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增值险范文10篇

时间:2023-11-28 18:06:41

财产增值险

财产增值险范文篇1

关键词:财产保险公司;税务筹划;风险管理

税务筹划管理是企业经营管理的重点内容,合理利用相关税务政策,以降低税收成本为目的,开展税务筹划活动,能够有效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实现对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对于财产保险公司而言,虽然所得税所占比例较小,但其他税费可筹划空间较低,因此税务筹划主要是针对企业所得税开展的筹划工作。特别是在“营改增”的实施背景下,财产保险公司更需要做好税务筹划管理工作,降低税务风险,确保企业运营的稳定性。

一、财产保险公司税务筹划目标

自2016年“营改增”实施以后,财产保险公司应缴纳税种主要包括增值税、房产税、企业所得税、印花税等。在国有保险公司、中外合资、外资企业齐头并进的多元化发展局势下,做好税务筹划管理是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以某国有财产保险公司分公司为例,在开展税务筹划工作中,其筹划目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恰当履行纳税义务,企业在税务筹划中首先要做到诚信纳税,不能为了降低税务成本,违反相关税收规定,否则将承担严重的经济处罚和名誉损失。恰当纳税即依法登记、依法建账、依法申报、纳税,在规定时间内按相关税法规定缴纳足额税款;(2)纳税成本和纳税负担最低化,在恰当履行纳税义务的基础上,应通过合理进行税务筹划,利用相关税收优惠政策,降低企业纳税成本及纳税负担,从而帮助企业缓解税收压力,提高税后利润;(3)资金时间价值最大化,在企业发展过程中,货币资金规模也会不断增加,通过合理进行税务筹划,在税法允许范围内推迟纳税时间,相当于免费获得一笔无息贷款,帮助企业改善财务状况,同时降低总经营成本。

二、财产保险公司税务筹划策略

(一)增值税税务筹划

自“营改增”全面实施以来,增值税已经成为财产保险公司税务筹划的重点内容之一。增值税的主要特点是凭票抵扣,对于财产保险公司而言,要做好增值税税务筹划工作,就要将强增值税发票开具和获取的管理,从发票取得、开具、抵扣、报税等各个环节着手,全面考虑税务筹划可能存在的风险问题,从而确保税务筹划的有效性。由于财产保险公司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会出现许多退保业务,但是在取得保费时,已经完成了增值税发票的开具工作,如果出现退保业务,需要开具红字增值税发票。而开具红字发票需要由保险公司、税务机关、购买方等相关主体的共同参与,国家对于此项增值税发票管理十分严格。因此,在“营改增”实施过程中,财产保险公司必须提高对发票管理的重视,通过加强票据管理,减少税务筹划风险。另一方面,应做好公司成本费用列支工作,以此为基础,合理利用相关税收优化政策,缓解公司税务负担。比如针对财产保险公司赔款支出和直接理赔费用,在尊重客户意愿的前提下,通过采购修理修配等方式取得公司抬头的增值税发票,实现进项税抵扣。

(二)固定资产税务筹划

在固定资产税务筹划方面,财产保险公司的固定资产修理费用较多,应根据企业所得税法适用相应的税费扣除政策。比如《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第31条规定,纳税人可在发生当期直接扣除固定资产修理支出,但《企业所得税》第13条规定,财产保险公司应将固定资产大修费用作为长期待摊费用,按照固定资产尚可使用年限分摊。这就涉及一个大修费用判定的问题。目前存在两种判定方式,一是将修理费用超过取得固定资产计税基础的55%的修理费用判定为大修费用。二是将修理后固定资产使用年限超过两年的修理费用判定为大修费用。为适用修理费用税前扣除办法,如果财产保险公司的固定资产修理费用达到大修标准,可选择采取多次修理的方式,从而获得当期扣除费用的税收优惠。与此类似,合理选择固定资产折旧费用税务筹划方法,也可以帮助企业降低税务成本。

(三)业务招待费税务筹划

根据相关税法规定,财产保险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产生的业务招待费支出,可按发生额60%进行扣除,但上限不能超过企业当年营业额的0.5%。此外,财产保险公司还可以扣除当年营业额15%以内的宣传费、广告费支出,对于超出15%的部分,则需要在纳税年度进行结转扣除。由此可以看出,额外招待费的扣除条件较为严苛,而宣传费和广告费的扣除条件则较为宽松。财产保险公司如果将业务招待费变为宣传费,则能够提高税务筹划空间。两者的区别在于费用支出目的,比如业务招待费主要以餐费、礼品费的形式体现在发票上,业务宣传费则以印刷费和制作费等形式体现在发票上,但实际使用价值类似,如果能够将客户礼品转为由专业机构加工的公司宣传品,则可以将业务招待费转变为宣传费,从而提升税务筹划空间。

三、财产保险公司税务筹划的风险管理

(一)政策风险管理

总体而言,财产保险公司的税务筹划管理工作是一项细致、严谨的工作,影响因素多,风险因素也较多,做好风险管控尤为重要。为实现对政策风险的有效控制,财产保险公司首先要关注于相关政策法规的变化,并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深刻理解。在此方面,应建立税收信息系统,自动获取有关企业税务筹划的政策信息,并采取先进的信息提取和分析手段,明确各项政策法规的适用条件、适用范围、税费征收方式等。做好对政策法规细节的把握,从而准确利用相关政策开展税务筹划工作。在此基础上,合理利用国家的税收导向指引,积极利用各类税收优惠政策,缓解企业税务压力,降低税务成本。目前税收优惠政策正在向行业性优惠转移,企业在进行税务筹划时,也应积极调整企业经营结构,尽可能地利用差异化税收优惠政策,增加企业税收利益。

(二)经营风险管理

税务筹划属于财产保险公司的财务管理范畴,公司价值最大化是税务筹划的总体目标,应在该目标下,将税收规划纳入企业经营战略体系中,不能只关注于节税或个别税种的筹划,应通过制定更多的筹划方案并对其进行优化选择,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目标。在此方面,以往企业税收筹划主要以税收负担最小化为目标,在开展税务筹划工作时,首先要实现工作理念的转化,站在公司全局角度和发展角度对税务筹划策略进行全面考量。在此基础上,贯彻成本收益原则,在某项税收筹划方案实施后,企业在获得相应利益的同时,也会付出一定的额外费用。只有在税务筹划方案带来的收益大于税务成本与额外费用总和时,税务筹划方案才是成功的。此外,在进行税务筹划时,财产保险公司还要加强与同行的交流,广泛搜集市场信息,获取有效的经营信息,交换风险控制经验,从而提高企业经营风险的应对能力。

(三)操作风险管理

税务筹划过程中的操作风险主要是指缺乏全面、系统筹划和内部控制缺失带来的人员操作风险。税务筹划是一项主观性较强的工作,对专业技能有较高要求,税务筹划人员的自身业务水平对筹划方案质量有决定性影响。因此,为了降低税务筹划操作风险,财产保险公司应注重税务筹划人才培养,建立一支高水平的税务筹划团队。每一名税务筹划人员都应对相关政策、税务知识、会计处理办法、筹划程序等进行充分了解,能够独立完成某方面的税务筹划工作。此外,企业还要注重整合内外资源,通过向专业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等寻求帮助,发挥其专业优势,确保税务筹划方案的合法合规性和可操作性。另外,如果机构出现筹划失误,财产保险公司可追究其责任,获得赔偿,相当于转移税务筹划风险。通过综合采用上述几种税务筹划风险管理方法,可以有效降低财产保险公司自身承担的税务风险。

四、结语

综上所述,税务筹划对于财产保险公司的经营效益有重要影响,通过对其筹划目标和筹划策略进行研究,可以为财产保险公司的税务筹划活动提供参考。在此基础上,通过全方位开展税务筹划风险管理工作,能够有效提升税务筹划方案的可操作性和实施效益。

参考文献

[1]石可.X财产保险公司企业所得税税务筹划研究[D].辽宁大学,2017.

[2]杨媛,向臻.“营改增”下财产保险公司税务筹划探讨[J].现代经济信息,2016(21).

财产增值险范文篇2

关键词:ABS;会计与税收处理;分析

一、ABS初始确认和计量

公司出表的基础资产的主要有债权类、收益权类和REITs等三类,发起机构将基础资产转让给SPV,根据发起人是否保留与该基础资产相关的现金流量的收取权利,以及支付义务,由此带来会计处理的不同。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以下简称23号准则)第七条规定,企业在发生资产转移时,应当根据其保留资产所有权上的风险和报酬的程度,区分为资产终止确认资产和继续确认资产。如果不是转让或保留资产所有权的风险和报酬,则应根据是否保留资产的控制权程度,区分为终止确认资产和继续确认资产。对于发起人来说,根据转让资产的风险与报酬程度或对资产的控制程度,会计处理分为:终止确认、继续涉入和完全不能继续涉入(相当于以资产进行融资)。具体处理如下:

(一)ABS设立环节会计处理

1.基础资产完全出表

如果发起人将基础资产完全出表,一般处理是将拟资产证券化的基础资产转让给SPV公司,发起人通过成立SPV公司实现风险和报酬区隔,实现基础资产“控制权转移”。如果基础资产是不动产的,则一般由发起人回租赁该资产,同时附增信条款,以保证投资人的投资回报,有的附发起人回购条款。有的基础资产是通过直接出售的方式,对于符合资产出表条件,则基础资产应终止确认,同时确认资产转让损益。我们以不附追索权的应收账款转让为例:借:银行存款(实际收到的款项)其他应收款(预计将发生的销售退回和销售折让)坏账准备营业外支出———应收债权融资损失贷:应收账款营业外收入———应收债权融资收益

2.基础资产完全不出表

根据23号准则,发起机构对资产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程度在10%以下,相当于以资产向外部进行融资,发起人将收到的对价确认为一项金融负债。

3.基础资产部分出表

如果只是部分出表,发起人应根据其继续涉入所转移金融资产的程度确认有关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以反映发起人所保留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通常资产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程度在10%-90%之间。会计处理分出表部分和未出表部分同上1、2,同时,按照所转移资产继续涉入程度确认“继续涉入资产”及“继续涉入负债”。借:继续涉入资产贷:继续涉入负债发起人后续对继续涉入资产进行减值测试,按确认的损失金额计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科目。

4.依附基础资产的收益权

《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以下简称《管理规定》)对证券化的基础资产进行了定义,文中对“资产收益权”没有明确界定。一般认为资产收益权主要有股权、应收账款、不动产收益权的转让与回购、资产收益权、财产权信托等。资产所有权人可以在不改变权利人地位的前提下,将所有权与收益主体相分离,并将“收益权”进行买卖或者作为信托标的独立进行转让。以达到不放弃该资产所有权,又获得短期货币资金的目的。实际上收益权不存在出表的概念,其相当于融资行为,即同上述2。

(二)ABS设立环节税收处理及相关问题

1.原始权益人的基础资产转让行为是否征收增值税

ABS设立环节是否征收增值税,主要依据基础资产是否属于增值税应税项目,从上文会计处理可以看出,目前税法比较明确的是,资产的所有权转让行为作为增值税应税项目没有什么争议。问题是资产收益权的转让是否为增值税应税项目,现有税收法规未单独下文对此明确,具体还需要根据业务实质与形式,按现有相关税收文件规定进行判断。《管理规定》中明确基础资产涉及的财产权利、不动产财产或不动产收益权,财税[2016]36号文规定金融商品主要包括转让外汇、有价证券、非货物期货、基金、信托、理财产品和各种金融衍生品,金融商品转让,按照卖出价扣除买入价后的余额为销售额。对于财产权利或不动产收益权是否征收增值税就要看其是否属于金融商品。资产收益权作为特定现金流入的权利,从本质上讲不属于金融商品的范畴,也不存在所有权转让行为,不需要缴纳增值税。有的观点认为资产收益权或不动产收益权属于金融衍生品,在转让时应作为金融商品交纳增值税。从操作层面,如果收益权转让作为金融衍生品征收增值税,那“买入价”如何确定是个问题?比如应收账款收款权的转让,以账面金额作为成本价?成本不确定也就无法确定金融商品的销售额。如果是原始权益人以融资目的出让基础资产,并附回购条款、增信措施,债权人购买优先级产品,原始权益人保留部分次级产品,原始权利人取得收益是否交纳增值税?税收上主要判断标准为合同中是否约定收回投资本金,或收取固定收益或固定加浮动收益,从而按贷款服务缴纳增值税。

2.原始权益人的基础资产转让行为是否征收企业所得税

(1)如果基础资产为不动产,其“出表”为真实的资产转让,则作资产转让所得或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对于会计上确认资产转让损失如何税前扣除?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15号规定,需填报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资产损失税前扣除及纳税调整明细表》,纳税人应保留资产处置方案、出售合同或协议、各类资产作价依据、出售过程的情况说明、成交及入账证明、资产计税基础等相关资料,由企业留存备查。(2)如果原始权益人的资产权利或不动产收益权转移以融资行为为目的,原始权益人不确认资产转让所得,但如果是约定回购如何处理呢?即约定回购价大于出让价的差额的处理。比照国税函[2008]875号文规定,对于售后回购方式销售商品的,如以销售商品方式进行融资,回购价格大于原售价的,差额应在回购期间确认为利息费用。因此,资产收益权回购期间计提的利息费用先作纳税调增,待实际支付回购价时,并取得资金使用费增值税普通发票时作纳税调减,如果是分期支付利息并取得票据,则按年度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二、ABS运营环节

(一)会计处理

ABS运营环节主要是两方面,一是收取基础资产收益或债务人的清偿,二是将ABS再次运作转让、回购等。1.ABS收到运营收益,则会计处理:借:银行存款\ABS专户贷:投资收益2.收益权出售时会计处理:借:银行存款贷:其他应付款/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资产负债表日确认利息费用时借:利息支出贷:银行存款

(二)税收处理

在ABS运营环节,具体以SPV作为运营主体,还是以资管产品作为运营主体,其税收待遇不同。

1.增值税

(1)资管产品收益。根据财税[2017]56号文规定,资管产品管理人在运营资管产品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暂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按照3%的征收率缴纳增值税。资管产品管理人作为增值税纳税人,不是作为扣缴义务人。而根据该文规定,资管产品包括资金信托、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支持计划等,该资管产品涵盖范围广,要注意相关税收风险。如,目前很多上市公司实行的员工持股计划,税收上对于个人买卖股票不征增值税,但通过员工持股计划买卖本公司股票按财税[2017]56号文规定就可能纳入增值税征税范围了。如果是资管产品嵌套资管产品,就有可能涉及层层交税的问题,即每一层资管产品的管理人可能都要交一次增值税,税收成本加大。(2)收回金额大于投资成本收益。如果是非金融商品的情况下,一般认为是资金占用收益,按照“贷款服务”缴纳增值税。比如,购买不附追索权的应收账款后,收回金额超过应收账款购买成本的部分,一般按照“贷款服务”缴纳增值税。(3)收益权分配收益。如果是资产收益权转让设立的ABS,因原始权益人基于基础资产法律上仍为收益人,如收费站的收费权、股权分红权。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交易方还得考虑增值税方面票据流规范方面要求。收益权转让后,三方是否约定由原始权益人还是ABS向资产使用人开具发票并收取资金?还是按合同规定是由原始权益人向资产使用人开票收取收益,再由ABS向原始权益人收取收益?资产使用人能否接受ABS管理人向其开具税率为3%的增值税发票?这些都在在收益权转让时原始权益人要与资产实际使用人沟通协调的,层层开票会涉及层层交税,还会因税率的变化涉及收费金额的变动。ABS运营过程进行投资时,如合同中约定是否保本、固定收益或保底收益需要缴纳增值税,反之,则无须缴纳增值税。需要说明的是,ABS为保障不同类型投资者的收益,可能会安排增信措施,那增信措施会不会认定为保本收益或保底收益呢?在实务中存在不同的观点,但从税收规定看,判断的标准首先是投资合同条款的约定,而不是看增级措施,或底层资产。

2.企业所得税

根据财税[2006]5号文的规定,对信托项目收益在取得当年向资产支持证券的机构投资者分配的部分,在信托环节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原因是ABS不具有法人地位,而企业所得税是以法人为纳税主体。同上,如果是以SAP作为法人主体运营REITs产品,则按相关规定进行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

三、ABS投资者取得收益环节

投资者收益主要是两方面,ABS分配收益、ABS持有至到期收益和转让ABS收益,对上述收益税收上如何处理呢?

1.增值税

(1)ABS分配收益。财税[2016]36号文的规定,金融商品持有期间保本收益,以及货币资金投资收取的固定利润或者保底利润,按照贷款服务缴纳增值税。具体同上文ABS运营环节。(2)ABS持有至到期收益。财税[2016]140号文的规定,纳税人购入基金、信托、理财产品等各类资产管理产品持有至到期,不属于《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注释》(财税〔2016〕36号)第一条第(五)项第4点所称的金融商品转让。也就是说,到期收回收益不作为资管产品转让收益,无需申报缴纳增值税,如上所述,资管产品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由资管产品管理人申报纳税。(3)转让ABS收益。首先要判断转让的ABS是否为“金融商品”,即是否属于外汇、有价证券、非货物期货各类资管产品(基金、信托、理财产品)和各种金融衍生品。其次是否转让金融商品所有权。比如,纳税人购买不附追索权的应收账款后再次转让取得的价差收入,在总局没有明确前,一般暂不征收增值税。

2.企业所得税

(1)持有收益。首先,对于投资人的收益,如果是利息收入,税收上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对“利息收入”的定义,按照合同约定的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发行方应付利息的日期作为确认收入的纳税年度。纳税人购买资产证券化产品次级债取得的利息属于利息收入,应按合同约定的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发行方应付利息的日期作为确认收入的时点。如果是分配收益,则按分配时间为收益确认年度。根据财税[2006]5号的规定,对信托项目收益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期间,机构投资者从信托项目分配获得的收益,应当在机构投资者环节按照权责发生制的原则确认应税收入,按照企业所得税的政策规定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机构投资者买卖资产支持证券所获得的差价收入及持有资产支持证券到期取得的收益,应当按照企业所得税的政策规定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其次,如果劣后级计划持有人承诺优先级计划持有人未足额获得本金和预期收益时向优先级补足差额。那么,对于劣后级投资人存在补差支出能否在税前扣除的问题。从实质上讲,该补差金额属于与基础资产转让收入相关的损失,应按国家税务总局2011年第25号公告相关规定申报税前扣除。或者明确调整所属年度基础资产转让收入,并补充申报。(2)ABS转让或清算所得或损失。根据财税[2006]5号的规定,企业投资者买卖资产支持证券获得的差价收入,应当并入企业缴纳企业所得税,买卖资产支持证券所发生的损失可申报税前扣除。

3.个人所得税

对于个人投资者取得的收益如何缴纳个人所得税呢?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利息是指个人拥有债权而取得的利息所得,以每次收入额为应纳税所得额。同时,《证券投资基金法》第八条规定,基金财产投资的相关税收,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基金管理人或者其他扣缴义务人按照国家有关税收征收的规定代扣代缴。但实际操作过程中,ABS管理人没有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个人投资者也没有主动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当然,如果投资ABS的投资人为嵌套多层合伙企业,或ABS作为合伙企业的合伙人,管理人分配收益时,上层直接合伙企业或ABS无法做到“先分后税”,故建议税法对此进行明确。即,对投资人为自然人的,由管理人或支付方作为扣缴义务人,嵌套多层合伙企业的,由自然人直接投资的合伙企业作“先分后税”处理。

参考文献:

[1]成宝红.企业资产证券化的会计及税务处理[J].财会学习,2019(7):186-186.

[2]苏敏.企业资产证券化会计处理方式研究[J].经贸实践,2018(7):113-113.

财产增值险范文篇3

关键词:知识产权信托法律关系

一、知识产权信托概述

近年来,由于知识产权人本身资金缺乏、知识产权市场交易信息不对称,尤其是中介服务市场不健全等原因,企业、个人手中拥有着大量的闲置专利而没有转化为生产力,这从一个侧面反应了我国知识产权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知识产权的转化急需找到一个新的突破口。其实,中国知识产权产业化的现状并不复杂,只要在知识产权中介市场做足功夫,健全知识产权交易体制,产业化程度就会明显提高。这就是引入知识产权信托制度,知识产权人通过信托方式委托信托机构经营管理其知识产权,不但可以让知识产权人享受其智力成果带来的丰厚利益,而且也不用负担管理之责。

所谓知识产权信托,是指知识产权权利人,为了使自己所属的知识产权产业化、商品化以实现其增值的目的,将其拥有的知识产权转移给受托人,由信托投资公司代为经营管理、运用或处分该知识产权的一种法律关系。

二、信托制度在知识产权中应用的价值

信托制度作为一种现代财产管理制度,为何可以用于知识产权的利用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

1.知识产权人缺乏专业的推广其知识产品的经验。一方面,知识产权人往往是作品或者发明的创造者,让他们抛弃创作或发明而从事专业的推广活动.这无疑会导致社会人力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知识产权价值的无形性、不易确定性等特点会让其转让增加不少难度,并且还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对于发明创造者而言,他们并不具有推广、宣传、谈判等市场经验,这也会让他们在交易中处于不利地位。此时信托乃是他们的最佳选择:由一个专业的信托机构来完成交易,这既保障了知识产权人的经济利益,又节省了大量的时间精力,何乐而不为呢?

2.信托制度是一种高效的财产管理制度。专业的知识产权信托机构对于知识产权成果的有效管理能够实现以下功能:

首先,信托制度能够为知识产权人防御风险。我们知道,知识产权不同于其他财产权,它必须通过投入市场、完成转化才能实现其价值。然而,山于知识产权的特殊性,其权利人在保有、维持知识产权方面存在着许多风险:知识产权的维持成本高昂,使得权利人面临着经济枯竭的风险:知识产权产品价值的不确定性,便得其权利人存在着评估失误风险:知识产权人在拥有其权利的同时也伴随着各种侵权行为发生的风险:在其许可他人使用或转让过程中也存在着对方当事人违约的风险。在引入了信托制度以后,这些风险就会随之降低,甚至排除.在知识产权信托制度中,一方面,信托财产转移后,风险即转移给受托人,由有经验和能力的信托机构来防御和处理管理中的风险。另一方面,信托机构拥有一流的专家团队、评估系统和后续防御措施,能够专业化的为知识产权人管理和利用其知识成果产出收益。

其次,信托制度能够实现知识产权的保值增值。信托制度具有保值与增值功能,其与知识产权结合后,不仅能够有效的防止知识成果价值的丧失与减少,还可以通过其专业化的运作流程将知识产权商品化、产业化,实现成果增值,获得商业利润。

3.知识产权信托为知识产权转化提供了新途径。我国的知识产权人往往是自然人,知识产权的许可、转让主要通过权利人与需求者单项交易的方式实现。这一交易方式必然导致的后果是:一方面,知识产权人拥有大量的发明专利而苦于寻找实施途径或者造成知识产权的闲置,别一方而,许多企业需求专利等知识产权,却不知从何处得到。’引入信托制度后,当委托人把知识产权交给受托人时,并不需要对该知识产权的价值进行评估,而信托机构不仅具有较强的市场操作能力、丰富的推销经验、一流的专业团队,还掌握着大量的市场需求信息,与数量庞大的生产企业(即知识产权需求方)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信托机构能够轻松的实现供需之间的互通,这必将成为知识产权权利人和需求知识产权的企业之间的桥梁。www.gwyOO.

三、信托在知识产权应用中的问题及完善措施

我国《信托法》第7条规定:“设立信托,必须有确定的信托财产,并且该信托财产必须是委托人合法所有的财产。本法所称财产包括合法的财产权利。"2001年I月10日颁布的《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第21条的表述就更为明确,该规定明确将知识产权信托纳入信托投资公司的经营范围。2007年I月23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重新《信托公司管理办法》,该法第16条规定:“信托公司可以申请经营下列部分或者全部本外币业务:(一)资金信托:(二)动产信托:(三)不动产信托:(四)有价证券信托:(五)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信托公司管理办法》重新回到《信托法》的起点,用“财产权”概括了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财产性权利。可见,虽然我国法律未明确规定信托公司可以经营知识产权信托业务,知识产权信托在立法七仍未引起官方的重视,但知识产权信托在法律上是站得住脚的。

2000年9月,武汉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率先在全国开展了专利信托业务,为专利权人期待以久的专利信托机构终于诞生,但仅仅是昙花一现,不到两年的时间便宣告失败,其中原因不得不另人深思:理论研究上的缺陷和实践中各种配套设施的不健全都会使得知识产权信托这一制度在现实条件下实施起来相当困难,这必将成为我们再次构建知识产权信托机构应当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知识产权信托制度在实践中主要面临的困难有:权属不明,这使得作为委托人的知识产权人和作为受托人的信托机构法律定位不明确,不能够正确的履行自己的权利:大部分知识产权都有一定的权利期限,在知识产权的权利期间内存在着各种法律风险,如专利无效、期限届满等,这也可以说是知识产权信托首当其冲的风险;知识产权信托登记制度不完善,尤其是登记机关不明确,登记制度的无章可循会使知识产权信托当事人的利益保障受到威胁。

钊对我国知识产权信托在实践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笔者认为应该对症下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一)明确权属

知识产权信托的运行机制应为,权利人将其知识产权转移到信托公司名下,信托公司即享有信托财产的所有权继而成为法律上的权利人,委托人即原权利人成为受益权人,签订信托合同后,应当在知识产权局进行登记。这种割裂信托财产权的管理属性和利益属性的制度设计大大提高了信托管理的效率。武汉市专利信托业务开展时,我国还没有出台《信托法》,所以当时关于信托财产的归属问题并不明确。武汉市专利信托机构采取的是以合同的形式明确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并将此合同交由当地专利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备案,来保证此信托行为生效。不难看出这种合同形式使专利“所有权”并没有在法律上予以转移,这样造成的后果是:一方面受托人没有有效的专利处置权,所以在专利的转化实施中无法以专利权人的名义去谈判转让或许可实施事宜。另一方面委托人扔然拥有专利所有权。这使他们很难尊重信托投资公司对专利的经营管理,他们可以撇开信托公司,借助信托效应进行私下交易。这极大的影响了专利信托的顺利进行。

(二)完善知识产权信托风险防范体系

知识产权信托风险,主要是指知识产权管理过程中由于种种问题带来的收益不确定性以及给受益人、受托人带来损失的可能性。在知识产权信托过程中,知识产权侵权、被诉无效、知识产权不能转化等情况几乎难以杜绝,这些都会使信托无法达到预期收益,受托人也要承受巨大的诉讼费用。笔者认为,要防范各种风险,最重要的是提高受托人对知识产权的鉴别能力。知识产权就像金融资产一样,有时是价值大而风险小,有时却是价值诱人但风险更大,受托人在受理知识产权信托时,应谨慎选择、认真挑选知识产权项目。但是,百密一疏,谁都不可能是商场上的常胜将军,因此,有必要引进保险制度,也就是信托公司与保险机构共同设计知识产权信托保险,当知识产权信托遭遇因各种原因引起的损失时,由信托公司和保险公司共同进行承担的一种风险分散机制。

〔三)完善信托登记,确立信托登记机关

知识产权登记制度的不完善是困扰知识产权信托实践急需解决的问题,一套完善的信托登记制度是必不可少的。信托登记制度的建立是一种法律制度的构建,所涉及的内容也方方面面,如信托登记机关、登记范围、登记内容以及登记效力等,在这些内容当中,最核心的就是知识产权信托登记主管机关的确定。有不少学者建议建立一个独立的知识产权信托登记机关,但笔者更赞同在原有知识产权登记机关下进行信托登记。

首先,基于信托公示制度的需要。知识产权信托登记包括知识产权财产的转移登记和信托登记。在整个知识产权信托运行过程中,只有信托财产的转移登记是不够的,还需要向第三人表明其财产已信托的事实,即信托公示,与是信托登记应运而生。

财产增值险范文篇4

论文摘要:我国虽是知识产权大国,但其利用和转化效率偏低已经成为我国知识产权战略计划中的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知识产权人可以较为容易的取得知识产权,但其时商业和市场知之甚少,而且与其他时产权不同的是,它的利益实现过程中具有高风险性、高成本性以及极大的不确定性,这都使知识产权人在管理过程中举步维艰。学者们近年来提出了一个解决这一问题的新途径,即知识产权信托,知识产权与信托相结合,不仅可以享受其智力成果带来的丰厚利益并无须负担管理之责,而且有效地拓宽了知识产权流转的途径,能更好地实现知识产权的保值增值。

一、知识产权信托概述

近年来,由于知识产权人本身资金缺乏、知识产权市场交易信息不对称,尤其是中介服务市场不健全等原因,企业、个人手中拥有着大量的闲置专利而没有转化为生产力,这从一个侧面反应了我国知识产权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知识产权的转化急需找到一个新的突破口。其实,中国知识产权产业化的现状并不复杂,只要在知识产权中介市场做足功夫,健全知识产权交易体制,产业化程度就会明显提高。这就是引入知识产权信托制度,知识产权人通过信托方式委托信托机构经营管理其知识产权,不但可以让知识产权人享受其智力成果带来的丰厚利益,而且也不用负担管理之责。

所谓知识产权信托,是指知识产权权利人,为了使自己所属的知识产权产业化、商品化以实现其增值的目的,将其拥有的知识产权转移给受托人,由信托投资公司代为经营管理、运用或处分该知识产权的一种法律关系。

二、信托制度在知识产权中应用的价值

信托制度作为一种现代财产管理制度,为何可以用于知识产权的利用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

1.知识产权人缺乏专业的推广其知识产品的经验。一方面,知识产权人往往是作品或者发明的创造者,让他们抛弃创作或发明而从事专业的推广活动.这无疑会导致社会人力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知识产权价值的无形性、不易确定性等特点会让其转让增加不少难度,并且还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对于发明创造者而言,他们并不具有推广、宣传、谈判等市场经验,这也会让他们在交易中处于不利地位。此时信托乃是他们的最佳选择:由一个专业的信托机构来完成交易,这既保障了知识产权人的经济利益,又节省了大量的时间精力,何乐而不为呢?

2.信托制度是一种高效的财产管理制度。专业的知识产权信托机构对于知识产权成果的有效管理能够实现以下功能:

首先,信托制度能够为知识产权人防御风险。我们知道,知识产权不同于其他财产权,它必须通过投入市场、完成转化才能实现其价值。然而,山于知识产权的特殊性,其权利人在保有、维持知识产权方面存在着许多风险:知识产权的维持成本高昂,使得权利人面临着经济枯竭的风险:知识产权产品价值的不确定性,便得其权利人存在着评估失误风险:知识产权人在拥有其权利的同时也伴随着各种侵权行为发生的风险:在其许可他人使用或转让过程中也存在着对方当事人违约的风险。在引入了信托制度以后,这些风险就会随之降低,甚至排除.在知识产权信托制度中,一方面,信托财产转移后,风险即转移给受托人,由有经验和能力的信托机构来防御和处理管理中的风险。另一方面,信托机构拥有一流的专家团队、评估系统和后续防御措施,能够专业化的为知识产权人管理和利用其知识成果产出收益。

其次,信托制度能够实现知识产权的保值增值。信托制度具有保值与增值功能,其与知识产权结合后,不仅能够有效的防止知识成果价值的丧失与减少,还可以通过其专业化的运作流程将知识产权商品化、产业化,实现成果增值,获得商业利润。

3.知识产权信托为知识产权转化提供了新途径。我国的知识产权人往往是自然人,知识产权的许可、转让主要通过权利人与需求者单项交易的方式实现。这一交易方式必然导致的后果是:一方面,知识产权人拥有大量的发明专利而苦于寻找实施途径或者造成知识产权的闲置,别一方而,许多企业需求专利等知识产权,却不知从何处得到。’引入信托制度后,当委托人把知识产权交给受托人时,并不需要对该知识产权的价值进行评估,而信托机构不仅具有较强的市场操作能力、丰富的推销经验、一流的专业团队,还掌握着大量的市场需求信息,与数量庞大的生产企业(即知识产权需求方)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信托机构能够轻松的实现供需之间的互通,这必将成为知识产权权利人和需求知识产权的企业之间的桥梁。

三、信托在知识产权应用中的问题及完善措施

我国《信托法》第7条规定:“设立信托,必须有确定的信托财产,并且该信托财产必须是委托人合法所有的财产。本法所称财产包括合法的财产权利。"2001年I月10日颁布的《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第21条的表述就更为明确,该规定明确将知识产权信托纳入信托投资公司的经营范围。2007年I月23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重新《信托公司管理办法》,该法第16条规定:“信托公司可以申请经营下列部分或者全部本外币业务:(一)资金信托:(二)动产信托:(三)不动产信托:(四)有价证券信托:(五)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信托公司管理办法》重新回到《信托法》的起点,用“财产权”概括了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财产性权利。可见,虽然我国法律未明确规定信托公司可以经营知识产权信托业务,知识产权信托在立法七仍未引起官方的重视,但知识产权信托在法律上是站得住脚的。

2000年9月,武汉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率先在全国开展了专利信托业务,为专利权人期待以久的专利信托机构终于诞生,但仅仅是昙花一现,不到两年的时间便宣告失败,其中原因不得不另人深思:理论研究上的缺陷和实践中各种配套设施的不健全都会使得知识产权信托这一制度在现实条件下实施起来相当困难,这必将成为我们再次构建知识产权信托机构应当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知识产权信托制度在实践中主要面临的困难有:权属不明,这使得作为委托人的知识产权人和作为受托人的信托机构法律定位不明确,不能够正确的履行自己的权利:大部分知识产权都有一定的权利期限,在知识产权的权利期间内存在着各种法律风险,如专利无效、期限届满等,这也可以说是知识产权信托首当其冲的风险;知识产权信托登记制度不完善,尤其是登记机关不明确,登记制度的无章可循会使知识产权信托当事人的利益保障受到威胁。

钊对我国知识产权信托在实践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笔者认为应该对症下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一)明确权属

知识产权信托的运行机制应为,权利人将其知识产权转移到信托公司名下,信托公司即享有信托财产的所有权继而成为法律上的权利人,委托人即原权利人成为受益权人,签订信托合同后,应当在知识产权局进行登记。这种割裂信托财产权的管理属性和利益属性的制度设计大大提高了信托管理的效率。武汉市专利信托业务开展时,我国还没有出台《信托法》,所以当时关于信托财产的归属问题并不明确。武汉市专利信托机构采取的是以合同的形式明确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并将此合同交由当地专利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备案,来保证此信托行为生效。不难看出这种合同形式使专利“所有权”并没有在法律上予以转移,这样造成的后果是:一方面受托人没有有效的专利处置权,所以在专利的转化实施中无法以专利权人的名义去谈判转让或许可实施事宜。另一方面委托人扔然拥有专利所有权。这使他们很难尊重信托投资公司对专利的经营管理,他们可以撇开信托公司,借助信托效应进行私下交易。这极大的影响了专利信托的顺利进行。

(二)完善知识产权信托风险防范体系

知识产权信托风险,主要是指知识产权管理过程中由于种种问题带来的收益不确定性以及给受益人、受托人带来损失的可能性。在知识产权信托过程中,知识产权侵权、被诉无效、知识产权不能转化等情况几乎难以杜绝,这些都会使信托无法达到预期收益,受托人也要承受巨大的诉讼费用。笔者认为,要防范各种风险,最重要的是提高受托人对知识产权的鉴别能力。知识产权就像金融资产一样,有时是价值大而风险小,有时却是价值诱人但风险更大,受托人在受理知识产权信托时,应谨慎选择、认真挑选知识产权项目。但是,百密一疏,谁都不可能是商场上的常胜将军,因此,有必要引进保险制度,也就是信托公司与保险机构共同设计知识产权信托保险,当知识产权信托遭遇因各种原因引起的损失时,由信托公司和保险公司共同进行承担的一种风险分散机制。

〔三)完善信托登记,确立信托登记机关

知识产权登记制度的不完善是困扰知识产权信托实践急需解决的问题,一套完善的信托登记制度是必不可少的。信托登记制度的建立是一种法律制度的构建,所涉及的内容也方方面面,如信托登记机关、登记范围、登记内容以及登记效力等,在这些内容当中,最核心的就是知识产权信托登记主管机关的确定。有不少学者建议建立一个独立的知识产权信托登记机关,但笔者更赞同在原有知识产权登记机关下进行信托登记。

首先,基于信托公示制度的需要。知识产权信托登记包括知识产权财产的转移登记和信托登记。在整个知识产权信托运行过程中,只有信托财产的转移登记是不够的,还需要向第三人表明其财产已信托的事实,即信托公示,与是信托登记应运而生。

财产增值险范文篇5

关键词:知识产权知识产叔信托法律关系

一、知识产权信托概述

近年来,由于知识产权人本身资金缺乏、知识产权市场交易信息不对称,尤其是中介服务市场不健全等原因,企业、个人手中拥有着大量的闲置专利而没有转化为生产力,这从一个侧面反应了我国知识产权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知识产权的转化急需找到一个新的突破口。其实,中国知识产权产业化的现状并不复杂,只要在知识产权中介市场做足功夫,健全知识产权交易体制,产业化程度就会明显提高。这就是引入知识产权信托制度,知识产权人通过信托方式委托信托机构经营管理其知识产权,不但可以让知识产权人享受其智力成果带来的丰厚利益,而且也不用负担管理之责。

所谓知识产权信托,是指知识产权权利人,为了使自己所属的知识产权产业化、商品化以实现其增值的目的,将其拥有的知识产权转移给受托人,由信托投资公司代为经营管理、运用或处分该知识产权的一种法律关系。

二、信托制度在知识产权中应用的价值

信托制度作为一种现代财产管理制度,为何可以用于知识产权的利用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

1.知识产权人缺乏专业的推广其知识产品的经验。一方面,知识产权人往往是作品或者发明的创造者,让他们抛弃创作或发明而从事专业的推广活动.这无疑会导致社会人力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知识产权价值的无形性、不易确定性等特点会让其转让增加不少难度,并且还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对于发明创造者而言,他们并不具有推广、宣传、谈判等市场经验,这也会让他们在交易中处于不利地位。此时信托乃是他们的最佳选择:由一个专业的信托机构来完成交易,这既保障了知识产权人的经济利益,又节省了大量的时间精力,何乐而不为呢?

2.信托制度是一种高效的财产管理制度。专业的知识产权信托机构对于知识产权成果的有效管理能够实现以下功能:

首先,信托制度能够为知识产权人防御风险。我们知道,知识产权不同于其他财产权,它必须通过投入市场、完成转化才能实现其价值。然而,山于知识产权的特殊性,其权利人在保有、维持知识产权方面存在着许多风险:知识产权的维持成本高昂,使得权利人面临着经济枯竭的风险:知识产权产品价值的不确定性,便得其权利人存在着评估失误风险:知识产权人在拥有其权利的同时也伴随着各种侵权行为发生的风险:在其许可他人使用或转让过程中也存在着对方当事人违约的风险。在引入了信托制度以后,这些风险就会随之降低,甚至排除.在知识产权信托制度中,一方面,信托财产转移后,风险即转移给受托人,由有经验和能力的信托机构来防御和处理管理中的风险。另一方面,信托机构拥有一流的专家团队、评估系统和后续防御措施,能够专业化的为知识产权人管理和利用其知识成果产出收益。

其次,信托制度能够实现知识产权的保值增值。信托制度具有保值与增值功能,其与知识产权结合后,不仅能够有效的防止知识成果价值的丧失与减少,还可以通过其专业化的运作流程将知识产权商品化、产业化,实现成果增值,获得商业利润。

3.知识产权信托为知识产权转化提供了新途径。我国的知识产权人往往是自然人,知识产权的许可、转让主要通过权利人与需求者单项交易的方式实现。这一交易方式必然导致的后果是:一方面,知识产权人拥有大量的发明专利而苦于寻找实施途径或者造成知识产权的闲置,别一方而,许多企业需求专利等知识产权,却不知从何处得到。’引入信托制度后,当委托人把知识产权交给受托人时,并不需要对该知识产权的价值进行评估,而信托机构不仅具有较强的市场操作能力、丰富的推销经验、一流的专业团队,还掌握着大量的市场需求信息,与数量庞大的生产企业(即知识产权需求方)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信托机构能够轻松的实现供需之间的互通,这必将成为知识产权权利人和需求知识产权的企业之间的桥梁。

三、信托在知识产权应用中的问题及完善措施

我国《信托法》第7条规定:“设立信托,必须有确定的信托财产,并且该信托财产必须是委托人合法所有的财产。本法所称财产包括合法的财产权利。"2001年I月10日颁布的《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第21条的表述就更为明确,该规定明确将知识产权信托纳入信托投资公司的经营范围。2007年I月23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重新《信托公司管理办法》,该法第16条规定:“信托公司可以申请经营下列部分或者全部本外币业务:(一)资金信托:(二)动产信托:(三)不动产信托:(四)有价证券信托:(五)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信托公司管理办法》重新回到《信托法》的起点,用“财产权”概括了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财产性权利。可见,虽然我国法律未明确规定信托公司可以经营知识产权信托业务,知识产权信托在立法七仍未引起官方的重视,但知识产权信托在法律上是站得住脚的。

2000年9月,武汉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率先在全国开展了专利信托业务,为专利权人期待以久的专利信托机构终于诞生,但仅仅是昙花一现,不到两年的时间便宣告失败,其中原因不得不另人深思:理论研究上的缺陷和实践中各种配套设施的不健全都会使得知识产权信托这一制度在现实条件下实施起来相当困难,这必将成为我们再次构建知识产权信托机构应当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知识产权信托制度在实践中主要面临的困难有:权属不明,这使得作为委托人的知识产权人和作为受托人的信托机构法律定位不明确,不能够正确的履行自己的权利:大部分知识产权都有一定的权利期限,在知识产权的权利期间内存在着各种法律风险,如专利无效、期限届满等,这也可以说是知识产权信托首当其冲的风险;知识产权信托登记制度不完善,尤其是登记机关不明确,登记制度的无章可循会使知识产权信托当事人的利益保障受到威胁。

钊对我国知识产权信托在实践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笔者认为应该对症下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一)明确权属

知识产权信托的运行机制应为,权利人将其知识产权转移到信托公司名下,信托公司即享有信托财产的所有权继而成为法律上的权利人,委托人即原权利人成为受益权人,签订信托合同后,应当在知识产权局进行登记。这种割裂信托财产权的管理属性和利益属性的制度设计大大提高了信托管理的效率。武汉市专利信托业务开展时,我国还没有出台《信托法》,所以当时关于信托财产的归属问题并不明确。武汉市专利信托机构采取的是以合同的形式明确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并将此合同交由当地专利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备案,来保证此信托行为生效。不难看出这种合同形式使专利“所有权”并没有在法律上予以转移,这样造成的后果是:一方面受托人没有有效的专利处置权,所以在专利的转化实施中无法以专利权人的名义去谈判转让或许可实施事宜。另一方面委托人扔然拥有专利所有权。这使他们很难尊重信托投资公司对专利的经营管理,他们可以撇开信托公司,借助信托效应进行私下交易。这极大的影响了专利信托的顺利进行。

(二)完善知识产权信托风险防范体系

知识产权信托风险,主要是指知识产权管理过程中由于种种问题带来的收益不确定性以及给受益人、受托人带来损失的可能性。在知识产权信托过程中,知识产权侵权、被诉无效、知识产权不能转化等情况几乎难以杜绝,这些都会使信托无法达到预期收益,受托人也要承受巨大的诉讼费用。笔者认为,要防范各种风险,最重要的是提高受托人对知识产权的鉴别能力。知识产权就像金融资产一样,有时是价值大而风险小,有时却是价值诱人但风险更大,受托人在受理知识产权信托时,应谨慎选择、认真挑选知识产权项目。但是,百密一疏,谁都不可能是商场上的常胜将军,因此,有必要引进保险制度,也就是信托公司与保险机构共同设计知识产权信托保险,当知识产权信托遭遇因各种原因引起的损失时,由信托公司和保险公司共同进行承担的一种风险分散机制。

〔三)完善信托登记,确立信托登记机关

知识产权登记制度的不完善是困扰知识产权信托实践急需解决的问题,一套完善的信托登记制度是必不可少的。信托登记制度的建立是一种法律制度的构建,所涉及的内容也方方面面,如信托登记机关、登记范围、登记内容以及登记效力等,在这些内容当中,最核心的就是知识产权信托登记主管机关的确定。有不少学者建议建立一个独立的知识产权信托登记机关,但笔者更赞同在原有知识产权登记机关下进行信托登记。

首先,基于信托公示制度的需要。知识产权信托登记包括知识产权财产的转移登记和信托登记。在整个知识产权信托运行过程中,只有信托财产的转移登记是不够的,还需要向第三人表明其财产已信托的事实,即信托公示,与是信托登记应运而生。

财产增值险范文篇6

关键词:财产保险“营改增”财务影响

1“营改增”对财产保险公司的影响

1.1对利润的影响。“营改增”实施后财产保险公司的税种发生了改变,原来缴纳营业税,现在缴纳增值税,这两种的税收核算方法不一致,原来公司按照5%缴纳营业税,“营改增”以后按照6%的税率缴纳增值税,从税率方面分析,税率有所提升,但是增值税属于可以抵扣的税种,企业能够对于购入的成本进行抵扣。“营改增”后财产保险公司的税收负担是减少了还是增加了主要看企业可以抵扣进项税额的大小。根据我们对于目前财产保险公司的调查分析发现,企业的成本主要是由销售成本、管理成本、理赔成本构成,理赔成本是企业运营中的主要成本。目前很多的理赔成本不允许抵扣,这影响了企业增值税进项税额的完整性,导致了企业增值税的税额增加,对于财产保险公司的利润造成了不利的影响。“营改增”的实施增加了企业的税收负担。目前我国有些省份的理赔成本能够作为进项税额抵扣,这样的地区其整体的税负明显低于5%,“营改增”的实施降低了企业的税收负担。根据对于“营改增”实施后财产保险公司的调查分析发现,原来公司蛀牙是通过降低费用实现企业经营利润的增加,现在财产保险公司更加关注税收筹划以及增值税相关的政策,通过利用国家税收优惠方面的政策提升企业的利润空间,保证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1.2对财务系统的影响。“营改增”之后,财产保险公司的财务系统不是非常的适应企业运营的需要,为了能够更好地进行增值税的抵扣,企业需要区分保费收入、理赔支出以及佣金,这样才能更好地按照科学合理的标准计算企业的成本,对于增值税的进项税额进行核算。传统的财务系统中没有分别核算企业的运营成本,不利于企业更好地适应“营改增”的改变。在财务系统中需要开具增值税专业发票,区分含税收入与不含税收入,传统的财务系统无法实现这种需求,因此财产保险企业的财务系统需要进一步改变。另外,“营改增”对于企业的开票系统以及采购系统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企业想要在“营改增”后更好地开展财务活动,需要针对这些改变对于财务系统进行调整。作为财务人员还需要调整必要的会计科目,保证企业的财务管理活动能够更好地适应企业的运营需要,提升财产保险企业的财务报告的信息质量。1.3对业务定价的影响。产品的定价与企业的税负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营改增”以前营业税属于价内税,产品价格包含了企业的税负,但是“营改增”以后,增值税属于价外税,税负没有包含在企业的价格内。因此企业在销售的过程中应该明确相关的业务价格是否是含税价格,这样才能让客户更好的了解产品,保证财产保险公司的产品能够更好的实现销售,方便财务人员更好的核算。

2财产保险公司在“营改增”中面临的问题

2.1进项税额的抵扣金额确定不准确。保险公司在运营的古城中实施税票价外管理的方式,这样的情况下企业的收入都需要开具增值税的专业发票,但是企业在运营中的很多成本缺乏增值税发票作为进行税额进行抵扣。一方面费用中很多的金额无法取得相关的增值税发票;另一方面获取发票需要一定的程序与时间,这与企业倡导的快速理赔背道而驰。在实际理赔工作中很难对于维修费用中应该理赔项目与不应该纳入理赔范围的项目进行区分,这影响了企业进项税额的抵扣金额的确定,不利于营改增后企业财务活动的顺利开展。2.2抵扣票据难以获得。保险行业的主要成本是人工成本,企业的人工成本无法获得专业的增值税发票进行抵扣,因此“营改增”后财产保险公司的运营成本中有很大一部分无法得到专业的增值税发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很难抵扣增值税额,导致企业的增值税负担进一步加重,不利于企业的税负的降低。2017年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能够抵扣的成本仅仅占据了整体成本的20%,大量成本无法抵扣。对于企业而言是一种额外的经济负担,不利于企业的发展以及经济利益的提升。2.3财务人员的工作效率与质量相对较低。长期以来财产保险公司的财务人员都是缴纳营业税,对于增值税不是非常的了解,对于整体的缴纳流程不是非常的熟悉,这样的情况下“营改增”的实施给财务人员的工作带来很多的麻烦,“营改增”的实施让财务人员无法在第一时间适应这种变化。财务人员的工作内容与工作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需要财务人员积极的适应。但是目前财产保险公司的财务人员没有积极学习“营改增”相关政策,导致了企业财务工作效率与质量下降,纳税方面经常出现问题,不利于企业的运营,还影响了企业在税务机构的信誉,这对于企业发展而言是非常不利的。

3财险保险“营改增”的对策

3.1准确核算进项税额。“营改增”之后,财产保险公司需要严格区分各种成本费用,对于不同的成本进行明确划分。把销售费用、管理费用以及理赔成本进行准确的区分与核算,严格按照税法规定获取专业发票。对于能够提供专业发票的,必须要及时的获取相关的发票,如果不能获得发票,企业在购买相关的货物或者是服务的时候应该考虑税负的问题,寻找能够开具专业发票的企业获取企业需要的服务与产品。针对企业的理赔支出,企业应该根据国家政策的规定核算进项税额,进项税额无法抵扣的情况下关注企业在这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保证企业能够最大限度地享受国家税收优惠,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3.2加强内部管理,完善抵扣项目。“营改增”后,财产保险公司想要减低税负就要高度关注进项税额的抵扣问题,对于企业而言,能够抵扣的进项税额越多,企业的税收负担就会越低。在“营改增”实施初期税收方面的制度还不是非常的完善,财产保险公司很多的成本无法获取相关的进项税额,这一问题企业应该积极地与税收部门沟通,获取更多的税收知识的同时,通过科学合理的方式减轻企业的税负。随着我国税收体制的进一步完善,企业的税收抵扣项目也会进一步完善。其次,企业应该加强纳税风险防控,与正规的发票供应商合作,保证发票能够抵扣,企业的税收负担能够进一步提升,降低纳税风险。再次,企业应该加强对于行业情况的认识与了解,抓住市场机会,维护企业的权益,让员工认真对待“营改增”的税收政策的改变,在合理避税的基础上提升企业运营的效率,实现企业发展战略。最后,财产保险企业应该优化内部结构,在购买设备的过程中注重抵扣问题,提升企业内部结构的完善性,让企业内部结构能够更好地顺应“营改增”的改变,提升企业“营改增”后整体的运营效率。3.3加强对于财务人员的培训。为了能够更好地适应“营改增”的变化,保证企业在未来的运营过程中获得更好地发展,企业应该积极地对于财务人员进行培训,提高培训的效率,保证财务人员更好地适应“营改增”后的各种改变。为了提升培训效果,企业可以制定相关的激励机制,提升财务人员参加培训的积极性。在培训中应该重点讲解增长税方面的专业知识,对于财产保险公司特殊性的税收规定进行重点的分析,让财务人员全面了解税收需要,帮助企业更好地开展纳税核算工作。

参考文献

[1]丁梓睿.“营改增”全面实施对建筑业的影响研究[D].哈尔滨商业大学,2017.

[2]戎蓉.财产保险行业“营改增”影响研究——基于D公司的案例分析[D].南京大学,2018.

财产增值险范文篇7

《公司法》中阐明,企业财务治理权包括财务决策权、财务执行权与财务监督权。财务治理结构是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财务治理权配置是财务治理结构的核心内容,随着财产所有权的分解,财产主体由单一走向多元。多元的财产主体各方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独立。如果各利益主体的关系处理不当,轻则影响企业财务资源配置的效率,重则关系到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对于企业财务治理权的配置,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我们关注。一、企业产权制度忽视了债权人这一重要的利益关系者企业产权制度是企业财务治理权的基础,但这一基础忽视了企业财务治理权中债权人这一重要的利益关系者。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产权制度的演变主要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为业主制企业,即由企业主独资并亲自经营企业。业主制企业由于财务资本的相对欠缺以及对财务资本的过度依赖,而奠定了“财务资本雇佣劳动”制度的基础,因而形成了“财务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的产权,因当时企业的规模小,又使企业主一身多任,即所有者、经营者游动者合一。由于财务资本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因此财务治理权也归业主所有。第二阶段为合伙制企业,即由两个或数个业主合资建立的企业。合伙企业虽然产权主体不再单一,但由于其所有者人数较少,所有者达到一致的协调成本很低,因而所有权与经营权尚未分离,财务治理权仍由所有者所有。第三阶段为公司制企业,公司制企业的基本特征是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如果企业直接由所有者(股东)管理,股东之间相互监督、协调的成本很高。因此,股东们挑选出一个人,即经营者为他们管理公司,结果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公司制企业的财务治理权便分割为财务资本所有者与经营者两个主体拥有,且经营者财务逐渐上升至主导地位。在现代经济社会中,虽然还存在独资企业与合伙企业,但企业的组织形式是以公司制企业为主。公司制企业的所有者包括国家、法人和个人,为了便于说明财务治理权主体,此处将所有者称为出资者(因为企业财产拥有者包括债权人)。一般认为公司制的财务治理权属出资者和经营者拥有,笔者对此持有不同看法,因为该观点忽视了在企业利益相关主体中的重要一方——债权人,从数量上来看,企业的负债一般占其全部资产的一半以上,这是众所周知的。那么,为什么人们不认同债权人的财务治理权,即传统的观点认为,债权人在企业破产清算时享有比股东优先的受偿权力,因而,债权人一旦将资金借给企业,就不应过问企业的具体操作,只有企业负债到期而没有偿还时,债权人才有权采取必要措施保护自身的利益。在这种观点下,债权人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其借出资金的安全性很不到应有的保障。例如,企业可将其借入的资金投入到与债权人原估计的风险要高的项目中去,一旦成功,企业可获得超额利润,而债权人只能获得预先约定的利息与本金,企业投资项目的额外风险并未给债权人带来任何收益,这显然是违背公平原则的。这样,就会大大打击债权人对企业投资的积极性,有碍于整个社会资金的良性流动。因此,必须使债权人也享有企业的财务治理权,特别是主要债权人。在西方发达国家,主要债权人对企业的财务治理权已有所体现。例如,金融机构对贷款企业银行存款最低余额的限制;贷款协议中对企业偿债能力的要求,如企业资产负债率的最低水平、流动比率的最低水平等。综上所述,享有企业财务治理权的主体应是:出资者、经营者、债权人。二、在企业财务治理权的分配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不同利益主体的行为差异出资者、经营者和债权人都是企业财务治理权的主体,但由于其在企业财务中的角色、地位、责任不同,同时其利益要求和承担风险的水平也不同,因此其财务行为存在着一定的差异。L、出资者的财务目标是实现资本的保值增值。净资产的增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有形资产增值,即出资者投资创建企业带来的超过原始资本和无风险报酬之外能够确认和计量的价值,它包括风险报酬和超过预期所实现的经营收益;其二,无形资产的增值,即出资人所投资的企业创建的无形资产所带来的额外收益。由于出资者的财务目标是资本的增值,其对待风险的态度与其他财务利益主体是不同的。当企业发展较为顺利,且资本市场较完善时,出资者往往会采取偏好风险的态度,因为冒险的成功可为企业带来巨额回报。当风险较大时,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出资者可以采用吸收负债方式筹资,由债权人分担投资风险。出资者的目的是资本的不断增值,其必然要求他们的人——经营者执行以“股东财富最大化”为目标的财务决策,这样做可能导致经营者作出非最优化决策,以损害债权人利益为代价来增加股东财富。2.经营者的财务目标并不完全与出资者一致,他们追求的是个人利益。经营者的个人效用函数主要包括报酬、闲暇和成就感三大要素,因而他们的财务目标与出资者在某些方面一致,在某些方面不一致。经营者受聘于出资者,出资者的目标是企业财富最大化,只要实现了这一目标,经营者便可获得丰厚的报酬,这一点两者是一致的。两者不同的是,经营者作为人力资本的拥有者,在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处于主动地位,他们希望自己的处境最优。在能保持稳定的收入时,他们希望获得更多的闲暇时间与家人团聚,享受天伦之乐。当经营风险较大时,会有两种情况发生:其一,非风险偏好的经营者可能会担心失败,害怕失去工作而采取谨慎的态度,以致丧失获取高额利润的机会;其二,如果经营者是风险偏好者,其愿意冒较大的风险,因为投资项目一旦成功,就能体现其个人才能,可获得较高的社会声望,万一失败,受损失的是出资者,经营者可换个地方或调换工作。上述两种结局都是股东极不愿意见到的。另外,在一般的情况下,如果需要新增资金,股东总愿意以负债方式来筹集资金。这样,一方面可以发挥负债资金的“杠杆效应”,另一方面可通过负债比率来增加经营者的压力,这些是经营者不乐意的。3、债权人的目标是企业必须根据约定的期限和条件偿还本金和支付利息。对于企业的财务行为,债权人最希望企业采用稳健型的财务政策,这样做既可保证企业的偿债能力,又可大大降低企业的破产风险。一旦企业陷入财务危机,债权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希望尽快地收回借出款项或发生尽小的损失,他们会不惜诉诸法律,这会使企业雪上加霜。在企业陷入财务危机时,只有那些主要债权人(借款金额大,还款期限长的债权人),才有可能关心企业的发展能力和盈利水平,他们可能为企业的债务重组提供方便,既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又减少自己的经济损失。企业财务治理权配置应关注的几个问题

财产增值险范文篇8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体制性问题有哪些?下一步改革的顶层设计的关键内容是什么?这方面已经有不少讨论和议论①。这些见解有其合理性,但我们所提出的思路与他们的有所不同,看上去难度比较大。但我们认为,我们的思路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符合老百姓的需要,如果朝这个方向努力了,老百姓就会高兴,就会切实感受到权利的保护和利益的可得,这是我们进行各项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和最高目标;二是可以进一步提高党和政府的威信。这件事看得见、摸得着,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能使老百姓更实际、更生动、更直接地感受到体会到党和政府的宗旨意识。老百姓的利益得到了保障,自然会对党和政府更加信服;三是这件事只要做好做实了,对实体经济发展、社会稳定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普通居民的金融资产实现了保值增值,老百姓手里有了钱,自然能扩大消费、拉动内需,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和持续发展,减少社会矛盾和冲突,维护社会稳定。

一、居民金融资产的现状

居民金融资产是居民财产的一部分,这里提到的居民金融资产包括现金、银行存款、股票证券、保险在内的主要资产,房地产和收藏类的非金融资产没有计入。目前,我国居民金融资产有如下表现:

(一)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居民金融资产总量迅速增加。根据央行的统计,截至2009年第三季度,我国居民金融资产为41万亿元,负债为7.5万亿元,两项相减,居民净金融资产为33.47万亿元。②而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城乡居民金融资产仅376亿元,数额增加了889倍。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居民金融资产增长的速度远远高于同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居民收入增长水平。从1978年至2006年,居民金融资产在扣除物价因素的情况下年均实际增长率为19.7%,同一时间段我国GDP年均增长为9.7%,两者差距正好为十个百分点;同时期内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长7.2%,农村人口收入年均增长7.6%,金融资产增长率也分别比它们高出十多个百分点。③出现这样的情况有多方面原因:一是,随着经济发展和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其将消费后剩余的可支配收入以金融资产的形式储存起来以备后用;二是我国经济体制转轨以后,社会保障制度发生了变革,居民面临的生活不确定因素加大,出于预防性考虑,居民的金融资产存量增大;三是,受证券市场和保险市场发展的影响,居民的投资热情高涨且资本市场持续活跃,这就拓宽了企业直接融资渠道,也为居民金融资产的增加提供了基础。

(二)虽然我国居民金融资产总体上处于上升趋势,但目前增长速度逐渐趋缓,而且出现结构不合理的现象。从改革初期到上世纪90年代中叶,居民金融资产增长速度基本上在30%—40%上下波动,1994年以后金融资产增幅持续下降。有统计称,1978年至1996年居民金融资产年均增长31.3%;而1996年至2006年,增幅仅为15.7%,加速度明显降低。④从金融资产构成上看,目前我国居民的资产结构中储蓄存款的比例高达68%,比重明显较高,其他资产主要分布于股票、基金、债券和保险准备金等领域,其中股票和基金随着证券市场的表现波动性比较大,前几年牛市时这两项占居民金融资产的比重达1/3,一旦受到资本市场和房地产行情的影响,资金就迅速回流到储蓄中去。有专家认为,我国居民的金融资产存在着较大问题。①我们对这些观点深以为然。

(三)居民金融资产保值增值的难度加大,群众普遍焦虑。央行日前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4月末,当月人民币存款增加3377亿元,同比少增8325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净减少4678亿元。另据国家统计局数据,4月份,CPI同比上涨5.3%,而一年期存款利率为3.25%,三年期的为4.75%,明显低于CPI增速。有人分析,这四千多亿“被搬家”的存款反映了在CPI高企、通货膨胀形势依旧严峻的情况下,存款实际负利率激发了民众对资产保值增值的强烈愿望,巨额存款主要流向了银行理财产品、民间借贷和楼市三个领域。我们认为,在通胀压力加大和股市前景不明的情势下,选用以上三种保值增值方式也不是绝对有效的,这是因为银行理财产品具有政策性和流动性风险,民间借贷存在较大的法律风险,而楼市调控下的购房门槛又过高,非一般投资人能力所及。目前中国政府为此承担了巨大的政治压力。

二、主要的体制性问题

我国居民金融资产保值增值的难度加大,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体制性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基金、证券公司的经营制度、分配制度不尽合理。居民金融资产中证券和基金占据相当大的比例,这些金融资产的保值增值应当与基金和证券经理的业绩相关联。但近年来,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购买基金份额的消费者(简称“基民”)承受巨额亏损,据统计大部分基民的亏损都在10%到30%之间,而基金和基金公司的高管们却拿着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上千万的高薪。这种高管薪酬与“基民”收益不挂钩的制度显然是不合理的。有人说,这种制度是与国外接轨的。我们认为,即使国外存在这种情况,也需要改。欧美发达国家屡屡爆发金融危机是否与这种薪酬制度、激励制度有关呢?

(二)金融经营机构销售金融商品时存在着让老百姓“看不懂”、“太复杂”并要消费者在近似于“霸王条款”的协议上签字等种种问题。这不是个别机构的个别问题,而是银行、证券、保险等机构普遍存在的问题,因此应将其列为体制性问题。金融机构设计和销售的产品过于复杂和专业化,大量使用数学公式和模型,没有详细的解释和说明,导致金融经营机构和产品购买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较严重,普通投资者要理解设计复杂的理财产品较为困难。其解决办法,已经到了需要用立法强制性规范的程度。日本已在2001年出台了《金融商品销售法》,其重点就在于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规范金融机构销售金融商品的行为,对各种不如实说明情况、设置霸王条款并致消费者遭受财产损失的行为都要追究法律责任。

(三)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产品回报率过低。典型的例证为中国2000多家上市公司中,能连续现金分红的公司不到10%,而整个A股公司的现金分红股息率仅有0.55%,远低于欧美市场的2.5%左右的股息率。相应数据还表明过去20年间A股市场融资总额达到4.3万亿元,但累积返还的现金分红仅有1.8万亿元。②此外,银行存款是居民金融资产的大头,其保值增值的任务更为繁重。这其中有以下问题值得考虑。其一,目前阶段,我国不可能实行浮动利率制度,即使有了浮动利率制,也不可能追上目前CPI每季度5%—6%的增幅。因此银行存款的利率通常总是追不上CPI的,老百姓存在银行的存款就变相贬值了。其二,银行现在开发了不少短期的“理财产品”,有些产品年收益率通常在5%左右,高的达6%左右,勉强可以追得上CPI的涨幅,但有些产品的收益率则不尽如人意,有的甚至出现亏损现象。其三,银行也兴办了或参股了一些基金公司,彼此都是独立法人。这些基金公司实际上也是亏多赢少,比一般基金公司也好不了多少。银行还要考虑怎么才能防范这些基金公司可能带给自己的风险,而银行从这些基金公司能得到的利益却十分有限。因此,银行“给力”居民金融资产保值增值应如何进行制度设计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四)金融机构在遭遇风险时,普通居民的金融资产保值增值不是其关注的重点。大部分金融机构都是股份制盈利性企业,其管理层需要对公司股东负责,其运营的主要目的在于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因此,金融机构在防范外部风险和内部风险的时候,总是把自己机构的利益放在前面,而把普通居民所购买的本机构产品的风险防范放在后面。只有先把自己机构的利益维持住了,才会腾出时间和精力来关注普通居民所购买的金融产品的风险,有时为了本机构的利益还会牺牲普通居民的金融资产利益,任其价格一路狂泻而不采取补救措施。

(五)金融监管部门监管目标的内在冲突导致对居民金融资产利益保护的削弱。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目标在于维护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和金融体系的稳定,以及通过对金融机构经营行为的监管,防止和减少金融交易相对方受到欺诈和其他不公平待遇。历史经验表明,当危机来临,监管部门有时会牺牲居民的金融利益来维持金融机构的生存和金融体系的稳定。

(六)我国目前对金融投资者和消费者保护的法律制度不够健全。持有金融资产的居民根据其持有资产的不同,可以细分为金融投资者(持有权益类金融资产,一般指股票、债券、证券投资基金等)和金融消费者(持有非权益类金融资产,通常包括银行理财产品和传统银行产品,例如存款等,财产类、人寿类保险产品等)。我国目前对金融投资者和消费者保护的法律制度不够健全,尤其在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上。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很多规范在金融消费领域都难以适用,金融消费领域的大量问题无法在该法上得到回应和解决。①而其它金融类专门性法律在规范和制度设计上并未对消费者和经营者的权利义务及相应的法律责任作出明确的规定,同时有些文件的法律层级比较低,因此,也不能很好地为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金融消费者提供足够的保护。在市场低迷的情况下,以上种种问题都暴露了出来,使居民手中的金融资产更加不值钱。

三、深化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普通居民金融资产在目前难以实现有效的保值增值,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以改变这种现状。

(一)深化改革有利于保障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适应进入“老龄化社会”的需求。在刚刚过去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应对中,美英等发达资本市场国家总结出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对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不足是诱发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必须深化改革,更好地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营造和谐金融环境。此外,我国自1999年开始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根据有关数据,截至2010年11月1日,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达1.78亿,占总人口的13.26%,其中65岁以上老年人为1.19亿,占总人口的8.87%。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②中国老龄化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诸多层面带来的冲击空前强烈。然而与此同时,我国在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上还存在着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养老服务等方面出现的挑战。在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够健全的情况下,普通百姓的金融资产保值增值显得尤为重要。老年人一般不会去冒很大的风险,只要这些财产不贬值或贬的幅度小一些,有一些稳定的收入,有可靠的机构管着,他们就放心了。我们建议通过金融体制改革制定《金融商品销售法》,这样可以更有力地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可以使老年人在比较明白的状态下选择金融产品。

(二)深化改革关系到改善和保障民生,可以有效拉动内需。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大部分居民(不论老中青)已经积累了不少财产,其中很大部分是金融资产。其实,生意人和实业家的资产大多数处于流动状态中,是用钱生钱。因此很大一部分金融资产还是在工薪阶层和普通百姓手中。所以使普通居民金融资产保值增值直接关系到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老百姓的经济实力和物质基础。老百姓的民生得到了保障和改善,手里面有了多余的钱,对资产的未来价值有了合理预期和信心,自然会进行相应的改善生活品质的消费,这将大大有利于拉动内需。

(三)深化改革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性特征”。这是对现实的清醒判断,也是对未来的关键抉择。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一方面是指加快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的升级和调整,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另一方面也是指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包括加强环境保护和社会保障,节约社会资源、缩小贫富差距,化解社会矛盾等等。普通居民资产保值增值不但是社会保障的有益补充,也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心理健康、社会稳定,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四)深化改革可以促进金融创新,使普通居民手中金钱投向更趋理性和有效,以之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通过改革金融体制机制,可以创建出符合我国国情,又面向国际的新产品。如果发行者可靠,金融产品能做到有效的保值增值,老百姓也乐意购买,这些资金的投入就可以更持续地更稳定地投入到急需资金的行业当中去支撑实体经济,有利于缓解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而实体经济得到资金支持后,能更好地运作和经营,实现快速和稳定的发展,产生令人满意的利润回馈金融产品的持有者,从而吸引更多的老百姓购买这些金融产品和资产,由此进入良性循环。

四、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的若干建议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做好其顶层设计工作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就居民金融资产保值增值问题特提出如下建议:

(一)转变理念,统一思想。将普通百姓金融资产保值增值列为下一步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这是否过于理想化?有无实际意义?2011年“两会”上有代表委员已经提出关注居民金融资产的保值增值问题,认为该问题非常重要,关系到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成果能否保存、社会能否稳定的问题。①我们则进一步将这一问题与金融体制改革联系在一起,其实际意义就在于扭转传统观念,将保护金融产品的购买者利益放到突出的位置,并以制度性的措施保障他们的利益。我们提到金融体制改革通常更多的是强调金融机构的改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内部制度和风险管理,促进商业化和市场化转型,以提高其国际竞争力;加快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建设,完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比重,拓展金融市场深度和广度;完善金融调控机制和金融监管制度,加强金融监管协调等宏观方面的大问题,而对较为微观的、较为具体的居民金融资产保值增值问题缺乏必要的重视。只要我们把它列为改革的重要目标来对待,情况就会有很大改观,人民群众就会高兴。当然,实现这一目标还要看各种主客观条件,甚至可能成为经过长期努力才能实现的目标。但只要有这一追求就是好的,会对各类金融机构的追求目标和行为方式产生积极影响。

(二)在方法论上应坚持“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并行。顶层设计原是一个工程学术语,2011两会之后正成为中国新的政治名词,指确定改革的基本制度框架和运行机制,并以此作为具体设计的原则。①“摸着石头过河”是邓小平同志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提出来的,基本内涵是指在实践中探索改革的路子,认识改革的规律,总结改革的经验教训,并用于指导新的改革实践。两者应当有机结合。比如一年多前开始实施的人民币跨境结算这一举措,有较好的预先设计和通盘考虑,但经过一年多的实践还是出现了一些始料未及的情况,这就需要继续“摸着石头过河”,根据实际情况不断修正我们预先的设计方案。

(三)建议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内专设金融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以协调金融监管、政府主管部门、立法、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金融体制改革需要坚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否则金融体制改革工作就事倍功半,成效要打很大的折扣。所谓组织保障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金融体制改革管理机构的保障;二是金融体制改革管理人员的保障。金融体制改革管理机构建议设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内,名称为金融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由金融监管机构、立法和司法机关的有关人员中精通金融管理知识和业务的相应机构领导成员组成,中央金融工委也应参加。只要中央拨正航向,发出号令,相关金融各类各级机构都会积极行动并提出一些具体建议和措施来,经领导小组统筹兼顾和协调,可以允许一些地区、部门或基层单位先试先行。

(四)改革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的经营制度、分配制度,使之与顾客的实际收益挂起钩来。要切实保护普通居民的金融利益,努力使金融资产保值增值,就必须对相关金融机构的经营制度和分配制度进行改革,尤其是证券经理和基金经理等高管的薪酬制度。衡量证券经理和基金经理薪酬是否合理的重要标准,就是将证券和基金经理的薪酬与其业绩挂钩,根据证券经理和基金经理所掌管的投资证券和基金盈利的多少来计提其收入。虽然现在也有基金公司将业绩纳入基金经理薪酬的考核范围,但这种考核更多的只是一种“是否为本机构赢利的考量”,而并未真正与顾客购买的金融产品的赢亏挂钩。若真正能将业绩与基金经理薪酬挂钩,即便基金经理的年薪超过千万也是合理的,否则,哪怕其年薪只有百万,也难有合理性可言。②

(五)完善金融投资者保护机制,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我国在投资者保护方面已经取得了良好的进展,特别是近期证监会将要求所有上市公司完善分红政策及其决策机制,加大了上市公司对股东的回报,但仍有许多不足,有待进一步完善。建议进一步加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加强对控制性股东监管;尽快完善证券民事赔偿机制和民事诉讼机制等等,加大对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保护。

(六)促进商业化运作的政策性银行(比如国家开发银行)加快产品制度创新。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产品的不断推出能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金融需求,提升效率,但目前我国金融产品创新层次较低,结构单一,创新目标模糊,创新信息沟通不畅,金融产品创新风险意识较弱。并且,产品创新和制度规范之间存在时间间隔较长、空间差异较大等问题。比如,在时间上,往往是产品创新在前,制度规范在后,且间隔时间较长。在空间上,各地区和各分行之间进度不一,方法各异,这使得产品创新之间存在较大的随意性,留下较大的风险隐患。③因此,需要通过商业化运作的政策性银行进行特定的产品制度创新,设计出一系列收益稳定的理财产品,通过商业银行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网点,卖给每一个成年的中国公民,使他们每年都能得到稳定回报(比如,由国家开发银行或下属的基金公司购买效益良好的中央企业的一定股份为基础推出有较稳定收入的理财产品)。全国每个成年公民可按平均配额购买该类产品,且只能在配额限度内购买,当然居民也可以选择不购买,这是消费者的选择权利。而对老少边穷地区的贫困居民则可以减免他们的购买费用,提高其购买欲望,通过分享金融资产来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七)建立健全金融消费者权利保护机制。首先是加快立法,尽快制定一部《金融商品销售法》或《金融消费者保护法》,明确金融消费者的法律内涵以及界定金融消费者所享有的权利。

(1)明确金融消费者的法律内涵。目前,我国广泛使用金融消费者这一名词,但在不同场合下,它仅仅是作为一种统称或泛指,还不构成一个法律概念。学界对“金融消费者”这一提法存在争议,对金融消费者的范围也有分歧,特别是对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投资者两者的界限存在不同的观点。这些问题不容回避,因此我们应当首先明确金融消费者这一法律概念的内涵以确定其范围以及与金融投资者的界限,即金融消费者是接受金融服务业提供的金融商品或服务的人,但不包括专业投资机构和具备一定财力或专业能力从事需要市场准入门槛的金融商品的自然人或法人。

(2)界定金融消费者所享有的权利。把接受金融服务业提供的金融商品和服务的人等原金融投资者所涵盖的范围提升扩大为金融消费者加以保护,将不仅仅遵循投资者投资自我责任的理念和风险收益自负的原则,而是更多地体现为通过政府干预的原则对作为弱势地位的金融消费者的倾斜保护。因此,金融消费者在享有金融服务和购买金融产品时,除享有消费者的一般权利外,还应当享有与金融市场特点相呼应的权利,其中最核心的就是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隐私权、受教育权、求偿权等。

(3)建立金融产品信息披露制度。金融产品提供者对于金融商品或服务的信息披露是金融消费者行使知情权的基础,是金融消费者保护的重要内容之一。信息披露得越全面,产品的风险程度越一目了然,产品价格就会越透明,因此,金融产品提供者往往不会充分地披露产品的全部信息,而是有选择地予以披露。因此,金融机构发售金融产品必须向公众充分披露产品信息,并将其备案至专门的政府信息平台。该平台对备案信息进行分析和认可,接受公众咨询并定期向公众作出产品信息解读和提示。金融机构未充分披露信息或未备案或备案信息与披露信息不一致的,将不得对外发售或停止对外发售。

(4)设立专门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我国目前没有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承担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责。基于金融消费市场的专业性和风险性,法律规定的有限性与社会现实的无限性,设立专门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十分有必要。本次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金融改革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设立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金融消费者保护署”。因此,建议在中央人民银行下设“金融消费者保护办公室”专司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之责,具体负责就金融消费者保护事宜与一行三会的沟通协调,独立受理金融消费投诉,统筹规划金融消费者教育等事项。

财产增值险范文篇9

一、夫妻在婚后举债所购房屋及房屋债务在离婚时的处理。

毋庸置疑,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置的房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购置房屋所欠的债务则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在无过错责任的前提下,若双方协商不成,法院对共同财产和债务的分割,宜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按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据此,在房屋宜于物理分割时,可根据上述原则,对房屋直接进行实物分配,房屋上所欠债务也按实物分配的相应比例,在向女方作适当倾斜的基础上由男女双方分别负担.当然,随着男女社会地位的日益平等化,现在女方职业优越于男方、社会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超过男方的也比比皆是,故向女方作适当倾斜的做法也应综合考虑个案实情.

若房屋不宜进行物理分割,则需区别具体情况进行处理。我们现在法官在离婚财产分割上,一般均将房屋实物和房屋债务分别进行分割,笔者认为不妥,房屋实物和房屋债务是互为依存,相互关联的,故应一并处理。这里的一并处理仅仅限于婚姻当事人内部的处理,而不涉及债权人,因为,在债权人未有主张债权之诉讼行为时,法院主动处分婚姻当事人外部债务的行为显然与民事诉讼不告不理原则相违背,缺乏合法依据。

笔者提议对房屋实物和房屋债务作如下处理。(1)一方要房而另一方不要房屋的,房屋给一方,并由要房一方支付给另一方房屋现有价值减去房屋债务余额一半的金钱,房屋债务由要房一方负责偿还。(2)双方均要房屋的,若双方同意,可通过竞价的方式由报价高者获得房屋,并由其支付给对方其报价减去房屋债务余额一半的金钱,由获得房屋者承担房屋债务的偿还义务。当然,这个报价高也只应是个相对数,比如双方的职业含金量悬殊,则占着优势的一方表面上的高报价却显示了双方竞争地位实质上的不平等,体现出其中竞争方式实质上的不公平,所以,笔者认为报价时应当考虑男女双方的收入现状及其稳定程度,尽可能地在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基础上维持起码的公平。若双方不同意以竞价方式解决,则由法院委托具备评估资格的有关部门对房屋现有价值进行评估后,由双方协商房屋的归属,若双方对此仍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则法院委托有关部门将房屋拍卖或变卖,并就所得价款进行分割,房屋债务按价款的分配比例由双方当事人分别承担。

现实中常常发生这样的事例,获得房屋的一方未按期偿还房屋债务,致使债权人提起诉讼,因男女双方对共同债务承担的是连带清偿责任,且离婚时债务承担的分配并不影响债权人就共同债务向男女双方请求偿还,从而有时使得向债权人还债的义务落到了偿债能力较高的未分得房屋的一方肩上,但其代为履行后,却难以从拥有房屋的一方获得追偿,这样就明显地损及了对方的权益。同样地,也可能存在债权人主张权利时,承担房屋债务的一方从对方获得的房价补贴已被其消耗完毕,无以还债,致使对方在代偿房屋债务后难以实现债权的追偿。笔者以上关于房屋实物和房屋债务归于一方的论述,目的正是意欲避免一方代偿房屋债务后无以追偿情形的发生。

当然,笔者提出的房屋债务归于一方的建议并非没有缺陷,拥有房屋的一方可能欠缺诚信品格,在清偿债务之前转让房屋,逃避债务,这可能会导致另一不幸情形的发生:债权人主张权利时,离婚时分得房屋的一方若无力偿还债务,而此时房屋又已不存在,则另一方代偿债务后获得追偿的可能性将更小。

为避免上述不公平情形的发生,笔者提出以下两项建议:

一是法院在强制执行时应当考虑到另一方已在离婚诉讼时将其应当偿还的房屋债务支付给了获得房屋的一方这一因素,即使债权人依法将另一方列为案件共同被告,执行时也应当先就房屋实物及房屋拥有一方可供执行之其他财产进行强制执行。

二是建立房屋转让公示制度。即在办理房屋转让登记手续前,由房屋管理部门就房屋转让情况,在当地公开媒体上进行为期3日以上的公告(公告费由转让方承担),以提示相关债权人之注意,债权人得知房屋转让事宜后,得于合理期限内向房管部门请求暂缓办理登记,在该合理期限内,债权人可请求转让房屋一方提供其他可信担保,该方拒绝提供相应担保时,债权人得以不安抗辩诉诸法律,以维护其合法权益。若债权人无正当理由怠于行使债权,致使其主张权利时,转让房屋一方无以偿债的,未分得房屋一方得以此为抗辩而免除连带偿债责任。

二、婚前一方举债所购房屋在离婚案中的处理。

笔者试从以下两个方面阐述自己的论点。

1、房屋的性质

要谈房屋的分割,首先须明确房屋的性质,即房屋是个人财产还是共同财产。笔者认为,婚前一方举债所购的房屋应是购房者的个人财产。2001年婚姻法经修改后明确了一方的婚前财产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这一规定使得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关于原属于夫妻一方婚前个人的房产婚后夫妻双方长期共同生活使用的应视为夫妻共同财产的函》和该院1993年11月公布的《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6条“一方婚前个人所有的财产,婚后由双方共同使用、经营、管理的,房屋和其他价值较大的生产资料经过八年,贵重的生活资料经过四年,可视为夫妻共同财产”的司法解释不再被适用,财产的个人属性与共同属性之间不再转化,因此,一方婚前个人举债所购房屋应当属于其个人财产,其为购该房所借的债务也同样属于其个人债务。

个人财产归个人所有,个人债务由个人偿还,这是毋庸争议的。但既然一方在婚前购房时业已举债,则在婚后自然没有个人财产去偿还这属于个人债务的房屋债务了,而婚姻法规定,婚后夫妻任何一方的收益均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笔者此处撇开一方可能存在因赠与等获得个人资产的情形),这样就必然地带来这样一个矛盾:一方以婚后共同财产偿还其个人债务,而债务所对应的房屋又系其个人财产,这样对婚姻关系的另一方显然不公平,这就要求法官在处理此种案件时厘清其中的关系,依法作出公正合理的处理。笔者将在下一步对其中所涉问题逐一分析自己的观点。

2、房屋实物、婚后所付房屋债务、离婚时尚欠的房屋债务、房屋增加的价值,笔者认为,一方婚前举债所购房屋在离婚时的处理可分解成这四个方面来解决。

首先,房屋实物既然是一方的个人财产,理应归其个人所有。同样地,离婚时尚欠的房屋债务是一方个人所欠债务,故也应由其个人偿还。

其次,婚后所支付的房屋债务是一方或双方以夫妻共同资金偿还购房一方的个人债务,前面我们已经谈到,婚姻法已明确界定了财产的个人属性和共同属性,既然个人财产不再转化为共同财产,则共同财产更是不能转化为个人财产,除非一方自愿放弃,且放弃并不等同转化,故该笔资金的性质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离婚时,应按照共同财产的分割原则进行分割,一般地,可以由购房一方将相当于该笔资金一半的金钱补偿给另一方。

财产增值险范文篇10

关键词:寿险信托;必要性;可行性分析

1寿险信托的内涵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所谓寿险信托,是被保险人作为委托人,将人寿保险金债权作为信托财产,在信托公司设立信托,在保险事故发生或保险金给付时,由信托公司根据保单向保险公司申请保险金,交付给受益人或领取保险金后继续留存在信托帐户中加以管理运用,以达到保险金保值增值的目的[1].

寿险信托传入中国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1897年武汉第一家本国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汉口设立分行,主要业务除存款、放款、汇兑外,还有信托等附属业务。其中就包括人寿保险信托。1921年以后保险信托开始被中国社会所接受,尽管史料中记载到1936年中国广州的部分金融机构还有保险信托业务,但那时的中国信托业已经走上了畸形的发展道路,使得保险信托最终夭折。解放后,新中国的保险事业在建国初期曾经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是到1958年出现,使得几乎所有的保险产品被迫取消,保险信托就此在大陆消失。2001年以来中国《信托法》、《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及《信托投资公司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相继出台,标志着中国信托业历经五次整顿后已经迈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近几年,一些信托投资公司不负厚望,在传统信托业务的基础上陆续推出了创新型的信托产品,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但令人遗憾的是,随着保险业的蓬勃发展,与之相关联的寿险信托却未受到重视。据调查,现阶段资本市场上,除已经进入大陆市场的外资保险公司拥有保险信托产品外,国内信托机构目前只有少数几家在发展战略上考虑到了保险信托。所以时至今日,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寿险信托业务仍未推出。

2现阶段中国开展寿险信托的必要性

(1)开展寿险信托是保险业同信托业互动发展的必然要求从保险公司的角度来看,寿险信托业务的推出将丰富保险资金的运用渠道。保险资金可以通过对保险金设立信托的方式进行保值和增值。这种安排可以使得寿险信托的开发不仅有利于受益人对保险金进行有效管理,还可能衍生出更多的保险产品增值服务,提高保险资金的运用效益。

从信托投资公司的角度来看,寿险业的迅猛发展为寿险信托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业务来源。尤其是在老龄化日益突出的中国,市场对老年阶层的保障和遗产的法律属性等的重视程度将逐渐增加,随着相关税制的建立和完善,人寿保险信托作为一种良好的投资理财方式肯定会获得很大的发展。

(2)开展寿险信托是中国居民个人理财的迫切要求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个人财产不断壮大。据调查,中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户均总值22.83万元,家庭可投资资产在30万元的富裕家庭已占家庭总数的10%以上。不久前,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在中国大中城市的问卷调查显示,74%的被调查者对个人理财服务感兴趣,41%的被调查者明确需要个人理财服务,而且随着中国保险业的迅速发展,人们保险意识的加强,人均保费支出占个人消费支出的比例越来越高。未来庞大的寿金给付与受益人有限的理财能力客观上产生了寿险信托的需求。

(3)开展寿险信托是中国金融机构迎接国际竞争的需要寿险信托在西方发达国家是一项比较成熟的业务。近年来,寿险信托的规模不断扩大,种类也日益丰富。如在美国,该产品年均业务量占美国全部人寿保险金额3%~4%,同时出现了多种富有个性化的金融产品,包括老年人保险金信托、高风险职业者寿险信托、残障者保险金信托等等。而中国信托业创立时的“先天不足”,发育阶段的“畸形”,注定了在发展过程中“后天失调”的命运。虽然历经五次整顿,在相当程度上消除了不规范经营引起的金融风险,信托内部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经营机制得到了改善,但应看到中国信托业的实力仍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信托业。按照中国的入世承诺,入世五年后,资本市场将全面对外开放。届时,国外先进的信托理念和成熟的信托业务将会对国内信托业产生极大的冲击。未雨绸缪,研发寿险信托,抢占国内市场,已成为各信托公司的当务之急。

3中国开展寿险信托业务可行性理论分析

3.1寿险信托市场的外部环境日趋完善

任何一项经济业务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外部环境。借鉴国外寿险信托的发展经验,作者认为,目前中国开展寿险信托的外部环境已经具备。从经济环境来看,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个人财产不断壮大,在日常消费之余开始追求财产的保值、增值。专业机构的理财服务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中国保险业迅速发展,保费规模日益扩大。

从法律政策环境看,自2001年以来,《信托法》、《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信托投资公司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相继出台。这些法律法规的出台,表明国家政策对信托业发展的支持,也有利于形成良好的行业外部环境。也为寿险信托业务的推出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此外,新修订的《民法》里明确承认私人财产的合理性,遗产税与赠与税的即将征收,《保险法》对保险金投资渠道的限制逐步放宽,这些相关的法律法规的颁布也将寿险信托市场的发展提供保障和动力[2].3.2寿险信托市场的内部条件初步具备

根据市场经济理论和信托原理,寿险信托市场的形成与发展的三个内部条件就是具备寿险信托需求的委托人(包括受益人),信托财产和受托人。

(1)从委托人的构成要件来看,委托人是信托关系设立的起点,在信托行为中占据主动权。在实务中设立寿险信托,委托人(受益人)通常会处于以下几种情境:其一,受益人是未成年人或属于社会弱势群体。通过设立寿险信托,可将保险金有效运用于受益人的教育费、生活费、医疗费的支出,亦可使受益人最大程度享受保险金利益。其二,当保险金额较大,存在多个受益人时,通过寿险信托,可避免多个受益人之间因利益冲突而发生纠纷,同时可确保按事前规划各个受益人都可享受到信托财产的利益。其三,当投保人是企业经营者时,通过设立寿险信托,可使投保人在面临巨额无限连带偿还债务风险时,投保人的债权人无权对已设立的信托财产强制执行,从而确保受益人的利益不受影响。

目前,中国开展信托业务一般针对有经济实力的群体,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拥有的货币资产日益增多。一批富裕群体积累了相当数量的财富,经过多年创业、奋斗,对家族财产的妥善传承有着更高的要求。“买保险”与“设信托”相结合,具有的合理避税、破产隔离、储蓄与投资理财的多重功效,既可避免现实中普遍存在的财产继承纠纷,又可按委托人旨意妥善规划身后财产,切实保障受益人利益。可以肯定,寿险信托业务一经推出,必将真正为客户排其忧,解其难。社会上庞大的富裕群体客观上构成了寿险信托的潜在市场。

(2)从信托财产的构成要件来看,寿险信托的信托财产是保险金(或保险金和保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保险业保持30%的增长速度,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随着保险业快速发展,保险意识已逐渐深入到每一个家庭、单位。根据保监会网站提供的统计数据,2002年中国寿险保费收入为2073.7亿元,寿险给付225.1亿元。2003年寿险保费收入为2669.5亿元,寿险给付264亿元,2004年寿险保费收入为2851.3亿元,寿险给付308.4亿元。日趋增长的寿险保费,庞大的寿金给付为寿险信托提供了广阔的来源。

(3)从受托人的构成要件来看,目前中国寿险信托的受托人是信托投资公司。20多年来,中国信托业历经五次整顿,并购重组,在相当程度上排除了不良债务和非规范经营引起的金融风险。治理结构的改善、经营机制的转变、业务经验的积累,都大大提升了信托投资公司的经营实力。几年来,一系列信托创新产品的成功上市与热销,更为街头百姓耳闻目睹,使信托投资公司声誉鹊起。实践证明,一大批保留和优化后的信托投资公司有实力、有条件承担在新的发展环境下创新和拓展寿险信托业务。

4实践中开展寿险信托业务应注意的问题

4.1加强与保险公司的战略合作

寿险信托业务的开展,如果没有保险公司全方位的联动与配合,无异于空中楼阁。加之寿险信托业务本身的特点,以保险赔付金作为信托资金,其发生时间和数量均有一定的随机性。因此,开展此业务,必然要借助保险公司强大的精算实力和宝贵经验。因此,应以寿险信托为切入点,加快推进与保险公司实现战略合作的进程,进一步实现信保合作[3].

4.2加强风险管理,完善风险内控机制

由于信托制度的优势,信托投资公司可以同时涉足金融市场和产业市场,根据客户需要灵活设计项目运作方案,组合运用多个金融工具。所以,开展信托业务面临的风险更为复杂化、多样化。就寿险信托业务而言,从信托开始至终止,要面临信用风险、法律风险、流动性风险、投资风险及道德风险等。因此,信托公司在开展寿险信托业务时,要特别重视信托风险的管理,建立严格的风险内控机制和灵活对应机制。

4.3加强信托理财宣传,提高民众信托意识

重视信托思想的普及是日本信托业快速崛起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信托制度在中国是舶来品,不少人对它较为陌生。再加上长期以来,信托机构的不规范经营以至造成声誉低下,使人们更加远离信托。因此,寿险信托市场的培育,离不开对信托知识的普及。可以借鉴国外信托发展经验,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第一,借助媒体力量,积极宣传信托理念。第二,寻求社会各界支持,增强对信托行为的认同。第三,完善产品的推介营销,提升信托公司知名度[4].

5结语

由于现阶段中国开展寿险信托业务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已初步具备,所以信托投资公司将寿险信托业务作为下一个新的利润增长点是可行的。当然,目前开展寿险信托不可避免会遇到一些问题,如《保险法》目前对保险公司的业务存在诸多模糊甚至缺失之处,使寿险公司办理寿险信托业务难以落到可操作性层面,而信托投资公司在该业务中如何协调多方利益还需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但是必须看到,在人口老龄化日益严峻的中国,市场对老年阶层的保障和遗产的法律属性重视程度逐渐增加,随着相关税制的建立和完善,寿险信托作为一种良好的理财方式,无疑会获得很大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霍津义。中国信托业理论与实务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2]孙飞。中国信托业发展审视[J].金融与保险,2005(1):158-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