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分析论文范文10篇

风险分析论文范文篇1

旅游风险具有一定的内生性特征，这种内生性主要表现为：第一，旅游经济运动具有特殊性，即旅游产品使用价值的获得是以人的流动而非物的流动为前提的，这一特殊性奠定了旅游产品购买结果的不确定性；第二，旅游产品属于组合性产品，旅游介体的不断转换与衔接，增加了旅游产品使用价值按约定让渡的难度；第三，旅游活动是惯常生活的溢出，在这个溢出的世界里，旅游者往往依照情感原则而非理性原则行事，旅游风险的内生性特征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此外，旅游需要属于超越性需要，与缺乏性需要不同，超越性需要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性、心理性内容，这也使得旅游风险变得更加隐蔽、复杂。

基于旅游风险认知的内生性特征，本文拟使用定量方法，以上海市民为抽样对象，结合风险认知概念模型对游客的风险认知状况进行探究性分析，以期进一步推动旅游风险及其防范研究。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探讨的旅游风险认知，是指游客对旅游活动过程及结果的不确定性所作出的判断，这种判断主要来自于主观世界。之所以如此界定，主要原因在于，在参与旅游活动的过程中，虽然客观性风险的存在是现实性的，但主观性风险认知的作用更加明显。

二、风险认知概念模型及其在旅游产业中的应用

风险认知的概念模型主要有4种：双因素模型、多维度模型、Dowling和Staelin的复杂模型，以及Greatorex和Mitchell的整合模型。其中，双因素模型和多维度模型是复杂模型的计量基础，整合模型则处于理论层面尚缺乏实证性检验，所以，在旅游风险认知概念模型中，主要探讨双因素模型和多维度模型。

1、双因素模型

双因素模型最初由Cox(1967)提出。Cox认为风险认知是两个因素的函数：第一个因素是消费者购买前知觉到的购买后产生不利结果的可能性，第二个因素是购买结果为不利时，消费者主观上认为的损失的大小。Cuningham(1967)将Cox提出的第一因素称为不确定性因素(Uncertainty)，第二个因素称为结果因素(eonsequenees)。Peter和Ryan(1975)发展了双因素模型，认为风险认知的大小等于不确定性与结果的乘积。

双因素模型提出来以后，在旅游产业内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应用。近年来，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文献包括，Sonmez和Graefe(1998)使用双因素模型作为计量工具研究了恐怖风险认知对国外旅游决策的影响；Mitchell(1999)等人结合神经网络模型研究了度假旅游产品的风险认知；Eitzingera和Wiedemannb(2007)分析了高山旅游目的地蒂罗尔(rryml)地区居民的风险认知，二者使用的指标是风险类型的代表性和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但严格讲，上述两个指标和双因素模型并没有本质区别；此外，Boksbergera(2007)等人还以人口统计特征作为区分变量专门探讨了航空旅行者的旅游风险认知差异。

2、多维度模型

风险认知涉及到多个维度。Bettman(1973)将风险划分成了固有风险(inherentrisks)和可处理风险(handledrisks)两个维度，Jacoby和Kaplan(1972)将消费者认知到的风险划分成了绩效风险、财务风险、身体风险、心理风险和社会风险5个维度，Roselius(1971)则将消费者面临的可能性损失划分成4个维度，即时间损失、危险损失、自我损失和金钱损失。

该模型引入到旅游产业领域后，风险认知维度更加丰富。Roehl和Fesenmaier(1992)将旅游风险认知维度分成了7类，即设施设备风险、绩效风险、身体风险、心理风险、满意风险、社会风险和时间风险。曹胜雄等人(1997)则从旅游活动顺利开展的视角将旅游风险划分为运输风险、治安风险、卫生风险、住宿风险、气候风险、观光场所风险和医疗风险7个维度。Boksbergera等人(2007)从财务风险、绩效风险、身体风险、心理风险、社会风险、延迟风险等角度对旅游风险认知进行了研究。Ytiksela和Ytikselb(2007)则把旅游风险划分成外部风险和内部风险两类。

三、旅游风险认知调查

1、调查设计与样本回收

在分析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设计了调查问卷。问卷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问卷的主体，内容为游客对旅游风险的认知评价量表，量表属性共有17项，涉及财物风险、绩效风险、身体风险、社会风险、心理风险、医疗风险、治安风险和设施设备风险等8个维度，受调查者需要从风险发生的不确定性、风险结果的危害性这两个因素出发回答上述属性，该部分的计量尺度均为李克特5级量表法，即1表示非常不可能或非常不严重，5表示非常可能或非常严重；第二部分为出游经验调查，第三部分为背景资料。在问卷的第三部分安排了一道测谎题以甄别问卷信息填答的可靠性。

在8个评价维度中，财物风险是指旅游产品购买发生错误时游客感受到的风险；绩效风险是指旅游产品质量没有达到期望值时游客感受到的风险；身体风险是指旅途中因生病、意外事件、治安等因素对身体造成伤害的风险；社会风险是指选择的旅游产品不被别人认同而带来的风险；心理风险是指购买某项旅游产品导致自我形象受到损失；医疗风险是指医疗服务完善、及时与否对游客的损害；治安风险指旅游目的地的治安条件对游客造成的威胁；设施设备风险指旅途中各种设施设备的安全性引发的风险。

问卷以上海市民为调查对象，时间为2008年5月，方法为滚雪球法(“snowball”samplingtechnique)，即从笔者所在学院随机抽取了63名本地学生完成问卷，然后要求每个学生负责在上海市民内寻找4个非在校大学生完成问卷。之所以选择上海市民为抽样对象，主要原因在于近些年来上海市民出游率居高不下，即便市民在被访时不一定属于游客范畴，但频繁的出游经历缩小了市民与游客的共同认识，特别是从心理认知记忆的角度讲更是如此。

本次问卷共发放315份，回收307份，有效问卷245份，总有效回收率为78.8％。需要说明的是，在62份无效问卷中有37份问卷是因为没有通过测谎题而被剔除的。在有效样本中，女性占63.3％，年龄介于21-50岁之间者占60.4％，已婚者占53.1％，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占74.7％，收入低于5000元者占83.7％，学生比重占30.6％。其中，最近一年有出游经历者占82.4％。

2、问卷信度与效度

在旅游风险认知量表中，风险发生不确定性量表的克龙巴赫(Cronbach)α系数为0.822，风险结果危害性量表的克龙巴赫(Cronbach)仪系数为0.864，风险发生不确定性与风险结果危害性相乘汇总后旅游风险认知量表的克龙巴赫(Cronhach)α系数为0.780，均大于0.70水平，这表明旅游风险认知量表有较高的可信度。

而旅游风险认知量表是由财物风险、绩效风险、身体风险、社会风险、心理风险、医疗风险、治安风险和设施设备风险8个维度构成的，因此需要考量量表的构架效度(ConstructValidity)。从相关系数来看(见表1)，除医疗风险与身体风险(相关系数为0.593)、社会风险与心理风险(相关系数为0.575)、医疗风险与治安风险外(相关系数为0.564)稍高外，其余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500，且多数为低度(0.200-0.390)或极低度(0.000－0.190)相关。可见，问卷内部旅游风险认知维度之间的区别有效度(DiscfiminantValidity)符合要求。

四、旅游风险认知分析

1、旅游风险认知总体分析

依据双因素模型计算后可以发现，在8项旅游风险认知维度中，设施设备风险得分最高、其次是医疗风险、治安风险、身体风险、绩效风险、财务风险，而心理风险、社会风险的得分最低。因子分析(Bartlett值为578.199，相伴概率值为0.000；KIVIO值为0.777)则表明，8种旅游风险被降维为两个构面，即实体风险(包括医疗风险、治安风险、身体风险和设施设备风险)与无形风险(包括社会风险、财务风险、心理风险和绩效风险)。其中，实体风险获得了更高的关注。此外，从总体状况来看，旅游风险发生的不确定性评价多高于旅游风险发生的危害性评价，而较低的危害性评价则降低了游客对旅游风险的总体认知度——即便是得分最高的设施设备风险分值也仅有12.06。2、旅游风险认知属性分析

从17个旅游风险认知属性来看，属性“交通工具的安全性”得分最高，其次是“意外事件对身体造成的伤害”、“景点内娱乐设施的安全性”、“旅游目的地治安状况”等属性；属性“购买的旅游产品与自己的形象或个性不符”风险评价得分则最低。在旅游风险主观评价中，属性“购买的旅游产品质价不符”发生可能性最高，“旅游目的地发生恐怖主义活动”的危害性最大；“异地环境不熟悉使人感到焦虑”发生可能性最小，“旅游产品无法得到新朋好友及其他熟人的认同”危害性最小。此外，绩效风险总体评价虽然不高，但游客对该风险涉及到的3个属性发生的可能性评价则普遍较高。

3、旅游风险认知差异分析

(1)旅游行为因素影响下的旅游风险认知差异分析

方差分析表明，最近一年游客旅游经验不同，旅游风险认知无显著差异(P>0.05)。最近一年游客出游次数不同，身体风险认知有非常显著差异(P<0.01)、医疗风险认知有显著差异(P<0.05)。描述性统计则表明，出游1～2次者对身体风险、医疗风险认知均值最高，分别为11，20、12.55；此后，随着出游次数的增多，身体风险与医疗风险认知均值逐渐下降。每次出游停留天数不同，对旅游风险认知无显著差异。每次出游平均花费不同，社会风险认知有非常显著差异，其中每次平均花费在5000元以上者对社会风险的评价最高，均值为8.85，远大于组内5.16的平均水平。此外，游客出游方式不同，身体风险认知有显著差异、医疗风险认知及治安风险认知均具有非常显著差异，其中以团队方式出游的游客，对上述风险的评价均高于以其他形式出游游客的评价。

(2)人口统计因素影响下的旅游风险认知差异分析

方差分析表明，游客性别不同，身体风险认知、社会风险认知、设施设备风险认知均有显著差异。描述性统计分析表明，女性对身体风险和设施设备风险的评价比男性高，男性对社会风险的评价比女性高。游客年龄不同，绩效风险认知及心理风险认知均有非常显著差异，其中21－30岁游客对绩效风险的评价最高，41-50岁游客绩效风险评价最低，均值分别为12.34、9.09；与此同时，61岁及以上游客对心理风险的评价最高，20岁及以下游客对心理风险的评价最低，均值分别为8.45、4.06。游客婚姻状况不同，绩效风险认知有非常显著差异，社会风险认知及心理风险认知有显著差异，其中离异或丧偶者的上述风险认知比已婚与未婚人士普遍要高。教育程度不同，社会风险认知及设施设备风险认知有显著差异，心理风险认知有非常显著差异，其中，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社会风险认知与心理风险认知逐渐下降、设施设备风险认知逐渐提高。不同月收入游客对社会风险认知有显著差异，对心理风险认知有非常显著差异，其中月收入突破万元者社会风险评价最高，紧随其后的是月收入介于1001-2000元之间的低收入者；对于心理风险认知，除学生外收入越低评价越高。不同职业游客对绩效风险认知、心理风险认知有非常显著差异，对财务风险认知、医疗风险认知、设施设备风险认知有显著差异。其中，对绩效风险认知、医疗风险认知、财务风险认知和设施设备风险认知评价最高的职业均为待业／下岗人员，其次是私营业主，最低的则是行政管理人员(设施设备风险为企业管理人员)；此外，私营业主对心理风险的评价最高(均值为8.22)，专门职业对该风险的评价最低(均值为3.73)。

4、旅游风险认知游客群体聚类分析

以旅游行为与人口统计因素作为标称变量，以财务风险等八项旅游风险为非标称变量进行二阶聚类，结果表明245名游客被分化为3类。第1类43人，均为最近一年无出游经历者，在该类群体中大专及以下学历占到了72.1％；第Ⅱ类77人，基本为学生群体；第Ⅲ类125人，其中82％的游客年龄集中在21-50岁之间且近70％游客受教育程度在大专及以上。但方差分析表明，这3类游客群体对旅游风险的认知均无显著差异(置信水平为95％)。用同样方法分别对旅游风险发生的不确定性、旅游风险发生后的危害性进行聚类，分析表明旅游风险发生的不确定性聚类结果与旅游风险认知聚类结果十分相似；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旅游风险发生后的危害性聚类上，但方差分析显示，上述3类游客对绩效风险认知、对身体风险认知和医疗风险认知有显著差异，对治安风险认知有非常显著差异，且第Ⅱ类游客群体的上述旅游风险危害性评价均高于其他两个群体，其次是第Ⅲ类游客群体。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风险认知概念模型基础上，定量分析了游客对财物风险、绩效风险、身体风险、社会风险、心理风险、医疗风险、治安风险和设施设备风险8项旅游风险的主观评价，研究显示：

第一，在对旅游风险的主观评价中，实体风险比无形风险受到了更多的关注。这说明游客对旅游风险的认知主要是由直接伤害性损失特别是健康与安全性损失推动的，无形损失或间接伤害性损失在游客的心理认知中不占主导地位。财务风险与绩效风险在旅游风险认知中虽然不占主导地位，但是其发生的可能性评价最高，这表明游客较为担心旅游产品的品质。在风险的危害性评价中，恐怖主义活动居高不下，这和恐怖主义给人们带来的震惊程度密切相关。

第二，受旅游行为与人口统计特征影响，游客的风险认知有一定的个性差异。其中，职业因素是最具影响力的出游变量，其次是出游方式与年龄因素，再次是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月收入、最近一年旅游次数、每次出游平均花费及性别因素，旅游经验和每次出游停留天数因素对旅游风险认知没有显著影响。此外，聚类分析显示，游客群体对旅游风险发生后的危害性评价也显示出了一定的差异性。

基于上述结论，旅游经营者需要关注以下内容以进一步激发游客的出游动机、提高其体验价值：

第一，旅游经营者需要特别关注游客的风险认知结构。对于实体风险的防范，除了进一步提高旅游企业的经营品质外，特别需要发展旅游保险以便承担、控制、分散以及转移游客关注的旅游风险；对于无形性风险，旅游经营者要确实采取实质性措施降低游客可能面临的财物风险和绩效风险，当然也要引导游客对旅游的目的进行心灵解读，以便其客观地认识社会风险和心理风险。

第二，旅游经营者需要进一步认识游客的风险认知差异，需要特别关注游客对旅游风险发生的危害性评价，并在经营中采取针对性措施引导游客规避可能出现的风险。同时，基于旅游风险的内生性特征，对于不可避免的旅游风险，旅游经营者与游客之间的沟通必须保持畅通，以便双方共同应对。

此外，作为探索性分析，本文存在的不足在于：

第一，旅游风险认知评价量表析出于国外相关文献，量表中评价属性的合理性与覆盖性有待于进一步检验。

第二，虽然方差分析表明旅游经验对游客的旅游风险认知无显著影响，但是考虑到游客的成熟度，不同地区游客的旅游风险认知度可能存在显著差异。

第三，旅游产品的购买与消费是不同步的，在不同阶段如购买前、购买后、消费中、消费后游客对旅游风险的认知可能存在显著差异。

受以上三种因素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可能会存在偏差。

风险分析论文范文篇2

任何事情的发生都存在着一定的因素，审计风险的存在也是一样，它包括很多方面的因素，既有审计单位的因素，也有社会因素、经济因素，还有审计自身主体的因素和审计方法等因素的影响。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审计活动成为了人们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也会受到当地的法律法规的规范和限制。法律赋予审计部门一定的权利的时候，也让它承担着相应的法律责任。市场经济越发达，国家和社会对审计的要求也就会越来越高，审计对象从受托的财务责任扩展到经营责任、管理责任，审计范围从会计记录扩展到经营活动，审计职能从经济监督演变为以监督为基础的经济鉴定和经济评价。审计人员的工作也越来越广泛，从检查账单的正确与否到证明审查的经营活动是否有违规行为，是否会造成重大的损失和浪费。由此可见，审计承担的责任越多，存在的审计风险也就越大，作为企业的审计机构是企业重要的一部分，需要企业的负责人通过领导开展工作，从而为企业的经营目标服务。因此，内部审计的独立性不如外部审计，在审计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限制，审计风险也就随之而产生。

在审计过程中，由于审计的范围受到了一定的限制，造成了审计人员无法完整的获取有效的审计证据。主要限制审计范围的原因有：因为被审计的单位怕问题被揭露而对审计施加限制，妨碍审计人员进行正常的审计检查，还有由于审计人员对被审单位相关情况不熟知，对方提供资料不全，有意隐匿其经济活动内容，而又未对提供资料的完整性做出承诺，这都会影响审计工作的质量。

目前，一些企业采用会计电算化进行管理，然而由于部分系统管理员往往具有很高的管理权限，但却缺乏专业的监控机制，就可能造成人为蓄意的改写计算机数据。此外，信息系统的开发和操作往往需要人员具有很高的专业技术和对篡改软件具有很高的隐蔽性，这些都将使得审计人员依据的会计信息失真，从而给审计监督带来风险。

由于审计的模式存在滞后的影响，国外许多单位早从原来的现代审计的风险导向方法转变为现在以审计为主，而我国却仍然停留在账项基础审计和制度基础的审计阶段。对审计的风险考虑较少，控制力度不够，这就造成了审计风险的发生。现代审计由于受到抽样技术的广泛影响，不论是判断抽样还是统计抽样，都会因为样本不够大而存在一定的误差，尤其是判断抽样，是审计人员根据经验主观评判的，极易遗漏重要事项形成审计风险。审计操作不规范也是产生审计风险的主要因素，审计人员为了降低成本，而放弃一些小细节，这样就会造成审计程序与实际的操作程序脱节，使委托书的签订不符合法律规定。

由于我国有关规定，审计人员必须具备《审计准则》中的业务能力和职业技能，才能承担审计一职，但是规定是如此，在现实工作中却不能得到完全的体现。由于现代企业经济活动面越来越广阔，使审计人员的能力和经验受到了一定的局限性，并且审计的法律依据不够健全和完善。因此就造成了审计人员没有依据足够的经验和知识对工作进行职业的判断。

目前，许多的企业由于审计制度的不够完善，缺乏对每个审计项目进行全过程的计划和实施方案，使审计工作的记录不完整。一般单位只是单纯的记录审计的问题事项，而没有记录审计人员认为正确的审计事项，造成了审计复核和审计的质量无法控制。在审计方法的选择和应用上，也没有从各种方法的设计原则入手，缺乏实施的依据。二、审计风险防范的控制与对策

企业在设定内审机构时应该首先注意独立性原则，对内审组织机构中的组织人员、经费和工作等问题建立一个独立的审计单位，独立行使审计的职权，不受到其他职能部门的干预和影响，从而体现审计的客观性、有效性和公正性。此外还要符合权威性原则，内审组织机构的地位和设置层次上。内审组织机构的组织地位和设置层次越高，权威性越大，内审的作用就发挥得越充分。实践表明，内审的组织地位和作用的发挥是相辅相成的，审计作用的扩大为内部审计赢得较高的组织地位创造了机会。组织地位的提高，独立性增强又为内部审计人员卓有成效地履行其职责，发挥内部审计的职能作用提供了条件。

风险分析论文范文篇3

保险的实质是依据大数法则集合风险、分摊损失。通过订立合同的形式，保险人一方面从多数投保人处收缴保险费，作为未来给付保险金的准备金而留存在保险公司内；保险费率是保险人向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收取的每单位保险金额的保险费，也就是保险的价格。一般人寿保险单的毛保费(也叫总营业保费)由纯保费和附加保费两部分构成。纯保费用于保险合同规定的特定责任损失的补偿和给付，按我国的方法，还包含保险公司承担风险责任的一定报酬(即为保险公司的利润)。纯保费依据预定利率和源于生命表的预定死亡率来计算。附加保费用作弥补保险公司经营服务所耗费的各项费用(包括管理费、佣金手续费等)以及风险安全加成。其中，安全加成用以补偿死亡率及市场等的风险。保险精算原则是保证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任意时点上，保险公司的所有收入与其所有支出的价值的期望值相等(因为所有收入与所有支出均是随机变量)。计算贴现过程中所使用的贴现率就是预定利率。可见，预定利率是决定保单价格的重要因素，可以说，预定利率是寿险公司对在签单时一次收取或分次收取的保费负有的保障的最低收益率。如果其他因素不变，预定利率越高，保费越低，保险成本越高；反之，预定利率越低，保费越高，保险成本越低。按精算等价原则(在合同成立时)：

纯保费的计算公式：纯保费精算现值：保额精算现值

毛保费的计算公式：毛保费精算现值=(1+附加费率)x纯保费精算现值=保额精算现值+附加费用精算现值

可见，单位保额有效保单的毛保费称为保险费率／不同的投保年龄的保险费率一般不同，单位保额一般定为l(xx)元，并且是随预定利率而定的，而预定利率大小是由保险资金的投资收益率决定的，而投资收益率又是随市场利率而定的。并与寿险公司投资的范围及投资结构有关(对非传统保单，例如，投资连结产品，没有限定预定利率，所以其保险费率是不定的)。因为人寿保险契约的长期性，从安全性出发，有必要将预定的长期投资收益率定得比较保守。避免中途因资金运用收益下降而对已生效保单提高保险费。一般选择在长期内即使一般利率标准下降也经受得住的标准线作为预定收益率，即保单的预定利率或称保单信用利率。长期寿险产品的保险期限太长，要对未来这么长时间内资金运用收益进行准确预测几乎不可能，一旦利率发生较大波动时，则固定预定利率保单的预定利率的“不恰当”可能给寿险公司带来预定利率风险。“预定利率风险”是指由于预定利率设定不当。致使寿险公司的投资收益率可能低于保单预定利率，而使寿险公司发生损失的可能性。在分红保单和万能保单等投资类保险产品中因规定有最低保证利率，如果最低保证利率设定过高也会存在预定利率风险。人寿保险责任准备金是保险人为将来发生的债务而提存的金额，是保险公司的负债。作为责任准备金保存起来的储蓄保险费在进行资产投资使用时，会产生利息分红等收入。其中，大部分作为以预定利率为基础的利息转入责任准备金，从其金额中减去进一步进行资产运用所需的费用，剩余部分就是利差益(若不足，则产生利差损)。利差益(损)：(资金实际收益率一预定利率)×责任准备金总额=实际利息收入和红利一按预定利率应收的预定利息

资金实际收益率-2×利息及分红收入／(期初资产+期末资产-利息及分红收入)

保险公司会计核算利差的计算公式是：

利差益(损)=本年度利息收入-[预定利率×(年初责任准备金+纯保费-满期给付-死残给付)／2]-本年度提存的差益返还金

由上述公式可见，利差是由于保险资金投资收益率和预订利率之间的差异造成的。利差一定时，在保单有效期内，随着责任准备金(寿险公司的负债)提取的积累，利差也同时增加。当寿险公司业务达到一定规模，较大的利差损可能会严重影响寿险公司的偿付能力，甚至导致其破产。寿险实务中，寿险公司要通过运用保险基金投资来保证公司的偿付能力。在费率精算厘定中，精算等价原则本来就考虑到了准备金的积累增值，且保险市场激烈竞争导致的费率降低(预定利率升高)，因此，承保业务亏损更要求保险投资来弥补。对利差准确的把握应为寿险资金实际收益率或寿险公司内部收益率与保单预定利率(保单信用利率)之差。这是因为：

1直接决定寿险经营利润大小的是资金实际收益率而非市场利率。

2从数值上说，虽然寿险资金实际收益率与市场利率有很大的关联性，但二者却不尽相等。寿险资金实际收益率不仅受市场利率高低的影响，对寿险公司而言，实际收益率的大小还受本公司资金运用方式、投资组合方式以及宏观法律调控对寿险资金运用的限制等各因素的影响。如果寿险公司对其资金通过了良好的运作，其投资回报率会高于市场利率。

3市场利率是保险人确定保单预定利率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目前我国寿险市场来说，由于寿险资金运用渠道和中国利率市场化的限制，我国寿险保单预定利率与银行存贷款利率的相关性很强。本文中提及的利率风险并非通常所说的市场利率风险，是指寿险公司实际投资收益率风险。寿险定价中的利率也是指寿险公司的实际投资收益率。

我国定价利率风险的形成既有宏观经济形势变动等客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寿险企业内部经营方面的问题。寿险定价利率风险形成的客观原因指的是引发其形成的社会经济环境方面的原因。宏观经济形势起伏不定，银行存款利率下调，寿险业务的发展离不开国家宏观经济的大环境，我国寿险产品定时，对于保单预定利率的假定，主要以银行存款利率为参考对象。银行存款利率的下调成为引起我国寿险定价利率风险的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寿险定价利率风险形成的主观原因指的是寿险公司内部经营及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

(1)根本原因：盲目追求业务规模；

(2)直接原因：寿险产品定价利率设定不当；

(3)间接原因：经营体制存在弊端；

(4)政策原因：监管滞后；

(5)社会原因：寿险资金运用渠道单一。

宏观经济形势的跌宕起伏，银行利率的频频变动，资本市场的不成熟，加之发展初期寿险企业内部诸多不规范操作，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定价利率风险的产生。此严重的利差损对我国寿险业经营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已成为阻碍我国寿险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障碍。因此，在寿险实务中，我们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能够积极地控制和管理寿险定价的利率风险。中国已经正式加入了WTO，经济的国际化程度正在提高，中国的寿险业必将与国际惯例接轨，执行国际风险管理的标准。随着利率的市场化、资本项目的开放、证券市场等方面的发展，寿险市场更加开放复杂，竞争将更加激烈，利率风险的作用将更明显。这些都要求我们建立有效的利率风险管理系统，科学地识别、计量和控制利率风险，将中国的寿险风险管理带人更高的层次，取得更辉煌的成绩。

风险分析论文范文篇4

1.1单一外包的风险机理

当物流外包企业只将自身的物流业务长期地委托给单一的第三方物流企业来完成，作为物流方的第三方物流企业如果感觉到自身在市场没有竞争性存在时，第三方物流企业就有可能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巧妙地利用不确定因素来减低物流服务水平，进而降低自己的物流服务成本，使物流外包企业的收益受到损失。

假定物流外包企业的总体物流外包风险为e，物流外包企业固有物流风险为e1。物流外包企业固有物流风险的实际含义是：当第三方物流企业的物流服务完全能够满足合同要求时物流外包企业的物流外包风险。

假定第三方物流企业的物流经营风险为e2，其实际意义是第三方物流企业在独立经营所的物流服务业务时的经营风险对物流外包企业风险的影响。

假定物流外包企业对第三方物流企业的依赖程度为r，在信息对称条件下完全不依赖第三方物流企业时（例如自营物流），r＝0；当完全依赖第三方物流企业时（例如全部物流完全外包，且签订永久性合同，并对第三方物流企业没有任何监督），r＝1。

一般情况下，r∈0,1。

假定第三方物流企业只一家物流外包企业的物流服务，如果物流外包企业完全依赖于物流方的第三方物流企业，第三方物流企业就会将自身物流经营风险完全转嫁给物流外包企业。

公式（2）就是在企业物流单一外包过程中，物流外包企业的物流业务经营风险和物流外包企业自身固有的物流风险、第三方物流企业的经营风险、物流外包企业对第三方物流企业的依赖程度之间的关系方程。

1.2多重外包的风险机理

假定物流外包企业将物流业务外包给第三方物流公司1，第三方物流公司1将承担的物流业务的一部分又外包给第三方物流企业2，依次类推，经过了n次外包。

由公式（3）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物流外包企业的物流业务风险随外包链的增长而增大，随物流外包方对物流方的依赖程度的增加而增加。

（2）在物流重复外包过程中，距离物流外包企业越远的第三方企业的经营风险对物流外包企业的影响程度越小。

1.3分散外包的风险机理

物流外包企业将物流完全外包给单一第三方物流企业的物流经营风险为：

特殊情况，假定m个第三方物流企业平均承担物流外包企业的物流服务，每个第三方物流企业出现经营风险的概率为p。

于是物流外包企业的最大物流外包风险表示为：

由公式（5）和（6）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在m个第三方物流企业平均承担物流外包企业的物流服务，每个第三方物流企业出现经营风险的概率为p时，物流外包企业的物流外包风险随着分散外包数量的增加而降低。

2结束语

本文对物流外包风险的形成机理从单一外包、多重外包和分散外包三个方面进行深入的分析探讨，并得出了各自相应的模型且指出在三种情况下物流外包风险减小风险的方法，使物流外包企业应在认识风险存在的基础上有效规避物流外包风险，为企业物流外包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刘小群.供应链管理下物流外包的动因、风险及其规避[J].商业经济与管理，2004(3):28-29.

[2]陈宝国.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企业物流外包过程的风险和防范[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04(1):60-64.

[3]顾孟迪，雷鹏.风险管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4]许警良，周江雄.风险管理[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

风险分析论文范文篇5

[论文摘要]随着电力投资体制改革，电力建设与经营从由过去的国家一家出资办电，转为国家、地方、独立投资者、甚至于外方共同合资的多家办电的格局。正是由于多元化投资主体的出现，形成了一批由投资方组建的独立发电公司，这些公司在具有垄断性质的电力系统中的各种经营风险已引起各投资者的特别关注。研究电力项目投资风险，并探讨相应的社会防范措施对于电力项目的投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电力项目投资管理全过程中涉及到大量因素和环节，哪个因素和环节没有处理好，就对整个电力项目经营产生风险，从而导致项目投资风险。所以，做好电力项目投资的风险分析与管理，对电力项目的顺利进行、对提高投资效益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电力项目风险的来源及特征分析

电力项目投资风险的主要来源有三个方面：第一、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如国内经济形式不稳定、政策与法律变动、市场需求变动、竞争对手出现等等。第二、项目本身的复杂性。第三、项目的设计者、建设者及运行者能力的有限性。电力项目的设计单位、建设单位、运行单位在人才资源、人才结构、人才素质及经验上的有限性：项目开发商在资金实力上的有限性，以及在技术储备、生产基础、市场通道等方面的有限性。我国现阶段的发电企业是资金、技术密集型，具有一定天然垄断和公用事业性质的能源企业，它将与电力市场、资金、技术等因素联系在一起。按照电力生产的特点，从发电企业的内外两方面分析，发电企业外部的制约因素有：电网送出线路、社会用电量、经济增长速度、国家产业政策及电力系统改革、原料的供应、不可抗力等；内部制约因素有：设备的可靠性与经济性、人员的素质、管理水平、投资方及其管理模式等。就风险的性质分有两种：纯粹性风险和机遇性风险，在电力项目中，除不可抗力属纯粹性风险外，其他的均为机遇性风险：其基本的特征为，各项风险既有一定的独立性，又有相对的关联性，可表示为：F(投资风险)=F(政策风险、技术风险)+F(市场风险、技术风险)+F(技术风险、管理风险)+F(金融风险、政策风险)+F(政治风险)+F(不可抗力)，从上式中可以看出，各种风险之间的联系，但相关之间的风险有的为正相关，有一些为负相关，在具体分析时应注意各子项之间的关系。电力项目投资的风险，是指电力项目开发、建设、经营过程中由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项目本身的复杂性，以及设计者、建设者能力水平的有限性而导致电力项目失败、终止、达不到预期的技术经济指标的可能性。

二、电力项目投资风险的规律解读

电力项目投资风险与开发时序上三个阶段有关风险构成，即：前期开发风险，即从项目立项到项目得到国家主管部门的市批这一阶段所存在的风险；建设期的风险，即从项目开上建设到机组投入商业运行所存在的风险；经营阶段风险，指电厂投入商业运行进入市场后所存在的风险。虽然电力项目投资风险具有不确定性，但同时它也遵循风险投资的一般规律，这些规律主要包括：

（一）风险收益对称规律

电力项目开发的高收益总是伴随着高风险，越是高风险的电力开发项目，越能使该项目开发的成功者获得市场上的垄断地位。而低风险只能带来低收益。若要多获得一份收益，就必须多承担一份风险。

（二）风险一安全栅栏规律

对于高风险的投资项目，在项目完成之前，其风险构成了一种逆向的阻碍力，这是不利的一面。而项目一旦完成，风险便会成为阻止竞争对手进入的一种屏障，对成功这是一种安全保护。因此，风险就像一种栅栏，在跨越之前是一种障碍，在跨越之后则成为防线。

（三）风险决策权衡规律

传统的决策理论与实证分析总是以项目的预期利润率作为选择的依据，但在电力项目投资时这并不是唯一依据。决策者在进行新项目投资决策时，不仅要考虑逾期利润率，而且要考虑风险，要进行风险与收益的权衡。对于一些保守性决策者来说，虽然某些项目的收益很高，但他也会由于风险太大而放弃该项目。（四）项目投资测不准规律

由于电力项目周期长，开发过程中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如设备价格、贷款利率、设计变更、及国家政策调整等原因发生变化，因此其开发建设的总投资很难进行比较准确的估计，实际的结果往往出现悲观倾向，即实际投资大于预算投资。

（五）开发风险时间运动规律

一方面，随着项目开发过程的推进，一些不确定的因素逐步转化为确定性因素，从而使风险随着时间的推进而发生递减。另一方面随着项目向前推进，累计投入(包括人、财、物、时间)越来越多，因而一旦失败，其损失度将随着时间的推进而递增。风险的递减与损失度的递增构成了项目投资开发风险时间运动的一对矛盾。

三、电力项目投资风险社会防范的方式

（一）政府或社会为电力项目投资提供信息指导

电力项目投资风险与外界条件的不确定性有关，而不确定性又与信息有关。信息越真实、越完整，风险就越小。因此，政府或相关行业主管有必要为电力投资企业提供信息与指导，包括政策引导、技术咨询、技术交流、相关产业的市场及技术数据等。例如：与电力建设有关的大型电力设备制造情况、产品质量情况、煤炭供应情况、电力市场未来发展与预测情况等等。这些信息都对投资者的决策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政府为电力项目投资提供优惠政策

政府为电力项目投资提供优惠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从投入角度给电力项目优惠，主要采取优惠利率、延长贷款期限的贷款方式。从风险防范的角度看，这种优惠方式的功能是减少电力项目资金投入的风险，因为资金投入的风险随着利率的降低、贷款期限的延长二部分地位政府分摊。另一种方式是从产出角度考虑，给电力产品以减免税优惠。这些优惠方式的意义在于政府通过让利而增加电力项目的风险收益份额，增强电力项目投资的风险收益，以鼓励投资者投资。

（三）政府或社会为电力项目投资承担部分风险

政府为了解决地区缺点局面，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来参与电力投资，对电力项目投资承担部分风险，政府为电力项目投资承担风险主要由三种方式：

其一：是政府为投资企业提供信贷担保。其实质是为电力投资企业长期贷款承担一部分风险责任，这不仅能使企业解决资金来源，还能提高企业从事电力投资的积极性。

其二：是政府为电力项目投资提供一些政策上的承诺，以吸引并鼓励投资者。如：在投产初期，可以实行还本付息电价，保证一定的基本购电量，这样就可以使电力投资企业保证在经营期有一个基本的销售收入，减少经营风险。

其三：是政府和社会为电力工程技术的发展进行科技投入。这主要指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某些特定产业部门(如机械制造、自动控制等部门)及重大科技计划的投入，它对电力项目投资起到间接防范风险作用。

另外，政府还在电力项目的建设中提供组织、协调的保证作用，无论是在征地、五通一平，还是在建设中的任何问题，都给予很大的支持，使得工程建设顺利进行，减少建设期风险。

参考文献

[1]卢有杰、卢家仪：项目风险管理[M].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赵树宽：高技术产业的风险性分析[J].工业技术经济1995年第6期。

[3]和宏明：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与经济评价手册[M].中国地震出版社，2000年版。

风险分析论文范文篇6

论文摘要：品牌联合能够带来巨大的利益，因此品牌联合策略越来越受到企业的重视。品牌联合也存在着风险，企业应该根据不同的合作类型选择不同的合作品牌，并建立相互信任机制、品牌危机预警和危机处理机制，将风险带来的危害降到最低。

现代品牌经营过程中，出现许多新的战略技术和手段，其中品牌联合（Co－Branding），是近年来众多企业常用的营销手法，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品牌联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品牌，通过相互合作而形成的一个新的联合品牌，它们各自的品牌名称都保留在联合品牌之中。如索尼（Sony）和爱立信(Ericsson)结合形成新的联合品牌索尼爱立信（SonyEricsson）。广义的品牌联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品牌以某种方式进行合作，通过联合，借助相互的竞争优势，形成为具有单个企业品牌不具有的竞争力。它是一种合作方式，包括多种多样不同的形式，而不是仅限于建立一个新品牌模式。笔者在此主要探讨广义的品牌联合。

企业实施品牌联合的动因

（一）提高品牌资产价值

品牌联合可以从两个方面提高各联合品牌的资产价值。首先，合理的品牌联合能够提升各联合品牌渗透对方品牌消费市场的能力，扩大被对联盟品牌熟悉的消费群体接受的可能性。每一个品牌都拥有自己的知晓群体和忠诚群体，这些群体对品牌的认知程度比较高，当他们看到熟知的品牌与其他品牌联合，这种高的知晓度会自然而然的转嫁到新的联合品牌身上。各联合品牌通过这种有益的转嫁，与对方市场这一新市场的消费群体建立联系。

其次，品牌联合可以扩展和改善合作品牌的联想，从而提高合作品牌的资产。一个品牌通过与另一个品牌的联合，使消费者对两个品牌的联合信息进行整合，可能使消费者对两个品牌的联想内容更加丰富，也可以对联合品牌的联想进行强化和提升。扩展品牌联想的内容，能够增强品牌的差异性和相关性。差异性能够使品牌独树一帜，提升品牌的竞争力；较强的相关性能够使品牌联想渗透到更广阔的消费市场，这两点都能使品牌的资产价值发生质的飞跃。例如，当产品和品牌单独出现不能揭示产品的质量时，一品牌可以利用另一品牌给顾客带来的品牌联想来说明该产品的品质。法国蓝带烹饪学院(LeCordonBleu)和特福(Tefal)的品牌联合就是如此。法国蓝带是一家法国烹饪学院，他的品牌已成为最高水平烹饪的代名词。特福是法国一家领军的烹饪用具制造商，推出新的“整体”牌系列高质量炊具，得到蓝带的认可后与蓝带一起进行市场营销活动，这使特福“整体”品牌和烹饪质量紧密地联系起来，人们熟悉的蓝带品牌加深了人们对这个新产品和不知名品牌的记忆和联想。

（二）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

企业资产可分解为企业所拥有的各自不同的独特技巧和资源，这种独特技巧和资源在市场竞争中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联合品牌中的各个品牌要素，可能在某些方面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而且一个品牌所具有的某种优势有可能恰恰是另一个品牌缺乏并且是必需的。联想集团与可口可乐在奥运领域展开多项合作。两家公司携手打造“联想—可口可乐地带”，在100家联想销售门店中开辟出专门空间进行宣传，可口可乐公司负责提供各种免费饮料。而联想也推出联想可口可乐限量版笔记本电脑，这款新型电脑搭配奥运五环标志，由可口可乐公司授权联想公司设计、生产和销售。双方分享各自的客户资源，充分利用各自的品牌优势，联合发动一系列合作推广活动，谋求品牌建设和市场拓展的“双赢”。因此，进行品牌联合可以更好地实现各个品牌间的优势互补。

（三）降低品牌营运成本

在开拓市场方面，联合品牌可以降低促销费用，促销费用双方共担，加之各自品牌早期的广告和促销活动对联合品牌又助了一臂之力，双方的促销费用都大大降低。

任何商业上的合伙关系都承担一定程度的风险。而品牌联合涉及两个，乃至多个品牌成员，其复杂程度自然非同一般。企业经营者在意识到品牌联合具有巨大的利益相关性同时，必须小心警惕联合不当所产生重大风险：如果品牌联合运作得当，可以达到双赢的效果，但是如果运作不当，合作伙伴的一方或者双方都将会遭受恶果，甚至是无辜地受到对方过失的牵连。

品牌联合的风险分析

（一）元素组合型品牌联合风险

元素组合型品牌联合是一个以市场领先的产品质量而具有知名品牌的供应商把他的产品提供给另外一个知名产品，作为该产品的组成元素之一。其典型实例是内置英特尔芯片的个人电脑制造商和带有纽特健康糖的健怡可乐。元素组合型品牌联合的精髓是制造商和供应商希望传递关于他们产品性能和品质的特定信息，因而使用并推进了著名品牌的元件，这些元件本身的品牌形象提高了制造商想要达到的性能和品质，且制造商在确保他们产品的品质和形象的同时，元件提供商分摊了市场宣传的部分费用。

作为品牌联合中的制造商在获得品牌收益的同时也要面临诸多风险，最大的风险莫过于主产品品牌联想被元素品牌弱化。元素品牌价值过于强势，使消费者在购买时总以是否包含元素品牌产品作为决策依据，而不在乎主产品品牌好坏，逐渐形成消费惯势，最终淡忘主产品品牌。其次是经营风险，如利益分配不平衡带来的风险。最后，合作品牌出现任何危机，都会产生株连效应，影响到联合品牌。如果一方企业破产或遭遇其他财务危机，从而导致其不能继续履行联合品牌的投资责任，那么合作关系便不得不终止；而另一方企业也就会因此而蒙受损失

（二）知晓度导向型品牌联合风险

知晓度导向型品牌联合是通过广泛在合作伙伴的客户群中进行宣传，商业合作可以使双方迅速地提高公众对他们品牌的认知。东风雪铁龙C2和Kappa品牌联合文化营销活动开创了国内10万元级别轿车为车主打造专有服饰的先河，同时也是Kappa服装首次与汽车品牌的联合。Kappa的服装将进驻东风雪铁龙4S店，同时在Kappa的服装销售门店内也会有东风雪铁龙C2的车型推介，通过类似的品牌合作使得两个品牌的传播效果得到叠加，实现了一种双赢的结果。东风雪铁龙C2和Kappa两大知名品牌虽然分属于汽车、服装两个不同的领域，但双方品牌文化内涵、目标消费人群上有着很多的共通性。其定义的受众群都是自信、年轻并且热爱自由，把追求运动和时尚作为一种生活态度，可见知晓度导向型品牌联合要具备的一个条件就是合作品牌个性之间要有契合点。但是否契合程度越高越好呢？实践表明，这种观点也是不客观的。

对于不同品类的产品来说，品牌个性契合程度即相似程度的高低不会影响品牌特征的差异性在消费者心目中的独特印象，如上提及的雪铁龙C2和Kappa，消费者不会因为他们品牌个性相似而认为他们没有个性，因为他们是不同品种的产品。但是同一品类的产品进行品牌联合时就要面临这样的问题：追求在对方市场上的知晓度而进行联合，联合的先决条件是要有一定的契合度，但契合度过高即合作品牌之间的品牌个性外在表现很相似，就会使消费者对合作品牌的个性认知越来越模糊，消费者无法认识和认定品牌的个性，自然也无法与消费者自己的个性进行比较并确认是否一致，为了避免购物的社会性认同风险，消费者通常不会去选择这个品牌。

品牌联合风险防范措施

品牌联合存在或多或少的风险使得企业在选择合作品牌前要作好相关的科学调查和分析，制定合作标准，防患于未然，在合作过程中，采取积极的防范措施，将风险带来的危害降到最低。

（一）根据不同的合作类型选择不同的合作品牌

互补性是指主要产品和辅助产品间可结合使用，以满足某一特定需求的程度。元素组合型品牌联合时，企业要尽可能选择与己产品互补性高的产品品牌作为合作品牌。如飞利浦推出了CoolSkin系列电动剃须刀，产品使用妮维雅（Nivea）的男士洗剂替换装。互补性高的产品会导致消费者有较好的态度和购买意愿，因为互补性高的产品可以节省购买组合商品所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成本。另外，企业还要选择知晓度相当的品牌作为合作品牌。合作品牌知晓度过高会弱化己品牌的品牌联想，知晓度过低也会累及到己品牌的品牌形象，两者都会给品牌资产价值造成负面影响。知晓度导向型品牌联合时，如是异类产品品牌联合，尽可能选择品牌个性契合度高的品牌作为合作品牌；否则，选择市场互补性较好的品牌，因为同类产品品牌联合的主要目标是市场的相互渗透。

（二）建立相互信任机制

品牌联合的成功在于各个参与主体的协作和配合。明确界定参与主体的权利与义务是相互信任、有效合作的基础。一方面，通过订立合同或契约，明确各方权利和义务，提高退出联盟的壁垒，维护稳定的合作关系；另一方面，如果在联合中一旦出现问题和纷争，事前的这种界定可以为寻求解决方案提供正式的依据。此外，不断总结和交流成功地合作经验，制定合理的利益分配方案，对合作中所得阶段性成果按方案及时分配共享，利益分配的合理化才是相互信任的根本。

（三）建立品牌危机预警和处理机制

品牌联合中出现的一损俱损风险，要求企业在联合过程中建立品牌危机预警和危机处理机制，以防合作品牌出现危机时累及自身。在危机发生前，企业应该加强与合作品牌企业之间的沟通合作，创建利于沟通交流的环境，如定期派员互访，解决合作中双方存在的难点和疑点。

企业在遇到此种危机时，决不能听之任之，应该立即组织有关人员，尤其是专家参与成立危机公关小组，调查情况、对危机的影响作评估，以制定相应计划控制事态的发展。首先要有快速反应。网络社会的信息传播迅速，危机造成的危害在极短的时间内会传遍世界，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因此在处理危机时反应一定要迅速。在最短的时间里介入危机，尽可能地争取媒体甚至是政府部门的帮助，避免事态的无谓扩大。其次要建立顺畅的对外沟通渠道。在危机爆发之初，应将与合作品牌的具体合作形式、责任分担情况告知公众，并充分集合公司各个方面的资源，在公司内部与外界之间做好沟通的桥梁。在这一阶段，派专人全天候监控媒体与舆论的发展情况，并随时根据新的状况处理进展信息，同时要注意对外沟通中要保持统一的口径。最后，要做好善后处理工作，尽快恢复公司品牌形象，重新取得客户或是政府部门以及社会的信任。在进行善后处理工作的过程中，企业也必须做到一个“诚”字，只要顾客或社会公众是由于使用了联合品牌的产品而受到了伤害，企业就应该在第一时间向社会公众公开道歉以示诚意，并且给受害者相应的物质补偿。对于那些确实存在问题的产品应该不惜代价迅速收回。只有以诚相待，才能取信于消费者。

参考文献：

1.范秀成.论近年西方跨国公司品牌管理的战略性调整[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3

2.宁昌会.品牌联合的前置因素和溢出效应分析[J].财贸经济，2006

风险分析论文范文篇7

风险投资作为一种新兴的投资与融资方式，其主要目的不是取得风险企业的经营权和控制权，而是期望经过一段时间的有效运行，以实现增值并通过股份转让来获取高额的资本回报，是一种高风险与高回报并存的投资。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导致了一系列道德问题的出现，并在一定程度上对风险投资主体各方利益产生了不良影响。为了解决这一道德风险问题，减少风险投资主体各方的利益损害，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与探讨。萨尔曼(Sahlman,1990)指出，可转换证券可以有效地解决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之间的激励问题，从而减少道德风险问题的产生；Bigus从风险企业家的角度出发，分析解决风险企业家道德风险问题的多阶段融资契约，研究结果显示这样可能会促使投资方产生道德风险；Bergemann和Hege构造了风险投资中的动态道德模型来研究风险投资问题，指出最优的投资契约应该是债券与股票的混合体；Cornell&Yosha针对风险投资阶段性融资进行研究时，认为风险企业家为获得下一阶段的进一步融资，有动力操纵短期项目信号，这显然对项目的长期发展不利，建议使用可转换债券减少这种信号操纵现象；马克斯(Max，1998)认为将债务融资与股权融资结合或通过一个可转换优先股能使风险资本家实行有效的干预：即在企业经营不善时实施对控制权(如清算权)进行干预，而当企业发展顺利时，放弃干涉则更为有利；Aghion和Bohon首先将不完全合同理论用于创业融资领域，认为存在利益冲突时(EN不仅关心企业增值带来的货币收益而且还关心私人的非货币收益)可通过控制权的有效分配来加以解决。

从以上文献分析可以发现，现有研究成果都是侧重于研究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如何控制风险企业家的道德风险问题，而对风险资本家道德风险问题研究的情况较少。事实上，风险资本家作为投资人不仅为风险企业提供资金支持，而且为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并且这种管理支持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到风险企业的生存发展。但这种包括风险资本家对风险企业进行监控与注资的管理支持都是有成本的。这些成本包括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制作报告的机会成本、订约成本、花费的时间成本，风险企业家的资源成本以及签订协议时律师费和相关成本。这些成本数额有时可能相当大，并且在风险投资合约中是得不到补偿的。为了节约这些成本，增加收益，风险资本家在风险投资过程中反而会比风险企业家更有可能产生机会主义行为，这样就形成了风险资本家道德风险问题；另一方面，风险资本家作为风险投资基金的受资方和管理方，其投资基金的主要来源于民间资金，其与投资人之间的关系是普通合伙人(GP)与有限合伙人(LP)的关系，作为GP的风险资本家作为LP的人，虽然其收益与风险投资基金的收益直接相关，但当其努力程度的机会成本超过其收益时，也可能导致风险资本家放弃努力，选择偷懒行为，从而产生道德风险问题。所以，在信息不对称以及环境不确定和行为不可验证的情况下，负有双重身份的风险资本家极有可能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形成道德风险问题。

二、投资人风险资本家的道德风险

风险资本家与风险企业家通过谈判选定一家风险企业后，除了要向风险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外，还要付出相当的时间和精力供管理支持。由于风险资本家的收益直接与所筹集的风险基金规模以及所投资的风险企业的增值能力有关，所以为了实现收益最大化，风险资本家除了要向现有的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以实现所投资的风险企业最大程度增值外，还要尽量地扩大风险投资基金规模来增加能够投资的风险企业的数量。在风险资本家的精力和时间数量一定的情况下，需要在这两者之间进行平衡以实现收益最大化。风险资本家在向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时，我们假设：第一，风险资本家给单个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的时间间隔为c；第二，两次管理支持之间风险企业实现的单期最大价值增值为g>0；第三，两次管理支持之间风险企业产生的单期最小投资损失为b>0；第四，两次管理支持之间风险企业的单期利润以的速度递减。这样，如果用ri=γg-b表示风险企业某一阶段i的单期非贴现利润，。那么，就可以表示提供管理支持时间间隔为c的单期非贴现总利润。我们将风险资本家的时间和精力分解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可以用来给现有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从而保证现有风险企业能够以p＜0o(0

0<1)新风险企业。现有的风险企业每隔时间c被风险资本家评估一次并受到t轮管理支持，从而在tc时间内通过上市产生了一个市场价值(β代表每期贴现率，0<β<1)，那么风险资本家能够通过现有风险企业获得的市场价值就为(α代表风险资本家在风险企业中所占的股份比例)。由于风险资本家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度的，所以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只能在向现有的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和评估新型的风险企业两者之间进行分配。这样风险资本家做其中任何一件事都会存在机会成本，即风险资本家对现有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的机会成本，就是风险资本家通过评估新的风险企业所带来的收益。反之，风险资本家评估新的风险企业的机会成本就是现有的风险企业因缺乏管理支持而减少的市场价值，即现有风险企业成功上市后的市场价值部分。

假设新风险企业从风险资本注资到顺利上市增值共要接受风险资本家s次管理支持，用ps-1表示经过s-1次管理支持后的存活概率、(t)表示风险资本家新接受一家风险企业经过管理支持后的市场价值贴现增加值(α''''代表风险资本家占有的新风险企业股份比例)，即风险资本家给现有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的机会成本的净值。如果在对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时考虑机会成本，那么，风险资本家在一家风险企业投资并提供管理支持所能得到的净值αwc(t)就是：

假设为了实现风险企业的价值最大化，风险资本家必然会对投资收益与潜在的成本和监控成本之间进行权衡，以决定对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的力度和提供资本的频率。当风险资本家认为与风险企业家的利益可能发生冲突时，投资的存续期就会下降，提供管理支持的力度就会加大；再者风险企业资产的性质也对预期的成本和分阶段风险资本投资的结构产生重大影响，一般来说，有形资产越多，风险资本家能够通过清算形式获得的投资补偿也越多，这将降低进行严密监控的必要性，增加投资的存续期限。现假设风险资本家能够提供的最优管理支持次数为tv。由于风险资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机会成本不能得到有效补偿，如果考虑这种机会成本的话，那么风险资本家的实际报酬就会小于名义报酬。因此，风险资本家向风险企业提供的管理支持数量总是少于风险企业家所要求的数量，所以，风险企业家所需要的风险资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最优时间周期ce总是短于风险资本家实际提供管理支持的时间周期cv。除此而外，风险资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次数还可能随着获得新的投资机会能力的增加，及其风险资本家在风险企业中所占股份份额的减少而减少、随着风险企业盈利下降速度的加快而增加、随着风险企业单期利润的增加而下降。但不管出现何种情况，风险资本家提供的管理支持次数都是不足的，并且总是少于最优次数。这里我们对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所要求的管理支持次数进行比较分析。风险资本家所需要提供的管理支持最优次数tv就是能够满足在时间周期cv既定的情况下实现αWcv(t)值最大化；风险企业家所需要管理支持次数就是能够满足在ce既定的情况下实现值最大化。由于风险资本家在提供管理支持时存在着机会成本，并且风险企业家在计算利润并没有考虑机会成本，所以，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存在着因利益冲突而产生的管理支持次数非最优的状态，并且这种状态还会随着新加入的风险企业中风险资本家的股份份额增加和优惠措施的提高而日益加重。

三、一般合伙人风险资本家的道德风险

为了风险投资能够生存并沿续下去，各风险资本机构必须周期性地筹集风险投资基金，这类基金存续期限一般为10年，并可以展期，通常采用有限合伙制的组织形式。在有限合伙制组织形式中，风险资本家是普通合伙人，负责管理基金的运营；外部出资人是有限合伙人，能够监控基金的运行并参加基金的年会。但只要其承担有限责任，就无权直接参与基金的日常管理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出资数量较大的有限合伙人相对于风险资本家来说就成了风险投资基金的外部人，而出资额度较小的风险资本家反而成了风险投资基金的内部人。由于风险资本家获得基金规模的固定费用报酬与基金投资利润，所以，风险资本家有通过发起大规模的后续基金以增大公司管理的资本额的动机，因为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增加其报酬收入；另一方面由于规模经济使然可以大幅度降低固定管理成本，从而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加利润。而风险资本家受时间和精力的限制，必然带来对所筹集的投资基金管理支持力度不足的问题，这必将引起作为普通合伙人(GP)的风险资本家与作为有限合伙人(LP)的外部投资人的利益冲突，产生风险资本家作为内部人的道德风险，出现损害有限合伙人利益现象的发生。

风险资本家为了增加收益并实现利益最大化，会先后筹集并管理多只风险投资基金，而风险资本家由于受时间和精力的限制，会分散其对单个风险投资基金的注意力，影响到对单只风险投资基金提供管理支持的力度，降低了单只风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人的收益。

用i代表风险资本家管理基金的数量、cG表示风险资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最优频率、CL有限合伙人要求提供管理支持的最优频率、tG代表风险资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最优数量、tL代表有限合伙人要求提供管理支持的最优数量。根据上面的模型可以得出结论：由于风险资本家在提供管理支持时，必然会考虑其机会成本，导致风险资本家提供的管理支持力度总是少于有限合伙人所要求的最优管理支持力度，并且这一个管理支持力度会随着风险资本家获得新的风险投资基金的能力的提高而减少，引起风险投资基金管理和投资的潜在问题随风险投资基金规模的扩大而增加。除此之外，在既定的时间约束下，作为普通合伙人的风险资本家，为了缓解管理支持力度与所管理的风险投资基金幅度之间的矛盾，可以通过采取投资于风险企业发展晚期的办法来加以解决。这是因为：一是随着风险企业的逐步成长，风险企业就能够提供越来越多的信息供风险资本家进行评估，这样信息不对称程度就会越低，风险资本家就不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监控风险企业，从而可以大幅度降低和监控成本；二是在风险企业的后期阶段，风险企业的管理及发展已逐步走向正轨，需要风险资本家投入的管理支持力度就可以大幅度降低，这样风险资本家就可以分配更多时间和精力来管理更多的基金；三是风险企业的有形资产逐步增多，而有形资产不必通过正式评估就很容易监控，这样风险资本家就可以选择较长的融资轮次而减少所提供的管理支持力度，从而可以加大基金管理规模。这种事情尤其会发生在是当风险资本家监控风险企业的机会成本非常高的情况下。

我们用模型来分析风险资本家的投资阶段偏好：用表示风险投资基金清算时预期市场价值的贴现值，那么作为有普通合伙人的风险资本家的份额就为；作为有限合伙人的外部投资者的份额为其花费时间的机会成本时，作为普通合伙人的风险资本家就会偏好于投资风险企业的后期阶段，并且机会成本越高，风险资本家的这种偏好就会越强烈。这一结论可以通过一组数据得到验证，据VentureEconomics数据库中统计资料显示，1985-1989年五年间美国风险基金投资于后期阶段的比例依次为：52．3％、56．9％、60．3％、60．0％、65．5％，呈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

四、结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作为投资人和普通合伙人双重身份的风险资本家在管理风险企业和风险投资基金时，由于花费时间和精力来提供管理支持时存在相应的机会成本，并且由于这种机会成本不被风险企业家和有限合伙人所承担，得不到相应补偿，从而造成风险资本家的偷懒行为，引起风险资本家的道德风险问题。因此，必须采取措施来防止这种道德风险，激励最优的管理支持力度：对于作为投资人身份的风险资本家的道德风险问题，可以通过对风险资本家的机会成本进行补偿的方法来实现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之间利益的帕累托最优；对于作为普通合伙人身份的风险资本家的道德风险问题，可以通过在风险投资契约中加入一系列的合同条款(与基金的全面管理有关的限制性条款、与普通合伙人行为有关的限制性条款和与允许投资类型有关的限制性条款)来限制风险资本家的机会主义行为。

风险分析论文范文篇8

风险资本家与风险企业家通过谈判选定一家风险企业后，除了要向风险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外，还要付出相当的时间和精力供管理支持。由于风险资本家的收益直接与所筹集的风险基金规模以及所投资的风险企业的增值能力有关，所以为了实现收益最大化，风险资本家除了要向现有的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以实现所投资的风险企业最大程度增值外，还要尽量地扩大风险投资基金规模来增加能够投资的风险企业的数量。在风险资本家的精力和时间数量一定的情况下，需要在这两者之间进行平衡以实现收益最大化。风险资本家在向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时，我们假设：第一，风险资本家给单个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的时间间隔为c；第二，两次管理支持之间风险企业实现的单期最大价值增值为g>0；第三，两次管理支持之间风险企业产生的单期最小投资损失为b>0；第四，两次管理支持之间风险企业的单期利润以的速度递减。这样，如果用ri=γg-b表示风险企业某一阶段i的单期非贴现利润，。那么，就可以表示提供管理支持时间间隔为c的单期非贴现总利润。我们将风险资本家的时间和精力分解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可以用来给现有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从而保证现有风险企业能够以p＜0o(0

0<1)新风险企业。现有的风险企业每隔时间c被风险资本家评估一次并受到t轮管理支持，从而在tc时间内通过上市产生了一个市场价值(β代表每期贴现率，0<β<1)，那么风险资本家能够通过现有风险企业获得的市场价值就为(α代表风险资本家在风险企业中所占的股份比例)。由于风险资本家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度的，所以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只能在向现有的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和评估新型的风险企业两者之间进行分配。这样风险资本家做其中任何一件事都会存在机会成本，即风险资本家对现有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的机会成本，就是风险资本家通过评估新的风险企业所带来的收益。反之，风险资本家评估新的风险企业的机会成本就是现有的风险企业因缺乏管理支持而减少的市场价值，即现有风险企业成功上市后的市场价值部分。

假设新风险企业从风险资本注资到顺利上市增值共要接受风险资本家s次管理支持，用ps-1表示经过s-1次管理支持后的存活概率、(t)表示风险资本家新接受一家风险企业经过管理支持后的市场价值贴现增加值(α''''代表风险资本家占有的新风险企业股份比例)，即风险资本家给现有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的机会成本的净值。如果在对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时考虑机会成本，那么，风险资本家在一家风险企业投资并提供管理支持所能得到的净值αwc(t)就是：

假设为了实现风险企业的价值最大化，风险资本家必然会对投资收益与潜在的成本和监控成本之间进行权衡，以决定对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的力度和提供资本的频率。当风险资本家认为与风险企业家的利益可能发生冲突时，投资的存续期就会下降，提供管理支持的力度就会加大；再者风险企业资产的性质也对预期的成本和分阶段风险资本投资的结构产生重大影响，一般来说，有形资产越多，风险资本家能够通过清算形式获得的投资补偿也越多，这将降低进行严密监控的必要性，增加投资的存续期限。现假设风险资本家能够提供的最优管理支持次数为tv。由于风险资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机会成本不能得到有效补偿，如果考虑这种机会成本的话，那么风险资本家的实际报酬就会小于名义报酬。因此，风险资本家向风险企业提供的管理支持数量总是少于风险企业家所要求的数量，所以，风险企业家所需要的风险资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最优时间周期ce总是短于风险资本家实际提供管理支持的时间周期cv。除此而外，风险资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次数还可能随着获得新的投资机会能力的增加，及其风险资本家在风险企业中所占股份份额的减少而减少、随着风险企业盈利下降速度的加快而增加、随着风险企业单期利润的增加而下降。但不管出现何种情况，风险资本家提供的管理支持次数都是不足的，并且总是少于最优次数。这里我们对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所要求的管理支持次数进行比较分析。风险资本家所需要提供的管理支持最优次数tv就是能够满足在时间周期cv既定的情况下实现αWcv(t)值最大化；风险企业家所需要管理支持次数就是能够满足在ce既定的情况下实现值最大化。由于风险资本家在提供管理支持时存在着机会成本，并且风险企业家在计算利润并没有考虑机会成本，所以，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存在着因利益冲突而产生的管理支持次数非最优的状态，并且这种状态还会随着新加入的风险企业中风险资本家的股份份额增加和优惠措施的提高而日益加重。

二、问题的提出

风险投资作为一种新兴的投资与融资方式，其主要目的不是取得风险企业的经营权和控制权，而是期望经过一段时间的有效运行，以实现增值并通过股份转让来获取高额的资本回报，是一种高风险与高回报并存的投资。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导致了一系列道德问题的出现，并在一定程度上对风险投资主体各方利益产生了不良影响。为了解决这一道德风险问题，减少风险投资主体各方的利益损害，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与探讨。萨尔曼(Sahlman,1990)指出，可转换证券可以有效地解决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之间的激励问题，从而减少道德风险问题的产生；Bigus从风险企业家的角度出发，分析解决风险企业家道德风险问题的多阶段融资契约，研究结果显示这样可能会促使投资方产生道德风险；Bergemann和Hege构造了风险投资中的动态道德模型来研究风险投资问题，指出最优的投资契约应该是债券与股票的混合体；Cornell&Yosha针对风险投资阶段性融资进行研究时，认为风险企业家为获得下一阶段的进一步融资，有动力操纵短期项目信号，这显然对项目的长期发展不利，建议使用可转换债券减少这种信号操纵现象；马克斯(Max，1998)认为将债务融资与股权融资结合或通过一个可转换优先股能使风险资本家实行有效的干预：即在企业经营不善时实施对控制权(如清算权)进行干预，而当企业发展顺利时，放弃干涉则更为有利；Aghion和Bohon首先将不完全合同理论用于创业融资领域，认为存在利益冲突时(EN不仅关心企业增值带来的货币收益而且还关心私人的非货币收益)可通过控制权的有效分配来加以解决。

从以上文献分析可以发现，现有研究成果都是侧重于研究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如何控制风险企业家的道德风险问题，而对风险资本家道德风险问题研究的情况较少。事实上，风险资本家作为投资人不仅为风险企业提供资金支持，而且为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并且这种管理支持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到风险企业的生存发展。但这种包括风险资本家对风险企业进行监控与注资的管理支持都是有成本的。这些成本包括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制作报告的机会成本、订约成本、花费的时间成本，风险企业家的资源成本以及签订协议时律师费和相关成本。这些成本数额有时可能相当大，并且在风险投资合约中是得不到补偿的。为了节约这些成本，增加收益，风险资本家在风险投资过程中反而会比风险企业家更有可能产生机会主义行为，这样就形成了风险资本家道德风险问题；另一方面，风险资本家作为风险投资基金的受资方和管理方，其投资基金的主要来源于民间资金，其与投资人之间的关系是普通合伙人(GP)与有限合伙人(LP)的关系，作为GP的风险资本家作为LP的人，虽然其收益与风险投资基金的收益直接相关，但当其努力程度的机会成本超过其收益时，也可能导致风险资本家放弃努力，选择偷懒行为，从而产生道德风险问题。所以，在信息不对称以及环境不确定和行为不可验证的情况下，负有双重身份的风险资本家极有可能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形成道德风险问题。

三、一般合伙人风险资本家的道德风险

为了风险投资能够生存并沿续下去，各风险资本机构必须周期性地筹集风险投资基金，这类基金存续期限一般为10年，并可以展期，通常采用有限合伙制的组织形式。在有限合伙制组织形式中，风险资本家是普通合伙人，负责管理基金的运营；外部出资人是有限合伙人，能够监控基金的运行并参加基金的年会。但只要其承担有限责任，就无权直接参与基金的日常管理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出资数量较大的有限合伙人相对于风险资本家来说就成了风险投资基金的外部人，而出资额度较小的风险资本家反而成了风险投资基金的内部人。由于风险资本家获得基金规模的固定费用报酬与基金投资利润，所以，风险资本家有通过发起大规模的后续基金以增大公司管理的资本额的动机，因为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增加其报酬收入；另一方面由于规模经济使然可以大幅度降低固定管理成本，从而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加利润。而风险资本家受时间和精力的限制，必然带来对所筹集的投资基金管理支持力度不足的问题，这必将引起作为普通合伙人(GP)的风险资本家与作为有限合伙人(LP)的外部投资人的利益冲突，产生风险资本家作为内部人的道德风险，出现损害有限合伙人利益现象的发生。

风险资本家为了增加收益并实现利益最大化，会先后筹集并管理多只风险投资基金，而风险资本家由于受时间和精力的限制，会分散其对单个风险投资基金的注意力，影响到对单只风险投资基金提供管理支持的力度，降低了单只风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人的收益。

用i代表风险资本家管理基金的数量、cG表示风险资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最优频率、CL有限合伙人要求提供管理支持的最优频率、tG代表风险资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最优数量、tL代表有限合伙人要求提供管理支持的最优数量。根据上面的模型可以得出结论：由于风险资本家在提供管理支持时，必然会考虑其机会成本，导致风险资本家提供的管理支持力度总是少于有限合伙人所要求的最优管理支持力度，并且这一个管理支持力度会随着风险资本家获得新的风险投资基金的能力的提高而减少，引起风险投资基金管理和投资的潜在问题随风险投资基金规模的扩大而增加。除此之外，在既定的时间约束下，作为普通合伙人的风险资本家，为了缓解管理支持力度与所管理的风险投资基金幅度之间的矛盾，可以通过采取投资于风险企业发展晚期的办法来加以解决。这是因为：一是随着风险企业的逐步成长，风险企业就能够提供越来越多的信息供风险资本家进行评估，这样信息不对称程度就会越低，风险资本家就不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监控风险企业，从而可以大幅度降低和监控成本；二是在风险企业的后期阶段，风险企业的管理及发展已逐步走向正轨，需要风险资本家投入的管理支持力度就可以大幅度降低，这样风险资本家就可以分配更多时间和精力来管理更多的基金；三是风险企业的有形资产逐步增多，而有形资产不必通过正式评估就很容易监控，这样风险资本家就可以选择较长的融资轮次而减少所提供的管理支持力度，从而可以加大基金管理规模。这种事情尤其会发生在是当风险资本家监控风险企业的机会成本非常高的情况下。

我们用模型来分析风险资本家的投资阶段偏好：用表示风险投资基金清算时预期市场价值的贴现值，那么作为有普通合伙人的风险资本家的份额就为；作为有限合伙人的外部投资者的份额为其花费时间的机会成本时，作为普通合伙人的风险资本家就会偏好于投资风险企业的后期阶段，并且机会成本越高，风险资本家的这种偏好就会越强烈。这一结论可以通过一组数据得到验证，据VentureEconomics数据库中统计资料显示，1985-1989年五年间美国风险基金投资于后期阶段的比例依次为：52．3％、56．9％、60．3％、60．0％、65．5％，呈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

四、结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作为投资人和普通合伙人双重身份的风险资本家在管理风险企业和风险投资基金时，由于花费时间和精力来提供管理支持时存在相应的机会成本，并且由于这种机会成本不被风险企业家和有限合伙人所承担，得不到相应补偿，从而造成风险资本家的偷懒行为，引起风险资本家的道德风险问题。因此，必须采取措施来防止这种道德风险，激励最优的管理支持力度：对于作为投资人身份的风险资本家的道德风险问题，可以通过对风险资本家的机会成本进行补偿的方法来实现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之间利益的帕累托最优；对于作为普通合伙人身份的风险资本家的道德风险问题，可以通过在风险投资契约中加入一系列的合同条款(与基金的全面管理有关的限制性条款、与普通合伙人行为有关的限制性条款和与允许投资类型有关的限制性条款)来限制风险资本家的机会主义行为。

风险分析论文范文篇9

（一）健全风险管理的组织架构

首先是董事会与高管构成战略管理层面，企业董事会与高管对风险监控负有根本性责任，负责企业方针政策和监控程序的制定、制度的颁布、风险监控机构的设立和关键岗位的人事任命、各部门风险限额的规划、重大涉险事项的审批和决策，尤其要形成切实可行的风险决策制衡机制；其次是相关职能部门形成监控和执行层面，为确保决策层的风险管理战略及方针政策的执行，风险管理委员会应下设独立的专职机构如风险管理部，牵头负责风险监控的具体实施，协调涉险部门如运作、财务、审计等共同构成“全面防御体系”；最后是涉险员工形成操作管理层面，金融衍生工具交易是一项系统工程，其风险纵横交错贯穿于系统运行的各个环节。作为金融衍生工具的操作层面，随时处于市场嬗变的风口浪尖。应当通过企业的教育、培训不断提升其素质，落实责任，使之树立清醒的风险意识，成为风险监控一线人员。（二）完善衍生金融工具信息的记录和披露

安然公司的突然垮台暴露出了公司的许多深层次问题，其中最严重、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安然公司在经营过程中的财务制度不透明。金融衍生工具的风险控制需要充足可靠的相关信息，且主要是会计信息，因而运用会计方法对衍生金融工具在其交易的事中进行及时的记录和披露就显得特别重要。我国结合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和我国国情，2007年开始实施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在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列报、套期保值等方面均对上市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企业将衍生工具纳入表内核算并按公允价值计量，相关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或所有者权益，改变了长期以来衍生工具仅在表外披露的做法。企业应该遵循准则规定，及时准确地记录金融衍生工具的公允价值，提高会计核算水平和业务披露的透明度，有效控制风险。

（三）提高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的技术水平

一是严格按照预定方案确定操作目标、方向和原则。金融衍生工具的交易以对冲风险为目的，坚持按预定方案确定操作目标、方向和原则是风险防范的基石。上市公司江西铜业在铜价疯狂上涨期间坚持套保，虽然年盈利减少2.48亿元，但整体仍取得丰厚利润。二是充分做好交易前的准备工作。衍生工具市场瞬息万变，交易前准备包括行情研判、方案制定、时机把握、资金计划、运作周期、止溢、止损点位、了结方式、责任分工，以及建立必要的程序化交易系统等。三是做好保密措施，在国际市场进行金融衍生工具交易，隐蔽企图已成为决定成败的首要因素之一，由于我国企业在国外期货交易所没有交易席位，因此几乎所有出海资金都要借助别人的通道，资金数量、操作意图、建仓方向、头寸大小和抗风险能力等核心机密极易被交易对手捕获。针对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对资源性基础商品的刚性需求，近年来国际流动资本频频利用“中国因素”呼风唤雨大肆炒作，演绎“逼仓中国”的事件屡屡发生。四是采取正确投资策略和技巧，制定正确策略和技巧。首先，应着眼于企业的财力，研究交易的资金需求，结合企业现金筹措能力来决定规模；其次，要考虑业务上的技术能力，立足于自己的专业人才队伍，避免过于复杂的操作；再次，要考虑市场承受能力，尽量选择流动性好的市场和产品进行操作；最后，还要针对市场变化灵活应变，趋利避害，捕捉战机。

（四）加大政府外部监管

为了确保企业的安全运营和投资者的利益实现，政府部门必须从外部加强监管力度，防范金融衍生品交易的风险。首先，政府必须依法监管，政府主管部门必须保障衍生金融交易按照诚实信用和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进行。其次，金融衍生交易监管者必须不间断地执行管制，而且必须避免管制宽容。避免管制宽容的必要性在于，如果衍生品交易商自有资本过少时，他从事道德风险和过度冒险的欲望便会增加。极端的情况是当这种机构在经济上已经破产，而它的经理人在过度冒险和中竟然毫无损失：如果冒险成功，它的风险投资得到回报，公司会走出破产的境地；如果失败，衍生产品交易商的损失最终由政府承担。因此，尽管管制宽容在当时看来似乎是正确的政策，但是它会产生一种导致未来金融系统不良行为的激励。最后，政府和监管当局应当积极寻求与各国政府和监管当局的国际监管合作。金融衍生工具交易具有网络效应，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国际化的加强使交易具有全球一体性。衍生交易监管的国际合作却相对滞后，跨国衍生交易出现了监管真空。因此，加强金融衍生工具监管的国际合作，做到信息的国际流动，才能真正有效地对各国境外从事衍生品交易的公司实施有效的监督。

［论文关键词］金融衍生工具交易风险对策

［论文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企业面临的经营压力与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无论是在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都已经无法回避国际化竞争，企业参与金融衍生工具的交易是参与国际竞争的必然选择。控制和避免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的风险，是企业当前所面临的一大课题。

二、企业从事金融衍生工具交易风险分析

随着金融市场国际化的加强，市场风险也不断加大，企业利用金融衍生工具来规避风险的需求越来越强烈。然而，金融衍生工具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为保值者和投资者提供了有效的套期保值手段，另一方面也为投机者提供了“”的工具与场所，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成为金融市场巨大的风险来源。企业一旦投机失败，损失十分惨重。表1是几个比较典型的企业从事金融衍生工具交易失败的案例：

总体来讲，上述企业从事金融衍生工具交易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不合理

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存在不合理现象，很难发挥正常作用。一般情况，每个从事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的企业都会具备一套完整的控制风险的内部控制系统。但经常因为人为因素而很难发挥作用。比如中航油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不合理，总裁陈久霖手中权力过大，绕过交易员私自操盘，发生损失也不向上级报告，长期投机违规操作酿成苦果。

（二）过度投机

运用金融衍生工具进行保值与投机在交易上并无本质区别，套保在防止价格反向运动带来损失的同时，也失去因正向运动带来意外收益的可能性。而投机有时能带来巨额利润，诱惑企业放弃套保宗旨，或不严格执行套保方案，在市场方向突变或判断失误时造成亏损。例如1997年株洲冶炼厂在LME遭受重大损失的原因就是，它在期货市场抛售了两倍于自己产量的锌，使过量的保值成为投机，后因价格暴涨而损失惨重。

（三）行情误判

运用金融衍生工具进行套期保值的起因在于企业对需要购入或售出产品价格走势的不确定，担心出现不利走势引发风险。企业因为错误判断未来的行情走势，导致损失惨重的例子比比皆是。如：2000年全球性的不景气由美国蔓延开来，许多公司为了规避美元低迷的利率而改为操作欧洲美元期货，然而在2001年底美国利率回升，许多公司都因错误的预期蒙受了莫大的损失，其中安然公司的情况尤为严重，这一错误的投资使得安然损失许多现金，并使得资金状况出现严重恶化情况。2008年2月，碧桂园公司宣布发行可转债融资，并将融资的一半金额19.5亿港元作为抵押品，与美林国际订立了一份以现金结算的公司股份掉期协议。根据协议，若最终价格高于初步价格，则公司将向美林收取款项；若最终价格低于初步价格，则美林会收取款项。由于2008年上半年，亚太地区股票市场一路下行，以2008年6月30日的收盘价计算，该股份掉期的公允价值损失约为4.428亿元。

（四）外部监管失效

中国证监会作为金融期货业的业务监管部门对企业的境外期货交易负有监管责任，但由于企业信息披露存在问题，国内金融衍生工具监管缺乏法律、法规依据和监管经验。在中航油连续数月进行的投机业务竟然没有任何监管和警示，也暴露出当时国内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监管的空白。

［参考文献］

［1］田源.商品期货及金融衍生品交易的风险管理［J］.2005,（6）.

风险分析论文范文篇10

关键词:房地产;投资;风险识别

房地产投资的全过程是指从房地产投资意向的产生到房地产出售资金回收或报废为止的整个过程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般可分为投资决策项目实施和房地产经营管理等阶段不同的阶段各具有不同的风险特征,任何一个环节的疏忽都可能导致投资的失败,投资者必须对各个环节的不确定因素进行识别并加以防范

一、投资决策阶段的风险

在房地产开发过程中,投资决策阶段最为关键,拥有最大的不确定性与机动性房地产投资一旦展开进行,很难从项目建设中撤出,否则会付出高昂代价房地产投资决策阶段风险主要源于政策和经济方面

1.政策风险

国家政策对产业发展的影响是全局的,政策的潜在变化可能给房地产开发经营者带来各种形式的经济损失尤其在我国,市场经济环境尚未完善的条件下,政策风险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尤为重要

(1)产业政策风险

国家产业政策的变化影响房地产商品需求结构变化,决定着房地产业的兴衰国家强调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会直接促进城市商业和服务业楼宇市场的繁荣政府通过产业结构调整,降低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紧缩投资于房地产业的资金,将会减少房地产商品市场的活力,给房地产开发企业带来损失

(2)金融政策风险

房地产投资绝大部分依靠银行贷款而进行,国家金融政策的调整对房地产业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2003年6月央行《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对房地产开发资金贷款土地储备贷款建筑施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个人住房贷款等八大方面作了严格规定,提高房地产企业贷款准入门槛,使那些主要靠银行贷款进行投资的企业面临着一定的风险

(3)土地政策风险

房地产开发建设以土地为载体,土地政策的变化势必对房地产业产生重要影响土地产权制度的变更不同的土地取得方式土地调控制度以及不同的土地政策执行力度都会带来房地产投资风险

(4)税收政策风险

税收政策的变化对房地产投资影响重大税收政策和土地调控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调节房地产市场的两个有力工具房地产投资中,各种税费名目繁多,占开发成本相当大的比例,因此,一旦提高税率,房地产开发企业将面临巨大成本风险

(5)城市规划风险

城市规划除了涉及到规划指标和用途的相容性容积率建筑覆盖率建筑限高等,更重要的是通过城市规划布局调整和城区功能调整交通的变化等来对房地产业带来影响因此,房地产企业能不能及早预测规划目标,选择增值潜力较大的合适地块,是决定项目开发成败的核心因素

2.经济风险

经济风险包括市场供求风险和通货风险市场供求风险是最直接的风险市场供应量市场购买力市场价格等反映供需状况指标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导致供需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进而极易导致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不平衡而形成市场供需风险相反,市场供需不平衡会导致大量商品房空置滞销,使投资者承受资金积压的风险另外,房地产投资周期较长,其间可能遭受由于物价下降带来的通货紧缩风险,也可能遭受因物价上涨而形成的通货膨胀风险膨胀率下降会抑制对房地产商品的需求,房地产价格下跌,给房地产投资者带来损失,膨胀率增大会刺激对房地产的需求

3.区域社会环境风险

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各个国家不同地区的社会环境各异,这使得不同地域的房地产开发面临不同的风险因素,同一风险因素在各地的影响程度也相差悬殊,即风险具有比较明显的地域性

4.开发时机风险

从房地产周期理论可知,项目开发时机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由于房地产开发周期长,易受国民经济的影响,因此,经济发展趋势就成为影响开发时机的主要因素所以说,风险与开发时机的选择密切相关

二、项目实施阶段的风险

房地产投资的实施阶段是指房地产投资计划的具体实现过程,它包括从获取土地筹措资金到设计施工等过程此阶段将面临具体的风险因素一方面,在土地获取阶段,房地产开发企业通过协议招标和拍卖意投等方式来获得所需要的土地,这三种获取土地方式的选择就具有一定的风险

另一方面,时间质量和成本是房地产项目建设阶段的三大管理核心,也是三大风险因素管理不当,将会使企业面临工期拖延风险质量风险和成本风险

1.工期拖延风险

工期一旦被延长,一方面房地产市场状况可能会发生较大的变化,错过最佳租售时机,如已预售,会承担逾期交付的违约损失信誉损失;另一方面,会增加投入资金利息支出,增加管理费

2.项目质量风险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开发项目质量主要体现在项目的适用性可靠性经济性美观性与环境协调性五个方面消费者重视房屋的物理质量,更强调房屋的效用承包商施工技术水平落后偷工减料,建筑结构有安全隐患等,是造成项目质量风险的主要因素;房屋设计和户型结构未充分考虑潜在消费者功能需求,也是房屋质量不佳的重要方面

3.开发成本风险

房地产项目开发成本风险源于开发的各个阶段建设前期对项目成本的影响程度达95%—100%,越到后期影响程度越小在规划设计中,方案陈旧深度不够,参数选用不合理以及未进行优化优选设计,都会导致生产成本的增加,在建设期间,国家调整产业政策,采用新的要求或更高的技术标准,也都会使房地产开发成本增加7;除此之外,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导致的建材价格上涨和建筑成本的增加及项目是否能按时完工工程质量的保证施工中意外事故等都是这一阶段将要面临的风险

三、经营管理阶段的风险

房地产项目建成后,资金投放工作基本结束,投资过程就转入到房地产销售出租或物业管理的经营管理阶段该阶段决定着房地产投资收益的实现,是房地产投资风险最大的环节之一其中包括:营销策划风险物业管理风险和其他风险

1.营销策划风险

营销策划是经营管理的核心,它的成败直接影响到成本能否收回利润能否实现在房地产营销策划中,价格定位销售渠道营销方式等都是很重要的方面其中,定价最关键,因为消费者对价格最敏感价格过高远离市场会引起房地产销售困难,难以实现利润;而价格过低不仅会减少房地产利润,还可能致使消费者怀疑商品房的质量,从而影响房地产商在市场中的形象和信誉风险

2.物业管理风险

物业管理的水平关系到企业的声誉和后继生存与发展房地产开发投资竞争日益激烈,消费者不仅注重其价格和质量,而且注重其售后服务,即物业管理,物业管理需要一些专业的管理人员来进行管理,这也面临着一些不确定因素,如专业管理队伍管理构架管理公约以及管理费用等

3.其他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