赔偿制范文10篇

赔偿制范文篇1

关键词：配偶权/损害赔偿/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一、离婚损害赔偿的内涵及基础

（一）离婚损害赔偿的内涵

传统的婚姻法理论把离婚损害分为两种：离婚损害与离因损害。离因损害指的是夫妻一方的行为构成离婚原因的侵权行为时，他方可请求因侵权所产生的损害赔偿。如因杀害而侵害对方的生命、身体或人格，或因重婚、通奸等贞操义务的违反而侵害到对方的配偶权，对方可请求其赔偿。而离婚损害赔偿即离婚本身即为构成损害赔偿的直接原因。如《瑞士民法典》第151条、《法国民法典》第266条均是关于离因损害赔偿的规定。《法国民法典》将与离婚相关的损害赔偿制度分为离婚损害赔偿和离因损害赔偿，该法第266条规定：如离婚被判过错属夫妻另一方，则该方得被判赔偿损害，以补偿他方因解除婚姻而遭受的物质或精神损失，他方得在离婚诉讼之际请求损害赔偿。从中可以看出，法国将离婚损害界定为因解除婚姻而导致对方的物质或精神受损失，法国的离因损害赔偿适用《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关于侵权责任赔偿的规定。

笔者认为离婚是婚姻双方当事人的自由与权利，并不是一种过错行为，因为离婚是婚姻当事人行使个人自由的具体体现，因而不是离婚赔偿的理由，对于当事人由于离婚造成的损害，可通过离婚补助，离婚抚养等救济制度加以完善。我国《婚姻法》第4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重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实施家庭暴力的；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可以看出我国婚姻法的规定是离因损害赔偿规定，并没有对离婚损害赔偿分为离婚损害赔偿和离因损害赔偿。如前所述，离婚损害赔偿界定为离因损害赔偿还是比较科学的，不过相关的离婚抚养等救济制度需要进一步的完善。综上所述，离婚损害赔偿，是指因夫妻一方的重大过错致使婚姻关系破裂，过错方应对无过错方的财产损失、精神损失予以赔偿的法律制度。

（二）离婚损害赔偿的权利基础—配偶权

关于离婚损害赔偿的权利基础，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婚姻是配偶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一种契约关系，离婚损害赔偿被视为违约责任的一种；另一种观点认为，婚姻关系以配偶权为基础，离婚损害赔偿属于侵权责任的范畴。王泽鉴认为：“配偶与第三人通奸，受害配偶感到悲愤、羞辱、沮丧、其情形严重者，可谓为名誉权受到侵害，虽非财产上之损害，亦得请求相当之慰抚金。”在实践中，大多数国家也以名誉损害责令这种行为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如联邦德国在审判实践中，不仅对妨害婚姻关系的第三人追究名誉损害赔偿责任，而且在该婚姻关系依法解除后，还可以对有过错的配偶追究名誉损害赔偿责任。笔者认为侵害婚姻家庭关系的行为应界定为侵犯配偶权。配偶权是一种身份权，是夫妻一方对另一方享有的婚姻内部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在现代民法理论中，侵害配偶权的侵权行为，主要是指对配偶权中的忠实义务等侵害，即第三人与配偶一方通奸、同居或者重婚，而使对方配偶的身份利益受到侵害的行为。对于实施家庭暴力伤害配偶，以及虐待、遗弃配偶的等对其人身权利造成是损害，其实构成《婚姻法》规定的侵害配偶权的精神损害赔偿。当然它也构成了对其人身权和法律规定忠实义务的违反，但是其中大部分是包含于配偶权中的。

配偶权指男女结合后基于配偶身份负担的特定人身、财产上权利义务。从广义上讲，配偶权就是夫妻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集合，因此，配偶权包括人身权利义务和财产权利义务。笔者认为，配偶权作为一项夫妻权利和义务的结合，是能够成立的。配偶权乃是一夫一妻制下婚姻关系的应有之意，其实质是夫妻双方之间权利义务的分配、分担以及双方共同承担的社会责任。我国《婚姻法》虽然没有关于配偶权的规定，但实际上已经确立了其若干项内容。例如《婚姻法》第3条第2款规定“禁止重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从侧面说明了夫妻之间有同居的义务；第4条“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指明了夫妻必须在性方面忠于配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他人的性关系为违法。笔者认为，作为离婚损害赔偿违法行为所直接侵害的客体——配偶权，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的权利内容：其一，同居义务，即是指男女双方以配偶身份共同生活的义务。夫妻性生活是同居义务的重要内容。此外，配偶的同居义务还包括相互协力义务、共同寝食义务；其二，贞操义务，即禁止婚外性生活的义务，它是指配偶的专一性生活义务，它要求配偶双方互负贞操忠实义务，不为婚外性生活。广义的贞操义务还包括，不得恶意遗弃他方以及不得为第三人利益牺牲、损害配偶他方的利益；其三，相互扶养、扶助义务，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内共同生活中夫妻基于身份关系而请求对方协作、救助的权利，即另一方承担协作、救助的义务。

二、离婚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

我国的离婚损害赔偿实质上是离因损害赔偿，属于侵权行为。因此离婚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要适用侵权行为构成要件的一般规定，为了更加科学地论述离婚损害赔偿构成要件，一方面，笔者将按照传统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理论的通说即“四要件”说即损害结果、违法行为、因果关系、主观过错对离婚损害赔偿构成要件进行论述，以求构成要件的一致性，以求有助于我们判定时做到思路清晰、认定准确；另一方面，对离婚损害赔的构成要件中的一些争议焦点进行比较分析，并提出自己的见解。

（一）违法行为方面

违法行为是承担法律责任的前提，它是指行为人有违反婚姻家庭法律规范的行为，既可以是作为的行为如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也可以是不作为的行为，如遗弃。无论是作为的行为还是不作为的行为，都是对婚姻对方当事人或其他家庭成员合法权益的一种侵害，并且都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据《婚姻法》第46条的规定，只有配偶一方具有婚姻法所规定的破坏双方婚姻家庭关系的行为即重婚、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及遗弃家庭成员等违法行为，配偶一方才有可能依法承担离婚损害赔偿责任，而因其他原因诸如、吸毒等行为而导致离婚的则不属于承担离婚损害赔偿责任范围。

现实生活中造成离婚损害的侵权行为绝不限于《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四种情形。长期通奸、、、吸毒、嗜赌、故意犯罪等这些行为都是使配偶一方蒙羞、财产受损的行为，都是可能导婚姻关系破裂的原因，都是对配偶权利义务的漠视和对婚姻本质的侵蚀，都是应该承担赔偿责任的侵权行为。笔者认为，应将以下几种侵权行为列入离婚损害赔偿的范围内：一是长期通奸行为，从危害程度来看，长期通奸与重婚、同居并无较大的区别，严重侵害了无过错方的配偶权，如果因此而导致双方夫妻关系破裂的，无过错方理应有权请求离婚损害赔偿。二是，、的行为，和是一种败坏社会风气的不道德行为。如果配偶一方有或行为的，往往严重地侵害了配偶他方的名誉，从而使对方在精神上遭受重大创伤。如果夫妻离婚的原因是因为配偶一方有行为，无过错方配偶可请求离婚损害赔偿。如果从事此种行为是被胁迫的，或其它出于自愿的原因，免除其责任。此外，使他方受欺诈抚养非亲生子女的行为；侵害配偶生育权的行为；使无过错配偶方因夫妻生活而传染性病等其他导致离婚的重大过错情形，这些也应纳入适用具体情形。

婚外长期通奸、、等行为对家庭、夫妻关系的伤害不比重婚、同居所造成的损害小，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目的是对轻视、践踏婚姻的一方惩戒，对受害方进行一定补偿。如果把这些严重破坏婚姻关系的行为排除在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之外，就难以实现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真正立法价值。由法国、日本等国家的民法典可以发现，只要因离婚导致无责配偶一方的生活有重大损害时，有过失的配偶均应予以赔偿。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婚姻法第46条规定加以完善，可以采取列举式和概括式相结合的立法模式，将原来列举规定的四种情形加上长期通奸、一方、、使他方欺诈性抚养子女、侵害配偶生育权等这几种情形作为第一款，然后再加上第二款“其他导致离婚的重大过错情形”，这样规定一个概括性的兜底条款，就能避免列举式存在漏洞，也便于法律的实际操作。

此外，关于夫妻之间的“冷暴力”是否应获得离婚损害赔偿，笔者认为“冷暴力”如故意长时间的冷漠对方，不与对方交谈等，对于当事人的伤害尤其是精神方面绝不亚于以上几种损害行为，有的甚至造成对方的精神失常，因此不可忽视，应当纳入离婚损害赔偿范围，但应该严格限制，主要限于夫妻一方没有过错时才能请求，而且要结合“冷暴力”的时间长短，损害程度等加以确定是否适用。

（二）损害事实方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2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损害赔偿”，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因此损害事实包括物质的损害事实和精神的损害事实。损害赔偿基本上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重婚和有配偶一方与他人同居的等行为造成损害，主要是精神损害，即赔偿受害配偶身份利益的损害，精神痛苦与精神创伤的损害，以及为恢复损害所造成的财产利益的损失；另一类是实施家庭暴力以及虐待、遗弃的等行为造成的，损害事实包括物质和精神的损害事实。物质损害应当包括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而不只是财产损害。例如因虐待、遗弃行为而承担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只要存在该行为，并不是非要构成“情节恶劣”的后果，即使没有造成无过错方的物质损害事实，也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里主要是对无过错方的精神损害赔偿。物质损害，是指由于配偶一方的违法行为导致离婚而造成配偶他方的财产损失。财产损失根据其形态可分为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直接损失是指受害人现有财产的减少，如配偶一方实施家庭暴力，从而造成他方的身体受到伤害，而支出的医疗费、误工费等；间接损失则是指受害人预期可得利益的丧失。对于间接损失是否能包括在离婚损害赔偿的赔偿范围内，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有的学者认为，财产损失只包括一种实际的损失，可得利益的损失不包括在内。也有学者认为，财产损失包括无过错所持财产的减少，无过错方可能失去的利益。笔者认为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目的之一就是填补受害人的损害，使受害人的权益得到救济。因此，离婚物质损害赔偿的范围自然应当包括财产方面已经发生的现实损害即直接损失，而对于可期待利益，则应依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当然法官在判决离婚损害赔偿的数额时，要具体考虑以下因素来裁量如当地生活水平；双方年龄及健康状况；夫妻双方已用于子女受教育或将须用于子女教育的时间；夫妻双方对新职务的选择余地；夫妻双方现有的与可预见的权利；在夫妻财产制解体后，夫妻各方的全部财产包括资金与收入等多个因素来判决一个比较适当数额。

（三）因果关系要件方面

过错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具有法律上的直接因果关系。离婚损害赔偿必须是在过错方破坏家庭关系行为直接导致离婚这一最终结果时，无过错方才能主张。直接因果关系，应理解为这些损害行为是导致婚姻关系破裂的实质原因，而不是当事人提出的离婚表面理由，如一些生活琐事产生的矛盾等。

（四）主观过错方面

过错是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中的重要因素，过错责任是侵权法规则原则体系中的一般原则。由于构成离婚损害赔偿的行为是侵害夫妻配偶权的行为，属于一般侵权行为，因此，在离婚损害赔偿中也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即只有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过错才需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在离婚损害赔偿中，离婚本身并不构成侵权行为，离婚是对婚姻关系破裂事实的认定，而非构成侵权的是离婚的原因。《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四种行为的性质和特征来看，也只能是因故意而不可能是因过失而实施的。这里的过错是主观和客观相结合的概念，不是单纯指行为人主观状态上的过错，而同时意味着行为人的行为违反了法律和道德，并造成对他人的损害，过错体现了法律和道德对行为人的否定评价。

根据《婚姻法》第46条规定，只有无过错配偶，才能享有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成为请求权的主体。从国外立法看，离婚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有些国家限定在无过错方，如瑞士、日本等国。也有一些国家和地区未限于无过错方。法国《民法典》第280-1条规定：“如离婚判为过错全属一方，该方无权享受任何赔偿金。但考虑到共同生活的时间及曾给予他方职业上的合作，而在离婚后拒绝付予一切金钱上的补偿明显为不公平后，该方得取得一笔特殊的赔偿金。”事实上，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配偶的任何一方都很难保证没有任何过错。就离婚而言，现实中仅因一方的过错而离婚的情况很少，很多离婚是配偶双方的混合过错造成的，有时可能是双方的过错互为因果，只是程度上有所差异。

如果不考虑当事人具有什么样的过错，彼此过错的程度，而只简单地将有过错的当事人都排除在离婚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之外，受害人就很难提出损害赔偿请求，其合法权益无法得到切实的保护。这样的立法设计将使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形同虚设，与离婚损害赔偿的立法初衷相违。即离婚案件中过错较小的一方失去损害赔偿请求权，或者被重婚者、实施家庭暴力者以此作为抗辩，使受害者的赔偿请求无法实现，起不到惩罚违法行为，弥补损害的作用。笔者认为，无过错的界定仅限于对于造成婚姻关系破裂的实质过错，对于其他过错则不要考虑。如果配偶双方均有过错时，仍然可依过错相抵原则请求损害赔偿。这样既体现了公平原则，又体现了过失相抵的赔偿精神。但在司法实践中需要注意的是，必须对立法规定的无过错方中的过错进行合理的界定。这里所指的过错并不是一般民法上依据过错相抵原则，法官可以比较双方的过错程度，综合考虑各种主客观因素，双方过错程度相当的，互不赔偿；过错程度不等的，由过错大的一方承担相抵后的赔偿责任。

三、离婚损害赔偿的主体及举证问题

（一）离婚损害赔偿的主体

离婚损害赔偿的主体，也就是离婚损害赔偿法律关系的当事人。根据当事人享有权利或承担义务的不同，可以分为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前者能够提出离婚损害赔偿请求，要求责任方赔偿自己所受损害的当事人为权利主体；后者为权利主体的请求所约束，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当事人为义务主体。

根据《婚姻法》第46条的规定，无过错配偶在因过错行为导致离婚的情况下可以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立法确认了无过错配偶可以成为离婚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体是否唯一，受害方配偶的近亲属可否提出离婚损害赔偿；二是，若无过错配偶受到过错方实施的过错行为而导致精神失常或丧失知觉等情形，其是否仍得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体。

对于第一个问题，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若因配偶一方的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遭受损害的，可以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但这种损害赔偿不具有离婚损害赔偿的性质，只能是一般的侵权损害赔偿。因为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是为了保护婚姻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体现公平和正义。其主体应当是特定的婚姻当事人。对于第二个问题，若无过错方配偶发生上述情形时，婚姻当事人仍得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权利主体。在这种情况下，无过错配偶仍得为损害赔偿权利人。只是由于他精神丧失或理智丧失，丧失独立的民事诉讼行为能力，必须以其近亲属为法定人，以他的名义提出损害赔偿请求。

此外，笔者认为义务主体的范围也应扩大，如因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况下，第三者能否成为离婚损害赔偿的义务主体？《婚姻法》中没有明确说明，但在司法解释中却指出“承担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损害赔偿责任主体，为离婚诉讼当事人中无过错方的配偶，”这样，实际上是排除了第三者赔偿责任的承担。那么，第三者究竟应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呢？侵权责任的特点来看，第三者同有过错的配偶实际上是实施了共同侵权他人权益的行为，符合共同侵权的法律特征，就应当与过错配偶方共同承担赔偿的连带责任，除非其在主观上没有过错，不符合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在国外立法中，法国、瑞士、日本、美国等都确定了过错方及第三者对受害人的婚姻家庭的破裂共负责任，无过错方(受害方)有权请求第三者赔偿的原则。笔者主张离婚损害赔偿的主体应包括有过错的夫妻一方及第三者。为了防止第三人范围的任意扩大，明晰道德与法律的界限，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第三人承担离婚损害赔偿责任必须满足以下构成条件：(1)第三人具有主观过错，即第三人在与有配偶者实施重婚、通奸等行为时，是以故意为主观要件的。如果行为人并不知道其行为将损害他人的权利，甚至根本不知道他人权利的存在，行为人则不承担侵权责任。(2)第三人实施了侵犯他人配偶权的违法行为。(3)损害事实，即配偶权益被侵犯以及婚姻关系的破裂。(4)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由于第三人的违法行为才导致婚姻的危机或解体。这样就严格限定了第三人承担责任的范围，也利于实践中司法操作。

（二）离婚损害赔偿的举证问题

离婚损害赔偿案件中，依据《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无过错方有义务证明对方存在法定赔偿情形。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证明对方实施《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过错行为并对其造成了损害却是个棘手的问题。在一些因重大过错行为而导致的离婚诉讼中，受害配偶往往处于劣势地位，由于其自身能力和经济条件的限制，凭借其自身能力，很难掌握能证明配偶另一方有过错的确凿有力的证据；另一方面，对于以重婚、与他人同居为由提起的离婚赔偿诉讼，由于其行为的隐秘性特征，无过错配偶通常很难获取证据。即使无过错方采取跟踪、拍照、捉奸等方法获取了一些线索和证据，但常常因其证据的合法性等原因而被人民法院拒绝采纳。为了切实保护弱者，维护受害配偶的合法权益，笔者认为其一，在不违背社会公序良俗、不侵害他人隐私权等合法权益的前提下，法律应承认离婚损害赔偿中无过错方私人取得的证据。这里应注意，对于第三者与过错配偶侵权行为，对于受害人来说，属于非法隐私，不受法律保护。其二，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减轻受害方的举证责任，实行举证责任倒置，或受害方提供线索，申请法院由人民法院依职权举证，这样，不仅可以避免因举证难而妨碍受害配偶实现救济的情况，而且可以对那些意图实施过错行为的婚姻当事人起到威慑作用，从而真正实现设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目的。

参考文献：

1．林秀雄著：《婚姻家庭法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第130页。

2.张竟芳著：《离婚损害赔偿适用中的若干问题》，载《当代法学》，2002年第6期。

3.陈苇：《建立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研究》，载《现代法学》，1998年第6期。

4.马强著：《试论配偶权》，载《法学论坛》，2000年第2期，第49-57页。

5.罗结珍译：《法国民法典》，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第1版。

6.王书江译：《日本民法典》，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第3版。

7.张竟芳著：《离婚损害赔偿适用中的若干问题》，载《当代法学》，2002年第6期第142—144页。

8.韦钦平著:《离婚案件中的精神损害赔偿》，载《侵权法热点问题法律应用》，第617-631页。

9.史尚宽著：《亲属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

10.王泽鉴著：《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修订版。

11.殷生根、王燕译：《瑞士民法典》，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1版。

赔偿制范文篇2

关键词：证券民事赔偿机制

我国证券市场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证券市场法制化程度也31益提高。但证券市场中也出现了少数违法违规事件，严重侵害了证券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影响了市场的健康发展，因此，在证券市场中建立和健全民事赔偿机制已成为社会各界一致呼声。2002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标志着中国证券民事赔偿机制正式启动。对于这一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课题，法学界、司法界等各界人士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做了诸多有益的探索，笔者将从我国证券民事赔偿机制的现状、焦点及存在问题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建立证券市场民事赔偿机制的意义

所谓证券民事赔偿机制，是指证券市场投资者的财产权受到不法侵害后，以诉讼形式诉至人民法院，要求加害人予以赔偿的诉讼机制。通常情况下，当权利人的合法利益遭受不法侵害时，既要对不法侵害人予以惩戒，即行政处罚和刑事制裁，又要对受害人进行救济，即民事赔偿。因此，在证券市场上强化行政和刑事手段的同时，建立民事赔偿机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民事赔偿机制维护了证券市场中的弱势群体——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了社会的公平和效率。其次，它与行政监管、刑事制裁三位一体，相辅相成，加大了监管力度，提高了违法违规成本，共同保障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再者，投资者权益得到有效保护，可以极大刺激其投资热情，提高投资者信心，有利于推动证券市场的发展。

二、我国证券民事赔偿机制的现状

十多年来，我国证券市场对违法违规行为一直以行政处罚和刑事制裁为主要手段，民事赔偿机制一直处于曲折的探索中。2002年1月15日《通知》的出台，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据统计，《通知》出台后短短几个月，上海、济南、成都、哈尔滨等地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200多件针对sT嘉宝、圣方科技、渤海集团、ST红光、大庆联谊等上市公司提起的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从《通知》规定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对受理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做出了几个限制：

1．只受理因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行为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对于其他各类证券市场上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目前还不予受理。

2．只对已被证券监管部门做出生效处罚决定的案件受理，即以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决定作为前置程序。

3．法院可以受理单独诉讼和共同诉讼，不接受集团诉讼。

4．只有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和经济特区的中级人民法院可以受理此类案件。

这些限制表明，在目前条件下，我国证券市场民事赔偿机制这扇大门正在徐徐打开，但并没有完全打开。这也是由我国当前市场条件和法律条件决定的，是我国证券市场法制化进程的必经阶段。我们坚信，随着市场和法律条件的成熟，法院必将依法无保留的受理证券市场上诸如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各类民事侵权纠纷案件，证券市场民事赔偿机制将更趋完善。

三、证券民事赔偿案件的几个焦点问题

虚假陈述的民事赔偿案既是新型案件，又是疑难案件。在具体操作问题上必然存在诸多争论，主要存在以下几个焦点问题：

1．责任主体的认定问题

在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中，责任主体主要有以下三类：一是披露主体——上市公司和拟上市公司，二是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管人员，三是承销券商、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中介机构及其相关人员。一般隋况下，这三类被告中，或两两勾结，或全部勾结实施共同侵权行为，相互间应负连带责任。投资者在诉讼时，既可以选择一类或两类主体提起诉讼，也可以对全部责任主体提起诉讼。

2．因果关系的认定问题．

证券民事赔偿案件审理中，因果关系的认定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投资者损失与被告不法行为的因果关系；其二，是一因一果还是多因一果。即：损失是由虚假陈述一个原因造成的还是由包括虚假陈述在内的多个原因造成的。如果被告的虚假陈述通过招股说明书、上市公告书、业绩报告、公告等载体在指定媒体上披露后，投资者对被告的股票进行投资，而后被告由于虚假陈述被揭露而导致股价下跌使投资者发生亏损，那么可以认定被告虚假陈述行为与投资者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有些情况下，投资者损失完全是由被告不法行为造成的，但是也应看到，证券市场时刻都在变化，还存在很多其他原因导致投资者损失，总的来讲有两大类：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包括诸如政策风险、利率风险、购买力风险等对整个市场产生普遍影响的风险，是不可规避的风险；非系统性风险则是影响个别行业、个别公司的风险，显然，虚假陈述给投资者带来的风险应属于非系统性风险。因此，认识到证券市场的复杂性，分清一因一果还是多因一果，正确界定投资者损失与赔偿责任范围，对保护原被告双方的合法权益，合理适用民事赔偿机制是非常必要的。

3．举证责任问题

一般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采用“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特殊侵权行为则采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在证券民事赔偿案件中，投资者在取证方面，特别是要证明上市公司存在虚假信息披露上存在很大困难，很难适用“谁主张，谁举证”。根据《通知》规定，目前对虚假陈述类案件的起诉是基于证监会对该公司做出定性的行政处罚意见，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国家管理机关在一些较大问题上代替个人完成了举证责任。但在具体问题上的举证责任，仍有待明确。以著名法学家江平为代表的法学界人士认为，在证券民事赔偿案件中，原告和被告都应负有举证责任。

原告应当举证证明其交易行为和损失，欺诈行为和交易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应当由被告举证。如果被告能证明二者之间没有必然因果关系，而只是或然因果关系，则可以不对那部分损失负责。也就是说，从投资者角度，只能把在虚假陈述期间买进卖出的资金或者持有股票差价作一个总体的计算，因为他自己无法区分哪些是虚假陈述导致的损失，哪些是正常风险造成的损失，这种举证责任应交给被告，由被告来进行抗辩，拿出证据来区分哪些损失是由虚假信息造成的，哪些不是由虚假信息造成的，达到免除一部分责任的目的。

4．赔偿金额的确定问题

赔偿金额是证券民事赔偿案的核心，由于最高院司法解释未对证券民事赔偿金额做出明确规定，这一问题必将成为原被告双方法庭争论的焦点。关于赔偿金额的计算方法，主要存在三种观点：一是从证监会认定的相关公司虚假信息之日起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对上市公司的处罚之日止，投资者买人价格和卖出价格之间的差额来计算赔偿金额。证监会处罚决定公布后继续持有相关公司股票带来的损失不在赔偿范围之内。二是同样按买人和卖出价格间的差额计算，但赔偿计算截止时间不受处罚决定公布的限制。还有一种方法认为：股价下跌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有上市公司虚假陈述的原因，还有诸如系统性风险、个人操作水平、心理因素等正常存在的风险，由正常风险导致股价下跌带来的投资损失，不应该计算在赔偿范围之内。不同计算方法运用到具体案件中，得出赔偿金额的差距是很大的。笔者个人认为第三种计算方法相对合理，赔偿金额的确定应该扣除大盘涨跌带来的正常风险因素，是考虑了证券市场特性较为客观的算法。

首先，根据《证券法》第63条规定，因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应负赔偿责任。很显然，由正常的市场风险导致的投资损失不能作为民事索赔的理由。其次，证券市场的民事赔偿案件相对于一般的民事赔偿案件，有其复杂性和特殊性。因为证券市场是风险市场，投资者进人市场，在期望获得收益的同时，本身就应承担市场风险。如果把证券市场系统性风险导致的大盘下跌、上市公司正常经营风险导致的股价下挫、投资者个人操作水平和操作心态导致的损失等属于正常风险的损失，仅因虚假陈述一个原因就全算到上市公司头上，是不合理的。再者，风险是“无限递延”的，同时我国尚未建立股东代表诉讼制度，造假公司现有股东的利益也一样需要保护。证券民事赔偿案件不能只注重保护了受害投资者的利益，却忽视维护相关公司现有股东的合法权益。

四、证券民事诉讼过热的消极影响

从完善证券市场责任体系的角度考虑，我国应当建立证券民事赔偿机制，给投资者请求司法救济的权利。但我们必须看到，在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大多数国家，证券民事诉讼机制并不发达。即使是在证券民事诉讼机制最成熟的美国，证券民事诉讼实际获赔的比例也很小，主要是通过庭外和解或其他方式解决。为减小证券民事诉讼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1995年美国国会曾专门立法对提起证券民事诉讼的条件加以严格限制。台湾在“证券交易法”实施30年来，尚未出现成功的证券民事案。日本对证券违规行为的处罚也主要是通过行政力量。可见，各国在证券民事诉讼制度上还是相当谨慎的，其原因在于证券民事诉讼如果发展过热，将存在明显负面作用。

首先，过滥的证券民事诉讼损害证券市场的公平和效率。如果片面强调证券民事赔偿，可能出现投资者动辄诉讼，严重干扰上市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损害整个证券市场的公平与效率。

其次，股东利益和公司利益实质上是一致的，如果股东一时激愤，要求上市公司承担过重的赔偿责任，将直接影响公司效益，最终还是使股东利益更大程度受损。

再者，在过热的民事诉讼制度下，会给少数不法分子恶意提起诉讼造成可乘之机。有些人会在没有充分事实、法律依据和没有遭受实际损失的情况下，对上市公司实行“诉讼敲诈”，以获取不正当利益，这种现象在国外市场屡见不鲜，违背了证券民事赔偿机制的初衷，损害了上市公司和大多数股东的利益。

赔偿制范文篇3

（一）证券市场民事赔偿制度的特点及其必要性

所谓证券市场民事赔偿制度，是指上市公司投资者的财产权受到不法行为的侵害后，依法要求加害人予以赔偿的制度。当投资者要求赔偿的请求以诉讼形式诉至人民法院时，则这种诉讼构成了证券市场特有的民事诉讼赔偿机制。

证券市场的民事诉讼赔偿机制有其不同于一般民事诉讼的特点：第一，从投资者诉讼的愿望而言，它表现为一种给付之诉，即要求加害人对自己所受的损失给予一定金额的赔偿。它不同于一般的民事或经济行为，这是由投资者是通过证券市场而参与经济活动的特性所决定的。第二，主张损害赔偿权利的主体具有两重性，即既是形式权利人，又是实质权利人。主张权利的当事人主体既可以是为自己的利益（实质权利人）而起诉，也可以是为公司的利益（形式权利人）而起诉。第三，受害人往往人数众多，赔偿金额巨大。

有权利就必然有救济。当权利人的合法利益遭受不法侵害时，既要建立一种民事赔偿的救济措施，又要建立对不法行为人的惩戒措施。前者通常表现为民事诉讼赔偿制度，后者则表现为行政处罚和刑事制裁。我国利用行政和刑事执法手段维持证券市场秩序的做法已有十数个年头，但这些执法手段只是部分地抑制了违规、违法和犯罪行为，而投资者权益并未得到充分保障。这种重行/刑轻民的现象已严重阻碍了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也大大伤害了投资者的投资热情，在一个逐步走向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这种现象显得极不正常。

民事诉讼赔偿制度是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最有效的法律手段、也是最后的救济手段。然而，根据我国现有的法律制度，民事诉讼赔偿制度在实体法上的不完备和程序法上的可操作性差，已使所谓“司法救济手段”无法落到实处，成为一句空话；另一方面，长期以来证券市场的执法者和司法机构则习惯于以“市场风险”和“投资者教育”作为稳定社会的有效手段，却偏废了对违法违规者的有力惩处制裁和包括民事救济手段等法律制度的立法和研究。因此，在现有法律框架范围内对有关民事诉讼赔偿制度进行修整和完善，通过法律赋予所有证券市场参与者以监督权、民事赔偿诉讼请求权等，并借鉴判例法国家的一些运用判例的合理做法，摒弃过度保守的观念和拘泥现行法律成规的做法，推进和创新投资者权益维护的法律制度，这在最终也将推进中国证券市场乃至资本市场的发展。在证券市场中，行政机关的行政监管、司法机关的刑事制裁和投资者的民事赔偿机制三者应当是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其一。

（二）我国目前证券市场民事赔偿制度的法律依据及其不足

当受害人向侵权行为人主张损害赔偿权利时，必须有相应的法律依据，这些依据分别体现在程序法和实体法两个方面。

1.程序法上的规定

民事诉讼赔偿制度在程序法上的操作制度主要体现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中。《民诉法》第18、19、20、21条规定了各级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级别管辖），第29条规定了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受理（地域管辖），第53和54条规定了共同诉讼和代表人诉讼制度，第55条规定了代表人诉讼的公告、登记及判决效力，第108条规定了起诉的条件，第112条规定了法院立案的时间和程序；《若干意见》第59~64条是对《民诉法》第54、55条的进一步解释，例如在这些条款里规定了人数众多是指10人以上，根据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在起诉时是否确定，规定了如何推选代表人，对人数不确定的应如何公告及公告期限，向法院登记的当事人必须对有关法律关系及损害事实提供证据，未参加登记的权利人在诉讼时效内如何行使诉讼权利力等。

2.实体法上的规定

涉及投资者民事侵权赔偿之诉，可以适用的实体法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民法通则》第106和117条规定了侵权民事责任的一般归责原则；第131、132条规定了民事责任的分担原则；第134条规定了承担民事责任的主要方式；第135和137条规定了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为两年。《公司法》第63和118条规定了公司董、监事、经理在执行公司职务时因违法致公司损害的，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第214条规定董事、经理违法以公司资产为股东或其他人提供债务担保的，应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证券法》中将侵权行为规定为发行欺诈，内幕交易，操纵市场，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重大遗漏，欺诈客户等五类，其中，第18、175条规定了发行欺诈的民事责任；第5、67、68、69条等相关法条规定了内幕交易的民事责任；第5、71、184条等相关法条规定了操纵市场的民事责任；第63、177、202条规定了虚假陈述、误导性陈述、重大遗漏的赔偿责任；第42条规定了由归入权产生的赔偿责任。

从以上可以看出，我国关于证券市场民事赔偿及责任制度的立法体系已基本具备，并已体系化，《民法通则》是关于民事赔偿的一般原则和规定；《公司法》是关于公司的经营者给公司造成损害时，必须向公司和股东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证券法》则规定了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经营者、有关的中介机构、其他侵害人（例如黑庄、侵占上市公司资产的大股东等）因侵权给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害时，必须向公司或投资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三个法律层层递进了现代公司商事法律活动中，各个市场参与主体在民事赔偿制度中的当事人主体资格及责任事由。

3.不足之处

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有其特殊性，在短短的十数年中，走过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程，故在一方面造就了新型纠纷、案例层出不穷，另一方面也显现出立法和研究的相对滞后。因此，有关涉及证券市场民事赔偿纠纷的案件，除程序法上尚相对有法可依外，实体法上的一些基本问题并没有具体详尽的规定，一旦涉及诉讼，对法院和有关当事人而言，将会无所适从。日前，最高人民法院通知暂不受理证券市场民事赔偿案件，这个“暂”字从程序法上是没有依据的，但从我国证券市场民事赔偿的实体法的角度，应是可以理解的，在目前形势下，尽快出台《公司法》和《证券法》有关民事责任的司法解释显得极为必要和迫切。

从实体法的角度值得研究、需要规定的内容很多。例如，侵权行为的性质是一般侵权行为，还是特殊侵权行为？与此相关，侵权人承担的民事责任是过错责任，还是无过错责任？这些过错责任是法定，还是推定？在举证责任方面，是由原告负主要举证责任，还是由被告负主要举证责任？如果要求被告举证，是否应当赋予其免责抗辩权？对于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是必须证明具有必然因果关系，还是象银广夏案中的原告那样只需推定证明上市公司虚假的信息披露与股价暴涨及违法行为被揭露、被制裁后股价暴跌之间具有一致性即可？违法者所要承担的赔偿责任范围应以公司或所有投资者遭受的损失总额为限，还是应加上惩罚性的赔偿部分？投资者所受的损失如何计算、如何认定、确定的标准是什么？等等。

在程序法方面，虽然《民诉法》第54、55条以及《若干意见》的相关条款对共同诉讼和代表人诉讼制度有全面的规定，但它与美国等国家所通行的集团诉讼之间还有较大不同。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集团诉讼的判决具有扩张力，效力及于遭受相同侵害的全体受害人；而我国的代表人诉讼的判决只对参加登记的受害人有效，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未登记权利的，则不适用判决结果。这就使诉讼标的额、民事赔偿的威慑力和对侵权行为的警示作用大大受到削弱。另外，对于原告预交的诉讼费用是否可以申请减免，是否可以将此类案件定性为非财产案件而收取固定的诉讼费用，或区分案件的共益权、自益权性质区分收费标准与方式等等，都必须加以明确规定的。

（三）证券市场民事赔偿制度的主要诉讼形式

证券市场民事赔偿制度的主要诉讼形式有两种，即投资者集团诉讼制度和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这里，须指出的是我国目前尚没有真正确立起集团诉讼这个概念，在有关的法律条款里，还只有共同诉讼和代表人诉讼这两个名词，但我国目前所发生的诸如亿安科技案、银广夏案实质已具备了集团诉讼的特征，故我们将此类案件直接称呼为投资者集团诉讼。投资者集团诉讼和股东代表诉讼是证券市场特有的两种不同性质的诉讼制度。

在美国，法律赋予了投资者两项重要的诉讼权利：投资者集团诉讼和股东代表诉讼。美国规范这两种诉讼制度的法律文件主要有《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联邦民事诉讼法》、以及《1995年私人证券诉讼修改法》、《1998年证券诉讼统一标准法》。在美国，投资者集团诉讼一般都由专业的诉讼律师牵头召集，从开始策划到诉讼结束，律师几乎全程包揽，甚至代垫案件受理费，投资者从签署全权委托协议至案件结束几乎不用操任何心。如果胜诉，只要从获得赔偿的金额中支付一定的费用，如果败诉，则可能会在协议中有免交费的条款。因此，投资者集团诉讼制度形成了对美国证券违法行为的一股强大的监督力量，该制度已成为投资者权益保护的极其有效的法律制度。在我国，类似的亿安科技案由中伦金通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发起，颇具美国的投资者集团诉讼，所不同的是，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规定了受害人必须进行权利登记，法院必须进行权利登记的公告（当人数不确定时），如果该案被受理并得到胜诉的判决，则判决效力只对那些进行了权利登记的受害人有效。这样的规定，使得诉讼标的相当有限，对违法者的惩戒作用大大削弱。而在美国，股价操纵案的违法者操纵股价的获利被视为投资者所遭受的损失，此外，在此基础上，还要对违法者处以巨额惩罚性赔偿，几乎可以令违法者倾家荡产。这些都是我国的代表人诉讼所不能比拟的。

同样，在美国、日本等国家，人们运用和驾御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能力是相当强的。美国有些律师专门瞄准那些“有问题”的公司，收集公司经营者侵权的证据，然后，劝导某个股东以其名义发起股东代表诉讼。如果我国建立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就可以使那些允许大股东随意侵占公司资产的公司董事、监事承担返还公司资产的民事责任；同样，那些因随意担保而使公司财产遭受损失的部分也可通过股东代表诉讼而令担保决策者承担赔偿的责任；还有诸如公司被行政罚款或刑事罚金的损失，也是因为公司经营者的违法、违规行为所致，公司财产的损失应有违法违规的经营者承担。

不仅如此，股东代表诉讼有时还可以与投资者集团诉讼同时进行，由于诉因是两个，因而是属于两个不同的诉讼。在多数情况下，投资者集团诉讼将成为股东代表诉讼的前置程序，而富有喜剧性的是，投资者集团诉讼的原告（投资者），也可能成为股东代表诉讼的原告（股东），但前者是基于自益权产生的诉讼，而后者则是基于共益权产生的诉讼。例如，《证券法》第63条规定了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人员对侵犯投资者权益的行为与公司（发行人和承销商）承担连带责任。这里的发行人（上市公司）和承销商是承担民事赔偿的第一责任人，董事等责任人员虽也是被告，但若投资者胜诉，其原告胜诉部分的利益往往是通过公司而非董事等责任人员实现的，因此，董事等责任人员实际上变成了陪衬而已。然而，作为虚拟侵权主体的“公司”，其侵权行为并非由公司所为、而是由董事等责任人员实施的，因此，对于公司向投资者支付赔偿的部分，公司股东就可以通过股东代表诉讼，向负有侵权责任的公司经营者和监督者进行追偿。如果没有这种追偿制度，将使“投资者”和“股东”产生法律意义上的竟合，限于自己告自己的尴尬境地。为了避免这种尴尬，有效的办法是，当投资者通过集团诉讼或个人诉讼获得胜诉赔偿后，如果损失是通过上市公司向投资者赔偿的，则公司有权利向负有责任的董、监事追偿，如果公司拒绝或怠于追偿，则符合一定条件的公司股东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向法院起诉，对公司（实质为全体股东）所受的损失向侵权行为人进行追偿，追回由公司“代付”的损失。

只有将投资者集团诉讼和股东代表诉讼相结合，才能从源头堵截证券市场的侵权行为、违法行为，并使上市公司遭受的财产损失最小化，也才能理顺上市公司和投资者之间的关系。如因操纵市场、虚假信息披露致投资者权益受损的亿安科技案、银广夏案中，若上市公司被提起投资者集团诉讼而被法院判令承担赔偿损失的、或上市公司因违法犯罪而承担行政罚款和刑事罚金的，则符合一定条件的股东还可通过股东代表诉讼，将公司被判赔偿或被判罚款/金而支付的款项向负有责任的经营者进行追偿。

（四）证券市场民事赔偿制度的其他诉讼形式

证券市场民事赔偿制度的其他诉讼形式还有投资者个人诉讼、投资者社会团体诉讼和政府诉讼三种。

投资者个人诉讼，是指某一投资者基于公司所有者的身份在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后直接以本人的名义提起的诉讼。投资者个人诉讼是一种基于自益权的诉讼。同投资者集团诉讼一样，投资者个人诉讼也是一种直接诉讼，它和投资者集团诉讼的区别仅在于，作为原告的投资者是少数人还是人数众多。投资者社会团体诉讼，是指以投资者社会团体的名义，代表证券市场中特定的或不特定的受侵害的投资者整体利益提起的诉讼，尤如消费者权益保障协会可以代表全体或特定的消费者提起诉讼一样。而作为代表投资者权益的社会团体，可以是投资者权益保障协会，也可以是投资者权益保障基金等来参与诉讼。应当说，投资者社会团体诉讼是一种有待建立的诉讼制度，它是一种基于共益权的诉讼，它参与直接诉讼或股东代表诉讼，必须持股或者经法律许可受托豁免持股。

政府诉讼，是指国务院有关职能部门发现存在侵犯投资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后，以政府部门的身份代表中小投资者/股东提起诉讼，尤如美国商务部代表烟民起诉几家大烟草公司一样，在我国，这个部门可以是国家经贸委或法律规定的其他部委。应当说，政府诉讼也是一种有待建立的诉讼制度，也是一种基于共益权的诉讼。它参与直接诉讼或股东代表诉讼，必须持股或者经法律许可受托豁免持股。二、投资者集团诉讼制度

投资者集团诉讼，是指证券市场投资者当其利益受到不法侵害时，可直接以自己的名义向人民法院请求损害赔偿的诉讼。在我国的民事诉讼立法上，被称为代表人诉讼或共同诉讼。在民事诉讼法理论上，其对应于派生诉讼，是一种基于自益权而产生的直接诉讼。

（一）投资者集团诉讼制度现状及建立的必要性

在我国，尚未看到那个法院真正启动过集团诉讼制度，即便是个别法院曾运用代表人诉讼制度受理过一些案件，但也都是要求在诉前就将人数确定下来，因而也未过权利登记公告。例如，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曾受理过有几十个股民诉昆明某证券营业部柜台交易基金欺诈索赔案[1]，在该案中，法院是事先确认原告人数的，事实上，受害人人数何至几十个，并且在其他城市也有大量相同的受害人。

长期以来，我国证券市场民事赔偿的司法实践一直处于保守状态，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出于某种考虑，法院往往将集团诉讼分拆成个案受理和审理。实际上，集团诉讼制度正是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将众多纠纷一次性纳入法制轨道予以解决，避免了重复诉讼以及可能出现的相互矛盾的判决，也节约了司法成本，提高了司法效率。

由于证券市场投资者权益纠纷具有所涉及受害人的广泛性以及受害人地域分布的分散性特征，此类纠纷应该也只能以集团诉讼的方式受理和审理，这不仅有利于确定管辖法院，有利于法院公告、权利人登记、诉讼代表人的推举和对案件的审理，也有利于判决和执行上的一致性，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对于诉讼参与人各方而言，还节约了诉讼成本。

（二）证券市场投资者集团诉讼的基本特征

第一，原告投资者主体的广泛性和不确定性。例如，亿安科技案、银广夏案拟提起民事赔偿诉讼的投资者可能有成千上万（包括法人和自然人）。如果受损害的投资者的人数能够确定，则受诉法院可以省略公告、登记等审理前的前置程序，由投资者经推选代表人或委托人参加诉讼即可启动诉讼程序；反之，如果投资者人数无法确定，则法院在受理后，须向未起诉的投资者发出公告，并进行投资者诉讼主体资格及权利登记；没有参加登记的，必须在诉讼期间内提出诉讼，方可适用判决。这里的原告投资者（俗称股民），不同于《公司法》上“股东”的概念，它可能已不再持有某一上市公司的股票，也可能继续持有；但一定是在某一特殊阶段曾经持有并遭受不法侵害的投资者。另外，律师可以直接以公告方式公开征集作为不特定投资者的委托人而参与到诉讼中。

第二，被告主体的特定性。通常是上市公司（发行人），但根据《证券法》第63条、第161条的规定，被诉对象还可以包括证券承销商及上市公司、承销商的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和经理人员、相关中介机构及公司外部人员及机构、危害公司利益的第三人等。

第三，受诉法院的选择性。除了被告所在地外，侵权之诉的受诉法院还可以是侵权行为实施地（对被告而言）或侵权结果发生地（对原告而言）。这样，在亿安科技案中，如提起民事赔偿诉讼，则可以由股价操纵行为地（庄家分散在众多地区的营业部开户地），也可以由投资者损害结果发生的营业部开户地，还可以是被告住所地。这样，该案有管辖权的法院将涉及深圳、广州、北京、上海等众多地域。在银广夏案中，可以是作假行为地，不实信息地、传播地，也可以是投资者损害结果发生的营业部开户地，还可以是被告的住所地。同样，从地域管辖的角度，该案有管辖权的法院将涉及银川、天津、北京、上海等众多地域的法院。如果不考虑级别管辖，那么，连基层法院也可以受理，根据媒体报道，银广夏作假案首先就是由无锡市某基层法院受理的。根据法律对于管辖的规定，对原告而言，其可以选择上述所在地域之一的任何一个法院提起诉讼。为了避免出现同类诉讼案件遍地开花、以及可能出现的判决不一的混乱局面，最高人民法院应制定相关的司法解释，对证券市场投资者集团诉讼采取选择管辖和指定管辖相结合的原则。即就某一个案而言，考虑到这类诉讼案件主体的广泛性和审理的专业性，上级法院或最高法院可以在众多有管辖权的法院中指定有条件和有经验的中院以上（包括中院）的法院受理。

第四，判决效力的扩张性。根据现行《民诉法》的规定，代表人诉讼的判决并无扩张效力，也就是说，法院已经作出的受害人胜诉的判决，对没有参加登记的受害人无当然适用的效力，这些未参加权利登记的受害人必须在诉讼时效内，另行起诉，法院认定其请求成立的，则以裁定方式裁定适用已作出的裁判。由于立法当初无法预见我国证券市场日新月异的发展和变化，这一规定的局限性已无法适应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产生的新型案例，我们主张应赋予判决适用的扩张效力，使现行的代表人诉讼制度得以完善而成为国际通行的集团诉讼制度。

第五，案件审理的复杂性。如上所述，证券市场民事赔偿案件除诉讼程序适用上存在难点和容易造成混乱外，在实体法的把握上更是如此。《民法通则》规定，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有四个：有侵权的事实、主观有过错、有损害结果的发生、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必然关系。原告必须围绕这四点主张自己的请求。但是，如果将此类诉讼也界定为一般侵权案件，适用一般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的话，投资者原告将是很难获得胜诉的。我们认为，证券市场侵权行为应定性为特殊侵权行为，适用特殊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众所周知，由于证券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性，使投资者在收集证据方面处于弱势地位，故不应遵循一般意义上的“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在因果关系的证明和举证责任的分担上，实行因果关系推定论，即投资者的损失可以推定为由被告的行为所造成，即以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免除原告的举证责任，但赋予被告以免责抗辩权。虽然如此，投资者还是必须根据近因原则明确向法院声明损害后果与其他可能的原因无关而只可能和被告侵权行为有关，侵权者若反证证明被侵权者的损害的全部或部分不是侵权者的行为造成的或已过诉讼时效的话，其免责抗辩成立而可不承担侵权责任。[2]

同时，在集团诉讼中，还应建立推定信赖原则，并从宽解释集团诉讼中的每个成员之间存在共同利益，即在公司虚假陈述后，买卖该公司股票的原告有权被推定其在作出投资决定时，其已信赖市场价格的公正性，除非被告能够证明相反情形，而每个原告无须证明其均基于对被告虚假陈述的信赖而作出投资决定的事实与理由是完全相同的，否则，由于原告之间的情况千差万别，被告很容易找到不一致的地方而提出抗辩，导致被告可以不承担民事责任。[3]

由于证券市场侵权案件无法象普通侵权案一一去对应侵权人的获利与受害者的损失之间的关系，对此，可以参考美国法规定的损失界定规则：其一，从原告的实际损失规则，即被告应对原告的实际损失进行赔偿，这意味着被告的赔偿额可能高于违法所得额，赔偿具有惩罚性。其二，从被告的交易获利规则，即被告只以其在证券交易中所获取的非法利益为限赔偿原告的损失，而对超出部分不予赔偿。三、股东代表诉讼制度

股东代表诉讼是指公司董事、监事、经理人员、关联企业及其他人的行为对公司造成了损害，而可以行使诉权的公司又怠于起诉追究其责任时，符合条件的股东为了公司的利益，有权向法院起诉，追究该责任人的损害赔偿责任。其对应于直接诉讼，是基于股东共益权而产生的派生诉讼。其目的是为了公司或全体股东的利益，但间接也维护了股东自身的利益。

在国外，股东代表诉讼一开始只是针对公司董事的侵权行为，后来适用范围逐步扩大到监事、经理人员和外部其他人（包括法人），有些国家的立法甚至规定可以允许母公司的股东代表子公司、孙公司提起诉讼。在美国，与公司自身有权提起的诉讼范围相同，凡是大股东、董事、监事、经理、雇员和第三人对于公司不正当的、不法的行为的禁止、撤销和恢复均属此列，例如公司与大股东、关联方进行的侵犯公司利益的产权变更，交易、占有、使用、处分、控制财产，担保，出租，出借等均有可能被提起股东代表诉讼。

（一）股东代表诉讼的性质、机能及意义

股东代表诉讼的性质具有代位诉讼和代表诉讼的两面性特征。一方面，该股东以公司代表机构的立场代替公司起诉，类似于民法中的债权人代位诉讼；另一方面，该股东提起诉讼又是为了全体股东的利益，类似于集团诉讼的诉讼代表人。

股东代表诉讼的机能可以概括为两个：损害赔偿机能和违法行为抑止机能。所谓损害赔偿机能，是指董事由于自己的行为而使公司遭受的损失，应由其自己向公司承担补偿和赔偿，是公司损害的回复机能。所谓违法行为抑止机能，是指因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令董事有所畏惧，而不致实施使公司受损的违法行为，是抑止董事违法执行职务、确保公司健康经营的机能。

股东代表诉讼的意义和最终目的，不仅仅在于使公司的损害能够得到补偿或赔偿，更重要的是鞭策和警告公司的经营者，使之不致在将来实施同样的加害行为。换句话说，违法行为抑止机能的发挥，才是股东代表诉讼的根本目的和意义所在。

（二）股东代表诉讼的现状

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规定散见于一些规范性文件中。在《上海市股份有限公司暂行规定》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中，曾有过类似于股东代表诉讼的、以监督和追究董事责任为宗旨的规定。例如，《暂行规定》第92条（六）规定，监事会有权“当董事和经理的行为与公司的利益有抵触时，代表公司与董事和经理交涉，或者对董事和经理提起诉讼。”《规范意见》第65条（六）规定，监事会“代表公司与董事交涉或对董事起诉。”而现行《公司法》第126条（三）则规定，监事可以在“当董事和经理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要求董事和经理予以纠正”。以上可以看作是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雏型。

应该说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尚未在我国立法中得到正式确立，它既没有象美国《联邦民事诉讼法》那样规定于诉讼法中，也没有象日本《商法》那样规定于实体法中[4].虽然《公司法》第63条、118条，《证券法》第42条等规定了公司经营者对公司所负的赔偿责任，但法律并没有规定，当公司拒绝或怠于行使请求权时，公司股东是否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代表公司行使诉权以及如何起诉。而现实中，董事会或董事长代表了公司，人们无法期望他们会将自己安排在被告席上，因而，也就使公司的权利未能得到司法上的最终救济，这些规定，长期以来也只是起了装饰门面的作用。

（三）股东代表诉讼的特征

1.程序法上的特征

第一，诉讼当事人的特定性。（1）股东代表诉讼中的原告只能是持有某公司股份的股东，并且是符合一定条件的股东。这些条件包括：在起诉时必须具有股东资格，而且在侵权行为发生时也具有股东资格；对不法行为没有表示过支持或认可，且竭尽内部救济的股东。在持股比例或持股数量上，各国也不尽相同。日本《商法》经1993年的修改后，已取消了持股数量的规定，即持有一股[5]的股东也可提起股东代表诉讼，但在持股时间上仍规定须持续6个月持有某公司的股份[6].美国联邦法和较多的州在持股时间上[7]规定了较为严格的“行为时所有”原则（也称“股东同时存在原则”），但在持股数量方面多数不作规定。（2）股东代表诉讼中的被告是董事、监事、其他公司经营管理者等。公司不能作为原告，可是它在代表诉讼中又是真正的原告，法院有利于原告的判决，直接受益人是公司。公司在股东代表诉讼中的诉讼地位相当于证人。

赔偿制范文篇4

【关键词】工伤保险赔偿；侵权赔偿；比较；补充模式

在工伤赔偿问题上，世界各国经历了由传统侵权行为法一元调整机制向多元调整机制的演变。工伤保险制度的产生，使得对工伤事故的救济出现了两种方式：工伤保险赔偿和侵权损害赔偿中的人身损害赔偿。这样的法律状况在我国也是存在的：作为行政法规的《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受害人有权请求给付工伤保险基金，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2003]20号）规定，在第三人致害的情况下，受害人有权请求第三人承担一般人身损害的赔偿责任。那么，这两种赔偿责任或者说受害人可能享有的双重赔偿请求权的关系如何、在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下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如何适用相关的法律、受害人应该如何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利以及未来的相关法制如何构建，就成为必须在理论上做出科学回答的问题。

一、工伤保险赔偿与侵权赔偿制度比较

工伤保险是指劳动者在工作中或法定的特殊情况下发生意外事故，或因职业性有害因素危害而负伤（或患职业病）、致残、死亡时，对本人或其供养的亲属给予物质帮助和经济补偿的一项社会保障制度。以工伤保险的方式赔偿工业事故和职业病受害人的人身损害，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受害人可以迅速获得赔偿、受害人和雇主都可以避免费事费钱的民事诉讼程序、不因受害人的一般过失而减少赔偿金等。同时，工伤事故责任属于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之一种，受害人可以依照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就其因工伤事故遭受的人身损害请求侵权损害赔偿。较工伤保险赔偿而言，普通人身损害赔偿的赔偿范围较宽泛、赔偿标准较高、赔偿的金额较大。但这种救济方式存在诸多局限性：受害人面临举证不能和执行不能的风险、诉讼过程漫长且成本高昂、适用过失相抵等规则会使得受害人获得的赔偿大打折扣。具体来说，工伤保险赔偿与侵权赔偿的区别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法律价值不同

侵权损害赔偿制度属于私法领域的法律制度，一般侵权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体现了法律对行为人所实施的违背法律和道德、侵害社会利益和他人利益的否定性评价和非难。通过损害赔偿等手段达到制裁、教育行为人的目的。着眼点在于平衡个人利益，实现分配正义。

工伤保险赔偿制度属于社会法领域的法律制度，通过社会保险手段，由雇主按事故发生率缴纳一定的保险费，将雇主个体责任转嫁到由保险机构来承担，实质上责任主体仍然是雇主。其立法目的并不是追究谁的过错，而是通过筹集保险费对受害人的损害提供补偿。因为引起损害发生的行为，“系现代社会必要经济活动，实无不法性可言”，其着眼点在于社会整体利益，而非具体个体利益。

（二）损害赔偿范围和标准不同

侵权损害赔偿的目的是制裁侵权行为人，填补被害人的损害。各国立法基本上采纳了全面赔偿原则，即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赔偿的标准也较高。工伤保险赔偿是为了实现社会正义，保障雇工最低生活水平，工伤保险赔偿的范围仅限于物质损失，而不涉及精神损害赔偿。赔偿的标准结合雇工本人的劳动能力和社会最低标准确定，性质上属于补偿性，而不是赔偿性。所以，其给付金额有限，一般侵权行为损害赔偿之数额高于工伤保险赔偿。

二、国外工伤保险赔偿与侵权赔偿制度处理模式及评价

（一）取代模式

取代模式是指由工伤保险补偿取代雇主的侵权赔偿。雇员在遭受工伤事故后，只能请求工伤补偿待遇，而不能请求雇主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但是例外的一种情况，如果雇员受到的工伤系雇主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所致，则受害人亦有权依侵权行为法之规定向雇主主张侵权损害赔偿。如果保险人先行给付工伤保险待遇，在给付金额范围内对雇主享有求偿权，当然保险人亦可依其衡量放弃求偿。采用取代模式的国家有德国、瑞士等国。该模式优点：第一，符合工伤保险制度建立的目的之一，即免除雇主的侵权责任，因其只需交纳一定数量的工伤保险费，就可由社会来分担其工伤事故导致的损失；第二，符合工伤保险制度的的根本目的，即在较短时间内满足工伤者的基本生活保障，因较之侵权赔偿的诉讼方式，工伤保险申请方式非常简单便捷。当然，该模式也有其备受批评的缺点：第一，工伤保险待遇一般低于侵权损害赔偿金的数额，取代模式实际上剥夺了工伤者获得完全赔偿的权利；第二，此模式下雇主只要交付了保险费就不再承担任何责任了，对于督促雇主采取积极措施预防工伤发生并制裁其导致工伤的行为很不利。

（二）选择模式

选择模式是指工伤受害人只能在侵权损害赔偿与工伤保险给付之间选择其一。这种模式表面上给了当事人选择对自己有利方式的自由，实际上由于工伤保险补偿与侵权赔偿各自的缺点，对当事人很不利。因为申请工伤保险补偿虽然简单便捷，但其补偿额一般较低。而侵权赔偿额虽然较高，但其往往要通过复杂漫长的诉讼程序才能实现，这对于急需金钱治疗工伤和维持其本人及抚养亲属的基本生活的受害人来说实在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更何况即使官司打赢了是否能真正执行也是一个不确定的事，结果是受害人只能或求稳而接受较低的工伤保险补偿，或为求较高赔偿金而冒很大风险。无疑这是不公平的。英国曾经实行过该模式，但现已废除。

（三）兼得模式

兼得模式是指工伤受害人对侵权赔偿和工伤保险补偿中任何一个的主张均不影响对另一个的主张，且受害人有权获得因此而带来的双份利益。这一模式的优点在于给予受害人十分充分乃至有些过分的保护。对这一模式的批评观点也有两点：第一，该模式完全背离了工伤保险创设的目的，工伤保险的建立是为了减轻雇主责任并使责任社会化，而兼得模式不仅没有使雇主免责，而且加重了雇主的负担。第二，在此种模式下，受害人可以获得双份补偿，其所得赔偿款总额可能会超过其实际所受损害，从而违背了“受害人不应因遭受侵害获得意外收益”的准则。

（四）补充模式

补充模式系指发生工伤事故以后，受害雇员可同时主张侵权行为损害赔偿和工伤保险给付，但其最终所获得的赔偿或补偿,不得超过其实际遭受之损害。一般而言，接受赔偿按以下程序进行：工伤事故发生后，受害雇员首先受领工伤保险给付，然后依侵权行为法规定主张侵权行为损害赔偿，但应当扣除其已领得的工伤保险补偿。换言之，受害雇员接受工伤保险给付之后，有权就侵权行为法上的救济与工伤保险赔偿的差额部分，提起侵权行为之诉。目前，采用这一模式的国家有日本、智利及北欧等国。

补充模式是工伤赔偿的现代规则，已经为众多国家的立法和理论所接受。建立补充模式的目的在于：一方面避免受害人获得双份利益，减轻雇主的工伤负担，节约有限的社会资源；另一方面又可以保证受害人获得完全的赔偿，维持相关法律制度的惩戒和预防功能。它是现代侵权责任制度与工伤保险制度长期磨合的产物，相对前述三种模式逻辑更为严密，也更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观念。

三、对我国工伤赔偿有关规定的理解

1996年8月劳动部颁布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已被《工伤保险条例》所取代）第28条的规定实质上确定了交通事故民事赔偿优先、工伤保险给付补充的原则，属于补充模式。但是这一模式并没有被后来的《工伤保险条例》所继承。2002年5月1日施行的《职业病防治法》第一次涉及到了职业病工伤赔偿与民事赔偿的关系。该法第52条规定：“职业病病人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2002年6月2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的《安全生产法》是我国最早对工伤保险赔偿与民事侵权赔偿的关系做出规定的立法。该法第48条规定：“因生产安全事故受到损害的从业人员，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本单位提出赔偿要求。”对《安全生产法》的这条规定应该理解为：“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从业人员首先依照劳动合同和工伤保险合同的约定，享有相应的给付金。如果工伤保险金不足以补偿受害人的人身损害及经济损失的，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应当给予赔偿的，从业人员或其亲属有要求生产经营单位给付赔偿的权利。”这属于补充模式。

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对工伤保险赔偿与普通人身损害赔偿的关系做出了解释。该司法解释第l2条对劳动过程中发生的人身损害赔偿问题进行了规定。第l2条第1款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第2款规定：“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高级法官陈现杰认为：该司法解释“对工伤保险与民事损害赔偿的关系按照混合模式予以规范。混合模式的实质，就是在用人单位责任范围内，以完全的工伤保险取代民事损害赔偿。但如果劳动者遭受工伤，是由于第三人的侵权行为造成，第三人不能免除民事赔偿责任。”这种解释是非常合适的。

四、工伤保险赔偿与侵权赔偿制度构建设想

在确保雇工基本利益的基础上，兼顾公平和正义，协调侵权人、社会保险机构利益，达到保障雇工利益制裁侵权人的目的，又能使社会保险机构的工伤保险基金资源有效率的分配。在两者关系上应采用互为补充模式，即雇工所取得的利益是单一按工伤赔偿或单一按侵权民事赔偿应得的最高额为其所得赔偿，同时规定保险机构的赔偿额为最高额与侵权赔偿额的差额部分(不包括侵权精神损害赔偿部分)，允许雇工先向实际侵权人或保险机构予以赔偿或补偿，不足部分要求保险机构或实际侵权人予以补充，保险机构对实际侵权人在支付范围内超过部分享有代位追偿权。其理由如下：

第一，符合工伤保险制度和人身损害赔偿立法创设的目的。采取补充模式，则以工伤保险为主要赔偿机制，民事赔偿只是作为补充，体现部分替代的思想，与工伤保险创设的目的相符合。同时，这样既可以对侵权人的行为予以制裁，又确保工伤职工得到应有的保障，也不致导致工伤雇工与非职工自然人应被侵权而得到的赔偿不同，符合人身损害赔偿立法创设的目的。

第二，符合保护弱者的立法宗旨。雇工相对于用人单位或工伤保险机构来说是弱者，为了使其利益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补偿，应允许雇工有权先向其保险机构予以工伤赔偿，不足部分再向侵权人提出赔偿。因为侵权人可能无能力赔偿或侵权人逃逸下落不明实际上得不到赔偿，而且，请求侵权人赔偿的时间较长，耗费精力较大，成本较高，不能使雇工及时迅速得到赔偿。所以应允许受害雇员可同时主张侵权行为损害赔偿和工伤保险给付。受害雇工可以选择先请求保险机构按工伤保险予以赔偿，社会保险机构在赔偿后即取得对侵权人的追偿权，该追偿权应仅限于社会保险机构支付给雇工部分，如果社会保险机构的赔偿少于侵权损害的赔偿，则雇工有权再向侵权人赔偿。受害雇员也可以先选择向侵权人要求侵权损害赔偿，如赔偿不足或得不到实际赔偿时，受害人还有权向保险机构要求赔偿其差额部分。

第三，从合理有效地分配社会资源的视角考察，若采取兼得模式，允许工伤职工就同一伤害获得双份补偿，是对有限社会资源的浪费，而且各国立法例多数明令禁止这种做法。相反，在补充模式下，工伤职工获得的赔偿虽然可同时来源于工伤保险给付和民事赔偿，但其获得赔偿的总额不超过其实际损失，不会发生所谓的“意外收益”，造成社会资源的不合理分配。

五、结语

工伤保险赔偿在解决劳动者索赔效率方面无疑起到了进步的作用，但是其制度又没有顾及劳动者个性的要求。倘若法律一味强调以工伤保险覆盖工伤的民事损害赔偿，则需要提高工伤保险赔偿标准，但是标准的提高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劳动者个性的索赔要求，故对于工伤受害者，法律应当允许由工伤保险提供主要的赔偿来源，同时保留受害职工获得民事（下转第35页）（上接第70页）赔偿的权利，将民事侵权赔偿作为补充来源，并以工伤职工所受的实际损害为最高限额，获得民事赔偿与工伤保险赔偿之间的差额，实现填补工伤职工全部损害的目的。

【参考文献】

[1]郑尚元.工伤保险法律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3)[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3]黄松有.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

[4]杨晓蓉.工伤事故侵权赔偿与工伤保险赔偿的竞合与制度选择[J].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若干问题释评，2005．

[5]周开畅.社会法视角中的“工伤保险和民事赔偿”适用关系[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3）．

[6]吕琳.工伤保险与民事赔偿适用关系研究[J].法商研究，2003，（3）．

[7]陈现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若干理论与实务问题解析[J].法律适用，2004，（2）.

赔偿制范文篇5

[摘要]《国家赔偿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行政赔偿制度的完全确立。但由于历史、现实诸多因素,行政赔偿制度在赔偿原则、赔偿范围、赔偿标准、赔偿程序、追偿程序等诸方面还不够完善。为适应实践的需要,行政赔偿制度应着力从这几个方面进行改革。

[关键词]行政赔偿归责原则行政程序

行政赔偿是指国家对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所造成的损害,依法给予赔偿的法律制度。

1995年《国家赔偿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行政赔偿制度的最终确立。十年以来,该法对于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落实行政责任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历史、现实诸多因素该法尚不完善。现主要针对我国行政赔偿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以求完善对策。

一、我国行政赔偿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行政赔偿原则过于单一

我国行政赔偿适用违法归责原则不但与依法行政原则及宪法的有关规定相一致,与行政诉讼法所确定的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相协调而且简明易操作。但单一的违法归责原则也有其不足:

1.“违法”认定标难模糊。“违法”认定标准的模糊性使得这一归责原则充满了极大的不确定性。

2.违法原则无法解决行政裁量权滥用以及公有公共设施设置、管理瑕疵致损等情况下的赔偿问题。由于损害往往还可因其他事由发生,因而单一的违法归责原则难以适应丰富的行政法制发展实践的需要。

3.违法原则难以解决共同侵权等情况下的责任分担问题。当出现多个行政机关共同侵权的情况,或受害人本身也存在过错,或公务人员本身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时,无法分清各主体之间责任分担的比例。

(二)行政赔偿范围过于狭窄

我国现行行政赔偿范围仅局限于侵犯人身权和财产权的违法行为。实践中还有大量的违法行政活动致损问题仍处于“灰色地带”:

1.公有公共设施设置、管理瑕疵引起的损害。不予赔偿的理由是,我国铁路、邮政等公用事业正趋于企业化,不再具有行政职能。由此产生的赔偿责任应依据民法或相应的特别法向承担管理的企事业单位要求赔偿。

2.规范性文件违法造成的损害。由于此类行为未被纳入司法审查范围之内,导致制发规范性文件往往蜕变成行政机关扩充权力的武器。

3.行政裁量明显不当引起的损害。按照我国现行立法的规定,行政裁量“不当”不属于“违法”,因此这部分的损害不属于行政赔偿范围。

4.违法的内部惩戒行为引起的损害。一般认为行政机关对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决定属于内部行政行为,不具有可诉性。

(三)行政赔偿标准过低

《国家赔偿法》关于行政赔偿的标准的规定虽然比较具体且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但标准的过低已是不争的事实。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1.精神损害被排除在行政赔偿范围之外。对于一些受害人来说,精神上的损害远远大于物质上的损害,如果仅仅对物质损害进行赔偿,对精神损害不予赔偿,就无法弥补受害人的损失。

2.间接财产损失被排除在行政赔偿范围之外。该法规定原则上都只对受害人的直接损失进行赔偿,对于可得利益的损失只字不提。例如:对于违法罚款、征收的,只返还本金,不计利息。

(四)行政赔偿程序不够合理

我国现行行政赔偿程序的模式以限制赔偿请求人获得赔偿为立足点,赔偿请求人请求行政赔偿需支付太多的人力、物力及时间成本。表现如下:

1.赔偿请求人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请求,经其先行处理之后方可进入实质性索赔程序。这一程序违背了“自己不能作自己的法官”的程序公正原则。实践表明,赔偿义务机关一般不会主动承认并纠正自己的违法行为。

2.先行处理程序是封闭的,赔偿请求人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请之后,是否能够获得赔偿、获偿多少都只能听凭赔偿义务机关单方决定。

3.《国家赔偿法》没有设置赔偿义务机关对赔偿请求人的请求迟迟不作处理所应当承担的责任。赔偿请求人的请求在时间上得不到保障。

二、完善我国行政赔偿制度的对策

(一)确立多元化的归责原则

参照国外经验,大多数国家采取了多元化的归责原则。我国应在违法归责原则无法涵盖的领域引入新的归责原则:明显不当归责原则和无过错归责原则。前者适用于因行政主体行政裁量明显不当而造成的损害赔偿之中;后者适用于因公有公共设施的设置或管理瑕疵而致损的赔偿之中。这样我国行政赔偿的归责原则便可概括为“以违法和明显不当为主,以无过错为辅的归责原则体系”。

(二)扩大行政赔偿的范围

1.将公有公共设施设置、管理瑕疵致损纳入国家赔偿范围。首先,公有公共设施的利用者与设置、管理者之间并非平等的民事合同关系;其次,一般的企事业单位、个人财力有限,难以承担公有公共设施设置、管理瑕疵引起的巨大损害。

2.将规范性文件违法致损纳入行政赔偿范围之内。行政赔偿程序本质上是一类独立的程序,行政赔偿范围不应受制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而《行政复议法》关于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的规定为其违法承担赔偿责任提供了契机。

3.将行政裁量明显不当致损纳入行政赔偿范围之内。行政裁量权是现代国家实现政府职能所必需的,对其行使实行的是一种有限制的责任豁免原则,对于明显不当的行政裁量,国家应当对其承担赔偿责任。

4.将错误的行政指导行为造成的损害纳入行政赔偿的范围。行政指导具有侵权的现实可能性。信息本身的科学性、真实性会受市场、传递过程、政府判断能力等因素的影响,而行政指导因其灵活而富有弹性的优点越来越得到广泛的运用,行政误导发生的几率也将扩大。

(三)适度提高行政赔偿的标准

1.增设对精神损害的物质性赔偿。这不仅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同时也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如法国于1964年11月24日开始接受并判决赔偿死者近亲感情上的损害。此外,“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一司法解释在实践中取得了明显效果,这一经验完全可以在行政赔偿领域加以推广。

2.扩大财产直接实际损失赔偿的范围。一方面需要对《国家赔偿法》第28条第7项中的“直接损失”作出明确解释,将侵权行为实施后发生的损失一并涵盖进去;另一方面可在该条第5项之后增加一句:“拍卖所得价款低于原物价值的,应当补足差价款”。

3.增设对可得利益损失的赔偿。可得利益损失是确定且必然发生的,应当予以赔偿。为此,必须对《国家赔偿法》第28条的有关款项进行修改:(1)在该条第2款之后增加一句:“扣押期间正常的生产、营业收入以及银行存款被冻结期间的利息损失应当予以赔偿”;(2)将该条第6项修改为:“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的,赔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以及可得利润的损失”。

4.提高对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赔偿标准。鉴于公民的人身自由在遭遇非法限制期间,不仅会存在因误工而减少的收入,而且公民还会受到巨大的精神折磨,因而应当大大提高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赔偿标准,从而更好地抚慰受害人的创伤。

(四)优化行政赔偿程序的规定

程序不是次要的事情。程序公正,权力才可能变得让人能容忍。对现行行政赔偿程序可作如下完善:

1.取消现行立法关于“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的强制性规定。即行政先行处理程序并不是行政赔偿请求权人提起诉讼的必经程序。

2.增加赔偿义务机关受理索赔申请的责任约束条款。规定对赔偿义务机关逾期不答复的,应当加重对赔偿义务机关负责人的行政处分并提高行政赔偿金数额。

3.增加行政赔偿诉讼简易程序的规定。为使赔偿请求人及时获得赔偿,应增设简易程序,规定“对于赔偿请求人与赔偿义务机关对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的违法性没有争议的案件,应当按照简易程序审理”。

[参考文献]

[1]皮纯协、冯军:《国家赔偿法释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4年版。

[2]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江必新:《国家赔偿法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4]杨海坤、章志远:《中国行政法基本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胡建淼:《外国行政法规与案例评述》,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

赔偿制范文篇6

[关键词]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社会化分担;环境责任保险;环境损害赔偿基金

2005年11月13日,吉林石化分公司双苯厂硝基苯精馏塔发生爆炸,引发松花江水污染事件。松花江自吉林市以下,受到苯、苯胺和硝基苯等超标污染,直接威胁的相关水域绵延千余公里,沿途除哈尔滨、松原等大中城市,还有几十个乡镇、数百个村庄,仅饮用及生活用水受到影响的民众就多达数百万人。此次事件造成哈尔滨市停水4天,松花江沿岸数百万群众的生活和生产用水发生严重困难,哈尔滨市直接经济损失约15亿元人民币。按照污染者付费原则,《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1款、第2款,《环境保护法》第43条等各项规定以及国家环保总局在1991年对《民法通则》第124条作出的行政解释,肇事的工厂和直接责任人员不仅必须赔偿所造成的损失,而且有可能受到刑事追诉。然而,像松花江污染这样后果严重、影响深远的事件,如果只按照以上方式索赔,即使企业破产、专项财政支出项目完全亏空,也未必能够充分弥补当事人可能遭受的实际损失,而现行制度却又没有提供其他适当的救济渠道。这导致环境损害赔偿面临两难境地,即:“既要及时、妥善救济受害人所受的损害,又要不影响企业的生存和发展。”[1](P547)

环境侵权具有特殊性,如加害人的不确定性、侵害对象的社会广泛性以及因损害后果的发生通常借助于环境要素这一媒介,故造成受害人人身、财产损失的同时,也导致社会治理环境成本提高等,仅依靠无过错责任原则追究加害人的责任,将无法对受害人进行及时、充分、有效的救济[2](P208)。在环境侵权日具社会性的前提下,在私法救济不足和国家赔偿范围有限的情况下,如何使受害人得到及时、充分、有效的救济?对私人救济和国家赔偿救济不能的部分如何进行赔偿?这些问题应该引起社会的重视。

“侵权法之基本目的,系在于转移或分散社会上发生之各种损害。”[3](P143)责任的社会化,就是将环境侵权造成的损害视为社会损害,通过损害赔偿社会化机制,确保受害人的损害得到有效、及时的救济,以实现“损害的转移、损害的分散”[4](P153)。所以,如何构建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社会化分担机制,从而对损害进行及时、充分、有效的赔偿救济,成为环境保护法制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将环境侵权产生的损害视为社会损害,通过设立环境责任保险、环境损害赔偿基金以及其他配套措施等制度,由产生环境侵权之虞的企业和国家在一定条件下承担应由加害人负担的损失赔偿,从而给予受害人及时、充分、有效的救济,便是较好的制度设计。

一、构建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社会化分担机制的必要性

为何要将环境侵权造成的损害视为社会损害,通过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社会化分担机制来平衡环境侵权人、环境受害人以及社会公众利益?又是基于何种原因,让本来由环境侵权人承担的责任转由社会公众承担呢?笔者以为,构建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社会化分担机制的必要性有三点:

(一)填补环境侵权受害人损失的需要

现代侵权行为法和环境保护法为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确立了无过失责任原则[5]。另外,立法中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因果关系推定原则,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获得广泛承认[6](P120);环境损害赔偿不以违法为要件理论的提出,环境损害赔偿预防功能理论的发展等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保护受害人利益的效果[7](P117)。但是,环境侵权事故接连发生,给受害人造成的损害是巨大的。此时,如何充分地填补环境侵权受害人的损失,使其遭受损失后能够确实、充分地得到赔偿?现行的环境侵权赔偿制度并不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这需要寻求一种新的解决思路。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社会化分担机制,便是较好的制度选择。首先,建立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社会化分担机制后,由保险人或基金组织等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缓解了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使得受害人较容易获得赔偿。其次,通过社会化分担机制,可以增强加害人的赔偿能力,避免了因加害人无力赔偿时受害人无法得到赔偿事件的发生。再次,因为社会化分担机制的存在,不论是通过法院诉讼或是调解,受害者都较易得到赔偿,降低了受害者取得赔偿的难度。因此,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社会化分担机制的建立健全无疑能够有效、充分地保护环境侵权受害人的利益。

(二)保持企业的稳定和发展以及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需要

根据“污染者负担原则”,企业应当对其所造成的环境侵权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但是,企业在造成他人权益损害的同时,还具有相当程度的价值正当性或社会有用性。环境污染具有的长期性、潜伏性、缓发性等特征,往往给不特定人的生命健康、财产和生存环境造成重大损害。巨大的索赔数额会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因无力赔偿而面临破产的危险,赔偿后再生产难以维持,影响到企业的稳定和发展,也妨碍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8]。如何平衡企业稳定与填补环境损害之间的关系,如何兼顾推动循环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就成为现实而紧迫的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将环境风险与损失分散于社会,使环境责任保险、环境损害赔偿基金等社会化分担机制都具有分散企业损害赔偿责任风险的功能。

(三)我国的民事救济制度对环境侵权受害人的利益保护不足

我国现行的民事救济制度的缺陷主要体现在:

1.环境侵权损害赔偿法律制度不够完善。审视我国有关环境损害赔偿的规定,我们发现,很多规定不利于保护环境污染受害者,亟须完善[9]。其一,免责事由不利于保护受害人利益。我国《环境保护法》规定,完全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并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免予承担责任。据此,环境侵权人往往以此为理由逃避其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受害人无法获得救济。其二,时效期间过短。我国《环境保护法》规定,因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提起诉讼的时效期间为3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到污染损害时开始计算。《民法通则》规定的最长时效不超过20年。而大部分的环境侵权损害具有累积性、潜伏性、缓发性,危害常以代际计算,很多环境侵权损害从发生到正式确认可能经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时间,早已超出了我国环境侵权损害的诉讼时效与权利受侵害的最长保护期。这就使得在一些严重的环境侵权事故中,潜在的受害人无法通过诉讼获得救济。

2.确定环境侵权责任困难。由于环境侵权损害发生的原因复杂,造成的损害具有技术性、累积性、潜伏性、缓发性等特征,导致环境侵权责任主体难以确定、环境侵权损害程度与赔偿范围认定困难、直接因果关系理论无法运用于环境侵权损害赔偿案件、举证困难等,进而导致确定环境侵权责任困难。

3.履行环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困难。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我们从理论上可以确定环境污染责任主体,但是责任主体实际上能否真正承担起这一责任,实现对环境污染受害人损害有效、及时的赔偿,却往往被学界忽视。受害范围的广泛性、赔偿责任的严重性、企业财力的有限性,使得企业实际上难以履行赔偿责任,受害人无法得到充分的救济。但是如果强制污染企业承担所有的赔偿责任,又可能逼迫企业走向破产,这会有损于经济的发展[9]。而出路是,在不影响企业生产,不损害经济发展的前提下,要确保污染受害人的损害赔偿目的能够实现,就应建立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的社会化分担机制,从社会的层面来解决环境侵权损害赔偿问题。

二、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社会化分担机制的体系构建

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社会化作为对传统民事赔偿责任理论和制度的突破和创新,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这是对传统民事赔偿责任理论和制度作出适度补充或延伸,完善了民责任制度的体系和架构;另一方面,在不过分影响加害人正常生产和经营的前提下,使受害人的损失尽可能得到弥补,从而在受害人利益、加害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实现相对平衡,这使得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在受害人损失救济这一连接点上实现了较好的协调。构建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社会化分担机制时,我们可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社会化分担机制的基础性制度:环境责任保险

环境责任保险,是以被保险人因污染环境而应承担的损害赔偿和治理责任为标的的责任保险。它实质上是被保险人依法将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通过保险合同转移给保险人,从而规避因承担环境民事赔偿责任而遭受重大不利益的一种制度。环境责任保险作为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社会化分担机制的基础性制度,具有确保受害人得到确实、充分的赔偿,加强环境管理,预防环境损害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等诸多功能,我们应给予重视。

目前,环境责任保险在西方国家得到较大发展,如美国、德国、法国等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制度、规则和法律体系[10](P444-447)。20世纪90年代,大连、长春、沈阳、吉林等城市开展了环境责任保险试点,但总的业务规模不大,且呈下降趋势,保险公司对此种业务的办理也缺乏积极性,目前,我国环境责任保险的开展已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在试点过程中,由于规则设计存在局限性(如承保范围狭小、保险费率过高,而赔付率低等),企业投保的积极性普遍不高,再加上保险的外部环境(如法律不健全、市场信用机制欠缺、地方保护主义等)不通畅,导致环境责任保险的作用无法正常发挥[2](P235)。因此,我国在创设环境责任保险制度时,必须充分考虑各种制约因素,借鉴发达国家成熟经验,循序渐进,科学设计有关规则,并调和外部环境,使之成为解决环境损害赔偿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

我国环境责任保险的创设思路,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环境责任保险内部规则的设计,另一方面是环境责任保险外部环境的协调。从环境责任保险内部规则的设计来看,我们应从承保模式的选择、保险机构的确定、开办险种的明确、保险费率的厘定、责任限额的设定等五个方面来设计环境责任保险的内部规则。环境责任保险外部环境的协调主要是健全法制、建立市场信用机制、消除地方保护主义等。环境责任保险内部规则的具体设计思路为:

1.承保的模式

20世纪90年代,大连、长春、沈阳、吉林等城市开展了环境责任保险试点,大多属于自愿性保险,企业抱着侥幸心理,多数没有参加该项保险,使得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受害人仍得不到确实、充分赔偿。基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和环境问题的现状,笔者认为可借鉴美国和瑞典的立法模式,实行强制责任保险为主、任意责任保险为辅的制度。在产生环境污染和危害最严重的行业实行强制责任保险,如石油、化工、印染、采矿、水泥、造纸、皮革、火力发电、煤气、核燃料生产和有毒危险废弃物的处理等行业;在城市建设、公用事业和商业等污染较轻的行业,则可实行任意责任保险。

2.保险机构

在环境责任保险机构设置方面,目前主要有三种模式[11]:(1)美国式的专门保险机构。美国于1988年成立专门的环境保护公司承担环境责任保险。(2)意大利式的联保集团。意大利于1990年成立由70多家保险公司组成的联合承保集团承担环境责任保险。(3)英国式的非特殊承保机构。英国的环境责任保险由现有的财产保险公司自愿承保。针对我国地域辽阔、环境保护力度参差不齐的现状,笔者认为,对于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我国可采用英国式的商业保险,并由当地财产保险公司就地直接承保;而对于累积性的环境污染损害,可借鉴美国的方式组建专门的政策性保险机构来开展相应的业务。

3.开办的险种

基于我国现实需要和实际情况,我们可以考虑开办如下责任险[11]:第一,海洋环境责任险。即以海洋环境污染而引起的环境损害责任为赔偿范围的责任险。本险种也是我国开办较早的环境责任险。第二,水污染责任险。即以生产者或经营者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各类水体污染或所排放的污水所造成的损害责任为赔偿范围的责任险。第三,辐射责任险。即以计算机、移动通信工具以及其他辐射源的生产者,因其产品辐射所造成的损害责任为赔偿范围的责任险。同时,我国还应设立“上述风险所产生的施救费用”这一险种,承保的施救费用应主要包括为减少赔偿责任而支付的诉讼费用,对第三者人身伤亡的抢救费用、医疗费用,对第三者财产的施救费用以及清除事故隐患的抢救费用等。

4.保险的费率

在确定环境责任保险费率时,我们应注意区分污染危险发生的可能性,对不同的污染危险实行差别保险费率。保险公司应对企业的排污行为进行客观的了解和评价,然后根据企业排放的污染物对周围环境质量造成损害的程度以及造成损害之虞的可能性,确定企业污染危险级别(指数),并据此分别适用不同的保险费率。

5.规定责任限额

环境侵权损害中可能引发的损失一般都相当巨大,而我国现阶段的保险机构、资产规模和盈利能力都有限,如果对环境侵权责任实行全额赔偿,可能会超出一些承保人的承保能力。其结果可能造成承保人不愿承保、惜保的情况发生,这种结果无疑会阻碍环境责任保险的推广。采取限额保险,投保人将承担限额以外的责任,形成保险人与投保人的共保,有利于促进被保险人采取措施防止和减少损害的发生与扩大。因此,我国现阶段应就环境侵权造成的单项标的损失与累计损失分别规定相应的限额,以减轻保险人承保的风险,推动环境责任保险的展开。

(二)社会化分担机制的保障性制度:环境损害赔偿基金

环境损害赔偿基金是在特定情形下为了对环境侵权的受害人予以及时、有效救济而设立的,通过行政权力介入或通过社会组织自发形成的以弥补损害为目的的赔偿基金。它是为弥补传统环境侵权民事赔偿责任对受害人救济的不足而实施的一种社会化救济制度,是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社会化分担机制的保障性制度。

目前,环境损害赔偿基金在国外得到迅速发展,如荷兰、美国、日本都设有专门的赔偿基金制度,其中日本的公害健康补偿基金、美国的超级基金尤为引人注目[2](P216-220)。我国目前还未建立环境损害赔偿基金制度,国外实践对我国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关于我国环境损害赔偿基金制度的创设思路,我们认为,我国首先应确定环境损害赔偿基金的来源方式;其次应明确环境损害赔偿基金的运作规则。前者是基金制度存在和维持的物质基础,后者是受害人行使权利的途径。我国环境损害赔偿基金的设立应多方筹措资金,重点发展三种来源方式,即环境税费、环保福利、环境债券。而环境损害赔偿基金运作规则的制定,主要涉及环境损害赔偿基金的资金来源、环境损害赔偿基金的管理机构设置以及对可确定责任人的追偿。建立我国环境损害救济基金制度,可作如下设计:

1.基金的来源。我国现行的向污染者征收排污费制度,主要目的在于防治污染。防治污染虽然很重要,但我们也要重视救济环境侵权受害人。基于此,我们可以从排污费中提取一部分作为环境损害赔偿基金;同时,还可以通过发行福利、环境债券,募集赔偿资金。另外,基金存入银行的利息和其他相关收入也可作为基金的来源。

2.基金的组织机构。无论区域性或行业性的基金组织都应具备完整的内部机构,主要包括:(1)运行机构,主要负责基金经费的筹集、损害赔偿金的发放标准及其核发程序的拟定、基金运作时的财务管理;(2)监督机构,其职权和功能包括对基金使用及基金财务状况的监督;(3)审核机构,设立环境损害受害人赔偿审议委员会和环境损害整治审议委员会,前者负责审议受害人的赔偿、污染受害人的认定,后者审核环境损害的认定和整治费用方案;(4)费率审议机构,审议预算拨入额等。

3.追偿。关于追偿,国外的做法是分期等额偿还或不予追偿。笔者认为我国应该充分发挥追偿的作用。基金主管机构代为赔偿后,应进行仔细调查,认定因果关系,根据调查结果决定向污染者追偿。根据责任的大小和污染者的财力,决定其应承担的数额,并可以设定缓期、分阶段交纳的条件。为了鼓励污染者治理污染,对积极治理污染成绩突出者我们应减少甚至免除其赔偿责任,这样也可以有利于环保事业的健康发展。

(三)社会化分担机制的补充性制度:财务保证或担保制度和行政补偿制度

如果仅仅靠环境责任保险、环境损害赔偿基金,受害人的损失是无法得到真正及时、完全的赔偿的,因此应与其他损害赔偿机制协调。这些损害赔偿机制主要有:公务员之家

1.财务保证或担保制度。财务保证或担保主要是指由潜在的环境侵权责任人(主要是污染性危险企业)提供一定的资金专门用于对受害人进行及时、有效的救助,如提存金制度(或称寄存担保制度)和企业互助基金制度(或称公基金制度)等[2](P226)。如日本现行《矿业法》第197条第3款规定的寄存担制度;依《油污责任油轮船东自愿协定》和《油轮油污责任临时补偿约定》建立的油污染企业自愿互助补偿基金;日本煤矿企业依据1963年《煤矿矿害赔偿担保等临时措施法》第4条建立的煤矿矿害事业团的“矿害赔偿基金”等。此外,财务保证或担保还包括由政府或金融机构等第三人提供财务上的保证或担保。

2.建立行政补偿制度。行政补偿制度作为社会化赔偿方式是对环境责任保险、环境损害赔偿基金制度的重要补充和后盾,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仍然以“污染者付费为原则”,不会过多加重国家和社会的负担;另一方面由于其强制性,可以在不实行强制保险但又没有自愿投保的情况下,保障受害人及时地获得适当的赔偿,将追偿的责任留给专门的管理机构,减轻了受害人获得救济的难度。而专门的管理机构无论在实力还是能力上都不逊于作为加害人的企业,因此,这比一般的受害人更容易依照侵权行为法从加害人处获得赔偿。

三、结论

环境侵权本身的特殊性,决定了适用传统普通民事救济制度和国家赔偿救济制度的局限性。在可持续发展的旗帜下,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应当有机结合在一起,我国应通过各种弹性政策和法律手段来促进环境保护。因此,启动环境责任保险、环境损害赔偿基金以及财政保证或者担保制度、行政补偿制度等具有填补功能的社会化分担机制,是十分可行和必要的,这有利于充分、及时、有效地解决环境损害赔偿问题,切实保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生态环境的平衡,保障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蔡守秋.环境资源法教程[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2]宋宗宇.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研究[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5.

[3]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2册)[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4]王明远.环境侵权法律救济制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5]麻昌华.21世纪侵权法的革命[J].法商研究,2002,(6).

[6]曹明德.环境侵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7]王灿发.环境法教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8]李俊红.建立我国环境责任强制保险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J].法制与社会,2006,(10).

[9]阳露昭,张金智.论环境污染损害的公共补偿制度[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

赔偿制范文篇7

关键词：行政不作为违法国家赔偿可得利益精神损害

传统上，政府行使权力给人们带来好处往往被看成是“恩赐”，因此，政府就其怠于行使权力而给人民造成的损害是不承担赔偿责任的?但随着民众对国家行使权力的依赖程度的日益增加，政府因不作为违法而给相对人带来损害的机会和程度也随之增加。所以，国家应对行政不作为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一、我国对行政不作为违法赔偿责任的相关规定及缺陷

行政不作为违法是指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有积极实施法定行政作为义务，并且能够履行而未履行(包括没有正确履行)的状态《国家赔偿法》第2条第1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7条第1款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实践中，当行政主体发生行政不作为的时候，依据《国家赔偿法》对受损害的行政管理相对人应否赔偿、如何赔偿、赔偿多少等问题，呈现出一种不明朗的现状。据此。笔者对其缺陷分析如下：

一是内容缺失。行政不作为是与行政作为相对应的一种消极行为方式，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行政作为有多少种形式，行政不作为就有多少种形式。法律对诸种行政作为引发的相对人损失明确了较完备的国家赔偿机制，而《国家赔偿法》对行政不作为引发的国家赔偿问题态度不明，甚至只字未提；另外，我国《国家赔偿法》对赔偿范围的规定采用的是列举的方法，可是法条不仅在规定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第3、4条中未提及行政不作为违法，而且在规定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的第5条中也未涉及不作为违法=显然在内容上是不完善的。

二是形式分散。《国家赔偿法》中并未明确规定可对行政不作为申请国家赔偿。由于我国另外两部行政救济法律对行政不作为违法有所涉及，所以这些规定对不作为违法国家赔偿案件的处理有一定影响。但是《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实施早于《国家赔偿法》，所以，根据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应以《国家赔偿法》为准这样一来，使人们、包括受理个案的裁判者都难以对行政不作为的救济赔偿机制形成完整统一的认识，这就直接危害了行政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

三是现有的规定过于模糊、原则。就立法精神而言，我国《国家赔偿法》对行政不作为违法的国家赔偿责任没有予以明确否定：第一，《国家赔偿法》在行政赔偿范围的第3、4、5条的第5项都作出了“其他违法行为”或“其他情形”的抽象规定，但是，行政不作为违法在不在这“其他”之列呢?第二，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7月17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安机关不履行法定行政职责是否承担行政赔偿责任问题的批复》中指出：“公安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致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但是，上述规定中所谓的“其他行为”包不包括行使行政职权中的行政不作为违法?公安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不作为违法及其行政赔偿责任对其他国家机关是否适用?国家对行政不作为违法的赔偿范围如何界定?普遍存在的精神损害到底赔不赔?各种赔偿数额又依何种标准确定?这些问题都没有予以确定。

这种不一致、不明朗，必然而且确已产生许多负面影响。第一，最直接的负面影响就是损害当事人应得的合法权益。第二，由于行政主体可以毫无后果地怠于行使职权，使得权力与责任脱节，权力一旦缺乏制约机制，将会滋生地方保护主义、加重权力腐败；第三，会影响行政机关在社会公众中的信誉和形象，不利于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

二、对行政不作为违法的国家赔偿制度的完善

我国《国家赔偿法》第l条就明确了该法的立法目的，即“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享有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为切实保障权利人合法权益，规范国家机关行为，如果仅凭法学理论工作者或法官对行政不作为违法的认识和经验，作为受理和审理行政案件的依据，在依法治国的今天，是不恰当的：所以，应对《国家赔偿法》予以完善。

(一)在总则中予以明确

应将行政不作为违法的国家赔偿与行政作为违法国家赔偿相并列在《国家赔偿法》总则中予以明确规定。基于此，《国家赔偿法》第2条第1款规定宜扩充为：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或不履行法定职责，致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二)在内容中予以细化

宜增加以下条款：(1)对可得利益的赔偿?因为行政主体未尽应尽职责本身就是一种非物质性腐败，是不良行政，如果只赔偿相对人的直接损失即实际利益的损失，而对间接损失即可得利益(被侵权人本来可取得的利润、利息或其它收入等。)和预期利益(被侵权人尚未具体、尚未确定的收益但依通常情形或已定计划、设备或其它特别情事，可以期待得到的利益)一概不赔，这对本来就处于弱势地位的行政管理相对人来说是很不公正的。(2)对行政不作为违法引发的相对人精神损害的赔偿我国的《国家赔偿法》颁布于1994年，在此前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家财政还很落后，相较于诸多精神赔偿庞大的数额，显然有些力不从心，所以很难要求当时出台的赔偿法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打开缺口，对行政不作为违法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更是无法可依。但在现在这样一个提倡依法治国，经济持续、健康、稳步发展的国情下仍固守陈规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行政不作为违法行为引发的精神损害是个很现实也很普遍的问题，法律不应置之不理，而应积极的应对。

总之，《国家赔偿法》作为一个重要的行政法律需要稳定，但同时，也应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作出反应：正如卡多佐所言，“一方面，我们尊崇法律的确定性，另一方面，法律的确定性并非追求的唯一价值，法律静止不动与不断变动一样危险。”“法律亟需一个成长的原则”所以，对于不作为行政行为违法这一特殊侵权行为，法律的制定者应该像对待行政作为违法一样重视，进行补缺和完善：

肯定行政不作为违法的国家赔偿责任，并不是说所有的行政不作为违法都由国家赔偿。我国现阶段的财力状况也不允许，而且将不作为违法过度全面的纳入国家赔偿范畴之内。也可能影响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工作积极性。我国对行政不作为违法引起的国家赔偿也应予以一定的限制：

首先，存在行政不作为违法行为，且该违法行为已经进入了诉讼程序。这是行政不作为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前提条件，该行政不作为违法不可诉，则国家对此的赔偿就无从谈起：另外，还必须经相对人行使请求权，即对该行政不作为违法行为提起诉讼，发起公法上的请求权，使之进入诉讼程序，否则，自然不涉及国家赔偿问题。

其次，如果行政不作为违法的受害人在对行政主体提起司法诉讼之前，已经从其它途径获得了赔偿，那么也就不涉及行政主体的赔偿问题。

赔偿制范文篇8

关键词：行政不作为违法国家赔偿可得利益精神损害

传统上，政府行使权力给人们带来好处往往被看成是“恩赐”，因此，政府就其怠于行使权力而给人民造成的损害是不承担赔偿责任的?但随着民众对国家行使权力的依赖程度的日益增加，政府因不作为违法而给相对人带来损害的机会和程度也随之增加。所以，国家应对行政不作为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一、我国对行政不作为违法赔偿责任的相关规定及缺陷

行政不作为违法是指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有积极实施法定行政作为义务，并且能够履行而未履行(包括没有正确履行)的状态《国家赔偿法》第2条第1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7条第1款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实践中，当行政主体发生行政不作为的时候，依据《国家赔偿法》对受损害的行政管理相对人应否赔偿、如何赔偿、赔偿多少等问题，呈现出一种不明朗的现状。据此。笔者对其缺陷分析如下：

一是内容缺失。行政不作为是与行政作为相对应的一种消极行为方式，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行政作为有多少种形式，行政不作为就有多少种形式。法律对诸种行政作为引发的相对人损失明确了较完备的国家赔偿机制，而《国家赔偿法》对行政不作为引发的国家赔偿问题态度不明，甚至只字未提；另外，我国《国家赔偿法》对赔偿范围的规定采用的是列举的方法，可是法条不仅在规定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第3、4条中未提及行政不作为违法，而且在规定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的第5条中也未涉及不作为违法=显然在内容上是不完善的。

二是形式分散。《国家赔偿法》中并未明确规定可对行政不作为申请国家赔偿。由于我国另外两部行政救济法律对行政不作为违法有所涉及，所以这些规定对不作为违法国家赔偿案件的处理有一定影响。但是《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实施早于《国家赔偿法》，所以，根据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应以《国家赔偿法》为准这样一来，使人们、包括受理个案的裁判者都难以对行政不作为的救济赔偿机制形成完整统一的认识，这就直接危害了行政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

三是现有的规定过于模糊、原则。就立法精神而言，我国《国家赔偿法》对行政不作为违法的国家赔偿责任没有予以明确否定：第一，《国家赔偿法》在行政赔偿范围的第3、4、5条的第5项都作出了“其他违法行为”或“其他情形”的抽象规定，但是，行政不作为违法在不在这“其他”之列呢?第二，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7月17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安机关不履行法定行政职责是否承担行政赔偿责任问题的批复》中指出：“公安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致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但是，上述规定中所谓的“其他行为”包不包括行使行政职权中的行政不作为违法?公安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不作为违法及其行政赔偿责任对其他国家机关是否适用?国家对行政不作为违法的赔偿范围如何界定?普遍存在的精神损害到底赔不赔?各种赔偿数额又依何种标准确定?这些问题都没有予以确定。

这种不一致、不明朗，必然而且确已产生许多负面影响。第一，最直接的负面影响就是损害当事人应得的合法权益。第二，由于行政主体可以毫无后果地怠于行使职权，使得权力与责任脱节，权力一旦缺乏制约机制，将会滋生地方保护主义、加重权力腐败；第三，会影响行政机关在社会公众中的信誉和形象，不利于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

二、对行政不作为违法的国家赔偿制度的完善

我国《国家赔偿法》第l条就明确了该法的立法目的，即“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享有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为切实保障权利人合法权益，规范国家机关行为，如果仅凭法学理论工作者或法官对行政不作为违法的认识和经验，作为受理和审理行政案件的依据，在依法治国的今天，是不恰当的：所以，应对《国家赔偿法》予以完善。

(一)在总则中予以明确

应将行政不作为违法的国家赔偿与行政作为违法国家赔偿相并列在《国家赔偿法》总则中予以明确规定。基于此，《国家赔偿法》第2条第1款规定宜扩充为：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或不履行法定职责，致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二)在内容中予以细化

宜增加以下条款：(1)对可得利益的赔偿?因为行政主体未尽应尽职责本身就是一种非物质性腐败，是不良行政，如果只赔偿相对人的直接损失即实际利益的损失，而对间接损失即可得利益(被侵权人本来可取得的利润、利息或其它收入等。)和预期利益(被侵权人尚未具体、尚未确定的收益但依通常情形或已定计划、设备或其它特别情事，可以期待得到的利益)一概不赔，这对本来就处于弱势地位的行政管理相对人来说是很不公正的。(2)对行政不作为违法引发的相对人精神损害的赔偿我国的《国家赔偿法》颁布于1994年，在此前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家财政还很落后，相较于诸多精神赔偿庞大的数额，显然有些力不从心，所以很难要求当时出台的赔偿法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打开缺口，对行政不作为违法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更是无法可依。但在现在这样一个提倡依法治国，经济持续、健康、稳步发展的国情下仍固守陈规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行政不作为违法行为引发的精神损害是个很现实也很普遍的问题，法律不应置之不理，而应积极的应对。

总之，《国家赔偿法》作为一个重要的行政法律需要稳定，但同时，也应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作出反应：正如卡多佐所言，“一方面，我们尊崇法律的确定性，另一方面，法律的确定性并非追求的唯一价值，法律静止不动与不断变动一样危险。”“法律亟需一个成长的原则”所以，对于不作为行政行为违法这一特殊侵权行为，法律的制定者应该像对待行政作为违法一样重视，进行补缺和完善：

肯定行政不作为违法的国家赔偿责任，并不是说所有的行政不作为违法都由国家赔偿。我国现阶段的财力状况也不允许，而且将不作为违法过度全面的纳入国家赔偿范畴之内．也可能影响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工作积极性。我国对行政不作为违法引起的国家赔偿也应予以一定的限制：

首先，存在行政不作为违法行为，且该违法行为已经进入了诉讼程序。这是行政不作为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前提条件，该行政不作为违法不可诉，则国家对此的赔偿就无从谈起：另外，还必须经相对人行使请求权，即对该行政不作为违法行为提起诉讼，发起公法上的请求权，使之进入诉讼程序，否则，自然不涉及国家赔偿问题。

其次，如果行政不作为违法的受害人在对行政主体提起司法诉讼之前，已经从其它途径获得了赔偿，那么也就不涉及行政主体的赔偿问题。

赔偿制范文篇9

【关键词】离婚；损害赔偿

2001年4月28日修正施行的《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从而在立法上正式确立了我国的离婚损害赔偿法律制度。本文尝试从法理和实务两个方面，重点对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渊源、立法背景、构成要件、引起赔偿的情形、权利义务主体、赔偿范围和提出时间等进行探讨，以期为大家在学习和使用这一权利救济制度时提供参考。

一、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渊源和立法背景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提出，是基本西方社会的婚姻契约原理。根据婚姻契约原理，当配偶一方因过错违反婚姻契约所规定的义务时，无过错的配偶一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1907年的《瑞士民法典》最早规定了离婚过错赔偿制度，其规定：“因离婚，无过错的配偶一方在财产权或期待权方面遭受损害的，有过错的一方应支付合理的赔偿金；因导致离婚的情势，配偶一方的人格遭受重大损害的，法官可判与一定金额的赔偿金作为慰抚。”其后，1920年的北欧诸国的婚姻法、1931年中华民国民法典、1941年修改后的法国民法典都陆续设立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日本民法虽无关于离婚过错赔偿制度的明确规定，但学说和判例均承认离婚损害之存在。

而在我国，由于长期以来都没有采用婚姻契约理论，认为“婚姻是男女双方精神上的结合。虽然也涉及财产内容，但它主要是人身关系，而不是契约关系。”⑴基于这样的理论前提，我国婚姻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未对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作任何规定。该制度的缺失使离婚诉讼标的和当事人的权利缺少一个应有的环节，而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又无法回避破裂主义离婚中客观存在的过错情形，并在潜意识上力图追求对过错行为的处罚和对无过错者的保护，于是不得不在子女抚养监护的认定、共同财产的分割和困难帮助的解决等诉讼标的层面，确立所谓的“照顾无过错一方”、“保护无过错一方”、“有利于无过错一方”等适用性原则，甚至在有些实践操作上直接公然违背破裂主义离婚标准的要求，以是否准予离婚来表现对过错行为的惩罚或对无过错方的保护与救济。这种通过牺牲过错行为人的其他权利或利益来达到惩罚过错者和保护、救济无过错者目的的做法，不但容易陷入法理的误区，而且也很难达到惩罚与保护的“双赢”，甚至反而会使过错方和无过错方均遭到权利的侵害。因此，只有准确把握离婚诉讼的客观规律，确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才能明晰离婚中的不同法律关系，完整、公平地保护当事人各方的合法权益。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和国外的法律交流日益增多，在婚姻法方面也有许多先进的法律理论和做法被引进，国家立法的重心也逐渐转移到着重于处理我国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上来。1993年11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指出，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理上，要坚持“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这一规定或可作为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前身。但由于该司法解释对“过错”的外延、内涵未作出界定，对具体的“照顾”方式也没有可参照的依据，因此，该原则在司法审判中难以得到真正的落实。经过理论界的长期探讨和司法实践中的经验总结，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中正式确立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随后，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10月27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一）》）和2004年1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二）》）中，对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在具体适用时的一些问题作出了规定。至此，我国的离婚损害赔偿法律制度基本确立。

二、离婚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

离婚损害赔偿属民事损害赔偿的一种，可适用一般民事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和婚姻法的有关规定，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应满足以下条件：

（一）妨害婚姻家庭关系的违法行为的存在

判断违法性的标准就是看是否违反法律规范。具体到离婚损害赔偿而言，就是看是否违反了《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根据该条的规定，妨害婚姻家庭关系的违法行为包括：（1）重婚；（2）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3）实施家庭暴力的；（4）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如果实施的是这四种情形以外的其他违法行为，如通奸、、、吸毒等，不管造成了何种后果，都不会引起离婚损害赔偿。

（二）妨害婚姻家庭关系的违法行为导致了夫妻间的离婚

离婚损害赔偿的提出，要求必须有离婚这一结果要件。如果配偶一方实施了《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违法行为，但并没有离婚；或者双方虽然离婚，但并没有《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违法行为；或者双方虽然离婚，配偶一方也具有《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违法行为，但二者并不有因果关系，都不构成离婚损害赔偿。

（三）离婚造成了当事人的损害

损害事实是构成损害赔偿的要件之一。如果没有财产的或人身的损害，也就失去了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前提。损害是指利益的减少和丧失，包括财产损害和非财产损害。财产损害是指财产利益的减少和丧失。如财产被侵占、毁损，承包经营权受侵犯等。这里的财产利益即包括物、货币、有价证券，也包括财产性权利。非财产权害是指非财产利益的减少、丧失或者伤害，例如对他人名誉权的侵犯。这里的非财产利益既包括名誉、尊严、荣誉、姓名等，也包括人的情感。配偶一方具有《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并导致离婚的，都会对对方的非财产利益造成损害。

（四）违法行为人存有过错

离婚损害赔偿中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即要求配偶一方在实施《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行为时主观上具有过错。在实行破裂主义离婚的今天，离婚本身并不构成侵权行为，离婚是对婚姻破裂事实的认定。构成侵权行为的是引起离婚的原因，如通奸、姘居、重婚、虐待和遗弃等行为。行为人的过错是指支配行为人从事侵权行为的故意和过失的状况。首先，过错表现为一种主观状态，即侵权人的主观故意和过失；其次，过错表现为受行为人主观意志支配的外在行为，行为人的主观意志外化为行为时，才具有法律上的意义。这里的过错是主观和客观因素相结合的概念，即将主观过错外化为违法行为。因此，民法和婚姻法上的过错不是单纯指行为人主观状态上的过错，而同时意味着行为人的行为违反了法律和道德，并造成对他人的损害，过错体现了法律和道德对行为人行为的否定评价。

三、引起离婚损害赔偿的情形

（一）重婚

2001年《婚姻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禁止重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婚姻法学界据此普遍认为，2001年《婚姻法》抛弃了将重婚分为法律上的重婚和事实上的重婚的做法，《婚姻法》中的重婚仅指法律上的重婚，即当事人采取欺骗的手段骗取婚姻登记机关的认可，一个人同时在婚姻登记机关取得两个以上的婚姻证明，在形式上表现为一个人同时拥有两个以上的婚姻关系。⑶笔者认为，从逻辑学和和词语学的角度讲，这是对法条字面含义的正常解释，这种解读是正确的。但随后出台的《<婚姻法>解释（一）》第二条对“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进行了范围小于其正常含义的界定，即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这样的解释就会使“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未办理结婚登记，但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这一在实际生活中较多存在且对合法配偶中的无过错方造成严重伤害的行为，因为既不符合“重婚”、也不符合“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从而不能适用离婚损害赔偿，这是与立法的本意相违的。为化解这一解释上的矛盾，笔者建议，在最高人民法院或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未对“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定义进行改动前，可将《婚姻法》第四十六条中“重婚”的定义进行扩张性的解释，应当既包括一个人在婚姻登记机关同时存在两个以上的结婚登记的情形，也包括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未办理结婚登记，但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的情形。为防止婚姻法学因此可能发生的混乱，可明确对“重婚”的这种解释，仅针对《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

《<婚姻法>解释（一）》第二条对“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进行了界定，即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最高人民法院民庭的同志认为，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就是指“包二奶”和“包二爷”现象，但主要是指“包二奶”现象，它是现实社会对重婚以外的其他违反一夫一妻制行为的俗称。⑷这与社会上一些没有配偶的男女之间的同居行为有本质区别。如男女青年在恋爱中的试婚同居，符合法定结婚实质条件的男女未办理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同居，一些丧偶的老年人因考虑到子女、财产、身体、社会习俗等因素，不以结婚为目的同居行为，这些同居虽然违反了法定的结婚形式要件，但没有违反一夫一妻制，尚不属《婚姻法》禁止的行为。另外，为了限制和避免法律对公民私权领域的过分干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行为与通奸、及其他偶发性的婚外性行为也应有区别，即应将两性间的同居理解为持续、稳定的共同居住生活，而不是临时短暂性的共居一处。至于是否构成了同居关系，应从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长短、双方关系的稳定程度等方面进行把握，由承办法官根据个案具体情况自由裁量。

（三）实施家庭暴力

《<婚姻法>解释（一）》第一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这一定义：首先，家庭暴力的行为主体即施暴人与受害人之间应存在有特定的亲属身份关系，鉴于家庭暴力的实施是以家庭住所为行为场所，这里的家庭成员应理解为具有亲属身份关系且在日常生活中共同居住生活的人员，即这里的家庭应理解为法律的概念，应以户籍登记为准，而不是传统习俗所理解的家族和家族成员；其次，家庭暴力的表现形式为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了一定的伤害后果。家庭成员间的日常争吵、偶尔打闹及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家庭纠纷应被排除在外，这既符合我国的国情，也有利于维护利家庭的和睦、稳定。

（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

虐待，是指以作为或不作为的形式，对家庭成员歧视、折磨、摧残，使其在精神上、肉体上遭受损害的违法行为，如打骂、恐吓、冻饿、患病不予治疗、限制人身自由等。从学理上讲，虐待和家庭暴力存在一定的包容关系，但虐待的性质和程度要比家庭暴力更严重，家庭暴力只是虐待等诸多表现中的一种，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夫妻一方有虐待家庭成员行为，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无过错方有权要求虐待行为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由于法律明确使用了“家庭成员”一词，故无论受害人是配偶一方还是家庭其他成员，均不影响无过错方以对方有虐待行为为由，请求离婚损害赔偿。

遗弃，是指家庭成员中负有赡养、抚养、扶养义务的一方，对需要赡养、抚养或扶养的另一方，不履行义务的违法行为，如成年子女不赡养无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的父母等。夫妻一方有遗弃家庭成员的行为，足以满足损害赔偿事由的法定要求，至于遗弃行为是否造成了严重后果，法律并没有作特别要求。对受害人而言，再多的金钱赔偿并不能改变被亲人遗弃的事实，但对违法行为人来说，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体现了法律对其行为的否定评价。

四、离婚损害赔偿的权利义务主体

（一）离婚损害赔偿的主体双方必须是合法配偶

离婚损害赔偿的提出与离婚这一法律行为紧密相连，而离婚的前提则要求必须有合法婚姻的存在。根据我国现行《婚姻法》，合法婚姻是指达到了法定的结婚条件并且办理了结婚登记的婚姻，法定的结婚条件包括：互为异性、不存在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血缘关系、都达到了结婚年龄（男22周岁、女20周岁，民族自治地方可作变通规定）、未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都是单身。另外，针对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事实婚姻”，《<婚姻法>解释（一）》进行了明确：1994年2月1日前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给予保护；1994年2月1日后才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的，除非双方在离婚诉讼受理前补办了结婚登记，否则不视为合法配偶，不能作为离婚损害赔偿的主体。对于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双方仅是同居关系而不存在配偶关系，因此也不能作为离婚损害赔偿的主体。对于导致婚姻关系破裂的第三者，也不是离婚损害赔偿的主体。

（二）离婚损害赔偿的义务主体是过错一方。

《婚姻法》第四十六条具体列举了可以行使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四种具体情形，即重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实施家庭暴力的，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据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只要配偶一方实施了重婚、有配偶而与他人同居、家庭暴力以及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四类行为之一，那么，就认定为其有过错，因此而导致离婚的，对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而只要基于上述原因离婚的，相对方就可视为离婚中的无过错方。将上述理解抽象化，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婚姻法》第四十六关于离婚损害赔偿关系中过错的规定是指客观的过错，即符合法条所列举的具体过错形式的过错。只要主体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的过错形式，不问其实施行为的缘起，均认定该主体有过错。

（三）离婚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是相对无过错方。

关于过错方和无过错方的规定，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相对于过错方而言，无过错方就是指没有实施《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所列举的过错行为的配偶一方。至于其是否具有通奸、、、吸毒等其他违法行为，或者有好吃懒做、不孝敬老人等不道德现象，以及对过错方过错行为的实施是否有主观上的过错（如一方因另一方情绪暴躁，体会不到家庭温暖而离家出走，与婚外异性同居的）均不影响其作为无过错一方，享有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权。

五、离婚损害赔偿的范围

《<婚姻法>解释（一）》第二十八条规定：“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损害赔偿’，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由此可见，离婚损害赔偿既应当包括过错方给无过错方造成的财产损害的赔偿，也应当包括过错方给无过错方造成的人身伤害、精神损害的赔偿。

（一）精神损害赔偿

离婚损害赔偿的范围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关于这一点，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均已达成共识。因为多数请求离婚损害赔偿的案件都没有造成财产损失，而是因一方不履行婚姻义务，给另一方造成了精神上的伤害。如果不承认精神损害，那么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设置就会出现虚位。精神损害赔偿的计算标准适用相关司法解释，目前主要依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所规定的“六因素确定法”，即：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但“六因素确定法”仍是一个原则性的规定，仅指明了在计算精神损害赔偿时应参照的因素，在具体数额的确定上主要还是依靠承办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二）人身损害赔偿

广义上的人身损害，包括精神损害和因身体上的伤害造成的财产损失。精神损害前文中已经论述，故此处专指是因身体上的伤害造成的财产损失，比如实施家庭暴力以及虐待行为，造成他方因人身伤害而支出的医疗费用。对于赔偿的项目，笔者认为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损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来确定。具体包括：（1）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2）因伤致残的，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

由于人身损害行为发生在婚内，因此而发生的各项费用支出又往往以婚内财产来支付。因此在处理离婚损害赔偿中的人身损害赔偿问题时，笔者认为可以按以下方法来处理：（1）离婚诉讼时已以夫妻共同财产支付了全部费用的，视为过错方已支付了一半费用，其还应承担另一半费用的赔偿责任；（2）离婚诉讼时已以夫妻共同财产支付了部分费用，还有部分费用未付，视为过错方已承担了已支付费用一半的赔偿责任，其还应承担另一半已支付费用和尚未支付费用的赔偿责任；（3）无过错方以其个人财产支付了全部或部分费用的，离婚诉讼时过错方应承担全部费用的赔偿责任；（4）离婚诉讼时已经以过错方的个人财产支付了部分费用，则由其继续承担剩余费用的赔偿责任；（5）离婚诉讼时已经以过错方的个人财产支付了全部费用，其不再承担赔偿责任；（6）存在以上几种情况的混同时，则先析清各种情况所占比例，再来确定过错方应负的赔偿责任大小。

（三）财产损失赔偿

这里的财产损失指直接财产上的损失。包括夫妻共有财产的损失和无过错方个人财产的损失。对于过错方的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以及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行为，可能造成配偶方财产损失的情况有：（1）过错方将夫妻现存的共有财产或者将工资等应当归入夫妻共同财产的收入（双方已约定为一方个人和产的除外）用于重婚、同居行为，致使夫妻共有财产流失；（2）过错方的法定过错行为致使配偶方的个人财产受到损失。

离婚损害赔偿中的财产损失赔偿，应遵循全部赔偿原则，即过错方承担赔偿责任的大小，应当以行为所造成的实际财产损失的大小为依据，全部予以赔偿。换言之，就是赔偿范围以所造成的实际损害为限，损失多少，赔偿多少，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来确定。损害赔偿还应当包括受害人为恢复权利、减少损害而支出的必要费用，如诉讼费用等。全部赔偿的所赔额只能是合理的损失，对于受害人借故增加开支，扩大赔偿范围的部分，不应当予以赔偿。

六、离婚损害赔偿的提出时间

法律并不禁止夫妻双方就离婚损害赔偿问题自行达成协议，但如果不能达成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不执行，则无过错方只能通过诉讼的方式来主张离婚损害赔偿。关于离婚损害赔偿的提出时间，《婚姻法》并没有规定，而是最高人民法院从有利于案件审理和有利于判决执行的角度，在《<婚姻法>解释（一）》和《<婚姻法>解释（二）》的作出了规定。具体可归纳如下：（1）法院判决不准离婚的案件，当事人提出离婚损害赔偿的，不予支持；（2）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不起诉离婚而单独请求离婚损害赔偿的，不予支持；（3）无过错方作为离婚案件的原告提出离婚损害赔偿的，必须在离婚诉讼的同时提出，否则视为放弃；（4）无过错方作为离婚诉讼的被告，如果不同意离婚，也没有提出离婚损害赔偿的，可以在离婚后一年内单独就此起诉；（5）无过错方作为离婚诉讼的被告，在一审期间未提出离婚损害赔偿请求，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经过调解不成时，无过错方可以在离婚后一年内提出；（6）在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手续的，离婚损害赔偿应在一年内提出，对于无过错方在办理离婚登记时已明确表示放弃该项请求的，离婚后又反悔起诉的，法院不予支持。wWw.gWyoO

综上，我国的离婚损害赔偿法律制度是作为一项权利救济制度出现的。它的确立有助于完善我国的婚姻制度，能够为婚姻中的受害方提供有效的救济方式，对过错方也有惩罚和教育作用。但由于我国对离婚损害赔偿尚缺少实践经验，在理论上和立法上难免有所不足。对“重婚”等的定义问题、举证问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计算等尚需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

【参考文献】

⑴杨遂全著：《新婚姻家庭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43页。

⑵王利明、杨立新：《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页。

⑶于东辉，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57页。

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著，婚姻法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4月，第16页。

赔偿制范文篇10

【关键词】精神损害抚慰金高压电适用

随着我国电力事业的发展，电网已遍布城乡，高压电致人人身损害的案件大量发生。但由于立法的不完善，相应的理论尤其是相关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制度的研究存在较大争议。法官在审判此类案件时常常会遇到适用上的困难，司法实践中不同的法院对于该类案件是否应当适用精神损害抚慰金制度以及具体的赔偿额存在很大差异。

对高压电致人人身损害领域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进行系统研究，试着解决相关理论和法律适用问题，有利于实现“同案同判”，以最大限度的维护受害人的利益，同时保证我国电力事业的正常发展。

一、精神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制度

精神损害赔偿是救济人身权利损害的一项重要方法，是侵权损害赔偿的内容之一。精神损害赔偿是民事主体因其人身利益受到不法侵害，使其人身利益受到损害或遭受痛苦，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形式的赔偿等方法承担责任的民事法律制度。精神损害赔偿是侵权民事责任中的一个具体形式，以财产方式作为主要的救济手段，其基本功能仍然是填补损害，精神损害赔偿同时可以满足受害人的心理平衡，从而使其痛苦得以缓解或者消除，因此也有一定的抚慰作用。至于惩罚功能并不是精神损害赔偿的主要功能。

精神损害赔偿形式实际上包括对精神利益的损害赔偿和对精神痛苦的赔偿。前者称之为精神利益损害赔偿，后者称之为抚慰金赔偿。高压电致人人身损害侵害了他人物质性人格权，包括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涉及抚慰金赔偿问题。

精神损害抚慰金是指当自然人的身体、健康、生命权受到损害，除应当赔偿其财产上的损害以外，对其本人或亲属造成的精神痛苦和精神创伤给予一定数额的金钱予以抚慰的制度。对高压电致人人身损害进行精神损害赔偿就是抚慰金赔偿。

就人身损害而言，抚慰金适用于三个方面：一是对身体权侵害造成精神痛苦的；二是对健康权损害造成精神痛苦的；三是侵害生命权对其近亲属的救济。上述三种情况，抚慰金请求权由权利人专有行使，均为专属权利。

二、无过错责任领域能够使用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高压电致人人身损害赔偿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有学者认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配合过错责任归责原则之侵权行为责任而做的规定，精神损害赔偿仅应存在于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情形，对于不存在非难因素考虑的无过错责任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否认高压电致人人身损害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则对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作了全面的规定。

笔者赞同在无过错责任领域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有关规定。

首先，现在的社会越来越注重对人格和精神领域的保护，如果仍固守精神损害赔偿不适用于无过错责任领域的传统思维模式，显然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求。无过错责任的成立不以行为人的故意或过失为要件，但行为的结果毕竟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权利，这一“权利”当然包括精神权利在内，因此不应区分是由于过失责任的行为或危险责任的行为而作不同的对待。而且，赔偿义务人会从这些活动中获益，并且他的损失可以通过保险制度及价格机制予以分散，这也符合法律公平正义的理念。

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了因触电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范围，其中不包括精神损害赔偿。但法无明文规定，并不能成为理论探讨上无过错责任领域不应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理由。立法常常滞后于社会生活的需求，而理论的探讨通常具有前瞻性，对立法有指导作用。

再次，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功能主要在于补偿和抚慰，惩罚并不是其基本功能。要求无过错责任制度中的加害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主要目的是更好的补偿受害人因此受到的损失，而不是对无过错的受害人进行惩罚。在事故中，受害人往往处于弱势地位，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能够更好的维护受害人合法利益，并使其尽快得以恢复。

另外，可以通过责任限额制度的配套使用来将不存在过错的责任人的赔偿责任限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也就是说可以在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有关规定计算赔偿数额后，再对无过错的责任人的赔偿责任适用限额规定，存在过错的责任人则应就全部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前面已经讨论过，在无过错责任原则中也适用过错相抵规则，在精神损害赔偿领域同样适用过错相抵规则。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应当首先确定受害人能够获得的抚慰金数额，然后依据受害人对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的发生所具有的原因力比例，进行扣减。

三、精神损害抚慰金请求权主体

1、受害人或死者近亲属作为赔偿主体。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8条明确规定了受害人或死者近亲属作为“赔偿权利人”有权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权利，且该权利是不同于伤残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的另类独立请求权，它突出了对赔偿权利人的保护，使公民人身权有了更为全面的法律保护，同时也为人身损害的司法适用强化了操作性。

2、意思能力不健全者作为赔偿主体。

在我国立法上，作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人的受害人是否可以是植物状态人的问题没有涉及。本文认为，肯定植物状态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具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

首先，从权利主体的资格来看，植物状态人仍是法律上的权利主体，其合法权益应当受法律的保护。具备意思能力并非权利能力的基础，也与主体资格没有必然的联系。

其次，从精神损害的认定标准来看，尤其是在受害人意思能力不健全的情形下，现代法都趋向于将其精神损害客观化，至于受害者个人能否感知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感知则在所不问。对于有无知觉的标准难以统一时，或对表面上无知觉的人究竟是否存在精神痛苦难下定论时，或出于对无知觉人的同情而认定是否存在精神痛苦时，国外判例及国内学者通常都偏向于认为“精神痛苦不以此种知觉为前提，不得以其不知痛苦而否定其此项请求权”1，也“不因其暂时无知觉或知觉不强或终身无知觉而有所别”2。因此，对于意思能力不健全的受害人（如未成年人、精神病人、植物状态人等）而言，其精神损害的认定应当采取客观标准，即从受害人遭受损害事实的现实性和客观性来进行分析，而与其主观感受无关。植物人被剥夺了感受人身趣味的能力，受到了消极形态上的精神损害，此时植物人的人格权利遭受侵害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更何况，法律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并不必然应当遵循严密的逻辑规则。如果受害人成为植物人，应判处加害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金，能够补偿受害人个人生活质量的损失以及受害人个人作为人的一项权利的损失。

最后，从法的价值判断来看，扩大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更反映了法律基于人文关怀的一种价值判断。

因此，本文认为，植物状态人也可以作为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人。

3、第三人作为赔偿主体。

精神损害赔偿可以分为对受害人自身的精神损害赔偿和对第三人的精神损害赔偿。后者主要包括：侵害生命权致人死亡导致受害人近亲属的精神损害赔偿；侵害身体权或健康权造成受害人近亲属的精神痛苦的损害赔偿；震惊损害赔偿。通说认为第三人应享有独立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但法律应对此予以必要的限制，防止精神损害赔偿过度宽泛，引发滥讼现象。对第三人遭受的精神损害予以赔偿，要考虑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也就是考虑直接受害人的死亡或重大伤害与间接受害人所遭受的精神损害之间按照一般社会观念是否能被合理预见，但不一定要求现场目睹，因为此时的赔偿是基于间接受害人与直接受害人之间存在某种感情上的联系与依赖，而不完全指的是震惊损害。

四、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处理应统一认识

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和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对“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都有规定，它们虽然名称完全相同，但性质却完全不同，前者是指精神受到损害之后所应获得的精神损害赔偿，后者则是指受害人或其近亲属因伤致残或死亡后所应获得的物质损害赔偿。目前，一些法院在处理人身损害致残、致死赔偿案件时，对受害人同时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在处理上和对规定的理解上存在很大差异。有的认为赔偿义务人在赔偿了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后，对其精神损害一般不再支持，理由是有重复赔偿之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根据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可以同时支持受害人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笔者认为，在人身损害致残、致死赔偿案件中，受害人因残疾或死亡的物质损失，侵害人或其他赔偿义务人应当赔偿此物质损失。受害人因致残、致死的同时其本人或死亡受害人近亲属又遭受精神损害的，还应当获得相应的精神赔偿，这种精神损害抚慰金是一种抚慰受害人心理创伤的方式。根据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对这两者同时支持并不矛盾和重复，并不具排斥性。

五、精神损害抚慰金的确定标准

精神损害往往是一种无形损害，很难用市场价格加以计算。因此抚慰金的确定与财产损害赔偿金的计算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即浓厚的主观性、抚慰金金额的不确定性、抚慰金的计算无客观标准可依、计算方法的多样性等。针对这种情况，各国在具体算定抚慰金数额时所使用的方法也不尽相同，归纳起来，主要包括酌定赔偿的方法、固定赔偿的方法、最高限额赔偿方法、医药费比例赔偿方法等。如何算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我国法律规定也没有统一的标准。因为精神损害本质上是受害人对痛苦的主观感受，它既不具有金钱价值，也不易为人们所辨识；精神损害赔偿之目的在于保护受害人的人格法益，通过金钱给付方式抚慰受害人所受之痛苦，补偿其遭受的损害。因此，在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时应当遵循法官自由裁量原则和适当限制原则。

我国《民法通则》对于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时应考虑的因素没有明文规定。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十条规定了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6种酌定情节。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规定“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是酌定情节之一，它实际上规定了在精神损害发生后以什么地点的标准来算定抚慰金的问题。

根据《民法通则》中有关管辖法院的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还有《民事诉讼法意见》第28条规定“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因此受理侵权纠纷案件的法院只能是三类：被告人住所地的人民法院、侵权行为实施地的人民法院以及侵权结果发生地的人民法院。这就使得受诉法院所在地可能与赔偿权利人赖以生活的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不一致，据此所作出的抚慰金赔偿对赔偿权利人的影响很大。对此，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作了补充规定，即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笔者认为这一补充规定也应能适用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计算。

六、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转让问题

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性质应当属于债权，但其行使上又具有专属性，因为精神损害抚慰金是自然人的人格权如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受到侵害且造成严重后果时的一种补救措施，该权利依附于受害人的人身而存在，而自然人的人身权原则上只能由其本人行使，而不能让与或继承，另外，精神痛苦的有无、大小纯为主观，因受害人的感受不同有所不同。因此，精神损害抚慰金请求权具有专属性质，原则上只能由其本人行使，而不能像其他债权那样具有可转移性。但在特定情形下，精神损害抚慰金请求权还是可以让与或继承的。因为，该请求权在权利人没有行使之前，其不能像一般金钱债权一样可让与，也不能作为债权人代位权的标的债权。但在权利人行使权力后，该权利即由人格化的权利转化为一般的金钱债权，从而具有可移转性，能够让与或继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8条第二款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解释中规定的两种例外情况必须是发生在精神损害抚慰金请求权转让或继承之前，否则不产生让与或继承的可能。

七、诉讼时效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普通诉讼时效是两年，《民法通则》第136条规定对于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是一年。因此高压电致人人身损害请求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的诉讼时效应为一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wWw.gWyoO

八、结语

精神损害抚慰金制度能够更全面的救济人身权利遭受的损害，其主要功能在于填补损害和抚慰受害人心里。高压电致人人身损害侵害了他人物质性人格权，虽然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也即不考虑加害人过错，但同样应能够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受害人本人或其近亲属可以请求赔偿义务人支付相应抚慰金。

精神损害抚慰金和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的性质不同，但他们之间并不存在冲突，可以同时适用。在具体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时应当综合考虑各有关因素，以确定一个公正合理的赔偿额。由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具有专属性，一般不允许转让，但法律同时规定了例外情形。精神损害抚慰金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是一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