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监理述职报告十篇

通讯监理述职报告篇1

    一、非法口供的认定

    对于什么是应当作为非法证据排除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目前在司法实践中有不同的认识。第一种观点认为,作为非法证据排除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应仅限于采用刑讯逼供等严重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非法手段获取的有罪供述。第二种观点认为,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口供,也应当予以排除。第三种观点认为,只要被告人当庭翻供,其庭前有罪供述就应该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笔者认为,无论审查起诉阶段还是审判阶段,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进行非法证据排除的标准是一致的,因此,审查起诉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可以综合审判实践,并根据有关法律规定来准确判定,即应当作为非法证据排除且不得作为起诉决定依据的口供,应当限于使用肉刑或者变相使用肉刑,使犯罪嫌疑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的情况下,违背其意愿的供述,或者是违法程度和对犯罪嫌疑人的强迫程度与刑讯逼供相当而迫使其违背意愿的供述。此种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之所以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系因侦查人员取证行为本身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严重侵害了公民的基本人权,其所得证据无论内容真假,均丧失证据能力,需要予以绝对排除。

    而采用威胁、引诱、欺骗性方法得到的口供,是否作为非法证据予以绝对排除,有观点认为威胁、引诱、欺骗取证的情况比较复杂,不能一概而论,笔者较为赞同。在国外,许多国家基于打击犯罪的需要也采取容忍的态度,只有极少数的威胁、引诱或者欺骗取证行为被法律所禁止。⑴因为,侦查的过程不可避免伴随着技巧和谋略,使用尚未达到使犯罪嫌疑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的威胁、引诱或者欺骗,犯罪嫌疑人仍然具有是否供述的主动性、自主性,此时获得的口供不能当然予以排除,需要进一步以法律规定和社会公序良俗为依据进行审查判定。

    对于犯罪嫌疑人在未受到刑讯逼供情况下,作出的虚假供述或者推翻以前的有罪供述,更多影响的是其证明力问题。即使因涉及对证据能力的质疑,而排除对相关口供证据的采信,但这不属于非法证据排除的问题。实践中存在的将证据的不合法性或者证明力的削弱等同于非法证据的认识应予以纠正。

    二、检察官在排除非法口供中的角色

    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在对口供进行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中扮演何种角色,实践中有不同认识。有人主张,相对于审判阶段对非法证据的法庭调查,检察机关对非法证据的排除是一种体现其监督职能的前置排除。⑵也有人认为,非法证据排除是一场程序合法性之诉或叫司法审查之诉,犯罪嫌疑人成了原告,而侦查人员变为被告,审查起诉阶段的非法口供排除,赋予担负审查起诉职责的检察官以司法审查之责任。⑶也有观点认为,审查起诉部门扮演“审判之前的法官”,不仅忽略了审判机关与检察机关的职责分工,还会妨碍追诉目的的实现,影响犯罪控制的效果。⑷

    根据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任务是通过审查起诉和提起公诉、对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尊重和保障人权。因此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需履行依法追诉犯罪职责,承担客观公正义务,实施法律监督职权,是多重角色的融合。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站在客观公正之立场,对证据进行准司法化审查并排除非法口供,是对上述角色的准确诠释,既能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又能规制、引导侦查机关的取证行为,还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因庭审时口供被作为非法证据排除而使得公诉证据体系削弱、庭审公诉困难等不必要的问题,⑸对公诉造成不利甚至是无可挽回的影响。

    三、非法口供排除程序的启动

    依职权启动。根据修改后刑诉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八条规定,在审查起诉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非法口供,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提起公诉的依据;人民检察院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报经检察长批准及时进行调查核实。据此可知,承担审查起诉职责的检察官,在对案件证据进行审查过程中,有责任和义务主动启动程序排除非法证据。如果认为或者发现讯问活动可能存在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犯罪嫌疑人对讯问活动合法性提出异议或者翻供等情况,应当立即开展调查核实工作。

    依申请启动。在审查起诉阶段,犯罪嫌疑人及辩护人报案、控告、举报侦查人员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并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和内容等材料或者线索的,履行审查起诉职责的检察官应当依法受理并进行审查。对口供收集的合法性存在疑问的,报经批准后,应当及时启动调查核实程序。审查起诉部门在收案后宣告权利、听取辩护人意见时,应当同时告知犯罪嫌疑人、辩护人有权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并提供相关证据或线索材料。

    对于启动非法口供排除程序的申请,实践中有辩护人认为过早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容易使检察机关提前补充、完善合法证据,从而不利于进行无罪辩护。笔者认为,辩护人的职责在于依法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无罪辩护不是其唯一追求。庭审中的证据突袭,往往导致延期审理、补充调查等诉讼拖延,反而损害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但又无法阻碍检察机关的补正、补查及指控犯罪工作,因为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四百四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公诉人不能当庭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需要调查核实的,可以建议法庭休庭或者延期审理。

    四、对非法口供的审查

    审查方式。无论依职权还是依申请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承办检察人员均可以采取以下方式对口供的合法与否进行调查核实:查询犯罪嫌疑人出入看守所的身体检查记录及相关材料、看守所工作日志、管教谈话记录等书面材料,调取讯问时的录音录像、羁押场所监控视频;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在场人员、证人、办案人员;听取辩护人、鉴定人及其他有关人员的意见;要求侦查机关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材料,要求侦查机关对讯问的合法性进行书面说明。检察机关应当根据线索的不同特点和所选择的不同调查路径,选取相应的调查方法和策略,同时注意避免负面影响。

    审查时限。承办检察官应当在受案后立即开展对证据的审查核实工作,对于可能系非法获取的口供,应该立即进行调查。审查及调查核实应当在审查起诉三十日期限内完成,对于案情重大、复杂的,可以延长十五日。对于需要通过退回补充侦查的方式进一步对口供的合法性进行调查核实的,应该在重新计算的审查起诉期限届满前完成。

    对重复自白的审查。实践中,侦查机关移送审查起诉卷宗中,往往有犯罪嫌疑人的多份供述或辩解,而其中有罪供述内容往往大同小异,即重复性自白。对于犯罪嫌疑人的这些重复性自白,其中可能只有第一次讯问时存在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因此审查起诉阶段要着重查明非法口供获得的时间段、对犯罪嫌疑人心理的影响、刑讯逼供等非法行为的延续性、犯罪嫌疑人的认知能力和精神状态等事项,为嗣后对重复自白的排除与否奠定基础。

    五、非法口供审查后的处理

    排除非法口供。承办检察官在审查与调查完毕后,应当制作调查报告。该调查报告可以单独制作,也可以与全案审查报告一同制作且作为全案审查报告的一部分,并提出明确、具体的处理意见和建议,对拟作为非法证据排除的口供要予以详细说明。报经批准后,排除该非法证据。

    但对于非法取证后的重复性自白是否一律排除,实践中做法不一。出于追究和打击犯罪的需要,并借鉴国外关于非法口供排除的实践做法,笔者赞同“排除重复性自白一般应限于同一取证主体,变更管辖后的侦查机关或者检察机关合法取得的重复性自白仍具有证据能力”⑹的主张。

    完善重构证据体系。对侦查阶段非法获取的口供的排除具有绝对性,因而造成的证据缺失应该积极通过依法补侦、补正的方式收集其他证据予以弥补。加大根据口供线索而收集物证、书证等客观证据的工作力度,依照法定程序和形式重新收集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与辩解。此时对口供的重新收集应更加慎重。正当的途径是由承办检察人员而非侦查人员担当重新取证的主体,在中立、不具有权力压迫性地点,按照合法的程序和方法进行取证。⑺同时还应把握好对瑕疵证据的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调取关联证据替代被排除的证据,完善和重构指控犯罪证据体系。

    做好庭审准备。排除非法证据并对证据体系完善、重构后,如果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了犯罪行为,应该依法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如证据确实充分,符合提起公诉条件,应依法及时起诉,同时将被排除的非法证据移送受案法院。承办检察官应做好跟进工作,对于被告人在开庭审理前向法院提出的非法证据排除申请,通过庭前会议、证人出庭等积极应对;对于法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应当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履行对法庭的诉讼监督职权。

    六、非法口供的监督与预防

    启动诉讼监督程序。对于确有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犯罪嫌疑人口供的情形,如果认为非法取证行为已经构成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将有关线索材料移送有管辖权的部门立案侦查。对于违法取证行为尚未构成犯罪的,应该向违法取证人员所在侦查机关或其上级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纠正违法意见书,并对侦查机关强化管理、依法履职,切实维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等事项提出检察建议或意见。对于移送后的立案情况、纠正违法文书的整改情况、检察建议的落实情况,审查起诉部门检察官应及时予以跟进,监督有关部门或人员是否落实。

    强化公诉引导侦查。通过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旁听庭审、无罪与发回重审案件通报等相关措施,准确执行修改后刑诉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扭转侦查机关重破案、轻取证的观念,推动侦查理念由抓人破案向证据定案的转变。通过非法证据排除典型案例研讨等具体方式,强化证据收集、固定意识。通过公诉介入、引导侦查等方式,对重大复杂案件及时引导取证方向,明确取证要求,为杜绝非法取证行为创造良好的助推条件。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⑴参见杨小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几个问题》,载《江西警察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通讯监理述职报告篇2

关键词:检察机关;刑讯逼供;应对

1 刑讯逼供的危害

(1)容易造成冤假错案。这是刑讯逼供最直接的危害后果。虽然通过刑讯使不少拒不认罪的罪犯如实招供,但无辜者因肉刑摧残而含冤受罚的也比比皆是。因刑讯逼供有很多人被屈打成招,放纵了真正的罪犯,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

(2)模糊了有罪者和无罪者的外部差异,增加了侦查破案的难度。在正常讯问中,有罪的人和无罪的人的外表通常是可以看出区别的,而一旦采用刑讯逼供,暴力和强烈痛楚将使所有被刑讯者全身紧张,疼痛难忍,从而导致两者之间界限模糊,使侦查人员失去通过表情、语气和语调来探明真伪的可能。

(3)刑讯逼供会严重降低刑事诉讼的效率:①刑讯逼供可能冤枉无辜,从而增加案件的错误成本并使已经过的程序全部无效,导致刑事诉讼效益的降低;②刑讯逼供挫伤了被追诉者对程序公正的信任,引起抵触情绪,必然导致上诉和申诉的大量增长;③刑讯逼供的存在会使侦查人员过于依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而殆于收集其他证据,当被刑讯者被证明是无辜的而不得不收集其他证据时,调查取证的有利时机可能已完全丧失,导致出现疑案而使效率和效益均为零。

(4)刑讯逼供还会造成人们对现行司法制度的对抗心理。这是因为刑讯逼供是以一种犯罪来对抗另一种犯罪,违反了程序理性原则,损害了人们对司法程序正义功能的预期,从而使无罪者处于比有罪者更坏的境地。

2 现实中刑讯逼供屡发的原因

2.1 公安机关的破案压力

有公安部门人员指出,实践中刑讯逼供的行为仍不能杜绝首要原因是破案压力,而破案压力则反映出领导人员的观念存在问题。刑讯逼供行为人之所以没有被制止或者敢于实施,就是因为一些领导人员将侦破案件、维护社会治安置于比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更重要的地位所致。

2.2 在侦破案件的实践中仍起着重要作用

刑讯逼供在侦破案件的实践中仍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也就是一些人所谓的“闻着臭、吃着香”。犯罪嫌疑人受到刑讯逼供后,很多人作出了有罪供述,而这些有罪供述又被查证属实,这使刑讯逼供行为因为“有效”而有“市场”。

2.3 查处证据难以查找

第一,获取线索难。目前刑讯逼供案件线索主要来源于当事人及其亲属的控告和检察机关自行发现。但有相当一部分刑讯逼供案件的受害人往往害怕打击报复不敢报案,或者担心上告后难以获胜而不愿报案。检察机关通过监督发现案件线索的渠道也很有限。因此,这类案件往往很难被发现。

第二,调查难。实践中,刑讯逼供案件的查办常常受到多方面的干扰和阻碍,初查后无结果的案件数量一直占据较高比例,很多案件由于调查取证难而久拖不决或不了了之。

第三,取证难。刑讯逼供案件证据的特殊性直接制约着证据的固定、保全和收集。一方面,刑讯逼供案发的时间地点较为特殊隐蔽,犯罪中留下的证据较少;另一方面,涉案人员反侦查能力较强,在实施刑讯逼供行为时,很少留下明显的痕迹线索,而且善于事后及时消除湮灭相关物证,订立攻守同盟,干扰取证工作。同时,有限的知情者也不愿作证。

第四,认定难。刑讯逼供案件一般只有受害人控告,少有行为人口供,也缺乏其他证据印证,尤其是没有形成明显外在伤害痕迹的违法犯罪更为隐蔽。所以,案件的直接证据缺乏,间接证据又形不成完整链条,根据掌握的证据材料很难得出惟一的、排他性结论,这就使得刑讯逼供案件的性质难以认定。

第五,处理难。由于刑讯逼供案件涉及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违法犯罪问题,检察机关在处理此类案件时会受到内、外部的压力,难免网开一面,从轻处罚。有些部门领导也出于种种考虑,对行为人进行庇护,竭力助其开脱责任,力图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3 检察机关如何应对

> 刑讯逼供以侵害人身权利的方式逼取口供,是司法野蛮和程序落后的表现。笔者认为,加大检察权对侦查权的制约,是控制侦查权的不当扩张,有效防止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必不可少的措施。我国刑事诉讼法虽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有权监督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但由于监督途径太少,故而对侦查活动中诸如刑讯逼供等违法行无法获悉。因此应拓宽检察机关的监督手段,加大监督力度。

(1)应加强事前预防:① 坚持提审制度。侦查监督部门在办理审查逮捕案件时,应坚持逐案提审制度,对重大、复杂案件要加强审讯和证据复核工作。讯问时,严格实行对犯罪嫌疑人权利告知制度,注意审查发现侦查中是否存在刑讯逼供问题。②建立并落实侦押分立制度。侦押分立是许多国家通行的一项制度,由独立于侦查机关的不同部门专门负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关押,以监督侦查机关的取证行为,保护和落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在我国,侦查和关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际上由同一主体负责,这一机制无法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因此我们应与国际接轨,由独立于公安机关的中立机构专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关押。这一机构没有责任去配合侦查,而是专门负责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他们可对收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人身检查,对严重的违法取证行为如刑讯逼供可向检察机关提出处理建议。

(2)加强事中监督机制。①设立刑讯逼供行为投诉机制。监督部门要努力拓宽刑讯逼供违法行为的获取渠道,充分运用信件、电话、网络等多种方式,受理刑讯逼供等违法侦察行为的举报、控告,设立专门机构或窗口负责受理工作,加大对刑讯逼供违法行为的举报力度。②坚持及时介入侦查制度。对正处于侦查过程中的案件涉及重大刑讯逼供违法犯罪行为的,监督部门可以采取同步监督措施,适时介入侦查活动,及时展开调查工作,尽早固定、保全相关证据,增强刑讯逼供案件查办的时效性。③扩大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律师可以在场监督并及时制止侦查人员的非法取证,特别是刑讯逼供行为和侦查人员侵犯犯罪嫌疑人人格尊严和人身侮辱的行为。

通讯监理述职报告篇3

一、刑讯逼供久禁不绝的原因

（一）思想原因

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存在都是有特定的思想和理念作为基础的。刑讯逼供之所以在实践中久禁不止，就是因为作为其基础的思想和理念还未能得以清除。导致实践中刑讯逼供长盛不衰的思想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有罪推定的思想影响。封建社会实行纠问式诉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先入主地推定为有罪，这是刑讯逼供得以产生的思想根源，也是刑讯逼供至今仍然难以禁绝的主要原因。

其次，在刑事诉讼中，具体办案的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对于有些案件情况的认识和推定在违反科学、不合逻辑，甚至出现捕风捉影，产生先入为主问题，由此造成误断、错判。当办案人员在收集不到其他证据可供查明案件真象的时候，往往凭着个人的认识和判断要求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做出符合自己判断的供述。当其不能如愿以偿的时候，就会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老实”，并容易不由自主地进行程度不同的刑讯逼供。

再次是由于司法实践中的种种错误认识。这又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刑讯逼供必要论”，认为真正的犯罪分子一旦交待实际情况就会受到刑罚的处罚，因而没有一定的强制力量就无法迫使其交待罪行;二是“刑讯逼供利益论”，认为刑讯逼供虽会造成一定消极后果，如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利、可能造成冤假错案等，但却有助于迫使犯罪分子交待罪行，有利于侦破丛案、串案。只要没有造成重大人身伤亡，刑讯逼供是利大于弊的;三是“口供论”，认为在目前我国现有侦查技术比较落后的情况下，没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刑事侦查将很难进行。

（二）制度原因

相关制度规定不明是导致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盛行的现实原因。

首先是我国一直以往不承认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是现代世界各国公认的基本的宪法原则和刑事诉讼原则，其最基本的功能就在于确认:在法院判决生效以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无罪的。既然是无罪的，侦控机关当然无权对其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

其次是我国以往不承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刑事政策上，我国奉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刑事诉讼法还明文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如实陈述的义务。这一法定义务不仅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面对指控时无权保持沉默，而且给了侦控人员以强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交待的权力。因为判断是否“如实”的权力是由侦控人员说了算的，一旦侦控人员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回答不符合其预先判断，自然免不了暴力相加，刑讯逼供了。在刑事诉讼中，刑事控诉方承担举证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而被告人的供述义务实质上是强迫被告人协助追诉方证明自己有罪。它既削弱了双方地位的对抗性，贬抑了被告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妨碍了被告人辩护权的行使，而且助长了诉讼活动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的过分依赖。

再次是我国法律没有明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但对于非法收集的证据应否排除，法律未作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即使是非法获得的证据，只要查证属实，依然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

最后，其他许多相关制度的缺失也是导致刑讯逼供盛行的重要原因。如侦押分立制度、人身检查制度、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在场制度等等。

（三）其它原因

1、司法投入的普遍不足。

目前，我国国民经济实力从总体上来看还比较落后，国家能够给予公安司法机关支配的资源相对有限。逼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与勘验、搜查、扣押、侦查实验等措施相比，成本和耗费相对较小，在国家司法投入普遍不足的情况下，侦查机关千方百计地逼取犯罪嫌疑人口供也就不足为奇了。

2、侦查技术水平的相对低下。随着犯罪组织性、技术性及隐秘性的提高，刑事侦查的难度也越来越大，然而我国的刑事侦查无论是从人员素质、技术装备还是组织管理来看，技术水平都非常低，此时侦查人员常常被迫采用刑讯逼供以突破疑难案件。

3、缺少应有的职业道德。有极少数司法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低下，他们在办案过程中，为了私利(如个人报复、取得非法经济利益等)往往需要制造假案、冤案，刑讯逼供则是其中重要的手段。

4、刑事审判公开程度不够。这突出反映在案件的第二审是以不开庭方式审结，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使被告人的辩护权不能得到充分的行使，庭审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暗箱操作，削弱了第二审审判活动的法律监督。

5、对刑讯逼供处罚的不力。虽然我国刑法已将刑讯逼供作为一种犯罪加以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对刑讯逼供行为却很少查处，即使不得不进行查处，也往往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原因很简单:主管领导往往认为刑讯逼供是因为工作上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谋取私利，对刑讯逼供处罚太严会挫伤干警的积极性。

二、刑讯逼供的危害

刑讯逼供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对犯罪嫌疑人、对社会公众都会造成各种各样的危害，具体表现为；

1、因刑讯逼供有很多人被屈打成招，从而形成冤案，放纵了真正的犯罪人；

2、刑讯逼供伤害了犯罪嫌疑人的人格尊严，使本来有可能如实供述的犯罪嫌疑人不愿供述或虚假供述。

3、模糊了有罪者和无罪者的外部差异，增加了侦查破案的难度。讯问犯罪嫌疑人是一个复杂的信息获取过程，侦查人员不仅要注意语言信息的获取，还要注意更为复杂的犯罪嫌疑人表情、语气、语调等方面的变化，以探明案件的实际情况。在正常讯问中，有罪的人和无罪的人的外表通常是可以看出区别的，而一旦采用刑讯逼供，暴力和强烈痛楚将使所有被刑讯者无论是有罪还是无罪都会全身紧张，疼痛难忍，从而导致两者之间界限的模糊，使侦查人员失去通过表情、语气和语调来探明真伪的可能。

4、刑讯逼供严重地侵犯了人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拷打，其基本的人格尊严、意志自由和隐私权利都被侵犯和剥夺，这是严重违反程序和人道原则的。按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公认的国际性法律文件《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标准来衡量，刑讯逼供至少违反了公民权利的许多条款。

5、刑讯逼供还会严重降低刑事诉讼的效率

（1）刑讯逼供可能冤枉无辜，从而增加案件的错误成本并使已经过的程序全部无效，导致刑事诉讼效率和效益的同时降低;

（2）刑讯逼供挫伤了被追诉者对程序公正性的信任，引起抵触情绪，必然导致上诉和申诉的大量增长，降低刑事诉讼的效率;

（3）刑讯逼供的存在会使侦查人员过于依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而殆于收集其他证据，当被刑讯者被证明是无辜的而不得不收集其他证据时，调查取证的有利时机可能已完全丧失，导致出现疑案而使效率和效益均为零;

（4）如果因刑讯的使用挫伤被追诉者的自尊，使本来愿意如实供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坚决不供述或不如实供述，就会使刑事诉讼出现负效率和负效益。

6、刑讯逼供是以一种犯罪来对抗另一种犯罪，违反了程序理性原则，损害了人们对司法程序正义功能的预期;

7、刑讯逼供还会造成人们对现行司法制度的对抗心理。因为在刑讯之下，老实交待者肯定会被定罪处罚，而奸猾狡诈者，特别是累犯、惯犯拒不交待却有可能被宣告无罪。

8、刑讯逼供直接违反我国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因为在刑讯下，最终决定一个人是有罪还是无罪的不是事实和法律，而是被刑讯者筋骨的承受力和皮肉的敏感度。

三、减少消除刑讯逼供的对策

在明确了刑讯逼供的形成原因和所造成的社会危害之后，我们可以在参照外国相关立法司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针对其产生原因，采取以下相应的对策：

（一）提高司法人员主体素质

1、加强司法人员职业素质和职业道德教育，消除刑讯逼供产生的思想根源；

2、严把司法队伍的入口，严格实行职业道德和业务考核制度，坚持宁缺勿滥的原则。

3、要消除司法实践中对刑讯逼供作用的错误认识。要使司法人员认识到，从查清案件实体真实来看，刑讯逼供并不是促使犯罪分子如实交待罪行的最佳方法。刑讯逼供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会引起被追诉者的对抗心理，从而拒绝如实交待。调查结果表明，在造成被追诉者未能如实陈述的诸多因素中，如审讯人员搞刑讯逼供;审讯人员提问方法不妥、用词不当，有损被追诉者人格和自尊心;被追诉者信奉“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被追诉者有一定反侦讯和谎供经验;审讯人员态度严厉、生硬、粗暴;被追诉者抱有侥幸心理，想以假乱真、蒙混过关等诸多因素中，审判人员搞刑讯逼供被认为是导致被追诉者不愿如实供述的最重要的因素。

（二）加强相关法律制度建设

1、彻底确立和切实推行无罪推定原则。应当肯定的是，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即表述了无罪推定的基本含义，但这一理念在广大司法工作人员心目中一直未得到牢固确立，这就为现实中有罪推定的盛行开了方便之门，从而也为刑讯逼供久禁不止留下了隐患。为此，我们必须在立法上明确肯定无罪推定原则，在实践中真正贯彻无罪推定原则的各项要求，并以此来教育广大司法工作人员，特别是侦查人员。只有这样，才能最终消除刑讯逼供赖以存在的思想基础。

2、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权。

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权，“以权利对抗权利”，是消除刑讯逼供的重要途径之一。国际上关于沉默权的实践中做法有两种：积极模式的，如英美等国，司法人员必须明确告知当事人有沉默的权利；消极模式的，则由法律规定当事人享有沉默权，但司法人员无告知的义务。确立积极沉默权制度目前在我国尚有较大的阻力。但我国已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已批准并承诺在我国立法和实践中落实公约中的有关规定，包括沉默权规则。基于此，我们可以先确立消极沉默权规则。

3、确立、贯彻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将使实施刑讯逼供者最终无法从刑讯逼供中获利，从而使其不得不放弃刑讯的意图。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都规定，凡经查证属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的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当前，我们一方面要在将来进一步修正刑事诉讼法典时确立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以提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权威性。另一方面，必须确立实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必须的配套制度，如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取证制度、异议制度、认定程序，等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施中落实，从而为遏制刑讯逼供增加一道制度屏障。

4、确立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律师在场制度。

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有权在场是世界各国的通行规则，美国的米兰达规则、英国的《法官规则》都体现了相关要求。建议我国在未来修改刑事诉讼法时也确立这一制度。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在场可以起到如下作用:（1）、监督并及时制止侦查人员的非法取证，特别是刑讯逼供行为;（2）、有利于对侦查人员侵犯犯罪嫌疑人人格尊严和人身侮辱的行为，包括对刑讯逼供进行申诉控告;（3）、作为证人向法庭证明口供是否系采用非法手段获得，等等。

5、实行讯问全程录相监控制度。通过先进的电子监控设备来对讯问进行全程监控，在客观上有利于防止刑讯逼供的发生；

6、建立并落实侦押分立制度。

侦押分立也是许多国家通行的一项制度，英国和日本均有类似规定:由独立于侦查机关的不同部门专门负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关押，以监督侦查机关的取证行为，保护和落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在我国，侦查和关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际上是由同一主体负责的，这一机制无法起到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作用的。借鉴国外的经验，可考虑由独立于公安机关的中立机构专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关押，并由法律明确规定，这一机构没有责任去配合侦查，而是专门负责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为此，还必须赋予这一机构以以下职权;对收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人身检查的权力;对严重的违法取证行为，如刑讯逼供向有关机关、如检察机关提出处理建议的权力，等等。

（三）加大刑事诉讼的司法投入。

1、进一步为司法人员提供查明犯罪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和先进技术设备。这包括提供充足的办案经费，快捷的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中等偏高的生活条件。

2、提高公安司法工作的技术含量。科学技术的应用将大幅度提高公安司法工作人员的取证能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过分依赖中供的情况。

（四）强化对刑讯逼供的外部监督力度。

外部监督不力也是导致我国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建立健全的侦查监督体系，如人大监督、党纪监督、监察监督、检察监督等也是消除刑讯逼供所必须。

这里，尤其应强化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有权监督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但是由于监督途径太少，只有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两种，这对于侦查活动中的许多违法行为，如刑讯逼供等，检察机关往往无法获悉。因此建议将来在修正刑事诉讼法时增加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手段，如有权派员参与侦查、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有权派员在场、有权处罚违法违纪侦查人员等。另外，对讯问人提出刑讯逼供指控的案件，一律实行由人民检察院通知侦查机关负责人另行指派办案人员承办的制度。

（五）、强化刑讯逼供司法人员的法律责任。因此，我国刑法及刑事诉讼法有必要补充确立如下制度:

1、对于被控犯刑讯逼供罪的案件，应从重从快审判，从而形成一种震慑力；

2、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指控被刑讯逼供的，可以考虑借鉴西方的举证责任倒置制度。

3、落实刑讯逼供人的行政责任。

4、严格执行刑讯逼供的赔偿制度。

参考文献资料:

（1）《论犯罪与刑罚》， 贝卡里亚著，黄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2

（2）毕惜茜、赵桂芬:《在押犯罪嫌疑人心理状况调查之二———供述心理的分析》，载于《预审探索》，1998年第3期

（3）《刑法的修正与适用》周其华 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4.6.1出版

（4）《刑事诉讼法》 北大和高教联合出版 陈光中主编 2002.4出版

通讯监理述职报告篇4

文章标题：年终述职报告（公司副经理）

各位公司领导，各位同事上午（下午）好：

非常感谢总公司和通讯导航公司公司对我的信任，给我这次汇报一年来工作的机会。20xx年的岁末即将过去，一年的学习、工作，时间并不算太长，但我得到大家的帮助实在是太多，相比之下自己所付出的实在太少，深感汗颜。近半年来在总公司领导的信任和通讯导航同事的关心、帮助下，使我很快的适应了新的工作岗位，完成了从一个纯粹的软件技术人员向技术、管理人员过渡的过程。

非常感谢张总、单总和人力资源部，让我迈出从技术人员到公司副经理过渡的第一步。四月初，在他们的指导和帮助下，我完成了《实施神龙达客户关系信息化管理（CRM）可行性方案》。该方案从汽车行业实施定向客户关系管理、公司业务流程设计、实施精细化销售等方面对神龙达实业各分公司的客户关系管理进行了分析说明，指出了目前我们企业管理的瓶颈，即工作流程不清晰、客户信息分散在业务人员手中、部门分工协作责任划分不尽明确、相关人员的工作流和信息流没有统一的平台共享等。这个方案为今后的管理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

作为市场部分管领导，今年初我们就制定了工作目标，即终端产品销售、市场调查、市场开发市场渗透、反馈客户需求信息、同业信息提供以及分销商管理等工作。我尤其要感谢公司市场部的所有同事。在他们的理解、支持、配合下，我们先后完成了汽车美容中心、汽车销售商、行业用户等分销商的合同规范管理工作。配备专门的人员对分销商进行业务辅导及培训，并在安装售后部的大力配合下，使业务区域进一步扩大，特别在“非典”期间，大家工作尽职尽责，都圆满的完成了公司制定的月度计划指标，使公司的业务稳定增长。截至目前，我们已完成本年度营业收入***万元，实现利润***万元，营业收入比去年翻了一番，利润比去年增加***万元。

作为市场开发部门的一员，我们要有开拓精神及创新意识，20xx年我们与中国人保合作，推出装GPS免五年盗抢险及买保险送GPS政策，开创了岛城车载GPS销售的马太效用；20xx年我们又创造性的提出加强与银行金融部门合作控制汽车贷款风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同时又促进了神龙达汽车管理公司的风险控制工作的开展。所有这些都是我们通讯导航公司全体员工创新智慧的结晶，再次我要感谢公司市场部的全体员工，是你们创造了我们公司今天的辉煌。展望20xx年，我想我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开展我们市场部的工作：

一、加强市场推广、宣传力度。

在巩固现有的市场份额基础上，加强市场渗透，运用各种有效促销方式或商务手段，确保市场的占有率；制定市场宣传策略，监督广告投放，实施媒体传播计划，制定并实施活动方案。负责商品广告的费用预算，并对公司广告品等宣传材料进行审查，并及时评估广告效果，并及时做出调整；开展对外与服务相关的宣传、公关活动，及时准确掌握社会公众对公司的意见，并反馈到公司，进而提出对策。

二、负责在区内建立、健全营销网络。

完善客户资料的建立、保存和分类管理，负责客户情况收集、调查，协助客服中心进行客户满意度的调查，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需求；经常开展市场调研与预测工作，及时掌握市场行情动态、价格趋势，监控竞争对手，对重大市场变动和政策变动情况及时分析、总结并提交公司决策层进行决策；建立客户关系典型数据并对客户关系资源进行协调，建立完善合理的奖励机制调动销售人员工作的积极性。

三、落实每周业务例会制度，做好员工培训、交流工作。

明年我们会加大市场部业务人员，对新进的人员进行全面的培训，使更多的优秀年轻人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中来。我们要对每周举行业务例会的任务进行落实，做到目标明确、责任到人，保证预期目标的实现。

我们技术部伴随着GPS监控中心也走过了两个年头，对于从前取得的成绩，我向付出辛勤劳动的中心人员及软、硬件维护人员表示感谢，是他们为我们今天中心的稳定运营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在这新的一年开始之际，特别是随着神龙达车城的即将投入使用，技术部也要面对新的任务，即配合重庆路汽车城的信息化建设规划并实施我们的企业发展蓝图。下面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20xx年的技术部工作进行部署。

一、确定通讯导航公司技术部20xx年的工作目标

1．为神龙达信息化建设服务，配合总公司、分公司完成各种管理系统平台的开发、搭建以及培训维护。

2．完成GPS监控中心及分中心软、硬件的技术支持，定制开发符合我中心运营模式的呼叫中心；

3．负责神龙达网站的建设、维护与更新，并尽我们所能开发符合我们神龙达实业公司业务流程的网上电子商务软件，最大限度的配合我们兄弟单位做好销售服务工作。

4．维护、巩固GPS中心入网客户，为客户提供更好的增值服务，加大服务费催收工作，使监控服务中心成为新的 利润增长点；

5．在通讯导航公司统一的业务战略指导下，广泛寻求和建立技术增值合作伙伴关系，根据车载GPS面临的市场／客户需求进行定制开发中心系统软件和提供可行性方案，配合市场部人员完成项目的方案设计，拓展公司业务范围，提高市场占有率。

6．在完善对神龙达重庆路车城弱电及信息化集成设计的基础上，积极参与招投标方案确定、项目实施进度控制及现场施工监理工作。

7．负责神龙达各公司内部办公平台的搭建、调试、运行、维护等工作。负责神龙达各单位的电脑网络系统维护工作。

二、合理配置人员，保证项目实施

软件部人员为适应当今软件行业发展的潮流，必须掌握新技术，公司要对大家定期的进行技术培训，还要兼顾车城建设及监控中心职能，为此我将建议技术部明年工作分为以下几个小组来协同实施：

1.系统维护小组

负责整个GPS监控中心建设、搬迁、软件升级、数据维护等工作以及神龙达各单位的电脑网络系统维护工作。人员定为两人：组长—邹积毫；组员—张中伟

2.B/S结构开发小组

负责神龙达B/S类管理软件的开发、实施、调试、运行、培训、维护等工作，包括神龙达客户管理系统（CRM）、神龙达网站、神龙达网上OA管理审批系统、神龙达通讯导航营业管理系统等。人员定员三人：组长—张聿津；组员—杜浩田、张中伟

3.系统集成项目实施及客服中心技术支持小组

负责神龙达车城信息化建设的软件设计并实施；负责配合公司市场部的客户需求调研，设计服务中心可行性方案并具体实施。人员定员四人：组长—张中伟；组员—张聿津、杜浩田、邹积毫

4．C/S结构开发小组

负责神龙达C/S类管理软件的开发、实施、调试、运行、培训、维护等工作，包括神龙达车城物业综合管理系统、通讯导航公司用户计费系统、神龙达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神龙达汽车租赁公司营业管理系统等。人员定员三人：组长—杜浩田；组员—张中伟、其他暂缺。

职工培训工作是人力资源开发、干部队伍建设与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通过培训，可以统一目标、统一认识、统一步调，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树立学习风气，不懂得要问，不会的要学。时间是有限的，尤其是从事我们IT行业的，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一天不学习就会落后，因此现在我们在座的每位职工都应该要树立时间意识、竞争意识。公司愿意为各位创造学习和培训的机会，使大家提高本专业知识与技能，大家才能有创造性的智慧，企业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利于不败之地。

各位领导，我是今年下半年才充实到总公司管理岗位的新人，虽然有些工作的成绩，但在管理工作中还有许多欠缺，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工作纪律不够严格，袒护纵容部下员工

由于本人性格原因，我管理的部门内部管理却没有一个好的秩序。员工迟到、早退等现象严重，上班时间聊天或干私事造成工作效率不高。我作为主管经理，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都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大家晚来一会，早走一会，甚至打个电话就不来了，上班时间也经常干别的。以前我一直不好意思来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好朋友、都是哥们，希望他们自觉、自律，但事实上他们做不到，因此才造成这个现状。前段时间通过总公司学习A管理模式我认识到：纵容是管理的大忌。人最不可缺的气度是宽容，但企业不是。把人情赋予企业管理之中是中国企业文化的一大底蕴，但也是一大伤害。纵容别人的同时，我们也学会了纵容自己。而管理在纵容中失去威严，公司在纵容中失去生机。公司的职工在一起不是为了联欢，而是为了利益。拿“人本管理”作为纵容的托辞是要不得的，没有责任与权力的管理是荒唐的。今天你纵容了一个人，那么你明天则不得不纵容他人。纵容似乎也可以收买人心，但“卖”掉的可能是企业的尊严和资产。为了自己的将来，我不能纵容自己；为了他人的前程，我也不能纵容他人。在新的一年里，我希望大家互相监督，公司的管理靠的是制度而不是人情！

二、职工的激励机制有待于完善与加强

通讯导航公司成立之初，由于没有同业的运营及销售经验，对市场开拓方面处于空白，再加上公司的主要业务是面对本集团内部各展厅销售，因此其职工销售提成仅考虑车行销售顾问。20xx年随着我们对外市场的拓展，其员工的激励分配体系需要从新考虑，由于初期对外销售尚未形成规模，故没有将此管理问题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加之市场同业销售政策的变化，我们在讨论此问题时已明显滞后于同业。通过今年底的总结，我们广泛征求了公司各管理层的意见，已经确定了来年奖金、提成分配政策，希望来年能通过此激励政策来带动大家工作的积极性，使我们的销售及服务水平再上一个台阶。

三、中心服务及安装售后工作需要提高

GPS监控服务中心使我们为用户服务的核心部门，它的服务质量直接影响到我们企业的商誉及市场份额，因此强化中心服务已是我们来年的首要任务。经过近两年的运营我们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我们有信心将监控中心的服务进行标准化、程序化，以优质的服务赢得客户的信赖。

由于公司没有固定安装场所及GPS终端产品没有统一安装规范，，加之安装人员专业性培训力度不足，使我们的安装工作一直滞后于公司的发展需要。今年虽加大了安装人员，但人员之间安装技能有差距，所以造成了一些安装事故。作为管理者，我们是有主要责任的，20xx年随着我们营业处及车城营业厅的建立，我们有信心加强这方面的管理，进行上岗前的规范化培训，使安装技术普遍提高，保证安装及售后维修质量，为公司明年的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

同志们，20xx年即将过去，在这一年里我们有过辛勤劳动的汗水，有面对艰难市场拓展时的无奈，有过公司业绩迅速提高时的自豪，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我们是一个团结的集体、具有团队精神的集体，一支能够打硬仗的队伍。新的一年里，我们要有更强的责任心与使命感，积极投入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中去，我们才能把神龙达通讯导航公司建成青岛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汽车服务呼叫中心。

展望20xx年，我们的目标是：营业收入突破**万元，利润突破***万元。我想只要我们保持积极的工作热情，总公司及兄弟单位的大力支持，正确把握市场规律，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实现。

以上是我的述职报告，我会努力配合公司各个部门制定具体的责任目标，请各位领导和在座的每位员工进行监督。

通讯监理述职报告篇5

关 键 字： 审判机构 追捕 起诉 制勘 复审 死刑复奏

一 宋代刑事诉讼制度概述

宋代在中国封建发展史上，处于承前启后、新旧交替的历史转折时期，宋代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引起了热中关系的激剧变化；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错综复杂，带来了各来矛盾冲突的激烈发展；科学技术的提高，文化教育的兴盛，思想观念的不断更新，使宋代的封建文明在众多方面“居于当时世界文明最前列” 。宋代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使得其法制在很多方面表现出很有自己个性的。虽然在我国法制史理论界，普遍的将唐代作为我国古代法制发展甚至是中华法系发展过程的全盛时期，而学术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宋代法律制度的考察 ，轻视了宋代法律制度在我国古代法律发展过程中的不可忽略的地位。事实上宋代是我国古代唐以后在法制上最为辉煌的时代，本文将详细考察宋代 法律制度中有关刑事诉讼的部分，并对一些制度与唐代进行了比较。

宋代的形式诉讼制度中具有突出特点的有两个：一是皇帝直接行使审判权越来越广泛，中央行政机关干预司法的越来越多，审判中非法刑讯逼供手段更加残酷；二是司法审判中收集证据、月用证据更加广泛。在刑事案件中，不仅只能故事对物证的收集、鉴别和运用，而且建立了较为严密的检验制度，犯罪现场勘察制度以及在死伤案件中运用法医学的知识，这些都反映了宋代的司法文明的发展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二 宋代的刑事诉讼强制措施

《宋刑统》中有捕亡律一章，其条文内容相当于现代法律体系中的刑事诉讼法中的有关部分和有关逮捕拘留的一些规定，在当时是作为政府机关限制人身自由的法律根据来使用的。 本文只论述其中的与逮捕犯人相关的内容。

宋代的追捕犯人包括将吏追捕犯人和道路行人抓捕逃犯等。依据《捕亡令》中的规定，囚犯以及有贼、盗和杀伤而要加入寇贼的都必须追捕归案，也就是说凡是犯罪败露而逃走的都要被追捕。对符合追捕的人，负有追捕职责的人必须尽职，否则的话将受到处罚。宋代对追捕过程中可实施的措施作出了一定的限制，规定如果逃犯空手拒捕的不准加害，并对违反者规定了一定的刑事责任。但是对于执杖拒捕的可以将其杀死，对于罪犯逃走的，捕者在追逐的过程中也可以将其杀死。此外，普通人在一定条件下负有追捕或帮助追捕的义务，如将吏奉命依法追捕犯人以及律准扭送而力不能及的，路人在被告知的情况下若其人持有杖的功能器具有能力控制罪人但是没有帮助的，要承担“杖八十”的后果。

三 宋代的刑事司法机构

两宋的司法机构包括各级审判机构、复核机构以及司法监察机构。宋的审判机构及其职权基本上是承袭了唐制，从中央到地方有一套审判体系，按不同审级确定了不同的审判权，根据犯罪对象又设有兼理审判机构和临时审判组织，使宋代的审判体系更加完整。

1）宋代的中央审判机构。宋代初中央设大理寺为中央最高审判机构。太宗淳化二年（991）“特置审刑院于禁中” 之后，大理寺的职权改变为“但掌天下奏狱”而“不复听讯”，也就是说大理寺成为只依法决断地方上奏案的慎刑机关。宋神宗元丰二年（1077）“复置大理寺”，凡京师百司之狱归于大理，流罪以下案专决，死罪案报御史台“就寺复审” 。为避免大理寺在审判中出现失误，在大理寺设左断刑、右治狱两个系统，左断刑设三案、四司、八房，掌断天下疑案及命官、将校罪案的审理 。元丰6年（1083）又将左断刑分为断、议两司，凡断公案皆送议司复议。右治狱设左右司、驱磨、检法、知杂四案，掌决京师刑狱，并“专一承受内降朝旨重密公事及推究内外诸司库务侵盗官物” 。元丰改制后，虽然恢复了大理寺的审判职权，但是奏裁重案和招狱，仍有皇帝指定朝臣组成临时的特别审判机构“制勘院”进行审理，由皇帝直接决断。

宋代的中央设御史台为监察机构，但是在刑事监察职能外，御史台还拥有重大疑难案件以及诏狱的审判权，同时也是法定的上诉机关。这个可以以下史料中看出，“群臣犯法体大者，多下御史台” ，“若诸州有大狱，则乘传就鞠” 。

2）京师审判机构。两宋的京师开封府和临安府的审判权由知府行使，，值得注意的是京师审判的刑事案件都需要报大理寺审查，送刑部复核。但是在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下诏“罪至徒以上者，并须闻奏” ，至此京师对杖以下罪有了判决权。

3）地方审判机构。宋代的地方审判机构主要有州（府、军、监）和县两级。州由知州很通判主掌审判权，可以接受县呈报的徒罪以上刑事案件。北宋中前期，州拥有徒、流罪及无疑死罪案件的终审权，在元丰改制后，规定诸州大辟罪案“情理昭然不应奏者，具奏款申提刑司祥复论决” ，因此虽然州依然有独立的审判权，但是死刑的判决权已经归于提刑司，州只剩下徒、流罪的判决权。宋代的州的法定的刑事案件审判机关为司理院，对此审理有不服的，移送州院（专司民事案件）复审。宋代的县是司法审判活动的基层单位。县级的形式案件审判由知县或县令兼理。县对刑事案件的判决权仅限于杖以下罪，徒以上的刑狱县仅有预审权，在将案情审理清楚，然后提出处理意见，送州复审断决。

4）其它审判机构。宋代除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法定审判机构外，还有一些其它的审判机构，如某些行政机关直接行使审判权，以及一些临时的审判组织。宋代对于军人犯罪的案件设有独立的审判机构，再枢密院作为最高军事行政机关拥有监督审判军人案件的权力。中央设有殿前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司（号称“三衙”）各设推事，主掌“勘鞠、取会、追呼诸军班诸般词状公事”，设“法司，检引法条” 。京师禁军狱案归三衙审理，“自犯杖罪以下，本司决遣，至徒者奏裁” ，若是大辟案件，则要“送纠察司录问，呈枢密院审核进奏”。南宋时的军人案件，由三衙和江上诸军都统制司的后司审理，这是专门受理本军案件的军事司法机构。在外戍守的禁军案件，杖以下的由本路提刑司“准法决罪”，“徒以下禁系奏裁” 。宋代的临时审判机构主要有“案议”、“制勘院”、“推勘院”三种，其中“案议”是宋断诏狱中的一种最高集议判决形式，主要在刑名有争和疑狱不能决时，朝廷召集宰相、谏官、御史、翰林学士、知制诰等高级朝臣集议于朝堂（称为“杂议”），以议定刑名和集议判决，具有审判的性质。“制勘院”是当地方遇有重大案件时由皇帝亲差法官前往案件发生地临近州县置院推勘，“凡一时承诏置推者，谓之制勘院” 。“推勘院”是对大辟或品官犯罪翻异案进行复核，由诸路监司差派清强官在案件发生地的临近州军置院勘推。

5）宋代的司法复核机构。在宋代，为了加强对司法活动的控制，在强化刑事案件的复核之外还赋予了行政机构复核刑事案件的职权，使得宋代的行政干预司法显得更为的突出。宋代的专职司法复核机构有一个变化与复归的过程。宋代初是将刑部作为专职的司法复核机关，且为了加强刑部的复核职能，于太宗淳化元年（990）年在刑部增设“祥复官五元，专阅天下所上案牍，勿复公遣鞫狱” 。但是随着淳化二年（991）为了防止“刑部、大理寺吏舞文巧诋”，于刑部外又专门设置了一个复核机关即“置审刑院于禁中”，到淳化三年（993）下诏规定“大理寺所祥决案牍，即以送审刑院，勿复经刑部祥复”，至此到元丰改制期间刑部丧失了司法复核职能。元丰改制后又将司法复核职能归属于刑部，恢复了刑部祥议、祥复职能，到宋代终结没有大的变化。在专职的司法复核机构外，宋代的某些行政机关具有复核刑事案件的职能，这与宋代的国家机构设置有关，在宋代中央的最高行政机关中书门下和最高军事行政机关枢密院（号称“二府”）都位局司法机关之上。对于司法机关不能断决的疑难案件以及用刑不当的案件，中书有权对之进行审判或决定对案件的用刑，尤其是对于军人反大辟罪的案件必须经枢密院复核审定。通过这些规定，宋代加强了行政机关对司法的干预，这在宋代的司法活动中具有明显的特色。

四 宋代的起诉制度

宋代没有专门的提起公诉的的机关，一般均由被害人或其亲属直接向官府提起诉讼或由各级官府纠举犯罪。概括的讲同带的起诉方式主要由自诉、告发、举劾等几种。

1）自诉。自诉是指刑事受害人及其亲属直接向官府提出的诉讼。宋代鼓励人们提起诉讼，通过设置中央鼓院、检院以及理检院来方便百姓提出控诉。

2）告发。告发是指受害人及其亲属之外的知情人对违法行为的检举。宋代的告发分为三种情况：其一是自愿告发，主要针对的是一般性的犯罪。例如真宗乾兴元年（1022）年下诏规定：“应典卖财产、影占徭役者，听人告。” 其二是奖励告发（也有称鼓励告发的），奖励告发一般针对的是某些特定的具体犯罪并且是在朝廷看来比较严重或在某段时间内需要重点打击的犯罪，对告发者的奖励包括物质的或官职，要经过固定的报批程序，由皇帝或中央有关部门作出决定或由专门的立法规定。其三是强制告发，主要针对危害性大的犯罪，强迫伍保邻里、同僚、同居之人必须告发，若是谋反或盗贼等十恶重罪，不告发者将受到连坐的处罚。在宋代的某些时期甚至不知情的人也会受到连坐的处罚。

3）举劾。举劾是监察机关通过上下级和官司之间的互相监督、举报、弹劾而纠举违法犯罪的一种起诉形式。中央一级的监察机构是御史台和谏院，对地方的监察则有转运史和提刑司执行。此外州一级的通判也可以形式此项职能。对没有很好履行职责的机构将要受到处罚。除了专门的监察机构外，基层的耄保对百姓，各级行政长官对下级官吏，军官对士兵，以及各个部门之间，都有责任随时发现并纠举犯罪。

此外学者将自首作为宋代起诉的一种方式。 宋代法律提倡自首，规定“诸犯罪未发而自首者，原其罪”，“其轻罪虽发，因首重罪者，免其重罪” ，借以来吸引犯罪者自首。宋代的自首分为三种：强制自首是指对某些违法行为限期自首，违者从重追究法律责任，例如真宗大中祥符6年（1013）诏令两浙州军寺观及民家所藏铜象“限两月内陈首” ；按问自首是对司法机关欲审问的犯罪事实主动交待的行为，宋仁宗朝的〈嘉 编敕〉中有“应犯罪之人，因疑被执，脏证未明，或徒党就擒，未被指说，但诘问便承，皆从律按问欲举首减之科。若以及功能诘问，隐具本罪，不在首减之例。” 的规定；官自觉举，即官吏因公事失错而主动举发自己犯罪的行为，规定“诸公事失错自觉举者，原其罪。应连坐者，一人自觉举，余人亦原之。其断罪失错已行决者，不用此律” 。从上述我们可以看出，按问自首发生在诉讼中，应此根本没有将其作为起诉来考虑的可能，而剩余的两种自首行为虽然可以引发诉讼的开始，但是将其作为严格意义上的起诉的一种不是很恰当，当今的理论界普遍的将刑事起诉界定为“享有控诉权的国家机关或公民依法想法院提器诉讼，要求法院对指控的犯罪进行审判，以确定被告人刑事责任并予以刑事制裁的诉讼活动” 。

宋代对刑事起诉作出了一定的限制。其一是对起诉人的限制，规定对老疾及妇女告论词诉不得受理，限制被囚禁者或被告发者提起诉讼以及卑幼对于尊长、奴婢对于主人、妻子对于丈夫不得控告；其二是对诉讼内容的限制，主要是限制控告小事或事不关己且无法取证之事，对已经赦免的罪限制控告以及严禁诬告；其三是对越讼的规定，学者对于宋代的诉讼等级顺序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是认为其等级是县-州（府、军、监）-路-御史台-六部-朝省-鼓院-检院-理检院-拦驾 ，另一种观点认为宋代的诉讼等级依次为县-州-监司-御史台-朝省-三院（鼓院、检院、理检院）-邀车驾 。对于诉讼等级制度的遵守，宋初实行的是禁止越级诉讼，否则的话就要受到处罚即对越级者“先科越诉之罪，却送本属州县，据所诉以理区分” ，但是在北宋徽宗朝，越诉限制逐步打开，尤其是到南宋时还指定了专门的越诉法，这也被后世学者认为是中国封建诉讼法史上一个非常突出的变化；最后宋代对诉讼状也作出了限制，规定某些具有特权的人不能作为状首人，并规定状子“皆须注明年月，指陈事实，不得称疑” ，否则不予受理，此外诉状必须由书铺并对诉状的书写语言也作出了要求，诸如规定诉状内有“上命及与民作主之类”者“并勿受理，令别承状” 。

五 宋代的证据制度

宋基本上沿用唐代的证据制度，但是又作出了进一步的完善。

1）言词证据。言词证据在我国古代的诉讼法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宋代的言词证据包括原、被告的供词与陈述和证人证言。关于言词证据的使用规定主要有①追摄证人必须经主管部门同意后依法定程序进行，且对于外地的证人追证要以最快的邮传方式，但是对于女证人“千里之外勿追摄”。 ②对于证人的放送的规定，仁宗康定二年（1040）规定：“自余连累若需要照证，暂勾分析，事了先放，只于案后声说。” ③对证人的关放日期专门作出了规定，规定2日放人且延长不得超过5日。④正犯重罪已明即不在追索轻罪的证人证言，对于命官案件罪状明白也不必追索干证。⑤对于没有证人或证据不足的可以申报上级或中央机关裁决，以避免司法官滥追无辜。

2）物证。宋代的刑事案件中物证据最多，主要包括犯罪工具、犯罪中留下的物品以及痕迹、犯罪所遣返的客体，这些物证的收集是由司法机关通过现场勘验、检查、搜查而获得的。在宋代规定在物证确凿的情况下，即使犯罪者不承认也可以定罪。同时还规定即使犯人已经招供也要查取证物以验证口供的虚实，尤其是审理共同犯罪的案件。值得注意的而宋代开始出现关于物证的理论，郑克在其所著的《折狱龟鉴》中通过比较分析各种案件，系统的总结了治狱之道、破案之术和定案之法，在理论上突破了传统的证据观念。

3）检验制度。检验是获取证据的重要途径，宋代的检验制度和检验技术都远远超过前代。宋代的检验制度主要包括：对检验范围的规定，有学者研究认为宋代法律明文规定凡杀伤公事、狱中囚犯非理死亡及无近亲在旁的非政策死亡等（对于这个，也有学者认为是对凡杀伤公事及非理死者死前无近亲在旁良种非正式死亡情况的必须差官检验 ）都必须报官府差官检验，通过检验后确定有无犯罪。尤其是人力、女使的死亡必须经官检验，后来又规定反没有医生证明或猝死的即使被人称为病死仍要检验。 其次是对检验程序的规定，宋代的检验一般必须经过报检、初检、复检三个程序，报检是指在发生杀伤案件及非正常死亡之后，死者所在的邻保必须报州县差官检验，在宋代这是一种法定的强制性义务，但是在这种制度下瞒报或不报的情况出现太多，因此到宁宗嘉泰（1201-1204）年间降旨规定：“凡有杀伤人去处，如都报不即申官，州县不差官检复及家属受财私合，许诸色人告首，并合从条究治。其行财受和会之人，更合计脏重行论罪。” 但如果是被害人家家属借机虚报以嫁祸于人，亦要以诬告罪论。在报检后州县官府要召集当地保正、副及死者家属等干连人在场进行初检。 复检是在初检后根据案件性质和法定的复检范围，对已初检的案件进行复查，检验有无情弊和错误，复检是对初检的监督和检察，所以其复检官必须是与初检人员无关的上级人员或相邻州县的人员。宋代还对检验的笔录的内容、格式等作出了一定的要求。此外对检验官的责任也有明确的规定，这一点在《庆元条法事类》中体现的尤为详细。宋代检验技术的发展伴随着检验理论以及法医学理论的发展，宋代宋慈的《洗冤集录》被认为是中国以及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法医学专著。

六 宋代的审判制度

关于宋代的审判制度中的审级在本文的第一部分已有详细的介绍，在这里就不加以赘述。

1）宋代的审判原则。据学者研究表明宋代的审判原则有以下几个：①长官亲自审查原则，宋代初为了杜绝审判中的弊端就规定长吏必须亲自参加狱讼。宋太宗太平兴国9年（984）7月下诏：“御史台推勘公事，其当须推御史并当面推勘，不得垂帘，只委所司取状” 。即要求中央司法机关审判案件时长官必须亲自参加。对地方的审判活动也作出了类似的规定，但是实际中执行情况不如人意。②回避原则。宋代的回避原则吸收了唐代的做法并加以完善，起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不得差京朝官往本乡里制勘勾当公事” 即所谓的乡贯回避；审讯官与犯人有亲戚关系者必须回避；推勘官和录问官是同年同科及第者必须回避；按发缉捕官必须回避推勘；“职事相干”的上下级官员间要回避，如“提点刑狱司检法官于知州、通判、签判、幕职官司理、司法参军（录事、司户兼鞫狱、检法者同），亦回避” ；重审翻异案件，前审官与后审官有仇嫌关系者必须回避。③据状鞫狱原则。《宋刑统》中规定：“诸鞫狱者，皆须依所告状鞫之。若于本状之外别求他罪者，以故入人罪论。” 对此原则在宋代存在例外，即对劫盗杀人者不受限制。④司法机关独立审判原则。宋真宗咸平5年（1002）诏狱史台：“勘事不得奏援引圣旨及于中书取意。” 并严禁“监司于所部刑狱令承勘官司禀受推鞫”，以实现“州县尽公据实依法断遣” 。为了防止州县在刑事案件审判中出现的不能独立审判和观望上级态度的现象，宋徽宗曾颁发了《政和敕》对这种情况加以禁止。⑤“鞫狱分离”原则即审理与判决分离原则。宋代规定审理与判决分司负责，互不通用，互相牵制。此原则更多的是体现在案件审讯过程中审讯官不可以负责断刑，当然从宋代的组织机构上也可以得到体现，但是在一些小的州县由于无法达到规定的设置机构的标准而无法实现。⑥刑讯法定原则。刑讯在我国古代的审判活动中出现的频率很高，当时的显示条件决定了在古代刑讯存在的必要性，但是刑讯终究是一种比较野蛮的行为，从唐代就开始在法律中加以限制，宋代再此基础上作出了进一步的完善。宋代的免受刑讯的有：对证验明白无疑的不必拷讯。对70以上或15以下以及残疾、废疾、笃疾者不准拷讯，女犯怀孕的不得拷讯，宋代对品官是否可以拷讯在不同时期规定不一，宋代初对品官可以拷讯，南宋初又确立了品官免受拷讯的制度。宋代规定了适用拷讯的条件，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年12月下诏：凡盗贼重案“支证分明，及脏验见在，公然抗拒，不招情款者，方得依法拷掠” 。比较唐代的适用条件“事状疑似，尤不首实者，然后拷掠”而言，宋代的刑讯进一步限制了被滥用的可能。两宋还对刑具的大小、重量以及刑讯使用的程序、部位、数量等作了统一的规定，并规定了违反者的责任。虽然两宋都没有能够完全的制止法外刑讯的存在，但其制度上的完善还是具有一定的意义。

2）宋代对结案条件的规定。宋代规定的结案的条件包括：①“本贯会问”即当犯罪者是外籍人时，再审寻结束而没有结案时必须派官吏到其原籍进行会问。会问内容主要为调查犯人“三代有无官荫”特权，是否具备“应留待丁”条件，是否是正在追捕的在逃犯，并将这些情况作为判决时宽贷或加重刑罚的依据。 ②重案在结案前必须经过检验，规定凡杀人或伤人等的重大案件必须委官进行检验，否则不得作为审结案件。③实行书写日历制度，即大辟罪犯及干连佐证人在领到的由上级官司统一印制的历纸上（一人一份）记下自己从入狱到审讯完毕每次提供的案情，同时也要求勘审官将每次提问的问题记下，并将这些资料作为上级官司检查结案成款是否合法的依据。④结案必须有供状。犯人供状原则上由自己书写，犯人不能书写的由典狱官但需要向犯人宣读；审讯官也需要做审讯笔录并由犯人亲书画押，官吏做审讯笔录必须“据其所吐实辞” ，违者“监司按治施行” ；还规定重大案件要摘抄“录本”呈送上级审核，上级可以索取原状对照。

3）作出判决的程序规定。宋代作出判决的过程分为录问、检法、定判三个程序。录问是指在审讯结案后和检法议刑前，对徒罪以上大案差派没有参加过审判并依法不应回避的挂员对案犯提审录问，宋代对不同犯罪案件规定了不同的选差录问官标准以及确定了录问官的奖惩制度以保障其实施。在录问后，刑事案件由负责检断法律的法司根据犯罪情节将有关法律条问筛选出来供长官定罪量刑使用，宋代的录问还具有减少冤案的功能。在发司进行完检法程序后，依次为拟判（即由推官或签书判官厅公事等幕职官草拟初判意见 ）——签押（即审判法司内的官员集体审核和签字画押）——定判（即由长官作出判决），在定判之前设置的程序杜绝了长官判决时随心所欲的情况，对于防止长官个人专断和减少刑狱滥用具有一定的效用。有学者将结绝作为判决作出的程序的最后一部分，对此本文不这样认为，而是将其作为执行的前置程序以及关于被告实施申诉权法律规定，这一点在本文后面将有论述。

4）宋代对审判期限的规定。宋代为了起稿司法机关的效率，对于审判期限作出了如下规定：凡大理寺审判的案件，大事不过25日，中事不过20日，小事不过10日。审刑院复核案件的，大事不过15日，中事不过10日，小事不过5日。关于所谓大事、中事、小事的划分标准在哲宗时曾经具体规定：凡20 缗以上为大事，10缗以上为中事，不满10缗为小事。

七 宋代的刑事复核复审制度

1）宋代的申诉复审制度。宋代规定犯人在审讯结案后的录问期间，宣读判决时的询问犯人是否服判时和行刑时的三个机会申诉，但是对申诉的形式作出了很多的机会，到南宋时期又规定只有取得了判决后才可以申诉，这在事实上加强了对申诉的限制。宋代还对申诉的时效和程序作出了规定。宋代规定犯人的申诉必然的会引发复审的开始。宋代的犯人申诉制度中最为常见的是“翻异别勘制度”，即犯人在录问或行刑时若推翻供词或申诉有冤情，则这个案件必须更换审判观或更换司法机关重新审理。

宋代的“翻异别勘制度”分为两种，即原审机关的移司别勘和上级机关的差官别审。但是原审机关对于已经经第二次翻异的则没有权利进行移司别勘，此时要直接由上级机关差官别审。为了防止囚犯利用翻异别勘而任意拖延时间，宋代规定对于经过三次翻异别推后的案件即使不复也要进行强行判决（类似唐代的三推之限制度）。但是在这个规定之外有两个例外：一是犯人高本推官受贿，因而枉受其罪者，不受三推的限制而继续予以别推；二是犯人称冤有确凿证据的即“称冤事状言讫便可立验者” 不受三推之限。

有学者将宋代刑事审判中因管辖规定而产生的下级机关初审后再由上级机关审判的现象纳入复审制度中， 笔者认为这是不正确的。原因如下：首先在这样的情形中夏季机关事实上根本没有审判权，其次其初步结论对上级机关来说没有效力，上级审判机关作出判决并不必然的参考，就算是参考也与复审之间有很大的差别。

2）死刑复核程序。北宋初之规定中央刑部在死刑执行后有依据各州的申禁状进行时候复查的权力，这一制度的弊端显而易见，因此到了北宋中期后将州级机关死刑案件的终审权取消，由提刑司（路级）在执行前复核。当然宋代对特殊时期的死刑归可以免于复核 ，如高宗建炎元年（1127）因为战乱而规定：“自今获强盗至死 ，情理巨者，更不申提刑司详复，令本州一面依法处斩 ，俟盗贼衰息日仍旧。” 但整体上来说两宋对于死刑的复核还是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基础上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其被滥用的可能。

七 宋代的刑事执行制度

学者在论述我国古代的刑事制度时多将各种刑罚的执行制度放在刑法篇中，但是笔者认为刑罚的执行制度应该是刑事诉讼制度的内容 。鉴于笔者掌握的资料有限，在此仅仅论述其中的几种执行制度。

1）杖刑的执行制度。宋代对杖的尺寸加以严格限制，宋初规定杖长三尺五寸，大头不得超过二寸，厚及小头直径不得过九分， 后又规定杖“诏无过十五两”，此制度一直沿用到南宋末年。对杖刑的实施部位，宋代规定为当杖者为臀部，当徒流者为背部。此外宋还规定了杖刑的行刑时间以及宽恤对象，如“遇夜不得行杖” ，“老幼不及，疾孕不加” ，“妇人犯杖以下罪许赎” 等，这些制度都体现了宋代的恤刑的精神。

2）徒刑的执行制度。 关于徒刑的执行制度包含监狱的管理在我国唐代就已经很是完备，宋在唐朝的基础上加以丰富。宋代主要从下述几个方面加以规定：①宋代有了明确的收监制度，规定犯人入监严禁随带纸笔、酒、钱物以及金刃等物。②规定了犯人在监狱中要带的刑具的尺寸等，明确了“死罪枷，妇人及流罪以下去” 的制度。③规定规定分明的系囚制度。对于杖罪犯人以及80以上或10岁以下，疾废者，怀孕的妇人和侏儒等适用散禁（即不带狱具），此外对于犯公罪的也适用散禁。另外还规定了锁禁（系带锁镣狱具）、枷禁等囚禁制度。④在唐代允许给予病囚医药以及对于病重者允许其家人如内看待并免去其所带狱具 的基础上，对囚犯的饮食、住宿条件、医疗、卫生状况等基本待遇都有着详尽的规定。⑤为了加强上述规定在实际中被严格实施，规定了检视制度，对不依制度对待囚犯的要科罪惩办。宋代的有关徒刑执行的规定，因为其封建本质而决定了它必然具有保护官吏的特地为和特权等明显的有着封建烙印的痕迹外，其对犯人生活待遇的规定以及对因为自身情况的人而适用的悯恤制度还是体现了一定的进步意义。

3）宋代的死刑执行制度。宋代对死刑的执行规定了复核和复奏两个前置程序。关于死刑的复核在本文第七部分已经论述，这里只介绍一下宋代的死刑复奏制度。我国古代关于死刑的复奏制度在唐代最为完善，宋代由于种种原因无法恢复唐代的旧制。宋初真宗和仁宗年间，曾反复讨论恢复死刑复奏制度，但因为担心淹延刑禁而没有在全国实施，只是在京师地区维持了死刑的一复奏制度。究其原因 ，有学者认为有方面：一是宋代的案件积压情况严重；二是宋的统治者已经扩大了对疑虑可悯案的奏裁范围，将应该宽贷的死刑案在奏裁时加以解决，而对于证据确凿的死刑案则没有必要向中央复奏。因此认为宋代的统治者缩短死刑复奏的程序减缓了刑狱淹滞的压力，是宋代统治者适应历史发展趋势而采取的变通措施。 对此笔者认为将案件积压作为减少死刑复奏的原因不能自圆其说，宋代的案件较唐代而言多是事实 ，但是将作为刑罚制裁中最严厉的措施的死刑放宽其执行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案件增多的引发原因之一。

结束语

对我国古代诉讼制度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了解我国诉讼制度的发展与变化，另外我们不可以忽略的是古代的某些做法读我们今天的司法改革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甚至是借鉴意义。相对于我国理论界对唐代法律制度的关注来说，宋代的法律制度及其价值被理论界在一定程度上轻视了。当然对古代制度的考察除了需要有一定的法律常识外还需要对古代的相关资料有一定程度的占有甚至是吸收，对于这一点，我自认不足，所以本文的相关资料大多是一些二手资料，在资料的真实性上似乎有一定的问题。不过本文尽量在收集的资料上详尽的概括宋代的刑事诉讼制度，并在诸如强制措施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通讯监理述职报告篇6

【关键词】循环经济 环境责任 信息披露

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不同于我国过去的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出的传统经济，对我国经济建设而言具有重要意义。保护环境是循环经济理念下企业应承担的一项重要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简称CSR）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的责任①。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为了推进企业社会责任成为一个完善的系统，并把它嵌入企业文化中，已经取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全球协议（UNGC）的支持，并形成了一个标准报告，这对报告组织者和报告使用者都有好处。2008年，全球报告倡议组织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签署了一个协议，共同致力于促进和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提升和完善经济发展变迁过程中可持续发展报告的标准。西方许多公司，例如宝洁、星巴克、微软、强生、雅培、毕马威、花旗银行、德勤、西南航空等都在它们的网站上阐述企业社会绩效。

随着循环经济理念的日益加强，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意识逐步提高，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机制取得了较大进展。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推行以来，已有效遏制了一批高耗能、重污染上市公司的资本扩张，保护了广大投资者和社会公众利益，保证了证券市场和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②。

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使得越来越多的企业注重对环保责任的承担，例如，中国远洋、中兴通讯、联想集团、中国石油、宝山钢铁、中国建筑、中国铝业、海螺水泥、中国石化、民生银行、宝山钢铁等一批企业了社会责任报告或环境报告书（蒋洪强，2010）。

本文通过中兴通讯五年环境责任信息披露情况的分析，阐述循环经济理念下企业环境责任信息披露的主要特征，并提出了对我国循环经济理念下企业环境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建议。

一、案例分析

1.案例企业背景。本文之所以选择中兴通讯作为案例研究的样本，原因有两方面：第一，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通讯”）是近几年来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并得到好评的企业之一。根据《财富》2012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100强排行榜③，中兴通讯从2011年排名第13位跃居到2012年的第2位。公司运用产品生命周期评估（LCA）的方法，推出了具有更高商业价值和环保效能的新产品、新服务，并将绿色战略贯穿到产品开发、生产制造、供应链、物流、工程等领域，走出一条绿色环保之路。第二，中兴通讯是一家高科技企业，不属于高污染、高能耗行业，尚且能将环境保护融入到每个运营环节以及整个产品的生命周期之中，因此它是提升我国企业的环境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弘扬企业社会责任的优秀典范。

中兴通讯是于1985年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是香港和深圳两地上市的大型通信制造业上市公司，目前是境内A股市场上市值、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业上市公司。中兴通讯在企业社会责任愿景陈述中明确表明，“以对环境负责任的方式运作，致力于解决世界当前和未来的挑战”。中兴通讯自2003年开始对CSR工作进行系统性的梳理、推进和总结。公司最先从环境保护和职业健康安全入手正式开展CSR，“创新、融合、绿色”是中兴通讯的三大发展战略，绿色是创新与融合的根本目标所在。绿色战略已融入到企业标准制定、产品研发、生产、物流、工程等所有中兴通讯经营活动之中，并与合作伙伴一起，推动产业上下游一起建设绿色网络。此外，中兴通讯贯彻高效环保的经营模式，在企业内部推行诸如绿色物流、E化办公、5S策略等绿色管理机制，还大力推广使用绿色能源产品，如太阳能、风能等，并跟合作伙伴一起推动节能减排工作，共同研究开发新能源。

中兴通讯对客户提供绿色解决方案，主要从产品生命周期出发，提供节能环保的产品和服务。在产品和服务相似度越来越高的今天，企业之间的竞争优势在于是否“绿色”。

中兴通讯不仅自己推进CSR，还向供应商推广，要求供应商成为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与供应商一起分享技术、市场和管理经验，帮助供应商成长。随着海外市场的不断拓展，中兴通讯也把社会责任带到了海外。例如在埃塞俄比亚，中兴通讯多年来累计建立了7个通信实验室，给当地提供50万人次的工作机会，同时为该国培养了一千多名电信工程师。

2.案例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分析。中兴通讯2008―2012年间，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对环境信息的披露内容逐渐详尽和具体，在其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管理层致辞”中都提到了中兴通讯的绿色环境理念，并在2009―2012年度的“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的未来行动方向中强调，“持续加强中兴通讯在绿色环保方面的科研投入，减少环境污染，实现整个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2010―2012年，中兴通讯披露了公司节能降耗信息，特别是节电管理信息。2010年中兴通讯全年总节电量为1 166.92万千瓦时，而且耗材使用从2006年的9 500件降低到2011年的1 100件，同时纸张消耗也减少了近一半。2010年和2012年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对废弃物处理的相关信息进行了披露，详细展示了对废水、废气和废弃物的处理。2012年，公司各可回收废弃物的回收率达到80%～95%。2008年及2010年至2012年公司在产品设计阶段采用生态化的设计理念，不断提高对绿色产品的要求，将产品全生产周期中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2009年至2012年，中兴通讯的绿色技术创新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发展和研究，并不断创新，制定了不同阶段的绿色解决方案。2009年至2011年，公司每年都介绍了绿色工程建设、绿色运营和绿色物流的信息。

在低碳经济理念提出后，中兴通讯在2012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着重强调了在减缓气候变化和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方面所作的努力。节电管理一直是中兴通讯历年来进行的常规节能工作，2009―2012年，公司开展的部分温室气体减排项目节电量合计1 593.68（万千瓦时/年），节约碳排放16 977.849（吨/年）；此外，还详细披露了“一般废弃物处理量”、“危险废弃物处理量”和“总消耗电量”这三个项目。

从上表可以看出，由于中兴通讯自2009年开始持续贯彻并不断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愿景和战略，业务收入保持稳步增长态势。2012 年，其经营业绩不佳，主要是由于快速突破部分重点运营商及市场而采取的较为激进的市场策略，同时对于行业竞争格局的变化未能在管理效率提升、风险控制等方面作出快速调整。

由此可见，社会责任已经被中兴通讯视为一种有效的管理战略，也是其成功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中兴通讯在2010年社会责任报告中披露，公司近三年累计现金分红金额占年均可分配利润的53.89%。

二、循环经济下企业环境责任信息披露特征

中兴通讯在2008―2012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对环境信息的披露数量和质量呈逐年增加态势。但是，在我国关于环境信息披露过程中，企业社会责任的不确定性，环境信息收集和计量的不完善，使我国环境信息披露的现状比较落后。

第一，信息披露的内容不全面、披露方式没有统一的规范性要求。即使是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做得比较优秀的中兴通讯，分析其披露的信息，也反映出披露信息不全面，披露方式不固定、不规范、形式不统一，以及披露信息缺乏前瞻性、决策相关性严重不足等问题。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尚显单薄。虽已从执行环保政策，发展到披露节能减排、气候变化、环境财务影响等，然而披露内容大都比较简单，定性描述多，传递的信息不够充分①，定量描述主要体现在环保投资、排污费、绿化费、财政拨款和补贴等方面。

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没有持续性。首次上市时，所有公司几乎都在其招股说明书中或多或少地披露相关环境信息，一旦成功上市，就有相当一部分公司年报没有披露其环境信息，或虽然披露，但比上市招股说明书所披露的内容要简单得多。由于信息披露的形式缺乏统一标准，导致很难客观比较不同上市公司间环境信息强度（蒋洪强，2010）。

第二，信息披露缺乏法律法规保障，针对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法律法规还显薄弱。

2003年以来，原国家环保总局陆续了文件，包括2007年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2008年的《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等，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作出了规定。2010年7月，环境保护部在《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后督查工作的通知》中，规定上市环保核查的重点是上市公司是否主动披露环境信息和年度环境报告书（蒋洪强，2010）。

中国证监会在陆续出台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9号》等规章、文件中，也规定有企业在信息披露方面的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2008年5月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明确规定必须以临时公告方式披露环境信息、被环保部门认定为污染严重企业必须披露的信息范围等，同时明确了有关环境信息披露的程序性要求（蒋洪强，2010）。

但是，对于上市公司是否履行了披露环境信息行为，环境保护部门没有相应的执法权和监管权，因为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监管工作主要由证监会负责。为此，建议两部门应该联合出台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办法（或带强制性指南）这方面的规章文件（蒋洪强，2010）。

第三，信息披露的会计审计还不完善。环境会计和环境审计是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重要保障，但由于环境会计和环境审计理论、法规及实践的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进程。特别是，由于我国的环境会计起步较晚，缺乏强制性的准则规范，大多数企业没有主动披露环境信息，或者即使有所披露，也往往指向对企业有利的方向，所披露信息的质量难以保证（蒋洪强，2010）。

三、结语

第一，健全和完善环境责任信息披露的内容、形式。环境责任信息披露的内容主要体现在财务报告中。通过资产负债表披露企业因生产耗用或损害自然资源应负担的社会责任；通过损益表增加“环保支出”科目以更准确地核算企业利润，具体包括全部或部分的环境支出，控制环境污染和保护生态环境所获得的收益；通过报表附注揭示以下信息：环境责任会计的特定程序和方法、环境项目的特征、有关环境方面的重要会计政策、环境会计变更事项（包括环境会计方法的变更、报告主体的改变、会计估计的改变）等；通过财务状况说明书反映会计期间企业生产耗用自然资源的数量、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对环境造成的污染程度、企业造成的环境污染对社会的影响、企业采取的保护环境措施及其效果、企业治理污染的目标及达到目标的措施等（郝剑，2008）。

选择在环境报告书中披露环境责任信息，是国际企业和联合国环境组织大力推崇的方式，并且这种方式对环境报告书中环境责任会计信息披露方面的要求也比较严格和详细，必须含有的项目包括生产投入、产出以及存货方面的环境财务信息和包括资产负债、经常性支出、环境成本、环境经济手段等内容的直接性环境信息。这种方式对企业的披露要求比较高，需要严格遵守披露条目。

第二，完善法律法规。修订《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以法律形式确立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使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有法可依。

在此基础上，相关部门尽快共同制定出台关于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管理办法。该办法除了要统一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方式、范围、内容，还要对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具体操作，例如环境信息的确认标准，未公开环境信息前的传递、审核、披露流程、保密措施，相关文件、资料的档案管理等工作作出具体要求（蒋洪强，2010）。

此外，强化环境审计也是促进企业履行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督促信息披露的重要环节。

第三，加强相关监管部门的合作。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监管工作主要由证监会负责。但是，由于环境责任信息具有较强的专业性，环保部门作为企业环境责任的对口监管部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监管具有跨部门性，无论是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还是监管工作的具体执行都需要环保部与证券等相关部门的相互合作（蒋洪强，2010；朱谦，2012）。

第四，加强和完善信息披露质量评级体系。环境责任信息披露质量评级报告可以为报告的阅读者和利益相关者提供导引服务和专业的视角，帮助投资者发现关键信息，从而倡导环境责任等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的规范性和完整性。

环境责任信息披露质量评级报告可以从内容性、技术性、行业性方面进行评价。内容上，是否披露可持续资源使用、减缓及适应气候变化信息；技术上，是否披露第三方证言，是否进行独立审验，可信度与透明度风险如何，以及在信息表达方面是否有利于提升报告的披露效果；行业上，是否具体披露了行业特征指标内容等。

综上所述，循环经济要求实现资源的反复利用，改变以往末端治理污染的方式，彻底消除或最大限度减少污染。唯有构建完善的环境信息披露体系，并定期对外公布，才能实现环境资源的损耗与补偿的良性循环，才能达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协调与融合，实现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为讲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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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蒋洪强.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亟需加强[J].北京：环境保护，2010（21）.

通讯监理述职报告篇7

*ST成霖控股股东Globe Union Industrial （BVI） Corp.（简称GUBVI）是台湾上市公司成霖企业股份有限公司（Globe Union Industrial Corp.简称“成霖企业”）的全资子公司，后者由台湾人欧阳明实际控制并担任董事长，欧阳明还兼任GUBVI及*ST成霖董事。

成霖企业主营卫浴设备生产销售，*ST成霖作为其在大陆的贴牌制造商与上市平台，双方之间的关联交易一直被认为是造成*ST成霖连年亏损的主要原因，而成霖企业频繁减持股份的行为亦持续受到质疑。

亏损探源

4月22日，*ST成霖一季报，当期净利润-564.12万元，预计上半年将亏损450万-750万元。在此之前，公司2012年度已亏损3851.82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年度净利润为-4097.94万元，而其在2011年更是巨亏1.07亿元。

对于持续亏损的原因，*ST成霖董事会办公室主任曹国祥对时代周报记者解释：“一方面是青岛子公司的部分亏损较大，另一方面是国内市场销售上的亏损。”

根据年报计算，*ST成霖在青岛的三家子公司2012年度共亏损9877.93万元，而此前青岛子公司作为2007年由原募投方向变更而来的项目，*ST成霖已投入2.93亿元资金。

此外，*ST成霖上市时的7个募投项目也多无果而终，年报显示上市募集的4.19亿元资金仅使用5530.84万元，剩余3.63亿元全部变更为流动资金。曹国祥向记者说明，这笔资金“后来主要转移到青岛子公司上”，而正如其另外几个半途而废的募投项目，投入资金却只带来亏损的结局。

另一个饱受诟病的亏损缘由在于公司的销售环节。曾对*ST成霖进行调研的职业投资人陈凌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公司效益不好主要受到渠道都在海外这一限制，“他们做的都是卫浴贴牌生产业务，产品95%都卖给大股东的海外销售环节，现在国外订单下滑，国内渠道也很难做起来。”

公司上市后，成霖企业一直是第一大客户，在亏损较大的2011、2012年，*ST成霖向成霖企业的销售额分别达到3.9亿元、4.38亿元，占销售总额的29%和30.81%；而同期，成霖企业的毛利润分别达到1.17亿元、1.03亿元。双方交易均“以协议方式定价、经管理层审批实施”，而这一点也令其定价是否倾向于成霖企业受到质疑，这也被认为是造成*ST成霖亏损的真正原因。

成霖企业财务长兼发言人丁文杰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双方是正常的交易行为，交易价格不会低于市场价格。”

*ST成霖并未披露具体交易价格，但从毛利率这一指标中可见其价格水平：2012年毛利率约14.71%，2011年为11.56%，较2010年的16.21%下降4.65%。而同行企业广州海鸥卫浴用品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国内市场毛利率达43.64%、国外市场亦达17.58%，而*ST成霖在北美、欧洲地区的毛利率仅有16.61%、8.85%。

对此，曹国祥对时代周报记者解释：“大股东关联的问题事实上对公司来讲都是有毛病的，目前在双方交易中是有低于市场价格的现象，但公司也是把它当作第三方客户，议价的过程中结果可能不一样。”

两大股东套现4亿

*ST成霖连年亏损，却丝毫不妨碍两大股东套现获利。

根据公告数据计算，2005年首发上市后，GUBVI持有*ST成霖38.53%股份，第二大股东庆津有限公司持股26.85%，其余皆为持股比例不超过1%的小股东；经数次减持后，截至2013年一季度，前者持股比例为31.88%，套现总金额为1.57亿元，后者的持股比例也下降到14.38%，总计套现2.41亿元。

2008年欧阳明及庆津有限公司还因违规减持遭到深交所批评。庆津有限公司于*ST成霖公布2007年业绩增长报告的前十日内减持公司股份116.49万股、套现1070.26万元，深交所因此对其违规减持行为进行通报批评，并认定其时“欧阳明作为庆津有限公司和成霖股份的实际控制人，对上述行为负有重要责任”。

此后欧阳明将庆津有限公司股权转手，大股东及二股东的减持行动更为频繁。（如图表所示）其中值得注意的是，GUBVI和庆津有限公司曾分别于2010年1-4月和2009年12月-2010年4月间大幅减持*ST成霖股票约800万股、283万股，分别套现7700万元、2800万元；而在减持获利之后，上市公司代缴了二者因出售股票所需缴纳的所得税692.68万元、257.19万元。对此，深交所于2010年6月提出通报批评，公司公告称两大股东已于10月将税款返还。

近两年两大股东的减持动作尤为明显，且基本在同一时期减持套现。2012年4月，上年年报刚刚，GUBVI便减持5.5万股；随后，庆津有限公司便在5月2日-17日累计减持453.6万股，套现1564.92万元；同期，GUBVI又在5月8日-30日出售424.4万股，套现1438.58万元；庆津有限公司随即在5月29日-31日三天内抛售453.6万股，套现约1487.8万元。

2011、2012年两年间，GUBVI累计减持1333.13万股，共计套现5663.03万元；庆津有限公司累计售出907.2万股，套现金额3052.72万元。

上述种种关联及双方的一致性行动令GUBVI与庆津有限公司的关系备受争议，而在公司业绩巨亏之下的大幅减持也引发了市场对两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的质疑。

曹国祥对时代周报记者回应道：“两大股东是朋友，彼此都认识，不能避免他们在资金调度方面有个人的考量或者有同样的动作，但是这与公司的经营和资金运用并没有太大关系。”

重组幌子

查阅*ST成霖历年年报可见，GUBVI成立于1996年，注册地为英属维尔京群岛，法人代表为陈重芳，主营投资和转口贸易业务。庆津有限公司注册地为香港，法人代表陈若轩，主营投资业务。

*ST成霖上市时，庆津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为Sercobest International Company Ltd持股80%、自然人欧阳明和杨鸿镇各自持股10%；同在2005年，成霖企业、GUBVI、欧阳明及其子欧阳磊、欧阳玄一致行动收购庆津有限公司95.38%股权，并间接控制了该公司所持*ST成霖26.85%股权，此后又在2008年10月将庆津有限公司股权悉数转回给Sercobest International Company Ltd。目前欧阳明及*ST成霖董事长兼总经理颜国基均担任庆津有限公司董事，且颜国基持有该公司7.38%的股权。

对于前两大股东是否为一致行动人的质疑，丁文杰对时代周报记者解释称：“庆津公司跟成霖企业基本没有关系，2008年庆津股权转移已是我到任后的事，据说是因应大陆上市公司的监管规定，后来双方是彼此独立的。”

“两大股东均频频减持毕竟不是好事，说明股东不看好它。”陈凌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在此次为应对亏损局面及暂停上市风险而筹划的资产重组的消息公布之前，市场便有传闻，成霖企业正与台塑集团洽谈出售*ST成霖事宜，由此也引发了关于大股东将放弃*ST成霖的猜想。

资料显示，台塑集团创立于1954年，当时还曾获得美国援助贷款79.8万美元。创始人王永庆、王永在家族是战后台湾新兴大家族之一，在台湾政商界享有很高的地位与威望，集团现由王永在之子王文渊全面掌控。目前台塑集团的资本总额为572亿元，下辖30多家子公司和事业部，业务横跨塑胶、石化、电子、能源、医疗、教育等领域，为台湾第二大民营集团，旗下有10家在台上市公司，且在大陆9个城市设有石化工厂。

对于重组传闻，曹国祥对时代周报记者回应道：“之前是有这样的谣言，事实上不是这样。在重大重组之前我们不能作很多说明，但不会是这一家（收购）。我们跟台塑集团也没有合作关系，以它的资产不需要通过任何一家上市公司进入国内的资本市场。我们的重组大概会引进一些新的资本，但不会改变主业。”

陈凌对时代周报记者分析：“目前*ST成霖的效益是比较差的，以现有的卫浴生产业务很难翻身，除非台塑集团买来之后进行资产置换、改掉主业才有可能。台塑是否会收购尚不能证实，如果收购的话将其在大陆的石化公司置入进去也是有可能的。”也有接触过台塑集团的福建能源行业人士对记者表示：“应酬时听到过台塑计划收购的消息，不知进展如何。但以我对王文渊的了解觉得他不会注入资产，只是想进行多元化经营。”

然而有关台塑集团的说法均被*ST成霖方面否认，对于“引进一些新的资本”也尚无进一步的解释，那么此次重组是否为成霖企业出售公司未果而打出的幌子以护送两大股东套现离场？对此丁文杰仅对记者回应：“除了大陆的公告之外，我们目前无法置评，我们短期之内没有减持的计划，而且对于今年开始出现的ST状况以及政策法规方面的考量，我们会更审慎地处理这个问题。”

自认造假 海联讯“舍车保帅”

本报记者 韦杏伶

资本市场又现“伤心太平洋”—万福生科一波还未平息，海联讯一波又来侵袭，其戏剧性的自认造假，更是引起诸多猜测。

深圳海联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海联讯”）4月27日公告前期重要会计差错，该公司存在利用虚假冲减应收账款虚增净利润和营业收入的情况，其中2010年和2011年虚假冲减应收账款及其他应付款分别达1.13亿元和1.33亿元，2011年上市当年净利润虚增2278.88万元，为实际净利润3994.35万元的57.05%。

由于上市前的2010年度财务数据已受影响，海联讯被质疑存在欺诈上市的可能。

目前，因万福生科造假风波未退，平安证券或受严惩的传言还在笼罩，海联讯此番主动认错被外界质疑是避重就轻、寻求更深层次的自保。

避重就轻

海联讯今年3月21日因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遭证监会立案调查，迫于监管压力，于4月27日自曝“重要前期会计差错”，其中一项是公司2009-2012年存在从非客户方转入大额资金冲减账面应收账款并于下一会计期初转出资金、转回应收账款的情况，其中2010和2011年虚假冲减应收账款及其他应付款共计2.46亿元。

据经调整的合并利润表显示，海联讯2011年分别虚增净利润、营业收入及销售费用2278.88万元、1592万元和14.55万元；虚减营业成本和管理成本117.97万元和182.58万元。当年净利润相应从6273.23万元调减为实际的3994.35万元。

同一天，海联讯给予总经理邢文飚内部通报批评，财务总监兼董秘杨德广被停职。

有股民在相关股吧留言称：“应收账款造假就是虚构增加收入，却没有货币资金进账，非常典型的业绩造假方法。”

此外，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对海联讯2012年年报中的“公司2010年度和2011年度确认的部分营业收入分别计1099.20元和1815.13万元，对应账挂应收账款合计3180.10万元，截至2012年12月31日未曾有收款记录”一条事项出具了保留意见，原因是“我们未能取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证明上述收入的真实性和归属会计期间的适当性以及相应应收账款的可收回性。”

因此，除了公开的虚假冲减应收账款，海联讯的部分应收账款可能实际并不存在。而且海联讯的会计差错更正说明只涉及2011年的净利润调整，并未有说明2010年及此前年份包括净利润在内的关键数据是否有调整。

由于海联讯上市年份是在2011年，这就令招股书的财务数据变得不可信赖，甚至有可能涉嫌欺诈上市。其招股书上2008至2010年的净利润分别为2698.54万元、3554.53万元和4846.28万元。

对于2010年及以前净利润是否因为会计差错有所调整、海联讯是否存在欺诈上市的质疑，海联讯证代蔺晓静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知道，我知道，但是这些我们按照相关规定，该公告的都已经公告了，证监局也表示为不影响调查，要求我们不要太多接受媒体的采访。”

虽然海联讯没有披露2010年的净利润是否受影响，但有公告当年的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分别虚增了88.98万元和2392.85万元，证明虚增收入已经影响到上市前的2010年度财务数据，因此有欺诈上市的嫌疑，其也许不完全披露的认错态度也被疑为避重就轻。

三度IPO终上市

至于海联讯为何被立案调查目前没有公开的明确原因，海联讯公告只提到“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而深圳证监局相关负责人则以“不影响在办案件”为由婉拒记者采访。

海联讯主要从事电力信息化系统集成等业务，客户几乎都是电力公司。该公司的大股东主要有章锋、孔飙、邢文飚、苏红宇、杨德广，总持股比例高达72.26%，其中章锋是实际控制人，持股26.89%，邢文飚任总经理，孔飙和苏红宇任副总经理，杨德广此前任财务总监兼董秘，但现已被停职。

相关股吧有网友留言称：“海联讯是原深圳通广北电的一个销售员和几个售后工程师合开的小公司，靠挖‘通广北电’的墙脚赚了第一小桶金。后来又从通广北电挖了一些人过去，这些人发扬海联讯的光荣传统，又开始继续挖海联讯自己的墙脚。于是从一个‘大海’独立出了好几个‘小海’。正当海联讯的业务四分五裂的时候，它居然被平安包装上市了。”

虽然上述信息无从考证，但海联讯的确有通广北电的明显印记。

公开资料显示，海联讯创始人章锋曾于1988年至1994年在深圳通广北电有限公司（简称“通广北电”）担任业务总监，且除了苏红宇是清华同方出身外，海联讯剩下4名非独立董事均曾在通广北电任职。

值得注意的是，以章锋为首创建的海联讯虽然上市还不满两年，但助跑阶段却跨越了近十年，三度尝试IPO才最终成功登陆创业板。

据消息称，原为外资企业的海联讯2000年成立之初本想在海外谋求上市，后因不熟悉国外发展情况、并受2003年非典影响等因素海外上市搁浅。

2008年之前海联讯的间接股东是章锋等人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成立的几家空壳公司，包括Motion（原始股东为章锋和骆东，后骆东退出）、Onting（由孔飙100%持股）、Right（由邢文飚100%持股）和System（由苏红宇100%持股）。

为转身在国内寻求创业板上市，海联讯当时的控股股东Teamwealth于2008年4月将所持海联讯全部股权分别转让给了章锋、孔飙、邢文飚和苏红宇，企业由外资转内资，并从此改制为股份制公司。

2009年12月，海联讯第一次创业板IPO的申请被否，外界猜测被撤原因很可能与其财务风险和曾经由空壳海外公司控股的“红筹结构”有关。直到2011年11月海联讯再度IPO才被核准上市。

在国内两次尝试上市期间，海联讯IPO史上受过关注的一个疑点还在于其最初唯一国有法人股的匆匆进退。

就在2008年海联讯改制后两个月，国有背景的深圳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深圳市中小企业信用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小企业担保”）出资384万元使海联讯注册资本增至3790万元。但就在2011年上市前夕，中小企业担保于2010 年 11 月将所持全部海联讯股权转让给了中科汇通（天津）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简称“中科汇通”）。

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中小企业担保住所为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1099号平安银行大厦16楼，注册资本10亿元，成立于2007年12月24日，股东是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是胡泽恩。

而中科汇通则成立于2010年9月15 日，注册资本为1亿元，是深圳市中科招商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中科招商”）的全资子公司，其实际控制人为单祥双，中科招商曾投资过胜景山河。

死保解禁曙光？

海联讯“坎坷”的上市历程容易令人联想到保荐机构和审计机构的重要作用，其第一次申请创业板IPO时的保荐机构是华泰联合证券，那次没有成功上市，后来换成了平安证券，再加上鹏城所的一齐“护驾”，IPO最终成功“着陆”了。

针对海联讯涉嫌造假一事，有媒体人士发微博评论称：“项目公司、投行、会计师三者之间的关系不过如此，投行是媒婆，公司是待嫁的新娘子，会计师则是人造美女或人造处女的老中医。”更有人在相关股吧里感慨，“前几年华泰没做成，看来还是平安能啊。”

5月6日15时到17时，海联讯在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召开2012年业绩说明会，会上，有投资者质疑：“请问公司为什么要自曝家丑，是不是为了逃避退市或者更严厉的惩罚？主动认这么大的错，背后是不是为了更深层次的自保？公司是否还有不为人知的‘错误’？”

海联讯董事长章锋对此回复：“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并公告，本次立案调查尚未结束，公司将根据信息披露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同时不乏有投资者向保荐人代表提问：“请问你如何看待海联讯本次前期重大会计差错调整？平安证券作为保荐人和持续督导人，是如何尽责的？”

对此，保荐人代表韩长风回复称：“海联讯开展了财务自查，并对涉及的重要前期差错采用追溯重述法进行了更正。这些会计差错，主要是会计核算跨期的问题，如：外包成本和年终奖期末计提的问题；也有收入确认和应收账款核算不规范的问题。”

事实上，海联讯甚至被外界比作第二个万福生科，而平安证券在万福生科一案中处境堪忧，如此时间节点上，海联讯的被查可谓是“撞在了枪口上”，而主动认错的不彻底不得不令人质疑其寻求自保的可能。

“海联讯这样做，是不是就可以逃避掉连带责任，不会被此前平安证券将受严惩的传言所笼罩，不会成为被处罚的典型，值得怀疑。”一位金融界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主动认错，认这么大的错，背后或许是为了更深层的自保。”

有股民甚至在相关股吧上呼吁将海联讯从中国股市上“清除”，称“大股东解禁了再解决一切都晚了”。

自上市后，海联讯已在2012年11月23日有过一次解禁，不过当时可以申请解禁的股东只有杨德广和中科汇通，其他大股东包括章锋、孔飙、邢文飚和苏红宇都还未解禁。

有投资者在海联讯2012年业绩说明会上两次向章锋提问：“你和公司其他3名大股东在2014年11月解禁期以后，是否敢于公开承诺低于发行价11.5元（除权后）不减持？”对此，章锋均未给予正面答复。

一周市场看点

[股市宏观]

深市平均净利润4年首现负增长

日前，深交所最新的上市公司年报实证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4月30日，深交所1538家上市公司如期披露了2012年年报。据统计，2012年，在深上市公司平均营业收入同比增长4.71%，但平均净利润同比下降11.52%，出现自2009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

2012年，深交所770家上市公司实现净利润增长，768家公司利润下降。同时上市公司亏损程度扩大。2012年，深市亏损上市公司共计112家，较上年增加32家。平均亏损金额2.86亿元，高于上年的2.07亿元。亏损上市公司平均营业收入为51.61亿元，远高于上年的25.71亿元。

[政策]

券商创新大会8日开幕

2013年证券公司创新大会在5月8日开幕。当日，证监会副主席庄心一将发表主旨演讲。上午两场论坛分别由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和中国证券业协会会长陈共炎主持召开，沪深交易所总经理也将分别做主题演讲。在上述两场论坛中，各家券商一把手讲演的议题包括场外市场、理财服务、资产管理、资产证券化等。

值得一提的是，肖钢并未出席，业界对于会议成果持谨慎态度。

[重要新闻]

中国平安拟24亿购伦敦地标

在240亿元投资比利时富通几乎全数“打水漂”后，中国平安可能近期再度启动出海投资。国际保险业界近日传闻称，中国平安将投资约2.6亿英镑（约24亿元人民币）买下英国伦敦的标志性建筑劳合社大楼（The Lloyds building）。现有租赁面积超过2/3的劳合社保险伦敦公司发言人也在4月初谈及听闻大楼交易的可能性，但不会影响该公司的业务。

大智慧2012年巨亏2.67亿

4月26日晚间，大智慧公布今年一季报，大智慧在今年一季度净亏损9189.86万元；在此之前的大智慧2012年年报显示，2012年该公司净亏损2.67亿元；营业收入为4.7亿元，较上年同期减17.64%；基本每股亏损0.192元。若扣除2012年利息收入9210万元、委托理财收益555万元、政府补助2759万元，大智慧在2012年的亏损将进一步加大到近3.9亿元。

上海医药H股遭机构大笔出货

5月2日上海医药放量下挫5.38%，成交额为6.67亿港元，为2011年5月上市首日后的天量。有消息称，此前一名未具名机构寻求折价出售3455.51万股H股份，占H股总股本的4.51%，高盛负责此次配售安排。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该笔交易时点耐人寻味，或受上药刚披露的一季度财报不佳及新一届高层更替影响。

华菱钢铁严重亏损

到4月30日止，湖南省71家上市公司全部公布了年报，其中盈利62家，超过八成；亏损9家。湘股亏损最严重的是华菱钢铁，据公司年报显示，2012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93.21亿元，同比下滑19.68%，净利润亏损32.54亿元，每股亏损达1.079元。目前股价仅为1.93元。

[美股]

通用汽车4月在华销量增长14%

北京时间5月6日下午消息，据MarketWatch报道，通用汽车公司周一表示，母公司及合资公司4月份在华销量26.2万辆，同比增长14%。数据显示，4月份上汽通用销量增长29%至12.2万辆；一汽通用商用车销量下降0.3%至5100辆；上汽通用五菱公司增长5.9%至13.5万辆。通用汽车还在中国销售进口汽车，但公司没有给出细分数据。去年通用汽车在华销量284万辆，超过大众、丰田汽车等全球竞争对手。

[言论]

通讯监理述职报告篇8

1、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案例

1996年2月，河南叶县发生一起特大系列抢劫杀人案，公安机关迅即“破案”。6 名无辜者被抓，2 人因不堪忍受审讯人员采用三角带、木棍、皮带、电警棍以及手摇电话的电击，只好按审讯人员的意图招供。“人证”、“物证”俱在，冤案遂成铁案。辩护律师据理力争，真凶突然现出原形，才把这些无辜平民从死亡线上拉回来。（见《律师与法制》1998第9期张大奎采写的《叶县冤案始末》）。

1998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报道，某县公安派出所将涉嫌盗窃的一对夫妇抓获，稍后将女人放出，继续审讯其夫。几天后，女人看望丈夫时被告知其丈夫已经逃跑，该女人便开始了艰难的寻夫历程。几年后，其中一名参与审讯的民警突然良心发现，说出其夫在审讯时已被打死并秘密埋葬。

1998年7月，原遵义市红花岗区公安分局刑警赵金元、屠发强为逼取口供，对犯罪嫌疑人熊先禄施以种种肉刑，致使熊先禄因外伤、剧痛、失水、饥饿、紧张等过度劣性刺激而休克死亡。去年12月，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分别判处赵金元、屠发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和无期徒刑。据称，这是我国《刑法》自1979年实施以来判得最重的一起刑讯逼供案。（见《法制日报》2000年4月16日第2版杨通河采写的《刑讯逼供法难容》）。

2、案例说明的问题

血泪斑斑的案例说明：首先，采用这种手段的刑事侦查人员无能或者懒惰。他们除了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不能取得或怠于取得其他充分确实的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其次，如果不是前者，必然是为了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有意加罪所谓的犯罪嫌疑人。再次，这两种犯罪行为还未得到有效遏制。

3、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行为现有的法律对策

本文无意探讨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因为从《刑法》分则明确规定的具体犯罪来看，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即为两种。这是我们的国家意志对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行为的断然否定。特别是，新《刑法》第247条不仅加重了刑讯逼供犯罪的法定处刑，更增加了暴力取证罪名。这两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上，《刑法》设立这两种罪名，就是我国现有的对于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行为最严厉的法律对策。然而，这些法律对策并没有遏制这两种犯罪的发生。于是， 我们不得不讨论这种对策的现实可行性。过去发生的以及现在仍在发生的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足以说明：目前我国对于这两种犯罪的法律对策成效不大。

二、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禁而不绝的根本原因

要寻找有效遏制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对策，首先必须找到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行为发生的根本原因。正如医生看病一样，找到病因才能对症下药。寻找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发生的原因，本文认为应当从刑事诉讼的侦查和审判两个阶段出现的问题入手。因为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一般发生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而对侦查阶段所取得证据的采信是在人民法院的审判阶段。

1、公安机关侦查阶段

实施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两种行为的主体为特定主体，即司法工作人员。司法实践中，两种犯罪的主体主要是有权采取强制措施的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人员。他们实施这两种行为的最终目的，追究罪犯也罢打击报复也罢，不是本文关注的问题。我们应该更加关注为达到上述最终目的而必须首先达到的目的，那就是——取得用于证明犯罪嫌疑人犯罪的证据。这是构成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主观要件。

《刑事诉讼法》第42条将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做为证明其是否犯罪七种证据的两种。要确认某一被告人构成犯罪，追诉主体必须举出充分确实的证据。如果刑事侦查人员没有能力取得或怠于取得上述两种证据以外的证据，或者有意加罪犯罪嫌疑人（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存在其他证据），而犯罪嫌疑人拒绝按侦查人员的意图供述和辩解的话，刑事侦查人员为了达到证明这些犯罪嫌疑人有罪或有意加罪的目的，其采取的手段只能是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从上述案例不难看出，这是一种极其简便且效果极佳的“侦查”活动。

《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显然，定罪处刑并不必然地需要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但是，在此情况下，证据必须充分确实。如果证据不够充分确实，某些侦查人员不是采取进一步的侦查活动来取证，而是靠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来补充他们不够充分确实的证据，以便达到充分确实。

显然，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不仅具有侦查取证的职责，而且还有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利。这样就使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处于一种被其自身控制的不公开情形之中。在此情况下，对公安机关负有监督职责的检察机关，根本无法对该阶段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

2、人民法院审判阶段

人民法院没有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审判，在客观上促成了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发生。

1）、证据非法收集的认定和证据的效力问题

《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应当说本条规定十分明确，但操作性很差。因为上述司法人员是否按法定程序收集证据，是否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是被告人难以证明的。在此情况下，审判人员就难以确定证据的收集是否非法。特别当审判人员做为收集证据的主体时，即便非法收集也会被自己采信。

有效的证据必须建立在其客观性、关联性和收集程序的合法性基础上。审判人员难以确定侦查人员收集证据是否合法的情况下，只要被告人在法庭翻供，就应当以被告人在法庭上的供述和辩解以及证人在法庭上的证言做为其真实供述、辩解或证言。司法审判实践中，当被告人或证人翻供被问及原因时，被告人和证人往往只能说原来的供述是被迫提供的，这时审判人员接着会要求被告或证人提供被“逼迫”的证据。如果证明不了的话，审判人员会以公诉人提交的由侦查人员讯问的被告人原来的供述笔录做为证据。这是十分荒唐的！ 因为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一直掌握在侦查人员手中，处于极为不利且不公开的连检察机关都无法监督的受控制地位，如果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身体上没有明显的伤残迹象，他凭什么能够证明？

2）、无法讯问、质证的证人“书面证言”

《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法庭查明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的时候，应当依法处理。”如果证人在庭审时不出庭，公诉人只拿着“书面的证人证言”，控辩双方就无法讯问、质证并查实。《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人证言”指的只能是法庭书记员当庭制作的，由法官、控辩双方对证人讯问、质证后的法庭记录。由公诉人或辩护人提供的“书面证言”是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但司法实践中，这样的所谓“证据”却大量存在。报载，河南开封市南关区人民法院统计，该院1997年1月至1999年12月审结的345起刑事案件中，应该出庭的证人有1726人，经审判人员耐心做工作，出庭作证的只有7人，出庭率仅为0.4%.

3）、讯问笔录和“书面证言”的滥用促成了这两种犯罪的发生

我们不难看出，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被讯问的笔录和证人提供的“书面证言”在司法审判实践中是多么重要。显然，这种所谓的证据处于一种高高在上的超然地位，它可以不受当庭质证而直接做为证据。侦查人员为什么对这种书面证据情有独衷，因为它简便易行且十分有效！ 通常，只要被告人“供认不讳”，法官便不再认真审查其他证据。很少有人去关注“供认不讳”的下面是否掩盖着血泪，这在客观上促成了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发生，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是法院对讯问笔录和“书面证言”滥用的必然结果。

3、刑讯逼供与暴力取证犯罪发生的根本原因

对刑事诉讼中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出现的问题分析后我们可以发现，在立法上，《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确有不尽合理的地方：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同时具有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和侦查取证的双重权利，这使该机关的侦查活动处于不公开的、无法监督的情形之中；同时，该法第93条关于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回答侦查人员提问的强制性义务规定，很可能成为侦查人员刑讯逼供的借口。犯罪嫌疑人的“如实”和侦查人员认为的“如实”是两个概念，侦查人员最大的愿望就是让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完全符合自己认为的“如实”。不符产生的后果很可能就是刑讯逼供。虽然法律禁止这种行为，但没有监督或无法监督的行为是不可能禁止的。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对刑事案件的审判没有严格依法进行，法庭对讯问笔录和“书而证言”的滥用也在客观上促成了这两种犯罪的发生。所有这些，构成两种犯罪发生的根本原因。

三、关于证据的分类及科学收集

通过对诉讼法（包括民事、行政诉讼法）关于证据的进一步研究，我们可以根据证据受人的主观因素影响的程度，把证据大致分为客观性证据和主观性证据（这种划分不是绝对的）。按照这种分类，可以把《刑事诉讼法》第42条的七种证据分别归到这两类。把物证，书证，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归为客观类；把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归入主观类。

很明显，这两类证据中，主观性证据不仅受到提供者本人意志的影响，甚至受到他人意志的影响。我们很难断定其是否真实和完整。因此，在采信时必须慎之又慎。应该在采信时充分接受控辩双方质证，才可以判断主观性证据是否真实完整，而这只能在法庭上！ 因为只有这里才是公开和公平的。主观性证据的提供者除了受到其自身因素影响外，一般不致于受到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强制。也许，这正是《刑事诉讼法》第47条的理论基础。 法庭外的取证应当仅限于客观性证据和主观性证据提供线索的收集。这些客观性证据，在开庭时与法庭上收集到的主观性证据再进行相互印证，然后才能确定起诉书指控的案件事实是否存在。

本文认为，刑事侦查及审查起诉阶段应当只限于收集客观性证据和主观性证据的提供线索，法院开庭审判阶段才可以收集主观性证据——即询问被告、有关当事人和证人。这才是科学的证据收集方法。

四、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立法和司法对策

为了杜绝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同时切实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基于上述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发生的根本原因，本文认为现实可行的立法和司法对策是：

1、立法规定沉默权并将刑事侦查权与强制措施执行权分离

在立法上，将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作为纯粹的刑事执行行为，刑事侦查统一由检察机关行使。在此情况下，公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只有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利而没有侦查权，因而“无需”取证，刑讯逼供是多余的；而检察机关直接行使侦查权，他们在公安机关管辖的看守所对犯罪嫌疑人侦查、取证，因受到公安机关的监督而“不能”刑讯逼供。刑事侦查权与强制措施执行权的分离，不仅可以避免刑讯逼供犯罪的发生，还有利于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的相互配合和相互监督，更加符合《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精神。同时，应当对《刑事诉讼法》第93条进行修改，明确赋予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沉默的权利；并且，这种权利应当及于侦查、审判乃至被确定为犯罪后执行的所有阶段。

2、法庭对庭外收集的主观性证据不予采信

控辩双方只需向法庭提交客观性证据和证人线索。提供主观性证据的当事人和证人必须出庭，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由控辩双方当庭询问充分质证。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应当严格按照这一法定程序进行。对法庭外收集的主观性证据，不论是被告人讯问笔录还是证人的“书面证言”，一律不予采信。实际上，这也正是《刑事诉讼法》第47条的基本要求。这一措施的采取，不仅可以杜绝刑讯逼供，而且还可杜绝刑事侦查人员对证人的暴力取证。

五、结论

通讯监理述职报告篇9

[关键词]职务犯罪；初查制度；律师法

前言

最新修订过的《律师法》于2008年6月1日开始实施，该法在保障律师权利，促进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利的保护方面都超越了原有法律规范的束缚，对我国刑事司法改革产生了推动作用，因而赢得了普遍的赞誉。在新《律师法》中，律师介入侦查阶段的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地加大，特别是该法第33条规定的：“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给检察机关侦查工作的开展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因此，本文在《律师法》修订的背景下，对我国职务犯罪初查制度展开一些论述，特别是分析如何实现制度上的转换，使侦查工作既能够满足新《律师法》的要求，同时又不至于妨碍检察机关法定职权的行使，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共同推动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进步。

一、职务犯罪初查制度概述

职务犯罪初查制度是我国司法机关的独创，该制度起源于检察机关的办案实践，但是已经为规范性文件所吸收，而成为一项制度。199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规定：“侦查部门对举报中心移交举报的线索进行审查后，认为需要初查的，应当报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此外，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规定“初查是检察机关对案件线索在立案前依法进行的审查，包括必要的调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初查制度确实存在于我国刑事司法活动中，而且是一项制度，在检察机关的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第二、初查并不是一项法定程序，只存在于上述低位阶的规范性文件中。

笔者认为，初查制度出现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满足侦查程序的需要。初查可以获得一些重要的线索，这些线索对于后续的立案侦查活动有着重要作用，因此，初查程序的存在可以满足检察机关办案的需要，对于打击职务犯罪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弥补了刑事诉讼法的缺憾。职务犯罪的侦查工作与普通犯罪不同，存在很多特殊性，但是刑事诉讼法并没有突出职务犯罪侦查的这些特殊性，造成了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无法掌握足够的信息和线索，不利于开展职务犯罪的侦查工作。因此，初查制度的出现是对刑事诉讼法的必要补充，具有一定的制度价值。正是基于这个理由，笔者认为初查制度应该为刑事诉讼法所吸收。

在新《律师法》实施的背景下，律师能够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介入检察机关的侦查活动，显然这给检察机关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挑战。职务犯罪的涉及面、重要性等均不是普通刑事案件所能比，这类案件甚至还会涉及到国家秘密，因此，在新《律师法》实施的背景下，检察机关的初查制度必须寻求某种变革，以更快、更精准的手段打击职务犯罪，维护人民利益和法律的尊严。

二、新《律师法》带来的压力及职务犯罪办案的可行路径

（一）新《律师法》对职务犯罪办案形成的压力

新《律师法》颇受赞誉的一点就是该法第33条的规定，其具体内容是：“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

此外，新《律师法》还赋予了律师更为广泛的调查权利，使之能够与检察机关相抗衡，这也对检察机关的工作带来了挑战。

从法学原理的角度来说，新《律师法》所构建的制度是法律进步的表现。但是从司法实践来看，这一制度安排对检察机关形成一定的压力，不利于检察机关搜集更多的证据以顺利开展侦查工作，使检察机关在打击职务犯罪的过程中显得较为被动，甚至有可能失去打击犯罪的良好时机。新《律师法》的规定无可非议，其本身是法治进步的体现，但是检察机关必须在现行法律制度框架内，寻求可行的路径，变革工作方法，以切实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

（二）检察机关在新《律师法》背景下的办案路径选择

为了应对新法的挑战，同时为了职务犯罪活动的顺利展开，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办案过程中可行的路径就是尽量将办案的重心前移，适当突出初查程序的地位。具体而言，就是将侦查程序中所要完成的工作尽量前移至初查阶段，这样不但可以化解新《律师法》对侦查工作的一些挑战，还可以很好地推动职务犯罪办案程序的进行，实现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司法职能。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笔者对检察机关在新《律师法》背景下的办案方法作出如下建议：

第一、加强情报信息的管理

在新《律师法》实施的背景下，检察机关在侦查活动中的权力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检察机关必须改变原有的工作方法，特别是应该加强初查程序中的情报信息管理，建立一整套长效的、科学的情报信息管理机制。具体而言，检察机关不能过度依赖于侦查阶段对信息的获取，而是应该主动出击，动态管理情报信息，特别是应该有专门的情报管理人员，定期整理相关信息，并且向相关领导通报，寻求对策。

第二、重视初查制度的地位和作用。

初查制度由于其非法定性曾经遭受一些非议，但是在新《律师法》背景下，其对打击职务犯罪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因此，检察机关应该重视初查制度、善于利用初查制度。此外，立法机关也应该发现初查制度的价值，在我国尚没有专门立法针对职务犯罪的侦查程序的前提下，可以使刑事诉讼法吸纳初查程序，实现初查制度侦查化。

三、职务犯罪初查制度的侦查化变革

（一）初查程序侦查化的原因

职务犯罪办案活动的重心前移至初查，有利于职务犯罪检察机关的工作，但是不难看到，初查程序目前还不是一项法定的程序，只能说是检察机关内部办案的流程。因此，笔者的观点是，职务犯罪初查制度应该尽快侦查化，使之真正成为侦查程序的一部分，使之法定化、程序化。其理由有如下几点：

第一、初查程序有其独立价值。

笔者认为，初查程序有其独立的价值，因此，初查程序有存在的必要，不能废除，这一点上文已经有所论述。关键是如何提升初查程序的法律位阶，使之成为一种法定的程序，发挥其在职务犯罪办案活动中的独特作用。

第二、初查本身就具有侦查内涵。

立案前的初查和立案后的侦查在本质上并无区别，均均有侦查的性质，唯一不同的是两者分属“立案”前后。因此，既然初查在性质上属于侦查，不如将初查侦查化，以实现初查程序的法律化、程序化、规范化。

第三、法治理念本身的要求。

在法治理念中，任何权力的运行必须被纳入法律所设定的运行轨道，以实现法律对权力的监督和控制。目前的初查制度属于“任意侦查”，缺乏程序化色彩，缺少外部监督，因此与法治理念相背离，不利于法治事业的开展。

（二）初查程序侦查化的具体路径

初查程序侦查化并不就是仅仅将初查纳入刑事诉讼法，相反，初查程序的侦查化涉及职务犯罪侦查制度的根本架构问题，也涉及职务犯罪办案活动的根本理念。笔者认为，欲实现职务犯罪初查制度的侦查化，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赋予检察机关在初查中以一定的侦查权力。

初查程序的侦查化，事实上就是以侦查程序来适当改造初查程序，使检察机关能够有足够的权限来应对职务犯罪。笔者的观点是，我国的初查程序本身并不存在问题，只是由于我国职务犯罪立案制度的相关缺陷造成了初查程序的应有价值和功能得不到正确发挥。因此，笔者的建议是，初查制度应该转变为初步侦查程序，一方面该程序应该为刑事诉讼法所确认；另一方面，初步侦查程序主要实现的目标是信息和线索的搜集、分析；在此，法律应该赋予检察机关一定的权力，使之能够以询问、查询、勘验、鉴定等任意侦查措施。

第二、善于利用初查程序，赢得办案主动权

笔者认为，检察机关通过选择恰当的办案方式，可以有效消解新《律师法》带来的压力。因此，在遵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检察机关应该在把握职务犯罪特点的前提下，选择有利于检察机关的办案手段，来实现打击职务犯罪的目的。具体而言，在初查程序中，检察机关应该尽量采取不惊动犯罪嫌疑人的方法，来掌握第一手的信息，直接为后续的正式侦查工作特别是其中的调查取证工作做好铺垫，尽量将可行的工作置于初查程序中完成，以此取得办案过程中的主动权。

第三、重视初次讯问的时机性和技巧性

在新《律师法》实施背景下，初次讯问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初次讯问的时间点直接关系到律师的介入时间，因此检察机关办案人员必须高度重视之。笔者在通过对司法实务工作的研习和理解后认为，检查机关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应该在切实掌握详尽信息后再实施初次询问，否则可能对办案进行带了不利的影响，也可能使检察机关进一步限于不利的局面，从而延误了打击犯罪的最佳时间。

此外，除了重视初次讯问的时机外，还应该注重初次讯问的技巧。由于初次讯问后，律师有可能会介入，因此检察机关在初次讯问的过程中，应该尽量获得与案件有关的关键性信息，为后续的侦查工作做好准备。当然，初次讯问并非本文所要阐述的重点，初次讯问标志着初查工作的结束，因此本文对初次讯问的问题不作赘述。

结语

职务犯罪办案过程中的初查制度在打击违法犯罪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其一直缺乏规范化、程序化，无法发挥正常的功能，甚至产生一些负面效应。新《律师法》的实施使这个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并且广为关注。本文认为，新《律师法》在给检察机关带来压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制度变革的机遇，我国应该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动刑事司法改革，在职务犯罪侦查领域，就应该实现初查的侦查化，以此丰富和完善职务犯罪侦查制度，使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参考文献：

[1]谢佑平，万毅刑事侦查制度原理[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

[2]赵志．建刑事立案若干问题探讨[J]．人民检察．2000（4）：11

[3]李超，胡绍宝．论职务犯罪初查的归位[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7（5）

[4]韩东成．新《律师法》与现代刑事司法理念的契合及对现行刑诉法的超越——以新《律师法》对律师权利的修改为视角[J]．法治研究．2008（5）

[5]夏莲翠．新旧《律师法》系统研究[J]．法治研究．2008（2）

通讯监理述职报告篇10

关键词：检察机关；法律监督；非法证据排除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使用非法方式取得的证据不得在刑事司法诸侯国用于对非法取证行为遭到侵害的人的不利证据。［1］它是证据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规范执法办案行为，依法保障人权，推进我国的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这一制度于20世纪初产生于美国，后来逐渐为其他国家和联合国公约所采纳。［2］2010年6月，为了适应我国法治建设的新形势，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制定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于非法证据排除作出了较为细致的规定，而在2012年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则更加明确具体的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使得这一规则在司法实践中更具可操作性。

依据上述法律法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非法证据是指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以及不符合法定程序收集，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应当予以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而不能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的物证、书证。而对于上述非法证据的排除，是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共同的义务，新《刑事诉讼法》在第54条第2款中规定，在侦查、审查、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意见、决定和判决的依据。

检察机关作为我国宪法规定法律监督机关，对整个刑事诉讼活动享有监督权，正是因为这一特殊的法律地位，使得检察机关在非法证据排除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具体来说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审查批准逮捕、审查阶段，及时发现非法证据，在进入审判程序将非法证据予以排除，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二是在审判阶段，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检察机关负有证明证据合法性的证明责任，此时检察机关要配合审判机关查清证据的合法性情况，而对证据合法性予以证明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对审判机关对非法证据予以排除的监督过程，避免审判权力的滥用。

正是因为检察机关在非法证据排除中的特殊作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一规定赋予了检察机关对于非法收集证据行为进行调查核实和追究刑事责任的权力，以此为后盾，必然增强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刚性。［3］

新《刑事诉讼法》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司法解释颁布后，对于检察机关在检察环节的非法证据排除上赋予了更大的权力，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立足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的作用，切实维护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成为摆在检察机关面前的新问题。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做好检察机关的非法证据排除工作：

一、强化证据意识，严格审查标准。证据是诉讼活动的基础和核心，一切诉讼活动都围绕证据的收集与动用来进行，各级检察机关应该严格按照新《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在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的时候，既要注重证据的客观性和关联性，也要注重证据的合法性，确保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予以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都已依法查证属实，而且证据与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不存在矛盾，或者矛盾能够得到合理解释，在综合全案的基础上，对所认定事实能够排除合理怀疑。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的履行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责，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二、规范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行为，提升侦办水平。由于受到传统办案观念的影响和办案条件的限制，目前检察机关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尤其是贿赂案件的过程中，还是过分依赖口供，而在取证过程中，某些检察机关还不同程度的存在一些违法办案行为，在新《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颁布实施后，明确了违法取得的口供、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和方式，这很有可能导致本来就在职务犯罪案件中经常出现的翻供现象更为普遍，而在证据的合法性需要加以证明的时候侦查人员应当出庭履行作证义务的规定，也对侦查人员的执法水平和取证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面对相应的变化，检察机关必须进一步规范侦查取证行为，严格依法全面客观的收集和固定证据，尤其要注重固定证明取证行为合法性的证据，严格执行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象制度。而检察机关也要加强内部监督机制，对于侦查监督、公诉、控告申诉部门发现自侦部门在办案过程中出现违规行为的，要及时提出纠正意见。

三、强化审查批准逮捕、审查环节的非法证据排除工作。长期以来，检察机关在审查案件过程中经常忽视对证据合法性的审查，在很多冤假错案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检察机关审查证据阶段都提出过证据合法性的问题，但是经常被检察人员轻轻放过，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在侦查、审查、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而且将审判时证明证据合法性的证明责任赋予了检察机关，这无疑加大了检察机关的非法证据排除的责任，为了避免在审判阶段检察机关无法证明证据合法性的尴尬局面，在审查批准逮捕、审查环节，检察机关就应该做好正好合法性的审查工作，将非法证据排除在定案证据之外。尤其要加强对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的审查。在审查证据过程中，遇到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时，检察机关要认真审查犯罪嫌疑人供述的时间和地点，以此查看在侦查过程中是否出现疲劳审讯等情况，对于在看守所以外地点进行讯问的，应当要求侦查机关说明原因，如果犯罪嫌疑人提出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情形的，检察人员应该要求其提供证据或线索，认真予以核查，对于有非法取证嫌疑的，应该要求侦查机关提供讯问同步录音录像、看守所的健康检查记录及其他证据，必要时可以向讯问人员、看守管教人员或其他证人进行调查，如果发现犯罪嫌疑人身上有伤痕的，要及时对伤势的原因和程度进行鉴定。而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其他辩解意见，检察人员也应该结合证据做出综合的评判，看是否可以排除合理怀疑。

检察人员除了要做好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的审查工作外，对于其他的可能的非法证据种类也应该仔细审查，如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物证、书证等，如果在审查过程中，发现这些证据的制作过程存在不符合规定的情况，要及时要求侦查机关补正或者做出合理解释，如果侦查机关无法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无法认定证据合法性、真实性的，只能予以排除，对于以暴力、威胁等非法方式取得的证据要坚决予以排除。

另外检察人员在审查证据过程中，如果确实发现有刑讯逼供等方法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以暴力威胁等方法获取、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情况的，不仅要排除这些证据的使用，还应该对侦查人员所在的侦查机关提出纠正意见，要求侦查机关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新调查取证，对于构成犯罪的，应该将案件线索移交检察机关渎职侵权检察部门立案侦查。

四、做好证据合法性的证明工作，提升出庭公诉水平。在庭审前，被告人提出非法取证意见的，若是检察人员在审查批准逮捕、审查阶段已经查证属实不存在非法取证行为的，只要做好庭审准备工作即可，若是有新证据或新线索的，则应该及时进行调查核实。在法庭审判过程中，公诉人应该综合全案证据情况说明证据的合法性，同时可以向法庭提交看守所的健康检察记录、讯问过程同步录音录像、侦查机关对讯问过程合法性的说明等证据，必要时可以提请法庭通知讯问人员、其他在场人员、证人等出庭作证。对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新证据、新线索，当庭不能举证证明的，则应该建议法庭延期审理，作出进一步调查核实。在延期审理阶段，检察机关除可以自行调查核实外，也可以建议法庭调查核实，但是应该加强对法庭庭外调查的监督，对于证据合法性确实不能证明的，则只能将该证据予以排除，而其他证据不能充分证明被告人有罪的，检察机关应该及时撤回。除了被告人供述外，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物证、书证的合法性证明工作同样需要谨慎认真的进行，尽可能做好庭前准备工作，在庭审时配合法院对各项证据进行核实，同时监督法院的审判工作。

注释：

［1］杨宇冠、宋蕊：《联合国反腐公约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1期

［2］杨宇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其在中国确立问题研究》，载《比较法研究》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