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公考体检病变的法律诊治

一、公考体检“病因”产生的温床：体检法律制度的失职

为什么公考体检不能真正按照《通用标准》和《操作手册》实现考生的公务员之梦？为何考生及家长、公务员招录机关的工作人员、体检机构的医务人员能够利用体检环节进行暗箱操作？关键在于体检法律制度的失职，没有实现公考体检的完美设计。体检法律制度的失职成为了公考体检“病因”产生的温床。

（一）《通用标准》的缺陷《通用标准》是判断考生体检是否合格的法律依据，其制定的科学性既为在公考体检中正确适用提供保障，又能避免存在暗箱操作的空间。但从《通用标准》的实际情况来看，却恰恰相反，该标准存在极大的缺陷。首先，从《通用标准》对体检项目的规定范围来看，该范围缺乏正当的立法目的，使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过于“严苛”，为考生进入公务员队伍提高了门槛。当初制定《通用标准》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当时全国各地自行制定标准的混乱局面，但统一后的标准缺乏科学依据。如在《通用标准》中规定了：糖尿病不合格；慢性支气管炎伴阻塞性肺气肿、支气管扩张、支气管哮喘，不合格；血压收缩压不在90mmHg－140mmHg（12．00－18．66kpa）之内为不合格，舒张压不在60mmHg－90mmHg（8．00－12．00kpa）之内为不合格。但为什么有上述病症不能成为公务员？难道有上述病症不能从事工作吗？可以说，这种规定对从事公众服务的公务员并没有参考性。其次，从立法技术上来看，《通用标准》规定得并不严密，难以准确适用。如《通用标准》第3条规定：“血液病，不合格。单纯性缺铁性贫血，血红蛋白男性高于90g／l、女性高于80g／l，合格。”对于该条存在的问题是：按照法无禁止即允许的法理，只要不是血液病这种不合格的情况，就应该按照合格对待，这样在逻辑上才严谨。但该条规定了合格和不合格两种情况，而两者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这样，两者在适用上存在着真空。对于不是血液病又低于规定血红蛋白值的，并不能从规定中作出是否合格的判断。但实践中却采取了一种单项排除的方式，把考生拒之公务员门外。“罗生门”事件中正是把血红蛋白低于规定值而又不是血液病的考生判断为不合格。这样一种做法严格来讲并不符合法律的适用。最后，从立法内容上来看，严格地给某一项生化数值确定范围并不科学。因为在参考值和非参考值之间有时并不“泾渭分明”。如有专家认为：白细胞的参考范围是4～10，不能单纯地说3．9就不正常，4．0就正常。我们更注重白细胞是在什么状态下查的，以及它的变化。［7］另外，数值还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所以不能因为体检者数值不在参考范围内就认为不合格。上述《通用标准》的缺陷严重影响了考生体检的质量。不但因为这些缺陷的存在增加了考生进入公务员队伍的难度，而且极大程度地为暗箱操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考生体检中，公务员招录机关的工作人员和体检机构的医务人员正是利用这些缺陷———对某些病症的确立、通过篡改数字使体检结果不符合合格的标准等———达到自己的不法目的。

（二）《操作手册》的缺陷对于《操作手册》第2篇的体检项目及操作规程的规定只要符合医学的要求是不会出现问题的，而且也不应该出现问题，当然，对于各种项目中涉及的数据是否会对参加公务员岗位产生影响可以斟酌。但《操作手册》第1篇有关体检组织工作的某些规定通过实践的操作却反映了很多的问题。首先，关于指定医疗机构的规定不合理。根据《操作手册》第1篇体检工作要求的规定，公务员录用体检工作应在设区的市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进行，非指定医疗机构作出的体检结论无效。这样的规定表面看来似乎没什么问题，但实践中并不是这样，这种规定导致了暗箱操作的可能性增加：一是公务员主管部门可以结合自己的工作需要指定自己认为“可以”的医院。在指定的过程中，也就形成了相关人员的利益勾连。这是因为指定何种医院并没有一个基本原则，或者说不是考虑该医院能否给考生准确的体检结果，结果就造成了指定的随意性；二是这种规定既造成了考生体检的被动性，又难以形成对公务员招录机关的工作人员、体检机构的医务人员滥用权力的遏制。其次，关于复检的规定不合理。根据《操作手册》第1篇关于体检工作程序的规定，招录机关或者体检对象对体检结果有疑问的，可以进行复检。复检要求应在接到体检结论通知之日起7日内提出，复检只能进行一次，体检结果以复检结果为准。这样一种规定并不能保证对考生体现公平：一是一次复检并不一定得出准确的体检结果，前述对体检数据认定的分析已经说明；二是复检机构一般还是原体检机构，如果有暗箱操作的话，仍不可避免无法得出复检结果的真实性。最后，责任追究机制不健全。根据《操作手册》第1篇体检工作纪律与责任的规定，对于体检中违反操作规程、弄虚作假、徇私舞弊、渎职失职的工作人员，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按有关规定追究责任。该规定中被追责的主体只有相关工作人员，力度不够，不足以制约滥用职权行为。另外，对“造成严重后果的，按有关规定追究责任”的规定如何落到实处存在问题。我国《刑法》第418条规定了招收公务员、学生徇私舞弊罪，而相关的法律解释也对如何认定徇私舞弊及情节严重给予了界定。但实践中有多少人依此被追究了刑事责任？

（三）考生的权利救济难以实现首先，根据《操作手册》第1篇体检工作程序的规定，对体检结果有疑问的可以进行复检，这意味着有些是不可以进行复检的。如果不可复检，那就没有救济。即使可以复检，但体检结果以复检结果论的规定照样使考生救济无门。其次，由于权利救济的过程中（如行政复议）招录工作并不停止，因此这种救济几乎无任何意义。第三，由于考生处于弱势一方，即使有复检权利方面的要求，但由于取证困难等因素也往往难以实现权利诉求。最后，在维权过程中，考生会感到无能为力。维权既可能陷入“钱穆制度陷阱”，被不同部门之间相互进行制度的解释，也可能被推进权力的“旋转门”，被不同部门之间推来推去。公考体检的“罗生门”事件被披露后，相关部门就是用制度解释制度，甚至说考生的身体没问题，只是运气不好。或者人社部门、医院、组织部门和纪检部门之间推来推去。

二、治疗公考体检“病变”的“法律良方”公务员职业所具有的优势

无可非议，即使在国外亦如此，从而使人们对公务员职业产生了当然的“厚爱”。当体检法律制度的失职能够为公务员考试提供权力寻租的可能时，公考体检的“病变”也就不可避免。所以，欲治疗这一病症，首先要使公务员职业回归理性，然后消除权力寻租的可能条件。

（一）理性对待公务员职业基于权力、地位、福利、稳定所导致的对公务员的推崇却扭曲了公务员的神圣，使公务员本应为公众服务的内涵被追求地位、福利、稳定，特别是被追求权力所取代，再加上我国现存的就业困难、权力腐败、道德滑坡等因素的冲击，使考取公务员演变成权、钱、位、名的角逐场，使公务员异化为一种畸形的魅力并产出畸形的果实。难怪有人说，国考之所以被公众视为“一条大道通罗马”，折射出公务员群体的高性价比，与之对应的，则是公权的不堪、创业的艰难、公共服务理念的式微。为什么考公务员？一为钱、二为权，一旦这两者暗相纠结，寻租或腐败即司空见惯。［8］如此的公务员职业也就必然形成权力寻租的温床，成为就业选择的利益驱动力。于是，人们为了成为公务员，既把关系社会的关系资源发挥的淋漓尽致，又对进入公务员职业的正常的法定路径实施了破坏，使得通向公务员的路径充满了利益、权力异化和腐败。公考体检的“罗生门”便是这一扭曲现象的直接表现。所以，必须改变这样一种扭曲的现象。而要改变这样一种扭曲的现象，从根本上讲，就是让公务员职业走下“神坛”，使其丧失为之狂热的诱惑力。首先，正视公务员职业的内涵，真正发挥公务员为公众服务的自在力。公务员本意为为公众服务的人员，所以，要通过对公务员进行道德教育，树立公众服务理念，剔除特权思想，使公务员职业回归本性。其次，公务员掌控权力是职责所在，但要认识到这是进行公众服务的保障，而不是肆意行为的资源。必须让公务员在掌控权力的同时，受到权力监督体系的监督，使公务员没有权力寻租的内生环境。最后，隐去公务员职业上的光环，使公务员职业与其他职业处于同等的地位。要做到公务员职业与其他职业在福利待遇、社会保障、工作稳定性等各方面的一致性。

（二）完善公考体检制度在实现了公务员岗位的理性对待后，还要通过完善公考体检制度避免公考体检漏洞的存在，从而杜绝产生体检“病变”的温床。

1．树立正确的公务员录用理念，完善公考体检录用标准。要完善公考体检制度，首先要有正确的公务员录用理念。只有这样，才能合理确定公考体检录用标准，规范公考体检操作规程。录用公务员，是为了择优选拔人才更好地提供公众服务。所以体检标准要以能否胜任公务员工作为标准，这才是科学的、合理的。只有这样才不会把许多优秀的人才拒之门外，既能让这些人圆公务员之梦，又能形成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增强国家机关履行职能的能力。当考试、面试符合要求后，能否胜任公务员工作就要从提供公众服务的角度去考虑，即从能否为公众带来危害去考虑。就体检而言，就是考虑体检的结果能否为公共安全带来严重威胁。按照这样的理念，就意味着体检录用标准不能太过苛刻，只要不存在对公共安全带来严重威胁的病症就应认定为合格。事实上，我国已经开始有了树立这种理念的迹象。比如‘乙肝五项’不再作为体检项目，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现在的问题是，要以“罗生门”实践为契机，充分树立这一理念。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设定科学合理的健康体检标准，简化公务员体检的项目，只保留必须的部分———属于可能为公共安全带来严重威胁的部分，明确其为不合格。这样既能减少体检环节暗箱操作的空间，也符合公务员录用的目的。

2．完善公考体检操作规程。结合公考体检法律制度的缺陷及公考体检实践中的问题，要做到：

首先，修正指定医疗机构的做法，从有利于考生体检的角度考虑医疗机构的范围。这里可考虑这样几种做法：不具体指定某医疗机构，而是确定具备某种资格的医疗机构都可以进行体检，如二甲以上的医院。这样既可以避免权力寻租，又可以避免考生体检结果不予认定的尴尬；即使指定医疗机构，也要指定多家医疗机构、多名工作人员，让相关部门降低对体检过程的掌控力，减少权力寻租的可能性；对于初检和复检要规定由不同的医疗机构来进行，从而避免复检过程的外在干扰，保证复检的公正性。

其次，要有完善的监督机制和纠错机制。要通过一系列的监督体系的建立，形成全过程、全方位的监督，既避免在公考体检过程中出现错误，又可以使相关部门履行职责，避免在出现问题时相关部门和人员互相推诿，形成权力行使的“旋转门”要通过完善的纠错机制，使错误及时发现、处理。当出现公考体检方面的错误时，要能够启动纠错机制使错误得到纠正，避免相关制度形成的权力傲慢，甚至陷入“钱穆制度陷阱”。再次，建立完善的责任追究机制。对公考体检过程中的违法、犯罪行为要强化责任后果，比如加重处罚后果，让违法、犯罪成本高于违法、犯罪收益，促使相关人员克制违法、犯罪的冲动，减少违法、犯罪的发生。当公考体检过程中出现违法、犯罪现象时，要严格落实责任追究制度，包括对违法行为的追究，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不但要对相关人员追究责任，也要对相关单位追究责任。

最后，建立完善的权利救济机制。当考生的权利受到侵害时，要保证考生有充分的权利救济途径。要通过信息公开制度，使考生能够了解到体检的相关信息，当考生要查阅体检结果时，要保证考生的知情权。当考生提出复检要求时，要充分满足考生的要求，保证考生复查权的行使。特别是基于体检数值的复杂性，应当保证考生有多次复检的机会，实现对作为弱势群体的考生的充分尊重。当考生寻求权利救济时，必须终止录用程序，避免权利救济毫无意义，要使权利救济具有实效。只有完善公考体检制度，并与其他完善的公考制度相结合，才能杜绝权力寻租的可能，避免公考的畸形发展，实现公考起点的公平，保证公考过程的公平，最终实现公考的公平、公正、竞争和择优。

作者：刘树桥单位：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