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优势危险交流

以前邓小平同志向全党敲响警钟：“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于是，在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上，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13年后，在十六大报告又有这样的表述：“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

这些年来，不少地方和部门在学习与实践中认识到，我们“打天下”时的“最大优势”（密切联系群众），如果演化为我们“坐天下”后的“最大危险”（脱离群众），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缺少一种有力的监督机制，缺少公开、透明、批评和激励。而新闻舆论监督，恰恰是针砭时弊，激浊扬清，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一个有效途径。

其实，早在1950年，邓小平同志在西南新闻工作会议上就指出，“报纸最有力量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随后，邓小平同志又指出，“新闻舆论监督是实现这三方面监督（党的监督、群众的监督、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监督）的有效途径，是人民群众行使权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

包括山西省长治市在内的一些地方党委，在实践中不断寻找能发挥“最大政治优势”的支点———新闻舆论监督。并通过“支点”的稳步前移，得以用“最大优势”去化解“最大危险”，从而使“脱离群众”这一最复杂、最危险的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党的十六大报告及时总结基层创造的经验，并将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明确提出要“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党的十六大通过的中央纪委的工作报告也指出，要“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

“最大优势”与“最大危险”是一种反比关系。“最大优势”消，则“最大危险”长，反之亦然。而强化新闻舆论的监督功能，则既可有力地拓展我们的“最大优势”，又可有效地降低我们的“最大危险”。在“最大优势”与“最大危险”的此长彼消中，凡是“最大优势”发挥得好的地方，那些滋生腐败的条件、土壤就会得到遏制；凡是“最大危险”不断滋生的地方，因矛盾激化而群体上访、越级上访就会不断上升。凡是“最大危险”不断销蚀并蚕食“最大优势”的地方和部门，党内民主就会遭到践踏，党内监督就会流于形式，家长制现象就会蔓延滋长，党群关系就会不断削弱，干群关系就会极度紧张。凡是注意用“最大优势”去化解“最大危险”的地方和部门，领导干部就会尽心尽力当好人民的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好务；就会懂得到基层≠深入基层，见群众≠深入群众，发现问题没解决≠深入人心；就会认真倾听群众呼声，及时体察群众情绪，真正关心群众疾苦；就会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自觉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就会坚持不懈地抓好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执政能力建设和制度建设，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正确处理“最大优势”与“最大危险”的关系，就必须充分认识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新闻舆论监督对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发展党内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会收到低成本而高收益的效果。实践证明，新闻舆论监督促进了“最大优势”的发挥，避免了“最大危险”的出现，帮了忙却没有添乱，转变了作风却没有影响团结，加强了党和政府的影响力并推动了改革和经济的发展。

正确处理“最大优势”与“最大危险”的关系，就必须用发展的眼光看新闻舆论监督。如果因为开始阶段相当一部分人的不适应、不自觉和不接受，就放弃新闻舆论监督，照样不痛不痒地办报刊、办广播、办电视，那么，就无从增强党的机关报的战斗力，就难以履行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好人主义”就仍有市场，我们党的“最大优势”就难以发挥，干部作风就难以转变，党和政权建设就难以加强，党的执政、领导水平也很难提高。新闻舆论监督如同给小孩洗脸，开始很难，坚持下去，就会因为受益而成为终身的自觉习惯。

正确处理“最大优势”与“最大危险”的关系，就必须把新闻舆论监督作为新世纪践行“三个代表”的突破口。要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真正落到实处，必须在坚持党委坚强有力的领导下，敢于通过新闻舆论监督这个最有效的途径，使各级干部“重新回到人民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