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论文范文10篇

国际传播论文范文篇1

【关键词】新闻学；传播学；国际新闻传播；国际传播

一、国际传播研究的现实状况

国际传播是一个年轻的、正在发展的、充满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现实性的新兴学科。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传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国。60年代末，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开始得到了承认。1971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率先开设了国际传播的硕士学位课程。70年代，国际传播研究走向国际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成立于1957年的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众传播协会，于1978年设立了国际传播分会，作为其12个分会之一。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先后组织出版3本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1）、《世界交流报告》（1989）和《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1997）。1994年，国际传播分会开始出版自己的会刊《国际传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大众传播协会的近几次会议上，国际传播成为最热门的论题之一。

与此同时，民间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在我们不完全的资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就有十数种。如：《组织中的国际传播》、《国外新闻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国际关系的新领域》、《二十世纪的国际新闻播报》、《传播的国际百科全书》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国际传播中的现实议题》、《全球新闻业：国际传播的历程》、《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经济》、《超越国家主权：90年代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化：批判导论》等（以上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①笔者发现，国际传播的研究以美国领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国。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是一个国际传播大国，掌握了世界传播信息量中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体集团中，美国就占了5家。②

从国内方面看：在我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可以说刚刚处于起步阶段。1982年传播学才通过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介绍到中国。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第1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5年复旦大学成立了高校第1个传播学研究机构“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黄山召开了第2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进行了第一次社会舆论调查。经过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厦门召开的第3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定了传播学本土化的方针，1995年在成都召开的第4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拓开了传播学更广阔的研究领域，1997年中国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传统学科体系进行调整，传播学开始被并入原来的一级学科新闻学，称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传播学20年的引进、介绍、研究和本土化、实用化过程中，国际传播是发展最晚的一个分支领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专门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播研究所等几家为主的格局。在国内传播学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关国际传播方面的论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们查到的国内以国际传播为题的中文书只有3本，一是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刘继南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院长蔡帼芬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译著，即美国罗伯特·福特纳的《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有关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经初步分析，我们发现，这其中，从大的方面讲，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的研究集中在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对外宣传与国际关系及对传播学的译介方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则集中在对策论、国外舆情分析、焦点问题报道等实用化内容方面。该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舆情分析报告并成立了阳光论坛，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笔者认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传播学研究还存在许多弱点，大致说来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所谓玄化是指在传播学的介绍、引进过程中偏重引经据典、直译许多国外名词而缺乏对文本的中介转换，造成概念混乱，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则表现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学科边界，不限定学科内容；而是把一切现象都往传播学里面装，似乎一切人类文化现象都是传播现象，一切跨越了国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国际传播，结果使研究目标无法锁定和深入。空化是我们过去政治化研究传统的延续，在缺乏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具体研究、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空发议论，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种哲学理论，结果背离了研究的科学精神。术化则集中于对策研究，一切以实用化为目的。当然，如果的的确确搞“术化”，那应该是先基础（术）、再理论（学）再运用（学术），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从乐观一面看，尽管存在许多弱点并且刚刚起步，但国际传播学仍然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前途的新兴学科。恩格斯告诫我们，“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③一旦社会上产生了某种需要，那将会比10所大学都更能推进研究的深入。国际传播发展的两大背景是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化、以及大众传播的兴起和传播分化。这决定了国际传播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对国际传播学进行深入研究是时代的任务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传播学的学科来源

国际传播并非无本之木。其学科来源，大约有3个方面。

国际传播来源之一是传播学。传播学是一门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发展的新兴学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有关传播学的英文著作就达4000多种。从体系上看，传播学研究包括传播定义，人类传播史，传播符号、过程、结构，传播方式和媒介，传播受众和效果，传播制度与控制，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传播学流派等内容。传播学本身就是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多种学科的一门新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元素。从理论上看，现在形成了注重研究过程、以实证为特点的美国学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论批判为重点的欧洲学派。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的契合点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学者鹤木真曾把国际传播定义为“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④另一个日本学者生田正辉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⑤由此而来，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在于国际传播内容的价值问题、信息与主权问题、文化霸权问题、信息全球化及国际信息秩序问题等方面。这些课题对国际传播中的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赋予了较大的注意。

新闻学是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二。它发韧于报刊出现后的18世纪，在19世纪末新式新闻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种种有巨大影响的新闻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开始融入了大众传播学，形成了新闻传播学。新闻学包括新闻学理论、业务和新闻传播史三部分。作为应用学科，新闻学的业务部分是一个更庞大的学科分支，大大多于、强于其理论部分。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在于新闻的业务实践从一开始就包括国际新闻部分。

然而，笔者所见，国内学者包括新闻界对国际新闻的认识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现象。国际新闻似乎是指与国内新闻相对的那部分内容，即属于“国际方面的消息”那一类。同时，面向国外的新闻报道及其他传播活动则被看作是对外宣传。其实，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国际新闻应该指跨越了国界的新闻，并不仅仅是来自国外的新闻，也不仅仅是对外宣传，而是双向互动的新闻。

从历史上看，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中，国际新闻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大众报刊兴起后，国内新闻、地方新闻逐渐夺走了国际新闻的地盘。但是即使在新式新闻到达顶峰的19世纪末的美国，国际新闻仍然稳定地占据着相当大的新闻比重。随着20世纪初世界体系的形成，国际新闻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有时稍有增减。⑥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国际新闻，实际上属于国际传播范畴；而且可以说，国际新闻是国际传播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新闻的认识，是国际传播学出现的基础。在新闻史中曾出现过政党报刊、言论纸向大众报刊、新闻纸转变的过程，在国际新闻传播的历程中也同样遵循这样一条轨迹。在新闻史早期，国外新闻报道主要发生在民间（即传播者主要为民营办报人）。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社会的形成与竞争的激化，国家开始成为国际新闻的重要传播者，国际新闻开始明显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实用性。这时国际新闻的首要特征就是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主动认识并开始运用国际新闻进行宣传的重要时期。一战以后特别是二战之中，这种认识和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冷战时期，这一传统得到了延续。到了20世纪末，国际新闻的宣传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减弱。

总之，国际新闻是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点，其重要特征表现为政治性和实用性。英国新闻界泰斗北岩勋爵曾任英国一战时期对德宣传总监。传播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早在1931年出版的关于国际传播的两本书《国际传播：美国的态度（Calrk,Keith,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theAmericanAttitude,NY1931）、《国际传播：语言问题论文集》（HerbertNShelto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ymposiumontheLanguageProblem,London1931），也都涉及对外宣传问题。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国际传播》专著的台湾学者李瞻本人也是一个新闻史学家。由于国际新闻只是新闻中的一个现象，对外宣传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加之新闻学本身又是一个实用性的学科，所以在新闻学的论著中，鲜有详论国际传播者，有的也只是强调其宣传功能。所以从新闻学演化而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侧重点主要在“术”的研究，即宣传技巧、效果以及对策研究。但是按现在我国的学科分类，国际传播要在新闻学和大众文化事业中去查找，这虽能表明国际传播与新闻学的渊源关系，但严格说来这种学科界定并不科学，也不太符合现实需要。

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三是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最早就是国际政治学。一战以后政治学由传统的历史比较分析转向现实主义政治，于是国际政治学逐步转化为国际关系学。20年代后，现实主义政治学占据了主流。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滥觞，国际关系学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国际关系学包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现状及控制、国际关系理论等几个方面。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预见、评价乃至控制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现状”的学科。⑦它包含两个研究层面，一是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二是宏观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作为国际基本行为体的利益、力量、外交战略，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的体系与结构、动力与控制及演变和预测等。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的微观和宏观层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是在60、70年代开始从国际关系角度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的。这一时期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行为主义试图从可观测、可控制的国家行为出发，建立一种“精确”和“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创造了国际关系学分析模型的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国家外交决策系统和国际一体化的控制系统，其中大众传媒和民间舆论传播的通讯交换和控制在这一模型中占据重要地位。罗伯特·诺斯则在国家间信息传递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内容分析和决策心理分析理论（ContemporaryPoliticalAnalysis,1967）。所谓内容分析是总体分析，就是通过对大量的国际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和分析，直观地把握国际体系；所谓决策心理分析则是个体分析。理查德·梅里特着重在国际传播的过程和内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国际传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s,1972）。⑧后来，一些学者进行了不少媒体与外交、舆论与对外关系的专题研究，创立了“公共外交”（PublicDiplomacy）研究领域。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这两个不同的学科角度来搭建相互关系（如台湾学者周莉音《国际关系中国际传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总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论贯通性的感觉。在近年来从国际关系学角度进行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国家行为个体、国家力量及力量显示方面，有人认为传统的国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仅仅集中在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实力和贯彻目标的意志力几个方面是不够的；应该而且必须加上国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扩散及控制，因为信息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二是在国际关系整体及全球化问题方面，有人认为必须加入国际传播因素。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果缺乏国际传播体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国际传播体系也是国际关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国际传播，能为我们从理论和实际、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帮助。

从以上国际传播的3个学科来源看，国际传播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它与上述3个学科都有渊源关系，又不完全直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其多学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当代社会科学综合化与学科分化的一般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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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化国际传播研究的思考

对于深入推进国际传播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至少有4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国际传播的本体论研究、国际传播史的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的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

国际传播本体论要解决国际传播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国际传播的定义问题。我们可以说传播学研究“社会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系统的运行”，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研究“国际间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系统运行”?我们可以说新闻学研究“对新近变动事实的传播”，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对新近变动的国际事实的传播”，或者说是“对新近变动的事实的跨国传播”?我们可以说国际关系学是研究“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研究“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应该说上述说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准确地反映了现实。

在传播学的体系建立过程中，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个W的体系模式很有创建性，为传播学界所广泛接受。但实际上国际传播在每个W的具体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传播者方面，有人认为应该主要是指国家或国家的组织，有人认为还应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有影响力的个人，还有像梅里特，则提出了三元模式。在传播内容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国际新闻的传播，有人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还有人则认为应该包括一切信息。在传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大众媒介，而且重点是电子媒介；有人则认为应包括人际交流的一切方式。在传播受众方面与在传播者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样，有人认为应该有特定的传播对象；有人则认为凡是面向国际社会的传播都是国际传播；而所谓国际社会，就是没有国界的社会。与上述诸方面相比，可以说国际传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样在这一方面，“公共领域”理论、制码解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文化霸权”理论都在大行其道。很明显，只有对上述的分歧和争论进行梳理和明确化，才能建立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论认识。

国际传播史是对国际传播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综合性。恩格斯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学。一切现代社会科学都是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切现代学科的建立都离不开对该学科所探讨的社会现象的历史考察。对国际传播的历史考察也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而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关于国际传播的起源，有人从国际关系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传播始于16、17世纪近代国家的出现和国际关系的起源，这种说法忽略了传播业的内在发展。有人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认为国际传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讯社的成立和电报的出现（李瞻《国际传播》1984，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2000），这种说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报刊的作用。还有人则从国际政治角度考察，认为国际传播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的战时宣传，这种看法显然比较狭窄。在众多新闻史著作中，有关国际新闻史和国际传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视，往往被挤在对外宣传的角落。实际上，考查国际传播史的起源与发展应考虑其本身内在的规律，并应综合社会相关因素进行综合研究。

国际传播技巧主要研究国际传播现状和对策论方面的问题，也是国际传播学深入研究的重要内容，应该包括世界传播体系的框架及运行机制、国外重要媒体介绍、媒体信息的分类及量化、舆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与报道技巧、传播者形象与传播效果、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方面更需要重视的是观念的变化，应从政治宣传的角度转换到报道和经营的角度，注重对象研究，收听率、收视率的研究。再好的宣传没有听众和观众只能是空谈。目前世界信息秩序不均等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除了经济技术原因外，经营方式和观念的落后恐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最后，建立国际传播学的理论框架是一项不断带有总结性意味的工作，也是国际传播能否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分支学科或问题研究而生存发展的关键。它所包括的内容至少有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认识、研究对象和目的、带有理论抽象性的国际传播史和现状分析、国际传播各种理论介绍、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及控制、国际传播技巧概述以及国际传播的未来发展等等。只有搭建起科学的理论框架，国际传播学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平台，从而在众多的分支学科中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注释：

①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原文：

1）Baskin,OtisW,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inOrganizations,Calif1980

2）Stevenson,Robert,ForeignNewsandNewWorldInformationOrderlowaStateUnivPr1984

3）（Mowlana,Hamid,GlobalinformationandWorldCommunication:NewFrontiersinInternationalRelationsNY1986）

4）Fenby,Tonathan,TheIntermationalNewsServices:aTwentiethCentury,NY1986

5）Bamouw,Erik,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CommunicationsNY1989

90年代以后研究著作原文：

1）Matin,LesieJohn,CurrentLssuesi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NY1990

2）Merrill,JohnCalhoun,GlobalJoumalism:Journey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NY1991

3）GarnhamNicholas,CapitalismandCommunication:GlobalCultureandtheEconomicsofInformationLondon1990

4）HerbertISchiller,BeyondNationalSovereignty: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inthe1990sNJ1993

5）AliMohammadi,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ndGlobalization:AcriticalIntroduction,London1997

②洛特非·马赫兹：《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年，第9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卷，第477页。

④⑤转引自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7页，第238页。

⑥国际新闻在新闻中的比重问题，是一个需要进行实证性研究的问题。在早期的报刊中，其比例无疑是很高的，例如英国第一份日报《每日新闻》，其创刊号的声明就明确指出该报是以翻译荷文、法文消息为主，“迅速、正确而公正地报道国外新闻”（见郑超然等《外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3页）。中国最早的报刊也是以国际新闻为主，有的就以《各国消息》为报名（见白润生《中国新闻通史纲要》，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6-30页）。

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重要报刊《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中用于国外新闻报道的页数，占其总数的22-24%。（见威廉·哈森《世界新闻多棱镜》，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77-78页）。

国际传播论文范文篇2

【关键词】国际传播；英语强势；影响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的到来，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越来越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在用一种语言即英语相互交流和传播思想。不管你是否喜欢英语，如果你要想融入全球化趋势和信息化浪潮，并开展有效的国际传播，或成为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有一定影响力的政治家、商人和科学家，那么你必须（至少学会）能够用英语进行国际传播。“英语语言的这种强势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雪球，几乎无法阻挡”。[1]

一、国际传播中英语强势的表现方式

首先，国际传播中英语强势表现为使用英语的人口数量上。目前，全世界有近3.8亿人口把英语作为母语，约2.5亿人口把英语用作第二语言。而学习英语的人数则更多。英国文化委员会估计，全球正在学习英语的人口大约为10亿，另有15-20亿人口每天使用接触英语。到2050年，全球一半人口会较熟练使用英语。[2]

语言学家把上述使用英语的人口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指把英语作为他们的母语的人们，通常也是他们惟一的语言。这些人主要居住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冰岛、南非。第二类是指把英语当作第二语言的人们，这些人一般居住在曾经是英国殖民地或美国拥有较大影响力的国家和地区，如印度、尼加拉瓜、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的香港。第三类是指把英语作为外语来学习的国家和地区，一般与美国和英国没有十分密切关系。[3]

虽说把汉语作为母语的人口目前也要超过13亿（包括海外华人），但讲汉语人口多限于中国人和华人，外国人把汉语作为母语或第二语言毕竟凤毛麟角。这些年，随着中国的国力的增强，也出现了汉语热，但与英语热相比，还不能同日而语。

其实，国际传播中的英语强势不但体现在使用的人口数量上，更多体现在英语的应用范围之中。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到来，英语在全世界各个领域被广泛应用，包括政治、经济、贸易、文化、外交、旅游、通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学术研究等。据统计，目前世界上有60多个国家把英语作为官方性的语言。[4]有85%的国际组织把英语列为通用语言（联合国、欧盟等）。世界上有75%的邮件是用英语写的，80%的出版物和互联网信息都是用英语出版和的。[5]英语强势在科学研究领域的交流中尤为明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德语曾替代英语成为科学研究的主要语言。但是随着二战后（尤其是冷战后20年中）美国在世界上超霸地位的确立，英语的强势已势不可挡。据科学引用指数（SCI）的创始者尤金·加菲尔德（EugeneGarfield）教授对1997年全世界几千份主要科学期刊调查发现，1997年全球共发表925，000份科学论文，其中95%是用英语撰写，而且这些论文中只有一半是由来自英语国家的作者撰写的，也即有一半的论文是非英语国家的作者用英语撰写的。英语的强势可见一斑。[6]

国际传播中的英语强势在我国也较为明显，尤其是在过去20年中更是如此。我国英语媒体的大量出现便是例证。到目前为止，我国以传播新闻为主的英语媒体包括一个英语电视频道、一个外语电台、9家英文日报和周报、10家英语杂志和9大英文网站。这对于一个以中文为官方语言的国家而言，已足以显示我国在对外传播事业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英语语言的重要性。[7]上述的统计中还未包括全国各地以英语学习为主的英语报纸。

除英语媒体的发展外，中国的英语学习人数之庞大也足以说明英语强势的影响。据估计，我国约有3亿人口在学习和使用英语[8]，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英语热，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

我国英语热的出现与国家的开放政策有密切关联，这一点在我国入世后更是如此。现在，我国不但要求高初中以上所有学生必修英语，从2001年起，还要求在有条件的城市中普及小学三年级英语教学[9]。英语也是我国每年高考和研究生考试的必考科目，还是提拔干部和晋升技术职称的必要条件之一。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一个人的英语能力还可以决定他是否能够成为国际化人才的标志。

二、国际传播中形成英语强势的成因

英语语言的强势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才形成的。1300年，英语还只是英格兰的“下等人”所说的语言到1500年以后，现代英语才开始形成，主要指英语已拥有相对稳定的拼写、发音和词义[10]。但英语真正作为国际性语言的出现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本文认为主要有以下三大方面的原因促成了英语的国际性地位。

1.从宏观角度讲，英语强势并非语言本身所促成的，因此英语强势在国际传播中的出现并非只是这种语言本身的强势。正如牛津大学教授琼·艾奇逊（JeanAitchison）指出的那样，一种语言的成功或失败与语言的内在特性并无多大关联，而与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的力量有很大关系。[11]

就英语而言，这一点最明显不过了。在18-19世纪中，工业革命使得大英帝国的影响力开始遍及世界各个角落。英语也随着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的士兵和商人开始流行到世界各地，并向全球性语言的目标迈进。英语不光在英国的殖民地使用，就连非英语国家的外交谈判也用英语进行。1940年，德国和日本两国在商议建立反英美的联盟时，两国的外长（JoachimvonRibbentrop和YosukeMatsuoka）就使用了英语进行谈判。[12]

不过，无论英语的适应性有多强，也不管英语势力曾覆盖多大面积，目前英语的国际性地位主要源于二战以后讲英语的美国的大国地位。丘吉尔在二战结束后意识到大英帝国的没落不可避免，于是设想用美国的力量来维持英国对世界的领导地位，当然他得到的只是美英之间的“特殊关系”。随着全球影响力向大西洋的另一端转移，一种新的英语（美式英语）在全世界流行[13]。美式英语的流行与英式英语稍有不同：美式英语主要不靠政治和军事，而是依托流行文化和媒体市场的力量向全世界推广，其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于是出现了“可口殖民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新的术语来描绘英语在国际传播中的强势。

除上述原因外，20世纪末，全球化的经济发展和新的政治格局也迫切需要一种“国际性”的通用语言，于是，英语语言本身的某些便利使其很快成为首选目标。

2.从语言层面讲，国际传播中的英语强势与英语语言本身的生命力有密切关联。首先，英语与印欧语系的所有语言都有联系。对于东方人而言，英语也许会很难。但对于西欧人、俄罗斯人甚至伊朗人来说，英语也许不那么难学，因为他们会发现英语的语法和词汇与他们的母语有相似之处。

与印欧语系的语言相比，英语又独具“世界语言”的特性，即英语的多样性、灵活性和适应性。尽管英语强势源于英国和美国英语，但是全世界五大洲都有国家把其列为官方语言。同时，英语虽然词汇量是世界上最大的语言，至少有50万个单词，比德语（近20万）和法语（10万）都要多，但一般使用者只要能掌握1000到2000个英语单词就可以用英语有效交流。

此外，英语能允许非英语人士进行“本土化”，创造出适合他们的英语，如新加坡式、中式英语（普通话和英语混合）、西式英语（西班牙文加英语）、日式英语（日文加英语）、克里奥耳语（西印地语加英语）、甚至法式英语（法语加英语）和德式英语（德语加英语）等[14]，也可以包括在上海出现的“洋泾浜”英语。总之，英语的强势表现为其“能容忍非英语人士用蹩脚的英语使用英语”，进而使他们觉得英语的便利性和亲近性[15]，使之更具“世界性”。

3.英语的这些“世界性”当然与其文化价值体系有密切关系。相比其他文化而言，英美文化价值观能更多地鼓励创新、能容忍“异己”。也许正因为如此，像比尔·盖茨这样的人物可能只能出现在美国，他不太可能出现在强调集体主义的欧洲和东方国家。

其次，英美媒体强大的市场化倾向和技术强势也足以使英语在国际传播中占主导作用。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好莱坞效应”和“硅谷现象”。前者主要是指文化产品，包括英语媒体、电影等娱乐产品；后者主要是指电脑和互联网为基础的技术产品。这些产品在世界的风靡必然导致产品所包含的英语语言流行到全世界，这些产品在世界的主导地位当然也会帮助英语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取得强势。

最后，英语强势的形成还因为现存世界性文化中多数已以英语语言形式出现。如上文所述，世界上80%的文献是用英语撰写的。要把这些文献转化为其他一种世界性的语言，如世界语、汉语或德语等，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于是，英语的强势的形成就成了一个轮回逻辑：英语是世界性的，因为它本来已经具有世界性了。[16]

、英语强势的特点

从上述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国际传播中英语强势的三大特点。

1.首先，英语强势的实质是讲英语国家的强势。这在英语国家中也不例外。目前，美式英语之所以能取代英式英语也只是对美国在世界格局中作为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和实力的反映而已。因此，如今席卷全球的语言虽然还被称为“英语”，但它携带的内容却是美国文化。[17]

2.这种英语强势是不可抗拒的，而且在短时期内较难改变。非英语国家可以选择顺应这种强势还是拒绝，但无法阻挡这种英语强势的出现。

3.由于语言和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传播业等领域是紧密相联的。英语语言强势必然也会反过来进一步强化这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传播业上的强势。也就是说，英语强势不是简单的语言世界性的问题，它会通过其强势地位运用各种手段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各个方面（包括语言）产生影响。

四、英语强势的影响

英语强势的影响像把双刃剑。它们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也可以同时出现，即一个看似是负面的影响往往也会伴随着有利的一面，反之亦然。有趣的是这一点不但适用于非英语国家，也同样适用于英语国家本身。

1.对英语国家的影响

对英语国家或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口而言，英语强势所带来的影响应该说正面、有利的影响要多于负面、不利的影响。首先英语强势使得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强势进一步强化，这些强势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加强英语的强势；其次，英语强势还会促使这些国家的国民自然产生一种民族优越感，使他们觉得作为英语人口的荣誉感。从长远讲，这是英语强势给英语国家带来的最大好处（或有利影响），因为这会使得整个国家和民族始终保持一种高昂姿态并会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凝聚力。当然，这种优越感和荣誉感在各个英语国家中的表现程度也会有差别，实力最强的美国可能表现最为强烈。

但是，这种强势所带来的优越感和荣誉感有时也会带来负面影响。例如，由于英语在世界范围内的通用性和便利性，多数英语国家的国民没有兴趣去了解其他国家和文化，较少关心国际新闻,也不想学习外国语。据了解，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使用其他语言能力最差。2000年，全美所有大学学习阿拉伯语的人中，只有9人毕业，而英国是欧洲使用语言最单一的国家。这种惰性使得他们会越来越封闭，思维方式也会逐步僵化。[18]

此外，英语强势及其普及性也会导致英语的变种，如新加坡式、中式英语（普通话和英语混合）。这种变种不但会引起某种语言交流障碍，同时对英美两国的英语语言本身也产生了影响。《金融时报》指出对英语的真正挑战来自那些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人口，因为目前这些人口不但在数量上已远远超过英语母语人口，这些人口人数也正以迅猛速度增长。该报预言这种情况必将对英语本身产生深远的影响。[19]

2.对非英语国家影响

英语强势给非英语国家带来的影响可能与英语国家正好相反，其负面不利的影响可能要多于正面有利的影响。英语成为全球通用语言带来的直接好处是不同国家的人们能够自由地进行交流，但是语言并不仅仅是传播的工具，它同时也是文化的载体和身份的标志。面对英语强势的不可抗拒性，许多非英语国家觉得无可奈何，但对英语强势所带来的文化入侵（文化帝国主义）又表示担忧，因为这些文化入侵所带来的影响虽然看不见、摸不到，但确确实实存在，而且在短时间内无法改变。有人甚至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是这些殖民宗主国过去炮舰政策的延续，只是现在殖民的手段相对文明了一点。[20]

尤其是对那些少数语种和民族而言，英语的强势可能是毁灭性的，甚至意味着他们的语言、文化和身份的消亡。语言的消亡这种情况古已有之，只是现在规模更大，速度更快而已。有人说到本世纪中有一半的语言会消失，而有人说是90%。[21]

对于那些也想成为语言强国的非英语西方国家（如法国）而言，这种无可奈何的心理更为明显。现在，法国尽管每年花费一亿美元来推广法语文化，但是法语在世界语言中的排名仍然只有第9位，而且法语的衰落仍到处可见。法国的科学家们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的处境，“要么用英语发表文章，要么说着法语默默无闻地死去”[22]。

于是，非英语国家便会面临一种困境：是要融入世界、要现代化，还是要孤立自己、保持民族性？要现代化就必须融入世界，而要融入世界肯定会对于本民族的语言和传统文化带来一定的变化。从目前情况看，能否成功地走出这一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能否有效处理国际传播中英语强势的问题。

3.对中国的影响

英语强势对我国来说正面和负面的作用都有。从正面角度讲，英语强势的直接作用是促使英语在我国的大范围的普及，从而有效提高了我国国民的素质和国际化程度，改善了我国与世界接轨的软环境。试想：如果在过去20年中没有英语这座语言桥梁，我国改革开放的结局会怎样？如果我国不引入英语强势，不重视英语学习，不把英语水平与接受教育、晋升和就职等方面挂钩，那么过去20年中就不可能出现一个又一个的英语热：从新概念英语，到3L,到《走遍美国》，到疯狂英语，也不可能出现所谓的“英语经济”，也不可能每年大批中国莘莘学子赴国外留学，也不可能出现上文中提及的那么多英语媒体。

总之，没有20多年来对英语强势的有效吸收，就没有我国现在具有初步国际化程度的大环境，而没有这样的大环境，我国要能够加入世贸、申奥成功也是不可想象的。

我国的经验表明，只要能把英语强势处理得当，只把英语当作融入世界的工具使用，那么我们就能用较少的成本较快发展本国现代化，缩小落后的时间，为尽快进行“赶超”打下基础。

当然，许多中国学者对目前的英语强势和普及所带来的潜在危险表示担忧。1998年在哈尔滨召开的“技术进步和当今世界发展”研讨会上，他们认为在当今信息技术时代，语言的强势必然会触发文化强势，从而产生新的不公正。[23]

这种担忧显然是有道理的。只要看一下英语在汉语中的渗透就可以知道：政府官员在记者招待会上随口会说出WTO、PNTR、APEC等英语缩写，仿佛说自己家乡话一样。年青人中更是满口TOEFL、GRE、NBA。即使你问一位老太太去医院干吗，她会回答：“我做CT”。

著名社会语言学家陈原认为这是汉语的奇观，奇在没有任何红头文件规定的情况下，英语单词会如此自然地出现在汉语中，即使像老太太不懂CT为何义但照说无妨。[24]

那么，如何看待英语强势在带来积极作用时也可能带来潜在的危险（负面作用）呢？如何看待英语强势对汉语甚至我国文化可能会产生的负面作用？本文认为首先我们没有必要杞人忧天。正如陈原教授所说的那样，有生命力的语言（或文化）从来不怕异物的“入侵”。任何语言都不是自给自足的，时不时会搀杂一些异物才能丰富和发展自己。[25]从另一个角度看，汉语在英语强势面前能够有效吸收众多的英语单词，正是汉语有生命力和活力的表现。因此，面对英语的强势和我们汉语的弹性，我们应该充满自信心和自豪感，而不是满怀忧虑感。

语言如此，文化当然也如此。中华文化五千年来之所以能源远流长靠的就是其能去粗取精的特性。西方文化通过英语强势必然会影响我国的文化。但是，从长远讲，我们如果能吸取外国文化的精华，去其糟粕，中华文化也一定会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基础上获得新的发展，更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

五、结束语：英语强势的未来

在英语强势之前，其他语言（如拉丁语、世界语、法语和德语）也曾出现过强势，但是随着讲这种语言的国家影响力的下降，这些语言的强势已经不复存在，有的甚至已经死亡。那么，英语也会沉浮吗？英语会像其他语言一样出现颓势吗？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既然其他语言都会沉浮，英语也不应该是个例外。那么英语颓势的标志是什么呢？《英语的未来》的作者大卫·格雷多尔（DavidGraddol）认为科学技术是一大标志，他认为英语出现颓势的标志可能是当重大技术发现不断出现在中国或其他国家的时候。这个时候英语的重要性可能会大幅度下降。[26]

科学技术当然是一个标志，但笔者认为英语出现颓势肯定还会在其他方面（如政治影响力、经济实力等）有所表现，毕竟一种语言的强势是靠其他强势来支撑的。事实上，英语国家公民中对国际新闻缺乏兴趣、对世界事务缺乏了解以及学习外国语言所表现出的“低能”都表明了这些英语国家（至少在这些方面）的不灵活性甚至僵化趋势。从长远来讲，这也许是英语走向颓势的开始，但是应该承认这一过程将是漫长的。

参考文献：

[1][2][3][19][26]Englishistheinternationallanguage.FinancialTimes.December28.2000.p.20

[2][10][11][12]Aworldempirebyothermeans.TheTriumphofEnglishDecember222001.ChristmasspecialofTheEconomist.p.63.

[4][23]Huang.C.Z.LinguisticDiversityaconcernaglobalvillage.December11.2000.ChinaDaily.p.4.

[6]TheDominanceofEnglish:Collegesworldwideabandontheirnativelanguagesforacommontongue.TheChronicleofHigherEducation.September8.2000.p.1.

[7]郭可：《我国英语媒体的发展趋势和传播效果》，2002年未。

[8]Zhao.Y.&Keith.P.C..(1998)EnglishinChina.WorldEnglishes.Vol.14.No.3.p.377-399.

[9]ChinaBoostsEnglish.21stCentury.March29.2001.p14.

[13]Stevenson.R.L(1994)GlobalCommunicationinthe21stCentury.LongmanPublishingGroup.NewYork:Longman.p.88.

[14]《地道英语将不复存在》，《参考消息》，2001年3月29日第6版。

[15]Stevenson.R.L(1994)GlobalCommunicationinthe21stCentury.LongmanPublishingGroup.NewYork:Longman.p.91.

[16][20]Stevenson.R.L.(1994)GlobalCommunicationinthe21stCentury.LongmanPublishingGroup.NewYork:Longman.p.92.

国际传播论文范文篇3

美国学者詹姆斯•凯瑞在其著作《作为文化的传播》里,将传播的路径抽象为两类——“传播的传递观(atransmissionviewofcommunication)”和“传播的仪式观”(aritualviewofcommunication)。“传播的传递观”源自地理和运输方面的引喻,被认为是出于控制的目的而在地域范围内拓展信息的一种模式,这是传统传播研究的一种重要思路;而凯瑞更为认同的传播路径是后者,他将“传播的仪式观”定义为“以团体或共同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提出传播实质上是一种通过符号来使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变的过程,是一种分享意义的文化仪式。

从本质上讲,国际传播是一种跨文化传播。跨文化的交流是来自不同文化体系的个人及组织、国家等社会群体之间进行的信息传播活动。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造就不同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判断,而这一切又会影响传播方式和传播对象的接受程度,所以,在国际传播中,如果缺乏对传播对象文化背景的了解,用己方的价值尺度去评判他方的行为,常常会引发歧义、曲解,甚至造成冲突。

文化差异制约着文化交流的有效进行。而提高跨文化交流的效果,实际上就是克服文化差异的过程。国际传播中影响跨文化交流的障碍主要有三个:一是传者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对事物的判断往往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而这会影响到对新闻事件的取舍和报道中的态度;二是传播过程中会因为语言、文化习惯不同,带来表现方式和风格的不同,从而造成认知上的偏差;三是受者接收心理的差异,也会带来主观评价的多义性。

要建立一套适合全球的话语体系是十分困难的。任何国际传播都承担着弘扬本民族文化和吸收世界优秀文化的双重责任,同时还要克服传播的消极因素。目前,国际传媒通常采取两种态势:一方面,加速本民族文化的现代化,以其突出的民族特色和时代感走向世界;另一方面,实行本土化的传播版图扩张策略,不但内容本土化,合作伙伴也实行本土化,针对不同地区的受众特点,提供不同形态、不同面孔、不同包装的内容产品,以符合接收者的风土人情和文化心理。即以文化的融合来适应跨文化传播的原则要求,力求在全球化语境下报道世界。

事实上,任何从事跨国界传播的全球性媒体,都不可能真正超越国家、超越意识形态、超越文化,成为“无国籍”的“世界公民”。任何媒体都不可能脱离特定的政治和文化背景独立生存,而且传受双方均处于不同的文化价值体系,这使得在许多情况下,对国际事务的评价不可能形成统一的标准。因此,跨文化交流中的冲突、沟通与理解将会长期并存。

二、单向度的媒介帝国主义

加拿大经济史家、传播学家英尼斯于1950年提出了著名的“传播偏向论”和“帝国模式论”。在其著作《传播的偏向》和《帝国与传播》中,他没有给“帝国”下定义,而是将概念建立在传播媒介的性质偏向上,对历史模式做出了有深度的解释。这把解释的钥匙就是他的“偏向论”——媒介、传播、时间、空间、政治组织和宗教组织都有各自的偏向。主导媒介的时间偏向表现在它对文化和制度产生的影响上。倚重时间媒介的文明固守传统,强调连续性,突出社会的黏合力,紧守神圣的信仰和道德传统。相反,所谓空间偏向的文明是:强调地域扩张,强调中心对边缘的控制,世俗制度发达,宗教体制薄弱,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社区生活逐渐瓦解,甚至衰亡,个人主义盛行。

国与国之间不能不交往,然而这种交往并不总是平等的关系。以美国学者伊曼努尔•华勒斯坦为代表的“依赖/全球系统论”(Dependency/WorldSystemTheory)认为,在全球系统中,所有国家通过交往而相互依存、联系,经济一体化将各种文化、政治整合在一起。然而经济力量的差异导致了国与国之间交往的不平等。发达国家总是利用自己经济、政治等方面的优势,将一些不平等的新闻交流条件强加于发展中国家头上,并对发展中国家予取予求,使得富者愈富、穷者愈穷,从而造成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在各方面的依赖。

然而,相互依存的全球系统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国际网络。由于国际经济、政治、军事力量的此消彼长,导致了国际关系的不断调整和变化,因此,国际传播中的信息流动实际上便是国际关系发展、变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1971年,美国学者嘎尔滕提出的“中心-边缘结构”(Center-PeripheryStructure)概念认为,在“中心-边缘”结构中,发达国家处于中心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边缘地带。这种结构实质上是全球帝国主义的表现。

国际传播领域的帝国主义表现在经济、政治、军事、传播、文化五个方面。其中,传播作为当今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了世界范围内信息交流过程中不平等的权力话语关系。在信息时代,传播科技的跨越时空特性使得中心国家能凭借雄厚的财力和科技成果,通过全球性通讯社来操控世界范围内的新闻传播,从而达到新的殖民主义。最明显而直接的形式便是大量向边缘国家倾销传媒产品,形成了以单项流通为特色的媒介帝国主义。

中心国家在国际新闻传播中充当主角的表现形式有两种。首先,作为产品形式的国际新闻传播,绝大多数内容都是关於中心国家的报道;其次,作为国际新闻传播领域最大的传播者,在国际新闻输出和期刊贸易的数量上占据著中心地位。边缘国家由于没有占据全球传播系统的中心地位,任何产生于或关於这些国家的报道都得通过更多关卡的过滤,方能在国际新闻中聊备一格。

按照通常的分类法以及考虑到不断变化的新闻中心等因素,现在的“中心-边缘”国家划分情况是:美国、西欧(特别是英、德、法)、日本、加拿大为中心国家;其他欧洲国家(如瑞典、瑞士、俄罗斯)、亚洲的中国、南韩、新加坡、马来西亚、拉美的阿根廷、墨西哥,非洲的埃及为半边缘国家;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包括独联体的一些国家)则被划为边缘国家(Chang,1998)。

三、重构文明的全球化走向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的著作《世界是平的》一书中写道:“地球是圆的,但世界是平的。世界正在被快速的摊平或铲平,全球化也正在进入继国家全球化、公司全球化之后的全球化3.0时代,即个人全球化时代。”

处于全球化时代,媒体将为人类呈现一个无比透明的地球,不同地域的距离将被极大地拉近,人们朝夕相处,不分彼此,合而不同,欣赏和关心着对方的文化和现状。这时,媒体将很难分清对内、对外,而是要具备人类共通的价值取向。

实际上,自全球化理论出笼之日起,西方学者就没有停止过对它的质疑。赫兹和汤普森认为,现代社会充其量是一个国际化的社会,某些鼓吹新自由主义的政府巧妙地利用技术进步,在制造贸易和资本流通全球化假象的同时,事实上拉大了区域间的贫富差距,为自身积蓄着统治世界的力量。《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马丁沃夫尖锐地指出,全球化是人们在兴致勃勃地享受技术发展带来的全球化便利时,面对斑斓世界所产生的错觉,其实它是政治家宣传的结果,全球化进程将永远局限在民族国家范围之内。

全球化不是单极化、西方化、同质化,不是全球资本主义化。全球化有不同的领域和层次,在每一个层次上,全球化都是一个理想而又不能完全实现的目标。全球化不应该也不可能磨灭民族文化和文明的差异,更不能消解各个国家的主权。

全球化与多元化既是对立的两极,也是相反相成的同步历史进程。只有超越二元对立的僵化思想,寻找两极之间的平衡,才能创造一种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和各种民族文化的全新的全球文化,而不是武断地以任何一种民族文化作为全球文化的中心或主导。

其实,广义的全球化是一个贯穿人类历史的进程。全球化是人类文明重构的过程,各民族必然要重新对自己的文化进行审视、判断、筛选和定向。由隔膜走向交往,由自给自足走向世界市场,由相争、相搏走向多元一体,在各种矛盾对立中走向和谐统一,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全人类的唯一选择。

参考文献:

[1]张振华.坚持实事求是改进国际传播.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3).

[2]金初高.当代世界传播研究.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9.

[3]刘继南.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86-405.

[4][美]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华夏出版社,2005.

[5][加]英尼斯.传播的偏向.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国际传播论文范文篇4

“关氏模式”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提出了中国学者的国际传播模式，具有重要意义。传播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使用模式来描述和解释传播现象。目前关于传播的模式已有数十个之多，但很少中国人提出的模式。由于国际传播比较特殊，不能简单的使用一般的传播模式，因而关于国际传播的模式并不多，较重要的有诺沃特尼（EricJ.Novotny）于1981年提出的“跨国信息流动模式”（Novotny1981）、美国美利坚大学著名国际传播学教授莫拉纳（HamidMowlana，曾于1995-2000任“国际媒体与传播研究协会”主席，现为该组织名誉主席）于1986年提出的“国际信息流动模式”等，②其中莫拉纳的“国际信息流动模式”具有代表性（见图2a、图2b）。“关氏模式”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国际传播学研究的崛起并跻身于国际传播研究的前沿，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2、突出了国际传播的跨国界跨文化特点。国际传播具有跨国界跨文化的特点，但很少有国际传播模式能将这一特点既简明又突出地表现出来。在“关氏模式”中，两个大方框表示国际传播中有信息交流关系的两个国家或两种文化。与莫拉纳模式相比，关氏模式更突出地揭示了国际传播的这一特点，而且十分简明形象。

3、揭示了影响国际传播的国内外因素：同国内传播相比，国际传播要受到更多因素的制约。如何表现影响国际传播的各因素，是各种国际传播模式面临的一个难题。莫拉纳模式突出了技术因素，并揭示了国际传播机构内部与外部的影响因素，但却忽视了民族文化、国际组织机构和国际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关氏模式”弥补了莫拉纳模式的这些不足，它突出了政权和文化等国内因素的主导作用，同时也体现了国际组织、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等国际因素的影响。

4、体现了国际传播的互动和反馈方面。同国内传播和同文化中的传播相比，国际传播的难点在于互动性差，反馈困难。但国际传播中的互动和反馈是存在的，而且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因特网的迅速发展和广泛使用，互动和反馈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容易。以前的国际传播模式，包括莫拉纳模式，都忽视了国际传播的互动和反馈方面。“关氏模式”中的双向交流模式，将国际传播的这一方面体现出来。

5、反映了国际传播中的不平衡问题。两国之间的信息流动基本上是不平衡的，尤其是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关氏模式”中两国之间的双向交流，用粗细不同的箭头表示不同的信息流量，将国际信息流动不平衡问题表现出来。

总之，“关氏模式”更全面更完整地揭示了国际传播现象，有许多创新之处，极有学术价值、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关氏模式”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关氏模式”虽然对以前的模式作了重要改进，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这表现在以下几点：

1、忽视了莫拉纳模式所强调的技术因素。国际传播的发展，尤其是国际大众传播的出现和发展，技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没有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无线电技术的发展，就没有国际广播；没有第三次科技革命中卫星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就没有国际电视和国际互联网。正因如此，莫拉纳将技术因素最突出的体现出来，将“技术轴”作为构成其国际传播模式的两轴之一，是很有道理的。可惜“关氏模式”丢掉了技术这一关键因素，尽管补充许多其它影响因素，但仍有因小失大，舍本求末之嫌。

2、忽视了经济因素的重要作用。20世纪70年代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经济在国际传播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地位越来越高，已上升到与政治同样的高度甚至更高。③这是因为，国际电视和国际互联网等新的国际传播方式需要大量的投资，因此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是不行的。另一方面，随着西方国家文化产业的发展，其文化产品如电影、电视节目、书刊的出口贸易成为其国际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跨国传播公司迅速发展，成为国际传播的重要角色。西方国家文化产业和跨国传媒公司主要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而不是为了政治目的从事国际传播活动的。因此，在全球化时代，经济的因素异常重要。可是经济因素在“关氏模式”中没有得到足够反映。

3、过高强调了政府的作用。“关氏模式”将政治作为影响国际传播的首要因素，认为国家机关在国际传播中具有决定性作用。这在冷战结束以前或许是正确的，但在冷战后政府在国际传播的作用明显下降。这表现在以下方面：a、西方国家对东欧国家的政治广播是冷战时期的主战场，但在东欧剧变后，西方国家对东欧政治广播大大减少了；b、国际电视媒体如CNN、MTV、HBO等主要是商营的，很少受政府操纵，虽然接收国政府可以对其入境进行限制，但随着微型天线和互联网的出现，接收国政府的控制也受到削弱；c、互联网是开放的媒体，政府是无法彻底控制的；d、冷战后东欧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实行媒体商业化和自由化，对媒体解控，其对外政治宣传也大大减少；e、跨国传媒公司的发展也削弱了政府对媒体的控制。因此可以说，在冷战结束后，国家机关的对国际传播的影响大大下降。而“关氏模式”仍将其作为影响国际传播的首要因素，已经有些不符合新的国际传播形势了。

国际传播论文范文篇5

[关键词]传播人种学；媒介；方法论；统计

Abstract:Wechoosetheinternationalsignifyarticlesontherelationbetweenmassmediaandethnographyastheobjectfile,andthenanalyzethedataconcretelyaboutthedistributingoftheauthors’workingplaces,theareas,thedates,themediainvolvedandthesubjectfields,etc.Wegeneralizethestudypulseandhotspotrecently,andtheadvanceandtheforegroundofourcommunicationresearchinthisfield.

Keywords:CommunicationEthnography;Media;Methodology;Statistics

作为人类学研究的一部分，人种学研究逐渐突破原有的格局，将视角延伸到包括发达国家社会的许多领域。本文即是对人种学与传播媒介交叉的国际研究作分类分析，以反映该理路的研究状况。其基本理论前提是，采用人种志的方法论，将传播媒介研究纳入对特定群体的观照中，大到狭义的人种、小至某个具有相似特征的群体，从而获得传播理论新的视野和路径。

本文主要以ProQuestAcademicResearchLibrary(ARL)和EBSCOhost两个国际英文数据库为数据来源。在PROQUEST数据库中，输入关键词“theethnographyofmedia”；在EBSO数据库中，输入关键词“media”、“ethnography”，两词用“或”逻辑连接，共搜索到从1990年到2005年7月关于传播媒介和人种学关系的学术论文105篇（排除重合部分），并从中选取87篇以传播人种学为主题的论文，作为分析研究对象。按照作者属地分布、涉及区域、发表时间、相关媒介和主题域等分类，对这些论文进行分析，概括出近年来国际传播人种学的研究动向和热点。

一、基本分类分析

1．论文作者属地和涉及区域

就论文作者单位所属国家而言，美英两国处于垄断地位，美国占57篇，英国占14篇。

从本文选取87篇论文所涉及的区域来看，有16篇以发展中国家为社会背景，占总量的18%，以美英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成为传播人种学的主要研究背景。在描述发展中国家社会文化的16篇论文中，关于印度的研究表现了突出的连续性和活跃性，共有7篇；此外，关于玻利维亚的有2篇，关于其他国家的均为1篇，包括中国在内。

这与人种学以非发达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刻板印象大相径庭，表明传播媒介与人种学结合的研究路向，已经将反观自身社会文化作为核心。同时，表现出与人类学研究的总体格局的一致性：在经历了对未开发的社会群落，对印度、中国、埃及等古文明国家社会，以及对发达国家自身社会研究三个阶段后，人类学者更多地运用主位视角，将研究目光到自身的社会文化中。传播人种学研究则以青出于蓝的态势，成为其中的一个亮点。面对政治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传媒通讯的发展，媒介研究者借鉴人种志的方法论，通过对不同受众群体的关注，展现大众传媒的社会影响力。

由于发达国家学者研究视野的转向，以及发展中国家研究力量和水平的限制，国际传播人种学研究对于非发达社会的关注逐渐趋缓。在承继人类学研究传统的基础上，关于印度的研究者经常在后殖民主义的架构下，与媒介研究结合，广泛探究社会文化中的特殊群体问题。相比之下，关于中国的研究，却没能持续人类学研究第二阶段的活跃性，表现出明显的断裂。在目标论文中，只有R.A.Litzinger的GovernmentfromBelow:TheState,thePopular,andtheIllusionofAutonomy是关于中国的[1]。通过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网数据库引擎，搜索到关于传播媒介与人种学关系的论文，只有日本东海大学研究生院顾宁的《人种学研究与数字化媒体》一篇[2]。

2．发表时间分布

从的时间来看，两个数据库搜索到的目标论文最早时间均为1990年。从1990年到2000年，共有35篇；从2001年到2005年7月，共有52篇。如图所示：

在1990年到1998年期间，传播人种学论文每年都不超过4篇。从1999年起，数量开始呈螺旋状攀升，2001年、2003年和2004年分别达到11篇、13篇和19篇，占总量的50%。

从时间分布来看，传播媒介与人种学结合的国际研究大致在1990年代早期出现，并分为两个阶段：1990年到1998年是兴起期，1999年至今为发展期，近两年呈现逐渐升温的趋势。这表明，自20世纪末以来，传播媒介研究与人种学结合的学术理路成为研究的一个活跃地带，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采用人种学视角，分析传媒影响，拓展传播理论。

3．涉及媒介类型

从论文所涉及的媒介类型来看，专门研究报纸、杂志和广播等三大传统媒体的论文占6篇，计算机和互联网占7篇，电视占8篇，新媒介占9篇，其他57篇均为泛指的大众媒介。

从上述媒介构成特征来看，传播人种学不再把报纸、杂志、图书、广播等传统大众传媒作为研究的重点，更多地把兴趣转移到因互联网、数字技术和卫星传输技术促成巨大变化的媒介上面。电视作为大众传媒霸主，仍然对社会起着重要影响。电视受众、商业形象和政治形象问题，仍然是人种学方法论比较便利而实用的切入点。顺应新技术发展而产生的新媒介研究，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研究潮流。传媒全球化及本土化、网络平权等话题，都适宜大众媒介与人种学的交叉研究。然而，更多的研究还是将特定群体放置于宽泛的大众传媒影响中，以混合媒介环境来探讨受众及政治、经济或文化问题。由此可见，传媒与人种学的结合仍处于拓展阶段，在专业化、精细化、程式化方面尚待继续开掘。

二、主题域分析

从论文所涉及的主题来看，我们将这些论文分为一般理论、政治、经济、社会和媒介自身五个方面。其中，为了突出全球化问题，又将政治分为民主政治和民族主义两个部分；按照性别、青少年、种族和特殊“族群”等出现较为频繁的问题，把社会部分进一步细分；为了突出大众传媒在传播人种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把媒介报道和赛博空间专门列出。

1．一般理论研究

从多种视角探讨传播人种学理论的论文有18篇，在各种类型研究中占最多。其中有以具体事物切入主题研究的，例如，从声音、建筑设计、交际舞、车间、超媒体等生活中熟知的东西，推衍出传播媒介的人种学理论；也有运用语言学理论，从文本危机、符号交互、人种身份、他者叙述等阐发出新的理论观点；更多的是从泛化受众研究，演绎出传播理论在人种学方面的理论空间和学术价值。

2．政治问题

（1）全球化、本土化与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话题一直是传播研究的重要场域。自20世纪末期以来，媒介全球化趋势促使霸权主义和民族主义向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叙事策略的转变。侵略与抵抗在全球化语境中，生发出更为潜在、深沉、焦灼和无奈的隐忧。在所涉及的14篇论文中，全球化和本土化问题占8篇，而且集中出现在2000年以后。由此可见，该话题是传播人种学一个方兴未艾的热点。TomBoellstorff在《配音文化：印尼男女同性恋的主观性和人种学在已经全球化的世界》一文中，以印尼主流大众媒介（而非西方同性恋媒介）对男女同性恋的看法为切入点，分析外国电视使用印尼语言配音，从而通过“配音”文化现象分析、批判全球化进程。[3]

（2）民主、政治

在民主、政治话题上，共有8篇论文涉及到了6个国家和地区。关于中国的那篇论文主要论述了城市流行文化与社会政治问题；关于埃及的，是一本《国家的戏剧：埃及电视政治学》的书评，评论者的文章题目为《媒介人种学》[4]；哥伦比亚大学的Short,JohnPhillip将时间推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探讨图书馆对德国工人阶级和帝制的影响[5]；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研究者通过对印度小城镇的官僚腐败，提出了“政府人种学”（ethnographyofthestate）的概念。

作为媒体与国家、社会关系的重要方面，民主和政治问题始终是媒介研究的一个有效角度，尤其是中国问题，更容易得到国际学术刊物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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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消费

对于消费问题的专题研究有7篇论文，涉及到MTV网络、体育商业、音乐侵权等领域。在由大众传媒助推的消费主义浪潮席卷全球的当代，消费类型、消费群体与大众传媒、广告的关系应该是与人种学相交叉研究的一个有效途径。例如MacAloon,JohnJ.在《奥林匹克运动比较研究中的人种学要求》一文中，将大众消费、体育商业、大众媒介与人种建立联系，从而获得一种人种文化的方法论。[6]然而，这方面的专题研究不足总量的8%，是传播人种学一个有挖掘前景的方向。

4．社会问题

（1）种族主义

在多元社会中，种族主义经常是学术研究的活跃地带，而且是比较易于运用人种学方法论把握和操作的领域。以美国和英国社会文化为背景的研究占主导地位：在9篇论文中，美国社会占6篇，主要讨论了白人、非裔美国人、墨裔女孩与媒介环境、媒介形象等问题；英国社会占3篇，探讨了移民与国际安全、足球流氓和孟加拉人暴力等问题。

其实，中国社会的新疆人、河南人、浙江人、东北人等具有代表性的特殊群体，及其在传媒覆盖下的形象问题都可以成为传播人种学有价值的话题；作为一个逐渐融入全球化轨道的社会，中国人与外国群体的关系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媒体关注。这些问题，都为我们实现该领域研究的突破，提供了“田野”素材。

（2）性别

作为分析媒介作用的有效方法论，女权主义一直占据着一席之地。关于性别的传播人种学论文有12篇，而且扩展到同性恋、人妖、男性与拳击等方面。关于印度社会问题的研究，在这一领域具有较突出的实力，有3篇文章将女权与后殖民语境相结合，有1篇探讨了印度人妖在美国主流媒体中的形象问题。由于女性和同性恋群体在社会中的普遍意义以及女权主义的理论支撑，性别问题也成为传播媒介与人种学对接的一个窗口。

（3）青少年影响

在媒介研究最具有现实意义的青少年影响方面，人种学方法论无疑能够起到显著作用。有8篇论文分别从以下方面论述了对青少年的意义：计算机使用、幽默剧、流行音乐等媒体影响，性、艾滋病和人际关系在传媒作用下的影响等等。Milkie,MelissaA在《大众媒介和青少年群体的性》中，通过一群在学校中自然形成的朋友群体以及基于大众传媒内容而形成的集体性性观念，探讨一种关于青少年群体受媒介影响的人种学方法论。[7]同样，这些论文的数量也没有准确反映传播人种学在该问题方面的应有状况，属于有挖掘潜力的领域。

（4）特殊“族群”

这里所指的“族群”，是主体具有某种社会特征的相似性，从而成为一种值得关注的普遍问题。由于传播媒介与人种学的交叉地带属于特殊群体，在探讨这些问题时，该方法论彰显出优势和活力。9篇论文分别从厌食、吸烟、感伤癖、新兵、特殊犯罪等角度进行论述，使叙事新颖而又别开生面，为写作论文出奇制胜提供了有益借鉴，也为传播人种学的学科建设开拓了新的领域。DeSantis,AllanD.在《一群无所事事白家伙的闲聊》一文中，通过媒介对吸烟者的影响，分析男子的社会群体活动过程，并得出关于交往和传播的理论假设。[8]

5、媒介自身

（1）媒介报道

在这些论文中，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传播人种学对于媒介报道者自身进行观照，从逆向视角获取媒介的群体意义。这些论文涉及到挪威的广播报道、玻利维亚的民众新闻、美国的西班牙语传媒报道和肯尼迪暗杀报道等，将报道者作为一个群体，为传播人种学研究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切入角度。

（2）虚拟空间

我们把赛博空间研究专门列出，主要考虑了互联网在人类现实与虚幻环境的构建中所具有的影响力和潜在能量，以及人种学家由此对于“田野”范畴的扩展――互联网已经将传统意义的“田野”调查延伸到网络的海量信息数据库。虽然只有6篇论文对在线服务、赛博咖啡馆、虚拟社区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我们认为，互联网所构筑的虚拟空间，将对传播人种学学科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发表刊物

在目标论文中，被SSCI收录的共有9种刊物24篇（占总量27%）；关于传播媒介研究的刊物共17种，涉及论文30篇（占总量34%），其中被SSCI收录的期刊分别有5种9篇；关于人类学/人种学研究的共6种，涉及论文19篇（占总量22%），其中被SSCI收录的分别有4种15篇。

被SSCI收录的目标刊物如下所示，括号内为发表篇数：

关于人类学/人种学的刊物：ANTHROPOLOGICALQUARTERLY(3),AMERICANETHNOLOGIST(4),ANNUALREVIEWOFANTHROPOLOGY(3),JOURNALOFCONTEMPORARYETHNOGRAPHY(5)。

关于传播媒介研究的刊物：NEWMEDIA&SOCIETY（4）,JOURNAOFCOMMUNICATION(4),SOCIALSCIENCECOMPUTERREVIEW(1),CRITICALSTUDIESINMEDIACOMMUNICATION(1),COMMUNICATIONTHEORY(2)。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传播人种学的国际在传播媒介研究刊物上的较多，占1/3，而且刊物很多；发表在人类学/人种学研究刊物上的占1/5左右。所有87论文中，有超过1/3被SSCI收录，而且在人类学/人种学研究刊物上发表的有80%被收录。

四、结论

1．国际传播媒介与人种学结合的研究出现在1990年代初期，到20世纪末后逐渐升温，近年来成为媒介研究的活跃地带。

2．无论从作者属地和所涉及的地域来看，美英两国都处于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的人种学研究不再是传播人种学的焦点，对印度社会的论述保持着连续性，对中国社会的研究相对薄弱，并表现出明显的断裂性。

3．宽泛的大众传媒是研究的核心，新媒介研究比较活跃，而对传统媒介的研究相对冷淡，表明传播人种学仍处于学术研究的边缘地带。

4．主题域方面，一般理论、全球化/本土化和性别研究是热点，种族主义、民主/政治和特殊“族群”研究可能是中国问题的突破区域。

5．传播人种学论文在国际刊物上的发表阵地很多，而且易于被SSCI收录，尤其是有关人类学/人种学的研究容易被收录。

6．在国际传播人种学研究逐渐升温，而中国这一方面研究相当薄弱的情况下，针对国际刊物写作关于中国问题的论文，既具有突破意义，又能够带来现实影响。

注释：

[1]R.A.Litzinger.GovernmentfromBelow:TheState,thePopular,andtheIllusionofAutonomy.Positions;Spring2001,Vol.9Issue1,p253.

[2]顾宁：《人种学研究与数字化媒体》，《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第2期。

[3]TomBoellstorff.Dubbingculture:Indonesiangayandlesbisubjectivitiesandethnographyinanalreadyglobalizedworld.AmericanEthnologist.Arlington:May2003.Vol.30,Iss.2;pg.225.

[4]WalterArmbrust.TheEthnographyofMediaAnthropologicalQuarterly.Washington:Fall2004.Vol.77,Iss.4;p.819.

[5]Short,JohnPhillip.Everyman''''sColonialLibrary:ImperialismandWorking-ClassReadersinLeipzig,1890–1914.GermanHistory;Oct2003,Vol.21Issue4,p445.

[6]MacAloon,JohnJ.TheEthnographicImperativeinComparativeOlympicResearch.SociologyofSportJournal;1992,Vol.9Issue2,p104.

国际传播论文范文篇6

摘要：国际广告在拓进人们生活的空间，带给人们一些生活准则和新的生活方式的同时，无可置疑地带来一些负面效应。广告的形象成为一个新的能指，指涉一种来自发达国家的文化精神，折射的是对发达国家的盲目崇拜。文章试图利用“符号批判”理论的观点来检视国际广告传播中的“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

一、综述

所谓“文化霸权”(culturalhegemony)是指一个阶级主宰另一个阶级的意识型态及文化，通过控制文化内容和建立重要习俗以统一意见来达到支配目的。在国际交流和传播领域，“文化霸权”代表经济领域处于优势地位的国家，以自己的政治经济等地位来将自己国家的文化信仰和文化内容强加在其他国家身上。

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在加快已是不争的事实，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的进程，文化也开始由封闭状态慢慢走向开放。文化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或曰其本意应该是取消中心，尊重多元文化共存的开放境界。但是事实上，文化的全球化是文化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并趋于同质化的过程，这种同质化的实质正是由一个庞大而坚固的文化帝国——美国所主导。

以美国为首的第一世界把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导权，它一方面把自身的意识形态看作是一种占优势地位的世界性价值，通过各种媒介把自身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编码在整个文化机器中，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另一方面，又通过潮水般涌入第三世界国家的商品化了的大众文化产品，如电影、光碟、商业广告等，使西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在第三世界潜移默化地生根发芽，并最终开花结果。在这其中广告的传播对意识形态起着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

广告的和制作过程不仅是传递物质产品信息的过程，也是传递精神产品信息的过程。当它为经济服务时属于经济范畴，倘若从服务对象的感化和影响上着眼，则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国际广告在拓进人们生活的空间，带给人们一些生活准则和新的生活方式的同时，无可置疑地带来一些负面效应。布满诱惑的广告本身就是一种世界性的言说方式，一种制约人的意识的不可选择的“选择”。现代社会中，人们或许可以拒绝读书、看报、听广播，却无法对大量不断重复的广告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国际广告正凭借在世界经济领域处于强势地位的广告主的雄厚财力和广告人的精心策划，在不同时空实行地毯式的信息轰炸，形成强大的冲击波，造成受众尤其是经济上落后国的受众对广告信息的强制性接受，使受众丧失独立选择和思索的机会。

这些正是“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在国际广告传播领域的真实反应。然而当前我国学界对“文化霸权”主义的相关探究大都集中于广播、电视、网络、期刊和电影等相关传播领域，例如仰和、王瑜的《技术优势≠文化霸权——对%26lt;论互联网控制权的走向%26gt;一文的几点质疑》（《国际新闻界》，2006）；康有金、郅锦的《从美国电影大片看美国文化霸权》（《电影文学》，2006）；张冠文的《视听传媒中的西方文化霸权及抵御策略》（《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4）；范葳的《搜索引擎的整合重组和网络文化霸权的扩张》（《新疆石油教育学院学报》，2005）等等，而对广告传播领域中的“文化霸权”主义现象探究较少，虽然有部分探究者提出了广告的文化功能并指出了广告中的“文化霸权”现象（王晓东、王名伦，2006），但并未对其进行深入论述，同时一些学者从广告传播的价值角度论述了广告“文化霸权”主义的存在（黄孟芳、卢山冰，2006），但是在国际广告传播领域却鲜有有关“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探究，而本探究正是采用“符号批判”理论的观点对国际广告传播中的“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现象进行检视。

二、国际广告传播——“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帮凶

在国际广告传播中，消费者受广告的影响，购买某一种西方商品，和其说是消费这一商品的实体，还不如说是在消费一种国际意义、一个符号、一种优越感。国际广告这样告诉人们说摘要：“买下这个吧，因为它和任何别的东西都不同；买下那个吧，因为这个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已经在用它”。这两则广告的说法相反，意思却一样，都立足于唤起一种身份的认同。似乎购买了它，就可以不被这个世界抛弃，或是步入一个引领潮流之先的阶层。就这样，受广告影响的消费者消费产品使用价值的同时，也消费了人为加上的符号价值，一种人为嫁接上去的“意义”。尤其是一些国际名牌产品，它的意义和符号价值经常超过使用价值，比如人头马、皮尔%26#8226;卡丹等消费品意味着一种特定的身份，而这种身份认同经常成为人们购买产品的主要原因。在广告的强力介入下，消费品此时成为一种符号，这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都超越了本身固有的意义。广告的形象成为一个新的能指，指涉一种来自发达国家的文化精神，折射的是对发达国家的盲目崇拜。这些符号之所以要锁定在相应的特定意义上，就是因为发达国家为了最终占领全球市场，欲从意识形态上奴役发展中国家，这种奴役通过广告这种载体在不知不觉中达到，是典型的后殖民时期的举措。例如万宝路广告中出现的牛仔，被美国人锁定在一个从不驯服、永不退缩、勇于挑战和冒险的男性形象之上。资本主义鼓励进取和冒险，正如费斯克所说，“假如大家都只玩平安的游戏，资本主义就运作不起来了。”①

所以这一形象征服了美国人之后继而征服了世界，在迈向全球的同时，也将美国的自由、个人主义、冒险等文化移植到了世界各地。

意识形态是抽象的观念，而消费不可避免地就成为一种观念的行为，进而成为一种符号，如此这般层层推进，便透过各式各样的广告媒体建构成一个绵密的符号体系。事实上，随着社会从实体化走向媒介（传播媒介）化，广告日益成为一种消费图腾，虚构出一个“拟态（Pseudo）环境”，使人们通过它来熟悉环境。②广告图腾宣扬的正是这样的“拟态环境”。从阿尔多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来看，这是广告中隐含的意识形态功能摘要：维护和强化个体和他或她的生活条件之间的想象性的、虚假的关系。

像广告业最闻名的三B原则摘要：Beauty、Baby、Beast（美女、儿童、动物）就是通过广告符号的建构，意在唤起人本能的占有欲望。“广告是欲望企图抵达的世界，而消费才是从现实抵达理想的舟筏。”③它告诉你一旦拥有了这种商品，你就可以和广告中的主角一样拥有金钱、美女和权势。而且电视广告所展现的商品符号可以产生纸醉金迷的气氛。它之所以热衷于描绘种种发达国家的生活景象，不完全是因为西方国家的商品质量优越，这种对于发达国家的仰慕之情隐含了多重的内涵。

首先，这些广告经常是跨国资本的产物。④发达国家的广告无疑是贸易堡垒拆除之后先于商品而抵达的尖兵。美加净牙膏于1994年和联合利华合资之初，在中国可谓声名显赫，年销量6000多万，2001年收回这个品牌时，销量却只有2000万，而且市场地位还在下降。因为它已经三年没有在媒体上做广告了。还因为合资之后联合利华便把“美加净”的价格从4.5元压到了3元一支。价格的变化足以使原来美加净的用户出现游离，大多数从美加净上游离出来的顾客成了洁诺的用户，而这正是联合利华所需要的。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利华从97年开始停止在各种媒体上投放美加净的广告，而对洁诺的广告投放却是不遗余力的。跨国公司对于国产名牌的暗算在广告上得到最有效的实现。

其次，这些广告还包含了跨国文化的倾销和征服。《生活》杂志曾有一篇文章这样写道摘要:“世界上三分之二是海洋，另外三分之一是可口可乐”。还有一个中国的策划人说过摘要：“假如不做广告，可口可乐就是一种糖水。”言外之意，做了广告之后，它就不仅仅是一种糖水了。那么，它还是什么呢？据说可口可乐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士兵一起走遍世界的，美国士兵并非不可反抗，然而它的魅力却如广告词“挡不住的诱惑”一样冲破了无数道国境线，连美国人都承认，可口可乐不仅是一种饮料，更是美国文化的象征。可口可乐在全世界的胜出，其实也代表了美国式的商业广告文化在全球范围的不攻自胜，冷战的胜利和美国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全球化正是通过类似于广告这样的“软力量”得以实现的。假如说广告是在诱导人们进行消费的话，在满足“诱导出的需求”的意义上，第三世界的人们只有接受了教导才会知道如何去“消费”。广告，这种符号消费的文化意识形态传播的主要（但并非唯一）方法是经常把它自己装扮成教育的、至少是提供信息的行为。

目前西方国家在中国投入巨额资金，使大众传媒上和公共场所随处可见“摩托罗拉”、“松下”、“百威”等广告，猛烈冲击着我国人民的消费观念。显然，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新的世界大战，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更不能忽视广告中的意识形态宣传。将欲取之，必先和之，想掏你腰包，便向你夸口承诺，要让你心甘情愿，舒舒适服地接受宣传，让你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包括政治文化在内的发达国家的文化价值观。诺曼%26#8226;道格拉斯曾说过摘要：“从广告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理想。”⑤假如说多年来美国大众传媒在政治层面宣传反共和冷战，天使和妖魔，自由和极权，媒体主要是起到达到意识形态共识的功能，那么在日常生活层面，广告信息传播宣扬的就是美国第一、金钱万能，是个人成功、自由发展的美国梦。就连那句“味道好极了”的雀巢咖啡广告词，显示的也是一种战胜中国茶的“文化身份”，一种胜利者的洋洋自得，这其实就是“特洛伊木马”在现代社会的复活。⑥

文化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既为人类在求同存异的原则下走向团结，文化走向融合，从而为避免或减少彼此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提供了现实基础，又为经济发达国家剥削和进行文化侵略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广告已经成为塑造大众信仰、世界观、价值观的最重要媒介之一的情况下，广告所传递的信息对受众来说有着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不是“魔弹”，也不是“皮下注射”，而是在夏奈尔5号和CD的广告符号如氤幽香中丧失自己的判定和感觉，是在哈根达斯冰激凌的刺激下欲醉欲仙。面对广告这一消费图腾下的集体无意识，被掩盖的理性逐渐消失。由于经济上的弱势地位而在广告领域中陷于发达国家的包围圈中的不发达国家，被迫接受来自异域的文化，当这种文化形成一种优势后，其霸权地位也就得以建立。这种霸权地位的建立虽然没有用枪用炮，打开的却是最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当超前消费、个人主义、狂欢的广告符号成为主宰我们的文化内容时，我们的数千年的以承载的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含蓄而谦虚等等的传统文化就这样消解在国际广告所建构的虚拟的繁华和喧嚣当中。一旦这种消解得以彻底完成，多元的世界文化也就随之消失，世界于是完全被操纵。

三、结语

“符号批判”的魅力就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分析的依据和理论渊源。透过“符号批判”理论，我们注重到意识形态的侵入会通过广告隐隐发力。受众的品格的建立看来是关键，这既有赖于整个环境的好转，在当下，恐怕更多的还是一种自觉行为。或者说我们理解了广告的生成，也就不再沉迷于广告呈现给我们的符号世界。

参考文献

[1张金海著摘要：《20世纪广告传播理论探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

[2石义彬著摘要：《单向度超真实内爆—批判视野中的当代西方传播思想探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2月.

[3韩晓东、王明伦摘要：《试论广告的文化功能》，载于《东南传播》，2006年.

[4黄孟芳、卢山冰摘要：《广告传播价值及其外部性阐述》，载于《西北大学学报》，2006年.

国际传播论文范文篇7

[关键词]国际传播主体动态发展多元转变

Abstract:themainbody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isthepublisherofinformationcontent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nditisalsoanimportantfactorwhichhasdirectlyinfluencetotheprocess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Duetothelimitationofcommunicationtechnique,thedominantpublishers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renationsandgovernmentswhichrepresentthenationstoexerttheobligationofmanagementinaquitlongperiod.Withtheappearanceofinternet,thepublishingandreceivingrelationship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hascharacteristicchange.AnyoneconnectedtoInternetcouldgetridoftherelevantcloseinformationenvironmentandcometoanopen,borderlessinformationspace.Thechangeofpublishingandreceivingrelationshipcausedbyinternethasalsochangedthestatus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Nations(governments)werenotthemainofonlycommunicationmainbodyanymorewhichcouldconducttheprocessofcommunication.Otherorganizationandsinglepersoncouldgetridoftheadheringpositionandbecomethemainbodyofcommunication.Thesehavecausedtheessence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changedfromsingletomultiplechoices.

Keywords:MainBody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DynamicDevelopment,MultipleTransformations

这里的国际传播，主要是指传播者通过大众传媒向外传播的信息。而“国际传播主体”研究涉及的主要是大众传媒的这一头谁在传、谁有可能传的问题。

一、谁是国际传播主体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需要对国内外学者有关国际传播主体的界定作一个综合的考察。

整体上看，学者们有关国际传播主体的界定或描述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国家主体说

国外有学者认为：“国际传播是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1]。国内有学者认为：“在通过大众媒介的国际传播活动中，国家政府组织是主要的信息发出者之一。……国家借助传播媒介，利用信息维护和谋求本国利益；国家借助传播媒介实施其国际战略”[2]。

第二类是多元主体说

国外有学者认为：“国际传播是一个调查和研究个人、群体、政府（利用）技术（如何）传递价值观、观念、意见和信息的领域，是一个关于在不同国家和文化间促进或阻止信息交流的机构组织的研究领域”[3]。国内有学者认为：“国际传播主要是指通过大众传播媒体（即国际媒体）并以民族国家和国际组织为主体的跨越民族国家界限的国际信息传播及过程”；“国际传播是指跨越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或不同文化体系间的信息交流。信息交流是指个人、团体、政府通过各种手段转移信息及数据”[4]。

第三类是无主体表述

这类界定侧重于对国际传播现象的描述。例如国外有学者认为：“国际传播的简单定义是超越各国国界的传播，即在各民族、各国家之间进行的传播”[5]。我国于1992年出版的《宣传舆论学大辞典》对国际传播的界定是：“指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信息交流活动，尤指以其他国家为对象的传播活动。可通过人际传播或大众传播形式进行，但以大众传播为主”。国内不少学者因袭这一说法。

应当说，以上界定，特别是前两种界定中关于国际传播主体的描述——无论是国家主体说还是多元主体说，都是正确的，都是对国际传播某一发展阶段内在特征的反映。不足之处在于，对于国际传播主体，二者均缺乏历史的、动态的考察分析。

我们知道，国际传播是随着国家的形成而出现的，也是随着国际交往的扩大、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而不断发展的。由于传播技术手段的限制，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国际传播的主导者是国家，是代表国家行使管理职能的各国政府。各国政府不但通过大众传媒（特别是大众传媒中专门用于对外传播的部分）向外传播信息，还承担着国际传播控制者与管理者的职责，即大众传播中所谓“把关人”的职责。它决定本国是否加入和如何加入国际传播过程，采取什么样的信息接收方式，怎样建立自己的国际传播系统，在哪些方面加大投入力度，是否与国际网络端口连接、开放本国的信息市场等等；它还要代表国家就国际传播中涉及到的相互关系问题签订国际协议，并代表国家在国际性的公约组织中发表意见，体现国家的意志。而这些都是国家以外的其他组织机构和个人难以做到的。当然，即便是在传统媒体时期，也有通过海底电缆或国际通信卫星进行私人传播的情形，比如跨国公司为了使公司本部与国外制造厂或销售点取得联系，租用卫星转发器；一些国家的使馆也通过卫星与其祖国保持联系。但这只是小范围、小规模的传播行为，相对于国家主体而言，它们只是处于依附地位。因此，在传统媒体主导传播过程的情况下，国际传播就是“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在此传播中，“国家政府组织是主要的信息发出者之一”。

互联网的出现，使国际传播中的传受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此之前，信息传播基本上是单方面的权利与行为（互动机制比较弱），传播者可以通过媒体将信息传给众多的接收者，接收者却不能以同样的途径将信息反向传回（这种沙漏式的传播模式为把关人实施把关传播控制提供了必要条件）。互联网将千家万户连接起来，将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地区连接起来，只要具备上网条件，任何人都可以摆脱相对封闭的区域性的信息环境，进入开放的、无疆界的信息空间。在这个信息空间里，人们不仅可以自主性地寻找和接收信息，作为信息传播客体而存在，同时也可以主动信息，成为信息传播主体中的一员。网络传播带来的传受关系的变化，使国际传播形态发生了相应变化，其结果是，国家（政府）不再作为主要的或唯一的传播主体主导传播过程，政府之外的其他机构与个人也摆脱了依附地位，成为了传播主体。这就使国际传播主体发生了质的变化，由一元走向多元。需要强调的是，即便是在网络传播时代，多元传播主体形成以后，政府作为国际传播控制者的身份仍然没有改变。当然，从技术角度讲，只要接入国际互联端口，一国政府再像从前那样对网上信息进行筛选与控制就比较难了。这也正是目前各国政府适应新的传播环境的要求，在控制的方式方法上做相应调整的原因。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国际传播的主体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国际传播主体也经历了由一元（政府主体）向多元（政府、企业、其他社会组织、个人主体）的转变。

在有关国际传播的界定中，还有一些界定是“无主体”的，如前述第三类。这类界定在很大程度上仿效了“大众传播”的界定（在关于“大众传播”的界定中，传播主体是一种隐性的存在）。对于大众传播学而言，传播主体是谁，以怎样的形式存在，无关宏旨。因为大众传播重在考察信息传播的一般过程、特点和规律性，属于基础性的研究；国际传播则不同，它所考察的不是人类一般性的传播活动，而是国家控制下的一国信息对外（跨国界）传播的具体现象或行为，属于应用性的研究。在这种研究中，研究者不但要对国际传播中不同于大众传播的特殊现象进行分析，还要对“传”的行为以及传播如何致效等具体问题进行研究探讨并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解决方案”提供给谁？如果没有对应性的传播主体或主体不明确，这个问题就不能落到实处，国际传播学的特点也就不能清晰地体现出来。

二、国际传播主体分类

国际传播主体是指国际传播中的信息发出者。以今天的情况而论，国际传播主体大致可以分为四类：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

政府是国家行政机关，是国家权力的执行机构，对国家事务行使着管理、监督、指导、服务、保卫等方面的职能。由于政府具有特殊的地位，在国际传播中，它始终是主导性的传播者，所谓的“强势主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政府作为传播主体的地位无人能够企及，它代表国家进行的对外传播，是国际传播中最主要的部分。即便在今天，在某些国家的某些特殊发展阶段上（如战争、政权更迭等）以及一些处于舆论高度控制下的国家中，政府仍然是唯一的对外传播主体。正因为国际传播长期由政府主导，与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密切相关，它才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多元化的传播主体出现以后，尽管政府作为国际传播主体的强势地位受到挑战，但在诸多传播主体中，它仍然处于主导地位，并对其他主体的传播行为实施着把关控制。由于政府在国际传播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与作用，它始终是国际传播学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

企业是营利性的社会组织。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在征服国内市场的同时，它必然要开辟国际市场，向外输出自己的产品、服务或技术。在此过程中，企业自然就会产生对外推销产品、服务，进行广告、公关宣传的需要，也就是国际传播的需要。从企业参与国际传播的历史走向看，企业（国际）传播主体经历了由国内企业向跨国公司的演进、发展过程。最初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国内企业开始参与国际分工，面向世界市场，这些企业也就成为最早的国际传播主体。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和世界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出现了专门从事国际贸易活动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本身就是超越国界的，它的传播活动一开始就带有国际传播（全球传播）的色彩，是国际传播的一部分。从目前的情况看，国内公司的跨国经营、贸易活动正在进一步扩大，跨国公司的数量也在不断增长。与此相应，企业作为国际传播主体的传播需求也会越来越大。

这里的所谓社会组织，是指除政府和企业之外的非营利性组织，包括各种政治性、文化性、学术性、宗教性、福利性的组织机构与社会团体。以影响范围论，非营利性组织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一国范围内专业性、行业性的团体、组织，包括各种协会、学会、研究会、联合会以及学校、图书馆、医院等事业单位；第二类是国家性的且以国际交流为目的的各种团体、组织，例如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贸促会、国际商会等；第三类是跨国界（区域性）的团体或组织，比如欧盟、东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第四类是全球性的团体或组织，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等。这些团体、组织均有明确的目标与宗旨：或是为了唤起人们对某一问题、某种事物的普遍关心，或是力求推动某项社会事业的发展。达成目标离不开传播，而互联网的发展使其有可能成为独立的传播主体。后三类团体、组织的信息传播本身就是国际传播的一部分；借助于互联网高速信息通道，国内组织的传播也可以跨越国家的界限。除此之外还有一类特殊的组织，即恐怖组织和邪教组织等，它们同样是互联网积极的使用者，其传播行为同样构成国际传播的一部分。只不过它们所传信息带来的社会效果是极其负面的。

个人参与国际传播古已有之。早期的个人参与是以人际传播的形式进行的；传统媒体条件下个人也可以参与国际传播过程，但是由于媒体机构受控于政府，个人尚不能成为国际传播的主体。互联网创造了全新的、没有中心和强权的信息空间，任何人无须经过政府机构的批准、检查，就可以在网络上制作他人能够阅读到的网页，或者通过电子邮件、新闻组、网上论坛、电子公告栏等各种方式向众多网民传播信息。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麦特.德拉吉通过个人网站将美国总统克林顿性丑闻案中独立检察官斯塔尔的调查报告向全世界披露，让人们有史以来第一次不是通过报刊或广播电视，而是通过互联网去了解一件重大新闻事件的详情。新的世纪，在德拉吉式的个人网页的基础上，“网络日志”逐渐演变为一种全球性的大众表达方式。“网络日志”（Blog或Weblog）是一种十分简易的个人信息方式（也是一种网页），任何人都可以像免费电子邮件的注册一样，完成它的创建、和更新过程。至2004年，美国国内已有500万个Blog（博客）站点，并以每天15000个的速度增长，以至《纽约时报》发出惊呼：博客网页数量已经超过传统互联网页面数量[6]。中国虽然还在为Blog的称呼争论不休，但是博客的大量出现和与日俱增却是有目共睹的。博客的兴起使网上的每个人都成为了独立的媒体发言人，并以蜂窝状的组织结构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民众性的信息交流平台。互联网首次将大众传播的“受众”变为传播媒介的拥有者和使用者，变为国际传播主体中的一员，堪称人类传播史上的一次革命。也正是因为网络上的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信息源，传统的舆论控制模式也就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三、国际传播主体特征

国际传播主体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传播主体的性质不同虽然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都可以称作“国际传播主体”，但它们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主体的不同也就决定了传播性质与形态的不同。以政府为主体的国际传播是政府（信息）传播的延伸，是政府传播的跨国界部分。与其他传播主体不同，政府传播者代表国家行使传播职能，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当它通过媒体进行传播时，它既是传播者，也是把关人，这是其他任何国际传播主体不具备的特性。与政府传播不同，企业传播是一种商业行为，为的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因此，以推销产品、服务为目的的广告宣传和以树立形象为目的的公关宣传也就成为企业传播中一部分重要的内容。社会组织有着不同的类型，而不同类型主体主导下的传播性质也是不同的。例如政治性组织（包括政党）的传播属于政治传播范畴；文化类组织的传播属于文化传播范畴；宗教类组织的传播属于宗教传播范畴，它们各有其传播规律与特殊要求。个人传播主体是随着互联网的产生而出现的，具有隐匿性、分散性、随意性的特点，其传播规律与要求与上述主体显然不同。总之，传播主体性质的不同也就决定了传播目标、传播形态及其内容的不同。因此，我们在研究国际传播主体共性的同时，也有必要对不同传播主体的个性特征进行考察分析。

第二，传播主体的影响力不同

在国际传播中，传播主体的影响力是不同的。在诸种传播主体中，政府是强势主体，最具影响力。它所传播的信息可以在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甚至整个世界形成一致性的注意，并形成统一的舆论，统一的意志，统一的行为，对事件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例如“9．11”美国遭受恐怖袭击后，政府的信息传播（包括总统演讲、新闻发言人的发言、各种相关的报道、评论等）使美国民众在较短的时间内就从极度的恐慌中镇定下来，恢复了正常生活，并开始了一致对外的“反恐”活动。政府传播主体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一些全球性、地域性的组织、团体，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在世界范围内也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当然，大型跨国公司的影响力也不容小觑。在诸种传播主体中，个人的影响力似乎最小，因为他们是一个个分散的个体，而个体的声音远不及国家、大型社会组织或跨国企业集团响亮。正常情况下或许如此，一旦出现非正常情况（如与个人利益相关的危机事件或与民族国家利益相关的重大国际事件），而权威性的传播主体失语或提供的信息不准确时，个人就会成为补充性的信息源，它们聚少成多，最终必将形成强大的舆论声势，以至对政府或大型组织机构的决策产生影响。因此，政府以及大型组织机构在考虑如何增强自己对公众的影响力的同时，对个人传播者不可掉以轻心。

第三，传播主体利用媒体的程度不同

传播主体的特殊性，决定了它在媒体选择和使用上的特殊性。国家是强势的传播主体，它对媒体的使用是全方位的。就位势而言，政府显然高于媒体。作为代表国家行使管理职能的一种特殊机构，政府对媒体具有控制与管理的权力，这种权力或通过行政、法律手段表现出来，或通过信息手段表现出来。在后一种控制状态下，媒体对政府的依赖性是显而易见的：媒体无不希望获得来自政府的权威信息，并籍此显示自己的权威性和可信度。因此，政府用以进行国际传播的媒体是包括报纸、广播、电视以及互联网在内的各种媒体。当然，政府传播中也存在媒介的选择问题，但它无须考虑费用如何，只需考虑如何通过媒体将信息快速、准确地传达到公众那里。企业是营利性的组织，它对媒体不具有控制、管理的权力，媒体对它也没有配合报道的义务。因此，它们只能通过买断报纸的版面，广播电视的频率、频道等进行广告、公关宣传，为此就不能不进行成本核算。当然，互联网为它提供了低成本的传播空间。非营利性组织与媒体的关系也大抵如此。个人利用传统媒体自主传播信息的可能性很小，只有通过互联网，他们才能成为自由、独立的传播主体。由此可见，随着传播主体规模和重要程度的递减，其媒体选择和使用的范围与程度也在递减。

第四，传播主体的传播行为不同

不同的传播主体代表不同集团（或个人）的利益，有着不同的目标诉求，这些必然在传播行为中表现出来，使其呈现出不同的规律与特征。对不同组织（个人）的传播行为进行考察分析，探索其传播行为背后的决定性的因素，总结其内在规律性，是国际传播学研究不容忽略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前面提到过的原因，在以往的大众传播学研究中，人们对传播主体本身几乎不予关注。例如，拉斯维尔传播过程五要素中的四个要素，即讯息、媒介、受传者、效果都有清晰的界定和充分的研究，唯独传播者一项少有涉及。在西方国家，传播者研究被定位于“控制研究”，与“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效果分析”并称为大众传播学研究的五大领域。因为大众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传播的一般过程和规律的，“传播者”的被忽略（实际上是传播者与媒介的合一）尚可理解。国际传播研究的是不同传播主体利用大众传媒（跨国界）传播信息的现象和行为，相应地，对主体传播行为的考察分析就成为这门学科中一个基础性的部分。如果不对传播主体进行分类、分层研究，具体观察不同传播主体特殊的传播行为及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共性特征，就不可能对国际传播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也不可能针对性地提出传播致效的战略性思考，其结果，国际传播研究的任务也就不能很好地完成。

总之，国际传播主体是国际传播行为的发出者，是对国际传播过程与结果产生直接影响的重要因素。随着我国国际交往的不断扩大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我国国际传播主体，特别是政府在国际传播中的作用与影响将越来越突出，相应地，这方面的活动也将更多地纳入研究者的视野。

注释：

[1]转引自郭庆光著：《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7页。

[2]刘继南主编：《国际传播现代传播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第6页。

[3]转引自郭可著：《国际传播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页。

[4]转引自郭可著：《国际传播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页。

国际传播论文范文篇8

【关键词】新闻学；传播学；国际新闻传播；国际传播

一、国际传播研究的现实状况

国际传播是一个年轻的、正在发展的、充满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现实性的新兴学科。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传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国。60年代末，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开始得到了承认。1971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率先开设了国际传播的硕士学位课程。70年代，国际传播研究走向国际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成立于1957年的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众传播协会，于1978年设立了国际传播分会，作为其12个分会之一。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先后组织出版3本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1）、《世界交流报告》（1989）和《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1997）。1994年，国际传播分会开始出版自己的会刊《国际传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大众传播协会的近几次会议上，国际传播成为最热门的论题之一。

与此同时，民间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在我们不完全的资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就有十数种。如：《组织中的国际传播》、《国外新闻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国际关系的新领域》、《二十世纪的国际新闻播报》、《传播的国际百科全书》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国际传播中的现实议题》、《全球新闻业：国际传播的历程》、《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经济》、《超越国家主权：90年代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化：批判导论》等（以上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笔者发现，国际传播的研究以美国领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国。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是一个国际传播大国，掌握了世界传播信息量中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体集团中，美国就占了5家。

从国内方面看：在我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可以说刚刚处于起步阶段。1982年传播学才通过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介绍到中国。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第1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5年复旦大学成立了高校第1个传播学研究机构“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黄山召开了第2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进行了第一次社会舆论调查。经过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厦门召开的第3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定了传播学本土化的方针，1995年在成都召开的第4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拓开了传播学更广阔的研究领域，1997年中国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传统学科体系进行调整，传播学开始被并入原来的一级学科新闻学，称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传播学20年的引进、介绍、研究和本土化、实用化过程中，国际传播是发展最晚的一个分支领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专门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播研究所等几家为主的格局。在国内传播学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关国际传播方面的论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们查到的国内以国际传播为题的中文书只有3本，一是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刘继南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院长蔡帼芬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译著，即美国罗伯特·福特纳的《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有关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经初步分析，我们发现，这其中，从大的方面讲，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的研究集中在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对外宣传与国际关系及对传播学的译介方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则集中在对策论、国外舆情分析、焦点问题报道等实用化内容方面。该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舆情分析报告并成立了阳光论坛，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笔者认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传播学研究还存在许多弱点，大致说来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所谓玄化是指在传播学的介绍、引进过程中偏重引经据典、直译许多国外名词而缺乏对文本的中介转换，造成概念混乱，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则表现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学科边界，不限定学科内容；而是把一切现象都往传播学里面装，似乎一切人类文化现象都是传播现象，一切跨越了国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国际传播，结果使研究目标无法锁定和深入。空化是我们过去政治化研究传统的延续，在缺乏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具体研究、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空发议论，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种哲学理论，结果背离了研究的科学精神。术化则集中于对策研究，一切以实用化为目的。当然，如果的的确确搞“术化”，那应该是先基础（术）、再理论（学）再运用（学术），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从乐观一面看，尽管存在许多弱点并且刚刚起步，但国际传播学仍然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前途的新兴学科。恩格斯告诫我们，“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一旦社会上产生了某种需要，那将会比10所大学都更能推进研究的深入。国际传播发展的两大背景是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化、以及大众传播的兴起和传播分化。这决定了国际传播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对国际传播学进行深入研究是时代的任务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传播学的学科来源

国际传播并非无本之木。其学科来源，大约有3个方面。

国际传播来源之一是传播学。传播学是一门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发展的新兴学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有关传播学的英文著作就达4000多种。从体系上看，传播学研究包括传播定义，人类传播史，传播符号、过程、结构，传播方式和媒介，传播受众和效果，传播制度与控制，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传播学流派等内容。传播学本身就是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多种学科的一门新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元素。从理论上看，现在形成了注重研究过程、以实证为特点的美国学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论批判为重点的欧洲学派。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的契合点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学者鹤木真曾把国际传播定义为“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另一个日本学者生田正辉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由此而来，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在于国际传播内容的价值问题、信息与主权问题、文化霸权问题、信息全球化及国际信息秩序问题等方面。这些课题对国际传播中的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赋予了较大的注意。

新闻学是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二。它发韧于报刊出现后的18世纪，在19世纪末新式新闻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种种有巨大影响的新闻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开始融入了大众传播学，形成了新闻传播学。新闻学包括新闻学理论、业务和新闻传播史三部分。作为应用学科，新闻学的业务部分是一个更庞大的学科分支，大大多于、强于其理论部分。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在于新闻的业务实践从一开始就包括国际新闻部分。

然而，笔者所见，国内学者包括新闻界对国际新闻的认识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现象。国际新闻似乎是指与国内新闻相对的那部分内容，即属于“国际方面的消息”那一类。同时，面向国外的新闻报道及其他传播活动则被看作是对外宣传。其实，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国际新闻应该指跨越了国界的新闻，并不仅仅是来自国外的新闻，也不仅仅是对外宣传，而是双向互动的新闻。

从历史上看，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中，国际新闻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大众报刊兴起后，国内新闻、地方新闻逐渐夺走了国际新闻的地盘。但是即使在新式新闻到达顶峰的19世纪末的美国，国际新闻仍然稳定地占据着相当大的新闻比重。随着20世纪初世界体系的形成，国际新闻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有时稍有增减。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国际新闻，实际上属于国际传播范畴；而且可以说，国际新闻是国际传播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新闻的认识，是国际传播学出现的基础。在新闻史中曾出现过政党报刊、言论纸向大众报刊、新闻纸转变的过程，在国际新闻传播的历程中也同样遵循这样一条轨迹。在新闻史早期，国外新闻报道主要发生在民间（即传播者主要为民营办报人）。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社会的形成与竞争的激化，国家开始成为国际新闻的重要传播者，国际新闻开始明显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实用性。这时国际新闻的首要特征就是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主动认识并开始运用国际新闻进行宣传的重要时期。一战以后特别是二战之中，这种认识和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冷战时期，这一传统得到了延续。到了20世纪末，国际新闻的宣传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减弱。

总之，国际新闻是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点，其重要特征表现为政治性和实用性。英国新闻界泰斗北岩勋爵曾任英国一战时期对德宣传总监。传播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早在1931年出版的关于国际传播的两本书《国际传播：美国的态度（Calrk,Keith,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theAmericanAttitude,NY1931）、《国际传播：语言问题论文集》（HerbertNShelto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ymposiumontheLanguageProblem,London1931），也都涉及对外宣传问题。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国际传播》专著的台湾学者李瞻本人也是一个新闻史学家。由于国际新闻只是新闻中的一个现象，对外宣传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加之新闻学本身又是一个实用性的学科，所以在新闻学的论著中，鲜有详论国际传播者，有的也只是强调其宣传功能。所以从新闻学演化而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侧重点主要在“术”的研究，即宣传技巧、效果以及对策研究。但是按现在我国的学科分类，国际传播要在新闻学和大众文化事业中去查找，这虽能表明国际传播与新闻学的渊源关系，但严格说来这种学科界定并不科学，也不太符合现实需要。

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三是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最早就是国际政治学。一战以后政治学由传统的历史比较分析转向现实主义政治，于是国际政治学逐步转化为国际关系学。20年代后，现实主义政治学占据了主流。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滥觞，国际关系学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国际关系学包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现状及控制、国际关系理论等几个方面。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预见、评价乃至控制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现状”的学科。它包含两个研究层面，一是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二是宏观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作为国际基本行为体的利益、力量、外交战略，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的体系与结构、动力与控制及演变和预测等。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的微观和宏观层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是在60、70年代开始从国际关系角度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的。这一时期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行为主义试图从可观测、可控制的国家行为出发，建立一种“精确”和“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创造了国际关系学分析模型的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国家外交决策系统和国际一体化的控制系统，其中大众传媒和民间舆论传播的通讯交换和控制在这一模型中占据重要地位。罗伯特·诺斯则在国家间信息传递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内容分析和决策心理分析理论（ContemporaryPoliticalAnalysis,1967）。所谓内容分析是总体分析，就是通过对大量的国际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和分析，直观地把握国际体系；所谓决策心理分析则是个体分析。理查德·梅里特着重在国际传播的过程和内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国际传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s,1972）。后来，一些学者进行了不少媒体与外交、舆论与对外关系的专题研究，创立了“公共外交”（PublicDiplomacy）研究领域。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这两个不同的学科角度来搭建相互关系（如台湾学者周莉音《国际关系中国际传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总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论贯通性的感觉。在近年来从国际关系学角度进行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国家行为个体、国家力量及力量显示方面，有人认为传统的国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仅仅集中在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实力和贯彻目标的意志力几个方面是不够的；应该而且必须加上国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扩散及控制，因为信息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二是在国际关系整体及全球化问题方面，有人认为必须加入国际传播因素。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果缺乏国际传播体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国际传播体系也是国际关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国际传播，能为我们从理论和实际、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帮助。

从以上国际传播的3个学科来源看，国际传播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它与上述3个学科都有渊源关系，又不完全直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其多学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当代社会科学综合化与学科分化的一般趋势。

三、深化国际传播研究的思考

对于深入推进国际传播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至少有4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国际传播的本体论研究、国际传播史的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的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

国际传播本体论要解决国际传播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国际传播的定义问题。我们可以说传播学研究“社会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系统的运行”，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研究“国际间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系统运行”?我们可以说新闻学研究“对新近变动事实的传播”，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对新近变动的国际事实的传播”，或者说是“对新近变动的事实的跨国传播”?我们可以说国际关系学是研究“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研究“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应该说上述说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准确地反映了现实。

在传播学的体系建立过程中，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个W的体系模式很有创建性，为传播学界所广泛接受。但实际上国际传播在每个W的具体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传播者方面，有人认为应该主要是指国家或国家的组织，有人认为还应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有影响力的个人，还有像梅里特，则提出了三元模式。在传播内容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国际新闻的传播，有人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还有人则认为应该包括一切信息。在传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大众媒介，而且重点是电子媒介；有人则认为应包括人际交流的一切方式。在传播受众方面与在传播者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样，有人认为应该有特定的传播对象；有人则认为凡是面向国际社会的传播都是国际传播；而所谓国际社会，就是没有国界的社会。与上述诸方面相比，可以说国际传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样在这一方面，“公共领域”理论、制码解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文化霸权”理论都在大行其道。很明显，只有对上述的分歧和争论进行梳理和明确化，才能建立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论认识。

国际传播史是对国际传播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综合性。恩格斯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学。一切现代社会科学都是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切现代学科的建立都离不开对该学科所探讨的社会现象的历史考察。对国际传播的历史考察也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而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关于国际传播的起源，有人从国际关系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传播始于16、17世纪近代国家的出现和国际关系的起源，这种说法忽略了传播业的内在发展。有人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认为国际传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讯社的成立和电报的出现（李瞻《国际传播》1984，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2000），这种说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报刊的作用。还有人则从国际政治角度考察，认为国际传播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的战时宣传，这种看法显然比较狭窄。在众多新闻史著作中，有关国际新闻史和国际传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视，往往被挤在对外宣传的角落。实际上，考查国际传播史的起源与发展应考虑其本身内在的规律，并应综合社会相关因素进行综合研究。

国际传播论文范文篇9

关键词：广播电视；国际传播；一带一路；守正创新

在2018年8月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已跨过正本清源阶段，迈入守正创新的重要阶段。面对当前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广播影视国际传播工作要立足国家外交大局，积极配合国家战略，服务新时代新目标，自觉提高政治站位，履行使命任务，不断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加大广播电视对外交流合作力度，在更高层次和起点上推动广播电视国际传播不断强起来。

一、广播电视国际传播进入新阶段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广播电视国际传播工作，先后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等重要文件，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以下简称总局）和其他有关部委也相继制定了配套政策，从影视文化市场主体培育、金融扶持、财税优惠、海外营销平台建设等多方面鼓励和支持广播电视媒体和影视机构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在政策的引领带动下，经过五年多的发展，中国广播电视国际传播进入新阶段。（一）广播电视服务国家外交大局的意识和能力显著提升。广播电视系统坚持以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不断提高思想意识和站位，服务国家工作大局的意识和能力显著提升。一是成功举办中俄媒体交流年活动。2015年5月8日，主席与普京总统共同宣布2016—2017年中俄两国举办“媒体交流年”，这是两国元首着眼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作出的重要决定。总局作为中俄媒体交流年中方组委会秘书处，与俄方保持密切沟通，确定了政策交流、相互报道、大型活动、合作制作、互译互播、媒体产业等十个领域开展交流合作，共完成合作项目260余项，全面推动中俄人文交流合作迈上新台阶。二是配合高访，举办“影像中国”海外播映活动。2018年，总局从服务外交大局出发，全新策划推出了“影像中国”播映活动，借助国家外交平台和契机，在境外媒体播出中国优秀影视节目。①截至目前，“影像中国”海外播映活动已先后在葡萄牙、菲律宾、巴拿马举办，在三国主流电视台播出了一批高品质的中国影视作品，收视效果良好，有效推动了中外影视深度交流合作和中国影视在合作国家的传播力与影响力。三是承担广播电视国际合作重大项目。2015年12月，在约堡峰会上提出“为非洲1万个村落实施收看卫星电视项目”（简称“万村通”项目），即向非洲25个国家的10112个村落接入卫星数字电视信号，为非洲农村地区普及数字电视。“万村通”项目由中国企业四达时代负责实施，截至2018年12月，肯尼亚、莫桑比克、乌干达、赞比亚、刚果金、几内亚、塞内加尔、卢旺达、布隆迪、中非、刚果布、几内亚比绍等12个国家已完成安装任务，其中有部分国家已顺利完成验收工作，“万村通”项目陆续进入现场验收阶段。（二）广播电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取得突破。主流媒体国际传播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指标。近年来，广播电视系统通过着力建设国际传播旗舰媒体和重塑国际传播业务模式，不断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推动广播电视国际传播强起来。一是外宣旗舰媒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中国国际电视台开播两年来，始终按照指示精神，坚定文化自信，坚持新闻立台，全面贴近受众，实施融合传播，认真履行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的职责使命，着力推进内容建设、融媒中心建设、海外分台建设和落地渠道建设、品牌形象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等，将CGTN建成为一个包含6个电视频道、3个海外分台、1个视频通讯社和1个移动新闻网在内的多语种、多平台的融媒体传播机构，成为中国外宣旗舰媒体。②二是合作传播成为广播电视国际合作的主要方式。国际合作是推动中国广播电视提高国际表达能力、进入国际主流的重要方式，也是国际影视行业发展的重要趋势。③近年来，中国广播电视机构加强与国际主流媒体合作，联合制作节目、联合开办栏目，使合作传播成为国际传播的主渠道和重要机制，成为提高中国广播电视国际传播力的重要途径。例如，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从2015年开始，以商业化模式开播了八个海外中国时段“ChinaHour”、两个海外中国频道以及俄罗斯新媒体专区“ChinaZone”，有效推动节目出口从传统的“零星单个节目销售”迈向批量化的“集成节目播出发行”，并带动广告经营与商业开发，向综合运营升级。（三）广播影视内容产品的国际化水平不断提升。近年来，随着中国电视剧、纪录片、综艺等影视内容产品的品质不断提升，广播电视国际传播的商业化、市场化稳步推进，影视内容产品出口规模不断增长，市场格局不断优化。一是出口额持续增长，五年来实现翻番。据不完全统计，近五年来，在总局积极推动下，中国影视内容出口逐年递增。2013年全国影视内容出口约6066万美元，2014年约7976万美元，2015年约1.14亿美元，2016年约1.21亿美元，2017年出口额达1.22亿美元，比2013年翻了一番。二是广播电视内容出口市场不断优化，从港澳台、东南亚等传统市场不断向非洲、中东、欧美等新兴市场拓展。中国影视内容产品已建成覆盖全球的国际传输覆盖网络，成功进入全球五大洲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题材类型从单一的古装剧向都市剧、现实题材剧发展，产品形态拓展影、剧、综、漫等各种类型。三是出口主体日益多元化，民营企业成为广播电视走出去的重要力量。从影视内容产品出口主体来看，国有重点企业的引领作用突出，民营企业增长态势明显，新媒体出口成为亮点。据统计，2017年国有重点影视文化企业，如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央视动画有限公司的出口额分别为2184万美元和917.41万美元，发挥着电视节目出口的主渠道优势。民营企业增长态势明显，出口额超过100万美元出口企业中，民营企业占比65%。新媒体企业内容出口展现较大潜力，2017年出口额约759万美元。④四是中国原创节目模式走上世界舞台。2018年4月，在法国戛纳春季电视节MIPFormats的主舞台，中国影视机构举办了一场备受瞩目的中国原创节目模式推介会，本次推介会主题为“WISDOMinCHINA”，《声临其境》《跨界歌王》等九大中国原创节目模式首次集体亮相国际主流舞台。2018年10月，中国作为主宾国在法国戛纳秋季电视节举办了系列活动，其间优酷与福克斯传媒集团（FoxNetworkGroup）正式签署合作协议，由福克斯传媒制作《这！就是灌篮》中国台湾版、菲律宾版，优酷则为福克斯提供模式制作手册、进行制作培训等。中国原创节目模式再次引起全球业界的瞩目。（四）广播电视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领域。为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在广播电视领域走深走实，在的指导下，总局连续五年策划实施“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五年来，影视桥工程引领全国广播影视机构积极对接国家战略，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共策划实施了400多个项目，在获得专项资金支持的有55个项目。这些项目的实施，有效促进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广播影视交流合作。一是引领了影视节目创作和译配，内容建设取得积极成效。据统计，“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实施五年来，已经储备1600多部、6万多小时、36个语种的中国优秀译制作品并在全球100多个国家播出，⑤并取得非常好的海外播出效果，绝大多数创造了当地的收视率新高。二是调动了多方积极性，形成了中央和地方、国有和民营共同参与的格局。尤其是内蒙、新疆、广西、云南、宁夏等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发挥了区位优势、文化优势和主体优势，在对周边国家的精准传播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三是搭建了多元的渠道平台，有力助推中国广播影视节目走出去。作为影视桥工程重点项目之一，丝路电视国际合作共同体成立两年多来，在节目联播、频道合作经营、节目评奖、培训交流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截至2018年12月，共同体成员和伙伴发展到五大洲50个国家105家机构，成员包括播出机构、制作机构、译制机构、视听新媒体以及影视行业区域性、国际性的组织，如亚广联、AIBD等，有效促进了中国影视走出去。⑥四是形成了电视中国剧场等“一带一路”广播电视国际合作品牌栏目。在总局的统一部署下，各级广电机构已分别与包括蒙古、尼泊尔、巴基斯坦、越南、菲律宾、乌克兰、塞尔维亚的20多个丝路国家主流媒体签署了30多个包括“电视中国剧场”“中国时间”“丝路剧场”等各类影视节目播出合作协议，中国影视节目在丝路国家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

二、坚持守正为基，发挥广播电视在国家工作大局中的重要作用

推进新形势下的广播电视国际传播工作，守正是基础和根本。守正就是要坚持方向、坚守正道，在政治站位、导向把握、责任担当上守正。⑦具体而言，要守正就要进一步明确广播电视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围绕国家整体外交和广播电视中心任务开展工作，为公共外交服务、为广播电视事业产业发展服务、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服务。（一）提高政治站位，彰显广播电视在国家工作大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为做好新形势下广播电视国际传播工作，广播电视机构必须提高政治站位，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紧紧围绕国家外交工作大局和总局中心工作，牢牢把握前进方向和发展脉络，策划实施重点媒体交流活动，谋求广播电视传播工作在更高层面更大范围取得更多突破。一是自觉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和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导广播电视国际传播各项工作，不断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不断增强对广播电视国际传播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推动广播电视国际传播工作要始终立足于服务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和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二是继续扩大“影像中国”播映活动范围，服务大国外交，推动中外影视深度交流合作。例如，在2019年中蒙纪念建交70周年之际，配合外交部门和驻蒙使馆的工作，将“影像中国”播映活动纳入中蒙建交7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中，为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设和传统友好发挥积极作用。三是牵头举办2019中国-东盟媒体交流年。2018年11月，在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上，中国政府宣布2019年为“中国-东盟媒体交流年”，外交部委托总局作为中方牵头单位。为办好中国-东盟媒体交流年活动，全国广电机构尤其是广西、云南等边境地区广电机构，要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在媒体政策交流、大型活动、主题报道、影视节目合拍及推广、新媒体交流、人员培训等方面策划更多活动，不断创新合作渠道，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中国-东盟媒体交流年活动取得成效，更好服务于中国-东盟外交大局。四是举办中国-阿拉伯国家广播电视合作论坛。近年来，中阿战略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和拓展。2016年，中国发表了首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白皮书；2018年7月，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上，中阿签署了《中阿合作共建“一带一路”行动宣言》。为服务中阿外交大局，广播电视行业要齐心协力办好中国－阿拉伯国家广播电视合作论坛，继续开展影视节目译制和授权播出，开展广播电视技术和产业合作，进一步贯彻落实关于建立“全面合作、共同发展、面向未来”的中阿战略伙伴关系的精神。（二）践行使命任务，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展形象是新时代赋予广播电视国际传播的重要使命任务。广播电视机构要不断践行使命任务，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一是坚持和巩固开放的广播电视产业政策。近年来，中国已与英国、新西兰、印度等21个国家签署了电视或视听合拍协议，合作创作了一批影视精品力作，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流媒体签署合作协议，创办了“电视中国剧场”，推动大批优秀中国影视节目在“一带一路”国家热播。二是展现当代中国形象，主动讲好“三个故事”，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从不同维度和侧面，展现当代中国的文明大国形象、东方大国形象、负责任大国形象、社会主义大国形象，让当代中国形象在国际上不断闪亮起来。三是展现当代中国发展成就。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的火热实践为中外影视内容创作提供了丰富资源。全国广电媒体和影视机构要不断挖掘中国发展故事的富矿，推出更多优秀影视作品，推动各国人民情感交流、心灵沟通。四是提炼和展示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及世界意义。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历程，积淀了深厚的文明成果，中国广电媒体和影视机构有责任有义务把中华文化的精神标识以及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为人类发展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三、坚持创新为要，推动广播电视国际传播不断强起来

国际传播论文范文篇10

近20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我国的对外传播媒体（本文主要指英语媒体）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基本形成多语种并用、多种媒体并存的模式。就语种而言，已形成以英语为龙头、附以40多种其他外语并重展开对外传播的格局。1981年以前，我国对外传播的媒体主要以电台、通讯社和杂志为主，现在报纸、电视和互联网迅速跟上，基本形成多种媒体并存的格局。[1]

尽管如此，我国英文媒体在外国受众中的可信度仍较底。笔者去年在上海的外国人中曾作过一次问卷调查。调查显示来华的外国受众中真正相信我国英语媒体的人数所占比例还较底，只有25%左右（见表1）。当然，完全不相信的比例也不多，为15%。而大多数的受众（60%）持谨慎态度或不想发表意见。这说明他们还不完全信任我国的英语媒体。

来华外国受众对我国英语媒体的可信度你是否相信中国英语媒体人数/百分比

相信16/24.2%

不相信10/15.1%

既相信又不相信（持谨慎态度）30/45.4%

不想发表意见10/18.2%

共66人

我国英语媒体的可信程度不高会直接导致我国英语媒体目前的传播效果相对较差，或者说还不够理想，无法在国际舆论中享有与我国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影响力。（张振华--加注）这里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从新闻业务看，我们的新闻报道选择针对性不强。前部长朱穆之对此有个形象说法：你想说的都说了，我想知道的你都未说（朱瑛璜语—加注）。此外，由于受到我国目前政治体制的影响，我们新闻报道方式因过分强调正面报道而缺乏全面性，因而相对于国际受众来说我国英语媒体总显得较片面和不可信。

笔者认为，除上述原因外，我国英语媒体的传播效果相对较差主要与我们缺乏对对外传播中国际受众心理的研究有关，集中表现在我们对国际受众定位问题上。

二、我国忽略国际受众心理研究的成因分析

我国在国际受众定位的问题有过波折。在“”以前，我国对外广播的受众基本上是政治上的中间分子，即对我国了解不多，甚至对我国还有许多疑虑但并不敌视的人。“”期间，这种观点被认为是“中间听众论”、“迎合资产阶级”，而把马克思主义左派“确定为主要的受众。结果失去了许多受众。据统计，国际台（那时叫北京电台）听众来信量曾在1965年创下28万封的记录，但到了“”期间，跌到2万封以下。[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传播已基本排除“左”的影响。但现在我国对外传播的受众定位有两大趋势值得注意：首先，我国英语媒体（广播、电视、报纸、杂志和互联网）受众定位的趋同倾向较明显，一般都确定为：境外受众（外国人和华侨）、境内外国受众（以工作、学习和旅游为目的）和国内受众（主要以外语学习为主）。因此，我国对外传播各个媒体的国际受众缺乏个性化。此外，虽然各大英语媒体也有受众的反馈渠道，但其外国受众调查还缺乏专业化操作，基本上由各媒体自行展开，而不是由独立的调查机构来进行。即使获得了一些受众调查结果也往往不对外，处于一种“保密”状态，对提高传播效果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中国日报》的常务副总编黄庆认为，目前许多英语媒体不敢或不愿做受众调查，因为调查的结果可能会使媒体本身难以接受。[3]当然，缺乏有效资金也是受众调查较难开展的另一个原因。客观上，国际受众的调查费用比国内受众调查会更高、更难。这些都使得我国对不同英语媒体的外国受众的心理状况以及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不可能进行系统化、程序化的研究，因而较难对国际受众进行正确定位，还未形成非常明确的受众群。换言之，我国对外传播过程中有时还存在靠“拍脑袋”来决定国外受众心理状况和需要的现象。（加注--陈静溪语）由此产生的新闻报道，其效果可想而知。

三、加强国际受众心理研究的必要性和作用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我国之所以忽略对国际受众心理研究主要与我们内部体制政治化程度较高有关；同时也可以看出我们重视并加强对国际受众心理研究的必要性和作用。

1．加强国际受众心理研究是我们尊重对外传播规律，突出以人为本这一思想的表现。

我们在中文新闻报道中出于对国内稳定大局出发，应该突出以正面报道为主这一方针，笔者认为应该提倡。但是我们的对外传播主要是针对国际受众，其影响力主要针对非华裔的外国受众为主（至少在理论应该如此）。尽管我们可以列举百分之一百的理由来证明我们现阶段坚持正面报道为主方针的必要性和在中国的现实性，但是如果多数国际受众不接受或者不喜欢“我国英语媒体塑造的基本上是正面形象，舆论一致和基本没有批评意见”[4]这一印象，那么我们的英语媒体就很难起到应有的作用。这也说明我们的对外传播报道方针必须必须遵循对外传播的规律，适合不同国际受众的特点，

当然，这不是说在对外传播中我们不能坚持以正面报道为主的方针，但这必须以我们对外传播是否有效果为前提，要看我们对国际受众心理状态的了解和把握程度。

2．了解国际受众心理可以提高对外传播的针对性，是取得良好效果的前提，也是要解决我国对外传播不够理想的必由之路。我国的英语传播媒体主要是针对国内外国际受众和国外华裔。上文中提及我国英语传媒之所以效果且佳是因为我国的英语报道缺乏针对性。那么我国的英语报道为什么会缺乏针对性呢？笔者认为还是因为我们对国际受众的接受信息的心理状态缺乏足够的了解而造成的。因此，要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我国各种英语媒体的各自的受众心理状态是我们目前的当务只急。

只有当我们在了解了国际受众的心理状态后，我们才能深入了解受众的信息兴趣和信息需求，进而改进我们的报道方针和报道形式去满足国际受众的心理需求。而当我们的英语媒体能满足在国际受众的信息兴趣和信息需求之时，也是我国英语媒体取得良好效果并扩大国际舆论界影响力之际。

从某种角度讲，国际受众的心理研究也事关增强我国英语媒体的国际竞争力问题，事关我国英语媒体的发展和生存问题。这一点在我国入世后将显得更为明显。

3．了解国际受众心理还可以时时为我国对外传播提供一枚自我检测的镜子，可以使我们不断从这枚镜子中找到自己的不足，至少可以预防在国际受众中出现一些逆反心理的出现。这里的逆反心理是指国际受众个体违背传播者意图的心理活动，表现为情绪抵触和反向思辩。[5]我们在这方面吃过不少亏。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在过去（如“”中）说过不少假话、大话，使我们的媒体（包括英文媒体）的可信度大打折扣，结果现在在国际受众（尤其是西方受众）中出现较严重的逆反心理，把我国的英语媒体传播当成完全宣传，不相信我国的对外传播媒体。即使我们是客观、真实的报道，但国际受众总表示怀疑。我国英语媒体的效果不佳和近20年来出现的连续不断的反华浪潮可能都与这种逆反心理有关。

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了解和把握国际受众心理是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具有深刻的现实性。

四、国际受众的心理特点和分类

新闻受众心理（包括国际受众心理）实质上也是一种社会心理，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自发产生的并互有影响的主体反应。新闻受众的心理一般具有四大特点：即随意性、交融性、互动性和差异性。[6]这些心理可能都与受众心理的共同特点：求新心理、求真心理、求近心理和求短心理等有关。[7]

但笔者认为国际受众的心理还有其特殊性。首先，体现在其跨文化和跨国界性。这就决定国际受众的心理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紧密相关，是不以对外传播者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一种的主观的客体。其次，国际受众的心理还具有难确定性。他们一般生活在在异国他乡，远离我们的英语媒体。所以，要正确了解国际受众的心理状况并非易事。况且，国际受众也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这使得精确把握国际受众的心理变得更难，也给我们改进对外传播报道带来一定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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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对外传播的国际受众可以根据国家、年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分类。就目前情况而言，我国对外传播的国际受众可以分为以下三大类：

1．海外华侨和华裔：他们虽然身居海外，但中国文化的渊源和华人在政治上的从属地位使他们与中国无法分离。他们会接触各种所在国的媒体，但也愿意接受来自我国的媒体信息。他们对待一些反华言论一方面会觉得感情上无法接受，但同时他们也会认为这些西方媒体说得也有一定的道理，我国国内某些方面是应该作些改进。总体来说，他们内心希望中国能强大，渴望了解在中国发生的一切，因此我国的英语媒体在这类受众中会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

2．非西方国家的受众。由于没有政治偏见，他们对中国相对较友好，偏见也较少。

对待西方媒体中对中国的报道，他们不会完全苟同，会采取较客观、公正的态度看待中国。当然他们对待我们的问题也会实事就是地指出。只要我国英语媒体报道方针应运得当，传播效果应该不会太差。

3．西方国家受众。由于长期受西方媒体对中国负面议题设置的影响，又加上对中国情况缺乏了解，或者能了解中国的渠道较少，他们一般对中国总存在或多或少的偏见，所以他们对西方媒体中对中国的报道（不管是否真实）基本上认同，而对我国的英语媒体报道则拥有一种天然的不信任，对我们的报道还会出现一种逆反心理，因此在这类受众中的传播效果相对会差一些。但是由于现在国际传播界主要由西方国家主导，客观上我国的英语媒体所针对的重点对象也应该是西方国家的受众。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我国英语媒体所面临的严峻现实。

五、如何把握国际受众的心理状态

从上文可以看出，我们要能把握国际受众的心理状态，既要了解他们的一般特点，更要熟谙他们的特殊性。只有我们努力学会去把握国际受众的心理状态，才能主动运用社会心理学的有关理论，改进我们的英语报道，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

就目前情况来看，笔者认为德国学者马莱茨克1963年提出的大众传播过程模式中对新闻接受者的心理分析也同样适合我国对外传播过程中的国际受众心理分析。[8]对我们有效把握国际受众的社会心理活动颇有启发。

1．国际受众的自我形象：国际受众中每个个体在其所在社会中的角色、态度、价值观的感知等因素，构成了这个个体在接受传播时的心理定势，决定了他或她接收或拒绝某种新闻信息。这些自我形象的形成与国际受众所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传播体制有密切关联。这就要求我们对外传播工作者在熟知国际受众的语言的同时，还必须研究国际受众所在国的政治、经济和传播体制以及他们对国际受众的影响，即国际受众的自我形象问题。这样才能找到我们对外传播的切入点。而这一切入点对我们有效的对外传播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2．国际受众的个性结构：指国际受众的个性心理特征，如气质、性格、能力场依存性和场独立性等对国际受众的影响。这方面对我国对外传播具有较大的现实性。上文中，我们提及我国的传播媒体现有的受众定位还不够明确，过于笼统。加强对国际受众的个性结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明确对国际受众的定位，进一步细化国际受众，确定有效的对外传播报道方针，加强我们的报道针对性，既可以节省成本又可以提高效率。

3．把国际受众作为公众一员：作为社会成员的国际受众在接收新闻媒体的信息时与接收面对面的人际传播信息时会有不同的心理感受和行为表现。这一问题涉及我国的宏观对外传播战略和英语媒体传播的关系问题。过去，我们总是认为对外传播只是英语媒体的事情，与其他部门无关。其实，对外传播涉及到我国每个部门，其中包括媒体传播和人际传播。马莱茨克的大众传播过程模式表明有时人际传播会起到媒体传播无法替代的作用。我国对外传播的实践也证实了人际传播的重要性。也许正因为如此，我国开始逐步注重国家形象的塑造，并有意识组织国外的文艺演出、展览会、领导人出访和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1999年还花费500万美元的巨资在美国主要大城市开展形式多样的人际传播活动，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

4．国际受众受社会环境的影响：指国际受众生活的社会、社区、家庭以及所归属的社群对其的影响。这一问题实际上是人际传播的延伸，是人际传播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国际受众除了生活在一定的有形的国家体制之中，他们还归属其他非国家和无形的社群。而这些社群对国际受众接受外界信息同样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这一观点也得到了美国传播心理学家肖(Shaw)和麦科姆（MaCombs）的支持。他们在提出著名的媒体议题设置理论后又提出了议题融合的理论，并认为议题设置注重人们了解到了什么,或者至少是大众传媒所报道的事件在受众调查反馈中的反映；而议题融合则把大众传媒的议题设置变为一个更大的社会知晓过程的一部分。议题融合理论认为个人会运用多种媒介与他人保持联系，并且认为与社群议题的融合是一个永不间断的社会过程。也就是说，社会环境对国际受众的影响是持续不断的，影响的大小和程度需要不断更新。[9]就我国对外传播的目前而言，这也是一个了解国际受众的非媒体舆论场的问题，

六、结束语

总之，加强我国对外传播中国际受众的心理研究主要是为了使我们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做到为知己知彼、有的放矢，使我们的对外传播英语媒体能真正发挥作用，既能改变国际受众的态度转变，同时能有效改善我国的国家形象(尽管这需要较长时间且难度也较大)。这样，我国英语媒体才能逐步融入国际舆论界并扩大我国在国际舆论间的影响力，并使之与我国的大国地位相比配。

注释:

[1]张振华，个人采访，上海，2000年4月14日。

[2]夏吉宣，1999年11月，浅谈国际广播在信息社会的地位，国际广播，8页。

[3]黄庆，个人采访，北京，2000年7月26日。

[4]郭可，2001年，对外传播和国家形象，未出版论文。

[5]秦绍德，1993年5月，宣传心理学，福建人民出版社，126页。

[6]刘京林，1997年6月，新闻心理学概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页

[7]汪新源，1988年10月，新闻心理学，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