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

今年，我国国民经济保持了增长较快、结构优化、效益提高、民生改善的良好态势。但经济运行中一些长期积累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同时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情况新问题。针对这种形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完善和落实宏观调控政策、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好势头作出了新的部署。只有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精神，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着力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才能保持我国经济的稳定运行和长期可持续发展。

中央强调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在对我国经济运行的科学分析基础之上的

经济增长速度偏快。近几年我国GDP的增长速度一直较快，而且呈逐年加速趋势。新一轮宏观调控开始的*年，我国GDP增长率是10.0%，*年至*年增速分别比*年上升了0.1、0.4和1.1个百分点。今年前三季度GDP增长率达到11.5%，上升趋势进一步增强。分产业看，对国内生产总值贡献最大的工业增长速度加快，今年1—9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5%，增速比上年同期高1.3个百分点，比上年全年高1.9个百分点。预计今年全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将达到11.6%。经济增长速度偏快，给经济结构调整、能源资源合理利用和环境保护都带来了许多困难。

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投资和出口增长依然强劲。首先，作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投资增速今年出现了反弹趋势。*年全社会投资增长率是27.7%；经过3年的压缩，*年下降到24%。今年1—9月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25.7%，虽然比上半年回落0.2个百分点，但比上年提高1.7个百分点。其次，对外贸易快速增长，顺差继续扩大。今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总额达到15708亿美元，增长23.5%，其中出口8782亿美元，增长27.1%，增速同比上升0.6个百分点。贸易顺差达到1857亿美元，已超过*全年的水平。贸易顺差过大，不仅使国际贸易摩擦大量增加，资源环境更趋紧张，还增加了流动性过剩和人民币升值压力。

消费品价格上涨显著。今年以来，消费品价格结束了长期低迷的状态，呈现出逐月加速上涨的趋势，8月CPI达到6.5%，9月达到6.2%，10月达到6.5%，11月上升到6.9%。1—11月CPI累计上涨4.6%。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恩格尔系数较高，居民用于购买食品的支出在CPI的构成中所占比重超过36%，对低收入阶层来说这一比例还要高。因此，近期物价的快速上涨对低收入阶层和困难群众的生活影响很大。今年以来新出现的消费品价格显著上涨趋势，是宏观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的重要信号。

资产价格高位持续攀升。除了CPI，当前我国股市和楼市等资产市场价格也在高位持续攀升。特别是部分大城市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过高，已经严重影响到居民住房，影响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在证券市场方面，依据上市公司*年上半年的年报数据推算，剔除长期停牌的股票，目前1243只A股的加权动态市盈率为40.71倍。剔除*年中期净利润为负的股票，1127只股票中只有261只股票的市盈率低于平均水平，仅占23.16%，其余近八成股票的市盈率水平高于40.71倍。在流动性过剩和实际负利率背景下，大量资金流入股市容易加大资产泡沫。

资源环境瓶颈制约日益突出。国内某些资源短缺还可以通过高价格进口缓解，但环境污染特别是大气污染和水污染问题是无法回避的。有资料显示，在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我国占了16个。据环保总局监测，*年全国七大水系的411个地表水监测断面中有27％的断面为劣V类水质，全国约1/2城市市区的地下水污染严重。

在目前国民经济高位运行并趋于过热的情况下，原来存在的问题尚未解决，又出现了消费品价格、资产价格上升过快等新问题，宏观调控的难度加大

认识不统一，影响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和有效性。*年以来，我国GDP增速一直在10%以上，今年前三季度达到了11.5%，已大大超过预期目标，但仍有不少人对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的趋势不认同。同时，一些地方政府存在对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响应度不高的问题。在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下，各级地方政府控制着许多资源和不少国有企业，他们既是宏观调控的对象，又是政策执行者，对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应当说，大多数地方政府能够顾全大局，对中央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有正确理解并认真贯彻落实；但也确有一些地方政府从本地区局部利益出发考虑问题，对符合本地利益的宏观调控政策贯彻落实的积极性就高一些，对不符合本地利益的宏观调控政策就采取消极或抵制态度，影响了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效果。

经济规模扩大，调整难度加大。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当经济出现过热或局部过热时，只要通过实施紧缩的宏观调控措施，经济增长速度就会较快降下来。这次情况显著不同。自从*年下半年开始实施本轮宏观调控以来，经济始终在高位运行。这一方面说明我们对经济运行规律的认识在深化，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在增强；另一方面也说明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经济规模的扩大，我国经济一旦走上快车道，就会形成很强的惯性，投资增长持续高位运行，对外贸易顺差继续加大，要想短时间把这种惯性平稳地遏制住，难度大大增加，宏观调控面临更为复杂的局面。

资产价格上涨过快，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课题。当前，除了消费价格显著上涨，比较明显的价格上涨压力的释放处是资产价格，主要表现在证券市场价格和房地产价格的上涨方面。民间资金多但投资渠道较少，加上银行存款的实际负利率，使大量民间资金流入楼市和股市，因而放大了房地产投资需求，推高了股市价格，加剧了资产价格的进一步膨胀。

体制改革不到位，是影响宏观调控效果的深层次问题。当前，投资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都滞后于经济发展。在现行投资、金融体制下，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来源和投资行为不规范，投资冲动和投资饥渴难以抑制。企业的资源使用和环境污染成本过低，加剧了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困难。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过度向投资倾斜、向资本倾斜，劳动报酬偏低，社会保障不健全，影响了消费需求和投资消费比例关系的调整。国有企业税后利润和自有资金过多，使宏观调控效应减弱。

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出现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按照控总量、稳物价、调结构、促平衡的基调做好宏观调控工作，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

下决心把过快的经济增长速度特别是投资增长速度降下来。应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把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放在首位，下决心把过快的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最近两年，最好能降到9%左右。控制经济增长速度，首先必须控制投资增长速度。要综合运用财政、信贷、土地政策和产业政策等手段控制投资规模。同时，加大调整资源税税率的力度，加快实施环境税政策，加大对企业投资的成本约束；控制各级地方政府的直接投资规模，减少财政政策对基本建设的支持力度，加大财政支出结构调整的力度，把财政资金更多地投向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薄弱环节，为拉动消费而不是增加生产能力作贡献。利润大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行业的企业必须上交部分利润，用于弥补社会保障资金的不足。

把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落到实处。最近几年，财政增收和超收的数额都很大，财政预算完全有条件大幅度减少赤字，特别是不应再发建设国债，国债遗留项目的投资可以放在预算内去解决。近几年，信贷规模增长的幅度一直偏快。今年原安排全年新增贷款2.9万亿元，前三季度已经发放贷款3．36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贷6073亿元。有一种解释是由于经济增长速度快了，贷款规模自然就要增大。这实际上否定了货币政策要对过快的增长速度进行调节。在实际工作中，必须严格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

稳定价格，特别是防止消费品价格进一步上涨。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一种货币现象。防止形成全面的“通货膨胀预期”，首先，要控制货币供应量和贷款规模，并增加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其次，进一步增加各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切实落实各项支农惠农政策，以增加粮食、肉类和其他食品的供给；建立价格调节基金、专项补贴基金，完善对农产品提供者、低收入困难群体和在校大学生的补贴政策，做好社会稳定工作。再次，努力加大中低价位住房的供给。各级政府应调整土地供给结构，保证有足够数量的新建住房投入市场；使用政府掌握的资源，切实为有需要的群众提供足够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遏制房价过快上涨。最后，要阻止内幕交易和银行资金违规进入股市，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股市价格泡沫膨胀。

深化改革，破除影响科学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对于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短期问题，通过发挥不同组合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就能有效解决；但对于长期存在或反复出现的一些问题和现象，如“投资饥渴症”问题、国民收入分配问题、资源环境税收问题、一些微观主体的软预算约束问题等，仅仅依靠宏观调控政策是很难起作用的。对这些深层次问题，只有通过深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转变国有企业、国有银行的经营机制，不断提高经济市场化程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