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博士论文范文10篇

管理博士论文范文篇1

（1）一定的研究生规模和良好的结构比例。尽管学校有很多困难，特别是空间困难，但是，研究生规模不仅不能缩小，而且应该尽一切可能适当扩大，特别是要扩大博士生、免推研究生和学术型硕士生规模与比例。博士生、免推研究生和学术型硕士生不仅能产出大量SCI论文，而且是科学研究的重要力量。（2）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和北京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数量。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是衡量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标志。北京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虽然起步较晚，但是程序规范，要求标准高，竞争激烈，是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的预选赛。作为从研究生教育起家、以培养研究生为重要特色的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必须长期不懈地重视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和北京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产出，这既是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标志，也是培养“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的前奏。（3）SCI论文的数量与质量（影响因子和引用率）。尽管对SCI论文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现在依然没有超越SCI阶段。为了提高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必须下大力气重视SCI论文的数量和质量。当每个研究生都可以发表高水平的SCI论文时，我们才有资格讨论SCI论文是否重要。SCI论文目前依然是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研究团队建设、科研成果评奖的重要基础。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不能再走仅重视SCI论文数量的老路，而要更加重视SCI的质量，催生高影响因子SCI论文的产出，才能后来居上，实现跨越式发展。（4）发明专利数量与转化率。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有一定数量的工科研究生，除了鼓励研究生产出高水平的SCI论文外，还应鼓励研究生多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特别是具有广阔市场前景、易于转化的发明专利。（5）国际化程度与水平。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不仅有利于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和国际化视野，而且为扩大学校影响提供了重要平台，也会大大促进学校科研水平上台阶。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要实现地球科学领域世界一流大学的长远办学目标，提高研究生培养的国际化程度和国际化水平是必由之路。

研究生培养面临的挑战

遥想当年，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在地学研究生培养方面独领风骚，成为中国地质教育战线一道亮丽的风景。近年来虽然学校发展很快，但研究生培养出现了新的困难，面临着新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1）师资力量有限，每个教师带的研究生偏多。学校现有专任教师866人，其中具有正高级职称教师191人，副高级职称269人。2012年学校实际报到硕士研究生1743人，博士研究生377人。如果这些研究生全部由学校的教师来指导，具有正高级职称教师平均每人指导2名博士研究生，具有正、副高级职称的教师平均每人指导3.8名硕士研究生。按研究生学习时间为3年计算，每个具有正高级职称教师平均指导6名博士研究生和11.4名硕士研究生。相对于师资力量来说，我校研究生规模偏大，每个教师指导的研究生太多，特别是传统优势学科每个教师带的研究生太多，负担太重，压力过大，疲于奔命，不仅影响了指导教师的身心健康，影响了研究生培养质量的进一步提高，也使学校一些管理政策失灵。（2）研究生的生源质量有待改善，非地质专业的研究生偏多。研究生报考有一个就高不就低的基本规律，即学生要么选择自己的学校，要么选择比自己学校声望高的教学或研究单位，很少有学生选择比自己学校声望低的教学或研究单位读研究生。30多年前，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是地学研究生的首选之地，不光长春地质学院、成都地质学院、河北地质学院、西安地质学院的学生青睐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而且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的学生也纷纷加盟。加上当时招生人数很少，招生优中选优，生源很好。经过30年的发展，学生报考研究生对学校的选择范围越来越大，研究生报考就高不就低的现象越来越明显。近几年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研究生中几乎见不到北京大学、南京大学、西北大学、浙江大学和中山大学的毕业生。另一方面，由于就业的导向作用，近年我校传统优势学科研究生生源比例明显下降，跨专业研究生比例明显提高，非优势专业研究生比例增长过猛，导致研究生培养效率下降。跨专业研究生的成才率太低，对学校核心竞争力的贡献率不高，非传统优势学科研究生对学校核心竞争力的贡献率也不高。（3）培养环节需要进一步改善。目前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研究生培养在课程教学、实践教学和科研成果产出与转化等方面管理都比较粗放，体现学校的意志不够，需要进一步改善。（4）研究生学习研究长期与科研仪器脱钩，导致动手能力不强，发展后劲不足。这个问题其实也可以归结到研究生培养环节中。之所以将这个问题单独拿出来，是因为这个问题太突出了。留学生的实践表明，中国人对书本知识的学习能力绝不比外国人差，直到硕士阶段都不明显输给外国人，但在博士阶段实验室动手能力普遍不高。这与我们的研究生学习研究长期与科研仪器脱钩不无关系。（5）鼓励创新型、拔尖型人才脱颖而出的政策体系不够完善，一些政策执行不到位，大锅饭现象盛行，耗费了学校大量优质资源，影响了拔尖人才的培养和标志性成果的产出。（6）国际化程度与国际化水平不高，主体限于国内办学，虽有一定的国际交流，但规模不大，水平也有限。（7）研究生管理多为按部就班的服务，创新不多，特别是对全局具有带动作用的创新不多。

研究生培养的出路

管理博士论文范文篇2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管理博士论文范文篇3

与国内史学研究生的培养一样，美国的史学研究生也有硕士与博士两种学位之分。从训练模式来看，两者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不同的是，在美国，博士训练的过程更长，工作量更大，要求也更高。有人将“Ph.D.”戏称为“PiledhigherandDeeper”（“垒得更高、专得更深”）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就读学位的时间而言，硕士学位一般在两年内可以完成，博士学位的完成则至少需要5－7年，有时甚至更长。与国内的硕博士培养时间相比，美国的史学硕士训练时间至少短一年，而博士训练则要比国内长一倍以上。就训练目的而言，美国的史学硕士学位基本上是一个专业知识的进修学位，强调学生在某一领域内史学知识的积累和熟练，培养学生从事有限规模的史学研究的能力。博士学位以培养大学教师和专业史学家为目标，课程训练时间更长（如从本科直接读博士，一般要选3年的课），外语要求更高（至少两门），选课结束后，要通过资格考试，然后才能开始写论文。理论上，一个史学博士不仅要系统、全面和有深度地了解本专业的知识，了解本领域的前沿研究，还要拥有一个相当广阔的知识面。与此同时，他还必须具备独立进行原创性史学研究的能力。同是学习美国史，博士生所接受的知识面和研究能力的训练在深度和广度上要非常明显地远远超过硕士生。

史学博士研究生的训练过程包括这样几个过程：（1）申请与录取；（2）课程训练；（3）学位候选人资格考试；（4）论文的写作与答辩；（5）获取就业和出版博士论文的机会。严格地说，最后一项不应算在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之中，但研究生毕业后能否找到称心如意、学以致用的工作，博士论文能否最终得以出版，出版后能否得到学术界的认可，都是很重要的问题，与学生、导师、系和学校都有关系，直接关系到系研究生培训项目的质量和名声。限于篇幅，我在此只讨论前面四个过程的内容，并以博士生的培养过程为主。

一、申请与录取

在美国申请读史学研究生，手续和过程要比国内简单。除GRE外，无需经过其他形式的全国性考试。选择专业和学校的自由度也比较大，只要不惜报名费，一个人可同时申请多所大学。按时将要求的材料寄达学校，申请过程就算完成。近年来网络的发展更加简化了申请手续。申请材料包括申请表、本科学历的成绩单、硕士学历证书和成绩单、GRE成绩和推荐信（3封）。母语不是英语的外国人要寄TOEFL成绩。个别学校要求附上写作样本。与国内报考研究生相比，申请材料要多一些，但这些材料可从不同的角度反映申请人的教育经历、专业基础、综合素质和接受深造的潜力。

申请材料到齐后，先经研究生院初审，合格者转至历史系，由历史系的录取委员会来做录取决定。录取委员会由本系教授轮流组成，其职责是负责阅读每位申请人的材料，逐个讨论，决定一个初步录取的名单。录取决定以集体讨论的方式做出，不存在一个人说了算的情况。如遇有争议的人选，则通过投票来裁决。初步录取名单确定之后，有的学校会邀请申请人到学校面试，然后再做出正式录取的决定。接到录取通知后，申请人有2－4个星期的时间决定是否接受录取。

一个系每年招多少研究生没有硬性的规定，但决不是“多多益善”。除申请人的质量外，录取人数的多少还受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本系的教师资源（即本系是否有足够多的称职的教师来指导研究生，或本系是否能够开出足够多的研究生需要上的课）、本系拥有的经济资源（即本系能够提供多少份全额奖学金或助学金，或本系需要多少助教或助研）、系内各专业之间的平衡(即美国史、欧洲国别史、古代史与其他非西方地区和国别史和专题史之间的平衡)、和本校的研究资源（即本校是否能为某一方向的博士论文提供相应的图书资料的支持）等。另外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市场对史学博士的需求量。研究生的培养与市场需求直接挂钩，这是美国大学研究生教育的明显特征之一。如果博士生毕业后找不到教职，高教市场上出现“供大于求”的现象，院系在分配资源时就会做出相应的调整，避免造成在校研究生人口的过度积压，减少师资资源的“浪费”。20世纪90年代史学博士的需求一度处于低潮，俄亥俄州议会一举砍掉了该州一批州立大学的史学博士学位项目。

市场因素自然也导致了另外一种现象，即申请到著名大学历史系读研的人数大大增加，使进入这些学校的竞争更加激烈。1999年，我的一位学生对军事史很着迷，立志要进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去做内战史专家JamesMcPherson的博士生。他专程到普林斯顿去了一趟，被告知当年申报该系读美国史博士的有400多人，但该系当年只能录取12人。市场对著名大学历史系的录取优势冲击不大，因为它们拥有一批有名和有影响力的教授，资金雄厚，能为学生提供的较好的研究和资助条件，它们毕业生的就业率相对较高，论文出版率也较高，但正因为如此，这些学校在录取时也格外挑剔，宁缺毋滥，以保证研究生项目的质量和维护学校的名望。

要成功地获得这些学校历史系的录取，申请人除了具备相当好的基础和优势之外，还必须非常用心地准备好申请材料。申请人的个人陈述、本科教育的背景、硕士学历的质量、推荐信等对录取决定都有重要的影响。如何写好个人陈述，并无统一的模式，但必须写得诚实可信，如果所有人在读完之后一致觉得该申请人值得花功夫去培养，这份陈述就算是写得成功的。推荐信的重要并不在于写信人是否大名鼎鼎，而在于信是否写得真实和实在。美国学术界很注重和看重“信誉”（credit），一封例行公事、千篇一律的推荐信不但帮不了申请人什么忙，反而有损写信人在史学同行中的名声。

二、课程训练

史学研究生的训练包括两个阶段：课程训练和写论文。如果是读博士学位的话，写论文之前还要通过一个学位候选人资格考试。关于课程训练时间的长短，各校有不同的规定，但一般来说，如果从本科直接进入博士生项目，要选3年的课才能参加资格考试，如果事先得了史学硕士再来读博士，则可减免一年的课程。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对已有史学硕士学位的博士生在理论上仍然要求3年的课程，但如果学生在第一年的必修课程中表现出色，可减免一年的课程，只需选课两年便可参加资格考试。

研究生的课程有必修课和选修课两种。必修课多为基础课，如史学史概览、史学理论、史学方法与材料等，加上外语，这是所有人都必须选的。选修课则是根据个人的兴趣和研究方向“自由”选择，但需获得指导教授的同意。学生进入研究生院后，系里会事先指定一个导师负责为学生选课提供咨询；进入论文写作阶段时，学生可根据论文方向选择主要论文导师，但两个导师完全可能由同一人担任。

专业课有3种类型：知识课（lecture）、研究课（seminar）和阅读课（colloquium），授课方式和训练重点不尽一致。知识课以基础知识训练为目的，在题目和范围的定义上很灵活。就美国史而言，有的以讲断代史为主，如殖民地史、美国革命史、内战与重建、二战后的美国史等，也有的以专题为主，如城市史、美国立宪、进步运动、民权运动、内战前的美国思想与文化、美国奴隶制的起源等。授课方式以教授讲课为主，课堂讨论为辅，教材一般包括5－6本专著和十几篇专业期刊论文。知识课在研究生课程训练中占的比重较小，但对打基础非常有用。这种课的最大优点是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关于最新研究成果的信息。教授会提供一个详细的阅读书目，将该专题的重要著作分类列出，有助于深入阅读和准备资格考试。上课时，学生可随时举手要求发言，提问题，与教授讨论。

除考试之外，知识课一般还要求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的目的是培养学生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学生必须客观如实地总结所阅读的专著的内容和观点，分析其对史料和方法的运用，以及评论其在史学史上的地位等。知识课也是研究生有机会观摩著名教授教学的最好机会。至今为止，我对哥大历史系EricMcKitrick和JamesP.Shenton两位教授的讲课记忆犹新。McKitrick总是以提问开始，然后缓缓展开叙述，将前因后果娓娓道来，无论多么复杂的题目，他都会讲得清楚明了。他的语调永远是和缓的，语言富有凝重的诗意，含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感。Shenton则截然不同，讲课从来不用讲稿，口若悬河，妙语连珠，激情澎湃，听课的人无不感到是精神上的一种享受。两位教授都已经先后去世，但他们那种令人倾倒的讲课风格却令人终身难忘。

研究课是史学研究生训练的重头课程，其目的是边学边做，培养和训练学生从事史学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研究课人不多，通常在10－12人左右，由教授筛选，有基础者方可进入。在课上，大家围绕一个专题进行阅读、讨论和做研究。课程由教授主持，但主角的是学生，教授更多的是扮演一个协调者的角色。课程开始时，教授会指定一些阅读著作或论文，介绍本专题的史学史，指出哪些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或继续处于空白状态等。在进行这种“热身”式阅读和讨论的同时，学生围绕专题提出自己的研究题目，写出选题报告，交由全班讨论。选题经教授批准后，学生便开始收集和整理资料的工作，但仍然继续参加阅读和讨论，并将研究和思考带到课堂上来，作为讨论的内容。大家在课上交流研究的心得，分享研究的信息，并相互阅读初稿。论文初稿写成之后，一式两份，一份交教授审读，一份交全班讨论。教授的阅读非常仔细，从立论、观点、材料的质量和使用、写作风格、学术规范、直到拼写错误的改正，一处也不会放过。个别严格的教授还会花时间去查对原文，或请学生出示原文。其他的成员也会作类似的审读或质疑。最后学生综合各方的意见，对初稿进行修改，直到教授满意为止。

研究课可以说是学位论文写作的演习课，它不光训练学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一个真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学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使用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对研究生后来做学问乃至一生的影响都很大。我在宾州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的同事分别从美国十来所不同的大学得到博士学位，我们所有人在开研究课时，方法、程序和要求非常相似。另外，凡是参加过美国史学界专业会议的人都会注意到，会议的参加者无论是宣读论文还是做评论，他们的学术行为和语言范式相当一致，我想这些与研究生时代受研究课的训练不无关系。

教授虽然不授课，但他的能力与研究课的效果有直接的关系。在研究课上，一个有经验的教授不光能以自己扎实的学术功底为学生指点迷津，避免让学生做一些重复或过时的研究，而且还能以伯乐识马的眼力，点出学生研究中的独到和闪光之处，帮助他们将研究课论文变成博士论文的起点。有经验的教授上研究课，组织熟练，讨论自然流动，在讨论进入死胡同时，提出具有启发的问题，使讨论能够起死回生，“柳暗花明又一村”。这要求教授必须对选定的研究题目、史学史和资料相当熟悉，并且要有很好的语言能力，能够听懂学生的问题，能够做到循循善诱。

阅读课的工作主要是读书和讨论，通过以读和讨论为主的方式来深入研究某一专题。为保证讨论质量，参加的人一般也是限定在10人左右，参加者也要被事先“筛选”。上课前，教授根据主题，给出一个阅读书目，全班每周至少共同阅读一本，或几本书的不同章节。学生在上课前完成阅读，然后到课上来讨论，从著作的内容、观点到写作风格等，各抒己见、品头论足。教授则在讨论中穿针引线，保证讨论有序有效地进行。遇到关键的问题，教授也会加入讨论，亮出自己的观点，学生也不必忌讳与教授观点相左，可以辩论。上这样的课，学生必须做到“有备而来”，不能光带耳朵，不带嘴巴。原则上，大家都要有所贡献，不能只是坐享其成。每次讨论大家轮流担任“首席讨论人”（leadingdiscussant），其任务是综述阅读的要点，提出讨论问题，抛砖引玉。这样的讨论看起来像在聊天，其实不然，要想在讨论中说出有用有思想的话，事先非得下功夫看书看资料。对外国学生来说，阅读课的讨论是一种挑战，对美国学生来说相对容易，因为他们在这方面训练很多。我认为，阅读课对训练学生的思辨能力、总结和提炼能力、以及表达能力特别有帮助。除阅读之外，一般还要写一份综述性的史学史报告。有的教授也会要求学生就某一专题整理出一份专题研究的参考书目，为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做准备。

就我本人来说，课程训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我有时甚至觉得在研究课和阅读课上，从同学身上学到的东西和受到的启发多于从教授那里学到的东西。

三、学位候选人资格考试

课程训练结束后，博士研究生须通过资格考试（也称“综合考试”），才能开始写论文。不同学校对资格考试的内容和形式有不同的规定。有的采用笔试，有的采用口试，有的既要求笔试又要求口试。哥大历史系的资格考试以口试方式进行的。在两个小时的时间内，考试委员会考核学生对四个领域内的知识的熟练程度。考试委员会由4名教授组成，每人主考一个领域。美国史专业研究生的四个领域中必须包括美国史的三个历史时期，即殖民地与美国革命和立宪时期、19世纪时期和20世纪时期。第四个领域可以选美国史以外的历史领域或其他的人文或社会科学领域。考试委员会的成员确定后，每位教授各自向学生提供一份阅读书目，主要是本领域的经典和重要著作。每位教授给的书目的长度不同，但每一领域大约要读100部著作左右，这样四个领域加起来一共要读400本书，另加一定数量的期刊论文。每个领域内可重点准备四个专题的阅读。譬如，在19世纪美国史领域内，我当时选的4个专题是：立宪与政党政治的兴起、内战与重建、工业化及其后果、19世纪的移民运动与政策。教授一般会尊重学生的选择，但前提是学生必须熟悉该领域内所有重要的历史发展和相关的史学研究成果。当然，没有谁能够滴水不漏地记住每一本书的内容，但到考试时至少要做到了解每本书的主要观点和熟悉重要的历史发展。知识课和阅读课的优势在此刻就尽现出来了。考试前，同学之间自发组织阅读小组，交换和对照阅读笔记，以防出现大的“漏读”和“误读”。

考试的时候，四位教授轮流分别提问，每人半小时左右。问题五花八门，无章可循。有的要求对某一历史事件进行解释，有的要求评论史学流派，有的则要求说明非常具体的历史细节。我在口试时，主考殖民地时期史的AldenVaughan教授要我列举至少两名在第一代和第二代清教徒之间起承前启后作用的思想人物的名字，并比较他们的神学观。EricFoner教授刚刚出版了《重建》（Reconstruction:America’sUnfinishedRevolution,1863-1877）一书，却要我评价重建宪政的得失。教授们基本上是抽问，并不断转换话题，表面上让人感到有些不知所措，实际上只要临阵不乱，沉着应答，一般都不会有问题。遇到的确不知道的问题，就说“不知道”，不要不懂装懂，弄巧成拙。考试结束后，学生被“请出”考场，教授们闭门讨论20分钟，然后宣布结果。通过考试者被授予M.Phil.学位（哲学硕士），成为“博士学位候选人”（Ph.D.candidate），俗称“ABD”(allbutdissertation)，即距获得博士学位“万事俱备，只欠论文”了。失败者可有一次重考的机会，如再失败，则以获得M.A.学位（文学硕士）终止在哥大历史系的学习。

采用笔试的学校，也是事先规定几个领域，由教授给出几个题目进行准备。围绕这几个题目，学生进行大量的阅读。考试通常是几个领域集中在一个星期或更短的时间内进行，学生就教授给出的题目现场写作。写作完成后，不同领域的教授分别评卷，然后综合分数。有的学校还将一部分题目用作口试，有的则是在笔试的基础上，进行口试，让学生继续阐述某些在笔试中未有机会讲清楚的问题。无论那种方式，考前如临大敌，草木皆兵，考后如释重负，宁静致远，则像是大家共有的感觉。

四、论文的写作

资格考试是对研究生专业基础知识的一种抽查考试，两个小时显然不可能问遍所有的文题，但这个长达一年的准备过程很重要，它迫使人去读书，写读书笔记，扩大知识面，实际上为写论文作了铺垫。进入写论文阶段后，学生便开始进行独立的史学研究和写作，导师所起的更多的是一个指导、咨询、检查和把关的作用。写论文过程中的基本工作－－从题目的构思、现有成果的检索，材料的收集、观点的提出、一直到最后的写作－－都是由学生独立完成。硕士论文一般100－150页，研究题目比较细小，需要使用原始材料，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内可以完成。博士论文的要求则比较严格，长度没有统一的规定，一般应该在250页以上（我自己的论文最终写了538页）。长度并不是最要紧的，关键是题目一定要有重要的史学意义，思路和观点要有新意，方法和材料也要有所突破，最重要的是论文必须有原创性，要能填补现有研究的空白，或修正现有研究的错误。

写论文也有几个阶段，先是提出论文题目报告，然后是收集材料和写作，最后是修改与答辩。论文题目报告必须阐述题目，列举和评论现存的同类研究的不足，还要说明论文的构思、研究方法、章节安排、材料来源等。报告提出后，还要进行一次答辩，经选题委员会（由本专业内的教授组成）同意后，才可向系里和美国历史学会的“博士论文题目摘要”（DissertationAbstracts）注册，正式开始研究。这个过程看似简单，实际上很费神，对史学研究生尤其如此。光是评读现存研究一项就要占去至少半年时间，因为你不能重复别人已经作过的研究，如果有相关的研究存在，你必须老老实实地去读并加以讨论，而不能视若不见，置若罔闻。审题的教授都是专家，决不会允许这种有意无意的“疏漏”。

论文选题是否得当与能否顺利完成论文有直接关系。一般来说，选题要考虑这样的因素：重要性（即考虑所选的题目是否能对本领域有独到的学术贡献，是否值得花几年的时间来做）、可行性（即在现有的时间、经费、资料资源和个人能力限制下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论文）、出版的可能性（在多大程度上这项研究最终可以达到出版的水平）。

除论文题目之外，学生在写论文阶段要做的第二个关键性决定是选择论文导师。能得到名师的指导自然好，但关键是专业要对口和导师要有责任心。如果一篇冷战史的博士论文由一个教殖民地史的教授来指导，其论文水平要大打折扣。这种事情也不太可能发生。在美国史学界，论文导师与学生的关系是一种长久的特殊关系。学生不仅在选题和写作论文时需要导师的指导，在争取研究基金、谋职、出版以及得到教职后晋升等方面也需要导师的长期支持。所以，对于学生和导师来说，这种关系的建立是一种非常慎重的选择和决定，必须带有强烈的信誉感和责任感。在某种意义上，学生的研究事业往往成为导师学术生涯的一部分。如果仔细阅读美国历史学家的第一本专著（多以博士论文为基础），我们不难发现这种特殊关系的重要和深厚。

我的感觉是，美国研究生培养体制与英国和国内采用的导师制是有区别的。据我的观察，英式和国内的导师制强调“一对一”的指导方式，教授通过手把手的“传帮带”，按自己的水平和学术标准，对每个由自己精选的学生进行精雕细刻，而学生也有大量的机会和时间聆听导师的教诲，按教授的期望和建议来写作论文。美国的导师制有些“批量生产”的味道，一个教授同时指导同一级和同一班的数名研究生是经常的现象，学生与导师的见面都是提前预约，而非随心所欲，想谈多久就谈多久。因为导师花在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有限，学生必须具备高度的独立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事事指望老师的帮助既不可能，也不现实。著名大学将博士研究生的录取门槛设定得很高不是没有原因的。在这种体制下，同学之间反而有可能形成一个非正式学者同盟，既相互竞争(同一专业的人尤其如此)，又相互提携。我离开丹佛到纽约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当初介绍我到美国留学的RobertD.RichardsonJr.教授送我几句格言式的话，其中一句是：“Makefriendsamongyourpeersbecausetheyaregoingto

beyourcolleaguesfortherestofyourcareer”(在你的同学中结交朋友，因为他们将是伴随你学术生涯的同事)。我后来的感觉正是如此。

研究和写作过程中的最大挑战有两项，一是资料的收集，二是研究经费的筹集。美国各校的图书馆专业服务的水平很高，主要大学的图书馆本身就是重要的资料储存地，馆际互借也会找到本校没有的书籍，但这些仍然无法取代必要的档案研究。美国史的研究如此，非美国史领域的研究更是如此。所以，落实和寻找资料非常重要。研究课的训练在这种时候会派上用场。

研究资金的筹集则更具有挑战性。一般来说，有三种获取研究基金的途径：一是争取本系和本校的论文研究基金，在这方面，资源充足的学校显然有优势；二是向校外的基金会、史学界专业组织或著名的图书馆等申请。这两种情况都是纯基金，即除了将钱用于论文研究，不含其他义务。第三种方式是从本系获得做助教、助研或开课的机会，一边上课，一边进行自己的研究。还有的人可能连在本校教书的机会也没有，则只能去找其他的工作。在后两种情况下写论文，时间上会很紧张，需要坚强的意志力和有效地利用时间，非常辛苦。许多人迟迟不能完成论文乃至最终放弃，不是因为懒惰，而是因为八小时工作之后所剩下的时间和精力有限，无法以整体性和连续性的方式进行资料研究。我的一位同学用了12年的时间才拿到博士学位。写论文时，他在一家社区大学兼职，繁重的教学占去了所有的时间，写作与研究一拖再拖。这种情形在哥大已经开始得到改正，一方面校方尽量为学生提供研究基金，一方面也规定博士学位的学习时间一般不得超过7年。

论文初稿写出后，分章交给导师阅读评审。导师的审读因人而异，严格的导师看得很仔细，主要从史料、观点、结构等方面提出意见。这个时期的写作专业性比较强，也非常规范，如果学生交上来的初稿有拼写错误、引用不规范等问题，导师是会非常吃惊的，甚至怀疑你是怎么通过研究课的。导师读完初稿后，提出修改建议。导师看过修改稿并同意答辩后，论文初稿才可分发给答辩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在哥大历史系，答辩委员会由5人组成，3名（包括导师在内）来自本系，其余2人来自外系，如果来自外校，需经系里同意。我的论文讨论重建时期的黑人选举权问题，答辩委员会除历史系的3名教授外，还必须分别从法学院和政治学系请两位专家。论文初稿提前一个月送交到各位教授手中，给他们充裕的时间阅读。答辩时，在答辩人扼要综述论文的研究思路和主要成果之后，委员会的每位教授每人有半个小时的提问时间，导师不提问，只作简单介绍。教授的提问基本上集中在论文的方法、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论文观点的说服力等方面。有的时候，答辩人也会被要求对论文的某些观点、章节和历史细节的处理作出说明。在有的情况下，委员会也会对论文的研究方法和论点提出强烈的质疑，此刻，答辩人必须坚定地“defend”(捍卫)自己的研究(即为自己的研究辩护)，导师在这个时候，也会助一臂之力，帮助学生解围。如果一篇论文是基于扎实的研究之上，具有独创性，是学生多年研究的结果，答辩人一般都会胸有成竹，参加答辩的教授也会立即意识到这一点。教授虽然都是专家，但他们本人对答辩论文的题目不一定做过如此精细和专门的研究，所以，对他们来说，答辩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博士论文不仅代表了博士生专业训练的最高水平，在某种意义上，也代表了各个具体的史学领域发展的最新水平和趋势(因为博士论文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的成果，而不是对前人和他人研究的一种机械式的总结或重复)，答辩委员会的任务之一是确认这个本领域“最新”研究成果不仅的确是“最新的”，而且其产生的过程也是严格而忠实地遵循了本领域通行的学术规范的(无论本领域内其他人是否接受论文的观点，但他们至少要认可论文的研究和写作是合格的)。对博士学位候选人来说，答辩基本上是一种与同行之间的愉快的专业交流，完全没有考资格考试时的紧张，但这并不意味着答辩只是一种走过场的形式主义。答辩结束后，学生仍然要离开考场，在外面等待教授们的商议，然后被当面告知是否通过。如通过，委员会的教授会以“某某博士”相称，以示祝贺。如答辩失败，答辩人则需根据委员会的意见修改论文，再次答辩。答辩成功的论文将列入全国博士论文资料库，并由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HistoricalAssociation)每年一度出版的“美国和加拿大历史系和历史学组织指南”(DirectoryofHistoryDepartmentsand

OrganizationsintheUnitedStatesandCanada)公诸于众。

五、观察与感受

总结而言，我对美国大学史学研究生培养过程和方式有如下一些观察和感受。遗憾的是，近年来我虽然年年回国教学，与史学同行和研究生（尤其是美国史专业的）有频繁的接触，但对国内史学研究生培养的细节仍然知之甚少，在此无法做一个客观和准确的比较。

我的第一个感受是美国大学史学研究生培养过程虽然比较长，但训练很扎实。无论是读博士还是硕士，都必须选够相当数量的基本课程，否则不能参加资格考试或得到学位。在知识结构上，还是很注意广度和深度的平衡。就我所知，美国史专业的博士生毕业后，教专题史、通史都不是太大的问题。相对中国的史学博士训练过程，美国的博士学位时间太长，美国博士生刚刚完成课程训练时，同时开始的中国史学博士生已经拿到了学位。

其次，美国大学很注重史学史的训练（也许在美国史领域尤其如此）。从知识课、研究课到阅读课，无一不包含史学史的内容。论文写作的一个起码内容也是评价和分析史学史。这个训练过程非常突出。学生不仅要读史学著作，而且还要了解著作的写作动机、写作背景、方法和观点的流派归属、与其他同类研究的关系等。这种情形与美国史学繁荣、流派多，偏重解释等不无关系，但过分地强调史学史的训练往往带来对史学研究的生硬划线，阻碍人们利用积极的态度，观察不同史学流派的共同之处。

第三，美国史学研究生的训练注意对学生的专业素质进行培养。除前面提到的史学史训练之外，专业素质还包括进行学术讨论的能力和技巧，按学术规范进行研究和写作的能力，对专业学术规范的维护和遵守等。在前不久国内学术界对学术规范的讨论中，美国史学界使用的《芝加哥手册》（TheChicagoManualofStyle）被频频提及。《芝加哥手册》（或它的简写本KateL.Turabian,AManualforWriters

ofTermPapers,Theses,andDissertations）是美国大学史学研究生写作时人人必备的案头工具书之一。它其实是一本学术规范手册，本科生写作业、研究生写论文、教授写专著，都是以此为准。这种学术规范的训练从本科生开始（史学专业的本科生都必须选史学材料与方法的课），在研究生阶段又再度强化，一直到博士论文的写作，久而久之，就形成为一种习惯了。

与之相关的是，美国研究生专业课的写作练习非常多，而且很密集，写作训练也是对学术规范使用的强化。教授在评判作业时，也将对学术规范的遵守作为一个重要的评分内容。我觉得，美国大学对学术规范的强调，对学术剽窃的严厉惩罚，与这个国家长期以来的对知识产权的尊重有密切的关系。即便如此，美国学术界和研究生培养过程中也没有能够完全杜绝剽窃（实际上，随着网络的发展，本科生的剽窃更加猖狂），但是在读研究生时，教授最忌讳的就是出现剽窃。肆无忌惮的剽窃一旦被发现，学生将无法得到学位，也很难谋得大学的教职，他在教授和同学面前的所有信誉都将丧失殆尽。

第四，美国研究生训练注重强调以讨论为主，整个学术气氛相对开放，因为教授来自不同的大学和具有不同的背景，在意识形态、研究方式、史学解释、为师风格上给学生一种多元化的感觉，对开拓思路非常有用。师生之间的关系不像国内那样亲密和亲近，但它是一种很专业的关系，较少个人因素的纠缠，表面上公事公办，但在讨论问题时，往往能够做到平等对话。毫无疑问，美国教授之间也有政治斗争，学生也有可能成为教授政治的牺牲品，但绝大多数教授具有良好的专业素质。

我感到，教授的专业素质对美国史学研究生的培养有很关键的作用。教授的工作质量一方面要通过自己的研究来体现，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通过所培养的学生的质量来体现。专业素质也包含了“敬业精神”，如果是2小时的课，决不能只上90分钟；让学生准时交作业，教授必须准时在规定的时间内评改作业；如果因事缺了课，必须抽时间补上；如果自己的研究使用了学生(论文和作业)的研究成果，一定要公开如实地予以承认；如果自己的研究需要学生的帮助，一定事先做好补偿学生劳动的安排。专业素质的养成一方面是长期的训练和实践的结果，另一方面与美国大学的管理体制有关系(这个问题需专文讨论，在此不展开)。我在北大教课时曾经说过，一所具有持久影响力的美国大学都有两条生命线：一是教授的质量，二是教学的质量。我觉得这个说法同样适合于描述美国最好的史学研究生项目。

第五，美国研究生教育注重对新研究成果的跟踪。这个工作一方面通过教授的讲课来进行，一方面通过博士论文来体现。前沿研究转化为研究生教材几乎不存在时间差，转化为大学教材要慢一些，需要几年的时间。但与此同时，过快的跟踪也有赶时髦之弊病，而且有的时候会给学生(尤其是博士生)的写作造成不适当的压力，迫使学生去不切实际地“创新”，忽略了对基本知识的重视。此外，新成果的层出不穷，又导致了新出版的专业著作的平均阅读和使用寿命越来越短，随着电子资源的发展和图书馆的经费转向，博士论文的出版难度也越来越大，许多优秀的博士论文无法得以出版，新的研究成果的影响因为难以转化为教材而十分有限。

管理博士论文范文篇4

1.1农村金融体系建设不合理。目前，一些农村金融业的发展并没有将战略设计内容与新时期农村金融业发展条件相对接，这就使得一些农村金融体系的建设工作很难凭借业务合理性的有效调整实现对新金融体系建设工作的支持。农村一些金融业务对民间借贷的重视程度不足，而农村在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下，可以凭借传统形式的民间借贷实现金融体系建设工作的诸多目的，保证农村的民间借贷工作可以在金融业务体系的价值得到优化处置的情况下，进一步按照金融体系合理建设的特点进行农村金融业价值的分析处理。一些农村的金融业务建设工作缺乏对金融体系特点的关注，这就使得民间传统的金融业务处理模式难以凭借金融体系的建设优势实现对借贷业务的规范化处理，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农村金融体系与现代金融业发展的对接紧密度。一些农村金融业在具体发展的过程中，对于贷款已经具备了一定的需求，但部分农村金融体系的建设工作并没有对银行融资体系进行足够宽松的处理，导致一些农村金融体系无法凭借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适应金融业整体发展需求，不利于农村经济建设工作得到优化促进。1.2农村居民金融素养不达标。完善农村金融发展。农村金融的发展状况直接影响着当代农村的经济发展，而农村现在却普遍存在着金融产业基础设施差、资金不够等诸多问题，且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等金融产业对农村金融的单一性的垄断使市场竞争不够，服务质量差，忽视农村对保险、贷款、股票等中长期资本市场的需求，农村金融体系储蓄动员功能发挥充分，但储蓄投资转化效率普遍不高，甚至继续恶化，导致农村资金的大规模流失，阻碍农村经济的发展。必须全面健全农村金融机制，政府加大对金融发展的支持力度，打破农村金融市场的垄断，引进新企业，促进市场的合理竞争。金融产业积极引导居民的金融理念，让居民在银行不只停留在储蓄的表层上，刺激农村居民对信贷、保险的需求，促进农村金融行业的发展。1.3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不充足。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是影响新时期农村金融业整体发展质量的关键性因素，但是一些农村在进行具体的金融生态业务建设处理的过程中，缺乏对农村金融业务质量分析体系的关注，并没有按照农村的产业结构类别进行金融生态业务的应用方案设计，难以保证资产管理性质业务的价值可以在金融生态环境实现改善的情况得到优化应用。一些农村在推进具体的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工作过程中，缺乏对信用度调查控制体系的关注，并没有按照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实际要求进行农村具体信贷活动的设计，不利于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主体价值的实现。一些农村金融环境优化建设的策略缺乏对农村信用性质业务环境的关注，并不能按照城乡一体化建设工作的推进特点进行整体信用度管理体系的建设，这就使得一些具备不良操作特征的农村生态业务很难在经营性工作的效率特征得到充分明确的情况下，顺应农村居民的信用业务体系管控要求，很有可能在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无法得到改进的情况下，充分发挥对农村具体融资工作的支持。1.4农村金融业组织形式不完善。目前，一些农村在推进具体金融业务的过程中，对于金融活动推进过程中的组织体系建设工作关注度不足，并没有针对金融活动的实际要求进行金融工作组织形式的建设，使得一些农村的金融工作难以充分发适应资金运行风险，不利于金融工作凭借组织性优势实现经验累积与自我完善。一些金融组织的设置工作存在过于简单化的问题，并不能保证金融业务执行过程中的各类营利性因素充分发挥其指导价值，十分不利于金融机构价值的充分体现。一些农村金融机构的建设依然受到行政性机构建设理念的影响，使得一些金融机构单纯的凭借行政级别的理念加以建设，不利于完整适应市场环境对于融资工作的实际需求，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农村金融工作的业务操作价值。一些农村金融机构的建设工作长时间保持在较为被动的地位，经常需要相应地方经济建设战略而提供投融资服务，无法凭借市场经营优势为融资业务领域争取优质资源的支持。

2新时期农村金融业务优化发展策略

2.1提升农村金融业务体系建设合理性。首先，农村金融体系的建设业务需要强化对经验累积体系的关注，充分结合新时期农村经济建设工作的实际需要，对金融业务体系建设过程中的战略性因素进行价值判断，为更多金融业务的直接优化创造良好的基础条件。农村金融业务的发展还必须强化对金融体系建设模式的关注，充分按照金融业务体系的价值分析特征，对诸多传统文化因素对农村非常规融资的影响加以调查，并对非常规融资的风险性因素进行分析，为农村新金融业的发展开辟良好的思想认识基础，保证新金融业的突出优势可以得到广泛的认同与关注。要结合贷款业务的实际需求，对农村现代金融业的优化发展需求突破，并且结合农村金融业务体系的建设特点，对更多金融体系优化建设过程中的金融业务模式予以研究，保证更多的贷款活动可以在金融业务实现优化运行的情况下与金融业优化发展的实际条件相适应，为金融业务模式价值的实现创造有利条件。2.2增强农村居民金融素养。对农村农民进行专业化培训，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城乡一体化并不是指降低城市的地位去屈就农村，而是将农村的地位适当提高。城市化不是代表农村、农业的消失，而是意味着农业应该摆脱过去的散漫、无规则、不科学的生产经营方式，建立现代化农业制度。现代农业制度首先是机械化，机器代替手工劳作，大幅度地提升了工作效率，对农民进行农机具使用的培训是必不可少的，农机具使用范围的扩大可以使单位内农民的生产管理范围得到扩大，促进农业的生产发展。现代农业制度更是农业生产的科学化，目前农业生产并不能满足我国消费市场的需要，消费市场所需要的商品，以目前我国的农业发展水平并不能生产，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因市场需求量小而过剩，循环阻碍农业发展，因此对农民进行农业科学培训是势在必行的。2.3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农村金融业的从业人员，必须强化对金融业务运行资质的关注，并且结合新时期农村金融业建设过程中的信用体系意识特点，对农村整体信用考察模式加以研究，为中小型企业进一步适应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建设需求创造有利条件。农村金融业务体系的建设工作还要强化对信用意识管理特征的关注，并且根据农村经济建设活动的特定需要，对农民的信用意识优化方案进行制定，以此保证具备不良操作特征的信用资源可以在金融业发展中发挥一定的作用，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逐步优化提供示范性影响。农村金融环境建设工作还要以省为单位，更好地借鉴当前行政性质的机构建设特点，并且凭借信用度管理业务的实际操作要求，对农村地区诸多经营性业务特征加以分析，为经营效益优势的更好实现创造有利条件，凭借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进程实现对新时期农村金融工作体系的优化建设处理。2.4加大农村金融业务机构建设力度。首先，农村金融工作的执行人员需要加强对金融活动执行过程中，组织形式建设工作的关注，有效地保证金融业务可以在执行的过程中适应资金资源优化管控的实际要求，为资金业务体系的建设创造有利条件。要结合新时期农村金融业务体系环境所发生的变化，对金融工作的主体执行价值进行全面分析，结合可能出现的金融业务风险，对农村金融工作执行过程中的效益因素进行研究处置，为农村金融业发展前景的明确处理创造有利条件。农村金融机构的建设工作还需要结合融资工作本身的资金收益特点，对融资工作的各阶段风险进行预测，结合新时期农村经济建设的具体要求进行金融业建设具体问题的分析设计，为金融机构更好地实现其融资价值创造有利条件。农村金融机构建设机构还需要在社会领域更好地寻求自身的优势地位，要结合金融机构优化建设过程中的资金控制体系特点，对金融工作的实际执行价值进行全面的研究分析，为更多资金供给业务体系的优化建设创造有利条件，并保证自身的服务性业务优势可以在金融业务体系的价值得到充分实现的情况下得到进一步推进。机构建设的经验要结合金融环境特点进行管理细则制定，为农村金融机构的正常运作创造稳定的外部环境。

3结论

新时期金融业的发展为社会各领域参与金融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从农村金融业优化建设的角度出发，针对新金融业务优化建设的实际需要进行金融业务建设工作的完善化处理，对提升新时期农村金融业整体发展水平，具优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万宣辰.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研究（博士论文）[D].吉林大学，2017.

[2]张紫娟.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完善及财政支持研究（博士论文）[D].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2015.

[3]刘忠.我国普惠型农村金融改革理论与实践研究（博士论文）[D].武汉大学，2015.

[4]汤晓菲.农村金融体系研究（硕士论文）[D].山西财经大学，2014.

[5]许丹丹.中国农村金融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博士论文）[D].吉林大学，2013.

[6]霍焰.农民收入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的互动研究（博士论文）[D].吉林大学，2013.

管理博士论文范文篇5

大家好!

来自各地的教育学方面的专家和研究生一齐相聚在此。今天.举办教育学研究生暑期学校.这是教育部支持的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举措,也是各位研究生之间相互交流的一个重要平台,此,谨代表华东师范大学,对参加这次暑期学校的全体研究生表示热烈的欢迎!对各位领导和专家的光临表示衷心的感谢.

去年,在国务院学位办和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的主办下,华东师范大学成功地承办了年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的教育学,地理学和中国语言文学分论坛,那时候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今天的暑期学校,可以说是继去年的博士生论坛以后的,又一次研究生的学术盛会.华东师范大学对于能够连续承办这样重要的学术活动而深感荣幸.

华东师大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所社会主义师范大学和全国首批的重点大学之一,也是我国首批设立研究生院和首批具有博士授予权的高校之一,目前学校具有9个一级学科博士点,73个二级学科博士点,如果加上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下自主设立的二级学科博士点,可招生的博士点共有94个.此外,还有133个硕士点和10个博士后流动站.有6个国家重点学科,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5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6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以及5个国家文理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近年来,学校除了努力保持在教育学,地学以及文理基础性学科的传统优势之外,还加快了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并且已经在认知神经科学,绿色化学,新药开发,软件工程与理论,纳米材料,超快超强的激光技术等现代高科技领域以及一些应用文科的建设上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华东师大全体员工正不断进开拓,锐意进取,决心把华东师大建设成为拥有若干一流学科,多学科高水平协调发展,教师教育领先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

在研究生培养上,华东师大秉承"求实创造,为人师表"的校训,务求实之风,孜孜以求;励创新之志,开拓进取.我们有规模宏大的"研究生学术月",应接不暇的学术讲座和学术论坛,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和文体活动,以及具有首创意义的国内访学和海外研修计划,所有这些措施使得我校研究生的知识体系和培养方式不断创新,到目前为止,我校已有6篇博士论文入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还有4篇进入提名.此外华东师大在研究生培养的国际合作方面也迈开了坚实的步子:与法国高师集团合作培养博士生的项目已经开展了3年,最近我们还与法方的合作伙伴一起成立了中法联合研究生院,开拓了我校研究生教育国际合作的新模式;我校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合作培养博士生的项目也已经启动.所有这些都为我校研究生教育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管理博士论文范文篇6

近年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诉中国数字图书馆有限责任公司侵犯其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学者郏成思等七人状告北京书生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侵犯《知识产权文丛》等作品网络传播权纠纷案、400学者诉超星数字图书馆侵权案等频频出现在媒体上。引起学界强烈关注。

笔者对我国近年来发生的一些影响较大的数字图书馆版权侵权案件进行了梳理，从中选择了千名硕博士诉万方学位论文侵权案作为研究对象，因为这一案例是近年来声势最大，参与维权人数最多的一次。在国内发生的数字图书馆侵权案件，尤其是学术论文的版权侵权问题方面具有代表性。

一、千名硕博士诉万方学位论文侵权的案例分析

1案例发生背景

2006年6月，某大学老师刘美丽完成了她的博士学位论文。论文题目为《重组绵羊朊蛋白(OvPrP<’C>)的构象转化与Prion疾病发生机制的研究》，共12.5万字，是一篇专业性较强的学位论文。刘美丽从2003年到2006年，花了近三年时间完成这篇博士论文。毕业前夕，刘美丽与学校签订了《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以下简称《授权声明》)。随后，她的这篇博士论文出现在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方公司)开发的《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里，在国家图书馆和许多学校的内部局域网上。该数据库都能方便地在线浏览或下载。最终，刘美丽以侵犯著作权为由将万方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其立即停止侵权，在媒体和万方公司的网站上公开致歉，并向她赔偿经济损失、精神损失、公证费、律师费等共计36800元。一审及二审都驳回了刘美丽的全部诉讼请求。

另有一批人与刘美丽同时起诉万方公司，包括491名硕博士，他们都以万方公司侵犯了其发表权、复制权、汇编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将万方诉至法庭。对其中的421起案件，法院判决万方公司立即停止使用涉案论文，公开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博士论文以1800至2000元计算，每篇硕士论文1000至1200元；另有以刘美丽为代表的70名原告则被法院判败诉，因为他们都曾经和学校签署过类似的《授权声明》。

2008年10月，另一批482名硕博士将万方公司告上法庭。其中364名硕博士获法院支持胜诉，另118名硕博士因将论文的相关授权给了毕业院校而被判败诉。

在随后的一个月里，又有5名博士在上海起诉万方公司，他们要求万方公司停止对《晚清小说与近代商业社会》等五篇论文的侵权，并索赔199620元。目前，法院还没有相关的审判结果。

至此，已经有近千名硕博士针对万方公司的学位论文侵权提起了上诉。这一千名硕博士学位论文侵权案。被业界称为国内知识分子集体维权首案。

2多层授权下的学位论文

与刘美丽一样，在千名硕博士诉万方学位论文侵权的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都被法院判令驳回上诉，原因在于他们都与学校签订了类似于《授权声明》的合同。在这份《授权声明》中，存在着“四个主体、三层授权”的模式，主体分别为作者、学校、中信所和万方公司。作者授权于学校、学校授权于中信所，后者再授权于万方公司。

具体来说，《授权声明》的授权链条是经过三个步骤的：学生与学校签订关于论文使用的授权声明；学校与中信所签订《共建(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协议书》，许可中信所将学校全部学位论文收录在数据库中。以进行交流传播；中信所与万方公司签订《开发(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协议书》，委托万方公司开发学位论文数据库。

在这个授权链中，第一层授权是学生给学校的授权。依照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李顺德的看法，刘美丽的《授权声明》按照著作权角度来讲顶多就是发表权，整个论文的著作权并没有转授给学校，即刘美丽仍是她论文的唯一著作人，她有保护自己著作权不被侵犯的权利。

第二层授权，是学校与中信所之间的协议。中信所与学校研究生院签订协议书于2004年4月23日签订协议书约定，学校研究生院同意汇集其所拥有的全部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并提交给中信所，许可后者对其进行全文电子化处理。在协议中。双方同意中信所将全部学位论文以有偿许可的方式收录入《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进行数字化处理汇编并通过网络进行交流传播。及以电子出版物形式出版发行。协议规定，中信所向学校研究生院及其作者支付每篇博士论文50元的录用费、每篇硕士论文30元的录用费；协议有效期为3年等。

然而在本案中，刘美丽从未收到50元论文录用费。

第三层授权是中信所对万方公司的授权。中信所与万方公司于2003年12月22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中信所委托万方公司开发《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并向万方公司无偿出借学位论文馆藏印刷样本，供开发建设数据库使用。在中信所获得国家专项资金资助情况下，向万方公司提供数据库建设费用；在中信所未获得国家专项资金资助情况下，万方公司产生的数据库建设费用可以向镜像产品用户收取加工成本服务费。

正如印刷厂不能因为出版社委托其印刷，就能销售出版社的图书一样，万方公司利用学位论文，在网上传播，并向用户收取加工成本服务费，这是不合理的。学位论文在经过层层授权后，已从刘美丽等人手中转入了万方公司。刘美丽作为唯一的著作权人，有权将自己的学位论文通过合法的途径转让或许可给他人使用，然而，在与学校签订了《授权声明》后，她的论文被放到了万方公司的学位论文数据库中，不但没有收到任何通知，也没有收到任何报酬，显而易见，其著作权受到了侵犯。

二、数字图书馆条件下的版权保护问题及解决途径

1分清著作权的归属

版权即著作权，版权保护中最重要的元素是著作权，先要确定著作权的归属，才可能有实施方法来有效地保护著作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0的有关规定，在中国，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凡是中国公民，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的作品，不论是否发表都享有著作权。这表明，与刘美丽有着相似经历的千名硕博士对他们的学位论文都享有著作权，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刘美丽等人与学校签订了《授权声明》，将自己的学位论文授权给了学校；学校又与中信所签订《共建(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协议书》，许可中信所将学校全部学位论文收录在数据库中，以进行交流传播；而中信所与万方公司签订《开发(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协议书》，委托万方公司开发学位论文数据库。在这三层授权下，硕博士的学位论文著作权仍然是属于他们自身的。《授权声明》并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著作权许可使用权，学校最多只是拥有了学位论文的发表权。因此，学校不是学位论文的著作人，同样的，中信所和万方公司更不可能得到著作权人的授权。这也就意味着，万方公司无权将学位论文全文数字化，并放在网上进行传播。

2建立健全数字出版著作权保护的法律机制

数字图书馆的意义在于，向大众传播知识、促进学术交流，因此其对作品的数字化使用是必然的，这就需要界定“合理使用”与“非法使用”的区别。现有的《著作权法》对数字图书馆的相关版权问题的适用存在较多不足，因而，建立健全数字图书馆著作权保护的法律机制对于整个出版界都是必要且必需的。

从目前我国的《著作权法》等相关法律来看，“合理使用”还没有明确的定义。根据国外的惯例，对作品的合理使用，应该建立在不侵犯著作者的著作权的基础上。在千名硕博士诉万方侵权的案例中，刘美丽等人与学校签订了《授权声明》，学校与中信所签订了《共建(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协议书》，中信所与万方公司签订了《开发(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协议书》，委托万方公司开发学位论文数据库。事实上，刘美丽并没有与万方签订任何有关著作权转让的协议或者文件，这也意昧着，刘美丽等人从未同意将自己的学位论文授权给万方公司放在它的数据库中，但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说，现在的《著作权法》还不能对这一案件进行有效地判定，这也是这一案件目前仍然没有审判结果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国的《著作权法》适用于传统出版业，但数字图书馆作为新兴的出版形式之一，在基础设施、出版环境和著作权保护方式等诸多方面与传统出版有较大差别，《著作权法》不能对其完全适用。例如，在传统的出版方式中。著作者理所当然地拥有其作品的著作权，这不会因为其作品被刊登在报刊杂志上或收录在书本文献中而改变。而在数字图书馆中，由于网络环境的特殊性，文献信息的传播速度和传播广度都是传统出版所不能及的。著作者的作品经过数字化被放在网上后，很容易被网络用户浏览、下载或者以其他方式使用，在这个过程中。著作权的归属及保护是容易产生问题的。依据我国目前的《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保存版本的需要：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著作权法》享有的其他权利。笔者建议，在明确作品的著作权归属并不侵犯到著作者的著作权前提下，未来的相关立法应该适当放宽著作权“合理使用”的范围，可使数字图书馆与报纸、电视、广播等媒体一样享有合理或法定使用权的主体范围，并允许数字图书馆在用户的人数、作品内容下载复制的数量以及被浏览、下载的技术上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以使用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从而可以既保护到著作者，又使数字图书馆有更正规的发展。

3完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

数字图书馆的版权保护可以借鉴传统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对已经数字化了的文字作品进行集体管理，著作权集体管理可以有效地维护著作者的合法权益。上述案例中，以刘美丽为代表的千名硕博士对万方公司提出诉讼，在这个过程中。如果采用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则有可能在维权时限和效果上有很大的收获。根据著作权集体管理的相关制度，能够对版权保护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合理地分析与解决。

数字图书馆将作品数字化后上载互联网可能带来的问题是，一方面作者难以查找到所有使用自己作品的用户，就无法充分行使自己的著作权；另一方面，想获得作者授权许可使用作品的用户。可能因地域限制而无法联络到作者，这样一来，用户合法使用作者作品的权利受限制。此时，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优越性就显现出来了。作者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可以授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著作权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可以代表著作权人向数字图书馆集体授权、收取报酬并分配给著作权人。正如国内第一家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的职责一样，它全面为中国音乐词曲作者开展版权服务，并与世界上32个同类组织签订了正式的业务合作协议。对于那些提供音乐服务或视频点播服务的网站来说，它们所使用的索材不必一一通过著作权人的许可，只需要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授权并向这一组织支付报酬即可，然后再由协会向作品被使用的成员进行利益分配。

同样的，数字图书馆只需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签订相关协议，就可获得几乎所有作品的合法使用权，从而免去寻找作者的麻烦，也不必逐个寻找著作权人洽谈著作权交易事由。将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应用于刘美丽案中，万方公司可以与相关的集体组织接触，获得硕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使用权，就可能避免成为被告席中的主角。这样一来，有利于数字图书馆提高作品使用效率，发挥数字化信息传播的优势。值得注意的是，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作为著作权人的人，其在行使著作权集体管理权力时，不得侵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因此，笔者建议相关立法部门应该进一步完善著作权法，制定出更有效更全面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办法，以最大程度地保护著作权人的著作权和其它权利。

4采用数字版权管理技术

刘美丽发现自己用了三年时间完成的学位论文出现在万方公司开发的《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同时，在国家图书馆和许多学校的内部局域网中，这一数据库能方便地在线浏览与下载。这意味着，刘美丽的学位论文可以很轻易地成为各个终端用户电脑中的文件，她的研究成果轻而易举地被别人拿去使用。

数字图书馆中的文献资料在网络传播中很难得到较好的控制，经过数字化的作品一旦上网，就难以避免被用户浏览、下载、复制、打印等。这样对于著作权侵权的认定和举证都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正如传统的图书有防伪码，以防盗版书籍的侵权一样，数字图书馆也应该采取必要的技术保护措施，对馆藏的数字化作品的著作权进行有效的保护。在万方公司合法得到硕博士的学位论文的使用权时，这可以利用一些相关的数字版权管理技术来保护著作者的著作权，避免非法盗用以及被侵权等事件的发生。

目前，数字版权管理技术(DataRightsManagement,简称DRM)被认为是最有发展前景的数字图书馆版权保护技术体系。DRM是对数字作品进行版权保护的整体解决方案。它通过加密技术、信息安全传递等技术，防止电子书的非法拷贝，以方便著作者、出版社和网络销售商之间的交易清算。DRM允许网络数字内容的提供者控制浏览、阅读其数字内容的访问权限。无论这些数字内容是图像、文字、音乐或是其它多媒体文件，通过数字版权管理技术，内容提供者可以自行定义加密方式，以对网络用户的浏览、下载其数字内容进行控制。只有获得数字内容提供者合法授权的最终用户才能拥有相应的权利，并且这些授权可以细化到是否允许最终用户复制、打印以及复制、打印数量限制之类的问题。这样，通过数字版权管理技术，内容提供者(著作权人)就可以有效防止非法复制及使用，减少被侵权的风险。

5提高著作权人的维权意识

作为著作权的合法享有者，当自身利益受到侵犯的时候，人们应该学会用法律的手段去维护自己。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有相当一部人著作者的法律意识薄弱，有些人看到自己的论文被放在了网上，认为是自己的荣誉，却没有想过，论文有可能被网络用户浏览、下载、打印甚至是剽窃抄袭等，而开发论文的数字图书馆有可能通过用户对其数据库中的论文使用得到相应的报酬。在这个过程中，著作者没有得到任何名义上与实质上的报酬。

著作者的维权意识薄弱，是更多的数字图书馆版权问题出现的原因之一。笔者认为，著作人要有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可以说，数字图书的版权问题需要引起出版界、法学界以及著作人的共同关注。

6借鉴学习国外的著作权保护方法

在立法方面，国外的著作权法对“合理使用”的界定有较明确的定义，同时，较完善的相关法律法规，对著作权有相对有效的保护。由于发展时间长，并且在技术、制度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国外的数字出版在版权保护方面也比较成熟，值得学习与借鉴。

在千名硕博士诉万方学位论文侵权案件中，就可以仿效Google的和解协议。由我国的出版协会牵头，与各个数字图书馆签订相关的协议，以保护众多著作者的合法权益。

管理博士论文范文篇7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解放军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2]韩炼.面向全球化的中国新闻教育改革[J].现代传播,2004(2).

管理博士论文范文篇8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解放军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管理博士论文范文篇9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解放军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管理博士论文范文篇10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解放军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