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立法论文范文10篇

财税立法论文范文篇1

纵观世界各国的财政政策，大致可分为紧缩的财政政策、扩张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三种类型。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长期实行的是稳健的财政政策，这是世界各个国家和社会所追求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各个国家针对一些特殊情况，而采取了暂行的或过渡性的财政政策。

稳健的财政政策既有利于财政的需求管理，又有利于财政的需求供给。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一种典型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其核心和内容都是围绕激励需求而采取的政策措施。当前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问题不只是消费需求不旺，还包括供给需求结构不合理。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可以克服积极的财政政策时代那种以国债投资为主的单一的财政支付手段。而稳健的财政政策能够采取综合性的财政手段，如：财政补贴与政府性基金，固定资产投资与国有资产转让、保值、增值、财政转移支付、政府采购、税收、国债、行政事业性收费、税式支出等。实现稳健的财政政策可以实现中期的目标——解决“三农”问题和就业问题，还可以实现远期的目标——使我国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持续发展、全面发展。

二、稳健的财政政策的基本内容、性质、地位

（一）我国实行稳健财政政策的基本内容。概括地说：（1）控制财政赤字。截至2003年，我国政府赤字达2916亿元，相当于当年国民收入的2.5%，超过了一般的警戒线。从2004年开始，财政赤字有所下降，但是离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2）推进改革。只有改革才能发展；深化改革才能科学发展；改革需要财政支持、付出成本；改革产生效益，增加财政收入。（3）调整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与消费结构、城乡结构、供需结构，尤其是实现农、轻、重结构，这是战略任务，是财政收入的源泉。（4）增收节支。这是长期的财政方针，我们决不能实行一边任意扩大支出，一边随意减少收入的自杀政策，以实现财政收支平衡。这四项内容相互联系，缺一不可。稳健的财政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根本不同点是：稳健的财政政策不仅包括财政收支供给与需求总量的调控平衡，而且还包括社会、经济、教育、文化等结构的调整与均衡发展。

（二）我国实行稳健财政政策的性质。稳健的财政政策既不是扩张的，也不是紧缩的，而是在财政预算收支上有压有保，有保有限，有严有宽；在项目建设上有上有下，有长线有短线，压与保、严与宽、下与上相结合，适度在其中；始终保持预算收支基本平衡、结构均衡。稳健的财政政策是平衡的、匀称的财政政策，它既不“缺位”，也不“越位”，可以称之为“中性”财政政策。

（三）稳健的财政政策是一个国家根本性的、长期性的、基本的，而不是保守的或停滞的财政政策。所谓保守的财政政策是重在温室保养与保重，维持旧的状态，不求改革，而稳健的财政政策，是规模与效益、速度与质量相统一，是高水平、高质量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同“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相适应，具体解决的是发展什么和怎样发展这个全局性的财政政策问题。

三、稳健的财政政策需要严密的、持久的法制保障

（一）稳健的财政政策既为财政法制建设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又为提升财政法制建设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所谓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是由这种基本的财政政策的内在结构的严密性、发展的协调性以及操作的可靠性所决定的。它既有必要又有可能实行民主理财、法制管财、公开用财、实行征信制度。所谓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是由这种基本的财政政策的长期性、根本性所决定的。财政法制建设不是朝令夕改的暂时规定，而是具有经常性、持久性的财政规律在法律上的反映，也是与稳健的财政政策的长期性、根本性相一致、相符合的。

（二）按照稳健的财政政策的立法要求，必须加快财政法律的制定、修订步伐

稳健的财政政策是一个系列或系统的财政机制，它注重的是综合效益，因此要求相应的财政立法必须完善，财政法制环境必须优良。按照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应在5年内完成和基本完成76件法律的制定和修改规划，其中财税法律占8件，约占10%.然而时过两年了，却还没有一件财税法律出台，面对基本性的财政政策的转变，财政法的制定与修改必须加快步伐。

（三）稳健的财政政策既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政策，又是推进和健全公共财政体制的重要方针

事实证明：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发展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关系和作用方面，远不如稳健的财政政策更为重要。而公共财政体制不仅是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必然选择，也与稳健的财政政策一拍即合。公共财政既能完整地体现党和国家的施政方针和政策，又能全面体现政府的职能[1]，还能按照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运作，因而更有利于依法治税、民主理财；更有利于调节国家与社会分配，构建和谐社会；更有利于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环节获得良性循环发展。比如：从2005年起，财政部对去年超收的5300亿元的财政资金的计划安排，就充分体现了稳健的财政政策与公共财政的关系。按照财政部的安排，在5300亿元中，中央可支配的是2250亿元，在2250亿元中，1050亿元将用于退税，405亿元用于退耕还林，还有增加对农民的扶持、减免农业税需要158亿元。在社会保障方面，增加100亿元的社保基金，总共是166亿元。此外，转移支付、扶持中西部需要332亿元。同时，还要拿出200多亿元用于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剩下的138亿元将用于国防事业，还有一些主要用于救灾和救济等方面[2].这表明了财政分配的公共性和公开性。

四、按照需要与可能，着重做好三个层面的财税立法执法工作

这三个层面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稳健的财政政策的基本思想和内容。

（一）全国性的财税法律的修订和制定

1.修改合并两个企业所得税法迫在眉睫。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与《内资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的合并修改，必须加紧进行。我国加入WTO已经3年了，WTO要求必须实行国民待遇，但上述法律和法规存在严重问题：法律形式有明显的差别；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差别很大（名义税率高，实际税率低）；减免优惠和列支扣除内外资企业不一致（内资紧，外资松）；实际执行中名义规定的优惠少，实际中的优惠多，显失公平；与个人所得税、合伙企业、私人企业所得税不衔接。

2.修改《个人所得税法》再也不能迟延。目前，《个人所得税法》虽然已经经历了1991年和1999年两次修订，但该法的基础还是1980年时制定的格局。对个人生计扣除标准还是%/$&年规定的每人每月扣除300元，这显然过时了；名义税率偏高，“灰色收入”偷逃税现象比较普遍；减免优惠和列支扣除，有的已经过时，有的需要补进；内外资企业人员征收不统一；有些省市已修改了税率，全国各地执行不一。为了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税种的调节作用，必须抓紧在

2005年完成修改的法律手续。3.制定《反洗钱法》必须安排。进行反洗钱斗争不仅是严厉打击经济犯罪，遏制其他严重刑事犯罪的需要，也是维护金融机构、财政机构的诚信和金融财政稳定的需要，是维护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以及维护我国在国际社会的伟大形象的需要。建立行之有效的反洗钱体系，使我国反洗钱工作步入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就必须制定《反洗钱法》。《反洗钱法》已列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通过《反洗钱法》的制定，可以极大地推动和促进我国的反洗钱工作。据统计，目前我国有3000名逃往国外的不法分子，带走了500亿元的资金，造成了我国财政、金融资金极大流失，也是一个很不安定的因素。

4.制定《财政转移支付法》必须及时跟上。这是调整我国地区与地区之间在经济上、财力上发展差异的需要。可以通过“税收返还”、体制、结算和专项补助等形式，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实行财力分配上的倾斜政策，达到均衡发展的法律规范化要求，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财政法律制度。此法预计在2006年出台。

5.《预算法》的修改必须按时完成。《预算法》是财政法的基本法。1995年实施的《预算法》，计划经济的色彩很浓。反映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分税制和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不足，当前，需要把优化预算支出结构加上去，把近年来预算制度的三大改革（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和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加进去。现行《预算法》对违反预算规定的法律责任的规定太笼统、处罚太轻，必须改变。预算制度的修订最好能在2006年出台。为了保证《预算法》修订的按时完成，采取中改的方法为好。

6.起草制定《税法通则》必须毫不动摇地进行下去。制定《税收基本法》或《税法通则》曾先后纳入“八五”、“九五”、“十五”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由财政部和国家税务局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部门已经作了相当的论证和起草工作，对它的重要性和可行性都讲了很多道理，但就是遇到了思想上不很统一的问题，困难较多，从而出现了时续时断起草的局面，现在是立法机关下决心的时候了。只要立法机关坚定而又坚持专家与群众相结合的立法路线，笔者相信，《税法通则》可以在！""）年拿出来。[3]

7.中央和地方相结合，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完备法律程序，为统一城乡税制作好调查研究和立法准备。从1999年起，我国开始了“费改税”的重大改革，2001年至2002年，全国在20个省市农村试点税费改革，2003年全面开始农村税费改革的重要目标是建立规范的税费制度，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实现“三个确保”和城乡税制统一，以保证“三农”长期的、稳定的发展。2004年，党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总理宣布了从2004年起在5年内取消农业税的决定，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是取消农业税并不等于农民无税赋，取消农业税只是农村税费改革的第一步，并且还要完备法律程序。因为我国的农业税收条例是经过1958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六次会议通过、颁布的，这次取消农业税同样也要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专门批准程序。第二步是按照城乡统一税负公平原则，在取消农业税的过程中，要做好统一城乡税制的测算和试点，把取消后的农业税改为对农业、农民征收商品的流转税和所得税，也就是使农民和城市居民一样缴纳个人所得税和商品流转税，这实际上是把土地变成了生产要素的商品流通，从而使农民对原来农业税的负担产品商品化、市场化了，这样做既解决了原来的农业税无起点、无成本扣除、大大高过城市居民所缴纳的商品流通税和个人所得税的税收负担问题，又可以实现城乡居民真正的税负公平与税负平等。

（二）全国性的财税行政法规的制定与修订

1.进一步改革流转税并实现增、消、营税收条例的正规化。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是1994年我国实施新税制改革后，现行流转税类的三大主体税种，占每年税收收入总额的$"，以上。从今年起，增值税要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即对购进机器设备进行抵扣），并将首先对东北老工业基地试点总结的经验向全国推广。消费税要扩大征税范围，调节税目和税率。营业税要稳定和完善。这三种税在当年都是以国务院的《暂行条例》形式规定实施的，经过10年的执行，在这次深化税制改革，调整、补充、修订后，完善了政策，增强了刚性和效力，建议国务院分别以正式条例公布，不再用“暂行”二字。

2.深化改革出口退税机制，必须制定统一的出口退税条例。国务院于2003年10月13日了《国务院关于改革现行出口退税机制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充分肯定出口退税政策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情况下，指出出口退税存在的问题是出口退税资金无法及时得到保证，导致欠税问题十分严重。据估计，全国拖欠企业退税额达2500亿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提出了解决拖欠企业出口退税款的原则和具体措施，按照“新账不欠，老账要还，完善机制，共同负担，推动改革，促进发展”的原则，对历史上欠退税款由中央财政负责偿还，确保改革后不再发生新欠，同时建立中央、地方共同负担的出口退税新机制，推动外贸体制深化改革，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提高出口效益。此后，财政部积极通过库款调度和增消收入、增量超收安排等方法，已基本上还清了老账，有效地解决了出口欠税这一历史遗留的老大难问题。[4]为了建立切实可行的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共同负担的出口退税的新机制，进一步规范企业产品出口行为、财税部门退税的管理行为、海关和外汇部门的服务行为，必须把《决定》具体化为条例，由国务院统一领导、相关部门参与，规范和制定出口退税条例（即行政法规）。其内容应当包括出口退税的性质和地位、出口退税的体制和原则、退税的决策和调整机制、管理机制和服务机制、退税的资金来源保障机制、退税的程序机制和法律责任。

3.改革房地产税、制定《物业税条例》。用物业税代替房地产税制的改革，虽然属于地方税收体制的改革，但必须由国务院统一制定物业税行政法规。按照我国现行税法和政府规定，直接涉及房地产业的税费达）种以上。如内资企业及个人的房产税和外资企业及个人的城市房地产税（或房租费）、城镇土地使用税和农村耕地占用税；涉及对土地使用权的出让、转让，房屋的买卖、赠与、典当、交换时订立契约的契税、涉及房屋产权转移、土地使用权转移的印花税、营业税中的销售不动产税、个人所得税中的房屋租赁收入税等。还有土地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也涉及房地产税内容。房地产税还涉及尚未但可能要开征的遗产税与赠与税，以及社会保障税等均涉及房地产的问题，目前的土地出让金费用也不低。如果把房地产税视为财产税，还包括资源税、车船使用税、车船使用牌照税、车辆购置税等。总之，我国现行的房地产税或财产税存在税费不分，内外资税负不公平、不统一，税种繁多，重复征税情况普遍，负担重，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对我国房地产业发展的要求等弊病。因此，必须进行改革，建立统一的物业税，并应以此为契机，系统建立我国房地产业或财产业税收体系和征管体系，加强研究，适当提高房地产业在我国税收收入中的比重。

按照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明确提出的：“实行城镇建设税费改革，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收费”的要求，开征物业税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笔者认为，以下四个条件是开征物业税所必须的：（1）对不动产的所有权、使用权、承包权等产权要明晰，对存量要有正确的统计和估价。（2）清理整顿房地产业评估市场，进而搞清现行房地产市场的弊端，建立我国自己的物业课税价值评估制度体系。（3）科学测算和确定人均免征税价值，确立调整税种的主体，按用途分物业税的征税对象，可分为自用房地产类、他人（非使用）房地产类。对自用房地产的征税价值要低于他人（非自用）的房地产税价值。（4）建立和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与建立财产类税制通盘考虑、同时进行，或者当作改革和建立整个财产税制的一部分进行。

（三）地方财税立法和执法

按照集中税权、适当分权的原则，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中央适当放权的情况下，扩大地方立法权限和增强地方自主性是十分必要的。其内容主要包括：

1.注意地方的财权和税权以及地方财税体系制度的建设。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经济社会事务的管理权限以及全国统一税政的前提下，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收管理权，完善地方税种。从体制层面来说，1994年实施的新税制，除中央税、共享税外，归属地方税收管理的税种十几个，在这次深化税制改革中，按照分税制和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有的要取消，有的要合并，有的要适当调整，有的要重新设立。

2.注意地方税收与土地资源管理的关系。地方税收制度与土地资源管理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地方税收制度中有城镇土地使用税、农村耕地占用税、房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土地增值税、农牧业税等税种的纳税对象或者说征税客体是土地，没有土地资源及其收入，我们就没有征税的对象和客体了，也就很难有这些税种的存在了。二是这些相关税种的开征，其目的和土地资源管理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加强对土地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管理得愈好，相关的税种就愈有前途，愈重要，愈能发挥作用；税收作为一种经济手段参与土地资源的管理，也起着保护土地资源和调控土地资源的特殊作用。三是相关的地方税种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又能更好地支持和保护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生态建设。我国不久前完成的普查（自2000年8月起至2001年3月31日止）也是对中国土地使用税税源的普查。

3.地方政府及其部门财税工作的重点不在于立法，而在于执法。按照我国的财政体制，中央集权、地方适当分权的原则，立法权和财力分配权集中在中央，对地方来说，重点在对法律的执行和对财力的使用。所以，地方在执法和财力使用过程中，比较多的是针对具体情况采取具体措施，完善规章制度，检查落实，确保实施的效果。

另外，财税之间、财税与金融之间、财税金融与经济制度及经济立法之间的交叉层面也是很明显的。为了推进稳健的财政政策，还要注意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相结合，财政立法与金融立法相协调，相互渗透，相互交叉。对此，笔者认为，在新的政策、新的经济关系、新的经济秩序的变化面前，既要着力总结现有法律制度中行之有效的交叉规定，又要注意预测和研究将要产生和发展的新的交叉规定。

如果说人类社会总是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系统中循环往复、不断更新的良性循环中生存和发展，那么我们曾因一个时期对交换（流通）重视不够出现过梗塞，但在大力发展交通、信息、市场经济后，这一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我们也曾因一个时期对消费重视不足，出现过消费滞后，但在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在扩大内需政策的形势下也已经基本上得到了解决。然而对分配这个环节，至今在认识和行动上还做得很不够，无论分配采取哪种形态（包括五种形态即价格分配、财政分配、信贷分配、按劳分配、按资分配），但财政分配至今还起着主导作用。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新的一届政府用科学发展观统领财政改革与发展的全局的安排和部署，这无疑是切实解决分配问题的一道曙光，也为完备我国财政法制创造了有利的时机。

「注释」

[1]按照《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完善政府职能包括：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2]见《金融时报》2005年1月15日

财税立法论文范文篇2

纵观世界各国的财政政策大致可分为紧缩的财政政策、扩张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三种类型。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长期实行的是稳健的财政政策，这是世界各个国家和社会所追求的目标。我国从1998年至2004年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产生了较好的效果，而且有效地抵制了亚洲金融危机，促进了外贸进出口，促进了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但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是带有权宜之计的过渡性政策，长期实施这种政策，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如今按照客观形势和条件，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历史使命已经基本完成，要让位稳健的财政政策。

二、稳健的财政政策的基本内容、性质、地位

（一）我国实行稳健财政政策的基本内容，概括地说：1.控制财政赤子；2.推进改革；3.调整结构；4.增收节支。总之既包括财政收支供需总量的调控平衡；又包括社会、经济、教育文化等结构的调整与均衡发展。

（二）我国实行稳健财政政策的性质。稳定的财政政策既不是扩张的，也不是紧缩的财政政策，而是在财政预算收支上有压有保，有保有限，有严有宽；在项目建设上有上有下，有长线有短线；压与保、严与宽、下与上相结合，适度在其中；要始终保持预算收支基本平衡、结构均衡。稳健的财政政策是平衡的、均称的财政政策，它既不“缺位”，也不“越位”，称之为“中性”政策。

稳健的财政政策是一个国家根本性的、长期性的、基本的财政政策，不是保守的或停滞的财政政策。所谓保守的财政政策它是重在温室保养与保重，维持旧的状态，不求改革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是规模与效益、速度与质量相统一的财政政策，是高水平、高质量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不是同“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相悖的财政政策，而是在坚持“硬道理”，坚持“第一要务”的方向和前提下，解决如何发展和怎样发展的财政政策。

三、稳健的财政政策需要严密的、持久的法制保障

（一）稳健的财政政策既为财政法制建设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又为加快财政法制建设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所谓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是指由于这种基本的财政政策的内在结构的严密性和发展的协调性以及操作的可靠性所决定的。所谓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是指由于这种基本的财政政策的长期性、根本性所决定的。因为财政法制建设不是朝夕令改的暂时规定，而是具有经常性的、持久性的财政规律在法律上的反映。也是与稳健的财政政策的长期性、根本性是一致的、相符合的。

按照稳健的财政政策的立法要求，必须加快财政法律的制定、修订的步伐。按照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五年内完成和基本完成76件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其中财税法律占8件，相当10%.时过两年了，可还没有一件财税法律上台或出台，面对基本性的财政政策的转变，财政法的制定与修改必须加快步伐。如果说七年来财税立法只修改出台了一部，那么在往后的几年中必须和可能多上台和出台几部。

加快财税立法或修订立法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稳定的财政政策的基本思想和内容。

1.修改合并两个企业所得税法迫在眉睫。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与内资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的合并修改，必须加紧进行。我国加入WTO已经三年了，要求必须实行国民待遇，但这部法律和法规存在严重问题，不仅法律形式有明显的差别，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差别很大（名义税率高实际税率低）；而且减免优惠和列支扣除也是内外资企业不一致（内资紧，外资松），实际执行中名义规定的优惠少、实际中的优惠多，显失公平。并且与个人所得税、合伙企业、私人企业所得税不衔接。

2.修改个人所得税法再也不能迟延。目前个人所得税法虽然已经经历了1991年和1999年两次个别修订，但该法的基础还是1980年时制定的格局。对个人生计扣除标准还是1980年规定的每人每月扣除800元，这显然过时了；并且也是名义税率偏高，以致“灰色收入”偷逃税现象比较普遍；减免优惠和列支扣除，有的已经过时，有的需要补进；并且也是内外不统一；尤其是这几年在有些省市自己就修改了税率，全国各地执行不一致。为了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税种的调节作用，必须抓紧在2005年完成修改的法律手续。

3.制定财政转移支付法必须及时跟上。这是调整我国区域内、地区与地区之间在经济上、财力上发展的差异，通过“税收返还”、体制、结算和专项补助等形式，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实行财力分配上的倾斜政策，达到均衡发展的法律规范化要求。这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财政法律制度。此法，需要在2006年制定出台。

4.制定反洗钱法应尽快出台。制定反洗钱法，不仅是严厉打击经济犯罪，遏制其他严重刑事犯罪的需要，而且也是维护金融机构、财政机构的诚信和金融财政稳定的需要。反洗钱法已列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今年已经成立了由全国人大牵头，有18家单位参加的反洗钱法起草领导小组和起草工作小组。按计划，将反洗钱法法律草案于2005年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反洗钱法的制定，明确我国的反洗钱工作方法的政策和原则、反洗钱主管部门及相关方面在反洗钱工作中的职权，规定金融机构、财政机构反洗钱的义务，以及反洗钱监管体制、反洗钱国际合作，从而极大地推动和促进我国的反洗钱工作。

财税立法论文范文篇3

关键词：稳健财政政策立法

纵观世界各国的财政政策，大致可分为紧缩的财政政策、扩张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三种类型。稳健的财政政策既有利于财政的需求管理，又有利于财政的需求供给。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一种典型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其核心和内容都是围绕激励需求而采取的政策措施。当前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问题不只是消费需求不旺，还包括供给需求结构不合理。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可以克服积极的财政政策时代那种以国债投资为主的单一的财政支付手段。而稳健的财政政策能够采取综合性的财政手段，如：财政补贴与政府性基金，固定资产投资与国有资产转让、保值、增值、财政转移支付、政府采购、税收、国债、行政事业性收费、税式支出等。

1.稳健的财政政策的基本内容、性质、地位

我国实行稳健财政政策的基本内容。概括地说：控制财政赤字、推进改革、调整结构、增收节支。这四项内容相互联系，缺一不可。稳健的财政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根本不同点是：稳健的财政政策不仅包括财政收支供给与需求总量的调控平衡，而且还包括社会、经济、教育、文化等结构的调整与均衡发展。

我国实行稳健财政政策的性质。稳健的财政政策既不是扩张的，也不是紧缩的，而是在财政预算收支上有压有保，有保有限，有严有宽；在项目建设上有上有下，有长线有短线，压与保、严与宽、下与上相结合，适度在其中；始终保持预算收支基本平衡、结构均衡。稳健的财政政策是平衡的、匀称的财政政策，它既不“缺位”，也不“越位”，可以称之为“中性”财政政策。

稳健的财政政策是一个国家根本性的、长期性的、基本的，而不是保守的或停滞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是规模与效益、速度与质量相统一，是高水平、高质量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同“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相适应，具体解决的是发展什么和怎样发展这个全局性的财政政策问题。

2.稳健的财政政策需要严密的、持久的法制保障

稳健的财政政策既为财政法制建设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又为提升财政法制建设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所谓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是由这种基本的财政政策的内在结构的严密性、发展的协调性以及操作的可靠性所决定的。所谓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是由这种基本的财政政策的长期性、根本性所决定的。财政法制建设不是朝令夕改的暂时规定，而是具有经常性、持久性的财政规律在法律上的反映，也是与稳健的财政政策的长期性、根本性相一致、相符合的。

按照稳健的财政政策的要求，必须加快财政法律的制定、修订步伐。稳健的财政政策是一个系列或系统的财政机制，它注重的是综合效益，因此要求相应的财政立法必须完善，财政法制环境必须优良。

事实证明：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发展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关系和作用方面，远不如稳健的财政政策更为重要。而公共财政体制不仅是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必然选择，也与稳健的财政政策一拍即合。公共财政既能完整地体现党和国家的施政方针和政策，又能全面体现政府的职能，还能按照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运作，因而更有利于依法治税、民主理财；更有利于调节国家与社会分配，构建和谐社会；更有利于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环节获得良性循环发展。

3.按照需要与可能，着重做好三个层面的财税立法执法工作

全国性的财税法律的修订和制定。①修改合并两个企业所得税法迫在眉睫。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与《内资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的合并修改，必须加紧进行，这是WTO要求必须实行国民待遇所在；②制定《反洗钱法》必须安排。进行反洗钱斗争不仅是严厉打击经济犯罪，遏制其他严重刑事犯罪的需要，也是维护金融机构、财政机构的诚信和金融财政稳定的需要，是维护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以及维护我国在国际社会的伟大形象的需要。建立行之有效的反洗钱体系，使我国反洗钱工作步入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就必须制定《反洗钱法》；③中央和地方相结合，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完备法律程序，为统一城乡税制作好调查研究和立法准备。从2006年起在全国内取消农业税，取消农业税并不等于农民无税赋，取消后的农业税改为对农业、农民征收商品的流转税和所得税，也就是使农民和城市居民一样缴纳个人所得税和商品流转税。

全国性的财税行政法规的制定与修订。①进一步改革流转税并实现增、消、营税收条例的正规化。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是1994年我国实施新税制改革后，现行流转税类的三大主体税种。从今年起，增值税要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即对购进机器设备进行抵扣）。消费税要扩大征税范围，调节税目和税率。营业税要稳定和完善；②深化改革出口退税机制，必须制定统一的出口退税条例。国务院于2003年10月13日了《国务院关于改革现行出口退税机制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充分肯定出口退税政策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情况下，指出出口退税存在的问题是出口退税资金无法及时得到保证，导致欠税问题十分严重。据估计，全国拖欠企业退税额达2500亿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提出了解决拖欠企业出口退税款的原则和具体措施，按照“新账不欠，老账要还，完善机制，共同负担，推动改革，促进发展”的原则，对历史上欠退税款由中央财政负责偿还，确保改革后不再发生新欠，同时建立中央、地方共同负担的出口退税新机制，推动外贸体制深化改革，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提高出口效益；③改革房地产税、制定《物业税条例》。用物业税代替房地产税制的改革，虽然属于地方税收体制的改革，但必须由国务院统一制定物业税行政法规。按照我国现行税法和政府规定，直接涉及房地产业的税费达）种以上。如内资企业及个人的房产税和外资企业及个人的城市房地产税（或房租费）、城镇土地使用税和农村耕地占用税；涉及对土地使用权的出让、转让，房屋的买卖、赠与、典当、交换时订立契约的契税、涉及房屋产权转移、土地使用权转移的印花税、营业税中的销售不动产税、个人所得税中的房屋租赁收入税等。还有土地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也涉及房地产税内容。房地产税还涉及尚未但可能要开征的遗产税与赠与税，以及社会保障税等均涉及房地产的问题，目前的土地出让金费用也不低。如果把房地产税视为财产税，还包括资源税、车船使用税、车船使用牌照税、车辆购置税等。总之，我国现行的房地产税或财产税存在税费不分，内外资税负不公平、不统一，税种繁多，重复征税情况普遍，负担重，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对我国房地产业发展的要求等弊病。因此，必须进行改革，建立统一的物业税，并应以此为契机，系统建立我国房地产业或财产业税收体系和征管体系，加强研究，适当提高房地产业在我国税收收入中的比重。

财税立法论文范文篇4

摘要：稳健的财政政策既有利于财政的需求管理，又有利于财政的需求供给。稳健的财政政策是一个国家根本性的、长期性的、基本的，而不是保守的或停滞的财政政策。按照稳健的财政政策的要求，必须加快财政法律的制定、修订步伐。稳健的财政政策是一个系列或系统的财政机制，它注重的是综合效益，因此要求相应的财政立法必须完善，财政法制环境必须优良。按照需要与可能，着重做好三个层面的财税立法执法工作。

关键词：稳健财政政策立法

纵观世界各国的财政政策，大致可分为紧缩的财政政策、扩张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三种类型。稳健的财政政策既有利于财政的需求管理，又有利于财政的需求供给。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一种典型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其核心和内容都是围绕激励需求而采取的政策措施。当前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问题不只是消费需求不旺，还包括供给需求结构不合理。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可以克服积极的财政政策时代那种以国债投资为主的单一的财政支付手段。而稳健的财政政策能够采取综合性的财政手段，如：财政补贴与政府性基金，固定资产投资与国有资产转让、保值、增值、财政转移支付、政府采购、税收、国债、行政事业性收费、税式支出等。

1.稳健的财政政策的基本内容、性质、地位

我国实行稳健财政政策的基本内容。概括地说：控制财政赤字、推进改革、调整结构、增收节支。这四项内容相互联系，缺一不可。稳健的财政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根本不同点是：稳健的财政政策不仅包括财政收支供给与需求总量的调控平衡，而且还包括社会、经济、教育、文化等结构的调整与均衡发展。

我国实行稳健财政政策的性质。稳健的财政政策既不是扩张的，也不是紧缩的，而是在财政预算收支上有压有保，有保有限，有严有宽；在项目建设上有上有下，有长线有短线，压与保、严与宽、下与上相结合，适度在其中；始终保持预算收支基本平衡、结构均衡。稳健的财政政策是平衡的、匀称的财政政策，它既不“缺位”，也不“越位”，可以称之为“中性”财政政策。

稳健的财政政策是一个国家根本性的、长期性的、基本的，而不是保守的或停滞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是规模与效益、速度与质量相统一，是高水平、高质量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同“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相适应，具体解决的是发展什么和怎样发展这个全局性的财政政策问题。

2.稳健的财政政策需要严密的、持久的法制保障

稳健的财政政策既为财政法制建设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又为提升财政法制建设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所谓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是由这种基本的财政政策的内在结构的严密性、发展的协调性以及操作的可靠性所决定的。所谓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是由这种基本的财政政策的长期性、根本性所决定的。财政法制建设不是朝令夕改的暂时规定，而是具有经常性、持久性的财政规律在法律上的反映，也是与稳健的财政政策的长期性、根本性相一致、相符合的。

按照稳健的财政政策的要求，必须加快财政法律的制定、修订步伐。稳健的财政政策是一个系列或系统的财政机制，它注重的是综合效益，因此要求相应的财政立法必须完善，财政法制环境必须优良。

事实证明：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发展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关系和作用方面，远不如稳健的财政政策更为重要。而公共财政体制不仅是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必然选择，也与稳健的财政政策一拍即合。公共财政既能完整地体现党和国家的施政方针和政策，又能全面体现政府的职能，还能按照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运作，因而更有利于依法治税、民主理财；更有利于调节国家与社会分配，构建和谐社会；更有利于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环节获得良性循环发展。

3.按照需要与可能，着重做好三个层面的财税立法执法工作

全国性的财税法律的修订和制定。①修改合并两个企业所得税法迫在眉睫。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与《内资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的合并修改，必须加紧进行，这是WTO要求必须实行国民待遇所在；②制定《反洗钱法》必须安排。进行反洗钱斗争不仅是严厉打击经济犯罪，遏制其他严重刑事犯罪的需要，也是维护金融机构、财政机构的诚信和金融财政稳定的需要，是维护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以及维护我国在国际社会的伟大形象的需要。建立行之有效的反洗钱体系，使我国反洗钱工作步入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就必须制定《反洗钱法》；③中央和地方相结合，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完备法律程序，为统一城乡税制作好调查研究和立法准备。从2006年起在全国内取消农业税，取消农业税并不等于农民无税赋，取消后的农业税改为对农业、农民征收商品的流转税和所得税，也就是使农民和城市居民一样缴纳个人所得税和商品流转税。

全国性的财税行政法规的制定与修订。①进一步改革流转税并实现增、消、营税收条例的正规化。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是1994年我国实施新税制改革后，现行流转税类的三大主体税种。从今年起，增值税要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即对购进机器设备进行抵扣）。消费税要扩大征税范围，调节税目和税率。营业税要稳定和完善；②深化改革出口退税机制，必须制定统一的出口退税条例。国务院于2003年10月13日了《国务院关于改革现行出口退税机制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充分肯定出口退税政策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情况下，指出出口退税存在的问题是出口退税资金无法及时得到保证，导致欠税问题十分严重。据估计，全国拖欠企业退税额达2500亿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提出了解决拖欠企业出口退税款的原则和具体措施，按照“新账不欠，老账要还，完善机制，共同负担，推动改革，促进发展”的原则，对历史上欠退税款由中央财政负责偿还，确保改革后不再发生新欠，同时建立中央、地方共同负担的出口退税新机制，推动外贸体制深化改革，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提高出口效益；③改革房地产税、制定《物业税条例》。用物业税代替房地产税制的改革，虽然属于地方税收体制的改革，但必须由国务院统一制定物业税行政法规。按照我国现行税法和政府规定，直接涉及房地产业的税费达）种以上。如内资企业及个人的房产税和外资企业及个人的城市房地产税（或房租费）、城镇土地使用税和农村耕地占用税；涉及对土地使用权的出让、转让，房屋的买卖、赠与、典当、交换时订立契约的契税、涉及房屋产权转移、土地使用权转移的印花税、营业税中的销售不动产税、个人所得税中的房屋租赁收入税等。还有土地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也涉及房地产税内容。房地产税还涉及尚未但可能要开征的遗产税与赠与税，以及社会保障税等均涉及房地产的问题，目前的土地出让金费用也不低。如果把房地产税视为财产税，还包括资源税、车船使用税、车船使用牌照税、车辆购置税等。总之，我国现行的房地产税或财产税存在税费不分，内外资税负不公平、不统一，税种繁多，重复征税情况普遍，负担重，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对我国房地产业发展的要求等弊病。因此，必须进行改革，建立统一的物业税，并应以此为契机，系统建立我国房地产业或财产业税收体系和征管体系，加强研究，适当提高房地产业在我国税收收入中的比重。

财税立法论文范文篇5

「关键词」财税法教学；税收法治；推动作用「正文」

随着税收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的影响的不断扩大，税收法治建设也日渐为学界所关注。一般认为，税收法治精神贯穿于税收立法、执法、守法和司法四个方面，其核心的思想是税收的课征必须基于法律依据，没有法律依据政府就不能行使征税权，国民也不得被要求缴纳税款，课税的过程具有稳定性和预测的可能性。[1]在税收法治的构建过程中，只有代表国家征税的税务机关、纳税人、税务中介机构三方的共同努力，才能建立和切实维护一种注重纳税人权利保护、征纳双方权利义务相适应、相制衡的税收法律关系。[2]正因为如此，财税法律人才的培养和财税法治理念的形成，在税收法律运行过程中的作用不可忽视。财税法教学在税收法治建设中应当具有“基础性、先导性的重要战略地位”[3].

一、财税法的普及教育：纳税人权利意识的提升

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实行了法治，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全民的法律意识。因此，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是实现法治的重要条件。[4]纳税人作为税收法治的主体，对税收法治的构建有着重大的影响。纳税人的纳税意识是税法实现的重要决定因素，良好的税收环境的建立和税法秩序的形成，依赖于纳税人的纳税意识的普遍建立。纳税意识作为一种观念，体现的是纳税人对自身权利义务的了解以及对税收缴纳和税收适用的态度和看法，直接影响着纳税人正确履行纳税义务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良好的纳税意识不仅有利于国家税收活动的进行，有利于国家税收政策和法律的实现，而且对于监督政府行为，规范政府税收活动，实现依法治税，科学治税，都是非常重要的。[5]

纳税意识包括了纳税人的遵从意识和权利意识。纳税人的遵从意识表明纳税人对税收法律制度的认可，这种认可是税收法律实施的重要支撑。当税收法律规范内化为纳税人自觉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准则时，良好的税收法律秩序才能得以实现。只有纳税人有良好的税收遵从意识，能够自觉按照税法规定的要求，准确计算应纳税额，及时填写申报表，按时缴纳税款，税款的征收才能顺利的实现，纳税人的奉行成本和征管成本才能有所降低并有效的减少税法实施过程中的摩擦，从而促进良好的税收法治秩序的形成。各国税法对纳税人的权利都有所规定，并将其作为平衡纳税人与征税机关之间的力量对比的制约机制。通过赋予纳税人相应的权利，对征税机关的征税权的行使进行监督和制约，通过程序机制来达到以权利控制权力目的的必然要求，对征税主体的不规范征税行为形成有效的制约，进而形成有效的权力制恒的税收法治。但这种以赋予纳税人权利为基础的权利制约机制的作用的发挥，必须以纳税人的权利意识为前提的。法律规范所赋予的纳税人权利仅仅是静态的权利形式，要真正实现纳税人权利与征税权之间的有力的对抗与制衡，则需要纳税人积极且正确的行使其权利。这就要求纳税人不仅应当了解其享有的权利的内涵、了解适当的行使方式，更应当有积极的权利行使的意识，了解其所享有的权利及其在维护自己合法权益中的作用。惟其如此，静态的权利才能转化为动态的权利制衡机制，进而促进税收法治的形成。

可以说，最好的法律秩序，是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够自觉遵守的秩序，这是理想的法治状态。因此，纳税人的纳税意识的提升是税收法治的形成过程中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但纳税意识不可能自发形成，尤其是在我国长期以来的纳税人权利缺失的法律文化背景下，纳税人意识的自觉的培育和形成，更是至关重要的。与纳税意识的形成相关的，除注重法治硬件系统的完备外，财税法律知识的传播和普及应当受到重视。人们的法律意识和良好的守法品质必须通过包括普法教育在内的多种手段和措施有意识的加以培养才能形成。[6]如果说税收法治实践中赋予纳税意识形成的丰富的法制环境的话，则财税法教学应当成为财税法律知识的自觉的传播的渠道。通过财税法教学的大众化的教育和宣传，对民众的财税基础知识和法治观念进行普及，对法律知识进行传播和教育，使公民获得关于税收的正确认识，进而形成积极的纳税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财税法教学应当具有一定的普适性，注重普通公民的基本税收意识和法治意识的培养，形成大众化的教学模式。这种具有普适性的大众教学模式，其目的不在于培养形成具有财税法专业知识的人才，而在于以财税法律知识的传导，提高公民对财政税收的正确认识、了解与财税相关的基础法规，进而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正确的税收意识。这种教学方式，不具有明确的教学对象，而以一般的普通的人为教学对象，并不断扩大其接受的范围。只有通过这种大众化的教学模式，才能将财税法基础知识的传播无限制的扩大，帮助人们形成正确的税收遵从意识和权利意识，促使人们自觉实现税法，最终促进税收法治的形成。

二、财税法教学的专业教育：税收权力机关[7]的主流法治意识的形成

在税收法治框架内，与纳税人直接对应的是税收权力机关，即税收立法机关、税务机关和相关的司法机关，他们在税收法律的运行过程中处于绝对主导的地位，对税收法治的实现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一）立法层面：立法机关税收意识欠缺制约税收立法的完善

从我国现行的税法体系来看，税收立法层级较低，大多以暂行条例、办法等行政法规、规章的形式出现，透明度、可预测性、权威性和稳定性较差，在实践中更存在“税费不分”、“以费代税”的情况，破坏了税法的统一性和严肃性。这种税收法治状况，与当前我国立法机关对税收的性质缺乏足够的认识有着直接的关系。

一方面，税法的多层次立法直接导因于对税收性质认识的不足。从税法理论上说，税收是对公民财产的侵夺，是对公民财产权利和经济自由权利的限制。税收是经公民同意而转移给国家的财产权利，国家取得税收的前提是公民对其所享有的财产权利的放弃。因此，只有在国家提供公共物品所必须的范围内，经全体公民的同意（在我国则表现为经人民代表大会同意），国家才有权请求公民让渡其部分收益。在税收立法上，税法作为侵犯人民财产自由权利的法律，其制定应由人民代表大会严格保留，必须“在议会上经过国家的代表者（纳税人者的代表）议员的同意”，“无代表则无税”。除非议会授权，行政机关无权征税，更无权开征税收，强调“宪法优位”或“法位阶原则”。税法的“议会保留”是税收法治实践的基础，而人民代表大会自觉或不自觉的放弃其税收立法权，无疑是对公民财产权利保护的放弃。行政机关在税收立法权上的稽越，更是无视公民征税同意权的权力扩张。由于对税收性质的认识不足，导致其立法机关自觉、不自觉的放弃其对税收立法权的控制，随意授权税务机关制定税收法律法规

，导致了我国当前税收立法以行政机关立法为主导的立法模式，也是当前税收法规混乱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从立法技术的角度来说，由于税法的规定既要确保税收收入，又要与司法的秩序相协调；既要尽量减少对经济的不良影响，又要体现出适度的调控，因而税法具有较强的技术性。[8]这要求立法机关具备足够的财税知识，以针对不同的立法要求进行不同的制度设计，避免税法体系内以及法律整体体系的矛盾与冲突。由于立法人员财税法专业知识的欠缺，使其无法针对财政税收的特性制定具体的规则，税收立法更多的依赖于税务机关，甚至也无法对税务机关提出的立法草案进行富有决定意义的审查。这形成了我国税务机关自行立法、自行执法的税收征管模式，税务机关的权力无限的扩大，阻碍了税收法治实践的形成。

因此，完善我国税收立法，重要的一点是应当提高税收立法人员的财税法素质。只有一批具有深厚的财税法治理念、熟悉各种财税法特性、了解税收法治实践的人，积极参与税收立法中，才能对财政立法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执法层面：财税执法人员的专业素质与依法征税

在我国税收征管法律关系中，税务机关与纳税人构成直接对立的双方主体，税务机关的征税意识将直接影响双方的法律关系的形成及发展，直接关系着依法治税的成败。为保证税务机关自觉执行税法的规定，税务人员应形成依法征税的意识。

（1）税务人员应具备专业的财税知识。从税法理论来说，税收之债仅于具体的经济生活事件及行为可以被涵摄于法律的抽象构成要件时成立，税务机关对此并没有自由裁量权。税务机关应对法律的抽象构成要件有足够了解，以能够以此为基础对纳税人的经济行为或收益进行税收构成要件的事实判断，决定其是否可以涵摄于税收构成要件之内以及是否成立税收之债及税款的数额。在税款征收过程中，无论是税收法律适用的选择还是应税事实的判断，都必须以税务人员具备专业的财税知识为前提。

（2）税务人员应建立良好的依法征税的意识。税务人员具备专业的财税知识，仅仅使其能够进行税款的征收，但这仍然无法实现征管环节的法治化。当前税收征管实践中，税务机关与纳税人处于命令与服从的地位中，税务机关随意扩张其征税权的内涵的现象十分严重，税务机关甚至有权决定税款的征收及数额。这种状况是对税收法治的极大否定。在税收法治下，税务机关必须严格依照税法的规定征税，它有权根据经济事实判定税收构成要件是否成立，但它不能随意创设税收债权，也无权随意减免税收。也只有根据税收征管程序进行的税款通知才是合法有效的。在税务机关的行为对征收过程有着决定性影响的情况下，税务机关的自觉的依法征税意识的形成，无疑将决定征收过程的合法化程度，进而影响税收法治环境的形成。

税务机关的征税意识的形成，不仅有利于税收的征管，避免税收争议的发生，减少税收的征收成本。更重要的，税务机关只有形成良好的征税意识，才能自觉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并保障税收征管过程的法治化。

（三）司法层面：为争议的解决提供专业的指导

司法是权利救济的最后保障。在税收领域同样应该如此。但实际上，在我国的税收实践中，司法对纳税人权利的救济极为薄弱。税法的技术性特征导致涉税争议的解决也呈现出对技术性专业性的要求。而目前我国税收诉讼法律制度中明显忽视这种技术性的要求。[9]法官欠缺相应的财税知识，导致其在案件的审批过程中无法进行独立的法律判断和事实判断，进而根据价值的选择作出独立的法律认定，解决涉税争议。甚至税法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导致了税务案件中司法机关对税务机关存在一定的依附关系，法官在进行判决时往往按照税务机关的意见来判决案件。表面上看来是法院在审理案件，实际上是税务机关在审理案件。这种由税务机关自己做自己法官的审判，其中立性、公正性丧失殆尽。法官独立性的丧失，即很难谈及其能够真正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税收司法的法治化主要是各级司法部门严格按照税法和相关组织法、程序法的规定来处理税务争议和涉税犯罪的案件。[10]要实现税收司法的法治化，必须有精通税法和税务知识的法官并足以胜任对案件的独立审判。而无论是现有法官的财税知识的提升还是培育新的税务法官，这都将依赖于对其进行财税法的专业性教育。[11]

对于税收权力机关来说，由其在税收法治进程中的作用所决定，其财税知识的掌握和法治意识的形成将极大的制约税收法治的形成。如果针对纳税人的大众化的财税法教学仅仅足以提升纳税人的基本的财税知识和法律常识，那么这种普适性的大众化教学并无法满足税收法治对税收权力机关执法人员的财税专业知识和法律意识的要求。执法人员所接受的财税法教育，一方面应当形成系统的财税专业知识，熟练掌握各个税种的构成要件、应税事实判断、征管程序等与税款征收直接相关的财税知识，熟悉各种税收核查、帐簿检查等各种与征管相关的会计知识和技能，并足以灵活运用于税收征管实践当中。另一方面，财税法学教育也应当立足于法律意识的培养，执法人员的财税知识必须在正确的法律意识的指引下才能真正实现税收征管的有序性和有效性。执法人员应当形成依法征税的自觉的法律意识，明确税收征管过程中所应当遵循的法律步骤、方法和程序，熟悉各种争议的正确、合理的解决办法，才能使整个征管过程法治化和有序化。

税收权力机关的财税法意识对税收法治进程有着最直接的影响，因此，财税法的专业性教学应当成为财税法教学的主导。财税法教学不应仅仅以大众化的基础税收意识的培养为目的，最终掌握财税法律知识、能够在实践中灵活运用财税知识和法律知识、对财税法治实践产生影响的人才的培养，才是财税法教学的真正目标。财税法知识通过财税人才作用于实践，税收法治才能逐步形成和完善。

三、财税法教学的精英教育：税收法治理念的深化

在税收法治形成过程中，处于纳税人与征管机关之间的中介是作为纳税人合法权益的维护者的税务士。税理士以纳税人的人的身份介入税收征管过程中，为纳税人提供税收咨询、纳税申报、异议申请等方面提供专业性的服务，在“推进税制、税务行政等的民主化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12]一方面，税理士通过其专业性的服务，为纳税人遵守税法提供合理性建议，促使纳税人的税法遵从，另一方面，他也通过为纳税人服务，对征税机关进行更富有专业性的监督，对征税机关的征管行为造成一定的压力，促使其依法作出行政行为。

正因为如此，税理士处于民间职业专业的法律地位，以维护纳税人的权利、依法谋求纳税义务的正确实现为使命，应基于宪法及以其为基础的有关法律规定，对复杂的税务的法律性问题作出最终的判断。因此，税理士作为职业专家，不应仅仅是单纯的税务专家，他更应当具有税法专家所应具备的素质，以能够“根据自己作为一个职业专家的见解和知识来采取独立的行动”[13].税理士首先应当是税务专家，具备专业化的税收知识，以对各种经济行为进行事实判断；其次更应当是税法专家，熟悉宪法及其

他法律对纳税人权利保护的各种规定及保护的途径，以在事实判断的基础上进行法律价值的判断，最终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利。在这个意义上说，税理士以维护纳税人的利益为职责，但只有其具有专业性的判断能力时，才能避免对任何一方面的依附，形成自己独立的价值判断和选择，才能更好的履行其职责。也只有税理士的独立地位的形成，才能更好的发挥其对税收法治的促进作用。[14]

与税理士处于征管过程的某一环节所不同的是，财税法学家则是超脱于税收法制实践之外的。尽管税理士在税收征管过程中的地位可以是中立的，但其事实和法律价值的判断却无法避免受到维护纳税人权利这一职责的限制。而财税法学家则可以完全独立于各种利益的纠葛而以超脱的视角对各种纳税行为、征税行为及各种涉税争议进行独立的法律价值的判断。财税法学家对各种涉税行为的专业化审视，进而进行理论的提炼和抽象，形成系统的财税法理论，以此对税收法治实践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为此，财税法学家不仅应当具备财税法技术，更应当具备一定法律信仰、道德、人文精神、专业知识和理论、心理素质以及行为方式等素质，他所掌握的知识和技巧，使其能够对税收法治实践作出深刻的理解和思考，能够对财税法律实践进行理论的抽象和深化。他所具备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不仅能使其形成独立的价值的判断，也能够以此为基础，形成对现行制度的实施效果的法律评价，进而提出对现行法律制度的完善的必要和完善的途径。因此，对财税法学家来说，其财税法知识的获得应当远较其他的财税法职业者更为全面性、理论化，并有利于富有法意识和法思维的独立的观察视角和方法的形成。

因此，税理士和财税法学家的培养，应当是一种精英式的财税法教学方式。精英式的财税法教学方式一方面注重系统的财税专业知识和技巧的培养，但并不仅仅停留于税收的技术操作层面的简单传导，而是更应注重法律意识和税收意识的培养，注重对学生对财税法律的价值的理解和认识，培养学生的正义感和正义的信念，形成学生对人的尊严的尊重，对人权的保证，对自由、公平、效率等法律价值的自觉的追求。只有通过这种精英式的财税法教学，才能培养出合格的财税法律人才，作为纳税人与征税机关的沟通渠道，以其独立的法律价值判断影响税收法治进程，最终促进税收法治的实现。

四、代结语：财税法教学与财税法治的互动

财税法教学以其财税法律知识的传播，影响社会各阶层的税收意识。通过大众化、专业化和精英化这三个不同层次的教学途径，实现对社会大众的税法意识的渗透、对执法人员的专业知识的传授、对社会中间阶层的税法理念的培养，使纳税人、税收执法人员以及税收中介机构、财税法学家的税法意识在不同的层次上得以形成，在全社会形成完整的以普遍性的纳税意识为基础，以执法机关人员的专业性税收意识为主导、以系统化的税法理论为指导的税法的主意识流。这一主意识流的形成，将影响税收法治建设进程中的相关人员在税收征收过程中的行为，以其具体的行为对税收法治进程产生深刻的影响，推进税收法治的发展。

以不同层次的财税法律意识的培养目标，分别设定不同程度的财税法教学方式，使财税法知识的传导更富有针对性和有效性。从我国现行的情况看，大众化的教学方式往往被忽视而为简单的税收法律的宣传所取代，导致人们所接受的基础财税法知识欠缺体统性和完整性，影响了普遍的税收意识的形成。专业性的财税法教学尽管受到重视，但由于教学技术、法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并未对财税法治实践所必须的各类专业性人才的培养提供各种有效的渠道，已培养的财税法人才在财税知识或法律意识方面存在或多或少的不足。就精英化的财税法教学来说，财税法理论意识和理念的培养已受到相当的重视，但在不同的培养规则下往往形成以经思维或法律思维为主导的单一的理论分析模式，欠缺财税法理念的整体思考。可以说，各种富有不同层次的财税法律知识的人才的欠缺，已成为我国财税法治形成的重要的主观性因素。为此，为发挥财税法教学对税收法治的推动作用，针对不同的培养模式进行财税法教学改革即是必要而且紧迫的任务。

在教学实践中，按不同培养目标对财税法教学进行区分是相当困难的。三种教学模式是统一的整体，都是以财税法律知识的传导为目的的层层递近和提升，其相互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同样是相当明显的。只有三种不同的模式相互配合、相互倚重，才能培养出法治实践所必须的财税法律人才，对财税法治实践的形成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财税法教学以其财税知识传播的功能，在税收法治构建的过程中发挥着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换个角度来说，财税法教学对税收法治的影响，是以税收法治实践本身的发展为前提的。税收法治的发展，才会为财税法教学提供丰富的实践，为财税法律意识的传播和形成提供动态的媒介。通过税收法治实践，社会各阶层才能更深刻的理解税收法治的内在涵义，并体会其税收意识在税收法治中的价值，进而与税收法治实践形成良好的互动。而税收法治实践的发展，也加深对财税法专业人才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也将驱动财税法教学的改革和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财税法治化的进程，必然对已有的财税法律知识、观念乃至法治理念等各个方面进行一定的修正，而这也促使财税法教学的不断发展。

「注释」

[1]周卫兵：《试论税收法治及其制约因素》，载《辽宁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4期。

[2]参见孙士玉：《我国纳税人权利保护的现状及强化途径》，载《扬州大学税务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3]参见霍宪丹：《不解之缘：二十年法学教育之见证》，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4]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参见甘功仁：《纳税人权利专论》，中央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

[6]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7]在此所指的权力机关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立法机关所指的权力机关，而是泛化的权力机关的概念，即它是指税收法律运行过程中与征税有关的一切权力的行使机关，包括税收立法机关、征税机关和司法机关。

[8]参见张守文：《税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

[9]参见熊晓青：《税收争讼制度若干问题研究》，北大法学院硕士论文2001.

[10]参见翟继光：《试论税务法庭在我国的设立》，载《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11]参见翟继光：《欧洲法院在国际税收协调中的作用及启示》，载《上海财税》2003年第11期。

[12]参见[日]北野宏久：《税法学原论》（第四版），陈刚、杨建广等译，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312页。

[13]参见[日]

财税立法论文范文篇6

“第一税案”的简要案情及其所暴露出的问题

所谓“第一税案”，是一起虚开增值税发票的犯罪案件，因其发案时间之长、波及范围之广、犯罪金额之大、造成危害之大（注：从1994年5月到1997年4月，共有218家企业参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活动，受票单位分布在全国30个省级行政区，6个计划单列市；已抓获的犯罪嫌疑人89人，其中包括县委、财税局等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仅罪犯胡银锋（已执行）一人的案卷摞起来就有11米高；公安机关先期移送的63名犯罪嫌疑人的案卷就有1400多卷，重达1500公斤。），全国罕见，且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全国第一大税案，故通称“第一税案”；同时，因其发生在浙江省金华县，故又称“金华税案”。

众所周知，我国在1994年进行了规模空前的税制改革，并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在税制改革中，增值税是最为引人注目的。因为它作为一个“中性”税种，具有“道道课征，税不重征”的特点，因而它既不会导致对纳税主体重复征税，又可以使国家获得大量的、稳定的财政收入。正因如此，增值税被认为是财税史上的非常绝妙的制度发明，并被迅速推广到全球的100多个国家。我国每年的增值税收入，已达整个税收收入的50％左右；其覆盖面之广和对于国家财政之重要，使其实际上不仅是我国商品税（也有人称为流转税）的核心，而且在整个税制中也是真正的主体税种。事实上，我国对于增值税一直非常重视，每年都强调要确保以增值税为主的“两税”收入（注：国家强调确保的“两税”，是指增值税和消费税，包括海关在进口环节的增值税和消费税。），并努力采取各种措施来力保举足轻重的增值税收入的实现。

增值税之所以被公认为“良税”，是因为它有自己独特的一套原理。在税额计算方面，各国通行的是“扣税法”，即用销项税额去扣减进项税额。要进行扣税，就必须使用增值税的专用发票（因为进项税额体现在专用发票上），从而使整个商品流转的链条连续不断，并起到计算简便、相互监督等作用。实际上，增值税的专用发票不仅是销售方的计缴税款的依据，也是购货方用以抵扣税款的凭证。正因如此，专用发票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就直接地关系到购销双方的利益，同时，也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税收利益。如果存在虚开、代开发票等违法犯罪行为，就会使国家的税收大量流失。因此，许多人是将增值税专用发票视同货币来对待的。

然而，在“金华税案”中，恰恰问题就出在国家三令五申禁止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方面。一个仅有56万人口（其中农业人口占95％）的金华县，在1994年至1997年的3年期间，共有218家企业参与虚开增值税发票，共虚开发票65536份，价税合计63.1亿元，其中税额9.2亿元，涉及30个省级行政区，给国家造成税收损失7.5亿元（注：关于“金华税案”的具体案情及处理，可参见：《以身试法法不容-全国第一大税案警示录》，《人民日报》1998年11月6日，第2版；《第一税案始末》，《北京青年报》1998年11月11日，第1版；王祺元：《第一税案如何水落石出》，《北京青年报》1998年11月11日，第3版；钱风元：《增值税：带刺的玫瑰，《经济日报》1998年11月10日，第1版，等等。）。

“金华税案”中的犯罪分子已被绳之以法，其中也包括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应当说，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值得研究的问题也是很多的。从主体的角度说，“金华税案”的发生，固然有犯罪分子利令智昏，贪得无厌，不惜铤而走险，以身试法等方面的原因，但是，也有地方政府及其征税机关自身的原因。而后者是更值得重视和研究的，因为它涉及到财税法制建设方面的许多问题，并且，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

从法制建设的角度看，“金华税案”之所以波及范围广，社会危害大，涉案人数多，发案时间长，查处成本高，实际上有诸多方面的深层次原因。

1.税法意识十分淡薄。当时县里的某些领导为了“造福一方”，不是集中精力去发展经济，而是置国家税法于不顾，错误地提出“引进税源”，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但没有严格实行“以票管税”，反而鼓励违反税法的“以票引税”（即以虚开票引外地税）。由于虚开发票等违反税法的行为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引税”的作用，因此，对于税收违法行为也就放任自流，任其扩散。

2.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当时的县领导之所以违法出台一些“税收优惠政策”，真实的目的就是同周边市县争夺税源，以保护所谓的地方利益，弥补本县的财政缺口。这种“低税竞争”实际上是地方保护主义在财税领域的突出体现。

3.有法不依管理混乱。依据税法规定，增值税的纳税人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而小规模纳税人是不能使用专用发票的。但是，当时的县财税局领导违法改变一般纳税人的认定条件，提出了“先上车，后买票”的做法，但在实际执行中却变成了“上了车，不买票”，对于一般纳税人应具备的条件没有认真审查，致使许多不合格的“皮包公司”等混入其中；同时，一些财税所还违反规定，私自“送票上门”，根本不按照发票要“验旧换新，限量限额，审核报批”的规定办理，从而为发票犯罪埋下了隐患。

4.只看小利不顾大局。县里的有关部门在当时提出了无视国家税法的“优惠政策”，即凡在县工业小区办企业者，增值税前三年全免，后三年减半。这种典型的“低税竞争”在遭到批评后被迫停止（注：低税竞争是税收领域的典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在相关国家之间、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区之间，都可能会发生低税竞争的问题。目前，一些国家，如欧盟等已经认识到低税竞争的危害，并通过国际税收协调来解决各国税收政策上的差异问题。但是，国内的低税竞争也是值得重视的。）。但是，县财税局依旧实行所谓“保底征收”，指示下属的财税所对外地的企业要“政策上放宽”，“可以适当地打点擦边球”。这不仅给全县的财税系统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而且也给国家的税收收入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是典型的只看小利，不顾大局的行为。

5.公然违法包庇犯罪。在金华县的虚开发票的犯罪活动日益猖獗的情况下，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虚开发票已作出专门决定的情况下（注：第八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曾于1995年10月30日通过了《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该《决定》对于打击当时十分猖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目前，该《决定》中有关行政处罚和行政措施的规定继续有效，有关刑事责任的规定已纳入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之中。），在外地办案人员已追查到金华县是虚开发票的源头的情况下，县财税局的领导仍然采取“就事论事，就地消化”的原则，设法争管辖，大事化小，以补代罚，以罚代刑。

6.以权谋私腐败严重。金华的虚开发票犯罪分子之所以能长期逍遥法外，还与执法、司法机关的有关人员的严重腐败密切相关。县财税局稽查大队、县检察院等均有直接的重要负责人以权谋私，徇私舞弊，助纣为虐，不仅为犯罪分子大开“绿灯”，甚至还多次直接筹划、教唆虚开发票。

上述问题，集中起来就是法律意识问题、地方保护主义问题、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执法问题、腐败问题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当然需要进行综合治理，但也确实在相当程度上与财税法有关。要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就需要财税法领域的法制建设的强化。为此，有必要从财税法的角度，来分析上述问题的发生和解决。

二、从“金华税案”看财税法制建设存在的缺失

“依法治国”已经被写进了宪法修正案。建设真正的法治国家，是崇尚法治的人们的共同愿望。而要真正实现法治，就必须至少在各个重要领域都要有法可依，因而在关乎国泰民安的财税领域，加强法制建设尤为必要。事实上，我国的财税法制建设虽然较过去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仍存在着许多缺失和不足，“金华税案”中暴露出的诸多问题即与此直接相关。“金华税案”在形式上是一个刑事案件，但其中暴露出的上述问题，却非常具有典型性、普遍性，因而在其他地区同样有发生类似“税案”的可能性。而这些问题的存在，恰恰是由于在财税领域的立法、执法、法律监督等方面存在着诸多的缺失，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为此，有必要结合“税案”中暴露出的问题，来探讨我国财税法制建设的缺失。

（1）关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主要体现为利益分配关系，它主要由财政体制法和税收体制法来调整。但我国现行的财税体制法是非常不完善的，不仅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而且在各类立法上都几近空白，特别是分税制、转移支付制度等尚无专门的法律或行政法规来加以确立，更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事实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古今中外都是至为重要的，它直接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关系到民族的兴衰荣辱，如此重要的关系不通过法律来加以调整，显然是一个重大的缺失。这也许是因为中国法律更倾向于所谓的“政治法律规则”模式（注：美国学者马太（ugomattei）在其论文“三种法律模式：世界上法律制度的分类学与变化》中，将法律模式分为职业法律规则、政治法律规则和传统法律规则三种，并认为中国虽然属于传统法律规则模式，但是更倾向于政治法律模式。参见沈宗灵先生对该文的评介，载于《中外法学》1999年第1期。）。对于中央与地方关系这个重要的问题，本文在后面还将作重点分析。

（2）关于财税法律意识淡薄的问题。加强财税法制建设，是提高人们的财税法律意识的重要途径。如果一些重要的财税立法都没有，或者仅靠一些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来支撑，就不仅不合乎至为基本的“税收法定原则”、“法律保留原则”等方面的要求（注：参见［日］金子宏著：《日本税法原理》，刘多田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以及拙文《论税收法定主义》，《法学研究》1996年第6期。），从而可能构成对国民财产权利的侵犯，而且也不利于人们去认识、了解、掌握、运用财税法，当然无助于提高其财税法律意识；如果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使财税法律形同虚设，缺乏作为公法、强行法应有的刚性，则会使人们对财税法律作出不良的评价，当然也无助于法律的遵从，会使守法的意识更加淡薄。可以说，财税领域的立法和执法是目前最为突出的问题，是财税法制建设最为重要的两个环节，但是，目前恰恰是立法不足，执法不严的问题十分突出。例如，在财政法方面，只有一部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的《预算法》，而对于国债法、转移支付法等，甚至连一部作出全面规定的行政法规都没有；在税法方面，仅有三部法律，而大量的都是国务院制定的《暂行条例》，严格说来，这是有背于公认的税收法定原则的。至于执法方面，问题就更为突出和普遍，这就是下面要谈到的依法办事的问题。因此，如何大力加强财税法制建设，尤其是加强立法、严格执法，使财税领域真正实现法治，使财税活动真正深入人心而不是令人“内心逆反”，从而全面提高财税法律意识，还仍然是一个需要长期努力的目标。

（3）关于依法办事的问题。我国目前突出地存在着分配秩序混乱的问题，这种混乱主要是导因于财税领域的“失范”和“失序”。例如，国家的财税法极易被地方性的“土政策”或者“领导的意见”等所取代，或者被以其他方式扭曲执行；地方政府长于“搭车收费”，或者随意减免，等等，这都是不争的事实。在这种“财税环境”下，公众的财税法律意识也就可想而知了。不能够严格按照财税法的有关规定办事，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这是现行财税法制建设的突出的缺失。此类问题必须通过各类配套的改革措施的实施、各类法律的综合调整等，才能得到全面解决。

（4）关于腐败问题。财税法制建设虽然不是解决腐败问题的唯一途径，但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途径。当前腐败问题的突出存在，同某些领域里的财政投入不足、财税法制不健全、监督不力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除了应重视从人自身的角度，从根本上去解决“内生性”的腐败问题以外（注：其实，全面提升人类的道德水平，特别是官员的道德水平是非常重要的。法律是最低水平的道德，如果法律都不能得到有效的遵守，则更高层次的道德水平就更是无从谈起。因此，如何不断地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使人们靠一种内在的驱动力去防杜腐败，这可能比一般性的政治教育和法制宣传都重要。），也应注意从财税法制建设、加大财税投入、保障基层所需的基本的财政资金等方面，从外部去促进腐败问题的解决。但是，目前的财税法律建设显然不能适应这一要求。

以上结合“金华税案”所暴露出的问题，探讨了现行的财税法制建设所存在的缺失（注：财税法制建设的缺失及由此而带来的诸多问题，大大地增加了监督的成本，这仅从“金华税案”的处理所支出的人力、物力、财力上就能够感受到。）。这些问题实际上是财税法应当解决的一般性问题。从“问题定位”的角度，来寻找法制建设本身存在的问题，是本文分析问题的一个路径。通过解剖“金华税案”这个麻雀，有助于分析财税法制建设的一般问题，而这些问题在以往的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方面往往是未受到充分重视的。为此，基于上述财税法解决的一般性问题，有必要进一步分析财税法制建设的各类缺失的弥补问题。

三、财税法制建设的缺失的弥补

财税法制建设需要弥补的缺失甚多，在此仅着重谈两问题，一个是财税法对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即财税体制关系）的法律调整问题，一个是完善财税法制所需要的系

统观念的问题。

（一）解决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对财税法制建设的要求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是一个一直都存在、但在许多部门法学都鲜有研究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应当在宪法、财税法等领域进行深入研究。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存在着一种博弈关系，以往普遍存在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是这种关系的典型描述和体现。按照博弈论的原理，在相关的财税立法上，同样会存在中央与地方“讨价还价”式的利益分配或利益之争，表现为地方同中央分权、分税等（注：参见王绍光、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0页以下，有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关系和规则”的论述；以及何帆：《为市场经济立宪-当代中国的财政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172页以下，有关“中央与地方的博弈”的论述。）。

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中央应当是居于主导地位的，这也是一个国家有效地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须的。而国家要有效地进行宏观调控，就必须手中握有大量的财政收入，尤其是要能够掌握大量的税收收入。同时，如同中央政府要提供全国性的公共物品一样，地方同样也要提供地方性的公共物品，因而同样需要有相应的财政收入。为此，中央和地方进行事权、财权、税权方面的划分，就是非常必要的（注：关于财政分权问题，有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都曾经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施蒂格勒（gstiglel）对于政府存在的合理性的研究、布坎南（jbuchnan）的分权“俱乐部”理论、以及奥茨（woates）对于财政联邦主义的研究等。可参见平新乔：《财政原理与比较财政制度》上海三联书店等1995年版，第338～343页）。实行分税制也就是势在必行的。从国家的角度说，当然应当在中央一级集中更多的收入；从地方的角度说，也应当有足够的收入。现在的矛盾就是有限的资源应当如何在中央与地方之间进行公平、有效的分配。因此，需要有相应的财政体制法和税收体制法来从法律上解决上述的分权问题。事实上，我国现在的分税制尚不彻底，同时，在宪法上和财政法上又都缺少有关分配中央与地方的权益的明确、具体的立法，从而带来了实践中的许多问题。要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着力建立和完善财政体制法。

在“金华税案”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是值得重视的。金华县为了保护本地的利益和促进本地的“发展”，不惜牺牲国家税收利益，公然违反税法搞“低税竞争”和“以票引税”，这实际上是地方保护主义在财税领域的重要体现。

除此以外，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是，金华县之所以搞“以票引税”、“低税竞争”等，一个重要的考虑是要同周边地区争夺税源，以弥补本地的财政缺口。也就是说，财政收入的不足或财政支出的缺口是导致地方政府从事税收违法行为的一个重要动因。事实上，在许多地方，财政缺口是存在的，导致财政缺口的原因是多个方面的，如政府职能不清、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所导致的“吃饭财政”；管理不善、腐败堕落、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所导致的税收收入流失；竭泽而渔、以费挤税、滥征滥罚、侵蚀税本所导致的税源枯竭，等等。由于这些原因是普遍存在的，因此，只有解决好这些问题，才能解决好财政收入问题。

根据著名的“瓦格纳定律”（注：从长期来看，国家财政支出呈现不断上升趋势，这一现象由19世纪的德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瓦格纳（a·wagner）最先提出，被称为“瓦格纳定律”。瓦格纳根据实证的研究发现，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公共部门的相当规模也将扩大，政府的支出必然要不断增长。此后，一些经济学家进一步用计量方法检验了这一假说的有效性。对于“瓦格纳定律”，许多财政领域的著述均有介绍，可参见当代财税大师马斯格雷夫（r.a.musgrave）的《比较财政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1—72页，等等。），政府的开支规模总是呈现扩大的趋势，这已经为各国的实践所不断证明。既然随着政府权力的日益膨胀，财政支出也相应地不断扩张，因而在财政收入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约束的情况下，如何解决财政缺口问题是各级政府都关心的问题。在我国，由于预算内的收入占整个gdp的比重近些年来一直徘徊在10％左右，中央的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亦相对较低，因此，“两个比重”过低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广泛的重视，以致于国家提出了“振兴国家财政”的口号（注：中共中央十五大报告，提出了提高财政的“两个比重”的问题，并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始终是社会财富向非公有制经济、向个人倾斜，从而使国家的财政状况不如人意，因此，应当“振兴国家财政”。）。为此，当然要开源节流，并努力避免上述导致财政缺口的各种现象。事实上，为了解决财政收入相对不足的问题，我国正在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例如，正在进行的各级政府机构的精简、人员的分流、政府职能的重新厘定等都是为了解决“吃饭财政”的问题：“费改税”的改革等，是为了解决预算内收入不足、预算外和制度外入过于膨胀的问题，实际上是为了解决财政收入的规范化问题；深化“分税制”改革，是为了解决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分配等问题；强调“依法治税”、反腐倡廉、加强征管，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税收收入，等等。可见，上述各个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使各级政府获得充分的改造其职能所必须的财政资金，都是在财税法的完善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制度创新。如果改革能够真正都推行到位的话，则财税的问题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决。

从法制建设的角度说，在目前不能通过修宪来规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的情况下，可以考虑通过完善财政体制法，来解决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分配问题；通过完善税收体制法，来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各自的税收收入来源和分配问题；通过加强和完善预算法和转移支付法领域的法制建设，来解决各级政府之间广泛存在的财政的横向失衡和纵向失衡的问题。上述领域的财税法制建设，对于解决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基于上述考虑，在立法上，应当与相关的体制改革相配套，尽快制定财政体制法、税收体制法，或者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之内增加这些方面的法律规范，以解决目前中央与地方的谈判几乎无法可依的状况，从而也能够更好地保障各级政府的应得的权益，以更好地提供相应级次的公共物品，实现各级政府应有的职能。

在提供公共物品、实现财政的各项职能方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有其优势，因而许多学者都认为应当在两者之间形成适当的分工，使其各司其职，以实现效率的最大化。上述思想被称为“财政联邦主义”。基于这种思想，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实行的都是财政联邦制（注：这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联邦制，并不是政治或法律意义上的联邦制。）。实行财政联邦制的关键是如何分权，以及对分权的结果在法律上加以确定，使其成为财税体制法的重要内容，这是以后在完善分税制立法方面应着重解决的一个问题。

（二）弥补财税法制建设的缺失是一个系统工程

弥补财税法制建设的缺失，不仅要实现财税法体系内部的协调、配套，而且也要使财税法体系同其他法律或制度相配套，因此，这种补缺在总体上是一个系统工程。之所以如

此，是因为财税与财税法的极端重要，以及财税、财税法同其他领域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事实上，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国家已被称为“税收国家”，国家离开了税收或者整个财政，就须臾不能生存。不仅如此，在国家能力（国家将自己的意志转化为现实的能力）中，汲取财政的能力是最重要的，其他的国家能力，如宏观调控能力、合法性能力以及强制能力，都离不开汲取财政的能力（注：见前注引王绍光、胡鞍纲著，第3页。）。目前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相对较弱，与中央财政收入所占比重的相对较低直接相关。

要研究财税制度的重要性，就必须从财税制度对国家、社会变革的重要作用入手。从历史上看，财税问题始终是影响国家存续的十分重要的因素。著名的经济学家熊彼特、希克斯、诺思等都曾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例如，熊彼特认为，从国家财政入手，对于研究社会发展的转折点十分重要，并且，社会的转折总是包含着原有的财政政策的危机（注：这是熊彼特在1918年发表的著名论文《税收国家的危机》中所阐述的观点。他认为，研究财政的历史能使人们洞悉社会存在和社会变化的规律，认识到国家命运的推动力量。他强调，财税与现代国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以致于可以把现代国家称为“税收国家”。财税不仅有助于国家的产生，而且还有助于其发展。它使国家可以渗透到私人经济中，并扩大对私人经济的管辖权。）。该观点表明，财政政策的危机是同社会的转折联系在一起的。希克斯指出，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就是由于财政原因，西欧国家因战争所导致的财政压力催生了现代税制和金融体系的建立（注：这是希克斯在其1969年出版的《经济史理论》中所提出的观点。该书的中译本已于198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而诺思的研究则表明，国家解决财政压力的对策，将决定一国经济的兴衰。上述学者研究的综合性的结论是，财政压力决定改革的起因和路径，凡是重大的改革，都有财政压力的背景。

上述观点已被学者概括为“熊彼特—希克斯—诺思命题”，其基本逻辑是，如果说国家的目标总是要追求合法性（legitimacy，或译为“义理性”）的最大化，即总是出现时，国家为了保持其合法性的水平，就只能主动调整政策，进行改革（注：参见前引何帆著，第2页。）。这种认识对于完善财税法制是非常有意义的。

中国的不同级次的政府或者某些地区的政府正不同程度地面临着财政的压力，这些压力会推动制度变迁。事实上，我国正是基于当时的数字背后的财政压力才实行了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并由此推动了整个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与此相配套的法律体系的建立；财政压力可以推动制度变迁，但诚如上述诺思的研究，对于财政压力必须采取正确的对策，不同的政策会产生影响深远的截然不同的后果（“金华税案”的发生使金华县的经济元气大伤即为例证）。因此，国家在应对财政压力时，必须考虑如何制定正确的财政政策，完善相应的财税法制，进行“良性”的制度变迁，形成能够把国家和民族引向繁荣昌盛的“善法”这应当是财税法制建设的重要目标。

财税立法论文范文篇7

论文关键词：税收管理体制分税制财政体制

税收管理体制由来已久，但是对于稳定的税收管理体制，尤其是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的税收管理体制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运行还不够全面与深入。建国以来，我国税收管理体制进行了多次调整，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形势以及财政体制的发展变化而不断的发展和完善。我国现行的税收管理体制是1994年我国全面实行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为了保护各省市，特别是富有省市的既得利益，中央还设计了一套税收返还制度。这次税制改革是建国以来最重要，最深刻的一次税制改革，是我国税收工作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首先，“分税制”是一次重大的制度创新。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评价，制度是一种公共性规则，具有强制性与约束性，制度创新是一个有目的、有意识的规则和契约安排。制度的设立有利于增进自身的福利而不使其他人的福利减少，或在预算约束下提高目标水平。税收管理体制是一组特定制度的组合，规范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相关的税收管理活动。这次税制改革的成功在于它形成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使博弈双方都成为体制的受益者，形成一个双赢。总的来说，分税制改革给中国带来了红利。

分税制财政体制这一激励相容的机制，真正调动了中央与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分税制首次规范了中央与地方收入分配范围，做到“井水不犯河水”。从1994年以来在税制、税种和税率以及收入分配比例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既促进中央财政收入增加，也促进地方财政收入增加。中央和地方财政增长都明显高于分税制改革前的情形。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前，中央有求于地方，特别是有求于那些“财大气粗”的沿海发达地区，改革后，地方有求于中央，这既包括那些不发达省份和少数民族地区，也包括那些沿海发达地区，没有中央财政的税收返还和财政援助，这些省区也是无法维持下去的。这有利于强化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行为的调节与控制，使中央财政在宏观调控中处于主动地位，从政治意义上讲，这有利于从体制与制度上保证国家的统一，税收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税收规模迅速扩大，也使国家财力日渐雄厚。

其次，这次改革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税收制度的要求，对传统的税制进行了结构性调整，进一步确立了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其他税种相互配合、多税种、多层次、多环节的复合税制体系，通过这次改革，使税制进一步简化，规范。

再次，改革还贯彻了“依法，公平文明，效率”的治税思想，大力推进依法治税，税收征管机制不断完善，征管手段明显增强。

总之，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确立了我国财政体制的基本框架，逐步建立了较为规范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体系，是一次体现政府间财政关系方面涉及范围最广、调整力度最强、影响最为深远的制度创新。

纵观当今世界，尽管各国的税收管理体制都有不同的具体方式，但是，分税制是建立悦收管理体制的核心，是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方式。虽然我国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探索，在借鉴市场经济国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才提出适应我国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这一项制度创新，它规范了政府与企业、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确立了各级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职能导向，建立了中国财政收入稳定快速增长的新机制，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创新，选择了渐进式改革路径，仅仅是初步搭建了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基本框架，许多关键之处留下了诸多“先天不足”。

主要问题有:

第一、税收管理权高度集中于中央。从发展历程来看，在我国，中央把各省的一部分税收权力上收到中央来的同时，各省也依样画葫芦把地市政府的财政税收收到省里，而地市一级则把县乡财政税收上收到地市，结果大大削弱了县乡一级的财政力量，随着改革的进程，中央把一部分社会发展责任放给省里，省里则往地市放，地市又往县乡放，但是责任从上往下放的时候并没有伴随着足赂的财政转移支付，因此形成各级政府财政权利和公共事务的责任不对称。几次调整尽管给地方政府下放了一定的税收管理权限，但是地方末建立自己的地方税体系和征收管理机构，管理权限非常有限。

第二、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不清。分税制改革的重点是划分收入，但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不清。在事权上，使本属于中央财政事项让地方承刃、，而本身中央财政资金较宽裕，地方财力较紧。地方又要承担属于中央的项目，这加重了地方政府负担，乡镇政府实际取得收入无法应对必要开支。相应的农民的负担也加重了。

第三、收入划分不规范。现行分税制在收入划分上既有按税种、税目划分，又有按行业、隶属关系划分。企业所得税按隶属关系分别划归中央和地方，导致地方政府为追逐税收利益而大搞重复建设，结果各地结构趋同现象严重，严重阴碍着资产重组，制约着结构调整。

第四、税收政策不统一，税收优惠过多过滥。市场经济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其基本原则是公平竞争。现行税制没有充分体现这一原则，不同所有制之间和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别性，歧视性，区域性税收政策，直接导致税负不尽公平，现行税制内资外资企业税法不统一，外资企业享受“超国民待遇”，造成纳税人的税负失衡，外资企业不需缴纳某些税，税收优惠和税率不统一。转第五、税权的划分没有以法律的形式确定。我国目前尚未出台对税收管理体制做出法律性规定的税收基本法，税收管理体制主要规定于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和政策文件中，由国务院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加以明确，而不是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立法确定，其权威性和规范性均较差，与法制原则也不相吻合。目前作为税收管理体制基本框架的法规性文件仍是1977年制定的《关于税收管理体制的规定》。

从1994年进行分税制改革以来已经过了十几年，在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问题和矛盾，因此有必要根据实践的结果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税收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科学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应我国实际的税收管理体制，对于我们正确贯彻国家的税收政策法令，充分发挥税收的作用，提高税务管理效率，调动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改进的相关建议有:

第一、加强立法、严格执法，依法治税、依法理财。我国的分税制立法应坚持“与国家经济体制相适应，与国家政治体制保持一致，与国家立法体制保持协调”的原则。探索成立财税执法监督局或改革充实中央驻各地财政专员办的力量和职能，加强对财政体制和财税政策法规的执行检查。要构建在分税制财政体制框架下的财税法律体系，以解决地方税收立法权限、国地税各自的税收征管权限以及设立税务司法机构的问题;推行支出绩效管理，强化预算约束，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加强转移支付监督，减少任意性，最终实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第二、转变政府职能，在此基础上，明晰各级政府的事权，科学界定支出范围。只有确定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才能确定支出范围，以此来作为中央和地方税收收入划分的前提。显然，事权的划分是最重要的，是财权划分的基础。只有事权与财权相一致、相适应，政府履行职能才有物质保证。而事权的划分与政府的职能紧密相联。因此，完善分税制，一是转变政府职能，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职能，按效率原则理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职责关系。二是从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职能划分和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这两个层面，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属于政府该办的事，如义务教育，卫生和环保等公共事务，应该按照其性质划清由哪级政府来负责。

第三、完善税制，合理划分收人。在收入的划分上，除了要考虑中央的宏观调控外，还应考虑满足地方政府行使职能的需要，更重要的是要有利于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有利于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资源的合理配置。因此，应在完善现行税制的基础上重新合理划分收入;实现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变，扩大税基;调整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完善地方税收体系:改革农业税，完善个人所得税，适时开征环境保护税、遗产税、赠与税、社会保障税、城乡维护建设税等。在不违背统一税法的前提下，对不需要全国统一的、地方特征特别明显的一些地方税的税权下放地方。

第四、要规范转移支付制度。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是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核心内容。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最终目标是实现全国各地的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经济发展影响的力度，提高使用效率。因此，实行以纵向转移支付为主、纵横交错的转移支付制度，应该调整结构，压缩规模。另外，要改变目前的税收返还办法，加大向落后地区的资金转移支付力度，使落后地区具备一种能够快速发展的能力，推进各地区的协调发展，进而实现综合国力的提高，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

财税立法论文范文篇8

论文摘要：1994年我国成功实施了分税制改革，但是没有一种体制是十分完美、一劳永逸的。根据对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具体分析和总体把握，我们看到了利弊共存。因此，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税收管理体制也必须相应改革以得到完善。

税收管理体制由来已久，但是对于稳定的税收管理体制，尤其是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的税收管理体制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运行还不够全面与深入。建国以来，我国税收管理体制进行了多次调整，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形势以及财政体制的发展变化而不断的发展和完善。我国现行的税收管理体制是1994年我国全面实行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为了保护各省市，特别是富有省市的既得利益，中央还设计了一套税收返还制度。这次税制改革是建国以来最重要，最深刻的一次税制改革，是我国税收工作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首先，“分税制”是一次重大的制度创新。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评价，制度是一种公共性规则，具有强制性与约束性，制度创新是一个有目的、有意识的规则和契约安排。制度的设立有利于增进自身的福利而不使其他人的福利减少，或在预算约束下提高目标水平。税收管理体制是一组特定制度的组合，规范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相关的税收管理活动。这次税制改革的成功在于它形成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使博弈双方都成为体制的受益者，形成一个双赢。总的来说，分税制改革给中国带来了红利。

分税制财政体制这一激励相容的机制，真正调动了中央与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分税制首次规范了中央与地方收入分配范围，做到“井水不犯河水”。从1994年以来在税制、税种和税率以及收入分配比例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既促进中央财政收入增加，也促进地方财政收入增加。中央和地方财政增长都明显高于分税制改革前的情形。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前，中央有求于地方，特别是有求于那些“财大气粗”的沿海发达地区，改革后，地方有求于中央，这既包括那些不发达省份和少数民族地区，也包括那些沿海发达地区，没有中央财政的税收返还和财政援助，这些省区也是无法维持下去的。这有利于强化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行为的调节与控制，使中央财政在宏观调控中处于主动地位，从政治意义上讲，这有利于从体制与制度上保证国家的统一，税收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税收规模迅速扩大，也使国家财力日渐雄厚。

其次，这次改革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税收制度的要求，对传统的税制进行了结构性调整，进一步确立了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其他税种相互配合、多税种、多层次、多环节的复合税制体系，通过这次改革，使税制进一步简化，规范。

再次，改革还贯彻了“依法，公平文明，效率”的治税思想，大力推进依法治税，税收征管机制不断完善，征管手段明显增强。

总之，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确立了我国财政体制的基本框架，逐步建立了较为规范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体系，是一次体现政府间财政关系方面涉及范围最广、调整力度最强、影响最为深远的制度创新。

纵观当今世界，尽管各国的税收管理体制都有不同的具体方式，但是，分税制是建立悦收管理体制的核心，是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方式。虽然我国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探索，在借鉴市场经济国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才提出适应我国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这一项制度创新，它规范了政府与企业、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确立了各级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职能导向，建立了中国财政收入稳定快速增长的新机制，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创新，选择了渐进式改革路径，仅仅是初步搭建了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基本框架，许多关键之处留下了诸多“先天不足”。

主要问题有:

第一、税收管理权高度集中于中央。从发展历程来看，在我国，中央把各省的一部分税收权力上收到中央来的同时，各省也依样画葫芦把地市政府的财政税收收到省里，而地市一级则把县乡财政税收上收到地市，结果大大削弱了县乡一级的财政力量，随着改革的进程，中央把一部分社会发展责任放给省里，省里则往地市放，地市又往县乡放，但是责任从上往下放的时候并没有伴随着足赂的财政转移支付，因此形成各级政府财政权利和公共事务的责任不对称。几次调整尽管给地方政府下放了一定的税收管理权限，但是地方末建立自己的地方税体系和征收管理机构，管理权限非常有限。

第二、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不清。分税制改革的重点是划分收入，但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不清。在事权上，使本属于中央财政事项让地方承刃、，而本身中央财政资金较宽裕，地方财力较紧。地方又要承担属于中央的项目，这加重了地方政府负担，乡镇政府实际取得收入无法应对必要开支。相应的农民的负担也加重了。

第三、收入划分不规范。现行分税制在收入划分上既有按税种、税目划分，又有按行业、隶属关系划分。企业所得税按隶属关系分别划归中央和地方，导致地方政府为追逐税收利益而大搞重复建设，结果各地结构趋同现象严重，严重阴碍着资产重组，制约着结构调整。

第四、税收政策不统一，税收优惠过多过滥。市场经济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其基本原则是公平竞争。现行税制没有充分体现这一原则，不同所有制之间和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别性，歧视性，区域性税收政策，直接导致税负不尽公平，现行税制内资外资企业税法不统一，外资企业享受“超国民待遇”，造成纳税人的税负失衡，外资企业不需缴纳某些税，税收优惠和税率不统一。

第五、税权的划分没有以法律的形式确定。我国目前尚未出台对税收管理体制做出法律性规定的税收基本法，税收管理体制主要规定于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和政策文件中，由国务院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加以明确，而不是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立法确定，其权威性和规范性均较差，与法制原则也不相吻合。目前作为税收管理体制基本框架的法规性文件仍是1977年制定的《关于税收管理体制的规定》。

从1994年进行分税制改革以来已经过了十几年，在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问题和矛盾，因此有必要根据实践的结果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税收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科学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应我国实际的税收管理体制，对于我们正确贯彻国家的税收政策法令，充分发挥税收的作用，提高税务管理效率，调动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改进的相关建议有:

第一、加强立法、严格执法，依法治税、依法理财。我国的分税制立法应坚持“与国家经济体制相适应，与国家政治体制保持一致，与国家立法体制保持协调”的原则。探索成立财税执法监督局或改革充实中央驻各地财政专员办的力量和职能，加强对财政体制和财税政策法规的执行检查。要构建在分税制财政体制框架下的财税法律体系，以解决地方税收立法权限、国地税各自的税收征管权限以及设立税务司法机构的问题;推行支出绩效管理，强化预算约束，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加强转移支付监督，减少任意性，最终实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第二、转变政府职能，在此基础上，明晰各级政府的事权，科学界定支出范围。只有确定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才能确定支出范围，以此来作为中央和地方税收收入划分的前提。显然，事权的划分是最重要的，是财权划分的基础。只有事权与财权相一致、相适应，政府履行职能才有物质保证。而事权的划分与政府的职能紧密相联。因此，完善分税制，一是转变政府职能，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职能，按效率原则理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职责关系。二是从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职能划分和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这两个层面，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属于政府该办的事，如义务教育，卫生和环保等公共事务，应该按照其性质划清由哪级政府来负责。

第三、完善税制，合理划分收人。在收入的划分上，除了要考虑中央的宏观调控外，还应考虑满足地方政府行使职能的需要，更重要的是要有利于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有利于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资源的合理配置。因此，应在完善现行税制的基础上重新合理划分收入;实现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变，扩大税基;调整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完善地方税收体系:改革农业税，完善个人所得税，适时开征环境保护税、遗产税、赠与税、社会保障税、城乡维护建设税等。在不违背统一税法的前提下，对不需要全国统一的、地方特征特别明显的一些地方税的税权下放地方。

第四、要规范转移支付制度。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是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核心内容。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最终目标是实现全国各地的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经济发展影响的力度，提高使用效率。因此，实行以纵向转移支付为主、纵横交错的转移支付制度，应该调整结构，压缩规模。另外，要改变目前的税收返还办法，加大向落后地区的资金转移支付力度，使落后地区具备一种能够快速发展的能力，推进各地区的协调发展，进而实现综合国力的提高，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

财税立法论文范文篇9

[论文摘要]近几年来，随着高校办学资金来源渠道的多样化和税务机关征管力度的加大，高校面临的税务压力也越来越大。本文根据截至目前出台的各项教育税收政策，对高校应负担的各税种进行了较全面的梳理，并提出了一些解决的办法，探讨高校如何积极合理缴纳各项税款。

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高校办学资金来源渠道已由过去单一的财政拨款为主向多渠道筹集过渡。近几年来，尤其是2000年后，高校总收入水平呈逐年上升态势，但是财政资金占高校总收入水平比例却呈逐年下降趋势。目前，高校收入来源主要集中在财政无偿拨款（包括如“985工程”拨款）、科研横向和纵向收入、学费收入和自筹资金等几方面。

税收法规明确了高校作为纳税主体有依法纳税的义务。作为事业单位法人的高校自身和后勤服务集团的经营所得，以及校内各部门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除了依法可以免税的部分外，都应按照税法规定缴纳各类税收。一直以来“税收不进学校”的观念在高校财务人员的意识中根深蒂固，高校的财务人员未树立依法纳税意识，也缺少对税收法规的学习和了解，发生纳税义务后很少能够及时办理税务登记。近几年，随着税务机关加大征收力度，将高校作为税收检查的重点，高校依法及时纳税的压力逐渐增大。如2007年5月，北京市海淀区国税局召集在京高校财务负责人，就高校缴纳企业所得税进行了探讨。2008年年初，海淀区税务局又就所得税召开了会议，这充分显示了税务部门对高校的重视。这种情况下，如何对高校税负问题进行梳理，严格涉税业务的管理，就成为高校广大财务人员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高校面临的税负现状分析

1.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方面，《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征收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1997]75号）规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收入，除财政拨款和国务院或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免征企业所得税的项目外，其他一切收入都应并入其应纳税收入总额，依法计征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规定，高等学校举办的各类进修班、培训班所得暂免征收所得税。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高等学校包括教育部门所办的和国家教委批准、备案的普通高等学校，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部门批准成立的军队院校。

对高等学校、各类职业学校服务于各业的技术转让、技术培训、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承包所取得的技术性服务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虽然目前绝大部分高校并没有缴纳企业所得税，但是随着所得税法规执行力度的加大，如何合理缴纳所得税，已经成为高校财务部门面临的一大课题。

2.营业税

营业税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规定，托儿所、幼儿园和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提供的教育劳务，学生勤工俭学提供的劳务免征营业税。实施非学历教育的学校则应当依法缴纳营业税。2004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关于教育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4]39号）做了进一步明确的规定:对从事学历教育的学校提供教育劳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对学生勤工俭学提供劳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对政府举办的高等、中等和初等学校（不含下属单位）举办进修班、培训班取得的收入，收入全部归学校所有的，免征营业税。

但是税务部门和纳税人在执行的过程中，对免税范围仍存有疑问，为此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于2006年1月12日《关于加强教育劳务营业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6]3号）对教育劳务的免税范围作了进一步的明确和细化：

(1)各类学校（包括全部收入为免税收入的学校）均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有关规定办理税务登记，按期进行纳税申报并按规定使用发票；享受营业税优惠政策的，应按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减免税手续。

(2)校办企业为本校教学、科研服务所提供的应税劳务（服务业税目中的旅店业、饮食业和“娱乐业”税目除外），经审核确认后，免征营业税。

(3)高校后勤实体经营学生公寓和教师公寓及为高校教学提供后勤服务取得的租金和服务性收入，免征营业税。但对利用学生公寓或教师公寓等高校后勤服务设施向社会人员提供服务取得的租金和其他各种服务性收入，按现行规定计征营业税。

(4)社会性投资建立的为高校学生提供住宿服务并按高教系统统一收费标准收取租金的学生公寓取得的租金收入，免征营业税；但对利用学生公寓向社会人员提供住宿服务取得的租金收入，按现行规定计征营业税。

(5)设置在校园内的实行社会化管理和独立核算的食堂，向师生提供餐饮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向社会提供餐饮服务取得的收入，按现行规定计征营业税。

(6)高等学校从事技术开发、技术转让业务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俗称“四技”）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随着高校科研事业经费到款的逐年增长,很多高校并没有办理“四技”营业税的减免,故每年因为“四技”而缴纳的营业税已经成为高校的严重负担。

3.其他税种

其他税种主要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车船使用税、房产税等。这些税种虽然种类繁多，但是在高校整体税负中比重很小。不过随着高校的进一步发展，这些税种也应该引起广大财务人员的重视。

二、高校可采取的对策

1.积极推动完善高校领域税收政策立法

目前我国还没有统一的、专门的高等学校税收政策文件。在高等学校税收政策方面，多数是由部门规章加以规定的，如通过教育部、国家税务总局、科技部等部门规章加以规定，立法级次低。另外，面对教育体制改革给高等学校带来的新变化，税收政策的出台显得非常仓促，大多是以通知或补充通知的形式出现，某些税收政策已经跟高校的财务核算体制不匹配，造成缴纳税款的不可操作性。所以，积极推动财政部、教育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出台立法层次高、规范、协调、系统、具有可操作性的税收法律法规，争取相关部门在法规制定阶段充分考虑高校特点，可以为高校承担合理税赋争取主动权。

2.修订高校财务制度

根据《高等学校会计制度》设置的会计科目根本不能满足高校进行税金核算的要求，如没有“企业所得税”科目。高校财务人员在进行所得税纳税申报时需对账面利润进行较多的调整，如果财务人员在平时工作中对与涉税业务有关的收入支出不进行完整的记录，不熟悉税法，就很难正确计算应税所得额。所以迫切需要主管部门根据税法的要求，修订《高等学校财务制度》和《高等学校会计制度》，分开核算应纳税所得和非应纳税所得，对于应纳税所得，正确核算收入和与之相匹配的支出，以计算和缴纳企业应负担的各项税负。

3.加强纳税宣贯，树立依法纳税意识

目前，因为对税收政策的理解不同，各大高校各种税种的处理方式各不相同。如北京地区，各高校《对北京市统一银钱收据》的使用就各不相同。建议成立地区高校财务负责人联谊制度，定期交流纳税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统一口径。

对于“四技”涉及到的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各高校主管财务和主管科技校长应加强沟通，重视“四技”减免。财务部门跟科技处（部）的要加强联系，共同做好“四技”的减免工作。如北京某高校，科技处负责“四技”合同在技术市场的登记工作，财务处负责税务局的备案工作。在没有进行营业税减免工作之前，每年需要缴纳600多万的营业税，登记备案后，每年只需要缴纳几十万元的营业税，效果非常明显。另外，加强对广大科研人员的纳税宣传力度，积极合理为学校避税。

4.提高财务队伍人员素质

目前，各高校财务人员普遍存在年龄结构偏大、学历较低、知识结构落后等困难。迫切需要打破人才壁垒，引进具有现代财务管理意识的年轻专业财务人员，提高财务队伍的整体素质。广大财务人员要重视对税法的学习，做好纳税申报和减免税申报。利用税率差别、税收优惠政策、税收制度的有关规定，对高校的经营活动进行事先安排，必要时还要咨询专业的会计事务所和税务专家，制定合理的纳税方案。

参考文献：

[1]财税字[1997]75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征收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2]国税发[1999]65号: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办法

[3]财税[2004]39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教育税收政策的通知

[4]国税发[2005]129号:税收减免管理办法（试行）

[5]京地税营[2005]525号: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印发取消技术交易免征营业审批项目后续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6]财税[2006]3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教育劳务营业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7]财税[2006]100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经营高校学生公寓及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立法论文范文篇10

由于环境保护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效应,它是一种为社会提供集体利益的公共产品与劳务,它往往是集体给予免费消费,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斥性。因此,环境保护完全依靠市场机制是难以进行的,需要政府制定法律、法规强制社会和企业对环境进行保护,并利用经济手段诱导经济主体对污染进行治理。在此过程中,财政政策是其中必不可少、而且也是最重要的政策措施之一。

1、国外研究情况；

国外的研究从基础理论到应用理论，再到税收实践，己形成基本框架。

1910年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在其著作《经济学原理》中首次提出外部性问题，为环境保护财税收理论的产生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准备，但没有给出一个将外部成本内部化的有效方法。在马歇尔外部性理论的基础上，1920年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在《福利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首先分析了私人净产出与社会净产出之间的差异，指出污染者需要负担与其污染排放量相当的税收，后人称之为庇古税。“庇古税”理论成为后人通过税收手段解决外部性问题的重要理论依据。这种传统价格理论的缺陷是没有考虑产权因素，环境资源产权合一，是“庇古税”理论的前提条件。所以污染者付费并不是在所有条件下最优，税收方案的选择最终要取决于方案实施的成本。由于边际成本难以计量，“庇古税”存在忽略代际公平、不具有操作性等缺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经济的发展，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引起了更多的经济学家对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保莫和欧兹提出环境与价格标准程序法(1971)，巴罗提出了逐步控制法(1979)。在税收方面，环境保护的财税政策制度问题逐渐成为研究热点。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这个时期与环境保护相关的税收种类日益增多，如排污税、产品税、能源税、碳税等纷纷出现、其功能综合考虑了刺激和财政功能。各种排污税主要是用于引导人们的行为方式，而各种能源税则主要用于增加财政收入，同时，也希望其产生积极保护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国家将环境税收付诸实践。西方各国陆续开征了各种环境税种，不少国家建立了一整套环境税制，逐步引入生态税制己成为传统税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

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这个时期是环境保护税收迅速发展的时期，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各国纷纷推行绿色的财政、税收政策，许多国家还进行了综合的“绿色税制改革”。现在西方国家不仅普遍建立了绿色税制，而且绿色税收在许多国家己成为绿色政策中的主要手段。

目前对环境税的研究重点突出在环境税的设计与实施、环境税对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影响等，尤其是对就业的影响成为争论的焦点。

2、国内研究情况；

国内对环境保护财税的研究，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相对于国外都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发展的路径与国外大体相同，正在转入对税制的协调构建研究方面。

①征税依据

大部分人认为环境保护税的征税依据是环境资源价值化和外部经济内部化;有的坚持经济生态综合平衡调节论;有的坚持环保资金调节论;还有许多专家从可持续发展调控方面来论述环境保护税收征税依据。税率的确定，有人认为，税率应该严肃性和灵活性相结合;有人认为税率应能体现市场价格和边际机会成本的差额部分。收入使用方面，有人认为应专款专用，但有的人不认同。国际比较方面，主要是对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环境保护财税实施的介绍和借鉴性研究。

谭宗宪(2004)认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我国环境状况的现实和国外先进经验说明:有必要建立我国的绿色税收体系.目前，建立我国绿色税收体系时机有利，基础有利，效率可行，还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应该通过改收费为征税、对传统税种的完善、开征新税种等措施逐步建立我国的绿色税收体系，调控、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周文和与郭玉清(2007)认为，财税政策应在国债、税收、支出和配套等方面做出适时调整，从而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维护社会正义，使更广泛的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②环境保护财税收的实施条件

有些学者认为，宏观上要加强立法，微观上要加快产权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财政政策能有效地促进环境保护。当企业无力承担环境污染治理所需巨额资金和投资时,政府应给予一定的投资和适当的补助,以实现生态保护的目的。征收排污费对环境保护有双重的作用。一方面通过对排污企业收费,促进企业经济治理污染;另一方面,征收的排污费缓解了环境保护资金的不足,增强了政府和企业治理污染的能力。政府通过征税、减免税等手段来调节政府和企业与环境保护的投资关系。

东北财经大学的马冰研究了国际经合组织的税制绿色化的实践，认为我国的税制应该借鉴国际经合组织的税制绿色化。杨金田和葛察忠在《环境税的新发展:中国和OECD比较》一书中，经过大量的实例和调查研究，认为中国的改革要放到三种互补的方法上:取消或改革不利于环境的补贴和税收政策、对现行的税种进行调整、引进新的环境税。同时，财政部为了系统了解国外的税制并对其发展变化进行系统研究，于1999年设立了《税收制度国际比较》课题组，从2000年起对世界上20多个国家的税制进行了系统研究，陆续出版了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瑞典税制等丛书，对我国深化税制改革、完善税收政策体系、提高管理水平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中国现行的财政政策对提供公共产品的激励不够,存在着对环境保护的财政投入偏低、排污收费政策和财政补贴制度设计不合理等各种问题。而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政府必须承担提供和保护环境公共产品的责任。因此,我们必须研究现行的财政政策以及财政政策效应,做出合适的财政政策安排。

林升(2007)认为，生态环境与资源的保护是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发挥绿色财税政策的和谐效应，进行深层次财税体制改革，是当前治理资源无序开发的根本措施。

③环境税收的现状

张俊，马力在《环境税立法的构想》(环境保护，2007年第7期)中指出我国环境污染的现状:我国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损失每年达2000多亿元。我国20世纪80年代前期环境破坏的损失约占GNP的6%。生态破坏的损失约为9%-12%:90年代前期约为GNP的2%-4%，表明1980-1995年环境破坏的速率低于环境增长率;到了90年代中期，由于环境污染造成的年度经济损失超过1380亿元，相当于当年GNP的2%-3%，生态破坏造成的年度经济损失为3845亿元，二者结合起来，每年的经济损失超过5000亿元。世界银行在1997年计算的我国90年代中期主要由空气污染造成的环境污染损失约占全球GN甲的7.7%，计4430亿元。

我国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状况十分严重，很多问题亟待解决，而开征环境税是解决这一难题的有效措施。为此，很多学者提出了关于开征环境税的观点和看法。何学昌、张士云在《论当前我国生态税收政策的选择》(乡镇经济，2006年第4期)中指出，目前我国税制中尚没有专门的环境保护税，但确实有了一些环境保护效果的税种和税收措施。主要有:一是对环境污染实施排污收费制度。二是当初并非为了生态目的，而实际上却有生态效果的税种，如资源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车船使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等。三是采取了分散在其他税种的税收优惠措施，如增值税对综合利用“三废”生产的产品适用低税率或给予税收优惠;企业所得税对环保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农业税对改良土壤、提高地力、增加肥力、植树造林等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农业生产活动给予税收优惠等。

郝佳佳在其硕士论文《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研究》（2007.5）中讲述到：目前，我国正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积极探索国民经济的绿色GDP核算，而税收作为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一种重要经济手段，具有优化资源配置、鼓励与限制产业发展等功能。

3、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研究方法

①历史分析和实际分析相结合。在论述环境保护的财税政策的演变及发展，对我国的环境保护的财税政策进行描述。要在我国构建和完善环境税制就必须对历史上所采用的治污手段给出合适的评价，充分认识历史和现实因素对我国构建和完善环境税制的制约和影响。

②比较研究方法。通过国内和国外比较，结合我国实际，借鉴国外实践的成功经验，分析其教训，以其帮助我们构建我国的环境保护的财税政策体系。

③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综合应用公共管理学、公共经济学、公共财政学、社会调查方法等有关理论知识和技术，对构建我国环境保护的财税政策的构想进行深入分析。

创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