、荷、比、卢六国发表联合公报，表示愿意成立六国共同管理、共同开发和共同经营的欧洲煤钢联营集团。1951年4月18日，在巴黎外交部签署了有

效期为50年的“欧洲煤钢联营集团条约”。这就成为欧洲、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六国共同移让煤钢领域的国家、建立超国界机构的和约，即各国政府从此不能再直接干涉本国的钢铁业与煤矿业。1952年8月按照舒曼计划成立的超国家权力机构――高级机构诞生，莫内出任第一届高级机构的主席。在他的努力下，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都先后建立了起来，它们与煤钢共同体合称欧洲共同体。还设立了专门法院，以仲裁其间产生的矛盾，这又首创了超国界的法庭仲裁。这就是今日欧洲法院的前身。

2　戴高乐和戴高乐主义

1958年戴高乐创建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他调整了第四共和国时期法国历届政府在外交上追随美国的作法，奉行抗美独立的外交政策：反对美国控制西欧，注重西欧联合；反对美国把法国变成北约在欧洲的工具，谋求军事上的自；反对美国在西方的核垄断，发展独立核力量；反对美国的冷战政策，推行普遍的缓和政策。其结果是大大增强了法国的独立性，动摇了美国在西方的霸主地位。他为法国制定的外交思想和原则离不开法国当时所处的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法国丧失了欧洲大国的地位，美国成了统治全球，特别是独霸欧洲的真正盟主，西欧许多国家都在紧紧地追随着美国，但是拥有大国之梦的戴高乐将军却极力为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而不懈奋斗。他曾提出著名的“第三势力”构想，坚决捍卫法国的独立外交路线。从二战到战后，特别是执政期间，他不断探索和实践维护法国大国利益的独立外交思想和原则，成功地制定了能够提升法国大国地位和影响的外交政策与策略，对法国今后外交政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重要影响。

作为美苏霸权的坚决反对者，戴高乐把批判两极体系作为其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美苏超级大国间的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是以牺牲欧洲乃至世界其他国家利益为代价的不负责任的行为，而且由于美苏冷战而直接导致的欧洲分裂阻碍了欧洲国家长期以来基于地缘条件的相互往来与合作。戴高乐认为两极体系是不稳定的，希望以战前欧洲的多极格局取而代之，在他看来后者至少较前者更为稳定一些：它首先可以保证两个超级大国在欧洲的卫星国们获得更大的独立自利，从而使之在多极均势中发挥其权重作用。正是出于这些考虑，为更好地发挥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法国以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身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平衡两极力量。由此，在西方阵营中――特别是在处理大西洋两岸关系时――形成了一定程度上三头政治的局面。

如果说戴高乐仅仅是想打破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这还不是其根本目的，对于他而言，真正重要的是法国的地位和角色。戴高乐希望法国能重新成为欧洲的一流强国，找回昔日大国的尊严，并以促进世界和平与民族独立的推动者自居。在法国与欧洲的关系上，戴高乐关于欧洲联合的构想具有三层含义：多国家的欧洲联合、法国领导下的独立欧洲以及建立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大欧洲。戴高乐的“欧洲观念”是戴高乐为法国制定的对外政策思想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戴高乐主义的核心内容，并至今对法国的欧洲政策仍具有指导意义。陈乐民先生指出，若非戴高乐扛起自由法国的战旗并使之挤身大国俱乐部，今天的法国恐怕不存在了。因此，无论是“民族国家的欧洲”、“欧洲人的欧洲”或是“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法国始终是戴高乐在关于欧洲秩序的所有构想中需要考虑的首要因素。出于以上考虑，戴高乐从四十年代后期开始便致力于构建一个“大欧洲”，这一概念基于欧洲分裂的现实，赋予法国以全欧洲代言人的角色。戴高乐认为建设一个联合的欧洲首先需要法德两国的密切合作，并为此奔走，终于1963年与德国总理阿登纳签署了《爱丽舍宫条约》(Traite－de l'Elysee)，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式和解。从这个角度看，法德轴心理所当然地成为现实中西欧共同体的发动机。

戴高乐的核心思想已发展成具有法国特色的戴高乐主义，其基本点两个：首先，法国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大国；其次，法国外交的独立自主神圣不可侵犯。作为法国外交的指导思想，法国外交从60年代以来一直以戴高乐主义为准线，强调法国的大国定位，无论是蓬皮杜、德斯坦或是密特朗的关于大国权力的表述还是希拉克的关于释放法国政治影响力以取代强权的说法都遵循着戴高乐主义的格调：“法国如果不伟大，就不成其为法国”。的确，这样的战略定位为法国在冷战期间保持独立自主捍卫国家利益提供了指导，同时对于冷战后国际新秩序的建构提供了参考。戴高乐之后戴高乐主义的首位继承人是蓬皮杜，蓬皮杜在继承戴高乐主义的过程中，执行的是“紧缩的戴高乐主义”。虽然密特朗1981年竞选总统时曾宣称，将以法国式社会主义取代戴高乐主义，但在执政以后，密特朗又公开说自己“继承了戴高乐将军的政策”。密特朗在其14年的执政生涯中，虽然时时不忘法国式社会主义，但终究没有脱离戴高乐主义的轨道。戴高乐主义的精神实质，是为法国制定的“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争取恢复法国大国地位”的对外战略。密特朗追求的仍然是法国的“世界作用”和“全球责任”，这与戴高乐没有多大区别。

人们将希拉克的外交称为新戴高乐主义，希拉克代表了在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过程中的另一种声音，它对一心奉行单边主义，试图在21世纪构建一个唯我独尊“新帝国”的美国霸权主义，是一种有力的制衡。在这方面，希拉克作出了很大贡献：1995年西方七国峰会上他首先提出了在全球化进程中关注“人性化”的表述，4年后的欧盟理事会科隆会议上七国在保留不同实现方式的前提下一致认可了这一观念。人性化发展是法国政府在国际新秩序构想中着重强调的概念，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人性化自然包括了对人类发展的普遍关怀和对贫困国家发展的援助，它旨在防止出现个别个体和区域被排斥在全球发展之外以及由此给世界和平带来的不稳定因素。由此，新戴高乐主义站在一个全球战略的高度，将以往法国在欧洲的绝对优势相对化处理；而面对全球化浪潮时则努力推广自身理念，将以往借助冷战体系而具有相对国际优势的法国逐步推向谋求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主导理念的角色。

欧洲经济论文篇10

自2000年《大分流》出版以来，引起了很大的国际反响，围绕它展开的激烈争论不仅在美国的中国学界掀起轩然大波，而且对中国的史学界的震动不小。该书被公认为是“对西欧中心论的新颠覆”。“中国经济史论坛”曾专门邀请国内史学界的专家讨论如何评价彭慕兰及其加州学派。学界虽说好评如潮，针锋相对者却也不乏其人。弗兰克在《亚洲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上评论说，它对于重新了解东西方之间发生巨大分歧的原因和机制有着最重要的贡献。《美国历史评论》认为，这本书“每一页都新见迭出”。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历史学教授黄宗智，他在美国《亚洲研究杂志》2002年5月号（61卷第2期）发表长篇书评《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回应彭著观点并阐述自己观点，彭亦予长篇回应。同期发表的还有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与艾仁民从中国与西欧比较角度对彭书的评论，以及李中清（james lee）、王丰、康文林等人对他们人口史某些观点的解释。（发表的文章与下述讨论会上的发言基本相同）2002年6月3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社会理论与比较史研究中心就此组织了一次争论双方参与的讨论会，与会者达百余人。参加者包括黄宗智、罗伯特·布伦纳、武雅士（arth wolf）、艾仁民、彭慕兰、李中清、王丰、康文林及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讨论会激起剧烈论战。黄宗智的发言有《发展还是内卷？18世纪英国与中国: 评彭慕兰〈大分岔：中国、欧洲与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中译文发表于《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或《清史译丛》第一辑）；彭慕兰有《超越东西二元论：重新定位十八世纪的世界发展途径》（中译文发表于《史林》2003年第2期）；黄宗智又有《回到实质性问题：对彭慕兰就我的评论所作的回应的反驳》；罗伯特·布伦纳与艾仁民有《英格兰与中国长江三角洲的分岔：财产关系、微观经济学与发展型式》；彭慕兰又有《对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的批评的回应》；杰克·戈德斯通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黄宗智、彭慕兰、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争论的评论》；黄宗智还有《十八世纪长江三角洲有农业革命而英格兰没有？》；武雅士有《晚期存在生育控制的证据吗？》；李中清、康文林、王丰有《现实性抑制还是中国式抑制？》。据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张家炎先生现场观察，此次论争双方并未形成多少共识，反而是更加强化了各自的观点，也就是各自观点的分歧更鲜明、对立。[i]

一、学术界关于《大分流》的整体研究状况

虽然有《白银资本》在前，《大分流》的出现还是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这一前一后解构“欧洲中心论”的著作，在欧美有广泛的影响，在中国则刮起了学术飓风。[ii]或许，正如周武所言：“围绕《大分岔》展开的争论实际上已成为世纪之初美国的中国学界和欧洲史学界的重大学术事件”[iii]。尤其是在彭慕兰和黄宗智[iv]之间关于“大分流”与“内卷化”的论战使得有关《大分流》的讨论进入白炽化的程度。[v]在中国大陆发表的相关评论文章[vi]主要有：史建云《彭慕兰著〈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重新审视中西比较史——〈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述评》（《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或《清史译丛》（第一辑）），《彭慕兰〈大分流〉一书在中外学术界的反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信息沙龙上的演讲 》（《近代中国研究》网2004年6月17日）；《〈大分流〉带来的启示》（《近代中国研究》2004年7月2日）；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欧洲，另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vii]（《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或《清史译丛》（第一辑））；彭慕兰《对于围绕〈大分流〉之争论的补正》（《中国学术》2003年第2期），《工业化前夕的政治经济与生态：欧洲、中国及全球性关联》（《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四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吴承明《〈大分流〉对比较研究方法的贡献》（《中国学术》2003年第1期；或《清史译丛》（第一辑））；张芝联《彭慕兰、王国斌对中、欧发展道路的看法》（《清史译丛》（第一辑））；王家范《〈大分岔〉与中国历史重估》（《文汇报?学林》2003年2月9日；或《清史译丛》（第一辑）），《“西学东渐”还是“西学东变”——彭慕兰的〈大分流〉打破“欧洲中心主义”了吗？》（《文汇报·学林》2004年5月16日），《明清史再认识——王家范教授在“中国历史文化高层论坛”上的演讲》（《解放日报》2004年8月8日）；崔之元《生态缓解，奴隶制与英国工业革命——评〈大分岔：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清史译丛》（第一辑））；张家炎《如何理解18世纪江南农村：理论与实践——黄宗智内卷论与彭慕兰分岔论之争述评》（《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葛以嘉《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国学术》2001年第1期）；子余《〈大分流〉与“分水岭”》（《中国图书评论》2004年第7期）；仲伟民《“大分流”与“内卷化”：欧美学界对前近代中国评价的分歧》（《中国经济史论坛》网2003年9月30日）；周武《中国和欧洲何时拉开差距——关于〈大分岔〉的争论及其背景》（《文汇报?学林》2003年1月26日；或《清史译丛》（第一辑））；马开伦《对〈大分流〉的思考：关于世界的可靠知识》（《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莱斯利?豪纳[viii]《关于〈大分流〉的争论》（《中国学术》2003年第1期）；陈意新《节育减缓了江南历史人口的增长？》（《中国学术》2003年第3期）；陈昆亭《文化制度与经济增长——“大分流”模型化解析》（2004山东省数量经济学研讨会论文）；黄祥春《彭慕兰新作引起中国学界关注》（《中国经济史论坛》2003年2月14日）；郭慧英《评〈大分岔〉》（《中国经济史论坛》2004年1月28日）；龙登高《中西经济史比较的新探索——兼谈加州学派在研究范式上的创新》（《中国经济史论坛》2004年2月18日）；陈君静《全球范式与欧洲中心范式——评彭慕兰〈大分流〉及西方中国经济史研究新趋向》（“多元视野中的中国历史”国际会议（中国史学第二届国际会议））；《彭慕兰〈大分流〉在世界范围引起关注》（《环球时报》2004年1月12日）。与《白银资本》一样，关于《大分流》的研究和评价也是见仁见智。本文从缺陷和贡献两方面来介绍学术界对《大分流》的主要观点。

二、主要从缺陷方面进行的研究

黄宗智[ix]从“出现了不少经验性错误”、“没有认真对待西方主要学术成就”、“依赖二手的学术文献”等方面进行批评。他认为，彭书轻视关于具体生活和生产状况的知识，偏重理论和书面数字，以致在论证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经验性错误。彭书没有认真对待近20年来西方研究18世纪英国的主要学术成就，即对农业革命、原始工业化、城镇发展、人口行为转型以及消费变迁等“五大变化”的证实，把这些革命性的变化尽量写成是内卷型（即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演变，同时又把长江三角洲经历的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描述为发展型（即劳动边际报酬剧增）的变化，结果抹杀了两者之间的差异。其实，美国的工业革命起源于上列五大趋势及其与英国煤矿业特早发展的偶合，而18世纪的长江三角洲则不具备其中任何一个条件。中国后来进入的现代经济发展道路和英国完全不同：即首先通过社会革命来进行资本积累，尔后通过农村的现代工业化来降低农村（部分地区）的人口压力。彭著的证据基础很难评估。该书并非基于第一手研究，而主要是依赖二手的学术文献写成。要对这本书做系统的评估尤其困难，因为它跨度极大：不仅讨论中国，而且涉及印度、日本以至东南亚；不仅利用了有关英国（或者西北欧）的研究，而且论及法国、德国乃至东欧。此外，该书还囊括了覆盖面很广的许多论题。乍看起来，彭慕兰展示的证据似乎颇值得赞赏。他跨越了两大不同学术体的边界。对中国专家而言，该书显示了作者对欧洲研究令人敬畏的熟悉。那些认为彭著有关中国的观点有误的中国研究学者，对他使用的欧洲文献可能会感到不知所措；而认为彭著有关欧洲的论述不确的欧洲专家，则可能原谅该书在有关欧洲方面证据的薄弱，因为该书毕竟不是出自欧洲专家而是一位中国研究学者之手，而这位学者似乎充分掌握了中国研究那个仍然相当孤立领域的十分困难的语言和材料。如此一来，这本书很可能既得不到欧洲专家也不得不到中国研究学者的严格评估。[x]

罗伯特·布伦纳与艾仁民的文章《英格兰与中国长江三角洲的分流：财产关系、微观经济学与发展型式》[xi]主要从理解经济体的结构方面提出批评。他们认为，英格兰与江南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体。两者面临完全不同的限制与机会，因而各自采取不同的经济策略或经济再生产方式，从而导致不同的发展型式。英格兰经历的是斯密式经济演化[xii]。而同期江南经历的是马尔萨斯式经济演化[xiii]。他们认为在1500—1750年间，两个经济体的发展途径已经分流。1750年至1850年则是此前发展道路的延续。按世界史标准衡量，18世纪后期英格兰已是发达国家（1800年时英国已不再是农业国），而长江三角洲变得更穷。同时英国可以从欧洲大陆获得其所需要的原材料，而国内也不存在燃料危机。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彭的观点。[xiv]

葛以嘉从研究框架（“中心——边缘框架”）方面提出批评。他认为，彭慕兰关于中心及边缘关系的简明、精妙的论述，虽然对倾向于认为工业资本主义是不可避免的欧洲中心论是个很有价值的矫正，但它并非无可挑剔。中心——边缘框架，从总体上来说，低估了国家、军队、以及由经济和政治精英形成的特定的文化和制度。彭慕兰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尤其是在着重论述这些论题的第四章，他经常提及还有一些相当重要的差异存在。例如，，当时非常热衷于发展海外及远程贸易，但绝不会支持，至少不会推动殖民地的建立。那些愿意选择永远定居在远离国土的如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方的帝国子民，被视为不忠与背叛，而不是对帝国的延伸与扩张。在中国很难找到例如欧洲海盗商人、东印度公司这样受国家允可，混合了军事及商业活动的组织团体。总的来说，在李鸿章之前，中国军队一直不能实现经济上的充分自足，更不用说获取利润了。因此，彭慕兰虽然非常正确地指出了欧洲的海外贸易商永远不可能预测到他们所霸占的这些地区在向工业资本主义的转变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但同时有一点也很明显，即没有特定的国家制度及政策，这个所谓的“大分流”则可能永远也不会发生。[xv]

张家炎主要从学风（“标新立异”）和史料（“依赖二手文献”）方面进行批评。他认为，中国经济近年来的高速增长激发学者们去寻找其根源，而东亚研究又与其经济发展有微妙的关系，上世纪中后期当日本经济已走向世界前列时，有学者开始认为日本19世纪甚至更早就与西方一样了，所以它能成为非西方社会中唯一成功西化的国家。现在中国经济地位日益强大，也有人开始认为中国与西方原来其实也没有大差别。而标新立异、以提出新的理论为胜更是典型的美国学风，正是在这一风气的影响下，美国中国学（至少在解释中国传统经济发展方面）新人辈出、新说纷呈，从冲击说到内卷化到分岔论代表了不同的阶段，然而越来越偏向理论的趋势却未能与重视生产条件更好地结合，所以引发大量对基本史实及由此派生出的解释的质疑。就学术发展而言，质疑、争论是好事。这也是保持学术活力的重要前提。彭慕兰对江南的理解主要是建立在二手文献的基础之上，因而出现被黄宗智认为属于无稽的硬伤，这些错误本不该出现。不过，彭慕兰其实是将中国史放在世界史视野中进行考察，进行这种欧亚大陆的大跨度比较也许只能主要依赖二手文献，或者因为研究者的某些个人原因而难以进行必要的一手调查而不得不选择依赖二手文献。[xvi]

史建云[xvii]主要从论证方式方面进行了批评。她认为，尽管我没有看到能全面驳倒彭慕兰观点的批评，但并不等于我完全赞同他的观点。彭慕兰的逻辑，在我看来是存在问题的。他论证的方式，表面上看起来颇有道理。他把西欧中心论的种种因素拿出来进行比较，凡是其他地方也有的，就不能算是西欧独有的内生优势，因而不是西欧能够独自优先现代化的原因。他的逻辑是，如果你具备的条件我也具备，这个条件就不是你独有，你成功了我失败了，这个条件就不是成功的决定性条件。假如英格兰的所有优势，江南也都具备，这种逻辑自然可以成立。但问题在于，他的比较并不限于英格兰和江南。他的比较方法是，首先拿江南与英格兰比较，假如英格兰的某个先进因素江南不具备，就与日本比较，日本也不具备，就去看印度、东南亚甚至非洲。拿英格兰与全世界这样比较的结果，英格兰就一项内生优势也没有了。在我看来，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是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18世纪的英国具备了最多的优势、最多的促进现代化的条件，江南略次于英国，日本更少，印度，非洲等只具备一两项。即使英国一个自己独有的内生的因素都没有，它的现代化仍然是顺理成章的。江南所不具备的那些优势很可能并不重要，单独看没有什么决定性可言，但与其他因素组合在一起，就构成了英格兰的真正的优势。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把英国具备了最多的条件这件事本身，视为英国独有的内生优势。当然，煤矿和新大陆的确是江南不具备的因素，把它们当作大分流的主要原因（不是唯一的决定性的原因）也有道理，就这一点来说，彭慕兰的观点目前尚不能动摇。但它们能够起重大作用，是与其他因素（包括江南同样具备的那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分不开的。最后要说一点，这本书并不是一部纯粹的经济史著作，彭慕兰的比较不仅是经济方面的，里面也有部分内容涉及到了文化背景、社会观念等。[xviii]

王家范主要从缺乏制度分析进行批评，他认为，很多人都疏忽了一点：彭慕兰不仅是“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半截子“革命家”，而且还是个“假革命家”。他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时限只断到18世纪，19世纪后的中国依然是“欧洲中心主义”标准下停滞不前的“落后者”。此其一。其二，19世纪的中国，据说才是亚当·斯密式道地的“过密化经济”典型。因此他与黄宗智的争论，只是在时段的选定上，而从来没有放弃亚当公式和“过密化”是分析中国经济运行状态的铁定“范式”。从对19世纪后中国世界地位的评价方法和结论来说，彭慕兰仍然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彻底坚持者。该书再明显不过的弱点，也是致命的软肋，就是完全排斥制度分析的重要。无论是对西欧、还是中国，坚持的是纯经济学的分析，大量使用计量分析的手段（尽管对中国，那种计量分析的数据大成问题），却把经济内外环境的制度背景视之为可有可无的“因素”，声称它们并非是必要的条件。由此，我对同行忽视这一点特别感到不解。[xix]假若“反欧洲中心主义”变成了否定中西历史比较的必要，就是矫枉过正。中西比较是必要的，而且不仅仅是经济的比较，还必须进行整体历史环境，特别是制度环境的比较。以谁为“中心”这话本来就不妥，但相对的强弱优劣，在历史上是客观存在的，不过是随时而变。我对《大分流》不满意的地方，也在这里。[xx]

陈昆亭分析了在英国和中国的江南地区的经济状况十分类似的情况下，为什么工业革命会在英国爆发。在建立的农业和工业两部门模型中，将文化制度的影响体现在对资本和劳动的影响上，从而改变了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通过分析最终得出结论，文化制度是导致“大分流”的原因之一。[xxi]

三、主要从贡献方面进行的研究

黄宗智主要从增进不同领域学术对话的角度对《大分流》作了一定的认可。他认为，彭慕兰做出了有用的贡献。他为自己设定了一个雄心勃勃而又颇为艰巨的目标，要与两大不同领域的学术研究对话，不把英国——欧洲或中国化约为一个理论抽象。他这样做有助于提出迄今为止尚被忽视的问题，而且也促使了欧洲专家关注中国经济、中国研究学者关注欧洲经验。此外，中国研究学者绝不会否定他“去中心化”欧洲、“中心化”中国的努力。我们都会认可这些很好的目标，也能体会到充分掌握两个领域的困难。他的书中的许多错误和弱点都可以因此谅解。至于将来的研究，也许我们应该更多地依赖跨领域的合作，并同时要严谨地对待经验研究。[xxii]

葛以嘉从学术旨趣、学术视野、史料运用、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肯定。他认为，在一本只有300页的薄薄的小册子里，彭慕兰比较成功地完成了一个简直是属于赫拉克勒斯[xxiii]的任务。彭慕兰努力阐释了——大约是正确的——欧洲及亚洲的（主要是中国的）两条经济发展道路什么时候及怎样开始分道扬镳的。如此艰巨的任务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彭慕兰似乎早已做好充足的准备，先饱飨了一顿大餐，欧洲和中国的经济史都成了他餐桌上量大惊人的大菜，而印度与日本经济史则是两道份量也相当大的小菜。毫无疑问，彭慕兰对这个领域的一个巨大贡献是用视野广阔的知识将欧洲与亚洲的经济史联系到了一起，使那些典型的持欧洲中心论的经济史家也开始关注于此。《大分流》一书充满了对比，其中许多都相当精巧，它们都得自对略微细小的数据的处理。但是这些特定的对比本身的严谨性可能不如把它们组织起来的大框架那样恰当、充分。这是彭慕兰的最大贡献，可能也正是他的某种缺点。当绝大多历史学家从民族国家的范围内攻击工业资本主义的问题时（为什么英国成功了而丹麦或中国失败了？）或是在总体上讨论各洲及区域之间区别时（为什么欧洲式的制度会胜过亚洲的？），彭慕兰却把分析集中于差异，进而比较各中心地带及其地区之间的关系。这种方法引导他得出了他的核心假设：即导致工业资本主义产生的关键因素不在于经济中心地区的发展水平，也不在于国家的特殊政策或那些原生国家(proto-nations)的文化特征，而是在于“新世界”的殖民地化过程中中心地带与地区之间极其偶然的一种关联。美洲所提供的额外土地资源，以及此区域由于疾病所带来的人口减少和通过奴隶劳动力所带来的人口再生都为英国的中心地区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地带。通常来说，“旧世界”地带经济的发展经常会夹杂着一个逐渐从土地集约型生产向类似中心地带的、增值生产的行业（譬如手工业）转变的过程。这种劳动集约型的道路意味着随着边缘地区的发展，这个地区的人们开始用一些他们自己的原材料进行增值生产并且减少从中心地区进口加工好的成品。但这并不是工业资本主义那种或是有利可图或是可能带来发展的情况。工业资本主义总是依靠一个具备如下条件的地带：1、能提供充足的土地集约型投资(如美国南部的棉花为英国兰开夏地区的工厂提供原料)；2、一个规模庞大、依赖性强的能消费中心地带生产成品的市场（如种植园制统治下的美国南部及十九世纪中晚期的印度）。美洲，或多或少有点偶然性的，结束了给欧洲中心地区充当这种标准的区域时，反而推动了这种体制从土地的限制中摆脱出来。这转而使英国中心地带能充分利用它的第二个具有偶然性的优势条件，不易自燃但易富含水份并且位置临近的煤矿的存在，推动了对打破能源限制起着关键作用的蒸汽机的发明。当然，以上的这种论述可能对彭慕兰的关于煤与殖民地之间关系的精彩论述作了非常蹩脚的、过分简单化的浓缩。彭慕兰在恰如其分地评价他所处理的一系列历史学家的著作时也是非常出色的。此外，他还充分地意识到了在亚洲与欧洲经济之间的一种历史性的互动作用，指出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通过提供大量的奢侈商品及刺激白银需求的市场，在许多方面深深地影响了全球经济发展的轨道。[xxiv]

马开伦主要从反对“目的论”式的思考的角度对《大分流》作了肯定。他认为，任何人如果目睹某些西方学者的傲慢无知，或者对上个世纪东亚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进步有所了解，他就会同情那些对旧的“欧洲奇迹”理论的攻击。为什么中国和日本没有、而欧洲的知识系统却能够在1200到1800年这段时期发生革命，这一问题的提出本身就很容易导致各种令人不愉快的解释。它会鼓励“目的论”式的思考，似乎西方是朝着既定目标前进，命中注定要高人一等。它也会鼓励某种准种族主义，好像西方人更能发明、更富独创精神、更加有天份、更具创造性等等。从消极方面，往往又导致人们把中国、日本这么伟大的文明视作是停滞不前、向后看的、压抑型的等等。随着对这些文明了解的增多，我们觉得以上观点都站不住脚。中国和日本几百上千年以来也都是趋于多元、有创造力、向前进的，但却没有发生知识革命。所以，我们怎么能想出一种理论方法论，它既离弃了目的论，又不将我们置于纯然的偶然和机遇的领地；它既承认达·芬奇、伽利略、牛顿是改变了世界，又不将根本原因归为他们比中国或日本的同行更有天赋。如果我们不赞成目的论的解释，看不出有什么设计或目的，那么，是什么情况促成如此重要的事件呢?而且，我们不能满足于将其归结为物质原因，说是世界的某一部分地区具有特殊的经济或生态资源，我们也同样也不能满足于将其归结为某种更高的合理性或者某种更加丰富的文化。[xxv]

杰克·戈德斯通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黄宗智、彭慕兰、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争论的评论》同意加州学派的观点。认为，在18世纪，至迟到1750年，中国经济与欧洲相当或更先进，其核心区领先于英国。针对黄宗智、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所论19世纪以前英国农业生产率高因而导向工业化，而中国农业生产率低导致停滞和内涵化，戈德斯通从人口增长趋势、生活水平与贫困现象、生产率水平与趋势等方面对英国与江南进行了比较。[xxvi]

莱斯利?豪纳（leislie horner）认为，《大分流》对历史领域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彭慕兰从欧洲和中国的学术成果中综合了大量的数据资料，并且提出了激发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会促使对以往更欧洲中心主义的学术成果的再评估。但是，总体而言，彭慕兰的论证确实是有缺陷的，而这些批评[xxvii]也确实对彭慕兰的论据和结论提出了有力的质疑。[xxviii]

吴承明主要从方法论创新的角度对《大分流》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彭慕兰的最大贡献是在方法论的创新上。他对方法论的贡献有两个：一是对中西研究中比较目标的创新，二是比较方法的创新。通常我们是以生产水平和消费水平作为比较的目标。由于中西文化、习俗和价值观不同，这种比较难得共同的标准。麦迪森统一用gdp的增速来衡量，而十八世纪的gdp，他自己也说只是guestimate(俚语“瞎猜”)。又，这种比较是一个时间点的静态比较，不能反映某个经济体系的实力和前景，并会因双方所处景气周期的相位不同而失衡。对此，彭慕兰提出了另一种目标。既然十八世纪以前双方都是属于斯密型增长模式，即通过市场实现分工和专业化，推动经济增长，那么，哪方据有更完整的自由竞争市场，便更能适应斯密型增长要求。他以极大的力量考察了双方阻碍市场发育的因素，诸如政府干预、特权垄断、行会和习俗限制等，并特别重视土地买卖和劳动力市场的自由程度。他认为江南略有优势的判断就是从这种比较中得来的。斯密型增长有个理论上的“极限”，即因人口增加而土地资源有限，将会破坏生态平衡，造成生产的劳动密集化或内卷化，终致陷入马尔萨斯危机。因而彭慕兰十分重视生态问题。他强调美洲殖民地供给棉、木材、食品等土地生产品的作用，即因这等于是欧洲把劳动密集化生产转移到海外，解除自己的生态瓶颈。而中国江南须从遥远地方取得能源，实际是加重了自身的生态失衡。彭慕兰估计，到十八世纪后期，英国和江南都面临着大体相等的生态制约和走向内卷化的危险。于此，他提出又一个比较的目标，即看哪一方更接近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原则。新古典原则是，最佳经营方式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更接近于这个原则，就意味着更能避免或“跃过”内卷化，走向现代化生产。这主要是在欧洲十七世纪的原始工业化地区和清代江南农民家内纺织业之间进行比较的，彭慕兰还为此作出成本和收益估算。他指出，江南小农并不是在边际收益递减下劳动，江南妇女的纺织劳动也并非是零机会成本。他的结论是：英国和江南都远未达到新古典主义劳动原则，但江南比较更接近一些。以上是方法论中关于比较目标的创新，再看关于比较方法方面。这里，彭慕兰采取了中国与欧洲双向交互比较的方法和回溯分析与前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这两种方法都是王国斌在比较中西政治史的研究中提出的，彭慕兰将它们用于经济史，并有实质性的发展。历史比较研究是要找出双方发展过程中的“异”，又要找出“同”，对之作出评价。由于没有一个独立于双方的客观标准，一般是以西欧经济发展的道路为标准。这样，凡是偏离于西欧道路的即属异端，而不管双方的同。这样做出的评价必有偏颇。新的双向比较方法则要求：一方面用欧洲的经验来评价中国的历史，另方面用中国的经验评价欧洲发生的事情，从“交互偏离”中做出比较(不是绝对)客观的评价。彭慕兰用这种方法评价十九世纪欧洲的巨大发展即工业化，认为它并不是根本性的变革，而是历史的一种断裂，因为它并没有解除生态制约，反而加重了生态失衡，产生了日趋严重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反观迟到了一个多世纪的中国式的工业化，或许能够。至少是期望能够，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人们对于历史的解释，通常是就已出现的重大事件回溯其所以发生的条件和动力，展现一种因果关系。这种回溯分析是必需的，例如工业革命，只能在它出现以后才能进行研究。但回溯分析是从结果推论原因，很容易陷入决定论或目的论。例如欧洲传统文化优越论，就是在回溯分析欧洲工业化这个巨大成就中形成的。彭慕兰还指出，所谓十八世纪欧洲的“农业革命”，实际是从十九世纪的农业大发展成果中推论出来的。为弥补这个缺点，应当将回溯分析与前瞻分析相结合。前瞻分析是指在重大事件开始的时间点上，设想几种可能发展的情况，是一种开放性思维，承认历史上常有的偶然性。例如十七世纪欧洲的原始工业化，就当时的条件分析，它可能是城市大工业的先驱，而更有可能的是使本地区走向内卷化。这样，在对十九世纪西欧巨大的工业化成果作回溯分析时，就有理由相信它主要是由两个非历史必然的原因造成的，即新大陆的发现和煤与蒸汽机的利用。[xxix]

张芝联从重视生态环境和地理因素的学术取向和利用中国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的史料敏感性方面对《大分流》作了认同。他认为，《大分流》在对比中国和欧洲（主要指西北欧）经济发展道路时，特别重视生态环境的作用和影响，这是以前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不大注意到的。[xxx]另外，彭慕兰相当重视地理因素，譬如英国的工业发展地区恰好与煤矿所在地邻近，而中国的煤矿则远离核心地区，运输困难，因而造成严重的生态不平衡。另一个例子是殖民地的金银，如果西欧国家没有从拉美获得这两种宝藏，它们能拿什么与东方贸易，来购买中国茶叶、丝绸、瓷器、漆器呢？因此，棉花、木料、蔗糖、煤、金银等等促进了西欧工业商业的发展，于是出现了金融垄断机构和贸易公司（各国东印度公司），加上民族国家的支持（虽然彭氏对这方面写得不多），使西欧，特别是英国、荷兰，从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起，大踏步向前迈进。所谓“大分流”就是从这时开始的，西方逐渐走上一条迅速发展的道路，把东方甩在后面。在彭氏看来，殖民地对西欧来说是关键因素，其他（如煤矿的地理位置）则带有偶然性。彭著所列参考书目是相当惊人的，虽然没有多少第一手史料，但确实利用了近年来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我无力判断他所举的关于中国人民衣食住行及生活消费的数字的准确性，只能感叹当代经济史研究的巨大发展。但无论如何，这些数字用来说明直至1750年或更晚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甚至在有些方面超过西欧最发达地区，则是绰绰有余的。[xxxi]

王家范虽然并不认为《白银资本》和《大分流》打破了欧洲中心论，但还是肯定了他们在解构欧洲中心论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他认为，《白银资本》和《大分流》认为，世界史学一直被一种叫做欧洲中心主义的理论占据着。我也认为，欧洲中心主义的知识体系是从欧洲历史的归纳中抽象出来的。在这种抽象的过程中，欧洲历史的因果关系变成了一切国家都必须这样而不那样发展的普遍公式。这种多少有点霸权主义色彩的理论，致命的弱点便是舍弃了历史的多样性和多元发展的复杂性。现在回过头来考察中国历史，有许多就是跟那些教条不符合的。历史上，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从来不缺乏经济理性的考量[xxxii]，也没有停止过它自身的上升运动，所谓“长期停滞”是一种成见；但这种经济发展在制度环境方面受到的制约也是明显的，因此虽不断有发展，但发展是有限度，而且充满隐患的。[xxxiii]

史建云主要从比较研究方法和创新性思维方面进行肯定。她认为，在我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最经常的一种感觉就是震惊：原来历史是可以这样研究的，原来东西方是可以这样比较的，原来问题是可以这样提出的，原来事物是可以这样解释的……从来没有一本书如此刺激我的评论欲望，借用吴承明先生的话：《大分流》是“近代史上中西比较研究的新贡献”，是“研究中西比较史最值得通读的一本书”。[xxxiv]《大分流》的结论固然惊世骇俗，但最有价值的却是对东西方的各种比较，在一系列因素的比较过程中，作者对中国和西欧历史上很多经济及政治现象提出了与学术界(不仅是中国学术界，也包括国际学术界)传统观念不同的看法，极具启发性，一些比较方法也非常值得我们参考。[xxxv]

崔之元主要从挑战“欧洲中心主义”的角度对《大分流》坚持的“生态缓解”(ecological relief)理论作了充分的肯定，对《大分流》的研究方法也进行了肯定。他认为，《大分流》一书是西方史学界继弗兰克《白银资本》之后挑战“欧洲中心主义”的另一部力作。针对“资本的原始积累”学说的困境，肯尼斯·波梅兰兹（即彭慕兰）别辟新径，指出“生态缓解”而非原始积累，才是英国从海外奴隶贸易中获得的最大收益。英国从海外殖民地中得到的“生态缓解”，要比“原始积累”更为重要。因此，“原始积累”对英国工业化的资本形式的数量贡献不大的事实，并不能否定海外殖民地对英国工业化的关键作用。为了更充分地讨论这一点，波梅兰兹考察了技术革新对于英国以纺织业为先导的工业化的作用，发现在没有“生态缓解”的情况下这种作用是很有限的。美洲新大陆提供的“生态缓解”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关键因素。[xxxvi]波梅兰茨进一步考察了“生态缓解”的制度基础－－奴隶制。他注意到，中国江南也从东北等地输入粗棉，大豆等有“生态缓解”作用的产品，并对它们输出纺织品。但由于中国劳动制度不是奴隶制，东北等地在自身人口压力下可以进行进口替代，发展本地的纺织业。徐光启已经注意到江南纺织品对直隶的输出因后者的进口替代而减少。而美洲新大陆的棉花和糖的生产完全以奴隶制为基础，进口替代无从谈起，因而“核心”（英国）和“边缘”（美洲殖民地）的分工得以固定。一方面，英国需要棉花和糖的进口以缓解生态压力，另一方面，奴隶没有自给自足的生产，必需依靠进口英国的制成品。这也些说明了为什么只有奴隶制（而不是农奴制）才成为美洲殖民地的制度形式——因为在东欧农奴制下，农奴仍有一部分自给自足的生产，不完全依靠进口制成品。至此，我们看到，波梅兰茨关于生态缓解，奴隶制与英国工业革命内在联系的论述，比弗兰克深入、有趣的多。[xxxvii]在今日史学分工日益精细的时代，波梅兰茨发挥了综合文献的作用，提出大胆新设想，是难能可贵的。[xxxviii]

周武主要从《大分流》对“欧洲中心史观”的强烈批判性（强烈的“去中心化”的倾向）方面进行了肯定。他认为，彭慕兰的观点与以往的认识迥然有别，他对以欧洲为中心来看待历史的西方流行思路很不以为然，在他的书中以大量的史实批驳了琼斯所谓的欧洲在政治制度、生产力、生态等方面全面优于亚洲的看法，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去中心化”的倾向。他认为，我们不仅要质疑为什么中国没能像欧洲那样发展这种欧洲中心论的观点，也要追问为什么欧洲没有循随中国那样的密集化——内卷的趋向。当然，他的许多具体论证也并不都十分有力，但他所提出的问题却是很有启发性的，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xxxix]

乔新华主要深化历史研究的角度进行肯定。他认为，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围绕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所展开的有关中西历史比较研究的争论，无疑也会深化中国史的研究。该书不是把中国作为欧洲假定的对立面，而是把所有的比较对象（英国、西欧、日本、印度）都进行互相对照。[xl]

仲伟民[xli]主要从“促使对以往更欧洲中心主义的学术成果的再评估”和“采用的比较方法令人称道”两方面作了肯定。他认为，彭慕兰从欧洲和中国的学术成果中综合了大量的数据资料，并且提出了激发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会促使对以往更欧洲中心主义的学术成果的再评估。《大分流》一书中采用的比较方法令人称道。传统的比较研究大多比较笼统，尤其在涉及东西方比较的时候更是如此，学者多采用“中国与西方”、“亚洲与欧洲”、“中国与英国”等表达方式，仔细推敲，这样的比较都是很成问题的。《大分流》扬弃了传统的比较单位，而根据各方面客观条件（人口、土地面积、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等）大致相当的区域作为进行比较的单位。据此，作者选取了英格兰与中国江南作为具体比较的单位，而与英格兰／江南的比较相伴的是一个更大的政治／经济单位的比较——欧洲与中国，因为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许多方面完全可以与作为整体的欧洲相抗衡。两种比较方式并行采用，是该书的一大特色。尽管英格兰与中国江南的比较是本书的重点，但作者强调并不能因此而忽视欧洲与中国的比较，因为英格兰与中国江南这两个区域的命运之所以大异其趣，是由于各自与它们息息相关的大区域有着密切的关系。[xlii]

综上所述，学术界主要从“解构欧洲中心主义史观”（“反对‘目的论’式的思考”、“促使对以往更欧洲中心主义的学术成果的再评估”）、“创造性运用比较研究方法”（“比较目标和比较方法的创新”）、深化历史研究（“重视生态环境和地理因素”、“增进不同领域学术对话”）等方面对《大分流》作了充分的肯定。但对它“出现了不少经验性错误”、“忽视制度分析与文化分析”、“依赖二手的学术文献”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我的基本看法是：《大分流》是实证的经济史著作，更应该看作经济发展理论著作。因此，既要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研究它，更应该从发展理论的角度来认识它。伴随着西方现代化向更高一层次的发展和第三世界现代化的进展，尤其是东亚地区现代化的提速，发展理论将会向更复杂更深刻的方向迈进。《大分流》（《白银资本》也一样）可以视为其中的一个尝试。

[i] 以上信息综合参考张家炎：《如何理解18世纪江南农村：理论与实践——黄宗智内卷论与彭慕兰分岔论之争述评》，《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史建云：《彭慕兰〈大分流〉一书在中外学术界的反响》，《近代中国研究》网2004年6月17日；黄祥春：《彭慕兰新作引起中国学界关注》，《中国经济史论坛》网2003年2月14日；《彭慕兰〈大分流〉在世界范围引起关注》，《环球时报》2004年1月12日。

[ii] 马克??指出，近年海外中国学研究成果频出，但他们“更关注的是我们的资料，却不接受我们的理论。”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差异使中国的历史研究与国外的学者并不能真正地对话。如以中西资本主义发展的对比研究为例，美国加洲大学彭慕兰教授的《大分流》出版后，在国外史学界掀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强烈的讨论。而在中国，虽然学界也对这一争论有所关注，但是直到现在并没有真正的回应和讨论出现。这是中国历史研究中最需要跨越的障碍，中国史如此，世界史亦然。参考2004年10月21日全国博士学术论坛秘书组对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马克??的访谈《平实谦和 博学高识——访著名世界史学家马克??先生》。

[iii] 周武：《中国和欧洲何时拉开差距 ——关于〈大分岔〉的争论及其背景》，《文汇报?学林》2003年1月26日；或《清史译丛》（第一辑）。

[iv] 黄宗智（philip huang），美籍华裔学者。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历史学教授。

[v] 彭慕兰认为，关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在限制，且在根本上迥异于欧洲的各家理论中，最有名的是黄宗智的“内卷化”（赵冈及jack goldstone曾提出不同但相关的理论）。大致说来，黄宗智认为中国人口极度稠密，以致当人们试图在其日渐缩小的农场上维持固定的消费目标时，他们便需进行自我剥削的生产方式，即延长工作时间以获得微薄的报酬。但由于稻米的亩产量比小麦为高，18世纪中国的土地需求并不会比大部分的欧洲严重。黄宗智的理论比较可能成立的部分则是，中国社会并不鼓励妇女出外工作，因此她们无法在市场上出售她们的劳动力；无论如何，她们都必需赖家庭维生，故一般农村家庭便迫使她们延长工作时间，从事家庭内报酬率低的生产（大部分是纺织品），面无需购买物品以减少家计负担。因此，这里所说的劳力密集并不是为了回应市场需求（或专业化）所作有意义的时间重分配，没有产生手工业制品的大众市场。结果，这导致了经济内卷，而非发展。黄宗智的理论很有争议性。不过从我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再加上去讨论黄宗智的看法。第一、上述的消费估计使我们怀疑在1750年中国人的生活水准仅仅是维持基本生存的程度。第二、黄宗智所估计的纺织所得是根据1690年代的资料，此时棉布价格是1450至1850年间的最低点，而原棉价格达到同时期的高点。如果把黄氏所估计的实际生产力与18世纪一般的价格水准相比，则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参考彭慕兰：《工业化前夕的政治经济与生态：欧洲、中国及全球性关联》，《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四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关于彭慕兰和黄宗智之间的论战参见美国《亚洲研究杂志》2002年5月号（61卷第2期）；《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美]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85——100页。

[vi] 关于《大分流》，有较集中讨论的学术期刊和学术网站有《中国学术》、《清史译丛》（第一辑）、《近代中国研究》网、《中国经济史论坛》网等。

[vii] 该文最早发表于《亚洲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2002年5月号，是对二十年来国内外相关领域研究成果的一次系统的评述。

[viii] 作者系美国康乃狄克州立大学研究人员。

[ix] 彭慕兰在回应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一文时强调，我特别希望读者能够知道，在对黄宗智的回应中，我广泛引证了相关的著述，表明他的好几处批评都源于对我和别人的论点的错误表述(《亚洲研究杂志》61卷第2期2002年5月号第552-553，562-567页)。我还表明了，黄宗智自己所使用的数据，并不能够支持他关于江南和英格兰的相对生产力的论点(第543-551页)。我也表明，他关于布匹消费——这是他的论证中的关键问题——的论断，所依赖的数据是由假定十八世纪的农民只能勉强维持生活才得出来的，而没有使用清代的任何确凿材料；他以此种方式得出的估计，与其他学者的论著直接冲突，而那一论著被他在别的地方称作是“广阔趋向的一幅有说服力的画卷”。(第567-571页)再就是，李中清(james lee)、坎贝尔(cameron campbell)和王丰已经就黄宗智对他们著作中的历史人口统计(那是我自己在人口统计方面的论点的依据)所进行的批评，作出了详尽的回应。撇开别的不论，他们表明，按黄宗智对人口统计数量的假定，假如1700年中国人口约为2亿，那么，到1900年，人口总量就会到100亿了(第603页)。最后的然而并非最不重要的是， 如同豪纳女士所注意到的，黄宗智教授在计算织布一天的收入时，犯了出入10倍的错误，这个错误比之人们从豪纳女士的概述中所能得到的印象更具根本意义。这一错误(见黄宗智《 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1350-1988年》［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350-1988，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1990：第84-86页，我的文章中第560-561页对此进行了讨论)出现在关键之处：这是黄宗智所唯一作过的估算，意在从经验上证明，纺织业的劳动回报比之农业要低得多。一经认识到这一估算基于运算错误，黄宗智就没有什么经验证据来证明“内卷化”的存在了。这些以及别的一些错误，是对豪纳女士所提到的黄宗智的批评中存在问题的补充。参考彭慕兰：《对于围绕〈大分流〉之争论的补正》，《中国学术》2003年第2期。

[x] 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xi] 对于罗伯特·布伦纳与艾仁民的批评，彭慕兰《对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的批评的回应》几乎予以全面否认，首先，他否认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有关英格兰与江南经济体差别的某些陈述，如他否认英国有市场竞争的租佃市场，否认英格兰低生育率与社会产权系统之间的联系，否认英国农业革命与工业革命之间的必然联系等。他认为是总人口的增长而不是农业中分流出的人口为新工业提供了人力，而且这种“释放”量也比江南强不了多少；英格兰地主从农业中获得的利润并没有都投资在工业上；江南也有非常活跃的土地市场；1500—1750年间英国土地所有权比江南更集中；等等。其次，彭也反对江南在人多地少压力下为糊口而投入劳力更集约的纺织业生产的说法，他认为即使那些要把稻谷收成的1/2交租的佃农，其剩余仍超过最低生存所需；且纺织业所得不比农业所得低。江南纺织扩展的原因与几乎其他任何地方一样，是比较优势使得江南能进口长江上中游的米而生产其它东西。第三、彭从根本上否认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以农业产权关系解释江南、英格兰经济1750年时巨大差别的观点。他反复强调以人均农业产出与单位劳动产出而言，18世纪的英国农业无多大优势，不少方面反而是江南占先。总之，彭认为迟至1750年，英格兰尚不如江南。真正的大分流始于1750年，更多的是在1800年后，且来自于农业之外。参考《彭慕兰〈大分流〉一书在中外学术界的反响 》，《近代中国研究》2004年6月17日。

[xii] 英格兰农民作出生产决定时要考虑竞争租佃权，由此而迫使利润最大化。农民被迫寻找能在增加总产量的同时降低劳动投入的途径。农民认为大农场更有效，不愿由于使用更多的劳力而降低利润。农民经济条件差时晚婚、独身多；田块日益集中，劳动生产率提高；英格兰农村农工结合是为谋利，等等。

[xiii] 江南农民往往拥有部分或全部的产权（永佃权、田面权等），缺乏真正的租佃市场，地租率不是由市场竞争决定。地主攫走约30—40％的收成却无意投资农业。佃农不追求利润最大化。农民为续香火而早婚、求多子，但田产多子均分。人口压力日增而田产日小，结果只有投入更多的劳动以求最大的毛收入，劳力集约。每日劳动力产出下降，剩余积累少。长江三角洲农工结合是为了生存，等等。

[xiv] 史建云：《彭慕兰〈大分流〉一书在中外学术界的反响 》，《近代中国研究》2004年6月17日。

[xv] 葛以嘉：《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徐兰君译，《中国学术》2001年第1期。

[xvi] 张家炎：《如何理解18世纪江南农村：理论与实践——黄宗智内卷论与彭慕兰分岔论之争述评》，《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

[xvii] 史建云对《大分流》的系统批评可以参考史建云：《重新审视中西比较史：〈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述评》，《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或《清史译丛》（第一辑）。

[xviii] 史建云：《彭慕兰〈大分流〉一书在中外学术界的反响 》，《近代中国研究》2004年6月17日。

[xix] 王家范：《“西学东渐”还是“西学东变”——彭慕兰的〈大分流〉打破“欧洲中心主义”了吗？》，《文汇报·学林》2004年5月16日。

[xx] 王家范：《明清史再认识——王家范教授在“中国历史文化高层论坛”上的演讲》，《解放日报》2004年8月8 日。

[xxi] 陈昆亭：《文化制度与经济增长——“大分流”模型化解析》，2004山东省数量经济学研讨会论文。

[xxii] 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xxiii] 赫拉克勒斯，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据说神勇无敌。然而，鉴于他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比较分析，所以这里恰当的神话人物可能应是阿特拉斯——希腊神话中以肩顶天的巨神——原编者注。

[xxiv] 葛以嘉：《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徐兰君译，《中国学术》2001年第1期。

[xxv] 马开伦力图运用一种新方法来克服困难，从而对老问题提供全新的洞察力。他认为，我们一方面消除了文艺复兴跟科学革命之间的界限，把它们都看作是朝着更可靠的知识迈进的这样一个运动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把从物质着眼的和从思想着眼的解释联系起来，探索一种三角形的或环形的观念，以把生活中思想、物质、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整合起来。采取这样的探讨方式，可以帮助我们重新审视宏观的历史问题，而不至于心中不安。我们承认差异，在欧亚两端的歧异比彭慕兰等人提出的两百年更深刻。我们承认从技术上讲一些制度比其他一些更高出一筹，但这并不表示种族或其它方面的优越性。我们承认历史上偶然事件的作用，但不把整个历史进程看作是机遇的结果。我们也考察思想与审美的领域，而不是将其完全化约为经济和社会的因素。我们可以指出在差异背后隐藏着的漫长的因果链条，但同时世界历史上很多最重要的事件都是人们不曾图谋过的事件序列所产生的结果。这是一个巨大的偶然事件，但是回顾历史，我们又能找出其发生的原因。参考马开伦：《对〈大分流〉的思考：关于世界的可靠知识》，王湘云译，《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

[xxvi] 史建云：《彭慕兰〈大分流〉一书在中外学术界的反响 》，《近代中国研究》2004年6月17日。

[xxvii] 指黄宗智、罗伯特?伯伦纳(robert brenner)和克里斯多弗?依赛特(christopher isett) 提出他们的证据以表明欧洲在诸如农业、人口、资源、市场结构，以及生态这些方面都更适合于工业化，并批评彭慕兰对他的证据的运用。当然，莱斯利?豪纳认为，这些评论并未全面怀疑彭慕兰的重要著作，而且他也能对他们的某些意见做出反驳。参考莱斯利?豪纳《关于〈大分流〉的争论》，田嵩燕译，《中国学术》2003年第1期。

[xxviii] [美]莱斯利?豪纳《关于〈大分流〉的争论》，田嵩燕译，《中国学术》2003年第1期。

[xxix] 吴承明：《〈大分流〉对比较研究方法的贡献》，《中国学术》2003年第1期。

[xxx] 张芝联认为，18世纪中、欧都感受资源匮乏之苦，这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障碍。西欧在美洲的殖民地不仅提供大量金银，而且利用奴隶劳动向宗主国输送木料、棉花、蔗糖，反过来殖民地又大量吸收西欧的制成品。这样的双向运动不仅解决了西欧的原料来源，又省出了本来应用于种植棉花的土地。据彭氏计算，英国约省出2300万英亩土地从而化解了生态危机；而当时中国的核心地区（江南）则因内地人口增多的需要，不能像以前那样容易得到所需的棉花和粮食，反而加重了生态危机。参考张芝联：《彭慕兰、王国斌对中、欧发展道路的看法》，《清史译丛》（第一辑）。

[xxxi] 张芝联：《彭慕兰、王国斌对中、欧发展道路的看法》，《清史译丛》（第一辑）。

[xxxii] 王家范先生通过对历史的研究体验，深有感触地说，历史上许多实例无一不在说明，亚当·斯密说的“利益最大化”倾向，马克斯·韦伯说的“经济人”理性，在中国古人身上并不缺乏。太史公对经济的认识，诸如“人之熙熙，皆为利来；人之攘攘，皆为利往”，“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特别是认为人追求物质利益是任何大道理都不能改变的，最好的办法是因势利导，其次是教育、规范和管理，最差的就是与民争利。假若隐去其名，用新式“话语”修饰得更难读些，简直完全可以冒充某某“新自由主义”经济观！由此可知，对市场需求的感受，对价格波动的认识，对赢利的机智追求，欧洲人并不是先天性地就一定独占“花魁”，古代中国人的智慧一点也不落后（明清的商人书籍可以继续证明这一点）。参考王家范：《明清史再认识——王家范教授在“中国历史文化高层论坛”上的演讲》，《解放日报》2004年8月8 日。

[xxxiii] 王家范：《明清史再认识——王家范教授在“中国历史文化高层论坛”上的演讲》，《解放日报》2004年8月8 日。

[xxxiv] 史建云：《重新审视中西比较史：〈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述评》，《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或《清史译丛》（第一辑）。

[xxxv] 史建云：《彭慕兰著〈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或史建云：《〈大分流〉带来的启示》，《近代中国研究》 2004年7月2日。

[xxxvi] 为什么呢？彭慕兰强调，马尔萨斯的四项必需品——食品，燃料，纤维和建筑材料——均要占用土地来生产。当纺织机械的革命新增加了对于棉花纤维的需求后，必相应减少了食品，燃料和建筑材料所能占用的土地（假定棉花由英国本土生产），从而提高了食品和燃料的价格。当食品和燃料的价格高于工资后（这的确在18世纪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发生了），纺织业的技术革新也无法使工业革命持续下去。可见，孤立的技术革新无法形成持续的工业革命。

[xxxvii] 崔之元并不肯定彭慕兰的观点一定是正确的。他认为彭的观点未能回答下述两个关键问题。（1）英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否是比“生态缓解”更重要的促进英国工业革命的因素？（2）英国军事力量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制度基础的是什么？（他倾向于用天花等疾病被欧洲人带入美洲来解释美洲原住民的大部分灭亡）。

[xxxviii] 崔之元：《生态缓解，奴隶制与英国工业革命——评〈大分岔：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清史译丛》（第一辑）。

[xxxix] 周武：《中国和欧洲何时拉开差距 ——关于〈大分岔〉的争论及其背景》，《文汇报?学林》2003年1月26日；或《清史译丛》（第一辑）。

[xl] 乔新华认为，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转向。一是从“西方中心主义”到“中国中心观”的转变，二是从“中国中心观”到“时空双向交叉比较史观”的转变。前者以柯文为代表，探讨了中国史研究中以何者为参照系的问题；后者以加州学派王国斌、彭慕兰等为代表，探讨了单向度参照系的科学性和如何比较的问题。“中国中心观”蕴涵的方法论意义即是要摆脱中国史研究中被动、片面而绝对地以西欧经验为参照系的束缚，强调从中国内部探索中国历史的真相，进而探讨隐藏其后的历史观——传统与现代性问题，意欲重新检讨中国史研究始终为西方现代化的普遍性进程提供一个地区性注脚的依附局面，它推动了中国史研究向纵深方向的发展。但“中国中心观”因过分注重内在因素而对外在影响重视不够而遭遇尴尬，且在本质上未能完全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羁绊。王国斌等人的“空间与时间的双向交叉比较史观”（王国斌在《转变的中国》一书中提出了“对称性观点”、“前瞻性分析”、“回顾性分析”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李伯重把它归纳为“空间与时间的双向交叉比较”研究方法。具体地说：“在空间方面，不仅从欧洲的立场出发看中国，而且也从中国的立场看欧洲；而在时间方面，则不仅站在今天的角度看过去，而且也站在先前某一点看后来。”简言之，“从西看中”与“自中视西”相结合，同时“从今察古”和“由前思后”相并行。较之以往那种时空分离和单向性的比较，这种比较当然更为全面和科学。）则彻底抛弃了中心和边缘的观念，有助于学界走出不论是“西方中心主义”还是“中国中心观”在某种程度上所导致的尴尬局面，从而为美国的中国史研究领域打开了另一扇透视中国的新视窗，标志着世纪之交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又一新转向。参考乔新华：《近五十年来美国中国史研究的两次转向》，《光明日报》2004年1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