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农论文范文10篇

财政支农论文范文篇1

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是农村经济的发展问题。这是因为，没有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就无法让农民生活宽裕，就难以促进乡风文明的进步；同时，在经济发展中处理不好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只看当前利益不顾长远发展，就不可能实现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保护。

由于社会、经济和自然条件不同，城市与乡村成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难以割舍又相互区别的两大组成部分，二者既在各种状况下相互对立和矛盾，又相互补充和结合。从经济发展实践来看，在工业化初期，世界各国普遍以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各国又都采取了工业支持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战略。

新农村建设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首先，我们要全面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搞好农田水利、农地整治等农业基本建设，严格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增加粮食生产投入，抓好粮食生产，保持粮食价格稳定。其次，要进一步加大促进农民增收的力度，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完善粮食生产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等政策措施，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第三，要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逐步使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地区，切实解决好农村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第四，要加大对农村生态环境的改造治理力度，建立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维护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让农业生产保持低消耗、低污染的良性循环。

二、农村经济发展的财政支农政策扶持

在我国农业进入新阶段之后，我们应该本着“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原则，改进财政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政策，促进农村经济的繁荣，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力度，财政投入倾向农业和农村

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政府始终是农业投入的重要渠道，而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则是政府支农的主要手段。我们要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加大各级政府对农业和农村投入的力度，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强化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考虑到农村经济的现状和农村发展的需要，今后农业财政支持政策的一个基本取向是：采取有效措施，坚持两个“反哺”的原则，逐步提高财政支农支出的总量，体现财政投入对农业和农村的倾斜。转贴于中

2.明确财政支农重点，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环境治理等的投资

从国外农业发达国家的经验看，都十分注重农业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这是保持农业可持续发展、提高农业质量和效益的重要措施。我国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建设新农村，也要从基础抓起。在现阶段，结合农业和农村的基本情况，财政支农在坚持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支持的同时，要加强对农村的交通、水电、文化、卫生等生活基础设施的投资，以降低农村地区的生产生活成本，改善农民的生活质量。还要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同保护农业资源、发展生态农业、维护农村良好的生态环境结合起来，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区别各地区不同情况，给予不同的支持方式和力度

由于自然资源禀赋、经济基础、区位优势的差异，各地区农业生产状况不同，农村经济的发展也不平衡。发达地区的自然条件对于经济的发展显然具有比较优势。相对来说，欠发达地区不是没有资源优势，就是资源开发利用率不高。同时，任何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都受制于原有的经济基础，欠发达地区要赶上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总量规模相差较大的情况下，必须以高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才能在一定的时间内实现这一目标。因此，在支持农村经济发展政策上要区别对待，实现地区间农业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以实现各地区的协调发展。

4.合理划分各级政府在农业投入中的事权范围

合理界定各级政府在农业投入中的事权范围是确保农业投入稳定增长和及时足额到位的前提条件。根据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结合农业财政投入的特点，各级政府财政农业投入的范围应各有侧重。合理划分各级政府在农业投入中的事权范围，建立和完善地方财政对农业的转移支付制度，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把财政支农资金用到实处。

5.发挥农业财政支持政策的导向功能，拉动社会资金投入

农业是一个弱质产业，是各国政府投资和保护的重点产业，但并不是对农业的全部投入都属于公共财政的范围，都要由国家来投资。尽管我国已经进入支持、保护农业的新阶段，但不意味着农村全部公共事业都由国家和政府揽起，不能把建设新农村理解为由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业财政支持政策的运用，其意义不仅仅在于直接增加农业投入，还在于吸引和带动全社会的农业投入。要注意调整和优化农业财政支出结构，强化农业基础性投入，为社会投资主体增加农业投入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在税收、补贴、贴息等方面对农业投资给予优惠和奖励，以吸引社会资金投向农业和农村。

6.大力推进农村税费、农地制度改革，增加农民的福祉

农民负担问题与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生产生活条件息息相关。现阶段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除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农产品相对过剩、农业生产结构不合理等原因外，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农民负担沉重。因此，在新农村建设中，要继续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一切不合理的收费、摊派和集资项目，以保证农民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农业生产，有富余的资金改善生活条件。

选择适当时机，改革现行的农地制度，在不改变农地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基础上，进一步放活其经营权，让农地直接进入一级市场。这对于促进农业生产资源合理配置，保护农民合法权益都具有现实意义。

7.发扬民主，加强对财政支农资金分配运行的监控

随着财政支农力度的加大，对财政支农资金分配运行的监控成为农村经济管理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要按照《预算法》、《会计法》、《农业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支农资金的预算立项、使用过程、事后效益进行全面的监管。既要有财政、审计、纪检监察、中介机构等的参与和密切配合，还要发挥广大农民群众对支农资金的监督作用，落实和完善村民的民主监督机制，促进农村的民主管理。

财政支农论文范文篇2

前不久，我们针对中国加入WTO以后的三农问题开了会，研讨一旦加入WTO，我们的农民问题会怎么样，农村和农业经济怎么应对。那个会是请国家各部门搞政策研究的人参加，几乎未请院校搞规范研究的人参加。因为纯粹搞理论的研究人员容易把现实问题的讨论意识形态化。

从99年4月份中美加入WTO谈判以来，理论界关于WTO的讨论似乎很难深入下去，人们想当然的将WTO和改革开放划了等号，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被二十年发展过程证明为高度正确。因此，在这种具有“政治正确”的话语之下，谁要是提出不同意见，谁似乎就有反对改革开放的嫌疑。所以关于WTO问题讨论很难深入下去，学术界谈了两年，似乎都在谈利呀弊呀，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其实，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农村、农业在国际化大背景下，普遍受到冲击、挑战，农村经济凋敝，小农破产、大量流离失所，是形成城市贫民窟的主要来源，已经被近十多年的国际经验所充分证明。人们之所以不愿意说，是受制约于这种话语：加入WTO是改革开放，认为利大于弊，机遇大于挑战，就是赞成改革开放；如果认为加入WTO弊大于利，挑战大于机遇，可能就有政治上不正确的嫌疑。

有鉴于此，希望今天讨论财政支农这么具体的话题，能够避免这个不良倾向，不要把本来复杂的现实问题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化实际就是简单化，简单化地讨论社会主义、到底姓资姓社，或者改革还是不改革，这些一旦意识形态化以后，讨论就很难深入。所以在我发表意见以前，要强调我们讨论的问题是个现实问题，跟意识形态没有关系，跟政治问题没有关系，也跟院校的教授们的理论没有关系，我们关注的就是现实问题。

二、什么叫财政支农？

一般而言，财政投资主要是公共品领域，那么财政投资公共品能否对应投入农业，就要看农业本身是否具有公共品的性质，这个道理是清楚的。

对我国而言，农业是否具有公共品性质呢？按一般农业经济科学而言，农业是一个产业，农业生产的当然不是公共物品。但事实上，中国是个农村人口占70％，小农经济遍地，并且长期以来一直是在以农业为工业、以乡村为城市积聚资本的积累过程中。因此，客观地说，我们应该看到农业本身在相当大程度上具有公共品的性质，为什么呢？

第一，农业与生态、环境的保护高度相关，特别是郊区农业具有明显的生态和环境作用。这与国外没有差别。

第二，农村社会基本的资源就是土地，土地并不仅仅是一般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资料，而更主要的是农民生存保障的基础，特别地在发展中国家，城乡二元结构社会这样基本体制条件下，多数发展中国家政府不向农村人口提供社会保障，天然的就把农村、农民的社会保障寄托在土地上，中国出现的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并且新中国三代领导人都强调这种分配是不变的。比如时强调不变（当然后来变了），大包干说十五年不变，现在说30年不变。不管怎么改变提法，新中国50年历史上三次土地分配都是按人为分配依据的，当年曾经设想过以乡为单位分配土地，实行大拉平，但是实际上也做不到，因为哪个村也不愿意别人占有自己的土地，所以基本上是按社区内部人口分配土地，这样土地事实上以社区为边界、天然就具有对社区成员农民的生存保障，因此就具有了社会职能。又由于任何政府，无论是中国政府或西方发达国家政府，都不可能与这样9亿农民人口（实际8亿8千万）交易，不可能对这么庞大的人口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因此，中国的农村土地承载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的制度将是长期的普遍现象。我们测算到2030年至少不会变化。因此从2001年算起，至少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土地承担农民社会保障这个基本功能，不会发生根本变化，政府不可能承担8亿多人口的基本生活保障，这也是不可逆的制度条件，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土地定义为生产资料，而要把土地首先定义为社会保障资料。

由于农业最基本的资源——土地不能被认为是纯粹的一个产业里的生产资料，这与国外的差别是本质性的。因此土地、农业中的主要资源天然具有保障功能，具有社会职能；农业便因此具有了公共品的性质。

三、关于农村的社会开支

在所有发达国家，社会开支毫无例外，都是由政府财政保障的。但是在发展中国家都是政府财政不能管、或者管不起的。于是农村社会事业开支，也要寄托于农村经济自身进行的收益分配调节。也就是说，在农村社区组织中，客观上也发生了类似于财政的功能，即二次分配，因此村社经济，曾有人专门研究县级政府与县级财政以下的非正规财政、即村社财政，研究乡村组织有无二次分配功能。比如说修桥补路，鳏寡孤独、照顾生老病死的事，几千年来都是由社区承担的。虽然现代制度下的政府以财政二次分配来承担修桥补路，鳏寡孤独这些公共职能，但这不过是近几十年才有的事，也就是现代中国才有的。而长期看，哪怕二十世纪历史看，实际上财政上所能承担的农村的社会功能也是极其有限的，农村社会开支由财政负担几乎是天方夜谭。而村社本身就具有二次分配的公共职能。村社经济和村社社会本身结合为一体，其经济的稳定发展具有一定意义的公共品性质。所以三农问题本身就具有中国特色，绝对不可以简单地归类于微观的农业经济领域，或是简单的农业微观产业的领域。因此，与财政投资有关系的是三农。

所以，要想说清财政支农，首先要把概念搞清，财政支农不是指农业，而是指三农。

四、以往财政支农的演变过程

现在，再看国家财政支农到底是什么状况？自从80年代中期，全国范围推进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这样一种农村基本制度后，国家财政基本上不再承担对农民、农村、农业的支撑，所谓历年财政用于农业的开支或支农资金，实际上主要是部门开支，农业各部门如水、电、供销、粮食、农业技术等相关部门，其实是部门在财政的盘子里分配的所谓支农资金。

由于86年前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人们很难在原来的经济框架内找到它的地位，因此给它赋予特殊职能，乡镇企业应该承担以工支农，以工建农，以工补农。这些国家不再承担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交给乡镇企业了；国家不再承担农村基层村以下行政性开支，也交给乡镇企业了；国家也不再承担农村的社会保障开支，还是交给乡镇企业了。因此乡镇企业去补，去建，去支，国家允许税前列支1％，所有支农、建农、补农资金是可以税前列支的；还允许税前还贷。也就是说，当国家给乡镇企业赋予这些公共职能时，政策上是可以税前支付这种开支，保证企业替代国家财政职能可以得到一定的税收优惠。

但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时为了实行公平竞争原则而把这些优惠取消了。从那以后，全国范围内乡镇企业开始大规模私有化，包括北京地区在内。原来，各地长期以来一直以为北京是以集体经济为主。

假说政府放弃了农村、农民、农业这些公共品开支的责任，已经把它交给乡镇企业了，而到90年代中期有些部门照搬西方制度，强调所有的企业应该是一条起跑线，税收拉平。这本来可以是好政策，如果税收拉平了，就应该请国家重新承担9亿农民的社会保障，把原来让乡镇企业替代职能，让政府财政再承担起来。可实际上相应的安排没有作。于是乎，一方面没有任何税收优惠，另一方面金融系统商业化改革以后不再给中小企业提供贷款，尤其不再给乡村以下的小型乡镇企业提供贷款，从90年代中期开始，乡镇企业得到的贷款算起来下降到不到原来的1／3。可见，乡镇企业的支农职能丧失了，三农问题才越来越严重。

比如说现在今年的自然灾害，已经导致了有的地区的人民弃耕撂荒，甚至个别的流离失所。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个现象？不要忘记，中国农业做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它的地位是相当薄弱的。过去，50年代到70年代，尽管大量从农业提取积累，但国家用于农业的投入，从财政算大帐看是逐年增加的，由于大江大河的治理，国家财政支农投资增加，农民的无偿劳动增加，导致我国粮食生产和供给有了根本变化，从南粮北调改成北粮南运，北方的基础设施得到了大面积的改善，整个农业生产能力得到稳定的提高。中国从此不再是因灾就减产，因为北方水利设施改善了，灌溉面积增加了，再大的灾荒都不怕了，还造成从南粮北调改成北粮南运。从七十年代后期以来，再没有因为自然灾害导致过全国性的粮食供给不足。而80年代大包干后连续20年，用于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基本上表现为部门投资，部门投资又被大量挪用于楼堂馆所建设，这些问题有的已是审计部门查处过了。

最近我刚从西部各地调查回来。人们到贵阳、重庆，到所有西部省份的省会，城市的繁华绝对不亚于北京，高楼林立，大量未完工房地产项目正在上马，这些都是西部开发资金，财政发国债投资仍然先上城市建设项目，基本上还是在重演着过去的故事。

因此，应该说近二十年财政支农这四个字可以得到几个印象：第一，实际上是部门在分配财政资金，在养人，而没有真正用于支农；有些投入可能转化为乡村债务和农民负担。第二，财政税收政策的改变，实际上使乡镇企业放弃了对原来就有公共品性质的“三农”的基本保障的职能。因为大多数中西部地方财政不可能保证农村社会开支，才导致了那里的农村出现一系列问题，才使得三农问题越演越烈。

五、WTO条件下财政支农的问题

上述讨论中，第一个是澄清概念，第二个是指明问题在哪？进一步要讨论的是，既然最近二十年的问题是清楚的，那么在WTO条件下，中国财政支农如何搞？

其一，我们不可能象发达国家那样搞财政支农。如美国这个最典型的发达国家，政府以财政保护农业，我们根本学不了，因为美国农业人口仅仅2％。东亚工业化国家中，日本的经验我们学不了，日本农业人口8％；再如我国的台湾省农村人口10％，其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仅40万，法定农业投资折合人民币大约每年300亿，这样的支农政策我们也照搬不了。我们中国农村人口9亿，因此很难完全按发达国家、地区的模式来搞我国的农业保护。

其二，中国缺乏操作绿箱政策的基础条件。当人们谈绿箱政策时，应该研究操作绿箱政策的基础条件。我们农村没有发达国家那种基本生产单位作为绿箱政策的承接载体。因为，我们强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定三十年不变是对的，可大多数地方意识形态化地片面理解这个政策，认为只要维持小农经济分散经营就可以长治久安，不再强调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性。这可能是他们不太了解大包干以来农村政策的演变过程。对此，请注意以下关于农村改革的政策沿革：

在20年前中央强调十五年不变的时候，曾经提出放开城市农产品市场，让农民进城，当时的政策意图就是要打破城市二元关系。这要靠先放开城里的农产品市场，因此，当年有了“倒蛋”大军，有了“百万雄鸡下江南”等被炒作过的事件。但因为城市的农产品供给是和流通部门从财政拿补贴高度相关的（比如，当时（80年代）北京大白菜一项补贴3800万）。如果允许农民放开鲜活农产品进城，意味着财政补贴就白瞎了。因为，假如鲜活的猪肉可以进城，谁愿意吃冻猪肉呢？如果没有人要国有流通部门的冻猪肉，财政就得增加库存和亏损的补贴、银行给的贷款也收不回来。

于是，1985年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提出第二步农村改革，试图以城市鲜活农产品市场为突破口，打破城乡二元关系，就遇到了极大障碍。1986年我到沈阳调查，那里只开放了二十几天的农产品市场，沈阳市财政就受不了，因为商业、供销，这些国营流通部门一概向上告急，在城市经济体制没有跟上农村改革的制约下，正常的经济流程被打乱了，财政作为政府经济的核心部门客观上也承受不起增加的亏损，所以只放开了20多天。

接着，1986年国家体改委提出：农村第二步改革要从以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入手。但问题是谁拿钱建社会化服务体系？面对千家万户、分散的小农经济，国家这些支农部门怎么服务？依靠现有的农机站、种子站、供销社、粮站、信用社、电管所、车管所等社会化服务体系，可以呀，拿钱来。可当时国家没钱。1986年正好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财政赤字增加，财政拿不出钱来。

有鉴于此，农村第二步改革以市场为突破口，没有突得过；以社会化服务体系为突破口，财政没钱。从那开始，事实上农村第二步改革就停了，没能够再走下去。以后，虽然还有提法，例如，1993年我们在农村试验区提出以税费改革为突破口，1995年提出以城镇化为突破口等，但由于都涉及整个体制的制约，都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

15年过去，对我们很短暂，但对农村来说，累积矛盾到现在，问题就复杂化了。比如贫困问题，上个世纪末完成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但据有关研究又新增了1亿贫困人口，尤其是95年以后，据国家公布的统计数据，1995年农村人均现金收入在零值以下的只有1％，到2000年农民人均现金纯收入在零值或者负值的占46％。

15年前农村第二步改革没有财政支持走不下去，破解不了财政全额补贴城市开支这样的难题，到最后，财政自己也走不下去了。90年代中期开始，不仅是农村不保，城市也不保了，不仅是一般生活消费不保，连基本的社会保障不是也保不了吗？在这种城乡二元结构不能打破的情况下，在农业人口仍然占绝对比重的情况下，要求财政支农，或者给生产补贴，都是不可能的。当年第二步改革没有走下去，是有财政的缘故，现在财政连城市都保不了，再让它支农？还是现实一点谈问题，千万不要把现实问题意识形态化。

在加入WTO以后的约束条件下，我们按发达国家财政支农的路子走不了，但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一般的宏观调控政策不可能解决三农问题，即使财政有钱，农村微观主体十几年累积的矛盾，到现在不是所谓接近爆发的临界点，而是在很多地方已经爆发了。再继续我们的小农经济分散经营可能也走不下去了；在WTO条件下，分散的小农经济不可能成为绿箱政策的载体。至少现在，人们承认实在找不到办法来解决。

比如我们已经认识到乡村替代国家承担公共品的责任，最近人们重视乡村负债问题，其实就是这种替代的结果。6月去贵州调查，随便走访一个中上等水平的镇，镇级政府负债500多万元，预计明年负债会增加到600多万元。为什么？因为现在“十五小”还未关完，一旦这一两年内“十五小”都关完了，乡村负债还得大幅度增加。因为当年“十五小”有利可图，都是乡镇政府投资利用当地资源上了一批小企业，如小煤窑、小水泥、小采石场、小冶金。现在“十五小”要全关闭，原来的投资基本上拿不回来，就会转成乡村债务。

从农村基层情况看，以前的乡镇企业投资亏损已经转成乡村债务了，以前的农民合作基金会被关闭也已经转成债务了，以前有些加强农村工作的政策，如双基教育、普九达标，这些任务在没有钱的地方大部分是债务。其实，所有上级下达的任务，包括纪念建党、建国、建市多少周年，在农村基层搞活动谁给钱？只有负债。基层干部说，债多了不愁，虱子多了不咬，后任不理前任帐。结果债务越累计越多。

多少下几次乡，孬好了解些基层情况就会明白，历年的财政支农资金实际上很大程度上被相关部门分配以后，到基层转化为要求一比一配套，转化为基层负债，最后转化为农民负担。比如说修水库，典型的例子是最近调查的一个水利设施建设，水库未弄好，漏水，成了废库，债务却不能瞎了，只能往各村摊。增强农村基础设施，按目前财政投资渠道和投资方式，还能支农吗？支哪个农？且不说财政分盘子这样的做法支不了农，最后有些只能转化成债务负担，转化为农民负担。即使有充分的善良愿望，大家都特别廉政，没有谁为自己争一分钱的利益，当你真从财政拿一笔钱时，是支张三呢？还是李四？还是王二麻子？面对2亿4千万农户，支谁，不支谁？大部分财政资金，包括扶贫资金，根据过去监测调查，结果支的是乡村干部或者干部亲属，一般的有各种名义，这是党的活动积极分子，那是团员青年带头人，其实是他的老伴和闺女，支他们了，他们再雇两工，然后就致富了，然后就脱贫了，然后就各级干部带你去看，咱贫困家庭锅里有肉了，都挺好的。

这里有个交易费用的经济学道理，现在讲财政支农时，注意没注意农村已经分户经营了，集体经济已基本上解体了，北京郊区维持了多少年，最后也没维持住，差不多也就那样了。一旦分户经营成为一种制度现实时，你会发现任何自上而下的与农民的交易无法进行，因为交易对象太多，导致交易成本过高，目前一盘散沙，支农支谁？凭什么要支他们？有人能审查这人吗？该支王二麻子，说他最好，可是不给张三，有没有道理？财政怎么考核？按照现行制度，只好分盘子，维持原状。因此，目前的财政体制——分盘子体制，基本上和原来计划体制一样，也就是说，农村第二步改革未推进得了，当年面对这样庞大的城市补贴体系，无法推进，这个体系延续到今天，15年过去了，政府财政面对分散小农经济怎么支农？结果，小农经济的分散经营反而成了财政支农最大的体制障碍。

六、怎样真正做到财政支农

一般而言，要真正做到财政支农，有招没招呢？在概念、判断、分析后，应该说还是有招。其实北京市在过去无论如何在这些方面有相当多的成功的经验，以我这些年对北京有限的了解，北京市过去在维持社区经济，在形成农村可作投资载体的单位上本来是有经验的。

我们以近邻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省为例，很多人都去看过，我也去考查过，政府财政支农资金并不分配到各户，即使他们农户少，农村人口少，那也是做不到的。台湾只有40万农民，与我国8亿多农民不能比，但台湾40万农民也不是说每个人都得到财政支持。政府只是确定每年支农资金是多少？法定的这块支农资金不能挪作它用，现在台湾每年几百亿台币的支农资金在台湾岛小小范围内实在是已经支无可支了。但它有些经验可取，具体如下：

第一，政府财政支农资金可以用于建立农村合作金融业务的保险机制。农民的合作金融建在乡镇一级农协，不仅可以吸收农民的存款，而且可以吸收整个社区范围内的居民存款；对外可以公平竞争，和所有银行的营业所一样，但是没有税，就象我们这里原来合作基金会不承担八种税费一样，就是为了让合作金融产生利润，但是利益的60％定向返还给社区范围内的所有农民。返还的方式可通过绿色证书培训、通过社会事业支出，整修道路、办敬老院、办广播、办各种公益活动，把60％的收益定向返还到社区，这就替代政府财政解决了农村社会开支。可能发生的金融风险通过建立中央农林金库给予保障，这是第一种。

第二，用于市场建设。这个市场建设，当然不是哪个大户，不是哪个私营企业家，而是仍然由农民合作组织搞。政府只对农民合作免税地放开所有的和农业相关的经营，无论是生产资料供给，还是农产品销售，无论是联购分销、分购联销，无论你是什么方式？无论是批发、还是专业市场，这些市场允许农民合作组织免税进入，同时政府投资定向用在农民合作组织的市场建设上，以保证农民以最低的经营成本来占领最大的市场份额。如果不这样做，这些东亚社会都是小农经济，必然因为成本高而导致农产品没有竞争力，日本农民能干得过美国吗？韩国能干得过美国吗？都绝对干不过。但他们的农民协会办的超市顾客盈门，人们宁可买他们提供的高价食品。为什么呢？就因为他们经过多年的宣传，已经使国民形成一种共识，这是我们农民生产的东西，我们要支撑自己的东西。因此尽管有时候日本的大米比美国加利福利亚大米要高20多倍，台湾、韩国大米都比美国加利福利亚大米要高多少倍，为什么仍然有国内市场？背后有政府以财政支农资金撑着他们。农民办市场免税，而且可以凭获得的收益补充你的亏损，如果纯粹讲市场经济，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国家、地区就不能保得住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我认为这第二个重要的财政投资领域实际上是定向投入合作社进入的涉农经济，特别是购销、批发、专业市场。让农户联合起来，成立合作社，财政支农资金只对这些农户联合的合作社，不对个人。

财政支农论文范文篇3

【关键词】财政支农规模结构对策建议

2006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粮价的持续攀升引发了全球性通货膨胀，导致30多个国家出现粮食危机，并引起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而对于用不到世界9%的耕地来养活世界近22%人口的中国，粮食问题始终倍受国内外各界的高度关注。中国能否主要依靠自己生产的粮食养活自己？中国的粮食安全有保障吗？诸如此类的问题成为社会各界空前关注的重大问题。我国历来重视农业问题，近年来提出“工业反哺农业”的新思路，并不断增加财政支农力度。本文认为，非常有必要对财政支农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以发现存在的问题并找到解决对策。

一、规模：不断扩大但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1、从自身规模看，规模不断增大，特别是近几年规模激增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支农的具体情况见图1（本文所有图表的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7）》，《中国财政年鉴（2007）》，相关数据由此计算而得）。1950—2006年我国财政支农总共投入23691.35亿元，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财政支农规模不断增大，特别是近几年规模激增。2006年的财政支农规模是1980年的21.15倍，是1990年的10.31倍，是1996年的4.53倍，是2000年的2.58倍，是2003年的1.81倍。财政支农从1978年的150.7亿元增加到200亿元用了10年时间，1988才达到214.1亿元；又用了五年达到400亿元，1993年为440.5亿元；突破1000亿元大关从1978年算起用了20年，1998年达1154.8亿元；而突破2000亿元大关用了6年，2004年达2337.6亿元；突破3000亿元大关只用2年，2006年达3173亿元。同时，从2000年的1232.5亿元激增到2006年的3173亿元，2004年净增值为583.1亿元，比1995年574.9亿元的规模还大；2006年净增值为722.7亿元，比1996年700.4亿元的规模还大。

2、从稳定性来看，增长速度经常大幅波动，财政支农稳定性比较差

从图2可知，总体上我国财政支农增长速度常有大幅波动，稳定性有待进一步提高进。依据波动幅度的大小，我国财政支农的变化趋势可大致分为三阶段：1978—1982年的急剧波动时期，与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和经济政策多变有关；1982—1995年的相对稳定时期，与该期间农村经济平稳发展和经济政策相对稳定有关；1996—2006年的较大波动时期，该期间农村经济发展面临各种困难和压力，改革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就某年具体的波动幅度而言，在1978—2006年的29年中，有7年的波动幅度大于20%，其中有3年大于30%：1978年为39.3%、1997年为37.98%、2004年为33.23%。其中，2006年也接近30%，为29.45%。波动幅度为10%～20%的有10年，幅度绝对值低于5%的只有2005年（为4.82%）。其中有2年是负增长：1981年竟为-26.53%，1999年为-5.98%。最大的波动幅度差距为65.8%（1978年39.7%与1981年-26.53%的差额）。

3、占财政总支出比例呈下降趋势且波动较大，近几年有止跌上升趋势

从图3可以看出，财政支农占财政总支出比例的变化大致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5年急剧下降阶段，从1979年的13.6%降到1985年的7.7%。这一时期由于农村普遍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持续大发展，国家减少对农业的支持力度。第二阶段：1985—1991年缓慢上升阶段，1991年达到10.26%。第三阶段：1991—2006年缓慢下降阶段，除1998年和2004年的小幅增加外，大致呈下降趋势。1998年的上升是由于1997年以来东南亚金融危机和1998年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大洪水泛滥，国家发行国债加大对长江和淮河的投资。2004年的上升是由于农业连续多年滑坡，国家重视“三农问题”。

4、从合法合规性来看，相关支农要求常得不到有效落实

从国内的法律来看，《农业法》没有得到充分有效地落实。1993年《农业法》施行以来的有关情况见图1和图4。从图4可知，实施《农业法》以来，国家逐步提高农业投入总体水平的法律要求基本实现，只有1999年例外。1993—2006年的14年中，有9年是财政支农的增长幅度低于经常性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没有达到法定要求，特别是1999年财政支农增长幅度为负，所占比例竟高达64.3%；只有5年达到法定要求，所占比例仅为35.7%。1996—1998年3年是在非正常状态下实现财政支农的增长幅度的：由于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长江与淮河流域洪水泛滥的特殊情况，国家通过发行大量国债大幅提高对农业的投入，特别是对长江和淮河治理的投资；2004年国家提出建设新农村；2006年是2005年超低反弹，且财政支农增长幅度的稳定性也差一些。总体来看，《农业法》的一部分要求落实较好，而另外一部分要求却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

从国际惯例来看，我国的财政支农措施远远没有达到WTO协议的规定。在WTO协议框架下，“黄箱”的支持比例可以达到农业总产值的8.5%，而我们国家不到1%，由此可以看出我国没有很好利用“黄箱政策”的条款，更没有充分有效利用“绿箱政策”。政府对农业部门的所有投资或支持，如对农业科技、农田水利、农业生态环保等方面的投资，由于其不会对农产品的产出结构和农产品市场发生直接显著的扭曲性作用，因而协议根本不限制“绿箱政策”。因此，我国的财政支农政策完全不用担心与国际规则相矛盾，应大胆根据我国的农业实际需要和财力来安排支农资金。

二、结构：明显不尽合理，亟需较大改善

1、从内部结构来看，一级结构及二级结构明显不合理

目前财政支农一级结构及二级结构都明显不合理，2000—2006年我国财政支农结构的基本情况见图5。

财政支农最大的一项是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为68%，所占比例太高。而其两个部分结构也极不合理，由于机构膨胀、行政经费支出刚性等原因，用于农林水气等部门事业单位人员机构经费比重大，增长速度很快；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如农业事业专项经费及为农业事业发展提供保护和服务的专项经费等支出比重较小，增长缓慢。

财政支农第二大项是农业建设基本支出，占24%，所占比例不高，其中大型水利基本建设投资又占绝大多数，而用于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投资非常少，所占财政支农比例大致为10%。“七五”时期大型水利基本建设投资占59.6%，“八五”时期为63.1%，“九五”时期为63.4%，实际上这些投资是全社会都收益，与农业直接生产关系不大。

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绝对数额很小，所占比例过低。2000—2006年是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增长最快的七年，只有99.30亿元，此期间农村人均每年科技三项费用仅为0.26元，剔除物价上涨的因素会更少。据有关资料，我国目前每年对农业的科研投入约占农业总产值的0.25%，而发达国家平均为2.37%，发展中国家平均为0.7%～1%。现在发达国家科技对农业增产的贡献率一般是60%～80%，而我国目前不足40%。要促进农业的迅速发展，我国必须加大对农业科技进步及其成果的推广支持力度。

2、从变化趋势来看，财政支农结构问题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完善

我国财政支农的结构变化见表1。从表1可知，我国支援农村支出及事业费规模急剧扩大，但其比例增加更为迅速，从50年代的35%一直增加到80年代的68%，增加了近一倍，之后如此高比例继续稳定，1950—2006年的平均值高达66%。但农业建设基本支出比例却从50年代的49%减少到80年代的23%，之后基本保持此低比例，1950—2006年的平均值仅为26%。值得注意的是，大型水利基本建设投资的比例却逐步上升，从“六五”时期的53.8%上升到“九五”时期的63.4%，上升幅度惊人。而与农业直接相关的投入比例以更大的幅度下降，与公共财政的要求和农村实际的需要背道而驰。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基本演变是：1950—1962年没有，1963—1967年有一点，而1968—1970年又取消，之后逐渐增多，1950—2006年总共才171.49亿元，所占比例仅为1%。1950—1980年期间，由于我国的贫困人口数目较大、比例较高，农村救济费用规模增大但是比例减少，1984—2005年则没有，2006年突增330.88亿元。总之，从纵向的各个时期相比，财政支农结构并未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三、政策建议

由以上分析可知，虽然财政支农规模不断增大，但是我国财政支农规模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同时，财政支农的结构性问题容易被规模不断增大所掩盖，问题的严重性没有引起人们和国家的足够重视，这恰恰是严重影响财政支农作用充分发挥的重要因素。

1、继续扩大财政支农规模，充分发挥其积极推动作用

一方面，依照《农业法》的要求，应逐步提高农业投入的总体水平，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应结合国际惯例，借鉴他国先进经验，在国家财力大幅增长的情况下，大幅提高支农幅度并保证支农资金稳定增长。另一方面，应依据市场原则创新财政支农方式，采用补助、贴息、担保、税收减免等手段，充分发挥财政支农资金的引导效应、杠杆效应、放大效应；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农业，形成支农资金多元化、多渠道的新格局。

2、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优化财政支农结构

首先，扭转支援农村生产中农林水利等部门的事业费过高现象。如果扣除这些部门的行政事业费，直接用于支农支出资金所占财政支农支出总额比例是很低的，这些部门的事业费过高导致支农支出资金严重不足，严重阻碍了农业较快发展。建议把这些部门的行政事业费从财政支农支出中划出去，使项目含义名副其实，更为科学合理。其次，加大与农业直接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切实改变带有全社会普遍受益性质的水利工程、林业生态等建设占比重较大而直接用于农业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占比重较小的局面。最后，尽快增加农业科技的投入。财政长期对农业科技投入不足，严重制约了农业科技的进步和农业的稳定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宋乃公、王大用、国鲁来等：如何让资金高效流入新农村[J].人民论坛，2006（5）.

[2]财政部农业司课题组：创新财政支农机制促进新农村建设[J].中国财政，2006（9）.

财政支农论文范文篇4

图1“八五”以来国家农业投入情况

注：1.从1998年起，国家财政农业支出包括国债安排的农业基本建设支出。

2.从1998年起，国家银行农业贷款占国家银行总贷款比重以短期贷款计算。

同时，财政支农资金结构失调、管理混乱，导致生产性支农资金到位率很低，地方“吃饭财政”挤占挪用了大量有限的生产性支农资金，加剧了农用资金的供求矛盾，使得农业这一“弱质”产业的许多基本生产经营条件不能得到较好的维护和改善（如农业基础设施，抗病防灾能力，土地改良）。[1]这就无法为土地规模经营提供良好的农业投资环境，也就很难提高农业投资者集中土地现代化、集约化生产经营的积极性，阻碍了新型农地经营方式的推广。

（二）财政支农资金分配、使用模式不适应农地经营方式转变的需要

当前，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的财政支农资金融通渠道多是通过各级政府层层转接，中间难免“雁过拔毛”，资金沉淀，导致支农资金专款专用缺乏保障，农业补贴资金流失严重。由于得不到有效的国家农业补贴支持，增加了大规模农地经营的未来收益风险。而且，相对中央财政支农拨款而言，目前由于我国农业效益低下，生产经营方式落后，地方财政投资农业的积极性不高，其投入成逐年下降的趋势（如图1）。这非常不利于农业这一因地制宜特点显著的产业的发展，因为只有地方政府最了解当地农业的真实情况。这使得从事规模化经营的农业主体得不到地方政府亲民、切实的政策与环境支持，客观上不利于其发展壮大。同时，农业政策性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建制有限，难以深入乡村，财政已有的支农性贴息贷款基本上是以传统的小农户为对象，数量少、规模小，而那些大规模的农地经营者需要的是较大数量，能够及时、足额、到位的农业贷款，这种供求矛盾急需调整。

（三）农村社会保障体制的缺失，制约了新型农地经营方式的发展

在现行的财政支农资金中，预算内就有“农业基建拨款”、“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农业事业经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等11项。此外，国家还建立了农业发展基金等专项支农基金，但纵观这些支农资金，关乎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建立的却几乎没有。这一方面是由于所有制、城乡分离、户籍制度，以及侧重工业发展等历史原因，使得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另一方面，以土地作为农民农村社会保障依据的传统观念没有得到很好的转变，特别是近年来耕地数量逐渐减少，农产品效益低下，面临自然与市场双重风险，脱离土地转向非农产业部门的农民逐渐增多，如不妥善处理好之一问题就会严重影响土地使用权大规模流转和集中经营，即农民难以割舍土地，而且妨碍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现代治理模式的建立，即难以形成企业化、产业化的新农业，增加了他们的经营成本和负担，这样就为现有土地上的农民向新型农业经营单位的转移设置了一大障碍。

（四）财政农业税费改革滞后，不利于推动农业现代化经营

合理科学的农业税费制度也是财政支农的一个重要手段。近些年，国家为减轻农民负担所进行的农业税费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效，但遗憾的是，这一改革从解决“三农”问题的全局角度出发而进行的统筹安排与思考不足，没有将减轻农民负担同促进农业现代化经营及农村地方政府支农的财权、事权改革紧密结合，其改革滞后性明显，这十分不利于农业现代化经营方式的推广。第一，当前的农业税费改革以及农业税的逐步取消，将逐渐形成农业税收的真空，使得农民享受国民待遇依据无着，这无疑会严重影响到农业、农村基建及公共事业的投入，不利于为农业现代化经营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第二，农业税转型重视不够。当前我国农业税费的交纳主体分散、征收交易成本过高的现象主要是由于小农户的分散经营造成的。如果不能将原来资源税性质的农业税转型为所得税性质的农业企业、个人所得税就一定不适应新型农地经营方式法人业户的要求，同时也难以实现城乡税制一体化。第三，缺乏完善有效的农业税费改革。这非常不利于吸引大规模农地经营者以及非农资金对农业进行投入，使其形成在长期减少经营成本，扩大收益的良性预期。第四，地方政府，特别是省级以下政府没有成为农业税费制定、执行、收益的真正主体。分税制改革不彻底导致基层政府财权、事权不统一，无力支持地方农业发展，致使农业现代化经营方式的建立缺乏地方政府的推动力。

二、农地经营方式变革的必然与财政支农的适应性变化

农地经营方式的变革有其许多必然因素，财政支农政策面对这种变革应做出适应性的变化，从而支持和推动这一变革顺利进行，并不断完善。

（一）家庭小户经营阻碍农业现代化发展，财政支农应转变对象

当前我国农村实行的是从高度集中经营转变而来的以小农分散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但多数地方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只有分没有统，农业公共服务，特别是科技推广服务缺乏资金，人才流失严重。[2]而且在这种经营模式下，我国人均耕地2003年只有1.86亩，且条块分割，原集体所有的大型农机具缺乏维护，无法发挥其功效。这就更加不利于农业科技规模效益的产生，许多先进农用机械无法在零碎分散的土地上使用，严重阻碍了农业现代化发展。财政支农面对这一客观现实，应当认清土地规模化集中经营的大趋势，实行鼓励土地流转、集中的政策，将支农对象放到农地规模经营的生产大户或农业企业上来，推动我国农业实现现代化的步伐。

（二）小农户抵御、承担风险的能力很弱，财政支农应以创造性思维改变现状

农业风险大体上可以分为自然风险、市场风险与制度风险。首先，面对自然风险，如洪涝灾害，小农户无法组织起有效的防灾、抗灾自救体系，不仅资金缺乏，而且土地分散经营难以统一规划，最终只能全部依赖政府支持。其次，面对市场风险，分散经营的小农户不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投入大，产出小，效益低下，难以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而且我国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如市场中介组织不健全，单个农户无法掌握较为详实的市场动态和信息，始终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劣势一方，容易出现增产不增收的局面。最后，面对制度风险，小农户没有能力组织起维护自身权益的行业利益集团与侵犯其权益的行为做斗争，制度的变化只能被动的接受。为了避免制度变化可能带来的风险，许多小农户对土地进行掠夺式的经营，不愿改良土地长期投资。另外，农户家庭无力抵御和承担新技术带来的风险，在没有相应保障机制和风险分担机制的情况下，将进一步阻碍农业技术的推广。以上这些问题同样是财政支农政策关注的焦点，以往财政支农资金在这些方面的投入相当巨大，但收效甚微。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就要求财政支农以创造性思维重点支持农地规模经营者，从各方面发挥其抵御和承担风险的优势，使我国农业的发展更加稳健。

（三）农民农业收入增长缓慢，财政支农应因势利导

由于近年来粮价持续低迷，农业生产成本居高不下，种粮收益微薄，甚至严重亏损，致使农民农业收入出现增长缓慢，有些地方甚至倒退的表象。这与外出打工和其他产业相比，收入上存在明显差距，于是农业劳动力流失，土地闲置、撂荒等现象接连出现，这客观上要求重新整和农业用地，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形成农地规模集中经营的新模式。财政支农政策应充分认识到我国农业发展的这一客观变化，因势利导，积极推动农地流转机制的市场化运作，建立相应的配套设施，扶持农业大户与农业企业的大规模土地经营，发挥其优势，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民的农业收入，以工业化的新形式将农民合理自愿的附着在土地上，减轻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社会压力。

（四）入世后我国现行农业经营方式必将遭受冲击，财政支出应变被动为主动

我国全面进入WTO以后，以农业个体分散经营为主的我国农产品必将遭受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以大规模机械化生产方式为主的国家所产农产品的强烈冲击。面对残酷的市场竞争，我国农地经营方式必须打破一家一户的小农经营格局，建设规模化、产业化、企业化的现代新农业，发挥有限耕地的最大效益。制定财政支农政策的相关部门应及时了解和掌握WTO对于农业的有关规定，主动出击，充分利用“绿箱”政策为现代化农业打造良好的生产经营条件。同时，合理运用“黄箱”政策增强新型农业主体的市场竞争力为其生存与发展争取更大的空间。

三、积极推进农地经营方式转变，努力提高财政支农效率

要作好新形势下的财政支农工作，就必须顺应农业客观发展的需要，克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小农分散经营所带来的一系列不利于农业现代化的缺陷，积极推动向农地大规模集中经营的生产方式转变，并将其与“三农”问题的解决紧密结合起来，从而进一步促进城乡统筹，经济结构调整等重大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在当前情况下，这就需要不断提高财政支农效率，作好政府的推动和引导工作，改革现有土地制度与财政支农资金分配、使用制度，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将包括土地流转，大规模集中经营，农业企业化等新型农地经营方式的这一“新时期的土地革命”进行到底。

（一）彻底变革农村土地制度，增强财政支农针对性

首先，建议取消农地集体所有制，改为国家所有（目前，许多地方乡镇企业的原集体所有的农地已经转为国家所有）。打破土地所有权的条块分割，由国家统一掌控全国农地的所有权，这有利于彻底清除农村基层集体组织、官员利用土地集体所有制，谋求一己私利，腐化堕落，形成乡村权势阶层的温床。[3]同时，给予农民完整的土地使用权，即将原先掌握在集体组织手中的转包、转让、出租等土地处分权还给农民，使其与土地经营权一起形成农民完整的土地使用权。最终，让农业经营主体直接与代表国家的政府签署土地使用权合同，不再通过农村集体组织。这一方面维护了农民权益，另一方面为农地大规模集中，土地市场化流转和农业企业经营扫清了体制障碍，减少了阻力，降低了成本，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财政支农资金分配规模化、集中化的使用程度也会大幅提高，其针对性也将更加明确，财政支农资金的分配使用效率将会有大的提高。其次，在国家全面掌握农地所有权之后，要尽快组建国有农地产权交易市场（当然，这是一个只包括使用权的产权交易市场），将它纳入现有的国有土地交易流通市场，交国资委及国土资源部管理，具体负责设置、运行各地的农地产权交易所。这一举措将极大的促进农地自由流转，为其规模经营创造必要条件，而且市场上表达出的信息可以作为国家监控农业发展现状，制定和调整财政支农政策的重要依据。最后，在进行了以上改革之后，财政支农资金的分配体制也应做配套改革。改变以往支农资金多头管理，流失严重的情况。建议将这一资金统一划归各级农业发展银行及其分支机构，重点突出专款专用，相关支农款项直接打入农业大户或农业生产企业在这一指定银行的专用账户，最大程度的减少中间环节，防止挤占挪用。最终形成国资委、国土资源部管农地，农业发展银行管农资的新型支农管理格局。

（二）新型农地经营方式的形成与支农财税体制改革

新型农地经营方式的组织形式可以是多样化的，即可以是个体大型农场，也可以是私营、合伙农业企业，还可以是生产型农业公司，但共同点都必须是大规模集约化的农地生产经营者。大规模集约化生产经营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单位成本，产生十分显著的规模经济效益（小农户分散经营将逐渐无法生存）。这非常有利于增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增加经营者的收入。更重要的是农地经营方式的变革，特别是企业型、公司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建立将在诸多方面对“三农问题”的解决产生深远影响，并成为彻底解决这一难题的有效方案之一，而支农财税体制的大胆改革也必将成为推动这一变革的重要力量。首先，企业化的农业生产者要以现代企业治理模式管理、运行该企业，做到资金管理规范，账目清晰。这样就可以在农业费改税，并逐步取消农业税后，开征农业企业所得税。同时，保持增值税等流转税对农业的倾斜保护政策，解决农业税收真空的问题。其次，企业化农业将彻底改变农村劳动力就业、增收的现状。已将个人或家庭的农地使用权转让出去的农民可以选择进城务工或在非农产业的乡镇企业就职，也可以自愿受雇于得到大量农地使用权的农业生产企业成为农业工人。这样，农村劳动力市场将逐渐形成，大多数的农民仍然可以附着在土地上解决就业问题，其收入也就转变为工薪收入，自然纳入工薪所得税的征收范围。而农民个人的土地转让费收入，可以与成交方协商一次收款或定期分摊收款，同时交纳所得税。另一方面，财政支农也应将建立农业工人社会保障制度这一工作列为重点，尽快出台相关规制，以解决农村社会保障缺失问题，维护农业工人权益，保障农业稳定发展。这里还建议建立农业工人工会把农业工人组织起来，在劳资双方的合作与斗争中最大限度的维护自身权益，这也必将成为整体改革方案中财政支农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说，改革后的“三农问题”将随着农民逐渐向农业工人转变而成为“二农”问题。另外，企业化农业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以往小农户信息不灵通，抗风险能力弱的情况。同时，有利于形成农业利益集团，在国家农业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在财政支农的主客体之间形成权力制衡。总的来说，企业化农业与支农财税体制改革的思想核心是一个以城乡统筹发展为主线，解决“三农问题”为重心的整体改革构想。

（三）健全财政支农法律体系，保障农地经营方式转变顺利进行

拥有一个健全的财政支农法律体系是保障农地经营方式转变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这一法律体系必须与其他农业法律法规保持原则、立场上的一致性，并辅之专有作用。建议在进一步完善财政支农法律体系的过程中，注意以下问题。第一，要从法律的高度支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使通过正规合法的农地使用权流通市场集中起来的耕地能够实实在在的用于农业生产，财政支农政策可以得到真正落实，而且对应于《农村土地承包法》“维持土地的农业用途，不得用于非农建设”的规定。[4]同时，坚决打击不法投资商利用市场化交易恶意炒作农业用地，从而产生新的抛荒。第二，要完善农业税收法规及财政支农资金发放标准的法律规定，出台反耕地垄断经营法，从而严防恶性土地兼并，使农业经营个体无法从中得到经济利益甚至遭受法律制裁。第三，要将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纳入《公司法》法人概念（建议组建有限责任公司），并规定其成立、变更、注销，以及破产等情况，同时认定为财税支农法规中的客体。特别是当出现农业企业破产时，可将其拥有的农地使用权在流通市场上转让给其他农业生产者，保证农业用途。如转让不成功，政府有权收回土地与其他农业生产者签订使用合同。第四，财政支农法规应与《证券法》、《公司法》等法律相配合，共同构成农地使用权流通市场的法律规范，使这一市场的真实供求交易与投机交易相得益彰，规范发展，并逐渐成长为国内又一重要的新兴资本市场。第五，财政支农法规中应明确农地使用权期限的规定，同时与农地使用权流通市场相结合，将当前零散农户耕地使用权向农业生产企业流转视为一级市场，这样农业生产企业将逐渐获得大部分农地的剩余使用期限。接着，当这些农地的剩余期限到期时，农业企业再与政府签订相应期限的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同时上市流通成为二级市场的交易标的。

（四）依据农地经营方式变革的要求，改革农村地方政府行政体制，转变职能，调整财政支农方向

在农地大规模集中于各个农业生产企业之后，农村地方政府的管理对象也随之集中于以农业企业为代表的“正规化”农业生产主体。与以往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逐一管理相比农村地方政府行政事务的强度和数量会相应下降，工作效率也会有大幅度提高，这就为农村地方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首先，这十分有利于农村基层地方行政单位的合并与精简。由于土地的集中经营，政府工作量减少，村与村、乡与乡、甚至县与县之间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该合并的合并，该撤销的撤销。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农村基层政府机构人员膨胀问题，将节省出来的行政事业性支出用于提高集中后的政府机构工作效率以及补充财政支农资金。其次，精简后的农村基层政府还应重新明确其财权和事权。财权方面建议将农地使用费收入及农地使用权流通市场上的印花税收入由中央与地方分成，将农业企业所得税、农业个人所得税全部留归地方政府支配，这样进一步将分税制贯彻于省级以下的行政级次。另外，改革后中央会加大对农村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其中除保证地方政府正常履行职责，提高工作效率的行政事业费用补助划归地方政府使用外，大量的支农性资金补助，如为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教育、生态环境、交通等条件而提供农村公共物品划拨的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则应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协商使用。在事权方面，中央政府应负责全国或跨地区较大范围内的农业基础设施，农业科技及服务体系等事务的投入和建设，而地方政府则应在地方性受益较大的公共产品供应方面做出成绩，如地方交通建设、水电设施投入、医疗教育服务提供以及生态环境改善等。在农地经营方式改革的过程当中，农村地方政府还必须注意尊重民权，特别是在当前农户手中的土地使用权向农业企业流转的初级阶段，一定要牢记《农村土地承包法》“国家保护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偿地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规定，而且要十分突出自愿原则。目前，一些地方在土地流转中发生的纠纷和上访事件都是违背农民意愿，集体组织、干部包办、代替甚至是强迫命令引起的，其危害不言而喻。[5]问题的关键在于当前农村地方政府的行政意识还远未达到市场经济的要求，其计划经济色彩相对较浓。我们应该让农村地方官员清楚的认识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多是运用经济学原理，在小农户分散经营与大规模企业化经营的市场选择中推动改革的前进，而不是运用僵硬、死板，甚至违法的行政手段强迫推行。

「参考文献」

[1]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办公室。农业投入与财政政策[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

[2]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中下合卷）：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再论[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

[3]李杨。关于农民土地使用权的法律保障问题研究[J].农村经济，2004，（1）。

财政支农论文范文篇5

RatiRam(1986)利用115个国家1960～1970年和1970～1980年的产出、投资、政府服务和人口的数据，测算了政府服务支出和经济增长。KiminoriMatsuyama(1992)通过财政支出在不同领域内的比较优势，实证分析了财政支出在农业领域最优投入规模，并分析了财政资金投入农业领域的相对竞争优势。JamesRude(2000)通过对美国、加拿大、欧盟“绿箱”政策进行比较分析，认为“绿箱”政策会影响收入的重新分配。

国内学者对我国财政支农支出与我国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他们通过联立方程模型(林伯强，2005)、灰色综合关联度分析法(肖新成，2005)、主成分分析(李燕凌等，2005)、DEA模型(崔元锋等，2006)、C-D生产函数模型(熊吉峰，2006；魏朗，2007)、二元财政结构转换的经济增长模型(秦海林，2007)、SAR模型(戴平生等，2007)、协整检验及误差修正模型(王敏等，2007)等方法来分析农村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戴平生等(2007)实证分析了福建省67个县市的财政农业人均支出和农村人均用电量对农民人均收入的影响。一些学者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法(杜玉红等，2006)、VAR模型(刘旦，2006)、复合DEA方法(刘革等，2007)等方法实证分析了我国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收入的关系。有些学者分析了我国财政支农支出和城乡差距的关系，认为公共财政的城乡分配差距(林光彬，2004)和财政支农份额降低(宋洪远等，2004)是我国城乡差距扩大的影响因素，但并未进行相应的实证检验。沈坤荣等(2007)利用1978～2004年的数据，运用多变量回归和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我国农村公共支出和农民收入增长以及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

已有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国家层面的财政支农支出和经济增长、农民收入以及城乡差距的关系分析上，而涉及特定省份的财政支农支出及其绩效研究，从云南财政支农支出情况出发并结合对财政支农支出和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所得收入①以及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来研究云南财政支农支出绩效的文献甚少。因此，本文拟从这一视角出发，通过对该主题的深入研究，来总结一些有价值的政策建议。

2.统计描述、研究设计和资料来源

2.1云南财政支农支出的统计描述。云南财政支农支出主要由农林水气象等部门事业费、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和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等三部分组成。从总量上看，除个别年份财政支农支出有所下降，云南财政支农支出总量基本呈逐年上升趋势。该项支出由1978年的36181万元上升到2006年的1000762万元，年均递增13.6%。与总量大幅增加的趋势不同，云南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呈现一定程度的下降趋势。该比重由改革开放初期的20%左右跌落到1986年的12.1%，之后连续四年出现反弹，还没回升到1984的水平又开始滑落，1992年以后一直在10%~15%之间波动。

资料来源：《云南统计年鉴》(1997、1998、2000～2002、2004、2007)和《云南50年财政统计》整理计算。

从云南财政支农支出的结构来看，包括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在内的农林水气象等部门事业费所占的比重最大，平均占总支出的82.3%；其次是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它在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平均为16.7%；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所占的比重较小，平均仅占总支出的1%。农林水气象等部门事业费所占比重与农业基本建设支出所占比重之间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变动趋势，从图中可以看出，两者大抵对称分布于50%的水平线的两侧。如果我们对两者进行相关性分析，就会发现它们之间趋于完全负相关（Spearman和Kendall相关系数分别为-0.98和-0.998）②。与农林水气象等部门事业费所占比重的变动趋势相反，农业基本建设支出所占比重在开始阶段不断下降，1986年以后逐渐上升，近几年又有所下调。

因此，云南财政支农支出的历史状况和发展趋势可以概括为：总体规模大幅上涨，但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逐年降低；对农林水气象等部门事业费的支出和农业基本建设支出是财政支农的重点，而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比重则相对较小。

这种农业政策与国际上的支农政策差别较大。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普遍采取税收优惠和价格补贴等手段间接支农，采用生产性投资来支农的就较少。这些国家对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和社会服务化组织建设和农业环境保护也十分重视。

云南财政支农支出的结构与许多发达国家还存在显著差异。存在的这些差异使我们不得不对云南财政支农支出体系的合理性和发展方向进行反思。

2.2研究设计和资料来源。为了更深入地探讨云南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关系，分析云南财政支农支出结构是否符合本地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增收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需要，考虑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将运用1993～2006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并运用1978～2006年的数据，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全文的计量分析工具为EViews5.0和SPSS13.0。

2.2.1回归分析方案设计。巴罗和萨拉马丁(2000)将政府公共支出纳入到C－D生产函数的框架中，他们假定对于生产者i而言：Yi=AKαiL1-αiG1-α(0＜α＜1)。其中，A表示技术，Ki表示生产者i的资本投入，Li表示生产者i的劳动投入，G表示政府支出的总量。

根据农业生产的具体情况和研究的需要，我们拟选以下各个变量进行计量分析。

人均有效灌溉面积和人均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反映了农业生产的土地投入。农户人均农业资金投入由农户人均农业生产支出和购置生产用固定资产支出组成，反映了农业生产中农民资金的投入水平。农业贷款与第一产业增加值的比值反映了金融支农的规模和力度。财政支农支出与第一产业增加值的之比反映了财政支农的规模和力度。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则反映了价格、通货膨胀等因素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我们对上述拟选变量均先进行了计量单位调整，之后进行对数化处理，以保证对数化处理以后的数值保持原来的意义。处理后的变量分别记为：Laggdp、Lincome、Lsa、Lia、Lsf、Lcredit、Lcf、Lprice。

为了选择合适的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本文采用SPSS软件提供的Stepwise（逐步回归法）。通过对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进行检验，进一步分析经过逐步回归所得到的回归方程是否合理。这里，我们运用EViews软件提供的ADF检验来判断估计残差序列是否平稳，以此来确定回归方程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同时也可以依此判断模型设定是否合理。而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我们将对所选用的一切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所选变量是否为平稳序列。

选取的数据来自《云南统计年鉴》、《新中国55年统计汇编1949~2004》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2.2.2Granger因果检验方案设计。为了进一步分析云南财政支农支出的规模、结构和农民增收以及城乡差距之间的关系，本文在进行多元回归之后，将选择相关指标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

3.回归分析及其结果

3.1单位根检验。采用ADF检验对拟选择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的结果表明，变量Lia是I(0)时间序列，即平稳序列；变量Lsa、Lcf、Lprice经过一阶差分以后，都变成平稳序列，因而这几个变量都为I(1)时间序列，即一阶单整序列；变量Laggdp、Lincome、Lsf、Lcredit经过二阶差分以后，都成为平稳序列，即二阶单整序列。

3.2逐步回归。经过逐步回归，我们确定被解释变量Laggdp对应的解释变量为Lsa、Lia、Lhf、Lmach和Lcf，它们的回归系数如表4的Model4所示；因变量Lincome相应的自变量为Lsa、Lia和Lmach，它们的回归系数的Model。经检验，两个模型都不存在自相关和异方差现象。

检验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是判断所选用的模型和方法以及由此得出的拟合方程稳定与否的标准之一，且其等价于检验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是否是一个平稳序列，因此这里使用该方法对所得方程的拟合残差进行平稳性检验。ADF检验结果显示，在1%的置信水平下，上述两个方程的残差序列都不存在单位根，即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因而这两个回归方程都不是伪回归。两个方程各自的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

3.3回归结果分析。对表4和表5的逐步回归结果的分析如下：

3.3.1有效灌溉面积和人均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云南人均有效灌溉面积对人均农业GDP和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所得收入都产生了正效应，而人均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却对它们产生了负效应。

人均有效灌溉面积增长1%，引起人均农业GDP、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所得收入分别增长0.942%和1.995%。产生这种正向影响的可能原因是，云南农业自然灾害频繁且伤害较大，在广大农村地区流传着“水灾一条线，旱灾一大片”的说法。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干旱给云南农业生产带来了极大的损害。灌溉面积的增大，有助于降低干旱带来的损失，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收益。

人均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增长1%，致使人均农业GDP、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所得收入分别下降0.794%和0.659%。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增加播种面积的同时，对土地的资金等要素投入也要相应增加，然而，增加播种面积所带来的农业生产的边际收益低于其边际成本；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土地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在起作用，在同一块土地不断追加某种要素的投入带来了边际报酬的下降。

3.3.2农民资金投入、财政支农和金融支农。从农业的资金投入来看，农民资金投入对农民收入水平影响不显著，而对农业GDP的增长具有推动作用。可以看出，农民资金投入增长1%，会引起农业GDP增长0.148%；单位产出的财政支农支出（财政支农支出规模）对人均农业GDP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对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所得收入的影响却不显著；金融支农主要体现在农业信贷资金投入（农业贷款）上，从逐步回归的结果来看，金融支农对于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民收入水平都没有显著的影响。

可见，农业资金投入所带来的收益并不高，其中的原因可能是：①云南地形以山地和高原（占总面积的94%）为主，大大增加了农业规模化生产的难度，再加上农产品流通体制不完善和农业产业化发展程度还不高，这就使得大多数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低微。从平均水平来看，虽然财政支农支出促进了农业经济增长，但是却没能给农民收入水平提高带来促进作用。②财政支农支出虽然在总量上逐年增大，但是相对份额（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却呈下降趋势，财政支农的力度有待增强。③云南农业贷款的绝对额逐年增加，但是相对份额（农业贷款占总贷款的比重）却逐年下降。金融支农的规模需要增大，其支农力度有必要进一步增强。

3.3.3农产品生产价格。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的变动对云南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但是对农民收入增长却产生负面影响。云南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上涨1%，导致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纯收入下降0.292%。出售农产品价格水平的提高能够提高农产品的销售收入，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升高使得农产品的生产费用增加，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使得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纯收入下降成为可能。

4.Granger因果检验

由于Granger因果检验的要求进行检验的两个变量必须是平稳的，因而有必要先对所选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

4.1单位根检验。ADF单位根检验的结果显示，除了变量CFS为平稳序列，其他变量都是一阶差分平稳的，为1阶单整序列。

注：①滞后期的选择依据AIC准则；②拒绝原假设的显著性水平为5%。

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显示：①反映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所得收入的INCOME指标与反映财政支农支出规模的CF指标不存在因果关系；②反映财政支农支出结构的CFS指标是反映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所得收入的INCOME指标的Granger原因，反之不成立；③反映城乡差距的GAP指标与反映农村支出结构的CFP指标不存在因果关系。我们认为，云南财政支农支出政策存在一定的偏差。

首先，从支出规模上看，财政支农支出规模不是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所得收入的原因，说明云南财政支农支出的运用效率不高，其规模逐渐增大对农民增收的促进作用却不明显，这反映出云南财政支农支出的经济福利功能不强。

其次，就支出结构而言，财政支农支出结构是提高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所得收入的原因，反之则不成立。增加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财政投入，有助于提高农民的收入。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可能是云南农村和农业基础设施薄弱，严重制约了农村和农业经济的发展，公共财政资金的投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基础设施建设固然重要，但要更大程度地促进云南农民增收，有必要增加农业科技投入，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发展速度。

最后，财政支出的城乡配置没能引起城乡差距的缩小，说明云南对财政支农支出的社会福利不够重视。云南拥有大量的农业从业人员，虽然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在云南就业总人数中所占比重逐年下降，但直到2006年该比重还接近70%。农村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大多比较落后，农民生活水平普遍不高，尽管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相比于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农民的收入水平是在不断下降的，这说明云南城乡差距不断在扩大。为了实现云南的和谐发展，有必要改变公共财政支出的“二元结构”，重新调整财政支出的城乡配置。

5.结论及政策含义

5.1从上述研究，我们得到以下结论：

5.1.1从支出总量看，云南财政支农支出的总量呈现增大趋势，其对当地农业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但是对农民增收的促进作用不显著。

5.1.2从支出结构看，云南财政支出投向农业的比重较小且呈下降趋势，城乡财政资源配置不公平；云南农林水气象等部门事业费和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在财政支农支出中所占的比重过高，而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占比太低；财政资金的城乡配置没能实现城乡差距缩小的目标，其社会福利职能体现不足；财政支农支出结构促进农民增收，说明与财政支农支出投入到与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方面，产生了一定的经济福利。

5.2基于以上结论，政府应该重视财政支农支出的经济和社会福利，提高财政资金的运用效率，多渠道引导资金进入农村，并不断优化财政支农支出结构。为了提高财政支农支出绩效，政府可以考虑以下几方面的建议：

5.2.1借鉴国际经验，调整财政支农政策。根据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和销售价格指数的变动，有针对性地对相关生产资料和农产品进行价格补贴。为了拓宽农产品的销售渠道，云南要加快农产品流通体系等方面的建设。

5.2.2调整财政支农支出的城乡配置。云南财政支出的城乡配置需要考虑到其是否有助于城乡差距的缩小，这对于云南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课题。云南有必要不断提高财政资金的运用效率，将有限的财政资金进行有效调配，争取更多的公共财政资金进入农村，不断推动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民增收。

5.2.3优化财政支农支出结构。云南在继续增加农民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农林水气象等部门事业费和农业基本建设支出的同时，有必要提高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在财政支农支出中所占的比重，这对于云南农村和农业经济的长期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5.2.4加大对循环型、绿色农业的财政支持力度。农用化肥施用量的增加在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将带来相应的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问题。鉴于此，有必要加大对循环型农业和绿色农业的政策支持力度，并加大对相应的农业技术研发的资金支持。

5.2.5金融和财政支农有机结合。农村经济发展需要的资金只靠农民自有资金的投入和财政支农支出的支持是远远不够的，云南要积极引导私人资金和金融机构等的信贷资金进入农村和农业，以填补农村资金需求的缺口。作为支农政策的两大工具，金融支农与财政支农要有机地结合起来，增强对农村和农业经济增长的促进力度。然而，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存在的可能性，加上信用机制建设不完善，这些潜在的风险使得金融机构等进入农村的步伐放缓了。

注释

①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事农业生产所得收入+从事非农业生产所得收入

②该结果根据SPSS软件的相关分析得到

参考文献

［1］林伯强．中国的政府公共支出与减贫政策［J］．经济研究，2005，(1)：27~37

［2］肖新成．财政资金支农投入与农业经济增长的灰色综合关联度分析［J］．长沙大学学报，2005，19(5)：103~105

［3］李燕凌、李立清．我国农村公共支出政策效果的定量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05，(2)：40~46

［4］崔元锋、严立冬．基于DEA的财政农业支出资金绩效评价［J］．农业经济问题，2006，(9)：37~40

［5］熊吉峰．财政支农绩效的数量分析［J］．统计与决策，2006，(4)：81~82

［6］魏朗．财政支农支出对我国农业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对1999~2003年农业生产贡献率的实证分析［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7，(9)：11~16

［7］秦海林．模型分析与实证检验二元财政转换与二元经济增长［J］．经济学家，2007，(5)：27~33

［8］戴平生、陈建宝．SAR模型在省域和县域农民收入中的应用研究［J］．统计研究，2007，24(9)：48~52

［9］王敏、潘勇辉．财政农业投入与农民纯收入关系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07，(5)：99~105

［10］杜玉红、黄小舟．财政资金农业支出与农民收入关系研究［J］．统计研究，2006，(9)：47~50

［11］刘旦．财政支农结构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J］．北方经济，2006(12)：35~37

［12］刘革、邓庆彪．财政支农投入对农民增收有效性的复合评估［J］．求索，2007，(5)：16~18

［13］林光彬．等级制度、市场经济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J］．管理世界，2004，(4)：30~40

［14］宋洪远、庞丽华、赵长保.统筹城乡，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当前的农村问题和未来的政策选择［J］．管理世界，2003，(11)：71~77

［15］沈坤荣，张璟．中国农村公共支出及其绩效分析——基于农民收入增长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经验研究［J］．管理世界，2007，(1)：30~40

财政支农论文范文篇6

关键词：财政支农规模结构对策建议

2006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粮价的持续攀升引发了全球性通货膨胀，导致30多个国家出现粮食危机，并引起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而对于用不到世界9%的耕地来养活世界近22%人口的中国，粮食问题始终倍受国内外各界的高度关注。中国能否主要依靠自己生产的粮食养活自己？中国的粮食安全有保障吗？诸如此类的问题成为社会各界空前关注的重大问题。我国历来重视农业问题，近年来提出“工业反哺农业”的新思路，并不断增加财政支农力度。本文认为，非常有必要对财政支农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以发现存在的问题并找到解决对策。

一、规模：不断扩大但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1、从自身规模看，规模不断增大，特别是近几年规模激增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支农的具体情况见图1（本文所有图表的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7）》，《中国财政年鉴（2007）》，相关数据由此计算而得）。1950—2006年我国财政支农总共投入23691.35亿元，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财政支农规模不断增大，特别是近几年规模激增。2006年的财政支农规模是1980年的21.15倍，是1990年的10.31倍，是1996年的4.53倍，是2000年的2.58倍，是2003年的1.81倍。财政支农从1978年的150.7亿元增加到200亿元用了10年时间，1988才达到214.1亿元；又用了五年达到400亿元，1993年为440.5亿元；突破1000亿元大关从1978年算起用了20年，1998年达1154.8亿元；而突破2000亿元大关用了6年，2004年达2337.6亿元；突破3000亿元大关只用2年，2006年达3173亿元。同时，从2000年的1232.5亿元激增到2006年的3173亿元，2004年净增值为583.1亿元，比1995年574.9亿元的规模还大；2006年净增值为722.7亿元，比1996年700.4亿元的规模还大。

2、从稳定性来看，增长速度经常大幅波动，财政支农稳定性比较差

从图2可知，总体上我国财政支农增长速度常有大幅波动，稳定性有待进一步提高进。依据波动幅度的大小，我国财政支农的变化趋势可大致分为三阶段：1978—1982年的急剧波动时期，与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和经济政策多变有关；1982—1995年的相对稳定时期，与该期间农村经济平稳发展和经济政策相对稳定有关；1996—2006年的较大波动时期，该期间农村经济发展面临各种困难和压力，改革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就某年具体的波动幅度而言，在1978—2006年的29年中，有7年的波动幅度大于20%，其中有3年大于30%：1978年为39.3%、1997年为37.98%、2004年为33.23%。其中，2006年也接近30%，为29.45%。波动幅度为10%～20%的有10年，幅度绝对值低于5%的只有2005年（为4.82%）。其中有2年是负增长：1981年竟为-26.53%，1999年为-5.98%。最大的波动幅度差距为65.8%（1978年39.7%与1981年-26.53%的差额）。

3、占财政总支出比例呈下降趋势且波动较大，近几年有止跌上升趋势

从图3可以看出，财政支农占财政总支出比例的变化大致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5年急剧下降阶段，从1979年的13.6%降到1985年的7.7%。这一时期由于农村普遍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持续大发展，国家减少对农业的支持力度。第二阶段：1985—1991年缓慢上升阶段，1991年达到10.26%。第三阶段：1991—2006年缓慢下降阶段，除1998年和2004年的小幅增加外，大致呈下降趋势。1998年的上升是由于1997年以来东南亚金融危机和1998年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大洪水泛滥，国家发行国债加大对长江和淮河的投资。2004年的上升是由于农业连续多年滑坡，国家重视“三农问题”。

4、从合法合规性来看，相关支农要求常得不到有效落实

从国内的法律来看，《农业法》没有得到充分有效地落实。1993年《农业法》施行以来的有关情况见图1和图4。从图4可知，实施《农业法》以来，国家逐步提高农业投入总体水平的法律要求基本实现，只有1999年例外。1993—2006年的14年中，有9年是财政支农的增长幅度低于经常性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没有达到法定要求，特别是1999年财政支农增长幅度为负，所占比例竟高达64.3%；只有5年达到法定要求，所占比例仅为35.7%。1996—1998年3年是在非正常状态下实现财政支农的增长幅度的：由于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长江与淮河流域洪水泛滥的特殊情况，国家通过发行大量国债大幅提高对农业的投入，特别是对长江和淮河治理的投资；2004年国家提出建设新农村；2006年是2005年超低反弹，且财政支农增长幅度的稳定性也差一些。总体来看，《农业法》的一部分要求落实较好，而另外一部分要求却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

从国际惯例来看，我国的财政支农措施远远没有达到WTO协议的规定。在WTO协议框架下，“黄箱”的支持比例可以达到农业总产值的8.5%，而我们国家不到1%，由此可以看出我国没有很好利用“黄箱政策”的条款，更没有充分有效利用“绿箱政策”。政府对农业部门的所有投资或支持，如对农业科技、农田水利、农业生态环保等方面的投资，由于其不会对农产品的产出结构和农产品市场发生直接显著的扭曲性作用，因而协议根本不限制“绿箱政策”。因此，我国的财政支农政策完全不用担心与国际规则相矛盾，应大胆根据我国的农业实际需要和财力来安排支农资金。

二、结构：明显不尽合理，亟需较大改善

1、从内部结构来看，一级结构及二级结构明显不合理

目前财政支农一级结构及二级结构都明显不合理，2000—2006年我国财政支农结构的基本情况见图5。

财政支农最大的一项是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为68%，所占比例太高。而其两个部分结构也极不合理，由于机构膨胀、行政经费支出刚性等原因，用于农林水气等部门事业单位人员机构经费比重大，增长速度很快；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如农业事业专项经费及为农业事业发展提供保护和服务的专项经费等支出比重较小，增长缓慢。

财政支农第二大项是农业建设基本支出，占24%，所占比例不高，其中大型水利基本建设投资又占绝大多数，而用于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投资非常少，所占财政支农比例大致为10%。“七五”时期大型水利基本建设投资占59.6%，“八五”时期为63.1%，“九五”时期为63.4%，实际上这些投资是全社会都收益，与农业直接生产关系不大。

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绝对数额很小，所占比例过低。2000—2006年是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增长最快的七年，只有99.30亿元，此期间农村人均每年科技三项费用仅为0.26元，剔除物价上涨的因素会更少。据有关资料，我国目前每年对农业的科研投入约占农业总产值的0.25%，而发达国家平均为2.37%，发展中国家平均为0.7%～1%。现在发达国家科技对农业增产的贡献率一般是60%～80%，而我国目前不足40%。要促进农业的迅速发展，我国必须加大对农业科技进步及其成果的推广支持力度。

2、从变化趋势来看，财政支农结构问题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完善

我国财政支农的结构变化见表1。从表1可知，我国支援农村支出及事业费规模急剧扩大，但其比例增加更为迅速，从50年代的35%一直增加到80年代的68%，增加了近一倍，之后如此高比例继续稳定，1950—2006年的平均值高达66%。但农业建设基本支出比例却从50年代的49%减少到80年代的23%，之后基本保持此低比例，1950—2006年的平均值仅为26%。值得注意的是，大型水利基本建设投资的比例却逐步上升，从“六五”时期的53.8%上升到“九五”时期的63.4%，上升幅度惊人。而与农业直接相关的投入比例以更大的幅度下降，与公共财政的要求和农村实际的需要背道而驰。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基本演变是：1950—1962年没有，1963—1967年有一点，而1968—1970年又取消，之后逐渐增多，1950—2006年总共才171.49亿元，所占比例仅为1%。1950—1980年期间，由于我国的贫困人口数目较大、比例较高，农村救济费用规模增大但是比例减少，1984—2005年则没有，2006年突增330.88亿元。总之，从纵向的各个时期相比，财政支农结构并未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三、政策建议

由以上分析可知，虽然财政支农规模不断增大，但是我国财政支农规模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同时，财政支农的结构性问题容易被规模不断增大所掩盖，问题的严重性没有引起人们和国家的足够重视，这恰恰是严重影响财政支农作用充分发挥的重要因素。

1、继续扩大财政支农规模，充分发挥其积极推动作用

一方面，依照《农业法》的要求，应逐步提高农业投入的总体水平，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应结合国际惯例，借鉴他国先进经验，在国家财力大幅增长的情况下，大幅提高支农幅度并保证支农资金稳定增长。另一方面，应依据市场原则创新财政支农方式，采用补助、贴息、担保、税收减免等手段，充分发挥财政支农资金的引导效应、杠杆效应、放大效应；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农业，形成支农资金多元化、多渠道的新格局。

2、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优化财政支农结构

首先，扭转支援农村生产中农林水利等部门的事业费过高现象。如果扣除这些部门的行政事业费，直接用于支农支出资金所占财政支农支出总额比例是很低的，这些部门的事业费过高导致支农支出资金严重不足，严重阻碍了农业较快发展。建议把这些部门的行政事业费从财政支农支出中划出去，使项目含义名副其实，更为科学合理。其次，加大与农业直接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切实改变带有全社会普遍受益性质的水利工程、林业生态等建设占比重较大而直接用于农业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占比重较小的局面。最后，尽快增加农业科技的投入。财政长期对农业科技投入不足，严重制约了农业科技的进步和农业的稳定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宋乃公、王大用、国鲁来等：如何让资金高效流入新农村[J].人民论坛，2006（5）.

[2]财政部农业司课题组：创新财政支农机制促进新农村建设[J].中国财政，2006（9）.

财政支农论文范文篇7

1、从自身规模看，规模不断增大，特别是近几年规模激增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支农的具体情况见图1（本文所有图表的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7）》，《中国财政年鉴（2007）》，相关数据由此计算而得）。1950—2006年我国财政支农总共投入23691.35亿元，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财政支农规模不断增大，特别是近几年规模激增。2006年的财政支农规模是1980年的21.15倍，是1990年的10.31倍，是1996年的4.53倍，是2000年的2.58倍，是2003年的1.81倍。财政支农从1978年的150.7亿元增加到200亿元用了10年时间，1988才达到214.1亿元；又用了五年达到400亿元，1993年为440.5亿元；突破1000亿元大关从1978年算起用了20年，1998年达1154.8亿元；而突破2000亿元大关用了6年，2004年达2337.6亿元；突破3000亿元大关只用2年，2006年达3173亿元。同时，从2000年的1232.5亿元激增到2006年的3173亿元，2004年净增值为583.1亿元，比1995年574.9亿元的规模还大；2006年净增值为722.7亿元，比1996年700.4亿元的规模还大。

2、从稳定性来看，增长速度经常大幅波动，财政支农稳定性比较差

从图2可知，总体上我国财政支农增长速度常有大幅波动，稳定性有待进一步提高进。依据波动幅度的大小，我国财政支农的变化趋势可大致分为三阶段：1978—1982年的急剧波动时期，与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和经济政策多变有关；1982—1995年的相对稳定时期，与该期间农村经济平稳发展和经济政策相对稳定有关；1996—2006年的较大波动时期，该期间农村经济发展面临各种困难和压力，改革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就某年具体的波动幅度而言，在1978—2006年的29年中，有7年的波动幅度大于20%，其中有3年大于30%：1978年为39.3%、1997年为37.98%、2004年为33.23%。其中，2006年也接近30%，为29.45%。波动幅度为10%～20%的有10年，幅度绝对值低于5%的只有2005年（为4.82%）。其中有2年是负增长：1981年竟为-26.53%，1999年为-5.98%。最大的波动幅度差距为65.8%（1978年39.7%与1981年-26.53%的差额）。

3、占财政总支出比例呈下降趋势且波动较大，近几年有止跌上升趋势

从图3可以看出，财政支农占财政总支出比例的变化大致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5年急剧下降阶段，从1979年的13.6%降到1985年的7.7%。这一时期由于农村普遍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持续大发展，国家减少对农业的支持力度。第二阶段：1985—1991年缓慢上升阶段，1991年达到10.26%。第三阶段：1991—2006年缓慢下降阶段，除1998年和2004年的小幅增加外，大致呈下降趋势。1998年的上升是由于1997年以来东南亚金融危机和1998年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大洪水泛滥，国家发行国债加大对长江和淮河的投资。2004年的上升是由于农业连续多年滑坡，国家重视“三农问题”。

4、从合法合规性来看，相关支农要求常得不到有效落实

从国内的法律来看，《农业法》没有得到充分有效地落实。1993年《农业法》施行以来的有关情况见图1和图4。从图4可知，实施《农业法》以来，国家逐步提高农业投入总体水平的法律要求基本实现，只有1999年例外。1993—2006年的14年中，有9年是财政支农的增长幅度低于经常性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没有达到法定要求，特别是1999年财政支农增长幅度为负，所占比例竟高达64.3%；只有5年达到法定要求，所占比例仅为35.7%。1996—1998年3年是在非正常状态下实现财政支农的增长幅度的：由于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长江与淮河流域洪水泛滥的特殊情况，国家通过发行大量国债大幅提高对农业的投入，特别是对长江和淮河治理的投资；2004年国家提出建设新农村；2006年是2005年超低反弹，且财政支农增长幅度的稳定性也差一些。总体来看，《农业法》的一部分要求落实较好，而另外一部分要求却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

从国际惯例来看，我国的财政支农措施远远没有达到WTO协议的规定。在WTO协议框架下，“黄箱”的支持比例可以达到农业总产值的8.5%，而我们国家不到1%，由此可以看出我国没有很好利用“黄箱政策”的条款，更没有充分有效利用“绿箱政策”。政府对农业部门的所有投资或支持，如对农业科技、农田水利、农业生态环保等方面的投资，由于其不会对农产品的产出结构和农产品市场发生直接显著的扭曲性作用，因而协议根本不限制“绿箱政策”。因此，我国的财政支农政策完全不用担心与国际规则相矛盾，应大胆根据我国的农业实际需要和财力来安排支农资金。

二、结构：明显不尽合理，亟需较大改善

1、从内部结构来看，一级结构及二级结构明显不合理

目前财政支农一级结构及二级结构都明显不合理，2000—2006年我国财政支农结构的基本情况见图5。

财政支农最大的一项是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为68%，所占比例太高。而其两个部分结构也极不合理，由于机构膨胀、行政经费支出刚性等原因，用于农林水气等部门事业单位人员机构经费比重大，增长速度很快；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如农业事业专项经费及为农业事业发展提供保护和服务的专项经费等支出比重较小，增长缓慢。

财政支农第二大项是农业建设基本支出，占24%，所占比例不高，其中大型水利基本建设投资又占绝大多数，而用于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投资非常少，所占财政支农比例大致为10%。“七五”时期大型水利基本建设投资占59.6%，“八五”时期为63.1%，“九五”时期为63.4%，实际上这些投资是全社会都收益，与农业直接生产关系不大。

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绝对数额很小，所占比例过低。2000—2006年是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增长最快的七年，只有99.30亿元，此期间农村人均每年科技三项费用仅为0.26元，剔除物价上涨的因素会更少。据有关资料，我国目前每年对农业的科研投入约占农业总产值的0.25%，而发达国家平均为2.37%，发展中国家平均为0.7%～1%。现在发达国家科技对农业增产的贡献率一般是60%～80%，而我国目前不足40%。要促进农业的迅速发展，我国必须加大对农业科技进步及其成果的推广支持力度。

2、从变化趋势来看，财政支农结构问题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完善

我国财政支农的结构变化见表1。从表1可知，我国支援农村支出及事业费规模急剧扩大，但其比例增加更为迅速，从50年代的35%一直增加到80年代的68%，增加了近一倍，之后如此高比例继续稳定，1950—2006年的平均值高达66%。但农业建设基本支出比例却从50年代的49%减少到80年代的23%，之后基本保持此低比例，1950—2006年的平均值仅为26%。值得注意的是，大型水利基本建设投资的比例却逐步上升，从“六五”时期的53.8%上升到“九五”时期的63.4%，上升幅度惊人。而与农业直接相关的投入比例以更大的幅度下降，与公共财政的要求和农村实际的需要背道而驰。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基本演变是：1950—1962年没有，1963—1967年有一点，而1968—1970年又取消，之后逐渐增多，1950—2006年总共才171.49亿元，所占比例仅为1%。1950—1980年期间，由于我国的贫困人口数目较大、比例较高，农村救济费用规模增大但是比例减少，1984—2005年则没有，2006年突增330.88亿元。总之，从纵向的各个时期相比，财政支农结构并未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三、政策建议

由以上分析可知，虽然财政支农规模不断增大，但是我国财政支农规模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同时，财政支农的结构性问题容易被规模不断增大所掩盖，问题的严重性没有引起人们和国家的足够重视，这恰恰是严重影响财政支农作用充分发挥的重要因素。

1、继续扩大财政支农规模，充分发挥其积极推动作用

一方面，依照《农业法》的要求，应逐步提高农业投入的总体水平，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应结合国际惯例，借鉴他国先进经验，在国家财力大幅增长的情况下，大幅提高支农幅度并保证支农资金稳定增长。另一方面，应依据市场原则创新财政支农方式，采用补助、贴息、担保、税收减免等手段，充分发挥财政支农资金的引导效应、杠杆效应、放大效应；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农业，形成支农资金多元化、多渠道的新格局。

2、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优化财政支农结构

首先，扭转支援农村生产中农林水利等部门的事业费过高现象。如果扣除这些部门的行政事业费，直接用于支农支出资金所占财政支农支出总额比例是很低的，这些部门的事业费过高导致支农支出资金严重不足，严重阻碍了农业较快发展。建议把这些部门的行政事业费从财政支农支出中划出去，使项目含义名副其实，更为科学合理。其次，加大与农业直接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切实改变带有全社会普遍受益性质的水利工程、林业生态等建设占比重较大而直接用于农业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占比重较小的局面。最后，尽快增加农业科技的投入。财政长期对农业科技投入不足，严重制约了农业科技的进步和农业的稳定快速发展。

【摘要】国际粮价的飞涨引发了对我国农业发展等问题的广泛讨论，而财政支农是国家对农业投入的最重要渠道，因此有必要对财政支农的情况进行研究。本文认为，近年来我国财政支农规模不断增加，但是财政支农结构不尽合理，从多方面来看仍有很大的改进余地，本文对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财政支农规模结构对策建议

2006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粮价的持续攀升引发了全球性通货膨胀，导致30多个国家出现粮食危机，并引起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而对于用不到世界9%的耕地来养活世界近22%人口的中国，粮食问题始终倍受国内外各界的高度关注。中国能否主要依靠自己生产的粮食养活自己？中国的粮食安全有保障吗？诸如此类的问题成为社会各界空前关注的重大问题。我国历来重视农业问题，近年来提出“工业反哺农业”的新思路，并不断增加财政支农力度。本文认为，非常有必要对财政支农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以发现存在的问题并找到解决对策。

【参考文献】

[1]宋乃公、王大用、国鲁来等：如何让资金高效流入新农村[J].人民论坛，2006（5）.

[2]财政部农业司课题组：创新财政支农机制促进新农村建设[J].中国财政，2006（9）.

财政支农论文范文篇8

[关键词]财政支农；规模；结构

一、美国财政支农的项目

美国的财政支农分为八个部分，分别是农村发展、食品、营养与消费者、食品安全、自然资源与环境、市场营销与调控计划、科研、教育与经济、农场与海外农业以及其他方面。

1.农村发展方面主要包括农村公用设施的建设和维修，如农村的电气、电信、电话设施、农村的远程教育与医疗、农村的垃圾处理、农村的社区发展等等。

2.食品、营养与消费者项目是目前美国政府支出的最大的项目，主要负责全美的国内营养计划，食品券计划、儿童营养计划、妇女婴幼儿专项营养补充计划、农产品援助计划、食品捐赠计划等项目。最初，食品、营养与消费者的项目支出主要是为了解决美国过剩的农产品，到后来才逐渐的增加了一些福利成分。同时尽管这项支出归于农业部的预算，但实施对象人不仅仅是农村居民，还包括城市的低收入群体，此外，对老人、妇女、儿童还有专项支出。

3.食品安全是美国近年重点投资的一个领域，主要任务是保证国内外公众的健康。主要的工作由美国的食品安全检验局负责，工作主要包括联邦食品检验、实验室服务（主要用于科学实验以支持检验工作）、工厂自动化和信息管理（为众多的工厂提供自动化技术和信息，同时通过远程通讯提高广泛分布的检验人员的通讯水平，以便及时了解各种有关的信息）、对州拨款（是指食品安全检验局对州际检验计划进行复检，确保州际检验标准符合联邦政府的标准）、现行使用费和信托基金（食品安全检验局对定期检疫和在节假日进行的检疫服务收取使用费，以弥补部分成本费用）.

4.自然资源与环境是政府为了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投资。主要通过自然资源和环境计划来实现。其中包括对资源的保护和开发、自然资源的保护、水流域的调查与规划和防洪活动、农地保护计划、环境激励计划、野生动物栖息地激励计划、湿地保护计划等。目前自然资源与环境是美国政府的农业支出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在2002年的新农业法中对自然资源与环境的支出增加了。

5.市场营销与调控计划，该计划的目的是适应美国农产品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营销需求，确保动植物健康及提高市场竞争力，为美国农业生产者和消费者带来共同利益。它通过管理一系列旨在提高市场营销和农产品分级水平的计划，促进竞争、有效的市场环境的形成，为消费者和生产者带来共同利益。

6.科研、教育与经济，该项投资主要负责有关的农业科技研究、推广与高等教育、经济分析和统计相关的生物学、物理学、社会科学知识的研究和传播。主要的负责机构有农业研究局、州合作研究、教育与推广局、经济研究局和国家农业统计局。其中农业研究局提供农业信息，进行科技开发，为解决国际范围和国内高度关注的农业技术问题提供帮助。经济研究局是美国农业部内最主要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任务是通过研究，为农业决策提供科学的经济实证依据。州合作研究、教育与推广局的主要职责是在广泛运用的国家农业研究、推广及高等教育体系内建立联邦与州间的联系，负责多学科性的研究和推广计划等。

7.农场与海外农业，这项支出分为两个方面，即农场方面和海外市场的开拓方面。农场方面主要指政府对一些农场的资金贷款援助。海外市场的开拓主要是美国政府为了解决国内的剩余农产品而致力于开拓国外市场的投资。其中美国的海外市场的开拓是美国农业支持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美国为了提高本国农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稳定国内的农业生产和农场主的收入，每年对此项投资规模巨大，具体项目在介绍美国的投资结构设计时再介绍。

8.其他项目，主要包括美国农业部每年的各种活动支出。

二、美国财政支农的规模和结构

2000年美国GDP达到99634.67亿美元，其中农业GDP为1594.15亿美元，第一产业约占1.6%.美国2000年对农业的总体投资（仅包括美国政府方面的，不包括私人和企业的投资）达到了900.51亿美元，占农业GDP的56.49%.由于美国的农业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不到2%，如果平均到每个农业人口上，数量是非常高的。用OECD组织的单位专业农户PSE等值来衡量，美国2000年的单位专业农户PSE等值达到了20000美元，在世界上仅次于日本（日本2000年的单位专业农户PSE等值是30000美元）.因此，美国对农业的支持是非常大的，而且这种支持和投资力度一般都比较稳定，投资数量、投资方向都由各时期的农业法规定，政府农业部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执行政策，因此，美国对农业的投资一般不会出现大的波动，而且由于很多项目都是连续几年（一般美国一部农业法的管辖期间为5-6年）实施，对各项目的投资既持续又稳定。

以上是美国2000年对农业的总体投入情况，在分析美国农业投入结构时，可以发现美国的农业投入结构具有独特之处。

三、美国财政支农的特点

（一）美国对农业投入力度很大

美国对农业的保护和支持从上世纪30年代就已经开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对农业的投资不断扩大，体系日渐完善，已经对农业、农民和农村建立了严密的收入安全网，以确保美国农民的收入不低于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

（二）联邦政府是美国对农业投资的主体

美国政府分为联邦、州和地方三级。虽然美国州和地方有独立的财政预算权，但在农业投资上，联邦政府占主导地位。美国几乎所有的补贴，以及大量的跨地域、跨流域的农业基本建设工程和环保项目都由联邦政府承担。美国成立了农业政策性公司，专门执行国家的各项农业政策，其费用和支出均由联邦政府承担。如农产品信贷公司、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等政策性公司承担联邦政府的各项支农任务。农产品信贷公司负责为美国农业部农场服务署的农产品计划、农场服务署与自然资源保护局的保护计划，以及海外农业局的出口计划提供资金。

2000年，美国联邦政府通过农产品信贷公司进行的农业投资占总投资的39.03%.其他的通过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投资的农作物保险支出2000年占农业总投资的1.96%，仅这两项美国联邦政府的支出就占总投资的40.99%.因此，美国的农业投资联邦政府是主体，一般联邦政府的投资都超过了50%以上。中央政府投资占主体的现象最大程度的保证了农业投资的稳定性。

（三）市场流通环节是美国投资的重要环节

由于美国农业高度发达，农业生产率极高，产品常年大量过剩，而不得不实行休耕政策，控制农产品的供给量。因此，美国政府对农业生产环节投资不多。相反，一方面为了促进农产品的销售，另一方面为了给社会公众提供健康安全的农产品，美国对农产品的流通环节投入较多。从2000年美国农业投资的情况看，对流通环节投资达到263.04亿美元。而对生产环节的投资仅为101.93亿美元。这种投资结构是由美国农业发展的阶段和农业面临的主要问题决定的。从流通环节的各项投入看，其中对农产品计划的投入最大，2000年的投入达到195.48亿美元，占市场流通环节投入的74.32%.其次是海外市场开拓，2000年投入51.9亿美元，占19.73%.其他的食品检疫、包装、营销总投资为15.78亿美元，占6%.从这个投资结构可以发现，美国投资的重点在于帮助农场主生产后顺利的出售，同时又得到合理的收入，如价格支持与营销贷款、差额补贴贷款、购买与销售支出等。食品检验、检疫、营销方面的支出则主要是为保证消费者得到安全、健康、方便的食品，提高消费者的福利，同时也提高美国农产品的质量。而海外市场开拓支出则主要是为了扩大美国农产品的出口，增加国际市场占有率，缓解国内农产品大量过剩的压力，为国内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发展机会。2000年，美国联邦政府用于支持农产品出口的资金约为64.74亿美元，占总投资的7.19%，其中45亿美元用于农产品信贷公司的出口信贷担保计划，4.94亿美元用于出口促进计划，900万美元用于市场准入计划。同时，美国农业部根据第480号公法对外国食品捐赠计划还提供9.87亿美元。到2002年的新农业法中对促进农业出口的投资又有所增加。其中为促进美国农产品出口的项目包括市场准入计划、国外市场开发合作计划、出口贷款担保项目、促进对新生市场的农产品出口、对特定作物的技术援助、生物技术和农业贸易项目等。由于美国对开拓海外市场的重视，美国农产品的出口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目前美国农产品的25%用于出口，2001财政年度，美国的农产品出口额高达567.1亿美元，是1970年73亿美元的7倍多。从世界市场的份额上看，美国农产品占有很高的比例：小麦出口占世界市场的45%，大豆出口占34%，玉米占21%以上。

相对本国投资项目而言，美国对生产环节的投资不大，但和其他国家的情况比较，美国对农业生产的投入还是很大。2000年美国对生产环节的投入为101.93亿美元，投资数量最大的是农村公用设施建设，为38.19亿美元，占37.47%.这些公用设施建设投入主要是对农村的一些社区的设施建设、农村的电气、电信等的投资、对农村水和垃圾的处理等等，目的在于提高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给农村居民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农场贷款与拨款项目投资30.13美元，占生产总投资的29.56%.这些贷款与拨款由农场服务署实施，目的是资助那些处于创业阶段的小农户，使他们能够有机会获得自己的农场或者保持现有的农场。作物保险计划是为生产者提供10-15年期的地租补偿，以使高度侵蚀的农田和其他环境敏感性土地退出生产，保护环境。2000年为此项目投入15.96亿美元。作物保险计划是为了帮助农业生产者遭受各种自然灾害的损害而建立的，目的在于帮助农场主减少灾害的损失，及时恢复生产。作物保险计划投入17.65亿美元，极大的帮助了农场主抵御自然灾害。

（四）美国农业投资的主要形式

美国对农业的投资大部分都是以各种项目、计划的形式进行的，如各种农产品计划、食品券计划、儿童营养计划、农作物保险计划、土壤保护储备计划、农地保护计划等。这些计划或项目的好处在于，对每一项支出都有明确的目标，投资一般都比较连续和稳定，并且项目极具可操作性。在项目或计划的实行过程中容易实施过程监控，政策效应比较明显。而且这些项目或计划一般都在美国各时期的农业法中进行了详尽的规定，操作或执行中只能以法律的框架为依据，不能随意的进行项目或计划的修改，减少了项目执行中的随意性。

以上是美国财政支农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对我国也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四、美国财政支农对我国的启示

（一）必须继续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力度我国从2004年左右开始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力度，并且把农业作为党的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也出台了很多的支农政策，如取消实行了几千年的农业税，出台了粮农直接补贴政策、农机补贴政策、良种补贴政策等，极大的促进了我国农业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但是与美国相比，我国对农业的投入还远远不够，仅仅是把长期实行的扶工抑农的政策调整为工农并重而已，按照OECD的PSE值来看，我国对农业生产者的PSE值刚刚从负值接近于0.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弱质性会越来越突出，因此，今后，必须借鉴美国经验继续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力度。

（二）对农业的投入必须法制化

美国农业的投入之所以能够稳定而可靠，主要一个原因就是美国的农业投入是以法制化作为保证的，它不受时间和外界其他因素的干扰和影响，使美国农业投入稳定又持续，这也是美国农业能够长久保持世界第一的原因之一。而我国对农业的投资还没有建立法制化的管理方法，随意性较强。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当农业出现危机了，国家和政府才开始重视农业，加大投入力度；当危机缓和了，对农业的重视程度也就相应降低了，从而导致我国农业的发展波动较大，损害了农民和国家整体的利益。美国的农业投入法制化应该对我国下一步的财政支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加大对农产品流通环节的投资力度

从美国的投资结构看，市场流通、开发海外市场是美国财政投入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我国农业已经结束了短缺时代，进入了受市场约束的阶段。在这一阶段提高农产品的质量，扩大农产品的需求，规范农产品市场是支持农业发展、提高农民收入的主要方面。而我国目前对农业流通环节的投资主要是粮食储备补贴，而对于产品产后的运输、检疫、包装、帮助生产者寻找销售市场等等投入很少。加大对农产品流通环节的投入是我国提高农民收入，保护农业生产者利益的主要着眼点之一。

（四）适当上移农业投资主体

农业投资由于具有强外部性、高风险性，一般地方政府都不愿意对其大量投资，不仅如此，地方政府还经常挪用中央政府的农业专项投入。据统计，我国对农业的投资大约有30%左右不能落实，而问题就出在地方政府身上。所以，美国等其他国家都是以中央政府作为农业投资的主体。为了提高我国农业投资的效益，我国应该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适当上移支农主体。

财政支农论文范文篇9

【关键词】财政支农规模结构对策建议

2006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粮价的持续攀升引发了全球性通货膨胀，导致30多个国家出现粮食危机，并引起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而对于用不到世界9%的耕地来养活世界近22%人口的中国，粮食问题始终倍受国内外各界的高度关注。中国能否主要依靠自己生产的粮食养活自己？中国的粮食安全有保障吗？诸如此类的问题成为社会各界空前关注的重大问题。我国历来重视农业问题，近年来提出“工业反哺农业”的新思路，并不断增加财政支农力度。本文认为，非常有必要对财政支农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以发现存在的问题并找到解决对策。

一、规模：不断扩大但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1、从自身规模看，规模不断增大，特别是近几年规模激增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支农的具体情况见图1（本文所有图表的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7）》，《中国财政年鉴（2007）》，相关数据由此计算而得）。1950—2006年我国财政支农总共投入23691.35亿元，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财政支农规模不断增大，特别是近几年规模激增。2006年的财政支农规模是1980年的21.15倍，是1990年的10.31倍，是1996年的4.53倍，是2000年的2.58倍，是2003年的1.81倍。财政支农从1978年的150.7亿元增加到200亿元用了10年时间，1988才达到214.1亿元；又用了五年达到400亿元，1993年为440.5亿元；突破1000亿元大关从1978年算起用了20年，1998年达1154.8亿元；而突破2000亿元大关用了6年，2004年达2337.6亿元；突破3000亿元大关只用2年，2006年达3173亿元。同时，从2000年的1232.5亿元激增到2006年的3173亿元，2004年净增值为583.1亿元，比1995年574.9亿元的规模还大；2006年净增值为722.7亿元，比1996年700.4亿元的规模还大。

2、从稳定性来看，增长速度经常大幅波动，财政支农稳定性比较差

从图2可知，总体上我国财政支农增长速度常有大幅波动，稳定性有待进一步提高进。依据波动幅度的大小，我国财政支农的变化趋势可大致分为三阶段：1978—1982年的急剧波动时期，与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和经济政策多变有关；1982—1995年的相对稳定时期，与该期间农村经济平稳发展和经济政策相对稳定有关；1996—2006年的较大波动时期，该期间农村经济发展面临各种困难和压力，改革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就某年具体的波动幅度而言，在1978—2006年的29年中，有7年的波动幅度大于20%，其中有3年大于30%：1978年为39.3%、1997年为37.98%、2004年为33.23%。其中，2006年也接近30%，为29.45%。波动幅度为10%～20%的有10年，幅度绝对值低于5%的只有2005年（为4.82%）。其中有2年是负增长：1981年竟为-26.53%，1999年为-5.98%。最大的波动幅度差距为65.8%（1978年39.7%与1981年-26.53%的差额）。

3、占财政总支出比例呈下降趋势且波动较大，近几年有止跌上升趋势

从图3可以看出，财政支农占财政总支出比例的变化大致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5年急剧下降阶段，从1979年的13.6%降到1985年的7.7%。这一时期由于农村普遍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持续大发展，国家减少对农业的支持力度。第二阶段：1985—1991年缓慢上升阶段，1991年达到10.26%。第三阶段：1991—2006年缓慢下降阶段，除1998年和2004年的小幅增加外，大致呈下降趋势。1998年的上升是由于1997年以来东南亚金融危机和1998年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大洪水泛滥，国家发行国债加大对长江和淮河的投资。2004年的上升是由于农业连续多年滑坡，国家重视“三农问题”。

4、从合法合规性来看，相关支农要求常得不到有效落实

从国内的法律来看，《农业法》没有得到充分有效地落实。1993年《农业法》施行以来的有关情况见图1和图4。从图4可知，实施《农业法》以来，国家逐步提高农业投入总体水平的法律要求基本实现，只有1999年例外。1993—2006年的14年中，有9年是财政支农的增长幅度低于经常性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没有达到法定要求，特别是1999年财政支农增长幅度为负，所占比例竟高达64.3%；只有5年达到法定要求，所占比例仅为35.7%。1996—1998年3年是在非正常状态下实现财政支农的增长幅度的：由于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长江与淮河流域洪水泛滥的特殊情况，国家通过发行大量国债大幅提高对农业的投入，特别是对长江和淮河治理的投资；2004年国家提出建设新农村；2006年是2005年超低反弹，且财政支农增长幅度的稳定性也差一些。总体来看，《农业法》的一部分要求落实较好，而另外一部分要求却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

从国际惯例来看，我国的财政支农措施远远没有达到WTO协议的规定。在WTO协议框架下，“黄箱”的支持比例可以达到农业总产值的8.5%，而我们国家不到1%，由此可以看出我国没有很好利用“黄箱政策”的条款，更没有充分有效利用“绿箱政策”。政府对农业部门的所有投资或支持，如对农业科技、农田水利、农业生态环保等方面的投资，由于其不会对农产品的产出结构和农产品市场发生直接显著的扭曲性作用，因而协议根本不限制“绿箱政策”。因此，我国的财政支农政策完全不用担心与国际规则相矛盾，应大胆根据我国的农业实际需要和财力来安排支农资金。

二、结构：明显不尽合理，亟需较大改善

1、从内部结构来看，一级结构及二级结构明显不合理

目前财政支农一级结构及二级结构都明显不合理，2000—2006年我国财政支农结构的基本情况见图5。

财政支农最大的一项是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为68%，所占比例太高。而其两个部分结构也极不合理，由于机构膨胀、行政经费支出刚性等原因，用于农林水气等部门事业单位人员机构经费比重大，增长速度很快；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如农业事业专项经费及为农业事业发展提供保护和服务的专项经费等支出比重较小，增长缓慢。

财政支农第二大项是农业建设基本支出，占24%，所占比例不高，其中大型水利基本建设投资又占绝大多数，而用于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投资非常少，所占财政支农比例大致为10%。“七五”时期大型水利基本建设投资占59.6%，“八五”时期为63.1%，“九五”时期为63.4%，实际上这些投资是全社会都收益，与农业直接生产关系不大。

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绝对数额很小，所占比例过低。2000—2006年是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增长最快的七年，只有99.30亿元，此期间农村人均每年科技三项费用仅为0.26元，剔除物价上涨的因素会更少。据有关资料，我国目前每年对农业的科研投入约占农业总产值的0.25%，而发达国家平均为2.37%，发展中国家平均为0.7%～1%。现在发达国家科技对农业增产的贡献率一般是60%～80%，而我国目前不足40%。要促进农业的迅速发展，我国必须加大对农业科技进步及其成果的推广支持力度。

2、从变化趋势来看，财政支农结构问题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完善

我国财政支农的结构变化见表1。从表1可知，我国支援农村支出及事业费规模急剧扩大，但其比例增加更为迅速，从50年代的35%一直增加到80年代的68%，增加了近一倍，之后如此高比例继续稳定，1950—2006年的平均值高达66%。但农业建设基本支出比例却从50年代的49%减少到80年代的23%，之后基本保持此低比例，1950—2006年的平均值仅为26%。值得注意的是，大型水利基本建设投资的比例却逐步上升，从“六五”时期的53.8%上升到“九五”时期的63.4%，上升幅度惊人。而与农业直接相关的投入比例以更大的幅度下降，与公共财政的要求和农村实际的需要背道而驰。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基本演变是：1950—1962年没有，1963—1967年有一点，而1968—1970年又取消，之后逐渐增多，1950—2006年总共才171.49亿元，所占比例仅为1%。1950—1980年期间，由于我国的贫困人口数目较大、比例较高，农村救济费用规模增大但是比例减少，1984—2005年则没有，2006年突增330.88亿元。总之，从纵向的各个时期相比，财政支农结构并未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三、政策建议

由以上分析可知，虽然财政支农规模不断增大，但是我国财政支农规模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同时，财政支农的结构性问题容易被规模不断增大所掩盖，问题的严重性没有引起人们和国家的足够重视，这恰恰是严重影响财政支农作用充分发挥的重要因素。

1、继续扩大财政支农规模，充分发挥其积极推动作用

一方面，依照《农业法》的要求，应逐步提高农业投入的总体水平，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应结合国际惯例，借鉴他国先进经验，在国家财力大幅增长的情况下，大幅提高支农幅度并保证支农资金稳定增长。另一方面，应依据市场原则创新财政支农方式，采用补助、贴息、担保、税收减免等手段，充分发挥财政支农资金的引导效应、杠杆效应、放大效应；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农业，形成支农资金多元化、多渠道的新格局。

2、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优化财政支农结构

首先，扭转支援农村生产中农林水利等部门的事业费过高现象。如果扣除这些部门的行政事业费，直接用于支农支出资金所占财政支农支出总额比例是很低的，这些部门的事业费过高导致支农支出资金严重不足，严重阻碍了农业较快发展。建议把这些部门的行政事业费从财政支农支出中划出去，使项目含义名副其实，更为科学合理。其次，加大与农业直接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切实改变带有全社会普遍受益性质的水利工程、林业生态等建设占比重较大而直接用于农业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占比重较小的局面。最后，尽快增加农业科技的投入。财政长期对农业科技投入不足，严重制约了农业科技的进步和农业的稳定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宋乃公、王大用、国鲁来等：如何让资金高效流入新农村[J].人民论坛，2006（5）.

[2]财政部农业司课题组：创新财政支农机制促进新农村建设[J].中国财政，2006（9）.

财政支农论文范文篇10

「摘要题」土地经济

「关键词」农地经营方式/财政支农/大规模集中经营/农业企业/土地使用权流转

“三农”问题是当前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话题，就目前我国“三农”问题的现状来看，要真正解决好这一复杂而又重大的问题就必须充分重视财政对农业的投入与支持，并且紧密结合农业各方面变革的实际，特别是近年来农业用地经营方式的变化趋势，笔者认为它将代表今后我国农业、农村、农民，生产、管理、就业的发展模式与方向，并奠定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的基石。本文就农地经营方式变革的前提下，财政支农政策如何与其相互配合并促进其不断发展与完善加以探讨。

一、当前农地经营方式变革中财政支农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农业用地出现了许多如土地使用权流转、土地集中规模经营、企业化农业等一系列新的生产经营方式。这不仅是我国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改革的主观愿望，更是农业生产力自身不断发展的客观要求。然而，当前的财政支农政策和现实工作在一些方面还没有完全跟上这一农业客观发展的实际情况，存在许多问题。

（一）财政支农投入不足，阻碍了新型农地经营方式的推广

尽管国家高度重视农业发展，近年来对农业的投入也有大幅增长，但由于财力有限，使用效率不高，结构矛盾突出等原因，相对于当前我国农业基础薄弱，效益低下的发展现实而言，投入仍严重不足，而且许多支农资金比重指标不断下滑（如图1）。

图1“八五”以来国家农业投入情况

注：1.从1998年起，国家财政农业支出包括国债安排的农业基本建设支出。

2.从1998年起，国家银行农业贷款占国家银行总贷款比重以短期贷款计算。

同时，财政支农资金结构失调、管理混乱，导致生产性支农资金到位率很低，地方“吃饭财政”挤占挪用了大量有限的生产性支农资金，加剧了农用资金的供求矛盾，使得农业这一“弱质”产业的许多基本生产经营条件不能得到较好的维护和改善（如农业基础设施，抗病防灾能力，土地改良）。[1]这就无法为土地规模经营提供良好的农业投资环境，也就很难提高农业投资者集中土地现代化、集约化生产经营的积极性，阻碍了新型农地经营方式的推广。

（二）财政支农资金分配、使用模式不适应农地经营方式转变的需要

当前，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的财政支农资金融通渠道多是通过各级政府层层转接，中间难免“雁过拔毛”，资金沉淀，导致支农资金专款专用缺乏保障，农业补贴资金流失严重。由于得不到有效的国家农业补贴支持，增加了大规模农地经营的未来收益风险。而且，相对中央财政支农拨款而言，目前由于我国农业效益低下，生产经营方式落后，地方财政投资农业的积极性不高，其投入成逐年下降的趋势（如图1）。这非常不利于农业这一因地制宜特点显著的产业的发展，因为只有地方政府最了解当地农业的真实情况。这使得从事规模化经营的农业主体得不到地方政府亲民、切实的政策与环境支持，客观上不利于其发展壮大。同时，农业政策性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建制有限，难以深入乡村，财政已有的支农＊＊息贷款基本上是以传统的小农户为对象，数量少、规模小，而那些大规模的农地经营者需要的是较大数量，能够及时、足额、到位的农业贷款，这种供求矛盾急需调整。

（三）农村社会保障体制的缺失，制约了新型农地经营方式的发展

在现行的财政支农资金中，预算内就有“农业基建拨款”、“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农业事业经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等11项。此外，国家还建立了农业发展基金等专项支农基金，但纵观这些支农资金，关乎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建立的却几乎没有。这一方面是由于所有制、城乡分离、户籍制度，以及侧重工业发展等历史原因，使得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另一方面，以土地作为农民农村社会保障依据的传统观念没有得到很好的转变，特别是近年来耕地数量逐渐减少，农产品效益低下，面临自然与市场双重风险，脱离土地转向非农产业部门的农民逐渐增多，如不妥善处理好之一问题就会严重影响土地使用权大规模流转和集中经营，即农民难以割舍土地，而且妨碍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现代治理模式的建立，即难以形成企业化、产业化的新农业，增加了他们的经营成本和负担，这样就为现有土地上的农民向新型农业经营单位的转移设置了一大障碍。

（四）财政农业税费改革滞后，不利于推动农业现代化经营

合理科学的农业税费制度也是财政支农的一个重要手段。近些年，国家为减轻农民负担所进行的农业税费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效，但遗憾的是，这一改革从解决“三农”问题的全局角度出发而进行的统筹安排与思考不足，没有将减轻农民负担同促进农业现代化经营及农村地方政府支农的财权、事权改革紧密结合，其改革滞后性明显，这十分不利于农业现代化经营方式的推广。第一，当前的农业税费改革以及农业税的逐步取消，将逐渐形成农业税收的真空，使得农民享受国民待遇依据无着，这无疑会严重影响到农业、农村基建及公共事业的投入，不利于为农业现代化经营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第二，农业税转型重视不够。当前我国农业税费的交纳主体分散、征收交易成本过高的现象主要是由于小农户的分散经营造成的。如果不能将原来资源税性质的农业税转型为所得税性质的农业企业、个人所得税就一定不适应新型农地经营方式法人业户的要求，同时也难以实现城乡税制一体化。第三，缺乏完善有效的农业税费改革。这非常不利于吸引大规模农地经营者以及非农资金对农业进行投入，使其形成在长期减少经营成本，扩大收益的良性预期。第四，地方政府，特别是省级以下政府没有成为农业税费制定、执行、收益的真正主体。分税制改革不彻底导致基层政府财权、事权不统一，无力支持地方农业发展，致使农业现代化经营方式的建立缺乏地方政府的推动力。

二、农地经营方式变革的必然与财政支农的适应性变化

农地经营方式的变革有其许多必然因素，财政支农政策面对这种变革应做出适应性的变化，从而支持和推动这一变革顺利进行，并不断完善。

（一）家庭小户经营阻碍农业现代化发展，财政支农应转变对象

当前我国农村实行的是从高度集中经营转变而来的以小农分散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但多数地方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只有分没有统，农业公共服务，特别是科技推广服务缺乏资金，人才流失严重。[2]而且在这种经营模式下，我国人均耕地2003年只有1.86亩，且条块分割，原集体所有的大型农机具缺乏维护，无法发挥其功效。这就更加不利于农业科技规模效益的产生，许多先进农用机械无法在零碎分散的土地上使用，严重阻碍了农业现代化发展。财政支农面对这一客观现实，应当认清土地规模化集中经营的大趋势，实行鼓励土地流转、集中的政策，将支农对象放到农地规模经营的生产大户或农业企业上来，推动我国农业实现现代化的步伐。

（二）小农户抵御、承担风险的能力很弱，财政支农应以创造性思维改变现状

农业风险大体上可以分为自然风险、市场风险与制度风险。首先，面对自然风险，如洪涝灾害，小农户无法组织起有效的防灾、抗灾自救体系，不仅资金缺乏，而且土地分散经营难以统一规划，最终只能全部依赖政府支持。其次，面对市场风险，分散经营的小农户不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投入大，产出小，效益低下，难以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而且我国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如市场中介组织不健全，单个农户无法掌握较为详实的市场动态和信息，始终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劣势一方，容易出现增产不增收的局面。最后，面对制度风险，小农户没有能力组织起维护自身权益的行业利益集团与侵犯其权益的行为做斗争，制度的变化只能被动的接受。为了避免制度变化可能带来的风险，许多小农户对土地进行掠夺式的经营，不愿改良土地长期投资。另外，农户家庭无力抵御和承担新技术带来的风险，在没有相应保障机制和风险分担机制的情况下，将进一步阻碍农业技术的推广。以上这些问题同样是财政支农政策关注的焦点，以往财政支农资金在这些方面的投入相当巨大，但收效甚微。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就要求财政支农以创造性思维重点支持农地规模经营者，从各方面发挥其抵御和承担风险的优势，使我国农业的发展更加稳健。

[NextPage]

（三）农民农业收入增长缓慢，财政支农应因势利导

由于近年来粮价持续低迷，农业生产成本居高不下，种粮收益微薄，甚至严重亏损，致使农民农业收入出现增长缓慢，有些地方甚至倒退的表象。这与外出打工和其他产业相比，收入上存在明显差距，于是农业劳动力流失，土地闲置、撂荒等现象接连出现，这客观上要求重新整和农业用地，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形成农地规模集中经营的新模式。财政支农政策应充分认识到我国农业发展的这一客观变化，因势利导，积极推动农地流转机制的市场化运作，建立相应的配套设施，扶持农业大户与农业企业的大规模土地经营，发挥其优势，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民的农业收入，以工业化的新形式将农民合理自愿的附着在土地上，减轻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社会压力。

（四）入世后我国现行农业经营方式必将遭受冲击，财政支出应变被动为主动

我国全面进入WTO以后，以农业个体分散经营为主的我国农产品必将遭受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以大规模机械化生产方式为主的国家所产农产品的强烈冲击。面对残酷的市场竞争，我国农地经营方式必须打破一家一户的小农经营格局，建设规模化、产业化、企业化的现代新农业，发挥有限耕地的最大效益。制定财政支农政策的相关部门应及时了解和掌握WTO对于农业的有关规定，主动出击，充分利用“绿箱”政策为现代化农业打造良好的生产经营条件。同时，合理运用“黄箱”政策增强新型农业主体的市场竞争力为其生存与发展争取更大的空间。

三、积极推进农地经营方式转变，努力提高财政支农效率

要作好新形势下的财政支农工作，就必须顺应农业客观发展的需要，克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小农分散经营所带来的一系列不利于农业现代化的缺陷，积极推动向农地大规模集中经营的生产方式转变，并将其与“三农”问题的解决紧密结合起来，从而进一步促进城乡统筹，经济结构调整等重大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在当前情况下，这就需要不断提高财政支农效率，作好政府的推动和引导工作，改革现有土地制度与财政支农资金分配、使用制度，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将包括土地流转，大规模集中经营，农业企业化等新型农地经营方式的这一“新时期的土地革命”进行到底。

（一）彻底变革农村土地制度，增强财政支农针对性

首先，建议取消农地集体所有制，改为国家所有（目前，许多地方乡镇企业的原集体所有的农地已经转为国家所有）。打破土地所有权的条块分割，由国家统一掌控全国农地的所有权，这有利于彻底清除农村基层集体组织、官员利用土地集体所有制，谋求一己私利，腐化堕落，形成乡村权势阶层的温床。[3]同时，给予农民完整的土地使用权，即将原先掌握在集体组织手中的转包、转让、出租等土地处分权还给农民，使其与土地经营权一起形成农民完整的土地使用权。最终，让农业经营主体直接与代表国家的政府签署土地使用权合同，不再通过农村集体组织。这一方面维护了农民权益，另一方面为农地大规模集中，土地市场化流转和农业企业经营扫清了体制障碍，减少了阻力，降低了成本，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财政支农资金分配规模化、集中化的使用程度也会大幅提高，其针对性也将更加明确，财政支农资金的分配使用效率将会有大的提高。其次，在国家全面掌握农地所有权之后，要尽快组建国有农地产权交易市场（当然，这是一个只包括使用权的产权交易市场），将它纳入现有的国有土地交易流通市场，交国资委及国土资源部管理，具体负责设置、运行各地的农地产权交易所。这一举措将极大的促进农地自由流转，为其规模经营创造必要条件，而且市场上表达出的信息可以作为国家监控农业发展现状，制定和调整财政支农政策的重要依据。最后，在进行了以上改革之后，财政支农资金的分配体制也应做配套改革。改变以往支农资金多头管理，流失严重的情况。建议将这一资金统一划归各级农业发展银行及其分支机构，重点突出专款专用，相关支农款项直接打入农业大户或农业生产企业在这一指定银行的专用账户，最大程度的减少中间环节，防止挤占挪用。最终形成国资委、国土资源部管农地，农业发展银行管农资的新型支农管理格局。

（二）新型农地经营方式的形成与支农财税体制改革

新型农地经营方式的组织形式可以是多样化的，即可以是个体大型农场，也可以是私营、合伙农业企业，还可以是生产型农业公司，但共同点都必须是大规模集约化的农地生产经营者。大规模集约化生产经营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单位成本，产生十分显著的规模经济效益（小农户分散经营将逐渐无法生存）。这非常有利于增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增加经营者的收入。更重要的是农地经营方式的变革，特别是企业型、公司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建立将在诸多方面对“三农问题”的解决产生深远影响，并成为彻底解决这一难题的有效方案之一，而支农财税体制的大胆改革也必将成为推动这一变革的重要力量。首先，企业化的农业生产者要以现代企业治理模式管理、运行该企业，做到资金管理规范，账目清晰。这样就可以在农业费改税，并逐步取消农业税后，开征农业企业所得税。同时，保持增值税等流转税对农业的倾斜保护政策，解决农业税收真空的问题。其次，企业化农业将彻底改变农村劳动力就业、增收的现状。已将个人或家庭的农地使用权转让出去的农民可以选择进城务工或在非农产业的乡镇企业就职，也可以自愿受雇于得到大量农地使用权的农业生产企业成为农业工人。这样，农村劳动力市场将逐渐形成，大多数的农民仍然可以附着在土地上解决就业问题，其收入也就转变为工薪收入，自然纳入工薪所得税的征收范围。而农民个人的土地转让费收入，可以与成交方协商一次收款或定期分摊收款，同时交纳所得税。另一方面，财政支农也应将建立农业工人社会保障制度这一工作列为重点，尽快出台相关规制，以解决农村社会保障缺失问题，维护农业工人权益，保障农业稳定发展。这里还建议建立农业工人工会把农业工人组织起来，在劳资双方的合作与斗争中最大限度的维护自身权益，这也必将成为整体改革方案中财政支农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说，改革后的“三农问题”将随着农民逐渐向农业工人转变而成为“二农”问题。另外，企业化农业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以往小农户信息不灵通，抗风险能力弱的情况。同时，有利于形成农业利益集团，在国家农业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在财政支农的主客体之间形成权力制衡。总的来说，企业化农业与支农财税体制改革的思想核心是一个以城乡统筹发展为主线，解决“三农问题”为重心的整体改革构想。

（三）健全财政支农法律体系，保障农地经营方式转变顺利进行

拥有一个健全的财政支农法律体系是保障农地经营方式转变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这一法律体系必须与其他农业法律法规保持原则、立场上的一致性，并辅之专有作用。建议在进一步完善财政支农法律体系的过程中，注意以下问题。第一，要从法律的高度支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使通过正规合法的农地使用权流通市场集中起来的耕地能够实实在在的用于农业生产，财政支农政策可以得到真正落实，而且对应于《农村土地承包法》“维持土地的农业用途，不得用于非农建设”的规定。[4]同时，坚决打击不法投资商利用市场化交易恶意炒作农业用地，从而产生新的抛荒。第二，要完善农业税收法规及财政支农资金发放标准的法律规定，出台反耕地垄断经营法，从而严防恶性土地兼并，使农业经营个体无法从中得到经济利益甚至遭受法律制裁。第三，要将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纳入《公司法》法人概念（建议组建有限责任公司），并规定其成立、变更、注销，以及破产等情况，同时认定为财税支农法规中的客体。特别是当出现农业企业破产时，可将其拥有的农地使用权在流通市场上转让给其他农业生产者，保证农业用途。如转让不成功，政府有权收回土地与其他农业生产者签订使用合同。第四，财政支农法规应与《证券法》、《公司法》等法律相配合，共同构成农地使用权流通市场的法律规范，使这一市场的真实供求交易与投机交易相得益彰，规范发展，并逐渐成长为国内又一重要的新兴资本市场。第五，财政支农法规中应明确农地使用权期限的规定，同时与农地使用权流通市场相结合，将当前零散农户耕地使用权向农业生产企业流转视为一级市场，这样农业生产企业将逐渐获得大部分农地的剩余使用期限。接着，当这些农地的剩余期限到期时，农业企业再与政府签订相应期限的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同时上市流通成为二级市场的交易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