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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创作向电影艺术转化探究

摘要:小说与电影历来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现今的社会状况下,改编电影不仅推动了影视产业的前进,也使得被日益边缘化的文学作品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从第三代电影人主张的“电影是文学”开始,电影就开始在更大程度上依赖文学而存在,对原作的忠实改编成为电影创作的主流形式。但从以张艺谋为代表人物的第五代电影人开始,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在创作出优秀艺术作品的同时,也出现了被改得面目全非的作品,可是这些作品是否成功取决于多方面的原因。本文以《陆犯焉识》的电影改编为例,探究小说向电影转化的困境,并对在此过程中产生重要影响的社会因素加以分析。

关键词:小说;电影;转化困境回望

中国电影百年的发展历程,不可否认电影与文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文学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电影产业的发展。中国大陆的文学创作在经历了80年代(1976—1989)的繁荣时期后,就走入了低谷,在创作中表达出自己生动、鲜活的人生体验,具有自己独特个性的作品越来越少。在这样的情况下,海外华人作家的创作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严歌苓就是这支队伍中不可忽视的创作力量。从《少女小渔》、《金陵十三钗》、《一个女人的史诗》到《小姨多鹤》、《陆犯焉识》,严歌苓凭借自己独特的视角以及对人生命运的深入思考,成功的塑造了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在《陆犯焉识》这部以“文革”为背景的小说中,严歌苓更是突破了自己以往的创作模式,“不仅把关注视野投注到了男性的身上,而且更在20世纪这样一种悠远阔大的历史背景中深刻的思索、表现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在一个广阔的历史空间下,展开了对于人类精神困境的挖掘和审视。”[1]严歌苓更是凭借创作中具有的浓厚的电影艺术元素而不断受到国际知名导演的青睐,将她的文学作品搬上银幕,这些根据她的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频频将各项大奖收入囊中。根据严歌苓小说创作改编的电影,也日益被打造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品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1《陆犯焉识》的“归来”之路

张艺谋根据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改编的电影《归来》在国内的首映,是张艺谋的复出“归来”之作,又在前期的宣传中加足了砝码,知名的导演、演员的评论无不是赞美之词,斯皮尔伯格的盛赞“太震撼了,我哭了快一个小时”,更使得《归来》成为一部值得期待的电影。首映之后,网络上便出现了诸多不同的声音,而前期赞誉的声音最终被掩藏在“刻意煽情”、“老式苦情戏”、“与原作差别过大”、“没有时代厚重感”这样的批评声后面了。“张艺谋的电影基本上都是改编自小说的,他改编小说也基本上就是找一骨节儿改,比如《红高粱》、《菊豆》。”[2]这次的《归来》也是一样的,张艺谋只选取了小说最后四分之一的部分进行改编拍摄,用影片的大部分来展示陆焉识用尽各种办法使失忆的冯婉瑜回忆起自己的情节上。但是相较于小说中的历史背景的呈现和人物情感的铺垫,电影就不免显得有些单薄。这样的改编令很多观众看得一头雾水,也引起了极大的不满。在《陆犯焉识》这部小说中,最令人受到震撼的,无非是陆焉识的命运和冯婉喻的坚持。陆焉识会六国语言,十九岁出国留学,二十几岁成为教授,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他的心中有一个自己的理念,“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他有自己的一个执着”。但正是这个“理念”,使他当了二十多年的无期徒刑犯。“在学生中蛊惑自由主义、民主主义,陆教授还不按照教育部审定的教案教学,而是按照自己的脑子带来的课本上课。”[3]他一生都在不停地追求自由,但却由于来自家庭和社会的束缚而从未得到过。因为自己的“理念”和对自由的追求与向往,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当平反后的陆焉识满怀着期待回到上海的家中,却再也回不到原来的位置。他意识到那段过去的动乱岁月对人性的扭曲和异化无法凭借自己坚持的“理念”改变时,只有选择离开。“他意识到,草地大得随处都是自由。他把所有的衣服带走了,还带走了我祖母冯婉喻的骨灰。”[4]这些在电影《归来》中没有明确交代的,只是在个别的场景中有所暗示,失去了自身特殊经历的“陆犯焉识”,就变成张艺谋为我们呈现出的痴情专一的陆焉识,殊不知他为了摆脱恩娘强加于他的“不自由”而与望达与重庆女子的纠葛,不知他对冯婉喻的感情“必须要从他的浪荡说起”,不知在变成“无期徒刑犯”的20多年间是什么样的经历让他找回自己的本心。这样的删减让观众无法体会电影中人物的深厚感情变得情有可原。张艺谋在电影《归来》中将冯婉喻在陆焉识被抓之前的一切经历全部省略,观众能够感受冯婉喻身上显现出的人性的美丽光辉,但却无法体会在那些动乱的年代,“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这种专一和单纯的坚持经历的是怎样的苦难,又是如何的难能可贵。当观众在这部改编电影中无法还原阅读原作的感受时,当缺少的另外的一个主要人物冯婉喻是在“十年动乱”中坚持人性本质的美不被异化的典型。这种美使她在混乱的年代中保持着清醒独立的自我意识。陆焉识的儿子、女儿因为自己的父亲被打成“右派”而受到牵连,因此对父亲产生了敌意和怨恨,可是作为陆焉识妻子的冯婉喻,为他所经历的苦难比任何人都要深重,而心里却始终充满了宽容,充满着对丈夫的爱和信任,甚至在经历了这样的变动之后依然相信组织,她不带丝毫恶意揣测的去对待身边所有的人和事。缪钺先生在《诗词散论》中说有的人用情是“往而不返”的,像春蚕做茧。“春蚕到死丝方尽”,冯婉喻就是这样的人,投注下去的感情没有节制也没有反省。冯婉喻在“文革”结束后的失忆,亦可以视为一种自我保护,她选择将伤痛沉淀在心里然后遗忘掉,而非在怨恨和痛苦中度过余生。情节造成的误解使观众觉得张艺谋在刻意煽情以赚取眼泪和票房时,质疑的声音便出现了。

2中国电影的创作困境

识时务者为俊杰,张艺谋的做法不失为在现今情况下最正确的选择。但是这种状况的出现的原因,除了电影人自身的特殊经历之外,也受到了整个时代电影发展的大环境的影响。当代中国电影面临的境况是导致电影人转变创作视角的重要原因。一个能够在光怪陆离的世界中坚守着自己信念的人,在集体性否认的压力下仍然坚持自己对于艺术自由的追求的人,必然具有强大的意志和纯粹的心灵,可是在电影市场快餐化、商业化、以“票房”论英雄的今天,这样的坚持又是何等的艰难,有多少人能做到李安导演说的:“你只要做你自己就好了”。时代趋势以及制度限制与个人艺术追求的矛盾,在实质上,就是集体主义原则与作家、电影人独立的个体文化的冲突。这种“以集体名义压制其他电影样式,使电影人被动或者主动地放弃个人艺术追求,紧跟主流电影形式的创作方法”,有论者将它称作“集体功利主义”的创作方法。中国的艺术创作和知识分子的独立地位被来自社会的诸多方面限制和牵绊,就像一个带着过于沉重的包袱出行的旅人一样,脚步注定缓慢而了无生趣。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应是心灵自由的表达。“可以脱离他的从属地位,提升到自由独立的地位,达到真理,在这种地位它就无所依赖,只实现它自己特有的目的”。[5]艺术应是“无所待”的,只有当艺术创作排除外界所有的干扰和功利的目的,只有当它获得绝对的自由的时候,才真正能做到用感性的形式表现最崇高的东西。当艺术丧失自由性,当艺术家失去自主权,在僵化和呆板的制度中就不免会使创作走向保守主义,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有伟大的作品出现,“最深刻的旨趣”和“最深广的真理”就更无从谈起。张艺谋在被问到如何看待中国电影的审查机制时,坦言道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审查的机制是一直存在的,所以短期之内想让它不存在是不可能的,他希望审查可以随着社会的开放,变得越来越透明,越来越民主,越来越宽容,这是与中国电影大发展息息相关的,甚至与市场也是息息相关的。

3中国电影的“归来”之路

成功的改编电影应是在作家原作的基础上,电影人进行的再创造,是电影人在带着枷锁的前提下对生活本质的最大程度体现。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如果对于改编电影的认识,还以是否忠于原作、在多大的程度上将原作品“电影化”来当作评价标准的话,就不免显得褊狭而残忍。电影的商业性与娱乐性与生俱来,与文学创作相比更缺乏独立的个人性,在电影的艺术环境中,如何才能将呈现在银幕上的故事、画面,与欣赏水平、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的观众的期待视野最大程度的融合,是导演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我们在指责张艺谋将《陆犯焉识》改编的面目全非时,是否也应该去思考,如果真的按照原作通过半个多世纪的史诗般的叙述,深刻地展示政治与人生的碰撞,“检视残酷岁月里生命可能达到的高度”,[6]在脱离了小说中语言文字所具有的独特魅力之后,这种深刻情感和人生哲理的展示,这样厚重的历史呈现,又究竟能吸引多少观众?我们在评判改编电影成功与否的时候,是否片面地将电影只看成是讲小说故事的手段,而没有去关注这个故事在运用声音、影像来表达的时候,应该如何讲述。熊培云对电影《归来》有这样的一段评价“它讲述了失忆年代人们所面临的双重困境:在现实中无家可归,对苦难又无处追问。剩下的就只有漫长的等待,无所谓绝望,无所谓希望。这是一部关于等待的电影,结尾更显意味深长,答案(陆焉识)就在问题(冯婉喻)旁,但答案不得不屈从问题,一起等下去。”[7]当代中国电影面临的困境又何尝不是这样,电影人通过电影构建的是一个想象王国,有着不去试图颠覆现实世界的温和本质,它是像李安导演说的那样“体现的是自己在这时期最关心的人生主题”,这种灵感从内心走出来,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就不应被施与过多的外在压力。当电影背离了人,就已经远离了电影本身的初衷而变得铁石心肠。电影对人的背离,说到底还是人自身的问题,包括导演、观众、评论家等所有的与电影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如今的人们已习惯将一切问题的原因归结为社会,在艺术自由的口号的骨骼下却没有丰盈的血肉之躯。中国电影的健康发展,需要拥有宽松的环境和足够的时间。电影的成长像人的成长一样,是通过一点一点的累积自然发生的,违背自然规律的施加压力或限制生长都会造成一种畸形的局面。在自然的状态下,人民群众的判断能力和欣赏水平才会被给予充分的信任与尊重,全面的信息获取最终会成就“有心灵,亦有理性”的民众,他们会成为中国电影乃至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量。从中国电影的现状来看,电影人的探索和突破亦从未停止,他们始终在不停地努力尝试,给自己留出天地。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电影会越来越好,那些消失的东西在今后日子中会慢慢“归来”,“毁灭了的似绿水长流,留住了的似青山还在”。

作者:尚丽杰 单位:河南省新乡市电化教育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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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乔治•布鲁斯东著,高骏千译.从小说到电影[M].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

[3][4][6]严歌苓.陆犯焉识[M].作家出版社,2011.

[5]孙晓虹.舞文弄影的艺术景致——严歌苓小说创捉鱼电影艺术关系微探[J].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6,(1):14-18.

[7]倪震.北京电影学院故事——第五代电影前史[M].作家出版社,2002:45.

[8]张明.与张艺谋对话[M].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142.

[9](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一卷[M].商务印书馆,1979:10.

[10]刘再复.多元社会中的“群”“己权利的界限[J].读书,2012,(1).

[11]张英.严歌苓“影视热”原因探寻[J].辽宁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65-67.

[12]冯果.当代中国电影艺术困境[M].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

[13]赵英.严歌苓小说与影视改变互动关系研究[D].兰州大学,2013.

[14]王效峰.改编:从小说到电影的美学转换[D].西北大学,2005.

[15]龚金平.作为历史与实践中的中国当代电影改编[D].复旦大学,2006:98-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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