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论文十篇

新经济论文篇1

(一)新时期发展经济学论文发展经济学研究的观念发生变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国经济水平都有了明显的增长，从全球来看，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也越来越频繁，国家与国家间的各项贸易数量和金额相比之前都有了大幅的增加。因此，顺应时代的发展需要，发展经济学理论也开始从全球的角度考虑各国经济发展的问题。尤其是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有关机构等国际性组织作用的逐渐凸显，发展中国家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也日益增强。经济发展的问题成为全球而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斯特里顿((Streeten,P)就曾经说过，我们应该及早地从全球的视角去考虑各国之间政策的相互影响力，从而分析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害同盟关系。从他的主张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当今时代，从全球范围去考虑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所必需的新视角。

(二)新时期发展经济学论文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方法出现新发展

随着科学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在借鉴科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开始从过去同类型的研究转向不同类型的对比研究。从哲学的角度上来分析，这就意味着发展经济学家放弃了对普遍理论的研究而关注个别理论研究，具体来说，就是开始对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际情况进行分组分析或个别分析，从而改进了研究的范围和力度，加深了研究的深度。一般来说，对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分类研究大致有三种：第一种是以地区的差异来分类，主要是依据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第二类是以地区的发展业绩来分类，参考因素主要包括人均收入水平、经济增长点等；最后一类是以地区的发展条件，这一种分类主要是考虑了地区居民的整体素质、当地外部资源等。根据这种分组研究，不但对研究的范围有了明确的规定，而且在同一组内，也方便对各个国家进行对比分析，促进了发展经济理论研究方法的更新。

二、结语

新经济论文篇2

[关键词]西部边疆低碳经济新增长点

一、大力发展低碳经济产业

1.发展低碳经济是时代需要

目前,世界正处于一场以能源和气候安全为驱动力的新工业革命,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已成为大势所趋。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大会上,总理指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是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基础和行动指南;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和基石;提出中国政府确定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是中国根据国情采取的自主行动,是中国人对全人类负责的具体行动,不附加任何条件、不与任何国家的减排目标挂钩。对此,欧美等西方国家以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为动力,积极行动起来并再造经济增长。边疆省区也应因势利导,抓住机遇发展低碳经济,发挥后发优势、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跨越式发展。低碳概念包含节能减排、可再生能源、碳库储碳3大部分,边疆省区各有相对优势,可以整合成不同的低碳经济新的经济增长点。

2.积极发展新能源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1)以水能资源为基础的清洁能源。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达20136万KW,占全国的29%,居全国首位;技术可开发装机容量11000万KW,占全国的20.3%,仅次于四川居全国第二位。云南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10364万KW,占全国的15.3%,居全国第三位;年发电量9078.86亿KWH,可开发的水能资源达9000万KW,占全国的18.8%。广西水能资源经济可开发量在全国排第5位,可开发装机容量1992万KW。新疆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38178.7MW、装机容量16564.9MW。除滇、桂两省区已开发形成一定的“西电东输”优势外,藏、新两自治区的水能开发程度低,潜力巨大,是低碳经济发展并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重点领域。

(2)风能资源优势突出,可形成以风能为基础的新经济增长点。中国风能潜力世界第一。国家发改委拟按照融入大电网、建设大基地的要求,在陇、内蒙及冀、苏等地形成几个上千万KW的风能基地,实现2020年供电装机规模1亿KW。新疆风能资源富足,达板城、吐鲁番、小草湖等九大风区总面积15万KM2,风电可装机容量超过8000万KW。甘肃风能资源总储量为2.37亿KW,可利用和季节可利用区的面积为17.66万KM2,年平均风功率密度在150W/M2及以上区域占全省总面积的4%,风能资源储量为3395万KW、风能资源技术可开发量为2667万KW。内蒙古风能资源居全国之首。国家气象研究院指出,全国可开发利用的风能资源为2.33亿KWH,内蒙古为1.01亿KWH,占全国的40%。另一统计数据表明,内蒙古风能总储量达10.1亿KW,可直接开发利用3亿以上。

(3)太阳能资源优势突出,可形成以太阳能为基础的新经济增长点。新疆太阳能理论蕴藏量(总辐射量1450∽1720KWH/M2.年,可开发利用的太阳能资源为100∽150Kg/M2.年。西部边疆的、内蒙古、新疆、甘肃、云南等省区均具有日照时间长的优势。内蒙古总辐射量在115～167千卡/CM2之间,仅次于青藏高原居全国第二位。日照时数在2600～3400小时之间。内蒙古与美国第一太阳能公司合作在鄂尔多斯建设一座拥有2000兆瓦发电能力的太阳能光伏发电厂。广西太阳辐射量也在90～130千卡/CM2之间,年日照时数在1300~2250小时之间。云南全省每年接受的太阳能辐射能相当于730多亿吨标准煤。太阳能热水器集热板保有量已超过800万M3。全省太阳能产业产值已超过10亿元。太阳能与建筑结合、太阳能与风能干燥、太阳能制冷级热泵技术的研究水平处于国内领先,太阳能供热与制冷联合循环、吸附式太阳能冰箱的研究已接近产业化水平。另一方面,太阳能光伏发电在云南有所发展,不仅建成后年发电量达7000多万KWH、年减排约7万吨温室气体的技术最先进的石林66MWP并网光伏电站试验示范项目第IMWP成功并网发电,而且,全省各地农村已建成50多多独立运行的光伏电站总装机容量红350万KW。

(4)以生物质能为内容的新型可再生能源经济增长点。西部边疆土地资源丰富,特别是未开发利用的山地可供发展生物质能作物种植。新疆生物质能(包括薪柴、农作物秸秆、农村人畜粪便、城市生活垃圾等)可开发量相当于3000万吨标准煤。广西积极建设全国最大的木薯乙醇生产基地。云南重点发展以生物柴油和燃料乙醇为重点的生物质能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生物柴油是用膏桐籽提炼,云南可在10年内建成总体规模达1500万亩左右的生物柴油原料林,形成年产近200万吨、产值超过35亿的新兴优势产业。而云南生产燃料乙醇主要原料为木薯、甘蔗、脱毒甘薯等非粮作物,成本低、产量高。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甘蔗研究所所长张跃彬认为利用云南拥有78655KM2的热区山地优势,发展专用能源甘蔗材料,开发生产乙醇,既可根本性解决云南乃至全国甘蔗糖厂干半年、闲半年的困境,又可形成专用能源甘蔗燃料乙醇产业。据规划,产量到2020年,可达400万吨、销售收入463亿元。

(5)地热能的潜在优势大,可形成不同类型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地热资源丰富,1977年1月羊八井1000KW试验地热发电机组发电;1983年又建成3000KW的地热机组。目前,羊八井地热电厂总装机容量达25180KW。但机组腐蚀结垢后及热田衰减问题有待解决。拉萨地区1997年投入4台22500KW水力发电机组,使水电、地热机组总装机容量达到158980KW。此外,云南腾冲正在进行勘探,有希望成为我国第二个高温地热区。

(6)核能、潮汐能在广西已迈开步伐。2006年防城港白龙核电站立项后,又安置了红沙核电站、平南核电站、象州核电站。广西沿海岸5M深以内的近海海域约1万KM2既有利于建造潮汐电站水库,又可把电站建成发电、养殖、旅游观光为一体的新型电站,还可开发波浪能,推广微型波浪发电装置,建造航标和海上灯塔。广西已计划在北海白虎头安装1000KW小型潮汐发电站,前景可观。

二、发展以“森林碳汇”为基础的碳汇经济新增长点

广西、云南具有森林资源优势,森林覆盖率分别达到52.71%、50%。森林、草原是最大的“储碳库”和最经济的“吸碳器。”林木每生长1M3,平均吸收1.83吨CO2,放出1.62吨氧气。由于森林吸收CO2投入少,成本低,简单易行,森林碳汇功能非常显著。对此,内蒙古是碳汇大区。全区有13亿亩天然草原,固碳能力为1.3亿吨,相当于减少CO2排放量6亿吨;还有3亿亩森林;有5.6亿亩可利用的荒漠化土地,可种树1.2亿亩,种草2.8亿亩,可实现碳汇12亿吨。《京都议定书》规定,某些土地利用和森林项目能够起到固碳作用,从而可以被用于充抵减排义务。因此,该公约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既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同时又能产生一定经济效益的机会。2006年11月,全球第一个根据《京都议定书》规划的造林再造林碳汇项目“中国广西珠江流域再造林碳汇项目”获批实施,它是目前唯一获得CDM执行理事会批准的林业碳汇项目。云南既可争取CDM执行理事会将广西珠江流域再造林碳汇向源头延伸为“中国云南广西珠江流域再造林碳汇项目,”并将林业系统在腾冲、双江及保山市隆阳区开展的林业碳汇造林新模式试点扩展至民族自治州及各地自治县,以充分利用山区、半山区土地资源、森林资源发展碳汇经济。总之,桂、滇、内蒙以其雄厚的森林资源及其相应的经济社会、科技文化优势,有可能建成巨大的碳库,提高固碳及储碳能力,以碳汇推行CDM计划,节能减排的技术创新,发展碳汇经济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而新疆、以其广阔的国土面积具有发展碳汇经济的潜在优势！

三、西部边疆发展低碳经济对策

1.建立发展低碳经济战略。按照国家确定的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从各省区的实际出发,把握好低碳重点领域,确定战略目标、战略重点,进行战略部署,以尽可能低的经济成本和碳排放量,获取最大的整体效益,逐步实现本省区的国民经济“低碳化”。一要把发展低碳经济纳入“十二五”规划,突出优势、探求模式,在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要以低能耗、高能效和低碳排放的方式完成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城市化要围绕建设低碳城市发展以公共交通系统和快速轨道交通系统为重点、以步行和自行车为辅的慢速交通系统的低碳交通系统;要发展低碳建筑,设计上引入低碳理念,充分利用太阳能、选用隔热保温材料,合理设计通风、采光、节能型取暖制冷系统,运行过程要倡导居住空间的低碳装饰及各环节的节能减排。在国家制定的发展低碳经济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基础上,制定适应民族地区的补充规定,建立相应的碳排放统计监测和管理系统、温室气体排放标准和考核体系等,积极参与碳交易。

2.致力持续创新,以科技进步发展低碳经济。一要鼓励产学研结合,加快开发低碳产品和低碳技术,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二要抓住国际金融危机及全球发展低碳经济的契机,在充分利用碳减排、能源安全、环境保护、新能源的先进技术上创新求发展,不断提高我国低碳技术与产品的竞争力,致力减少潜在的“碳锁定”影响,逐步向低碳转型,实现跨越式发展。对此,西部边疆省区已有所进展:广西玉柴诞生了世界上首台利用现有零部件技术实现可再生空气温合动力功能的发动机及两款实现两级增压的低碳节能高效发动机并成功装车试运行;柳州五菱汽车有限公司自主研发制造的微型电动车并已通过国家工业和信息部的审查且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标志着该公司获得国内首个新能源货车生产资质。甘肃兰州交通大学和兰州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推出的绿色镀膜技术,兰炼MAZ100汽油和MAZ200柴油清洁助燃剂等,都在节能减排上作出贡献。云南不仅在褐煤特别是劣质(低热质)褐煤气化领先,创新煤-气-电&化(气、油)多联产模式,而且在煤制油方面建成一套3500t汽油/a的工业示范装置并于2007年底投产。三要把低碳教育纳入国家和地方教育体系。四要在体制创新上推行“绿色GDP”考核制度,建立适合国情、省(自治区)情的低碳经济指标体系,将现行的GDP指标扣除因环境污染、自然资源超标消耗、生态环境退化的损失;建立地方政府和企业的低碳考核制度,促进地方政府和企业重视低碳经济。完善低碳技术创新的激励政策,建立“可计量、可报告、可核实”的技术转让与资金支持新机制。

3.建立以社会生态文明理论为核心的低碳经济理念体系。要树立发展低碳经济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是中国人对全人类负责的重要途径、是建设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和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内容的思想观念,并纳入社会主义新边疆建设的具体实践中。一要创建边疆特色的“生态文明和谐”理念,强调生态道德观念,弘扬各少数民族的、传统的优秀生态文明文化,如内蒙古的草原文化、新疆的伊斯兰文化、的佛教文化、广西的八桂文化及云南各少数民族的神林文化、本主文化、梯田文化、贝叶文化、东巴文化、茶文化等;建立生态道德规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使人们在良好的低碳环境中生产生活。二要加强宣传引导,针对不同民族、不同群体、不同年龄、不同需求制定不同的宣传教育内容,将什么是低碳经济、为什么要发展低碳经济、怎样发展低碳经济、个人如何参与与低碳经济、低碳生产生活等纳入宣教活动,以推动全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与行为的大转变。

4.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既要参与国家组织的国际上有关的低碳能源和低碳技术的交流合作,又要发挥边疆的独特地缘优势,发展与毗邻国家的有关低碳经济合作(如云南与缅甸、老挝发展替代种植合作),以充分体现“中国人对全人类负责”的精神;既要学习引进国外先进理念、技术、管理和资金,通过新的国际合作模式和体制创新,促进生产与消费模式的转变,又要发挥边疆发展低碳经济的优势,积极申请参与清洁发展机制(CDM)。CDM是《京都协议书》中提出的三种灵活机制之一,是作为全球减排和技术转让的手段,允许承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称为附件I缔约方)与目前还处于发展中的国家缔约方(称为非附件I缔约方)联合开展CO2等温室气体减排项目。这些项目产生的经核证的减排数额,即CERs,可以被附件I缔约方作为履行他们所承诺的限排或减排量。据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官方网站数字统计,截至2006年12月31日,我国官方受理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中已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的项目256个,年预减排量约为101559640吨,如果这些项目在联合国全部注册成功,每年将为国家和企业产生约8.2亿美元的经济效益;已经在执行理事会(EB)成功注册的项目30个,其中在EB获得减排量的项目有8个。此外,较早进入CDM领域的华能集团在2006年10月26日与西班牙ENDESA电力公司签订了《核证减排量购买协议》,涉及3个风电CDM项目和5个水电CDM项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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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论文篇3

对经济正义的探讨，源远流长，马克思经济正义理论是前人思想之树的果实。对马克思的经济正义范畴进行探析，对马克思的经济正义概念的特定内涵进行解析，有利于全面深刻理解马克思经济正义的思想。

1.马克思经济正义范畴是对前人经济正义思想的继承和深化。

赫拉克利特“一切事物都换成火，火也换成一切事物，正像货物换成黄金，黄金换成货物一样”。他把万物的始基比喻为货物和黄金，说明了经济生活对希腊生活的特殊意义。特拉西马库斯则说“正义满足的是最强者的利益。正义即强权。与此相反的权利观和正义观都是愚蠢的天真表达。”他将正义与利益相挂钩，并关注其现实的存在，将正义与一定的权力结构相关联，达到了一种深度。柏拉图说“一个正义的社会也是一个满足相互需要的社会：智慧者思考，勇敢者防御，节制者生产。”这种在社会分工上的各得其所，可以说是对经济正义最早的明确表达。亚里士多德则区分了交易平等的正义和分配平等的正义，他把经济正义具体化了。中世纪将上帝看成正义的化身，并认为使人获得财富是一种正义的奖赏，而且还要求富人慎重地对待自己的财富。这是用神学的语言表达了人们对经济正义的诉求。近代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推进了经济正义思想的跨越式发展。洛克强调了财产是与人的生命健康和自由同等重要的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自然权利，这是一切自然权利的基础和核心。洛克将经济正义提升到人的权利的核心位置，并成为资产阶级宪法的重要原则和斯密为首的西方经济学思想的重要原则。康德强调正义是基于人的理性的“道德律令”的实践活动，从而通过实践的概念给正义以不断生成的样态。黑格尔对精神劳动及其异化的强调，为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的产生做了理论铺垫。马克思是由“林木盗窃法”的讨论开始关注现实的物质利益问题的，并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路径，深入而系统地探讨了经济正义这一问题，并形成了经济正义思想。虽然马克思并没有用“经济正义”这一概念，且出于对资产阶级虚假正义的反感，也很少使用正义一词，但是这并不能掩饰其经济正义思想的光辉。

2.马克思经济正义这一概念具有多层次性，在不同语境下有独特的含义，需要对此进行全面地解析。

对“经济正义”这一概念的理解，可谓是众说纷纭，但多集中在对效率和公平的关系的讨论中，这是经济正义的核心内容。张雄教授在《经济正义，被定义了的话语》中，强调“在日常经济活动中，如果一种状态既是平等的，而又具有帕累托效率，那它就被描述为‘经济正义’的。”他精准地抓住了马克思“经济正义”范畴的实质和核心，并进行了通俗化和现代化的语言转换。马克思的经济正义的内涵，有两个层面：第一层面，他强调经济正义实现的现实前提是社会生产力的高效率发展，即以国民财富的高效率的迅速增长为前提。从而给人们提供尽可能大的可供分配的蛋糕，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需求。所以，一个正义的经济制度必然是最大限度地推进生产力的增长，产生“帕累托效率”的制度。在此意义上，处于异化劳动状态的工人要比封建社会的农民的经济地位要好得多，这是由个体所拥有的经济正义受到历史发展状况尤其是生产力现状的制约的事实决定的。第二层面，经济正义归根到底反映的是经济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意味着一种合理化的分配和总体上的均衡。张雄教授在其文章中对这个“帕累托效率”进行了具体地阐明，他指出：从柏拉图所强调的契约正义看“，正义的本质就是最好与最坏的折中”，“正义作为社会德性的性质就是不偏不倚，公正不阿”，因此，“它意味着既不牺牲自己而成全他人，也不损害他人而致利于自己的一种德性张扬。”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法律上的正义来说，它是“矛盾冲突的有效协调”；从罗尔斯的社会正义和制度正义来说，平等和自由的优先地位不容置疑，不允许以任何借口允许一部分人剥夺另一部分人的自由。他还深刻地指出，在全球化的时代，国家内部的经济正义的实现受到各国经济发展状况和国际关系的制约和影响，这还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博弈的结果。对于现在的中国而言，经济正义强调人们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地位的平等和应该享有的自由权利的平等，关涉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创造财富机会和分配机制中分享劳动成果份额的对等性和差异化的合理限度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平均主义或西方均质化抽象化的正义，而是在承认个体天赋差别和努力程度差别的基础上，使个体的劳动获得符合其心理期待和符合社会整体发展水平以及吻合其付出的公正待遇。马克思一直强调，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正义和绝对的公平。但是，关注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给人以尊重和尊严，达到社会历史发展限度内的最大程度的和谐，则是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的应有之义。由此可见，马克思的经济正义将效率与公平有机地结合起来，带着深厚的历史感和强烈的现实感，并且具有鲜明的人民性。

3.马克思将经济正义作为其正义思想的核心范畴来使用。

马克思的深刻之处，在于把自己的正义理论建立在经济正义的内核上，强调经济正义是实现政治正义、文化正义等的基础和前提。马克思一直强调经济生活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地位，尤其是物质利益对人的社会生活和人类发展的重要性。《德意志意识形态》强调“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的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在马克思看来，经济正义的核心和实质是让广大劳动人民有尊严地按应该享受的国民待遇活着，让其积极地参与国家管理和制度建设，并获得人格自信，而人民自信的现实前提是让广大劳动人民富起来，像有钱的资产阶级一样拥有“口袋里的权力”。恩格斯也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国民经济学成为唯一的一门科学”，而他则是致力于对这门科学的前提进行批判。马克思在对资产阶级鼓吹的“经济正义”虚假性的揭示中强调了无产阶级和人民的经济正义，从而将经济正义的理论提升到了历史哲学和经济哲学的高度。总之，马克思经济正义范畴有着丰厚的历史底蕴和深刻的内涵，将人们对正义的理想追求和价值追求推到新的境界。

二、建构社会主义经济正义的基础：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新采掘

马克思的经济正义思想，深刻影响了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既是我们深刻理解和批判各种各样的虚假正义观尤其是资产阶级正义观的理论武器，也是构建社会主义以“经济正义”为核心的正义体系并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有机统一的理论基础。只有深刻理解和剖析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的内在结构，才能深刻理解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的现实价值。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的内在结构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理论基石：基于“人的本质”和“历史发展”的纬度的正义原则

正义是一种价值观念，是评价现实生活中正义和非正义的价值原则和标尺。

1.正义的价值观念具有相对性，却都以对人性的理解为基础。

张雄教授指出“经济正义是一种价值判断，推崇什么、反对什么，直接受不同国家文化习俗、政治倾向和的影响，它具有相对性。”同理，从不同角度和理论视野提出的正义原则也有相对的特征，但却会有深层次稳定的基础。功利主义哲学家，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将正义变成了总量的算计；罗尔斯等自由主义哲学家，则强调自由的重要价值是他的正义原则；康德强调对基于自由意志和人类理性的道德律令的绝对服从。三种正义观各有特点，却都以对人性的独特理解和考量为基础。因此，基于人性的科学认识并对人的存在的意义的考量，是所有正义理论产生的前提，也是衡量一种正义理论完善与否的重要标准。

2.马克思对人性有更深刻的理解，将人的本质理解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使人性本身随着历史的波动处于流变状态。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写道“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与费尔巴哈等哲学家不同，马克思现实的考察人性，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现实性”进行了进一步揭示，人用纯粹经验的方法可以确认“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并且“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这总是与特定的生产力和交往状况相关。更为重要的这个现实的人所处的世界，现实的人所处的社会关系，在不断地生成之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因此，马克思关于人性的理解特别强调其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更强调其历史性。“人们之间一开始就有一种物质的联系。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这无非说明经济活动本身就是人的历史存在，就是人们的生活本身，而基于这种现实的经济活动基础上不断以肉体的自然形式和交往等社会形式生成的现实的人，不存在一成不变的人性。因此，也不存在永恒的正义，正义的价值和原则都随着不断生成的实践在不断地生成中。

3.马克思在人与动物的区别上理解人性，从而使人的本质具有层次性，正义也具有层次性。

正义的基本内涵是使人成为真正的人的存在“人就是人”，经济正义的重要内涵是为真正的人的存在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马克思用带有嘲讽意味的笔触写道，“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现实基础”。因此，获得生产自己物质生活本身的权力是最基本的经济正义。马克思指出“，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这种生产又与人的需要相关，人有三种基本的需要和生产，一是满足基本生存的需要和必须的生活资料的物质生产；二是满足更高层次需要的生产，包括超出必要生存之外的诸如奢侈品的生产和精神产品的生产；三是人自身的生产———繁衍后代。维持基本生存和繁衍后代的生产，是人与动物一样的自然存在物。所以马克思愤怒道“国民经济学把工人当做劳动的动物，当做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因此，他说整个无产阶级遭遇了普遍的不正义，工人阶级所要求的不是历史的权利，而是作为人的权利。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他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他曾对人是类存在物作过解释，他说“人是类存在物———人把自身当做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看待，因为人把自身当做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这种自由，一方面表现在人比动物依赖生活的无机界更为广阔，自然“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另“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而且“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才能“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进行生产”，这才是“真正的生产”是全面的生产———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定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人作为类存在物，高于动物的地方在于人可以超越自己所属的种属的尺度而按任何尺度进行生产，而且不仅仅按生存需要进行生产，更按美的尺度进行生产。从而确证了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物的高贵之处就是，他不仅仅是动物般的肉体的存在，更是精神的存在和超越动物生存本能限制的自为和主动的存在。在此意义上，他认为正义的社会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而犀利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把人变成工具而造成普遍异化现实的“非正义性”，工人只能用摧残生命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生命“，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而且最为悲哀的是有着自由意志的人有意识地将自己沦为生存手段。

4.正义价值观念和原则的相对性又与历史性紧密关联，从社会历史时间意识上，不同的正义观是立足于不同的时间坐标，具有鲜明的历史纬度。

海德格尔写道，“从将来返回到自身，决心就以当前化的方式把自己带入到处境中。曾在来自将来，其情形是：曾在的将来从自身释放当前。我们把这种作为曾在着的———当前化的将来的统一现象称为时间性。”现代哲学的最大进步是全领域地贯通过去、现在、将来的新的时间坐标系的确立。以现在的时间坐标来看，康德的道德律令是超越时间空间的绝对抽象，而功利主义的正义观是基于资本主义现实存在的正义观，因此，在很多思想家看来缺乏未来和过去的纬度。马克思从人类历史发展的时间和空间坐标中来考量正义和经济正义，基于现实中作为历史绵延环节的现实存在对经济正义进行分析，因此，具有深刻的辩证色彩。如对异化劳动，马克思看到了其进步性和历史必然性，也看到了其不合理性，他把对经济正义考量放入历史发展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的时间和空间隧道，这使得马克思的经济正义理论，具有对现实更强的解释力和批判力。

（二）马克思经济正义理论的核心：从宏观层面关涉基本经济制度是否合理合法的制度正义

罗尔斯特别强调制度的正义，他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具体而言，“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而“主要制度”无非是“政治结构和主要的经济和社会安排”，它们“确定人们的权利和义务、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前景即他们可能希望达到的状态和成就。”这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一个社会体系的正义，本质上依赖于如何分配基本的权利义务，依赖于在社会不同阶层中存在着的经济机会和社会条件。”马克思则更早的对制度正义尤其是基本经济制度的正义进行了系统地论述。马克思眼中的制度指的是“迄今为止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权力以及社会结构的权力”。一方面，从历史的普遍性上，马克思给我们提供了评价社会经济制度的一般标准，并对所有的经济制度形态进行了纵向考察。马克思认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经济正义意味着“经济制度”与社会生产方式的契合。“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对生产方式的符合，有两个层面：从生产力角度看，正义的经济制度意味着在生产力上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潮流，大大推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为人们创造丰厚的物质基础，同时意味着人的本质力量的解放；从生产关系上，正义的经济制度要有符合人类进化的增益目标，要彰显人的高贵存在的特有的价值，要人以人的尊严和自由地活着和发生交往等社会关系为前提。马克思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对一切社会形态的经济制度的历史合理性和历史局限性给予了辩证分析。资本主义曾创造了生产力巨大发展的奇迹，建立了世界市场，开启了全球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也彰显了人类主体翻天覆地操控自然的巨大力量。然而，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则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走向它的反面束缚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惊叹到“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隘了，再容纳不下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来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在此意义上，伯曼指出马克思是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最激烈批判的人，也是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最热情赞扬的人。另一方面，从历史发展的特殊意义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正义进行了特别的关注。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处于普遍异化的现实存在，探究了其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制度根源。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转引布雷的话说，“这样去探究事物的本质，我们就会发现一切统治的形式，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公平都是从现在占统治的社会制度，即现存的私有制度中产生出来的。因此，要永远消除现在的不公平和贫困，就必须彻底摧毁现代的社会制度……”“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枉费心机地希望通过消灭现存的不平等但并不触及这种不平等的原因，来纠正现在占统治地位的这种反常情况”，“政府是财产不平等的产物，而财产的不平等和现在的社会制度是密不可分的。”马克思指出“只有把劳动理解为私有财产的本质，才能弄清楚国民经济学运动本身的真正规定性。”马克思强调说“在私有制范围内”，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获得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因此，随着对象数量的增长，奴役人的异己的存在物王国也在扩展，而每一种新产品都是产生相互欺骗和相互掠夺的新的潜在力量。”马克思进一步具体指出“，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所有权对于资本家来说，表现为占有他人无酬劳动或它的产品的权利，而对于工人来说，则表现为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强调“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因此呼吁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只有废除私有制，在公有制大家共同拥有社会生产资料的前提下，工人阶级才能拥有经济正义，通过自己的劳动公平地分享自己的劳动成果，进而消除异化的生活困境，自己拥有自己的产品、自己的类生活、掌控自己独特的类活动劳动，才能与社会的其他人处于平等的地位。因此，基于基本经济制度在整个社会结构的核心地位，马克思的经济制度的正义分析，把人的解放看成了人们不断打破不合理制度模式尤其是经济制度这种根本的社会制度的束缚并探求新的制度模式以实现人的幸福的历史过程，是“人的需要的丰富性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从而某种新的生产方式和某种新的生产对象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人的本质力量得到新的证明，人的本质得到新的充实。”

（三）马克思对“按劳分配”具体社会主义经济正义原则的论述，具有现实性历史性的特质，为我们建构社会主义经济正义理论提供了范式

马克思认为人们的生活的现实性是人类存在的现实前提，他同时强调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他强调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生产正义实现的前提，强调“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和社会物质财富的多寡是实现分配正义的现实前提。在此意义上，他将共产主义区分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阶段，并强调“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的不同，按劳分配具有走向更合理的按需分配必要环节的特征。一方面，他强调与历史和生产力状况相契合实行按劳分配的必要性，更强调要辩证看待按劳分配。按劳分配作为对按资分配的扬弃，具有进步意义，但是在“自然分工”的基础上，有其局限。另一方面，基于历史理性，马克思反对将“按劳分配”做教条化理解。他在《哥达纲领批判》强调，从来都不存在着“不折不扣”的按劳分配，为了社会的整体发展，很多对劳动的扣除是必须的。因此“，按劳分配”也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生活中的唯一标尺和照耀万物的“以太”，但是在现有的历史条件下“，按劳分配”却是维持社会主义经济正义的重要纬度。总之，马克思历史地看待经济正义问题，将经济正义的解决置身于社会发展的历史流变之中，无论是制度还是其经济正义的框架，都必须在现实的历史发展中，通过积极的“易”，确定其合理性。这为我们客观地看待社会主义发展中的现实困境和理论困境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当然，马克思的经济正义理论有更多的内容值得我们去探讨。总之，马克思站在现代性和现代性批判的高度，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尤其西方经济学开辟的现代性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洞察，发出了“不是资本创造世界，是工人的劳动创造了资本，资本的本质无非是劳动者的剩余价值的物化”的历史评判，从而把经济正义的深度和广度推到了新的境界。马克思对经济正义的贡献表现在：一是，在阶级立场上，对经济主体利益的关注，由“少数人”到“多数人”进行了价值标准的转换。二是，对经济正义的考察从现实中现象出发，而历史地深入到根源本质的考察即社会所有制度即基本经济制度的考察上。三是，对经济正义进行了现实的具体的全面的考察。如内容上经济正义包括生产资料所有的正义、劳动者分享自己的劳动成果的正义、劳动过程的正义以及劳动者用自己的获得自由的兑换自己想要的生活的正义。四是，从人的本质的高度审视正义与非正义，并在历史发展的时间空间坐标下考量经济正义问题，因此赋予经济正义更广阔的视阈。

三、新政治经济学建构的关键：构建社会主义经济正义体系

理论只有适应了时代的需要，才有威望。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的挖掘本身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呼唤。中国需要不同西方经济学和传统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新政治经济学，建构新政治经济学的关键是构建社会主义经济正义体系，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对中国当代社会主义经济正义理论体系的建构有着理论基础和方向指导的意义，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经济正义体系提供了良好的范式。

1.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正义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济正义思想为指导。

一个国家主导正义理论体系的构建，是对流行的正义理论体系的现实的选择，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以其深刻性构成中国构建社会主义经济正义理论的基础。现在，中国比较流行的正义理论，有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正义观，有西方的功利主义正义观，有康德的基于自由意志的道德律令的义务论正义观。他们各有优缺，可谓是各执一词。但是，从历史发展的时间和空间的坐标和人的本质意义上的价值维度上双重去考量这些事情，马克思的正义思想会有更明智的结论。马克思强调人有其为人的意义上的崇高性，要基于历史的发展和人的本质的科学内涵来进行正义的评价，不能因为“多数人同意“”自愿”等为不正义的行为开脱。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正义体系的构建，其核心是对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的创造性发展和中国化的深度推进。

2.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正义体系建构必须坚持人民经济正义的主体立场和价值维度。

一个国家主导正义理论体系的构建，是基于经济基础的一种理论立场的选择。中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正义体系的构建，必须坚持人民的经济正义的价值纬度作为基本原则，指导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中进行行为抉择。人民的经济正义纬度，有利于社会的成功人士看到自己的幸运背后的庞大群体的默默的支持，而慎重地对待自己的成功和财富；人民经济正义纬度，会使得政府机构和企业决策者超越所属组织的特殊利益，而基于社会发展的高度有更强的责任意识和更高的价值目标；人民经济正义纬度，有利于对强拆等侵害人民利益的行为更快更强地达到舆论的一致声讨，从而一定程度上遏制和腐败现象，也有利于对互联网金融等有利于更多人民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经济创新制度和举措，消除一定的阻力，有利于他们更好地成长。

3.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正义体系建构的关键是制度建设。

制度是社会的基本权力结构的安排，对于个人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制度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并相应地必须进行生产关系的调整而呈现出一个不断生成且一旦生成对整个社会发展起统摄作用并呈现出刚性稳定结构的状态。一个社会的制度作为形式规定整合着个人，并成为个体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以及活动的自由限度，因此对于社会整体稳定和发展动力的激发与控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尤其对中国这个有着几千年的中央集权制的统治传统、人民的个体性尚未得到充分发育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转型中的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可以看到世界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各国多样的制度模式的利弊，因此，为中国构建自己的制度提供了必要条件。中国社会主义正义体系建构的制度建设的关键是认清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中介阶段，处于与资本主义诸国的普遍历史联系中并面对自己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困境，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开放的心态，大胆地对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进行创造性的理论融合，并构建有中国特色和鲜明的社会主义特征的系列制度，为社会主义人民主体性的发展和创造性地发挥以及在经济正义基础上的美好幸福生活提供制度的引导和保障。

4.马克思对按劳分配的全面分析，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正义理论提供了范本，要坚持历史纬度和人的本质的纬度，并随时代的发展实现理论的突破创新。

新经济论文篇4

为了更好的发展体育经济区域创新网络，其中关键是要靠各参与主体与网络体系的互动，我们可以把这一互动部分分为三个层次研究。

（一）整体互动体育经济区域创新网络作为一个整体，其功能应该大于参与主体的功能之和。因此要充分发挥各参与主体的优势互补，合理组合使其接受统一的协调与创新网络这一整体进行互动。从整体性观点看，网络内只有合理组织、统一协调、科学管理才能使其产生放大效应，发挥出区域体育经济创新网络的整体化功能。例如，我国的浙江省，民营、中小企业占据了体育经济活动的主导地位。这一区域的创新网络的形成有利于广大从事体育产业的中小企业在分散的同时交织出相对的稳固性，从而在更大范围内调整资源配置，实现整体的发展。正是由于这种整体性的协调作用，才使得区域体育经济网络内的各种参与主体得到优势互补，发挥了各自的最大功能，从而使整个网络所产生的效益得到提高。像区域体育经济创新网络整体互动的例子在国内外都是屡见不鲜的，这也是网络互动中最明显的互动行为。

（二）相关互动体育经济区域创新网络的相关互动是指网络内各参与主体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这种互动行为在网络互动中具有较重要的地位。因为失去这种联系与作用，体育经济区域创新网络的发展，高科技产业组织管理形式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其中这一互动中的参与主体具体可指为体育经济创新网络的中心组织———企业、社会体育爱好者、高校及科研机构、政府。这一互动就具体体现在以上几个参与主体的相互联系与作用上。在体育经济区域创新网络内部，存在着具有自我指导作用的个体———企业，它们构成了网络组织中富有活力的节点，它们不断变换任务角色和有机的行动，以充满生气和不断变化的集体行为适应外界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例如在美国硅谷，有200家公司涉及最新体育科技领域，在50公理直径范围内集聚，这种区域范围内体育产业的高度聚集，使得他们在消息上互通有无，每天他们只需互通电话，就可以获得许多世界同行业的最新消息。这种网络内部的互动充分体现了体育经济区域创新网络的分散化特性。从而自发组合了技术、劳动技能与技术以及资金等生产要素，使技术合作与学习的机会得以加速。并且也会出现没有明确的边界存在于社会生活与工作之间、公司与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之间、公司之间、管理者和工人之间，同时公司内部存在多孔状的功能性边界，就算是企业规模很大，通过内部的分散也渐渐融入到了本地网络。其次，这种内部互动也体现了体育经济区域创新网络的另一个重要特征———网络本地化。象硅谷这样典型的体育经济创新网络重地，在此落户的国家技术公司的研究实验室与生产基地分厂日益增多。随着区域内扩散并日益本地化的技术知识与能力，使硅谷的灵活性得以提高，使一种共享的技术性文化、共同的语言、理解与信念的形成得以促进，使区域内信息的扩散得以加快。这种本地化的合作方式将一个共同学习与彼此调节的框架提供给了企业，使企业的技术进步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该体育经济创新网络间的相关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就是为了实现这种智力、金融、与产业的结合，网络内各节点或行为主体的联合，可以使高科技直接植入相关体育企业，同时使企业向大学及研究机构靠拢，使各主体的优势和潜力得到了充分发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从而产生了凝聚力。体育制造业加速了集聚区域的发展。若政府对本地体育企业间的网络化联系不够重视，就会导致区域体育产业化的发展过度依赖外来资本与创新力。彼此不信任的本地企业，就会使竞争的有效性与协作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不能很好的抵御外部竞争，特别是不正当竞争（如倾销、以次充好等）的压力。此时，政府的境地很困难：“不管则乱，一管又死。”所以，必须推进本地体育企业网络化联系的加强，推进组织企业群的形成，从而使本地体育企业间健康的竞争和合作得以维护，使本地体育科研人才、自主创新的能力得以提升。综上所述，在体育经济区域创新网络中，只有各主体之间达到相互协调与匹配才会增加网络的协同效应，从而提高体育产业创新网络的整体功能。

（三）网络互动我们知道，所有的经济活动不可能在一个独立的、封闭的经济区域内聚集。体育经济的发展同样具有类似的区域聚集规律。同一网络内部的公司、企业和科研机构都要面临着技术领先和市场共享的压力。因此，本地网络与其他区域网络之间的互动行为，所能够带来的领先技术的共享就显得更为重要了。体育产品生产企业要服务于全球市场，体育产品技术开发企业更要面向国际化，并且要与远距离的生产商、供应商及竞争对手合作。面对激烈的竞争环境，大企业作为独立的商业单元，将外部技术生产标准完成的同时，通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与本地网络外的供应商、生产商合作更为重要，以实现在竞争中的优势地位。美国硅谷和台湾新竹之间的网络联系就是在网络互动中促进了各自网络演化的典型案例。在硅谷和新竹之间，其网络联系大多是由跨越区域边界的个人来完成的。台湾当局当初在新竹科技园设立体育科技园区的初衷之一便是为了吸引在美国硅谷创业的台籍企业家回到台湾创业，参与、支持和发展台湾的体育高科技产业。硅谷的回流人才对于台湾体育产品的科技研发、生产系统而言扮演了“创新者”的角色，引进了新的技术与管理知识，改变了台湾体育产业的低级化、初加工的特点，促进了台湾体育企业组织模式的变化，产生了专业化分工。垂直分离的新的全球化生产模式，使新竹区域创新网络的形成和演化得以带动和促进。目前，要保障体育经济区域的持久竞争力，就必须提高区域相关创新网络中的创新能力，而本地创新网络的形成则是提高区域创新能力的关键。对于经济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而言，保持与体育产业发达国家的创新网络的联系，成为提高本地体育产业网络学习能力的重要途径，这需要区域内所有行为主体的共同参与。

二、区域创新网络演化的生命周期

（一）创新网络的生命周期通过对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借鉴，奥地利经济学家蒂奇将集群的发展阶段划分为四个阶段，即诞生阶段、成长阶段、成熟阶段、衰退阶段。受此理论启发，本文从时间维度来对体育经济创新网络的演化进行考察，从而用诞生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对创新网络生命周期进行划分。事实上，某些创新网络并不必然走向衰退，它可能在某些外界因素的扰动下在旧的技术轨道上走向衰退，也可能在旧技术轨道走向衰退的同时，在另一个新的技术轨道上走向复苏，或者网络内原有的相关体育企业、中介组织等节点因不适应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而走向老化、僵化或衰退，不可避免地会有新兴或新生的体育企业、中介组织等节点因适应环境的变化而适时出现，使得体育经济创新网络在新的环境变迁下走向复苏。基于此，笔者将网络生命周期的最后一个阶段衰退期，定义为衰退或复苏期。创新网络生命周期如图l所示。图1中，以圆形节点代表体育企业，以星形节点代表政府，以正方形节点代表大学研究机构，以三角形节点代表中介组织。一般来说，可以用网络中的节点数目、节点间的网络联系，来判定某一创新网络处于网络生命周期的哪一阶段。1.诞生期：在这一时期，一些相关的体育产业中小企业开始出现，但分工协作程度不够，专业化水平低。政府支持这些体育企业在区域内的集聚与创新，支持创业投资，支持大学与企业间的合作。行业协会、培训中心、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创业中心、信息咨询中心等中介组织规模较小，水平较低。企业与大学研究机构尽管已有联系，但联系不多。这一时期的创新网络内仅有少量的节点数目和节点间连接。2.成长期：在这一时期，相关体育中小企业在互相协作过程中进行了比较细化的分工协作，具有较高程度的专业化水平。政府继续支持体育企业在区域内的创新与合作，但政府与体育企业间的行政层面的直接联系弱化。中介组织具有一定规模，服务质量明显提高。体育企业与大学研究机构的联系较多，大量相关体育企业不断自发创立，或者从大企业或大学研究机构里衍生出来，并与母体保持紧密联系。区域内的体育企业数目急剧增多，处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存活率的状态。这一时期的创新网络内由于组织的发展和企业的衍生，节点数目和节点间连接大量增加。3.成熟期：在这一时期，相关体育企业之间高度分工，企业与各行为主体之间也高度合作，并形成一定区域内所独有的“创新的空气”。大量相关体育企业不断创立、衍生，有些企业自身己具备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中介组织高度发达，成为创新网络内行为主体之间进行创新合作的“黏合剂”。体育企业与大学研究机构间联系密切，创新合作方式趋于成熟，效率很高。这一时期的创新网络内节点数目更多，节点间连接广泛而频繁。4.衰退或复苏期：在这一时期，体育经济网络中的体育企业大量退出，只有少量新进入者。创新网络的发展进程受到各种风险的冲击，发展活力严重不足，逐渐失去竞争优势。随着网络走向衰退，网络内的节点数目、节点连接大量减少，整个网络被分隔成多个互不相连的孤立的部分。有时候，在某些外来因素的干扰下，网络也可能走向复苏。网络演化的生命周期理论表明，并不是所有的体育经济创新网络都能保持长期的竞争力，创新网络会由于外界和内部的力量使其丧失竞争地位，从而逐渐走向衰落，或者在某种因素的作用下走向复苏。

（二）网络生命周期形成的原因一般说来，在体育经济创新网络形成的最初，基于增长的网络内企业数量，会提升成员企业间的协作与专业分工为基础的规模经济效应与范围经济效应，进而强化网络内成员的成本优势。不过，在达到一定程度的网络规模后，因为大量增加的网络内成员数量，内部协调费用（管理费用）与市场协调资源利用的费用（交易费用）之间的权衡将不再是影响成员企业行为的唯一因素，同时为了推进创新网络网络组织结构的构建与维持，产生了网络成本的追加。在体育经济创新网络到达成熟期后，网络成本的上升幅度很快，会使聚集经济带来的收益在一定程度上被抵消。若聚集经济带来的收益低于网络成本，相较于外部企业，网络内部企业的成本优势将会消失，向其他产业转移或向其他地区迁移将是网络成员企业的选择，逐步衰退将会是创新网络的发展趋势，快速增加的网络成本可能会使网络内部企业的竞争恶化，甚至导致网络崩溃。

三、基于网络生命周期的政策选择

体育经济创新网络形成以后，就处于动态演化之中。生命周期存在于创新网络之中，不过其衰落却不是必然存在的。怎样使体育经济创新网络内的网络优势得以发挥是关键。体育经济区域内部网络是创新网络长期竞争优势的来源，针对创新网络的成长与成熟期，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在网络关系的建设和维护中发挥体育企业的积极作用。以创新网络的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从政策上相应指导不同发展阶段的体育产业形成产业集群。

1.关于体育经济网络诞生期的政策选择。现在构建创新网络的思想存在于很多区域经济的发展战略当中，尽管创新网络的构建已不新鲜，但是要对体育经济网络发展的基础做到正确认识，与体育区域经济的特点相结合，基于正在凸显的网络力量，完成体育经济创新网络的构建。所以，体育经济创新网络的构建，企业密集区域、高校园区是首选。就其本身来讲，其竞争力强，很多研究部门活跃，这样，就能促进网络的长期繁荣。

2.针对体育经济网络成长期的政策选择。这一时期存在非常活跃的创新网络，迅速扩大的规模以及供不应求的产品，整个体育经济网络创新的压力没有了，只是在最畅销的产品上集中资源优势，发展重点向扩大规模、扩大生产靠拢，技术创新不再关注，所以可能出现该体育经济网络的产品在狭窄区域（过去专业化）过于集中。针对该阶段，必须使网络柔性与多样化技术基础得以保持，推进新的体育研究设施与企业衍生的建立。同时，也有必要推进新网络的发现与扶植，使区域体育经济多样化得以完善。

3.针对体育经济网络成熟期的政策选择。在这一时期，关键在于体育经济网络的调整。网络发展到这一阶段非常危险，由于体育经济创新网络在这一时期的节点数量不再增加，若相关体育企业间交互式学习能力日益降低，网络内部过度僵化，创新网络的系统就有可能会封闭起来。一方面，由于对老产业结构的极力维护，新技术、新知识与新进入者有可能被一些企业、政府和工会组织所排斥，对创新与调整所需的新信息的流入和传播被阻断，使体育企业集群保持活力的“知识基础、体育运动基础”得以破坏，降低了体育企业集群学习与创新能力。另一方面，成熟后的网络，作为曾经对整个网络发展有突出贡献的“知识基础、体育运动基础”，会日益变得狭隘，同时由于其成功的示范效应，会将其他产业的人才等资源吸引进来，间接阻碍了其他产业的企业发展潜能。针对市场需求，网络的反应能力与创新能力逐步减弱，所以，将外部科研机构由外部引入，是体育经济创新网络在成熟期需要做到的，使新知识与新信息得以输入，从而推进体育相关新技能或新产品的产出。

新经济论文篇5

1.开展经济技术创新和竞赛活动有利于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突出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作用。我们党所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部活动和整个进程，都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离开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人翁责任感，一切都无从谈起。开展群众性经济技术创新和竞赛活动，通过发动广大职工群众，围绕煤矿企业改革发展的难度和实现经济建设目标这个重点，面向市场，转变观念，大胆改革和创新，大力开展技术革新，加强管理，增加品种，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创收效益，就能把蕴藏在广大职工群众中的积极性、智慧和创造力充分发挥出来，争创一流，多做贡献，促进煤矿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各项任务目标的实现。

2.开展经济技术创新和竞赛活动有利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对煤矿企业来说，要实现科技兴煤，走全方位多层次发展的路子，就必须依靠以利用新技术、新工艺、提高机械化程度、搞“五小”发明、合理化建设等为主要内容的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可持续发展创新的群众性经济技术活动来改变煤矿形象，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使各种生产要素都处于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之中，彼此能够获得“1+1＞2”的系统效应的全新关系，达到解放生产力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目的，为实现煤矿职工快乐工作、体面生活奠定坚实的基础。

3.开展经济技术创新和竞赛活动有利于形成健康向上的企业文化氛围，不断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开展群众性经济技术创新和竞赛活动，不仅仅是在资本营运、技术创造、市场开拓等方面要有大的突破，增强竞争优势外，努力塑造具有煤炭行业特点的企业文化，全面实施创建“三型六化”学习型企业战略目标，使职工在活动中自觉注入市场经济所倡导的改革创新意识、开拓进取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质量意识、形成务实创新、开拓进取的企业精神。这样，我们在营造使物质产品的生产者本身也得到良好熏陶和淬砺的文化环境，使我们的经济技术创新在创造高质量物质产品的同时，也成为创造者身心健康的劳动者的熔炉，实现由粗放型管理向精细化管理的转变，提高煤矿企业的技术水平和装备水平，提升企业员工素质和行为养成，从而始终保持企业的旺盛活力。

二、开展经济技术创新和竞赛活动的要求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开展群众性经济技术创新和竞赛活动不断取得新成绩的活力源泉。党的十七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重点是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新的形势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煤矿企业开展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群众性经济技术创新和竞赛活动就要有新创意、新动作、新突破，以求取得新的成绩。【摘要】积极开展群众性经济技术创新和竞赛活动，是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也是各级工会组织必须着力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结合煤矿特点，对煤矿企业开展经济技术创新和竞赛活动进行探索，提供借鉴。

【关键词】煤矿企业经济技术创新竞赛活动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全力推进国有煤矿企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是我们工人阶级自己的事业；立足岗位，深入开展适应煤矿企业改革发展和经济建设要求的劳动竞赛、合理化建议、技术革新、技术协作、发明创造等多种形式的群众性经济技术创新和竞赛活动，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建设安全高效、稳定和谐的新矿区，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新形势下如何开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群众性经济技术创新和竞赛活动，为推进煤矿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建功立业，是各级工会组织必须着力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开展经济技术创新和竞赛活动是搞好煤矿企业改革发展的需要

1.开展经济技术创新和竞赛活动有利于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突出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作用。我们党所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部活动和整个进程，都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离开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人翁责任感，一切都无从谈起。开展群众性经济技术创新和竞赛活动，通过发动广大职工群众，围绕煤矿企业改革发展的难度和实现经济建设目标这个重点，面向市场，转变观念，大胆改革和创新，大力开展技术革新，加强管理，增加品种，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创收效益，就能把蕴藏在广大职工群众中的积极性、智慧和创造力充分发挥出来，争创一流，多做贡献，促进煤矿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各项任务目标的实现。

2.开展经济技术创新和竞赛活动有利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对煤矿企业来说，要实现科技兴煤，走全方位多层次发展的路子，就必须依靠以利用新技术、新工艺、提高机械化程度、搞“五小”发明、合理化建设等为主要内容的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可持续发展创新的群众性经济技术活动来改变煤矿形象，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使各种生产要素都处于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之中，彼此能够获得“1+1＞2”的系统效应的全新关系，达到解放生产力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目的，为实现煤矿职工快乐工作、体面生活奠定坚实的基础。

3.开展经济技术创新和竞赛活动有利于形成健康向上的企业文化氛围，不断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开展群众性经济技术创新和竞赛活动，不仅仅是在资本营运、技术创造、市场开拓等方面要有大的突破，增强竞争优势外，努力塑造具有煤炭行业特点的企业文化，全面实施创建“三型六化”学习型企业战略目标，使职工在活动中自觉注入市场经济所倡导的改革创新意识、开拓进取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质量意识、形成务实创新、开拓进取的企业精神。这样，我们在营造使物质产品的生产者本身也得到良好熏陶和淬砺的文化环境，使我们的经济技术创新在创造高质量物质产品的同时，也成为创造者身心健康的劳动者的熔炉，实现由粗放型管理向精细化管理的转变，提高煤矿企业的技术水平和装备水平，提升企业员工素质和行为养成，从而始终保持企业的旺盛活力。

二、开展经济技术创新和竞赛活动的要求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开展群众性经济技术创新和竞赛活动不断取得新成绩的活力源泉。党的十七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重点是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新的形势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煤矿企业开展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群众性经济技术创新和竞赛活动就要有新创意、新动作、新突破，以求取得新的成绩。

第三，结合实际，狠抓落实。一是抓以“三型六化”为主要内容的创建竞赛采取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办法。要细化“三型六化”竞赛活动的目标管理，认真执行各项检查评比和节奖超罚制度，把实现目标同个人收入直接挂钩，形成人人参与创建，千方百计达标准，堵塞漏洞，以创建学习型单位、班组和个人的小目标，保证“三型六化”学习型矿井、学习企业等大目标的实现。二是提高技术素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表面上看起来是产品资金和技术的竞争，实质上劳动者素质的竞争。工会要在积极配合党政做好职工教育的同时，要坚持用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十七大精神武装职工，大力开展“六五四”创建活动，大力学习“感动中国十大杰出矿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徐群贤同志的先进事迹，教育和引导职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主动适应科技经济浪潮对职工队伍素质的冲击和挑战、努力学习新知识、准确的分析判断能力、优秀的开发创造能力和发明创造能力的高素质的劳动者。三是抓典型事例，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大力宣扬他们的艰苦创业、勤俭办矿、科技兴煤、降耗节能、安全高效的经验，掀起学先进、赶先进、人人争当先进的高潮。同时要把职工在竞赛活动中贡献大小同政治荣誉、物质利益相联系，最大限度地激励广大职工群众深入持久积极主动地投身到群众性经济技术创新和竞赛活动中去，为实现煤矿创建“三型六化”学习型企业和安全、稳定“双零”目标努力奋斗。

【摘要】积极开展群众性经济技术创新和竞赛活动，是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也是各级工会组织必须着力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结合煤矿特点，对煤矿企业开展经济技术创新和竞赛活动进行探索，提供借鉴。

新经济论文篇6

[关键词]技术创新；经济生态化；管理技术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迅速崛起，在短短二十多年里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生产制造中心。可以说，中国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能源需求量的高速增长，生态环境污染的日益加剧使得我国主要靠能源和原材料等硬资源投入的低技术附加值和低管理附加值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经济的集约化转型已是势在必行。要达成集约化的目标就要促进技术的革新。这里所说的技术革新不仅指的是工艺技术的革新，也包括管理技术的革新。技术革新是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需要，也是促进经济产业由低端向高端游移，增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需要。

技术革新可以促进经济生态化发展。所谓经济生态化发展是指通过生态理念的渗透使经济系统具有生态功能从而使经济逐步演进为生态型经济的一个过程。通过技术创新可以降低经济发展对能源和原材料的依赖程度，降低能源和原料的附加值比重，提升产品的科技附加值和管理附加值，减轻产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污染，促进经济生态化发展。有学者曾计算，如果美国底特律的汽车制造企业也能按照硅谷半导体技术的跳跃性发展（集成电路发展的摩尔定律：每18个月速度和集成度提高1倍，价格降低一半）的话，那么汽车将以超音速的速度行驶，而且每一万里耗油将不到1盎司燃料，购买成本将不到25美分。[1]。摩尔定律表明，技术创新可以使产业显现出相对传统低技术产业的生态化特征。同时，技术创新可以产生较高的投入产出比。比如，生产1000吨玻璃纤维所需能源只有生产1吨铜的5%，但后者却能比前者创造出更大的效益。技术创新节约了资源，加强了产品功能，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资源有效利用率，使得单位经济的增长对自然环境的依赖和破坏程度日益减小，有助于缓解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因此，技术创新已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基础之一，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能源替代和资源开发，已经成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2]

我国是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国家，而且还是一个处在工业化过程之中的国家。这样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像某些发达国家那样通过传统产业的弱化来促进经济的生态化发展，而必须走技术创新提升传统产业的道路。这一点在国内学术界已经形成了共识，但在重视程度上，我们在实际应用中却往往对工艺技术创新青睐有加，而忽视了管理技术创新对经济生态化发展的重大作用。

管理手段技术的创新主要表现为现代信息手段对管理方式的重构。管理信息技术创新，在各产业大规模推广应用信息技术，通过信息化的共享平台可以实现“虚拟制造”，通过系统整和可以大量节约包括能源、材料在内的各种资源，实现运营成本的下降，促进经济生态化的进程。农业管理信息技术创新，利用计算机和控制技术可以实现品种培育、模式化栽培、节水灌溉等的自动化和智能化；工业管理信息技术创新，应用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可以缩短产品开发周期，降低制造成本，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服务业管理信息技术创新，大力推进现代物流管理可以优化供应链，降低沟通成本，增加产业附加值。

管理结构技术的创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可以依据生态经济学原理，运用生态、经济规律和系统工程的方法来经营和管理传统产业，通过产业结构的生态重组和生态技术的运用来实现管理结构技术的生态化创新。另一方面就是改变三次产业构成要素的比例结构和要素内部的结构，来实现经济资源配置的生态最优化。

从产业生态学的角度看，在人类构筑的经济系统中，三次产业（第一、二、三产业的总称），特别是工业，扮演着自然生态系统中生产者的角色。在传统工业社会中，作为生产者主体的工业企业为人类社会创造了丰富的物质产品，但同时也向自然界排放了大量的废弃物直接导致了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进而威胁了人类的生存。造成如此严重后果，究其根本原因是产业系统中的分解者的缺失。因此，大力培育“产业分解者”进行废弃物资源化就显得尤为重要。

对我国来说，管理结构技术的生态化创新是一件需要实实在在去做并且需要做好的事情。在消费层面上，国家应加大环境宣传的力度，培养公民的绿色消费观念，提高公民的环保素养；在产品制造层面上，要用政策引导和规范企业全程绿色生产，对绿色生产行为给予奖励，对黑色生产行为给予惩罚。国家要通过政策导向引导企业选择对环境影响小的原材料，减少原材料的使用，优化制造技术，建立更科学的运销体系，减少产品使用阶段对环境的影响，提高产品的使用寿命，促进报废产品的再循环。[3]

管理结构技术生态化创新的进程涵盖第一、二、三产业的各个领域，是一个对经济产业全面变革的过程。在工业领域，生态化创新的主要思路是优化产业布局，促进副产品再循环。生态工业园是工业生态化的主要途径。生态工业园的企业以企业间的工业化代谢和共生关系为纽带，以掌握关键资源的企业核心，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把另一家企业的废弃物或副产品作为本企业的投入或原料，建立产业链。这样可以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对企业来说，企业的治污费用降低了，也就是成本降低了，企业的利润自然也可以相应的提高。对社会来说，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了，对生态环境的损害变小了；在农业领域，生态化创新的主要思路是发展生态农业，提高农业科技附加值。发展生态农业就是发展以节地节水、再生能源、良种推广、提高单产为核心的农业发展体系。提高农业科技附加值就是要拉长农业的产业链条，加快科技成果在农业中的应用。目前，我国农业生态化急待解决的问题是：标准化生产和规模化经营。标准化生产可以使绿色生态农业发展更加规范，有利于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有利于为出口时规避“绿色贸易壁垒”作好准备；规模化经营则有利于农业科技的大面积应用和农业信息化的快速推广；在第三产业领域，生态化创新主要表现在倡导绿色消费、适度消费，加强绿色服务上。深入推行商品的绿色标识制度，激发公民的绿色消费热情；宣传与经济社会相协调的适度消费理念，降低自然资源的消耗；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业，重视消费品的回收、交换，对第三产业产生的“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是第三产业管理生态化创新的主要途径。

管理结构生态化创新将促进产业的融合，而产业的融合将带动新兴的交叉产业的发展，交叉产业的发展将带动我国就业人口的增长。尤其是管理结构生态化创新将促进生态环保产业的发展。生态环保产业是一个新兴的、具有广阔发展前景和实用价值的产业。近年来，生态环保企业在世界上已经得到高度发展，已有数百万人为此工作，大量的环保产品进入国际贸易，据估计目前每年起码有5000亿美元以上的贸易额，而中国的环保产品，估计年生产不过40－60亿美元。与国外比较，我国在环保产业的发展上尚有很大差距，在环保工业技术方面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环保生产的种类和规模很不令人满意。大力扶植生态环保产业，加强生态技术的研发，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环保产业集团，规范环保产品交易市场，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三次产业构成要素的比例结构和要素内部的结构对经济的生态化发展状况有很大的影响。同制造业比较，第三产业被称为“无烟工业”，是一种比较环保的产业。第三产业充分发展可以改善经济生态化的状况。在工业化的前期和中期,第三产业是作为一个服务和配套的行业而发展的,对工业具有很强的依赖性;而当城市发展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时,第三产业开始逐步走上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高级阶段。

从产业经济学的理论上讲，一国工业化进程，一般有一个先“重工业化”，再“高加工度化”，再“技术集约化”，最后“经济服务化”的“由硬到软”的趋势。这意味着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国家发展第三产业要受到本国所处的工业化进程的制约。但这并不意味着第三产业的发展只能顺应其自然发展进程，对我国来说尤其如此。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还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发展还很不充分。比如拿我国的产业结构和印度比较就可以发现这个问题。据统计，2004年工业在印度GDP中所占比重只在27％左右，而服务业已占到52％。而同期我国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为52.9%，第三产业只占31.9%。这样的数据导致了我国单位GDP的能耗高于印度，为印度的1.3倍左右。

三次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是一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我国第二产业比重过高不利于经济结构的生态化发展，已导致了我国生态环境急剧恶化，能源过度消耗等不良后果。而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滞后，已经影响到了第二产业的发展和就业水平的提高。比如，我国金融体制的不健全已经造成了我国工业企业的融资困难，制约了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壮大和大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发展第三产业，就要加快第三产业的市场化、产业化步伐，健全第三产业的发展机制；就要加快农村的城市化进程以满足第三产业发展所需的集群效应；就要促进第三产业的技术创新，推动第三产业向高效率、智能化、管理科学的方向发展；就要优化第三产业的产业结构，着重发展金融服务、创意产业、IT服务业等高附加值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

管理技术的创新是技术创新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管理技术创新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和重大的社会价值。促进管理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向生态化、节约化发展是当代中国人的使命，国人应全力进取，共创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参考文献：

[1]王滨.科技革命与社会发展[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3.115

新经济论文篇7

调查结果

第一，学生新媒体使用状况。首先，学生接触新媒体的主要途径是手机和电脑。调查显示，79.6%的学生同时拥有电脑和手机，20.4%的大学生只拥有电脑，100%的学生拥有手机。由此表明，几乎所有学生都具备通过手机或电脑接触新媒体的条件，这为有效利用新媒体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其次，调查显示，学生最常用的新媒体，按使用时间由多到少排列依次是QQ、搜索引擎、微信、微博、网络电视、网络论坛、飞信、手机电视、社交网站、博客、手机报。

第二，高职学生对新媒体的认知情况。首先，多数学生认为新媒体使学习和生活更加便捷。调查中，有71.0%的学生认为，“新媒体给学习与生活带来便利”，有14.9%的学生认为“一般”，有8.1%的学生认为“不好说”，有6.0%的学生认为新媒体容易“分散精力、影响学业”。这说明，学生已较好地接受了新媒体，并把新媒体较多地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和学习中，并享受其带来的便捷。学生认为新媒体为其提供了一个自由的言论平台。调查显示，52.6%的学生认为“很好，可以自由发表言论”；27.3%的学生认为新媒体对自己的影响“一般，不经常发表言论”；11.9%的学生认为“无所谓，就是随便聊聊”；8.2%的学生认为“无聊，有价值的言论不多”。由此说明新媒体吸引大学生主要在于较为开放的言论自由。其次，对不良信息的思考和批判能力有待加强。当被问到是否在新媒体中浏览过色情、暴力、等不良信息时，有50.9%的学生选择“从没有过”，但有3.0%的人选择“经常”，有36.3%的人选择“偶尔”。可见，学生在有效利用新媒体上还需要更多的引导，关键要提高学生自身的“免疫力”。当问及对新媒体传播内容的辨别能力时，学生大多自我评价较高，70.5%的人认为自己具有是非辨别能力，7.10%的人认为自己没有是非辨别能力，22.4%的人对自己的辨别能力不确定。可见，高职学生中至少还有29.5%的人信息辨别能力需要加强。

第三，高职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中新媒体的认知情况。首先，新媒体因其高效快捷的通信方式被广泛应用到学生的管理工作中。调查显示，100%的学生所在的集体中，使用过QQ群、飞信、微信、博客等新媒体方式，这为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有效利用新媒体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次，学生普遍认为，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中应该用多种手段和方式，充分利用新媒体。学生喜欢新兴媒体的主要原因，依次为：新媒体信息传播的方便快捷、信息渠道多样化、代表时尚潮流以及新媒体的娱乐性。有87.6%的学生认为，新媒体对思想政治教育“利大于弊”，也有2.5%的人认为“弊大于利”，还有9.9%的人认为“利弊相当”。当追问其最喜欢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时，有13.8%的人选择了“交流座谈、授课教育”，有13.7%的人选择了“专题报告”，有45.9%的人选择了“主题班会、辩论、演讲等活动”，有26.6%的人选择了“手机、网络等新传媒的信息传播”。28.6%的大学生对于精心设计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站（含政治引导、心理教育、博客、维基）“很有兴趣”，36.2%的人认为“较有兴趣”，有26.3%的人认为“一般”，还有8.9%的人感到“没有兴趣”。这表明，高职学生对利用新媒体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还是很欢迎的。

二新媒体给高职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新媒体的广泛应用使学生获取信息的方式实现了多元化，学生可以主动了解、搜索新事物和学习新知识。新媒体以其搜索的便捷性和海量的信息拓展了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和方式，也进一步拓宽了工作渠道。用学生乐于接受的模式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和宣传工作，打破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实现开放式教育，从而加强与学生的联系和互动，突出学生在教育上的主体地位，进而使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做到有的放矢，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学生也通过QQ空间、微信、微博等媒介充分展示自我，不仅有利于学生的自我发展和完善，而且有利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但是，新媒体中也存在不少落后、消极的信息，对于心理尚未完全成熟的学生而言，其是非曲直难辨，易导致学生价值观的错误倾向，甚至会削弱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特别是对于自制能力较差的高职学生，更易游戏成瘾、网购成瘾，影响身心的健康发展。所以，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也对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挑战。

三高职院校利用新媒体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途径

1．抢占阵地，构建新媒体教育平台

第一，搭建微博平台。以校内各类网站为依托，比如福建对外经贸学院开通学工处、团委、教务处、招就办等职能部门的微博、微信、QQ空间等公共平台，创建微博平台，信息及时联动，促进学校与学生、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通过电脑或手机进行多层次、扁平化、平等流，及时把握学生动态，广泛开展网络舆情收集，使思想政治工作和维稳工作更具主动性和前瞻性。第二，创办手机报。学院团委开办学生手机报——《思想驿站》，每2天1期以手机彩信形式免费发送给全院2000多名团员青年骨干，让青年学生切身享受到新媒体所带来的新体验、新服务和新时尚。第三，推出电子杂志。《贸院青年》《海纳》等推出电子杂志办刊形式，除了文字和图片外，还包括视频、超链接、及时互动等网络元素，汇集多种表现形式。第四，建立短信和微信平台。以学生手机用户群为依托，院团委或各辅导员通过校内短信、微信平台给校园集团用户免费发送消息，切实提高学校的管理效率。第五，发展辅导员博客。通过举办或参加各级各类辅导员博客大赛、优秀博客经验交流会，充分调动辅导员创建博客的积极性。目前辅导员、政工干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开设了自己的博客空间和QQ空间，共计100多个。第六，整合通信群。学校鼓励加强学生群体分类研究，将学生分为学生党员、团学干部、社团成员、专业班级等学生群体，以学院、系部或班级为单位整合即时通信群，如飞信群、QQ群、微信群等，针对不同群体形成点面结合的信息沟通机制，提高了分类教育引导的实效性。

2．优化内容

倡导校园网络文化进一步丰富以新媒体平台为媒介的内容与形式，采取有效措施打造思想宣传阵地，营造积极、健康、向上、文明的新媒体平台。发挥网络的多媒体特性和优势，借鉴利用各种青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努力使思想教育内容的形态从平面走向立体、从静态变为动态。在新媒体媒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内容，及时更新，不仅要保证信息质量，增加内容的思想性，还要增加信息的流量，确保内容的丰富性。用先进的文化、科学的思想武装新媒体思想政治教育阵地，提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感染力，以增强对学生的吸引力，把握住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权，增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权。内容和特色是新媒体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也是吸引学生眼球的法宝。在新媒体平台建设中，学院始终坚持新媒体应服务于学生的成长、成才，应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为一体的理念，不断优化内容，倡导高品位的校园网络文化。学工处网站学工在线现有多个栏目，主要围绕学生的日常思想教育与管理，其中学生论坛吸引了很多学生的参与；党工部网站以党建为特色，致力于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学院毕业生就业信息网以服务毕业生为宗旨；院心理中心“心理咨询”以心理健康指导为主要内容，为学生创设了一个心灵自由的空间，并为每位学生提供在线心理测评，为师生提供学习、生活、心理等服务。运用私信等互动手段提供单独的咨询、指导和帮助，实施个体教育，致力于有针对性地解决师生的思想问题，让新媒体实践运用与理论提炼相结合。

3．堵疏结合

唱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旋律发挥专职教师和辅导员的作用，采用课内外相结合的方法，多层次、全方位地构建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体系。一方面，学院通过开设媒介素养选修课开展课堂教育，使大学生理解什么是媒介素养，应该如何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另一方面，在学生的日常生活中，辅导员队伍应该积极地对学生进行媒介素养干预，使思想活跃的大学生群体，能够在各种媒体信息面前保持冷静头脑，学会分辨良莠，防患于未然。此外，要鼓励学生开设与新媒介有关的社团组织，如信息技术协会、广播站、网络兴趣小组等，使他们拥有真实的实践体验，在社团活动中不断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也要求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中，做到理论联系实际，逐步提高学生对媒介信息的分析能力和评价能力，从而构建起有利于提高学生媒介素养的教育体系。

4．加强领导

建立保障支撑体系一支技术娴熟、结构合理、素质过硬的新媒体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是开展新媒体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力的组织保障。学院积极打造包括党政管理人员、专兼职辅导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为主，党团学生干部、班级学生骨干为辅的新媒体思想政治教育队伍。使他们及时转变思想观念，掌握新媒体的技术操作，适应并接受新环境的改变，积极关注网络舆情变化，主动引导学生坚持正确的价值观。让他们通过微博、微信等平台深入到学生扎堆、聚集的网络新媒体当中，针对广大青年学生在思想、学习、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难题疑惑，通过上线交流互动、心理疏导、就业创业专题讨论等，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5．虚实结合，增强教育管理实效性

第一，将新媒体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学院利用手机报便捷、快速、辐射面广的优势，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扩大教育覆盖面和影响力。电子杂志《贸院青年》设立团情快讯、校园焦点、就业创业等多个栏目，面向广大学生及时传递校园最新动态，加强思想引导。重要节日、重大活动和敏感时期，学校还编发专题手机报，组织主题讨论、开展主题活动，帮助广大学生提高思想认识，营造良好的氛围，自觉维护校园稳定。

第二，将新媒体与学生管理相结合。学校将微博、博客即时、开放的优势运用于学生日常管理，通过微博、博客平台加强国家助学贷款、评奖评优等政策宣传，重要通知和工作规程，大大提高了学生管理工作的效率。

第三，将新媒体与服务学生相结合。学校充分利用即时通信群互动、共享的优势，不断提高为广大学生服务的水平。在毕业生就业工作中，学院及系部组建就业信息员队伍，及时将就业招聘信息分类整理，发送给未就业的毕业生，有效解决了就业信息滞后的问题，拓展了毕业生获取信息的渠道。2014年，经济贸易系每个班对接一名就业信息员，通过即时通信群传送岗位信息134条，其中63.24%的信息被毕业生有效使用。学院现有在校学生近8000人，学生中手机拥有率高达99.8%，电脑拥有率达72.4%。学校在发展各项新媒体业务平台的同时，注重各业务应用之间的优劣互补，交叉覆盖，力争使全院每一位学生都能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及时准确获取所需信息，切实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和服务。

四总结

新经济论文篇8

2、国际金融一体化对国家安全威胁着安全。 首先，国际金融市场上巨额游资的存在对于民族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提出了挑战。表现在 ①巨额资本快速的流入流出对于主权国家经济的巨大影响。 ②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战略上的失误及经济结构上的缺陷，成为易受国际游资冲击的对象。 其次，金融创新促进了世界金融一体化，也对民族国家的经济安全提出挑战。 ①金融创新加剧了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由于国际金融传导机制的存在，使得民族国家面临着日益增大的国际金融风险。 ②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不仅为国际游资对主权国家进行冲击提供了手段，而且使得通过国际金融市场直接掠夺一国的财富成为可能。 再次，国际金融体系内的权力分配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 随着世界金融一体化的进程，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权力分配更加有利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操纵着国际金融体系中游戏规则的制定，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内对发达国家的依赖不断加深。在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着巨大的结构性缺陷的前提下，发展中国家将始终面临着金融风险对于经济安全的挑战。 3、 国际经济体系中的金融霸权 二战结束以来，金融霸权已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在冷战时期，两弹一星，亦即核子工程、宇航工程曾是世界强国争霸的战略领域。在冷战之后，特别是在实际之交的今天，信息业与金融业则成为全球战略的基础。今天，世界上所有的经济发达国家，无不力图抢占现代金融的制高点。前美国政治学会会长、哈佛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亨廷顿在《文明冲突与重建世界秩序》一书中列举了西方文明控制世界的14个战略要点，其中第一条“控制国际银行系统”、第二条“控制全部硬通货”、第五条“掌握国际资本市场” 都与国际金融领域有着密切的关系。冷战后，由金融霸权所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呈现两种趋势，一是发达国家内部对金融权力的争夺日趋激烈，另一方面，西方金融霸权又联合起来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控制。 70年代末，以格拉斯为首的一批美国左派经济学家首先提出了“金融霸权”的概念，所谓金融霸权是指以大银行家和大机构投资者为核心的金融寡头及其政治代表，通过控制经济活动施以重大影响并以此牟取暴利或实现其他政治、经济目的的一种社会关系。［12］金融霸权理论认为，金融霸权的权力主要在于①控制货币资本或其他信用工具；②利用金融衍生物；③金融行业趋于垄断。金融霸权控制企业的两种工具是控制资本流动并设置金融市场各种参数。金融霸权对国际关系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控制国际资本流动，二是进行国际金融投资，三是操纵各种国际经济组织。 随着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金融霸权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后果日趋凸现。从对国内经济结构影响来看，金融霸权通过控制资本流动，不仅可以改变左右一国的产业结构对各个部门的经济发展起着决定作用，还会促成泡沫经济的形成，降低政策的效力并影响政府的行为。从对国际经济影响看，金融霸权控制国际资本流动的直接后果是加剧国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金融霸权会以通过各种形式从发展中国家抽走极为稀缺的资金，同时又会扭曲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模式，使其经济与社会失衡加剧，最终导致南北国家经济差距不断扩大。 （二） 克鲁格曼的“萧条经济学回归” 保罗·克鲁格曼在最新出版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指出，我们不应以短期的救火态度来看待1997年以来的危机，而应认识到一个国家经济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的两难选择的三个方面，即“三难选择”是当今国际经济体系的内在特性。 所谓“三难选择”，即克鲁格曼早些时候所说的“永恒的三角形”。它指的是下述三个目标中，只能达到两个，不能三个目标同时实现：①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②汇率的稳定性；③资本的完全流动性。 例如，在1944年至1973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 性”得到实现，但“资本流动”受到严格限制。而1973年以后，“货币政策独立性”和“资本自由流动”得以实现，但“汇率稳定”不复存在。“永恒的三角形”的妙处，在于它提供了一个一目了然地划分国际经济体系各形态的方法。 克鲁格曼认为欧洲货币联盟和历史上的金本位制，均选择“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牺牲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中国大陆则是选择“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放弃“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即只开放“经常帐户”，不开放“资本帐户”。 克鲁格曼认为，“三中择二”是国际经济体系内在的“三难选择”的体现，可追述到国际经济学中著名的蒙代尔──弗莱明定理。因此，不顾其它两个目标，单追求一个目标（如发达国家近年来向发展中国家所推销的“资本完全自由流动”），在理论上是占不住脚的。 那么，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在1973年以后选择了“资本自由流动”和本国“货币政策独立性”这两个目标呢？克鲁格曼认为，这是因为它们对“汇率不稳定”的承受力较大，而这又是由于国际资本市场对发达国家的信心较大，使发达国家贬值幅度可以恰到好处，不至于过度。 相反，国际资本市场对发展中国家信心不足，结果造成发展中国家贬值往往在资本外逃压力下过度。因此，克鲁格曼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三中择二”，应是选择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稳定”，而放弃“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他高度赞赏中国中央银行近来连续降低利率的政策，认为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是其他亚洲危机国家所不具备的，其原因正在于中国没有开放“资本帐户”，没有实行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他说，中国的选择，对于防止世界重演1930年代的大萧条，意义重大。［13］ （三） 货币一体化理论 货币一体化就是各成员国联合起来，结成固定的汇率，执行共同的货币政策。西方学者对不同层次的货币一体化进行了划分：（1）汇率同盟。（2）假汇率同盟。（3）货币一体化。（4）货币联盟。货币一体化理论认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越不能靠经常的汇率变动来改变相互之间的贸易条件和本国的国际收支地位，这两国（或多国）走向货币一体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具体说来又主要是与以下一些因素有关：（1）相同或相似的通货膨胀率；（2）要素流动的程度；（3）一国的经济规模与开放程度；（4）商品多样化的程度；（5）工资、价格的（变动浮度）；（6）商品市场一体化的程度；（7）财政一体化程度；（8）政治因素。 货币一体化的主要收益来自于汇率稳定。汇率经常经常性变动会影响正常贸易和投资的开展，使用单一货币能减少外汇风险，而外汇风险会象交易成本一样减少一国的进出口，同时单一货币能减少外汇风险，而外汇风险会象交易成本一样减少一国的进出口。当前货币一体化理论的最新进展就是运用理性预期的形成，时间不一致性，信誉问题以及汇率决定等宏观经济学的新概念、新理论及分析方法对货币一体化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在货币中立问题方面：弗里德曼和卢卡认为因为有理性预期的存在，长期来看，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并不存在着此消彼长的交替关系，应该存在着与通货膨胀率毫不相关的自然失业率。在时间不一致性问题方面，在对“货币中立建议”西方学者进一步运用时间不一致性观点来考察货币一体化的成本。 （四） 国际汇率问题 与商品市场一样，外汇市场交易也有一定的行情和价格变动，所谓汇率即外汇买卖的价格，它等于一国货币与另一国货币交换的比率，国际汇率问题在国际经济学理论中一直处于较为重要的位置。从历史上看，关于汇率的理论有汇率决定的贸易论或弹性论，汇率决定的购买力平价论、汇率决定的货币主义理论、汇率决定的资产组合平衡理论等。最近十几年来，对汇率的模型与动态分析、汇率与购买力平价关系、资本帐户研究分析等较为吸引经济学界的关注。 1、 汇率的模型分析 汇率决定理论是西方外汇汇率理论的核心，70年代以来，由于浮动汇率制取代了固定汇率制，汇率的变动幅度以及影响汇率变动的各种因素方面，出现了固定汇率制下从未出现的异常现象，为了从理论上解决这一问题，西方学者构建了许多模型以分析 （1）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弗兰克尔模型 1975年弗兰克尔和罗德里格斯提出了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该模型实际收入y，价格水平P，名义利率I（相应的外国需求等变量则标星号）。即有下列等式成立： mt＝Pt＋kyt－θit （1） mt＝Pt*＋k*yt*－θ*it* （2） 其中，K，K*，θ，θ*均为参数。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一个最重要的假设就是购买力平价。 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是以购买力平价说作为自己最重要的前提假设，并且假定现实世界是一个能进行无阻力、无成本和瞬时调节的世界，这就保证了无论在长期或是短期，购买力评价都是成立的。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它将人们的注意力重心转向了资本市场，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联系起来研究。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在方法上的就是发展了一种关于汇率决定的存量分析框架。 （2）粘性价格的货币模型--多恩布什模型 1976年，多恩布什提出了多恩布什模型。而多恩布什则假定：资产市场价格（如利率、汇率等）是瞬时调节的，而短期内商品市场价格是粘性的，即短期内购买力平价假定并不成立。但多恩布什模型保留了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的长期均衡的基本决定因素。多恩布什认为，短期内产品市场仅仅是缓慢地调整，金融市场的调整似平要快得多，事实上瞬间完成的。金融市场为了弥补商品市场价格刚性，会对扰动作出过度的调整；而在长期内，则会慢慢趋向于回到其长期均衡水平。 （3）罗伯特·卢卡斯以及斯托克曼的一般均衡的汇率决定模型 进入80年代，罗伯特·卢卡斯以及斯托克曼于1982年提出了一般均衡的汇率决定模型，从某种意义上说，一般均衡模型是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的延伸和推广。它把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由两个商品进行贸易推广到充分多个商品在两国间进行贸易。 （4）布兰森的资产组合模型 布兰森认为个人会将其财富配置于各种可供选择的资产，这其中最常见的是本国货币和外国货币，以及本国证券和外国证券。各国货币的比价决定于各种外币资产的增减，各种外币资产的增件源于投资者对资产组合比例的调整，这种调整会引起国际资本的流动，从而影响外汇供求和汇率的变化，资产组合模型将货币只当作人们可能选择持有的一系列资产的一种，强调了不同的资产组合对汇率的决定以及影响作用。［14］ 2、保罗·克鲁格曼的汇率动态研究 保罗·克鲁格曼认为贸易流量对汇率变化反应迟缓，为进入一国市场，进口商和出口商必须承担一定的沉没成本，他们的未来收益采取一种货币形式，而成本则采取另一种货币形式，当汇率的未来变化不确定时，他们未来赢利也不确定。在短期内汇率对贸易流量没有什麽影响，因为不确定性诱使贸易商继续等待，但此后为回应基本冲击，汇率必须发生大幅变动才能使市场出清，这样，最初的波动就会对汇率变动产生放大的影响，在《目标区域与汇率动态》一文中，保罗·克鲁格曼认为，当汇率接近区域上限时，由于预期未来汇率会下跌，投资者就会减少货币持有量，从而导致汇率迅速下降，在目标区域的下限，情况正好相反。［15］ 3、南方国家的汇率风险 目前发展中国家汇率所面临的风险极为巨大。这是因为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对于发达国家的利率变化极为敏感，而后者完全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控制之外。加州大学著名国际经济学家艾其格林等人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揭示，从1975年到1992年，10 0 个发展中国家的银行危及的触发，与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利率（简称“北方利率”）变化密切相关。“北方利率”每增长 1％，“南方”银行危及的可能性就增长 3％。 这是因为国际资本（尤其是证卷资本）流入主要是在“北方利率”降落之时，一旦“北方利率”上升，国际资本就有可能掉头回转。不完全信息经济学告诉我们，货物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市场失灵”程度不同，后者更受“道德风险”和“逆选择”的影响。因此，“北方利率”的上升，不仅提高资本回转的可能，而且增加了对“南方”银行的“逆选择”：高利率只吸引过度乐观的“南方”借款者，从而加剧金融危机的爆发。 4、购买力评价对国际汇率的影响 目前对一个经济发展衡量指标有计算国民生产总值（GNP）、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传统计算方法以及购买力平价（PPP）方法，传统计算方法是根据本国货币与美元的汇率，把按本国货币统计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国民生产总值（GNP）折算成美元来计算国民经济的规模。传统计算方法的缺点是在计算一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时，把国民生产总值以美元汇率计算，而没有把该国货币和购买力因素计算在内，购买力平价方法与传统的汇率计算方法完全不同，购买力平价的方法，利用购买力平价作为转换因素，将本国货币在国内市场上的购买力按国际市场价格折算成美元，来估算一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例如把中国每年生产的东西都按国际市场的价格计算，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就比较国内价格计算大了许多。 Dominick Salvatore在《国际经济学》提出汇率决定的购买力平价理论是建立在没有交易费用、没有关税及其他限制条件，贸易自由的基础上，并认为汇率的变化与两国的物价水平的变化率之间存在比率关系。这虽然在在短期中汇率常常与购买力平价预测存在较大差别，但是购买力平价理论在长期或纯粹货币扰动引起的情况下，能够给出相当不错的均衡汇率的近似估计。［16］ 彼得·林德特也认为：“从长期看，在价格水平同国际汇率之间存在一种可以预期的联系，一种由商品和服务能够在一国或另一国购买这种事实所造成的联系，这便导致把国家通货价格同汇率联系起来的购买力平价假设”［17］彼得·林德特提出汇率与购买力平价相联系的公式为：P＝R×Pf 在这里汇率R表示以美元计算的外国通货（比如说英镑）的价格，而价格水平P与Pf则分别表示本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以本国货币计算的价格水平。 如果把购买力平价方程式同本国的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货币数量论方程式结合起来，便产生了基于货币供应与国民总产值的一种汇率预测。可以用公式： r＝P／Pf＝（M／Mf）×（Kf／K）×（Yf／Y） 表示。 注释： 1，Dominick Salvatore：《国际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页4 2，刘向民：《保罗·克鲁格曼及其经济理论》，《经济学动态》，1997年2月，页74 3，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页323-324 4，弗雷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商务印书馆，1986年，页16 5，Dominick Salvatore：《国际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页211 6，Tim Lang and Colin Hines : “The New Protectionism”， Eathscan， PublicationsLtd.， London， 1994， Page 3 7，Tim Lang and Colin Hines: “The New Protectionism”， Eathscan，Publicati onsLtd.， London， 1994， Page 126 8，Dominick Salvatore：《国际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页260-261 9，易定红：“新贸易理论政策述评”，《经济学动态》，1999年3月。页63-64 10，易定红：“新贸易理论政策述评”，《经济学动态》，1999年3月。页65 11，刘向民：《保罗·克鲁格曼及其经济理论》，《经济学动态》，1997年2月，页75 12，柳永明：“论金融霸权”，《经济学家》，1999年5月，页68 13，参见 保罗·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页145-151，页199-200， Paul Krugman: “The Return of Depression Economics”，Foreign Affairs， May/ June 1999 14，陈东：“西方汇率决定理论的新发展”，《经济学动态》，1996年8月，页46-49 15，Krugeman:“Target Zones and Exchange Rate Dynamics”， Quarterly Journolof Economic ，August 1991 16，Dominick Salvatore：《国际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页380-381 17，彼得·林德特：《国际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页454-463

新经济论文篇9

论文摘要:新经济时代具有信息共享、知识爆炸、技术革新等鲜明的特征，日益竞争的新经济环境要求现代企业必须更新管理方式，提高企业竞争力。文章分析了新经济时代对企业文化的影响，并针对现代企业如何建立企业文化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科技的迅猛发展，知识的几何膨胀，特别是网络的普及和计算机技术的应用，正在给我们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生活带来前所未有的变化。当地理和空间不再是障碍，当地球越来越象个地球村，我们已全面进人新经济时代。新经济源于美国，但新经济的浪潮已经席卷着全球。

关于新经济的界定，学术界有许多不同的声音。综合起来，新经济时代主要包涵三个方面的内容，即以网络发展和信息共享为主的信息时代、以传统的管理和经营模式向新型管理模式转变的革新时代和以知识作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的知识时代。

一、新经济时代对企业文化的影响

新经济时代的到来引起了经济社会的巨大变革，对企业管理理论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的企业管理理论逐渐出现了企业管理层次的扁平化，企业组织形式的虚拟化，企业组织结构的非线性化、企业文化多元化等特征。

企业文化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通过社会实践所形成的并为全体成员遵循的共同意识、价值观念、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和准则的总和(Schein,1984)。它是反映现代化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新兴的管理理念，是在管理科学和行为科学基础上逐步演变产生的一种现代管理理论，是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社会化水平不断提高，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企业文化的目的，就是以精神的、物质的、文化的手段，满足员工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需要，以提高企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激发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在新经济时代，企业文化成为企业管理的主要内容，是企业核心竞争力所在。企业只有拥有了自己的文化，才能具有生命力，具有获得生存、发展和壮大的能力以及为全社会服务的基础。

(一)企业文化的内涵更为丰富

早期的企业文化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企业管理者文化”，其主要功能是为企业管理者服务，从而更好的实现企业管理、实现企业的经济利益。虽然后期企业文化被越来越多的企业认同，但是许多企业对企业文化内涵的理解仍比较片面，企业文化往往只是停留在“制服文化”、“墙上文化”、“口号文化”的层次，许多企业在确定企业文化时也只是一味的模仿和追随一些知名企业，企业文化真正起到的作用并不大。

信息共享、技术创新、知识爆炸的新经济时代，使得企业文化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新的管理模式要求企业文化必须赋予新的内涵，才可能发挥其推动企业发展的作用。

1.企业文化要具有“包容”性

经济全球化使得资源共享成为可能。传统的企业文化往往是在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和规模后，由企业管理者们提炼而成，但是新时代的企业文化要求企业要主动地确定企业文化，并以此引导企业员工的价值取向。这就要求企业必须借鉴先进企业的文化精髓并结合其自身的特点，确定既具经典又有新意的“包容性”企业文化。

2.企业文化要具有“学习”性

在新经济时代到来之前，企业已经意识到了学习的重要性，因此许多企业会定期为员工开展培训和再教育，以此实现员工和企业的发展。但是知识爆炸的时代决定了仅仅靠企业提供的培训和学习机会远远不够，大量的知识需要企业员工们主动地、持续地去吸收消化。因此企业文化要引导企业成为“学习型”团队，引导员工成为“学习型”人才，变企业被动培训为主动学习。:

3.企业文化要具有“人本”性

由于早期的企业文化主要服从于企业管理者，它具有典型的“经济”性，并以企业发展速度和获取利润量作为衡量其好坏的标准，这样的企业文化往往会导致员工产生人是“赚钱工具”的想法。在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的重要性日显突出，人作为知识的载体，其主动性和创造性对企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时代的企业文化必须正确理解人的重要性，建立起“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才能确定企业“以人为本”的管理原则，推动企业更快更好发展。

(二)企业文化的孟要性更为突出

企业文化是西方管理理论在经历了“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与“复杂人”假设之后，对组织的管理理论、管理过程与组织长期经营业绩关系的又一次重新审视。企业文化是在企业追求生存和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企业为了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渐形成的某种被大多数员工所接受并且具有传承性和生命力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新经济时代的来临使企业文化成为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除了许多跨国大公司外，众多的中国企业和企业家也开始日益重视企业文化的建设。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05年4月公布的对2881位企业经营者问卷调查结果表明:企业持续健康发展需要优秀的企业文化作支撑已成为大多数企业经营者的共识。

1.先进的企业文化是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必要条件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条件下，同类型的竞争企业面临的社会消费环境相同、竞争压力相同，而企业的科技发展力也极易被竞争者仿制甚至升级，可以说信息时代使得企业在外部竞争力相似的情况下必须发展内部驱动力，而先进的企业文化正是提升企业内部竞争力的核心。依靠先进的企业文化，可以提高企业员工的凝聚力，当企业员工以企业文化作为其个人的价值取向，那么员工便会把企业的发展作为其个人的事业，从而摒弃那些对企业长远发展不利的行为方式，以企业的发展为己任，增强企业的免疫功能，提高企业竞争力。

2.先进的企业文化可以提高现代企业的管理能力

首先，先进的企业文化有助于企业人力资源的管理。新经济时代的来临使得人才成为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优秀的人才成为企业争夺的焦点。单纯地以物质金钱作为回报已经难以成为企业吸引人才的硬件，企业要吸引并且留住优秀的人力资本就必须依靠“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企业在用人的同时，要注重对人才知识的更新培训，同时要给其员工以人性化的管理，使得员工对企业产生认同感，从而把其自身的发展与企业的发展有机融合。其次，良好的企业文化可以帮助企业管理者改善其信息沟通、人际关系和管理方法，从而与企业内员工达成和谐共处的氛围、建立良好的客户服务体系、树立健康向上的企业形象。

3.先进的企业文化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手段

在知识和技术更新迅速的新经济时代，企业经营范围可能变化、企业员工会更新、企业的物质资源可能枯竭、优秀的企业管理者可能会离开团队，但是企业文化却是生生不息的，它是支撑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支柱。优秀的企业文化体现着一个企业的人格魅力，它不会因为企业经营业务范围或者企业主管的变更而消失，优秀的企业文化会被企业管理者一代一代的继续和发扬，并引导着企业健康成长。企业文化是指引企业长远发展的灯塔，没有优秀文化的企业可以成长，但是要实现企业可持续成长就必须建立良好的企业文化。

新经济论文篇10

关键词: 经济法/个体主义方法/整体主义方法/折中主义方法 内容提要: 法律方法是法律的固有之义，有些法律部门对法律方法具有重大的创新意义，经济法就是其中之一。经济法方法是基于私法的个体主义方法与公法的整体主义方法的不足而创新出来的一种新方法，这种方法是一种折中主义方法，它贯彻和体现在经济法的许多方面。 法律，从名称上看，既然名之为“法”，就应该是一种方法；从实质上说，法律就是一套解决纷争冲突的方法。法律要名副其实，要有效地解决纷争冲突，就必须讲究方法。方法和方法论是法律、法学的固有、应有之义。法律以权利为本位，权利要求救济，有什么样的权利就有什么样的救济方法，有什么样的救济方法就有什么样的法律制度，救济方法的变革促进法律方法的发展。法律也是救济方法变革的结果。如私人权利要求一种救济方法，导致私法的发展，公共利益要求一种救济方法，导致公法的发展。经济法也是如此。基于权利本位，演变出社会公共权益，对这种权益的救济需要特定的救济方法，而救济方法的创新则促进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这正如拉德布鲁赫所指出的：“经济法产生于立法者不再满足于从公平调停经济参与人纠纷的角度考虑和处理经济关系，而侧重于从经济的共同利益、经济效率，即经济方面的观察调整经济关系的时候。” （P77）不过，这里所说的法律方法，不是人们经常所说的那种法律方法，如拉伦兹的《法学方法论》、杨仁寿的《法学方法论》等所论述的那种法律方法，因为他们所说的法律方法，主要是法律之内的方法，如法律解释学的方法等，拉伦兹就认为：“法学方法论的特征即在于：以诠释学的眼光对法学作自我反省。” （P134-135）而本文所说的法律方法，不是法律之内的方法，而是基于特定社会关系的调整、特定法律权益的救济所要求的特定法律方法，是一种调整社会关系、救济法律权利的方法，这主要是一种法律之外的方法。相对于法律之内的方法而言，这种法律之外的方法更具基础性和先决性。法律采用什么样的调整方法，受许多因素的决定。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和法律要救济的权利，核心就是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法律调整它们的角度不同，会导致法律调整方法的不同。这些方法大致包括个体（人）主义方法（论）和整体主义方法（论）以及折中主义方法（论）。 一、个体主义方法 如果认为个体是唯一真实的，而社会是虚构的，社会没有独立存在的意义；个人是社会的基础，社会是个人的集成，社会最终要还原为个人；个人具有理性，会追求自己的利益，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会促进社会利益；个人在进入社会之前就先天或天赋地享有一些基本权利，他们集合成社会以后，社会及其代表如国家的宗旨就是更好地保护这些权利；社会关系的核心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个人之间通过契约自由会自动地形成他们所欲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只是在不能如此时，国家才代表社会予以必要的干预；等等。这种方法被称为个体主义方法。这种方法由来已久，从古希腊开始、直至今天，每个时代都有其杰出的代表人物，如普罗塔哥拉、马基雅维里、洛克、卢梭、波普尔、诺齐克、德沃金，等等，并且这种方法在社会学上、政治（学）上、经济（学）上和法律（学）上都有充分的体现和阐述。 在社会学上，这种方法表现为个人本位。如马克斯·韦伯认为，个体是有目的行动的最高限度和唯一载体，国家、社团等是人类相互作用的结果，可以一律简化为参与者个人的行动，因此，应把个人及其行动看作基本单位。 （P241-242）同样，在波普尔看来，“社会现象，包括集体，应按照个体及其活动与关系来加以分析。” （P486-487） 在政治（学）上，这种方法表现为（个人）自由主义。如“自由主义的鼻祖”洛克认为，人在自然状态下，是独立、平等、自由的，享有这些天赋的权利，但人在自然状态下也有许多缺陷和不便，如缺少确定的周知的法律和法律的执行者，人们享有权利很不稳定，存在不断受别人侵犯的威胁，这就使得人们愿意放弃在自然状态下的一些权利而加入社会，以互相保护他们的生命、权利和财产。虽然人们在参加社会时放弃了他们在自然状态下所享有的一些权利，而把它们交给了社会，但这只是出于各人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权利的动机，社会或其代表必须保障每个人的权利，克服上述自然状态下的种种缺陷和不便，而不能有超出之外的权力。 （P77-80）在他看来，政治上的最高原则是，“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如不得本人的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于这种状态之外，使受制于另一个人的政 治权力。” （P59） 尽管自由主义方法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但它依然是一种主要的政治思潮，当代著名思想家诺齐克传承了其衣钵。如诺齐克在其《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个人拥有权利。有些事情是任何他人或团体都不能对他们做的，做了就要侵犯他们的权利。这些权利如此强有力和广泛，以致引出了国家及其官员能做的事情极其有限，只能是一种最弱意义上的国家，即一种仅限于防止暴力、偷窃、欺骗和强制履行契约等较为有限功能的国家；而任何功能更多的国家都将侵犯个人权利，因而得不到证明。 （P1）诺齐克从他的“最弱意义上的国家”引申出两个值得注意的推论：“国家不可用它的强制手段来迫使一些公民帮助另一些公民；也不能用强制手段来禁止人们从事推进他们自己利益或自我保护的活动。” （P1） 在经济（学）上，这种方法表现为自由放任主义。如代表人物亚当·斯密。他认为，经济人的本性决定了人们最关心自己的福祉，各人改善自己境遇的自然努力是那样强大，以至于个人利害关系自然会引导社会资本的分配和产业的发展。人们在追求私人利益的同时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去促进公共利益。况且，每个人处于他当时的地位，对特定情形更为清楚了解，显然能比政府判断得更好。因此，政府除了公共设施、国防、司法等方面以外，不宜过多干预，政府干预越少越好。如果政府企图指导私人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地去注意最不需要注意的问题，而且僭越了一种不能放心地委之于任何人的权力，把这种权力交给那些自以为有资格行使的人，是再危险也没有了。 （P111、112、199、27-28、252）当代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也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坚决捍卫者。公共选择学派把分析市场的方法导入把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置于统一的分析评价体系之下。经过公共选择学派的分析表明，虽然市场机制存在缺陷，但国家干预也存在缺陷，并且国家干预的缺陷远远大于市场机制的缺陷，因此，用国家干预去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不但弥补不了，而且造成更大的缺陷。最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市场机制已经把事情做到了极致，人们很难指望政府干预能比市场机制做得更好，市场机制的缺陷不是国家干预的充分理由。公共选择学派为市场机制提供了理据，同时，也为限制甚至否定国家干预找到了借口。 （P153、171、177、178、180、233） 在法律（学）上，这种方法表现为私法方法，它以个人权利为本位，有利于保护私人权利。由杰佛逊执笔的《独立宣言》写道：“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他们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系得自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损害这些目的的，那么，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这新的政府，必须是建立在这样的原则的基础上，并且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来组织它的权力机关，庶几就人民看来那是最能够促进他们的安全和幸福的。” （P440）这已经成了个人权利本位的独特文法和经典表述。在当代，德沃金提出了“认真对待权利”的主张。在他看来，某人有权利做某件事的时候，它所指的是，如果别人干预他做这件事，那么这种干预就是错误的。如果政府进行干预，那么政府也是错误的，个人可以用该权利来反对政府，只有能够反对政府的权利才是强硬意义上的权利。个人所拥有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即使为了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政府也不能侵犯公民个人权利。他所谓的认真对待权利，其实是要求政府要认真对待个人权利。如果政府不认真地对待权利，那么它也不能够认真地对待法律。 （P243-270）言下之意，法律的目的就是督促政府要认真地对待个人权利。 这些个人主义的思想和方法直接影响一系列法律的制定，形成了法律上的个体主义方法，这种方法在私法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私法受个体主义方法的影响，也是个体主义方法的法律化；个体主义方法与私法的制定同期，个体主义方法方兴未艾之时正是私法大量制定之际，如美国建国时期的法律就是如此。美国建国时期的法律，其目标即是“最大限度地扩展个人所固有的权利的范围”，其中，“自然权利被视为缔结契约的个人的权利。这正是法律必须维护的权利。”在起草美国联邦宪法的时候，制定者为保护个人权利确立了一项真正重要的保障，就是宪法的第一条第十款，即“契约条款”，它限制各州侵害个人的契约权利，力求防止政府对个人意思自治进行干预。“正是通过契约，个人才能够获得最充分的机会去发挥它的才 干和使用他的财产。契约是扩大个人在资源利用方面自行处理权范围的主要法律手段。因此，对契约的重视标志着法律作为一种意在维护社会现状的制度，转变成了为个人能在最大限度内自由设定权利而提供保证的制度。于是，契约法绝对统治的时期开始了。[11] （P23-24） 这些方法无论是社会学上的个人本位，在政治（学）上的自由主义，在经济（学）上的放任主义，还是在法律（学）上的私法方法，归结起来就是个体主义的方法。这种方法以个体为分析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的基准和单元，对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立足于个体、归结为个体去观察和解释；认为社会就是个人的集成和扩大，抓住了个人就抓住了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的根本和核心；它从个人推知社会，认为只有解释了个人才能解释社会，而且解释了个人就解释了社会。尽管个人是社会的构成要素，但就像水是由氢原子和氧原子构成的，它们一旦化合为水以后，水已不同于氢原子和氧原子一样，社会与个人已有本质的区别，社会有其不同于个人的性质、本质和规律。就像不能用解释氢原子和氧原子的方法去解释水一样，也不能简单套用解释个人的方法来解释社会，这是解释不了的，因为解释的对象变化了，解释它的方法自然也要改变。 如在社会学上，尽管社会是由个人构成的，但社会已独立于、自在于个人，有时甚至凌驾于、异化于个人，人们常说，“人在社会，身不由己”，就是因为社会按照自己的规律在运行，不是由构成它的个人所能左右的。所以，迪尔凯姆（涂尔干）对个体主义方法论批判道：“团体的思想、感觉和行为，与其单独的个体成员的这些东西全然不同。因此，如果我们从孤立的个人出发去研究，我们就完全不能了解团体内部发生的一切。”[12] （P119） 在政治（学）上，个体主义方法宣称人是天生自由的，这只是人的本性如此，但并不等于说人在现实中、在社会上就一定是自由的，人是否自由，取决于许多并非个人所能掌控的因素。如人是出生在社会中的，但社会成员众多，人人都要自由，这本身就是对个人自由的一种制约。自由主义的金科玉律就是，我要自由，但我必须保证别人有同样的自由，因此，人与人之间的自由必然存在着此消彼长、相互制约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的自由不仅取决于其个人自己，取决于自己拳头伸向别人下鄂的距离，也取决于别人，取决于别人的拳头伸向自己下颚的距离。个人自由也取决于如社会人口、社会资源、社会经济、社会政治、社会文化等许多因素，这些因素的不同必然会导致人的自由的不同。天赋个人权利论者所持的观点就是基于历史上地广人稀、资源丰富的情况作出的，所以他们的观点都有一个前提性的假设——自然状态，但现实中并不存在这样的自然状态，有的只是“僧多粥少”的人类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权利自由迥异于他们所设想的那样。个人自由不完全取决于个人意志，个人意志不能左右社会发展的规律，仅仅从意志自由去解释个人自由是不够的，个人自由的实现取决于社会结构。虽然个人自由“它为社会行动者提供了一个非现实的或虚构的唯意志论。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人主义理论没有使自由成为现实。它忽视了社会结构对自由的实际危险，同样也忽视了社会结构对自由可能提供的巨大支持。我认为，个人主义理论的道德设计鼓励了那种认为个人不需要他人或社会的幻想。”[13] （P10）在经济（学）上，个体主义方法把个人几乎神化，而把国家刻意丑化，其实，个人并非无所不能，国家亦非一无是处，如在社会化大生产、市场化极高的情况下，个人日显脆弱，国家责任重大，人多智慧高，国家意志比个人意志更强大，如果没有国家的组织、参与和干预，许多经济活动就不可能如期地进行和完成。实践证明，发展经济不仅要诉诸个人自由，也要诉诸社会秩序，社会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就充分地证明了自由和秩序是经济成功发展的必由之路。个体主义方法所信奉的那只“看不见的手”，由于，一是它不能未雨绸缪，因而缺乏预测和效率；一是它缺乏保障，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常常存在冲突，个人追求私人利益未必就一定能促进社会公共利益，却常常可以看到他们损公肥私；一是它没有那么明智，它常常把社会经济引向邪路，导致经济危机；一是它缺乏大爱，它只能拔高少数市场优胜者，但不能兼顾市场劣汰者。所以，社会经济的发展不能由“看不见的手”一手遮天，还必须国家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的有力配合。凯恩斯对个体主义方法的批判是十分有力的。 在法律（学）上，由于社会中的个人千差万别，这些差别是无法消除的，有些差别足以导致人们之间无法平等自由。尽管法律（如私法）赋予每个人以平等、自由、权利，但这些只是形式上的，并非实际上的；只是可能性的 ，并非现实性的，个人要真正享有平等、自由、权利，还必须通过市场竞争，在优胜劣汰法则的支配下，只有少数人能够享有平等、自由、权利，所以，这种个人本位是少数人权利本位，而不是多数人权利本位，更不是每个人权利本位或人人权利本位。这只有利于保护少数市场优胜者的私人权利，不可能保护社会成员每个人的权利。在只是少数人权利本位而多数人非权利本位的情况下，政府是要认真对待权利，但政府认真对待权利，不是只认真对待少数人的权利，而是要认真对待每个人的权利，尤其是社会弱者的权利，为了保障每个人的权利，使每个人都成为权利本位的主体，政府必须对少数人的权利予以限制，对社会弱者的权利予以倾斜保护。如此，政府就不能坐视不管、放任自流，不能只是最弱意义上的国家，而必须有所作为、积极干预，要求扩大政府的职能，其中就包括政府利用手中的公权力从少数强者身上合法征收一定的资源转移支付给社会弱者，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每个人的权利平衡和权利平等，保障每个人都能享有最低标准的生活，都能有人格尊严地生存发展。所以很早以前，有人就指出，国家管理对于维护自由、并使之得到最好的发展是必要的，因此舆论开始越来越有力地倾向于集体主义，放任主义已或多或少地失去了它原有的地位，法律发生的重大变化是从19世纪的强调个人利益到强调社会利益，从强调普遍安全中的利益到强调个人生活中的利益、从抽象平等到调整责任和重新分配资源。[11] （P204、205、245）这就对个体主义方法、私法方法提出了挑战，并必然要突破它。 二、整体主义方法 如果认为人是社会化的人，人生活在社会之中；社会先于个人，有社会才有个人；社会决定个人，个人从属于社会；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个人是构成社会的个体；社会有自己的目的，个人目的应服从社会目的；社会为个人提供条件，个人对社会负有责任；社会有其协调者，以维护社会秩序；等等，那么这种方法就是整体主义方法。整体主义方法也源远流长，古已有之，其代表人物如亚里士多德、柏克、斯宾塞、孔德、马克思、恩格斯、狄骥、凯恩斯，等等。这种方法在社会学上、政治（学）上、经济（学）上和法律（学）上都有相应的表现和阐述。 在社会学上，这种方法表现为社会本位。如迪尔凯姆认为：“社会并不是个人相加的简单总和，而是由个人的结合而形成的体系，而这个体系则是一种具有自身属性的独特的实在。毫无疑问，如果没有个人意识，任何集体生活都不可能产生，但仅有这个必要条件是不够的，还必须把个人意识结合或化合起来，而化合还要有一定的方式。社会生活就是这种化合的结果。因此，我们只能以这种化合来解释社会生活……如果我们从孤立的个人出发去研究，我们就完全不能了解团体内部发生的一切。”[12] （P119） 在政治（学）上，这种方法表现为社会主义。如亚里士多德断言：“人类在本性上，也是一种政治动物。”[14] （P7）他的断言是基于这样的推理：互相依存的两个生物须结合，男人与女人须成为配偶，组成家庭；若干家庭联合组成村坊；若干村坊组合为城邦（市），城邦是至善的社会团体，它体现社会的本性，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14] （P3-7）没有人可以离开社会而生活，“凡人由于本性或由于偶然而不归属于任何城邦，他如果不是一个鄙夫，那就是一位超人”。[14] （P7）亚里士多德进而总结道：“城邦（虽在发生程序上后于个人和家庭），在本性上则先于个人和家庭。就本性来说，全体必然先于部分；以身体为例，如全身毁伤，则手足也就不成其为手足，脱离了身体的手足同石制的手足无异，这些手足无从发挥其手足的实用，只在含糊的名义上大家仍旧称之为手足而已。我们确认自然生成的城邦先于个人，就因为（个人只是城邦的组成部分）每一个隔离的个人都不足以自给其生活，必须共同集合于城邦这个整体（才能大家满足其需要）。”[14] （P8-9）亚里士多德的方法就是一种整体主义的方法。 马克思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者。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 [15] （P760）无产阶级运动与过去的一切运动的区别就在于：“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由于“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底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16] （P283）这就决定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运动所建立的新社会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6] （P294）人只有 在社会中才能获得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扉页上的那句话——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6] （P307）就充分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解放人类、解放世界的整体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在经济（学）上，这种方法表现为计划经济或凯恩斯主义。如马克思、恩格斯，针对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个别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的现状，马克思提出：“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的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进行社会劳动。”[15] （P130）恩格斯也认为，在这种状态下，“只有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适于社会管理之外不适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国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灭，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组织所代替”。[15] （P628、629、630、633）这是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的理论根据。 再如凯恩斯。凯恩斯1926年发表了《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一文，“来彻底清理一下那些时常被作为自由放任主义依据的抽象或一般的原则。”他指出：“假定个人在他们的经济活动中拥有约定俗成的‘天赋自由’，这是不真实的，世上也不存在赋予那些权利的拥有者或获得者以永恒保证的‘契约’。宣称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必定会相互一致，这是没有根据的，上天并非是如此来统治世界的。说两者在实际上是一致的，这也是不真实的，在现实世界中并非是照此来管理社会的。断言开明的自利必定会促进公共利益，也不是根据经济学原理得出的正确推论。而所谓自利一般是开明的，同样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个人在追求他们各自目标的实现时，常常是太愚昧、太懦弱，以至于甚至在这方面都难以如愿以偿。经济也并未表明，当人们组成一个社会单位来行动时，会总是不如他们各自单独行动那样目光敏锐。”[17] （P313-314）据此，后来他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了一系列的国家干预的措施：如由一个中央机构对货币和信用实行审慎的控制，制定和公布法律，对储蓄规模、消费需求和投资方向进行“明智的管理”。凯恩斯从经济体系中找出了几个具有调节杠杆效应的经济参数，“可以由中央当局来加以统制或管理”。[18] （P317、318-320、208、323、321）凯恩斯主义标志着宏观经济学的诞生，人们开始从宏观角度观察经济、调控经济，把经济作为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 在法律（学）上，这种方法表现为公法方法，它以社会为本位，有利于保护公共利益。迪尔凯姆把因人类有共同需要而产生的社会关系称作同求的（机械的）连带关系，把因社会分工而产生的社会关系称作分工的（有机的）连带关系。受此社会理论影响，狄骥认为：人是在社会中生活的，而且只能在社会中生活，个人要组成社会，组成社会的个人只有适合社会存在的规律，才能生存下去。有社会就有社会规律和社会规范，社会和社会规范是两种不可分离的事实，社会规范不外是社会事实固有的规律。社会规范规定社会成员所必须采取的积极行为或消极行为，违反这种规范就要受到某种报应。[19] （P611）由此，狄骥认为，人们生活在社会中就必须建立起一套规则，它的目的是对每个人的权利加以由社会生活促使成为必要的限制，如为了限制每个人的权利来保全全体的权利，限制每个人的自由来保全全体的自由。[19] （P624-625） 庞德是社会法学派的杰出代表。庞德认为，可以把法理学当作一门社会工程科学，社会工程是一个过程，这门科学所必须处理的事务是整个领域中能够通过政治组织社会对人类关系进行调整的行为而实现的那一部分事务。法理学被称为法律科学，应当考虑三件事：司法、法律秩序和法律，这三件事都必须通过社会工程来处理，我们越是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在做什么，越是清楚我们为什么这样做，我们的社会工程就越有效。[20] （P149、150、154）此外，庞德还指出：法律与道德、宗教是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到了近代，法律成了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法律的任务就是承认、确定和保障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21] （P9-10、35-37）其中，当代法律尤以保障社会利益为己任，因为在庞德看来，把法律作为整个社会控制过程的一部分，这是20世纪法律与19世纪法律相比的一个基本点。[21] （P66）这种方法论以整体作为分析个 人与社会关系问题的基准和单元，它由社会推知个人，认为解释了社会才能解释个人，解释了社会就解释了个人，因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一种整体主义的方法。 整体主义方法与个体主义方法是对立的两极，两极往往有相通之处，个人主义方法存在缺陷，整体主义方法也存在缺陷。尽管社会超越了个人，不能简单地对社会作个体主义的解释。但社会毕竟是由个人构成的，个人是社会的基本元素，社会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个人、为每一个人服务的，可以还原为个人，这就决定了个人永远是解释社会的一个重要基准，离开个人去解释社会，就无法真正解释社会，即使解释了，也有失偏颇。 如在社会学上，片面强调社会，把社会与个人对立起来，使社会凌驾于个人之上，社会成为敌视个人的社会。迪尔凯姆就认为，由于“社会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无限地超越个人，所以社会能将它的权威所神圣化的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强加于个人。”[12] （P114）这种无个人的社会是非人道的，不可欲的，必然会遭到人们的反对。波普尔就认为，整体主义重视社会团体而忽视社会团体的成员，强调从社会团体的历史、结构和传统去预测社会团体的未来运动和发展规律。[22] （P13-15）个人受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社会规律的支配，这是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而且整体主义的控制必然导致思想一律，而不是人权平等，这意味着进步的终止。[22] （P127）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也对迪尔凯姆的思想进行了批判。他指出：“具体的、可以观察的社会不能够与一个作为理想中心的社会混淆在一起，更不能和一个作为人类的愿望和最崇高的信仰对象的社会混淆在一起。如果说，信仰，即使是宗教信仰，以一个具体的社会为崇拜对象，那么迪尔凯姆的哲学就和具有国家社会党精神的哲学相差无几了，这显然是错误的。”[23] （P417） 在政治（学）上，片面强调整体主义，强调整体利益，必然会损害个人自由和私人利益，在政治上走向专制主义和极权社会。这为历史所反复证明。这从根本上颠覆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我们重视整体主义方法，是因为当个人构成社会以后，必须从社会整体的立场和角度才能解释社会，但这样做不是为了抬高社会而压制个人，恰恰相反，是为了使社会更好地服务个人，社会应成为个人获得平等、自由、权利的平台和途径，正如马克斯恩格斯所说的，社会应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个人通过社会获得平等、自由的发展。尽管社会也是实体，但与之相比，个人更是如此，个人生命的至上性、人权的神圣性、个人的终极性，都决定了个人在社会中是否能够平等、自由地发展是检验社会是否合理进步的唯一政治标准。 在经济（学）上，经济活动是否有效取决于人们能否正确应对具体的经济情形。由于对整个社会经济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需要整个社会经济的信息，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类的能力，这就决定了所谓的计划经济只能是在不准确、不客观的所谓“计划”上运行的经济，这种经济常常失误，而一旦失误给整个社会所造成的后果和损失是灾难性的。这一点，至今令人不堪回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实质是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是对过去计划经济的否定，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致实行市场经济，就是对市场经济的共识。市场经济的核心就是允许人们根据当时、当地、当事的情况自由决策，这必然要求主体自治、分散决策、多元主义，这些都是个体主义方法的应有之义。没有个人自治，个人自由，个人努力，社会经济是不可能发展的。 在法律（学）上，整体主义方法与公法的原理和机制相通，公法深受整体主义方法的影响，是整体主义方法的法律化；整体主义方法与公法的发展同期，整体主义方法大行其道之时正是公法勃兴之际，如各种行政法的纷纷出台就是如此。公法虽然旨在保护公共利益，但由于公法方法整齐划一、上下隶属、令行禁止、法律刚性，缺乏应有的针对性、自治性、灵活性和伸缩性，实践中存在的国家干预、行政国家的弊端和危害充分地说明了整体主义方法和公法方法的不足。尽管公法以社会为本位，旨在保护公共利益，但其实并没有独立的社会本位，真正的社会本位是人人本位；也没有抽象的公共利益，真正的公共利益是人人共享的利益。因此，公共利益必须与人人有关、为每个人共享，公共利益必须与社会化结合起来，成为社会公共利益。法律仅仅强调公共利益是不够的，还必须强调公共利益的社会性，强调人们对公共利益所享有的社会权利。法律之所以强调社会权利，是因为社会权利是平衡协调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的媒介，社会权利的目的还是为了个人，与个人权利对立的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无关的公共利益不仅是不存在的，即使存在也是不人道的、不合理的。社会权利的本 质是个人可以据此向社会上其他成员、整个社会和作为其代表的国家以及它们所掌管的公共利益提出权利请求。它意味着，人是社会中的人，是一种“类存在物”，一个人与其同类存在着不可分割的社会联系，人们仅凭都是“人类的一员”，当其仅凭自己的能力和努力不能有人格尊严地生存发展时，他（她）基于社会权利可以向同类请求协助，国家也有权力敦促、强制其他社会成员予以协助，目的就是为了使其能够过上有人格尊严的生活，最终目的是为了保障社会上的所有人都能有人格尊严地生存发展。这就是社会权利的意义所在。这是当代法律发展的重要方向和重要内涵，这正如有人所指出的：“考虑到使生活在当代社会中充满意义的日益增多的各种因素，法律的目标不仅在于维护法律上的平等，同时也在于提供事实上的平等。法律开始认可一种要求享受类似他人生活的条件的愿望。一种受保障的标准人类生活的先决条件，会让位于一种更开阔的设想，即有权获取与同伴一样的生活条件。”[11] （P331-332）这就对整体主义方法和公法方法提出了挑战，并必然要突破它。 三、折中主义方法 人们在尝试了个体主义方法与整体主义方法之后，发现它们两者各有缺陷，于是人们试图在它们两者之间走一条中间道路，这就是折中主义方法。在这种方法看来，个体与整体为一体，两者不是独立的、冲突的，而是并立的、交融的；由个人所构成的社会有其自己的发展规律，但这是无数个人意志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合力的结果；尽管社会对个人有决定作用，但个人仍然具有独立性和能动性；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要从个体与整体进行双向互动的解释；它克服了极端的个体主义方法和极端的整体主义方法的缺陷，把个体主义方法与整体主义方法的优点综合起来，是一种折中的方法、辩证的方法；等等。其代表人物如密尔、恩格斯、艾哈德、萨缪尔森等人。 在社会学上，这种方法表现为二元主义。如恩格斯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归根结底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24] （P696-697）恩格斯的这段论述告诉我们，社会历史的发展不能仅仅片面地归结于个体或整体，而应既归结于整体，也应归结于个体，是整体与个体共同合力作用的结果。 在政治（学）上，这种方法表现为折中主义。如密尔，他的《论自由》“所要讨论的乃是公民自由或称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25]（P1）经过密尔的探讨，他认为，“如果它们各有比较特别关涉自己的方面，它们就将各得其应得的一分。凡主要关涉在个人的那部分应当属于个性，凡主要关涉在社会的那部分生活应当属于社会。”[25] （P81）具体说来，当一个人的行为不影响自己以外的任何人时，每个人应当享有法律上和社会上的完全自由；但一旦一个人的任何行为妨害到他人时，社会就有权对其予以干涉。[25] （P81-82）密尔提出了一种划分个人与社会权界的重要方法。 在经济（学）上，这种方法表现为混合经济。如詹姆斯·米德总结经济政策演变的规律后指出：“实际上，到底是采取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还是采取对个别经济行为进行必要的社会控制？这二者之间常常发生冲突，纵观经济政策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出，理论与实践都是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的，人类有时强调自由竞争市场的作用，有时却又希望政府能进行适当的控制。但是，我们始终如一地认为：当人们只考虑需要政府对经济进行特别干预而忽视市场机制时，应该提请政府注意竞争性市场机制的功能；当人们虔诚地笃信自由放任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时，又必须强调社会控制在什么情况下仍然是必要的。”[26] （P4-5）萨缪尔森认为最好的经济形式应是“混合经济”，并形象地指出“市场和政府这两个部分都 是必不可缺的。没有政府和没有市场的经济都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经济。”[27] （P87）他还明确主张“中间道路经济学”。[28] 在法律（学）上，这种方法表现为社会法方法。它以个体与社会为双重本位，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法律方法经过了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在自由竞争时期，人们反感把政府说成家长的理论，认为让个人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让他和他的财产受到最充分的保障，这既是对政府的限制，又是政府的义务，所以法律所保障的自由，在私人经济关系领域内成了政府放任政策的同义语。那时的法律方法主要就是私人自治、个体主义的方法。但到了福利国家时期，法律方法发生了改变。法律从抽象的平等到实际的平等；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形成他们之间的法律，这种观念消失了，大量的标准化契约开始取代那些具体条款是自由协商的契约，契约自由受到了限制，让位于社会福利和对一个更公平的工作和生活水准的维护； [11] （P211）所有权也不再是绝对的，法律日益强调所有权的社会方面而不是个人方面，所有者不得以反社会的方式行使所有权；[11] （P214-216）社会开始根据某种关系而非根据自由意志组织起来，法律愈来愈倾向于以各种利害关系和义务为基础，而不是以孤立的个人及权利为基础。20世纪的经济秩序、商业、工业和政府的活动已成为占支配地位的活动。[11] （P213）此时，国家干预取代了自由放任，整体主义方法开始盛行。但这时的整体主义不同于过去的整体主义，不是与个体主义对立起来的整体主义，而是与个体主义相融合的新的整体主义方法，是一种折中主义方法。如20世纪初，人们强调的是保护赢利的安全。一旦需要，甚至不惜以社会利益为代价。但随着20世纪的进步，这些目标越来越受到怀疑。20世纪下半叶，我们似乎正从个人突出的理想移向彼此合作的理想。作为价值尺度，抽象的不受限制的个人至上，已为人类最大限度地控制自然以满足社会需要所代替，发展中的法律正以满足人类需要作为自己的口号，法律的任务被视为协调彼此冲突的人类要求或期望，以便以最少的矛盾和最小的浪费去获取文明的价值。[11] （P330） 这种方法是对传统法律方法的变革，传统的法律方法主要是私法方法和公法方法，其中私法方法主要是个体主义的方法，公法的方法主要是整体主义的方法。折中主义方法的出现和形成导致法律方法的创新和法律制度的变革。其表现，一方面，是私法公法化、公法私法化，旨在把私法方法与公法方法融合起来。但由于它们的“化”并没有发生质变，从而异质于私法而同质于公法，或异质于公法而同质于私法，它们只是融入了一些公法方法或私法方法，它们本质上还是私法（方法）或公法（方法）。况且，任何法律部门及其方法在特定法域都有其特效，如私法方法在私法领域、公法方法在公法领域依然是有效的，并且仍然是主要的方法。另一方面，是在它们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些以折中主义方法为基础的新的法律部门，如经济法即是如此。由于传统的法律部门，如私法方法以个体主义的方法为主，公法方法以整体主义的方法为主，这些方法有其作用的特定法域，但它们不能作用于一切法域，不能完全有效地调整某类社会关系和救济某种权利。如要保护社会公共权利，一方面要充分调动人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让人人出力，各尽其能，这就必须诉诸个体主义方法、私法方法；另一方面要协调人们的行动，保持秩序，形成合力，这就必须诉诸整体主义的方法、公法方法，而且还必须把这两种方法内在统一、整合起来，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因而要进行法律方法的创新。这种方法能够以个体与社会为双重本位，共同保护私人权利和社会公共权利，融合私法方法和公法方法，是一种折中的方法、辩证的方法。这样的方法为现有的法律部门所不完全具备，必然导致法律制度和法律方法的创新，产生一种充分体现折中主义、辩证方法的法律部门，其中就包括经济法。 在经济法中，这种折中主义的方法表现为许多方面。如经济法中的竞争法，它的首要目标是维护市场的自由竞争秩序，所以，竞争法中有句名言—— “竞争法保护的是竞争而不是竞争者”，说的就是竞争法保护的是整个市场的竞争秩序，首先是整体而不是个体，这就是一种整体主义的方法。但由于保护了整个市场竞争秩序，自然有利于竞争者，所以，竞争法也间接地保护了竞争者，因为竞争总是通过无数的竞争者的竞争表现出来的，竞争秩序也是由此形成的，没有竞争者，就没有竞争和竞争秩序。可见，竞争法也间接地保护竞争者，如它监管市场优势企业、扶持中小企业，豁免市场弱者的联合行为等等，这又体现了它是一种个体主义的方法。再如，经济法中的宏观调控法，就是从宏观 的立场、整体的角度来调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它从“国民经济生产率的角度观察经济关系”， （P80）所以经济法被认为是“组织起来的经济法律”， （P78）它意味着“国家将整个经济生活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P78）整体主义的方法体现在宏观调控法的许多方面，它的调控措施是宏观调控工具，如计划规划、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等，它们都是宏观着眼、大处着手、整体协调，目的是为了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能够稳定协调有序健康持续地进行。这体现的就是一种整体主义的方法。但这里的宏观调控大大不同于过去那种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行政管制，它以市场调节为基础，赋予市场主体以高度的自治权利，充分调动人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体现的又是个体主义的方法。所以，经济法的方法是一种折中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方法。 经济法的这种折中主义方法体现在经济法的许多规范上。经济法规范不是私法规范，私法规范比较概括从而有利于私权推定和私权保护，私法规范的任意性有利于保障私人意思自治；经济法规范也不是公法规范，公法规范比较具体从而有利于权力制约，公法规范的强制性有利于保障国家意志的贯彻和对国家权力的制约。经济法规范介于两者之间，它寻求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私人自治与国家强制的最佳结合，经济法规范比较适中从而有利于社会私权利与国家公权力的合理行使，经济法规范是一种弹性规范，尤其有利于国家公权力根据具体情况，审时度势、灵活自如地自由裁量。如反垄断法有“合理原则”，宏观调控法要求宏观调控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折中主义是经济法的一个基本特征。 当然，所谓的折中主义方法，并不是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各半斤八两，平均主义，相反，它会根据调整对象、调整目标的需要而调整，有所侧重。如在经济法中，其折中主义方法，侧重的主要是整体主义方法，只是这种整体主义方法内在着个体主义方法，或者说是一种内在着个体主义方法的整体主义方法。 这种方法是经济法调整机制的基本特征。私法的调整机制是意思自治，私法本质上是一种自主调整的法律，这是市场调节在私法中的反映；公法的调整机制是命令服从，公法本质上是一种他律调整的法律，这是由权力支配的本性所决定的。经济法的调整机制是监管调控，经济法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整体调整机制的法律，这是由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相结合的产物。具体而言，一是经济法调整机制必须着眼于市场秩序、社会整体、体现社会公意、维护社会公益，经济法的根本目的之一就在于促使和保证市场调节机制沿着社会整体要求的方向进行，使市场调节优化成有国家干预的市场调节，那种着眼于私人局部的调节必然是微观的、盲目的、失控的。一是经济法调整机制必须立足于市场秩序。在市场体制下，真正的社会整体只能是市场秩序，经济法的根本目的之一就在于督促和保证国家干预通过市场调节而进行，使国家干预完善为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国家干预，那种僭越市场调节的国家干预必然是具体的、直接的、强制的。比如，宏观调控法的一个核心内容是保证产业结构优化，但国家并不能直接指令某个企业从事什么产业或不从事什么产业，也不能完全放任企业自由从事各种产业，而只能通过计划、税收、利率等宏观调控政策法律去加以引导。可见，经济法是一种社会整体调整机制的法律。 真理往往在两极之间，与个体主义方法和整体主义方法相比，折中主义的方法是一种最优的方法，它是经济法的调整方法，它体现在经济法的许多方面，是对法律方法的重要创新。 注释: [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M].米健，朱林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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