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派工作思路十篇

下派工作思路篇1

[中图分类号]A7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3）02-0031-08

马克思恩格斯与同时代的民粹派都对俄国村社和俄国发展道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长期以来，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和民粹派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但并没有得到完全厘清。学界或只承认二者之间的否定和断裂，或只承认其关联和承续。这都割裂了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受到了民粹派村社思想的影响和启发，借鉴和吸收了这一思想的合理内容，并对其进行了科学批判和超越，进而提出了一套关于俄国村社和俄国发展道路的科学设想。

一、民粹派的发展脉络及其村社思想

民粹派是俄国19世纪中叶产生的一个带有浓厚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色彩的小资产阶级流派，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进行了长期探索，形成了一套具有自身特色的村社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最早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发轫于俄国伟大的民主主义者赫尔岑。赫尔岑在1848年革命期间旅居欧洲，亲眼目睹了革命的失败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的深重灾难，从而对西欧资本主义发生了怀疑，并把目光重新转回了俄罗斯。在对俄国村社和俄国社会进行新的思考的基础上，赫尔岑提出了“村社社会主义”理论，即俄国在村社的基础上，依靠农民的力量，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一思想被俄国另一位伟大的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所继承和发展。虽然他们本人不属于民粹派行列，但是，其村社社会主义思想构成了民粹派思想的基础和核心。

19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俄罗斯大批知识青年发起到民间去的运动，并以人民精粹自居，民粹派由此而得名。民粹派主要包括革命民粹派和自由民粹派两个派别，其中革命民粹派又包括拉甫罗夫为首的宣传派、特卡乔夫为首的夺权派、巴枯宁为首的暴动派；自由民粹派也分为以米海洛夫斯基为代表的左翼和以切尔温斯基为代表的右翼。这些派别和代表人物思想庞大而复杂，有些内容还存在矛盾和不一致的地方，但总体上他们仍然“相信俄国生活的特殊方式，相信俄国生活的村社制度，由此相信农民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这也是民粹派村社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

第一，民粹派强调人民至上性和人民主体地位，将人民理想化。民粹派号召并发动革命青年到民间去，认为青年人的战场、生活和科学在民间、在农民中间。只有在人民中间，革命青年才能茁壮成长。一些民粹派思想家强调：“人民的生活本身总是合理的，由自己决定的。此外，俄国人民的生活本身是顽强的、固执的和与众不同的。”需要指出的是，民粹派所说的人民主要是指生活在村社中的农民。此外，虽然一些民粹派思想家也承认工人的作用非常重要，仅次于农民，但他们只是把工人当作农民的一部分来看待的。在他们看来，“‘工人’这个词在我们这里不能象在国外那样来理解它的含义。我们没有或者很少有那种在工厂里成长起来的工人。我们的工人是一年在制呢厂工作，而第二年又到制糖厂工作等等，即使他们在一个工厂里工作，也有大部分人从他们所占有的土地上得到物质帮助。”在民粹派的眼里，俄国的工人或者是一些还没有脱离土地的农民，或者是一些虽然破了产、但仍然和土地有一定联系并且依旧想回到土地的农民，即从总体上仍然是农民的一部分。随着俄国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多民粹派思想家认识到工人的独立性和重要作用，但还是强调“目前城市工人的数量太小，没有可能达到这样的地步：单靠工人的力量，没有农民的协助就能进行可靠的变革。因此我们目前只是把城市工人看作在农民中间传播革命思想的人，我们在城市工人中的任务就是要在中心城市展开宣传工作，然后把全部新增加的力量派往农村。”显然，民粹派认为开展城市工人工作仍然是为开展农村工作服务的。总之，尽管民粹派对人民主要是农民的推崇和信仰，以及对农民作用的认识存在着局限性，但一定意义上并未脱离俄国基本国情，尤其符合当时俄国这样一个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的基本国情。就此而论，其思想仍然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第二，民粹派强调村社的特殊性及其在俄国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将村社理想化。早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斯拉夫派就一再强调东正教和村社是俄国优越于西方的两个重要因素。这一思想为民粹派所承接和发展。民粹派强调，俄国村社是优越于西欧资本主义、俄国农民土地公有制是优越于西欧土地私有制的重要方面。舍尔古诺夫和米哈伊诺夫在《致青年一代》中指出：“难道欧洲的经济条件和土地条件与我们的相同吗？难道他们有农民村社吗？他们可能存在农民村社吗？难道他们的每一个农民和每一个公民都能成为土地所有者吗？不。而我们则能。我们有这么多土地，够我们用几万年。”可见，民粹派对俄国村社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和乐观精神。同时，民粹派认为，村社还自发地孕育了共产主义精神。特卡乔夫指出：“人民的社会理想是自治的村社、个人服从米尔、土地的私人使用权，而决不是私人占有权、连环保，以及村社全体成员兄弟般的团结，总之，这是带有明显的共产主义色彩的理想。当然，产生这种理想的生活方式离完全的共产主义还差得很远；共产主义孕育于其中，可以说孕育于种子、胚胎之中。”这里，民粹派将村社理想化，将之打上天然的共产主义色彩，并认为村社孕育了共产主义发芽和成长的种子。无疑，民粹派对村社的论述带有浓厚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和盲目的乐观精神，也反映了民粹派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但不可否认的是，民粹派也抓住了俄国社会内部结构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村社，并从村社出发探索俄国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这种立足俄国社会自身实际探索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做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三，民粹派强调俄国可以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依靠农民的力量，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也是民粹派村社社会主义思想的简要概括，从赫尔岑到车尔尼雪夫斯基、从革命民粹派到自由民粹派都对此持肯定态度，只是在具体论述上存在些许差异。民粹派看到了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端，反对俄国走西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他们强调：“我们要走的是另一条路，我们不背十字架……让欧洲去背吧。谁能断言，我们应该走欧洲的道路，走萨克森或英国或法国的道路？谁能为俄国的前途负责？谁能说他比六千万人更聪明，比全国居民更聪明？谁能说他知道俄国需要什么，他能引导俄国走向幸福？有哪一种科学能教会他这一点，对他说过他的观点是正确无误的呢？”显然，在民粹派看来，由于俄国与西欧国家存在着的不同国情，尤其是村社的存在，使俄国不应走西欧的发展道路；俄国的发展道路只能由俄国人民自己来探索，不能由西方国家强加给俄国。随着1861年改革的不断深入，俄国村社遭到破坏的程度也不断加深，民粹派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态度也变得更加复杂，既不愿意资本主义在俄国得到发展，却又改变不了资本主义在俄国不断发展这一事实。需要指出的是，大多数民粹派思想家看不到西欧资本主义的进步作用，笼统地将资本主义看成是一种祸害，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总之，由于受自身小资产阶级本性所决定，一方面，民粹派对俄国村社具有天然的乐观和优越感，本能地看不起和排斥西欧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又对西欧资本主义充满了恐惧和不安，不由自主地否定资本主义。尽管如此，民粹派村社社会主义思想打破了人们通常认为的所有国家在世界历史条件下都必须走西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陈规，坚持从本国国情出发探索自身发展道路，具有独立思考、自主探索的勇气。

总之，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理论不论在思想观点上还是在思维方式上都有其深刻的历史局限性。但是，这一理论的价值是不容置疑的。这就是：强调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立足本国国情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试图走一条非资本主义道路。二、民粹派村社思想对马克思恩格斯的

影响和启发

马克思恩格斯与同时代的民粹派都对俄国村社和俄国发展道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并在此过程中保持了密切的交往。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和探索受到了民粹派思想家的直接影响，并获得了后者提供的大量的资料上的帮助。从时间上看，民粹派的研究和探索要早于马克思恩格斯，其村社社会主义思想也对马克思恩格斯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和启发。

第一，民粹派在马克思恩格斯转向研究俄国村社和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发挥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并为他们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帮助。

早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强调，俄国是镇压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刽子手，是欧洲旧秩序的最后堡垒和后备军，并对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给予了严厉的批判。同时，他们还没有意识到俄国与西欧国家存在的诸多差异，尤其是对俄国村社知之甚少，认为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所展现的只是俄国未来的发展景象。19世纪60年代后，随着马克思恩格斯与民粹派交往的深入，尤其是丹尼尔逊等民粹派思想家向他们介绍、推荐并邮寄了大量关于俄国村社的文献，从而使他们对俄国村社的认识发生了深刻变化。

一方面，民粹派思想家向马克思恩格斯推荐了大量关于俄国村社的著作和文章，直接促使马克思恩格斯转向研究俄国村社。1869年9月30日，丹尼尔逊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提及弗列罗夫斯基《俄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并给他寄了一本，希望对《资本论》的创作有所帮助。为了阅读《俄国工人阶级状况》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经济学著作，马克思自学了俄语，并把学习俄语当成了“生命攸关的大事”。单从书名上看，人们可能认为《俄国工人阶级状况》是一本描写工人阶级的书，而事实上，该书主要是描述俄国村社和农民生活状况的，强调俄国工人与西欧产业工人的不同仍然在于他们并没有完全脱离农村公社。这本书是民粹派的重要代表作。马克思对此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强调该书“对于欧洲来说是一个真正的发现。在大陆上甚至被一些所谓革命家散布的俄国乐观主义，在这部著作里被无情地揭露了。如果我说，从纯粹的理论观点来看，这部著作在某些地方还不是完全无可非议的，那也不会降低它的价值。这是一位严肃的观察家、勤劳无畏的劳动者、公正的批评家、大艺术家、而首先是一个愤恨形形的压迫、憎恶各种各样的民族颂歌、热情地分担生产者阶级的一切痛苦和希望的人的作品。”马克思还认为，该书是继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问世以后的最重要的一本著作。与此同时，马克思还阅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等著作，并强调弗列罗夫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为俄国争得了真正的荣誉。总之，通过民粹派思想家的推荐和帮助，马克思恩格斯阅读了大量关于俄国村社的文献，从而使他们对俄国村社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在俄国的发行、出版、引起的巨大反响和争议也与民粹派密切相关。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外文版是俄译本，于1869年由巴枯宁翻译在俄国出版；第二个俄译本由普列汉诺夫翻译于1882年在俄国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还为第二个译本写了序。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个外文译本于1872年由丹尼尔逊等人翻译在俄国公开出版，并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成为每个知识分子甚至是大家闺秀案头的必备书。而巴枯宁、丹尼尔逊和普列汉诺夫等人当时都是民粹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这就是说，民粹派直接推动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俄国的发行、出版和传播。同时，围绕着《资本论》在俄国的发行和传播，俄国社会各阶层展开了热烈的论战。尤其是在民粹派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茹柯夫斯基和契切林反对马克思，季别尔和米海洛夫斯基支持马克思。这次论战主要是围绕着俄国村社的历史命运和俄国社会发展前景展开的，也是促使马克思写作《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和《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的直接推动因素。换言之，民粹派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所引起的强烈反响和论战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进而直接影响和推动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俄国村社和发展道路的研究和探索。

第二，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思想直接影响和启发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俄国村社和发展道路的研究和探索。英国学者汕宁曾指出，对马克思晚年政治思想和认识发展起重大作用的有四件大事：第一是1871年巴黎公社；第二是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关于史前社会研究的蓬勃开展；第三是人们对资本主义世界里保留的非资本主义农村社会，特别是印度，有了更多的了解；第四是俄国和俄国人向马克思提供了有关农村公社（“古老”但却显然存在于资本主义获胜的世界中）以及俄国革命民粹派的理论和实践所包含的直接革命经验方面的丰富证据，从而使他能把上述的一切事件很好地联系起来考虑。汕宁认为，俄国人向马克思提供的资料和民粹派的理论和实践都贯穿于马克思晚年的整个思想历程。换言之，马克思恩格斯和民粹派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思想渊源关系。

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在开始研究俄国村社和探索俄国发展道路时受到了民粹派村社思想的直接影响和启发。从1868年开始，在创作《资本论》第二卷的过程中，为了研究有关地租和土地关系的文献，马克思就非常注意农村公社尤其是俄国村社在俄罗斯民族的社会经济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为此，马克思阅读了哈克斯特豪森、弗列罗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著作，从而对俄国村社的历史、现状和发展前景有了初步的认识和把握。1870年12月下半月―1871年3月中，马克思曾几次会见俄国女革命家伊力莎白・托马诺夫斯卡娅，并同她讨论了有关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问题。1871年1月7日，托马诺夫斯卡娅给马克思的信中指出：“至于您在有关俄国公社土地所有制的命运问题上所预见的二者必择其一，那末，遗憾的是，它的解体和转为小私有制是十分可能的……您一定熟悉1847年出版的哈克斯特豪森的著作（指《俄国的国内状况、国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概论》――引者注），其中详细地研究了俄国公社土地所有制……从您目前阅读的有关公社土地所有制的文章中，您可以看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常常提到这一本书并引用其中的话”。可见，马克思之前在与托马诺夫斯卡娅的会谈中就已经提到农村公社可能面临的两种命运，或者是集体因素战胜私有制因素，或者是转为小私有制。这也是马克思最早关于俄国村社的性质及其可能遭遇的历史命运的描述。在此之前，马克思对俄国村社知之甚少，更谈不上对俄国村社可能面临的两种历史命运的评判。显然，这一思想与马克思当时正在阅读的有关俄国村社的著作直接相关，尤其是受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村社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进而强调俄国村社有可能实现集体因素战胜私有制因素的发展道路，从而避免村社解体的历史命运。

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俄国村社和探索俄国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一再吸收肯定民粹派村社思想的合理部分。早在1875年《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恩格斯在驳斥以特卡乔夫为代表的民粹派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同时，就首次指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俄国公社所有制“有可能实现这种向高级形式的过渡，而俄国农民无须经过资产阶级的小块土地所有制的中间阶段”。可见，恩格斯不仅没有完全否定民粹派的村社思想，还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一理论进行了重新思考和解答。在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也明确表示了对民粹派探索适合本国发展道路的做法的同情。在1881年《给查苏利奇的复信》的初稿和三稿中，马克思曾四次提及俄国公社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在1894年《（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恩格斯明确指出，“不仅可能而且毋庸置疑的是，当西欧各国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公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的一切国家”。这里，恩格斯依旧强调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俄国，仍然应该积极利用国内外有利条件，大大缩短自身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显然，从恩格斯开始提出的俄国公社所有制可以向高级形式的过渡到马克思提出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再到恩格斯最后提出的俄国可以大大缩短走向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的思想，都是对民粹派立足自身实际探索本国发展道路的做法的同情和肯定，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了民粹派村社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和启发。

需要指出的是，不只民粹派村社思想对马克思恩格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启发，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村社和俄国发展道路的看法也在包括民粹派在内的俄国社会各阶层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概言之，他们之间有着内在的思想渊源关系，且这种关系是双向的、互动的。

三、马克思恩格斯对民粹派村社思想的批判和超越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吸收了民粹派村社思想中的合理成分，而且从思想观点和思维方式两方面对之进行了科学批判和超越。在此过程中，他们提出了一套关于俄国村社和俄国发展道路的科学设想。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从方法论上对民粹派村社思想进行了科学批判和超越。

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过程中自觉贯彻了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论原则，批判和超越了民粹派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与民粹派从主观唯心主义出发、不顾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片面强调俄国村社所具有的天生的社会主义倾向不同，马克思恩格斯自始至终坚持了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论原则，并对民粹派村社思想进行了科学批判和超越。在1875年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恩格斯就通过分析俄国村社严厉驳斥了以特卡乔夫为代表的民粹派的空想社会主义的观点，并提议他们多学一学关于社会主义的初步知识。在此基础上，他也指出俄国公社所有制可以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进入更高形态的社会，这个条件是“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并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特别是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此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质条件”。显然，恩格斯将俄国村社放入整个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世界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既尊重规律的普遍性和统一性，又强调规律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实现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坚持和丰富了唯物辩证法，从根本上批判和超越了民粹派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此后，在研究俄国村社和探索俄国发展道路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不断运用和完善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马克思在1881年的《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中四次提到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指出的俄国革命和西欧无产阶级互补使俄国土地公有制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的思想，恩格斯1894年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强调的包括俄国在内的一切前资本主义国家，都可以积极利用国内外有利条件来大大缩短自身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的思想，无疑都坚持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原则，深化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

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村社和俄国发展道路的思想中蕴含了自觉的唯物辩证法原则，批判和扬弃了民粹派村社思想中具有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民粹派村社思想强调俄国村社具有天然的社会主义倾向、俄国农民天生是社会主义选民，因此，俄国可以在村社基础上依靠农民自身的力量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里，不论民粹派强调的这些论据是否充分和正确，单是这种线性的逻辑推演就使他们陷入了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和空想之中。马克思恩格斯对此进行了科学批判，并在他们关于俄国村社和俄国发展道路的思想中处处彰显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原则。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强烈地批判了米海洛夫斯基将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历史起源的论述上升到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的高度的做法，即每个民族都要经历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发展道路。马克思认为这会给他过多的荣誉和侮辱，并用古代罗马平民的历史命运的案例来反驳这一理论。最后，他还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指出：“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显然，各国的发展道路是具体的、历史的，应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原则，要随着时间、地点和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这与民粹派抱着僵化教条的那套理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尤其是到了19世纪90年代，在俄国资本主义已经得到迅速发展、农村公社解体毫无悬念的情况下，以丹尼尔逊为代表的部分民粹派思想家仍然不顾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事实，强调“资本主义化过程的消极方面大大超过了它的积极方面。资本主义给本身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障碍，以致通过这条道路过渡到较高级的生产形式是不可能的”。对此，恩格斯不得不指出：“同他（指丹尼尔逊――引者注）所属的这一代俄国人是无法进行辩论的，他们至今还相信那种自发的共产主义使命，似乎这种使命把俄罗斯、真正神圣的罗斯同其他世俗民族区别开来。”这里，恩格斯批判了丹尼尔逊等民粹派不从变化了的实际出发而坚持僵化的教条的做法。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俄国村社和探索俄国发展道路的过程中自始至终贯彻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唯物辩证法原则，科学地批判和超越了民粹派不顾历史发展规律、不从发展了的实际出发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

第二，马克思恩格斯从根本观点上对民粹派村社思想进行了科学批判和超越。

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一直把对俄国村社和俄国发展道路的研究和探索放在世界历史的语境中，将世界历史作为一种分析问题的框架和方法，科学地批判了民粹派只从俄国村社出发、片面地得出村社社会主义结论的做法。马克思恩格斯对俄国村社和俄国发展道路的研究和探索从根本上是服从和服务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需要的，旨在为包括俄国在内的所有前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历史条件下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欧的、适合自身情况的发展道路。不可否认的是，民粹派提出村社社会主义思想的初衷是为了让俄国人民不遭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和掠夺，也看到了俄国村社的优越性和西欧资本主义的弊端，同时有一些民粹派思想家也曾强调要对俄国村社的历史命运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例如，他们认为：“村社正站在两条道路交叉的十字路口上：一条道路通向共产主义的王国，另一条则通向个人主义的王国；生活把村社推向哪里，它就会走向哪里。如果生活既不把它推向这一方，也不把它推向另一方，那么它就会永远停留在十字路口上”。显然，这一看法具有一定的世界历史眼光。但总体而言，民粹派思想家更多的只是单纯从俄国村社自身和个人主观情感出发，缺乏世界历史的视野，更没有达到马克思恩格斯那样将世界历史上升到方法论来研究俄国村社和探索俄国发展道路问题的高度。马克思恩格斯从世界历史的前提出发，将世界历史作为分析俄国村社的框架和方法。他们一再强调“俄国正处在全世界历史性危机的前夜”；俄国是“一个在世界历史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拥有一亿人口的民族”；俄国革命具有世界历史意义，“这个革命单只由于如下一点就对全欧洲具有极伟大的意义，这就是它会一举消灭欧洲整个反动势力的迄今一直未被触动的最后的后备力量”。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是将俄国村社、俄国发展道路和俄国革命等重要问题放人世界历史的语境中进行研究的。同时，也只有在世界历史的条件下，与西欧资本主义并存，俄国才能积极利用国内外的一系列有利条件，实现在村社基础上向社会主义过渡或大大缩短自身走向社会主义的进程。总之，马克思恩格斯从世界历史出发研究俄国村社和探索俄国发展道路，从而科学地扬弃了民粹派空想的直接过渡理论。

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一直把对农村公社的研究和俄国发展道路的探索放入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无产阶级总体实践活动中进行考察，强调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推动以及西欧国家的样板和示范作用，科学地扬弃了民粹派只看到俄国村社的优越性、盲目坚持直接过渡的做法。恩格斯在1875年《论俄国的社会问题》明确指出：“如果有什么东西还能挽救俄国的公社所有制，使它有可能变成确实富有生命力的新形式，那么这正是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此外，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也指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显然，他们一直将俄国村社的命运放人无产阶级革命总体实践和总体过程中去考察，一再强调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对于俄国在村社基础上进入更高形态社会的前提性作用。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当俄国资本主义获得迅速发展、农村公社的解体已经不可避免时，恩格斯更加强调在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胜利进入社会主义后给俄国的样板和示范作用。他指出：“我还要进一步说，在俄国，从原始的农业共产主义中发展出更高的社会形式，也像任何其他地方一样是不可能的，除非这种更高的形式已经存在于其他某个国家，从而起到样板的作用。”同时，如果西欧国家能提供这种样板，俄国以及其他前资本主义国家就可以积极利用自身公有制遗存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在世界历史条件下大大缩短自己走向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

下派工作思路篇2

公道正派是组织人事干部搞好工作的党性原则，是提高自身素质的基本标准，是恪尽职守的职业道德，是实践“三个代表”的行为准则。一个组织人事干部要做到公道正派，就必须按照“对己清正、对人公正、对内严格、对外平等”的要求，从以下三个方面下功夫，做好做实。一、在树立正确世界观上下功夫对每个组织人事干部来说，世界观是直接影响其坚持公道正派的根本性问题。当前，我们组织人事工作改造客观世界的重要任务，就是为实现铁路跨越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人才保证。但是，对如何完成这一任务，每个组织人事干部所持的态度和做法是不尽相同的。这种不同的态度和做法，正是一个人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自身世界观的具体反映。事实充分证明，我们的世界观正确了，组织人事工作的正确方向才能把握住，公道正派才能坚持好。反之，公道正派就会偏移正轨，组织人事工作就会出错，造成损失，损害组织人事干部的良好形象。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能不能坚持好公道正派，不仅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为什么要改造世界观的问题，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如何改造世界观的问题。组织人事干部怎样才能改造世界观呢？关键在于抓好科学理论学习。要紧密联系实际，认真学习mzd、dxp、jzm、hjt关于组工干部队伍建设的论述，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开展以公道正派为主要内容的“树组工干部形象”的集中学习教育研讨活动，切实解决好进组织人事部门为了什么？在工作岗位上干了什么？在塑造良好形象中树了什么？通过学习教育，自觉纠正思想上存在的“公道不公道关键在领导，正派不正派，要看上梁歪不歪。集中学习教育是领导的事，与我们一般组织人事干部没有关系”的认识偏差。在思想上明确公道正派坚持得好不好，不是与己无关，而是直接关系到能否真正实践“三个代表”，是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的大问题。自觉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定位公道正派的内涵与要求，把公道正派作为搞好组织人事工作的灵魂，作为评价组织人事干部言行品德的一面镜子，作为衡量组织人事干部形象的一把尺子。用以经常对照，自省、自警、自慎，不断从细微之处进行正确世界观的培养和锻炼，把公道正派的原则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努力担负起为铁路跨越式发展选好人用好人的政治责任。二、在塑造良好的形象上下功夫组织人事干部是管干部的干部，工作中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无不影响着组织人事部门的威信，影响着组织人事工作的好坏。树立组织人事干部公道正派的良好形象，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要求的，是组织人事工作的性质决定的，是干部职工的信任所期望的，对每一个组织人事干部来说责无旁贷。如何才能树立起组织人事干部公道正派的良好形象呢？mzd同志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明确指出：“我们大家都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jzm同志在×××考察工作时也曾说过：“领导干部必须讲修养、讲道德、讲廉耻、要把人做好。本事越大，搞不好危害越大。”这些论述极为深刻，为我们组织人事干部如何做人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持从以下两个方面做起：一是要堂堂正正做人。首先要坚定理想信念，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全心全意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一生的追求。始终坚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摆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上，在个人利益与党和人民的利益发生矛盾时，应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甚至个人的一切。其次，要正确处理好荣与辱、苦与乐、尊与卑、公与私、公与仆、奉献与索取的关系，在“名”与“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经受住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考验。要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严格自律，自我约束，见权不争，见钱不贪，见物不索，见色不迷，两袖清风，一身正气，永葆共产党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本色。二要公公道道办事。在工作中要坚持党性原则，按政策办事，按规定办事，按程序办事，贯彻政策不走样，执行规定不变调，严格程序不简化。对工作中发生的违规问题，敢于抵制和纠正，不做明哲保身的老好人。办事情，不夹带个人感情，不讲亲疏远近，不分职位高低，开前门，堵后门，公开透明，不搞暗箱操作，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处理问题，符合规定要求的就解决，不符合规定要求的都不能办。对来信来访要认真处理，耐心解答，及时解决，做到件件有落实，件件有回音。要刻苦钻研业务，精通本职业务知识，熟知有关政策规定，明确工作程序，成为本岗位的行家里手。要严谨细致，防止工作差错，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三、在创新工作新思路上下功夫创新，不仅是促进组织人事工作的动力所在，也是组织人事干部公道正派体现时代性的具体表现。自改革开放以来，组织人事工作的环境、工作内容、工作要求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果我们在选人用人问题上，仍然沿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老办法、老套套，不能做到公

正、公平、公开，让人信服，是难以取信于职工群众的，组织人事干部公道正派的形象就可能大打折扣。组织人事工作要创新，就是要求组织人事干部紧密结合铁路跨越式发展的实际，针对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通过科学的辨证的理性思考，认真分析组织人事工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敏锐地把握客观情况的内在变化和必然趋势，用改革的思维方式去思考、研究、探索如何推进组织人事工作的新思路，提出新方法，新对策。要注意克服在思想上存在的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墨守成规，不思进取，无所作为的思想桎梏。自觉从那些不合时宜的陈旧意识和做法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树立起适应时代变化，符合时代要求，跟上时代步伐的思想认识，使组织人事工作在总体思路上与时俱进，不落后于时代。组织人事工作要创新，就要建立起保证选人用人公道正派的工作机制。一是通过建立这一机制，构建起选人用人公道正派的舆论导向，营造起用公道正派的作风选人用人，选用公道正派的人的浓厚氛围，用公道正派的旗帜赢得人心。二是通过这一机制的建立，健全干部民主推荐制、干部考察预告制、干部任用公示制、干部定期考核制、干部工作评价会审制，并逐步加以规范化、制度化、具体化，进一步增强选人用人的透明度和职工群众对干部的公认度。三是通过这一机制的建立，完善对干部管理监督的配套措施，实现对选人用人权力的相互制约和相互监督，防止在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确保选人用人公道正派机制的有效运作，努力把组织人事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覃峰2003年10月3日

下派工作思路篇3

公道正派是组织人事干部搞好工作的党性原则，是提高自身素质的基本标准，是恪尽职守的职业道德，是实践“三个代表”的行为准则。一个组织人事干部要做到公道正派，就必须按照“对己清正、对人公正、对内严格、对外平等”的要求，从以下三个方面下功夫，做好做实。一、在树立正确世界观上下功夫对每个组织人事干部来说，世界观是直接影响

其坚持公道正派的根本性问题。当前，我们组织人事工作改造客观世界的重要任务，就是为实现铁路跨越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人才保证。但是，对如何完成这一任务，每个组织人事干部所持的态度和做法是不尽相同的。这种不同的态度和做法，正是一个人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自身世界观的具体反映。事实充分证明，我们的世界观正确了，组织人事工作的正确方向才能把握住，公道正派才能坚持好。反之，公道正派就会偏移正轨，组织人事工作就会出错，造成损失，损害组织人事干部的良好形象。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能不能坚持好公道正派，不仅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为什么要改造世界观的问题，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如何改造世界观的问题。组织人事干部怎样才能改造世界观呢？关键在于抓好科学理论学习。要紧密联系实际，认真学习、邓小平、、关于组工干部队伍建设的论述，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开展以公道正派为主要内容的“树组工干部形象”的集中学习教育研讨活动，切实解决好进组织人事部门为了什么？在工作岗位上干了什么？在塑造良好形象中树了什么？通过学习教育，自觉纠正思想上存在的“公道不公道关键在领导，正派不正派，要看上梁歪不歪。集中学习教育是领导的事，与我们一般组织人事干部没有关系”的认识偏差。在思想上明确公道正派坚持得好不好，不是与己无关，而是直接关系到能否真正实践“三个代表”，是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的大问题。自觉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定位公道正派的内涵与要求，把公道正派作为搞好组织人事工作的灵魂，作为评价组织人事干部言行品德的一面镜子，作为衡量组织人事干部形象的一把尺子。用以经常对照，自省、自警、自慎，不断从细微之处进行正确世界观的培养和锻炼，把公道正派的原则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努力担负起为铁路跨越式发展选好人用好人的政治责任。二、在塑造良好的形象上下功夫组织人事干部是管干部的干部，工作中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无不影响着组织人事部门的威信，影响着组织人事工作的好坏。树立组织人事干部公道正派的良好形象，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要求的，是组织人事工作的性质决定的，是干部职工的信任所期望的，对每一个组织人事干部来说责无旁贷。如何才能树立起组织人事干部公道正派的良好形象呢？同志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明确指出：“我们大家都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同志在山西考察工作时也曾说过：“领导干部必须讲修养、讲道德、讲廉耻、要把人做好。本事越大，搞不好危害越大。”这些论述极为深刻，为我们组织人事干部如何做人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持从以下两个方面做起：一是要堂堂正正做人。首先要坚定理想信念，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全心全意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一生的追求。始终坚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摆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上，在个人利益与党和人民的利益发生矛盾时，应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甚至个人的一切。其次，要正确处理好荣与辱、苦与乐、尊与卑、公与私、公与仆、奉献与索取的关系，在“名”与“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经受住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考验。要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严格自律，自我约束，见权不争，见钱不贪，见物不索，见色不迷，两袖清风，一身正气，永葆共产党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本色。二要公公道道办事。在工作中要坚持党性原则，按政策办事，按规定办事，按程序办事，贯彻政策不走样，执行规定不变调，严格程序不简化。对工作中发生的违规问题，敢于抵制和纠正，不做明哲保身的老好人。办事情，不夹带个人感情，不讲亲疏远近，不分职位高低，开前门，堵后门，公开透明，不搞暗箱操作，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处理问题，符合规定要求的就解决，不符合规定要求的都不能办。对来信来访要认真处理，耐心解答，及时解决，做到件件有落实，件件有回音。要刻苦钻研业务，精通本职业务知识，熟知有关政策规定，明确工作程序，成为本岗位的行家里手。要严谨细致，防止工作差错，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三、在创新工作新思路上下功夫创新，不仅是促进组织人事工作的动力所在，也是组织人事干部公道正派体现时代性的具体表现。自改革开放以来，组织人事工作的环境、工作内容、工作要求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果我们在选人用人问题上，仍然沿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老办法、老套套，不能做到公正、公平、公开，让人信服，是难以取信于职工群众的，组织人事干部公道正派的形象就可能大打折扣。组织人事工作要创新，就是要求组织人事干部紧密结合铁路跨越式发展的实际，针对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通过科学的辨证的理性思考，认真分析组织人事工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敏锐地把握客观情况的

内在变化和必然趋势，用改革的思维方式去思考、研究、探索如何推进组织人事工作的新思路，提出新方法，新对策。要注意克服在思想上存在的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墨守成规，不思进取，无所作为的思想桎梏。自觉从那些不合时宜的陈旧意识和做法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树立起适应时代变化，符合时代要求，跟上时代步伐的思想认识，使组织人事工作在总体思路上与时俱进，不落后于时代。组织人事工作要创新，就要建立起保证选人用人公道正派的工作机制。一是通过建立这一机制，构建起选人用人公道正派的舆论导向，营造起用公道正派的作风选人用人，选用公道正派的人的浓厚氛围，用公道正派的旗帜赢得人心。二是通过这一机制的建立，健全干部民主推荐制、干部考察预告制、干部任用公示制、干部定期考核制、干部工作评价会审制，并逐步加以规范化、制度化、具体化，进一步增强选人用人的透明度和职工群众对干部的公认度。三是通过这一机制的建立，完善对干部管理监督的配套措施，实现对选人用人权力的相互制约和相互监督，防止在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确保选人用人公道正派机制的有效运作，努力把组织人事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下派工作思路篇4

按照州委关于选派机关优秀年轻干部到基层锻炼工作的安排和部署，我县机关第一批优秀年轻干部自去年9月份进驻农户以来，由于县、乡、村各级领导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各派出单位积极支持，密切配合，使下派锻炼干部意志得到了磨炼，增长了本领，丰富了实践工作经验，提高了基层工作能力和水平，下派锻炼工作有了良好的开端，取得了一定成效。现将我县第一批下派基层锻炼机关优秀年轻干部近期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主要做法及成效

㈠主要做法

根据州委《关于选派机关优秀年轻干部到基层锻炼的实施方案》的要求，为使我县下派的机关优秀年轻干部真正锻炼的目的，我县结合机关年轻干部队伍的实际，认真研究，精心组织，周密安排，有计划、有目的、按步骤地做好选派锻炼工作，确保下派锻炼工作取得实效。

⒈切实加强对下派锻炼工作的组织领导。我县把机关优秀年轻干部下派锻炼工作作为干部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按照省、州党委的统一部署和要求，结合我县实际，成立由县委分管组织的副书记任组长，县委组织部、人事局、财政局、扶贫办、县委党校、武装部等部门为成员的选派优秀年轻到基层锻炼工作领导组，并在县委组织部设立领导组办公室，负责对全县选派干部工作的督促、检查和指导工作。同时，要求各乡镇党委、县级各部门也明确相应的机构和工作人员专门负责下派锻炼干部的教育管理工作，做到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

⒉认真调查，精心组织，周密安排。按照选派锻炼干部的对象及条件要求，我县对全县机关年轻干部的年龄、专业知识等情况进行了认真的摸底调查，准确核实下派对象，全县共有名机关年轻干部符合下派锻炼条件。同时，为使下派锻炼的年轻干部尽快转变工作角色，适应基层工作，帮助他们掌握农业农村工作及法律法规政策知识，熟悉基层工作方法，我县于2004年8月28日至31日对州级机关下派我县锻炼及我县下派到各乡镇锻炼的19位年轻就县域经济发展、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与农业产业化及“三农”问题、党风廉政建设、如何当好乡镇领导干部、突发事件的预防和处理、依法行政等知识进行了培训。在培训的基础上，结合各乡镇和下派锻炼人员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把19名下派干部安排在漕涧、表村、宝丰、民建、白石、长新、检槽等乡镇。

⒊加强对下派干部的日常跟踪教育管理。为加强和规范对选派干部的教育管理，确保选派工作的顺利进行，保证选干部在新的工作岗位能较好地发挥作用，得到锻炼和提高，我县严格按照《大理州选派机关优秀年轻干部到基层锻炼的管理办法》的规定及国家公务员行为规范，要求下派干部要自觉遵守所在乡镇、村委会的管理制度，尊重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风俗习惯，自觉维护好下派干部的形象。同时，明确各乡镇分管党务的副书记为下派干部教育管理联络员，负责与下派干部和县委选派机关优秀年轻干部领导组联系，及时了解掌握他们的思想、学习、生活、工作动态，对选派干部做到情况清、去向明。

⒋注重实效，采取多种形式，帮助挂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按照第一阶段到农户当农民的要求，为使下派的年轻干部掌握农业生产技能，体验农民生活，体察民情，我县在下派干部中大力倡导开展为民谋富路、帮民办实事活动，选派单位发挥部门优势积极支持下派干部开展帮扶工作。州政府下派民建乡的杨恒宣等五位同志因地制宜，帮助农户发展畜牧业经济林果；下派团结乡的县交通局干部杨利雄积极主动参加挂钩农户采摘烟叶、供烤、大春收割等劳动，并积极协调，请来工程技术人员为团结村以齐母片5个自然村测设乡村公路，帮助规划建设。

⒌切实关心下派锻炼干部。为切实体现对下派干部关心，让他们在基层安心工作，支持他们投身农业农村工作锻炼，我县县、乡村各级领导提高思想认识，从学习、生活和工作等方方面面入手关心帮助下派干部，为他们营造良好的锻炼环境。

㈡成效

通过几个月以来，与农户同吃同住同劳动的锻炼，充分体察民情，感受体验农民生活，使下派干部对基层农民群众生产生活有了深刻的认识，党的宗旨意识进一步得到强化，增强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觉和主动性。

⒈磨炼了意志，增强锻炼的信心。由于我县山区面积广，自然条件恶劣，但下派干部还是努力克服困难，积极参加挂钩农户生产劳动，自觉加强锻炼，从而使下派干部在艰苦环境中经受了考验，意志得到了磨炼，增强了继续在基层锻炼信心和决心。

⒉强化了奉献意识，密切了干群众关系。几个月来的锻炼，下派干部转变作风，一心深入基层，放下架子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交心谈心，充分感受了农民生活的艰辛，增进了与农民朋友的友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进一步得到强化，增强了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⒊以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和问题为着力点，基层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得到了实惠。下派干部在县、乡村各级各部门的积极支持下，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为基层群众脱贫致富出主意、想办法，求实效、办实事，使下派地区的群众得到了实惠。

二、存在的问题

我县机关优秀年轻干部下派基层锻炼以来，在组织部门和各乡（镇）党委的共同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不仅使下派的机关年轻干部得到了锻炼，增长了知识和本领，也为当地的群众带去了信息和技术，实实在在地为下派乡（镇）和农户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和问题。但离省、州党委关于选派机关优秀年轻干部到基层锻炼的总体要求还有一些差距，主要存在以下方面的问题：

㈠下派干部仅局限在为挂钩农户开展帮扶工作工作上，在全面地了解掌握挂钩乡镇、村的实际情况上还有差距，需要进一步加强，以便为下步的挂职锻炼作准备。

㈡下派干部在开展帮扶过程中，只停留在帮助挂钩户解决眼前的实际困难和问题，而在帮助群众寻找长期致富门路上还有差距，仅局限于“输血式”帮扶，没有注重群众自身的“造血”功能。

㈢组织部门和选派单位日常事务多，与下派干部间定期不定期联系上有差距，有时不能及时了解下派干部思想、学习工作情况，对他们关心照顾不够。版权所有

三、意见及建设

针对目前机关优秀年轻干部下派锻炼工作进展情况及存在的问题，在下一步的工作中需要进一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加强领导，加强教育和管理工作，主要应从以下方面着手来抓：

㈠县、乡村各级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加强对下派干部的教育和管理，帮助指导他们多深入基层村社，多了解所在乡镇、村的情况，切切实实为下步的挂职锻炼工作作了准备。

下派工作思路篇5

加强指导深入调研

为了加强对选派干部工作的指导，为了使选派干部尽快进入角色，彻底改变所在村的面貌，我局制定了由局一把手亲自抓的选派工作联系制度。选派工作之初，党组书记、局长就亲自带领局领导班子深入选派村进行调研，引导选派干部向老同志学、向实践学、向书本学，给他们加压，帮助选派干部了解村情、制定规划、谋划发展，使他们快地理清了思路，明确了目标，提高了政策水平、理论水平和基层工作经验。副书记、副局长陈启烈和办公室、电教馆等职能科室的同志也结合帮扶和教育检查等工作，多次深入到选派村，看望选派干部，关心他们的生活，并在竹木、旅游、茶叶、加工、招商引资、扶贫和网络、村部、党组织、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出点子，想对策。遇到特殊情况，局领导立即深入选派村，及时帮助解决村里遇到的问题和困难。2004年6月25日，汀溪乡红星村遭受了多年不遇的洪灾，局党组得知后，连夜研究，拨付了救灾款6000元，解决了受灾群众的燃眉之急，使受灾群众得到了妥善安置。

关心干部提升待遇

为了让选派干部能安心工作，局领导非常关注选派干部的生活和工作，及时帮助选派干部解决实际困难。陶峰同志由于父母年纪较大且身体欠佳，爱人又在较远的农村工作，老人与小孩无人照顾。局领导得知这一情况后，主动找到了其爱人所在单位领导，协调解决了陶峰同志爱人工作调动事宜，为他排除了后顾之忧。在选派干部的待遇上，我局严格遵照组织部文件兑现了选派干部应该享有的所有待遇，并在办公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经局党组研究，划拨了3000元，解决了选派干部的两次外出考察经费。

强化措施着力帮扶

两位选派干部下派以后，我局从大局着手，制定措施，想法设法帮助选派干部解决实际问题。

帮助下派村理清发展思路。针对汀溪乡红星村村情，帮助陶峰同志分析梳理，明确了“以生态资源为依托，以茶叶产业为龙头，着力发展生态农业和竹木加工业，大力开发旅游产业，适度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的发展思路,促进村域经济发展。针对××镇××村情况，以“三个代表”先进性教育活动为载体,开展了“百个机关到百村，万名党员进万家”活动，帮助丁传云同志建立和完善了《“两委”会议议事规则》、《村务公开制度》、《党务公开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制度》、《工作报告制度》等十多项规章制度，建立了一块室外橱窗式公开栏，指导下派村先进性教育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加强阵地建设，建设好下派村村部。针对××镇××村村里原办公场所低矮、狭小、破旧(仅有两间)，党员无活动场地等现状，教育局拿出1.5万元,新建了村部五间，占地140平方米，并对村部的办公设施进行了完善和配套，也达到了上级组织确定的“三室九有”标准，极大地改善了村党员、干部活动场所，村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同时,筹集8000元帮助汀溪乡红星村修缮村部和改善办公条件。

加快下派村基础设施建设。积极为××镇××村村内道路和水利建设提供帮助，帮助协调争取“以工代赈”项目和“村村通”项目建设，出资1.3万，改善了村里落后的基础设施面貌。千方百计挤出资金，三年共拿出5万元资金帮助汀溪乡红星村完“村村通”等工程，帮助该村建成水泥桥涵3座，新修、维修道路5公里，埋设水泥涵管10余处，累计投入自筹建设资金7万余元，投工300余个，实现了组组通公路目标。

下派工作思路篇6

浅谈新时期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着力点

充分发挥非公有制企业中党组织作用研究

新形势下党外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和工作创新

论高校统一战线政治引导工作机制的创新

讲话中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解析

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系研究

加强机关党建工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坚强保障

省社院传达学习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

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的思想特点与政治引导

创新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载体研究

派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研究

论现阶段如何增强党外代表人士的代表性

发挥统一战线优势和作用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践行群众路线探索统一战线工作新常态

新社会组织统战工作目标定位及实现路径选择

派政治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刍议

协商民主助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

在矛盾中和平发展——列宁外交思维的文本考察与当代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制度批判的生态维度

师范院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探析

浅析《反对本本主义》之于中国梦的实现

孙远良主持省社院2014年度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

统战部门在党外监督和特约参政工作中职能作用的实践与思考

完善派基层组织建设问题研究

“中国梦”视域下加强高校统一战线工作的若干思考

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动态反映机制问题研究

台湾青年统战工作的几点思考

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加强和改进地方人大监督研究

协商民主与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

爱国宗教团体功能定位问题研究

明确功能定位加强爱国宗教团体建设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经济强国

评吕国忱《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问题研究》

促进物业产业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

现阶段县域政府社会管理创新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经验和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研究

充分发挥派反映社情民意的独特优势

论高校派成员综合素质培养

创新高校统战工作思路发挥派人士作用

关于完善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和机制建设的几点思考

统一战线一致性和多样性的传统文化溯源及其实践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两个和解”思想与“以人为本”的关系

提升高校派基层组织活力质量的路径分析

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发展对统一战线工作的影响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路径

关于发挥统一战线在健全协商民主制度建设中的作用问题研究

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下派工作思路篇7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州党委的有关要求和部署，把加快培养年轻干部与实施“*先锋”工程和扶贫攻坚等工作相结合，通过基层锻炼，切实增强年轻干部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提高综合素质，转变工作作风，增强服务意识，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保证。

二、下派对象

从县属有关部门和乡（镇）机关、站（所）中下派50名（其中县属部门27名、乡<镇>23名）政治素质好，事业心强，有发展潜力，原则上具有中专以上学历，年龄在35周岁以下的优秀年轻干部。采取个人自愿报名与组织推荐相结合的办法确定下派对象。

三、下派锻炼的时间、地点、方式和职责

（一）下派锻炼时间为二年，即：20*年9月至20*年9月。

（二）下派锻炼的地点和方式：下派到州、县、乡确定的50个党建示范点担任党总支（支部）副书记或经济和社会发展协调员。

（三）下派干部工作职责：下派干部要在乡（镇）党委和村党组织的领导下，团结村（组）班子成员，坚决贯彻执行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积极开展调查研究，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创造性地开展好各项工作。

1、扎实抓好党建示范点创建工作，按照《*县创建“农村党建示范走廊”工作意见》（组字〔20*〕27号）文件要求，研究解决村党组织中存在的问题，积极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增强村级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新办法、新措施，扎实开展党建示范点各项工作，努力打造一批在全县、乃至全州有一定影响力的党建示范点，通过抓点示范，辐射周边，推动全县农村党建工作再创新成果。

2、帮助下派村（组）进一步理清和完善经济发展思路，积极探索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好路子。

3、协助村（组）班子成员抓好日常工作，对在实施小康村、温饱村等项目建设的村（组），要积极配合做好项目的实施工作，促进建设项目的顺利完成。

4、充分发挥观念新、思想活跃、敢闯敢干等特点，为下派村（组）带去新的思想和观念，加强基层与下派单位的沟通与联系，增进对基层和群众的了解和支持，从而形成合力，促进下派村（组）各项事业的发展。

四、下派干部的管理

（一）管理职责

1、乡（镇）党委及村党组织负责对下派干部的领导和管理，对下派干部要严格要求，热情帮助，放手使用，让他们在实践中锻炼成长。

2、原单位要注意加强同下派干部所到乡（镇）、村（组）的联系，经常了解下派干部的思想、工作和纪律表现，主动关心下派干部的生活，为其解除后顾之忧。要积极支持他们为所挂职村（组）办实事、制定经济发展项目规划，并给予必要的物质和资金支持。

3、县属部门下派干部在下派期间与原单位工作完全脱钩，原单位不得抽回来参与处理本单位的事务，特殊情况需要抽回来的，必须经县委组织部、县人事局同意。

4、全体下派干部在所在乡（镇）参加年度考核，各乡（镇）按照下派干部总数的15%确定优秀名额，考核后将考核结果报组织人事部门审批(全体下派干部不再计入原单位参与考核的总人数)。

5、各乡镇要指定专人负责，严格考勤制度，每月分别向县委组织部和人事局上报一次下派干部的出勤情况。在下派期间，因特殊情况需要请假的，2天以内（含2天）的由所在村总支主要领导批准，并及时向乡镇党委报告请销假情况。3至5天的由乡镇党委或政府主要领导批准。5天以上的必须经组织人事部门批准，方能离开工作岗位，请假必须以请假条为准。

6、下派期间，组织人事部门将定期或不定期深入了解下派干部的思想工作情况，加强跟踪管理，适时进行情况通报。

（二）工资福利待遇

1、县属部门下派干部在下派期间，公务费、党、团组织关系转到所下派的乡（镇），全体下派干部在下派期间每人每月补助60元，由县财政拔给县委组织部根据履职情况发给下派干部。

2、下派干部如是乡（镇）、村派出到乡（镇）以外办理公务发生的差旅费，由派出单位予以报销。

3、下派期间，若遇调资、评定职称等情况，与原单位干部职工一视同仁，并给予优先解决。

（三）纪律要求

1、下派干部要认真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县委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熟练掌握《中共*县委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云南省委关于实施“*先锋”工程，大力推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决定〉的实施方案》，熟悉党的基层组织工作和农村工作方法。

2、下派干部在下派期间，要注意收集民意、掌握民情，积极创造条件为当地群众办一些好事、实事，进一步融洽党群、干群关系。

3、下派干部要严格要求自己，遵守法律法规，服从乡（镇）党委和村党组织的领导，不得做有损党和政府形象以及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一经发现，将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4、下派干部要认真履行职责，努力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县属部门下派干部一律自带行李进驻到所下派的村（组）开展工作，每月要向乡镇党委、政府和原单位汇报一次工作情况，按月填写《*县下派干部工作情况表》并分别报县委组织部、县人事局，每半年和年终分别向县委组织部、县人事局报一次工作总结。

（四）奖惩措施

1、下派期满后，县委将对在下派期间思想表现较好，工作实绩突出的优秀下派干部进行表彰奖励。

下派工作思路篇8

在同治中兴，即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的十几年中，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开始引进国外军备生产技术。1855年，曾国藩在江西设立了小型兵工厂，1861年，又在安徽安庆设立了一个兵工厂和船坞。1865年，曾国藩和李鸿章在上海建立了江南制造局。这个工厂生产了一些小型的装甲快艇、步枪、火炮、子弹之类。这些早期工厂尽管对增强国力作用十分有限，但却作为洋务运动之始，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开端。

不彻底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开始的这个时期大约正是日本发生巨变的明治维新时代。这就是说，中国近代工业的起步并不比日本晚。但为什么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结果却完全不同呢?到20世纪初期，日本这个“蕞尔小国”已成为一个工业和军事强国，而号称地大物博的仍然积贫积弱，只有挨打被侵略的份儿。这其间的差别当然是制度上的。明治维新是一场和平式的资产阶级革命，君主立宪的本质是资产阶级民主制，而洋务运动只是封建制度下的经济振兴。政治制度不变就不会有经济起飞。

制度由人创建，也可以由人改变。决定人的行为的是思想。所以，中日两国经济的差异在于制度，而制度的差异又在于思想意识。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有一些思想解放运动。尽管“脱亚入欧”这种全盘西化的主张在今天一些人看来仍属于“过激”。但没有思想上的“矫枉过正”就不足以改变一个民族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中国当时并没有发生这样一场彻底的思想解放运动。

中国传统文化中固然有许多优秀的东西，但作为封建制度的主流意识形态，其本质是保守与封闭的。这种几千年的传统深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里，就成为了中国现代化最强大的阻力。列宁说过，传统是一种可怕的力量。在中国，这种传统可怕到足以阻挡一切历史前进的脚步，哪怕是根本不触及政治制度的微小经济进步。洋务运动所遇到的正是这种强大而可怕的传统。

以铁路为镜

一个保守的民族几乎会抵制所有不同于传统的新东西。铁路在中国的遭遇正说明了这一点。早在同治元年，就有怡和、旗昌等27家英关洋行向李鸿章建议兴建苏州至上海的铁路，被拒。次年，又有英国工程师斯蒂文生向清政府建议兴修汉口至上海、汉口至广东、汉口至四川、上海至福州、镇江至北京、广东至云南六条干线铁路，亦被拒。同治四年，美商在北京宣武门外修建了一条一里多长的铁路，以作为样品引起国人关注，但不几天就被步军统领衙门拆掉。光绪六年，怡和洋行修建了从上海到吴淞的铁路，引起官员一致反对，终于借口压死一个士兵，以28万两白银买下拆毁，投入海中。光绪七年才建成从唐山到胥各庄全长22里，用于捡煤的铁路，但不许用火车头，而用驴子和马拖着车厢在铁路上走。这在世界铁路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空前绝后的荒唐之举。

铁路是现代工业的结果，也是工业化的前提。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福格尔，证明了铁路在工业化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当国人尚在抵制铁路时，铁路已经横行欧美了。光绪六年，曾任台湾巡抚的刘铭传上了一道《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但遭到了内阁学士张家骧、通政司参议刘锡鸿(此人还当过驻英公使郭嵩焘的副使)等保守派的坚决反对，其理无非是说破坏风水、龙脉，招致洋人觊觎等。反对的真正原因是怕破坏中华固有的传统。传统思想那种遇新则反的态度成为中国工业化中最大的障碍。主张建铁路的人也不是从思想根源上批判保守派，而是寻找权力集团中的支持者。李鸿章支持建铁路就靠海军衙门督办大臣醇亲王的撑腰。尽管以后铁路修成了，但保守思想并没有得到触动。正因为这样，早期工业化的每一个微小进步都是通过权术斗争斗出来的。

失败的根源

洋务运动的推动者没有也不想去触动传统思想。其实何止他们不去触动封建思想，连他们本人也是传统思想的信徒。那时保守派与洋务派的分歧不在根本的思想认识上，而在于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与做法上。例如，对于铁路的不同态度。当然，与保守派相比，洋务派还算进步的。他们毕竟睁开了半只眼睛，主张“师夷之长”。尽管这种“长”完全是技术性的。但是，洋务派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封建传统文化。这才是洋务运动失败，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极为缓慢的根本原因。

洋务派的思想特征体现在张之洞著名的“中体西用”论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要在维持封建专制体制和传统思想的前提下实现“师夷之长”。有学者认为，这种主张是张之洞的一种手法，目的是要学西方，但公开这样说会遭到反对，只有用迂回的方式来实现。不过，我不这样认为。张之洞深受传统文化浸泡，又是清王朝的封疆大吏、重臣。他的思想和地位决定了他对清王朝和封建传统的态度。他与保守派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维护封建制度，而在于如何维护上。保守派以为一味排外，见洋必反是对封建制度最好的维护，而洋务派懂得要以技术上的变来求得制度上的不变。用“西学”是为了图“中体”。

下派工作思路篇9

关键词：包钢稀土；派遣员工；职业发展；研究

包钢稀土是稀土生产、科研、贸易基地，行业的龙头千亿企业。始建于1961年，1997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截至2012年底有员工万人，目前的用工形式以合同工、派遣员工、劳务派遣员工相结合，以某直属厂为例，派遣员工约占6.8%，因为每年派遣员工的考核末尾淘汰制，本文单独研究其职业发展。派遣员工职业发展是包钢稀土开发员工潜力的一种有效的管理方式，也是提高这个群体应对职业风险能力的积极措施。

一、包钢稀土派遣员工类型与职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目前包钢稀土派遣员工分为两类：一类是劳务派遣、另一类是是人才派遣，本文派遣员工专指人才派遣，即派遣应届本科毕业专业不对口的或大专学历应届毕业生，被派遣的人才就是派遣员工。

1.缺乏对自己的全面了解，难以对自己进行较好的定位。自我定位是员工职业发展规划的第一步。派遣员工的自我分析是通过对自己性格、爱好、特长、学识、技能、智商、情商、经历、社会关系等的剖析，并能准确客观地分析和评价自我，从而能够对自己有客观、全面、深入的了解和认识。避免员工的职业发展定位不准确或者定位方向错位。

2.忽视职业发展规划的工具，评价体系不完善，流于形式。从员工的内在需求看，需要对自己的未来职业发展作出决策，对于自我定位、职业发展路径选择、人生设计和规划，单凭他们个人的经验和能力是很难把握的，需要专门机构的人才测评和职业咨询的帮助，需要职业发展规划理论的指导，需要有专业的职业发展规划人员的辅导。

3.配套体系缺乏，实践环节薄弱。配套制度的建设是保障职业发展规划的关键。就包钢稀土目前的情况而言，要想使得派遣员工的职业发展管理制度贯彻下去，必须要有配套制度的建设，离开制度保障，职业发展规划会成为一句空话。

二、包钢稀土派遣员工职业发展实现的计划

派遣员工职业发展实现的计划可以基于以下设计思想：

1.站在包钢稀土战略的高度，对所有派遣员工岗位进行设计与分析，设计职业发展路径。在于立足于包钢稀土内部岗位，不单强调管理和技术类型员工对包钢稀土的重要性。

2.以岗位和员工为基点设计职业发展。首先以岗位为基点，建立包钢稀土内部职业发展体系；然后在职业发展体系的基础上，根据员工个人的素质差别，参照岗位等级能力标准设计适合员工个人的职业发展。

3.基于人岗匹配的思想，通过胜任素质模型建立的岗位胜任素质作为职业发展阶梯等级能力标准，结合员工的绩效水平和员工的素质能力进行人岗匹配，判断员工与岗位的符合程度，设计符合员工个人特点的职业发展。

4.采用系统化的思维方法在设计派遣员工职业发展时，将员工职业发展的全过程看作是一个系统，每个环节和步骤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利用数据库管理，建立计算机管理系统，实现对包钢稀土员工职业发展的动态管理。

表1 职业发展道路设计流程

三、包钢稀土派遣员工职业发展的思路和内容

1.包钢稀土派遣员工职业发展思路

派遣员工根据自己的实际，确立职业发展目标，并逐步实现目标。将大目标分解成子目标，通过实现小目标，实现长远目标，如表2所示。如何有效地实现这些小目标，也需要精心的规划和设计。通常实现具体目标要经历如下阶段：首先确立目标，如果该目标符合整个的长远职业发展目标，则将目标具体化，并设计成可以执行和操作的行动以及程序；如果有多种供选择的程序，可通过比较，挑选一种最理想的方案，然后实施，并检查实施的结果。如果符合目标，就进入下一个目标，否则可能需要重新评价实施方案。

表2 职业树规划表

2.派遣员工职业发展内容

派遣员工在进行职业发展管理时，通常会遇到许多问题，如个人的特点是什么，适合什么样的发展类型，职业发展的目标是什么，可能遇到的机会与选择是什么等等，如果圆满回答了这些问题，职业发展管理就会比较成功。

（1）设计职业发展道路。目标的选择是职业发展的关键，进行职业发展路线选择时，可以从三个方面考虑：一是个人希望向哪一条路线发展，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路线；二是个人适合向哪一条路线发展，这里可以综合考虑自己的性格、特长、学历、受教育背景等客观条件，从而把握自己的能力取向；三是个人能够向哪一条路线发展，从而把握自己的机会取向。当然，职业发展路线也可能出现交叉与转换，在动态环境下，以职业发展目标为指针，审时度势的制定短期目标，从而实现长期目标。

（2）分解派遣员工职业发展目标。制定职业发展目标，可以先努力在基层工作积累经验、培养能力，然后逐步向中层管理部门努力，最后向终极职业发展目标。在制定出总的职业发展目标之后，对照职业岗位的具体要求，比较自己与这些岗位的差距，并通过目标设置和计划实施，逐步缩小差距。

（3）制定职业发展目标的实现计划。在制定实施职业发展目标计划时，需要考虑达到目标的途径、所需的能力、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先从短期目标开始实施，逐个实施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并在实际实施过程中根据组织的战略管理策略适时调整自己的职业发展目标。

四、包钢稀土派遣员工职业兴趣能力

本次活动针对包钢稀土内部派遣员工做职业兴趣能力调查，共调查不同岗位不同职务40人，就本次职业测试调查问卷共180题目分技能型、艺术型、研究型、社会型、经营型、现实型共六种，并分别对各个员工编号以及记录他们各自的测试分数，记录形式如表3所示。

表3 职业能力测试

将依次得出的数据进行数据处理，比如各行、各列横向与纵向，综合考察个人与全体的加和成绩和所占比例，得出如下的能力图表。如表4所示。

表4 职业能力测试分值分布

对数据进行精简、分析，踢出个体因素，横向比较得出个人所占总体权重，纵向比较得出此种类型能力占综合能力权重。此次我们踢出六个得分偏离常识的个体干扰，得出所占分值比例均在20分以上的派遣员工所占各类型技能、艺术、研究、社会、经营、现实所占比例依次为61.76%、29.41%、41.18%、80%、76.47%、52.94%。如下图所示

从而我们得出以下初步结论：

1.社会型和经营型所占比例位居首位，验证了当前国家、企业以经济建设为目标的环境下当前派遣员工是适合这种环境和体制的。

2.社会型占分值最高说明当前的社会是合作的社会，个体也在工作中自觉和不自觉中形成了合作和沟通的习惯。

3.技能型所占比例较高说明当前派遣员工的工种设置和个人能力是匹配的。目前包钢稀土派遣员工都在技术操作岗位工作。

4.派遣员工中也存在一定比例的艺术和研究型人才，这样企业可以依据当前的环境对这一部分人适当的调整岗位和职务范围，从而更好的发挥个人才干，更大的促进企业效益。

五、包钢稀土促进派遣员工职业发展的措施

1.建立多重职业路径加强职业指导

包钢稀土在分析工作性质、形式的基础上，通过对所从事职业岗位进行合理的归类，力求能够设计出与包钢稀土特点和派遣员工发展相协调的职业通道。职业通道应力求详细、完整。可以从进入包钢稀土开始，一级级向上发展的所有可选择的职务以及该种职务所需具备的个体心理品质、能力、个体综合素质和经验等。应通过具体的职业指导和咨询，帮助员工确定职业发展方向。公司应尽可能地了解员工的职业性向和能力特点，如技术型、管理型、创造型、安全型和独立型等，根据员工的职业性向确定职业发展方向。

2.职业发展讨论和职业咨询

公司通过举办职业发展研讨会，对员工进行全面、系统的职业指导，引导员工把个人需求与组织需求相结合，使员工明确职业发展成功的多样性。

3.包钢稀土应加强在人力资源规划方面的指导

职业发展规划需在人力资源部门的指导下进行，这样会提高员工对包钢稀土的信赖度。如果发现职业发展规划偏离了方向，也便于及时得到修正和调整。

4.提供阶段性培训、健全配套体系，优化职业发展规划的体系

完善员工的职业发展规划体系。为了满足员工职业发展规划的全面需要，包钢稀土有必要建立和健全职业发展规划体系，协调一致，共同发展，实现互利共赢。

5.完善包钢稀土员工职业发展的全程管理监管

员工职业发展管理是一个全程管理的活动，离开了人力资源部门的监管，派遣员工的职业发展规划就很难有很好的反馈体系及长效发展。

六、结束语

帮助包钢稀土派遣员工做职业发展规划，以提升员工的职业素质，准确自我定位，科学规划未来，以期实现双方长效双赢的格局。

参考文献：

[1]徐笑君：职业发展管理规划与管理[M].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

[2]黄津孚：现代企业管理原理（第五版）.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2.

下派工作思路篇10

（一）1941年的“九月会议”：拉开整风序幕

会议过程

1941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即党史上的第一次“九月会议”。

为什么召开这次会议呢?说是“鉴于遵义会议以前，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错误给予党与革命的损失非常之大；鉴于遵义会议以后党的路线虽然是正确的，但在全党内，尤其在某些特殊地区与特殊部门内，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残余，并没有肃清，或者还很严重地存在着。”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后期的“左”倾路线问题，批判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从而拉开了在中央领导层开展整风的序幕。

这次会议的时间比较长，从9月10日开到10月22日。但实际上，只在9月10日、11日、12日、29日和10月22日开了5次会。到会的政治局委员有：、任弼时、王稼祥、王明、、洛甫（）、康生、陈云、凯丰、博古（秦邦宪）、邓发。列席会议的有：李富春、杨尚昆、罗迈（李）、陈伯达、高岗、林伯渠、、王若飞和彭真。王首道和胡乔木担任会议记录。

“九月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9月10日、11日、12日为第一阶段：作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主旨报告，与会者联系实际发言，许多人进行了自我批评。之后休会半个多月；9月29日、10月22日为第二阶段：十年内战后期负责中央工作的博古、洛甫和李，进一步作自我批评。

在政治局召开的5次会议中，先后有28人次发言，都表示拥护的报告，肯定在中央内部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重大意义和必要性。不少同志联系“两个主义”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的种种表现，进行诚恳的自我批评。特别是曾经犯过错误的同志，幡然醒悟，痛心检讨。不少人发言两次，甚至还有的人三次发言。与会的绝大多数同志，严格要求自己，找出教训，分析危害，明确纠正的方法，会议开得成功而热烈。

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解放日报》配合“九月会议”，连续发表社论，如：《反对学习中的教条主义》、《加强党性的锻炼》、《打碎旧的一套》等，以及胡乔木、艾思奇等的文章，宣传开展整风学习的意义和应取的态度。

会议内容

在第一天的会议上，作了主题报告，内容有三个方面：（1）过去党长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后者比立三路线的危害更严重。（2）分析了主观主义的根源和遗毒。他指出，遵义会议虽然变更了政治路线，但主观主义的遗毒仍在。延安学风存在主观主义，党风存在宗派主义。他指出主观主义来源于党内“左”倾传统、苏联德波林学派的影响、中国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影响这三个方面。（3）提出了克服主观主义的办法。要求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马克思主义的区别，要宣传前者，用它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要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为此，要实行学制改革，研究马列的方法论，反对性。要研究六大以来的中央决议。提出：中央政治局以思想、政治、政策、军事、组织五项为根本业务。而“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要“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

讲话后，首先发言做自我批评。他表示完全同意的土地革命后期的路线是错误路线的观点。他分析说：那条错误路线的特征是政治上是“左”倾机会主义；策略是盲动的；军事方面是冒险主义，号召攻打大城市；组织上是宗派主义；思想上是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这些错误在第五次反“围剿”时发展到顶点。他检讨说，自己在莫斯科学了一些马列主义条文，回国后不了解实际，却写文章、作报告，代中央起草文件、规定军事战略，要苏区和红军去实行。结果，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根本塌台。他深有感触地说，没有调查研究，夸夸其谈，自以为比别人高明，就会转化为教条主义。他建议，七大时一定要彻底清算教条主义。表示，自己过去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现在要下决心补上这一课。4个月后，他毅然去陕北农村，花了近一年半的时间，深入调查研究，自觉补课。

接着发言的是博古。此次会议前，他就承认苏维埃运动后期的许多政策错误，他应“直接负责”。此次会议上他检讨说，1932年至1935年，整个路线是错误的。这表现在对革命的性质、动力，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的结合，以及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和长期性等问题，都有不正确的认识。过分估计敌人的动摇和崩溃，夸大革命的力量，总说革命比以前更“高涨”。这就导致军事上的冒险主义和强迫命令主义，对中间阶级不讲策略；组织上搞宗派主义，打击不同意见的同志。他分析说主观主义是认识上的唯心论，方法上的机械论。那时，我们把马列主义词句和苏联的经验，当做教条在苏区搬用。

9月11日，王稼祥发言说：四中全会反对立三路线，是以主观主义反对主观主义，以教条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以致后来还会犯错误。我们是从莫斯科回来的，没有实际经验，很容易地成了教条主义者。

任弼时在9月12日的会上发言，表示完全同意的报告，说这个报告在党内外影响很大。他分析说，陈独秀有社会经验，但对革命不敢前进；李立三等缺乏社会常识，只知一味地“前进”。四中全会后，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进一步发展。主观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主义，它脱离实际，又要巩固自己的地位，组织上必然实行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在认识论上是唯心论，在政治上的具体表现就是“左”或右的机会主义。他联系自己说，过去以为学了理论去做实际工作，就是理论联系了实际。、刘少奇能根据实际情况，用辩证唯物主义解决实际问题，这才是真正的理论联系实际。他检讨说：在中央苏区时，自己毫无军事知识，却不尊重“诱敌深入”的意见，认为苏区以外也能打仗，为什么要“诱敌深入”啊。反对本本主义，即是反对教条主义。那时，我们反对所谓“狭隘经验主义”，是错误的。

李虽然不是政治局委员，但也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因为他在立三路线时期担任过中央领导工作，积极执行了错误路线。他说中央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就是反对；在江西反对“邓、毛、谢、古”，就是因为他们执行了毛的路线。他虚心听取大家的批评，诚恳检讨自己的错误，受到大家的肯定。

在“九月会议”上，大家都认为土地革命后期中央的路线是错误路线，但对四中全会的评价却不一致。这个问题，直到1943年的“九月会议”才得到统一，认为那是一次王明用阴谋手段掌握中共中央领导权的中央全会，从此开始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全党长达4年之久，对党的事业造成极大的损失。

王明对抗会议

王明在会议过程中，态度消极，情绪抵触。10月17日，、王稼祥、任弼时一起找王明谈话，帮助他认识错误。他不但拒不承认和检讨自己的错误，反而文过饰非，大讲自己的“功劳”，并批评以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与会议对着干。别人发言时，他傲慢地撇嘴瞟眼，流露出一副十分傲慢的神态。

9月11日，王明第一次发言，他言不由衷地说：报告对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是路线问题，今天又有洛甫、博古的讲话，现在（我）都同意了。反主观主义与反教条主义，对我有很大好处。接着他炫功说：1930年反立三路线时我写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我在莫斯科看了很多中国报纸，对博、洛在中央苏区时对毛的关系是不同意的，对五中全会认为是苏维埃与殖民地两条道路的决战是不同意的。我在国际十三次会议上发言开始说了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十四次全会上便提出了反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办法。表明自己一贯正确。接着，他假惺惺地说：当然我也有缺点，就是“没有很好研究中国问题”，所以，要“从头做起，向下学习”。王明的发言，根本不涉及他的“左”倾路线错误问题，空洞无物，引起与会同志的不满。

9月12日，王明第二次发言。他抓住李发言中的一句话，大做文章。李发言时说，经过检查，放下了思想包袱，觉得“轻松愉快”。这句毫无问题的话，却被王明大加批判，认为李的检讨“不诚恳”、“不彻底”。王明说：1932年至1935年的主观主义危害很大，罗迈（李）却认为“轻松愉快”，这是没有法子纠正的；如认为自己可以马虎过去，这是不能纠正错误的。

然后，王明采用“搅浑水”的战术，在会上点了许多人的名，说这个是代表，那个是立三派，或暗藏的托派、奸细。以图转移目标，在混乱中逃脱大家对他的批判。

“九月会议”后，王明不但不反省自己的错误，反而在10月8日的书记处工作会议上，向以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发起进攻。

王明第一个发言。他首先郑重声明：昨晚和等的谈话，“是随便谈的，今天我把对时局及过去武汉的工作发表我的意见”。他谈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时局问题。他认为，国际来电后国共关系仍不好，妨碍统战，其原因是的《新民主主义论》“太左”。他认为该文没有把反帝、反封建加以区别；未说明要联合大资产阶级，也未说明今天我们不希望实行彻底的民主共和国。抗战期间要与搞好关系，应承认政府的领导。二是关于过去武汉的工作。王明认为，他与党中央是一致的，那时的“路线是对的，个别问题有错误”。这些“个别问题”包括：擅自以中央名义发表文件、谈话，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和前方发指示性的电报等。说这些都是“作风问题”。他发言后，气势汹汹地冲说：“你是党的领袖，我的话对否，做结论全在你。”颇具挑衅性。

本来，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对王明的错误已作出原则性的阐明，此时他又翻案。10月12日，王明突然称病，不参加政治局会议，拒绝批评，干扰了会议进程。

会议成果

这次“九月会议”，采取主题报告和自由讨论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与会同志本着对党负责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联系自己，联系实际，畅所欲言地进行讨论。会中也有一些批评和争论，但都是说理的。随着讨论的深入，对几个党的重要历史问题取得了共识。

关于土地革命后期的路线问题。大家共认，1932年至1935年，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中央实行的是一条“左”倾机会路线，表现为思想上的主观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军事上的冒险主义。对此，王明也不得不在口头上表示“都同意了”。

关于经验主义问题。以往人们对经验主义的危害没有全面、深刻地认识，此次会议对于这问题的认识有了一个飞跃。王稼祥、和任弼时的发言都认为，经验主义是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形态。指出，教条主义与主观主义可以互相结合，相互为用。经验主义常作主观主义的俘虏，就是因为两者都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如无经验主义帮衬，就不能统治全党。经验主义者也是一种主观主义，故二者能结合。后来，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谈到经验主义时，吸收了的观点。

关于对刘少奇的评价问题。在9月11日的会议上，陈云有一个重要发言。他说过去白区的主观主义错误路线，在刘少奇、刘晓到达后才得到纠正，刘少奇是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据此，陈云提出，现在刘少奇的位置摆得不适当，将来要提高。这个观点得到大家的认同。后来，刘少奇在延安升为党中央的二把手。

九月政治局会议，尽管受到王明的干扰，但是关于历史上和延安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问题，中央高层还是统一了认识，为以后的全党整风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础。会中也提出一些尚待讨论解决的问题，如这条机会主义路线始于何时?它的标志是什么?如何评价党的四中全会?王明和共产国际代表与错误路线的关系如何?等等。

这次“九月会议”的政治思想意义是巨大的。一是鉴于以往对学习重视不够，中央作出《关于设立高级学习组的决定》。高级学习组，又称研究组，负责组织党的高级干部（中共中央、中央局及中央分局、区党委或省委委员；八路军、新四军的主要负责人；各高级机关的某些职员和高级学校的一些教员）学习党史，学习理论，自上而下地带动全党整风学习。12月，由主持编辑的《六大以来》出版，内收文献资料662篇，作为整风学习的重要文件（1942年10月，又出版《六大以前》）。二是中央成立了两个专门委员会，即“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和“复查受错误路线打击干部委员会”，由和陈云分别担任主任，对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路线进行实际清理。三是改革干部教育。为此中央作出《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四是中央作出《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要求各部门必须加强调查研究，做好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这两件大事。五是中央根据会中提出的：思想教育是政治局“第一等的业务”意见，决定以整风精神，大力改进宣传工作、《解放日报》的编辑工作和文风。

以上五点，从思想到组织，从目的到措施，保证了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的彻底清算，促进了党的高级干部政治路线水平的提高。1942年2月，全党整风运动开始。三、四月间，回叙了1941年“九月会议”的意义。他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全面的、全党范围的、经过中央领导的对整个干部进行的内部教育，过去还很少。现在中央已经下了决心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来一个彻底的思想转变，这个意义非常大。“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今天的）事情办得更好”。对于“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与行动，如果不来一个彻底的认真的深刻的斗争，便不能加以克服，便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1943年10月6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说要改造好中央，就得经过各种步骤，条件成熟。前年的“九月会议”“是改造的关键”，否则我是不敢（在1942年2月1日）到中央党校作（《整顿党风、学风、文风》）报告的，审查干部也很困难。再一次肯定了“九月会议”。

（二）1943年的“九月会议”：奠定七大胜利

会议经过

1943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党史上的第二次“九月会议”。主题是关于王明在土地革命时期“左”倾路线和抗战初期的右倾路线错误。这次会议，是在非常严峻的政治形势下召开的：平静了两年的国共关系又紧张起来，加紧法西斯化；共产国际解散，国际上浪潮弥漫；王明再度暴露出投降主义面目。

先后出席这次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刘少奇、任弼时、、、陈云、康生、、洛甫、博古、邓发等11人。王明、王稼祥、凯丰请病假。列席者有：李富春、杨尚昆、林伯渠、吴玉章、彭真、高岗、王若飞、李、、、聂荣臻、、、罗瑞卿、陆定一、孔原、陈伯达、肖向荣和胡乔木等19人。

“九月会议”大体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9月7日至10月6日。其中9月7日至9日三天，有博古、林伯渠、、陈伯达、发言。之后，政治局扩大会议停了20多天，等待回延安参加会议，同时安排其他工作。10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经验和路线是非问题，整风运动进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为此，由主持，中央书记处编辑出版了《两条路线》（上、下），收入从建党到1943年间党的重要历史文献137篇，作为党的高级干部总结历史经验的主要学习文件。11月1日，高级学习组召开大会，揭发批评王明的错误，王若飞、陆定一以亲身见闻揭发批判王明；王胜荣、李国华原为王明集团的成员，现在反戈一击，揭发王明在莫斯科的许多错误。第二阶段从11月13日复会起，此时回到延安，中央高层整风进入第二阶段。有讲话，博古、作检查，、任弼时发言，对王明的错误路线进一步揭发批判。11月下旬，大会告一段落，中央委托任弼时和李富春与王明谈话，传达大家的意见。之后，1943年底至1944年初，政治局整风会议又停了一段时间。第三阶段为1944年开春后，中央整风会议继续进行，主要是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党的历史文件，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对整风进行总结和对历史问题作出总结。此间中央很少开会，以便大家集中学习。5月10日，中共中央成立“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着手准备召开六届七中全会。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召开，通过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它是整风运动的重要成果，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路线问题上形成空前团结一致的局面。至此，第二次“九月会议”经过1年又7个月，胜利结束。

主要发言

博古在第二次“九月会议”上检查说：抗战初期，党内有两条路线，一是的正确路线，一是王明在长江局推行的错误路线。他承认自己是这条路线的“负责者之一”，应该受到批判。博古揭发说，王明反对在《新华日报》发表的《论持久战》。王看不到的本质，曾对外国记者说，是“英明全才”、“雄才大略”，抗战要依靠。对于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王明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的法”，放弃独立性；在党的建设上，他把共产党降低为民族革命党，一味追求公开，使党在白色恐怖到来时遭到重大损失；在思想作风上，钦差大臣味道十足，到处发文件，形成另一个中央。11月13日，博古做第二次检查。他承认在莫斯科是教条宗派仅次于王明的“第二号人物”，反对过中共代表团；回国后，在米夫、王明扶持下，控制了临时中央，成为在国内推行立三路线的“第一人”。临时中央反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的游击战传统，打击毛的干部，使毛不能开展工作。遵义会议上，强调客观原因，没有承认错误。抗战后，从极“左”转到右，不同意独立自主，成为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和赞助者。

林伯渠批评王明的路线是“洋共”，引用许多马、恩、列、斯的话，欺负我们的“”，硬搬外国的经验指导中国革命，这是新陈独秀主义手法。

的发言朴实、真诚。他说：南昌起义以来，率领红军南征北战，深知创业艰难，政治路线正确与否是革命成败的关键。王明错误路线的实质是不要领导权，不要枪杆子，不要游击战争；投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还分析了王明与陈独秀投降主义的共同性和不同点。

发言，批评王明以无知充高明，既不知己，也不知彼，更不知为何人。在处理国共关系时，他是“身在毛营心在蒋”，躺在软椅上睡觉，这就不能不犯投降主义的错误。

在“九月会议”上，主要讲了“两个宗派”问题。他说，四中全会有两大宗派，一是教条宗派，一是经验宗派。教条主义宗派，是主观主义的第一种形态；经验主义宗派，是主观主义的第二种形态。反掉这两个东西，党就统一了。教条宗派是在莫斯科形成的。后来利用四中全会反立三路线之机，夺取了中央权力，统治全党三年四个月。它没有功劳，其罪过超过立三路线。教条宗派至遵义会议告一段落，以后开始分化，但未死亡。王明是长江局的“总司令”，有一条投降主义路线，一切问题不让中央知道。对经验宗派进行了剖析。他说：他们是比较不自觉的，但思想方法是自觉的，片面性，局限性，只看到脚趾上的事，分不清对错，对王明不自觉的相信。经验主义者长期分隔在农村，各占山头，又缺乏马列主义教育，客观上造成各种集团。这些集团的领导人，大多数是正派的，少数不正派，有的是歪派，如，弄得亡党亡头。有些经验主义者与教条主义结合，思想教条，政治投降，组织心照不宣。

又说，这两个宗派比较，教条主义是主要的。所以要从破坏教条宗派开始，反对性，使党在组织上统一起来。对犯教条主义、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要“救人”，问题是要“治病”。最后，提议，先用一周到十天的时间学习有关文件，然后大家交头接耳酝酿。关于“两个宗派”的发言，为这次九月政治局整风会议，定下了基调。

此后，政治局扩大会议停了20多天。1944年9月30日、10月5日开了两次会议，决定：政治局委员返回延安前，整风会暂停；扩大会议范围（有700人参加学习）；领导整风运动的总学委调整，以为主任，刘少奇、康生为副主任。

10月16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继续讲王明路线问题。他说，王明教条宗派是在米夫的支持下形成的，它有一条政治纲领，四中全会时他们大闹天宫。王明的小册子是想改造党，它是错误路线的开山祖师。（1938年）六中全会在政治路线上克服了他们的错误，但未做结论，组织问题也没有提出。

讲话后，刘少奇、、、、任弼时相继发言。

刘少奇主要讲党内斗争传统问题。他说在党内干部中间讨论党的路线，是很重要的事，是一种党内斗争。过去党内斗争有许多是不好的，应该有意识的造成健全的布尔什维克传统。首先要有自由批评的空气，中央同志要有随时接受群众监督和批评的精神准备；其次，批评只准明枪，不准暗箭，彼此挑拨也是不对的；第三，发言一律称同志，不称首长。他批判说：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是一本记载四中全会及前后党内斗争黑幕的小册子。这一派人，没有真正反对立三路线，比立三路线更“左”。他们不独没有功，而且有莫大的罪过。这次，不仅思想上要解决问题，还要在组织上打散宗派主义。

谈了自己的学习体会后说：王明只知道外国，不知道中国。事实证明，凡是从实际出发的都对，从教条出发的都错。办事脚踏实地，在人家反对他时，还是按实际情况办事。他书读得多，能使理论联系实际。照的方法办事，中国革命一定有胜利的把握。资格老，威望高，他的发言对大家影响很大。

离开延安三年，刚回来就参加“九月会议”。他认真研究文件，写出了题为《关于新立三路线的研究》的长篇笔记。他发言说：经验主义者政治上没有创建，容易崇拜打着马列、国际旗号的教条主义。经验宗派和教条宗派结合才能称雄。他分析经验主义者的品质时指出，品质有三类为人的品质、革命者的品质、布尔什维克的品质。我们要有布尔什维克的品质，所以要整风。11月27日，他根据会前写出的两万多字提纲，做了长篇发言。从27日下午，到12月4日，共讲了5个下午，大家的反映相当好。他对自己20多年的革命历史作了认真反思。他说，三中全会虽然纠正了立三路线，但“政治上仍是‘左’倾基础”，“组织上也有宗派观念”。那时，自己不适当地强调正规化，反对游击战争。抗战以来，工作上有成绩也有缺点。缺点是对游击战的战略地位认识不足，没有充分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缺乏政权观念”，对王明抗战以来的错误路线有容忍退让的地方。他表示，经过这几年的实践，对的领导确实心悦诚服。他在发言中，系统批判了王明的小册子。

发言说，自己毫无实际经验，却在发号施令。到苏区后，反罗明实际是反毛反老干部。他认识到，教条宗派的特点是崇拜教条，不问实际；布尔什维克气少，“买办”“政客”气多；不讲党性，只有宗派成见；作风恶劣，吓人造谣。

任弼时执行过错误路线。11月下旬他检讨说：在江西苏区时，将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观点，当做是“偏杀风”和不重视理论的“狭隘经验论”，不指名的加以批判。在宁都会议上，认为毛执行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不得力，同意把他召回后方。

11月下旬，整风大会告一段落。中央委托任弼时和李富春分头找王明夫妇谈话，希望他认真检查。12月1日，王明签署了孟庆树起草的给和中央的信，表示“我完全放弃我自己的那些意见”，“在和中央各同志的领导和教育下，我愿意做一个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错误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12月28日，以中央政治局名义向全党发出指示，要求传达和讨论“王、博宗派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及其严重损失”。

1944年2月24日，中央书记处对党的历史问题作出5项决定：（一）王明、博古的错误应视为党内问题。（二）临时中央与五中全会因有国际承认，应承认是合法的，但必须指出手续不完备。（三）学习路线时，对于历史上的思想问题要弄清楚，但结论必须力求宽大。目前应强调团结，以便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四）在学习路线时，须指出六大基本方针是正确的，六大是起了进步作用的。（五）对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时期，也不采取一切否定的态度，凡做得对的，也应承认它。3月5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上述5条变作6条作了说明。1945年4月20日，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批准了提出的6项意见。这标志着高级干部的整风和党的历史问题讨论胜利结束。

特点与成果

1943年的“九月会议”，与1941年的“九月会议”相比，有一些明显的特点，并且，以其历史性的重大成果，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史册。

这次“九月会议”的第一个特点，是时间长、人数多。它从1943年9月开始，至1945年4月结束，时间长达1年又7个月，这是党的历史上空前的一次政治学习运动。因为，此时中央有了相对巩固的根据地，客观环境比较稳定，具备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条件。参加学习的干部范围很广，除了延安的高级干部和七大代表二三百人外，还吸收了政治纯洁、有前途的青年干部参加。说，1941年那次“九月会议”还不深入，今年则更深入。目前中央停止开会，组织700人来学习，目的就是打散教条宗派、经验宗派。

重点突出，是这次“九月会议”的另一个特点。检讨过去，是为了前进分清是非，是为了找到正确路线。会议始终以土地革命后期的路线问题为议题；以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特别是前者为研究重点；以王明和博古，特别是前者为批判对象；首先搞好党的高级干部的学习，自上而下地带动全党干部学习。由于突出了以上几个方面的重点，会议才能按计划正常有序地进行，达到预期的效果。

第二次“九月会议”的成果是巨大的。首先，找到了党内思想斗争的正确方法。会中刘少奇、都讲到党内思想斗争的方法问题。在1943年10月6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两点意见：第一，团结问题。犯错的同志觉悟起来，弄清路线是非，是达到真正团结的基础。要以斗争求团结。第二，党内斗争方法，赞同刘少奇的意见，继续贯彻以马列主义自我批评方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会议对于党内斗争正确方法的基本内容，有了共识：要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团结要有原则，在犯错误同志检查错误、觉悟的基础上去团结，即以斗争求团结。检讨错误必须采取历史的方法、从实际出发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要避免历史上“左”倾教条主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一种错误方法。对历史上犯错误的同志，批评要严格，作结论时应取宽大态度，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思想斗争一要放手，二要谨慎。“九月会议”和创造的这个正确方法，后来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团结-斗争-团结”，或者说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这个公式解释说：“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其次，巨大的思想收获。在会议过程中，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通过学习文件，联系党的历史，总结经验，开展批评，进行了一场无产阶级思想对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从思想根源上纠正了党史上历次“左”右倾错误。犯过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诚心作了自我批评，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与全党同志团结在一起；广大党员通过学习，真正解决了“思想上入党”的问题。经过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的彻底批判，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新的学风、党风和文风，出现焕然一新的气象。

再次，政治上的成果更为明显。通过党史研究和理论学习，全党认识到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思想是走向胜利的指针，从而紧紧地团结在以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信心百倍地把革命推向前进。党第一次达到如此高度的巩固和统一，成为领导中国革命胜利的核心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