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科学研究范文10篇

应用科学研究范文篇1

关键词：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必要的张力

在现代社会，基础研究或纯粹科学面临的境遇是相当严峻的：不仅反对和攻击之声不绝于耳，民众的怀疑和不解、政府的漠视和忽视也是明摆着的。雷斯尼克在谈到政府应该为科学研究提供资金时，提出了三个论据——这实际上也是对基础科学所做的辩护。不过，他很清楚，这些论据几乎说服不了当代政治争论中的力量，也难以获得多数民众的认同——在这个紧缩预算的时代，不产生实际结果的科学被看做是学术恩惠，因为科学资助应该与实际结果联系起来的观念源远流长。况且，

在现今这个一只时尚手袋比一打哲学理论还要吃香、一个三流歌星比诺贝尔奖得主还要走红的时代，功利主义的价值观恣睢猖獗，物欲主义的人生观恣肆蔓延，工具主义的科学观恣意流布，难得有纯粹科学的一方净土。即便偶有残存，在应用科学和技术对社会影响如日中天的与境下，搅得纯粹科学也难以以纯粹的心境去探究了。

许多人都明锐地察觉到这种情势。默顿早就预言：“当前对于科学的社会功利性的迫切要求，也许预兆着一个新的限制科学研究范围的时代。”梅多沃承认轻视应用科学会招致不幸的后果，但是他特意指出，矫枉过正，只注重科学的实际应用，纯粹科学却受到损害。在英国，不恰当地提倡按零售商原则资助科学研究，断送了纯粹科学。齐曼注意到：“现有的社会经济理论要么把科学神化为创造财富的R&D要素，要么把科学妖魔化成技科学（techno-science）的“军事工业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complex）的罪魁祸首。这两种观点都认定研究的功能是：通过任何切实可行的手段生产出人们所需要的或可能需要的任何知识，以满足实际的或期望的物质需求。实际上，每个科学领域都被当做一种可供选择的工具，捆绑在实用技术的前端，帮助其提高发明能力。”他进而指出，工具主义模式支配着所有其他科学形态，它还支配着许多见多识广的且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们对科学的理解。这样的模型只是示意性的，非常平庸，将会被为广泛利益服务的工具主义要求扯得四分五裂。哈贝雷尔（J.Harberer）则挑明：

现代科学表现出以优先倒置为特征的工具论，从而知识作为力量的化身变成它的主要原动力，而公正追求知识则具有第二位的重要性。

不仅现实景况对基础科学如此严酷，而且应用研究一般而言总是要排斥纯粹科学的。任鸿隽对此明察秋毫：“科学事业不当偏重应用而忽略根本之纯粹科学。应用科学以易收切近之功效常易为人所重视，纯粹科学反之，故常易为人忽略。”布什对此也有十分清醒的认识：

应用研究与纯粹科学研究之间的差异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且工业科学家可以从广泛的基础观点解决一些特殊的问题。但是，强调存在一种支配研究的违反常情的规律是很重要的：除非制定审慎的政策来防止这一点，否则在立刻要得到结果的压力下，应用研究总是要排斥纯粹科学研究的。这一寓意是清楚的：正是纯粹科学研究值得需要特别的保护并有专门保证的支持。

也许正是由于这个一般规律存在和无形地起作用，难怪T.H.赫胥黎常言：“应用科学四字，吾愿其自来即不存在。”难怪翁文灏建议：“与其言应用科学，不如言科学应用之为当。”

面对这种应用研究排挤基础研究、工业科学吞噬学术科学的情势，有科学情愫和社会责任感的公民，都应该坚定地站起来，捍卫纯粹科学的神圣理想。在这方面，一些科学家和思想家给人们做出了表率。德布罗意昌言：“在我们思维的处理手段与隐藏在自然表象后面的深刻实在之间的和谐一致是多么明显。为了把这种和谐更加彻底地弄清楚，为了更加全面地看清迪昂谈到的本体论意义上的法则，这正是纯粹科学的真正使命。排除一切功利主义的偏见，单纯地献身于对真理的追求，正是一项我们从事的最高尚的事业。由于它所追求的目标的全然理想的性质，由于它所要求的努力的无私性质和殷切程度，它所拥有的道义上的价值是无可非议的。”爱因斯坦向来把他所从事的理论物理学——一门典型的纯粹科学——视为值得终生追求的神圣的事业，绝对不能用它来换饭吃。他说：

如果一个人不必靠从事科学研究来维持生计，那么科学研究才是绝妙的工作。一个人用来维持生计的工作，应该是他确信有能力从事的工作。只有在我们不对其他人负有责任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在科学事业中找到乐趣。

贝文也许有些走火但却不无道理，他面对饥肠辘辘的大众，仍然强调“精神的饥饿比物质的饥饿更具破坏性”。

这些人士坚守纯粹科学净土的行为令人感佩。因为栖居在纯粹科学的精神家园的科学家，最有可能持之以恒地潜心和痴心钻研大自然深藏的奥秘与和谐，从而做出划时代的科学发明。可是，捍卫纯粹科学的神圣理想的意义决未就此而止。捍卫纯粹科学的神圣理想就是捍卫科学的自主性和科学研究的自由——这是科学独立存在和按照自身的逻辑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也是人类追求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这一至高无上的价值之特例。默顿对此深有感悟：“被科学家从一开始的训练中就接纳的这种情操与科学的纯正性有关，科学不应该使自己变为神学、经济学或国家的婢女。这一情操的作用在于维护科学的自主性。因为如果接受一种非科学的标准，即假定科学价值是与宗教信条或经济利益或政治目的相一致的，那么只有当科学符合这些标准时，它才会得到承认。换言之，当纯粹科学的情操被排除后，科学就会受到其他制度化机构的直接控制，而且它在社会中的地位也会变得日益不确定。科学家不断地拒绝把功利性规范应用于其研究工作，其主要作用就是可防止这种危险，这一点在现代尤为明显。”他还颇有感触地说：“纯粹科学的提升被认为可以防范这样一种规范的侵害，它们会限制科学可能的发展方向，而且会威胁科学研究这种有价值的社会活动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列维特的一席话也言之凿凿：

人们常常赋予基础研究以特别的神圣性。这是因为这类工作是按照本学科的逻辑和寻求基本的理解而工作的，而不是履行一种为狭隘的实际问题提供有用的解决方法的责任。然而，甚至在此之外，基础研究对于科学家还具有一种难以否认的吸引力，即这个王国尊重他们自己的自主权和统治权来指导自己的工作，只要他们自己认为是合适的。如果可以求助马克思主义范畴的话，基础研究——好奇心驱使的研究——可以被描述为“没有异化的劳动”，其成果——更多的是心灵上的而非金钱上的——完全属于研究者。相反，即使最杰出的工作，当其按照一个公司或政府赞助者的要求工作的时候，不论多么微弱，都要服从其他人而不是服从进行这个工作的科学家本人的目的。

纯粹科学的精神气质或规范结构（包括社会规范和认识规范）确实能够作为、而且也部分成为人们的标准楷模和理想追求。齐曼揭橥，科学是一种知识生产模式。其社会规范与认识规范不可分割，这被哲学家称为调节原则（regulativeprinciples）。科学家认为，无法把科学家视为“真理”的东西与他们共同追求“真理”的工作方式分开。学院科学的调节原则是其精神气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精神气质与其社会学方面直接关联。例如，“公有性”规范与经验主义原则——依赖于可重复观察和实验的结果——密切相关。此外，社会“普遍性”与解释一致有关；“无功利性”通常与对客观实在的信念有关；坚持“独创性”激发了猜想；在被接受为既定的知识之前，“有组织的怀疑论”要求全面检验这些知识并为之辩护。他还说：“学院科学不只是一种碰巧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生的公共活动，它是我们‘认知体制’（epistemicinstitution）的标准范例。同样，学术研究不只是一种特定的文化形式，它是我们的‘知识生产模式’的理想形态。”即使在学术科学共同体之外，学术科学的规范和标准起码部分地为在非学术环境中工作的科学家确定了一个理想。这样看来，莫尔的下述警告是言之成理的：

许多政治家和外行人实际上相信，好奇取向的基础研究至少是一种多余的奢侈。这是目前科学危机的最严重的因素。

其实，从近代科学萌生直到19世纪后期，纯粹科学都是科学家追求的远大理想和践行的研究活动。此后，尽管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和技术、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和转型，但是纯粹科学作为一种的崇高理想始终浮现在迷恋和献身于科学事业的心智中，而且也确实有一小批纯粹科学家在默默地践诺这一高尚追求。齐曼心中有数：“虽然学术科学作为当代科学的模型与实际情况相距甚远，但仍然是许多科学家以及某些元科学家对他们的活动的性质所持有的看法。它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可以把它看做是一个世纪之前工业研究尚未出现的时候，对于自然科学的公正描述。”学院科学设立了一些尽管极少实现、但却被普遍接受的理想标准。它们展示了一个概念框架，从大量认识实践、程序和传统中可以总结出一些标准条款。它们在本质上是箴言，而非精确的规则。这体现在默顿规范的精神气质方案中，尽管它从来不过就是学术科学的传统准则的一种理想化，且具有自己为自己服务的空想特点，很少有学术科学家在实践中遵从这种理想，但是并不是说完全不能以这种标准为目标，它可以作为科学生活的许多实际规则和惯例的参考。德布罗意言必有中：纯粹科学是“单纯地接近理想的”。

虽然我们被人体的组织结构和我们对日常事物的狭窄范围的各种情感所束缚，我们还是能被理想的召唤所激励，能被多少受到限制的追求精神价值的渴望所激励，即使是我们之中的下愚也不会不受这些激励的的影响。

当然，我们所谓的纯粹科学，不是与社会完全隔绝的、象牙塔上的科学。因此，纯粹科学之“纯粹”，并不是“水至清则无鱼”的纯粹。诚如列维特所说，纯粹科学“不是说科学与社会和经济因素相隔离——这样的绝对‘纯粹’是一个不现实的梦想，并且是不值得渴望的。”齐曼指明，纯粹科学家并不是脱离社会环境的孤立个体。而且，纯粹科学的理想在现实社会中并不是单纯怀旧，在某种程度上，它在适当的社会契约下可以实现。莫尔和盘托出：“科学家的独立之梦是怀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自由——思想自由和探索自由——变成幻想。体制的和财政的依赖与智力的独立（思想自由和探索自由）是相容的，只要合伙人、政府和科学家认真遵守他们的‘社会契约’准则。正如有人注意到的，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政治权威能够向科学口授它的步骤、它的活动规律、它的要义；在政府权力内也不能决定科学探索的形式和内容。通向真理的道路像真理本身一样不受政治决定的影响；在更深的层次上，真理有它自己的不被政治权力败坏的权威。公众的权威有可能限制它的行使，或阻止它进入公众的讨论，或掩盖它的部分结果，或歪曲它的意义，但是没有什么强制或劝服能够改变它确立的东西，除了科学论述本身的权威而外。”科学家为了获得某项基础科学的研究经费，有时不得不虚与委蛇，做点表面文章，强调一下它的应用前景和实用价值。实际上，他们依然故我，从未改变初衷。这充分显示出，纯粹科学的理想在科学家内心深处根深蒂固。布鲁克斯注意到这一有趣的现象：

这种转移是表面的，而不是实际上的：研究建议重新写得显然适合特殊的社会目标了，而并没有改变科学的主题。简而言之，科学家常常改变对他们正在做的工作的解释，以适应外界的压力，而不是真正改变他们所做的工作。这个[科学主题的]“无形的力量”仍然是确定重点的真正力量。

应该给基础研究以必要的支持。正如布什所说，基础研究是一个长期过程——如果指望短期资助立即得到结果，它就不是基础研究了。因此，应该找到一些办法，允许某些机构许诺用经常性拨款给予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经费支持。事实上，在一些发达国家，就是如此行事的。列维特披露：“几十年来，就像美国以及绝大多数工业化国家那样，科学的精神气质要求并得到了为基础研究和为科学而科学提供的保护。大学，有时加上一些专门的研究所，构成了这个系统的核心。”

尤其是，政府必须负起应有的责任，这包括为基础科学创造自由的发展氛围并提供合理的财政预算。布什明确指出：“政府能用以促进工业研究最重要的方法，是通过资助基础研究来增进新科学知识的涌现和帮助培育科学人才。”雷斯尼克详细地罗列出，政府不应该放弃对纯粹研究的资助是有理由的。第一，许多学人论证，纯粹研究往往具有实际应用，但是要预见这种应用通常是不可能的。第二，为了进行应用研究，需要拥有大量的一般科学知识。由于纯粹研究的目的在于提供这种类型的知识，它在应用研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三，科学史表明，所有研究（并非恰恰是纯粹研究）在具有高度智力自由的社会里繁盛，把研究引向专门的实用目标、不为纯粹研究提供资金的世界，很可能由于限制智力自由而妨碍研究气候，从而危及科学。最后，纯粹研究借助经济学的一个术语应该被看做是公共货物，是不能够被私人消费的货物，是任何人可以无偿地得到的货物。纯粹研究是公共货物，像安全的道路和桥梁、警力、污水处理和教育这样的公共货物一样重要。他建议，政府应该积极资助纯粹研究，科学家要在这类决策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布朗和布鲁克斯二人从经济学的角度进一步阐明，政府为什么必须支持基础科学：

许多经济学家都极力表明，政府必须支持基础研究，因为自由市场总是不会恰当地支持它。他们这样说，在福利经济中，政府有义务填补市场支持的基础研究水准和社会需要的水准之间的差额。

研究离最终实际应用越远，它在市场经济中越不容易获得支持，除非国家提供直接补助或通过专门的税收刺激措施促使私人提供资助，而后者也是公共资助的一种形式。这样，显然存在强有力的经济学理由，要求政府支持研究，特别是支持基础研究。

除了政府的支持外，各种非政府的和非赢利的基金会以及企业——有可能从中多少获益——也有义务解囊相助，关键是要有与之配套的科学政策。不用说，还要制订切实可行的申请和资助的管理措施，把科学家从过分激烈的无序竞争和大量非研究性的无效劳动中解放出来。范伯格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也提出过“诚信资助”以及用“事后收购制”替代“事前招标制”的设想。

有了健康的研究氛围和正常的经济来源后，下一步的问题是选择什么基础研究课题去做。因为只有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才能受到事半功倍之效，从而不辜负政府的豪举和纳税人的慷慨。至于如何选择，不是三言两语就能打发得了的，鉴于篇幅关系，我们也只能浅尝辄止。

要取得十分富足的资金满足所有科学家的胃口，当然是不现实的；撒胡椒面式的平均分配，显然是不明智的。有一定的经费之后，该怎么选择研究课题呢？布朗对此有深入的思考和明睿的见解。他说，我们在选择时一般要受到两个限制：社会偏见和科学范式，称职人员和钱财供应。在明白了这一点之后，

不用说，我们必须打破我将要命名的外部标准和内部标准之间的平衡。作为外部标准，我意指任何健全的行政官员都会立即考虑到的那类事情，诸如项目的规模和费用、它对于特定国家资源的适宜性、投入的人员的能力、它的社会意义等。内部标准是比较微妙的。我建议，内部标准应该有助于下述研究规划的提出：它们不仅是引人注目的和富有新意的，而且选择它们主要是考虑到它们与科学的进展有关，而不仅仅是因为它们与我们直接的社会需要有关。与科学的总的进展密切相关的研究规划的提出，有可能使科学中的其他论题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从而在不止一个方面把知识前沿向前推进。

至于“什么最有可能推进科学的前沿？这必定是一个科学问题，必须主要由科学家去解决。”要知道，“没有一种体制是完美无缺的，但是，把基础研究的细节控制大量地交到科学家手中的体制，必定要优于把它放在政治家或政府部门的体制。相反的情形对应用科学的控制也几乎适用。正如社会价值对于基础科学研究的实施不是好向导一样，科学价值对于科学的社会应用也不是好向导。在控制应用科学时，我们正在刻苦地学会认清科学对社会所负的责任；在控制基础研究时，我们必须认清社会对科学所负的责任。”

在强调基础科学的重要意义和捍卫纯粹科学的神圣理想时，我们也要警惕和防止另一种倾向——过甚地钻牛角尖。有极少数人钻钻牛角尖倒也无妨，只要他们不耗费可观的社会资财，社会甚至可以把他们作为“稀有保护动物”加以呵护——首先，这是他们的自由；再者，说不准哪一天他们也许会对科学知识有所贡献。但是，对于大多数纯粹科学家而言，研究与科学进展密切相关的前沿问题才是第一位的。劳丹说得好：尽管放弃对理论科学的探索无异于否定人性中最大的特点，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将资源花费在任何理论问题上都是有正当理由的。

当今，致力于认识上毫无价值的问题和致力于无益于社会的问题的科学研究一样，是太多了。如果“纯粹”科学家要想不辜负施与他们的慷慨资助，他们必须能够表明，他们的问题是真正重要的问题，他们的研究纲领足够进步，值得用我们宝贵而有限的资源去打赌。

“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之间的复杂的辩证法是科学史中最深刻的问题之一。”在处理这种辩证关系时，也许最佳的途径是，在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设法使本来具有某种对立和互斥倾向的两类科学互补互惠，从而收到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之效。对基础科学固然漠视不得，对应用科学也万万不能忽视，因为后者不仅对社会大有裨益，而且也能够惠及基础科学。遗憾的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常常有意或无意地好走极端。诚如默顿所言：像在社会和文化领域中存在的大部分双重性一样，这种双重性也导致了矛盾选择的态度。而且，由于我们发现难以承受这种矛盾选择，所以我们经常处在这样的犹豫不决之中，明显地从一个极端摆向另一个极端，强调一方面的价值，必然大大压制另一方面的价值。我们或者极力倡导，知识不能被用于实际目的的就决不是真正的知识；或者极力倡导，应用知识本来就属于知识自身的一类。一些人倡导纯粹科学，而另一些人倡导应用科学。前者是柏拉图的追随者，后者是拙劣的培根的追随者。事实上，这两类科学的真实关系恰如B.巴伯所言：我们必须注意，在“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总是有重要的相互影响，无论在同一或不同的社会组织中它们是否被具体地分开。的确，它们必定是相互依赖的，因为不仅“纯粹”科学为社会应用提供新的理论，而且这些应用反过来又会为“纯粹”科学的顺利进展提供工具和条件。它们之间的联系正如科南特校长所说的，是“共生的”和“紧密的”。科学的成长要求“纯粹”研究和“应用”研究永远不要彼此过于分离。误解这两者的性质和彼此之间关系的一个最大的危险就是，这有可能导致一种僵硬的和有害的分离。

坎贝尔既揭示了两类科学的张力关系，也开出了免走极端的良方，颇具远见和卓识：“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是经验知识这棵大树的根和分枝；理论和实际是不能分离的统一体，如果不给双方带来极大的破坏，就不能将其分开。社会的精神和物质的健全就依赖于这种密切联系的维持。几年前有一种倾向认为，真正的科学是限定在实验室的，他们的学生也要离开工业社会的沸腾生活，对工业视而不见，成为贫血儿。今天或许出现了一些过分反动的迹象；工业科学得到全面支持和普遍关注，而大学——所有的学科和所有的知识的保姆——却成了挨饿者。只有当科学既作为一个满足知识需要的源泉、又作为满足物质需要的手段成为普遍认识的时候，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危险才能避免。”

也许正是基于类似的认识，中国学人任鸿隽才明智地指出，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二者同样重要；考虑到现实状况，宜于多多提倡纯粹科学。他说：科学家的态度似乎第一应从发现宇宙真理、奥秘而努力，第二是将研究出来的东西怎样地可以为人类谋取福利，这才与人类前途有利。惟此而行，人类必可获得更光明、更良好的前途，同时也不怕科学不为人类造福。他还说：

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哪一项需要提倡。我个人以为两者都重要，不过应用科学自会有利地发展，而纯粹科学则少人注意，所以应当多多提倡纯粹科学。

霍耳顿则推荐兼顾二者的“杰斐逊式的研究纲领”，不知是否有道理、是否可行，值得人们用心思忖。他这样写道：回顾17世纪以来近代科学的两个主要渊源，通常指的是（没有太多的歪曲）以牛顿为代表的“基础科学”和以弗兰西斯•培根为代表的“应用科学”。但是还有第三种风格的科学实践，人们很少明确承认它，但是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值得赋予更大的注意。关于这种科学实践的比较方便的名称是“杰斐逊式的研究纲领”。牛顿式的研究纲领是寻求全知（omniscience）。与之相对照，培根的研究纲领专注于科学为全能（omnipotence）服务，或者用他本人的话来说，“扩大人类帝国的疆界，尽可能地影响一切事物”。杰斐逊的第三种研究纲领从二者中汲取了某种东西，又为一个新的目的把它们结合起来。简要地说，“这种风格把研究中心放在基础科学未知的领域，它又处于一个社会问题的核心。因此，它既不是纯粹科学取向的，也不是纯粹问题取向的（后者主要应用现有的基础知识以适应所设想的需要）。”对照起来，杰斐逊的结合模式兼顾二者，它反映了杰斐逊看到科学有两个相互纠缠在一起的目标——不仅仅是充分地理解自然，而且还有他简单地称之为“人的自由和幸福”的东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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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鸿隽：中国科学之前瞻与回顾，《科学》，第26卷（1943），第1期。任鸿隽后来还说过：“应用科学因其有利于生产，可以从而获利，自会有人去做。因而纯粹基本科学的研究则以无利可图必须我们尽力去提倡。其次，应用科学的发展，其收效大小也得根据纯粹科学的成就，所以不能不注意根本的纯粹科学；至于应用科学自会因时而发展的。”参见任鸿隽：在“科学与社会”座谈会上的发言，《科学》，第31卷（1949），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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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鸿隽：中国科学之前瞻与回顾，《科学》，第26卷（1943），第1期。T.H.赫胥黎的原话出自他在1880年的“科学与文化”演讲。他在反驳“事务主义者”——他们散布科学文化对于一所目的在于“促进国家工业和制造业发展”的学院不相干——时说：“我常常希望，‘应用科学’这个短语从未被发明出来。因为它暗示，存在一类直接实际使用的科学知识，它能够撇开另一类不具有实际用处的和被命名为‘纯粹科学’的科学知识而学习。但是，没有比这更十足的谬说了。人们称其为应用科学的东西，无非是纯粹科学对于特定种类问题的应用。它由借助推理和观察确立的、构成纯粹科学的普遍原理的推论组成。没有一个人在他牢固地把握这些原理之前，能够保险地做出这些推论；他只能通过它们赖以建立的观察和推理的操作的个人经验，才能达到这种把握。”参见T.H.Huxley,SelectionsfromtheEssaysofT.H.Huxley,EditedbyA.Castell,NewYork:Appleton-Century-Crofts,Inc.,1948,p.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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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曼言之有理：“仅仅以心理因素为标准，试图把基础研究与其他形式的研究活动区别开来，这是行不通的。以个人自主性作为惟一的指导原则，也是办不到的。把纯粹研究者描绘成一个完全孤立的个体，其生机来自内心的觉悟，这简直是异想天开。可是，科学家在解释自己的行为时，总喜欢以这种惯用的、简化的方式来表达。这些表达大多数是非常真诚的。然而，它们通常系统地忽略了科学家工作在其中的社会环境因素。”参见齐曼：《真科学：它是什么，它指什么》，曾国屏等译，上海：上海科学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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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斯尼克的具体建议是这样的：由于纯粹研究具有重要的社会含义并花费大量的金钱，政府总是（并且应该总是）在提供资金的决定中起重要作用。在民主社会，公众应该知道政府如何分配它的预算，提供资金的决定不能完全留给官僚或专家手中。公众虽然对提供资金有发言权，但是至少有两点理由表明，科学家而非政治家应该在多数决定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第一，公众不愿意在不健全的研究上浪费资源，而有资格的科学家知道任何研究的长处。第二，要公众评论每一项研究建议是不充分的。参见D.B.Resnik,TheEthicsofScience,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8,p.169,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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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克斯：基础研究的功能，顾淑林译，北京：《科学学译丛》，1988年第1期，第11~19页。

默顿就此论述道：基础研究对不同的组织和制度具有潜在的价值，而潜在价值概念直接关注的是一个明显和重要的事实，即不同类型的基础研究具有不同的适合于某些类别的实用结果的可能性。这个概念涉及到支持那些基础性研究的科学政策问题，就我们看来，这类基础性研究对赞助企业来说会具有极大程度的潜在意义。扶持具有潜在价值的基础研究的政策有几个方面的有意义的特征。第一，它保证科学家对问题的选择有很大的自由度。第二，赞助组织也有很大的自由度，使它们从各种基础研究中有所选择，以发展基础性和具有潜在意义的知识。第三，它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和赞助组织之间提供了一种磋商关系。他们以相对中立的立场接触，各自都保留自己的目标，同时又尽可能使对方获益。第四，扶持基础研究的主导性政策只是把研究资源分配给多数而非全部具有潜在价值的基础研究。第五，那种对政府、商业和工业等组织的目标只有很小的明显潜在价值的基础科学，无疑需要获得另外一些机构的大力支持，这些机构的目的在于促进基础知识的发展，而不是为了获得可预见的实用结果。参见默顿：《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林聚任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版，第250~251页。

范伯格这样写道：因为可以得到支持的科学研究的资金大大增加，科学家的工作和生活显著地改变了。增加的资金使科学家有可能计划和实施研究规划，否则这是不可想象的。虽然投入科学研究的资金按以前的标准是相当大的，但是资金还是有限的。由于大多数卷入基础研究的科学家依赖政府资金，因而不得不为有限的资金而竞争。由于资金对研究是如此决定性的，科学家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准备他们的计划。为了保险起见，科学家往往把类似规划提交给几个拨款机构。一些科学家估计，他们把多达20%的工作时间都用在准备计划上了。政府资金对科学研究的“食物供应”正在变得相对短缺，科学家现在必须在与他们的大量同行的竞争中搜寻粮秣。这不是因为可以得到的资金被缩减了，而是因为科学家的数目和科学规划花费的范围大大增加了，把较大的要求放在研究资金的馅饼上。政府未来的支持模式对于科学的未来具有巨大的重要性。参见G.Feinberg,SolidClues,NewYork:SimonandSchuster,1985,pp.226~227.

李醒民：学术科学可以被计划吗？北京：《学习时报》，2004年12月20日，第7版。李醒民：荒谬的逻辑，荒诞的考核——就本人的经验小议课题申请、学术评价及其他，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第29卷（2007），第3期，第96~97页。摘要发表在北京：《科学时报》，2007年6月29日，第A4版。

布朗：《科学的智慧——它与文化和宗教的关联》，李醒民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118~119，121~122页。布朗就“两个限制”是这样讲的：在我们选择做什么基础研究方面，有一些明显的限制因素，这是因为，科学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活动，它深深地扎根于历史之中。我们选择课题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流行的社会偏见的强烈影响，正像17和18世纪的物理学和数学选择课题受到与世界探险有关的航海问题的影响一样；在当代，对太阳系的探测也是由太空研究中的军事利益促进的。我们的选择也受到该时代的科学理论和风尚的强烈影响，托马斯•库恩称其为“科学范式”。第二个明显的限制因素是，称职的人员和钱财的供应是有限的。这样就提出选择什么基础研究去做？我们应该花费多少？对此，没有一个明确的经济学答案；而且，与艺术不同，公众对基础科学的评价不能用进入音乐厅和艺术馆的人数来衡量。

劳丹：《进步及其问题》，刘新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223页。

斯诺：《两种文化》，纪树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第1版，第65页。

德布罗意对此有透彻的了解：由于应用科学不是追求纯粹的理想目标，而首先在于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由于它经常被迫考虑的是物质上的意外事件和财力上的（商业上的）条件，从纯粹的知识观点看来，应用科学并不具有纯粹科学那样高贵的价值。虽然如此，但是也不能忽视它推动社会的进步，对纯粹科学有所帮助（提出问题，有时对纯粹科学也有贡献）的事实。参见德布罗意：《物理学与微观物理学》，朱津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版，第182~183页。雷斯尼克也心知肚明：值得注意的是，工业研究产生了大量的社会好处。第一，工业雇用科学家发展有益于社会的产品和技术。第二，私人工业为数百万科学家和卷入研究的人提供雇用。这些工作倾向于是高工资、高技艺的工作，它们在社区或国家的经济基础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三，私人工业为科学研究提供资金，可以弥补政府资助之不足。虽然这种资助往往是高度应用的，但是它能够具有理论上的副产品。第四，学术机构往往从私人工业的工作中获得好处。当公司在大学环境中运作时，它们帮助大学获得私人基金为设备、工作场所和人力资源投入。参见D.B.Resnik,TheEthicsofScience,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8,p.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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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巴伯（BBarber）：《科学与社会秩序》，顾昕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第1版，第119页。

戈兰：《科学和反科学》，王德禄等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77页。

应用科学研究范文篇2

关键词：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必要的张力

在现代社会，基础研究或纯粹科学面临的境遇是相当严峻的：不仅反对和攻击之声不绝于耳，民众的怀疑和不解、政府的漠视和忽视也是明摆着的。雷斯尼克在谈到政府应该为科学研究提供资金时，提出了三个论据——这实际上也是对基础科学所做的辩护。不过，他很清楚，这些论据几乎说服不了当代政治争论中的力量，也难以获得多数民众的认同——在这个紧缩预算的时代，不产生实际结果的科学被看做是学术恩惠，因为科学资助应该与实际结果联系起来的观念源远流长。况且，

在现今这个一只时尚手袋比一打哲学理论还要吃香、一个三流歌星比诺贝尔奖得主还要走红的时代，功利主义的价值观恣睢猖獗，物欲主义的人生观恣肆蔓延，工具主义的科学观恣意流布，难得有纯粹科学的一方净土。即便偶有残存，在应用科学和技术对社会影响如日中天的与境下，搅得纯粹科学也难以以纯粹的心境去探究了。

许多人都明锐地察觉到这种情势。默顿早就预言：“当前对于科学的社会功利性的迫切要求，也许预兆着一个新的限制科学研究范围的时代。”梅多沃承认轻视应用科学会招致不幸的后果，但是他特意指出，矫枉过正，只注重科学的实际应用，纯粹科学却受到损害。在英国，不恰当地提倡按零售商原则资助科学研究，断送了纯粹科学。齐曼注意到：“现有的社会经济理论要么把科学神化为创造财富的R&D要素，要么把科学妖魔化成技科学（techno-science）的“军事工业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complex）的罪魁祸首。这两种观点都认定研究的功能是：通过任何切实可行的手段生产出人们所需要的或可能需要的任何知识，以满足实际的或期望的物质需求。实际上，每个科学领域都被当做一种可供选择的工具，捆绑在实用技术的前端，帮助其提高发明能力。”他进而指出，工具主义模式支配着所有其他科学形态，它还支配着许多见多识广的且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们对科学的理解。这样的模型只是示意性的，非常平庸，将会被为广泛利益服务的工具主义要求扯得四分五裂。哈贝雷尔（J.Harberer）则挑明：

现代科学表现出以优先倒置为特征的工具论，从而知识作为力量的化身变成它的主要原动力，而公正追求知识则具有第二位的重要性。

不仅现实景况对基础科学如此严酷，而且应用研究一般而言总是要排斥纯粹科学的。任鸿隽对此明察秋毫：“科学事业不当偏重应用而忽略根本之纯粹科学。应用科学以易收切近之功效常易为人所重视，纯粹科学反之，故常易为人忽略。”布什对此也有十分清醒的认识：

应用研究与纯粹科学研究之间的差异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且工业科学家可以从广泛的基础观点解决一些特殊的问题。但是，强调存在一种支配研究的违反常情的规律是很重要的：除非制定审慎的政策来防止这一点，否则在立刻要得到结果的压力下，应用研究总是要排斥纯粹科学研究的。这一寓意是清楚的：正是纯粹科学研究值得需要特别的保护并有专门保证的支持。

也许正是由于这个一般规律存在和无形地起作用，难怪T.H.赫胥黎常言：“应用科学四字，吾愿其自来即不存在。”难怪翁文灏建议：“与其言应用科学，不如言科学应用之为当。”

面对这种应用研究排挤基础研究、工业科学吞噬学术科学的情势，有科学情愫和社会责任感的公民，都应该坚定地站起来，捍卫纯粹科学的神圣理想。在这方面，一些科学家和思想家给人们做出了表率。德布罗意昌言：“在我们思维的处理手段与隐藏在自然表象后面的深刻实在之间的和谐一致是多么明显。为了把这种和谐更加彻底地弄清楚，为了更加全面地看清迪昂谈到的本体论意义上的法则，这正是纯粹科学的真正使命。排除一切功利主义的偏见，单纯地献身于对真理的追求，正是一项我们从事的最高尚的事业。由于它所追求的目标的全然理想的性质，由于它所要求的努力的无私性质和殷切程度，它所拥有的道义上的价值是无可非议的。”爱因斯坦向来把他所从事的理论物理学——一门典型的纯粹科学——视为值得终生追求的神圣的事业，绝对不能用它来换饭吃。他说：

如果一个人不必靠从事科学研究来维持生计，那么科学研究才是绝妙的工作。一个人用来维持生计的工作，应该是他确信有能力从事的工作。只有在我们不对其他人负有责任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在科学事业中找到乐趣。

贝文也许有些走火但却不无道理，他面对饥肠辘辘的大众，仍然强调“精神的饥饿比物质的饥饿更具破坏性”。

这些人士坚守纯粹科学净土的行为令人感佩。因为栖居在纯粹科学的精神家园的科学家，最有可能持之以恒地潜心和痴心钻研大自然深藏的奥秘与和谐，从而做出划时代的科学发明。可是，捍卫纯粹科学的神圣理想的意义决未就此而止。捍卫纯粹科学的神圣理想就是捍卫科学的自主性和科学研究的自由——这是科学独立存在和按照自身的逻辑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也是人类追求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这一至高无上的价值之特例。默顿对此深有感悟：“被科学家从一开始的训练中就接纳的这种情操与科学的纯正性有关，科学不应该使自己变为神学、经济学或国家的婢女。这一情操的作用在于维护科学的自主性。因为如果接受一种非科学的标准，即假定科学价值是与宗教信条或经济利益或政治目的相一致的，那么只有当科学符合这些标准时，它才会得到承认。换言之，当纯粹科学的情操被排除后，科学就会受到其他制度化机构的直接控制，而且它在社会中的地位也会变得日益不确定。科学家不断地拒绝把功利性规范应用于其研究工作，其主要作用就是可防止这种危险，这一点在现代尤为明显。”他还颇有感触地说：“纯粹科学的提升被认为可以防范这样一种规范的侵害，它们会限制科学可能的发展方向，而且会威胁科学研究这种有价值的社会活动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列维特的一席话也言之凿凿：

人们常常赋予基础研究以特别的神圣性。这是因为这类工作是按照本学科的逻辑和寻求基本的理解而工作的，而不是履行一种为狭隘的实际问题提供有用的解决方法的责任。然而，甚至在此之外，基础研究对于科学家还具有一种难以否认的吸引力，即这个王国尊重他们自己的自主权和统治权来指导自己的工作，只要他们自己认为是合适的。如果可以求助马克思主义范畴的话，基础研究——好奇心驱使的研究——可以被描述为“没有异化的劳动”，其成果——更多的是心灵上的而非金钱上的——完全属于研究者。相反，即使最杰出的工作，当其按照一个公司或政府赞助者的要求工作的时候，不论多么微弱，都要服从其他人而不是服从进行这个工作的科学家本人的目的。

纯粹科学的精神气质或规范结构（包括社会规范和认识规范）确实能够作为、而且也部分成为人们的标准楷模和理想追求。齐曼揭橥，科学是一种知识生产模式。其社会规范与认识规范不可分割，这被哲学家称为调节原则（regulativeprinciples）。科学家认为，无法把科学家视为“真理”的东西与他们共同追求“真理”的工作方式分开。学院科学的调节原则是其精神气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精神气质与其社会学方面直接关联。例如，“公有性”规范与经验主义原则——依赖于可重复观察和实验的结果——密切相关。此外，社会“普遍性”与解释一致有关；“无功利性”通常与对客观实在的信念有关；坚持“独创性”激发了猜想；在被接受为既定的知识之前，“有组织的怀疑论”要求全面检验这些知识并为之辩护。他还说：“学院科学不只是一种碰巧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生的公共活动，它是我们‘认知体制’（epistemicinstitution）的标准范例。同样，学术研究不只是一种特定的文化形式，它是我们的‘知识生产模式’的理想形态。”即使在学术科学共同体之外，学术科学的规范和标准起码部分地为在非学术环境中工作的科学家确定了一个理想。这样看来，莫尔的下述警告是言之成理的：

许多政治家和外行人实际上相信，好奇取向的基础研究至少是一种多余的奢侈。这是目前科学危机的最严重的因素。

其实，从近代科学萌生直到19世纪后期，纯粹科学都是科学家追求的远大理想和践行的研究活动。此后，尽管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和技术、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和转型，但是纯粹科学作为一种的崇高理想始终浮现在迷恋和献身于科学事业的心智中，而且也确实有一小批纯粹科学家在默默地践诺这一高尚追求。齐曼心中有数：“虽然学术科学作为当代科学的模型与实际情况相距甚远，但仍然是许多科学家以及某些元科学家对他们的活动的性质所持有的看法。它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可以把它看做是一个世纪之前工业研究尚未出现的时候，对于自然科学的公正描述。”学院科学设立了一些尽管极少实现、但却被普遍接受的理想标准。它们展示了一个概念框架，从大量认识实践、程序和传统中可以总结出一些标准条款。它们在本质上是箴言，而非精确的规则。这体现在默顿规范的精神气质方案中，尽管它从来不过就是学术科学的传统准则的一种理想化，且具有自己为自己服务的空想特点，很少有学术科学家在实践中遵从这种理想，但是并不是说完全不能以这种标准为目标，它可以作为科学生活的许多实际规则和惯例的参考。德布罗意言必有中：纯粹科学是“单纯地接近理想的”。

虽然我们被人体的组织结构和我们对日常事物的狭窄范围的各种情感所束缚，我们还是能被理想的召唤所激励，能被多少受到限制的追求精神价值的渴望所激励，即使是我们之中的下愚也不会不受这些激励的的影响。

当然，我们所谓的纯粹科学，不是与社会完全隔绝的、象牙塔上的科学。因此，纯粹科学之“纯粹”，并不是“水至清则无鱼”的纯粹。诚如列维特所说，纯粹科学“不是说科学与社会和经济因素相隔离——这样的绝对‘纯粹’是一个不现实的梦想，并且是不值得渴望的。”齐曼指明，纯粹科学家并不是脱离社会环境的孤立个体。而且，纯粹科学的理想在现实社会中并不是单纯怀旧，在某种程度上，它在适当的社会契约下可以实现。莫尔和盘托出：“科学家的独立之梦是怀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自由——思想自由和探索自由——变成幻想。体制的和财政的依赖与智力的独立（思想自由和探索自由）是相容的，只要合伙人、政府和科学家认真遵守他们的‘社会契约’准则。正如有人注意到的，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政治权威能够向科学口授它的步骤、它的活动规律、它的要义；在政府权力内也不能决定科学探索的形式和内容。通向真理的道路像真理本身一样不受政治决定的影响；在更深的层次上，真理有它自己的不被政治权力败坏的权威。公众的权威有可能限制它的行使，或阻止它进入公众的讨论，或掩盖它的部分结果，或歪曲它的意义，但是没有什么强制或劝服能够改变它确立的东西，除了科学论述本身的权威而外。”科学家为了获得某项基础科学的研究经费，有时不得不虚与委蛇，做点表面文章，强调一下它的应用前景和实用价值。实际上，他们依然故我，从未改变初衷。这充分显示出，纯粹科学的理想在科学家内心深处根深蒂固。布鲁克斯注意到这一有趣的现象：

这种转移是表面的，而不是实际上的：研究建议重新写得显然适合特殊的社会目标了，而并没有改变科学的主题。简而言之，科学家常常改变对他们正在做的工作的解释，以适应外界的压力，而不是真正改变他们所做的工作。这个[科学主题的]“无形的力量”仍然是确定重点的真正力量。

应该给基础研究以必要的支持。正如布什所说，基础研究是一个长期过程——如果指望短期资助立即得到结果，它就不是基础研究了。因此，应该找到一些办法，允许某些机构许诺用经常性拨款给予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经费支持。事实上，在一些发达国家，就是如此行事的。列维特披露：“几十年来，就像美国以及绝大多数工业化国家那样，科学的精神气质要求并得到了为基础研究和为科学而科学提供的保护。大学，有时加上一些专门的研究所，构成了这个系统的核心。”

尤其是，政府必须负起应有的责任，这包括为基础科学创造自由的发展氛围并提供合理的财政预算。布什明确指出：“政府能用以促进工业研究最重要的方法，是通过资助基础研究来增进新科学知识的涌现和帮助培育科学人才。”雷斯尼克详细地罗列出，政府不应该放弃对纯粹研究的资助是有理由的。第一，许多学人论证，纯粹研究往往具有实际应用，但是要预见这种应用通常是不可能的。第二，为了进行应用研究，需要拥有大量的一般科学知识。由于纯粹研究的目的在于提供这种类型的知识，它在应用研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三，科学史表明，所有研究（并非恰恰是纯粹研究）在具有高度智力自由的社会里繁盛，把研究引向专门的实用目标、不为纯粹研究提供资金的世界，很可能由于限制智力自由而妨碍研究气候，从而危及科学。最后，纯粹研究借助经济学的一个术语应该被看做是公共货物，是不能够被私人消费的货物，是任何人可以无偿地得到的货物。纯粹研究是公共货物，像安全的道路和桥梁、警力、污水处理和教育这样的公共货物一样重要。他建议，政府应该积极资助纯粹研究，科学家要在这类决策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布朗和布鲁克斯二人从经济学的角度进一步阐明，政府为什么必须支持基础科学：

许多经济学家都极力表明，政府必须支持基础研究，因为自由市场总是不会恰当地支持它。他们这样说，在福利经济中，政府有义务填补市场支持的基础研究水准和社会需要的水准之间的差额。

研究离最终实际应用越远，它在市场经济中越不容易获得支持，除非国家提供直接补助或通过专门的税收刺激措施促使私人提供资助，而后者也是公共资助的一种形式。这样，显然存在强有力的经济学理由，要求政府支持研究，特别是支持基础研究。

除了政府的支持外，各种非政府的和非赢利的基金会以及企业——有可能从中多少获益——也有义务解囊相助，关键是要有与之配套的科学政策。不用说，还要制订切实可行的申请和资助的管理措施，把科学家从过分激烈的无序竞争和大量非研究性的无效劳动中解放出来。范伯格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也提出过“诚信资助”以及用“事后收购制”替代“事前招标制”的设想。

有了健康的研究氛围和正常的经济来源后，下一步的问题是选择什么基础研究课题去做。因为只有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才能受到事半功倍之效，从而不辜负政府的豪举和纳税人的慷慨。至于如何选择，不是三言两语就能打发得了的，鉴于篇幅关系，我们也只能浅尝辄止。

要取得十分富足的资金满足所有科学家的胃口，当然是不现实的；撒胡椒面式的平均分配，显然是不明智的。有一定的经费之后，该怎么选择研究课题呢？布朗对此有深入的思考和明睿的见解。他说，我们在选择时一般要受到两个限制：社会偏见和科学范式，称职人员和钱财供应。在明白了这一点之后，

不用说，我们必须打破我将要命名的外部标准和内部标准之间的平衡。作为外部标准，我意指任何健全的行政官员都会立即考虑到的那类事情，诸如项目的规模和费用、它对于特定国家资源的适宜性、投入的人员的能力、它的社会意义等。内部标准是比较微妙的。我建议，内部标准应该有助于下述研究规划的提出：它们不仅是引人注目的和富有新意的，而且选择它们主要是考虑到它们与科学的进展有关，而不仅仅是因为它们与我们直接的社会需要有关。与科学的总的进展密切相关的研究规划的提出，有可能使科学中的其他论题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从而在不止一个方面把知识前沿向前推进。

至于“什么最有可能推进科学的前沿？这必定是一个科学问题，必须主要由科学家去解决。”要知道，“没有一种体制是完美无缺的，但是，把基础研究的细节控制大量地交到科学家手中的体制，必定要优于把它放在政治家或政府部门的体制。相反的情形对应用科学的控制也几乎适用。正如社会价值对于基础科学研究的实施不是好向导一样，科学价值对于科学的社会应用也不是好向导。在控制应用科学时，我们正在刻苦地学会认清科学对社会所负的责任；在控制基础研究时，我们必须认清社会对科学所负的责任。”

在强调基础科学的重要意义和捍卫纯粹科学的神圣理想时，我们也要警惕和防止另一种倾向——过甚地钻牛角尖。有极少数人钻钻牛角尖倒也无妨，只要他们不耗费可观的社会资财，社会甚至可以把他们作为“稀有保护动物”加以呵护——首先，这是他们的自由；再者，说不准哪一天他们也许会对科学知识有所贡献。但是，对于大多数纯粹科学家而言，研究与科学进展密切相关的前沿问题才是第一位的。劳丹说得好：尽管放弃对理论科学的探索无异于否定人性中最大的特点，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将资源花费在任何理论问题上都是有正当理由的。

当今，致力于认识上毫无价值的问题和致力于无益于社会的问题的科学研究一样，是太多了。如果“纯粹”科学家要想不辜负施与他们的慷慨资助，他们必须能够表明，他们的问题是真正重要的问题，他们的研究纲领足够进步，值得用我们宝贵而有限的资源去打赌。

“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之间的复杂的辩证法是科学史中最深刻的问题之一。”在处理这种辩证关系时，也许最佳的途径是，在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设法使本来具有某种对立和互斥倾向的两类科学互补互惠，从而收到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之效。对基础科学固然漠视不得，对应用科学也万万不能忽视，因为后者不仅对社会大有裨益，而且也能够惠及基础科学。遗憾的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常常有意或无意地好走极端。诚如默顿所言：像在社会和文化领域中存在的大部分双重性一样，这种双重性也导致了矛盾选择的态度。而且，由于我们发现难以承受这种矛盾选择，所以我们经常处在这样的犹豫不决之中，明显地从一个极端摆向另一个极端，强调一方面的价值，必然大大压制另一方面的价值。我们或者极力倡导，知识不能被用于实际目的的就决不是真正的知识；或者极力倡导，应用知识本来就属于知识自身的一类。一些人倡导纯粹科学，而另一些人倡导应用科学。前者是柏拉图的追随者，后者是拙劣的培根的追随者。事实上，这两类科学的真实关系恰如B.巴伯所言：我们必须注意，在“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总是有重要的相互影响，无论在同一或不同的社会组织中它们是否被具体地分开。的确，它们必定是相互依赖的，因为不仅“纯粹”科学为社会应用提供新的理论，而且这些应用反过来又会为“纯粹”科学的顺利进展提供工具和条件。它们之间的联系正如科南特校长所说的，是“共生的”和“紧密的”。科学的成长要求“纯粹”研究和“应用”研究永远不要彼此过于分离。误解这两者的性质和彼此之间关系的一个最大的危险就是，这有可能导致一种僵硬的和有害的分离。

坎贝尔既揭示了两类科学的张力关系，也开出了免走极端的良方，颇具远见和卓识：“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是经验知识这棵大树的根和分枝；理论和实际是不能分离的统一体，如果不给双方带来极大的破坏，就不能将其分开。社会的精神和物质的健全就依赖于这种密切联系的维持。几年前有一种倾向认为，真正的科学是限定在实验室的，他们的学生也要离开工业社会的沸腾生活，对工业视而不见，成为贫血儿。今天或许出现了一些过分反动的迹象；工业科学得到全面支持和普遍关注，而大学——所有的学科和所有的知识的保姆——却成了挨饿者。只有当科学既作为一个满足知识需要的源泉、又作为满足物质需要的手段成为普遍认识的时候，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危险才能避免。”

也许正是基于类似的认识，中国学人任鸿隽才明智地指出，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二者同样重要；考虑到现实状况，宜于多多提倡纯粹科学。他说：科学家的态度似乎第一应从发现宇宙真理、奥秘而努力，第二是将研究出来的东西怎样地可以为人类谋取福利，这才与人类前途有利。惟此而行，人类必可获得更光明、更良好的前途，同时也不怕科学不为人类造福。他还说：

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哪一项需要提倡。我个人以为两者都重要，不过应用科学自会有利地发展，而纯粹科学则少人注意，所以应当多多提倡纯粹科学。

霍耳顿则推荐兼顾二者的“杰斐逊式的研究纲领”，不知是否有道理、是否可行，值得人们用心思忖。他这样写道：回顾17世纪以来近代科学的两个主要渊源，通常指的是（没有太多的歪曲）以牛顿为代表的“基础科学”和以弗兰西斯•培根为代表的“应用科学”。但是还有第三种风格的科学实践，人们很少明确承认它，但是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值得赋予更大的注意。关于这种科学实践的比较方便的名称是“杰斐逊式的研究纲领”。牛顿式的研究纲领是寻求全知（omniscience）。与之相对照，培根的研究纲领专注于科学为全能（omnipotence）服务，或者用他本人的话来说，“扩大人类帝国的疆界，尽可能地影响一切事物”。杰斐逊的第三种研究纲领从二者中汲取了某种东西，又为一个新的目的把它们结合起来。简要地说，“这种风格把研究中心放在基础科学未知的领域，它又处于一个社会问题的核心。因此，它既不是纯粹科学取向的，也不是纯粹问题取向的（后者主要应用现有的基础知识以适应所设想的需要）。”对照起来，杰斐逊的结合模式兼顾二者，它反映了杰斐逊看到科学有两个相互纠缠在一起的目标——不仅仅是充分地理解自然，而且还有他简单地称之为“人的自由和幸福”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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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鸿隽：中国科学之前瞻与回顾，《科学》，第26卷（1943），第1期。T.H.赫胥黎的原话出自他在1880年的“科学与文化”演讲。他在反驳“事务主义者”——他们散布科学文化对于一所目的在于“促进国家工业和制造业发展”的学院不相干——时说：“我常常希望，‘应用科学’这个短语从未被发明出来。因为它暗示，存在一类直接实际使用的科学知识，它能够撇开另一类不具有实际用处的和被命名为‘纯粹科学’的科学知识而学习。但是，没有比这更十足的谬说了。人们称其为应用科学的东西，无非是纯粹科学对于特定种类问题的应用。它由借助推理和观察确立的、构成纯粹科学的普遍原理的推论组成。没有一个人在他牢固地把握这些原理之前，能够保险地做出这些推论；他只能通过它们赖以建立的观察和推理的操作的个人经验，才能达到这种把握。”参见T.H.Huxley,SelectionsfromtheEssaysofT.H.Huxley,EditedbyA.Castell,NewYork:Appleton-Century-Crofts,Inc.,1948,p.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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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曼言之有理：“仅仅以心理因素为标准，试图把基础研究与其他形式的研究活动区别开来，这是行不通的。以个人自主性作为惟一的指导原则，也是办不到的。把纯粹研究者描绘成一个完全孤立的个体，其生机来自内心的觉悟，这简直是异想天开。可是，科学家在解释自己的行为时，总喜欢以这种惯用的、简化的方式来表达。这些表达大多数是非常真诚的。然而，它们通常系统地忽略了科学家工作在其中的社会环境因素。”参见齐曼：《真科学：它是什么，它指什么》，曾国屏等译，上海：上海科学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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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V.Bush）：《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张炜等译，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内部出版，1985年第1版，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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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V.Bush）：《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张炜等译，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内部出版，1985年第1版，第35页。

雷斯尼克的具体建议是这样的：由于纯粹研究具有重要的社会含义并花费大量的金钱，政府总是（并且应该总是）在提供资金的决定中起重要作用。在民主社会，公众应该知道政府如何分配它的预算，提供资金的决定不能完全留给官僚或专家手中。公众虽然对提供资金有发言权，但是至少有两点理由表明，科学家而非政治家应该在多数决定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第一，公众不愿意在不健全的研究上浪费资源，而有资格的科学家知道任何研究的长处。第二，要公众评论每一项研究建议是不充分的。参见D.B.Resnik,TheEthicsofScience,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8,p.169,171.

布朗：《科学的智慧——它与文化和宗教的关联》，李醒民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114页。

布鲁克斯：基础研究的功能，顾淑林译，北京：《科学学译丛》，1988年第1期，第11~19页。

默顿就此论述道：基础研究对不同的组织和制度具有潜在的价值，而潜在价值概念直接关注的是一个明显和重要的事实，即不同类型的基础研究具有不同的适合于某些类别的实用结果的可能性。这个概念涉及到支持那些基础性研究的科学政策问题，就我们看来，这类基础性研究对赞助企业来说会具有极大程度的潜在意义。扶持具有潜在价值的基础研究的政策有几个方面的有意义的特征。第一，它保证科学家对问题的选择有很大的自由度。第二，赞助组织也有很大的自由度，使它们从各种基础研究中有所选择，以发展基础性和具有潜在意义的知识。第三，它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和赞助组织之间提供了一种磋商关系。他们以相对中立的立场接触，各自都保留自己的目标，同时又尽可能使对方获益。第四，扶持基础研究的主导性政策只是把研究资源分配给多数而非全部具有潜在价值的基础研究。第五，那种对政府、商业和工业等组织的目标只有很小的明显潜在价值的基础科学，无疑需要获得另外一些机构的大力支持，这些机构的目的在于促进基础知识的发展，而不是为了获得可预见的实用结果。参见默顿：《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林聚任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版，第250~251页。

范伯格这样写道：因为可以得到支持的科学研究的资金大大增加，科学家的工作和生活显著地改变了。增加的资金使科学家有可能计划和实施研究规划，否则这是不可想象的。虽然投入科学研究的资金按以前的标准是相当大的，但是资金还是有限的。由于大多数卷入基础研究的科学家依赖政府资金，因而不得不为有限的资金而竞争。由于资金对研究是如此决定性的，科学家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准备他们的计划。为了保险起见，科学家往往把类似规划提交给几个拨款机构。一些科学家估计，他们把多达20%的工作时间都用在准备计划上了。政府资金对科学研究的“食物供应”正在变得相对短缺，科学家现在必须在与他们的大量同行的竞争中搜寻粮秣。这不是因为可以得到的资金被缩减了，而是因为科学家的数目和科学规划花费的范围大大增加了，把较大的要求放在研究资金的馅饼上。政府未来的支持模式对于科学的未来具有巨大的重要性。参见G.Feinberg,SolidClues,NewYork:SimonandSchuster,1985,pp.226~227.

李醒民：学术科学可以被计划吗？北京：《学习时报》，2004年12月20日，第7版。李醒民：荒谬的逻辑，荒诞的考核——就本人的经验小议课题申请、学术评价及其他，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第29卷（2007），第3期，第96~97页。摘要发表在北京：《科学时报》，2007年6月29日，第A4版。

布朗：《科学的智慧——它与文化和宗教的关联》，李醒民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118~119，121~122页。布朗就“两个限制”是这样讲的：在我们选择做什么基础研究方面，有一些明显的限制因素，这是因为，科学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活动，它深深地扎根于历史之中。我们选择课题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流行的社会偏见的强烈影响，正像17和18世纪的物理学和数学选择课题受到与世界探险有关的航海问题的影响一样；在当代，对太阳系的探测也是由太空研究中的军事利益促进的。我们的选择也受到该时代的科学理论和风尚的强烈影响，托马斯•库恩称其为“科学范式”。第二个明显的限制因素是，称职的人员和钱财的供应是有限的。这样就提出选择什么基础研究去做？我们应该花费多少？对此，没有一个明确的经济学答案；而且，与艺术不同，公众对基础科学的评价不能用进入音乐厅和艺术馆的人数来衡量。

劳丹：《进步及其问题》，刘新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223页。

斯诺：《两种文化》，纪树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第1版，第65页。

德布罗意对此有透彻的了解：由于应用科学不是追求纯粹的理想目标，而首先在于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由于它经常被迫考虑的是物质上的意外事件和财力上的（商业上的）条件，从纯粹的知识观点看来，应用科学并不具有纯粹科学那样高贵的价值。虽然如此，但是也不能忽视它推动社会的进步，对纯粹科学有所帮助（提出问题，有时对纯粹科学也有贡献）的事实。参见德布罗意：《物理学与微观物理学》，朱津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版，第182~183页。雷斯尼克也心知肚明：值得注意的是，工业研究产生了大量的社会好处。第一，工业雇用科学家发展有益于社会的产品和技术。第二，私人工业为数百万科学家和卷入研究的人提供雇用。这些工作倾向于是高工资、高技艺的工作，它们在社区或国家的经济基础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三，私人工业为科学研究提供资金，可以弥补政府资助之不足。虽然这种资助往往是高度应用的，但是它能够具有理论上的副产品。第四，学术机构往往从私人工业的工作中获得好处。当公司在大学环境中运作时，它们帮助大学获得私人基金为设备、工作场所和人力资源投入。参见D.B.Resnik,TheEthicsofScience,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8,p.156.

默顿：《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林聚任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版，第49页。

B.巴伯（BBarber）：《科学与社会秩序》，顾昕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第1版，第119页。

戈兰：《科学和反科学》，王德禄等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77页。

应用科学研究范文篇3

关键词：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必要的张力

在现代社会，基础研究或纯粹科学面临的境遇是相当严峻的：不仅反对和攻击之声不绝于耳，民众的怀疑和不解、政府的漠视和忽视也是明摆着的。雷斯尼克在谈到政府应该为科学研究提供资金时，提出了三个论据——这实际上也是对基础科学所做的辩护。不过，他很清楚，这些论据几乎说服不了当代政治争论中的力量，也难以获得多数民众的认同——在这个紧缩预算的时代，不产生实际结果的科学被看做是学术恩惠，因为科学资助应该与实际结果联系起来的观念源远流长。况且，

在现今这个一只时尚手袋比一打哲学理论还要吃香、一个三流歌星比诺贝尔奖得主还要走红的时代，功利主义的价值观恣睢猖獗，物欲主义的人生观恣肆蔓延，工具主义的科学观恣意流布，难得有纯粹科学的一方净土。即便偶有残存，在应用科学和技术对社会影响如日中天的与境下，搅得纯粹科学也难以以纯粹的心境去探究了。

许多人都明锐地察觉到这种情势。默顿早就预言：“当前对于科学的社会功利性的迫切要求，也许预兆着一个新的限制科学研究范围的时代。”梅多沃承认轻视应用科学会招致不幸的后果，但是他特意指出，矫枉过正，只注重科学的实际应用，纯粹科学却受到损害。在英国，不恰当地提倡按零售商原则资助科学研究，断送了纯粹科学。齐曼注意到：“现有的社会经济理论要么把科学神化为创造财富的R&D要素，要么把科学妖魔化成技科学（techno-science）的“军事工业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complex）的罪魁祸首。这两种观点都认定研究的功能是：通过任何切实可行的手段生产出人们所需要的或可能需要的任何知识，以满足实际的或期望的物质需求。实际上，每个科学领域都被当做一种可供选择的工具，捆绑在实用技术的前端，帮助其提高发明能力。”他进而指出，工具主义模式支配着所有其他科学形态，它还支配着许多见多识广的且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们对科学的理解。这样的模型只是示意性的，非常平庸，将会被为广泛利益服务的工具主义要求扯得四分五裂。哈贝雷尔（J.Harberer）则挑明：

现代科学表现出以优先倒置为特征的工具论，从而知识作为力量的化身变成它的主要原动力，而公正追求知识则具有第二位的重要性。

不仅现实景况对基础科学如此严酷，而且应用研究一般而言总是要排斥纯粹科学的。任鸿隽对此明察秋毫：“科学事业不当偏重应用而忽略根本之纯粹科学。应用科学以易收切近之功效常易为人所重视，纯粹科学反之，故常易为人忽略。”布什对此也有十分清醒的认识：

应用研究与纯粹科学研究之间的差异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且工业科学家可以从广泛的基础观点解决一些特殊的问题。但是，强调存在一种支配研究的违反常情的规律是很重要的：除非制定审慎的政策来防止这一点，否则在立刻要得到结果的压力下，应用研究总是要排斥纯粹科学研究的。这一寓意是清楚的：正是纯粹科学研究值得需要特别的保护并有专门保证的支持。

也许正是由于这个一般规律存在和无形地起作用，难怪T.H.赫胥黎常言：“应用科学四字，吾愿其自来即不存在。”难怪翁文灏建议：“与其言应用科学，不如言科学应用之为当。”

面对这种应用研究排挤基础研究、工业科学吞噬学术科学的情势，有科学情愫和社会责任感的公民，都应该坚定地站起来，捍卫纯粹科学的神圣理想。在这方面，一些科学家和思想家给人们做出了表率。德布罗意昌言：“在我们思维的处理手段与隐藏在自然表象后面的深刻实在之间的和谐一致是多么明显。为了把这种和谐更加彻底地弄清楚，为了更加全面地看清迪昂谈到的本体论意义上的法则，这正是纯粹科学的真正使命。排除一切功利主义的偏见，单纯地献身于对真理的追求，正是一项我们从事的最高尚的事业。由于它所追求的目标的全然理想的性质，由于它所要求的努力的无私性质和殷切程度，它所拥有的道义上的价值是无可非议的。”爱因斯坦向来把他所从事的理论物理学——一门典型的纯粹科学——视为值得终生追求的神圣的事业，绝对不能用它来换饭吃。他说：如果一个人不必靠从事科学研究来维持生计，那么科学研究才是绝妙的工作。一个人用来维持生计的工作，应该是他确信有能力从事的工作。只有在我们不对其他人负有责任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在科学事业中找到乐趣。

贝文也许有些走火但却不无道理，他面对饥肠辘辘的大众，仍然强调“精神的饥饿比物质的饥饿更具破坏性”。

这些人士坚守纯粹科学净土的行为令人感佩。因为栖居在纯粹科学的精神家园的科学家，最有可能持之以恒地潜心和痴心钻研大自然深藏的奥秘与和谐，从而做出划时代的科学发明。可是，捍卫纯粹科学的神圣理想的意义决未就此而止。捍卫纯粹科学的神圣理想就是捍卫科学的自主性和科学研究的自由——这是科学独立存在和按照自身的逻辑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也是人类追求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这一至高无上的价值之特例。默顿对此深有感悟：“被科学家从一开始的训练中就接纳的这种情操与科学的纯正性有关，科学不应该使自己变为神学、经济学或国家的婢女。这一情操的作用在于维护科学的自主性。因为如果接受一种非科学的标准，即假定科学价值是与宗教信条或经济利益或政治目的相一致的，那么只有当科学符合这些标准时，它才会得到承认。换言之，当纯粹科学的情操被排除后，科学就会受到其他制度化机构的直接控制，而且它在社会中的地位也会变得日益不确定。科学家不断地拒绝把功利性规范应用于其研究工作，其主要作用就是可防止这种危险，这一点在现代尤为明显。”他还颇有感触地说：“纯粹科学的提升被认为可以防范这样一种规范的侵害，它们会限制科学可能的发展方向，而且会威胁科学研究这种有价值的社会活动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列维特的一席话也言之凿凿：

人们常常赋予基础研究以特别的神圣性。这是因为这类工作是按照本学科的逻辑和寻求基本的理解而工作的，而不是履行一种为狭隘的实际问题提供有用的解决方法的责任。然而，甚至在此之外，基础研究对于科学家还具有一种难以否认的吸引力，即这个王国尊重他们自己的自主权和统治权来指导自己的工作，只要他们自己认为是合适的。如果可以求助马克思主义范畴的话，基础研究——好奇心驱使的研究——可以被描述为“没有异化的劳动”，其成果——更多的是心灵上的而非金钱上的——完全属于研究者。相反，即使最杰出的工作，当其按照一个公司或政府赞助者的要求工作的时候，不论多么微弱，都要服从其他人而不是服从进行这个工作的科学家本人的目的。

纯粹科学的精神气质或规范结构（包括社会规范和认识规范）确实能够作为、而且也部分成为人们的标准楷模和理想追求。齐曼揭橥，科学是一种知识生产模式。其社会规范与认识规范不可分割，这被哲学家称为调节原则（regulativeprinciples）。科学家认为，无法把科学家视为“真理”的东西与他们共同追求“真理”的工作方式分开。学院科学的调节原则是其精神气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精神气质与其社会学方面直接关联。例如，“公有性”规范与经验主义原则——依赖于可重复观察和实验的结果——密切相关。此外，社会“普遍性”与解释一致有关；“无功利性”通常与对客观实在的信念有关；坚持“独创性”激发了猜想；在被接受为既定的知识之前，“有组织的怀疑论”要求全面检验这些知识并为之辩护。他还说：“学院科学不只是一种碰巧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生的公共活动，它是我们‘认知体制’（epistemicinstitution）的标准范例。同样，学术研究不只是一种特定的文化形式，它是我们的‘知识生产模式’的理想形态。”即使在学术科学共同体之外，学术科学的规范和标准起码部分地为在非学术环境中工作的科学家确定了一个理想。这样看来，莫尔的下述警告是言之成理的：

许多政治家和外行人实际上相信，好奇取向的基础研究至少是一种多余的奢侈。这是目前科学危机的最严重的因素。

其实，从近代科学萌生直到19世纪后期，纯粹科学都是科学家追求的远大理想和践行的研究活动。此后，尽管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和技术、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和转型，但是纯粹科学作为一种的崇高理想始终浮现在迷恋和献身于科学事业的心智中，而且也确实有一小批纯粹科学家在默默地践诺这一高尚追求。齐曼心中有数：“虽然学术科学作为当代科学的模型与实际情况相距甚远，但仍然是许多科学家以及某些元科学家对他们的活动的性质所持有的看法。它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可以把它看做是一个世纪之前工业研究尚未出现的时候，对于自然科学的公正描述。”学院科学设立了一些尽管极少实现、但却被普遍接受的理想标准。它们展示了一个概念框架，从大量认识实践、程序和传统中可以总结出一些标准条款。它们在本质上是箴言，而非精确的规则。这体现在默顿规范的精神气质方案中，尽管它从来不过就是学术科学的传统准则的一种理想化，且具有自己为自己服务的空想特点，很少有学术科学家在实践中遵从这种理想，但是并不是说完全不能以这种标准为目标，它可以作为科学生活的许多实际规则和惯例的参考。德布罗意言必有中：纯粹科学是“单纯地接近理想的”。

虽然我们被人体的组织结构和我们对日常事物的狭窄范围的各种情感所束缚，我们还是能被理想的召唤所激励，能被多少受到限制的追求精神价值的渴望所激励，即使是我们之中的下愚也不会不受这些激励的的影响。

当然，我们所谓的纯粹科学，不是与社会完全隔绝的、象牙塔上的科学。因此，纯粹科学之“纯粹”，并不是“水至清则无鱼”的纯粹。诚如列维特所说，纯粹科学“不是说科学与社会和经济因素相隔离——这样的绝对‘纯粹’是一个不现实的梦想，并且是不值得渴望的。”齐曼指明，纯粹科学家并不是脱离社会环境的孤立个体。而且，纯粹科学的理想在现实社会中并不是单纯怀旧，在某种程度上，它在适当的社会契约下可以实现。莫尔和盘托出：“科学家的独立之梦是怀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自由——思想自由和探索自由——变成幻想。体制的和财政的依赖与智力的独立（思想自由和探索自由）是相容的，只要合伙人、政府和科学家认真遵守他们的‘社会契约’准则。正如有人注意到的，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政治权威能够向科学口授它的步骤、它的活动规律、它的要义；在政府权力内也不能决定科学探索的形式和内容。通向真理的道路像真理本身一样不受政治决定的影响；在更深的层次上，真理有它自己的不被政治权力败坏的权威。公众的权威有可能限制它的行使，或阻止它进入公众的讨论，或掩盖它的部分结果，或歪曲它的意义，但是没有什么强制或劝服能够改变它确立的东西，除了科学论述本身的权威而外。”科学家为了获得某项基础科学的研究经费，有时不得不虚与委蛇，做点表面文章，强调一下它的应用前景和实用价值。实际上，他们依然故我，从未改变初衷。这充分显示出，纯粹科学的理想在科学家内心深处根深蒂固。布鲁克斯注意到这一有趣的现象：

这种转移是表面的，而不是实际上的：研究建议重新写得显然适合特殊的社会目标了，而并没有改变科学的主题。简而言之，科学家常常改变对他们正在做的工作的解释，以适应外界的压力，而不是真正改变他们所做的工作。这个[科学主题的]“无形的力量”仍然是确定重点的真正力量。

应该给基础研究以必要的支持。正如布什所说，基础研究是一个长期过程——如果指望短期资助立即得到结果，它就不是基础研究了。因此，应该找到一些办法，允许某些机构许诺用经常性拨款给予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经费支持。事实上，在一些发达国家，就是如此行事的。列维特披露：“几十年来，就像美国以及绝大多数工业化国家那样，科学的精神气质要求并得到了为基础研究和为科学而科学提供的保护。大学，有时加上一些专门的研究所，构成了这个系统的核心。”

尤其是，政府必须负起应有的责任，这包括为基础科学创造自由的发展氛围并提供合理的财政预算。布什明确指出：“政府能用以促进工业研究最重要的方法，是通过资助基础研究来增进新科学知识的涌现和帮助培育科学人才。”雷斯尼克详细地罗列出，政府不应该放弃对纯粹研究的资助是有理由的。第一，许多学人论证，纯粹研究往往具有实际应用，但是要预见这种应用通常是不可能的。第二，为了进行应用研究，需要拥有大量的一般科学知识。由于纯粹研究的目的在于提供这种类型的知识，它在应用研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三，科学史表明，所有研究（并非恰恰是纯粹研究）在具有高度智力自由的社会里繁盛，把研究引向专门的实用目标、不为纯粹研究提供资金的世界，很可能由于限制智力自由而妨碍研究气候，从而危及科学。最后，纯粹研究借助经济学的一个术语应该被看做是公共货物，是不能够被私人消费的货物，是任何人可以无偿地得到的货物。纯粹研究是公共货物，像安全的道路和桥梁、警力、污水处理和教育这样的公共货物一样重要。他建议，政府应该积极资助纯粹研究，科学家要在这类决策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布朗和布鲁克斯二人从经济学的角度进一步阐明，政府为什么必须支持基础科学：

许多经济学家都极力表明，政府必须支持基础研究，因为自由市场总是不会恰当地支持它。他们这样说，在福利经济中，政府有义务填补市场支持的基础研究水准和社会需要的水准之间的差额。

研究离最终实际应用越远，它在市场经济中越不容易获得支持，除非国家提供直接补助或通过专门的税收刺激措施促使私人提供资助，而后者也是公共资助的一种形式。这样，显然存在强有力的经济学理由，要求政府支持研究，特别是支持基础研究。

除了政府的支持外，各种非政府的和非赢利的基金会以及企业——有可能从中多少获益——也有义务解囊相助，关键是要有与之配套的科学政策。不用说，还要制订切实可行的申请和资助的管理措施，把科学家从过分激烈的无序竞争和大量非研究性的无效劳动中解放出来。范伯格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也提出过“诚信资助”以及用“事后收购制”替代“事前招标制”的设想。

有了健康的研究氛围和正常的经济来源后，下一步的问题是选择什么基础研究课题去做。因为只有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才能受到事半功倍之效，从而不辜负政府的豪举和纳税人的慷慨。至于如何选择，不是三言两语就能打发得了的，鉴于篇幅关系，我们也只能浅尝辄止。

要取得十分富足的资金满足所有科学家的胃口，当然是不现实的；撒胡椒面式的平均分配，显然是不明智的。有一定的经费之后，该怎么选择研究课题呢？布朗对此有深入的思考和明睿的见解。他说，我们在选择时一般要受到两个限制：社会偏见和科学范式，称职人员和钱财供应。在明白了这一点之后，

不用说，我们必须打破我将要命名的外部标准和内部标准之间的平衡。作为外部标准，我意指任何健全的行政官员都会立即考虑到的那类事情，诸如项目的规模和费用、它对于特定国家资源的适宜性、投入的人员的能力、它的社会意义等。内部标准是比较微妙的。我建议，内部标准应该有助于下述研究规划的提出：它们不仅是引人注目的和富有新意的，而且选择它们主要是考虑到它们与科学的进展有关，而不仅仅是因为它们与我们直接的社会需要有关。与科学的总的进展密切相关的研究规划的提出，有可能使科学中的其他论题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从而在不止一个方面把知识前沿向前推进。

至于“什么最有可能推进科学的前沿？这必定是一个科学问题，必须主要由科学家去解决。”要知道，“没有一种体制是完美无缺的，但是，把基础研究的细节控制大量地交到科学家手中的体制，必定要优于把它放在政治家或政府部门的体制。相反的情形对应用科学的控制也几乎适用。正如社会价值对于基础科学研究的实施不是好向导一样，科学价值对于科学的社会应用也不是好向导。在控制应用科学时，我们正在刻苦地学会认清科学对社会所负的责任；在控制基础研究时，我们必须认清社会对科学所负的责任。”

在强调基础科学的重要意义和捍卫纯粹科学的神圣理想时，我们也要警惕和防止另一种倾向——过甚地钻牛角尖。有极少数人钻钻牛角尖倒也无妨，只要他们不耗费可观的社会资财，社会甚至可以把他们作为“稀有保护动物”加以呵护——首先，这是他们的自由；再者，说不准哪一天他们也许会对科学知识有所贡献。但是，对于大多数纯粹科学家而言，研究与科学进展密切相关的前沿问题才是第一位的。劳丹说得好：尽管放弃对理论科学的探索无异于否定人性中最大的特点，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将资源花费在任何理论问题上都是有正当理由的。

当今，致力于认识上毫无价值的问题和致力于无益于社会的问题的科学研究一样，是太多了。如果“纯粹”科学家要想不辜负施与他们的慷慨资助，他们必须能够表明，他们的问题是真正重要的问题，他们的研究纲领足够进步，值得用我们宝贵而有限的资源去打赌。

“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之间的复杂的辩证法是科学史中最深刻的问题之一。”在处理这种辩证关系时，也许最佳的途径是，在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设法使本来具有某种对立和互斥倾向的两类科学互补互惠，从而收到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之效。对基础科学固然漠视不得，对应用科学也万万不能忽视，因为后者不仅对社会大有裨益，而且也能够惠及基础科学。遗憾的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常常有意或无意地好走极端。诚如默顿所言：像在社会和文化领域中存在的大部分双重性一样，这种双重性也导致了矛盾选择的态度。而且，由于我们发现难以承受这种矛盾选择，所以我们经常处在这样的犹豫不决之中，明显地从一个极端摆向另一个极端，强调一方面的价值，必然大大压制另一方面的价值。我们或者极力倡导，知识不能被用于实际目的的就决不是真正的知识；或者极力倡导，应用知识本来就属于知识自身的一类。一些人倡导纯粹科学，而另一些人倡导应用科学。前者是柏拉图的追随者，后者是拙劣的培根的追随者。事实上，这两类科学的真实关系恰如B.巴伯所言：我们必须注意，在“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总是有重要的相互影响，无论在同一或不同的社会组织中它们是否被具体地分开。的确，它们必定是相互依赖的，因为不仅“纯粹”科学为社会应用提供新的理论，而且这些应用反过来又会为“纯粹”科学的顺利进展提供工具和条件。它们之间的联系正如科南特校长所说的，是“共生的”和“紧密的”。科学的成长要求“纯粹”研究和“应用”研究永远不要彼此过于分离。误解这两者的性质和彼此之间关系的一个最大的危险就是，这有可能导致一种僵硬的和有害的分离。

坎贝尔既揭示了两类科学的张力关系，也开出了免走极端的良方，颇具远见和卓识：“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是经验知识这棵大树的根和分枝；理论和实际是不能分离的统一体，如果不给双方带来极大的破坏，就不能将其分开。社会的精神和物质的健全就依赖于这种密切联系的维持。几年前有一种倾向认为，真正的科学是限定在实验室的，他们的学生也要离开工业社会的沸腾生活，对工业视而不见，成为贫血儿。今天或许出现了一些过分反动的迹象；工业科学得到全面支持和普遍关注，而大学——所有的学科和所有的知识的保姆——却成了挨饿者。只有当科学既作为一个满足知识需要的源泉、又作为满足物质需要的手段成为普遍认识的时候，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危险才能避免。”

也许正是基于类似的认识，中国学人任鸿隽才明智地指出，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二者同样重要；考虑到现实状况，宜于多多提倡纯粹科学。他说：科学家的态度似乎第一应从发现宇宙真理、奥秘而努力，第二是将研究出来的东西怎样地可以为人类谋取福利，这才与人类前途有利。惟此而行，人类必可获得更光明、更良好的前途，同时也不怕科学不为人类造福。他还说：

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哪一项需要提倡。我个人以为两者都重要，不过应用科学自会有利地发展，而纯粹科学则少人注意，所以应当多多提倡纯粹科学。

霍耳顿则推荐兼顾二者的“杰斐逊式的研究纲领”，不知是否有道理、是否可行，值得人们用心思忖。他这样写道：回顾17世纪以来近代科学的两个主要渊源，通常指的是（没有太多的歪曲）以牛顿为代表的“基础科学”和以弗兰西斯•培根为代表的“应用科学”。但是还有第三种风格的科学实践，人们很少明确承认它，但是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值得赋予更大的注意。关于这种科学实践的比较方便的名称是“杰斐逊式的研究纲领”。牛顿式的研究纲领是寻求全知（omniscience）。与之相对照，培根的研究纲领专注于科学为全能（omnipotence）服务，或者用他本人的话来说，“扩大人类帝国的疆界，尽可能地影响一切事物”。杰斐逊的第三种研究纲领从二者中汲取了某种东西，又为一个新的目的把它们结合起来。简要地说，“这种风格把研究中心放在基础科学未知的领域，它又处于一个社会问题的核心。因此，它既不是纯粹科学取向的，也不是纯粹问题取向的（后者主要应用现有的基础知识以适应所设想的需要）。”对照起来，杰斐逊的结合模式兼顾二者，它反映了杰斐逊看到科学有两个相互纠缠在一起的目标——不仅仅是充分地理解自然，而且还有他简单地称之为“人的自由和幸福”的东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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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鸿隽：中国科学之前瞻与回顾，《科学》，第26卷（1943），第1期。任鸿隽后来还说过：“应用科学因其有利于生产，可以从而获利，自会有人去做。因而纯粹基本科学的研究则以无利可图必须我们尽力去提倡。其次，应用科学的发展，其收效大小也得根据纯粹科学的成就，所以不能不注意根本的纯粹科学；至于应用科学自会因时而发展的。”参见任鸿隽：在“科学与社会”座谈会上的发言，《科学》，第31卷（1949），第5期。

布什（V.Bush）：《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张炜等译，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内部出版，1985年第1版，第140、27页。

任鸿隽：中国科学之前瞻与回顾，《科学》，第26卷（1943），第1期。T.H.赫胥黎的原话出自他在1880年的“科学与文化”演讲。他在反驳“事务主义者”——他们散布科学文化对于一所目的在于“促进国家工业和制造业发展”的学院不相干——时说：“我常常希望，‘应用科学’这个短语从未被发明出来。因为它暗示，存在一类直接实际使用的科学知识，它能够撇开另一类不具有实际用处的和被命名为‘纯粹科学’的科学知识而学习。但是，没有比这更十足的谬说了。人们称其为应用科学的东西，无非是纯粹科学对于特定种类问题的应用。它由借助推理和观察确立的、构成纯粹科学的普遍原理的推论组成。没有一个人在他牢固地把握这些原理之前，能够保险地做出这些推论；他只能通过它们赖以建立的观察和推理的操作的个人经验，才能达到这种把握。”参见T.H.Huxley,

SelectionsfromtheEssaysofT.H.Huxley,EditedbyA.Castell,NewYork:Appleton-Century-Crofts,Inc.,1948,p.52.

德布罗意：《物理学与微观物理学》，朱津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版，第179~180页。

杜卡斯、霍夫曼编：《爱因斯坦谈人生》，高志凯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第1版，第55~56页。

波兰尼：《自由的逻辑》，冯银江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6页。

默顿：《科学社会学》，鲁旭东、林聚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版，第352、353页。

列维特：《被困的普罗米修斯》，戴建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425页。

齐曼：《真科学：它是什么，它指什么》，曾国屏等译，上海：上海科学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69~71页。

布鲁克斯：学术研究的领域和重点，李亚玲译，上海：《世界科学》，1984年第5期，第46~49，41页。

H.Mohr,Structure&SignificanceofScience,NewYork:Springe-Verlay,1977,Lecture13.

齐曼：《元科学导论》，刘珺珺等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9、70、211页。

德布罗意：《物理学与微观物理学》，朱津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版，第176页。

列维特：《被困的普罗米修斯》，戴建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172页。

齐曼言之有理：“仅仅以心理因素为标准，试图把基础研究与其他形式的研究活动区别开来，这是行不通的。以个人自主性作为惟一的指导原则，也是办不到的。把纯粹研究者描绘成一个完全孤立的个体，其生机来自内心的觉悟，这简直是异想天开。可是，科学家在解释自己的行为时，总喜欢以这种惯用的、简化的方式来表达。这些表达大多数是非常真诚的。然而，它们通常系统地忽略了科学家工作在其中的社会环境因素。”参见齐曼：《真科学：它是什么，它指什么》，曾国屏等译，上海：上海科学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31页。

H.Mohr,Structure&SignificanceofScience,NewYork:Springe-Verlay,1977,Lecture12.

布鲁克斯：学术研究的领域和重点，李亚玲译，上海：《世界科学》，1984年第5期，第46~49，41页。

布什（V.Bush）：《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张炜等译，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内部出版，1985年第1版，第72页。

列维特：《被困的普罗米修斯》，戴建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425页。

布什（V.Bush）：《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张炜等译，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内部出版，1985年第1版，第35页。

雷斯尼克的具体建议是这样的：由于纯粹研究具有重要的社会含义并花费大量的金钱，政府总是（并且应该总是）在提供资金的决定中起重要作用。在民主社会，公众应该知道政府如何分配它的预算，提供资金的决定不能完全留给官僚或专家手中。公众虽然对提供资金有发言权，但是至少有两点理由表明，科学家而非政治家应该在多数决定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第一，公众不愿意在不健全的研究上浪费资源，而有资格的科学家知道任何研究的长处。第二，要公众评论每一项研究建议是不充分的。参见D.B.Resnik,TheEthicsofScience,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8,p.169,171.

布朗：《科学的智慧——它与文化和宗教的关联》，李醒民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114页。

布鲁克斯：基础研究的功能，顾淑林译，北京：《科学学译丛》，1988年第1期，第11~19页。

默顿就此论述道：基础研究对不同的组织和制度具有潜在的价值，而潜在价值概念直接关注的是一个明显和重要的事实，即不同类型的基础研究具有不同的适合于某些类别的实用结果的可能性。这个概念涉及到支持那些基础性研究的科学政策问题，就我们看来，这类基础性研究对赞助企业来说会具有极大程度的潜在意义。扶持具有潜在价值的基础研究的政策有几个方面的有意义的特征。第一，它保证科学家对问题的选择有很大的自由度。第二，赞助组织也有很大的自由度，使它们从各种基础研究中有所选择，以发展基础性和具有潜在意义的知识。第三，它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和赞助组织之间提供了一种磋商关系。他们以相对中立的立场接触，各自都保留自己的目标，同时又尽可能使对方获益。第四，扶持基础研究的主导性政策只是把研究资源分配给多数而非全部具有潜在价值的基础研究。第五，那种对政府、商业和工业等组织的目标只有很小的明显潜在价值的基础科学，无疑需要获得另外一些机构的大力支持，这些机构的目的在于促进基础知识的发展，而不是为了获得可预见的实用结果。参见默顿：《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林聚任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版，第250~251页。

范伯格这样写道：因为可以得到支持的科学研究的资金大大增加，科学家的工作和生活显著地改变了。增加的资金使科学家有可能计划和实施研究规划，否则这是不可想象的。虽然投入科学研究的资金按以前的标准是相当大的，但是资金还是有限的。由于大多数卷入基础研究的科学家依赖政府资金，因而不得不为有限的资金而竞争。由于资金对研究是如此决定性的，科学家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准备他们的计划。为了保险起见，科学家往往把类似规划提交给几个拨款机构。一些科学家估计，他们把多达20%的工作时间都用在准备计划上了。政府资金对科学研究的“食物供应”正在变得相对短缺，科学家现在必须在与他们的大量同行的竞争中搜寻粮秣。这不是因为可以得到的资金被缩减了，而是因为科学家的数目和科学规划花费的范围大大增加了，把较大的要求放在研究资金的馅饼上。政府未来的支持模式对于科学的未来具有巨大的重要性。参见G.Feinberg,SolidClues,NewYork:SimonandSchuster,1985,pp.226~227.

李醒民：学术科学可以被计划吗？北京：《学习时报》，2004年12月20日，第7版。李醒民：荒谬的逻辑，荒诞的考核——就本人的经验小议课题申请、学术评价及其他，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第29卷（2007），第3期，第96~97页。摘要发表在北京：《科学时报》，2007年6月29日，第A4版。

布朗：《科学的智慧——它与文化和宗教的关联》，李醒民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118~119，121~122页。布朗就“两个限制”是这样讲的：在我们选择做什么基础研究方面，有一些明显的限制因素，这是因为，科学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活动，它深深地扎根于历史之中。我们选择课题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流行的社会偏见的强烈影响，正像17和18世纪的物理学和数学选择课题受到与世界探险有关的航海问题的影响一样；在当代，对太阳系的探测也是由太空研究中的军事利益促进的。我们的选择也受到该时代的科学理论和风尚的强烈影响，托马斯•库恩称其为“科学范式”。第二个明显的限制因素是，称职的人员和钱财的供应是有限的。这样就提出选择什么基础研究去做？我们应该花费多少？对此，没有一个明确的经济学答案；而且，与艺术不同，公众对基础科学的评价不能用进入音乐厅和艺术馆的人数来衡量。

劳丹：《进步及其问题》，刘新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223页。

斯诺：《两种文化》，纪树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第1版，第65页。

德布罗意对此有透彻的了解：由于应用科学不是追求纯粹的理想目标，而首先在于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由于它经常被迫考虑的是物质上的意外事件和财力上的（商业上的）条件，从纯粹的知识观点看来，应用科学并不具有纯粹科学那样高贵的价值。虽然如此，但是也不能忽视它推动社会的进步，对纯粹科学有所帮助（提出问题，有时对纯粹科学也有贡献）的事实。参见德布罗意：《物理学与微观物理学》，朱津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版，第182~183页。雷斯尼克也心知肚明：值得注意的是，工业研究产生了大量的社会好处。第一，工业雇用科学家发展有益于社会的产品和技术。第二，私人工业为数百万科学家和卷入研究的人提供雇用。这些工作倾向于是高工资、高技艺的工作，它们在社区或国家的经济基础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三，私人工业为科学研究提供资金，可以弥补政府资助之不足。虽然这种资助往往是高度应用的，但是它能够具有理论上的副产品。第四，学术机构往往从私人工业的工作中获得好处。当公司在大学环境中运作时，它们帮助大学获得私人基金为设备、工作场所和人力资源投入。参见D.B.Resnik,TheEthicsofScience,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8,p.156.

默顿：《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林聚任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版，第49页。

B.巴伯（BBarber）：《科学与社会秩序》，顾昕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第1版，第119页。

戈兰：《科学和反科学》，王德禄等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77页。

应用科学研究范文篇4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普及，高校教育教学活动中应用科学技术的范围越来越广泛，应用程度越来越深，科学技术成为高校教学中最为重要的手段之一。在高校体育教学过程中，科学技术的应用也在逐步深入，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同时，高校体育教学的科学技术手段也在实践中不断丰富，促进了高校体育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培养了具有体育素养的高素质人才。

二、高校体育教学中科学技术应用的现状

1.高校体育教学中应用科学技术的不足之处

在部分高校的体育教学中，应用科学技术时存在着一些需要注意和改善的问题：第一，部分学校着重强调硬件设施，注重购买高科技的设备产品，而忽视科学选择教学理念和方法。科学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对教育而言至关重要，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应根据学生和课程的具体情况，合理地进行教学安排。第二，部分高校过分看中高科技产品的作用，而忽略了其在现实教学中的价值和作用。部分高校高价购买体育设备，但是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应用不到，因此闲置起来，造成了资源浪费并增加了学校的财务负担。

2.与高校体育教学相关的科学技术研究发展缓慢

目前，我国高校与国外的大学相比，在相关科学技术研究方面相对落后。主要原因是与体育教学相关的科学研究的经济价值和使用价值相对较低，不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但是与体育教学相关的科技研究，能够大力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对学生素质的提升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对国家的发展、社会的建设都将起到深远的影响，具有长远的社会效益。

三、高校体育教学中应用科学技术的趋势

教师应结合自身的特点，在进行技术能力教学的同时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激发学生的兴趣，调动广大学生积极参与锻炼已是大势所趋。

1.国家及相关部门大力支持和鼓励高校在体育教学中应用

科学技术一方面制定相关的政策进行宏观指导，鼓励和支持高校体育教学中积极应用科技产品和科学技术，一方面加大对高校体育教育的经济支持，完善高校体育教学的场馆、设备、器材等，从而促进高校体育教育的发展。

2.社会需要提供良好的体育发展环境

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应鼓励群众加大对体育素质的关注，创造全民运动、推崇运动的健康和谐的社会环境。体育的发展与社会环境联系密切，例如：我国民众喜欢打乒乓球，因此我国的乒乓球水平一直处在世界最高水平，而巴西人热爱足球，因此巴西是足球王国。可见，良好的社会氛围对体育的发展十分关键。

3.高校加强对体育教学中科学技术的重视程度

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要积极营造重视体育的校园氛围，在校园文化中加强体育文化的建设，有效促进大学生学习体育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加强体育教学的重视力度，例如强制要求学生进行体育锻炼，加大对体育教育的投入，丰富体育教学的内容等。在高校体育教学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高校体育教学作为高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高大学生的身体素质和精神品质都具有不能忽视的作用。在高校体育教学中，应用科学技术虽然还存在一些不足，但是随着国家、社会和高校的不断努力，一定会逐步形成一个科学健康的教育教学系统。

应用科学研究范文篇5

[关键词]任鸿隽科学观中国现代科学史批判学派

任鸿隽（1886-1961）是中国现代科学的组织者和倡导者，也是在中国研究和传播现代科学观的最著名的先驱和成就卓著者之一。他的业绩在中国现代科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有关“科学论”（sciencestudies）思想至今还具有启迪睿智的魅力。

任鸿隽早年留学美国（1912年12月至1918年10月），深受西方学术思想和科学思潮的熏陶。当时，以马赫和彭加勒为首的批判学派的新科学观和科学哲学正风行世界，任鸿隽自然不会置身事外，可以肯定，他从中汲取了丰富的思想营养。有证据表明，他从皮尔逊和彭加勒之处受益良多，因为他在留美期间，研读了新出版的皮尔逊的经典名著《科学的规范》和彭加勒的经典名著《科学的基础》。因此，在他的诸多观点和论述中，明眼人不难发现批判学派思想铭刻的痕迹。

作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开拓者和现代科学观念的首倡者，任鸿隽可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当时，中国科学的状况是怎样的呢？

（一）国人对科学的认知

在任鸿隽赴美求学时期，中国的现代科学事业刚刚处于起步阶段，国人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之本身，可以说基本上或无知不解，或漠不关心。难怪任鸿隽在1914年发出“吾中国无学界也”（p.3）的惊呼和哀叹——他把科学也视为一种学术，科学界自然属于学界的一部分。他回忆起在中国科学社创立（1915年）之时，学科学的人寥寥可数，懂得科学思想的人更是绝无仅有（p.721）。他当时看到，“国人未尝有科学之需求，……非不需求也，实不知需求耳”（p.39）。在他刚刚由美国返回上海时，他发现国人对科学有三种误解。第一种是说科学这东西，是一种玩把戏，变戏法，无中可以生有，不可能的变为可能，讲起来是五花八门，但是于我们生活上面，是没有关系的。他们对科学抱着“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拿来当把戏看还可以，要当一件正经事体去做，就怕有点不稳当。他们心中的科学家，也就和上海新世界的卓别林，北京新世界的左天胜差不多。第二种是说科学这个东西，是一个文章上的特别题目，没有什么实际作用。他们想，讲科学的就和从前讲实学的一个样，不过做起文章来，拿那化学、物理中的名词公式，去代那子曰、诗云、张良、韩信罢了。这种人的意思，是把科学家仍旧当成一种文章家，只会抄后改袭就不会发明；只会拿笔，就不会拿试验管。第三种是说科学这东西，就是物质主义，就是功利主义。所以要讲究兴实业的，不可不讲求科学。物质和功利过于发达的德国，终不免于一败，就是科学要倒霉的朕兆。那科学家也不过是一种贪财好利，争权徇名的人物。（pp.179-183）诚如任鸿隽所言：“顷者身入国门，与父老兄弟相问切，然后知承学之士，知科学为何物者，尚如凤毛麟角。是真吾人数年以来，抱献曝之忱殷殷内望所不及料者也。”（p.190）

直至“科玄之战”（1923年）之时，即使在中国思想家当中，一小部分人对于科学之真义犹不免有所误会。故对于科学之价值，遂不能不加以怀疑。其所以有此现象，正以科学研究尚未深造，故于科学真意，动觉隔膜。（pp.309-310）在1927年悼念故友胡明复的讲话中，任鸿隽痛数我国学问的幼稚和人才的堕落(p.394)。他在1933年固然承认，最近十数年来，经国内学术言论界之一致鼓吹，国人益知科学之重要（p.480），然而仍在次年如实指出：目下的中国，提倡科学的声浪，虽然是甚嚣尘上，但是科学是什么恐怕还没有真正的了解(p.506)。

在包括以任鸿隽为代表的中国科学社（1915年10月正式成立，它的宗旨是格物致知，利用厚生）同人的不懈努力下，在其机关刊物《科学》（创刊于1915年月，它的目的是提倡科学，传播新知）的大力鼓吹下，国人对科学的认识和态度逐渐起了变化。在1943年，任鸿隽已经看到：“科学”二字在一般人心目中已成普通常识，而科学化运动尤可谓集科学蔚为常识之大成。此与以“格致”二字代表科学之意义已不可同日而语。盖言格致犹近于以中印西，言科学乃代表一种新精神新态度也。此外，科学研究机关之成立，科学家人数之增多，各种科学杂志及专刊之出现，殊不容吾人忽视。要而言之，我国科学界在以往三十年间，已骎骎入世界学术之林，而非以负贩他人之所得为已足。(pp.564-565)到中国科学社成立30周年的1945年，他感到科学在中国，已到了枝繁叶茂的境界，而不是30年前的孤掌难鸣的情形了（p.572）。

这一转化是怎样发生的呢?显然，任鸿隽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功不可没——他不仅身体力行，扮演了卓越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角色，更重要的是，他通过虚心学习和潜心研究，并用他那充满睿智、洋溢激情、文采飞扬的文字，把崭新的现代科学观传播给知识界，普及到公众中。鉴于我已就任鸿隽的科学观的某些内容（如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文化等）作了一些探究，本文的侧重点自然要放在未论及或少论及的方面。

（二）科学的本性和和分类

任鸿隽深得皮尔逊和彭加勒关于科学的真谛，他也把科学看作是学术、知识、思想乃至智慧层面之事，而不是视为物质、功利、器械、文字之事。也就是说，他看重的是科学的形而上的本性，而不是属于科学之应用的形而下的东西。科学“其本能在求真，其旁能在致用”（p.6）这简单的一句话，完全可以代表他对科学的最早(1914年)看法——这一观点贯穿在他的整个一生。他自始至终反对“欲以工业代表科学”的做法，力图“还科学于学术思想之域”（pp.52-53）。他一而再地倡言，“科学之非物质的、功利的，则当于理性上学术上求科学矣（p.69）。他在返国后矫正国人对科学的三种误解时，一说科学是学问而不是技艺。形下的技艺都是科学的应用，科学的本体则与形上的学同源。二说科学的本质是事实而不是文字。东方文化所以不及西方文化之所在，也是因为一个在文字上做工夫，一个在事实上做工夫的原故。科学家是讲事实学问以发明未知之理为目的的人，讲究观察和实验。他们面对无穷的自然界的现象和和天地间的真理，只管拼命向前，发明那未发明的事实和密藏，而不以读古人书和知道古人的发明为满足。三说科学与实业虽然有相倚的关系，但是科学与实业不是一物，实业只不过的科学的应用之结果而已。科学家并不是着眼于应用才去研究的，若如此科学就不会有发达的希望，所以我们不要买椟还珠，因为崇拜实业而把科学和科学家抛在脑后。（pp.183-185）此后，他多次重申类似的看法：科学不是器械，科学不是语言（pp.506-507）；科学研究是智慧和道德平面的事，因为科学研究的最高目的不在追求物质享受，而在追求真理，故科学家不但无暇顾及身体的享乐，甚至连性命安全也可以置之度外(p.616)。正是基于对科学的本性的清醒认识，任鸿隽给科学下了这样的定义：

科学是根据于自然现象，依论理方法的研究，发现其关系法则的有统系的知识。

他进而指出，对这个定义应该注意的三点是：科学是有统系的知识，科学是依一定的方法研究出来的结果，科学是根据于自然现象而发现其关系法则的。按照这个定义，他认为所谓科学即等于自然科学，不过有许多社会现象经过科学方法的研究，都变成了科学。（p.323）他也许是从英人丹皮尔的《科学史》中了解到，科学的范围，也是各国不同。德国的Wissenschaft包括有自然、人为各种学问，如天算、物理、化学、心理、生理以至政治、哲学、语言在内。英文的science，却偏重于自然科学一方面，而政治学、哲学、语言等平常不算在科学以内。(p.192)

任鸿隽对科学分类也很留意，并认为这是对科学知识做横的解剖，从而明了科学的地位，呈露科学的大概范围。他涉及的分类是针对“严密科学”（ExactScience）和“纯粹科学”(PureScience)而言的。他逐一列举了罗吉尔•培根、弗兰西斯•培根、边沁、安培、孔德、斯宾塞、皮尔逊、冯特、汤姆生的分类，似乎对斯宾塞尤其是皮尔逊的分类更感兴趣。斯宾塞把科学分为三大部类：抽象科学、具体科学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抽象具体科学。皮尔逊也把科学一分为二：抽象科学（包括论理学、数学、统计学）和具体科学（包括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不过，又在抽象科学和具体科学之间设立联络它们的应用数学，在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之间设立中介生物物理学（bio-physics）。任鸿隽由此得到两个结论：科学是彼此互相关系的，不是孑然独立的；科学的范围不断扩大。有意思的是，任鸿隽在此还论及科学与伪科学——他的论述即使在今天亦有现实意义。他说：

关于这一层，我们要注意的，不在某种现象是否适于科学研究的问题，而在研究时是否真用科学方法的问题。如近有所谓“灵学”（psychicalresearch），因为它的材料有些近于心理现象，又因为它用的方法有点像科学方法，于是有少数的人居然承认它为一种科学[如英国的洛奇（SirOliverLodge）]；但是细按起来，它的材料和方法却大半是非科学的。这种研究只可称之为假科学（pseudoscience）。我们虽然承认科学的范围无限，同时又不能不严科学与假科学之分。非科学容易辩白，假科学有时是不容易辩白的。（pp.249-250,340-349）

任鸿隽还把科学研究问题分为两种：一种是普遍的科学，如物理、化学上诸现象的研究；一种是地方的科学，如各地方之地质调查，动植物之采集与调查，各地气象之测定等。前者固然是科学的根基，但是这些高深的研究在科学程度尚未十分发达的国家，势难一蹴而就。不过，真理本无国界，他人的研究结果我们一样可以利用。后者则不然，对其研究全为地方人之责任，不但他人不能研究，有时并不愿他人来代替研究。于是，他根据当时中国的国情，把地方的科学排序为第一，并说明这不意味着把第二类科学完全置诸脑后。(p.381)

与上述有关思想相适应，任鸿隽特别强调纯粹学科和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他赞同赫胥黎的说法：吾诚愿“应用科学”之名之永不出现于世也；所谓应用科学者无它，即纯粹科学应用于某特殊问题者是矣。他进而言之：科学不为应用起也；应用者，科学偶然之结果，而非科学当然之目的；科学当然之目的，则在发挥人生之本能，以阐明世界之真理。（p.61）他虽然表示，言科学之应用无可厚非，但是科学之至于应用，则其学已大成，其研究已具备，又非徒然有取一二新知暗示，遂得以增进幸福之功也（p.210）。他指出二者的密切关系：应用科学与纯粹科学，只有材料之殊，并无方法之别。而且许多应用都直接由纯粹科学得来，它们是分离不开的。（p.448）也就是说，“纯粹科学为一切科学应用的本源”（p.541）。也许是受到美国战时科学研究发展局局长V.布什博士报告的影响，他在1949年5月的一次发言中说：

据我看目前的应用科学也是不够的，在工业和生产方面，科学并没有发挥效用。等社会安定后，应用科学因其有利于生产，可以从而获利，自会有人来做。因而纯粹基本科学的研究则以无利可图必须我们尽力去提倡。其次，应用科学的发展，其收效大小也得根据纯粹科学的成就，所以不能不注意根本的纯粹科学；至于应用科学自会因时而发展的。

因此，任鸿隽认为，发现真理和用其为人类谋福利虽然都重要，但还是应该强调多提倡纯粹科学，因为应用科学自会有利地发展，而纯粹科学却少人注意。（p.621）任鸿隽当年的看法至今似乎仍未过时，在物欲主义和实利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值得引起人们的思考和重视。

（三）科学的功能和价值

早在《科学》的发刊词中，任鸿隽就详尽地罗列了科学有造于物质、人生、知识、道德的效用。他挥舞如椽之笔，洋洋洒洒，恣意纵横。我在此不忍心多加割舍，特引用如下：今夫吾人今日，陆行则驭汽车，水行则驾轮舟，绝尘而驰，一日千里，山陵失其险阻，海洋失其邈远，五方异族，往来如一堂者，此发明蒸汽机关之赐也。趋利赴急，片时可寄千里之书，亲戚远离睽居而得晤言之雅，则发明电力机械者之赐也。且也，机械之学，进而益精，蒸汽电力，以为原动。则一日而有十年之获，一人而收百夫之用。生产自倍。闾阎殷账。远西名邦，国富剧增，假非其人好勤远略，糜财经武，则彼社会学家所理想“去贫”之说，未始不能实现也。此科学之有造于物质者也。不宁唯是。生民之初，于天然战。其所恃者，唯是体力。洪水饥谨疫疠夭札之来，无以御之也。挽近科学大昌。风雨之变，测候既精，地形之利，相度必尽。不惟洪水饥谨之灾可免也。乃生物之理，辨极于微茫：药石之用，利尽乎金石。卫生之要，普为常识：疫疠之氛，消于比户。大耄可以坐登。寿考竟得力致。此科学之有造于人生者也。不宁唯是。科学所影响于人类之知识。当中世纪之初，欧洲大陆，有宗教迷信，唯人类知识进步之障碍。不独学说之背于教义者，莫由滋长也。乃谓听天敬神，则自然可任。桎梏人心，莫此为甚。使非科学家本其好真之心，行其求是之志，血战肉搏，与宗教争此思想上之自由，则至今犹蒙屯可也。文学复兴之后，人竞文采。科学家又主张以自然科学为教育学子之要道。今人抵掌而谈地方，伏地而拜闪电，则三尺童子，知悼笑之矣。然非得科学上之证明，究何以识地之本形，与电之原理哉？此科学之有造于知识者也。不宁唯是，科学与道德，又有不可离之关系焉。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义，衣食足而知荣辱”，此古今不易之定理也。古科学直接影响于物质，即间接影响于道德。自科学大昌，明习自然之律令，审察人我之关系，则是非之见真，而好恶之情得。此科学有造于道德者也。(pp.14-18)一言以蔽之，“一切兴作改革，无论工、商、兵、农，乃至政治之大，日用之细，非科学无以经纬”（p.39）。他是这样强调科学的重要性的：

言近世东西文化之差异者，必推本于科学之有无。盖科学为正确知识之源，无科学，则西方人智犹沉沦于昏迷愚妄之中可也。科学为近代工业之本，无科学，则西方社会犹呻吟于憔悴枯槁之途可也。科学又为一切组织之基础，无科学，则西方事业犹扰攘于纷纭散乱之境可也。吾人纵如何情殷往古，而于近代知识、工业及社会组织之进步，不能不加承认。吾人纵如何回护东方，而于西方知识、工业及社会组织之优越，不能不加承认。若是乎，东西文化及国势强弱之分界，一以科学定之，然则科学之重要，不于此而可见耶？（p.281）

任鸿隽虽然充分肯定了科学的物质功能，但他更倚重的还是科学的精神价值——这与皮尔逊和彭加勒的思想息息相通。他1916年在中国科学社第一次年会致开幕词时说：“科学之功用，非在富国强兵及其他物质上幸福之增进而已，而在知识界精神界尤有重要之关系。”（p.88）他像彭加勒一样看重科学的思想价值和文化意义，主张为科学而学科。他像皮尔逊一样主要强调科学的认识价值、教育价值、审美价值。他甚至说过这样一句有点过头的话：“科学的影响，完全在思想上”（p.274）。

（四）科学与社会

任鸿隽从一开始就十分关注科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这是当今时髦的STS（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的主题——他就科学与工业、农业、国防、民主、教育、文化等做了专门的研究和论述，并直接以“科学与社会”为题发表文章。鉴于科学与教育和文化的关系另文讨论，我们先论述一下科学与前三者的关系。

任鸿隽早在1915年的“科学与工业”（pp.52-60）一文中，就提出“工业为科学之产物”的观点，而当时国人乃未梦及科学与工业之关系。他说，今日之中国，无科学而贸然兴工业，实无异于“无本而求叶茂，见弹而求鴞炙”。其原因在于，古之工业，得于自然与习惯之巧术。今之工业，得于勤学精思之发明，须有科学以为后盾。使我们感到惊异的是，任鸿隽当年已经提及今日所谓的“知识经济”，并对古典经济学鼻祖斯密的原理作了新的诠释：

十八世纪生计学始祖亚丹斯密司（AdamSmith）创“劳力即富”之说（“Laborisweath”），至今言生计者未之能易。上所谓劳力者故不徒指手足之勤而言，彼殚精竭思以治自然物理之学而发明前人未辟之秘，以成开物成务之功者，乃真能劳者矣。以劳为之种，而福世利人之获随之而至，如响之不爽于耳，影之无逃于形。今之人心之未浚也，而唯浚物之求，智之未广也；而唯广业之务。不种而思获，未施而望报，其反乎生计学上富之原理也甚矣，容有冀乎。

在“科学与实业之关系”（1920年）一文（pp.218-223），他提出“科学是实业之母”的命题。他通过具体事例，逐一论述了科学与实业发生、实业进步、实业推广的关系。他道明，要求科学与实业有关系，必须先要求科学家与实业家有关系。关于联系办法，他和盘托出三条途径：一是创办实业的人就是发明科学的人，两者合而为一；二是在大公司中设立实验室，请专家研究改良事业的方法；公司在大学出费设科，让校方替它研究工业问题。他还顺便涉及妨害实业的几种普遍心理障碍：求利太奢，求效太速，不能持久。在1946年发表的“科学与工业[为范旭东先生作]”（pp.601-603）中，他列举了对待科学与工业关系的三类人。有的是利用科学来做生产的工具，只要生产不成问题，科学知识是不在他计算之中的。有的是以科学来做工业的出发点，他要利用科学来改进生产的方法，增进物品的功用。在这类人心目中，科学终不免成为工业的附庸。还有一类人是要利用工业的力量来谋求科学的发展，他是身在工业，心存学术，金钱的得失是不在他的计算之中的。我们只要晓得科学为一切近代工业之母，便知道第一类人徒知贩用他人的发明，坐食其利，自可卑之无甚高论。第二类人虽也使科学与工业相得益彰，然其眼光犹不出孤立范围以内。现代的进步工业家多优为之。至于第三类人，要以增进科学知识为造福人类的重要途径，不但急功近利不在眼中，即个人的生活康健亦置之度外。这种人在科学界中时一遇之，在工业界中则真如凤毛麟角。而范旭东先生实为此类人之一。范先生的精神——“工业以科学为出发点，学术为工业的终竟目的”——值得我们永远保持和效法。在这里，我们不由得想起彭加勒在《科学的价值》中关于工业与科学关系的论述。

在讨论农业教育和农业改良的文章中，任鸿隽也论及科学与农业的关系。他对农业是最用不着学术或科学的职业的看法不以为然，认为现代的眼光和古来不同的地方，就是劈头要承认农业是可以用科学来改进，而不是完全靠天吃饭，或是墨守旧法，一成而不可变易的。换句话说，我们要承认，天然的力量或缺陷，都可以用人为的方法来管理或补充。因此，我们就把农业的本根，放在科学研究方面上了。这不但是我们的希望如此，近百年来，农业的重要发明也使我们的信心更加坚固。（p.447）

任鸿隽有一篇专论“科学与国防”的文章（pp.505-508），发表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的1934年。他在文中预言，此后的战争“则必定为科学的战争而非人与人的战争”。他把国防与科学的关系归结为三点。第一，国防的基本，应注重于重要的基础工业。现代军备与工业，已成不可分离的连锁，即军备工业不过是现代工业的一种。所以只要国内工业发达，不愁军备无法供给，反之军备独立是不可能的。第二，要求工业发达，其第一步就是提倡科学研究。天下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情形，也没有完全可以抄袭的便宜事体。没有科学研究作顾问，除了失败别无它路，更何况许多新工业都是从科学研究室发生出来的。第三，提倡科学研究，应当把研究的责任赋予各个大工厂或大学之中，不必什么都由几个政府机关包办。他最后强调，国难迫急，我们应付的方案也风起云涌。但是一个方案的重要，不在乎收效的迅速，而在乎眼光的远大——对科学有相当的认识。

任鸿隽还谈到科学与民主的关系，从而使五四时代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携起手来。他说，近代社会组织的一个特采是平民[民主]的特采，就是所谓德谟克拉西。这平民的倾向，有两个意思:一是政治上独裁政制的推倒，与参政权的普及；二是社会上机会的均等，和阶级制度的打消。这两个意思的发生，一方面因为机器的发明，生了工业革命，又因工业革命过后，物产增加，一般的人有了产业和劳力，自然发生了权力的要求；一方面也因为近代的人心，趋于合理的；对于天然的势力，尚且不肯贸然服从，要求一个征服的方法，对于人为的组织，自然也有一个合理的解决，那些“天赋君权”的说话，自然不能管束他们了。弗兰克林的墓志铭说他“一只手从自然界抢来了电力，一只手由君主抢来了威权”，最能表明这一种意思。可见平民主义和科学是直接间接都有关系的。（p.279）

在“科学与社会”（1948年）一文中，他径直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科学与社会的关系自有科学以来即已存在，何以直到最近几十年才被人注意？他回答道：一是科学在现世界中成为决定社会命运的大力量，二是到20世纪之后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据说与科学有关。他认为二者的关系可以从四个方面加以观察：（1）科学发明所发生的社会影响是什么?（2）科学发明是否有益地用于社会？（3）科学方面的利益是否普遍地造福人群，或仅为少数人所独占？（4）社会组织是否合于科学的发展？他就第一个问题指出，科学方面所生的社会影响，属于理论的要比属于应用的为大且远。人们只知道飞机与无线电怎样变更了社会组织，但不要忘记了地动说与天演论怎样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没有后者的改变，由中世纪进入近世纪将不可能。科学家追求真理，不可松懈，更无所用其恐惧。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得承认，科学发明在道德上是中性的，它们可以用来福利人群，也可以用来毁灭人类。最近的原子能发明是一个例，毒菌的发明也可以作如是观。就第三个问题而言，与其说是属于科学的，不如说是属于社会的更为确当。科学方面无论如何重要，只是一种原理和方法。要用来造福人群，还须经过社会组织这一阶段。社会组织如其良好，受科学之益者必然众多，反之则可能为少数人独占或垄断。要免除此种弊病，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科学家停止发明，这是反进步的办法，当然不可能；一是改良社会组织，这是可能的，但权力不一定在科学家的手里。眼前的问题是：科学家在此情形之下态度应该怎样？这个问题的答案关系很大，似乎不容易置答。不过我们不要忘记，科学家既握有此种原动力在手中，只要善为利用，不怕社会不向善的方向前进！最后一个问题，可以说是社会对于科学的关系。在19世纪末以至20世纪初，科学已经由科学的个人主义时代进入科学的团体运动时代，在二战后又步入科学的国家主义时代——国家用全力发展科学，科学的进步固然愈可预期。但是，任鸿隽提请人们警惕：

我们不要忘记，科学的国家主义，和其他国家主义一样，将不免狭隘、偏私、急功近利等种种毛病。这和科学的求真目的既不相容；与大道为公，为世界人类求进步的原则亦复背驰。所以我们以为在计划科学成了流行政策的今日，私立学术团体和研究机关，有其重要的地位，因为它们可以保存一点自由的空气，发展学术的天才。（pp.617-619）

既然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如此密切，不用说，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就被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在任鸿隽看来，这有两层意思：一是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要有自律意识，一切按科学精神办事；二是科学家必须有社会责任感和良知良心，设法使科学的应用造福于人类。他说，“科学家是个讲事实学问以发明未知之理为目的的人”，“科学家态度当信其所已知，而求其所未知，不务为虚渺推测武断之谈”，这必须经过长期培养才能形成（pp.185,48）。但是，现实状况却令他感到十分痛心。他在悼念挚友胡明复的文章中说：

我们晓得在现在的社会中,要找飞扬浮躁的人才，可算是车载斗量,但是要找到实心任事,不务虚名的人，却好似凤毛麟角。如明复这样的人，多有几个，不但社会的事业有了希望，还可以潜移默化，收一点移风易俗的效果，也不可知。（p.394）

因此，任鸿隽一而再地敦请科学家端正态度：第一应从发现宇宙真理、奥秘而努力，第二将研究出来的东西为人类谋取福利，这才与人类前途有利（p.621）。

在这里，很有必要论述一下任鸿隽一以贯之的科学救国或科学立国思想，因为这既是他大力鼓吹科学的主旨之一，也属于科学与社会关系的范畴。目睹异邦科学昌明与文物之盛，面对贫弱落后的中国，尤其是国难频生之秋，任鸿隽身在异邦，“而归国之心则已如离弦之弩，不可复挽”（p.140）。他报着“卞和不悔于三刖之痛，是以荆山之璞终为世宝”（p.190）的信念，始终如一地为他的三位一体的救国理想——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奔走呼号。他当时就已心知肚明：“欲从根本上救治，非介绍整个的科学思想不为功。”（p.536）在《科学》发刊词中，他在历数了科学的四大功能后，反观中国“不独治生楛寙，退比野人，即数千年所宝为国粹之经术道德，亦陵夷覆败，荡然若无。民生苟偷，精神形质上皆失其自立之计。虽闭关自守，犹不足以图存。”对此，他开出了“托命”良方——“其唯科学乎，其唯科学乎！”并且大声疾呼国人立即行动起来：“临渊慕鱼，不如退而结网。过屠门而大嚼，不如归而割烹。”（p.18）接着，他又提出这样一个主张：“欲富强其国，先制造科学家是也。”（p.35）在国难当头的1935年，他明确提出“科学是立国的根本”这一口号。在抗战即将结束之时，他敦促人们：“要望科学来救国”，先从改变“对于科学的冷视与落漠”“这个观念做起”（p.587）。他极力呼吁要把发展科学当作“立国的生命线”和“重要的国策”（p.590）。在抗战胜利后，他力促把发展科学作为今后10年、20年国家的首要政策，并构想出具体的计划和施行方案。他说：

吾人今日言建立国防，发展经济与教育，而遗弃科学，是谓舍本逐末，不可得之数也。今日世界各国，无不以发展科学为立国条件之一，而在凡事落后之吾国，尤当以发展科学为吾国之生命线。盖得之则生，不得则死，其重要远超乎一切之上，不可无明确之规定以一新全国之耳目也。（p.605）

此后，任鸿隽一直强调，“无论从哪方面说起，科学在现世界中，是一个决定社会命运的大力量。”（p.613）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表明，“科学研究已不是少数人的事业而成了新政府的国策”（p.623）。

（五）关于科学主义和反科学

长期以来，在中国主流学术界，往往给五四新文化运动（1919年前后）的科学鼓吹者和科玄论战（1923年前后）中的科学派扣上一顶贬义的科学主义——也有中性的科学主义即科学家对科学的典型看法和态度——的大帽子，把他们视为科学万能论（蔡元培在1918年曾经说过“当此科学万能时代”的话，但那是为中国科学社征集基金作广告用的，而且为“雪吾国人漠视科学之耻”，同时又是描述性的话语，似乎不可当真）者或科学方法万能论者。对此，我曾著文捎带予以反驳。在这里，任鸿隽的科学观进一步支持了我的论据。

任鸿隽说过“我们晓得科学方法虽是无所不能（读者注意，我说的是科学方法，不是科学万能），但是它应用起来，却有一定的限度。我们所说的限度，就是指那经过分析而确实清楚的事实。”（p.303）这段话十分清晰地表明，任鸿隽不赞同“科学万能”说，此其一。他没有径直说“科学方法万能”；所谓科学方法“无所不能”，他意指的是，科学方法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有助于解决其他学科乃至人生的某些问题，但并非可以充分地解决它们的全部问题；而且，他明确指出科学方法“应用起来”“有一定的限度”，这实际上就是对科学方法万能论的否定；此其二。作为和任鸿隽同创中国科学社的亲密同人和同道者，杨诠在《科学》杂志发表的下述言论也许发出了任鸿隽的心声：

科学万能指说，创自何人，殆不可考，初涉科学藩篱者，每好以此称扬科学，毁科学者亦多集矢此说，其实皆非真知科学者也。科学之材料诚无垠，谓其万有可也。然研究万有者未必万能。诚以科学已知之事物与未知较，犹微云之在太空耳。疾病、饥寒、天灾、人祸，方相寻而未已。即此物质之世界，去吾人所梦想之极乐乡，尚渺乎其远。科学何敢以一得遂自命万能乎。牛顿曰：“吾所发现者，不过大海之一石。”以代表科学家之态度矣。然以科学不能万能为科学病，又不可也。科学不以已有之成绩自豪，亦不以未知之无涯自馁。本其科学方法努力前进，虽未敢以必达真理之终鹄许人，然循以进，必率人类日趋光明之域，则可自信也。易言之，谓科学万能固非，谓科学必不能何事，亦非也。

在19和20世纪之交，经典科学的基础发生了严重的危机（这本来是科学革命的前兆），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科学被滥用带来了恶果，西方不少人士哀叹“科学破产”，并起而反对科学。这种反科学思潮传入国内，深得守旧派人士——科学作为西方近世文化的代表，本来就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格格不入之处——的青睐，纷纷起而效尤，散布西方物质文明破产，当用中国精神文明拯救的论调。从而，西方的反科学与中国的“国粹”结成“神圣同盟”，向登陆不久的“赛先生”发难。任鸿隽眼光明睿，未卜先知。他早在1915年就在《科学》杂志撰文，批驳科学败德说和科学损美说（pp.17,65-66），翌年又批驳科学唯利说：

说者曰，科学者物质之学也。今日吾国士夫孜孜为利，不恤其他，物质主义之昌明有日矣；有心世道者，方当以道德之心压胜之，奈何为之推波助澜乎。曰，谓科学为物质之学者，对心灵之学而言，盖谓其不离于物质，犹吾所谓实验，非物质功利之谓也。且物质亦何足诟病。科学以穷理，而晚近物质文明，则科学自然之结果，非科学最初之目的也。至物质发达过甚，使人沉湎于功利而忘道谊，其弊当自它方面救之不当因噎而废食也。（pp.116-117）

任鸿隽同意闵仁先生的看法：“西方人的态度，是科学的态度（因为科学必须要真实），它的结果，便是科学的出现、发达与民族的繁荣昌盛。中国人的态度，是反科学的态度（因为中国人最喜欢虚伪偷巧），结果不但没有科学发生，而当前的种种灾难，也就由之而起。”（p.473）任鸿隽认为，对于中国人的“反对科学之观念不加剪除”，那么“提倡科学之重要”只不过“是缘木而求鱼也”。他表明：“抑欲矫正反乎科学之习尚，当由何途？仍不外乎科学教育而已。”（p.216）在这方面，他可谓身体力行，苦口婆心，一有机会便做说服教育工作。

针对老一辈人所说的西洋文明破产、科学的结果不过是得到衣食住的物质文明，以及少年们高喊打倒知识阶级、大骂帝国主义的物理化学，任鸿隽一语道破这种“科学与恶魔结盟”的论调具有双重谬误：第一是不明白科学本身，第二是讨论的自相矛盾。他首先表明，科学的目的在求知而不在物质的享受，衣食住的改善是科学的副产品而非科学本身。科学既然是人类知识范围的扩大和天然奥窍的发现，当然与任何主义都不发生关系，科学作为一种真正的学术有离开社会关系而保持真正独立的性质——要发生关系，与任何主义都可以发生关系；要不发生关系，与任何主义都不发生关系。讨论的自相矛盾之处在于，人类要生活，就不能没有衣食住，既有衣食住，则恶的衣食住，自然不如好的衣食住，这是谁也不能辩驳的道理。以改善衣食住为科学罪状的，不外两个理由：一是衣食住不必改善，二是衣食住改善之后于人类有不好的结果。关于第一层，想必主张的人肯定在衣食住方面能够去好就坏，舍善取恶了，但事实上却不曾找出一个例子来证明这句话不错。关于第二层，人的平生仅仅在衣食住上下工夫固然不可，但把衣食住改善了，解放了人们的精力与心思，使他向学问艺术方面去发展，却是极其可贵的事体。衣食不完、救死不暇的人，岂能在在学问艺术上有所贡献？西方文明国家学问发达，出版物艺术品繁盛，可以知道是衣食住改善后的结果。所以衣食住的改善，并不是恶，但不晓得利用衣食住改善的结果，乃是人们的愚蠢罢了。至于高唱打倒帝国主义的同时又高唱打倒知识，这无异于自己缚了手足去打老虎，其矛盾的程度，更显而易见了。（pp.384-385）其实，任鸿隽早在1914年就明言：“上治之国，其制度厘然，物质灿烂者，无非食科学之赐。致用之无害于科学，又何待言？”（p.6）

诚如任鸿隽所观察到的，欧战以来，吾国人士栗然作科学破产之惧。发之者不过一二神经过敏之人，和之者遽奉为先知灼见，几若日中必昃，夏尽而秋，为势之无可解免者。对于这种情势，他郑重表示：此大误也！其理由在于，科学为一种开明之势力，人群进化，亦唯向开明路上前进。谓战争有返于野蛮之趋势，背乎进化之原理，当以科学真理矫正之则可。以战争之结果，弊罪科学，乃并此引导人类由暗入明之一线光明，一切吐弃毁灭之，则亦未免本末倒置之甚矣。他用数语申明了科学的永久性、普遍性、广大性之性质，阐述了由此而引起的在科学研究中一人独奋与公众组织并重之大势，最后一针见血地指出：

以上所言，可见科学在性质上、组织上，皆有扩充之势，无萎缩之兆，有调和之机，无冲突之患。彼以欧战为科学罪，并以是驳科学之将衰者，是未知当今科学界之趋势者也。吾人言及此，所不禁怒焉忧伤者。以地大物博之我国，科学上既鲜有发明，科学团体之组织复不见进步，即有一中国科学社，以提倡与研究科学自任，而独唱寡和，收效犹远，不知将以科学破产之言，自欺欺人以自了耶，抑将自绝于人文之域，不为当世知识界之增进，尽一分人类应具之责任也。世有君子，幸观省焉。（430-432）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1947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董事长福斯狄克在一篇报告中声称，人们迷信物质科学，以为它们是生命的配给者，殊不知它们很难发现新的人生目的，或人与人关系的艺术，或帮助获得和平与成功的政府所需要的社会道德。我们眼前的问题与人类命运，不能在物质方面解决，而必须在道德与社会平面上决定。物质的力量与金钱兵力的优势，可以维持我们于一时，但我们社会上爆发性的紧张，只有靠道德及社会的智慧方有解除的希望；而这种智慧，非试验管所能沉淀出来，也不是原子物理学的灿烂方法所能得到的。对此，任鸿隽指出，福斯狄克君诊断眼前世界的危机，一是由于我们（特别是美国人）过分看重物质生活，一是由于我们过于迷信物质科学。但物质生活的增进，是由于科学研究的结果，所以可以说福斯狄克着重的还是科学这一点。关于第一点，没有多少讨论的地方。“人不能单靠面包而生活”是凡稍有文化的民族所共具的信条。设于物质生活之外，不能发现较高的活动与信仰，人生还有什么意义？说到科学——特别指物质科学——就不能与物质生活同日而语，这是我们与福斯狄克分歧的出发点。物质科学是物质的研究，但它本身不是物质。物质生活是物质平面的事，科学研究——不论研究什么——却是智慧和道德平面的事，因为研究科学的最高目的是追求真理而非物质享受。科学家为发现真理履危蹈险，艰苦卓绝，不但无暇顾及金钱和享乐，甚至连性命安全也可以置之度外。说到这里，任鸿隽不无遗憾地叹曰：

所可惜的，像这样高尚纯洁的科学家每每不为当时所认识，而他们的求真探理的精神，又往往为科学应用的辉煌结果所掩蔽，于是物质的弊害都成了科学的罪状。其实我们要挽救物质的危机，不但不应该停止研究，而且应当增加科学并发挥科学的真精神。我们试想，设如欧西人民都受了科学的洗礼，有了求真的精神，希特勒、莫索里尼等愚民的政策将无所施其计；我们也明白现今独裁的国家，何以要靠了隔离与宣传的作用来维持它们的政权。如其我们说科学愈发达，致世界战争愈剧烈，我们也可以说科学道路真正发达的时候，战争将归于消灭。这不是因为科学愈发达，大家势均力敌，不敢先于发难；而是因为知识愈增进，则见理愈明了，少数政客无所施其愚弄人民的伎俩而逞野心。战前的日本人民如其有充分的世界知识，也许不至发动侵华战争，造成世界的大劫运。我们以为“力的政治”不能达到消弭战争的目的，唯有诉诸人类的理智，方能使战争减少或消灭。而研究科学实为养成理智的最好方法。

他进而揭示，福斯狄克所说“迷信物质科学为解救当前世界危机的困难之一”，为不了解科学真义之言。福斯狄克所谓物质科学，当系指工程技术而言。工程技术是应用科学的发明以谋增进人类的健康与快乐为目的的。这与纯理科学之以追求真理为目的相比较，已有卑之无甚高论之感。然即这个卑之无甚高论的主张，也不见得与人生目的有何冲突。唯有把工程技术用到毁灭人类的战争上，它才与人类的前途背道而驰。然而这个责任，似乎不应该由科学家来担负。（pp.614-617）

（六）促进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任鸿隽不仅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有自己的理论观点，而且他也就中国的科学发展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设想和行动方案——这些属于科学政策和科研管理的范畴——值得在此一论。

在留学美国之时，任鸿隽就认识到科学组织对于科学发展的重要性。他说，今留学生所学彼此不同，如不组织团体，互相印证，无异于将外国科学之花一枝一叶搬运回国。如此则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均无移植之望，难得花之种子及其种植之法，而吾人所希望之知识界革命必成虚愿。（p.88）他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的动机，就是想以此作为联络同志研究学术，达到“格物致知，利用厚生”目的的途径，而尤其重要的是唤起一般人对于科学的认识，与提高同志学者研究的兴趣（p.572）。他陈述了需要建立科学社的理由：科学的境界愈造愈深，其科目也越分越细，一人的聪明才力断断不能博通诸科。而且诸科又非孑然独立，漠不相关的。此现今的科学社，必须合多数人组织而成的理由一，此乃科学性质上不得不然。现在的实验科学，不是空口白话可以学得来的。凡百研究，皆须实验，而实验必须种种设备，皆非巨款不办。非有一种公共团体，为研究学问的人供给物质上的设备不可，这是科学情形上不得不然。(pp.94-95)中国科学社成立以来，揭橥应举或所举之事业有九：1）发刊杂志，以传播科学提倡研究。2）著译科学书籍。3）编定科学名词，以期划一而便作者。4）设立图书馆以供参考。5）设立各科研究所，施行科学上之实验，以求学术、实业与公共事业之进步。6）设立博物馆，搜集学术上、工业上、历史上以及自然界动植矿物诸标本，陈列之以供研究。7）举行科学讲演以普及科学知识。8）组织开展旅行研究团，为实地之科学调查与研究。9）受公共机关之委托，研究及解决关于科学上一切问题。（pp.283-284）

在任鸿隽看来，今世之国，收科学之获最丰者，必其于研究机关之设立最完备者也。历数研究科学之机关，而别之为四大类：一曰学校内之研究，二曰政府建设之局所，三曰私家组织之研究所，四曰制造家之试验场。是四者皆学术之生产地，而无数发明所从出之源泉也。他进而比较了各研究机关的长短优劣：顾学校内之研究，既以教科之故而不免分歧，政府之局所亦以意主实施而未能深造，其他私立之研究所与制造家之试验场，又各以组织或原动之不同，而各有其相当之限制。求其于研究科学最为相宜，而又互相感应，相引弥长之效者，则莫如以科学上之大发明为中心，为研究特别问题而设之研究所。此种研究所，直接为科学研究之产物，而同时复为研究科学所不可少。他列举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和镭研究所为例，并从中得出三点教训。第一，科学之发展与继续，必以研究所为之枢纽，无研究所则科学之研究盖不可能。反之，欲图科学之发达者，当以设立研究所为第一义。第二，欲一般人知科学之可贵，必使科学于人类幸福确有贡献。第三，为科学而研究科学。为人类爱真之念所驱迫，不必以其实利与应用而始为之，社会上明理达用之少数人当暂负其责任。（269-271）任鸿隽还把有无公众组织视为古之研究学术与今之科学研究的重要分野：前者多恃一人之独奋，所谓下帷专精，目不窥园，闭门造车，出门合辙；后者则公众组织与一人独奋并重，而无公众组织，则于科学之广大性与普遍性，得有不能发挥尽致。（p.431）

任鸿隽认为，科学研究的进行，至少须有两个要素：一是研究的人，一是研究的地方。后者上已述及，前者是他探讨的重点。他看到，因为中国缺乏领袖的人才，所以研究的问题没有人能够寻出，研究的风气也就无从养成，虽有热心研究的人，也只好消磨在不知不觉中。因此，寻出领袖的研究人才，放在有研究设备的地方，造就研究的先生。先生的先生哪里来？到外国去请，请比我们有经验有研究的外国科学家来做我们的向导。不过，要注意的是，请进来的人必定是本部门的authority，而且能够在我国指导研究，至少在三年以上，方不至于成了“抬菩萨”的玩意。（pp.386-388）至于请外国学者的理由，他列举了三点：1）中国人才尚不够办研究所，取材异国以帮助我们研究事业的发展，恐怕是不可少的步骤。2）派遣留学生是造就专门人才的捷径，但这决乎不能解决我们研究所的问题，因为留学生自己工作也许可以，指导研究便成问题。3）一个真正的外国学者能与我们的兴奋与影响，不是任何多数的本国学者可以代替的。（p.514）任鸿隽还详细讨论了科学发达的条件：1）研究精神。研究者须有孜矻不已、“即物穷理”之精神。夫所谓物者，不限于前人著述知所已及，即所谓理者，实有以发天地自然之奥妙。而且无所为而为，唯真理之是求，不为利夺，不为害怵。此种精神弥漫与学人心脑之中，而后科学萌芽乃有发生希望。2）共同组织。研究精神固属个人，而研究之进行，则有待于共同组织。盖科学之为物，有继长增高之性质，有参互考证之必要，有去精用宏之需求，皆不能不恃团体以为扶植。盖研究精神为科学种子，而研究组织则为培养此种子之空气与土地，二者缺一不可也。3）社会赞助。科学家虽不必待外界之尊崇以为重，而科学之发达，则必有待于社会之赞助，古今皆然。(pp.281-283)在出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干事长期间，他把资助科学研究事业的有限经费用于急需的项目，如设置研究教授席，设立科学研究补助金及奖励金，补助研究机关，设立研究机关（pp.481-485）。

应用科学研究范文篇6

发展高科技产业是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重要保证，也是推进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风险投资业在政府的推动之下，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但由于历史较短，我国风险投资还远不能满足高新技术企业高速发展所面临的旺盛的融资需求，风险投资未能充分发挥其推进高新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

从本质上看，风险投资的快速发展离不开适宜的外部环境，而政府要对风险投资进行正确的引导和必要的扶植，从而在风险投资业的发展过程中充当重要的“推动器”角色。风险投资作为一种创新性的活动，更离不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财政和金融环境。因此，营造一个良好的风险投资的财政和金融支撑环境至关重要。

一、政府财政资金的适度扶持

为了有效解决风险投资发展中的“市场失灵”问题，很多发达国家都先后推出了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助计划、中小企业技术转移计划、发展创业投资基金等，试图从系统抚育的角度解决风险投资所遇到的难题，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美国不仅先后培育出了IBM、英特尔、思科、微软这样的大公司，也极大地激发了美国公民的创业、创新精神。但是，由于风险投资涉及面广，资金需求个性化明显，政府根本不可能在完成宏观调控和社会管理职能之后，还有足够的财力在风险中起主导性作用。政府财政资金主要是从弥补市场失灵的角度出发，抓住制约风险投资的关键环节，着力解决风险投资环境建设中的关键问题，以使财政支持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用。首先，任何产业和企业的发展都需要一定的市场与环境条件，风险投资作为一种特殊的行业，对资本、法制、人才、市场机制等条件的要求更高，政府应在满足这些条件方面充当无可替代的角色；其次，风险投资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其战略重要性无法在追逐商业利润的市场上通过成本-效益关系完全反映出来，这就需要政府从战略的高度和长远的目标出发，采取措施，鼓励并支持风险投资的发展，如通过设立政府种子基金，对处于研发阶段的创业项目提供资本金支持。日本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规定，凡企业利用风险资本实施新技术、新产品开发，均可从政府得到约占其开发总支出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补贴；澳大利亚企业科技开发费的60%由政府通过免税方式提供。我国1999年设立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是第一个政府种子基金。该资金设立以来，通过无偿资助等方式，对优化种子阶段企业资金供给起到了积极作用，特别是对企业研发活动的支持作用非常显著。政府基金只能起到引导和催化剂的作用，而不能成为风险投资的主力。目前，风险投资主体单一，风险资金来源短缺是我国风险投资事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为推进我国风险资本市场的发展，必须要有更多的风险资本加入进来。因此，应着力培育多元化的民间风险投资主体。从长远看，国家对风险投资的支持主要表现在政策的支持上，风险投资的真正发展还是在于拓宽风险投资的资金渠道。主要的资金渠道包括：允许保险公司将多年来积累的保险基金的一部分从事风险投资活动，包括将资金投入风险投资公司，由后者进行风险投资，或参与风险投资基金的组建，直接进行风险投资；吸收外资和鼓励外国机构在我国设立风险投资公司，开展风险投资活动；通过商业银行介入风险投资的担保机制，调动商业银行的积极性。

二、建立政府信用担保制度

毫无疑问，政府是最具有公信力的机构，政府信用担保对风险投资发展的具有放大效应。

在目前银行贷款仍占企业资金来源的主导地位，且银行仍以“安全第一”为经营原则的情况下，由政府为风险投资项目提供担保是促使银行资金进入风险投资领域的最为直接和有效途径之一。发达国家为了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支持风险投资业发展，普遍选择了政府担保的方式。例如，美国中小企业局(SBA)对高科技中小企业的银行贷款提供85%～90%的担保，为从事股权投资类的小企业投资公司提供发行长期债券的担保。日本设立的“研究开发企业培植中心”负责对风险企业的贷款担保，担保比例为80%。实践证明，通过财政担保，政府可以用少量的资金带动大量的民间资本投向高科技风险企业，其资金放大倍数在10～15倍之间。为发挥信用担保的资金放大效应，可开展的主要工作包括:由国家和地方财政出资成立专门的风险投资担保基金或担保公司；由政府、银行及民间资本合资设立担保公司；建立风险投资的保险保障体系，如可由政府组建高新技术风险投资保险机构，或鼓励现有的保险公司开展风险投资保险业务；鼓励、引导民间资本、外资投入风险投资担保领域，研究制定鼓励民间资本投入担保业的政策，从体制和机制上解决吸引民间资本投入担保业的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风险投资信用担保体系建设不能过分依赖于政府担保。从国际经验看，政府担保在风险投资担保体系中并不起主导作用。即使是政府担保，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府行政担保，而是政府扶持下的市场化担保，政府仅以其出资额承担有限责任。

三、发挥政府资金的引导作用

实践证明，在需要大量投资的科技研究领域，政府引导是非常必要的。众所周知，科学研究可分为基础科学研究和应用与开发研究。基础研究投入大、研究周期长，效果显现慢，因而该种研究的资金支出需要由政府承担。应用科学研究与开发能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直接带来经济效益，因而可以也能够吸引民间资本投入到这一领域。但将应用与研究开发推向社会，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资金导向机制。世界上科技发展主要分为以美国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和以日本为代表的自由发展模式。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是在政府主导下均衡发展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自由发展模式即科技进步主要来源于企业生产过程中实际需要的技术创新，由企业自主投资研究开发，主要侧重于应用科学的研究。从实际效果来看，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比较成功。美国的成功经验也正是建立了政府资金的导向机制。因此，发挥政府资金对风险投资的引导作用至关重要。从以色列、澳大利亚、印度这些缺乏创业投资土壤的国家看，其发展创业投资的成功经验也是建立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吸引境内外创业投资资本共同组建创业投资公司或基金。为了避免政府直接投资所带来的诸多不足，并最大限度地发挥政府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政府通常是设立政策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例如，由政府制订科技发展战略，采取适当措施鼓励科技投资，支持科技发展；政府应制订一些措施鼓励民间投资，并建立一套使民间风险资本既愿意投资，又能顺利退出的机制。

应用科学研究范文篇7

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扬州大学各相关学院积极与地方洽谈产学研合作，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该校动物科学与技术学院5月份与淮安市畜牧水产局签订了产学研合作框架协议。日前，双方就进一步落实协议有关内容进行磋商，启动相关合作项目。该院将选派科研骨干担任淮安市各区县首席专家，指导各区县发展畜牧水产业，并派出相关业务骨干赴淮安作开展题技术培训和实践指导。淮安市各区县农林部门也将成立专家工作站，做好相关协调组织工作。双方商定，今年暑期将联合开展“送科技下乡，促农民增收”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从而把框架协议的有关内容真正落到实处。

该校园艺与植物保护学院积极发挥学科专业优势，与苏州相城区望亭镇新埂村现代农业蔬菜示范区结对，建立产学研基地。双方将加强产学研合作，促进科研成果转化，提高现代农业蔬菜种植科技含量，为市场提供多品种、高质量的蔬菜和食用菌，推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公务员之家

针对分析检查阶段师生提出的相关建议，该校化学化工学院边查边改，积极拓宽对外交流渠道，与应邀来访的英国哈德斯菲尔德大学（Huddersfield）应用科学学院负责人就联合培养本科生、研究生事宜进行洽谈。双方交流了学院科学研究的有关情况，就开展科研合作、互派教师达成了初步意向。

应用科学研究范文篇8

1.学术期刊主办单位在国际国内的学术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其主办的学术期刊水平和档次因为学术期刊主要是反映其所属会员、所属研究人员科研成果的机关刊物。主办单位学术水平的高低是由其所属成员的学术平均水平决定的，当然，其主办的学术期刊的学术水平与主办单位所属研究人员的学术水平直接有关。有一种情况，就是学术期刊在以吸收本单位论文为主的情况之下，应适当吸收一些外稿，严格说来，外稿的比重不能太大。所以它对学术期刊的质量影响不会很大，决定学术期刊质量的决定性因素主要取决于主办者自身的学术水平，以及由此决定的学术地位。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它聚集了一大批国内甚至国际一流的专家、学者，因此决定了它在国内社会科学的大部分领域里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均居一流水平。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刊——《中国社会科学》主要是反映主办单位内部学者学术水平的，它成为一流刊物在这一方面很具备条件。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各主要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同样也大都是国内外同行科学研究的一流人才，他们所主办的专业学术期刊也应该是代表国家水平的，例如《经济研究》、《哲学研究》等就是如此。还有，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等部级专业研究机构主办的《教育研究》、《出版发行研究》以及国内一流重点高校所主办的学报等均应是代表国家在这些领域里科研水平的最高学术期刊。

2.学术期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高低，也是确立学术期刊学术水平和级别的客观依据学术期刊办得好与坏的主要标志在于两个效益情况的好坏上。但是，这里的经济效益绝非指期刊本身的创收能力，而是指科学、文化、技术通过期刊这座桥梁的媒介作用，转化为生产力的多少。所以说这里的经济效益是指社会的、宏观的经济效益，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学术期刊为国家经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服务这个办刊宗旨之一实现的程度。一般说来，经济效益大小主要是用来考察应用技术和管理技术学术期刊的，因为它们与社会生产力的关系更为紧密、直接，这也是由应用科学的特点所决定的。同时，对这类学术期刊的考察也不能忽视社会效益的好坏，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宏观的社会经济效益等同于社会效益;另一方面，由于一种应用技术学术期刊发表、推广了一项新技术成果，这项成果虽然给某一系统的产业部门或企业带来了很大的经济效益，但由于同时是以更大程度的生态破坏为代价的，这种代价及其治理所花费的经济支出若超出了企业的经济效益，那么从宏观上说就没有社会效益，甚至有负效益。所以说社会效益指标也是衡量这类学术期刊的一项指标。社会科学和基础自然科学学术期刊主要应用其社会效益的好坏来考察。先进的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能够为国家的长治久安献计献策，为社会文化、道德的进步提供食粮，为社会生产方式的合理、高效运行提供依据和方案;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成果能为应用科学的进步提供理论基础。它们最终都能促进社会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反映和登载这方面社会科学和基础自然科学学术成果的多少，也是考察这类学术期刊级别的一条重要标准。考察后者、即社会科学和基础自然科学学术期刊，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看其二次文献转载率的高低。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类学术期刊的效益往往是潜在的、滞后的，对其二次文献转载率高低的考察可以弥补上述不足。

3.培养人才的情况有水平、有威望的学术期刊常常被人们赞之为“良师益友”，培养人才是学术期刊的一大职能，这一职能发挥得如何也是考察期刊级别的依据。我们认为，学术期刊培养人才的职能可以从读者、编者和作者三个方面来认识。从读者角度讲，学术水平高的期刊，读者从中汲取的营养就多、受益就深，因为科学工作者知识的补充和更新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阅读学术期刊实现的。直观地看，高水平的学术期刊登载的论文被学者在研究中应用、引用得就多(即“影响因子”就多);反之，就少或没有，甚至有的谬种流传，误人子弟。从编者方面看，学术期刊都拥有自己的编辑队伍，这支队伍学术水平的高低、编辑能力的强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编辑部的工作是否高效。一个有凝聚力、有活力、有事业心的编辑部一定能培养出自己的精壮队伍来。河南大学学报编辑部在这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表率作用，它不但使自身的素质得到很大提高，出了众多的科研成果，还为全国培养了数以百计的编辑学高层次人才。从作者角度来考察，学术期刊编辑部不应仅是一个工艺加工厂，它应积极参与学术研究，引导和培养自己的科学研究队伍，这支队伍壮大与否、水平的提高多大比重得益于编辑部的培养，这也是考察学术期刊的一项指标。总之，培养人才情况的好坏应当是确定学术期刊级别的一项指标。

4.学术期刊订数的多少，也是确立学术期刊级别的一项指标这里所说的订数，既包括国内的，也包括国外的。在计算国外订数时可以另加一个百分数(如100%或200%等)，因为国外订户比国内订户更难征订到。一般说来，除了极个别涉及特别偏僻学科的专业学术期刊之外，期刊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往往能通过订数的多少体现出来，特别是同类型的学术期刊，这种比较更能说明问题。一个几乎无人问津的学术期刊，很难说它有多高的学术价值，它的存在必要性难说，它的级别就更成问题了。

另外，学术期刊与“消费类”期刊不能简单地按数字进行比较。就是发行量最大的《北京大学学报》也仅有1800份，学术期刊，尤其是大学学报，在经济上无一例外全由国家赔本倒贴。需要指出的是，学术期刊的占有方式与通俗期刊的占有方式是不相同的，通俗期刊主要是订阅，而学术期刊，尤其是学报，主要是借阅，即通过查找文献索引检索出所需资料的期刊，然后到图书馆或资料室借阅来完成的。还有一种情况是借阅学报的二次文献、三次文献，来完成阅读。这就是说，学报的订数远远小于其读者人数，用订数来评定它的效益是不公正的。

5.学术期刊装帧、编排、校对、印刷质量问题这些方面是学术期刊的外在表现形式。一般说来，好的内容要有好的形式来体现，好的形式能更好地将内容表达出来，它对内容有较大的反作用。形式的完美程度体现了这个期刊编辑部群体的文化素养、工艺水平和业务能力的强弱。因此，这也应成为学术期刊级别评定的一条标准。

应用科学研究范文篇9

期刊的等级在当前可以划分为：SCI、SSCI、EI、中文核心期刊、南大核心期刊、北大核心期刊、部级、省级等等不同级别的刊物。对于选择期刊的等级选择来说自然是要根据职称的评审了，一般的来说副高级及高级的职称都会选择核心类的刊物进行发表，而对于其他等级没有什么特定需求的直接发表普刊类的刊物就可以了。

学术期刊(academicjournal)是一种经过同行评审的期刊，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文章通常涉及特定的学科。学术期刊展示了研究领域的成果，并起到了公示的作用，其内容主要以原创研究、综述文章、书评等形式的文章为主。其他为辅。学术期刊的等级，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所发论文学术水平的标志，也是论文者在学术界影响和地位的一种象征。

我国的学术期刊进行分级管理，在标准和依据的把握上，不能片面化，而是应当全方位地进行综合考察。确定学术期刊分级的依据是做好学术期刊分级工作的基础。我们认为学术期刊的分级依据应主要从学术期刊自身的主客观条件两个方面来掌握和考察，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学术期刊主办单位在国际国内的学术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其主办的学术期刊水平和档次因为学术期刊主要是反映其所属会员、所属研究人员科研成果的机关刊物。

主办单位学术水平的高低是由其所属成员的学术平均水平决定的，当然，其主办的学术期刊的学术水平与主办单位所属研究人员的学术水平直接有关。有一种情况，就是学术期刊在以吸收本单位论文为主的情况之下，应适当吸收一些外稿，严格说来，外稿的比重不能太大。所以它对学术期刊的质量影响不会很大，决定学术期刊质量的决定性因素主要取决于主办者自身的学术水平，以及由此决定的学术地位。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它聚集了一大批国内甚至国际一流的专家、学者，因此决定了它在国内社会科学的大部分领域里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均居一流水平。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刊——《中国社会科学》主要是反映主办单位内部学者学术水平的，它成为一流刊物在这一方面很具备条件。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各主要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同样也大都是国内外同行科学研究的一流人才，他们所主办的专业学术期刊也应该是代表国家水平的，例如《经济研究》、《哲学研究》等就是如此。还有，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等部级专业研究机构主办的《教育研究》、《出版发行研究》以及国内一流重点高校所主办的学报等均应是代表国家在这些领域里科研水平的最高学术期刊。

2.学术期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高低，也是确立学术期刊学术水平和级别的客观依据学术期刊办得好与坏的主要标志在于两个效益情况的好坏上。但是，这里的经济效益绝非指期刊本身的创收能力，而是指科学、文化、技术通过期刊这座桥梁的媒介作用，转化为生产力的多少。所以说这里的经济效益是指社会的、宏观的经济效益，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学术期刊为国家经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服务这个办刊宗旨之一实现的程度。一般说来，经济效益大小主要是用来考察应用技术和管理技术学术期刊的，因为它们与社会生产力的关系更为紧密、直接，这也是由应用科学的特点所决定的。同时，对这类学术期刊的考察也不能忽视社会效益的好坏，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宏观的社会经济效益等同于社会效益;另一方面，由于一种应用技术学术期刊发表、推广了一项新技术成果，这项成果虽然给某一系统的产业部门或企业带来了很大的经济效益，但由于同时是以更大程度的生态破坏为代价的，这种代价及其治理所花费的经济支出若超出了企业的经济效益，那么从宏观上说就没有社会效益，甚至有负效益。所以说社会效益指标也是衡量这类学术期刊的一项指标。社会科学和基础自然科学学术期刊主要应用其社会效益的好坏来考察。先进的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能够为国家的长治久安献计献策，为社会文化、道德的进步提供食粮，为社会生产方式的合理、高效运行提供依据和方案;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成果能为应用科学的进步提供理论基础。它们最终都能促进社会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反映和登载这方面社会科学和基础自然科学学术成果的多少，也是考察这类学术期刊级别的一条重要标准。考察后者、即社会科学和基础自然科学学术期刊，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看其二次文献转载率的高低。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类学术期刊的效益往往是潜在的、滞后的，对其二次文献转载率高低的考察可以弥补上述不足。

3.培养人才的情况有水平、有威望的学术期刊常常被人们赞之为“良师益友”，培养人才是学术期刊的一大职能，这一职能发挥得也是考察期刊级别的依据。我们认为，学术期刊培养人才的职能可以从读者、编者和作者三个方面来认识。从读者角度讲，学术水平高的期刊，读者从中汲取的营养就多、受益就深，因为科学工作者知识的补充和更新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阅读学术期刊实现的。直观地看，高水平的学术期刊登载的论文被学者在研究中应用、引用得就多(即“影响因子”就多);反之，就少或没有，甚至有的谬种流传，误人子弟。从编者方面看，学术期刊都拥有自己的编辑队伍，这支队伍学术水平的高低、编辑能力的强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编辑部的工作是否高效。一个有凝聚力、有活力、有事业心的编辑部一定能培养出自己的精壮队伍来。河南大学学报编辑部在这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表率作用，它不但使自身的素质得到很大提高，出了众多的科研成果，还为全国培养了数以百计的编辑学高层次人才。从作者角度来考察，学术期刊编辑部不应仅是一个工艺加工厂，它应积极参与学术研究，引导和培养自己的科学研究队伍，这支队伍壮大与否、水平的提高多大比重得益于编辑部的培养，这也是考察学术期刊的一项指标。总之，培养人才情况的好坏应当是确定学术期刊级别的一项指标。

4.学术期刊订数的多少，也是确立学术期刊级别的一项指标这里所说的订数，既包括国内的，也包括国外的。在计算国外订数时可以另加一个百分数(如100%或200%等)，因为国外订户比国内订户更难征订到。一般说来，除了极个别涉及特别偏僻学科的专业学术期刊之外，期刊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往往能通过订数的多少体现出来，特别是同类型的学术期刊，这种比较更能说明问题。一个几乎无人问津的学术期刊，很难说它有多高的学术价值，它的存在必要性难说，它的级别就更成问题了。

5.学术期刊装帧、编排、校对、印刷质量问题这些方面是学术期刊的外在表现形式。一般说来，好的内容要有好的形式来体现，好的形式能更好地将内容表达出来，它对内容有较大的反作用。形式的完美程度体现了这个期刊编辑部群体的文化素养、工艺水平和业务能力的强弱。因此，这也应成为学术期刊级别评定的一条标准。

应用科学研究范文篇10

[关健词]政府越位自治管理公共财政

一、当前我国政府间事权划分存在的问题

（一）现行政府事权界定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内外不清”问题，市场与政府职能的界定不明确，政府越位与缺位同时并存。

第一，政府越位主要表现为：政府一方面承担了不少应该由市场去做的事情，财政尚未退出营利性领域，继续实行企业亏损补贴和价格补贴等。另一方面能力较低的政府承担了能力比较高的政府才需要承担的职能。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只能往往由供给能力比较低的基层政府承担，能力比较强的省市政府本来应该在提供这些基本服务的基础上，可以再具备一些中介功能，但实际情况是没有提供基本公共产品，而是试图提供一些促进市场发育的中介功能。

第二，政府职能“缺位”在以下几个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

1．义务教育问题。首先，财政对教育整体投入严重不足。其次，从整体的教育支出比例来看，我国财政用于义务教育的支出也一直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2004年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仅占全国教育经费的54.47%。最后，我国城镇义务教育和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比例失衡。再加上城乡、地区间贫富差距，就使教育的公平性又受到了损害，使不少家庭的孩子因为贫困而无法接受最基本的教育。

2．公共卫生。无论是计划经济国家还是市场经济国家，公共卫生应当是由国家提供公共服务领域，不能走商业化和私有化道路，也不能通过开展有偿服务来维持自己的财务平衡。我国这些年较大幅度地推广卫生服务体系改革，但在改革的过程中忽略了公共卫生是典型的公共品的特征，导致整个卫生保健事业偏向市场盈利方向，资源配给向市场倾斜，公共财政在卫生事业中的严重“缺位”。

3．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问题。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稳定器”，也是现代社会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要求。我国财政用于福利保障性的支出在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过低。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我国社会保障的主要部分在财政预算收支之外，这说明国家财政在公共事业和公共服务上处于局外缺位的不正常状态，有待改革理顺关系。

（二）“上下不明”，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与支出范围划分不明确。

中央与地方政府责任不够明确，而且交叉过多。例如，在自然灾害救济、统计、气象、抚恤、口岸建设等领域，存在着责任划分不清的问题。

（三）“地方各级关系不顺”，即省市县乡各级政府之间事权划分关系不顺，存在着相互交叉和重叠的现象。由于我国地方政府行政级次过多，如果按照“一级政权，一级预算”的原则，地方政府事权不仅要在省与市之间划分，而且还要在市与县、县与乡之间划分，这样就增加了事权界定的难度。

二、解决我国事权划分问题的途径

（一）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职责的归位

1．“越位”事权的复位

财政资金要逐步退出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经营性和竞争性领域,转到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方面来。比如以盈利为目的的一般生产经营活动,不需要也不应该继续由政府投资兴办；应用科学技术的研究、职业化的体育运动项目、各行政部门下属的宾馆等,也应完全推向市场由企业和个人承办。在科学事业方面,基础科学研究机构和高新技术研究机构应继续作为政府直接承办和管理的单位；应用科学研究机构如各类设计院,应使其成为独立核算的企业化管理单位。

2．“缺位”事权的回归

第一，明确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在义务教育投资中的主体地位。义务教育作为一种维系一个民族基本文化和精神素质的教育活动，是面向全社会和全体国民的。义务教育这种纯公共产品都应由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免费举办，强制国民消费。根据我国国情和国际经验，义务教育的投资应由中央或省政府与基层地方政府共同承担。对于西部地区和贫困省份，中央财政要加大义务教育专项转移支付的力度，以保证全国各地区义务教育水平的均等化。公务员之家

第二，加大中央财政对公共卫生的支出力度。我国目前公共卫生领域存在一个“真空地带”：省级以上政府投入严重不足，而县乡财政无力投入，结果造成公共卫生服务供给严重不足。公共卫生供给总量与居民公共卫生需求之间相距甚远，应该改变以基层地方政府为主安排公共卫生资源的制度设计，恢复公共卫生作为全国性公共产品的性质，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在公共卫生支出中承担的份额。在支出结构上，要加大预防保健支出的比重，增强卫生防疫系统处理重大疫情和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为居民生活和社会发展构筑一道坚固的防线。

第三，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我国社会保障基金存在巨大的缺口，一方面，养老保险制度存在巨额的历史债务；另一方面，养老保险基金在由现收现付制向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转轨的过程中，透支了在职职工个人账户基金，造成个人账户“空账”运行。政府应该通过多种渠道积极筹措资金，解决社保基金缺口问题。为了实现社会公平，均衡企业负担，降低征收成本，应在条件成熟时尽早开征社会保障税。

（二）用扁平化财政架构改革重新划分政府层级

要真正规范各级地方财政关系，彻底解决地方财政困境，须着眼于改革政府财政层级，构建中央—省—市（县）三级财政。将政府财政层次缩到三级（中央、省、县/市），需要推行二项重大改革。实行“省管县”财政体制。市级财政由于受财力和经济调控权限制约，对县乡财政的调控力度较弱，无法有效平衡地区差距。部分地级市财政实力薄弱，自顾不暇，即使有一点财力，也不愿投入县乡。

（三）理顺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

在总体的事权划分上，涉及国家安全、国防、内政、外交、宏观调控、地区财力平衡、全国性及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与环境保护重点项目、大型国有企业兴建与控股监管、协调地区间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及其中央政府机关职能运转、中央直接管理的事业发展等支出项目，应由中央财政负责，以保证国家法制、政令和市场的统一和宏观调控的有效性。省级财政主要负责区域性的经济结构调整、环境改善、中观目标的调控、省本级机关的职能运转和省直管事业的发展等地方性支出项目，以完善中观调控、承上启下增强行政活力与效能。

此外可将基础教育、卫生防疫、环境保护等涉及全体国民素质、社会公共产品、国土资源保护和环境治理方面的支出，作为中央、省和市县政府的共同职责，中央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规划、统一调控、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江孝感，吴大勤，冯勤超.政府间事权划分思路研究.东南大学学报，20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