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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强制执行申请书十篇

时间：2023-04-10 16:25:48

民事强制执行申请书

民事强制执行申请书篇1

原告：***印刷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职务：董事长

地址：

邮编：电话：

被告：中电通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职务：

地址：

邮编：电话：

执行依据：***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08）海民初字第3560号民事判决书和***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8）一中民终字第15986号民事判决书。

执行请求：

1、被申请人给付申请人货款人民币四十六万九千一百二十四元八角；

2、被申请人给付申请人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自2008年12月29日起至实际支付日止,按每日人民币125元计算，根据2008年12月23日颁布的短期货款利率4.86%计算）；

3、被申请人给付申请人案件受理费人民币四千五百一十九元。

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承揽合同纠纷一案，贵院于2008年10月9日作出（2008）海民初字第3560号民事判决书。根据该判决，被申请人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申请人货款人民币四十六万九千一百二十四元八角，如果被申请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29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另外，案件受理费由被申请人承担人民币四千五百一十九元。后被申请人不服提起上诉，2008年12月19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8）一中民终字第1598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现被申请人未履行判决义务，为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申请强制执行。

此致

***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

民事强制执行申请书篇2

论文摘要：当人们把纠纷提交给司法机关和仲裁机构进行裁决或者公证机关公证，人们的权力、义务得到法律的确定之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并不自觉履行自己的义务，致使另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实现，这时，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法律赋予了权利人申请执行的权利。

申请执行是当事人的一项诉讼权利，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此有明确的规定。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执行的开始主要有两种，即：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和审判员移送执行。移送执行是指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由审理该案的审判人员将案件直接到交付执行人员，随即开始执行程序的行为。申请执行是指生效的法律文书中的实体权利人，在对方当事人不履行义务时，向人民法院请求强制执行的行为。申请执行权是当事人的诉权在执行程序中的重要体现，是当事人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

由申请执行引费用100发出的执行程序之诉讼程序的最后阶段，只有及时、正确的立案受理并完成执行工作，才能使诉讼纠纷得到最终解决。同时，如果不强制负有义务的当事人履行义务，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内容就不能实现，法律文书也将成为一纸空文。因此，强制执行既维护了法律的尊严也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于当事人申请执行的案件，按照《民事诉讼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的规定，申请执行经人民法院审查，符合下列条件的，才予立案：

一、申请或移送的法律文书已经生效

二、申请执行人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人或其继承人

所谓执行当事人就是执行程序中的债权人和债务人。换言之，就是法院判决、裁定、仲裁裁决等具有给付性质的执行根据上所确定的债权人与债务人。但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和对执行当事人的称谓并不统一。《民事诉讼法》一般使用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这一对概念，但有时也使用“债权人”、“申请人”、“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等概念。司法实践，执行当事人的称谓应当统一，使用申请人和被执行人这一对称谓。

执行主体是指依照执行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并能够引起执行程序发生、变更或者终结的组织或者个人。执行活动是在人民法院和执行当事人的参加下进行的，人民法院和执行当事人都是执行主体。执行根据的效力，原则上只及于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权利人和义务人。一般情况下，只有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人和义务人为执行当事人，人民法院也只对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实施强制执行。但是在执行程序中，案外人因实体法上的原因承受执行当事人地位，享有申请执行人的权利或者承担被执行人的义务，因此他们也可以成为执行主体。但应当提交继承或者承受权利、义务的证明文件。

三、受申请执行的法院有执行管辖权

受申请执行的法院是否享有管辖权，是审查执行申请时的一个重要问题。执行管辖是指根据法律规定，在人民法院系统内部划分各级人民法院和同级人民法院之间强制执行案件的分工和权限。确定执行案件的管辖权，有利于权利人行使申请权，使权利人的权利得以实现；有利于人民法院内部的工作均衡和协调；有利于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的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在涉外执行的情况下，有利于维护国家。根据法律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以及刑事判决、裁定中的财产部分，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执行；由人民法院执行的其他法律文书，由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因此，对于当事人申请执行的案件，根据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只有享有管辖权，才能立案受理，否则就不能立案受理。对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当事人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应当受理；当事人向两个以上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

四、申请执行人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申请

关于申请执行的期限，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当事人申请，应在法定的执行时效内提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19条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限，双方或一方当事人是公民或法人的为2年。申请期限从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间的最后1日起计算。在司法实践中，在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公证机关作出裁判、裁决或者公证文书后，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其义务时，另一方当事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没有告知当事人提起申请执行的期限；同时，由于有些当事人法律知识匮乏，在没有告知其申请执行权利时，便不知道自己还享有申请执行的权利，当事后得知，提出执行申请时，已经超过申请期限，人民法院对此申请不予受理。

2、法律规定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1 日起计算。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分期履行的债务，债权人只能分期申请执行，对未到履行期限的部分无权申请执行。

五、应当提交相关文件或证件

申请执行，应向人民法院提交下列文件和证件：

（1）申请执行书。申请执行书中尖当定明申请执行的理由、事项、执行标的，以及申请执行人所了解的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

申请执行人书写申请执行书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提出申请。人民法院接待人员对口头申请应当制作笔录，由申请执行人签字或盖章。

（2）生效法律文书副本。

（3）申请执行人的身份证明。公民个人申请的，应当出示公民身份证；法人申请的，应当提交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其他组织申请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副本和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

（4）继承人和权利承受人申请执行的，应当提交继承或承受权利的证明文件。

民事强制执行申请书篇3

申请人：姓名、性别、年龄、住址、联系电话

被申请人：姓名、性别、年龄、住址、联系电话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因离婚一案，经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XX年9月6日以民初字第200号判决书(调解书)作出判决(调解)，现判决书(调解书)已发生法律效力，但被申请人拒不(全部)履行判决书(调解书)中规定应尽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特向你院申请予以执行

申请执行事项：

事实和理由：

此　致

xxxx人民法院

申请人：

申请日期：年月日

我国人民法院案件强制执行的通常方法和手段有如下几种：

一、查询、冻结、划拨被申请执行人的存款。

二、扣留、提取被申请执行人的收入。

三、查封、扣押、拍卖、变卖被申请执行人的财产。

四、搜查被申请执行人隐匿的财产。

五、强制被申请执行人交付法律文书指定交付的财物或者单据。

六、强制被申请执行人迁出房屋或者退出土地。

七、强制执行法律文书指定的行为。

民事强制执行申请书篇4

一、当前非诉执行存在的问题

1、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审查

《若干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机关申请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应当在30日内由行政审判庭组成合议庭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就是否准予强制执行作出裁定。对该条如何理解认识不一。特别是准予强制执行裁定书与执行通知书哪个先下发，更是模糊不清。一种观点认为，合议庭对行政机关申请的非诉行政执行案件进行审查，对符合合法性要求的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准予强制执行裁定，下发给行政机关和被执行人后，再转入执行程序，向被执行人下发执行通知书。对不符合条件的，作出不准予强制执行裁定，不再予以执行。另一种观点认为，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机关的执行申请后，有30日的审查期限，可以先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被执行人对具体行政行为无异议，自觉履行，则不需作出强制执行的裁定，反之，接到人民法院的执行通知后，仍不履行的或提出异议的，合议庭再进行审查，认为符合执行条件的，作出准予强制执行的裁定；对于具体行政行为明显缺乏事实根据、法律依据及其他明显违法并损害被执行人合法权益的，则裁定不准予执行。笔者认为后一种观点较为可行。因为行政庭受理行政机关的申请后，应在30日内组成合议庭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既要审查，就须通知执行的双方了解情况，单纯看行政机关的卷宗是审不清的，也容易作出错误裁定。执行与审查不能截然分开。对准予强制执行裁定的下发一定要慎之又慎。另外，根据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的有关规定，人民法院决定受理执行案件（含非诉行政执行）后，应当在3日内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而《若干解释》规定是否准予强制执行裁定应在案件受理后的30日内作出，由于行政诉讼法及《若干解释》不完善，可以参照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这也可以从侧面说明，执行通知应在裁定之前发生，若被执行人提出异议，也可以为案件的审查提供参考，避免作出错误裁定。

2、申请人民法院执行的时间把握问题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此外，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也规定了在复议和诉讼期间，除几种特殊情况外，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据此，一些行政机关认为，只要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并送达后，即使申请复议和起诉期限未满，也可以立即申请人民法院执行，因为即使相对人复议或起诉了，也不停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还有一些行政机关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并送达后，超过15日当事人未起诉即可申请人民法院执行，因为《若干解释》第八十八条规定，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应当自被执行人的法定起诉期限届满之日起180日内提出。而法定起诉期限一般是15日，故15日过后当事人未起诉的即可申请人民法院执行。笔者认为，这两种理解都存在片面性。行政复议法实施后，行政相对人申请复议的期限一般为60日，因而造成了复议与起诉期限的不同步，也造成了对法定起诉期限的两种理解，一种观点认为只有15日，当事人超过15日未起诉即丧失诉权，此时法定起诉期限已届满，行政机关即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另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复议期限一般是60日，即使当事人在15日内未起诉暂时丧失了诉权，但仍有复议权，当事人可以通过复议后又重新取得了诉权，法定起诉期限仍未超过。故法定起诉期限的届满应随着申请复议期限的届满而届满，甚至比复议期限更长，而不应片面理解为15日或60日。笔者同意后一种观点。在法定的申请复议或起诉的期限内，当事人依法行使了申请复议权和诉权。那么，不仅要等法定起诉期限届满，还要等最终的法律文书生效后，行政机关才能在180日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据此，笔者建议，将《若干解释》第八十八条中的“法定起诉期限届满之日”修改为“法定申请复议、起诉期限届满且具体行政行为生效之日”，便于更好地理解与执行。

3、关于非诉行政行为的先予执行问题

随着行政复议法的实施，几年来，行政机关已逐渐接受了较长的60日的申请复议期限，待复议期满后当事人既未复议、起诉又不履行的，再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但也有一些行政机关由于管理对象的特殊性，总感到两个月的申请复议期限过长，且复议后当事人还可以起诉、上诉，一整套程序下来，等个体行政行为生效已一年有余。进入执行程序后，被执行人早已人去屋空，有时甚至两个月的申请复议期限未满就出现此类情况。而实践中也确有一些短期的被管理对象钻法律空子，与行政机关玩时间上的游戏，弄得行政机关无计可施。因此，一些行政机关在申请复议期限未满的情况下，参照《若干解释》第九十四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先予执行，有的法院也据此予以受理并裁定予以执行。笔者认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首先，非诉行政行为申请法院先予执行没有法律依据。《若干解释》第九十四条明确了先予执行的前提是在诉讼过程中，行政诉讼的提起是先予执行的前提，但也不必然产生先予执行的法律后果，而非诉行政行为不适用此条解释，因为行政诉讼的提起完全取决于行政相对人。参照民事诉讼法及相关解释，也找不到非诉行政行为可以先予执行的法律依据。这就是说，非诉行政行为的先予执行无法可依。其次，《若干解释》第八十六条规定，行政机关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申请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应当具备的条件之一即具体行政行为已经生效并具有可执行内容。何为生效，即具体行政行为已处于一种稳定的不可更改状态，当事人除履行外别无选择。如果起诉或申请复议期限未满，此时的具体行政行为尚不稳定，还可能随着当事人申请复议或起诉而被撤销、变更，如果此时人民法院依据行政机关的申请先予执行，采取了强制执行措施，从程序上剥夺了行政相对人依法享有的复议、起诉的权利，从实体上侵犯了行政相对人的人身权、财产权。另外，人民法院的提前介入，容易造成当事人对复议、起诉失去信心，不利于充分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先予执行，万一执行错误，还要承担国家赔偿的法律后果。对于非诉行政行为，行政机关有充分理由认为被执行人可能逃避执行的，申请人民法院先予执行，经审理符合《若干解释》第九十二条规定情况的，可以告知行政机关申请财产保全措施，若行政机关坚持先予执行，依据《若干解释》第九十五条第（三）项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准予执行。

二、完善非诉执行案件程序的必要性

1、行政非诉执行案件不同于申请执行生效民事、行政裁判文书的案件。申请执行生效的民事、行政裁判，因为经过较为严谨的庭审程序，裁决的内容准确性、稳定性相对较高，生效的裁决具有确定的执行力，因此申请执行生效的民事、行政裁判文书的案件可直接进入强制执行阶段，不需再做审查。而行政非诉执行案件，申请执行的行政行为尚需确认其效力，有待法院的进一步审查。行政非诉执行案件，类似启动了一次诉讼程序，申请执行的行政行为仅仅是执行标的，法院执行的依据是作出的强制执行裁定。这一过程中，申请执行的行政行为接受与行政诉讼基本相同的合法性审查，准予强制执行的裁定实际上相当于确认行政行为合法的裁判，然后才是实际强制执行阶段。现行立、审、执分离的审理模式适用于非诉执行案件，也说明了这类案件不同于执行生效裁决文书的案件，更具有完整诉讼程序的特点。

2、行政非诉执行案件的特殊之处决定了执行程序应当有别于申请执行生效民事或行政裁决的案件。既然行政非诉执行案件具有完整的诉讼程序的特点，就应当吸收诉讼机理，有一个类似民事、行政诉讼审理案件的程序。具体而言，申请人提出的执行申请副本应当及时送达被申请执行人，告知其享有提出回避、提出异议的权利，并将需要审查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事项向被申请人作出说明；对个别争议较大的申请行政非诉执行的案件，可以通过举行听证的形式，运用证据规则，查明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具备强制执行的法定条件；在文书送达等事项的分工上与现在诉讼案件没有差别。考虑到非诉执行案件主要针对行政行为的执行，毕竟具有“非诉”性质，程序设计上不宜照搬诉讼程序，在有利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当简则简。

3、通过完善准予强制裁定作出前的程序，有利于提高准予强制执行裁定的准确性、稳定性，不仅便于查明被申请人是否有复议或起诉的情形，而且有利于明确申请执行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被申请人是否为行政行为的义务人等须审查的内容。经过裁定之前的程序，增大了案件裁定的透明度，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作出的裁定使被申请人心理上的抵触情绪得以缓解，甚至在裁定前自动履行，达到及时、准确执结的效果。

4、目前的行政非诉执行案件，准予强制执行的裁定主要是在通过书面方式审查申请执行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后作出的，而且缺乏必要的程序保障，往往仅凭申请人一家之言即下裁定，这样做是没有认识到行政非诉案件的特殊性，降低了裁定的稳定性。加强准予强制执行裁定人作出前的程序措施，使作出的裁定具有生效裁定的应有意义，而不是只作为办理非诉执行案件一个手续，对于规范行政非诉执行案件和提高准予强制执行裁定的稳定性、权威性都是必要的。

三、完善非诉执行案件程序

1、确立非诉执行案件申请原则，严格把关

人民法院审查非诉执行行政案件，应遵循以下原则：（1）坚持依法对申请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适度审查的原则；（2）坚持合议制的原则；（3）坚持以生效的有执行内容的行政法律文书为依据的原则；（4）坚持说服教育促使行政相对人自动履行与强制执行相结合的原则。

民事强制执行申请书篇5

此案应如何处理,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南郊支行与广大公司签定的借款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应认定为有效。南郊支行与广大公司、秦川公司所签定的保证合同有效,并且办理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公证文书。法律赋予当事人可以凭生效的债权文书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权利。同时,并不排斥当事人以同一诉讼标的直接向人民法院行使诉权。对当事人而言,是依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的公证书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还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具有选择权。为此当事人并未丧失程序意义上的诉权。因此原告南郊支行的起诉,应由法院受理。对于其诉讼请求,应当给予支持。

第二种意见认为:南郊支行与广大公司,秦川公司签定的借款合同及与秦川公司签定(贷款)保证合同后,三方协商由公证处出具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按照我国民诉法第216条、217条、218条的立法精神,判决书、仲裁书、和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是处于同一阶位上的。公证机关出具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后,作为债权人的南郊支行已经取得了与人民法院通过诉讼程序做出判决书具有同等强制执行效力的执行依据。南郊支行既然通过公证程序取得执行根据就不能另行寻求诉讼程序再次取得执行根据。南郊支行选择了公证机关赋予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力的这一债权确认方式,就意味着自愿放弃了诉权,就不能选择按诉讼程序二次确认诉权。而公证机关赋予债权文书的强制执行效力就是对债权的确认,其本身就是一种执行依据,因而南郊支行应根据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在借款到期6个月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从而实现其债权。故南郊支行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应驳回起诉。

笔者同意第一种意见,公证机关已经赋予了该借款合同强制执行效力的,作为债权人的南郊支行具有诉权。理由有二:

其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8条的规定,对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第24条规定,经过公证处公证证明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一方当事人不按文书规定履行时,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依照上述规定,公证债权文书是由公证机关代表国家依法赋予了强制执行效力,可以直接纳入执行程序中。因此在义务方不履行义务时,权利人就无须通过诉讼程序来确认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可以持公证书直接申请人民法院对不履行债权文书的当事人强制执行。上述情况,法律只是对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作为执行根据的有关规定,而对在申请执行期限内当事人未申请执行,作为债权人有没有诉权,法律未作出明确的规定,也没有禁止性规定。

民事强制执行申请书篇6

【关键词】代位执行强制执行程序违法执行名义

案件回溯及问题的提出

2004年12月1日，广州正浩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正浩）以同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德投资）、青海庆泰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庆泰信托）为被告，向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青海省高院）提讼，要求其归还1700万元借款及其利息。该案经青海省高院庭前调解后达成调解协议，由青海省高院制作（2004）民二调字第03号《民事调解书》，约定同德投资在收到调解书后7个工作日内先向广东正浩归还1000万元，其余700万元于2005年4月30日前支付。由于同德投资未能在约定时间内归还欠款，广州正浩向青海省高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同德投资没有资产可供强制执行，青海省高院以同德投资对海南仁望享有到期债权为由，以海南仁望作为被执行人，于2006年3月24日下达（2005）青法执字第03—9号《民事裁定书》（以下简称03—9号民事裁定），裁定查封、冻结海南仁望在三亚西岛所拥有的5000万元股权，并做出（2005）青法执字第03—11号《执行通知书》，责令海南仁望于2006年4月30日前自觉履行全部给付义务，逾期不履行，将依法处理该股权以清偿海南仁望所欠债务。

海南仁望对此不服，于2006年4月10日向青海省高院提出书面《执行异议书》，认为执行裁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程序违法，要求撤销03—9号《民事裁定书》。随后，青海省高院就该项异议召开听证会，会后青海省高院没有撤销针对海南仁望的执行裁定。相反，2006年7月26日，海南仁望正式向青海省高院提出书面申请，同意青海省高院将其持有的三亚西岛50%股权进行拍卖，将拍卖款抵偿同德投资对广东正浩的欠款。2006年7月27日，青海省高院向海南仁望发出（2005）青法执字第03—14号《通知》，决定拍卖海南仁望持有三亚西岛50%的股权。

由于海南仁望坚持认为青海省高院将其确定为被执行人缺乏合法依据，且法院在执行拍卖过程中存在诸多违法情形，经多次申诉后，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12月29日要求青海省高院对该案进行复查。青海省高院经复查后于2011年10月就多项违法执行事项作出了纠错裁定，但坚持认为海南仁望作为被执行人并无不当，其理由在于被执行人同德投资对海南仁望享有到期债权，且海南仁望书面同意法院拍卖其持有的三亚西岛50%的股权。显然，青海省高院认为，海南仁望的股权拍卖是按照“代位执行”程序予以处理的。因此，海南仁望申诉理由是否成立的关键在于对青海省高院“代位执行”的合法性判断及其效力认定之上。

代位执行的合法性判断

代位执行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之中，但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适用意见）以及《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执行规定）中对代位执行的相关程序要求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具体包括：被执行人对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向法院提出对第三人的执行申请；法院向第三人发出履行到期债权通知；第三人在通知送达后15日内未提出书面异议的，由法院作出执行裁定；强制执行第三人的财产。从这些现有的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来看，代位执行的合法性判断至少包括：代位执行的启动基础法定；代位执行的程序法定；代位执行必须依法取得新的执行名义。

首先，代位执行的启动基础法定。代位执行的启动指代位执行程序的启动。由于学界对于代位执行的性质存在不同见解，因此代位执行的启动基础也存在不同的认识。代位执行的性质认识包括四种观点，分别是“继续执行说”、“协助执行说”、“债权保全说”以及“执行方法说”或“执行措施说”。其对于代位执行启动基础的影响在于代位执行是否属于相对独立的执行程序。如果是属于相对独立的执行程序，那么根据民事执行的一般理论，执行程序得依债权人的申请方可启动；如果不相对独立，则法院可以在执行债务人的程序中依职权对第三人启动代位执行程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规定”第六十一条的规定，我国代位执行必须经由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的申请方可启动，法院不得依职权直接要求第三人向申请执行人履行到期债务。可见，我国目前仍然主张代位执行程序为相对独立的执行程序。

其次，代位执行的程序法定。程序法定为民事执行法的原则性要求，又称为“执行有据”，即执行程序的启动、进行和结束的全过程都必须有法律上的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代位执行的程序性规定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必须有执行申请人或被执行人的申请；法院必须向第三人发出履行到期债权通知；第三人未异议后的执行裁定。任何一项的缺失都将影响代位执行的法律效力。

最后，代位执行的执行名义法定。执行名义乃确定债权人债权之范围，得据以请求执行机关实施强制执行之公文书。我国习惯将其称之为执行根据或执行依据，即成为法院强制执行的合法性依据。由于代位执行是发生在主执行程序之中，因此有关代位执行是否应当具备新的执行名义则存在不同的认识。按照执行关系和执行主体理论，代位执行第三人不是主执行程序的当事人，申请执行人的申请不必然对第三人产生法律效力。如果需要追加其他主体作为被执行主体，那么就需要在实体上确立其他主体的给付义务。因此，其他主体给付义务的确立必须有明确的执行名义作为合法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在“执行规定”中虽然没有明确指出执行依据，但是该规定以第三人对“履行到期债权通知”的默认作为向第三人作出“执行裁定”的基础，且代位执行程序因第三人的异议而立即归于终结，由此可见“执行裁定”已经具备了代位执行程序中执行名义的基本条件。如果第三人针对法院“履行到期债权通知”提出异议的，那么申请执行人和法院将不会对第三人直接取得合法有效的执行名义。

代位执行程序违法的效力分析

代位执行程序违法将会产生何种法律效果呢？一般而言，民事执行行为的效力包括有效、可撤销和无效三种。其中可撤销以及无效的民事执行行为又称为瑕疵民事执行行为。凡是违反民事执行有效要件及程序性规定的行为均属于瑕疵民事执行行为，但可撤销民事执行行为与无效民事执行行为的效力不一样。

在台湾地区，区分无效和可撤销的民事执行行为关键在于判断该行为对于何种性质法律规定之违反。民事执行行为是否为撤销或无效，则需要从执行行为对于执行制度的违反程度以及私的利益违反程度来判断。违反民事强制执行制度的执行行为当属无效，而不违反民事执行制度规定但给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行为则属于可撤销的民事执行行为。

未经申请的代位执行效力。“执行规定”要求，代位执行由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向法院提出申请，但在用语上没有采用“必须”等强制性词语，而是使用了较为弱化的“可以”，且没有对申请的形式作出强制性规定。据此可以认为，代位执行程序的启动申请不属于强制性规定范畴，而可以归属为任意性法律规范。如果执行法院未经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的申请，依职权主动开启代位执行程序的，则将法院的行为认定为执行不当，在法律效力上不当然构成执行无效，而应当界定为可撤销的执行行为。

未经通知的代位执行效力。与代位执行申请所不同的是，“执行规定”对“履行到期债务通知”的内容作出了非常详细的规定，且要求通知必须“直接送达”给第三人，不得采取其他送达方式，突出地呈现出强制性法律规范的特点，任何对履行通知内容及送达的违反均构成实质性制度违反。据此可以认为，违反履行到期债务通知规定的行为均可视为无效民事执行行为，具体情形包括：执行法院没有发出履行通知的；履行通知的内容不符合规定的；履行通知没有采取直接送达方式送达的。

代位执行异议未经处理的执行效力。代位执行程序虽然经过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的申请得以启动，但是程序的继续进行则完全取决于第三人是否对“履行到期债务通知”提出书面异议。第三人一旦提出异议的，代位执行程序正式终结。“执行规定”第六十三条规定“第三人在履行通知指定的期间内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得对第三人强制执行，对提出的异议不进行审查。”其中“不得对第三人强制执行”同样属于强制性规范。因此，如果法院违反执行异议规定而为执行行为的，则该项代位执行应属无效。在实践中，法院违反执行异议强制性规定而实施的无效代位执行行为主要有：无视第三人的执行异议继续执行的；针对第三人异议进行实体性审查的，最终认为第三人异议不成立继续执行的。

本案代位执行的效力分析

代位执行海南仁望股权引发的疑惑。根据前文对于本案法律事实的基本描述，不难发现本案在执行过程中存在以下几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青海省高院没有制作并直接送达“履行到期债务通知”；海南仁望针对03—9号民事裁定书提出书面异议，而不是针对“履行到期债务通知”；03—9号民事裁定直接将海南仁望列为被执行人；03—9号民事裁定直接裁定查封冻结海南仁望股权；青海省高院针对海南仁望执行异议举行听证会；海南仁望在听证会后主动提出拍卖申请。

如此怪异的代位执行，不免让人产生诸多疑惑。其中最为核心的疑惑当集中于03—9号民事裁定以及03—11号《执行通知书》的法律性质认定之上。

第一，03—9号民事裁定是否属于执行名义。执行名义作为民事强制执行的核心要素，必须具备一定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其中尤以是否具备具体的给付内容为重。根据03—9号民事裁定载明的内容来看，可以确定03—9号民事裁定属于执行名义性质，主要理由如下：03—9号民事裁定直接将海南仁望列为被执行人，符合执行名义形式要件要求；03—9号裁定查封冻结了海南仁望持三亚西岛的股权，以偿还同德投资的债务，具备具体的给付内容。

第二，03—11号《执行通知书》是否属于“履行到期债务通知”。青海省高院在作出03—9号民事裁定后，以03—11号《执行通知书》的形式责令海南仁望于2006年4月30日前自觉履行全部给付义务，逾期不履行的，将依法处理该股权以清偿债务。从通知的内容来看，具有债务履行通知的效力。但是否符合代位执行“履行到期债务通知”的特点，则需要从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规定”第六十一条对履行通知内容的具体规定予以判断。“执行规定”规定履行通知必须包含四项基本内容：直接向申请执行人履行债务；限期15日内履行；限期15日提出执行异议；违背的法律后果。然而，03—11号《执行通知书》中仅包含了四项内容中的一项。因此，03—11号《执行通知书》根本不具备“履行到期债务通知”的效力。

第三，海南仁望提出拍卖申请的合法性。案情显示，海南仁望针对03—9号民事裁定于2006年4月10日向青海省高院提出书面执行异议，经青海省高院举行听证会后，又于2006年7月26日提出拍卖申请。那么海南仁望的拍卖申请是否有效对抗之前提出的“执行异议”呢？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规定”第六十三条规定“第三人在履行通知指定的期间内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得对第三人强制执行，对提出的异议不进行审查。”由此可见，第三人享有的抗辩权为绝对异议权：只要第三人在指定期限内提出异议，即发生排除强制执行的效力，履行通知自然失效，执行债权程序终结。如果将青海省高院对于海南仁望股权执行界定为代位执行，那么该代位执行程序将会因为海南仁望的书面异议而归于终结，海南仁望于执行异议后提出拍卖申请不具备代位执行上的法律效力，该行为自始无效。

本案代位执行的效力分析。如果以时间为序来分析判断青海省高院对海南仁望实施的“代位执行”，不难发现该案存在以下执行乱象：广州正浩是否书面申请代位执行未可知。由于青海省高院在03—9号民事裁定书以及03—11号《执行通知书》中并未提及广州正浩申请代位执行事宜，因此青海省高院是否依职权启动代位执行不得而知，也与最高院的“执行规定”的规定相悖。执行裁定先于履行通知和执行异议。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规定”的规定，第三人在收到履行通知15日内不提出书面异议的，且不履行的，法院有权裁定对其强制执行。然而本案案情则显示青海省高院未经履行通知和执行异议直接裁定强制执行。代位执行程序并未因执行异议而终结。海南仁望提出异议后，青海省高院以听证会的形式对该异议做出了实体审查，明显违反“执行规定”的程序要求。

民事强制执行申请书篇7

代位执行的含义及理论基础

负有偿还被执行人到期债务的案外第三人，经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申请，人民法院可决定，由该案外第三人直接向申请执行人履行被执行人所负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债务，承担被执行人法律义务，这种执行方法运用了债权人代位权原理，实为申请执行人（债权人）代位被执行人（债务人）向第三人主张权利，故学界多称之这“代位执行”。这种执行法律制度的确立，对于缓解目前法院执行难有重要意义，首先是代位执行可以扩大被执行人履行义务的财产范围，更快地实现申请人依据法律文书应得的利益，既保护了申请执行人的权利，也保护了被执行人合法权益；其次，可以减少债权实现的环节，避免讼累，达到简便快捷，节省时间，节约人力、物力的目的；再次是有利于迅速解开债务锁链，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流通。

代位执行的理论基础是民法的债权人代位权制度，债权人代位权，是指债权人依法享有的为保全其债权、当债务人怠于行使其权利而使债权人权利的实现受到侵害时，债权人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属于债务人权利的实体权利。《法国民法典》第1166条规定：“债权人得行使其债务人的一切权利和诉讼，但权利和诉权专属于债务人个人者，不在此限。”《日本民法典》第 432条规定“债权人为保护自己的债权，可以行使属于债务人的权利。”在我国的台湾《民法》第242条规定“债务人怠于行使其权利时，债权人因保全债权，得以自己的名义行使其权利。但专属于债务人本身者，不在此限。”其第243条规定“前条债权人之权利，非于债务人负迟延责任时，不得行使。但专为保存债务人权利之行为，不在此限。”我国《民法通则》中虽没有对债权人的代位权作明确规定，但1999年3月25日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73条对代位权制度予以了确认；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 300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61条至69条司法解释中确认了在执行程序中对代位权制度予以适用。

代位执行的法律特征

继续执行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采取本法第二百二十一条、二百二十二条、二百二十三条规定的执行措施后，被执行人仍不能履行债务的，应当继续履行义务。债权人发现债务人有其他财产的，可以随时请求人民法院执行。”《意见》第300条规定：“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债务，但对第三人享有到期债仅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申请执行人的申请，通知该第三人向申请执行人履行债务。该第三人对债务没有异议但又在通知指定的期限内不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执行。”这里的其他财产可以是被执行人隐匿起来的财产，也可以是执行以后依法取得的财产，还可以是对第三人享有的到期债权，因为债权实质是一种直接管领的财务，是以债权形式存在的财产。从履行的角度来说，被执行人必须首先用现有的财产履行债务，当现有的财产履行不能时，并不能因此免责，仍应以其他财产，当然，包括债权形式存在的财产继续履行。

合并执行性。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的债权债务关系，被执行人与第三人的债权债务关系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法律关系。申请执行人对被执行人的债权是已经实体审理并上升法律意志的债权，依法进入执行程序，具有拘束力，执行力、确定力，而被执行人对第三人的债权则是未经实体审理和确认的自然权力，不具有确定力，执行力。被执行人不能以该债权对抗其所负申请执行人的债务，但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法院依申请向第三人发出履行通知。如果第三人依法定程序提出异议，表明被执行人第三人的债权存在异议，双方对该债权债务享有诉权，那么就需要通过审判进行确认，不能产生代位执行的法律后果。如果第三人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不能提出异议，或者提出的异议属于无效异议，则人民法院据此裁定第三人直接向申请执行人履行，产生代位执行的法律后果。由此可见，代位执行实际上是省略了被执行人对第三人债权的实体审理，并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将三者之间俩个原本无关的债权债务合并在一起执行。

标的的特殊性。通常情况下，民事执行的执行标的是债务人的财产或行为，只要债务人交出执行的财产或者作为、不作为某种行为，执行目的就能达到，执行程序即可完结。而代位执行中，执行标的是债务人对第三人的债权，只有第三人对债权人清偿债务，执行目的才能完成，执行程序才能完结。

代位执行的执行依据

执行必须以生效法律文书为依据，强制执行的一切工作都必须有合法依据，这是民事执行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代位执行是对第三人财产或行为的强制执行，而被执行人并未取得对该第三人的执行名义，申请执行人据以申请执行的执行名义只对被执行人有效，那人民法院对第三人迳行执行所依据的执行名义是什么？是不是人民法院向第三人发出的履行到期债务的通知（以下简称发履行通知）或法院执行组织制作执行裁定书送达第三人作为执行依据，显然不是。

首先，无论履行通知还是执行裁定，均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可以作为执行依据的法律文书，任何一种法律文书要成为执行依据都必须有法律明文规定为前提。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目前可作为执行依据的法律文书有：（1）民事判决书、调解书；（2）具有财产执行内容的刑事判决书、裁定书；（3）支付令；（4）财产保全、先予执行裁定书；（5）仲裁裁定书、仲裁机构调解书；（6）公证债权文书；（7）承认和同意协助执行外国法院判决、裁定及外国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的裁定书；其次，履行通知和执行裁定的作用在于通知当事人、明确执行措施，保证执行工作顺利进行等等，属于辅助性法律文书，本身并无执行力。《规定》第61条所规定的履行通知虽具有财产（债权）保全性质（禁止第三人向被执行人清偿），但这与财产保全执行不同，不包括对第三人财产实施查封、扣押等措施。1998年4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案外人的财产能否进行保全问题的批复》（法释[1998]10号）也明确规定不能对此类第三人财产采取保全措施。第三，在每个执行程序中，执行组织都要向当事人发出履行通知和执行裁定。《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条规定：“执行员接到申请执行书或移交执行书，应当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责令其在指定的期间履行，逾期不履行的，强制执行。”规定在决定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时，应制作裁定送达当事人。可见，向当事人发出履行通知和执行裁定是所有执行程序必经的过程，并非代位执行独有。因此，把履行通知和执行裁定作为对第三人的执行依据于法无据，超越了这两种法律文书的功能。

对第三人进行执行是否需要另外取得执行名义？也不必要。虽然根据判决效力相对性原则，判决的效力仅及于当事人，法律原则上不允许任何人受自身并不参与的诉讼结果的约束，但判决的相对性并不意味着判决不产生任何对外效力，在特殊情况下，法律为保证判决的确定统一性，保障判决所确定的权利得到实现，承认判决的对外效力，即给付判决的执行力扩及于特定第三人，理论上称之为判决效力的扩张性。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明文规定判决效力的扩张性，但《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部分条文体现了判决效力的扩张性，根据这些规定，判决效力可以扩张及于下列人：（1）权利义务继承人。（2）代表人诉讼中参加登记的全体权利人。（3）连带责任人；（4）对被执行人承担义务的人，其中被执行人不能履行义务而对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的，法院可裁定执行第三人的财产，即代位执行。

因此，申请执行人据以对第三人申请强制执行的依据正是他据以申请对被执行人强制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

代位执行的适用条件

最高人民法院《意见》第300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第61条至69条是司法解释机关对代位执行制度所作的原则规定，从规定的内容可知，代位执行必须具备四个条件：

首先，申请执行人对被执行人的债权必须得到生效法律文书的确认。执行的依据是生效的法律文书。因此，研究对被执行人债权的执行，首先应使这项债权得到生效法律文书的确认，才能取得依据。只有申请执行人对被执行人享有债权，申请执行人才能对第三人行使代位权，这是代位执行的前提，而申请执行人对被执行人所享有的债权，必须以经过生效法律文书的确认。只有合法有效的债权，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

其次，必须有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债务的事实存在。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债务的事实，应当是发生在执行期间，不能清偿债务包括不能清偿和清偿不能。不能清偿指因客观因素，暂时无偿付能力或只有部分偿付能力；清偿不能是指隐匿财产和规避履行，当然也包括当事人死亡或外逃下落不明等情况。这两种情况都可能导致申请执行人的债权不能实现，应认定为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债务，申请执行人可以申请代位执行。需要注意的是评价被执行人能否清偿债务应排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法释[2004]15号）中第五条规定的八种不得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而只能以此外的财产及资金为限。

再次，必须是被执行人对案外第三人享有到期的债权。这里所指的债权，必须是已经到期的债权，即使存在着债权债务关系，如果约定的清偿期未满，被执行人无履行请求权，申请执行人也自然无从代位行使。在执行过程中，还应注意三点，一是被执行人与案外第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应当是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违法所得、犯罪所得而产生的 “债权债务”关系，不能作为“债权债务”关系予以保护；二是被执行人对案外第三人拥有的权利，必须是金钱、有价证券等可执行的债权，物权和人身权不能成为代位执行标的；三是这种债权必须已达到约定的履行期限，只有口头约定或没有明确约定期限的，可以视为到期债权。《规定》第66条还明确：被执行人收到履行通知后，与案外第三人恶意串通，放弃债权或延缓履行期限的行为无效，人民法院仍可在第三人无异议或又不履行的情况下予以强制执行。这时的异议如果仅仅是对履行期限所提出的，也应认为其异议是无效的。

第四，必须是案外第三人对债务没有异议或异议被驳回却又在通知指定的期限内不履行。规定第62条至65条均是对执行异议作出的规范。第62条规定，第三人履行通知的异议一般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口头提出的，执行人员应记入笔录，并由第三人签字或盖章。第63条规定，第三人在履行通知指定的期间内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得对第三人强制执行，对提出的异议不进行审查。第64条规定，第三人提出自己无能力履行或与申请执行人无直接法律关系，不属于本规定所指的异议。第三人对债务部分承认，部分有异议的，可以对其承认的部分强制执行。

代位执行的具体程序

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提出申请。《规定》第61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可以依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的申请，向第三人发出履行到期债务的通知……”法律规定当事人有权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享有是否申请代位执行的权利，只有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才能依职权作出是否适用代位执行的决定，而不能不尊重其权利擅自决定。当然人民法院在发现有可以代位执行的现象时，可以向申请执行人提供并加以指导具体操作。法律没有对申请形式提出要求，但代位执行涉及诸方面具体问题，应以书面形式申请为宜。可以由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向正在执行该案的人民法院书面提出请求，并写明第三人的姓名、名称、性别、年龄、地址、住所等基本情况，执行依据文号，已执行情况，被执行人不能履行或履行不能的事实、原因、财产状况及要求第三人提供有关借据、欠条、生效的法律文书等证明其享有债权即可。书写确有困难提出口头申请时，应当由书记员将申请内容记录在卷。

人民法院收到申请后，应制定履行通知书，并送达第三人。根据《规定》第61条，履行通知应当包括以下四项内容：第三人直接向申请执行人履行其对被执行人所负的债务，不得向被执行人清偿；第三人应当在收到履行通知书后的15日内向申请执行人履行债务；第三人对履行到期债务有异议的，应当在收到通知后的15日内向执行法院提出，第三人违背上述义务的法律后果；根据法律文书的性质和执行实践的要求，通知书还应包括以下一些内容：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和第三人的基本情况；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代位执行的请求事项和理由，包括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履行情况及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陈述的被执行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实践中可以使用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书和第三人对被执行人所负债务的证据文本的复印件。

强制执行。对于当事人提出无效异议或没有在法定异议时间内提出异议而又不履行债务的，执行法院可依照《规定》第65条，裁定对其强制执行。此裁定同时送达第三人和被执行人。执行中可以适用民事诉讼法、《意见》和《规定》所规定的强制措施。

代位执行程序的终结。现行法律并没有对代位执行程序的终结作出规定，因此应参照民诉法第235条对一般执行关系终结的规定，并结合代位执行的特殊性，在下列情形发生时，人民法院应裁定代位执行程序终结：①申请人撤回代位执行申请；②第三人确无可供执行财产；③被执行人恢复履行能力；④据以执行的执行依据被撤销；⑤被执行人提供了担保并经申请执行人同意。

另外，《规定》第67条还要求第三人在人民法院要求其履行到期债务时，不得向被执行人履行。由于第三人向被执行人履行，造成已向被执行人履行的财产不能追回的，第三人除在其向被执行人履行的财产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外，法院还可以追究其妨碍执行的责任。

代位执行的几个具体问题

由于《意见》规定得不够具体，明确，《规定》对不少问题作了许多必要的补充，但有些具体问题尚待研究和统一：

异议期与履行期分开问题。现行的异议期与履行期间不臻合理、科学。从法律角度看，异议期是法律赋予案外第三人行使抗辩权的期间，这时其法律地位尚处于不确定状态，对法律地位尚未确定的案外人发出履行通知书，有失法律严肃性，此外，也不利于案外第三人抗辩权的行使。《意见》没有异议期限，《规定》中提出异议期间与履行期统一为15日。如果将异议期和履行期分开，既有利于抗辩权的充分行使，又能使法院发出的履行通知书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和强制力，当代位被执行人不履行义务时，可以强制执行。

多个代位和一人多个代位问题。现实中，被执行人与两个以上债务人有债权关系的现象很多，此时，能否将多个符合条件的案外第三人均作为代位被执行人？也可能出现一个案外第三人与两个以上被执行人有债权债务关系，代位执行中，能否实行一个案外第三人被多个被执行人代位？上述两种情况，如果条件符合，原则上可代位执行的，但履行义务数额只能在被执行人和案外第三人应清偿的债务总额内，且应分别裁定。如果案外第三人经济状况悬殊，可选择其中履行能力较强的适用代位执行。

中止和终结代位执行问题。代位执行阶段中，代位被执行人遇有《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条二百三十五条规定的情形的，能否适用？实践中，可参照适用，但只能裁定中止或终结代位执行，而不宜裁定中止或终结执行。因为，实际上中止代位执行、终结代位执行后，被执行人与申请人、代位被执行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并没有因此而消亡，中止或终结的只是代位执行关系。

复代位执行问题。复代位执行是指代位执行裁定作出后，代位被执行人客观上也出现了代位执行的情况和条件，人民法院可否裁定另外的案外第三人人作为复代位执行对象向申请执行人清偿债务。《规定》第68条对此作了否定，因此从执行程序上看，执行的案件是一宗案件，而不是一串案件，法院执行力量不能用于解开债务人的连环债务锁链上，否则不仅使环节增多，关系复杂化，而且法律文书制作困难，反而增加执行难度。当然，实践中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执行人员可以在查清事实的前提下对与代位被执行人有债权债务关系的当事人做思想工作，促其自动履行，帮助代位执行人收回债权，创造履行条件，但不能强制执行。

民事强制执行申请书篇8

案例1：2009年4月，吴某将人民币1.2万元借与朋友张某，双方约定借款期限为1年。还款期限届满后，吴某多次向张某索要钱款未果。无奈之下，吴某向公证处咨询求助。公证员在对张某出具的借据及借款用途等情况作了调查后，确认双方借贷行为合法有效，建议双方当事人达成新的借款协议，并出具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书。2011年11月，新的借款协议期满，但张某仍以无力支付为由未将欠款及违约金归还吴某。为此，公证处根据吴某的申请，依法出具了执行证书。吴某持执行证书向法院执行庭申请强制执行，很快使自己的债权得以实现。

案例2：董某经营着一家造纸企业。2010年6月，因业务需要，董某以现有房屋和设备作抵押，向投资公司申请贷款60万元，借款期限6个月，按季结息。双方在签订借款协议时，协商增加了“如果借款方不按约定期限偿还本息，凡符合强制执行条件的，贷款方有权持强制执行公证书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承诺条款，并申请办理了借款协议公证。合同到期后，投资公司多次上门催款未果。在这种情况下。投资公司立即申请公证处出具了执行证书。人民法院据此对借款方的抵押财产依法进行了执行，向投资公司全部偿还了借款本息。

案例3：某建筑工程公司承接了所在镇中学的综合教学楼工程。工程按期竣工并经验收合格后，由于建设方尚欠承建方25万元工程款，承建方以此为由拒绝交付使用。后经双方协商。达成了建设方6个月内分期还清工程款的还款协议。为解除后顾之忧，双方均同意办理还款协议公证。公证处受理申请后，经审查认为双方债权、债务关系成立，所签协议合法有效，遂根据当事人的要求，赋予该债权文书有强制执行效力。今年2月，双方约定的还款期届满后，债务人仍未偿还工程款。为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公证处在多次调解无效后，根据债权人的申请出具了强制执行证书。人民法院接到债权人的申请后，依法对债务人的部分财产及账户上的存款予以查封。慑于法律的威力，第二天，债务人自觉还清了全部债务。

通常情况下，不管是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还是法人与法人之间发生借贷纠纷后，大多数债权人往往会选择通过诉讼途径解决。这样不仅要经过一审、二审等“繁琐”的诉讼程序，还需要当事人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除了打官司和申请仲裁以外，债权人还有一条迅速实现债权的捷径——申办强制执行公证。

所谓强制执行公证，是指国家公证机构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对于追偿债款、物品的文书，经审查核实认为无疑义的，对债权文书进行公证，并依法赋予其强制执行效力，债务人不履行公证文书规定的义务时。债权人即可不经过诉讼程序。而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证明活动。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八条规定：“对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对经公证的以给付为内容并载明债务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承诺的债权文书，债务人不履行或者履行不适当的，债权人可以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前款规定的债权文书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并将裁定书送达双方当事人和公证机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的《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中规定，公证机构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应当具备以下条件：(一)债权文书具有给付货币、物品、有价证券的内容；(二)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债权人和债务人对债权文书有关给付内容无疑义；(三)债权文书中载明债务人不履行义务或不完全履行义务时，债务人愿意接受依法强制执行的承诺。

公证机构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的范围包括：(一)借款合同、借用合同、无财产担保的租赁合同，(二)赊欠货物的债权文书，(三)各种借据、欠单，(四)还款(物)协议。(五)以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抚育费、学费、赔(补)偿金为内容的协议，(六)符合赋予强制执行效力条件的其他债权文书。上述3个案例，均符合公证机构办理强制执行公证的条件，通过及时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从而不必经过诉讼程序而直接启动执行程序，在较短的时间内维护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民事强制执行申请书篇9

一、判决确认权利的转让

“执行难”已经成为20世纪末困扰中国司法界的最大因素。在此情形下，一些债权人开始“转卖”判决书。这一现象的出现，的确反映了当今中国司法公信的程度，也反映执行实践中的“无序”与“混乱”。但是，如何看待、处理我国法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这一现象，见仁见智，争议颇多，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宣告判决就等于宣告法律，买卖《判决书》意味着零售法律规范，判决的折价也就意味法律规范的贬值，因此，《判决书》的买卖是对法律权威、司法公信的藐视，是对执行体制、社会信用的“讽刺”，这种行为已经严重损害了我国的司法权威。从法律角度看，“买卖”《判决书》与判决既判力之间无法协调，“买卖”《判决书》使债权的实现渠道受阻，“买卖”《判决书》会引发交易自由与公共秩序之间的矛盾{1}。

第二种观点认为，“买卖”《判决书》的现象反映了执行难的现状下，当事人有所为的态度，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这种方式向法院施加压力或者宣泄自己的情绪。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角度分析，“买卖《判决书》”是可行的。首先，受让人通过收买《判决书》，可以与债务人进行抵消。《判决书》要“买卖”的原因既然是债务人没有偿债能力，如果受让人对债务人有债权关系，通过“买卖《判决书》”可以使受让人实现抵销权。这种方式不需要通过法院变更申请执行人，只需通过当事人的单方意思表示就可以进行法定的抵消。其次，每个案件都有执行成本，债权人在衡量成本之后，作出转让判决确认债权的行为是符合债权人利益的{2}。

笔者认为，“买卖”《判决书》这种行为的确会产生司法权威受损的负面影响，但是，通过司法途径难以实现正义，正是“买卖《判决书》”这种行为存在的缘由。然而，“买卖”《判决书》，从表面上看，是将法院《判决书》向判决当事人以外第三人的转让，但本质上是一种权利交易，是就判决确认之权利所进行的转让。《判决书》仅仅是法院对权利义务关系所作判定的一种记载，其本身只有证明的价值，而没有转让、买卖的价值。《判决书》的“买卖”实质上是判决确定权利的转让，那么，判决确定的权利能否转让呢？对此，学界、实务界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判决所确定的权利不可以转让。该观点认为，《判决书》是国家司法审判机关作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是法院行使审判权的体现。只有法院通过审判程序才能依法变更或处理《判决书》，其他任何机关、组织或个人都无权处理判决书。也就是说，《判决书》是法院才有权处理的法律文书，不属于公民可以依法享有的法律权利的内容，它是一种国家行为，而不是民事行为。持该观点的学者进一步分析了若是允许确定债权转让，会使司法权威下降，衍生司法腐败，导致“执行难”越发严重{3}。

第二种观点认为，判决确定的权利可以转让。判决确定的权利是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债权，本身依然具备一般债权的可处分性，即债权人可以整体放弃或部分和解，也可以转让，这是对私权的处分。判决是对这种私权的确定和保护，禁止已确定债权流转不仅违背了基本法理，而且违背了判决确定和保护私权的初衷{4}。

笔者认为，判决所确定的权利是可以转让的。理由是：第一，就权利的本质而言，判决所确定的权利是一种私法上的权利，权利人在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可以自由处分，可以行使，也可放弃，甚至可以把权利转让给他人。第二，就判决所确定的权利本身而言，判决仅仅是对权利存在、范围等内容的确定，进而使当事人对权利不能再行争议，而权利本身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只不过在实现上具有强制执行力而已，在债务人拒不履行义务时，债权人可以请求国家执行机关强制实现。第三，就判决的性质，判决是国家审判机关对权利义务关系所作的判定，这种判定的作出是一种国家行为，而判决所确定权利的转让是一种民事行为。我们不能把两者加以混淆，更不能以判决的作出是国家行为来否定权利实现行为，否则，就无法解释执行和解现象。第四，就判决所确定的权利转让后果而言，判决所确定权利的转让并不是衍生司法腐败、导致“执行难”的根本原因，相反，正是由于司法腐败、执行难等现象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判决书》的“买卖”—判决确定权利的转让。如果仅仅由于执行腐败或“执行难”来反对、禁止判决确定权利的转让，其结果必然不利于强制执行目的的实现，那必然是因噎废食的做法。当前执行实践中，“判决交易”这一问题比较突出，且具有社会影响，但这一问题是在我国特定环境下显现的本土问题，与我国的执行环境和观念有关。“判决交易”能够成立并且愈演愈烈的事实本身则揭露了这样一种当下的世态：诉讼的胜诉方相信在国家机关之外还存在着能够兑现判决内容的更强势力，《判决书》的购买方相信被执行者有能力偿债或者将来有望回收投资甚至还或多或少有利可图{5}。但是，如果法院具有足够的权威、国家具有足够的强制力、围绕执行的各种制度安排具有足够的合理性，那么债权的实现就会有保障，“叫卖判决”、“折价求偿”的现象就无从说起。最后，强制执行法的相关规定蕴含着判决确定的权利是可以转让的精神。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8条第2款规定：“申请执行人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人或其继承人、权利继受人。”又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处置不良资产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第3条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让、处置已经涉诉、执行或者破产等程序的不良债权时，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债权转让协议和转让人或者受让人的申请，裁定变更诉讼或者执行主体。

另外，有观点认为，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债权属于国家公权力对当事人之间权益干涉调整之后的债权，当事人不能自由转让。因为这种债权的转让不仅要受到合同法的调整，还应当受诉讼程序的约束。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不正确的。第一，债权的实现遇到障碍而发生争议时，通过国家公权力的介入，排除债权实现的障碍，确认、强化有争议的债权。此时，国家公权力对该债权本身没有作任何调整，从性质上看，该债权本身没有任何变化。第二，债权受实体法的调整是正确的，但不能认为债权本身要受到诉讼程序的约束。债权的司法确认和实现要受到诉讼程序的约束，必须遵循诉讼程序的要求进行，但诉讼程序本身不对债权进行任何调整和约束。

关于转让权利的数额，有观点认为，转让权利是债权人的自由，其可以判决确定的数额转让，也可以低于判决确定的数额转让，他人甚至法院都无权干涉。而另有观点认为，虽然判决确定的权利权可以转让，但基于司法的权威，债权人只能以判决确定的数额转让。笔者认为，上述两观点的分歧表面上是转让的数额问题，其实涉及到强制执行的依据问题。从权利的本质看，判决确定的权利是否转让、以多少数额转让，确实是债权人的自由。如果对转让的数额进行限制，则不利于权利的转让、实现，也不符合权利的本质。但是，在判决确定权利转让后，特别是受让人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时，执行法院是依据判决确定的数额执行，还是依据转让协议确定的数额执行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它既关系到执行法院对转让协议的审查，也涉及到实践中存在的“低价收购、原价执行、从中获利”现象的处理。笔者认为，基于权利的可处分性和避免违规、违法执行行为，执行法院应以转让协议确定的数额进行强制执行。同时，随着我国执行环境的逐步改善、强制执行法律制度的完善，单纯基于避开执行难的原因而进行的债权转让必将大大减少，因为在正常情形下，没有人愿意将自己的权利“打折”。

二、权利受让人的适格

债权人将判决确定的权利转让给受让人后，受让人能否因此成为执行当事人，享有强制执行请求权呢？这是司法实践中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学界、实务界意见纷呈、看法众多。笔者认为，这一问题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分析：一是在判决确认权利得以移转的情况下，强制执行请求权是否随之移转？二是判决确定权利的受让人是否为判决执行力扩张所及，作为适格的当事人申请强制执行呢？

在判决确认权利得以移转的情况下，强制执行请求权是否随之移转？对此问题，学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肯定者认为，判决确认的权利转让后，受让人就享有强制执行请求权，这是因为受让人获得了实体权利，其应获得维护和实现该实体权利的程序权利—强制执行请求权。否定者认为，判决确认的权利是可以转让的，而作为程序权利的强制执行请求权是不能转让的。只有判决中所明确的权利人才享有强制执行请求权，而其他的第三人不是判决中确认的权利人，其不能享有申请执行的权利。笔者赞同肯定说。强制执行请求权是债权人享有的要求国家执行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以实现判决确定内容的权利。作为一种权利，强制执行请求权应由债权人自由行使，其本应可转让，但强制执行请求权与判决确认的权利关系密切，其目的就在于实现判决所确认的权利，因此，强制执行请求权不能单独转让，其仅能随同判决确认权利的转让而移转。“强制执行请求权非对于债务人之上请求权，系附从于执行名义而存在，于执行名义所载上请求权让与时，即随同转移于其受让人，并由受让人行使之。”{6}）试想一下，如果债权人仅仅把强制执行请求权转让出去而仍保留判决确认的权利，那么受让人获得强制执行请求权的目的、意义何在？反之，如果判决确认的权利转让后，受让人不能基于受让而获得申请执行的权利，而强制执行请求权仍由原来的债权人享有，但问题是原来的债权人已经不再拥有判决确认的权利，在不享有判决确认权利的情况下，却依然拥有申请执行的权利岂不是荒唐的？执行名义的执行力是依附于执行名义中的债权而存在的，没有执行名义中存在的债权，就没有执行力，执行力不可能脱离债权而独立存在{7}。

需要注意的是，受让人的强制执行请求权不是通过债权人直接转让而获得的，而是由于判决确认权利的转让，基于对该权利的拥有而获得的。受让人通过受让获得了判决确认的权利，那么也就具有实现该权利相应的程序权利—强制执行请求权。如果义务人不主动履行义务的，该权利主体（权利受让人）就可以启动实现判决确认权利的强制执行程序。

判决确定权利的受让人是否为判决执行力所及，作为适格的当事人申请强制执行呢？对此问题，《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然而，有学者认为，确定判决的债权受让人是原债权人的特定继受人，应受执行力扩张所及，是适格的执行当事人。也有学者认为，债权的受让人，均非执行力所及，而不能当然变成执行当事人。笔者认为，这一问题涉及执行当事人适格理论。所谓执行当事人适格，是指于特定之执行事件具有为债权人或债务人之资格，得为其为执行行为或对之为执行行为者而言，亦即执行名义效力所及之人而言{7}39，其有债权人适格和债务人适格之分。适格的执行当事人就是正当的执行当事人，只有适格的执行当事人以自己的名义申请执行或者履行义务并承受强制执行效果，强制执行才有实质意义。衡量主体是否为适格的执行当事人，是以判决确定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为根据。一般情况下，判决确定的实体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人是正当的债权人，判决确定的实体法律关系中的义务人是正当的债务人。在判决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发生转移时，权利义务关系的继受人因享有权利或者承担义务而分别成为正当的债权人或债务人，而权利义务关系的转让人因丧失权利而成为不适格的当事人。受让人也无须另取执行名义，即可申请强制执行。至于具体适格与否，应由执行法院依职权进行调查。

由于强制执行是实现判决确定的债权人对义务人的权利，因此，判决所载明的人，即是正当的执行当事人。但是，在判决确定权利得以移转的情况下，受让人并不是判决书上载明的权利人，此时，受让人显然不能仅仅直接依据确定判决向国家执行机关申请强制执行，因此，在判决确定权利得以转让的情况下，如何认定受让人为适格、正当的当事人则显得十分重要。在日本、德国，采用执行文制度，关于执行当事人及继受人的适格，不是由执行机关来判断，而由法院书记官予以审查，并将审查结果表示于执行文上，传达于执行机关。而在我国台湾地区，“强制执行法”第3条规定：“判决成立后，强制执行申请，执行当事人适格有变更时，应由新适格者提出申请，或对新适格者为执行的请求，并提出其执行适格的证明文件。如果没有提出证明文件直接申请强制执行的，执行法院应通知其补正。”我国《民事诉讼法》则没有做出相应的规定，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处置不良资产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第3条规定：在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情况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债权受让人可以成为申请执行主体。但这一情形是在特定情况和范围内实施的特例，是配合国家金融政策的执行而作出的，不具有普适性。实践中，对于判决确定权利转让后申请执行的处理极不统一，有的法院依据《转让协议》变更申请执行人后立案执行，有的法院以无法律依据为由，驳回申请人的申请。各地不一的做法，不仅有损于执行的权威，也引发了新的“执行乱”。鉴于此，笔者认为，将来修改《民事诉讼法》或制定《强制执行法》时，有必要借鉴德国、日本的做法，结合我国实际，就这一问题做明确的规定。

三、权利受让人的程序救济

判决确定的权利转让后，受让人可以向执行法院申请执行，并提出《判决书》和《转让协议》。执行法院收到申请及相关文件后，对受让人的申请进行审查，审查的重点是双方转让协议的真实性。对双方协议的审查是实质性的审查，还是形式上的审查，有学者认为，在执行领域腐败现象比较严重，权钱交易比较突出的情形下，从严把握是妥当的{8}。笔者赞同这种看法。至于审查的方式，《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法院的做法并不统一。有的采取执行听证程序，有的采用书面审查形式，有的视为重大事项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公开的若干规定》第12条的规定[1]，将来立法时应明确规定：“对判决确认权利的转让，一般应当公开听证进行审查；案情简单，事实清楚，没有必要听证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审查。”公开听证时，应通知被执行人（债务人）参加。必要时，法官可以直接询问判决书中的权利人（出让人）和受让人。

对于《转让协议》，执行法院经过审查，会做出认可或否定《转让协议》的结论，那么，法院认可或否定《转让协议》，将发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在认可《转让协议》的情况下，执行法院应裁定变更受让人为执行申请人，并受理受让人的执行申请。一旦法院接受了受让人的执行申请，受让人便成为执行权利人，原来的权利人不再拥有申请执行的权利。但是，在否定《转让协议》的情形下，是否意味着转让协议本身的无效呢？这涉及两方面的问题：其一，法院直接认定双方的《转让协议》在实体上不能成立。这不仅具有实体上的效果，还会产生程序上的效果。但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存在未经诉讼审理就直接裁判转让协议有效无效的司法后果。其二，法院驳回受让人要求开始执行程序的请求，这仅仅具有程序上的效果。但在此情况下，由于没有在实体上予以否定《转让协议》的有效性，倒是避免了未经诉讼审判直接裁判的尴尬，然而，由于无法通过执行程序实现转让的权利，实际上也导致了《转让协议》的“死亡”。无论上述哪种情况，均产生《转让协议》无效或“死亡”的后果。对此，执行法院应裁定驳回受让人的申请，原来的债权人（出让人）依然拥有强制执行请求权，可以向执行法院申请执行。

如果判决确认权利的受让人向执行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而执行法院以其不是执行名义效力所及之人为由，裁定驳回其执行申请的，受让人不服的，如何获得救济？笔者认为，这一问题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就受让人的不服申请，是通过诉讼程序予以解决，还是给予程序性的救济，如声明异议？另一方面，对于受让人的不服申请，是由作出生效裁判的法院管辖，还是由执行法院管辖？在我国台湾地区，1996年“强制执行法”修订之前，如执行法院驳回受让人强制执行申请的，受让人仅能遵循抗告程序请求救济。而1996年“强制执行法”修订后，受让人应依诉讼程序谋求救济，受让人可以提起“许可执行之诉”。笔者认为，一方面，受让人是否为执行力所及之人是一种实体争议，对这种实体争议应依照诉讼程序进行审理、解决。把本来属于实体争议当作程序争议加以处理，这种做法严重损害了当事人的程序利益和实体利益，对强制执行目的的实现极为不利。另一方面，诉讼程序相对复杂，如一律通过诉讼程序处理，在效率上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也可能会被恶意利用，拖延执行。同时，执行机关审查程序相对简单，且实践表明，执行机关审查、处理有利于减少当事人诉累，节约司法资源，提高执行效率。基于上述考虑，笔者主张将执行机关的处理作为前置程序，对执行机关的处理不服的，才能提起诉讼。为此，作如下设计：受让人对执行法院驳回其执行裁定不服的，可以向执行法院提出异议。对异议处理结果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受让人提起的诉讼是由作出生效裁判的法院管辖，还是由执行法院管辖，我国《民事诉讼法》未作出明确规定。从其他国家和地区来看，受让人提起的诉讼大都由执行法院专属管辖。笔者认为，这一诉讼是因执行而衍生的案件，其审理结果直接影响到执行程序的进行，因此，由执行法院进行审理，更有利于沟通信息、提高效率，也方便当事人进行诉讼。

受让人提起的“许可执行之诉”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诉讼，其当事人应如何确定呢？笔者认为，“许可执行之诉”既然是受让人提起的诉讼，原告自然应当是判决确认权利的受让人。受让人提起诉讼的目的是实现其对债务人的权利，因此，“许可执行之诉”应当以被执行人（债务人）为被告。

【注释】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公开的若干规定》第12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案外人异议、不予执行的申请以及变更、追加被执行主体等重大执行事项，一般应当公开听证进行审查；案情简单，事实清楚，没有必要听证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审查。审查结果应当依法制作裁定书送达各方当事人。

参考文献

{1}蒋惠岭．“买卖判决书”难以逾约法律障碍[N]．法制日报，2005 -12 -05(5).

{2}徐伟．判决书街头买卖法律该如何面对[N]．法制日报，2005-12-06(4).

{3}胡道才．李富成．买卖“判决书”的经济分析[EB/OL]．http://www. adis. cn/Article/Fygc， (2005-04-27.）

{4}张艳．对“买卖判决书”的法律认知[J]．法律适用，2005，(7):43.

{5}季卫东．判决书“市场化”忧思[J]．财经，2006，（总166) :39.

{6}杨与龄．强制执行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