赔偿范文10篇

赔偿范文篇1

（一）国家赔偿含义

在通常情况下，人们所说的国家赔偿实际上是特指国家权力作用引起的国家赔偿。由此，产生了狭义的国家赔偿概念。对于狭义的国家赔偿又有两种不同的理解：（1）由于一些国家的国家赔偿法仅对国家行政侵权赔偿责任做出规定，冤狱赔偿问题另有别法调整。因而这些国家的学者认为，国家赔偿即指国家行政赔偿。（2）另一些国家（如法国），国家的立法、行政与司法行为都可能发生国家赔偿问题，因此，在这些国家，国家赔偿是指国家依照法律或判例对国家公务活动所致损害而给予的赔偿，包括立法、行政与司法赔偿三种。

（二）国家赔偿的特征

1.国家赔偿的责任主体是国家。国家侵权行为是国家机关的公务员实施的，但国家赔偿责任的主体是国家，而不是行使国家权力的公务员个人，也不是国家机关。这不仅是国家赔偿与一般民事赔偿的重要区别，也是国家赔偿制度的政治意义所在。

2.国家赔偿责任的范围是有限的，国家只承担有限的赔偿责任。我国《国家赔偿法》第二章、第三章分别规定了行政赔偿和刑事赔偿的范围，明确了国家不能承担赔偿责任的行政和司法侵权情形。

3.实现国家赔偿责任的程序是特定的。我国国家赔偿程序分为行政赔偿程序和司法赔偿程序。受害人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起，义务机关应在两个月内做出决定，不服此决定的受害人可向法院提起赔偿诉讼；而要求司法赔偿还须（除人民法院外）向赔偿义务机关的上一级机关请求复议，如再不服还可向复议机关的同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做出赔偿决定，该决定为终审裁决。

（三）国家赔偿的范围

1.立法赔偿。立法赔偿即国家立法机关对在执行立法及其他法定职务中致人损害而产生的赔偿。

2.行政赔偿。行政赔偿即国家行政机关在执行行政职务中致人损害而产生的赔偿。

3.司法赔偿。司法赔偿即司法机关在执行司法职能的活动中所产生的损害赔偿。我国国家赔偿制度中的司法赔偿，包括刑事司法赔偿、部分民事与行政司法赔偿等几个方面。

二、刑事赔偿问题

（一）刑事赔偿的概念

刑事赔偿是指行使国家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中侵犯当事人人身权、财产权造成损害而给予的赔偿。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其称谓不尽相同，例如，在日本称刑事补偿，法国称为再审无罪和羁押赔偿，台湾地区则称冤狱赔偿。

（二）刑事赔偿的特征

1.责任起因的特定性。作为刑事侵权赔偿责任起因的不法行为，只能是代表国家行使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实施的侵权行为，并且这种侵权行为必须发生在行使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和监狱管理职权的过程中。

2.致害主体和责任主体分离性。在刑事侵权责任中实施职权行为的通常是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机关的工作人员，但直接履行赔偿义务的则是该工作人员所属的机关，而作为赔偿责任的最终主体却又是国家本身。刑事侵权赔偿责任的这种特殊性质是由国家、国家专门机关与有关工作人员这三者之间的特有关系决定的。

3.责任形式的物质性。刑事侵权责任的承担形式主要是物质，赔偿即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赔偿方式，能够返还财产或恢复原状的，法律允许通过返还财产或恢复原状的方式承担。总之，都是以一定的物质支付或给予作为责任形式。

（三）刑事赔偿的范围

1.侵犯人身权的赔偿。根据《国家赔偿法》第15条的规定，刑事赔偿中侵犯人身权的范围，包括在刑事诉讼中，错误拘留，错误逮捕，无罪错判而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刑讯逼供及其他执行职务中的暴力行为，违法使用武器警械等事项。《国家赔偿法》第15条第1项规定：可以请求国家赔偿的错误拘留仅指对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实行拘留。“没有犯罪事实”是指当事人没有实施危害社会的应受刑法惩罚的违法行为；“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指没有比较可靠的证据或者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当事人可能实施了犯罪行为。根据《国家赔偿法》第15条第2项的规定，可以请求国家赔偿的错误逮捕，是指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的错误逮捕。因为逮捕是与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作斗争的有力手段，因此实施逮捕必须以犯罪事实据《国家赔偿法》第15条第3项规定，国家应予赔偿的错判，是指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违反了刑法的规定，将无罪的公民定为有罪，且判处的刑罚已经执行，经审判监督程序予以改判宣告无罪的。根据《国家赔偿法》第15条第4项规定，刑讯逼供或者以欧打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国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严格地说，刑讯逼供及其他暴力行为不是一种职权行为，但是此类行为是发生在国家司法工作人员行使职权过程中，与行使职权有关，所以此类侵权行为致人伤害或死亡的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国家赔偿法》第15条第5项规定，违法使用武器

、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即国家应对此承担赔偿责任。

2.侵犯财产权的赔偿。依照《国家赔偿法》第16条的规定，刑事赔偿中侵犯财产权，应当赔偿的范围包括两项：一是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的行为；二是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而原判罚金或没收财产已经执行的行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是法律赋予司法机关的职权，其目的在于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但是由于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会给当事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的经济利益带来不利影响，因此法律对采取这些措施规定了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司法机关在采取这些措施时，必须严格依法进行。如果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规定，如采取超越职权或者滥用职权的做法这些措施都是典型的违法行为，给当事人造成财产损失的国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罚金和没收财产均是我国刑法中规定的附加刑的刑种，其适用对象当然应当是犯罪人，如果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被告人无罪，则原判处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也是错误的，如果已经执行，国家当然应予返还，同时如果因被判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失的。亦应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

3.国家不承担刑事赔偿的情形。我国《国家赔偿法》第17条结合我国的国情规定了国家不承担刑事赔偿责任的六类事项，这是我国对刑事赔偿范围所作的必要的限制。

三、检察机关刑事赔偿

（一）检察机关刑事赔偿的概念

检察机关刑事损害赔偿是指检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办理刑事案件，行使法定权力和执行职务过程中违法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依照法律规定由国家给予赔偿的法律制度。检察机关刑事损害赔偿是国家赔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刑事损害赔偿的一种。

（二）检察机关刑事赔偿的主要特征

1.侵权主体是检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检察机关刑事赔偿是以检察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的，其侵害行为必须是检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所为，但检察机关与人民法院共同造成刑事损害时检察机关应为共同赔偿机关。

2.损害后果是由于行使法定权力和执行职务造成的。检察机关刑事赔偿同其办理刑事案件行使职权密不可分。检察机关在处理办案以外的其他事务或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离开职务的行为，给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造成实际损害的，均不属检察机关刑事损害赔偿之列。

3.执行职务中具有违法因素。检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的才负赔偿责任，一切合法职务行为即使造成刑事损害也不承担赔偿义务。

赔偿范文篇2

（一）国家赔偿含义

在通常情况下，人们所说的国家赔偿实际上是特指国家权力作用引起的国家赔偿。由此，产生了狭义的国家赔偿概念。对于狭义的国家赔偿又有两种不同的理解：（1）由于一些国家的国家赔偿法仅对国家行政侵权赔偿责任做出规定，冤狱赔偿问题另有别法调整。因而这些国家的学者认为，国家赔偿即指国家行政赔偿。（2）另一些国家（如法国），国家的立法、行政与司法行为都可能发生国家赔偿问题，因此，在这些国家，国家赔偿是指国家依照法律或判例对国家公务活动所致损害而给予的赔偿，包括立法、行政与司法赔偿三种。

（二）国家赔偿的特征

1.国家赔偿的责任主体是国家。国家侵权行为是国家机关的公务员实施的，但国家赔偿责任的主体是国家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尽在公务员之家（），而不是行使国家权力的公务员个人，也不是国家机关。这不仅是国家赔偿与一般民事赔偿的重要区别，也是国家赔偿制度的政治意义所在。

2.国家赔偿责任的范围是有限的，国家只承担有限的赔偿责任。我国《国家赔偿法》第二章、第三章分别规定了行政赔偿和刑事赔偿的范围，明确了国家不能承担赔偿责任的行政和司法侵权情形。

3.实现国家赔偿责任的程序是特定的。我国国家赔偿程序分为行政赔偿程序和司法赔偿程序。受害人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起，义务机关应在两个月内做出决定，不服此决定的受害人可向法院提起赔偿诉讼；而要求司法赔偿还须（除人民法院外）向赔偿义务机关的上一级机关请求复议，如再不服还可向复议机关的同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做出赔偿决定，该决定为终审裁决。

（三）国家赔偿的范围

1.立法赔偿。立法赔偿即国家立法机关对在执行立法及其他法定职务中致人损害而产生的赔偿。

2.行政赔偿。行政赔偿即国家行政机关在执行行政职务中致人损害而产生的赔偿。

3.司法赔偿。司法赔偿即司法机关在执行司法职能的活动中所产生的损害赔偿。我国国家赔偿制度中的司法赔偿，包括刑事司法赔偿、部分民事与行政司法赔偿等几个方面。

二、刑事赔偿问题

（一）刑事赔偿的概念

刑事赔偿是指行使国家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中侵犯当事人人身权、财产权造成损害而给予的赔偿。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其称谓不尽相同，例如，在日本称刑事补偿，法国称为再审无罪和羁押赔偿，台湾地区则称冤狱赔偿。

（二）刑事赔偿的特征

1.责任起因的特定性。作为刑事侵权赔偿责任起因的不法行为，只能是代表国家行使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实施的侵权行为，并且这种侵权行为必须发生在行使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和监狱管理职权的过程中。

2.致害主体和责任主体分离性。在刑事侵权责任中实施职权行为的通常是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机关的工作人员，但直接履行赔偿义务的则是该工作人员所属的机关，而作为赔偿责任的最终主体却又是国家本身。刑事侵权赔偿责任的这种特殊性质是由国家、国家专门机关与有关工作人员这三者之间的特有关系决定的。

3.责任形式的物质性。刑事侵权责任的承担形式主要是物质，赔偿即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赔偿方式，能够返还财产或恢复原状的，法律允许通过返还财产或恢复原状的方式承担。总之，都是以一定的物质支付或给予作为责任形式。

（三）刑事赔偿的范围

1.侵犯人身权的赔偿。根据《国家赔偿法》第15条的规定，刑事赔偿中侵犯人身权的范围，包括在刑事诉讼中，错误拘留，错误逮捕，无罪错判而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刑讯逼供及其他执行职务中的暴力行为，违法使用武器警械等事项。《国家赔偿法》第15条第1项规定：可以请求国家赔偿的错误拘留仅指对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实行拘留。“没有犯罪事实”是指当事人没有实施危害社会的应受刑法惩罚的违法行为；“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尽在公务员之家（）指没有比较可靠的证据或者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当事人可能实施了犯罪行为。根据《国家赔偿法》第15条第2项的规定，可以请求国家赔偿的错误逮捕，是指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的错误逮捕。因为逮捕是与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作斗争的有力手段，因此实施逮捕必须以犯罪事实据《国家赔偿法》第15条第3项规定，国家应予赔偿的错判，是指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违反了刑法的规定，将无罪的公民定为有罪，且判处的刑罚已经执行，经审判监督程序予以改判宣告无罪的。根据《国家赔偿法》第15条第4项规定，刑讯逼供或者以欧打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国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严格地说，刑讯逼供及其他暴力行为不是一种职权行为，但是此类行为是发生在国家司法工作人员行使职权过程中，与行使职权有关，所以此类侵权行为致人伤害或死亡的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国家赔偿法》第15条第5项规定，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即国家应对此承担赔偿责任。

2.侵犯财产权的赔偿。依照《国家赔偿法》第16条的规定，刑事赔偿中侵犯财产权，应当赔偿的范围包括两项：一是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的行为；二是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而原判罚金或没收财产已经执行的行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是法律赋予司法机关的职权，其目的在于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但是由于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会给当事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的经济利益带来不利影响，因此法律对采取这些措施规定了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司法机关在采取这些措施时，必须严格依法进行。如果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规定，如采取超越职权或者滥用职权的做法这些措施都是典型的违法行为，给当事人造成财产损失的国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罚金和没收财产均是我国刑法中规定的附加刑的刑种，其适用对象当然应当是犯罪人，如果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被告人无罪，则原判处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也是错误的，如果已经执行，国家当然应予返还，同时如果因被判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失的。亦应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

3.国家不承担刑事赔偿的情形。我国《国家赔偿法》第17条结合我国的国情规定了国家不承担刑事赔偿责任的六类事项，这是我国对刑事赔偿范围所作的必要的限制。

三、检察机关刑事赔偿

（一）检察机关刑事赔偿的概念

检察机关刑事损害赔偿是指检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办理刑事案件，行使法定权力和执行职务过程中违法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依照法律规定由国家给予赔偿的法律制度。检察机关刑事损害赔偿是国家赔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刑事损害赔偿的一种。

（二）检察机关刑事赔偿的主要特征

1.侵权主体是检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检察机关刑事赔偿是以检察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的，其侵害行为必须是检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所为，但检察机关与人民法院共同造成刑事损害时检察机关应为共同赔偿机关。

赔偿范文篇3

第一条为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司法行政机关行使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司法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受害人行政赔偿或者刑事赔偿。

第三条司法行政机关行政赔偿、刑事赔偿工作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有错必纠的原则。

第四条司法行政机关办理行政赔偿、刑事赔偿案件，实行有关业务部门承办，法制工作部门审核，机关负责人决定的制度。

第二章赔偿范围

第五条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狱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应当予以刑事赔偿：

(一)刑讯逼供或者体罚、虐待服刑人员，造成身体伤害或死亡的；

(二)殴打或者唆使、纵容他人殴打服刑人员，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侮辱服刑人员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对服刑期满的服刑人员无正当理由不予释放的；

(五)违法使用武器、警械、戒具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死亡的；

(六)其他违法行为造成服刑人员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第六条司法行政机关的劳动教养管理所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应当予以行政赔偿：

(一)刑讯逼供或者体罚、虐待被劳动教养人员，造成身体伤害或死亡的；

(二)殴打或者唆使、纵容他人殴打被劳动教养人员，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侮辱被劳动教养人员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对劳动教养期满的被劳动教养人员，无正当理由不予解教的；

(五)违法使用武器、警械、戒具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死亡的；

(六)其他违法行为造成被劳动教养人员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第七条司法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应当予以赔偿：

(一)违法或错误决定吊销律师执业证的；

(二)违法或错误决定责令律师停止执业，以及对律师事务所停业整顿的；

(三)违法或错误决定吊销公证员执业证的；

(四)违法或错误决定责令公证处停业或者撤销公证处的；

(五)在各项管理工作中，其他违法行为给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害的。

第八条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司法行政机关不予赔偿：

(一)与行使司法行政机关管理职权无关的机关工作人员的个人行为；

(二)服刑人员、被劳动教养人员自伤自残的行为；

(三)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

(四)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章赔偿程序

第九条司法行政机关的法制工作部门为赔偿案件受理机构，负责对赔偿请求进行初步审查并决定是否立案。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狱、劳动教养管理所的赔偿案件由监狱、劳动教养管理所受理、承办和审核。

第十条请求赔偿应由请求人填写《行政〈刑事〉赔偿申请登记表》。特殊情况不能以书面方式提出的，可以口头方式提出，由受理机关承办人员代为填写并作出笔录，当事人签名。

第十一条受理赔偿申请应当查明下述情况：

(一)是否属于本办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规定的赔偿范围；

(二)有无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

(三)请求人是否符合国家赔偿法第六条规定的条件；

(四)是否应由本机关予以赔偿；

(五)赔偿请求是否已过时效；

(六)请求赔偿的有关材料是否齐全。

第十二条对已立案的赔偿案件，由案件受理机构分送有关业务部门，业务部门应指定与该案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员办理。特殊情况外，也可由案件受理机构直接办理。

第十三条承办部门应在一个月内对赔偿请求提出予以赔偿或不予赔偿的意见，连同有关材料报送法制工作部门审核。承办部门确认应由本机关负赔偿责任的案件，应当提出赔偿数额、赔偿方式。

第十四条法制工作部门对承办部门的意见应在十日内进行审核，并报本机关负责人批准。

第十五条司法行政机关对符合法定赔偿条件，决定予以赔偿的，制作《行政(刑事)赔偿决定书》。

对不符合法定赔偿条件，决定不予赔偿的，制作《不予赔偿决定书》。《行政(刑事)赔偿决定书》和《不予赔偿决定书》由机关负责人签署，加盖机关印章，并送达赔偿请求人。

第十六条对本机关不负有赔偿义务的申请，应通知赔偿请求人向有赔偿义务的机关提出。赔偿义务人是其他司法行政机关的，也可以根据申请人的请求，收案后移送有赔偿义务的司法行政机关。

第四章复议

第十七条司法行政机关对赔偿请求人的申请不予确认的，赔偿请求人有权向上一级司法行政机关提出申诉。上一级司法行政机关对于下级司法行政机关不予确认的赔偿请求，可以自行确认，也可以责成下级司法行政机关予以确认。

第十八条赔偿请求人对赔偿义务机关的决定持有异议的，可以向上一级司法行政机关提出复议，复议申请可以直接向上一级司法行政机关提出，也可以通过原承办案件的司法行政机关转交。

第十九条对监狱、劳动教养管理所作出的决定不服的复议申请，分别由监狱、劳动教养管理所所属的省一级或地区一级司法行政机关负责。

第二十条负责复议的司法行政机关收到复议申请后，应及时调取案卷和有关材料进行审查。对事实不清的，可以要求原承办案件的司法行政机关补充调查，也可以自行调查。

第二十一条对复议申请进行审查后，按照下列情形，分别作出复议决定：

(一)原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予以维持；

(二)原决定认定事实不清楚、适用法律错误，或赔偿方式、赔偿数额不当的，撤销原决定，重新作出决定。

第二十二条复议决定作出后，应制作《行政(刑事)复议决定书》，复议决定书由机关负责人签署，加盖机关印章。

第二十三条复议决定书可以直接送达，也可以委托赔偿请求人所在地的司法行政机关送达。

第五章执行

第二十四条负有赔偿义务的司法行政机关负责赔偿决定的执行。

第二十五条赔偿应分别根据下列不同情况执行：赔偿请求人对赔偿决定无异议的，按赔偿决定书执行；赔偿请求人对赔偿决定提出复议的，按复议决定书执行；赔偿请求人向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并由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赔偿决定的，按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的赔偿决定书执行；赔偿请求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作出赔偿判决的，按照判决书执行。

第二十六条负有赔偿义务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在自收到赔偿申请的二个月以内执行赔偿。

赔偿请求人向上一级司法行政机关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赔偿的，在收到复议决定书或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的赔偿决定书后即应执行。

第二十七条负有赔偿义务的司法行政机关对造成受害人名誉权、荣誉权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第六章赔偿费用

第二十八条负有赔偿义务的司法行政机关能够通过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方式赔偿的，应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方式赔偿。不能通过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方式赔偿的，主要以支付赔偿金方式赔偿。

第二十九条支付赔偿金的计算标准，依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条行政赔偿和刑事赔偿费用由负有赔偿义务的司法行政机关先从本单位预算经费和留归本单位使用的资金中支付，支付后再向同级财政机关申请核拨。

第三十一条经过行政复议的案件，最初造成侵权行为的司法行政机关和作出复议加重侵权的上级司法行政机关同时是赔偿义务机关的，由最初造成侵权行为的司法行政机关向受害人支付全部赔偿金后，再与上级司法行政机关结算各自应承担费用。

第三十二条司法行政机关在行政赔偿中其工作人员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在刑事赔偿中工作人员在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工作人员应承担全部或部分赔偿费用。追偿办法另行规定。

第三十三条赔偿义务机关赔偿后，应写出结案报告报送上级司法行政机关。

赔偿范文篇4

(一)国家赔偿含义

在通常情况下,人们所说的国家赔偿实际上是特指国家权力作用引起的国家赔偿。由此,产生了狭义的国家赔偿概念。对于狭义的国家赔偿又有两种不同的理解:(1)由于一些国家的国家赔偿法仅对国家行政侵权赔偿责任做出规定,冤狱赔偿问题另有别法调整。因而这些国家的学者认为,国家赔偿即指国家行政赔偿。(2)另一些国家(如法国),国家的立法、行政与司法行为都可能发生国家赔偿问题,因此,在这些国家,国家赔偿是指国家依照法律或判例对国家公务活动所致损害而给予的赔偿,包括立法、行政与司法赔偿三种。

(二)国家赔偿的特征

1.国家赔偿的责任主体是国家。国家侵权行为是国家机关的公务员实施的,但国家赔偿责任的主体是国家,而不是行使国家权力的公务员个人,也不是国家机关。这不仅是国家赔偿与一般民事赔偿的重要区别,也是国家赔偿制度的政治意义所在。

2.国家赔偿责任的范围是有限的,国家只承担有限的赔偿责任。我国《国家赔偿法》第二章、第三章分别规定了行政赔偿和刑事赔偿的范围,明确了国家不能承担赔偿责任的行政和司法侵权情形。

3.实现国家赔偿责任的程序是特定的。我国国家赔偿程序分为行政赔偿程序和司法赔偿程序。受害人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起,义务机关应在两个月内做出决定,不服此决定的受害人可向法院提起赔偿诉讼;而要求司法赔偿还须(除人民法院外)向赔偿义务机关的上一级机关请求复议,如再不服还可向复议机关的同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做出赔偿决定,该决定为终审裁决。

(三)国家赔偿的范围

1.立法赔偿。立法赔偿即国家立法机关对在执行立法及其他法定职务中致人损害而产生的赔偿。

2.行政赔偿。行政赔偿即国家行政机关在执行行政职务中致人损害而产生的赔偿。

3.司法赔偿。司法赔偿即司法机关在执行司法职能的活动中所产生的损害赔偿。我国国家赔偿制度中的司法赔偿,包括刑事司法赔偿、部分民事与行政司法赔偿等几个方面。

二、刑事赔偿问题

(一)刑事赔偿的概念

刑事赔偿是指行使国家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中侵犯当事人人身权、财产权造成损害而给予的赔偿。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其称谓不尽相同,例如,在日本称刑事补偿,法国称为再审无罪和羁押赔偿,台湾地区则称冤狱赔偿。

(二)刑事赔偿的特征

1.责任起因的特定性。作为刑事侵权赔偿责任起因的不法行为,只能是代表国家行使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实施的侵权行为,并且这种侵权行为必须发生在行使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和监狱管理职权的过程中。

2.致害主体和责任主体分离性。在刑事侵权责任中实施职权行为的通常是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机关的工作人员,但直接履行赔偿义务的则是该工作人员所属的机关,而作为赔偿责任的最终主体却又是国家本身。刑事侵权赔偿责任的这种特殊性质是由国家、国家专门机关与有关工作人员这三者之间的特有关系决定的。

3.责任形式的物质性。刑事侵权责任的承担形式主要是物质,赔偿即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赔偿方式,能够返还财产或恢复原状的,法律允许通过返还财产或恢复原状的方式承担。总之,都是以一定的物质支付或给予作为责任形式。

(三)刑事赔偿的范围

1.侵犯人身权的赔偿。根据《国家赔偿法》第15条的规定,刑事赔偿中侵犯人身权的范围,包括在刑事诉讼中,错误拘留,错误逮捕,无罪错判而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刑讯逼供及其他执行职务中的暴力行为,违法使用武器警械等事项。《国家赔偿法》第15条第1项规定:可以请求国家赔偿的错误拘留仅指对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实行拘留。“没有犯罪事实”是指当事人没有实施危害社会的应受刑法惩罚的违法行为;“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指没有比较可靠的证据或者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当事人可能实施了犯罪行为。根据《国家赔偿法》第15条第2项的规定,可以请求国家赔偿的错误逮捕,是指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的错误逮捕。因为逮捕是与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作斗争的有力手段,因此实施逮捕必须以犯罪事实据《国家赔偿法》第15条第3项规定,国家应予赔偿的错判,是指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违反了刑法的规定,将无罪的公民定为有罪,且判处的刑罚已经执行,经审判监督程序予以改判宣告无罪的。根据《国家赔偿法》第15条第4项规定,刑讯逼供或者以欧打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国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严格地说,刑讯逼供及其他暴力行为不是一种职权行为,但是此类行为是发生在国家司法工作人员行使职权过程中,与行使职权有关,所以此类侵权行为致人伤害或死亡的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国家赔偿法》第15条第5项规定,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即国家应对此承担赔偿责任。

2.侵犯财产权的赔偿。依照《国家赔偿法》第16条的规定,刑事赔偿中侵犯财产权,应当赔偿的范围包括两项:一是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的行为;二是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而原判罚金或没收财产已经执行的行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是法律赋予司法机关的职权,其目的在于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但是由于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会给当事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的经济利益带来不利影响,因此法律对采取这些措施规定了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司法机关在采取这些措施时,必须严格依法进行。如果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规定,如采取超越职权或者滥用职权的做法这些措施都是典型的违法行为,给当事人造成财产损失的国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罚金和没收财产均是我国刑法中规定的附加刑的刑种,其适用对象当然应当是犯罪人,如果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被告人无罪,则原判处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也是错误的,如果已经执行,国家当然应予返还,同时如果因被判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失的。亦应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

3.国家不承担刑事赔偿的情形。我国《国家赔偿法》第17条结合我国的国情规定了国家不承担刑事赔偿责任的六类事项,这是我国对刑事赔偿范围所作的必要的限制。

三、检察机关刑事赔偿

(一)检察机关刑事赔偿的概念

检察机关刑事损害赔偿是指检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办理刑事案件,行使法定权力和执行职务过程中违法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依照法律规定由国家给予赔偿的法律制度。检察机关刑事损害赔偿是国家赔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刑事损害赔偿的一种。

(二)检察机关刑事赔偿的主要特征

1.侵权主体是检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检察机关刑事赔偿是以检察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的,其侵害行为必须是检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所为,但检察机关与人民法院共同造成刑事损害时检察机关应为共同赔偿机关。

赔偿范文篇5

关键词：国家赔偿责任；公务员赔偿责任；公务员连带赔偿责任

法官职业本来是法治社会最令人崇敬、最令人羡慕、最稳定和最有保障的职业，但我国法官目前却是有高度风险的职业。由于社会公众中部分人法律意识淡薄，暴力抗法事件时有发生，对法官的人身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和侵害，使法官承受着较高的职业安全风险。近几年来，侵害法官人身权及其他职业权益的恶性事件层出不穷，特别是近年来颇受关注的法官心理压力和心理安全的问题，更值得我们深思。法官的执业难度、工作压力、社会压力日渐加大，加上潜在的社会风险、政治风险、家庭责任风险，都时时刻刻的在侵蚀着我们法官的身心健康。下面，笔者就法官职业的风险与防范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法官职业风险的范畴及其现实存在

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变革期。可以这样说，所谓社会变革，实际上就是社会利益的重新调整与分配。由于利益调整而导致各种不同的利益处在变动不定的状态，由此而引起的利益冲突也就随之产生。尽管国家努力用立法来进行调整，但往往无法及时地和具体地回应社会变化，这就要求履行司法职能的法官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按照法律原则，充分运用司法的手段来维护社会利益的平衡，对随时可能发生的不当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提供及时的法律救济，通过定纷止争，缓解社会矛盾，从而依法保障改革和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由于利益冲突引发的诉讼的大量增加，以及法律制度的不尽完善，致使法官所承担的定纷止争的角色地位显得越来越重要，法官的裁判权起着至关当事人利益的作用。如何在法律之外寻求法官的偏袒，必然成为一些当事人谋求的一种策略。这些策略无外乎是制造虚假事证和贿赂法官，前者是误导法官，后者则是直接影响法官的公正，使法官陷入一种经常性的职业风险之中。

1.法官职业的技术性风险。

法官办的是案件职业风险当然主要来自于案件，特别是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的冲突所带来的风险。这里的“法律事实”是指由证据所构建的事实，问题在于当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相冲突时，法官只能依从证据规则，在一切调解无效的情况下，有可能造成一方的委屈而无能为力。而这，往往会造成当事人与法官之间的矛盾和对立，这种对立严重时会产生当事人对法官的信任危机，导致诚信风险的存在。在法律界广为人知的“莫兆军事件”就是个很好的例证。

应当客观地认识到，当前社会其他阶层对司法运作已经存在不可忽视的不信任现象，导致这种不信任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社会对司法人员素质存在着一种信任危机。从心理角度来说，只要这种对裁判者的信任危机不消除，就必然对司法过程和结果产生怀疑。即使程序是正当的，适用法律也是正确的，也难以摆脱这种不信任危机产生的不公正评价。

2.法官职业风险之人身安全性风险。

在现代法治化进程中，基层法官面对的很大一部分当事人文化水平不高，对法律的陌生使他们寄望于法官能明察秋毫，当审判结果与期待不一致时，便迁怒于法官。法官因此被投诉、受辱骂的情况屡屡发生，遭到人身攻击和生命威胁。

3.法官职业风险之司法廉洁性风险。

法官办案是为了定纷止争，而且是其他手段已无法解决的激烈纷争。刑事案件涉及被告人的身家性命，民事案件涉及当事人的财富得失，行政案件涉及公权力与私权利的激烈对抗，双方当事人都怀着对法官的莫大期盼，都把获胜的希望寄托在法官的裁决上。除了双方当事人在法庭上力陈有利于自己的证据、事实、理由，同时也会运用自己拥有的资源，试图影响法官，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且当事人追求回报的最大化，预期的最大值，这对法官来说，无疑是可怕的诱惑和巨大的陷阱。法官介入社会生活太广太深，同各类利益主体的关系太近太密，则愈会引发更大的职业风险。

4.法官职业风险司法体制性风险

法官职业风险，还来自于滥用权力对法官审判所造成的压力和干扰。当司法权威还不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当现行体制尚没有赋予法官足够的能力和勇气抵御权力的非法干预，当现行制度还不能为法官提供充分的职业保障的时候，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现象就不可能杜绝，司法“生态环境”不佳，同样加剧了法官的职业风险。

二、法官职业风险对司法的影响

任何职业都存在一定的风险因素，风险意识和风险管理成为现代社会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研究法官职业风险，对法官职业风险进行控制，是法院反腐倡廉建设必须面对的现实，是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关注的关键问题。

1.法官职业风险对法官自身的影响

由于法官职业风险的客观存在，而风险防范和风险管理的缺失和不到位，致使法官在重压之下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心理。当职业风险成为一种伴随法官职业生涯长期危机的时候，法官所承受的身心压力必然会对法官职业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

首先是倦怠逃避的心理。审判任务过重时，大多数法官都希望不要再接手新的案件。遇到疑难复杂的案件时，一般都寻求调解方式结案，以期减少工作量和回避裁断风险，或采取向审判委员会汇报，向上级法院请示来分散压力和风险。

其次就是紧张焦躁心理。基层法官除了必须面对大量各种各样的纠纷，每天还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当事人，他们对法官过高的期盼及不合理的诉求，使法官经常会处于压抑紧张的状态，难有舒缓平和的心境。遇到无理取闹的当事人时，法官极易出现情绪冲动，但严格的职业纪律约束又不得不让他们极尽耐心地压抑自己，久而久之，导致这种紧张焦躁的心理越来越严重。

2.法官职业风险对司法体制的影响

“古今中外的实践表明，权力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和腐蚀力，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事关生杀予夺的司法权尤其如此。”司法的权威性同时也存在着极大的风险，因为法官的司法行为涉及到公民的生命、自由、权利、义务和财产，一张刑事判决书可以剥夺你的人身自由，甚至生命权，一张民事判决书可以剥夺你的财产。因此，法官的司法行为倍受社会关注，司法的廉洁和公正也倍受社会瞩目。

法官职业风险的客观存在，司法风险防范和管理制度的缺失，使法律的实施难以落实到位，也使法院难以吸引必不可少的专业人才。这种结果反过来又会严重影响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的建立，严重影响依法治国的进程。因此，防范法官职业风险，也成为法院亟待解决的一道难题。

三、法官职业风险防范机制建设

1.保障法官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实现司法公正。加强法官职业权力的保障，首先应建立确保法官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的制度。在审判工作中，法院对公正司法的法官撑腰，决不允许任何单位或个人对他们打击报复。其次，人民法院应通过深化审判权运作方式改革和法官管理制度改革，建立保障合议庭和独任法官能够依法独立审判的内部制度。要尊重法官的独立人格和职业权力，凸现法官在审判工作中的中心地位。要大力推行目前院、庭长直接担任审判长开庭审理案件的做法，全面落实合议庭、独任法官对案件作出裁决的权力。

赔偿范文篇6

关键词：国家赔偿责任；公务员赔偿责任；公务员连带赔偿责任

法官职业本来是法治社会最令人崇敬、最令人羡慕、最稳定和最有保障的职业，但我国法官目前却是有高度风险的职业。由于社会公众中部分人法律意识淡薄，暴力抗法事件时有发生，对法官的人身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和侵害，使法官承受着较高的职业安全风险。近几年来，侵害法官人身权及其他职业权益的恶性事件层出不穷，特别是近年来颇受关注的法官心理压力和心理安全的问题，更值得我们深思。法官的执业难度、工作压力、社会压力日渐加大，加上潜在的社会风险、政治风险、家庭责任风险，都时时刻刻的在侵蚀着我们法官的身心健康。下面，笔者就法官职业的风险与防范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法官职业风险的范畴及其现实存在

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变革期。可以这样说，所谓社会变革，实际上就是社会利益的重新调整与分配。由于利益调整而导致各种不同的利益处在变动不定的状态，由此而引起的利益冲突也就随之产生。尽管国家努力用立法来进行调整，但往往无法及时地和具体地回应社会变化，这就要求履行司法职能的法官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按照法律原则，充分运用司法的手段来维护社会利益的平衡，对随时可能发生的不当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提供及时的法律救济，通过定纷止争，缓解社会矛盾，从而依法保障改革和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由于利益冲突引发的诉讼的大量增加，以及法律制度的不尽完善，致使法官所承担的定纷止争的角色地位显得越来越重要，法官的裁判权起着至关当事人利益的作用。如何在法律之外寻求法官的偏袒，必然成为一些当事人谋求的一种策略。这些策略无外乎是制造虚假事证和贿赂法官，前者是误导法官，后者则是直接影响法官的公正，使法官陷入一种经常性的职业风险之中。

1.法官职业的技术性风险。

法官办的是案件职业风险当然主要来自于案件，特别是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的冲突所带来的风险。这里的“法律事实”是指由证据所构建的事实，问题在于当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相冲突时，法官只能依从证据规则，在一切调解无效的情况下，有可能造成一方的委屈而无能为力。而这，往往会造成当事人与法官之间的矛盾和对立，这种对立严重时会产生当事人对法官的信任危机，导致诚信风险的存在。在法律界广为人知的“莫兆军事件”就是个很好的例证。

应当客观地认识到，当前社会其他阶层对司法运作已经存在不可忽视的不信任现象，导致这种不信任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社会对司法人员素质存在着一种信任危机。从心理角度来说，只要这种对裁判者的信任危机不消除，就必然对司法过程和结果产生怀疑。即使程序是正当的，适用法律也是正确的，也难以摆脱这种不信任危机产生的不公正评价。

2.法官职业风险之人身安全性风险。

在现代法治化进程中，基层法官面对的很大一部分当事人文化水平不高，对法律的陌生使他们寄望于法官能明察秋毫，当审判结果与期待不一致时，便迁怒于法官。法官因此被投诉、受辱骂的情况屡屡发生，遭到人身攻击和生命威胁。

3.法官职业风险之司法廉洁性风险。

法官办案是为了定纷止争，而且是其他手段已无法解决的激烈纷争。刑事案件涉及被告人的身家性命，民事案件涉及当事人的财富得失，行政案件涉及公权力与私权利的激烈对抗，双方当事人都怀着对法官的莫大期盼，都把获胜的希望寄托在法官的裁决上。除了双方当事人在法庭上力陈有利于自己的证据、事实、理由，同时也会运用自己拥有的资源，试图影响法官，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且当事人追求回报的最大化，预期的最大值，这对法官来说，无疑是可怕的诱惑和巨大的陷阱。法官介入社会生活太广太深，同各类利益主体的关系太近太密，则愈会引发更大的职业风险。

4.法官职业风险司法体制性风险

法官职业风险，还来自于滥用权力对法官审判所造成的压力和干扰。当司法权威还不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当现行体制尚没有赋予法官足够的能力和勇气抵御权力的非法干预，当现行制度还不能为法官提供充分的职业保障的时候，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现象就不可能杜绝，司法“生态环境”不佳，同样加剧了法官的职业风险。

二、法官职业风险对司法的影响

任何职业都存在一定的风险因素，风险意识和风险管理成为现代社会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研究法官职业风险，对法官职业风险进行控制，是法院反腐倡廉建设必须面对的现实，是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关注的关键问题。

1.法官职业风险对法官自身的影响

由于法官职业风险的客观存在，而风险防范和风险管理的缺失和不到位，致使法官在重压之下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心理。当职业风险成为一种伴随法官职业生涯长期危机的时候，法官所承受的身心压力必然会对法官职业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

首先是倦怠逃避的心理。审判任务过重时，大多数法官都希望不要再接手新的案件。遇到疑难复杂的案件时，一般都寻求调解方式结案，以期减少工作量和回避裁断风险，或采取向审判委员会汇报，向上级法院请示来分散压力和风险。

其次就是紧张焦躁心理。基层法官除了必须面对大量各种各样的纠纷，每天还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当事人，他们对法官过高的期盼及不合理的诉求，使法官经常会处于压抑紧张的状态，难有舒缓平和的心境。遇到无理取闹的当事人时，法官极易出现情绪冲动，但严格的职业纪律约束又不得不让他们极尽耐心地压抑自己，久而久之，导致这种紧张焦躁的心理越来越严重。

2.法官职业风险对司法体制的影响

“古今中外的实践表明，权力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和腐蚀力，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事关生杀予夺的司法权尤其如此。”司法的权威性同时也存在着极大的风险，因为法官的司法行为涉及到公民的生命、自由、权利、义务和财产，一张刑事判决书可以剥夺你的人身自由，甚至生命权，一张民事判决书可以剥夺你的财产。因此，法官的司法行为倍受社会关注，司法的廉洁和公正也倍受社会瞩目。

法官职业风险的客观存在，司法风险防范和管理制度的缺失，使法律的实施难以落实到位，也使法院难以吸引必不可少的专业人才。这种结果反过来又会严重影响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的建立，严重影响依法治国的进程。因此，防范法官职业风险，也成为法院亟待解决的一道难题。

三、法官职业风险防范机制建设

1.保障法官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实现司法公正。加强法官职业权力的保障，首先应建立确保法官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的制度。在审判工作中，法院对公正司法的法官撑腰，决不允许任何单位或个人对他们打击报复。其次，人民法院应通过深化审判权运作方式改革和法官管理制度改革，建立保障合议庭和独任法官能够依法独立审判的内部制度。要尊重法官的独立人格和职业权力，凸现法官在审判工作中的中心地位。要大力推行目前院、庭长直接担任审判长开庭审理案件的做法，全面落实合议庭、独任法官对案件作出裁决的权力。

赔偿范文篇7

关键词：国家赔偿；刑事赔偿；不起诉赔偿

一、国家赔偿问题

（一）国家赔偿含义

在通常情况下，人们所说的国家赔偿实际上是特指国家权力作用引起的国家赔偿。由此，产生了狭义的国家赔偿概念。对于狭义的国家赔偿又有两种不同的理解：（1）由于一些国家的国家赔偿法仅对国家行政侵权赔偿责任做出规定，冤狱赔偿问题另有别法调整。因而这些国家的学者认为，国家赔偿即指国家行政赔偿。（2）另一些国家（如法国），国家的立法、行政与司法行为都可能发生国家赔偿问题，因此，在这些国家，国家赔偿是指国家依照法律或判例对国家公务活动所致损害而给予的赔偿，包括立法、行政与司法赔偿三种。

（二）国家赔偿的特征

1.国家赔偿的责任主体是国家。国家侵权行为是国家机关的公务员实施的，但国家赔偿责任的主体是国家，而不是行使国家权力的公务员个人，也不是国家机关。这不仅是国家赔偿与一般民事赔偿的重要区别，也是国家赔偿制度的政治意义所在。

2.国家赔偿责任的范围是有限的，国家只承担有限的赔偿责任。我国《国家赔偿法》第二章、第三章分别规定了行政赔偿和刑事赔偿的范围，明确了国家不能承担赔偿责任的行政和司法侵权情形。

3.实现国家赔偿责任的程序是特定的。我国国家赔偿程序分为行政赔偿程序和司法赔偿程序。受害人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起，义务机关应在两个月内做出决定，不服此决定的受害人可向法院提起赔偿诉讼；而要求司法赔偿还须（除人民法院外）向赔偿义务机关的上一级机关请求复议，如再不服还可向复议机关的同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做出赔偿决定，该决定为终审裁决。

（三）国家赔偿的范围

1.立法赔偿。立法赔偿即国家立法机关对在执行立法及其他法定职务中致人损害而产生的赔偿。

2.行政赔偿。行政赔偿即国家行政机关在执行行政职务中致人损害而产生的赔偿。

3.司法赔偿。司法赔偿即司法机关在执行司法职能的活动中所产生的损害赔偿。我国国家赔偿制度中的司法赔偿，包括刑事司法赔偿、部分民事与行政司法赔偿等几个方面。

二、刑事赔偿问题

（一）刑事赔偿的概念

刑事赔偿是指行使国家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中侵犯当事人人身权、财产权造成损害而给予的赔偿。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其称谓不尽相同，例如，在日本称刑事补偿，法国称为再审无罪和羁押赔偿，台湾地区则称冤狱赔偿。

（二）刑事赔偿的特征

1.责任起因的特定性。作为刑事侵权赔偿责任起因的不法行为，只能是代表国家行使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实施的侵权行为，并且这种侵权行为必须发生在行使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和监狱管理职权的过程中。

2.致害主体和责任主体分离性。在刑事侵权责任中实施职权行为的通常是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机关的工作人员，但直接履行赔偿义务的则是该工作人员所属的机关，而作为赔偿责任的最终主体却又是国家本身。刑事侵权赔偿责任的这种特殊性质是由国家、国家专门机关与有关工作人员这三者之间的特有关系决定的。

3.责任形式的物质性。刑事侵权责任的承担形式主要是物质，赔偿即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赔偿方式，能够返还财产或恢复原状的，法律允许通过返还财产或恢复原状的方式承担。总之，都是以一定的物质支付或给予作为责任形式。

（三）刑事赔偿的范围

1.侵犯人身权的赔偿。根据《国家赔偿法》第15条的规定，刑事赔偿中侵犯人身权的范围，包括在刑事诉讼中，错误拘留，错误逮捕，无罪错判而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刑讯逼供及其他执行职务中的暴力行为，违法使用武器警械等事项。《国家赔偿法》第15条第1项规定：可以请求国家赔偿的错误拘留仅指对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实行拘留。“没有犯罪事实”是指当事人没有实施危害社会的应受刑法惩罚的违法行为；“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指没有比较可靠的证据或者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当事人可能实施了犯罪行为。根据《国家赔偿法》第15条第2项的规定，可以请求国家赔偿的错误逮捕，是指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的错误逮捕。因为逮捕是与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作斗争的有力手段，因此实施逮捕必须以犯罪事实据《国家赔偿法》第15条第3项规定，国家应予赔偿的错判，是指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违反了刑法的规定，将无罪的公民定为有罪，且判处的刑罚已经执行，经审判监督程序予以改判宣告无罪的。根据《国家赔偿法》第15条第4项规定，刑讯逼供或者以欧打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国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严格地说，刑讯逼供及其他暴力行为不是一种职权行为，但是此类行为是发生在国家司法工作人员行使职权过程中，与行使职权有关，所以此类侵权行为致人伤害或死亡的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国家赔偿法》第15条第5项规定，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即国家应对此承担赔偿责任。

2.侵犯财产权的赔偿。依照《国家赔偿法》第16条的规定，刑事赔偿中侵犯财产权，应当赔偿的范围包括两项：一是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的行为；二是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而原判罚金或没收财产已经执行的行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是法律赋予司法机关的职权，其目的在于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但是由于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会给当事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的经济利益带来不利影响，因此法律对采取这些措施规定了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司法机关在采取这些措施时，必须严格依法进行。如果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规定，如采取超越职权或者滥用职权的做法这些措施都是典型的违法行为，给当事人造成财产损失的国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罚金和没收财产均是我国刑法中规定的附加刑的刑种，其适用对象当然应当是犯罪人，如果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被告人无罪，则原判处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也是错误的，如果已经执行，国家当然应予返还，同时如果因被判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失的。亦应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

3.国家不承担刑事赔偿的情形。我国《国家赔偿法》第17条结合我国的国情规定了国家不承担刑事赔偿责任的六类事项，这是我国对刑事赔偿范围所作的必要的限制。

三、检察机关刑事赔偿

（一）检察机关刑事赔偿的概念

检察机关刑事损害赔偿是指检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办理刑事案件，行使法定权力和执行职务过程中违法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依照法律规定由国家给予赔偿的法律制度。检察机关刑事损害赔偿是国家赔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刑事损害赔偿的一种。

（二）检察机关刑事赔偿的主要特征

1.侵权主体是检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检察机关刑事赔偿是以检察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的，其侵害行为必须是检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所为，但检察机关与人民法院共同造成刑事损害时检察机关应为共同赔偿机关。

赔偿范文篇8

一、产品自身损失的赔偿：以《产品责任法》第41条和《侵权责任法》第41条的对比分析为中心

在比较法上，就产品自身损失是否属于产品责任损害赔偿范围，美国法院多采否定态度；欧共体产品责任指令和欧共体各成员国的产品责任法也不将产品自身损害包括在产品责任赔偿范围之内；日本制造物责任法亦将制造物仅自身受伤害之情形排除在外。由此可见，产品责任的保护对象不包括产品自身损害，是确立产品责任损害赔偿范围的基本原则。[4]在理论上，产品责任系侵权责任，其规范目的在于保护受害人之健康与安全保障，而产品自身的损害赔偿与受害人之健康安全保障并无直接关系，因此，不属于侵权法的保护范围。[5]产品本身的损害，依合同法上物的瑕疵担保责任或违约责任规定[6]保护即可，没有必要纳入产品责任损害赔偿范围，以免导致民法体系之紊乱。确保产品的价值和品质，是合同明示或默示担保的范围，而产品责任法的目的，并非用来削弱合同法的规范功能，而是保护人身和其他财产不受侵害。[7]我国学者也认为，《民法通则》第122条[8]关于财产损害，“应指因缺陷产品造成消费者其他财产的损害。缺陷产品本身的损害，及因缺陷产品本身损害造成受害人可得利益的损失，不包括在本条所谓‘损害’概念之中，理由是缺陷本身的损害及因此所受可得利益损失，应依合同法的规定处理，其是否赔偿，应视违约情节及合同规定约定。”[9]

也许正是在这些立法例和主流学说的影响下，我国《产品责任法》第41条第1款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以下简称他人财产)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明确将产品自身损失排除于产品责任的赔偿范围之外。但这一规定面临着难以逃避的司法困境。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不符合质量要求的，买受人可依《合同法》第111条要求承担违约责任(《合同法》第155条参照)；标的物不符合质量要求，依其情形构成“缺陷”者(《产品质量法》第46条参照)，因缺陷产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或销售者承担产品责任。因而，在买受人以出卖人(销售者)为诉求对象的场合，可以构成责任竞合。[10]我国《合同法》第122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在解释上，当事人在责任竞合的情形之下不得同时主张两个请求权。如受害人依《产品质量法》第41-43条主张产品责任，则丧失就产品自身损失的赔偿请求权；如受害人依《合同法》第155条、第111条主张违约责任，则受到两方面的限制：一则受害人非买受人时，其与出卖人之间并无合同关系，无法主张违约责任；二则作为买受人的受害人如向生产者主张违约责任，生产者提出非合同当事人抗辩，如何解决？无论主张哪种请求权，受害人所遭受的全部损害不能得到完全补偿。[11]如此看来，继受了他国立法和学说的《产品质量法》第41条即颇值考量。

基于司法实践存在的问题，学者提出了以下解决办法：一是依据完全赔偿规则，允许受害人同时提起两种请求权，排斥责任竞合规则的适用；二是受害人依法只有一种请求权，但可以适当地增加赔偿额；三是受害人基于行使一个请求权之后，适用惩罚性赔偿。[12]还有学者认为应借鉴德国的积极侵害债权理论，认定销售者违反了约定的瑕疵担保义务，但基于缺陷产品造成的人身、财产损害与双方合同关系存在关联性，允许受害人依据积极侵害债权原理就履行利益的损失、固有利益即人身方面因加害给付遭受的损失提起多重赔偿请求。司法实践中，法官一般会行使自由裁量权，如在对销售者提起的合同之诉中，法官基于公平原则和偿付能力的考虑，依据合同责任的追诉原理，把生产者列为第三人要求其共同承担赔偿责任。[13]

在《侵权责任法》立法过程中，就产品责任的损害赔偿范围是否包括产品自身的损失，一直存在着争论，但最终《侵权责任法》从保护用户、消费者的角度出发，改变了《产品质量法》的主张，于第41条明确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删除了《产品质量法》第41条中“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的限定。也就是说，《侵权责任法》第41条所称的“他人损害”中的财产损害，既包括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的损害，也包括缺陷产品本身的损害。[14]《侵权责任法》自2010年7月1日生效时起，《产品质量法》第41条的规定即应失却效力。至此，困扰司法实践的产品自身损失的赔偿问题即可得以解决。

本文作者认为，《侵权责任法》的这一规定至少有以下意义：

第一，降低了维权成本，节约了司法资源。即使是认为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所生的就产品本身损失的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与就其他财产损害的产品责任损害赔偿请求权不发生竞合，[15]从而不适用《合同法》第122条限制当事人选择权的规定，但是，本可以在一个诉讼中解决的问题，为何要通过两个诉讼？制度设计的本身应为便捷纠纷的解决提供一条可选择的路径，无论是受害人提起违约之诉，还是提起侵权之诉，均应在一个诉讼中解决全部民事赔偿问题。

第二，避免了违约与侵权严格区分之所可能出现的弊端。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自是泾渭分明，[16]但就缺陷产品致人损害而言，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均采严格责任，两者之间的严格区分意义不大，可能存在的唯一区别是由制度设计本身所造成的赔偿范围的不同。单就产品自身损失而言，统一违约赔偿与侵权赔偿的范围深具意义。

二、纯粹经济损失：基于《产品质量法》第44条第2款的解释论

依《侵权责任法》第五章产品责任的体系位置，《侵权责任法》第二章所定侵权责任方式及赔偿范围的规定对于产品责任损害赔偿自有适用空间，例如，《侵权责任法》第19条关于侵害他人财产时财产损失的确定标准、第20条关于侵害他人人身权益时财产损失的确定标准均具有适用可能性。但就产品责任的赔偿范围而言，《产品质量法》有特别规定，此时，在《侵权责任法》与《产品质量法》之间如何适用法律，不无疑问。

就缺陷产品侵害他人财产的损害赔偿而言，《侵权责任法》第19条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产品质量法》第44条第2款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失的，侵害人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侵害人应当赔偿损失。”[17]两者之间是何种关系?《产品质量法》的规定是否属于特别规定?

两相比较，《产品质量法》第44条第2款前段所定“恢复原状”是产品责任的责任方式之一(对此，《侵权责任法》第15条已作明定)；“折价赔偿”是指侵害人对其致害的财产不愿意或无法恢复原状时，“应按该财产现价价格折算成货币进行赔偿”，[18]《侵权责任法》第19条即为“折价赔偿”的计算标准。但《产品质量法》第44条第2款后段规定：“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侵害人应当赔偿损失。”对此，《侵权责任法》第19条未作规定，仅在第15条责任方式中有“赔偿损失”的规定。

相比《侵权责任法》而言，《产品质量法》关于产品责任的规定是特别法；相比《产品质量法》而言，《侵权责任法》为新法。依我国《立法法》第83条的规定，[19]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规则之下，应当优先适用《产品质量法》这一特别法；但在新法优于旧法的规则之下，应当优先适用《侵权责任法》这一新法。如此，即陷入法律适用的困境，好在《侵权责任法》本身即解决了这一问题。《侵权责任法》第5条规定：“其他法律对侵权责任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由此可见，如果《侵权责任法》与其他法律就不同事项分别作出规定，则依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适用规则，适用“其他法律”；如果《侵权责任法》与其他法律就同一事项均作了规定，则依新法优于旧法的法适用规则，适用《侵权责任法》。就产品责任财产损害赔偿范围中“受害人因此遭受的其他重大损失”，《侵权责任法》产品责任章中未作明文规定，仅在第二章第15条规定了“赔偿损失”这种责任方式。在解释上，《产品责任法》第44条第2款应属《侵权责任法》第15条的特别规定，自应属于“其他法律对侵权责任另有特别规定的”情形，应优先予以适用。

但《产品质量法》第44条第2款关于产品责任损害赔偿范围中的“受害人因此遭受的其他重大损失”应当如何解释适用，不无疑问。依参与立法者的权威解释，“对于‘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包括间接损失，即受害人可得的利益损失”。[20]例如，“展馆营业厅中的电视机因存在缺陷发生爆炸，并引起火灾烧毁了用具和建筑物，即为受害人的直接财产损害，电视机的生产者应当恢复用具和建筑物的原状或者折价赔偿。由于建筑物的损毁造成餐馆停业，正常营业本可以得到的利润丧失了，即受害人因电视机存在缺陷造成的其他重大损失，电视机的生产者也应对此给予赔偿。”[21]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损害赔偿法上的完全赔偿规则。

在完全赔偿规则之下，可以获得赔偿的损害包括所受损害和所失利益。所受损害，也称积极的损害，是指因损害原因事实的发生，致使现存财产的减少；所失利益，也称消极的损害，是指因损害原因事实的发生，致使应增加而没有增加的利益。[22]所失利益包括两类：一是依据通常情形可以预期的利益。它是指按照事物的自然趋势，本来可以取得，但因为损害原因事实却没有取得的利益；二是依据特别的情事而可以预期的利益。它是指依据通常情形未必能够取得的利益，但因为存在特殊的情况而可能取得，却因损害原因事实而没有取得的利益。[23]“受害人因此遭受的其他重大损失”大抵属于“所失利益”。

行文至此，我们无法回避在学界渐受重视的“纯粹经济损失”问题。纯粹经济损失，是指行为人的行为虽未直接侵害受害人的权利，但给受害人造成了人身伤害和有形财产损害之外的经济上损失。[24]RobbeyBernstein认为：“纯经济损失，就是指除了因对人身的损害和对财产的有形损害而造成的损失以外的其他经济上的损失”。[25]该定义被认为是比较经典的定义。在侵权责任法上，纯粹经济损失是一个新的和重要的领域，并被视为侵权责任法体系中的真正的难点。[26]一般认为，纯粹经济损失原则上是不能获得补偿的，但在例外情况下，从保护受害人的需要出发有必要对纯粹经济损失予以保护，且因果关系具有相当性或可预见性时，应当对纯粹经济损失进行补救。[27]

这里，需要厘清的是，纯粹经济损失究竟包括哪些范围?[28]前述“受害人因此所遭受的其他重大损失”是否属于纯粹经济损失？通说认为，纯粹经济损失的样态有如下五种：第一，因瑕疵所减少的价值；第二，因瑕疵修缮而支出的费用；第三，因瑕疵而丧失的营业利益或其他可得利益；第四，因瑕疵所导致的产品本身的毁损或灭失；第五，因瑕疵而导致给付受领人对第三人应负的契约不履行的损害赔偿责任。[29]至于可赔偿损失与纯粹经济损失之间的区别，目前主要是通过纯粹经济损失的四个明显特征即财产性、无形性、独立性和直接性来界定的，但这四个标准都没有严格的操作意义。[30]

本文作者以为，纯粹经济损失概念的提出，自有其特定的背景，就产品责任赔偿范围而言，受害人因缺陷产品所遭受的其他重大损失应予赔偿，至少在解释论上是没有问题的。在赔偿范围的确定多少带有一定技术性的前提下，我们还不如搁置“受害人因此所遭受的其他重大损失”是否属于纯粹经济损失范畴的争论，而去从技术上解决“其他重大损失”的范围问题。目前，对于“其他重大损失”的确定，以下两点应无疑义：第一，受害人应当证明其“重大损失”的客观确定性；第二，“重大损失”的赔偿要受到因果关系的限制，因果关系具有划定赔偿范围的作用。

三、惩罚性赔偿：以《侵权责任法》第47条为分析对象

惩罚性赔偿指的是当被告以恶意、故意、欺诈或放任之方式实施加害行为而致原告受损时，原告可以获得的除实际损害赔偿金之外的损害赔偿，[31]其主要目的在于惩罚不法行为人，并遏制不法行为人与社会其他成员在将来实施类似行为。惩罚性赔偿制度是一把“双刃剑”，其在具有惩罚报复功能、遏制威慑功能、补偿安抚功能、鼓励交易功能以及私人执法功能的同时，也存在着混淆公私法界限、鼓励贪利思想、损害赔偿金数额难以把握、影响经济发展等等消极作用。我国大胆引进该制度，先后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32]《食品安全法》、[33]《侵权责任法》等多部法律中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在产品责任领域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有利于遏制不法行为，促进经济发展。因为社会不能直接使生产者在计算成本和费用时考虑他人的生命、健康，而借助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大其违法成本，能够迫使生产者谨慎对待他人权益，提高产品质量，避免将危险有害产品投入市场。[34]

（一）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侵权责任法》中均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各有其适用条件。在解释上，三者之间并不发生适用上的冲突。例如，食品产品责任领域的惩罚性赔偿适用《食品安全法》，消费领域的惩罚性赔偿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但是，就消费领域中的产品责任而言，可能同时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侵权责任法》中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此时，受害人自有选择适用的权利。

《侵权责任法》第47条规定：“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由此可见，产品责任中适用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应当符合以下条件：第一，侵权人具有主观故意，即明知是缺陷产品仍然生产或者销售；第二，要有损害事实，即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的严重损害，仅造成财产损害的，不予适用；第三，要有因果关系，即被侵权人的死亡或者健康严重受损害是因为侵权人生产或者销售的缺陷产品造成的。[35]这里，尚有疑问的是，这里的“明知”是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还是仅指“知道”？

对此，基于惩罚性赔偿制度本身所具有的惩诫功能，其构成可以参照刑法上犯罪构成中主观故意要件中的“明知”。在刑法学界，“明知”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确定说。认为“明知”就是行为人明白知道，在法律含义上只表现为行为人的确定性认识，不确定的认识不能视为“明知”；[36]第二，可能说。认为刑法典中规定的“明知”不要求确知，即不要求行为人确定地、确切地、确实地知道是犯罪行为，只要有这种认识的可能性就足以成立“明知”；[37]第三，知道和应当知道说。“明知”要根据各个条文规定的具体内容和审判实践经验来确定，有的是“知道”，有的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38]第四，双重理解说。认为“明知”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必定知道，另一个方面是可能知道。[39]对此，主流学说认为，“知道，是指确知，即有证据证明的知道，而应当知道往往使人产生这样一种认识，即在应当知道的前提下，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是过失。”[40]“明知”是一种现实的认识，不是潜在的认识，即“明知”，是指行为人已经知道某种事实的存在或者可能存在，而不包括应当知道某种事实存在，否则便混淆了故意与过失。”民法学界有学者认为，明知，即明确地知道。[41]本文作者赞同这种观点。“明知”不应当包括“应当知道”。“应当知道”与事实上不知道是如影随形的，“事实上不知道”是不可能成为故意的心理状态的。

不过，应当注意的是，“明知”是一个人的心理过程，是当事人的主观状况，人们内在的主观世界是无法直接加以认证的，除非其自己承认。对此，我们只有通过主要是依据客观实际情况予以推定。推定是指司法主体在执法过程中，依据逻辑或司法经验，以案件基础事实为前提，推导和论证待证事实的法律判断过程。“明知”的推定必须具备严格的要件才能成立。这些要件包括：第一，主观明知无法证明或难以证明，只能借助于客观情况来推定；第二，客观情况已经得到证明；第三，客观情况与主观明知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第四，行为人没有提出抗辩理由或者抗辩理由不成立。[42]

（二）惩罚性赔偿的适用限制——赔偿金额的确定

惩罚性赔偿金额的确定是该制度适用过程中争议最多的一个问题，反对者之所以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实施大加批评，其中最关键的原因也在于惩罚性赔偿金数额的确定标准太过模糊，缺乏一个明确的标准，使得该制度存在“不可预测性”。对此，学说上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就确定惩罚性赔偿金额的考量因素而言，大抵可分为三类：惩罚性因素，这是最主要考虑的因素；遏制性因素，亦是重要考虑因素；以及诉讼补偿与激励因素。[43]国内也有学者指出，在确定惩罚性赔偿具体数额时，可以参考如下因素：被告过错行为的性质及被告的主观状态；该行为对原告和其他人造成的影响；补偿性赔偿的数额；被告因为其行为已经或将要支付的任何罚款、罚金等；该赔偿数额能否有效地起到威慑作用；被告的经济状况；对照由该行为引起行政或刑事处罚的数额等。[44]我国《侵权责任法》中规定“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这里的“相应”，主要指被侵权人要求的惩罚赔偿金的数额应当与侵权人的恶意相当，应当与侵权人造成的损害后果相当，与对侵权人的威慑相当，具体赔偿数额由人民法院根据个案具体判定。[45]

就确定惩罚性赔偿金额的具体措施而言，大抵有以下两种：第一，确定惩罚性赔偿数额与补偿性赔偿数额的比例关系，即“比例性原则”。也就是说，惩罚性赔偿的数额应当与补偿性赔偿数额之间保持某种合理的比例关系，前者不应比后者高出太多。第二，对惩罚性赔偿的最高数额作出限制。具体而言，又主要有如下几种做法：一是以补偿性赔偿金为基数，规定不得超过补偿性赔偿金的若干倍；二是直接规定具体的最高数额；三是在规定不得超过惩罚性赔偿金最高额的同时，也规定不得超过补偿性赔偿金的若干倍。[46]但这两种措施均存局限：就“比例性原则”而言，由于惩罚性赔偿制度与补偿性赔偿制度的目的不同，在确定具体金额时的考量因素也不同，前者主要考虑加害人在主观上的非难性，后者主要衡量受害人的实际损失，以后者赔偿金额来决定前者数额是不合理的。同时，加害人恶性轻微的不法行为可能造成巨大实际损失，反之，恶性重大的行为，也可能仅造成轻微实际损害，此种情况下，仅仅以“比例性原则”来确定惩罚性赔偿金额难以实现其惩罚、遏制不法行为以及鼓励私人执法之功效。就最高限额而言，惩罚性赔偿金既有最高限额，加害人因此可以计算损害成本，而通过公司预算、转嫁给消费者或购买保险等方式，消除惩罚性赔偿可能造成的损害，由此，对该加害人而言，并没有受到任何损失，亦不能达到惩罚、遏制的目的。[47]《侵权责任法》最后没有采取这两种措施来限制惩罚性赔偿，而是规定“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由法官斟酌个案情事具体判断，通过制裁来遏制和预防不法行为。正如一些经济分析学家指出的：“惩罚性赔偿的根本宗旨在于适度威慑，适度威慑的关键在于赔偿金额既不多，也不少，如果赔偿低于损害，威慑不足即预防成本较低，加害人会过分从事侵权行为;相反，如果赔偿远远高于损害，威慑将会过度，加害人会把他们的行为缩至不适当的程度，即使所得利益超过了损害，他们也不会从事该种行为，结果导致有益行为将被阻止。”

赔偿范文篇9

刑事损害赔偿在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有关司法解释中均有涉及，《刑法》第36条第1款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第37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2000年12月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4条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通过对以上法律司法解释的研究，笔者认为，刑事损害赔偿是指犯罪人对因其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或者精神损失的具体被害人的赔偿，这里的被害人包括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既包括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也包括自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同时刑事损害赔偿对于量刑也有重大意义。

二、我国刑事损害赔偿执行的现状及其原因分析

（一）我国刑事损害赔偿执行的现状

刑事损害赔偿能否得到真正执行对于犯罪被害人的权益保护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如果赔偿的判决得不到执行，就会严重损害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损害被害人经济状况的改善，同时也严重影响国家法律的尊严和社会的稳定，因此，我们要关注刑事损害赔偿的执行，致力于赔偿判决的切实执行。然而根据有关数据显示，刑事损害赔偿的实际执行情况不如人意。北京大学法学院刘东根博士曾对安徽省某县级人民法院2001年和2002年共307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赔偿部分执行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在人身伤害案件的被害人中，只有约30%的人得到了全部赔偿，有15％的人完全没有得到赔偿；在财产犯罪案件中，约有47％的人获得了完全赔偿，约12%的完全没有得到或者得到很少的赔偿。[1]笔者于2005年对某市法院2003-2004年度审结的307起案件做了调查，结果显示：在受到损害的被害人中，只有63.7％的人得到了赔偿，但其中有18％的被害人不是从犯罪人那里得到的赔偿，没有得到赔偿的也占7％。在财产受到损失被害人中，也只有约65%的人获得了赔偿，其中有约14％的被害人不是从犯罪分子手里获得的，没得到赔偿的也约占9％。

（二）我国刑事损害赔偿“执行难”的原因

1、公民的法律意识淡薄，对法律的认知程度有限。许多犯罪分子及其家属受“赔了不罚、罚了不赔”观念的影响，只在人民法院判决之前积极赔偿被害人的损失，但在判决之后，犯罪人及其家属认为已经受了国家的处罚，对被害人就不再负有义务。因此，对损害赔偿的判决拒不执行或不予积极配合，导致损害赔偿很难执行。

2、刑事损害赔偿的赔偿方式单一，犯罪人没有继续赔偿的能力，无法赔偿全部损失或者根本就不能赔偿。目前我国的刑事损害赔偿以犯罪人诉讼时的财产为限，以金钱一次支付或分期支付为其形式，除此之外，法律没有其他赔偿方式的规定。这样的话，被害人要想获得赔偿很难，因为除非犯罪人在犯罪时非常富有，否则犯罪人一旦被判了刑（数据显示，我国目前的实刑适用率高，管制、缓刑、罚金等的适用率非常低），即意味着进入监狱服刑，这样就丧失了在社会生产中活动的条件，也就无法获得劳动收入。我国《监狱法》第72条规定：“监狱对参加劳动的罪犯，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报酬并执行国家有关劳动保护的规定。”但是，监狱的劳动报酬低微，且一般各地监狱的做法是报酬用于罪犯的日常生活开支，多余部分由监狱管理机关保管，在罪犯出狱时一次性付给罪犯，在目前情况下，国家并没有以罪犯在监狱内劳动所得报酬赔偿被害人的规定和法律实践。因此，现行的监狱劳动报酬制度对于刑事损害赔偿来说没有实质意义。与此同时，目前我国犯罪分子的赔偿能力普遍较低，这主要因为：一是犯罪分子年轻化，拥有的个人财产少。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呈现犯罪低龄化的趋势，25岁以下的青少年是犯罪大军中的主体。[2]二是犯罪分子多数处于社会的较低的阶层，无固定的职业和收入，对法律法规缺乏应有的认识，缺乏良好的教育，经济状况很差。三是犯罪分子在犯罪得逞以后往往将犯罪所得财产挥霍一空，这在财产犯罪特别是一些贪官的贪污案件中非常明显。

3、我国刑法只规定犯罪人赔偿被害人只作为量刑时酌定考虑的情节之一，而对于判决以后，在刑罚的执行阶段，犯罪人的赔偿对其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执行就不再产生任何的实质性影响。在判决之前，犯罪人积极赔偿，以达到从轻或减轻处罚，一旦判决以后，犯罪人认为只是向国家好好履行义务就行了，对被害人是否履行赔偿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因此，犯罪人在刑罚执行期间就会怠于赔偿了。

4、公安、检察等机关一些工作人员的失职行为，导致对犯罪人的财产状况没有及时掌握，使犯罪分子有了转移财产的时间。这主要表现在没有及时、全面的查清犯罪人的财产，没有采取有力措施防止犯罪人及其家属转移财产。同时，对于一些贪污腐败案件，一些领导出面干预、打招呼，拖延了检察机关的时间，导致犯罪分子有时间转移财产，逃到国外，这使国家受损失的巨额财产得不到追偿。

5、人民法院在执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这主要包括执行机构和执行队伍的数量不足，整体素质不高，执行的装备落后，执行没有力度，执行的整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执行机构的职责和权责不分，法院“重审轻执”现象仍很严重。[3]执行体制中存在很大问题，“审执不分”，执行人员一手操办，滥用权力，效率低下，导致犯罪人的亲属有了转移财产的时间，使本可以得到赔偿的受害人最终还是得不到赔偿。

6、有些恶性犯罪案件，仅靠犯罪人的能力根本无法赔偿。主要表现为一些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案件，如投毒罪、爆炸罪等案件，往往造成的损失非常巨大，仅仅依靠犯罪人一人或其家属的力量根本就不可能赔偿所有被害人的损失，如发生在石家庄的靳如超爆炸案、发生在阜阳的劣质奶粉案，都造成了上百人的死亡，对于这样的案件，犯罪人的赔偿显然对被害人来讲不会有很大的作用。

三、解决我国刑事损害赔偿“执行难”的几点具体措施

（一）借鉴国外的先进法律制度，完善我国法律中损害赔偿执行的相关规定，将犯罪人赔偿被害人的情况与量刑、缓刑、减刑以及假释结合起来

犯罪人在犯罪后积极赔偿被害人的损失，从一方面来讲减轻甚至消除了犯罪行为的危害性，行为人通过其损害赔偿的努力表明，从主观上他承认其罪责，愿意为其的犯罪行为负责，从客观上来讲，通过犯罪人的赔偿，犯罪的物质的或非物质的后果也减轻，行为危害性减弱，这就降低了处罚的必要性，不需要再用刑罚来证明法律规范的有效性。比利时犯罪学家普林斯指出：任何提供真诚赔偿的囚犯，无论其是全部还是部分的赔偿，也无论赔偿是发生在犯罪后的什么时间，这一情节均应视为免除刑罚或者减轻刑罚产生作用；他同时还指出：在一个特定的关押阶段结束后，囚犯可以被有条件地释放，这个条件就是在特定时间内，囚犯基于赔偿的需要而支付给被害人的钱财，基于完成了债务，囚犯的自由就是必须的了。[4]美国全国刑事司法标准与目标咨询委员会在1973年发表的报告中也将犯罪人赔偿看成是减轻判处监禁的一个因素。[5]美国律师协会和全国犯罪与少年犯罪委员会都支持把赔偿作为缓刑的一个条件。[6]德国学者施奈德在他的著作中有这样一句话：有的学者认为，缓刑和假释应该只适用于已对犯罪给被害人所造成的损害至少给予一定程度上的补偿的罪犯。[7]还有如《意大利刑法典》第165条（缓刑受刑人之义务）规定：“缓刑之判决得附带宣告回复原状、损害赔偿、公布判决结果等作为损害之补偿。”第168条第1款又将不履行此项义务者作为缓刑撤销的原因。又如《瑞士刑法典》第41条也有类似的规定，另外《瑞士刑法典》第38条和《意大利刑法典》第176条都规定将赔偿损失作为假释的条件之一。[8]

在国外，法律上或者相关学者已将赔偿损失与量刑、缓刑、减刑以及假释等相结合。在我国，一些司法解释中也一些规定，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两个解释都规定了在司法实践中，赔偿损失可以作为犯罪人从轻处罚的情节之一，但是这还远远不够，这两个解释的内容都还不是很明确，具体实行起来很难，而且这些规定还只仅仅存在于司法解释中，并没有在刑法典中规定，没有突出赔偿损失与刑事责任关系的重要性，使犯罪分子存在误解，对赔偿以后能否得到相应的减免心中无数，从而对赔偿产生消极观望的态度。[9]所以，笔者认为，我国应继续完善这方面的立法工作。当然，赔偿可以减免刑罚以及作为缓刑、减刑以及假释的条件的建议并不适用于惯犯和累犯，也不适用于谋杀、蓄意杀人、抢劫等重大罪犯，它只适用于偶犯、未成年犯、过失犯以及法定刑较低的罪犯。

综上所述，将犯罪人赔偿被害人损失作为量刑的一个法定情节以及与缓刑、减刑、假释结合起来对促进我国刑事损害赔偿“执行难”的解决将具有重要意义。

（二）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监狱劳动赔偿制度

罪犯在监狱服刑期间要参加各种形式的劳动，我国《监狱法》第69条规定，有劳动能力的罪犯，必须参加劳动。同时，第72条规定，监狱对参加劳动的罪犯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报酬。我国有关法律没有规定劳动报酬的支付标准及用途，但在国外，有许多国家对其都有相关规定，如意大利的监狱法规定，向罪犯支付的劳动报酬数额平均不得超过同行业工人工资数额的三分之二，在罪犯应得的劳动报酬数额中，有70%属于罪犯所有，另外的30%应当交给救济和扶助受害人基金会。阿根廷的监狱法规定，罪犯全部劳动收入的10％必须用于赔偿因其犯罪行为而给国家或者公民造成的损失，35％用罪犯的家庭生活费用，25%用于罪犯在监狱内自行支配，另外30%作为罪犯的个人财产，由监狱保管。[10]而我国按比例将罪犯的一部分劳动报酬用于赔偿被害人的损失，根本就没有法律依据和司法实践，笔者认为，国外的按比例赔偿损失值得我们借鉴，用罪犯的部分劳动报酬赔偿被害人的损失，既有利于被害人获得赔偿，也有利于罪犯的悔过，可以使罪犯清醒地认识自己的罪行给被害人带来的伤痛和造成的损失，对劳动的价值也会有更深刻的认识。但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监狱的生产条件的有限，在一些地区罪犯的劳动报酬还非常低，有的甚至没有，但在一些比较发达的地区，如北京、上海等地，进行罪犯工资比例赔偿试点，然后再逐步完善，使被害人意识到有这样一种获得赔偿的可能，这对于解决“执行难”，维护社会的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三）为犯罪人创造条件履行赔偿义务，设立创造性赔偿制度

创造性赔偿是指为罪犯创造多种形式的获得赔偿能力的机会，从而支付赔偿损害和发展被害人与罪犯之间的关系，而为罪犯改过自尊、复归社会提供宝贵的帮助。在我国，它主要包括将缓刑和假释考验与社区劳动、社区服务结合起来；将周末服刑、定期服刑与参加劳动进行赔偿结合起来；将社区服务的判决与赔偿损失的判决结合起来。[11]通过将社区服刑和赔偿损失联系起来，规定犯罪人在社区服刑期间必须参加劳动，并将劳动的一部分收入用于支付损害赔偿。这样既使犯罪人得到了改造，又可以最大限度的弥补被害人的损失。创造性赔偿的另一个优势就是赔偿形式的多样化，赔偿的方式不仅仅只局限于金钱，还可以包括犯罪人或其家属为被害人提供劳务、服务等等。

（四）完善法院的执行制度，进行执行体制改革

法院执行体制的最大弊端就是权力运行缺乏有效的保障和制约，如何改变这种状况？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办法：一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在立法上进一步补充和完善相关法律，明确执行机构的法律地位、责职、程序、责任及执行人员的任免程序等等；二是要进一步明确和实施“审执分立”制度，严格区分审判职能和执行职能，并将审判职能和执行职能作为同等重要的司法职能来看待；三是要协调内部运行机制，解决执行程序和审判程序的脱节问题，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应当更多地考虑执行的因素，即对应该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和先予执行措施的应当适时采取，避免“执行难”；四是实行执行权的分权制约，把强制执行过程中的裁决权、异议审查权和执行实施权“三权分离”，以避免执行人员滥用执行权,保证执行公正；五是必须树立新的执行工作理念，也就是强制执行应该遵循司法被动原则，必须完善现行的强制执行程序；六是必须努力改善执行工作的条件，加强强制执行所需的力量配置，大力提高执行人员素质和业务水平。[12]

（五）其他方法

赔偿范文篇10

1、主体不同。行政赔偿是国家向公民个人承担的赔偿责任，形成的是国家与公民之问的法律关系；而民事赔偿责任是公民个人向公民个人承担的赔偿责任，形成的是公民与公民之间的法律关系。

2、原因不同。行政赔偿的原因是行政侵权行为，而民事赔偿的原因是民事侵权行为。行政侵权行为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实施的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行为，是国家权力的作用；而民事侵权行为既没有"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这一主体方面的限制，也没有"行使职权过程中"这一限制。

3、范围不同。民事赔偿的范围大于行政赔偿的范围。行政赔偿的原因行为、损害的范围由国家赔偿法作了限制，国家并不对所有的侵权行为都承担赔偿责任，也不对行政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所有损害都要赔偿，而只赔偿行政侵权行为对人身权和财产权造成的最低限度的直接损害。与此不同，民事赔偿存在于所有的民事侵权行为，民事侵权行为人不但要全额赔偿给受害人的各种合法权益造成的直接损害，而且要赔偿一定的可得利益的损失即赔偿间接损失。

4、归责原则不同。民事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以过错责任原则为主、危险责任原则为辅；而行政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多种多样，有的国家实行过错责任原则，有的国家实行公务过错责任原则，有的国家实行违法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