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语文教材改革与发展

时间:2022-10-09 03:58:23

大学语文教材改革与发展

一、选文问题

纵观市面上通行的大学语文教材,基本都是以文选模式运作的,即选择古今中外的名篇佳作作为教材的主体。这一模式直观具体,对提高学生的阅读和鉴赏能力具有很强的实效性。但大学语文与中小学语文毕竟不同,它有更高的教学目标和要求,除了培养学生基本的听、说、读、写能力外,还要拓展和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审美能力,这就需要以文选为主体,配合多种形式和内容,以免造成不见森林、只见树木的缺陷。因此文选的方向是对的,这是经过实践检验的,但如何选,选什么,怎样提升和拓展,是我们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通过考察现有大学语文教材,笔者认为在选文方面应该注意和处理好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把握好选篇标准

市面上琳琅满目的大学语文教材由于选篇标准不同,选篇差异极大,而选篇标准好坏直接决定了一部教材质量的优劣。大学语文教材在母语教育方面具有示范意义,在选篇方面要求非常高,所选文章应该集经典性、思想性、审美性、实用性、多元性为一体,既不能毫无特色,也不能过于标新立异。近来人们常批评大学语文教材存在“偏古”的现象,即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比例偏重,认为这样容易导致学生在学习时产生明显的距离感,不能满足当代大学生成长的心理需求。从上文提及的五种教材的选文比例来看,“徐中玉本”(第九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选文94篇,其中古代作品57篇,占60.6%,现当代作品26篇,占27.7%,外国作品11篇,占11.7%;“陈洪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选文67篇,其中古代作品33篇,占49.2%,现当代作品30篇,占44.8%,外国作品4篇,占6%;“丁帆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版)选文94篇,其中古代作品39篇,占41.5%,现当代作品37篇,占39.4%,外国作品18篇,占19.1%;“王步高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选文117篇,其中古代作品98篇,占83.8%,现当代作品19篇,占16.2%;“温儒敏本”(甲种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选文83篇,其中古代作品61篇,占73.5%,现当代作品21篇,占25.3%,外国作品1篇,占1.2%。可见,大学语文教材的“偏古”现象确实存在,但我们对此不应完全否定,而应辩证地看待这一问题。大学语文教材的“偏古”现象有其产生的原因。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中国文学更是源远流长,几千年文化传承与近百年的现当代文学流变相比,“偏古”也是合理的。况且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是一脉相承的,不能用简单的距离感来排斥,而应充实和加强,这样才能达到传承人类精神文化,培养人文素质,形成健全人格,提高审美能力的教学目标。因此,我们选篇时,不能一概而论,在兼顾时代的同时更应注重作品本身的价值和意义,还是应以经典性、思想性、审美性、实用性、多元性为选择标准和尺度,把每个时代最优秀的作品筛选出来。

(二)控制选篇与中学课本的重复率

一些学者认为大学语文教材与高中语文教材没有衔接好,时常出现大学语文教材与高中语文教材选篇重复的现象。这一问题同样也不能以偏概全,全然否定。大学语文和中学语文的教学目标和要求是不同的,适当重复选入经典篇章能深化和启发学生积极思考,让学生真正体会到更深的思想和境界,拓展更宽的视野和知识面,掌握更多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角度与方法。因此重复是可以的,但要看作品是否有提升和拓展的空间。同时应注意控制选篇与中学课本的重复率,不能过多,新的文学作品才是我们学习的重点。

(三)凸显选篇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现今的大学语文教材在选篇方面还存在针对性和实用性不强的问题,很多教材不能很好地根据院校的不同、教学对象的不同来分类编写。我们编撰大学语文教材时首先应该考虑到文科和理工科以及其他不同专业的情况。例如,现阶段西北师范大学语文教学的对象主要有理工科、音体美和外语等不同专业的学生,教学班的性质与层次也有普通班、民族班和云亭班的差异,所以我们的教材应针对不同专业和不同层次的学生进行选篇,适应不同学生的语文基础和专业要求,更好地满足学生的实际需要。与此同时,我们的选篇还应兼顾到实用性的特点。如适当选择一些自然科学类的文章,可以为理工科学生撰写相关论文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或精选一些艺术鉴赏类的文章,这对艺术类专业的学生帮助更大。因此我们选篇时应通用性和专业性兼顾,凸显教材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二、体例问题

大学语文教材在体例上有很多模式,但就编排标准而言,最根本的主要有四大标准:

(一)主题

以“徐中玉本”和“丁帆本”为代表。这种编排形式有利于从不同的主题出发,选取相关的优秀作品,可以集中培养大学生的人文精神和品格素养,这在提高大学生人文素质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二)时代

以“王步高本”为代表。该教材按文学史的时代顺序进行编排,有利于学生掌握整个中国文学发展的轨迹和框架,启发他们积极思考,增强学习兴趣,以便在短时间内有较大收获。

(三)文体

以“陈洪本”为代表,该本主要采取文体与题材相结合的方式,以文体为基本单位,分现代文、古代文、诗歌和西文汉译四大单元,再于每一单元下,排列不同题材的文章。这样编排有利于学生区分和掌握不同文体的特色,强化学生对不同文体的认识。

(四)专题知识

以“温儒敏本”为代表。该本在体例上设有25个文学与文化专题:《诗经》与中国诗歌的起源,《离骚》与骚体传统,《易》与中国古代神秘文化,《论语》《孟子》与儒学,老庄与道家文化,《史记》《汉书》与史传传统,赋与骈文,魏晋风度与魏晋文学,李杜与唐诗,“豪放”“婉约”说宋词,唐宋八大家与古代散文,传奇、话本与章回小说,《红楼梦》的意蕴,元杂剧与明清传奇,《孙子兵法》与古代军事文化,《九章算术》与中国古代数学,书法艺术与汉字,乾嘉学派与“小学”考证,王国维及其《人间词话》,鲁迅的《呐喊》与《彷徨》,新诗的发生与发展,现代小说的特质与流脉,现代散文的文体格局,《哈姆雷特》与莎剧的中文译介,武侠、言情与通俗文学。这种专题模式具有综合性、开放性、灵活性、经典性和学术性等特点,能在重点讲授文选的同时,科学地整合语言、文学、学术与文化等多方面的知识,广泛涉及历史、哲学、艺术等多个学科领域。当然很多教材也不是只有唯一的编排标准,而是综合以上几种标准编排而成。可见,现行大学语文教材不同的编撰体例为我们积累了不少编撰经验,提供了许多借鉴,但如何制定一个更加科学规范又实用的编撰体例仍然是大学语文教材改革的一项重点工作。笔者认为好的编撰体例必须具备兼容性、实用性和拓展性三个要素。兼容性要求教材的体例能够有条理、有层次地整合不同时代各种题材、各种体裁的作品,这就要求我们将以上编排标准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一种科学规范、灵活开放的教材体例,既能包罗万象,又能凸显重点。实用性要求在配合教学实践的基础上,切实地提高学生各个方面的能力。例如,现行的大学语文教材大多在语言教学和写作教学方面有所缺失,我们在制定体例时必须弥补这些缺失,增加语言知识和写作技巧等相关环节,以便增强教材的实用性。同时也要满足不同专业、不同层次学生的需要,强调教材的实用功能。例如,可以针对文科专业的学生谈谈如何进行文学创作或撰写学术论文,针对理科专业的学生谈谈撰写实验报告的技巧,针对外语专业的学生谈谈翻译技巧,针对艺术专业的学生谈谈艺术鉴赏等。拓展性要求教材有机地通过各种形式和手段进行知识的拓展。例如,“温儒敏本”每个专题都包括以下四方面的内容:第一层次是文选;第二层次是概说,即专题讲座或导读;第三层次是拓展性研读材料;第四层次是思考与练习。这样的安排,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和思考的积极性,也为大学语文教学改革提供了借鉴。再如“徐中玉本”主要通过文章解题、文后分析、思考与练习题、增辑相关评论资料、附录等手段拓展知识,同时教材还配有各类图画和照片,以求图文并茂,增强阅读效果。可见,我们在编撰教材时必须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手段,拓展各方面的知识。

综上所述,新时期的大学语文教材编撰已经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绩和宝贵经验,但仍有改革和发展的空间。大学语文教学仍然期待一部集科学规范化、实际应用化、多元创新化于一体的优秀教材。

作者:许琰宋玉杰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