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避申请书十篇

回避申请书篇1

申请人：（姓名、性别、年龄、民族、籍贯、职业或者工作单位、职务、住址）

被申请人：（姓名、性别、年龄、民族、籍贯、职业或者工作单位、职务、住址）

据了解，被申请人________与本案________是________关系，联系密切。为避免本案的不公正处理，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要求________回避。

此致

__________人民法院

回避申请书篇2

    一、 回避的种类

    回避的种类有自行回避、申请回避和指令回避。

    有权申请回避的人员:当事人及其法定人、辩护人、诉讼人。

    二、提出回避的时间

    回避可以在诉讼程序开始后的任何阶段提出。在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以及人民法院负有告之当事人及其法定人有权申请有关人员回避的义务。

    三、有权决定回避的人或组织

    1、法院院长:决定审判人员以及审判阶段的书记员、翻译人员和鉴定人员的回避。这里要注意和民事诉讼的区别。在民事诉讼中,翻译人员和鉴定人员的回避由审判长决定。

    2、检察院检察长:决定检察人员和审查起诉阶段的书记员、翻译人员和鉴定人的回避。

    3、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侦查人员和侦查阶段的书记员、翻译人员和鉴定人的回避

    4、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决定本院院长的回避

    5、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决定本院检察长、同级公安机关负责人的回避

    6、对申请回避的特定要求:申请回避应当明确提出理由,如果在开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及其法定人申请回避,而没有提出任何理由,或者所提理由不属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定情形的,由法庭当庭驳回,并不得申请复议。此外,对于回避理由中的第5种情形申请回避的,申请人还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如果不能提供,法庭也可以当庭驳回。另外,提出回避的方式,既可以书面方式,又可以口头方式。

    【特别提示】刑事诉讼中,普通工作人员的回避由首长决定;

    首长的回避由审委会或者检委会决定;

    哪个机关指派或者聘请的就由哪个机关的首长决定;

    以吃人的、拿人的和私自会见一方申请回避的,申请人要提交证明材料;

    如果在开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及其法定人申请回避,而没有提出任何理由,或者所提理由不属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定情形的,由法庭当庭驳回,并不得申请复议。

    要注意的有:书记员、翻译人员和鉴定人的回避在刑事诉讼中由院长、检察长、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这与民事诉讼及行政诉讼中由审判长决定不同。

    四、回避的法律后果和复议

    (一)回避的法律后果

    1、回避要求提出后的法律后果:

    (1)有关的检察人员、审判人员应当暂时停止执行职务,等候审查决定;

    (2)侦查人员继续执行职务。

    2、因符合情形之一而回避的检察人员,在回避决定作出以前所取得的证据和进行的诉讼行为是否有效,由检察委员会或者检察长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决定。

    3、一审违反回避规定,发回重审

    (二)对驳回申请回避的复议要掌握3点:

回避申请书篇3

第二条审计机关进行审计听证应当遵循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

第三条审计机关对被审计单位和有关责任人员(以下简称当事人)作出下列审计处罚前，应当向当事人送达审计听证告知书，告知当事人在收到审计听证告知书之后三日内有权要求举行审计听证会：

(一)对被审计单位处以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金额百分之五以上且金额在十万元以上罚款；

(二)对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有关责任人员处以二千元以上罚款。

第四条审计听证告知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当事人的名称或姓名；

(二)建议作出的审计处罚；

(三)审计处罚的事实依据；

(四)审计处罚的法律依据；

(五)当事人有要求审计听证的权利；

(六)当事人申请审计听证的期限；

(七)审计听证主持人的姓名；

(八)审计机关的名称(印章)和日期。

第五条审计听证告知书可以直接送达、委托送达或者邮寄送达。

第六条当事人要求举行审计听证会的，应当自收到审计听证告知书之日起三日内，向审计机关提出书面申请，列明听证要求，并由申请人签名或者盖章。逾期不提出审计听证要求的，视为放弃审计听证权利。

当事人直接送达、委托送达审计听证申请的，以审计机关收到审计听证申请之日为送达日；当事人邮寄送达审计听证申请的，以该申请寄出的邮戳日期为送达日。

第七条审计机关收到审计听证申请后，应当进行审核。对符合审计听证条件的，应当组织审计听证；对不符合审计听证条件的，裁定不予审计听证。

第八条审计机关应当在举行审计听证会七日前向当事人送达审计听证会通知书，告知当事人举行审计听证会的时间、地点。

裁定不予审计听证的，审计机关应当作出不予审计听证裁定书，载明理由告知当事人。

第九条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审计听证会应当公开举行。

第十条审计听证会应当由审计机关指定的非本案审计人员主持。

第十一条审计机关应当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审计听证会的主持人、书记员。

主持人负责审计听证会的组织、主持工作。一般审计事项的审计听证会由一人主持；重大审计事项的审计听证会由三人主持，但审计机关应指定首席主持人。

书记员负责审计听证会的记录工作，可以由一至二人组成。

第十二条当事人认为主持人或者书记员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有权申请其回避并说明理由。

当事人申请主持人回避应当在审计听证会举行之前提出；申请书记员回避可以在审计听证会举行时提出。

当事人申请回避可以以书面形式提出，也可以以口头形式提出。以口头形式提出的，由书记员记录在案。

第十三条主持人的回避，由听证机关决定；书记员的回避，由主持人决定。

主持人应当回避，需要重新确定主持人的，听证机关可以裁定延期审计听证；主持人不需回避的，听证机关裁定审计听证如期举行。

第十四条当事人可以亲自参加审计听证，也可以委托一至二人参加审计听证。委托他人参加审计听证会的，人应当出具当事人的授权委托书。

当事人的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人的权限。

第十五条当事人接到审计听证通知书后，不能按时参加审计听证会的，应当及时告知听证机关。

当事人无正当理由不按时参加审计听证会的，视为放弃听证权利，听证机关予以书面记载。在审计听证会举行过程中当事人放弃申辩或者无故退出审计听证会的，听证机关可以宣布终止听证，并记入审计听证笔录。

第十六条审计听证会应当制作笔录。笔录应当交当事人确认无误后，由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当事人如认为笔录有差错，可以要求补正。

具备条件的审计机关应当对审计听证会情况进行录音、录像。

第十七条审计听证会参加人和旁听人员应当遵守以下听证纪律：

(一)审计听证会参加人应当在主持人的主持下发言、提问、辩论；

(二)未经主持人允许，审计听证会参加人不得提前退席；

(三)未经主持人允许，任何人不得录音、录像或摄影；

(四)旁听人员要保持肃静，不得发言、提问或者议论。

第十八条主持人在审计听证会主持过程中，有以下权利：

(一)对审计听证会参加人的不当辩论或者其他违反审计听证会纪律的行为予以制止、警告；

(二)对违反审计听证会纪律的旁听人员予以制止、警告、责令退席；

(三)对违反审计听证纪律的人员制止无效的，移交公安机关依法处置。

第十九条审计听证会应当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主持人宣布审计听证会开始；

(二)主持人宣布案由并宣读参加审计听证会的主持人、书记员、听证参加人的姓名、工作单位和职务；

(三)主持人宣读审计听证会的纪律和应注意的事项；

(四)主持人告知当事人或其人有申请书记员回避的权利，并询问当事人或其人是否申请回避；

(五)参与审计的人员提出当事人违法违规的事实、证据、建议作出的审计处罚及其法律依据；

(六)当事人进行陈述、申辩；

(七)在主持人允许下，双方进行质证、辩论；

(八)双方作最后陈述；

(九)书记员将所作的笔录交听证双方当场确认并签字或者盖章；

(十)主持人宣布审计听证会结束。

第二十条在听证会举行过程中当事人申请书记员回避的，由主持人当场作出是否回避的裁定。

第二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延期举行审计听证会：

(一)当事人有正当理由未到场的；

(二)需要通知新的证人到场，或者有新的事实需要重新调查核实的；

(三)其他需要延期的情形。

第二十二条审计听证会结束后，听证主持人应当根据审计听证情况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审计机提交审计听证报告。审计听证报告连同审计听证笔录案卷材料一并报送审计机关。

第二十三条审计听证报告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听证案由；

(二)主持人、书记员和听证参加人的姓名、工作单位和职务；

(三)审计听证的时间、地点；

(四)审计听证建议；

(五)听证主持人签名或盖章。

审计听证建议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确有应受审计处罚的违法行为的，根据情节轻重及具体情况，建议作出审计处罚；

(二)违法事实不成立或者没有处罚的法律、法规依据的，建议不给予审计处罚；

(三)违法行为情节轻微，依法可以不予审计处罚的，建议不予审计处罚。·

第二十四条审计机关应当对听证主持人提出的审计听证建议进行审查，作出决定。

审计机关不得因当事人要求审计听证、在审计听证中进行申辩和质证而加重处罚。

第二十五条审计听证笔录和审计听证报告应当归入审计档案。

回避申请书篇4

回避制度是民事诉讼中一项基本制度，世界各国民事诉讼法都对回避制度作了规定，我国也十分重视办案人员的回避问题（注四），民事诉讼法除了在总则中对回避制度作了原则性的规定，还在第四章对回避制度的内容作了专门规定。2000年1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对回避制度作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具体化。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受重实体轻程序思想的影响，法学理论界对回避制度研究不多，在立法上关于回避制度的规定很不完善，司法实践中其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严格执行，为了更好地理解、适用和完善这一制度，笔者结合审判实践以司法公正为标准对相关问题作简单探讨。

（一）回避方式问题

各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回避方式一般有两种，一种是自行回避，又称积极回避，即应当回避的主体主动申请退出审理活动的行为，如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339条规定，法官认为本人有回避之原因，或者依其内心意识认定自己应当回避，由其所属法院的院长指定另一法官替代之。另一种是申请回避，又称消极回避，是指当事人根据法律规定申请法官退出本案审理活动的行为，如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法官依法不得执行职务时，或法官有不公正的可能时，可以申请其回避。

日本的民事诉讼法还规定了“审判官的排除”制度，即承办法官受理案件后，遇有法律规定的情形，当事人没有申请回避，承办法官也没有主动要求回避时，法院可以依职权命令承办法官回避。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将之称为“依职权决定回避”，该法第38条第一款规定，……法院或院长，如认推事有应自行回避之原因者，应依职权为回避之裁定。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45条第1款规定：审判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必须回避，当事人有权用口头或者书面方式申请他们回避……可见我国只规定了自行回避和申请回避两种方式，对于“依职权决定回避”，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无相应的规定。目前我国民众对法治尚未有充分的理念及知识准备，在对司法权的认知上还残存着传统衙门的阴影，多数民众尚不能主动意识到其申请回避的权利，当然也就不会去关心回避事由。而大多数法官又由于其所处环境的“乡土性”所造成的错综复杂的人伦关系的制约，主动申请回避对其来说也是一种两难选择，依笔者看来，日本、台湾之所以规定这一制度也是与两国的传统分不开的。考虑到传统因素对诉讼公正的不利影响，依职权决定回避“在实践中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注5）。其实，审判实践中院庭长在决定案件承办法官时已有意或无意地适用了这一制度。独任审判员和审判长选任制已在全国法院推行（注6），院庭长对法官和案件审理的管理活动必将大大减少，“依职权决定回避”制度的确立和适用对于减少枉法裁。

（二）回避主体问题

回避的主体，又称回避的适用范围，即哪些人员遇有法律规定的情形应当退出案件审理活动，科学的界定回避主体的范围关系到回避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所能起到的实际作用。我国民事诉讼法第45条规定，回避的主体范围包括审判人员、书记员、翻译人员、鉴定人员、勘验人员。在我国目前司法实践的实际运作中，此范围根本不能完全实现制度设计的目的。

（1）执行中的回避被忽视。根据民事诉讼法第45条的规定，回避适用于审判人员和其他人员，审判人员具体包括哪些人员法律没有规定，但包括审判员、助审员、人民陪审员当无异议，问题在于是否包括执行员？实践中，执行员和审判人员在具体范围上是交叉的，在回避的适用范围上立法者显然忽视了执行员在执行中的回避，那么执行员在执行过程中是否就可以不遵守回避制度呢？答案是否定的。回避制度规定在总则中，总则的效力应及于包括执行程序的各个分则，执行员在执行中应遵守回避制度是不容怀疑的。至于民事诉讼法第45条的规定，应看成立法技术上的一个疏忽，最高人民法院也许注意到了这个疏忽，在《若干规定》中明确规定，执行员在执行过程中的回避问题，参照审判人员回避的有关内容执行。当然，参与协助执行的司法警察和其他人员也应包括其中。

（2）未对审判委员会委员的回避问题作出规定。作为法院内部最高审判组织的审判委员会，虽然它不直接参与案件的开庭审理，但它对案件处理的讨论决定，独任审判员和合议庭却必须执行，而审判实践中审判委员会的某些委员可能与进行讨论决定的案件中的当事人有利害关系或其它关系，而其又不自行回避，当事人也无权申请其回避，这实际上就剥夺了当事人申请回避的权利。笔者认为至迟应在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三天前以书面形式向当事人告知审判委员会委员名单，并告知其有权依法申请回避。

（3）未对院庭长的回避问题作出规定。当前的审判实践中，审判程序的运作还没有摆脱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加之有些法官的素质尚不符合独立审判的要求，为求得裁判结果的“正确”，就出现了院庭长“把关”的情况，即院庭长听取承办法官的汇报、签发法律文书、决定案件裁判结果，这样就使原本没有参加案件审理的院庭长成为案件的实际裁判者，一旦出现“把关”的院庭长应回避的情形，当事人无从行使申请回避权利，也就无法避免院庭长因各种关系或利益而导致裁判不公。当然，院庭长“把关”本就是违反法律的变态情形，常态的法律不应去迎合变态的现实，故解决问题的根本途迳是根除行政化管理模式，还“权”于承办法官，严格依法办事。

（4）回避制度在二审中出现了真空。民事诉讼法第152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和调查，询问当事人，在事实核对清楚后，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也可以径行判决、裁定。这就明确了二审是以开庭审理为主，书面审理为辅，但实践中，受办案力量和交通条件等限制，许多案件采用书面审理，当事人只能通过裁判文书得知法官之名。如二审中存在应当回避的情形，当事人如何行使申请回避权？

（5）程序原因的回避不容忽视。为了防止法官的先入为主，避免当事人产生猜疑，《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凡在一个审判程序中参与过本案审判工作的审判人员，不得再参与该案其他程序的审判。据此，参加某一案件审判程序的法官就不能再参与该案的执行程序；原参加一审案件审理的法官，因某种原因被调至上级法院的，不能再参与该案的二审审理，等等。根据这条规定的立法精神，笔者认为，一对夫妻离婚的多次诉讼应由不同的审判人员来审理，而审判实践中，考虑到情况比较熟悉，往往交由同一个法官来审理，这种做法实质上违反了法律规定。

（6）参加诉讼活动的检察人员是否属于回避的主体？有人认为，检察人员不应成为回避主体，理由是民事诉讼中的检察人员不同于刑事诉讼中的检察人员，没有任何实体上的权利和义务；也不同于民事诉讼中的法官，客观上不存在是否公正的问题，回避制度对他们没有意义。笔者认为这不妥，因为检察人员在诉讼中提交的材料和发表的意见对裁决结果产生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检察人员如与当事人有亲属关系，很难保证抗诉的公正进行；如与审判人员有亲属关系，其代表国家行使的法律监督权就很难真正发挥作用。

（7）法院是否应属于回避的主体？笔者不妨分析两个案例。其一，某法院受理了一起货款纠纷案件，被告某公司就在该法院的隔壁，法院和被告共用一厕所，法院法官上下班都从被告门前经过，这种情况下，该法院是否应该回避，立法上没有规定，但从设立回避制度的初衷看，凡是可能影响到案件公正审理的，都应该在需要回避的范围之列。本案中，被告和法院地理位置如此特殊，两者之间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关系，至少工作人员之间“混个脸熟”，为了避嫌，整个法院都应回避。其二，某法院受理了一起借贷案件，原告发现承办法官王某即为被告的弟弟，遂提出回避申请，该院院长作出换人审理的决定。但无论换成该院的谁，都是被告弟弟的同事，只要王某稍加“活动”，甚至根本无需“活动”，该案的审理都会偏离公正的方向。即使该案能得到公正审理，原告也会对结果的公正性产生怀疑。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整个法院都回避，如果当事人的亲友是法院的领导时，这种回避尤为必要。从某种意义上说法院回避属于法院管辖权的一种转移（注7），被回避的法院应根据民事诉讼法第37条的规定，报请上级法院指定管辖。外国的民事诉讼法中就有这方面的规定，例如罗马尼亚民事诉讼法典第37条就规定，当事人的一方是法院的法官或陪审员的家属、或四亲等以内的近亲属，另一方可以请求将诉讼转移到另外一个同级法院审理。可见，法院成为回避主体并不是异想天开，而是确有其法，切实可行。

（8）律师和法官谁更应回避？“为严格执行宪法和法律，进一步落实和完善法律规定，从工作机制上防止和消除少数审判人员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确保司法公正，树立人民法院良好形象 ”（注8）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若干规定》。该《若干规定》公布后，引起了律师界的一片反对声（注9）。笔者丝毫不怀疑最高审判机关之初衷，但该《若干规定》第五条之规定（审判人员及法院其他工作人员的配偶、子女或者父母，担任其所在法院审理案件的诉讼人或者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在立法技术上是欠考虑的。首先，作为最高审判机关的司法解释性文件（注10），与《律师法》第3条第4款“律师依法执业受法律保护”相抵触，剥夺了部分律师的执业权利，也限制了当事人选择律师的权利；其次法官的工作具有非个人性，要代表国家作出不偏不倚的裁判，但是律师的工作则具有个人性，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尽心尽力为委托人服务，而根据此条规定，律师却要承担法官为维护司法公正而应履行的回避义务，显然有“法官自卸义务，把律师当成法官”（注11）之嫌。其实，该条只要稍加改动就不会“给人口实”了，即修改为：审判人员及法院其他工作人员的配偶、子女或者父母，担任其所在法院审理案件的诉讼人或者辩护人的，该法院回避，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37条第1款的规定，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三）回避事由问题

回避的事由又称回避原因、回避条件，是指法律规定应当回避的情形。各国民事诉讼法对此规定不完全一致，但一般都采用列举的方式作出详细的规定。以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为例，该法第32条规定了七种情形，即：推事或其配偶、前配偶或未婚配偶，为该诉讼事件当事人者；推事为该诉讼事件当事人、八亲等内之血亲或五亲等内之姻亲或曾有此亲属关系者；推事或其配偶、前配偶或未婚配偶，就该诉讼事件与当事人有共同权利人、共同义务人或偿还义务人之关系者；推事现为或曾为该诉讼事件当事人之法定人或家长、家属者；推事于该诉讼事件，现为或曾为当事人之诉讼人或辅佐人者；推事于该诉讼事件，现为或曾为当事人之诉讼人或辅佐人者；推事于该诉讼事件，曾为证人或鉴定人者；推事曾参与该诉讼事件之前审裁判，更审前之裁判或仲裁者。而我国民事诉讼法第45条只规定了三种情况：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诉讼人的近亲属；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对案件公正审理的。两者比较，我国的立法至少存在以下三点不足。第一是立法语言含义不清，没有确定性。“利害关系”和“其他关系”都是很宽泛的概念，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应加以明确，以便于操作。第二是对回避制度的重要意义认识不到位。“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对案件公正审理”才需回避，这就意味着“这种关系并非必然引起回避结果”（注12），笔者认为这不妥，只要存在着某种关系都应回避，原因有三：其一有某种关系和无任何关系相比，影响案件公正审理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即使只有百分之一，但对于这个案件和这个案件的当事人来说就是百分之百；其二有了某种关系，即使案件得到公正的审理，当事人尤其是败诉方对案件审理的公正性产生怀疑，回避制度的作用打了折扣。其三“可能”本身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立法语言，如何来界定这“可能”，又由谁来界定这“可能”呢？第三是回避事由规定的很不全面，使一些应当回避的人员由于缺少相应的规定而没有回避，影响了诉讼活动的公正进行，《若干规定》第一条对之作了补充和完善，但笔者认为依然有疏漏，应加上“前配偶或未婚配偶”、曾发生过纠纷或不睦等。

一方当事人发现法官违反法律规定，如私自会见另一方当事人，能否申请回避呢？笔者认为是可以的，因为这种情形已经超过了现行回避制度的最低要求，违反任何法律程序实质上都不是公正审理。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法也有这方面的规定，该法第33条第1款规定，遇有左列（即下列—笔者注）各款情形，当事人得声请推事回避……推事有前条所定以外之情形（即第32条规定的七种情形—笔者注），足认其执行职务有偏颇之虞者。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这方面的规定，但《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了五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当事人可申请回避，这条规定对于充实回避制度的内容具有重要的意义。

法官因个人好恶、信仰、种族、经历等非关系利益因素而对一方当事人产生偏见能否构成回避的事由呢？如某法官深爱的妻子因有外遇而与之离婚，此事对他打击很大，言行中处处显露出他对婚外情极端的愤恨和仇视，此人如参与涉及婚外情离婚案件的审理，让其作出客观公正理性的裁判是很困难的，这种情况下，法官应自行回避或由院庭长依职权决定其回避。现实情况纷繁复杂，类似情形还有许多，限于篇幅，不再列举。

鉴于我国目前国情的特殊性，笔者建议可设立无因回避制度。无因回避是相对于有因回避而言的，当事人有权对法官提出回避申请而无需说明任何理由，被申请回避人员必须回避，不过这只能给当事人一次机会且必须在庭前固定期限内提出。我国民事诉讼中设立这一制度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因为，申请回避是当事人的一项基本的诉讼权利，它意味着“当事人有权依法选择审判人员或其他人员”？（注13），无因回避则是将当事人的这种选择权进一步明确和程序化，更重要的是，目前我国司法腐败较严重，法官尚未形成应有的职业自觉，和律师之间关系千丝万缕、和当事人之间没有形成互动的信任关系，这一制度对于缓解当事人与法官、法院之间的矛盾和紧张关系，增强裁决的说服力和公信力具有特别的意义。

（四）回避程序问题

“回避程序是为确保司法公正而设置的一项重要的法律程序，也是当事人及其法定人的一项基本诉讼权利”（注14） ，但在审判实践中，每次庭审前法官询问当事人是否需要申请回避时，回答几乎都是“不需要”，这个程序似乎成了没有意义的繁文缛节。造成回避制度形同虚设的原因在哪里呢？笔者认为主要在于这种制度在程序运作的设计上缺少科学性和实用性，回避制度没有落实到实处。

（1）有权申请回避人员的范围不明确。根据民事诉讼法第45条的规定，有权申请回避的人员仅限于当事人和法定人，其他诉讼人是否有申请回避权没有规定，有人主张，委托人只有在特别授权委托时，才可以代当事人申请回避。为了最大程度地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笔者认为诉讼人可以不经当事人的授权而提出回避申请。

（2）当事人知情权没有落实。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回避事由是以“关系”为核心内容的，这种“关系”能否被公开、多大程度地被公开就成为这种制度能否发挥作用的关键。对于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法律没有规定庭前要向当事人告知法官的姓名，即使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法院向当事人送达了合议庭组成通知书，但对于当事人来说，那仅仅是一纸名单，对法官的简历、家庭成员和主要的社会关系等根本无从了解，当事人面对开庭时突如其来的是否需要申请回避的询问，往往只能当庭作出否定回答，所以必须全面公开法官的有关情况，落实当事人的知情权。如在法院的公告栏内，将全院法官的姓名、照片、职务、简历和主要的社会关系等公布于众，便于当事人及时掌握有无回避的情形，做好是否要申请回避的准备；在向当事人发出受理通知书、应诉通知书、执行通知书等时，将上述情况书面告知当事人，便于当事人监督和在提出回避申请时提供证据。

（3）对申请回避权的提出时效未作相应规定。民事诉讼法第46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提出回避申请，应当说明理由，在案件开始审理时提出；回避事由在案件开始审理后知道的，也可以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审判实践中的通常做法是在庭审时询问当事人是否要申请回避，这种做法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容易使庭审中断，导致案件延期审理，浪费有限的司法资源。更为严重的是容易产生对立情绪，影响审判效果，申请回避的结果不外乎两种，一种是申请被驳回，另一种是申请成立。对于前者，容易使法官自觉或不自觉的偏袒另一方当事人，甚至因此挟嫌报复申请人，案件最终即使得到了公正的审理，也难免使申请人及旁听人员对公正性产生疑虑，产生不好的社会效果；对于后者，被决定回避的人员有一种当众亮丑感，使本人和旁听群众产生不满情绪，所以回避权应在庭前行使完毕。立法上可规定申请人至迟在第一次庭审三天前向人民法院提出，逾期则视为放弃，当然回避事由在事后知道的除外。这样做，还可以促使当事人积极找寻和发现回避情形，将回避制度真正落实到实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当事人对申请回避权的滥用。

（4）回避申请提出后应告知被申请的人员和其它当事人。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的回避申请以口头或书面方式提出即可，笔者认为当事人还应根据相关当事人的人数提出申请副本，法院接到申请后应在一定期限内送达相关当事人并通知被申请回避的法官，他们有权进行答辩和解释，这样有利于迅速查明情况作出正确决定，同时这也是平等公正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的需要。

（5）决定回避的体制有待完善。无论是申请回避还是自行回避，都必须由有权决定回避的组织或个人决定。我国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院长担任审判长时的回避，由审判委员会决定；审判人员的回避，由院长决定；其他人员的回避，由审判长决定。笔者首先想指出这条规定在立法上的一个小小失误，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中的回避由谁决定呢？根据此条规定也应由审判长决定，可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中只有独任审判员而没有审判长，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民事诉讼立法的不严谨和不成熟。其次这种决定体制也不科学：其一，在如此体制下，回避的决定者和被决定者，在工作上大都是直接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决定者在决定是否回避时会受到工作上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导致对所作决定的正确性受到挑战。其二，院长的回避由他所领导的本院审判委员会决定，虽然院长本人不参加，但平时受其领导的审判委员会其他委员难免心存顾虑，所作出的回避决定的客观公正性无法令人信服。对此，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值得我们借鉴，该法第40条规定，对于要求独任法官回避的请求，由法院决定；对于要求法院的法官、陪审法院的法官的回避的请求，由上诉法院决定；对于要求上诉法院的法官回避的请求，由法院中与被要求回避的法官无隶属关系的审判厅决定。这种体制对于正确执行回避制度和保障程序的客观公正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6）回避决定前，被申请回避人员可以采取紧急措施不妥。当事人提出回避申请后，法院作出回避决定之前，承办人仍应执行一定的职务，许多国家民事诉讼法有这样的规定。如日本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经提出排除或忌避的声请时，在就该声明所作裁判确定之前，应当停止诉讼程序，但关于需要急迫的行为，不在此限，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法也有类似的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第46条第2款规定，被申请回避的人员在人民法院作出是否回避的决定前，应当暂停参与本案的工作，但案件需要采取紧急措施的除外。但这期间所采取的“紧急措施”是否都有效呢？法律和司法解释都没有规定，笔者认为这种情况应作具体分析：因为没有回避而影响措施公正合法性的，应裁定无效；如没有回避但措施经审查公正合法的，应予维持；但若有关人员故意不依法自行回避或对符合回避条件的申请故意不及时作出决定的，应裁定一律无效。笔者这样的分析明显是一种折中，甚至完全是一种猜测，问题的关键是被申请回避主体继续参与“采取紧急措施”是否合理？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的规定很有启发性，该法第346条规定，紧急情况下，得指定另一位法官进行必要的办案活动。显然，让其它法官代替被申请回避人员去“采取紧急措施”更具合理性，更符合回避制度的理念和本义。

（7）回避决定救济程序应该加以改进。各国民事诉讼法关于回避决定救济程序方面的规定并无多大不同，只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对回避决定有异议的，申请人只能“申请复议一次”，而意大利刑事诉讼法规定，对回避决定不服的，请求者不论是否符合法定条件或程序，均可以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澳门民事诉讼法第312条规定，不论有关案件之利益为何，得就驳回声请之裁判向上一级法院提起上诉。相比较，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这样的救济措施就显得软弱无力。前已论及，有本院院长或审判委员会作出回避决定就已不妥，依然由本院来进行审查复议就更不妥了。

（五）回避效力和保障问题

简而言之，回避的效力就是指回避决定对事、对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对法官而言，不参与或退出案件审理活动应是回避制度的应有之义。但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民事诉讼法对应回避的人员未回避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未作任何规定，只是《若干规定》第八条规定，应依照《人民法院审判纪律处分办法（试行）》的规定予以处分，显然这仅是一种行政责任。法官没有依法回避对案件产生怎样的法律效力，民事诉讼法只是笼统规定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审理的应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换句话说如果原判决虽然违反了回避制度，但二审或再审时认为它并不会影响案件的正确判决的话，就可以维持原判决，这就为不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留下一个籍口。为了保证回避制度的严格执行，应在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违反回避制度是引起该案再审或发回重审的法定理由。

回避申请书篇5

笔者对民事诉讼的回避制度，认为还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因此，试图就如何完善该制度，谈谈个人看法。照理，这本是法学家们解决的问题，却偏偏让我这个小辈给撞上了，因为已有所思，又不敢忘却，因而斗胆提出来。

一、回避制度存在的不完善之处

我国现行《民诉法》对回避的适用、回避申请的提出、回避的批准以及回避申请的决定时限及法律后果都作了规定，这些规定为回避制度的执行提供了法律保障。但是，我们同时也注意到了该制度在执行过程中，确实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加以补充完善。主要集中表现于该制度不能适用于未参加某案合议庭又不自行回避的审判委员会委员。

《民诉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审判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必须回避，当事人有权用口头或者书面方式申请他们回避：（一）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诉讼人的近亲属；（二）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三）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对案件公正审理的。……”。根据这一规定，回避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审判人员自行回避，即承办案件的审判人员，认为自己具有法律规定的应当回避的情形之一，而主动提出回避。另一种是当事人申请回避，即当事人认为审判人员有法律规定的应当回避的情形之一，而用口头或者书面形式申请他们退出该案的审判。申请回避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当事人这项诉讼权利能否实现，关键在于如何使审判人员的回避真正落到实处。人民法院组织法和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合议制和独任制，合议庭和独任庭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中是法定的审判组织，代表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但它同时又规定，在人民法院内部设立审判委员会对审判工作实行集体领导，其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审判委员会不开庭审理案件，但有权对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讨论并作出决定。审委会的决定，合议庭必须执行。可见审判委员会所进行的讨论案件的活动具有正式的审判活动的性质。因此在我国，人民法院的审判组织有独任庭、合议庭、审判委员会三种。根据《民诉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审判人员既然也包括审判委员会委员，那么，审判委员会委员也理所当然地同属于回避的主体，回避制度同样适用于他们。但长期以来，由于《民诉法》没有明确规定当事人可以申请审委会委员回避和如何申请审委会委员回避，也没有规定告知当事人本院审委会委员姓名，且审委会委员也不可能都亲自参加合议庭，与当事人直接接触，《民诉法》规定，当事人提出回避申请的时间，又是在案件开始审理时到法庭辩论终结这期间，而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却又都在庭外和法庭辩论结束后秘密进行，因此，除非该应当回避的审判委员会委员自行回避或者亲自参加合议庭，否则，回避制度几乎不能适用于这些审判委员会委员。因为当事人一般都不知道某法院哪些人是审判委员会委员，某案件是否要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民诉法》也未规定当事人如何申请审判委员会委员回避等程序性问题，因此，当审判委员会委员中有人具有法定应当回避的情形而不自行回避时，就无法将回避制度适用于他们。这样，他们仍能参加某案件的讨论，这就使该案可能因该委员参加讨论而影响公正处理，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我国《民诉法》应解决如何将回避制度适用于审判委员会委员的问题，即从程序上规定，当事人如何申请具有法定的应当回避的情形而不自行回避的审判委员会委员回避，使“审判人员”的回避真正落到实处。

二、完善回避制度的意见

（一）修改现行的《民诉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把该条款规定的“合议庭组成人员确定后，应当在三日内告知当事人”，修改为，“合议庭组成人员确定后，应当在三日内告知当事人。对重大、疑难、复杂，应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应将本院审判委员会组成人员一并告知当事人”。告知当事人合议庭组成人员和本院审判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这样，就使当事人清楚上述人员中，是否有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关系，他们是否要行使申请回避权以及申请谁回避本案的审判活动。从而避免当事人错误地认为合议庭是审理本案的唯一组织，不知道决定案件命运的，还有审判委员会。作此修改，第一，解决了当事人的知情权的问题。诉讼中，当事人有权知道除了合议庭以外还有哪些人是这起纷争的裁判者；第二，使审委会的审判活动，也受到监督。当事人得知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审委会某委员也将参与本案的讨论时，可依法申请其回避，还当事人予平等地参与诉讼的权利。试想若案件的裁判者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由他来审理该案，当事人双方的诉讼地位还会平等吗﹖第三，完善了回避制度。回避权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一项权利，但因长期以来，法律规定不明确，操作性不强，此处出现法律真空，回避制度对审委会委员形同虚设，没有形成有效的监督。作此修改，使审判委员会在诉讼中的地位和责任更突出，对其监督更到位，因而更符合公开和公正的原则。

（二）修改现行《民诉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将“当事人提出回避申请，应当说明理由，在案件开始审理时提出；回避事由在案件开始审理后知道的，也可以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被申请回避的人员在人民法院作出是否回避的决定前，应当暂停参与本案的工作，但案件需要采取紧急措施除外”的规定，修改为：“当事人提出回避申请，应当说明理由，在案件开始审理时提出、回避事由在案件开始审理后知道的，也可以在判决前提出。被申请回避的人员在人民法院作出是否回避的决定前，应当暂停参与本案的工作，但案件需要采取紧急措施的除外”。规定当事人在判决前可以申请回避，就使当事人在法庭辩论结束后，得知审判人员特指审判委员会委员中，在具有法定应当回避情形的人员，仍可行使申请回避权，从而避免回避制度不能适用于审判委员会委员的情况出现，使具有法定回避情形的审判人员都受回避制度的约束。因为当事人对审判活动的监督应当是全程性的，审判活动还在继续，当事人对审判活动的监督就不应停止。

现行《民诉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在法庭辩论结束前可行使申请回避权，这样做，无形中限制了当事人在此之后得知审判人员具有应当回避情形仍可申请回避的权利，在当事人的诉讼权利部分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其合法权益还能获得保护，不能不让人产生疑虑。审判委员会的审判活动是在无当事人参与的状态下进行的，如果让作为裁判者的审委会委员在与案件或当事人一方有某种利害关系或其他关系的情况下参与对该案的讨论，有谁还会相信它的决定会是公正的﹖而规定当事人在判决作出前可申请回避，就使某些具有法定应回避而不自行回避的审判委员会委员，在法庭辩论结束后仍受到回避制度的约束，当事人仍可申请其回避本案的审判，在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得到有效保障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作出裁判的可信度会更高，因而就更具权威性。

三、审委会委员回避的程序

由于审委会委员同属于审判人员，因此其回避的程序，不应有别于其他审判人员。

（一）告知，即人民法院应履行告知义务。这里主要解决的是当事人的知情权的问题。告知当事人法律关于回避的规定，让当事人知道他在民事诉讼中享有申请回避权，他可以申请哪些人回避本案的审判活动，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期限内可以行使这项权利。

（二）回避程序的启动。启动回避程序，依《民诉法》的规定，有两种方式。一是因审判委员会委员提出自行回避要求而启动，即审委会委员认为自己具有法律规定的应当回避的情形之一而主动提出回避要求；二是因当事人申请某审委会委员回避而启动，即当事人认为某审委会委员有法律规定的应当回避的情形之一而用口头或书面形式申请他们退出该案的审判活动。

（三）回避的审查和决定。审委会委员主动提出回避要求的，分几种情形：1审委会委员参加合议庭的。如果他是院长，他是本案合议庭的审判长，那他应向本院审判委员会提出回避要求，由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并做出决定是否准许其回避本案的审判活动；如果是副院长以下的其他审委会委员担任审判长的，其提出回避要求，应向本院院长提出，由本院院长审查并做出是否准许其回避的决定；如果是其他审委会委员参加合议庭，但未担任审判长的，其回避要求，应向合议庭的审判长提出，由该合议庭的审判长审查并做出是否准许其回避的决定；2审委会委员未参加合议庭而主动提出回避要求的。如果他是本院院长，那他应向本院审委会提出，由本院审委会讨论并做出决定；如果是副院长以下的其他审委会委员，那他应向本院院长提出，由本院院长审查并做出是否准许其回避的决定。

回避申请书篇6

[关键词]行政程序法，行政程序，行政回避

一、 行政回避何以重要？

行政回避是指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因其与所处理的事务有利害关系，为保证实体处理结果和程序进展的公正性，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请求，有权机关依法终止其职务的行使并由他人的一种法律制度。

法律上的回避制度源于人类对应受公平对待的自然本性。人之所以为人，是在于他有要求受到公平对待那种与生俱来的期待。回避制度最初产生于司法程序中，它是指“法官在某个案件中拒绝行使审判权的一种特权和义务。由于法官与某一方当事人存在亲属关系或因案件的结果可能产生与其有关的金钱或其他利益，他可能被怀疑带有某种偏见，因而不参加该案的审理。”[1]

行政回避制度的重要性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回应人的本性的需求，公正对待他人。在程序法律制度中设立回避制度是人们追求法律公正的结果。人类具有天然的公正情感，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维护公认的公正状态是社会正常发展的基本前提。当人类选择了法律作为解决双方争议的一种手段时，程序的公正性成了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程序公正是人们在设计解决权益冲突制度时的首选法律价值。程序公正的第一要义是，程序的操纵者与程序的结果应当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否则，程序的操纵者可能会利用自己在程序中的优势地位，促使程序的结果向有利于操纵者方向发展。如果法律程序的主持人与程序结果有利害关系，则人们不会以公正的心态去认同该法律程序的结果。在西方法学史上，法律始终被认为是公正的同义词，所以，离开公正来谈法律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凡涉嫌于此种情形的程序操纵者不得再介入此程序，不得对该程序的发展产生任何影响。这已成为人们公认的法律基本价值。因此，回避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具有悠久的历史。无论在专制还是民主的法律制度中，都存在着回避制度。

2.行政程序不能构成三角形的模式，行政权的公正性更受人关注。

20世纪后，随着行政程序法典化运动的展开，行政程序和诉讼程序在法律价值上的某种共性，使诉讼程序中回避制度移植于行政程序有了法理基础。通过一些国家立法者的努力，在行政程序中确立回避制度成为现实。我们知道，行政机关的任何一项职权都是要由具有自然人特性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来行使，而每个行政机关工作人员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使他们在行使职权处理法律事务过程中，经常会遇到本人与其所处理的案件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利害关系，尤其是在其出生地或长期在一地任职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这种情况更是经常发生。从行政公正性要求看，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应当与所处理的事务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处理结果的公正性。但是，如果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与其处理的事务有一点利害关系就应当回避，则可能会影响行政效率。实际上，有些利害关系并不一定都会影响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处理法律事务结果的公正性，所以，程序法中回避的理由往往是由法律明确规定的。

3.妥善地、彻底地解决行政争议，维持一个良性的现代社会秩序

回避制度的法律价值在于确保法律程序的公正性，而法律程序的公正性则可以树立起利益冲突的双方当事人寻求法律程序来解决争议的信心，客观上也有助于产生社会稳定发展的积极力量。人类社会的变迁史已证实，任何在无秩序状态中消弥冲突，只会使冲突变得更加剧烈。在西方法治国家中，法院的判决能够较好的终止法律争议，源于法官的具有的较高的法律权威。而法官之所以如此受人尊敬，与他在诉讼程序中不偏不倚的中立地位具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法官这种中立的地位取决于他受诉讼法的回避制度制约，可以说，如果没有回避制度，法官的这种中立地位也就难以保障，诉讼目的也就不可能实现。因此，在行政程序法上确立回避制度，根本的目的是为了使行政相对人真心实意地接受行政机关做出的对其不利的决定，从而及时消弥行政争议。

二、行政回避的基本内容

（一）回避缘由

回避缘由是指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因何种理由，导致行政相对人认为其不能公正处理行政事务的心理倾向。从各国行政程序法的规定看，回避缘由内容在表述上不尽一致，如“个人偏见”、“招致不公正事由”、“偏袒嫌疑”和“利害关系”等。可见，回避缘由既有行政相对人的主观判断，如“偏见”，也有人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如“利害关系”。现分述如下：

1.“偏见”。偏见，偏于一方面的见解。[2]在法律上，这种个人的“偏于一方面的见解”形成于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未了解全部案情之前，或者其因民族、种族、性别等非人为因素而对某些事情形成的看法，如印度电影《拉兹》中拉兹父亲的“名言”：“法官的儿子是法官，贼的儿子就是贼。”对于有偏见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来说，全面、客观地了解案件真实情况对于他来说已并不重要，他对案件的处理在内心早已有了结论，法律程序作为形成行政决定的过程变成了“过场”。

有时，行政机关基于职能的交叉，也会导致他事先介入了案件的处理。如在英国，“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裁决人以某种别的身份已经与案件相牵连。这在治安法官的情形中尤其容易出现，他们可以同时充任地方当局或其他行政机构的成员。”在这样的情况下，行政机关也会产生的某种“偏见”。[3]

这些“偏见”是否构成法律上的偏见，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如“先入为主”本身就是个人偏见的表现形式之一，但是他并不必然构成个人偏见。如在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诉水泥协会案中，联邦贸易委员会经过调查认定水泥工业中多种价格制度是联邦贸易法所禁止的不正当手段，为此，联邦贸易委员会对水泥协会提出指控。在联邦贸易委员会主持的程序中，水泥协会认为联邦贸易委员会对此案有先入之见，即以偏见为由请求联邦贸易委员会回避。联邦贸易委员会否决了这一请求，并受到了联邦最高法院的支持。[4]因此，行政回避中的“偏见”不能也不必作广义上的理解。如果过度地扩大“偏见”的外延，可能会使行政机关难以有效地行使行政职权。

2.利害关系。利害关系，系指案件处理的结果影响到负责处理案件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金钱、名誉、友情、亲情等增加或减损。人在作为一个社会人时，他始终处于各种利害关系中，离开了这种利害关系，他是无法生存的。因此，人所处的社会关系本质上就是利害关系。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虽然是经过比较严格的法律程序选拔出来的，但这种选拔程序并没有隔绝其与社会其他成员的关系。基于人天生所俱有的趋利避害的本性，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时可能会屈从与其有利害关系成员的无理要求，如自己儿子的老师说情，亲朋好友的劝告等，都可能会导致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失去公正而徇私枉法。因此，利害关系构成了法律上回避的另一个缘由。

然而，利害关系本身的内涵极其复杂，如果将所有的利害关系都纳入回避缘由，可能导致行政机关中没有一个符合法律规定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来行使本案的处理职权。因此，下列几种利害关系可以不列入“回避缘由”：

（1）罚没款与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收入关系。在美国1927年的塔迈诉俄亥俄州案中，市镇法官的报酬来自市法院所判决的罚金，最高法院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对于判决的结果，有直接的金钱利害关系，不符合正当的法律程序，因此撤销了这个判决。另一个案件中，市镇长官负责市政的财政收入。最高法院认为由市镇长官主持的市法院所判决的违反交通规则的罚款，不是由大公无私的裁判官所主持，不符合正当的法律程序。[5]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美国的这种做法显然是行不通的。尽管我国行政处罚法创设了罚没款收支两条线，但是，财政部门返回罚没款的比例与行政机关上交罚没款额之间仍然存在着事实上的比例关系，至于税务机关可以从税收额中留存，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可以从出让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费中提留等，都说明了这些行政机关处理相关案件中存在着利害关系。如果隔断这种利害关系，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可能会丧失行使职权的积极性。

（2）师生关系、同（学）籍关系以及曾经为同事、上下级关系等。这些关系在行政案件中经常可以构成了行政法律关系的双方主体。如果这种关系成为回避缘由，可能会导致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动则得辄。回避缘由可能引起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不公正行使职权，这很大程度上也是当事人的内心感受。这种利害关系如同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人与他人的关系如同向河中扔一块砖头，引起的波纹由近及远，直至消失。回避缘由的利害关系究竟划定于何处，应当考虑特定传统文化下人们对这种利害关系的认识程度。

（二）回避范围

回避范围是指与哪些与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案件当事人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回避。一般认为，回避范围是：

1.当事人中有其亲属的。这里的亲属究竟包括哪些人，各国的法律规定并不一致。瑞士《行政程序法》规定“为当事人之直系血亲或三亲等内之旁系血亲或与当事人有婚姻、婚约或收养关系者。”[6] 奥地利《行政程序法》将“配偶、血亲、姻亲之尊卑亲属、侄（甥），或其他更近之血亲或同等之姻亲”列为亲属。[7]葡萄牙《行政程序法》规定了“其配偶、任一直系血亲或姻亲、二等亲内之旁系血亲或姻亲”为亲属。[8]各国不同的规定至少说明了在这个问题上，不必强求统一的规定。国情不同，会导致即使是同等亲属，他们之间关系的密切度也是不同的。

2.与当事人的人有亲属关系的。当事人参与行政程序，有时聘用人为其提供法律帮助，以便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如处理本案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与该人之有亲属关系，实际与无异于与当事人的亲属关系，在此种情况下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不回避，可能会导致案件处理不公。

3.在与本案有关的程序中担任过证人、鉴定人的。行政案件在调查程序中，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作为证人向调查人员提供了证言，或者以专家的身份就案件的专门问题做出鉴定结论，他们提供的证据成为行政机关处理本案的证据之一。当案件进入听证程序时，他们又成为该案件的听证主持人，则应当回避担任本案的听证主持人，否则“先入为主”足以使当事人的听证权流于形式，也会使当事人感到他们作为听证主持人不可能公正行事。

4.与当事人之间有监护关系的。监护是指对未成年人和精神病患者的人身、财产以及其他一切合法权益的监督和保护。这种职责的承担者在法律上称为监护人。监护人可以是近亲属，但在没有亲属的情况下，法院可以为其指定监护人。如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为法院指定为监护人，而被监护人又为本案的当事人时，该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法律上就是本案当事人的法定人，具有与当事人同等的法律地位。

5.当事人为社团法人，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作为其成员之一的。现代社会公民有结社的自由。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具有的公民身份不影响其参加社团组织，如集邮协会、书法协会等，当这些社团组织成为案件一方当事人时，作为成员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因与该社团之间的关系，失去了处理本案的资格。

6.与当事人有公开敌意或者亲密友谊的。公开敌意是指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曾公开向本案的当事人或者在当事人不在场的其他公开场合表示过对其的憎恨，或者极不友好的言语。在著名的辛普森案件中，警官佛曼曾在一位剧作家的录音带中公开宣称洛杉矶市政府里的黑人都该一起枪毙掉。在十四个小时的录音中，他不止四十次用了“黑鬼”这个词。[9]这是警官佛曼对黑人的公开敌意，如果由他来处理一方为黑人的案件，足以构成回避的理由。同样，与当事人之间的亲密友谊也可能会影响案件的公正处理。这种亲密友谊可能是恋人关系，或者是救命恩人，也可能是生死之交等。这种关系的存在足以影响到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处理案件时内生偏心，不能公正行事。

7.其他有充分证据可以证明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不能公正处理案件的。这是一个兜底说明。除上述情形外，如一方当事人有充分证据证明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可能有偏私的情况，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即丧失处理案件的资格。

（三）回避程序

1.自行回避。自行回避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认为自己与本案有法律规定的回避情形时，向本机关的负责人主动提出要求回避处理本案的请求，本机关负责人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申请依法进行审查并做出是否准许的决定。自行回避程序大致有以下内容：

（1）请求。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可以在对案件做出决定之前的任何时候，如认为自己与案件有法律规定的回避情形时，可以提出回避请求。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提出回避请求，应当以书面形式，并说明回避的理由。

（2）审查。行政机关负责人在收到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回避请求时，应当尽快给予审查。回避审查以书面形式为主，必要时也可以当面听取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陈述。如行政机关负责人提出回避请求的，任命机关或者监督机关可以作为审查机关行使审查权。为了确保行政效率，审查期限一般以三天为限。由于自行回避系行政机关的内部行为，因此不需要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但是，行政机关负责人如认为有了解回避情形必要地，也可以听取当事人的陈述。

（3）决定。回避请求经审查后，行政机关负责人如认为回避情形成立的，应当立即终止该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处理本案的职权，并任命另一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接替此案的处理。应回避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接到此决定后，应当尽快将案件材料移交给接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如果行政机关负责人认为回避情形不存在的，则应命令该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继续处理本案，直至行政程序结束。对于此决定，当事人不得提出异议。如果有权限的行政机关一时不能确定接替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应决定中止本案的行政程序。

2.申请回避。申请回避是当事人认为处理案件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有法律规定的回避情形时，在行政程序结束之前依法向有权限的行政机关提出要求该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回避处理本案的请求，有权限的行政机关依法对此申请进行审查后做出是否准许的决定。申请回避程序大致有以下内容：

（1）申请。当事人在行政程序进行过程中，如发现负责案件处理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有法定回避的情形时，应当在程序终结之前向有权限处理的行政机关提出申请，要求该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回避处理案件。回避申请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并附有证明回避情形存在的证据材料，送至有权限处理的行政机关。如果当事人提出书面申请有困难的，也可以口头形式提出，接待当事人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制成笔录，与当事人书面申请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当事人在有权限处理的行政机关做出决定之前，可以撤回申请，但这并不影响他在行政程序结束之前再次提出回避申请。

（2）审查。有权限的行政机关在接到当事人的回避申请后，应当尽快给予审查。审查应当以书面形式为主，必要时应当听取当事人和被申请回避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陈述。审查期限一般也以三天为限，如遇有特殊情况不能完成审查的，可以决定做出适当的延长决定。但延长期限不超过三天。

（3）决定。经审查后，有权限的行政机关认为回避申请理由不成立的，应当决定驳回申请。对于驳回申请的决定，当事人有权申请复核一次。有权限的行政机关认为回避申请理由成立的，应当决定被申请回避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停止案件的处理，并及时移交至接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如果有权限的行政机关一时不能确定接替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应决定中止本案的行政程序。

（四）回避限制

1.回避不能瓦解行政机关的管辖权。这一限制意味着行政回避不能使行政机关体系内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无法对案件行使管辖权。这一规定基于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之原则。因这一规定可能导致个人利益受到损害，因此，其适用必须受到严格限制。

2.行政程序结束后当事人不得提出回避申请。当事人要求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回避是一项程序权利，这项程序权利的行使有严格的时间限制。事后当事人提出回避申请的情况可能是：（1）事先知道回避情形存在，事后因不满结果而提出回避申请。这种情况应视为其放弃申请权。因为，为了确保程序的有效进行，当事人有义务随时行使自己的权利，抵制无效程序的开始。知道回避情形的存在而不提出异议，只能说明当事人心怀不良动机，法律不能使人出于不良动机而获利。（2）回避情形事后才知道，当事人因此而提出回避申请。对于这种情况，如果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没有告知回避申请权的，可以作为程序违法的理由在行政救济程序中提出来。如果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已经告知回避申请权的，则可以视为当事人放弃回避申请的权利。

3.应当回避而没有回避下做出的行政行为的效力。回避本身是为了防止行政机关工作可能作偏私的决定，因此，这并不意味着存有偏私情形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做出的决定必然不公正。但是，对一个有偏私情形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没有回避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尽管在法律上可能无可挑剔，但人们也可能会有在美餐时咽下一只苍蝇时产生的恶心、排斥之感。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具有偏私的情形，在法律上意味着他已丧失了作出裁决的资格，一个没有资格的人做出的裁决怎么可能是有效的呢？因此，应当回避而没有回避做出的行政行为应为可撤销，除非当事人放弃申请权。

三、我国行政回避制度之检视

行政回避至今仍未纳入绝大多数行政法学者的研究视野，作深入论述者更是无几。对于这个事关行政公正的法律制度的轻视，至少说明了我国行政法学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一时难以消除的断层。

中国是一个伦理社会，在传统上“天理”、“人情”、“国法”三者的排列顺序多少也说明了人情与国法的关系。虽然中国古代也建立了官员的任职回避制度，但是，它并没有解决官员处理个案中的回避问题。在废除旧法制后，我们既没有认真地吸收西方法制社会中的优秀成果，也没有善待自己历史保存的精华，不少有益于新法制建设的文化都被上世纪初始兴起的“革命”革掉了，而现在看来不少有害于新法制建设的旧文化却被我们保存、巩固下来了。

因此，新的法律制度确立后，面貌一新的法律制度仍然在没有完全改造过的传统文化基础上运作，导致新的法律制度并没有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加上始初二、三十年的“革命”，基本上使新的法律制度产生的效果一直处于负增长状态。在步入法制建设的正常轨道之后，由于“治国运动论”和“法律工具论”的消极影响，“好结果主义”占据了法制建设的指导思想，在行政立法上表现为“重实体、轻程序”。在这样的行政法制建设中，行政程序立法自然不可能为立法者所重视。行政程序法制建设中对行政回避的制度性构造始终没有被放置应有的地位来对待，从恢复法制建设以来国家所的有关行政程序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看，回避制度依然是一个没有获得合理性设计的法律制度。在我所查阅到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看，有关回避制度的内容基本上是重复了诉讼法和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而且，在适用范围上，也主要限于行政处罚程序中，在其他行政行为程序中似乎少有规定，如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等程序等。虽然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中也有回避制度的规定，事实证明，这样的立法状况不可能有一个良好的法律实践。

我国现行的行政回避制度还没有发挥其应有功能，从行政执法实践看，虽然行政相对人很关注自己是否受到了公正对待，并以此作为是否接受行政行为的条件，但很少有行政相对人提出要求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时履行回避义务，即使提出了回避申请，也经常被行政机关以各种理由以予拒绝。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宗属、亲属、朋友、同学等要求“照顾”时也很少主动提出回避请求，以便于在处理公务时为其提供“便利”。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是：

1.缺少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程序机制。行政相对人提出回避申请被行政机关驳回后，如何防止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因行政相对人提出回避申请而在行政公务中对其刁难、报复，这方面我国没有现行的预防性制度。在这样的情况下，行政相对人可能宁愿忍声吞气地受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不公正的处理，也不会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执法的公正性公开表示怀疑。

2.回避违法不成构行政行为撤销的理由之一。虽然我国的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都将“违反法定程序”作为撤销行政行为的理由，但回避违法是否属于违反法定程序，尚无法律明确规定。在目前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实践中，很少有行政行为因行政机关违反回避的法律规定而被复议机关或者法院撤销。这种现象一方面助长了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轻视回避制度的不良心理，另一方面也淡薄了行政相对人对行政回避功能的认识，使其难以借助行政回避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行政相对人提出回避申请的举证困难。行政相对人认为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与本案有利害关系，要求其回避处理本案，依现行法律规定，行政相对人必须提出证据证明这种“利害关系”的客观存在。但是，由于行政相对人在现行法律制度中很难找到可以利用的手段获取这方面的证据，再加上我国行政资讯透明度度很低，行政相对人举证不力，或者无法举证的情况时有发生，导致行政相对人回避申请失败。

4.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原籍任职。我国清代以前的法律曾有“五百里之内不为官”的规定。这一规定的主要内容是，政府官员必须远离原籍五百里任职，以防止政府官员偏袒亲情，为官不公。由于户籍管理制度的原因，我国现在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包括大多数领导干部都是来自本地，“大中专毕业回原籍就业”的政策也是出于户籍管理制度的需要。在这样的情形下，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很容易形成一个“熟人社会”，织成了一个亲朋好友的关系网，从而使行政回避制度失去了社会基础。

5.伦理社会中人情因素。我国传统上是一个伦理社会，“人情”构成了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基础，宗属、亲属观念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人情的社会价值，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人们的日常活动。人情一方面可以在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形成融洽的关系，提高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实效，但另一方面人情也成为影响行政相对人申请回避的一个情理因素，行政相对人可能基于情面放弃提出回避申请。

从我国现行法定的行政回避制度内容和行政执法实践看，反映在行政回避制度层面上的问题主要有：

1.回避程序缺失。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或当事人提出回避要求时，应当明确受理机关。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回避的举证责任、被回避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的确定问题、必需原则的适用等，都是行政回避的基本内容。尽管现行行政处罚法规定了自行回避和申请回避两种方式，但是，有关回避的程序却并不完善，如当事人在非听证程序中没有申请回避的权利，即使在听证程序中当事人申请回避的，也没有明确应当向哪个机关提出申请。在自行回避中，行政机关执法人员如认为自己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法律也没有进一步规定回避的程序，在这样的情况下，行政机关执法人员也难以履行回避的义务。

2.回避条件模糊。虽然现代法律规定的模糊性是它本身固有的一个特征，但是，这种模糊性并不是现代法律的一个优点。模糊性的法律对于权力来说存在着可以随意阐释、滥用权力的可能性，从而权利造成侵害。因此，只要立法技术允许，应当尽可能避免法律的模糊性。在行政回避的条件上，虽然我们在立法技术上还不能穷尽所有的具体情形，但是，我们也不能仅以“利害关系”作为回避的一个模糊的法定条件。虽然这样做一方面可能会有助于提高行政效率，但另一方面很容易导致行政机关在这个问题上滥用自由裁量权，进而否定当事人的申请回避权。

3.违反回避制度的法律后果不明确。法律制度如果不明确相应的法律后果，那么该法律制度就不能产生相应的法律实效。然而，据我个人查阅的范围，违反行政回避制度法律后果的规定并不具体、完整。如在现行的行政处罚法中，虽然确立了行政处罚的回避制度，但对违反行政回避制度的法律后果只限于对行政机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但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是否合法却没有做出具体的规定。① 从实务上看，法律如果不明确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行政回避制度所实施的行政行为是否有效，往往会导致行政回避制度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执法行为的约束力，从而使回避制虚置。

我认为，能否有效地实施行政回避制度，需要行政听证、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等相关的行政法律制度合力。而这一合力能够产生实效的前提是行政回避制度应当由行政程序法统一作出规定。我国在制定行政程序法时，关于行政回避制度应当完善如下法律问题：

1.回避程序。行政回避可以分别规定为自行回避和申请回避两种。这也是许多国家行政程序法所确立的两种回避方式。自行回避应当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一项法定职责，如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遇有自行回避的法定情形而不回避的，则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其做出的行政行为效力也会因此受到影响。申请回避应当是行政相对人的一项法定权利，只要行政相对人在参与行政程序过程中认为有法定回避情形时，依法向法定机关提出回避申请后，有权决定回避申请的机关必须在法定期间内给予一个明确的决定，否则，行政相对人可以启动行政救济程序或者在事后的法律救济中，将此作为一个要求撤销行政行为的抗辩理由。无论是自行回避还是申请回避，法律必须对提出回避请求人的资格、方式、受理机关、决定机关、决定方式，时限等做出明确的程序性规定。

2.明确列举回避的法定情形。行政程序法必须在确定“利害关系”为回避前提条件下进一步详细列举若干种常见的利害关系的表现形式。 法律不能仅设“利害关系”这一模糊的法定条件，为行政机关出于私利而作不正当的解释提供依据否则，法律设定回避制度目的就难以达到。从许多国家的行政程序法规定可以看到，列举利害关系表现的若干情形几乎已成为立法的一种通例。况且，我国的三大诉讼法都已经采用了这样的立法方式。当然，为了回避情形在法律上予以穷尽，有必要设置一个兜底条款，以适应客观情况复杂性的需要。

3.明确规定违反回避制度所实施的行政行为的效力。违反行政回避制度从性质上说是程序违法的行为。由于法律上程序违法并不必然导致在实体违法，即程序违法与实体违法之间存在着不确定的关系，才导致对违反法定程序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都必须撤销的法理争议。但程序违法可能影响到实体内容的正确性，这是学者们都可以接受的。我国行政诉讼法对违法法定程序的具体行政行为效力已经有明确的规定，但它是否可适于违反回避制度所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我认为，这应当是不容置疑的问题。行政程序法可以对违反行政回避制度情况下实施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做出具体的规定。

[参考文献]

[1] [英]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P.247。

[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小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P.420。

[3] [英]威廉·韦德：《行政法》[M]，楚建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P.119。

[4] [美]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法律史》[M]，王军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 P.287。

[5]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上）[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 P.459。

[6] 瑞士《行政程序法》第10条， [M]，应松年主编：《外国行政程序法汇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 P.22。

[7] 奥地利《行政程序法》第7条，[M]，应松年主编：《外国行政程序法汇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 P.205。

回避申请书篇7

第一条  为及时妥善处理房产纠纷，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本市城镇范围内民事活动中的房产纠纷案件仲裁，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房产纠纷仲裁机关是市、县（市）、区设立的房产纠纷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机关）。

第四条  仲裁机关审理房产纠纷案件，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对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保障当事人平等地行使权利。

第五条  仲裁机关审理房产纠纷案件，遵循公正、及时和便民原则，实行合议和一次裁决制度。

第六条  仲裁机关根据当事人在纠纷发生之前或者在纠纷发生之后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受理房产纠纷案件。

第七条  当事人向仲裁机关申请仲裁，应当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提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自愿申请仲裁和履行的，不受时效限制。

第二章  管  辖

第八条  仲裁机关管辖因房产产权权属、买卖、租赁、借用、赠与、分割、交换、典当、抵押、侵权及其他房产事宜发生的民事纠纷。

第九条  下列房产纠纷案件，仲裁机关不予受理：

（一）法律和法规规定由政府部门受理的；

（二）人民法院已经受理或审结的；

（三）违反房产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应作行政处理的；

（四）因继承、离婚和家庭析产而引起的；

（五）房地产管理部门为纠纷一方当事人的；

（六）经公证机关公证后发生争议的；

（七）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内部分房和驻军内部房屋发生纠纷的。

第十条  一般房产纠纷案件，由争议房屋所在地的县（市）、区的仲裁机关管辖。

第十一条  下列房产纠纷案件，由市仲裁机关管辖：

（一）市辖区争议房屋建筑面积在150平方米以上的；

（二）涉外房产纠纷的；

（三）省（部）属单位为纠纷一方当事人的；

（四）全市有重大影响的。

第十二条  对案件管辖有争议的，由市仲裁机关确定。

第三章  组  织

第十三条  仲裁委员会由主任一人、副主任二人、委员若干人组成。

仲裁委员会组成人员，由当地房地产管理部门报请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并向上一级房地产管理部门备案。

县（市）、区仲裁委员会受市仲裁委员会业务指导。

第十四条  仲裁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设若干专职和兼职仲裁员。兼职仲裁员在执行职务时享有与专职仲裁员同等的权利。

仲栽委员会组成人员和仲裁员应由作风正派、办事公正，具有专业知识、法律知识和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担任。

专职仲裁员和兼职仲裁员，按省房地产管理部门制定的考核标准，经同级仲裁委员会考核合格，取得资格后，由同级仲裁委员会任命或聘任。

第十五条  仲裁机关审理房产纠纷案件，由当事人双方各自推选一名仲裁员或委托仲裁委员会指定仲裁员和仲裁委员会指定的首席仲裁员组成仲裁庭进行。

第十六条  仲裁庭的首席仲裁员由仲裁委员会主任或副主任担任或由其指定专职仲裁员担任。

第十七条  仲裁庭评议案件，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评议应当制作笔录，由仲裁庭成员签名。评议中的不同意见，必须如实笔录。

疑难案件的处理，可以提交仲裁委员会讨论决定，仲裁委员会的决定，仲裁庭必须执行。

第十八条  仲裁员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必须回避；当事人也有权用口头或者书面方式申请他们回避；

（一）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人的近亲属；

（二）与本案有利害关系；

（三）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对案件公正裁决的。

前款规定，适用于书记员、鉴定人、勘验人。

当事人提出回避申请，应当说明理由，在案件开始审理时提出；回避事由在案件开始审理后知道的，也可以在庭审辩论终结前提出。

首席仲裁员的回避，由仲裁委员会决定；仲裁员的回避，由仲裁委员会主任或副主任决定；其他人员的回避，由首席仲裁员决定。

对回避作出的决定，应以口头或者书面方式通知当事人。

第四章  程  序

第十九条  向仲裁机关申请仲裁，应当递交申请书，并按照被申请人数提交副本。

申请书应当记明以下事项：

（一）当事人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工作单位和住所，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

（二）申请的要求和所根据的事实与理由；

（三）当事人达成的仲裁协议；

（四）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所。

第二十条  仲裁机关收到申请书后，经审查，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应当在七日内立案；不符合规定的，应当在七日内通知申请人不予受理，并书面说明理由。

仲裁机关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五日内将申请书副本发送被申请人；被申请人应当在收到申请书副本之日起十五日内提交答辩书；被申请人提出答辩书的，仲裁机关应当在收到之日起五日内将答辩书副本发送申请人；被申请人不提交答辩书的，不影响案件的裁决。

第二十一条  当事人、法定代表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代为参加仲裁；委托他人代为参加仲裁，必须向仲裁机关提交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必须记明委托事项和权限。

当事人、法定代表人、人可以查阅本案有关材料，具体范围和方法由市仲裁机关规定。

第二十二条  房产纠纷案件第三人，可以申请参加仲裁；仲裁委员会也可以通知他参加仲裁。

第二十三条  仲裁机关可以向有关单位或个人查阅与案件有关的档案、资料和原始凭证；有关单位或个人应当如实提供材料，协助调查，需要时应当出具证明；作伪证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

第二十四条  仲裁机关进行现场勘查，应当通知当事人及有关人员到场，必要时可邀请有关单位派人协助；现场勘查应当制作勘查记录，并由参加勘查、鉴定的人员签字盖章。

仲裁机关对专门性问题需要鉴定的，应当由法定鉴定部门鉴定；没有法定鉴定部门的，由仲裁机关指定的鉴定部门鉴定。

第二十五条  仲裁期间，停止办理争议产权、使用权的转移、变更手续。当事人应保持争议房屋现状。

第二十六条  仲裁机关在处理案件时应当先行调解，调解可以由仲裁员一人主持，也可以由仲裁庭主持。

第二十七条  仲裁机关应当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

调解达成协议，必须双方自愿。调解协议内容不得违背法律、法规、规章，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第二十八条  调解达成协议，仲裁机关应当制作调解书。调解书由仲裁员、书记员署名，并加盖仲裁机关的印章。

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当事人必须履行。

第二十九条  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送达前当事人翻悔的，仲裁庭应当及时裁决。

第三十条  仲费庭开庭三日前，应当将开庭时间、地点和仲裁庭组成人员名单，以书面方式通知当事人；当事人一方经一次通知，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缺席审理并作出裁决。

第三十一条  仲裁庭开庭，按下列程序进行：

（一）由首席仲裁员核对当事人到庭情况，宣布仲裁员、书记员名单，询问当事人是否申请回避；

（二）庭审调查；

（三）双方当事人辩论；

（四）征询双方当事人最后意见，可以再行调解；

（五）评议和裁决。

第三十二条  仲裁栽决书应当写明：

（一）申请人、被申请人的名称、住所及其人或法定代表人的姓名、职务；

（二）申请的理由、争议的事实和要求；

（三）仲裁认定的事实、理由和适用的法律、法规；

（四）仲裁结果及仲裁费用的承担；

（五）不服仲裁的起诉期限；

（六）仲裁员、书记员的署名和仲裁委员会的印章。

第三十三条  仲裁机关审理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两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市仲裁委员会主任批准，可以延长两个月。

第三十四条  当事人对仲裁不服的，可在收到仲栽决定书之日起十五天内，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期满不起诉的，仲裁决定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载明仲裁终局的，裁决一经作出即发生法律效力。

第三十五条  市仲裁委员会对县（市）、区仲裁委员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决，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撤销原裁决，指令重新裁决；重新裁决时，应另行组成仲裁庭。

第三十六条  当事人对已送达的调解书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决定书，应当依照规定的期限履行。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第三十七条  仲裁裁决被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的，当事人可以根据双方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重新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三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仲裁：

（一）一方当事人死亡，需待继承人参加仲裁的；

（二）一方当事人丧失行为能力，需确定法定人的；

（三）一方当事人因不可抗力不能参加仲裁的；

（四）本案需要以另一案结果为依据，而该案尚未审结的；

（五）其他应当中止仲裁的情况。

第三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终结仲裁：

（一）申请人死亡，没有继承人或继承人放弃申请权利的；

（二）一方当事人死亡，中止仲裁六个月，没有继承人参加仲裁活动的；

（三）当事人双方自愿撤回仲裁申请的；

（四）超过仲裁期限的。

有前款第四项规定情形的，应退还仲裁费用。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条  当事人应缴纳仲裁费；仲裁费标准和使用管理办法另行规定。

经调解达成协议的案件，仲裁费由当事人双方协商分担。

经裁决处理终结的案件，仲裁费由败诉人承担；当事人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按比例分担。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配套的仲裁规则由市仲裁机关制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回避申请书篇8

一、关于异议人主体资格问题

原《商标法》第17条明确规定，“任何人均可以提出异议”，新法第30条也作了同样的规定。虽然任何人都享有异议权，但任何人在其提出异议申请的同时，必须证明其具有法律上的人格即自然法人或其他组织。因此，异议人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身份真实、合法、有效。如自然人出示居民身份证、法人出示营业执照副本，并提交与原件内容相一致的复印件，或者提交经颁证机构证实并加盖公章的复印件。对于自然人冒用他人名义、假名、化名提出异议的，法人以因吊销等事由而无效的工农业执照、公章提出异议的，应当不予受理；对于已经受理的，因其欠缺主体资格予以驳回，在现行法律没有规定此种驳回制度的情况下，可以作为结案理由之一，准予被异议商标注册。

二、关于被异议人为共有人时商标异议书副本的送达

条例第16条规定了共同申请人的代表人的指定和法律推定方式。条例第22条规定，“异议人应当向商标局提交商标异议书一式两份。”商标异议书副本只有一份。据此可以推定，当被异议人为共有人时，商标异议书送达给共有人的代表人。在条例没有规定代表人的权利与义务的情况下，条例第22条的规定对此在一定程度上予以弥补，即商标异议书副本，审理过程中的补正通知、商标异议裁定书等法律文件都可以只送达代表人。对于类似问题即被申请评审的人为共有人时，条例在评审程序中作出了不同的规定，根据条例第30条规定，申请评审的，应当按照对方当事人的数量提交相应份数的副本。据此可以推定，当被申请评审的人为共有人时，商标评审申请书副本送达给各共有人，而非代表人。

或许，立法者的理解是，既然法律规定了共同申请人的代表人，那么该代表人的任期至少为自申请之日至异议期届满之日，代表人的权限至少包括签收商标异议书副本等法律文件，因此商标异议书副本只需一份；在异议期届满，商标注册申请核准后，进入注册后的商标争议，代表人的任期自然届满，因此评审申请书副本的数量应当等于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许，此种理解是合理的且无明显违法之处，但不知立法者为何将此种理解隐藏于法律背后，而不明确规定共同申请人代表人的任期、权利与义务。

三、关子商标异议书应当有明确的请求

条例第22条规定，“商标异议书应当有明确的请求和事实依据，并附送有关证据材料”，其中包括“明确的请求”，实为多余。因为，异议的请求无非是不同意被异议商标在其指定的全部或者部分商品上注册，即使异议书未能明确为全部或者部分，商标局也应当受理异议申请并依法裁定。实践中，商标异议书缺少异议请求的现象极为罕见，经常发生的是只有异议请求而无明确的异议理由，导致商标局难以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新法仍未能解决此问题。而且，新法第33条规定商标局应当听取的是异议双方陈述的事实和理由，如果没有异议人的异议理由>！<，异议裁定将无法进行。因此，对于欠缺明确异议理由的申请，可以不予受理。笔者认为，立法应当明确规定，“异议申请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有明确的被异议商标；(二)有具体的异议理由和事实；(三)在异议期内提出；(四)属于商标局受理商标异议的范围。”并据此构建异议申请受理制度，可作如下规定：“商标局收到异议申请书，经审查，认为符合异议申请条件的，应当予以受理；认为不符合异议申请条件的，不予受理；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由商标评审委员会处理的，告知异议人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评审申请”。

四、关于补充证据材料的声明与提交时限

为了使当事人做到及时提交异议申请或异议答辩材料，从而做到既维护异议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又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异议裁定工作的效力，条例第22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需要在提出异议申请或者答辩后补充有关证据材料的，应当在申请书或者答辩书中声明，并自提交申请书或者答辩书之日起3个月提交；期满未提交的，视为当事人放弃补充有关证据材料。”这一规定将有力地改变过去随时都可以补充异议或者答辩材料的状况。异议人或被异议人未能及时补充材料的，就应当承担因此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在商标局未接受后补异议材料且异议不成立、或商标局未接受后补答辩材料且异议成立时，异议人不服还可向商标评审委员会申请复审并将拟后补的材料提交至该会。

该条款易生歧义之处在于：当事人未在异议申请书或者答辩书中声明的，是否可以规定期限内补交证据材料?笔者认为，该条款有关“应当声明”的规定具有宣示性，而非强制性，不能因为当事人未作声明而剥夺其补充证据材料的权利。该条款的目的有二：一是当事人给予商标局以提示，避免商标局在收到异议补充证据材料前发送答辩通知书、商标异议书副本，也避免商标局在收到答辩补充证据材料之前作出裁定。二是如果当事人未作声明，由其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例如，被异议人在答辩中未作有关补充证据的声明，商标局在其提交补充证据材料前，以证据不足为由就异议案件作出对被异议人不利的裁定，则商标局不承担任何责任。

该条款的漏洞在于：当事人是否可以在规定期限内补充异议或者答辩理由?笔者认为，商标异议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定分止争，在确保被异议人答辩权利的情况下，应当允许异议人补充异议理由。由于法律没有要求商标局向异议人转送被异议人的答辩书以及证据交换制度，禁止被异议人补充答辩理由，更是缺乏合理性。当事人补充异议理由或者答辩理由的，可以参照本条款执行。

该条款的偏差之处在于：它规定“期满未提交(补充证据材料)的，视为当事人放弃补充有关证据材料”，而未对期满提交的作何处理的角度加以规定?首先，从本条款规定的内容来看，当事人通过声明制度取得补充证据材料的权利。严谨而言，此处放弃的不是“补充有关证据材料”，而是“补充有关证据材料的权利”。其次，本条款中“视为”的本意应当是当事人本没有放弃，法律推定其放弃。但是，如果当事人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交或者期满未提交的，本来就是放弃补充有关证据材料的权利，无需“视为”。最后，真正需要“视为”的是当事人期满提交的情形，换言之，当事人逾期提交补充证据材料的，说明其没有放弃补充有关证据材料的权利，但因为属于逾期提交，法律视为其未提交。类似的问题还出现在该条第二款规定：“被异议人不答辩的，不影响商标局的裁定”，这一条款属于无效条款。因为，被异议人不答辩的，商标局也将依法裁定，乃商标局行使裁定权应有之意，无需另行明文规定。法律需要规定的是，对被异议人逾期答辩的作何处理?是不受理被异议人的答辩，还是将答辩材料归入异议案卷，但裁定时不考虑其答辩理由。

五、关于异议部分成立制度

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商标注册申请人即被异议人的利益，避免因被异议商标在其指定的部分商品或者服务项目上与异议人在先权利冲突而被整体驳回的现象，新条例第23条第一款规定，异议成立包括在部分指定商品上成立，此乃新法的重要进步。异议在部分指定商品或者服务上成立的，在该部分指定商品或者服务上的商标注册申请不予核准。例如：异议人注册在先商标“阳光”核定使用商品为第25类“服装”，被异议商标“阳光”指定使用商品为第25类的“服装、鞋、帽”，则异议部分成立就是指在“服装”商品上成立，驳回被异议商标在该部分商品上的注册申请，准予被异议商标在“鞋、帽”上的注册。由于在异议终局裁定注册后，该商标有 可能被他人提出评审申请，为了避免他人按照初步审定公告和原注册公告的内容提起评审申请，以及便于社会公众知悉和商标管理，对于异议终局裁定部分成立的，应当将被异议商标的注册内容完整地刊登公告。

六、关于被异议商标专用权期限的起算时间

原《商标法实施细则》第18条第二款只规定了“被异议商标在异议裁定生效前公告注册的，该商标注册公告无效”，但对被异议商标经终局裁定获准注册的专用权期限的起算时间未作明文规定，后经商标局解释被异议商标专用权期限自原注册公告之日起计算。实际上，此种解释在法理上存在无法克服的矛盾。理由在于：注册公告一经宣告无效就自始无效并对将来无效，该注册公告不能产生任何法律效果，何以解释成在异议终局裁定后原注册公告又能“起死回生”，发生法律效力。

令人遗憾的是，此种解释已上升到新法和条例中。新法第34条第二款规定，“经裁定异议不能成立而核准注册的，商标注册申请人取得商标专用权的时间自初审公告三个月期满之日起计算”，无论立法用语如何变换，其中“初审公告三个月期满之日”就是原注册公告之日。但条例第23条第二款规定，“被异议商标在异议裁定前已经刊发注册公告的，撤销原注册公告，经异议裁定核准注册的商标重新公告”。无论是“撤销公告”还是“公告无效”，其后果是注册公告的法律效力终止，不能发生法律效果。新法规定经裁定异议不能成立而核准注册的，原注册公告发生法律效力，条例何以“撤销原注册公告”和“重新公告”。因此，条例本款的规定在根本上是违反新法第34条第二款规定的，而且被异议商标专用权期限自原注册公告之日起计算，又何需重新公告?重新公告的目的和法律效果何在?较为符合法理的解释可能是：被异议商标在异议裁定前已经刊发注册公告的，原注册公告效力“中止”，而非无效或者撤销后的“终止”。

七、关于被异议商标获准注册的溯及力及其救济

条例第23条第三款规定：“经异议裁定核准注册的商标，自该商标异议期满之日起至异议裁定生效前，对他人在同一种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该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标志的行为不具有追溯力；但是，因该使用人的恶意给商标注册人造成的损失，应当给予赔偿。”本款实际上是关于被异议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溯及力的规定，并不涉及停止使用请求权。因为，我国尚不承认商标在先使用权制度，商标一经注册获得专用权就必然能够请求他人停止在同一种或者类似商品上继续使用与该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标志。本款的适用还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认定使用人的恶意?所谓恶意，是指使用人明知被异议商标的存在，仍然在同一种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被异议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标志。对于使用人是否明知由被异议人承担举证责任。比较极端的例子是，异议人在提出异议后开始在同一种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被异议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标志。二是如何认定被异议人的损失?对此原则上可以参照新法第56条的规定，即使用人在使用期间因使用所获得的利益，或者被异议人因使用人的使用所受到的损失，包括被异议人为制止使用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

八、关于对经异议裁定核准的被异议商标提出评审申请时限的起算

条例第23条第四款规定：“经异议裁定核准注册的商标，对其提出评审申请的期限自该商标异议裁定公告之日起计算。”本款一方面明确了对经异议裁定核准的被异议商标提出异议复审以外的评审申请的时限的起算。另一方面为有关机构设定了异议终局裁定公告的义务。依惯例，商标异议终局裁定(含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的异议复审裁定)由商标局编发公告，此公告就是公示，不发生任何法律效果。条例本款的规定无疑赋予了此公告一定的法律效果。由此引发的问题有：第一，有关机构应当在异议裁定生效后多长时间内异议裁定公告?第二，经过司法终审的异议终局裁定(判决)，是否也由商标局编发商标异议裁定公告?这恐怕不得不依靠有关机构间的协调和解释。

九、关于司法救济

新法废除了行政终局裁定的做法，在保留异议复审程序的基础上，增加了司法救济程序，即根据新法第33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对商标评审委员会的异议复审裁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商标复审程序的对方当事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虽然对于商标复审案件采用行政诉讼模式的合理性值得商榷，但毕竟为当事人提供了作为权利的最终救济方式——司法救济，值得称赞。

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商标异议案件实行行政二审、司法二审的四级审理终审制，即商标局异议裁定、商标评审委员会异议复审裁定、一审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二审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此种结果与商标局和商标评审委员会职能分配密切相关。现有的分配设想是：商标评审委员会直接管辖商标注册申请被驳回和商标注册后的争议，商标初步审定并公告后、注册前的争议仍由商标局管辖。就商标异议而言，实际上是一方当事人不服商标局初步审定商标并公告的决定，在本质上与一方当事人不服商标局驳回注册申请、核准注册商标的决定没有区别，即都是不服商标局的决定，立法又何以在管辖上作出区分?将不服商标局初步审定商标并公告的决定的“异议”交由商标局裁定，其合理性值得研究，自我监督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监督的效能(主要表现在有关商标是否近似、商品是否类似的审查标准方面)?因此，较为合理的职能分配设想是：商标评审委员会直接管辖不服商标局决定(含初步审定并公告的决定)的争议(包括异议)。由此可以简化行政审理级数，缩短异议案件的审理周期，最大限度地保护被异议人的程序利益。

十、关于异议审查员回避制度

回避申请书篇9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积压房地产估价是指估价机构接受委托，对积压房地产的土地使用权价格、房地产价格进行评估的行为。

本办法所称房地产估价鉴定是指市、县、自治县房地产估价鉴定委员会（以下简称鉴定委员会）对估价机构的估价结果及其所涉及的估价原则、方法、参数等估价因素进行判定的行为。

第三条  积压房地产估价应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

第四条  积压房地产估价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制定的《房地产估价规范》，以基准地价、标定地价和各类房屋的重置价格为基础，根据积压房地产估价的技术参数和处置积压房地产的有关规定，参照当地现行的市场价格进行。

第五条  积压房地产估价业务，必须由取得房地产、土地估价资格等级证书的估价机构承办，未取得估价资格等级证书的单位不得从事或变相从事积压房地产估价活动。

第六条  积压房地产估价由当事人协商委托，协商达不成一致意见的，可以共同向积压房地产所在市、县、自治县房地产或土地主管部门申请指定估价机构。

经政府批准转化为经济适用住房或比照经济适用住房价格限价销售的房地产项目，需要估价时，由项目所在市、县、自治县处置积压房地产工作机构指定的估价机构承办。

第七条  估价报告书必须由在出具估价报告书的估价机构注册、并直接参与项目估价的两名以上房地产、土地估价师（以下统称估价师）签名，同时加盖估价机构印章，方具有法律效力。

第八条  当事人对估价结果（含在估价报告有效期内的估价结果）没有异议，相关单位不得更改估价结果或要求重新估价；但国家法规、规章规定需要对估价结果进行确认的，由市、县、自治县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办理。

第九条  当事人对估价结果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估价报告书之日起15日内，向原估价机构申请复核，也可以直接向估价项目所在市、县、自治县鉴定委员会申请鉴定。

第十条  有条件的市、县、自治县政府应设立鉴定委员会，未设立鉴定委员会的，可委托邻近市、县、自治县鉴定委员会有关业务。

鉴定委员会的议事规则，由鉴定委员会制定，报当地市、县、自治县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十一条  鉴定委员会收到鉴定申请书后，应在5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并通知当事人。

鉴定委员会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5日内作出鉴定结论。

当事人对鉴定委员会的鉴定结论不服的，可以在鉴定通知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市、县、自治县政府申请复议。

第十二条  估价机构应回避与本机构有利害关系的房地产估价业务；估价机构法定代表人、估价师和鉴定委员会成员必须回避与自己、亲属及其他利害关系人有关的房地产估价或鉴定业务。

当事人有权在委托估价或提交鉴定申请时提出回避要求并说明理由，回避理由在估价或鉴定开始后涉及的，当事人仍可提出回避要求。

第十三条  估价机构及该机构法定代表人参与估价项目估价的回避，由项目所在市、县、自治县房地产或土地主管部门决定；估价师的回避，由估价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决定；鉴定委员会主任担任估价项目鉴定负责人的回避，由鉴定委员会决定；鉴定委员会成员的回避，由鉴定委员会主任决定。

第十四条  对当事人提出的回避要求，应在3日内作出决定。当事人对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决定时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被要求回避的估价机构可以接受估价委托，被要求回避的估价师或鉴定委员会成员可以继续参与该估价项目的估价、鉴定工作。

第十五条  处置积压房地产估价收费按照《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对处置积压房地产实行税费征收优惠政策的通知》（琼府办〔1999〕99号）执行。

估价收费方式由估价机构与当事人商定，可以在估价委托合同签订后预收部分费用（不超过估价收费的50％）；委托人确有困难的，可以协议分期收取或在完成估价后一次性收取。

第十六条  估价结果在鉴定结论±40％以上的，估价机构应退还当事人已交纳的估价费用，房地产估价主管部门可以对估价机构、估价师给予警告处分；一年内上述情况累计达3宗的，由房地产估价主管部门或建议上级主管部门对估价机构给予降低资格等级，直至吊销估价资格的处罚；对估价师给予取消执业资格的处罚。

第十七条  估价师和鉴定委员会成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取消其估价师执业资格、鉴定委员会成员资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回避申请书篇10

第一条  为及时公正处理房产纠纷，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城镇房产管理秩序，根据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特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城镇范围内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房产纠纷的仲裁。

第三条  市、县（市）设立房产纠纷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种裁委员会），为本辖区城镇房产纠纷的种裁机关，按分工负责房产纠纷的仲裁工作。仲裁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

第四条  仲裁机关处理房产纠纷案件，必须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和当事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依法进行调解或仲裁。

第五条  房产纠纷仲裁，实行一次裁决制度。

第六条  仲裁工作实行回避制度。

第二章  仲裁组织

第七条  仲裁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员若干人组成。仲裁委员会的组成须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八条  仲裁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房产管理部门。仲裁委员会办公室设主任、副主任、专职仲裁员。仲裁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聘请有专业知识的人员把任兼职仲裁员，兼职仲裁员与专职仲裁员履行仲  裁职务时享有同等权利。

第九条  房产纠纷案件，一般由首席仲裁员一人和仲裁员二人组成仲裁庭审理裁决；简单的由仲裁员一人调解或仲裁；重大、疑难、复杂的由仲裁委员会讨论决定。

第十条  仲裁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自行回避，当事人也可以口头或书面方式申请其回避：

（一）是本案的当事人或当事人的近亲属；

（二）与本案有利害关系；

（三）与本案当事人有其它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

第十一条  仲裁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的回避、由仲裁委员会决定。

仲裁员的回避由仲裁委员会主任或副主任决定。

其他人员的回避由首席仲裁员决定。

回避的决定以口头或书面方式告知当事人。

第十二条  市仲裁委员会有权对县（市）仲裁委员会的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

第三章  受案范围与管辖

第十三条  仲裁机关受理因房屋的产权、使用、买卖、租赁、交换、分割、侵占、抵押、典当、附属设施使用等引起的纠纷。

第十四条  下列房产纠纷案件仲裁机关不予受理：

（一）人民法院已经受理或审理办结的；

（二）涉及离婚、继承的；

（三）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内部发生的；

（四）其他有权管辖的机关已经依法受理的；

（五）经公证机关公证的；

（六）超过诉讼时效的；

（七）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应由房产部门依照行政管理职权处理的第十五条  房产纠纷案件的仲裁，由不动产所在地的仲裁机关管辖。

第四章  申请与受理

第十六条  房产纠纷案件的当事人可以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可以向房屋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七条  申请仲裁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申请人必须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

（二）有明确的被诉人、具体的申请要求和事实依据；

（三）按规定递交申请书，并按被诉人数提交申请书副本。

第十八条  仲裁机关接到仲裁申请书后，经审查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应在七日内立案，并向被诉人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不符合规定的，应在七日内通知申请人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

被诉人应在收到申请书副本后的十五日内提出答辩书，逾期不提出答辩书的，不影响仲裁机关对案件的处理。

第十九条  已经受理的案件，如申请人要求撤回申请，而被诉人又无异议的，仲裁机关应准许撤回申请，如被诉人提出异议的，应继续仲裁。

第二十条  双方当事人可以直接参加仲裁活动，也可委托人参加仲裁，但必须向仲裁机关提交授权委托书，并应写明委托事项和权限。

第二十一条  仲裁机关有权进行调查取证，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与案件有关的档案资料的原始凭证。

仲裁机关进行现场勘查或技术鉴定，应通知当事人和有关人员到场，必要时可委托有关单位派人协助。

勘查笔录和技术鉴定书应写明时间、地点，并由参加勘查、鉴定的人员签字或盖章。

仲裁机关委托有关单位进行技术鉴定时，受委托单位应按委托的项目、标准等要求进行。

第二十二条  对于可能因一方当事人的行为或其他原因影响仲裁执行的案件，仲裁机关可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对本案涉及的房屋及附属设施做出查封、停用、停建、停拆等保全措施的决定。

当事人向仲裁机关提出保全申请时，必须提供经济担保，拒绝提供经济担保的，仲裁机关可驳回其保全申请。因采取保全措施造成的经济损失，由败诉人承担。

第五章  裁决与执行

第二十三条  仲裁机关处理案件。应先行调解。调解达成协议，应当制作调解书，双方当事人应在调解书上签名或盖章，并由仲裁员署名，加盖仲裁委员会印章。调解书与仲裁决定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当事人应当履行。

调解未达成协议的，仲裁机关应进行仲裁。

第二十四条  仲裁机关审理房产纠纷案件，应在开庭前三日内书面通知双方当事人和其他参与人。申请人经仲裁机关两次通知，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未经仲裁机关许可中途退庭的，可按撤回申请处理。

被诉人经仲裁机关两次通知，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作缺席仲裁。

第二十五条  审理房产纠纷案件，应宣布仲裁庭组成人员，告之当事人的权利，并按申请人、被诉人的顺序询问当事人，进行庭审调查，核对事实，出示和鉴别有关证据，并由双方当事人或其他人答辩和辩论。

双方辩论结束后，仲载庭可再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进行评议作出裁决。

第二十六条  仲裁机关评议案件，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评议应当制作笔录，由仲裁人员签名。评议中的不同意见，应当如实记入笔录。

第二十七条  仲裁机关应对裁决的案件制作仲裁决定书。

仲裁决定书应写明申请人、被诉人的姓名（名称）、地址及其人的姓名、职务；申请理由，争议的事实和要求；仲裁认定的事实、理由和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仲裁结果和仲裁费用的承担；不服裁决起放的期限。

仲裁决定书由仲裁员签名，并加盖仲裁委员会印章后，送达当事人。

第二十八条  仲裁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对本委员会已经生效的裁决，发现确有错误的，可提交仲裁委员会重新讨论并做出处理决定。

第二十九条  当事人对裁决不服的，可在收到仲裁决定书之日起十五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的，仲裁决定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第三十条  对已生效的仲裁决定书，当事人应按照规定的期限自动履行。一方逾期不履行的，另一方可向房屋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第三十一条  房产、土地管理部门可凭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仲裁决定书或调解书及当事人的申请，按规定办理相应的变更手续。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二条  申请仲裁房产纠纷案件，当事人应向仲裁机关交纳仲裁费（包括案件受理费和案件处理费）。

仲裁费由申请人预交，结案后由败诉方承担，部分败诉的按比例分担。

第三十三条  仲裁费的收取标准和使用管理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所称城镇，是指本市城市规划区、桦甸市和蛟河市城区及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建制镇、独立工矿区。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所称仲裁机关，是指房产纠纷仲裁委员会及其下设的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