赔偿合同十篇

赔偿合同篇1

关键词 :损害赔偿；缔约过失；违约责任；合同解除；任意解除权

有损害，才会有赔偿。在合同法中有诸多损害赔偿的规定：缔约过失责任中的损害赔偿，违约责任形式的损害赔偿，合同解除后的损害赔偿，在某些具体合同中赋予任意解除权的损害赔偿等等。而这四者的损害赔偿有什么不同呢？它们各自的概念如何界定？它们的赔偿对象是什么？赔偿范围又是什么？下面笔者对四者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希望能建立起一个系统完整的体系。

一、合同法上关于损害赔偿的规定

（一）缔约过失责任损害赔偿的规定

在我国合同法上有关于损害赔偿的诸多规定，如合同法第42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第43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无论合同是否成立，不得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该商业秘密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些都是关于缔约过失责任的损害赔偿。

由此可以看出缔约过失损害赔偿是指在合同订立过程中，一方因违背其依据诚实信用原则产生的先合同义务而导致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造成相对人信赖利益的损失所应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

（二）违约责任损害赔偿的规定

《合同法》第10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这是关于违约损害赔偿的规定。

违约损害赔偿，是指违约方因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义务而给对方造成损失，依据法律和合同的规定应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 [1]

违约损害赔偿有以下特点：[1]

1、损害赔偿是因债务人不履行合同债务所产生的责任。也就是说，合同关系的有效存在是违约损害赔偿存在的前提。

2、损害赔偿原则上仅具有补偿性而不具有惩罚性。因为其目的主要是赔偿，而不是惩罚。在我国，基于《合同法》坚持等价交换的交易原则，原则上也不适用惩罚性损害赔偿。但也存在例外，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此条即属于惩罚性损害赔偿，仅针对消费者交易中的欺诈行为而适用。

3、损害赔偿具有一定程度的任意性。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可以预先约定一方当事人在违约时应向对方当事人支付一定数额的金钱。这种约定方式既可以用具体金钱数额表示，也可采用某种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来确定，同时，当事人也可以事先约定免责的条款从而免除其未来的包括损害赔偿责任在内的违约责任。

4、损害赔偿以赔偿当事人的实际遭受的全部损害为原则。我国合同法第113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只有赔偿全部损失才能使非违约方获得在经济上相当于合同得到正常履行情况下的同等收益，由此才能督促当事人有效地履行合同。

（三）合同解除损害赔偿的规定

我国民法通则第115条规定:“合同变更或者解除，不影响当事人要求赔偿损失的权利。”合同法第97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损害赔偿。”这是关于合同解除后损害赔偿的规定。本来依据合同严守原则，依法生效的合同在当事人之间具有法律约束力，是不能随意变更或解除的。但是如果合同赖以生存的条件发生变化，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时，当事人可以通过解除合同来摆脱原合同束缚，重新获得交易自由。由于合同解除多半是由一方违约行为所引起，其发生必然伴随着当事人之间利益的损失与赔偿。根据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在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的关系上，我国采取了并存主义，承认当事人合同解除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并存。

笔者认为合同的解除应分为两种。一种是可归责于一方当事人的事由而引起的解除即违约解除；另一种是因无可归责于任何一方当事人的事由而引起的解除即非违约解除(它应当包括因不可抗力、情事变更引起的解除，约定解除及协议解除等)。违约解除实质是对违约方的一种制裁，是一种特殊的合同责任，它侧重保护的是非违约方的利益，法律要平等地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使双方的经济损失尽量减少到最低。所以合同解除损害赔偿既包括因一方违约而产生的损害赔偿， 又包括非因一方违约而产生的损害赔偿。[2] 在本文中重点讨论的是非基于违约行为而产生的损害赔偿，笔者把它称为狭义的合同解除损害赔偿。

（四）任意解除权的损害赔偿

合同法第268条规定：定作人可以随时解除承揽合同，造成承揽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第410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关于各国法律规定任意解除权的立法理由，通常的解释是在承揽合同中，定作物往往是为了满足定作人的特殊要求，若承揽工作的完成已不必要，则定作人可以随时通知解除合同以避免资源的浪费；而在委托合同中，因委托合同是建立在委托人和受托人相互信任的基础上，若这种信任基础动摇，则坚持合同可能有害无益，故允许任何一方解除合同。[3]

二、合同法上损害赔偿的类型比较

（一）产生的时间不同。

缔约过失赔偿责任产生于合同缔结的过程中而不是合同成立以后，这一点也是区别于违约责任和合同解除的基本点所在。而违约责任形式的损害赔偿只能基于有效的合同提出，也就是说，合同关系的有效存在，是违约损害赔偿存在的前提。合同的解除是在合同成立后履行完毕前发生的，使合同关系溯及地消灭的行为。因此在合同解除后的损害赔偿并不存在有效的合同。

任意解除权则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行使，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因而由其所产生的损害赔偿的时间也具有不确定性。我国《合同法》第268条规定仅依文义解释，似乎是有关当事人可在任何时间内行使任意解除权而将合同解除，但这一结论并不具有妥当性。考察其他国家和地区立法例，德国、台湾、日本民法典以及瑞士债法均规定在工作完成之前，定作人可以解除合同；而当承揽人承揽的工作完成后，不论是否已交付，定作人均不再享有此项任意解除权。所以定作人行使承揽合同的任意解除权应在工作成果完成之前，即从合同成立、合同开始履行到工作成果开始完成之前。[4]而委托合同在法律中并未有严格界限，即在订立合同后可以随时解除合同。

（二）产生的理论基础不同。

缔约过失责任是以诚信原则为理论基础的民事责任。诚实信用是现代民法的基本原则。基于诚信原则产生的协力、告知、保密等附随义务，贯穿在缔约关系和合同关系的始终。这些义务不是出于当事人的约定，而是诚信原则的要求，是道德的法律化，是一种法定义务，是合同生效前的附随义务，亦称之为先合同义务。由于缔约方出于过错违反了这些义务，造成了对信赖利益的损失，从而产生了信赖利益的赔偿请求权。这种赔偿请求权的性质不是侵权行为的请求权，也不是违约责任的请求权，而是因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所应注意义务的请求权。因此，缔约过失责任的理论基础在于诚信原则。[5]

违约损害赔偿责任的基础是意思自治原则。合同是两个以上当事人意思表示的合意，当事人通过自愿协商，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利益确立彼此间的权利义务，形成双方的合意。对此“合意”，合同当事人应当恪守。如果违反并给对方造成损失，不管主观状态，都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实际上这种违约责任可以说是从合同义务转化而来，本质上出于当事人双方的约定而非法定。而双方的约定是基于意思自治原则中依自己的意志实施私法行为的内涵而产生，是双方真实意愿的反映，对约定义务的违反从其根源上讲就是违反了意思自治原则。因此，违约损害赔偿责任的理论基础在于意思自治原则。

对于合同解除损害赔偿的责任在理论上并无明确说法。我国《民法通则》第115条规定：“合同的变更或者解除，不影响当事人要求赔偿损失的权利。”《合同法》第97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因此，我国法律承认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是可以并存的。因为合同解除作为一种补救手段，只是使受害人摆脱了合同关系的束缚，从而使其可以选择新的订约伙伴，但其因对方的违约造成的损失并没有得到补救。即使是在解除后采取恢复原状的方法，也不能使受害人遭受的损失得到补偿。在某些情况下，要使当事人完全达到订约前的状态，仅仅通过返还履行的方法是不够的，还必须采取损害赔偿的方法。[6]

承揽合同和委托合同的任意解除权虽有“任意”含义，但必须依法行使，要根据立法的本意和任意解除权的法理基础去行使，任意解除权的行使，虽表面上属合法行使权利，但本质上却具有违约特征。理由如下：首先，解除权人在合同有效成立后可任意解除合同，从而使业已有效成立的合同关系消亡，这与合同应予严守的原则相背离，从根本上具有违约的特征；其次，自对方当事人的角度观之，一方不具理由地任意解除合同，与对方违约几无异处。法律设定任意解除权的目的，应是要追求一种比“合同严守”更高的“价值”“，合同严守”所体现的主要是法的秩序价值。而法律对任意解除权的设定，本质上是为了追求法的自由和效率价值。在若干特定情形之下，法律允许当事人任意解除合同，比坚持“合同严守”更能实现法的自由和效率的价值，且并不会损及或过分损及法的秩序价值。[4]因此，法律设定承揽合同与委托合同的任意解除权体现了对法的自由和效率价值的追求。

（三）赔偿的对象不同

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对象是信赖利益。缔约过失责任属于合同前责任，其理论基础为诚信原则的违反。该观点的确立即在于承认当事人的信赖利益。缔约过失责任，从本质上说，是在缔约过程中，具有过错的一方缔约人所应承担的相对方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责任。学者们提出，法律应该承认缔约人在缔约过程中享有信赖利益，以保护其正当的利益，鼓励其继续保持诚实信用。而我国《民法通则》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信赖利益，但其第61条规定“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实际上肯定了在缔约过程中信赖利益的存在。

违约损害赔偿的对象是期待利益。期待利益实际上就是当事人在合同订立时期望从此交易中获得的各种利益和好处，从此意义上来讲也可称为交易利益。违约损害赔偿是以违约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为前提的。在违约发生时，当事人之间存在着合同关系，正是因为一方违反了合同义务且造成了另一方的损害，才应当承担违约损害赔偿责任。[7]

关于合同解除损害赔偿的对象，我国理论界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合同解除时的损害赔偿是对信赖利益的赔偿。该观点认为，合同因解除而消灭，就不再有基于合同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责任。但在一方违约的情况下，非违约方会遭到因相信合同继续存在而实际不存在所致的损害，即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信赖利益的损害，既非根据合同的债务不履行，也不是根据债权，而是直接依据法律的规定产生的。[8]第二种观点认为合同解除时的损害赔偿属于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理由是：在合同解除前，合同已经依法成立，当事人一方违反合同的，就应根据法律规定承担债务不履行的责任。这种责任是客观存在的，无论当事人是否解除合同均无影响。[9]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合同解除场合的损害赔偿，依然是因违约而发生的损害的赔偿，以履行利益为主，在不发生重复填补问题的前提下，也可以包括其他损害的赔偿(信赖利益、固有利益)。[10]

关于定作人任意解除权的损害赔偿问题，我国法律上也只是做了抽象的规定。对合同法第268条所定赔偿的范围，有解释认为，主要包括承揽人已完成的工作部分所应获得的报酬、承揽人为完成这部分工作所支出的材料费以及承揽人因合同解除而受到的其他损失。定作人预先支付报酬的，在扣除已完成部分的报酬外，承揽人也应当将剩余价款返还定作人。[11]此解释的赔偿范围未包括对未完成工作部分可得利益的考虑。而对于委托合同的损害赔偿解除问题，学说上存在分歧。笔者认为，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委托分为无偿委托和有偿委托两种情形，两种委托具有不同特性，且在历史上和有些国家的现行法中，委托以无偿为原则，因而情形也就更加复杂。大陆法系各主要国家立法上，不论是规定委托为无偿的德国、法国，还是规定委托可为无偿也可为有偿的其他国家如日本、瑞士、意大利等，均未如承揽合同的任意解除一样，明确规定委托合同的任意解除所须赔偿损失的范围。关于委托合同任意解除的赔偿责任的性质，学说上有不同见解。一说认为，如果没有不得已的事由，而于相对人不利之时期终止合同，对于以相对人信任为基础的委托合同，为权利的滥用和合同义务的违反，所以应负债务不履行责任，应进行积极损害（履行利益）之赔偿。第二种学说主张为不利时期终止的直接损害，消极损害（信赖利益）不在其内。第三种学说主张为因不利时期终止所成立的损害（台湾地区民法第213条以下），例如事务因受托人突然辞退而不能进行处理，委托人因没有充分时间选任新的受托人以代替处理事务，所以不得不使用较高报酬及较差的其他劳务所受到的损害，但是受托人不就全部履行利益负其责任。 [12]

三、立法建议

现代债权法的主要重点，可说在于规范损害赔偿、在于损害赔偿之债。[13]损害赔偿之债在实务上最称重要，万流归宗，民法上之问题，实以此为核心。[14]损害赔偿责任被认为是民事责任中最重要最常用，适用范围最广和最有效的责任形式。

缔约过失责任是基于违反先合同义务而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其理论基础是诚信原则，其赔偿对象为信赖利益。因为法律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当事人享有信赖利益，所以在实践中经常出现钻空子的现象。笔者认为法律可以将信赖利益明确写进法律之中，以明确缔约过失损害赔偿责任的对象。因而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就会有遵守法律的意识，以减少或避免在合同订立时发生的违法行为。违约损害赔偿解决的是违反合同给付义务及附随义务所造成损害的赔偿问题，其在一般情况下赔偿期待利益，并以可预见规则确定其范围，违反给付义务所造成的赔偿以意思自治原则作为理论基础。因此，笔者认为法律可以采取列举的方式将常见的违约行为列举出来，并给出兜底条款。但是应该加大对于惩罚性赔偿的力度，尤其是在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时，可以给当事人沉重的打击。我国对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采用并存主义，而根据对合同解除后的效力的不同认识，对于合同解除损害赔偿的对象也有不同的观点。因而合同解除的损害赔偿并没有明确的立法规定。因对合同解除后的效力的不同认识，法律应该可以明确规定合同解除只是止纷争，而对解除之前已经存在的债务不履行不不影响和以缔约过失为由请求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这两种情况。而对于任意解除权，法律则应该具体制定具有解除权的特定主体和特定合同类型，对于解除后，解除方应该以什么范围为界限进行赔偿。法律在对每种情况下赔偿的性质和范围做出明确规定后，才可以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以维护法律的稳定性和自我完结性。

参考文献：

[1] 王利明、杨立新、王轶、程啸：《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598.

[2] 彭诚信：《合同解除有关问题研究》[J].北大信息法律网article.省略/Article_Detail.asp?ArticleId=38456

[3] 刘兆莲：《任意解除权研究》，［D］，北京：清华大学，2006.

[4] 刘胜利：《合同定作人任意解除权的法理分析》[J].《人民论坛》2010，（11）

[5] 耿红丽：《合同损害赔偿责任研究》，［D］，河南：郑州大学，2003.

[6] 周友军：《合同法释义（二十四）》[J].中国民商法律网省略/article/default.asp?id=13410

[7] 王利明：《违约责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430.

[8] 王利明：《违约责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725.转载苏志甫：合同解除损害赔偿问题研究――兼论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适用与完善，[J].《人民司法?应用》2009，（19）.

[9] 郭明瑞、房绍坤：《新合同法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304.

[10] 韩世远：《合同法总论(第二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480.

[11] 胡康生主编：《释义》，第402页。转载刘兆莲：《任意解除权研究》，［D］，北京：清华大学，2006.

[12] 史尚宽：《债法各论》，第411页。转载刘兆莲：《任意解除权研究》，［D］，北京：清华大学，2006.

[13] 林诚二：论债之本质与责任，载于郑玉波主编:《民法债编论文选辑》(上)，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4：39. 转载耿红丽：《合同损害赔偿责任研究》，［D］，河南：郑州大学，2003.

[14] 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l册， 1991年台湾自版第12版，第346页。转载耿红丽：《合同损害赔偿责任研究》，［D］，河南：郑州大学，2003.

赔偿合同篇2

    1、支付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的赔偿《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但不满一年位于劳动者订立劳动的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工资。

    2、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条件成立的风险《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三款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也就是说《劳动合同法》实施后,用人单位不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超过一年的,就视为双方签订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3、支付未签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在一个月的“宽限期”内,如果由于劳动者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终止劳动合同的,可以不支付经济补偿,超过一个月的,由于劳动者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而用人单位终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须依法支付经济补偿。

    4、未签劳动合同劳动者可以随时走人,将导致企业内部人员的流动性,这种流动对企业制度管理不利,对企业文化更是致命;

    5、未签劳动合同不能对涉及商业秘密或竟业限制的劳动者进行有效约束。

赔偿合同篇3

关键词:合同法;法定解除;损害赔偿

合同法的运行，有利于实现对合同双方的共同管理，运用相关法律效力和措施，强化双方对既定内容的遵守，从而促使合同签订内容的稳定进行。但是针对合同双方当中违约方，对另一方造成的经济损失，应结合相关管理规定执行，确保合同解除后损害赔偿措施制定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有利于维护守约方的经济利益，通过相关措施调整合同双方的经济措施，实现合同制定的法律效益和经济效应。

一、合同法定解除的概念

合同解除，主要是指合同的签订即为生效期，自合同生效期开始，对合同签约双方有法律性的制约效益，针对合同的运行，如果其中合同一方认为合同内容运行不够完善，需要终止合同行为，通过合同双方的协调，就合同生效期达成的一致看法。合同解除的运行，主要有两种形式，即意定解除和法定解除。其中意定解除，主要是指合同双方就合同终止、不再履行合同管理规定的形式，多在合同双方口头就合同解除达成的一致看法。法定解除，主要是指合同双方根据合同的管理规定，按照约定的形式、通过法律途径解除合同，以终止合同对双方的制约。合同法定解除，主要是指针对尚未形成法律效益的合同管理内容，合同双方或者其中一方就法律的相关规定，以解除合同的管理，从而推动法定解除权对合同溯及消灭的管理行为。

二、损害赔偿的概念

损害赔偿，主要是指针对债务人不按照合同履行相应责任，造成的经济损失，其债务人应根据其经济损失程度承担责任，以减少另一方的经济损失。随着合同法的运行，对于损害赔偿的保护措施也进行的比较全面，有利于减少合同双方的经济损失，从而体现合同法运行的经济性和实效性。例如根据损害赔偿的相关缪布措施，明确指出损害赔偿应作为合同法的关键内容，以实现对合同双方的共同约束力，一旦合同中一方发生违约行为，对合同的另一方造成经济损害，则可以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一发进行赔偿，从而减少合同遵守方的经济损失。

三、合同法定解除和损害赔偿的关系

合同法定解除和损害赔偿的运行，应结合其实际运行的法律效益和经济效益，进行全面考察，从而合理运用相关处理措施，以实现损害赔偿的优化处理，促进合同法定解除的稳定运行。针对合同法定解除和损害赔偿的处理，首先应结合对相关共性问题的分析，选择合适的处理方式，从而推动合同法定解除和损害赔偿的合理解决、稳定运行。据相关调查研究分析，合同法定解除应加强对合同双方的联系，结合合同双方的意见，制定合理的解除措施，以实现合同法定解除的稳定进行，同时体现损害赔偿的优化处理，减少合同双方的经济损失。其次应根据核桃法定解除和损害赔偿的关系，进行全面研究，主要加强对对立特点的研究，从而制定合理的解除措施，客观上体现合同法定解除和损害赔偿的稳定进行。据相关貂蝉研究分析，合同双方引发结合自身在合同中的义务和权力，加强对堆放权力和义务的分析，从而根据合同解除的需要，制定针对性的解除措施，减少双方彼此的经济损失，促进合同法定解除和损害赔偿的和谐进行。

四、合同法定解除后损害赔偿的运行范围

经过相关调查研究分析，合同法定就出后损害赔偿的稳定运行，应加强对合同双方赔偿诉讼权的分析，主要结合其损害赔偿制定的是否全面、合理和经济性的分析，全面提出，客观上促进合同法定解除后损害赔偿的稳定运行。基于对合同双方赔偿诉讼权的分析，是确保合同法定基础后损害赔偿稳定运行的前提和基础。同时合同法定解除后损害赔偿的运行，应遵守限制的原则，以实现对损害赔偿的有效管理和控制，从而确保合同双方经济损失最低和合理。合同法定基础损害赔偿的运行，应加强对相关损害赔偿的分析，针对相关问题，制定完善的应对措施，以避免合同双方经济损失扩大或者不全面引发的矛盾，确保合同双方经济利益的合理性和稳定性。

五、结语

合同法定解除后损害赔偿措施的进行，有利于确保合同的稳定运行，针对确需解除合同的行为，通过对合同双方相关权利、义务的分析，确保合同双方经济损失的最低化，同时有利于推动合同双方在合同法定解除后的稳定运行。

［参考文献］

［1］叶知年，毕昌东．论合同法定解除后损害赔偿问题［J］．中南大学学报，2015(05):67－73．

［2］张麟渝．论合同法定解除后损害赔偿的范围［J］．商品与质量，2011(05):31．

赔偿合同篇4

关键词：旅游合同违约侵权 损害赔偿

一、我国旅游合同违约之精神损害赔偿现状

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外出旅游来缓解生活压力，旅游业在我国得到了迅猛发展。但是在旅游合同的履行中，经常发生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情况，例如旅游行程安排不当，旅游服务质量低劣，随便增加景点消费或者减少参观景点，住宿、餐饮条件和旅游合同约定的不一致等。这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正当权益，造成消费者精神上享受的落空，有的甚至带给人们很多不安、焦虑等状态，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旅游合同纠纷发生后，消费者提起违约之诉时一并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要求旅行社赔偿因其违约造成的精神损失。

对于这一问题，我国理论界说法众多，莫衷一是。传统理论认为，违约损害赔偿的范围只包括财产上的损害，而不包括精神损害。此时的精神损害可以通过责任竞合的理论加以解决，即在发生违约且侵权的情况下导致对方精神损害的应该并只能通过侵权之诉获得赔偿。而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旅游合同等特殊合同的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出现了很多同案不同判的情况。由于传统理论的主导地位，违约精神损害赔偿这一主张是为大多数人所不认同的，但在实践中由于没有明确而统一的法律依据，而且现实中人们对于旅游合同违约的精神损害赔偿的要求越来越强烈，法官对于违约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处理往往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这不仅会造成旅游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充分的保护，最终也会影响我国旅游业的长远健康发展，也损害了法律的公正性。

二、确立旅游合同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合理性

笔者认为，在旅游合同中，旅游者有基于违约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理由在于：

（一）旅游合同的特殊性——精神享受是旅游者直接追求的目的

旅游合同是指旅游者为了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和享受而参加旅游营业人员组织的旅游活动并向旅游营业人员支付旅游费用的合同。在旅游合同中，旅游者不论是观光旅游还是休闲度假，无一不是为了追求一种精神上的满足。旅游者通过旅游合同要实现的不是经济利益，而是精神利益。旅游营业人员违反合同义务，就必然会引起旅游者精神上的困扰。因此，作为旅游合同的主给付义务—精神享受，如果由于旅行社的违约而落空的话，由此造成的旅游者的精神损害应该得到赔偿。

（二）违约精神损害赔偿能更好的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按照传统理论，精神损害赔偿只能在侵权之诉中提出。这样，在只违约不侵权的情形下，消费者的应有利益将因法律的空白和漏洞而得不到保护。而在责任发生竞合的情形下，消费者可以通过侵权之诉提出精神损害赔偿。但这样也是不利于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因为侵权之诉一般采取的是过错责任原则，依据此规则如果要使旅行社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旅游者必须对旅行社一方存在主观过错负举证责任，这对于原本就处于弱势的旅游者一方来说是相当困难和不公平的。因此，旅游者即使可以通过侵权之诉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在诉讼中也会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由此可见，确立旅游合同违约精神损害赔偿能更好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三）是合同法公平正义原则的体现

正如前文所说，旅游合同是旅游者通过旅行社提供的旅游服务来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和享受的一种精神利益合同。因旅行社的违约行为导致旅游者精神上的损失，此时旅游者便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如果旅游者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不能得到满足，旅游合同的履行便会出现不公平的结果。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合同双方都应该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给对方造成损失，应给赔偿，这是合同法诚实信用的要求。旅游合同订立时，旅游者的精神享受是双方当事人都能预见到的，也正因为此，旅游者在之前才支付了对价。这也是符合合同法的期待利益的，符合合同法的相对性原则。因此，适用旅游合同违约之精神损害赔偿是合同法公平正义原则的体现。

三、违约之精神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

首先，旅行社应有严重的违约行为。这是一般追究其责任的首要条件，无违约行为就没有违约责任。其包括不履行和履行有瑕疵，损害了订立合同时应当预见得到的预期利益即消费者的精神利益。

其次，违约造成消费者严重的精神损失。违约行为所侵害的对象是消费者在旅游合同中所追求的精神性享受和愉悦等非财产性利益。由于旅游合同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损害了消费者精神利益时，才应该承担违约责任。另外，由于精神损害的无形性、主观性等特点，对于精神损失应当有严重性的要求，这能够有效防止精神损害赔偿诉讼的泛滥。

再者，旅行社的违约行为与消费者的精神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旅游者的精神损害确实是由旅行社的违约行为所引起的，而且二者之间有直接因果关系，并非间接的因果关系。否则，即使旅行社有违约行为，消费者也有精神损失，但二者之间并没有直接因果关系，旅行社也不承担违约的精神损害赔偿。

四、旅游合同违约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

学界的观点是通过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运用自身的法律知识和审判实践经验，依照自由裁量和个案分析原则，来确定旅游合同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即如果是违约行为与侵权行为竞合的情形下致使旅游者精神受有损失的，可以参照侵害方所得财产利益的多少、医药费用、精神损害的大小等进行确定；如果违约行为同时侵害自由权的，可以按照日年度平均工资进行计算；如果是违约行为侵害了旅游者财产利益致使精神受损的，可以按照财产损失的确定规则予以认定。要强调的是，赔偿数额应当以订立合同时可预见到的期待利益即合同订立时可预见到的精神利益为限。

笔者认为法官发挥自由裁量时，可以综合考虑以下因素：违约方的获利情况，违约方的违约情节，旅游者精神损害的程度，诉讼法院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也可以借鉴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即《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相关规定。

参考文献：

[1]王利明.违约责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2]韩阳，孟凡哲等.旅游合同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

[3]刘劲柳，旅游合同[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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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合同篇5

关键词：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违约责任；合同法；正当性

在合同责任体系没有纳入精神损害赔偿的情况下，一般将精神损害界定为：民事主体由于其人身权益受到他人之违法行为的侵害，使其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受到损害或遭受精神痛苦，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赔偿的方法进行救济的民事法律制度。由此可见，我国目前对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仅限于侵权责任方面。精神损害赔偿有没有理由适用于违约责任？本文将从我国关于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现状开始，简单地探讨一下关于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问题。

一、我国的立法现状

严格来说，我国《民法通则》并没有直接使用“精神损害”的概念，该法第120条规定的“赔偿损失”多被理解为对精神损害的赔偿，但也仅限于侵权领域，而且侵权的客体权利方面也有限制，只限于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情形。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做出了更加具体的规定，但是仍然没有跳出侵权的领域。由此可见，我国法律规定的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范围比较狭窄，还好司法解释的意向是对该范围有所拓展，但是仍然没有本质的进步。在合同领域，因违约导致的精神损害，当事人是不能以违约为由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这样看来，似乎合同法领域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欠缺导致了当事人利益保护的不全面。

二、通过我国目前的研究现状探讨合同法不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原因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虽然没有在合同法领域建立，但是这个问题的争议已经很早就出现了。一般而言有否定说和肯定说。在否定说的观点中，以王利明先生的最为典型。反对建立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理由，大致有以下几种。 第一，难以预见。有人认为，对精神损害提供补救违反了合同法的可预见性规则，极不利于鼓励交易。第二，损害赔偿数额难以计算。如果计算的数额过大，则受害人在订约时根本无法预见。第三，难于取证。精神损害属于人类的主观范畴，难以寻找客观的证据对其予以支持，而且恐会出现一些恶意诉讼的情况。第四，有的学者认为，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制度，不符合合同法的性质和特点。第五，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存在于侵权领域就已经足够，两种责任竞合的情况下，若要寻求精神损害赔偿，就可以提起侵权之诉。第六，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有人认为，将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权力交由法官自由裁量，有可能出现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现象。第七，有的学者还认为，精神损害赔偿的惩罚性与违约责任的补偿性相违背、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存在还会增加订约成本，等等。

三、对某些反对观点的反思

依笔者之见，上述这些观点本身存在着很大漏洞，以至于如果仅仅靠这些观点来说明反对原因，大概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对于精神损害“难以预见”的说法，如果说合同一方当事人需要承担的责任以可以预见的范围为限，那么精神损害和财产损害的预见性应该是平等的，可以预见到财产的损失，为何不能预见到可能带来的精神痛苦？除非是因为在合同行为当中，行为人大都已经忘记了作为个人的根基所在，这对市场化经济或许是有好处的，但是，对整个法律和经济观念乃至社会的文明发展都是不利的。

其次，如果说精神损害是“难以计算”的，这种观点倒无可厚非，但是精神损害的“难以计算”的特征普遍存在于精神损害赔偿发生的各种情况中。这一特征取决于精神损害的本质，只能通过人为的评定来确定它的大小多少，而不会有一个客观的砝码。目前，已经有相关的司法解释出台，尽量使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可以有一个供法官参考的标准。

第三，对于“难以取证”，这个困难确实是存在的。精神损害毕竟是对人的主观情感的一种损害，就算表现为忧郁症等精神疾病，也不会有一个客观存在的大家都能观测到的因果关系。对此，相关的司法解释已经将其尽量外化，就具体的情形有不同的认定方法。要解决难以取证的问题，还是需要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或者司法解释来规范。

第四，就合同法的性质和特点而言，笔者认为，以此为由来抹杀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存在的空间，实为不妥。因为虽然合同法属于债法，侧重于维护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繁荣，合同的当事方很多都是法人或者其他单位，但是个体在合同法中的地位同样重要，自然人的存在注定了有精神存在的空间和价值。在鼓励交易的背后，没有必要因为合同法的这一特征而拒绝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存在。

第五，对于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笔者认为，二者的竞合是有条件限制的，并不是所有存在违约责任的情况下都有侵权责任存在。

第六，关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笔者认为，确实有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危险存在。一方面，长期的司法实践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另一方面，通过立法，可以对量化方法、量化精神损害赔偿数量的参照因素等进行规定，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并且，侵权法领域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已经存在已久，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值得参考。

第七，对于精神损害赔偿是不是惩罚性赔偿，笔者认为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因为精神损害跟财产的损失一样，都是受害方的某种利益的被侵害或者剥夺，只不过精神损害是非财产性的，但不能因为它的非财产性而认为它是莫须有的，所以，精神损害赔偿并不全都是惩罚性的。

四、违约责任中建立精神损害赔偿的正当性

通过上述对反对观点的反思，笔者认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存在有其正当性。也许合同的意义就在于满足市场经济，满足个人或者团体等作为独立的人格享有者可以仅仅在财产的范围内进行民事活动，甚至民事救济。但是，市场化、财产化并不代表人格的虚无。合同一方如果是自然人，那么他是有思想有精神存在的生物，不能因为僵化的教条而使该自然人失去了寻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机会。一部法律的实施，应该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社会作用为目标，这与我国《合同法》的立法目的也是相符的。因此，没有必要使精神损害赔偿与违约责任泾渭分明，精神损害赔偿可以使得违约责任体系更加完善，也可以使对合同当事方的保护更加完整。

五、小结

精神损害赔偿的贯彻实施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困难，但是我们不可以因噎废食，制度的价值实现，在于它的不断完善和探索，而并非对它的摒弃。当今的社会纵然物欲横流，对人的尊重并不能因为这些外在的因素而减弱。人是最基本的法律主体，也是法律要保护的基本对象，因此，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应当像违约损害赔偿那样得到重视。（作者单位：南昌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张朝平，《论精神损害赔偿》[J]，《法制与社会》2012年2月中，第20页。

[2]刘廷华，《关于违约责任不适合精神损害赔偿的反思》[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第51页。

[3]温双双，《论违约责任中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可行性》[J]，《法制与社会》，2009年1月下，第117-118页。

赔偿合同篇6

一、 房屋可否作为商品

关于房屋是否可以作为商品，得依具体情况而定，我国现行的法律中并没有对其进行明确规定。《中国大百科全书》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商品”一词所作的定义，商品是指“用来交换、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劳动产品”。根据该定义内涵来看，首先，商品必须是经过劳动生产而得来的产品，也就是说必须在这个产品中体现人类的劳动，那些非是经过人类劳动的产品，并非此种意义上的商品。其次，该产品应该必须是有用的，必须具有使用价值，能够满足人们对它的某种特定需求，没有用的产品也是不能把他当作商品的。第三，该产品是用来交换而不是所有权人自己直接消费的。如果某一产品生产出来的目的只是用于自己使用和消费，那么这件产品同样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商品。通过我们对商品定义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对于以房屋的建造与销售为主要经营范围的房地产企业来说，他们所生产出来的房屋大多是销售给他人所有并使用，符合前面商品定义中要求的条件，因此可以作为一种商品，无非这种商品具有自己的特点罢了。

二、 商品房买卖中对出卖人采用惩罚性赔偿的法理与法律依据

由于房屋可以作为商品，那么我们就把用于买卖的房屋叫做商品房。对于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对买受人提供保护时的法律适用，不仅可以适用民法通则的原则性规定及合同之债的有关规定，可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具体规定，同样也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定，这点似乎没有什么争议。但在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中，仅仅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明确地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其具体条文是：“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而作为民法基本法的民法通则并没有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合同法也没有。法理学界普遍认为由于我国基本上是采用的大陆法系的法律体系，所以没有采用具有英美法系特点的惩罚性赔偿。但随着对商家欺诈行为的泛滥与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的弱势地位，似乎也有借鉴这种惩罚性赔偿的必要，所以我国早在1993年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制定中便有了这一明确而具体的规定。也因此有些人误解地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在作出这一解释时也采用的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原则。但是，我们从该解释的条文中却发现，其制定此解释的依据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等相关法律，结合民事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而惟独没有指明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笔者认为，这并非是最高人民法院的疏忽，而是另有他原因而故意不采用此法律规定的原因使然。但可惜的是，我们从其指明的四部法律中是无法找到明确的法律依据的。反而却有学者特别指出说：“需注意的是，司法解释未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作为其制定依据，这就使得司法解释所定惩罚性赔偿可实质性避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所称”双倍赔偿“规则的僵化适用，从而赋予法官根据案情确定惩罚性赔偿金额的自由裁量权。”（叶林著《惩罚性赔偿在商品房买卖纠纷中的适用问题》，载于中国民商法律网）“虽然笔者认为这种观点特别强调了法官在审判中可以对赔偿金额作出一定的”自由裁量“，在司法实践可以较灵活地、根据不同案件的实际情况进行适当处理，在某些情形里可能会更好地达到惩罚性赔偿的目的，从而避免了在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时适用一倍赔偿的数额确定性。但是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规定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甚至也超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制订司法解释内容的权限，有越权解释的嫌疑。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3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五届人大第19次会议于1981年6月10日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中第二条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而最高人民法院于1997年6月23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第4条却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并的司法解释，具有法律效力。“但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0年3月15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却并没有明确规定司法解释为我国法律适用的渊源（也就是法律的形式），而且该法第八条明确规定对于民事基本制度只能制定为法律。通过这些规定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最高人民法院对在进行司法活动过程中对具体法律条文或适用条件等情况不明确时，才可以作出解释，而并不是最高人民法院能够独立地创设或改变法律现有的规定。对于最高法院所称的五种情形，现有的法律法规已经有清楚而明确的规定，并非不知”如何具体应用“。由于惩罚性赔偿已经涉及到当事人的民事责任，是民事法律体系中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在法律已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最高法院的这一解释明显具有越权之嫌。同时，最高法院的这一解释也无相应的法学理论依据。因为从现有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来看，主要是针对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时才适用，也就是强调了行为的欺诈性。但最高法院的解释明显超出这一原则，不仅在出卖人有欺诈行为时适用，在违约时也同样适用，笔者将在下文中详细论述。所以，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尽管最高法院的这一解释中的部份内容在完全可以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来进行解释的情况下，但却由于想给法官保留更多的自由裁量的权力，反而使得本规定存在法律依据不足的嫌疑，从而使公民对其合法性产生质疑。

三、 司法解释中规定可以主张要求承担惩罚性赔偿的具体情形

根据该解释的规定，主要有以下五种情形买受人可以向出卖人主张要求其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惩罚性赔偿。但是适用条件各有不同，需要引起我们的足够注意。下面笔者将具体进行分析：

1、 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后，出卖人未告知买受人又将该房屋抵押给第三人，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我们知道，在出卖人在与买受人签订买卖合同后又将该房屋抵押给其他第三人，并不必然会导致该合同无法实际履行，因为出卖人也有可能会在买卖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到来之前将该抵押撤销，这样并不会影响到买受人的合法权益。所以最高人民法院规定，在适用此条款时必须要达到“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这一条件，简单的说，主要包括房屋无法实际交付或无法办理房屋权属证书等。因为在这种情形下，才会导致出卖人的根本性违约，因此才会造成买受购买房屋的目的落空，严重影响到买受人的合法权益。特别是在买受人已经支付相当金额的购房款时，一旦出卖人破产或者丧失偿债能力，则买受人的损失几乎无法得到保障。但是，笔者认为这一规定在法学理论上的合理性颇值商榷。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有两种很显然的可能存在，一是出卖人抵押房屋的目的是为了得到更多的资金，从而更好地履行合同的义务；第二种情形就是出卖人故意违约，也就是将所出卖的房屋抵押后无法撤销该抵押，从而导致自己违约，根本无法履行自己的义务。对于故意违约或根本违约后处理，合同法第94条有着明确规定，具体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而此种情形就正好适用于合同法这条规定的第四款规定。但是，合同法并没有在有关违约责任的条款中规定在这种情形下应承担惩罚性赔偿。当然，买受人可以要求出卖人赔偿其全部损失，包括一些直接及间接的损失，这些都可以从合同法中违约责任的条款中找到依据，但惩罚性赔偿却无任何法律依据。同时，如果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欺诈条件来确定，也不能适用惩罚性赔偿，因为尽管出卖人此时在主观上属于故意违约，但其并不能构成欺诈，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所以，笔者认为这一规定既不符合法理也没有法律依据。

2、 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后，出卖人又将该房屋出卖给第三人，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当出卖人将同一标的物与他人签订买卖合同后又将此标的物出卖给第三人，并不能都适用惩罚性赔偿。而且就算是适用该规定，也只能由在先与出卖人签订买卖合同的买受人主张惩罚性赔偿。我们知道，出卖人将同一标的物先后数次出卖给他人，最多只能履行其中的一份合同并交付标的物。对于其他人来讲，都无法履行，也都是欺诈，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对于一物二卖甚至多卖的情形，严重的甚至可能会构成刑事诈骗犯罪，行为人可能会因此而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但是在民事责任方面， 究竟赔偿多少为宜，只能以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民事实体法中有关民事责任的规定来处理，我们没有发现这两部份的法律中有任何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同时，最高法院的这一规定可能会出现适用上的困难，比如当一个出卖人将其房屋多次出卖给他人后，涉嫌合同诈骗而被追究刑事责任，那么在附带民事诉讼时，是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赔偿其损失呢还是依据此规定来判决其赔偿损失并处以惩罚性赔偿呢？显然，法院是不能适用这个规定的，因为毕竟其不是法律的渊源。而如果单纯作为一起民事案件来处理并适用此解释规定的赔偿时，岂不是比追究其刑事附带民事责任能够得到更多的赔偿？而且，当出卖人与其他买受人共同故意侵害原买受人的合同债权时（也就是合同法理论上所称“第三人侵害债权”），第三人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很可能承担的是共同的、连带的赔偿，那么也让其承担惩罚性赔偿吗？因此，此解释也给以后这方面内容的立法带来一定的困难或障碍。

3、 出卖人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时，故意隐瞒没有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事实或者提供虚假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而导致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或撤销、被解除的。由于出卖人在与买受人签订合同时明知自己没有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但仍然向买受人销售商品房。尽管出卖人在合同签订后到房屋交付前可能会取得销售许可。但是由于其直接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第37条、第38条的强制性规定，因此导致该买卖合同无效。在此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出卖人在此时没有取得预售许可，但并不能一定会出现无法交付或者是无法履行合同全部义务，也就是说其仍然存在能够履行合同义务的可能，但由于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所以才导致无效的。所以在适用此条款时，并不以出出卖人是否在以后能实际履行或全面履行为适用要件，而且一定要注意合同无效的原因。但是，该解释却又在第2条规定：“出卖人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与买受人订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应当认定无效，但是在起诉前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可以认定有效”，此规定不仅与合同法的基本理论不相符合，与法律规定也不相同。我们在确定某一份合同是否有效，在合同没有特别约定生效条件的情况下，只能以合同成立时来判断。合同法第44条已经作出了明确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而最高法院的这一规定，不仅混乱了合同效力的理论体系，违反了法律的相关规定，更可能从反面告诉出卖人这样一个判断：有没有预售许可证没关系，只要以后在起诉时能取得预售许可即可。岂不是有鼓励出卖人在没有取得预售许可的情况下与买受人签订预售合同的嫌疑？笔者认为，此规定应当予以改正。同时，应注意此条规定仅仅限于在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及被解除、撤销时才能予以适用，而不是适用于合同生效后的违约处理。

4、 出卖人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时，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抵押的事实，而导致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的。此时主要是指在双方订立买卖合同前出卖人已将出卖的房屋抵押给他人的情形。在此我们也应当注意，并不是只要出卖人在与买受订立买卖合同时将该房屋抵押给他人，买受人就可以向出卖人主张惩罚性赔偿。从现有法律特别是合同法的规定来看，当事人一方在与另一方签订合同时已经将标的物抵押给他人，并不会必然导致该买卖合同无效或者被解除、撤销，也并不必然会导致出卖人无法履行买卖合同的义务。关于这一观点，我们可以从合同法第40条、第52条、第54条、第94条可以清楚地看出。所以，只有当出卖人将其出卖给买受人的房屋抵押给其他第三人后违反了上述四条款所规定的情形时，买受人才可依据合同法的具体规定与本解释的规定向出卖人主张惩罚性赔偿的责任。

5、 出卖人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时，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出卖给第三人或者为拆迁补偿安置房屋的事实，导致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的。出卖人在出卖房屋时，不论其是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出卖给第三人，还是已经将此出卖房屋作为拆迁补偿安置房屋，此时对于买受人来说都属于欺诈。因为其将房屋已经卖出，尽管出卖人可能会违反在先与第三人所签订的合同而将房屋实际交付给买受人，但是我们现在的经济秩序及法律秩序中都不能对这种现象予以默认或鼓励，必须予以严厉的制裁，来充分保证交易安全。所以，对于此类欺诈行为，历来都是民法中规范及惩罚的重点。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对其适用惩罚性赔偿，可以达到民事制裁或惩罚的目的，不仅符合法理，也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条款相一致。

四、 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与合同效力状态之间的关系

我们知道，现行的合同法把合同的效力分为四种基本形态，分别是合同有效、无效、效力待定及被撤销。而对于合同的终止，按照合同法第91条的规定，有大约6种比较明确的终止形式，其分别是：1、合同债务完全履行；2、合同解除；3、合同债务互相抵销；4、债务人主动履行债务后将债务依法提存；5、债权人自愿免除了债务人所应承担的债务；6、混同，也就债权人与债务人同归于一人。当然，合同也可因法律的特别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其他条件成就而终止。但需要注意的是，合同在终止之前是有效的。从上文所提到的五种惩罚性赔偿的情形来看，既包括了合同因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情形，也包括了合同出现了约定或法定的解除情形而被买受人解除的情形，也包括了合同被买受人依法撤销的情形，同时还包括了有效合同在履行的过程中违约的情形。这些适用情形涉及到了合同不同的效力形态，应当说是比较全面的保护了买受人的合法权益。

赔偿合同篇7

一、房屋可否作为商品

关于房屋是否可以作为商品，得依具体情况而定，我国现行的法律中并没有对其进行明确规定。《中国大百科全书》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商品”一词所作的定义，商品是指“用来交换、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劳动产品”。根据该定义内涵来看，首先，商品必须是经过劳动生产而得来的产品，也就是说必须在这个产品中体现人类的劳动，那些非是经过人类劳动的产品，并非此种意义上的商品。其次，该产品应该必须是有用的，必须具有使用价值，能够满足人们对它的某种特定需求，没有用的产品也是不能把他当作商品的。第三，该产品是用来交换而不是所有权人自己直接消费的。如果某一产品生产出来的目的只是用于自己使用和消费，那么这件产品同样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商品。通过我们对商品定义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对于以房屋的建造与销售为主要经营范围的房地产企业来说，他们所生产出来的房屋大多是销售给他人所有并使用，符合前面商品定义中要求的条件，因此可以作为一种商品，无非这种商品具有自己的特点罢了。

二、商品房买卖中对出卖人采用惩罚性赔偿的法理与法律依据

由于房屋可以作为商品，那么我们就把用于买卖的房屋叫做商品房。对于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对买受人提供保护时的法律适用，不仅可以适用民法通则的基本原则及合同之债的有关规定，可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具体规定，同样也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定，这点似乎没有争议。但在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中，仅仅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明确地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其具体条文是：“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而作为民法基本法的民法通则并没有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合同法在一般违约损失赔偿的责任中也没有相应规定，而只是在第113条第2款规定“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同时合同法第114条也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很显然，合同法也对过分高于实际损失的赔偿并不持完全的支持态度，所以该条规定不能作为我国合同法也建立了惩罚性赔偿法律制度的直接法律依据。而且违约金责任的性质是约定责任及赔偿范围，并不类似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定的法定责任及赔偿范围。法学理论界普遍认为由于我国基本上是采用的大陆法系的法律体系，所以没有采用具有英美法系特点的惩罚性赔偿。但随着对商家欺诈行为的泛滥与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的弱势地位，似乎也有借鉴这种惩罚性赔偿的必要，所以我国早在1993年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制定中便有了这一明确而具体的规定。也因此有些人误解地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在作出这一解释时也采用的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原则。但是，我们从该解释的条文中却发现，其制定此解释的依据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等相关法律，结合民事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而惟独没有指明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笔者认为，这并非是最高人民法院的疏忽，而是另有他原因而故意不采用此法律规定的原因使然。但可惜的是，我们从其指明的四部法律中是无法找到明确的法律依据的。反而却有学者特别指出说：“需注意的是，司法解释未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作为其制定依据，这就使得司法解释所定惩罚性赔偿可实质性避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所称“双倍赔偿”规则的僵化适用，从而赋予法官根据案情确定惩罚性赔偿金额的自由裁量权。”（叶林著《惩罚性赔偿在商品房买卖纠纷中的适用问题》，载于中国民商法律网）”虽然笔者认为这种观点特别强调了法官在审判中可以对赔偿金额作出一定的“自由裁量”，在司法实践可以较灵活地、根据不同案件的实际情况进行适当处理，在某些情形里可能会更好地达到惩罚性赔偿的目的，从而避免了在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时适用一倍赔偿的数额确定性，但是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规定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甚至也超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制订司法解释内容的权限，有越权解释的嫌疑。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3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五届人大第19次会议于1981年6月10日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中第二条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而最高人民法院于1997年6月23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第4条却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并的司法解释，具有法律效力。”但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0年3月15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却并没有明确规定司法解释为我国法律适用的渊源（也就是法律的形式），而且该法第八条明确规定对于民事基本制度只能制定为法律。通过这些规定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最高人民法院对在进行司法活动过程中对具体法律条文或适用条件等情况不明确时，才可以作出解释，而并不是最高人民法院能够独立地创设或改变法律现有的规定。对于最高法院所称的五种情形，现有的法律法规已经有清楚而明确的规定，并非不知“如何具体应用”。由于惩罚性赔偿已经涉及到当事人的民事责任，是民事法律体系中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在法律已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最高法院的这一解释明显具有越权之嫌。同时，最高法院的这一解释也无相应的法学理论依据，因为惩罚性赔偿的主要作用在于不仅严厉制裁行为人的不法行为，而且可以遏制不法行为在社会中的蔓延，并能够相应给予相对人合理的赔偿，所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就主要针对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时才适用，也就是强调了适用的条件。但最高法院的解释明显超出这一原则，不仅在出卖人有欺诈行为时适用，在有其他违约行为时也同样适用（笔者将在下文中详细论述），不适当地扩大了适用的范围。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尽管最高法院的这一解释中的部份内容在完全可以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来进行解释的情况下，但却由于想给法官保留更多的自由裁量的权力，反而使得本规定存在法律依据不足的嫌疑，从而使公民对其合法性产生质疑。

三、司法解释中规定可以主张要求承担惩罚性赔偿的具体情形

根据该解释的规定，主要有以下五种情形买受人可以向出卖人主张要求其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惩罚性赔偿。但是适用条件各有不同，需要引起我们的足够注意。下面笔者将具体进行分析：

1、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后，出卖人未告知买受人又将该房屋抵押给第三人，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我们知道，在出卖人在与买受人签订买卖合同后又将该房屋抵押给其他第三人，并不必然会导致该合同无法实际履行，因为出卖人也有可能会在买卖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到来之前将该抵押撤销，这样并不会影响到买受人的合法权益。所以最高人民法院规定，在适用此条款时必须要达到“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这一条件，简单的说，主要包括房屋无法实际交付或无法办理房屋权属证书等。因为在这种情形下，才会导致出卖人的根本性违约，因此才会造成买受购买房屋的目的落空，严重影响到买受人的合法权益。特别是在买受人已经支付相当金额的购房款时，一旦出卖人破产或者丧失偿债能力，则买受人的损失几乎无法得到保障。但是，笔者认为这一规定在法学理论上的合理性颇值商榷。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有两种很显然的可能存在，一是出卖人抵押房屋的目的是为了得到更多的资金，从而更好地履行合同的义务；第二种情形就是出卖人故意违约，也就是将所出卖的房屋抵押后无法撤销该抵押，从而导致自己违约，根本无法履行自己的义务。对于故意违约或根本违约后处理，合同法第94条有着明确规定，具体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而此种情形就正好适用于合同法这条规定的第四款规定。但是，合同法并没有在有关违约责任的条款中规定在这种情形下应承担惩罚性赔偿。当然，买受人可以要求出卖人赔偿其全部损失，包括一些直接及间接的损失，这些都可以从合同法中违约责任的条款中找到依据，但惩罚性赔偿却无任何法律依据。同时，如果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欺诈条件来确定，也不能适用惩罚性赔偿，因为尽管出卖人此时在主观上属于故意违约，但其并不能构成欺诈，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所以，笔者认为这一规定既不符合法理也没有法律依据。

2、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后，出卖人又将该房屋出卖给第三人，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当出卖人将同一标的物与他人签订买卖合同后又将此标的物出卖给第三人，并不能都适用惩罚性赔偿。而且就算是适用该规定，也只能由在先与出卖人签订买卖合同的买受人主张惩罚性赔偿。我们知道，出卖人将同一标的物先后数次出卖给他人，最多只能履行其中的一份合同并交付标的物。对于其他人来讲，都无法履行，也都是欺诈，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对于一物二卖甚至多卖的情形，严重的甚至可能会构成刑事诈骗犯罪，行为人可能会因此而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但是在民事责任方面，究竟赔偿多少为宜，只能以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民事实体法中有关民事责任的规定来处理，我们没有发现这两部份的法律中有任何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同时，最高法院的这一规定可能会出现适用上的困难，比如当一个出卖人将其房屋多次出卖给他人后，涉嫌合同诈骗而被追究刑事责任，那么在附带民事诉讼时，是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赔偿其损失呢还是依据此规定来判决其赔偿损失并处以惩罚性赔偿呢？显然，法院是不能适用这个规定的，因为毕竟其不是法律的渊源。而如果单纯作为一起民事案件来处理并适用此解释规定的赔偿时，岂不是比追究其刑事附带民事责任能够得到更多的赔偿？而且，当出卖人与其他买受人共同故意侵害原买受人的合同债权时（也就是合同法理论上所称“第三人侵害债权”），第三人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很可能承担的是共同的、连带的赔偿，那么也让其承担惩罚性赔偿吗？因此，此解释也给以后这方面内容的立法带来一定的困难或障碍。

3、出卖人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时，故意隐瞒没有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事实或者提供虚假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而导致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或撤销、被解除的。由于出卖人在与买受人签订合同时明知自己没有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但仍然向买受人销售商品房。尽管出卖人在合同签订后到房屋交付前可能会取得销售许可。但是由于其直接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第37条、第38条的强制性规定，因此导致该买卖合同无效。在此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出卖人在此时没有取得预售许可，但并不能一定会出现无法交付或者是无法履行合同全部义务，也就是说其仍然存在能够履行合同义务的可能，但由于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所以才导致无效的。所以在适用此条款时，并不以出出卖人是否在以后能实际履行或全面履行为适用要件，而且一定要注意合同无效的原因。但是，该解释却又在第2条规定：“出卖人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与买受人订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应当认定无效，但是在前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可以认定有效”，此规定不仅与合同法的基本理论不相符合，与法律规定也不相同。我们在确定某一份合同是否有效，在合同没有特别约定生效条件的情况下，只能以合同成立时来判断。合同法第44条已经作出了明确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而最高法院的这一规定，不仅混乱了合同效力的理论体系，违反了法律的相关规定，更可能从反面告诉出卖人这样一个判断：有没有预售许可证没关系，只要以后在时能取得预售许可即可。岂不是有鼓励出卖人在没有取得预售许可的情况下与买受人签订预售合同的嫌疑？笔者认为，此规定应当予以改正。同时，应注意此条规定仅仅限于在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及被解除、撤销时才能予以适用，而不是适用于合同生效后的违约处理。

4、出卖人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时，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抵押的事实，而导致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的。此时主要是指在双方订立买卖合同前出卖人已将出卖的房屋抵押给他人的情形。在此我们也应当注意，并不是只要出卖人在与买受订立买卖合同时将该房屋抵押给他人，买受人就可以向出卖人主张惩罚性赔偿。从现有法律特别是合同法的规定来看，当事人一方在与另一方签订合同时已经将标的物抵押给他人，并不会必然导致该买卖合同无效或者被解除、撤销，也并不必然会导致出卖人无法履行买卖合同的义务。关于这一观点，我们可以从合同法第40条、第52条、第54条、第94条可以清楚地看出。所以，只有当出卖人将其出卖给买受人的房屋抵押给其他第三人后违反了上述四条款所规定的情形时，买受人才可依据合同法的具体规定与本解释的规定向出卖人主张惩罚性赔偿的责任。

5、出卖人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时，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出卖给第三人或者为拆迁补偿安置房屋的事实，导致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的。出卖人在出卖房屋时，不论其是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出卖给第三人，还是已经将此出卖房屋作为拆迁补偿安置房屋，此时对于买受人来说都属于欺诈。因为其将房屋已经卖出，尽管出卖人可能会违反在先与第三人所签订的合同而将房屋实际交付给买受人，但是我们现在的经济秩序及法律秩序中都不能对这种现象予以默认或鼓励，必须予以严厉的制裁，来充分保证交易安全。所以，对于此类欺诈行为，历来都是民法中规范及惩罚的重点。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对其适用惩罚性赔偿，可以达到民事制裁或惩罚的目的，不仅符合法理，也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条款相一致。

四、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与合同效力状态之间的关系

我们知道，现行的合同法把合同的效力分为四种基本形态，分别是合同有效、无效、效力待定及被撤销。而对于合同的终止，按照合同法第91条的规定，有大约6种比较明确的终止形式，其分别是：1、合同债务完全履行；2、合同解除；3、合同债务互相抵销；4、债务人主动履行债务后将债务依法提存；5、债权人自愿免除了债务人所应承担的债务；6、混同，也就债权人与债务人同归于一人。当然，合同也可因法律的特别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其他条件成就而终止。但需要注意的是，合同在终止之前是有效的。从上文所提到的五种惩罚性赔偿的情形来看，既包括了合同因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情形，也包括了合同出现了约定或法定的解除情形而被买受人解除的情形，也包括了合同被买受人依法撤销的情形，同时还包括了有效合同在履行的过程中违约的情形。这些适用情形涉及到了合同不同的效力形态，适用于违约责任、缔约过失责任等各种责任类型，尽管比较全面的保护了买受人的合法权益，但也与英美法的惩罚性赔偿主要适用于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两大责任类型领域也不完全相同，这一点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赔偿合同篇8

近年来，贸易往来中由海上货运环节引发的纠纷数量不断上升。海上货运过程中的各类违约赔偿纠纷涵盖货运的全过程，包括装箱、拖箱、订舱、交单、报关等的各个环节。合同违约赔偿如何确定?合同双方订立合同之时无法预见的损失能否得到保护?

案情介绍

本案原告是宁波市润泽进出口有限公司，被告是宁波航母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2007年3月28日，润泽公司、航母公司签订“出口4000吨罗纹钢运输协议”，约定航母公司为润泽公司代办“租船订舱、海关报关、港口货运结算、支付船舶运费”等事项。具体约定：航母公司所租船舶经润泽公司确认后，方可来港装货；船舶受载期为2007年4月10日至14日，如因不可抗力或不可预见因素影响装船，则装船时间顺延，不可抗力或不可预见因素除外，确属由航母公司造成的船期延误而致使买方拒付货款，要由航母公司承担一切损失；自船舶抵锚地之日起，航母公司需每天以书面形式向原告通报船舶动态和装货进度；货物装船后，由被告负责尽快办理出口退税相关手续。航母公司接受委托后，代租“金成洲18”号轮，并向润泽公司传真租船合同，润泽公司遂向航母公司及镇海港埠公司确认由“金成洲18”号轮装货出运。“金成洲18”号轮实际于2007年4月19日到宁波，4月24日装货完毕。而2007年4月9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文财税[2007]64号文件，规定自2007年4月15日起调整出口钢材退税率，涉案罗纹钢原8％的退税率取消。

润泽公司认为：航母公司迟延安排货物出运，造成本可退税的货物因延期出运而无法退税；所租船舶身份不明，造成润泽公司向承运人索赔受阻。为此，要求航母公司赔偿润泽公司退税损失936390元。

航姆公司认为：航母公司所租船舶经润泽公司确认，并及时告知润泽公司船舶动态，已尽到货运人的义务；国家税务总局于2007年4月9日了退税相关规定，这是在2007年3月28日双方签订合同时都无法预见的。综上，请求驳回润泽公司的诉讼请求。

法院裁决的要点包括：《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规定了委托合同的归责原则为过错责任原则：“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受托人超越权限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法院审理

宁波海事法院认为：润泽公司、航母公司签订“出口4000吨罗纹钢运输协议”，约定由航母公司代为租船订舱、海关报关、出口退税等事项，双方海上货运合同法律关系依法成立，航母公司应按约为润泽公司租船订舱，审查船舶资质，及时安排货物出运。航母公司所租船舶经润泽公司确认，船舶受载期符合货运协议约定，航母公司及时向润泽公司报告了船舶动态，船舶晚到港时间非航母公司所能掌控，且润泽公司预知船舶晚到港仍未作出不同指示，故润泽公司认为航母公司履行货代义务不当造成其退税损失的主张不能成立。且原告退税损失系因国家税率政策调整引起，双方签订合同之时税率调整文件尚未出台，该损失并非签订合同之时能预见到的损失。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对润泽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润泽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润泽公司与航母公司签订货运协议后，航母公司按照协议约定办理了租船装货事宜，并事先将租船协议、提单格式交由润泽公司审查，租船协议的约定符合货运协议约定，润泽公司事后也发函确认由“金成洲18”号轮装货出运，对该租船协议应视为确认。后“金成洲18”号轮因出租人的原因迟延到港，航母公司已及时向润泽公司通报船舶动态，履行了货运人义务，故船舶迟延到达不能归责于航母公司。至于航母公司与之签署租船协议的出租人安徽省安达船务有限公司是否存在，是否导致润泽公司向出租人索赔不能以及航母公司是否对此存在过错。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润泽公司与航母公司之间的货运协议并未要求航母公司披露船东身份，且航母公司与船舶出租人系通过传真签订租船协议，只能要求其尽到通常的审查义务。现航母公司提供了“金成洲18”号轮的船籍证书、DOG证书复印件等，表明航母公司已尽到了通常的谨慎审查船舶资质及船东身份的义务。且货物运输已正常完成，虽有受载迟延，但润泽公司未行使解约权，应视为接受船舶的迟延到达。润泽公司诉请的损失是因退税率的变动而减少的退税款，双方当事人事先均无法预见，不属于保护的范围。

案例焦点

宁波海事法院认为，本案是一起海上货运合同违约赔偿纠纷，争议的焦点有两点。

争议一：航母公司履行货代义务是否适当?

货运合同在一些大陆法系国家的商法典或民法典中属有名合同。我国《合同法》第406条对委托合同的归责原则，不同于合同法的严格责任原则，而是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润泽公司的赔偿请求正是基于航母公司违反货运协议约定、不适当履行货代义务提起的，对润泽公司而言，应承担证明航母公司具有过错的初步举证责任。本案中，具体表现为航母公司代租船舶的审查义务和委托事项的及时报告义务。

(一)代租船舶的审查义务

润泽公司认为租船合同上出租方安徽省安达船务有限公司实际并未在安徽省工商注册，航母公司未能提供船舶相关主体证明，致使原告向承运人索赔受阻。航母公司为此提供了船籍证书、DOC证书，证明“金成洲18号”轮系在巴拿马共和国登记的方便旗船，DOC证书记载船舶经营人系安达船务有限公司，即为租船合同上出租方安徽省安达船务有限公司，在伯利兹注册，经营地址在安徽省安庆市沿江路7号，只不过中文翻译不同，故中文印章使用安徽省安达船务有限公司字样，并非必然要在安徽省境内注册。对此，合议庭在评议中持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所租船舶的船籍证书、DOC证书均为复印件，出租方安徽省安达船务有限公司使用中文印章而未在中国境内注册，故航母公司订立租船合同存在重大过失；另一种意见认为，本案系海上货物运输整船航次租船，航母公司即使代租方便旗船，也符合国际海运惯常做法，且货运协议中约定的租船行为指向船舶，而非要求被告在租船同时向原告披露船东身份。对船舶证书、DOC证书，因系复印件，一审未予认定，二审认为，货运协议并未要求航母公司披露船东身

份，且航母公司与船舶出租人通过传真签订租船协议，只能要求其尽到通常的审查义务，现航母公司提供了“金成洲18”号轮的船籍证书、DOG证书复印件等，表明航母公司已尽到了通常的谨慎审查船舶资质及船东身份的义务。

(二)履行合同的报告义务

润泽公司认为航母公司接受委托后，未能按时租船，导致货物延期出运，未能退税。航母公司认为，租船经润泽公司确认后，航母公司及时向润泽公司报告船舶动态，已适当履行了货代义务。对此，合议庭持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货运人知晓船舶将晚到港后，应及时与出租人交涉，本案未见货运人对此采取了补救措施；另一种意见认为租船合同受载期符合货运协议的约定，航母公司及时将相关租船信息传真润泽公司，船舶晚到港非航母公司货代行为所致，且润泽公司收到船舶晚到港的传真信息后，未做出不同指示。二审认为，货物运输虽有受载迟延，但润泽公司未行使解约权，应视为接受船舶的迟延到达。一、二审判决均建立在航母公司及时报告船舶动态、润泽公司未作出不同指示的事实基础上。如前所述，委托合同是一种高度属人性的合同，委托人的指示对受托人履行合同义务至为关键。《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九条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需要变更委托人指示的，应当经委托人同意；因情况紧急，难以和委托人取得联系的，受托人应当妥善处理委托事务，但事后应当将该情况及时报告委托人。”本案中，委托人明知船舶将晚到港，未行使解约权，一、二审均将其视为委托人接受船舶晚到港的意思表示。

争议二：双方订立合同之时无法预见的损失能否得到保护?

按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债务人承担赔偿责任只要具备损失与违约行为之间有相当因果关系这一条件即可；而依合理预见规则，要判决债务人承担赔偿责任，债务人需对损害的种类、原因甚至于损害之大致程度有所预见或应当预见。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根据该规定，预见可分为两类，一是实际预见，二是应当预见。本案中，原、被告于2007年3月28日签订“出口4000吨罗纹钢运输协议”，2007年4月9日，财税[2007]64号文件出台调整出口钢材退税率，这在双方订立合同之时都未能预见。合议庭在讨论中认为，货物如能正常出运，可享受退税，被告履行货代义务是否适当与退税损失存在因果关系；但签订合同之时国家税率调整文件尚未出台，无法预见货物晚出运有可能造成退税损失。二审法院认为，润泽公司诉请的损失是因退税率的变动而减少的退税款，双方当事人事先均无法预见，不属于保护的范围。预见应以合同订立之时的情形为准，不受合同订立之后事态发展的影响，本案中双方订立合同与税率文件出台前后相差半月有余，如果让航母公司对订立合同之时不能预见的损失负责，就等于修改了合同成立的基础，并且破坏了意思自治原则。当然，如果在合同订立后出现了双方了解到的新情况，当事人可以通过变更合同的方式加以解决。在合同未变更的情形下，让当事人对其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损失负责，必然使其依合同而承担的风险与取得的利益不相等称。

违约损害赔偿的可预见规则

本案法院裁决要点中包含了违约损害赔偿的可预见规则。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罗本建称，世界各国的合同法普遍确立了可预见规则。他认为，可预见规则的理论依据在于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要求人们在市场经济活动中讲究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可预见规则不允许守约方获得违约方在订立合同时没有预见的损失赔偿，正是诚实信用原则的基本要求。“因为，如果守约方在订立合同时预见到了违约方不可能预见到的损失，但只要其未将此一信息传递给违约方，违约方便无需对此承担责任。如果此时违约方仍须承担责任，则会诱导守约方保守此信息，使对方在无知的情况下与其谈判，从而获取不当利益，此时守约方的行为就属于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另一方面，可预见规则许可违约方对其在订立合同时不可能预见到的损失不负赔偿责任。如果要求违约方对超过其预见范围内的损失仍承担责任，从实质上讲，就破坏了双方当事人于订约时基于可预见的风险达成的合意，这本身就是违背诺言、不讲信用的行为，是对违约方的违约，这与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是不一致的。”罗本建律师说。

如何确定违约赔偿责任

“合同法在违约责任中确定了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是无过错责任原则。”罗本建律师说。所谓无过错责任原则，就是守约方只要证明违约方有违约事实，无须证明违约方需主观上有过错，违约方也不能通过证明自己主观上无过错，就可以摆脱责任。而我国民法通则及原经济合同法采用的是过错责任原则，事实上给合同守约方造成了许多举证上的困难，不利于经济纠纷的解决。

合同法10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依据本条，只要违约方不履约或部分履约不符合约定，那么，违约方必须承担违约责任，只要守约方能证明违约方的违约事实。这就是对违约的确定原则，合同当事人应注意适用。

赔偿合同篇9

1、在劳动合同期内(如果劳动者没有过错)公司单方面解除合同，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公司应支付2倍经济补偿金数额的赔偿金。

2、如果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没有提前30天通知劳动者，应再支付1个月工资的代通知金。

3、劳动合同法第87条规定：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47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赔偿合同篇10

1、若双方协商一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金;

若用人单位单方面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是违法的，应当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支付双倍赔偿金。

2、第四十七条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

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