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补贴论文范文10篇

财政补贴论文范文篇1

我国现行的财政补贴政策经过近二十年的市场取向改革，应该说逐步接近市场经济规律要求和世界通行规则，但仍然带有相当程度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成分和色彩，带有不发达国家传统发展模式的很多特征。比如，对竞争性产业和国有企业的大量补贴，并未有效改善它们的经营效率和竞争实力，而且产生的“挤出”效应，严重影响着国家对科教、技术创新、环境保护、公益设施的投入与支持，导致财政功能和补贴政策一定意义上的错位；在发展冲动的驱使下，地方财政竞相推出种种财政补贴“优惠政策”，使得财政补贴颇为紊乱，也导致市场竞争秩序的“失序”。这些显然是与WTO的有关规则相互抵触的。调整、修改和在WTO规则基础上规范国家及各级地方财政补贴政策，是应对加入WTO的当务之急。

因此，加入WTO后，我国的财政补贴政策首先面对的就是要取消不符合世贸组织《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的补贴，更为重要的是，在我国现行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如何调整现行的财政补贴政策，做到既符合WTO要求，避免对我国产品出口形成起诉，又能用好用足WTO规则允许的补贴，以达到提高财政补贴的使用效率和支持我国经济发展的目的，从而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一、调整我国财政补贴的理论依据

为了维护世界贸易中非歧视、自由透明和公平竞争的秩序，WTO专门制定了《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旨在规范和统一各国的财政补贴政策及其行为。《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体现了一种明确的取向，即要求竞争主体共享“国民待遇”，在不受歧视和政企分开的平等条件下进行公平竞争。按照可能对国际贸易造成的危害程度，《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将补贴分为禁止的、可诉的和不可诉的三类：

1.禁止性的补贴。《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3条规定：“法律或事实上视出口实绩为惟一或其他多种条件之一而给予的补贴，视使用国产货物而非进口货物的情况为惟一条件或其他多种条件之一而给予的补贴为禁止性补贴”，概括起来，禁止性的补贴包括出口补贴和进口替代补贴两类。禁止性的财政补贴一旦被证实存在，无须证明其是否对其他成员方造成损害或损害威胁，都必须取消，否则会招致其他成员实施的经WTO争端解决机构授权的反补贴措施或征收反补贴税。

2.可诉补贴。可诉补贴是指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实施的补贴，但如果使用此类补贴的成员方在实施过程中对其他成员方的经济利益造成不利影响，则受损的成员方可以向使用此类补贴的成员方提起申诉。因此，《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5条、第6条对使用可诉补贴的“度”作出具体界定。即使用可诉补贴不能造成以下任何情况发生：（1）取代或阻碍另一成员方的产品进口；（2）取代或阻碍另一成员方对第三成员方的出口；（3）补贴的后果造成大幅度削价、压价或销售量减少；（4）实施补贴后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增加。

可诉补贴措施允许在一定范围内实施，是因为其有一定的合理性，即一国在一定时期为了使国民经济相对平衡发展，总是需要扶助某些企业，然而政府在采用可诉的补贴时，有可能使受补贴企业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非正常的竞争能力或在国内市场上具有非正常的进口替代能力，从而扭曲国际贸易的正常发展，损害别国对外贸易的利益，因此，《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又对可诉的补贴予以限制。

可诉补贴并不一定意味着必须取消，一般来说只有同时具备下列三种条件，该种可诉补贴才需要被取消：第一，该种补贴必须要具有专向性。《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规定了企业专向性（一国政府挑选一个或几个特定公司进行补贴）产业专向性（一国政府针对某一个或几个特定产业部门进行补贴）和地区专向性（一国政府对其领土内特定地区的生产进行补贴）三种专向性标准。由此看来，我国现行的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大多具有专向性，有可能构成可诉补贴。第二，该种补贴必须被某个成员国起诉。第三，该补贴必须被证明对成员国造成了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威胁。

3.不可诉补贴。主要包括木具有专向性的补贴、给予基础研究的援助性补贴、给予贫困地区的补贴、为适应新环境而实施的补贴，以及用于鼓励农业研究开发、鼓励农民退休等方面的“绿箱”补贴。不可诉补贴不专门针对出口，是WTO规则允许的措施，这为我们采取适当的税收优惠，发挥调控作用提供了空间。不可诉补贴包括，为鼓励某个产业的企业进行R＆D投资、开展技术创新，可以对R＆D投资占销售额比重设立一个标准，对超过标准的企业实行非专向性补贴；大规模增加对企业、高校、研究机构的科研补贴，只要这种补贴不超过基础工业研究费用的50％或应用研究费用的25％；增加西部大开发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业结构调整、教育科研的补贴；对环保性的技术改造项目给予一次性补贴，只要这种补贴不超过改造工程费用的20％。

二、调整我国财政补贴政策的思路

根据《中国加入WTO工作组报告书》中的承诺以及《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必须对财政补贴进行如下调整：

（一）取消针对出口的各种财政补贴。

1.取消出口补贴。根据协议书第11条第3款的规定，将在加入时取消所有属《补贴协议》第3条第1款（a）项范围内的出口补贴。为此，中国到加入时为止，将停止维持所有先前存在的出口补贴计划，并自加入时起，停止在此类计划下作出额外支付或支出，也不再免除税收或授予任何其他利益。这一承诺涵盖各级政府所给予的补贴，这些补贴在法律上或事实上观出口义务而给予。这就意味着财政必须取消针对出口的直接补贴或通过税收形式的间接补贴。这种针对出口的补贴在当前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

（1）取消针对出口的直接补贴。主要指政府视企业的出口实绩给予补贴、贴息和奖励。例如，山东省省级财政1998年安排专项资金1200万元，对水泥、冻鸡、罐头、服装、水产品等出口商品进行贴息；河北省出台的对一般贸易出口收汇每美元贴息0.03元人民币政策，对纺织品、服装、鞋、箱包、玩具一般贸易出口收汇每美元贴息0.05元人民币政策，对机电、高新技术产品一般贸易出口收汇每美元贴息0.04元人民币政策，对一般贸易出口5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收汇每美元贴息0.02元人民币政策。

（2）取消针对出口的间接补贴。主要指根据企业的出口情况，用税收政策即减免部分或全部企业所得税支持出口而形成的各种间接补贴。例如，经1992年修正的《湖南省鼓励外商投资条例》政策法规仍有出口实绩的补贴的规定：“产品出口企业按国家规定减免企业所得税期满后，凡当年出口产品产值达到当年企业产品产值70％以上的，按照现行税率减半缴纳企业所得税。”

2.取消进口替代方面的补贴。根据《中国加入WTOI作组报告书》第168段，自加入时起，中国将取消所有属《补贴协议》第3条第1款（b）项范围内的、视使用国产货物替代进口货物情况而给予的补贴。当前我国存在用税收支持使用国产品替代进口的补贴，包括减免企业所得税，固定资产投入所纳税额进行更多抵扣，对此类设备投入的增值税予以全额抵扣，加速固定资产折旧等形式。例如，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技术改造国产设备抵免企业所得税暂行办法》规定：从1999年起，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技术改造项目，其所需国产设备投资额的40％，可以从购置设备当年比前一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中抵免。2000年1月又《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购买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将免税范围扩大到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这些政策不符合WTO的规则，防止国外企业对我国提出反补贴起诉，要在过渡期内取消。

3.取消对农产品出口的补贴。根据我国政府的承诺，中国的农产品出口政策将仅以商业考虑为基础，加入WTO后我国必须立即取消对农产品出口补贴，包括价格补贴、实物补贴，以及对出口产品加工、仓储、运输的补贴。目前我国在玉米、大米、小麦出口上都有一定的财政补贴，例如，2000年玉米出口&nbsp；1048万吨，每吨补贴378元。

（二）对国内产业和企业合理利用一些可诉补贴。

可诉补贴是利用一些WTO允许的补贴，合理支持本国工商业。有操作性的可诉补贴有：政府对某项产品实行不超过从价总额5％的补贴；对某项产业实行小额补贴以弥补经营性亏损；为解决某个大企业长期发展，避免产生严重社会问题而提供一次性补贴；对一些规模有限、影响相对较小的企业直接免除政府债务，或授予补贴以抵消应付债款。对于可诉补贴的运用关键是要把握好补贴的范围和“度”，避免对我国出口产品起诉。

当前在可诉补贴方面值得关注的是科技补贴。加入WTO后，《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R＆D补贴条款将对我国的科技支出产生较大冲击。我国多数科技支出因大量集中于支持科研成果的商业化阶段，将不同程度地面临着不可起诉的补贴条款或被禁止的补贴条款的约束，必须对我国科技支出结构进行调整。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8条规定：在商业性R＆D中，对公司进行研究活动的援助，或对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或研究机构与公司签约进行研究活动的援助，不能超过工业研究成本的75％或竞争前开发活动成本的50％，而介于上述两类之间的R＆D活动不得超过合法成本的62.5％；当工业研究或竞争前开发活动的补贴超过合法成本的75％和50％（介于其间的为62.5％）时，也就成为可起诉补贴。

结合我国现行的科技支出状况，科技支出中有一部分是用于应用研究、实验开发和成果应用研究，具有明显的促进出口或进口替代作用，属于禁止的补贴或可起诉的补贴范围，加入WTO后，必须对超出不可起诉条款范围的财政补贴进行调整，否则，就有可能遭到其他成员的反补贴措施。

（三）用足用好不可诉补贴。

1.增加对落后地区的补贴。由于目前我国人均收入与西部收入的差距已达到“不可诉补贴”中对落后地区补贴的标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超过全国平均国民生产总值的85％等条件），我国的地区倾斜政策应由“东高西低”改为“西高东低”，可以对这些地区的产业和企业采取补贴政策。如税收优惠、援助等，扶持西部经济的发展。

2.增加环保补贴。我国传统的粗放型的对外贸易发展模式，不仅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的恶化，而且正日益受到国际绿色消费浪潮的挑战，严重制约着我国外贸的发展。当今我国生态环境恶化已成为突出的问题之一，体现在：土地退化，森林环境功能减弱，水资源危机，环境污染严重，自然灾害频发等，这已经严重影响我国可持续发展。同时，随着绿色需求的增长，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屡屡遭遇绿色贸易壁垒。环境问题不解决，产品出口将越来越困难。因此，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实际上就是保护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在制定政策时要注重环境保护问题，要加大这方面的投入，增加在退耕还林、退耕还草、企业环保技术改造等有利于环境保护方面的支出，逐步改善生态环境。

（四）调整现行一些效率不高的补贴。

1.调整现有我国的粮食补贴政策。根据《农业协定》，我国当前的粮食补贴政策属于“黄箱”政策，虽然我国“黄箱”政策补贴没有超过入世谈判中农业生产总值8.5％的上限，符合WTO规则，但现行对农产品流通环节的补贴政策，既扭曲资源配置，又造成收入分配不公，还导致各种腐败现象，从而使得国家花费了巨大的财政支出，农民却得不到多少利益，存在补贴效率较低的状况。据财政部农业司有关人士分析，我国目前通过对粮食流通企业补贴的方式来间接补贴农民，国家需要耗费7元钱才使农民得到1元钱，大部分的财政支农资金浪费在流通环节，无法实现对农民补贴的政策意图。因此迫切需要将对中间流通环节的补贴转向对直接生产者，切实提高农民收入，提高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

财政补贴论文范文篇2

wto专门制定了《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旨在规范和统一各国的财政补贴政策及其行为。《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体现了一种明确的取向，即要求竞争主体共享“国民待遇”，在不受歧视和政企分开的平等条件下进行公平竞争。按照可能对国际贸易造成的危害程度，《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将补贴分为禁止的、可诉的和不可诉的三类。必须对财政补贴进行如下调整：（一）取消针对出口的各种财政补贴。（二）对国内产业和企业合理利用一些可诉补贴。（三）用足用好不可诉补贴。（四）调整现行一些效率不高的补贴。

我国现行的财政补贴政策经过近二十年的市场取向改革，应该说逐步接近市场经济规律要求和世界通行规则，但仍然带有相当程度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成分和色彩，带有不发达国家传统发展模式的很多特征。比如，对竞争性产业和国有企业的大量补贴，并未有效改善它们的经营效率和竞争实力，而且产生的“挤出”效应，严重影响着国家对科教、技术创新、环境保护、公益设施的投入与支持，导致财政功能和补贴政策一定意义上的错位；在发展冲动的驱使下，地方财政竞相推出种种财政补贴“优惠政策”，使得财政补贴颇为紊乱，也导致市场竞争秩序的“失序”。这些显然是与wto的有关规则相互抵触的。调整、修改和在wto规则基础上规范国家及各级地方财政补贴政策，是应对加入wto的当务之急。

因此，加入wto后，我国的财政补贴政策首先面对的就是要取消不符合世贸组织《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的补贴，更为重要的是，在我国现行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如何调整现行的财政补贴政策，做到既符合wto要求，避免对我国产品出口形成起诉，又能用好用足wto规则允许的补贴，以达到提高财政补贴的使用效率和支持我国经济发展的目的，从而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一、调整我国财政补贴的理论依据

为了维护世界贸易中非歧视、自由透明和公平竞争的秩序，wto专门制定了《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旨在规范和统一各国的财政补贴政策及其行为。《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体现了一种明确的取向，即要求竞争主体共享“国民待遇”，在不受歧视和政企分开的平等条件下进行公平竞争。按照可能对国际贸易造成的危害程度，《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将补贴分为禁止的、可诉的和不可诉的三类：

1．禁止性的补贴。《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3条规定：“法律或事实上视出口实绩为惟一或其他多种条件之一而给予的补贴，视使用国产货物而非进口货物的情况为惟一条件或其他多种条件之一而给予的补贴为禁止性补贴”，概括起来，禁止性的补贴包括出口补贴和进口替代补贴两类。禁止性的财政补贴一旦被证实存在，无须证明其是否对其他成员方造成损害或损害威胁，都必须取消，否则会招致其他成员实施的经wto争端解决机构授权的反补贴措施或征收反补贴税。

2．可诉补贴。可诉补贴是指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实施的补贴，但如果使用此类补贴的成员方在实施过程中对其他成员方的经济利益造成不利影响，则受损的成员方可以向使用此类补贴的成员方提起申诉。因此，《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5条、第6条对使用可诉补贴的“度”作出具体界定。即使用可诉补贴不能造成以下任何情况发生：（1）取代或阻碍另一成员方的产品进口；（2）取代或阻碍另一成员方对第三成员方的出口；（3）补贴的后果造成大幅度削价、压价或销售量减少；（4）实施补贴后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增加。

可诉补贴措施允许在一定范围内实施，是因为其有一定的合理性，即一国在一定时期为了使国民经济相对平衡发展，总是需要扶助某些企业，然而政府在采用可诉的补贴时，有可能使受补贴企业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非正常的竞争能力或在国内市场上具有非正常的进口替代能力，从而扭曲国际贸易的正常发展，损害别国对外贸易的利益，因此，《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又对可诉的补贴予以限制。

可诉补贴并不一定意味着必须取消，一般来说只有同时具备下列三种条件，该种可诉补贴才需要被取消：第一，该种补贴必须要具有专向性。〈〈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规定了企业专向性（一国政府挑选一个或几个特定公司进行补贴）产业专向性（一国政府针对某一个或几个特定产业部门进行补贴）和地区专向性（一国政府对其领土内特定地区的生产进行补贴）三种专向性标准。由此看来，我国现行的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大多具有专向性，有可能构成可诉补贴。第二，该种补贴必须被某个成员国起诉。第三，该补贴必须被证明对成员国造成了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威胁。

3．不可诉补贴。主要包括木具有专向性的补贴、给予基础研究的援助性补贴、给予贫困地区的补贴、为适应新环境而实施的补贴，以及用于鼓励农业研究开发、鼓励农民退休等方面的“绿箱”补贴。不可诉补贴不专门针对出口，是wto规则允许的措施，这为我们采取适当的税收优惠，发挥调控作用提供了空间。不可诉补贴包括，为鼓励某个产业的企业进行r＆d投资、开展技术创新，可以对r＆d投资占销售额比重设立一个标准，对超过标准的

企业实行非专向性补贴；大规模增加对企业、高校、研究机构的科研补贴，只要这种补贴不超过基础工业研究费用的50％或应用研究费用的25％；增加西部大开发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业结构调整、教育科研的补贴；对环保性的技术改造项目给予一次性补贴，只要这种补贴不超过改造工程费用的20％。

二、调整我国财政补贴政策的思路

根据《中国加入wto工作组报告书》中的承诺以及《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必须对财政补贴进行如下调整：

（一）取消针对出口的各种财政补贴。

1．取消出口补贴。根据协议书第11条第3款的规定，将在加入时取消所有属《补贴协议》第3条第1款（a）项范围内的出口补贴。为此，中国到加入时为止，将停止维持所有先前存在的出口补贴计划，并自加入时起，停止在此类计划下作出额外支付或支出，也不再免除税收或授予任何其他利益。这一承诺涵盖各级政府所给予的补贴，这些补贴在法律上或事实上观出口义务而给予。这就意味着财政必须取消针对出口的直接补贴或通过税收形式的间接补贴。这种针对出口的补贴在当前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

（1）取消针对出口的直接补贴。主要指政府视企业的出口实绩给予补贴、贴息和奖励。例如，山东省省级财政1998年安排专项资金1200万元，对水泥、冻鸡、罐头、服装、水产品等出口商品进行贴息；河北省出台的对一般贸易出口收汇每美元贴息0．03元人民币政策，对纺织品、服装、鞋、箱包、玩具一般贸易出口收汇每美元贴息0.05元人民币政策，对机电、高新技术产品一般贸易出口收汇每美元贴息0．04元人民币政策，对一般贸易出口5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收汇每美元贴息0．02元人民币政策。

（2）取消针对出口的间接补贴。主要指根据企业的出口情况，用税收政策即减免部分或全部企业所得税支持出口而形成的各种间接补贴。例如，经1992年修正的《湖南省鼓励外商投资条例》政策法规仍有出口实绩的补贴的规定：“产品出口企业按国家规定减免企业所得税期满后，凡当年出口产品产值达到当年企业产品产值70％以上的，按照现行税率减半缴纳企业所得税。”

2．取消进口替代方面的补贴。根据《中国加入wtoi作组报告书》第168段，自加入时起，中国将取消所有属《补贴协议》第3条第1款（b）项范围内的、视使用国产货物替代进口货物情况而给予的补贴。当前我国存在用税收支持使用国产品替代进口的补贴，包括减免企业所得税，固定资产投入所纳税额进行更多抵扣，对此类设备投入的增值税予以全额抵扣，加速固定资产折旧等形式。例如，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技术改造国产设备抵免企业所得税暂行办法》规定：从1999年起，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技术改造项目，其所需国产设备投资额的40％，可以从购置设备当年比前一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中抵免。2000年1月又《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购买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将免税范围扩大到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这些政策不符合wto的规则，防止国外企业对我国提出反补贴起诉，要在过渡期内取消。

3．取消对农产品出口的补贴。根据我国政府的承诺，中国的农产品出口政策将仅以商业考虑为基础，加入wto后我国必须立即取消对农产品出口补贴，包括价格补贴、实物补贴，以及对出口产品加工、仓储、运输的补贴。目前我国在玉米、大米、小麦出口上都有一定的财政补贴，例如，2000年玉米出口1048万吨，每吨补贴378元。

（二）对国内产业和企业合理利用一些可诉补贴。

可诉补贴是利用一些wto允许的补贴，合理支持本国工商业。有操作性的可诉补贴有：政府对某项产品实行不超过从价总额5％的补贴；对某项产业实行小额补贴以弥补经营性亏损；为解决某个大企业长期发展，避免产生严重社会问题而提供一次性补贴；对一些规模有限、影响相对较小的企业直接免除政府债务，或授予补贴以抵消应付债款。对于可诉补贴的运用关键是要把握好补贴的范围和“度”，避免对我国出口产品起诉。

当前在可诉补贴方面值得关注的是科技补贴。加入wto后，《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r＆d补贴条款将对我国的科技支出产生较大冲击。我国多数科技支出因大量集中于支持科研成果的商业化阶段，将不同程度地面临着不可起诉的补贴条款或被禁止的补贴条款的约束，必须对我国科技支出结构进行调整。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8条规定：在商业性r＆d中，对公司进行研究活动的援助，或对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或研究机构与公司签约进行研究活动的援助，不能超过工业研究成本的75％或竞争前开发活动成本的50％，而介于上述两类之间的r＆d活动不得超过合法成本的62．5％；当工业研究或竞争前开发活动的补贴超过合法成本的75％和50％（介于其间的为62．5％）时，也就成为可起诉补贴。

结合我国现行的科技支出状况，科技支出中有一部分是用于应用研究、实验开发和成果应用研究，具有明显的促进出口或进口替代作用，属于禁止的补贴或可起诉的补贴范围，加入wto后，必须对超出不可起诉条款范围的财政补贴进行调整，否则，就有可能遭到其他成员的反补贴措施。

（三）用足用

好不可诉补贴。

1．增加对落后地区的补贴。由于目前我国人均收入与西部收入的差距已达到“不可诉补贴”中对落后地区补贴的标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超过全国平均国民生产总值的85％等条件），我国的地区倾斜政策应由“东高西低”改为“西高东低”，可以对这些地区的产业和企业采取补贴政策。如税收优惠、援助等，扶持西部经济的发展。

2．增加环保补贴。我国传统的粗放型的对外贸易发展模式，不仅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的恶化，而且正日益受到国际绿色消费浪潮的挑战，严重制约着我国外贸的发展。当今我国生态环境恶化已成为突出的问题之一，体现在：土地退化，森林环境功能减弱，水资源危机，环境污染严重，自然灾害频发等，这已经严重影响我国可持续发展。同时，随着绿色需求的增长，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屡屡遭遇绿色贸易壁垒。环境问题不解决，产品出口将越来越困难。因此，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实际上就是保护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在制定政策时要注重环境保护问题，要加大这方面的投入，增加在退耕还林、退耕还草、企业环保技术改造等有利于环境保护方面的支出，逐步改善生态环境。

（四）调整现行一些效率不高的补贴。

1．调整现有我国的粮食补贴政策。根据〈〈农业协定》，我国当前的粮食补贴政策属于“黄箱”政策，虽然我国“黄箱”政策补贴没有超过入世谈判中农业生产总值8．5％的上限，符合wto规则，但现行对农产品流通环节的补贴政策，既扭曲资源配置，又造成收入分配不公，还导致各种腐败现象，从而使得国家花费了巨大的财政支出，农民却得不到多少利益，存在补贴效率较低的状况。据财政部农业司有关人士分析，我国目前通过对粮食流通企业补贴的方式来间接补贴农民，国家需要耗费7元钱才使农民得到1元钱，大部分的财政支农资金浪费在流通环节，无法实现对农民补贴的政策意图。因此迫切需要将对中间流通环节的补贴转向对直接生产者，切实提高农民收入，提高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

财政补贴论文范文篇3

（一）中央和地方财政补贴联动，财政补贴规模日益增进

地方省级和市县财政也根据实际情况按照不同比例落实配套资金。截止2011年底，地方各级财政累计拨付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达到200亿元。

（二）中央和地方补贴相辅相成，财政补贴险种各有侧重

我国农业保险承保品种近百个，除中央财政选择的15个补贴险种外，地方财政还选择地方特色险种进行补贴。中央财政补贴险种一般是关乎国计民生、保障人民生活、影响农民收入、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的主要种养殖业品种等。2007年中央财政选择玉米、水稻、小麦等5个种植业保险险种和能繁母猪作为保费补贴的试点，在此基础上，逐年在不同省区增加新的补贴险种。2013年补贴险种达到了15个，包括糖料、马铃薯、青稞、森林和天然橡胶、育肥猪、牦牛等险种。中央财政的保费补贴惠及了除北京、上海之外的大部分地区的主要农牧产品。地方财政在享受中央财政补贴的基础上，根据本地区的财政实力、农业政策，选择具有地方特色、高效的经济作物等给予保费补贴，开展特色农业保险。例如山东省除纳入中央财政补贴的小麦、玉米、棉花3个险种外，还对苹果、蔬菜大棚、蜜桃、西瓜、奶牛、黄牛、养鸭、能繁母猪等8个品种给予地方财政补贴；上海市对食用菌、羊、淡水养殖、鲜食玉米等21个品种给予地方财政补贴。

（三）中央和地方财政因地制宜，财政补贴区域和比例逐步增加

我国各级财政保费补贴比例迅速增加，平均比例达到75%～80%的较高水平。2007年对于中央确定的补贴险种，在试点省份省级财政部门承担25％的保费后，财政部再承担25％的保费。2010年是我国农业保险财政保费补贴发展阶段性的一年，补贴品种大幅增加；补贴比例增加力度较大，基本确定了中央和地方财政的补贴比例，体现了中央向中西部倾斜的方向；补贴金额增加到新的高度；补贴的地区由试点省区推向中西部省区和部分东部地区。2012年中央财政对种植业保险补贴区域扩展至全国，2013年中央财政对种植业的补贴比例为：在省级财政承担25%的保费补贴基础上，对中西部的补贴比例为40%，东部地区35%；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垦、中储、中农承担65%的保费补贴。对能繁母猪、奶牛、育肥猪保险的保费补贴为：在地方财政承担30%的基础上，对中西部的补贴比例为50%，东部地区40%，对中央单位的补贴比例为80%。森林保险的补贴区域有江西、福建、湖南3个试点省区增至、浙江、辽宁、云南、广东、四川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兴安岭等，除大兴安岭林业集团外，中央财政对公益林的补贴为：在地方财政至少补贴40%的基础上补贴50%；对商品林的补贴为：在省级财政至少补贴25%的基础上补贴30%。中央财政对藏区品种的补贴比例为：在省级财政至少补贴25%的基础上补贴40%；中央财政对海南天然橡胶的补贴比例为在地方财政补贴25%的基础上补贴40%，对广东农垦的补贴则为65%①。

（四）保费补贴、税收优惠、再保险，多种财政补贴方式助力农业保险发展

保费补贴是我国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主要手段，但并不是唯一手段。早在2006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就提出对保险公司经营的政策性农业保险适当给予经营管理费补贴，目前北京和江苏等少数省市实施了经营费用补贴。在税收方面我国现行法律对农业保险提供的税收优惠有限,力度不大,只是免征营业税、印花税，对农牧保险以及相关技术培训免征营业税。种植业保险25％的巨灾风险准备金可税前列支，农业保险所得税纳税基数按90％计算。2007~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分别提出探索、建立健全中央、地方财政支持的农业再保险体系和探索逐步建立健全财政支持的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机制。目前，再保险采用的方式一是政府提供的赔付率超赔再保险。例如北京政府提供综合赔付率在160%～300%之间的超赔再保险，浙江省政府为提供综合赔付率在200%～500%之间的损失巨灾再保险。二是由国、内外的（再）保险公司（集团）提供的类型多样的再保险。例如中国再保险集团为上海市提供种养业5%的成数保险，美国怡安再保险顾问有限公司为其提供种植业的赔付率超赔再保险。在直接保险的基础上，再保险是应对农业大灾风险的第一层制度安排，第二层制度安排是由中央和省级、市县财政支持的、农业保险机构按照保费收入和超额承保利润一定比例计提的大灾风险准备金。2013年12月28日财政部颁布了《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准备金管理办法》，要求保险机构结合农业灾害风险水平、风险损失数据、农业保险经营状况等因素合理确定风险准备金的计提比例，资金独立运作、分级管理、在本机构农业保险各险种之间、相关省级分支机构之间统筹使用，专门用于弥补农业大灾风险损失。第三层制度安排是其他风险融资方式，例如风险证券化等。

（五）财政补贴效率凸显，成为我国农业保险的重要助推器

农业保险财政补贴调动和激发农户参与农业保险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其“四两拨千斤”的资金杠杆效应，日益成为农业保险的重要助推器。2013年，我国农业保险承保主要农作物突破11亿亩，占全国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的45%，水稻、玉米、小麦三大口粮作物的保险覆盖率分别达64.9%、67.3%和61.8%；畜牧业保险也已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成为全球最大的畜牧业保险市场。2007~2013年的保费收入为51.8亿元、110.7亿元、133.9亿元、135.7亿元、173.3亿元、240.3亿元、360.7亿元，分别是2006年未实施财政补贴的8.5亿元的6.13倍、13.09倍，15.83倍、16.04倍、20.48倍、28.3倍和42.4倍。同时，中国农业保险赔款及给付也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2013年我国农业保险金额突破1万亿元、参保农户突破2亿户次、保险赔款突破200亿元。2007～2013年，我国农业保险累计提供风险保障4.07万亿元，向1.47亿户次的受灾农户支付赔款744亿元。

二、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机制的问题透视

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机制确立了中央和地方财政协同推进的“三级联动倒补贴”机制，呈现迅速发展的态势，补贴金额迅速增加、品种和区域不断拓宽、方式逐渐多样化、效率明显提高，成为农业保险发展的重要推动器。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显现出了不容忽视、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财政补贴规模小，与发达国家和理想规模都差距甚远

世界银行2007年65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支持农业保险的调查数据显示，农业保险补贴金额约为660亿美元，占农业保险保费收入的44%。其中种植业保险的政府补贴金额约为580亿美元，约530亿美元（占全球补贴金额的91%）集中在14个高收入国家和地区，仅美国和加拿大就占据了440亿美元；10个中等偏上和14个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补贴金额约为51亿美元（占种植业补贴总额的8.8%）；而最低收入的两个国家补贴金额非常少，接近于零。养殖业保险的政府补贴金额约为79亿美元，其中约56亿美元（占养殖业补贴总额的74%）集中在9个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约21亿美元集中在2个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养殖业保险补贴分量最为重要（如表1所示）。相比之下，我国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的规模相形见绌（如表2所示）。可以看到，2010年是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关键性的一年，农业保险补贴的品种、区域和补贴程度都有实质性的增加，2010年的保费补贴比例也是最高的。此后，保费补贴的基数增长较快，远远超过补贴金额的增长速度，保费补贴比例显现出下降的趋势。这表明，我国农业保险补贴规模的增速落后于农业保险发展的速度，制约了农业保险的快速发展，所以大幅度增加补贴规模迫在眉睫。

（二）财政补贴效率低，补贴品种有限、保障水平和覆盖率较低

首先，农业保险中央财政补贴品种范围狭窄，且未建立中央财政支持的地方特色险种补贴体系。2013年我国开展农作物制种、渔业、农机、农房保险和重点国有林区森林保险保费补贴试点，但补贴范围狭窄且集中于小麦、玉米等主要的粮食作物和能繁母猪、奶牛等主要养殖品种，未能实现农作物品种的全覆盖。对于地方特色险种，如药材、烟叶、苗圃等高效经济作物也未建立中央财政补贴体系，只有地方财政单独支持。难以满足各地区和农户的差异化需求，与保险政策导向以及地方政府的诉求产生冲突，削弱了农业保险的效果。同发达国家的品种数量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例如美国为150多种农作物提供保费补贴，基本上达到了“能补则补”的水平，具体包括：玉米、大豆、小麦、棉花、水稻、大麦、小米、高粱、燕麦、花生、土豆、干豆、洋葱、西红柿、辣椒、葡萄、苹果、甜菜、向日葵、核桃等，其中玉米、大豆、小麦和棉花等重要农作物获得的保费补贴数额位居前四名。其次，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低，难以胜任农业保险使命。中央财政补贴险种以“低保障、广覆盖”为原则确定保障水平，保险金额低，原则上仅为农作物生长期内所发生的直接物化成本。仅能部分补偿农户生产成本的损失，对于农户预期收入的损失则无法补偿，对农户因产量风险、市场价格风险造成的损失更是力有不逮。如2013年山东省小麦每亩保险金额为300元，能繁母猪每头1000元，保障作用有限。而美国农险的收入保障保险既保产量又保收入、既保自然风险又保价格风险，为保户提供了较为全面和较高水平的保障。我国部分省市虽然也实施了一些价格指数保险和收入保障保险的试点，但由于缺乏政府财政补贴支持，实施状况并不乐观。如2011年上海安信实践了“冬淡”青菜成本价格保险，2012年中华保险在甘肃推广马铃薯产值保险，2013年安华农业保险在北京试水生猪价格指数保险。但除了实力雄厚并且“菜篮子”工程受到政府高度重视的“京沪”地区发展势头较好外，其他发展状况不是太如人意。一是全国农业保险平均覆盖率较低，离“广覆盖”的目标仍有差距。2010年全国主要粮油棉作物保险覆盖率仅35%，水稻保险的平均覆盖率为49%；2011年全国主要粮油棉作物保险覆盖率为33%，2012年覆盖率增至39.14%；2013年全国主要粮油棉作物保险覆盖率为45%，水稻、小麦、玉米的保险覆盖率虽然超过60%。但与美国85%的农业保险覆盖率差距甚远。二是各地区农业保险覆盖率不均衡，差别悬殊。一般而言，粮食主产区、农业大省的粮油棉等主要种植业品种的覆盖率较高，而非粮食主产区的保险覆盖率较低。例如2012年黑龙江省主要粮食作物保险覆盖率为35.49%，垦区种植业保险业务覆盖率为91.56%，基本上实现了“应保尽保”，远高于非垦区种植业保险业务覆盖的24.12%。而最低的重庆覆盖率仅仅为0.04%。同时保险覆盖率还受到种植面积、农民收入等的影响，例如种植面积较少的海南、上海覆盖率都在99%以上，而农业大省安徽和河南的覆盖率分别是77.61%和31.6%。三是高效农业的保险覆盖率较低。对于除水稻、小麦、能繁母猪等基本政策性农业保险外，涉及蔬菜大棚、经济林木等的高效农业保险覆盖率比较低。例如2011年江苏省高效农业保险平均覆盖率仅在30%左右，南京市高效农业保险覆盖面实现程度仅为3.87%。农产品保险覆盖率偏低，使农业保险保障能力发挥有限，难以在大灾之年更有效地降低农户生产经营风险。其次，按照现有农业保险补贴政策规定，市县财政必须进行配套补贴。但传统农业大县一般都是财力困难县，农业保险承保得越多，意味着其需要负担的配套资金越大，造成一些市县政府对开展农业保险的积极性不高。

（三）财政补贴比例低且缺乏差异化，激励效应有限

首先，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比例比较低。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种植业保险的保费补贴比例为31%，较世界前十位国家的平均水平47%低了16个百分点；养殖业保险的保费补贴比例为58%，较世界前十位国家的平均水平50%高了8个百分点；农业保险种养两险的保费补贴比例与世界前十位国家的平均水平低了7个百分点，与补贴比例最高的意大利相比，低了32个百分点；与65个被调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低了3个百分点（如表3所示）。近年来，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比例在中央、省级和市县三级财政支持下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比例达到了50%~80%的水平，表面上，超过了美国等许多农业保险发达国家的水平，但实际上差距甚远。因为美国保费补贴的基础是以产量和收确定的保险金额，而我国是以物化成本确定的保险金额。同时，美国巨灾风险的补贴比例达100%，美国政府还通过保费打折变相进行保费补贴。其次，中央财政保费补贴比例缺乏差异化，仅仅是依据险种和地区不同而略有差异。例如2013年种植业的保费补贴比例中西部为65%、东部地区为60%；养殖业中西部80%、东部地区70%。我国中、东、西部在政府财政实力和财政支持力度、农民收入水平、农业播种面积、地区风险分布状况、农业产值占GDP比重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要求我国保费补贴比例要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再次，保费补贴对农民参保的激励作用有限。保费补贴实际上是农业保险价格补贴的一种方式，但是保费并不是影响保险需求的唯一因素，农民的收入水平、风险偏好、政府财政支持、农业保险的推广力度、强制保险的实施、自然风险的区域分布状况等都会影响农民参保率。

（四）风险分散缺乏财政支持，农业保险财政补贴体系不够健全

国际上财政补贴农业保险的方式一般有资本金支持、保险费补贴、经营管理费用补贴、再保险支持、税收优惠、农业巨灾风险准备金、损失评估补贴以及研发和培训等方式。我国目前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方式以保费补贴为主，尚未建立多种形式并行的财政补贴体系。保费补贴在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支持下，补贴力度较高，政策实施效果明显；管理费用补贴目前只有北京市按照市级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总收入10%的标准和江苏省的部分地区实施；税收补贴方面，政府仅对农业保险业务免征营业税和印花税，对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和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比较低，仅仅是所得税纳税基数按90％计算，对农业巨灾风险准备金的税收没有优惠，无疑增加了保险公司持有保险准备金的负担；资本金和损失评估补贴以及研发和培训等方式的补贴则完全没有实施；在再保险补贴方面，尚未建立中央财政支持下的农业再保险制度，只有在浙江、上海和北京等地，政府动用财政资金购买再保险，以降低农业保险经营风险；在巨灾风险转移方面，我国虽然建立了巨灾风险管理基金，但是还没有完善的巨灾风险管理制度，也没有巨灾风险证券化等经营风险分散机制。农业保险的赔付率较高，业务经营具有非营利性的特点，同时农业保险又是具有极大的社会经济效益,是具有正外部效益的准公共品，农业保险供给存在很大缺口。单靠保费补贴这一单一的补贴方式对保险公司的激励作用有限，多形式的农业保险财政补贴体系的缺位，难以有效刺激保险供给，难以完备农业大灾风险分散体系，也不利于风险在再保险市场的进一步分散。

（五）财政补贴层次多，地方财政负担过重

我国农业保险财政补贴采取自下而上的三级联动倒补贴机制，农户保费到位后，省市财政补贴才能下拨，省市财政资金到位后，中央财政的补贴资金才能下拨。这种机制的后果，一是资金在层层下拨中难免造成损耗，滋生各种截留、腐败问题。国际上财政补贴层次大都是两层，超过两层的较为稀少。二是造成地方财政“难以承受之重”。地方财政承担的保费补贴比例在40%~45%之间，地方财政对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的配套能力往往取决于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实力。一些财政能力较差的贫困地区，难以组织补贴资金，不能及时、足额拨付，造成“多有多补、少有少补、没有不补”的现象，甚至有的地区为了减轻财政压力阻止农民投保，阻碍农业保险推广。而农业大县基本上都是财政穷县,即使能组织补贴资金，一般也在富裕县市之后，形成“富者先补、多补，贫者后补、少补”的现象，导致中央财政相应的保费补贴资金拨付滞后，进而影响整个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的到位。

（六）农业保险补贴制度不健全，委托机制和道德风险问题涌现

首先是政府和保险公司之间的委托———问题显现。“政府推动”是我国农业保险开展的原则之一，由于保险公司在基层网点、人员、技术等方面的欠缺，政府在保险承保、理赔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一是政府过度干预问题，承保时由基层政府按照“村—镇—县”自下而上的顺序进行投保登记，产生了虚报承保面积以套取财政资金、基层政府强制安排保险；理赔时，赔款也由政府，因而出现截留、克扣、均摊理赔款、未发生赔款要求退还保费等现象；政府在向保险公司划拨补贴资金时，存在不能及时、足额拨付的问题。二是导致了保险公司的过度依赖，保险公司与基层政府签订承包协议，由政府来收取保费、查勘定损、发放理赔款,保险公司缺乏开展农业保险的积极性，甚至只是为了拉近与政府关系或者获得保费补贴而开展农业保险。忽视了分散农业风险的目的，弱化了农业保险的作用。其次是农户与保险公司之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影响了农业保险的实施效果。由于农业保险在核查投保数量、出险数量、实际损失等方面存在难度，因此易导致农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例如农户在投保时倾向于投保高风险的标的，投保后忽视农作物的风险管理，消极应对农业风险损失，理赔时虚报、夸大损失或者恶意欺诈骗取赔偿金等。另一方面，保险公司也存在着或定损过低不予全额赔付,或理赔流程繁琐或赔款交付期限过长等道德风险问题。委托———机制和道德风险的问题导致了政府、保险公司和农户之间矛盾重重，扩大实际损失，社会福利受损，更重要的是影响了保险公司的展业积极性和农户的投保积极性，制约了农业保险的发展。

三、我国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机制的创新

（一）农业保险补贴规模的确定：逐步向理想规模靠拢

1.理想规模的确定：美国经验。2010年美国联邦政府农业保险补贴金额占美国农业GDP的比例为2.7%，在同一水平下我国2007~2013年农业保险补贴的总规模（如表4所示）。与此测算结果相比，我国的农业保险补贴的现实规模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表4美国经验数据下的中国农业保险补贴测算规模（单位：亿元）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理想规模的确定：由于资料限制，根据研究需要仅以我国获得中央财政补贴中的13种农业保险险种：玉米、水稻、棉花、小麦、马铃薯、猪、牛、羊为标的，根据2013年的产量和实际价格，测算出在保障水平分别为60%，70%，80%的情况下，在农业保险平均纯保险费率为6%的条件下，计算出相应的纯保费。计算公式为：纯保费=保险金额*纯保险费率；保险金额=标的的市场价值额*不同的保障水平。我国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比例的区间在约50%~80%，故而分别计算出当补贴比例为50%和80%时，不同保障程度对应的不同保费补贴规模。例如在补贴比例为50%，保障水平为60%时，保费补贴规模应为30882.2亿元(如表5所示)。保费补贴规模=纯保费*保费补贴比例。

（二）提高补贴效率：合理确定补贴品种、提高保障水平和覆盖率

1.保费补贴品种的确定：中央财政保基础、地方财政保特色。我国在保费补贴品种的确定上，要根据政府财政实力，把握抓大放小的原则。一是继续实施对小麦、玉米、棉花、能繁母猪等主要农牧产品的补贴。二是结合各地农业发展状况和经济、财政能力，适当将规模大、产值高、特色强的高效经济作物纳入保费补贴品种。如云南的高原特色农业、甘肃的枸杞、湖南的油菜等。三是对于单一风险、规模较小、损失程度较轻的风险，则可以通过寻求商业保险或者其他危险处理方式进行保障。2.提高保障水平：加大创新型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力度。首先，财政要大力支持提高农业保险保障水平，提高创新型的价格指数保险和收入保险的财政补贴力度。我国要坚定不移的由“保成本”向“保产量”、“保收入”转变，因为增收是农民的第一要务，如果农业保险不能保障农民收入，农民宁愿选择弃农打工。因此，要根据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财政能力、农民的缴费能力和保障需求，按步骤、分阶段逐步实现向产量保障和收入保障转变。我国的价格保险、产量保险、收入保险等有试点、有实践经验、有政府政策支持，但是缺乏政府财政支持，政府财政支持缺位是创新型农业保险发展的短板。2014年8月13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大力发展“三农”保险，按照中央支持保大宗、保成本，地方支持保特色、保产量，有条件的保价格、保收入的原则，积极发展农业保险、拓展“三农”保险广度和深度。应大力贯彻实施这一指导意见，从保成本向保产量、保收入，从保自然风险向市场风险转变。其次，要建立差额累进补偿方式。提高保障水平未免容易引发农户的道德风险，因此要建立差额累进补偿方式，合理确定保险公司和农户的损失承担比例，使农户自负一定的风险损失。差额累进补偿指的是先根据农民历史收入确定参考收入，按照实际收入占参考收入的不同比例确定不同等级的补偿比例。实际收入占参考收入的比例越低，也即是损失越大，保险公司补偿的比例就越高，农户个人承担的风险损失就越少。然后对实际所得与参考所得不同比例的差额按照不同等级实施累进补贴。这样，既能赔偿农民较大的收入损失，又能防止道德风险，防范农民面临风险时的不作为。

（三）保费补贴比例的确定：制定差异化的保费补贴率

首先，只有提高保费补贴比例才能激励农户参保。王韧（2013）在湖南以水稻种植为例调查了250个农户在不同补贴水平下，农户增加投保的意愿。结论是当补贴率达到90%时，农民愿意参保的种植面积数量才发生显著的改变，农民参与投保意愿才会显著增加。其次，制定差异化的保费补贴率。我国各地经济状况、农业生产特色和农业风险情况复杂，农业保险的费率和保费补贴率也应体现出不同，应该结合各地农业生产贡献情况、地方财政能力、农业风险区域分布状况、农民的收入情况等不同而确定差异化的保费补贴比例。我国目前按中、东、西部来区分补贴比例，失之于细。

（四）财政支持风险分散：健全农业保险财政补贴体系

MahulandStutley（2010）以65个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研究其种植业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方式的不同。在保费补贴、经营费用补贴、损失评估补贴、再保险补贴以及研发和培训等其他补贴等项目中，各国最普遍采用的是保费补贴，开展保费补贴的国家和地区比例达到63%；其次是其他项目补贴，再次是再保险补贴和经营管理费用补贴，比例达到32%和16%。高收入国家以开展保费补贴和再保险补贴为主，比例达到67%和52%，普遍开展经营管理补贴和损失评估补贴。中等收入国家以开展保费补贴和其他项目补贴为主，比例达到65%和46%，再保险补贴和经营管理补贴开展比例较低，损失评估补贴更为少见。低收入国家就只有保费补贴一种形式。如表6所示。表6不同国家和地区种植业保险的补贴方式（单位：个、%）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应建立健全农业保险财政补贴体系，发挥多种补贴方式的推动作用，在继续提高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的基础上，拓宽经营费用补贴、税收优惠、再保险补贴和巨灾风险补贴等多种补贴方式。首先，按照保险公司赔付率确定经营费用补贴标准。经营费用补贴是一把双刃剑，是政府刺激保险公司增加供给的一种手段，同时带来政府过高的财政负担和保险公司的道德风险等问题。因此，政府应该区分危险单位的性质，采取赔付率超额累进制，不同阶段的赔付率对应不同的经营费用补贴率，赔付率越高，补贴率就越高。其次，提高农业保险税收优惠力度。将农业保险所得税纳入减免范围，有利于保险公司将盈利年份应缴税额转作弥补亏损年份专项资金，降低税负。扩大税收优惠面，我国目前只对种、养殖保险采取税收优惠，在此基础上可以给予其他涉农险种相应的税惠政策。再次，建立健全财政支持的再保险体系。政府对再保险公司（集团）提供经营费用补贴或者保费补贴等，灵活运用比例再保险、险位超赔再保险、赔付率超配再保险等多种形式，恰当安排合理的再保险层次，在更大范围分散风险。对于超出再保险承担范围的风险，由政府兜底，充当最后的支付者，政府利用再保险基金和政府财政进行支付或者寻求保险支持。引入再保险市场竞争，由政府成立政策性的再保险公司承保农业保险再保险业务，采取政府兜底的财政支持机制；引入外资再保险或者合资再保险等市场主体，提高再保险效率。

（五）财政补贴拨付流程：建立以中央和省级财政为主的自上而下的二级拨付链条

财政补贴论文范文篇4

我国现行的财政补贴政策经过近二十年的市场取向改革，应该说逐步接近市场经济规律要求和世界通行规则，但仍然带有相当程度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成分和色彩，带有不发达国家传统发展模式的很多特征。比如，对竞争性产业和国有企业的大量补贴，并未有效改善它们的经营效率和竞争实力，而且产生的“挤出”效应，严重影响着国家对科教、技术创新、环境保护、公益设施的投入与支持，导致财政功能和补贴政策一定意义上的错位；在发展冲动的驱使下，地方财政竞相推出种种财政补贴“优惠政策”，使得财政补贴颇为紊乱，也导致市场竞争秩序的“失序”。这些显然是与WTO的有关规则相互抵触的。调整、修改和在WTO规则基础上规范国家及各级地方财政补贴政策，是应对加入WTO的当务之急。

因此，加入WTO后，我国的财政补贴政策首先面对的就是要取消不符合世贸组织《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的补贴，更为重要的是，在我国现行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如何调整现行的财政补贴政策，做到既符合WTO要求，避免对我国产品出口形成起诉，又能用好用足WTO规则允许的补贴，以达到提高财政补贴的使用效率和支持我国经济发展的目的，从而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一、调整我国财政补贴的理论依据

为了维护世界贸易中非歧视、自由透明和公平竞争的秩序，WTO专门制定了《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旨在规范和统一各国的财政补贴政策及其行为。《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体现了一种明确的取向，即要求竞争主体共享“国民待遇”，在不受歧视和政企分开的平等条件下进行公平竞争。按照可能对国际贸易造成的危害程度，《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将补贴分为禁止的、可诉的和不可诉的三类：

1．禁止性的补贴。《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3条规定：“法律或事实上视出口实绩为惟一或其他多种条件之一而给予的补贴，视使用国产货物而非进口货物的情况为惟一条件或其他多种条件之一而给予的补贴为禁止性补贴”，概括起来，禁止性的补贴包括出口补贴和进口替代补贴两类。禁止性的财政补贴一旦被证实存在，无须证明其是否对其他成员方造成损害或损害威胁，都必须取消，否则会招致其他成员实施的经WTO争端解决机构授权的反补贴措施或征收反补贴税。

2．可诉补贴。可诉补贴是指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实施的补贴，但如果使用此类补贴的成员方在实施过程中对其他成员方的经济利益造成不利影响，则受损的成员方可以向使用此类补贴的成员方提起申诉。因此，《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5条、第6条对使用可诉补贴的“度”作出具体界定。即使用可诉补贴不能造成以下任何情况发生：（1）取代或阻碍另一成员方的产品进口；（2）取代或阻碍另一成员方对第三成员方的出口；（3）补贴的后果造成大幅度削价、压价或销售量减少；（4）实施补贴后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增加。

可诉补贴措施允许在一定范围内实施，是因为其有一定的合理性，即一国在一定时期为了使国民经济相对平衡发展，总是需要扶助某些企业，然而政府在采用可诉的补贴时，有可能使受补贴企业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非正常的竞争能力或在国内市场上具有非正常的进口替代能力，从而扭曲国际贸易的正常发展，损害别国对外贸易的利益，因此，《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又对可诉的补贴予以限制。

可诉补贴并不一定意味着必须取消，一般来说只有同时具备下列三种条件，该种可诉补贴才需要被取消：第一，该种补贴必须要具有专向性。〈〈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规定了企业专向性（一国政府挑选一个或几个特定公司进行补贴）产业专向性（一国政府针对某一个或几个特定产业部门进行补贴）和地区专向性（一国政府对其领土内特定地区的生产进行补贴）三种专向性标准。由此看来，我国现行的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大多具有专向性，有可能构成可诉补贴。第二，该种补贴必须被某个成员国起诉。第三，该补贴必须被证明对成员国造成了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威胁。

3．不可诉补贴。主要包括木具有专向性的补贴、给予基础研究的援助性补贴、给予贫困地区的补贴、为适应新环境而实施的补贴，以及用于鼓励农业研究开发、鼓励农民退休等方面的“绿箱”补贴。不可诉补贴不专门针对出口，是WTO规则允许的措施，这为我们采取适当的税收优惠，发挥调控作用提供了空间。不可诉补贴包括，为鼓励某个产业的企业进行R＆D投资、开展技术创新，可以对R＆D投资占销售额比重设立一个标准，对超过标准的企业实行非专向性补贴；大规模增加对企业、高校、研究机构的科研补贴，只要这种补贴不超过基础工业研究费用的50％或应用研究费用的25％；增加西部大开发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业结构调整、教育科研的补贴；对环保性的技术改造项目给予一次性补贴，只要这种补贴不超过改造工程费用的20％。

二、调整我国财政补贴政策的思路

根据《中国加入WTO工作组报告书》中的承诺以及《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必须对财政补贴进行如下调整：

（一）取消针对出口的各种财政补贴。

1．取消出口补贴。根据协议书第11条第3款的规定，将在加入时取消所有属《补贴协议》第3条第1款（a）项范围内的出口补贴。为此，中国到加入时为止，将停止维持所有先前存在的出口补贴计划，并自加入时起，停止在此类计划下作出额外支付或支出，也不再免除税收或授予任何其他利益。这一承诺涵盖各级政府所给予的补贴，这些补贴在法律上或事实上观出口义务而给予。这就意味着财政必须取消针对出口的直接补贴或通过税收形式的间接补贴。这种针对出口的补贴在当前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

（1）取消针对出口的直接补贴。主要指政府视企业的出口实绩给予补贴、贴息和奖励。例如，山东省省级财政1998年安排专项资金1200万元，对水泥、冻鸡、罐头、服装、水产品等出口商品进行贴息；河北省出台的对一般贸易出口收汇每美元贴息0．03元人民币政策，对纺织品、服装、鞋、箱包、玩具一般贸易出口收汇每美元贴息0.05元人民币政策，对机电、高新技术产品一般贸易出口收汇每美元贴息0．04元人民币政策，对一般贸易出口5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收汇每美元贴息0．02元人民币政策。

（2）取消针对出口的间接补贴。主要指根据企业的出口情况，用税收政策即减免部分或全部企业所得税支持出口而形成的各种间接补贴。例如，经1992年修正的《湖南省鼓励外商投资条例》政策法规仍有出口实绩的补贴的规定：“产品出口企业按国家规定减免企业所得税期满后，凡当年出口产品产值达到当年企业产品产值70％以上的，按照现行税率减半缴纳企业所得税。”

2．取消进口替代方面的补贴。根据《中国加入WTOI作组报告书》第168段，自加入时起，中国将取消所有属《补贴协议》第3条第1款（b）项范围内的、视使用国产货物替代进口货物情况而给予的补贴。当前我国存在用税收支持使用国产品替代进口的补贴，包括减免企业所得税，固定资产投入所纳税额进行更多抵扣，对此类设备投入的增值税予以全额抵扣，加速固定资产折旧等形式。例如，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的《技术改造国产设备抵免企业所得税暂行办法》规定：从1999年起，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技术改造项目，其所需国产设备投资额的40％，可以从购置设备当年比前一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中抵免。2000年1月又《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购买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将免税范围扩大到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这些政策不符合WTO的规则，防止国外企业对我国提出反补贴起诉，要在过渡期内取消。

3．取消对农产品出口的补贴。根据我国政府的承诺，中国的农产品出口政策将仅以商业考虑为基础，加入WTO后我国必须立即取消对农产品出口补贴，包括价格补贴、实物补贴，以及对出口产品加工、仓储、运输的补贴。目前我国在玉米、大米、小麦出口上都有一定的财政补贴，例如，2000年玉米出口1048万吨，每吨补贴378元。

（二）对国内产业和企业合理利用一些可诉补贴。

可诉补贴是利用一些WTO允许的补贴，合理支持本国工商业。有操作性的可诉补贴有：政府对某项产品实行不超过从价总额5％的补贴；对某项产业实行小额补贴以弥补经营性亏损；为解决某个大企业长期发展，避免产生严重社会问题而提供一次性补贴；对一些规模有限、影响相对较小的企业直接免除政府债务，或授予补贴以抵消应付债款。对于可诉补贴的运用关键是要把握好补贴的范围和“度”，避免对我国出口产品起诉。

当前在可诉补贴方面值得关注的是科技补贴。加入WTO后，《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R＆D补贴条款将对我国的科技支出产生较大冲击。我国多数科技支出因大量集中于支持科研成果的商业化阶段，将不同程度地面临着不可起诉的补贴条款或被禁止的补贴条款的约束，必须对我国科技支出结构进行调整。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8条规定：在商业性R＆D中，对公司进行研究活动的援助，或对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或研究机构与公司签约进行研究活动的援助，不能超过工业研究成本的75％或竞争前开发活动成本的50％，而介于上述两类之间的R＆D活动不得超过合法成本的62．5％；当工业研究或竞争前开发活动的补贴超过合法成本的75％和50％（介于其间的为62．5％）时，也就成为可起诉补贴。

结合我国现行的科技支出状况，科技支出中有一部分是用于应用研究、实验开发和成果应用研究，具有明显的促进出口或进口替代作用，属于禁止的补贴或可起诉的补贴范围，加入WTO后，必须对超出不可起诉条款范围的财政补贴进行调整，否则，就有可能遭到其他成员的反补贴措施。

（三）用足用好不可诉补贴。

1．增加对落后地区的补贴。由于目前我国人均收入与西部收入的差距已达到“不可诉补贴”中对落后地区补贴的标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超过全国平均国民生产总值的85％等条件），我国的地区倾斜政策应由“东高西低”改为“西高东低”，可以对这些地区的产业和企业采取补贴政策。如税收优惠、援助等，扶持西部经济的发展。

2．增加环保补贴。我国传统的粗放型的对外贸易发展模式，不仅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的恶化，而且正日益受到国际绿色消费浪潮的挑战，严重制约着我国外贸的发展。当今我国生态环境恶化已成为突出的问题之一，体现在：土地退化，森林环境功能减弱，水资源危机，环境污染严重，自然灾害频发等，这已经严重影响我国可持续发展。同时，随着绿色需求的增长，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屡屡遭遇绿色贸易壁垒。环境问题不解决，产品出口将越来越困难。因此，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实际上就是保护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在制定政策时要注重环境保护问题，要加大这方面的投入，增加在退耕还林、退耕还草、企业环保技术改造等有利于环境保护方面的支出，逐步改善生态环境。

（四）调整现行一些效率不高的补贴。

1．调整现有我国的粮食补贴政策。根据〈〈农业协定》，我国当前的粮食补贴政策属于“黄箱”政策，虽然我国“黄箱”政策补贴没有超过入世谈判中农业生产总值8．5％的上限，符合WTO规则，但现行对农产品流通环节的补贴政策，既扭曲资源配置，又造成收入分配不公，还导致各种腐败现象，从而使得国家花费了巨大的财政支出，农民却得不到多少利益，存在补贴效率较低的状况。据财政部农业司有关人士分析，我国目前通过对粮食流通企业补贴的方式来间接补贴农民，国家需要耗费7元钱才使农民得到1元钱，大部分的财政支农资金浪费在流通环节，无法实现对农民补贴的政策意图。因此迫切需要将对中间流通环节的补贴转向对直接生产者，切实提高农民收入，提高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

财政补贴论文范文篇5

论文关键词：农业保险；相互制保险

论文提要：相互制保险作为农业保险的一种模式在我国已试行了四年，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其中法律法规的缺失是最为严重的一个，其次就是财政补贴力度不足限制了相互制保险在我国的发展。

农业保险是世界各国支持和稳定农业生产的三大政策性措施之一。发展农业保险既是农业生产面临自然风险的客观需要，又是保障农村经济持续发展，乃至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和安定社会生活的必然要求。由此，我国对现有的各种农业保险模式进行实践，其中就包括相互保险，它也是现在各国普遍采取的农业保险模式。

一、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的成立

针对我国农业保险日趋萎缩的现状，2004年保监会加大了农业保险的实施力度，尝试多种模式。2005年1月11日，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简称阳光保险）正式挂牌开业。阳光保险是经保监会批准成立的我国第一家相互制保险公司，它的建立突破了《公司法》和《保险法》，填补了我国相互制公司模式的空白，标志着我国农业保险迈出了新的一步。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是在黑龙江垦区开办14年农业互助保险的基础上，由该区20万农户发起设立的、以投保人作为法人组成成员、以从事相互保险为目的的法人机构。

农业保险，是以生长期、可收获期的农作物和养殖动物作为保险标的，在保险标的遭受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而发生经济损失时，由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保险。农业保险的标的物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很大，农业保险承担的危险也非常复杂，多数危险属于巨灾型，农业保险业务存在高风险、高赔付、预期收益有限等特点，经营风险大。另外，农业保险业务分散，管理费用和经营成本都非常高。农业保险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其从整体上不具盈利性，农业保险产品难以商品化，农业保险业务不能够按照商业保险的一般规则进行经营。

相互制保险公司是由所有参加保险的人为自己办理保险而合作成立的法人组织，投保人向保险公司缴纳保费，获得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服务，保险公司出现赢利时，可以向投保人分配盈余、赠送保险或降低保费。相互制保险公司的出资人就是投保人，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由其选举出董事会作为经营决策和执行机构，选举出监事会作为公司运营的监督机构；董事会选聘的经营管理层作为公司的经营机构。相互制保险公司是非营利组织，其经营方式是，由会员事先缴纳基金，并按时缴付保险费，但仅负有限责任；相互保险公司经营如有盈余，完全由会员共享，或分别摊还，或拨作公积金；会员兼具投保人与保险人双重身份；公司没有股东，经营目的是为参加该组织的投保人谋取福利，这正符合农业保险的特殊性。

二、阳光保险发展状况

目前，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设有13个分支公司、94个保险社，2，000个保险分社，其中广东分公司于今年2月20日在广州成立。其农业保险种类包括马铃薯种植保险、青贮玉米种植保险、甜菜种植保险、小粒豆种植保险、亚麻种植保险、杂豆种植保险、养猪保险、牛肉保险、农业机械设备损失险等9大类。四年来，阳光保险始终坚持把服务“三农”和落实国家惠农政策作为企业的经营宗旨，共承保粮食作物总面积1.3亿亩；累计支付农业保险赔款17.4亿元，使57.9万受灾农户得到及时赔付，保障了农户的生产和生活稳定，发挥了农业保险惠民、安民、富民的作用。2007年在阳光保险相互制模式的吸引下，黑龙江20.8万农户投保了阳光保险的相关险种，其中黑龙江垦区15万户，地方农村5.8万户。阳光保险2007年承保黑龙江粮食作物2，850万亩，占全省粮食作物面积的20%以上，其中在垦区承保2，576万亩，保费收入3亿元，在地方农村承保275.5万亩，保费收入2，750万元。同时，阳光保险还在齐齐哈尔、安达等地承保奶牛1.8万头，在黑龙江垦区承保能繁母猪17.6万头。

三、阳光保险经营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阳光保险成立之初，各界学者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相互制保险在我国发展的相应思路。阳光保险在成立后的这四年中不断发展，解决实际经营中遇到的各种困难，但其中还是存在一些问题。

（一）缺乏法律保障。我国现行的《保险法》是一部商业保险法，而农业保险一般是政策性保险，所以，现有的《保险法》并不适合于农业保险。尤其是相互制保险公司更具特殊性，它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保险公司，也不适用《公司法》。我国《保险法》和《公司法》目前对于国有独资、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有限责任公司都要求具有一定金额的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但如何看待相互保险公司在开业时申报的“资本金”，并在统计和会计报表上做出正确反映，法律并不明确。因此，阳光保险在正常经营及信息披露时就遇到许多问题，开业申报的“资本金”到底是算“自有资本”还是“负债”？

如前所述，相互公司开业之前筹集的启动资金的性质不同于股份公司的“资本”或“股本”。股份制保险公司的“资本金”不仅用于支付创立费用、初期的经营费用，更重要的是用于公司履行赔偿责任的担保资金，而相互保险公司的这部分资金却不扮演“担保金”的角色。因此，应当在《保险法》和《公司法》中增加对于相互公司的适用规则，日本的《保险业法》就是如此，即在关于相互公司的规定中增加了《商法》对于相互公司的适用情况。该法将相互保险公司筹集的开业资金称为“基金”，相当于股份制保险公司的“股份认购申请书”，对相互保险公司称为“基金认购申请书”，相当于股份制保险公司“股份的数额”，对相互保险公司称为“基金的认购额”，等等。

另一方面，对于农业保险中的“巨灾风险保障基金”的性质没有相关法律作出说明。阳光保险在经营中，提取每年保费收入的10％建立“巨灾风险保障基金”，税务部门认为这部分资金作为保险公司保费收入的一部分应该缴纳企业所得税。然而，就相互保险公司而言，保障基金的建立是作为出现巨大灾情的赔偿的补充，是为了减少灾民的损失，不应对其征收所得税；而且这些基金都是投保人的税后收入形成的，只是用做损失补偿的一种准备，不存在利润因素，因而没有赢利可言，根本就不属于所得税的课征范围。

财政补贴论文范文篇6

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由国家伸出有形之手，对农业活动给予相应的信贷、保险等方面的政策扶持，乃是一种通行的做法。由于农业生产的风险很高，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土壤、环境等自然禀赋往往是影响和制约农业生产的第一要素，这就决定了农业保险具有“高成本、高风险、高赔付”的特性，往往会使保险经营者陷于“不保不赔，少保少赔，多保多赔”的境地。对于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商业保险公司而言，绝少愿意承保这样的高风险业务。农业保险最早产生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一些商业性保险公司曾尝试开办农业保险，但几乎都以失败而告终。自20世纪30年代以后，美国、加拿大、法国、日本等国开始实施以政府为主导的农业保险并取得了成功。目前，全球约有40多个国家实行了农业保险制度，这些国家大多将农业保险从商业保险中分离出来，转而以国家为主导建立相应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机构，或者采取对商业保险公司给予资助、补贴等方式鼓励其发展农业保险业务，从而使农业保险具有了很强的政策性。

从我国的发展情况来看，过去农业保险完全是由商业财产保险公司来经营的。20世纪90年代末期，农业保险发展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由于农业保险业务风险大、赔付率高，亏损较为严重，而且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积极性不断下降，从1993年开始，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保险险种和农业保险机构、从业人员，均在不断萎缩。因此，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如何构建合理的农业保险经营体系，已经成为发展农业保险的重要环节。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非常重视农业保险发展，支持保险公司恢复农业保险业务，批准设立了上海安信、吉林安华和黑龙江阳光等专业性农业公司，力求改变现有的农业保险经营格局。但从现有的农业保险的整体运行机制来看，我国目前的农业保险制度还远不是由政府主导的机制，商业保险公司尚缺乏充足的动力来发展农业保险。如何按照非市场盈利性的要求来设计有关制度，将直接影响到农业保险的健康顺利发展，影响到广大农民享受风险保障的水平。

二、财政支持是发展农业保险的基础条件

按照WTO规则，成员国可以采取相应的农业收入扶持政策(即“绿箱政策”)，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的种植业和养殖业标的保险进行保费补贴。为了兴利除弊，已经建立农业保险的国家大多通过财政手段对农业保险给予必要的支持，从而为农业保险发展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

一是实行低费率高补贴的财政政策。各国在建立农业保险制度的同时，为了提高农业保险的覆盖面，使农民能够买得起保险，政府往往对农民支付高额的保费补贴，从而调动农民运用农业保险机制分散风险的积极性。国家对农业保险的补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农民提供一定的保费补贴，另一类是政府对农业保险经营者提供相关的业务费用补贴。为了使财政补贴具有稳定的资金来源，有的国家还建立了专门的基金。二是实行相应的税收优惠。为了提高农业保险经营者的积极性，很多国家采取了税收优惠的措施支持农业保险的发展。如美国《联邦农作物保险法》规定，联邦政府、州政府及其他地方政府对农作物保险免征一切税赋，并且通过其他法律鼓励各州政府适当提供农作物保险专项补贴，经营农业保险的私营保险公司除缴纳1％—4％的营业税外，免征其他各种税收。

在我国，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体系发展还没有建立起来。《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根据不同险种的性质，按照区别对待的原则，对涉及国计民生的政策性保险业务给予适当的税收优惠，鼓励人民群众和企业积极参加保险。但是，由于我国税法对农业保险的税收优惠还没有做出明确规定，目前对农业保险的财政扶持还停留在文件层面上。在今后的税制改革中，我国应当对农业保险给予适当的财政补贴，探索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农户投保给予补贴的方式、品种和比例，提高农民参与农业保险的积极性。此外，对于经营农业保险的商业保险公司，国家还需要对保险公司经营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适当给予经营管理费补贴，或者减免营业税、所得税等。

三、专门立法是发展农业保险的法制保障

鉴于农业保险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各国普遍将农业保险从商业保险中分离出来，单独经营、单独核算。同时，农业保险体现着国家对农业的扶持，国家一般都要承担相应的补贴或者税收优惠等社会责任，国家一般也要求农业保险的经营不得以营利为目标。在很多国家，法律甚至将农业保险规定为强制性保险，要求农户必须购买。

从各国农业保险的发展来看，农业保险的发展都是以完善的法律体系为基础的。通过国家实施这种诱致性制度变迁，可以为农业保险的发展奠定法制基础。例如，美国1938年制定《联邦农作物保险法》，该法随着美国农业及农业保险政策的发展变化而不断修改和完善，其内容既包含保险标的、组织机构、再保险等规定，也包含联邦政府的救济计划等。1994年，美国国会又颁布了《美国联邦农作物保险改革法案》，对农作物保险制度进行了改革，从而使美国的农业保险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此外，美国联邦政府还规定不参加农作物保险计划的农民将得不到政府其他计划的福利，使得农作物保险成为一种变相的强制保险。

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的农业保险立法，而现行的《保险法》仅仅规定了商业性保险，没有将政策性的农业保险纳入调整范围，这就使得农业保险缺乏有力的法律支持。因此，国家应尽快考虑将专门的《农业保险法》纳入立法规划，力争尽早出台，从而为农业保险发展提供法律依据。在未来的《农业保险法》中，应当将一些关系国计民生、亏损较大的种植业和养殖业险种确定为政策性险种，明确规定政府在提供保费补贴、业务费用补贴和免税支持等方面的责任。立法还要对诸如农业保险机构的法律地位、运行方式、保障水平、农民的参与方式、管理费和保险费分担原则等重要问题加以规范，从而以较高层级的法律保障和促进农业保险的发展。此外，考虑到商业保险公司在产品开发、机构网点、承保和理赔等方面具有专业化优势，国家还应当支持农业保险的专业化经营，支持保险公司开发保障适度、保费低廉的农业保险产品，建立适合农业保险的服务网络和销售渠道，不断提高农业保险服务水平。

财政补贴论文范文篇7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围绕全市交通运输中心工作，开拓创新、强化服务、拓宽筹资融资渠道，全面规范财务管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认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配套制度，为全市交通运输工作提供优质、安全、高效的资金保障。

二、主要工作

（一）优化服务措施，全面完成费收任务

严格执行税费征收政策，认真落实“绿色通道”惠民政策，优化服务措施，健全服务体系，提升服务水平，大力挖掘费收潜力，堵漏增收，确保规费征收任务全面完成。

（二）强化财务管理，提升服务保障能力

1、制定预算管理制度，加强预算资金监督

强化预算约束力，规范预算编制方法和程序，促进预算资金管理规范化，做到制度理财。一是建立部门预算审核机制，强化预算管理手段，构建交通预算“一盘棋”的管理模式；二是建立预算执行情况报表和财务数据上报制度，实现对交通专项资金收支情况的实时监控；三是建立季度预算执行分析例会制度，加强各单位预算执行和财务管理方面的经验交流，针对在预算执行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及措施；四是积极推行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提高财政管理绩效。

2、加大协调力度，改善理财环境

积极协调财税部门，争取财政部门对交通部门的资金支持，政策支持和服务支持，落实交通建设地方配套资金。努力争取事业单位实行绩效工资后基本支出增支部分的资金来源。加强上级业务主管部门联系，积极向上争取政策，了解专项资金动态，为本部门争取资金提供有效信息。

按照《市政府公路债务化解方案》要求，积极协调财政部门落实化债资金，做好债务化解工作，确保全市公路债务化解工作按计划正常进行。

公开、公平、公正地分配和发放成品油价格改革财政补贴，确保惠民惠农政策落到实处。

3、加强制度建设，夯实财务工作基础

以规范财务管理为主体，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建立健全覆盖资金筹集、预算执行、资产管理、财务监督的财务制度体系。建立制度落实的责任机制，推动各项工作有效开展，用制度管钱、管事、管人。各单位要做好会计基础工作，巩固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工作成果，及时准确完成各项会计、费收报表。票证管理符合上级要求。市局将结合治庸问责活动，抓好任务工作目标考核，完善考核制度，推进精细化管理，提升财务管理水平。

4、加强资产管理，健全资产管理制度

2013年交通事业单位资产已全部划转到地方财政管理，各单位要在资产清查的基础上，对资产实行精细化管理，结合我市财政资产管理规定，建立和完善资产管理制度，优化资产配置，严格政府采购，加强资产收益管理使用，规范资产使用及处置行为，确保国有资产安全有效使用。

5、认真执行新会计制度，全面提高核算质量

组织财务人员参加多种形式的业务培训，提高财务人员业务素质，确保各单位严格按照新制度进行会计核算，提高交通运输会计核算质量，提升会计基础工作水平。市局按规定在2014年执行新的行政单位财务规则和会计制度，同时对局直事业单位新会计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

（三）贯彻执行“八项规定”，大力压缩“三公”经费

认真执行中央八项规定配套出台的《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以及公务接待费、差旅费、会议费和培训费等一系列管理办法和《违规发放津贴补贴处分规定》，加强“公款”支出管理，确保“公款”支出合法、合规、合理，压缩“三公”经费支出，做好经费支出信息公开支出准备工作。

财政补贴论文范文篇8

关键词：社会保障；统筹城乡；一体化；路径

一、问题的提出

以扩面覆盖的制度历史路径，重新审视我国社会保障60多余年来改革发展路线，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养老保险改革，可以发现其制度设计的典型特点：我们总是习惯将保障对象按单位类别、群体特征或社会身份类别进行划分，针对其社会分层的特点进行制度分门别类设计，譬如分别建立城镇职工、公务员或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军人、城镇个体工商户及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失地农民、计生两户等若干群体的制度安排。这里，借用抽象概念，可将这种按照保障对象的单位类别、群体特征或身份类别等社会属性作为划分依据、分门别类建制的制度设计路径称之为“人群分设”的思路。建国以来，无论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劳动保险”，还是改革开放后初期的“社会保险”改革，基本上都一直是按“人群分设”思路所主导。其中，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扩面进程，先后经历了从合同制工人到非合同制工人，从国有企业到私营企业，从就业职工到普通居民的渐进过程。这种传统路径的优点是，容易根据参保人的社会分层进行相应的制度设计，有利于识别目标群体的共性特征，相对集中地解决某一突出社会群体迫切的社会保障需求。在组织实施过程中，有利于参保扩面的组织发动，有利于区分轻重缓急、便于渐进推行和利于操作管理等优势，也迎合了典型的中国特色式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路径依赖（郑功成，2008）。但是，长期以来，这种设计思维和行动路线也为新时代社会保障制度遗留了城乡统筹的难题。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成为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改革的重要内容。

二、当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主要问题

1.制度体系碎片化。社会保险遵循大数法则的内在要求，天然地追求制度公平和统一。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公平的筹资机制、统一的基金管理以及待遇保障水平，才能更好地发挥制度的综合保障效益，包括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益。但传统的按“人群分设”的制度安排，往往因社会分层划分过细、统筹层次设计过低局限，叠加地广人多的特殊国情，城乡差别大、区域差别大，难以避免地形成了多样化的政策差异，导致制度体系多度碎片化，造成关系转移难、资金调剂难和待遇攀比多等多重社会矛盾（郑秉文，2009）。评估我国社保制度改革，“城镇职工养老改革的经验教训之一就是集中不足而分散过度，呈现制度碎片化、管理分散化状况，给制度统一、基金统筹、关系转移带来了阻力”（胡晓义，2009）。如今，我国社保制度碎片化困境及其矛盾日益凸显，加快促进社保制度的总体性和统一性，努力缩小城乡、区域差别、制度差别成为当前我国养老保险统筹城乡重要任务。

2.参与机会不均等。从起点公平来看，机会不均等往往由制度的缺失、起步时间的不一致、或者非经济因素条件限制等原因造成。长期以来，农民的制度安排缺失，受益群体内部由于碎片化的制度分割，限制和约束了参保对象，参保人往往因身份等非经济或职业原因被限阻隔，导致各群体之间享有养老社会保障权利不公、机会不均等，微观上，主要体现在突出地强调社会身份，忽略不同群体间经济收入差别等经济实质，无论是筹资还是待遇，均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现象。譬如“新农保”实施前，广大农民的社保权益缺失；“新农保”实施后，未纳入制度覆盖的城老年居民，因为制度分割也无法享有农村富人都能享有的普惠均等的国家基础养老金。同样由于制度分阻或户籍等身份限制，即使农民中即使十分富裕的居民，也不能享有如同城镇居民一样的基本医保参与机会以获取相应大保障待遇。同时，收入较低的城镇居民，也会为“新农合”的低标准缴费及相应的保障待遇而羡慕不已。此外，游走在各项制度之间的一些边缘群体，其社会保险权益往往会被忽略。譬如农民工等流动群体。总之，一旦制度分隔造成养老保险参与机会的起点不公，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后期“连锁效应”将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后果也是难以估量的。

3.再次分配的不公平。当前，越来越多的研究已经注意到，社会群体之间的初次分配利益失衡已经成为一个阻碍社会公平、影响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的根源，社会保障领域的再次分配的公平性问题更该警惕。近年来，国家通过财政投入，不断新增调整退休人员养老金，连续进行了养老金十年连调。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中的财政分配效应越来越成为退休养老金收入中的重要部分（调增增量养老金收入已占退休时核定的平均养老金收入的40%）。但由于群体性的制度分割和参与机会的不均等甚至缺失，同一制度内不同群体的利益分配尚难以平衡，未纳入覆盖群体的公平权益更无从分享。从公平的视野来看，当前制度中退休待遇攀比矛盾，归根结底就是由养老制度碎片化分割体系造成的，起点不公必然导致结果不公，且日后难以调和。再公平的调整机制也不如养老金计发办法自然计算的养老金更能体现制度公平。另一方面，制度的碎片化导致管理体制分割，进而影响制度整体协调发展，可能会加剧群体间社保权益分配的不公平。例如当前我国针对广大农民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项目，具有明显的社会救助特征，财政补贴是缴费来源的主要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各项制度管理体制分割，往往致使各项制度间的整体统筹规划和长远思考缺位，从而使各项制度间的财政机制各自为阵。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合并实施前，五花八门的各地"新农保"财政补贴机制即是明证，未能使本该是公平、正义化身的社保制度更好地收入再分配的积极作用，甚至有可能成为固化社会分层、扩大社会差距，导致财富逆向再分配的温床。总之，城乡二元经济社会格局造就区域经济差距、城乡差距，历史地造就了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二元分割问题，而按“人群分设”的制度设计思路，又无形中加剧了城乡社保制度的碎片化和参与机会的不均等，“酿成了社会保障资源长期以来严重的分配不公，造成了城乡严重的社会隔阂和身份歧视，阻碍了社会保障一体化和城市化进程，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与发展”（邓大松，2009）。进入新世纪以来，新时期的社会保障制度设计，亟待加强城乡统筹。

三、新时期的城乡统筹实施路径

党的十六大以来，按照科学发展观理论和“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发展的目标要求，社会保障领域全面加快了统筹城乡一体化建设进程。一开始，各地自行探索推进的新农保如雨后春笋、势如破竹，据不完全统计，至2009年，《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下发前，全国各地自行开展试点的新农保制度达到数百种之多。与此同时，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也在千方百计“扩容”，企图尽可能扩大制度保障覆盖范围。

1.从二保“双延”到城乡一体。所谓城乡二保“双延”道路，是根据传统城乡制度分设各自扩面推进的思路，即职工养老保险在“统账结合”的模式下，千方百计扩大覆盖范围，以期延伸覆盖各类城镇职工、居民和各类非从业人员。具体来看，所采取的扩面措施主要有：一是降低城镇灵活就业人员等个体身份参保“门槛儿”；二是对原国有、集体企业“漏报”人员采取一次性参保补缴或延期缴纳措施；三是出台农民工参保缴费办法，采取降低农民工费率的优惠措施或采取“降低缴费和保障水平的”“双降”方式；四是将城镇从业人员中从事部分特殊行业或低收入群体，参照灵活就业人员或农民工办法进行参保等；五是探索启动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力图将尽可能大地“城保”覆盖范围。六是将具有相应经济能力的农村各类人员纳入“城保”覆盖范围。与“双延”思路所不同，另一种道路是，一些地方积极贯彻党的科学发展观，以城乡养老保险一体化为目标，大力推进养老保险的城乡统筹，直接开展了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一体化建设。如重庆市2006年就开展了居民养老保险城乡统筹。其覆盖范围包括年满16周岁以上农村居民（不含在校学生）、城镇灵活就业人员以及年满60周岁以上的城镇没有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筹资机制为不满60周岁的青年和中年年缴费有100元、200元、400元、600元、900元5个档次，地方财政给予每人每年30元补贴，均进入个人账户。待遇计发办法城乡统一标准，年满60周岁缴费满15年以上月基础养老金为80元/月。

2.两种途径的评价。从实践效果看，“双延”思路很快遭遇多种困难。由于“城保”参与门槛过高，其制度包容力有限，难以可及全部城镇从业人员尤其是低收入者。各地采取的降低城镇灵活就业人员等个体身份参保“门槛儿”的做法，逐步突破了“在岗人员社会平均工资”的60%的底线。但目前，仍有不少地方在继续降低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下限，诸多省份将保底线调整到了“在岗人员社会平均工资”的40%。实际上，“城保”在岗职工月均工资“60-300%”的保底、封顶线，不仅担负着筹集统筹基金的重任，同时也严格控制着“入口”的5倍差距，并通过基础养老金计发算式调节成“出口”2.5倍差距，从而发挥着统筹基金“公平与效率”兼顾的重要调节作用，并与个人账户养老金共同组合“参保职工退休时的养老金替代率”。单方面降低缴费下限，短期对扩大覆盖面急有帮助，但长期会加重统筹基金的财政压力，造成待遇支付风险。而针对原国有、集体企业“漏报”人员的补缴或延期缴纳措施，只能解决部分“老人”或“中人”的问题，也难以扩大到其他大众困难群体。有些地区建立了农民工专项养老保险参保缴费办法，要么是增加财政投入，要么无异于另行建制，加重制度“碎片化”。总之，由于职工养老保险系专门针对就业群体而设计，除了有可以雇主分担缴费外，其工资收入水平本比其他普通居民人均收入之高出甚多，企图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兼容城镇全体居民的思路终归难以为继，众多城镇低收入劳动者的养老保险问题均需另行解决。就制度比较而言，统筹城乡“居保”的路径更有“低水平、广覆盖”的制度优势。其制度模式将“新农保”中普惠的财政补贴待遇在城乡两者之间同步推进，使“统一国民资格”即覆盖范围问题上，往前迈出了重要的一大步。

3.国外经验。从国际视角来看，城乡统筹也曾为发达国家普遍经历。从国外养老保险制度设计思路可以归为两种基本路径：一种是分群体渐进思路，即先建立某一局部群体的制度，渐行扩大覆盖范围，或者以多个碎片化“补丁”逐步完成制度统一（类似于“人群分设”）；而另一种一开始就是以全体公民为对象，建立统一制度的思路。二战之前，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社保之路，都是受德国俾斯麦政府所构建的以行业为区分的模块化社会保险制度模式的影响下，为渐进普及全民覆盖道路。二战后，1941年英国威廉•贝弗里奇报告及1944年美国费城代表大会就社会保障制度的普遍性（universality）和统一性（unity）原则达成共识，成为世界主流目标。所谓普遍性原则，主张社会保障应该满足全体居民不同的需求，包括所有公民，无论就业人口和非就业人口，都应予以覆盖。所谓统一性原则，主张社会保险的缴费标准、待遇支付和行政管理必须统一。尽管确立这些原则的西方主流国家在经历了其后数十年的历史实践之后才只是部分地实施了这两个原则，但这两个原则的确立，对全世界各国社会保障制度设计思路产生了重大影响，对推及全民养老、医疗保险制度统一、全民覆盖以及建立公平统一的公共社会保障管理体系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目前，多数发达国家的制度设计思路均直接以全体公民为对象，以经济收入或经济能力设定参保缴费门槛儿（或纳税依据），均摒弃了户籍、身份、行业或群体等非经济因素限制。覆盖全民、公平普惠、制度统一和体制统一，成为当今世界主流国家所追求的制度模式。

四、统筹养老保险制度一体化的思考

对我国来说，无论是基于社会保险制度自身建设的内在要求，还是统筹城乡发展理论抑或我国“共同富裕”的终极目标，处于相互分割、碎片化状态的社保制度已不能满足当前全民社保的普惠需求，最终也必然要走向全民覆盖和制度统一。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覆盖全体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成为普遍共识。通过我国过往经验和实际路径的反思，借鉴普世价值的经典原则和典型国家的经验，凝聚我国社保制度改革达成的广泛共识、原则和理念，对梳理今后社保制度设计思路或方向至关重要（刘桂莲，2014）。新时期，构建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应以全民社保、制度公平为基本理念，至少遵循以下几点基本思路：制度覆盖应以全体公民为对象，促成人人参保机会均等，保证起点公平（赵春玲、刘朋伟，2014）。筹资方面，应根据各方经济状况和责任分担原则，划分多种弹性筹资水平，职业人群可按工资收入承担义务，普通居民可以可引入家计调查，根据家庭收入计费，承担基本缴费义务，对特殊困难人员施以类似“负所得税”方案的财政补贴或家庭津贴，以适应区域差距和群体差距的多种层次需要，秉持社会正义。待遇方面，应根据权利与义务相对应、公平与效率兼顾原则，由缴费确定待遇并统一待遇比例，共济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具体路径，可以采取三步走实施策略：第一步，统一建立城乡居民的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居保”），使之与“城保”一起实现“统一国民资格”。第二步，通过建立“居保”与“城保”一体化的待遇计发办法，完成“统一待遇比例”问题。第三步，提高统筹层次，实行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彻底破除跨区域经济悬殊的统筹地区关系转移接续难题，真正实现城乡养老保险制度一体化。

作者:袁涛 张忠朝 赵坛 单位:贵州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30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2]郑秉文.中国社保“碎片化制度”危害与“碎片化冲动”探源[J]．甘肃省社会科学，2009，（3）：50-58．

[3]胡晓义．走向和谐：中国社会保障发展60年[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9．

[4]邓大松，刘昌平．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回顾、评估与展望[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5]刘桂莲．我国养老保险综合水平地区差异研究[J]．现代管理科学，2014，（11）：84-86．

[6]赵春玲，刘朋伟．基于公平视角的我国养老保险制度问题及成因分析[J].现代管理科学，2014，（5）：79-81．

[7]王晓燕.新医改探究：基于医疗服务供应链的重塑[J].现代经济探讨，2015，（9）．

[8]高和荣.风险社会下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重建[D].长春：吉林大学学位论文，2004．

[9]张志林．政府社会保障支出理论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学位论文，2009．

[10]刘军伟.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公平性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学位论文，2012．

[11]于凌云．养老保险、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一个理论框架及实证研究[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学位论文，2011．

财政补贴论文范文篇9

关键词：政策性农业保险文献研究进展

本文利用中国知网数据库（截止到2010-07-21）中的“经济与管理科学”子库,通过对题名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检索方法,对检索到的文献,从发表年代、发表期刊、主要内容、单位及作者、文献被引用率等不同角度进行了统计分析，从而勾勒出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研究的基本状况。

一、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经济研究论文的年份分布

统计发现，2002年以前我国没有题名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研究论文。2002-2003年我国研究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济论文有3篇。这段时期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研究贫乏的现象与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状况是相一致的。我国农业保险在1982年恢复以后，基本在商业保险框架内试验，国内并没有实施政策性农业保险，因此当时有关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研究非常少。

2004-2009年中央连续6年的一号文件中都关注“三农问题”，重点提出了建立和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鼓励多种农业保险经营模式。这个时期国内新一轮农业保险试点工作进一步展开，有关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济研究论文的数量也在稳步增长。

2007年，我国中央财政首次设立农业保险专项款10亿元，开始在吉林、内蒙古、江苏等6个省份推行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试点工作；2008年，又增加了10个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随着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在全国的开展，我国有关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研究迅速发展，2007年有关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济论文数量比2006年增长了80.77%，2008和2009年发表相关论文分别为75篇和102篇。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经济研究经历了3个阶段，即（2002-2003年）起步阶段、（2004-2006年）缓慢发展阶段、（2007年至今）快速发展阶段。

二、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经济研究论文的期刊分布

在题名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相关经济论文中，发表在期刊中的论文有303篇，2篇以上的有30种期刊，共发表文献134篇，占期刊发文总数的44.22%;其中属于2008年中文核心期刊有15种。在发表政策性农业保险经济研究论文的主要期刊中，数目在5篇以上的期刊共有9种（见表1），其中有5种是国家学会、科研、行业主管单位主办的全国性刊物，有4种由相关省级学会主办的刊物。

三、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经济研究论文的内容分布

在检索的文献中，引用次数在1次以上的论文有140篇，占论文总数的41.67%。从论文研究内容上对这140篇经济论文进行分类，研究内容涉及到九个方面（见表2），体现的研究特点为：

（一）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基础问题的研究已趋于成熟

通过分析有关政策性农业保险论文的研究内容我们可以发现，学者们就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

首先，学者们对我国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证，指出了我国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必要性。引用次数最高的论文是吴扬（2003）《从“负保护”到积极的政策性农业保险运作——当前中国农业保护政策的必然选择》，指出中国的农业保护政策体系欠缺风险保障制度，与国外相比我国并没有对农业保险提供支持政策，政府的支持是农业保险得以发展的重要保证。

其次，学者们对我国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此类论文数量占统计论文的12.89%，论文总数的第3位。其中引用次数最高的论文是庹国柱、朱俊生（2004）发表的《建立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问题探讨》，论文对我国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再次，学者们还对我国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体系、发展模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此类论文占统计论文数量的第2位，共35篇，占统计论文总量的25%。其中引用次数最高的论文是曾忠东(2004)发表的《关于发展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探讨》，通过分析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历史，指出我国应尽早建立与市场机制、资本市场有效结合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并进一步分析了制度的设计，探讨了完善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配套措施。

（二）基于地方农业保险实践经验的研究论文较为丰富

由于我国地区差异大，全国各省发展政策农业保险存在差异，都在探索适合当地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道路。在有关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济论文中，按照内容分类统计，以研究地方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的论文数量最多，共有41篇，占统计论文总量的29.29%。引用次数最高的是顾海英、张跃华（2005）发表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商业化运作——以上海农业保险为例》，通过对上海实施农业保险的历史经验进行调研，分析了上海农业保险运作成功的几个关键做法和模式。

（三）我国有关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研究领域非常全面

通过分类，引用次数在1次以上的相关经济论文按内容可以分为9个方面，见表2。邢鹂（2004）的《中国种植业生产风险与政策性农业保险研究》，围绕中国种植业不同地区、不同作物生产风险的评估及政策性农业保险对政府财政支出和农民收入可能产生的影响，运用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方法，对全国及29个省市自治区主要粮食产品、主要经济作物产品的生产风险和社会损失率进行了研究，厘定了不同地区不同作物的保险费率，模拟了不同政府补贴率和保障水平对政府财政支出和农户收入的影响。林人慧（2006）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中政府主导地位探析》，分析了政府在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主导作用，指出我国应实施政府主导的商业化运作模式；王敏俊（2009）的《影响小规模农户参加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因素分析—基于浙江省613户小规模农户的调查数据》，通过对浙江613户小农户的调研，对影响小农户参加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表2政策性农业保险研究论文的内容分布

四、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经济研究论文主要产出单位

政策性农业保险经济论文的产出单位主要有30个（在2篇以上），共发表相关论文121篇，占总数的36.01%。其中数量最多的是高校，共93篇，占主要产出单位发文总量的76.86%。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农业类院校数量最多，占高校总数的41.94%。科研单位发表文章13篇，占主要产出单位发文总量的10.74%，这些科研单位以农业部、财政部、农科院下属科研机构为主。相关部委6篇，占主要产出单位发文总量的4.96%。地方部门9篇，占主要产出单位的7.44%。

在前10位的产出单位见表3，共数量67篇。在前3位的产出单位分别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15篇；南京农业大学，8篇；中国农业大学，7篇。在排名前10位的产出单位，有4所农业类院校，由此可见，高校特别是农业类院校是我国研究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主力军。

五、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经济研究的基础文献

一个作者的研究论文或专著被引用次数成为评价其学术地位、学术影响力的重要依据。美国著名情报学家尤金·加菲尔德对杰出科学家进行客观评价的观点，作者的被引用频次与其学术成就成正比。有关政策性农业保险经济研究的文献，被引用频次在10次以上(含10次)以上的论文共16篇，占该类论文总数的11.43%；5-9次共有29篇，占20.71%；1-4次共有95篇，占67.86%。引用频次在15次以上的文章，共13篇，这些文献是构成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基础文献。这些论文中引用频次最高的是邢鹂（2004）发表的《中国种植业生产风险与政策性农业保险研究》，引用频次在42次；其次是顾海英、张跃华（2005）发表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商业化运作——以上海农业保险为例》，引用频次在35次；再次是吴扬（2003）发表的《从“负保护”到积极的政策性农业保险运作——当前中国农业保护政策的必然选择》，引用次数为29次。这13篇文章，文献来自核心期刊（2008）有9篇，占69.23%，可以看出，核心期刊中论文的质量和引用率要高于其他期刊。

六、政策性农业保险经济研究论文数量及论文长度与引用率的关系

（一）作者数量与引用次数

研究表明，多位作者提高了论文在同行中被认知的可能性，故合作可获得较多引用次数。通过统计，引用次数在1次以上、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有关政策性农业保险经济研究论文共137篇。其中1位作者的论文占政策性农业保险经济论文（137篇）的57%，所占百分比最高，其平均引用次数为3.79次；2位作者的论文数量占31%，其平均引用次数为6.38次；3位作者的论文数量为12篇，其平均引用次数为5.58；4位作者的论文仅有2篇。从统计结果显示1-2位作者的论文数量最多，占总论文数量的88%。但是从平均引用频次来看，2位作者的平均引用频次最高,其次是3位作者。

（二）论文长度与引用次数

研究结果显示，论文长度与引用率之间存在着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随着论文长度的增长，年均被引用次数增多。通过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济研究论文的分析发现，论文以3页最多，占论文总数的26%；其次是2页的论文，占23%；4页的次之，占19%。如图2所示，论文长度为8页的论文平均引用次数最高，其次是论文长度为6页的论文，可以看出有关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论文中，论文页数与平均引用次数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财政补贴论文范文篇10

摘要:新农合自推行以来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在运行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总结新农合推行以来的经验教训对于促进新农合良性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新农合问题对策

一、新农合基金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管理落后,监管不力。其一,由于培训的不到位和业务知识的匮乏,各地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管理人员对当地农户的实际情况缺乏了解,识别假单据能力不高的问题,在实际操作当中难免出现问题。其二,对乡镇新农合要害部位人员实施监督的主体仅是上级主管部门,缺乏完善的法规和系统的监督体系。其三,参合农民利用政策漏洞套取新农合基金。个别地方参合农民出租(借)合作医疗证,如有的将合作医疗证转借给未参合的亲友使用,在农村拿着别人的就诊卡冒名顶替去看病开药的大有人在。

2.药品价格虚高现象依然存在。乡镇卫生院的药品价格明显高于县级以上医疗机构。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是“以药养医”的普遍存在。由于存在体制上的问题,国家财政投入少,自身运转经费不足,再加上乡村医生工资待遇、养老保险等问题没有妥善解决,个人收入主要来源于药品的差价收入,医院只能靠药品来维持自身发展,本来是福利性质的医院成了营利型、创收型的单位。“以药养医”的现实影响了农村医疗事业的健康发展,使农民在乡镇卫生院就医的利益很难保障到位,从而也影响了农民参保的积极性。其次是药品的流通体制问题。药品具有特殊属性,它的终端用户病人没有自主选择权,只能被动接受医生建议,因此药品价格出现“逆调解”现象,竞争越激烈,药品定价越高,其中间环节可实现的回扣就越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就越强。医疗机构以药养医的传统模式、现行药品定价机制和流通体制的不完善造成药价虚高,导致医药费用增长过快,农民就医负担加重。

3.新农合的保障水平有待提高。由于筹资水平不高,因而补偿水平也不高,造成农民实际保障水平偏低。当前平均较低的住院费用补助率以及相对较低的补偿封顶线,对于帮助农民抵御重大疾病风险的作用有限,再加上相当部分医疗服务项目和药品被列入新农合报销范围之外,难以保证农民得到优良的基本医疗服务,许多参合农民一旦患了大病仍然会因为无力支付数千甚至上万的医疗费用而得不到应有的医疗保障。目前,新农合主要是对住院进行补偿,受益面窄,对门诊和慢性病考虑较少,不利于疾病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也不利于新农合的持续发展。

4.基层医疗机构人才匮乏,难以适应新农合发展。乡镇卫生院承担着新农合的大量技术服务,充分发挥乡镇卫生院的作用,可减轻基金的压力和患者的费用负担。目前,乡镇卫生院基础建设得到加强,但人才匮乏,技术落后,很多农民把小病拖成大病,目前的乡镇医疗服务水平与农民的健康需求差距很大。

5.没有形成一个长效的筹资机制。新农合按照个人缴费、集体扶持、财政补贴的方式进行筹资。从农民缴费角度看,现阶段农民收入水平还不高,投保能力不强。从集体扶持角度看,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村集体经济逐渐解体,现在除了东部富裕地区能给予一定数额的资助外,中西部地区资助很少,甚至没有资助。从财政补贴角度看,现阶段财政用于支持新农合的资金有限,而且财政采取后续性的补贴方式,只有当农民缴费之后,地方财政才给与配套资金,地方财政资金到位之后,中央财政才给予补贴,从而使一部分低收入农民不能享受补贴,财政有困难的地方不能获得中央补贴,从而人为地造成群体间、地区间的医疗保障水平的差异。转

二、完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对策

1.建立农民、集体、财政三方合理的筹资比例,逐步形成一个长效筹资机制。中央财政应逐渐加大对新农合的支持力度,特别是中西部地区。财政应改变后续性的介入方式,不论农民缴费与否,地方财政资金到位与否,财政都应主动首位进行介入注资,这样做一是有利于提高农民的参合意愿,二是能使新农合基金有一个稳定的资金来源。

2.提高新农合经办机构的工作效率和管理能力。新农合经办机构是新农合基金的组织和管理者,其工作效率和管理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基金的运行状况。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一方面要足额保证经办机构的公用和专项经费,在有条件的地方,还可试行预算、财务单列,提高工作、生活待遇,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对现有人员还应就专业知识和服务意识方面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对违规行为的鉴别能力。在内部控制方面,严格遵循“不相容职务相分离”的原则,在技术保障层面,要投入足够的财力和人力,打造区域网络平台,精心设计“健康网”。

3.加大对医疗机构行为的监管力度。由于医疗服务信息的不对等,决定着医疗消费的被动性,患者的医疗消费支配权大多被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所代替。推行新农合后,医疗机构可能诱导需求,如果不加强医疗机构行为的监管,就势必出现医疗费用的不合理攀升,使农民参合后不能真正受益,进而对新农合失去信心。从一定程度上讲,医疗机构的服务行为决定着新农合的成败。

4.逐步提高新农合待遇水平,积极探索新农合补偿机制。随着经济的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资源用于新农合,在此基础上,应逐步提高新农合补偿水平,使新农合对广大农民更有吸引力,切实减轻农民的疾病负担,彻底扭转“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状况。

5.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国家应尽快出台新农合基金管理专项法律法规、完善针对新农合基金安全高效运行的法律法规。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