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伦理论文范文10篇

新闻伦理论文范文篇1

对新闻职业道德的关注最早始于80年代初，基本是和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步的。从那时到现在，相关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不仅产生数量庞大的论文和各类文章，而且已出版相关教材和专著10余部。

就专著与教材来看，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周鸿书《新闻伦理学论纲》、中华全国新闻工作协会编《新闻职业道德》、陈桂兰主编《新闻职业道德教程》、王军《新闻工作者与法律》、黄瑚《新闻伦理学》、王天定《新闻道德与规范》、黄瑚编《新闻法规与职业道德教程》、陈汝东《传播伦理学》等。这些撰著已经涉及新闻职业道德的历史、基本理论、原则规范、内涵等各方面内容，较系统地介绍了新闻职业道德的方方面面。

就研究论文来看，仅以CNKI收录文章为考察对象，就可获得专门研究“新闻职业道德”的论文617篇和涉及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的文章近千篇，这还不包括CNKI未收录期刊上的文章及国内出版的论文集中的文章等。可以看出，研究论文数量巨大。

就研究开始的具体时间来看，1979年12月，复旦大学新闻系编印的《外国新闻事业资料》（1979年第4期）上发表的《新闻道德的准则》首次将新闻职业道德引入我国新闻学研究中。但当时新闻职业道德研究并未引起更多人关注，直到1982年，由于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在各行各业加强职业责任、职业纪律的教育”，从而大大促进了新闻领域对新闻职业道德的研究，新闻职业道德概念随之开始在新闻界流行和普及，并为各界所认同。

总括1979年至今的新闻职业道德研究，可以看出这样几个阶段：

1、1979年—1991年：这一时期，新闻界经过拨乱反正，在理论上弄清了新闻事业的性质、社会定位等带有根本性意义的大问题，意识到了新闻事业既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还是现代社会中一门具有独特的社会职能的职业。既然是职业，就必然有其职业道德要求。同时，这个时期新闻失实这种新闻实践领域的老问题依旧存在，而追求不正当物质利益的行业不正之风这类新问题又接踵而来。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这个时期新闻职业道德研究的逐渐兴起。当然，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相关研究内容还较为单一，主要集中在反对新闻失实、虚假新闻，提倡新闻工作者追求新闻真实性等方面；也出现了少量研究美国新闻职业道德、反对有偿新闻、新闻伦理学等的论文，但数量很少。

2、1992年-1997年：这个时期，对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的研究无论从论文数量还是从研究强度来看都明显加强，论文数量每年都在增加，到1997年达到第一个研究高峰。之所以出现这样一个研究高潮，一方面与这个时期新闻职业道德准则的出台与不断修订有关系——1991年1月《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出台，1994年4月、1997年1月两次修订，《准则》的出台明显推动对新闻职业道德的研究；另一方面，也与这个时期新闻界在市场化中片面追逐利润、淡化新闻报道的社会责任有关，另外，这个时期“有偿新闻”的泛滥也促使了人们对新闻职业道德研究的热潮。与此相应，这个时期，新闻职业道德研究内容明显丰富了；而且，与有偿新闻有关的研究明显成为一个重点。

3、1998年-2004年：这一阶段，有偿新闻研究在继续，但与前一阶段相比，对有偿新闻的研究大都与突发事件结合起来论述。突发事件成为促进这个阶段新闻职业道德研究不断延续的重要因素。《东周刊》事件、2003年山西繁峙矿难事件引出的受贿事件等，都促使了新闻学术界对职业道德研究的重视，新闻职业道德研究走入又一个高峰，仅2004年一年的研究论文就达百余篇。同时，从新闻专业主义角度审视新闻职业道德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其次，新闻伦理学研究也在继续：除了对国内新闻伦理问题进行研究外，对韩国、日本、美国等国家的新闻伦理研究的介绍和论述增多。另外，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职业道德观的相关研究也受到了重视。除此以外，研究者开始从新闻娱乐化、炒新闻、新闻策划等角度研究新闻职业道德。还有，网络道德的相关研究也开始出现。

4、2005年至今：这个时期，从有偿新闻、虚假新闻、炒新闻、新闻专业主义等切入对新闻职业道德的研究在继续。同时，新闻职业道德与我国的相关政策相联系（如新闻职业道德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三个代表与新闻职业道德等）的研究，也占不小比重。随着2006年网络传播研究成为热点，对网络环境下的新闻职业道德的关注度明显增大。另外，研究者对新闻自律的研究越来越重视了。

二、研究的主要视角和内容

总括20多年来有关新闻职业道德的研究，可以发现以下研究视点和内容：

1.新闻失实与新闻职业道德关系研究

新闻失实是新闻职业道德研究的一个最常见的切入点，也是从80年代初新闻学界一开始研究新闻职业道德问题至今一直持续关注的一个点。当然，随着不同时期新闻失实形式的不断变化，研究的认识和结论也在不断地更新。就内容来看，对新闻失实的研究主要围绕失实的表现、失实的原因以及如何防止失实等层面来展开；从目前来看，不同层面的研究论文数量都很庞大，所获得的认识和具体内容也较为系统、深入。从研究成果的形态和类型来看，也相当丰富和多样，有新闻理论著作中较全面、系统的梳理和阐述，有研究论文中就某一认识视点所做的深度分析与论述，也有大量来自业界的对某些失实个案的解剖和反思。

2.“有偿新闻”与新闻职业道德关系研究

“有偿新闻”在新闻职业道德研究中也占有很大比重。与“有偿新闻”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有偿新闻”的成因、后果及如何防治等方面。

关于“有偿新闻”的成因，研究者的观点较为统一，普遍认为，“有偿新闻”的成因主要分为主观与客观两方面的因素。从主观看，新闻工作者社会良知的丧失，对个人和小团体利益的追逐是重要原因。①从客观因素看，市场化背景下形成的新闻产品市场交易的不规范，为“有偿新闻”的出现提供了机制和土壤；企业或其他组织在市场竞争中的宣传需求，则为“有偿新闻”提供了买方市场。

关于如何防治“有偿新闻”，研究者主要围绕“自律”、“领导”、“监督”、“改革”等几个方面提出了各自的对策。从近年的研究来看，加强媒体和新闻工作者自律，似乎受到更多人的强调。如有学者认为，无论是监督、评议还是惩罚，起到的无非是一种修枝剪叶的功效，只有新闻职业道德教育，才是从根做起，才能夯实新闻职业道德理念的根基。②当然，也有学者提出通过提高新闻工作者的待遇的方法来杜绝“有偿新闻”。③

3.新闻炒作、新闻媚俗与新闻职业道德关系研究

90年代以来，新闻炒作与媚俗之风盛行。一些媒体迎合人们的低级趣味，一味媚俗，大肆炒作，引起许多社会公众的反感。新闻实践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引发了学界和业界对新闻炒作与新闻媚俗问题的关注。

新闻炒作与媚俗和新闻职业道德的联系在于：首先，新闻职业道德的缺失是新闻炒作与新闻媚俗的原因之一；其次，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是减少和避免新闻炒作与新闻媚俗的重要条件。一些对新闻炒作与媚俗问题的研究者正是由此出发对新闻新闻炒作与媚俗问题进行强调和关注的。

4.典型案例与新闻职业道德研究

新闻职业道德研究常以新闻界发生的某些违反职业道德的典型案例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和突破口，通过某些案例，呈现新闻职业道德的现状与问题，并进一步提出对策。这类研究的路径一般是：案例介绍引出新闻道德缺失话题，然后就新闻道德问题的相关内容、对策进行论述。

如，著名的山西繁峙矿难中11名记者受贿事件，就曾成为新闻职业道德研究的一个典型案例，引发了许多研究文章。另外，“茶水发炎”事件、“杨丽娟事件”等也都曾引起众多学者由此出发对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有学者指出，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和职业良知的记者，必须做到：绝不有意编造虚假新闻，这是新闻工作者的一条最基本的道德底线。④

5.新闻专业主义与新闻职业道德关系研究

从新闻专业主义切入来研究新闻职业道德问题，是近年新闻职业道德研究出现的一个重要特点。围绕二者间的关联，有学者指出：新闻专业主义从本质上说，至少包含三方面的理念：新闻媒介的社会功能、新闻从业者的使命和社会责任、新闻从业者的行业准则。⑤还有学者认为，新闻专业主义中的媒体社会功能、新闻从业者使命和社会责任应该对应着新闻职业道德中的职业职责和职业权利；同样，新闻专业主义中的行为准则和新闻职业道德中的职业利益也密切相关，新闻从业者只有在满足一定的行业准则前提下，才能够获得其应有的职业利益，获得别人的赏识和尊重。因此，新闻职业道德是新闻专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使新闻成为一项专业的必要条件。同时，新闻职业道德也对新闻专业主义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⑥另外一些学者把新闻专业主义视为解决新闻职业道德缺失问题的治本之策。如陈力丹认为，通过长期的新闻专业主义教育，内化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角色，是解决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的长远之计。⑦

6.新闻职业道德与新闻法制关系研究

新闻职业道德与新闻法规，一个涉及新闻自律，一个涉及新闻他律，两者密不可分，故研究新闻职业道德必然要涉及新闻法制问题。在这方面，一个基本的认识是，新闻职业道德与新闻法制之间是相互作用的：新闻职业道德为新闻法规提供存在的价值基础，对新闻法规具有多方面补充；反过来，新闻法规又可以保障新闻道德规则的实施。⑧从现有研究看，学界往往是将自律和他律同时作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的途径来看待的。如有研究者就强调：新闻传媒职业道德建设一要靠他律，二要靠自律。⑨

7.新闻职业道德建设措施研究

研究新闻职业道德建设措施者也不少，取得的认识也较为多样。如有研究者强调，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应从三方面入手：一是完善自律监督机制；二是建立健全重视职业道德修养的机制；三是完善和加强有关职业道德修养的学习制度等。⑩另有研究者则提出，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应当促使新闻职业道德内化；促使宏观管理和调控体制良性整合；优化新闻职业道德的外部监督体系；提升社会公共道德水准和道德判断力，铲除违背职业道德的社会土壤等。11

8.外国新闻职业道德状况研究

对外国新闻职业道德的介绍和研究主要集中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相关研究视角和内容主要分为这样几类：

（1）美国新闻职业道德状况研究。这方面研究相当多，有些研究也较深入。如关岩德的《美国新闻道德建设简况》一文，对美国新闻道德建设的情况作了较全面、深入的介绍，具体涉及到美国新闻职业道德建设的理论基础与发展，美国新闻法规与新闻职业道德规范，美国新闻行业的内部监督机制（如新闻评议会、媒介内部专职督察员或道德顾问的设置、新闻评价活动）等；另外还介绍了美国新闻院校加强职业道德教育的情况。12

（2）各国新闻职业道德准则比较研究。这方面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陈中原的《形象与信誉的基石——81个国家(地区)、7个国际组织的新闻职业道德准则的初步比较分析》。该文从新闻职业道德准则的出现时间、价值标准、新闻生命、采写原则、版面安排等五个方面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新闻职业道德准则进行全面比较，分析了各国新闻职业道德准则的共性和个性。13

（3）中外新闻职业道德状况比较研究。此类研究的路径一般是先介绍西方新闻自律情况，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做说明。以肖志峰《西方新闻自律的历史演进对我国新闻道德建设的镜鉴》一文为例，文章首先介绍了西方新闻职业道德发展的历程，然后转向西方新闻自律发展对我国新闻道德建设的启示的探讨。14

9.网络媒体职业道德研究

网络媒体职业道德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网络给新闻职业道德带来的影响和网络环境中的职业道德要求等方面。就第一方面的研究来看，很多人的认识已经比较明确，如认识到网络媒体在真实性、抄袭、把关人缺失、新闻保密、隐私权等方面都更有可能出现诸多问题。15就对网络新闻职业道德要求的研究看，研究者多从强化职业责任和自我约束能力、依靠自律原则规范从业者的行为、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等方面进行强调。16可以看出，目前这方面研究的层次还比较浅，主要停留在传统职业道德理论与网络传播特点的机械对照与分析层面。

三、小结

综观近年来有关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和认识：

1、新闻职业道德问题涉及新闻传媒的公信力和新闻工作者的社会形象，因此对其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2、从现有研究成果看，研究成绩总体来看是不错的。对一些问题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也获得了不少研究成果。而且，研究视野比较开阔，涉及面比较广，研究内容也比较深入。在新的研究视角的开拓方面，研究者也较为注意。如近年来，新闻伦理学、网络环境下的新闻职业道德、新闻自律等新的研究视角被不断开掘出来。

3、从现有研究来看，问题也是明显的。主要表现为有关新闻职业道德问题出现原因和对策的研究中前后逻辑与可行性分析的缺失。具体来说：在成因分析方面，大多着重于原因的说明，而缺乏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必然联系的论证和分析；在涉及新闻职业道德缺失的后果时，偏重于情绪性的宣泄和简单层次的描述，且理论视野较为狭窄；在对策研究方面，学界提出的种种对策往往没有足够的理论支持，也缺乏可操作性，多为自说自话和拍脑袋的产物。当然，这些问题已经获得了一些学者的重视。

注释

邓名瑛：《“有偿新闻”的伦理批判》《伦理学研究》，2005年第6期。

胡忠青：《西方新闻自律的理论与实践对我国新闻道德建设的启示》，《今传媒》，2006年第6期。

曾凡斌：《新闻职业道德的缺失与重构》，《视听界》，2005年第3期。

郑保卫：《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8期。

陆晔，潘中党：《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新闻学研究》（台），2002年第4期。

景刚：《新闻职业道德与新闻专业主义》，《当代传播》，2004年第4期。

陈力丹：《新闻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国际新闻界》，2004年第3期。

黄瑚：《新闻法规与职业道德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

马秋枫，张晋升，王天权：《论广东新闻传媒职业道德的他律与自律》，《暨南学报》，2005年第5期。

周宗杰：《简论加强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修养的途径和方法》，《职业时空》2007年第2期。

陈敏：《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关键性因素分析》，《新闻界》2006年第1期。

关岩德：《美国新闻道德建设简况》，《国际新闻界》，1998年第1期。

陈中原：《形象与信誉的基石——81个国家(地区)、7个国际组织的新闻职业道德准则的初步比较分析》，《新闻记者》2001年第11期。

肖志峰：《西方新闻自律的历史演进对我国新闻道德建设的镜鉴》，《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郑瑜：《互联网对新闻职业道德的影响》，《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方玲玲：《试论网络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修养》，《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新闻伦理论文范文篇2

Abstract(英文摘要)4-5

目录6-7

第一章加拿大的基本国情与媒介现状7-10

第二章加拿大媒介自律的历史成因与理论来源10-17

第一节媒介自律的理论来源──功利主义与新教伦理10-12

第二节加拿大媒介自律发展历史与现状12-14

第三节媒介自律的伦理模型14-17

第三章加拿大的媒介自律组织17-26

第一节加拿大全国性媒体自律组织──CAJ、CAB和TNDAC17-22

一、加拿大新闻工作者协会17-20

二、加拿大广播电视协会20-21

三、加拿大广播电视新闻理事协会21-22

第二节加拿大媒体地方性自律组织──安大略省报业评议会22-24

第三节加拿大媒体的内部自律──CBC的自律规约24-26

第四章加拿大媒介自律个案分析26-31

第一节从案例看加拿大媒体自律的实现条件26

第二节来自CAJ的声明──“记者不是政府的人”26-28

第三节CBC──在多元社会的多种利益关系中取得平衡28-29

第四节“世纪海啸”假新闻──自律监管的漏洞29-31

第五章加拿大媒介自律存在的问题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31-37

第一节如何认识媒介自律存在的问题31-33

一、加拿大媒介自律的公关嫌疑31-32

二、加拿大媒介自律的刚性不足32-33

第二节加拿大媒介自律对我国媒介有何借鉴意义33-37

一、我国媒介自律的历史与现状33-34

二、我国媒介自律的问题及加拿大媒介自律的启示34-37

后记37-38

参考文献38-40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40-41

新闻伦理论文范文篇3

一、研究目的

传播学传入中国的滥觞，可从1956年算起，当时，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内部刊物《新闻学译丛》开始翻译、介绍来自美国的传播学知识，但这一作业很快就由于反右斗争而中断。直到1978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风云，才得以重新接续这段脉络，从而在中国（指大陆，下同）正式兴起了这样一门新兴学科。[1]

转眼，30年过去了！恐怕很少有人能预想到，传播学在中国变成了一门显学。当然，这种局面的出现，除了拜中国自身实行改革开放正确路线所赐，还有赖于全球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趋势的推动。

既然是顺应了大势，则传播学的前景可谓风光无限。但也因此而有忧患，即：生长过快难免发育不良，表面繁荣可能掩盖了基础贫弱。值此30年之际，与其歌功颂德，不如检点反思，认真总结问题和不足，以利下一个30年的发展。

本文试图从一个重要角度、即研究状况着眼，具体而言，以专业期刊论文、尤其是高被引率的论文为视角，考察其特征、变化、得失、趋势等，期待从中得出一些启迪，供广大同行参考。

二、研究方法

1．定义

何谓传播学？有各种理解。本文采用国际较为通行的定义，即涵盖了理论传播学、理论新闻学、应用传播学等领域的广义传播学。[2]

2．样本

本文使用内容分析方法。为提高效率，借鉴了前人的两篇同类论文，即：肖燕雄的《期刊论文引文中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载《当代传播》2004年第5期）和徐剑的《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科核心作者群的现状与分析》（载《中国传播学评论》第一辑），合并他们给出的名单，共获得中国传播学论文引用率居于前列的学者40余人。

本文不同于以上两文的特点为，尤其重视论文的影响力。一般来说，被引次数越多，则影响力越大。因此，我们主要关注具有较高被引率的论文。对上述40余名学者发表的2000多篇论文进行统计的结果表明：被引率在3次以上的为764篇，约占1/3。

其中，3-10次的为642篇（84%）；11-20次的为85篇（11%）；21-30次的为20篇（3%）；31次以上的为17篇（2%）。显然，这是一个典型的“金字塔”，即影响力越大的论文，数量越少。考虑到30年是一个不短的时段，本文确定，以被引率在11次以上的论文作为主要分析对象，共计122篇论文，出自31位学者。

图1：中国传播学专业期刊论文被引次数分布（篇）

需要说明，本文分析的所有论文均来自中国知网（CNKI），[3]论文被引率也都来自其引文数据库，从1979年起，至2007年止。[4]

3．变量

有关作者的变量主要包括性别、年龄、所在单位等，涉及论文的变量则包括内容、方法、贡献等。细目如下：

（1）内容——A、理论（经典学说、新媒体、舆论监督、危机传播、学科建设与发展、大众文化、传播伦理与法规、媒介公信力、受众、新闻与传播教育、媒介与政治、媒介经济、媒介从业者；B、历史（中国新闻与传播史、外国新闻与传播史）；C、实务（新闻、传播、媒介经营管理）。

（2）方法——D、思辩（概念推理、文献分析）；E、实证（定性、定量）；F、综合。

（3）贡献——G、创新（言前人所未言，或修改、推翻前人所言，对理论有显著推进意义，或对实践有显著参考价值）；H、介绍（对前人成果的介绍）；I、总结（对前人研究的总结）。

三、主要发现

1．总体描述

近30年来，中国传播学界的数及被引论文数，呈现出一种超常规的、惊人的快速增长态势。参见表1和图1。

试比较1979年和2007年，传播学论文数从358篇/年猛增为24366篇/年，增幅高达60多倍！若以1979年的358篇为基数，则至2007年累计的论文总数为224740篇，后者更高达前者600多倍。超过22万篇论文，这堪称是一个庞大的数据库了。

由此推算，作者队伍的扩张也非常可观，假设一年人均发表两篇论文，1979年的作者估计不超过200人，而2006年的作者就可能接近或超过10000人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发展轨迹里，有若干明显的波动，或者说，有几个重要的节点。一是1983-1986年，初步形成气候的传播学界似有较为高涨的热情，数量连续突破1000、2000、3000大关；二是1992-1995年，走出“六四”风波的低谷之后，接连超越4000-8000大关；三是1997年，恰好是新闻与传播学被提升为一级学科的那一年，骤然冲破10000大关；四是2005-2006年，经过几年的平稳行进，又急剧上升，跨越了20000大关。

如果说，论文数主要反映量变，那么，被引论文数就比较能反映质变。如表1所示，从1979年到1993年，被引论文数很少，一直徘徊在两位数，显示出学科的成熟度很低；直到1994年，才取得突破，到达三位数，此后被引论文数不断增多，尤其是2000年以来，增幅更大。但总的来说，被引论文数（26279篇）只占数（224740篇）的1/8强。

2．高被引率论文概况

如上所述，本文主要考察被引次数在11次以上的高被引率论文，共122篇（由31位作者发表，人均3.9篇）。当然，所谓“高被引率”是相对而言的概念，若以1979-2007年的29年间计，则11次的被引率不过意味着大约2年半才被引1次。但事实上，如表2所示，这批论文集中出现于1994－2006年（共13年），这也就意味着，它们接均每年被引1次以上，其中最高的被引次数为58次，由于该于1998年（至2006年为9年），因此相当于每年被引约6次。

从表2和图3可见，在此历程中，最高峰值为世纪之交的2001年（24篇），这表明，经过20多年的积累，中国传播学界终于成长到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集中产出了一批相对有影响力的成果。不过，自那时以来出现的高被引率论文较少的情况，却未必是退步，而更可能是反映了以下规律：大凡优秀的学术成果，总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考验。

如果以进入新世纪的2000年为界，则此前（1979-99年）21年为33篇，占27%，此后（2000-07年）8年为89篇，占73%。也就是说，从总时间量（29年）看，后一阶段只占四分之一强（27%），但其高被引率论文的产量恰好相反，接近四分之三（73%）。

图3：中国传播学专业期刊发表高被引率论文数（篇）

3．作者分析

（1）性别

如图3所示，在31位作者中，男性有26人，占83%，女性有5人，只占16％。这反映出，在中国传播学界的高被引率论文作者中，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

（2）年龄

这批作者的年龄，集中于20世纪40－60年代出生者，即38—67岁之间。其中，10人出生于40年代（58—67岁），占32％；12人出生于50年代（48—57岁），占39％；7人出生于60年代（38—47岁），占23％，三者合计为94％。另外的2人，出生于20—30年代（68—87岁），占6%。可见，50岁左右是研究者最具学术影响力的年龄段。

（3）单位（地域）

从作者所在单位看，显然集中于高校，共10所，另有研究机构，仅2所。作者最多的单位是中国人民大学（8人），其后依次为中国传媒大学（5人）、复旦大学（5人）、清华大学（4人）、中国社会科学院（2人），这5个单位，共拥有24人（占77%）。其余7人（占23%），则分布在7个单位：北京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和浙江大学。由此可见，作者单位和地域的分布，有一种集中趋势，即偏向少数高校和研究机构，以及京、沪、浙、鄂地区。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作者人数111111

4．论文分析

（1）内容

在本文选取的122篇高被引率论文中，按大类分，“理论”取向最为突出，共计103篇（占85％），“实务”取向和“历史”取向分别只有15篇（占12％）和4篇（占3%）。

从“理论”取向的论文看，又可细分为13个领域，其中，最热门的话题为：“新媒体”（19.4%）、“传媒经济”（14.6%）、“经典”（14.6%）、“学科发展”（11.7%），这4类合计共六成（60.3%），可谓如实地凸显了当下中国传播业界、学界的焦点和热点问题。

其余9类的比例依次为：“受众”（8.7%）、“大众文化”（5.8%）、“伦理与法规”、“舆论监督”、“传媒与政治”（4.9%）、“公信力”、“新闻传播教育”（3.9％）、“传媒从业者”（1.9％）、“危机”（1%），大体也都是受到广泛关注的研究领域，但相对而言，除了“公信力”、“危机”2类兴起不久之外，其他7项皆属于传统或常规课题。

在“历史”取向的论文中，“中国”和“外国”平分秋色，各占一半。

再考察“实务”取向的论文，“新闻”比例最高（53.3％），超过半数，“传播”居中（26.7％），“媒介经营管理”（20％）排在末尾。但其实，后二者也可合并为宽泛意义上的“传播”实务，如此，“新闻”与“传播”就旗鼓相当了。

理论类新媒体20传媒经济15经典15学科发展12受众9

大众文化6伦理与法规5舆论监督5传媒与政治5公信力4

新闻传播教育4传媒从业者2危机1小计103

历史类中国2外国2小计4

实务类新闻8传播4媒介经营管理3小计15

从时间角度看，有什么变化呢？如上所述，这122篇论文中，近四分之三（73%）发表于2000年之后。表6显示，在此平均水准及以上的内容类目达11个（以黑体标示），占总数（18个）的六成。特别是“伦理与法规”、“公信力”、“传媒从业者”、“危机”、“传播（实务）”，100%出现于2000年以后，“传媒经济”、“新闻（实务）”、“舆论监督”也达到80%及以上。这些类目，可说是近年来尤受关注的热点。

（2）方法

近30年来，中国传播学界对于研究方法的掌握与运用状况究竟如何？如图7所示，时至今日，仍以“思辨”方法为主，约占2/3（65％），相比引进传播学之初，一个不小的变化是，使用“实证”方法的论文从无到有，越来越多，超过了1/5（21%），而且，出现了使用“综合”方法的论文，占14％。由此可见，“实证”、“综合”的研究方法，正在日益普及，但尚未成为主流，有很大发展空间。

其历时变化如何？从图9可见，1996年以前是思辩方法论文的“一统天下”，而1997年以来，使用实证、综合方法的论文数量逐渐增加，2005年甚至首次超过了思辩方法论文。若以2000年为界，比较1999年前与2000年后使用三类方法论文的比例，结果如下：思辩——30%比70%，实证——24%比76%，综合——16%比84%，各自增幅为：思辩233%、实证317%、综合525%。差异虽不算很大，但毕竟显示出一种趋势，即：思辩方法论文在减少，实证、综合方法论文在增多，而且，综合方法论文的增幅最大。

（3）贡献

这是一个最为关键的指标。本来，所谓科学研究的目的，无非在于创新，即：为人类知识大厦（在此而言，就是传播学知识宝库）“添砖加瓦”，但分析的结果表明（参见图10），在122篇论文中，主要贡献是“总结”和“介绍”，分别有73篇、21篇，各占60％、17%，两者合计为94篇，占77%。换言之，超过3/4的论文是对他人成果的回顾、梳理、评述，而“创造”的论文仅为28篇，占23%，即不到1/4。也可以说，这如实地呈现了当前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发展中”态势。

与方法的情况类似，从历时变化看，如图11、表7显示，2000年以来，“创造”论文的增速虽不算很快，但超过“介绍”和“总结”的趋势已相当明朗，具体数据（1999年前与2000年后之比）如下：创造——18%比82%，介绍——24%比76%，总结——32%比68%。三者的增幅分别为：创造460%、介绍310%、总结220%。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贡献”状况其实与“方法”情形密切相关，即：大部分“创造”类型的论文，使用了“实证”的方法，在28篇“创造”论文中，有20篇使用了“实证”方法，占71%；而“思辩”方法的论文，其贡献大多局限于“总结”或“介绍”，在79篇使用“思辨”方法的论文中，只有8篇的贡献为“创造”，仅占10%。当然，“总结”、“介绍”并非没有价值，但如果“喧宾夺主”、取代“创造”而成为主流，则只能理解为研究的科学性不显、方法的规范性不强、学科的成熟度不高了。

四、简短结论

纵观中国传播学30年来的历程，可谓发展迅速、进步巨大、成就显著。从专业期刊论文看，2007年与1979年对比，年发表量增60倍，总发表量增600倍。但必须承认，传播学在中国的引入和生长，毕竟时日尚短，根底仍浅，因此，外延大大超过内涵，与数量的增长相比，质量的提升远远不如人意。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数据是，即使在高被引率论文中，具有创造性的论文也仅有1/4弱，据此可以推测，在全部论文中，情况就更不容乐观了。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除了历史短、基础弱等客观因素之外，从主观层面看，评价机制的急功近利、专业期刊的良莠并存、研究队伍的参差不齐、科学方法的训练不足等，恐怕是几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吧。举凡这些课题，还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展开考察。

另外，在相对有影响力的学者中，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和区域的差异，也值得关注。

[注释]

[1]参见张国良：《中国传播学的兴起、发展与趋势》，载《新闻与传播》（中国人民大学书刊资料复印中心）2007年第2期。

[2]参见赵心树：《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命名、使命及构成》，载《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5期。

[3]参见。据称，《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收录了国内出版的6642种学术期刊，其中核心期刊、重要评价性数据库来源期刊2460种，期刊种数完整率不低于99%；其他期刊4182种，期刊种数完整率不低于90%。文献收录期数完整率不低于99.9%，文献篇数收录完整率不低于99.9%。期刊文献互联网出版平均不迟于纸质期刊出版之后2个月。

[4]本文发表之际，中国期刊网尚未显示2008年全年的完整情况，故数据只计算到2007年为止。

[参考文献]

张国良：《中国传播学的兴起、发展与趋势》，《新闻与传播》（中国人民大学书刊资料复印中心），2007年第2期

肖燕雄：《期刊论文引文中的中国新闻传播学》，《当代传播》，2004年第5期

新闻伦理论文范文篇4

[摘要]：

本文旨在分析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现状与前途。作者以李克特量表和访谈为工具，通过专家意见测量，评断新闻传播教育的运行系统在教育界被认同的程度，进而讨论所预设的22个命题的现实意涵，以及变革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可能路径。测量及讨论表明：新闻教育在办学条件、办学思想、教学规程等诸方面存在着巨大的系统性危机，与此同时，也存在着系统化改进的种种可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困境，其源头是教育管理思想的落伍，其病灶则是学科内部分界的混乱。因此，本文对新闻传播教育的任务多重性作了详细辨析，并就从一级学科到三级学科的分界与功能，设计了与本文全部讨论结果相洽的策略提案。

从传统上看，中国大陆的新闻传播事业与新闻教育的关系，远比一般的行业与其专业教育的关系更为紧密。而新闻业（也包括部分更为广义的传播业），究其社会公器的本质而言，也确乎关乎意识形态领域的进步以及公共领域的建设。因此，与其说新闻传播教育是在培养某种专业人才，不如说大学新闻传播教育在上层建筑和社会建设这两个层面上都承担着重要的历史责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筚路蓝缕，为近30年的中国新闻业培养了一大批合格的人才，其成绩有目共睹。但是，危机也早已隐现：1、专业适用性方面，即使是著名新闻院系的毕业生，近年来对口分配的比例也直线下降；2、市场评价方面，颇多用人单位对新闻院系培养的人才的实用性提出质疑；3、教学对象评价方面，时闻来自学生阶层的批评意见，反映师资、教材、教学体系的不足。[1]

1998—2000年，俞旭、朱立曾对我国大陆50所新闻传播院系的负责人和资深教授做过一个调查，这些调查对象对大陆新闻教育状况的看法为：（1）对新闻传播教育不满意的占76.67%；（2）认为师资短缺的占63.33%；（3）认为需要提高师资素质的占53.33%；（4）认为教学与实践脱节的占40.00%；（5）认为教学方法滞后的占50.00%。（俞旭、朱立，2001）

对这种现状的一种常见的解释是：我国新闻传播教育多年来持续处于一个高速发展时期，新闻传播类专业已经开始在一些理工类、师范类、财经类、政法类、农业类、体育类院校遍地开花，在一些地级城市院校，新闻传播类专业也纷纷涌现。数据表明：1994年，中国大陆的新闻学类专业点共有66个，分布在29个省市自治区。到1998年，新闻教学单位发展到88个，其中有15个硕士点，两个博士点和一个博士后流动站，在校学生达近万名之多。至1999年，大陆新闻教育专业点达140多个，博士点亦增加到4个。至2006年，全国已有460多所各类高校开设了新闻传播类专业点661个。（方汉奇、张之华，1999；刘卫东，2000、1999；周凯、张琦，2007）换言之，10多年间，新闻传播类专业点膨胀了10倍。不少学校在既无师资又无教学条件的情况下，匆忙上马建设新闻院系。过度饱和的竞争，以及市场秩序的紊乱，甚至连累了一些原本颇有市场的专业学科——例如，在江苏省，一度颇为景气的广告专业，其首次就业率已下滑至50%以下，几乎沦为所有高校专业最低就业率榜单的最低位。（江苏省教育厅，2008）

但是，除了一般性地批评新闻院系建设的“过热”反应和“泡沫”现象，我们还应该就本教育领域的深层次问题——体制性、策略性、技术性议题作更多的思考，并且，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现状的评估，探索变革图强之道。

一、研究的设计

教育界讨论新闻教育改革有年，林林总总的观点和意见在期刊上屡见不鲜，唯一鲜见的是对这些观点和意见的认定与落实。探究众语喧哗而少实际效用的原因：一是教育管理职能部门缺少创新能力和思想解放之风；二是在新闻传播学教育界，缺乏支持认同与反驳的组织沟通机制，以至于不能形成足够的意见压力；三是就操作而言，缺少有说服力的、可操作化的、而又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样板与教学模式。

本研究意在促进群体认同的形成，因此，所设计的研究路径为：将现有的观点、争议、建议，在一个专家群体中实施“背靠背”的讨论，从中观察观点的差异分布，再将这些差异引入到“面对面”的讨论，之后再将讨论策略化。2008年8月，2006-2010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武汉召开，包括大部分教指委委员以及一些相关的教育专家出席了会议，其主题意在探讨我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未来发展之路。利用此次会议的举行，并受教指委主任委员李良荣教授的委托，研究者对出席会议的30位委员（分布于23所大学的新闻院系）作了有关“新闻传播教育形势评估及改革意见”的态度测量。

测量问卷的题干为研究者有关新闻传播教育现状与发展方向的22个假设性判断。这些判断的来源包括：对既往的关于新闻传播教育研究的相关论文的观点检索与归纳；所记录的在新闻教育界同行间讨论（包括教指委会议间）中的观点倾向；在研究生课堂上讨论新闻教育时得到的启发；我本人作为参与者对该教学领域的长期（1987-2008）观察与思考所得。以下是这22个假设判断的一个清单，大致覆盖了狭义的“新闻教育”及广义的“新闻传播学教育”的一些重要领域，并涉及到了前面所述的体制性、策略性、技术性等多类议题：

1、新闻传播教育处于危机状态；

2、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不能适应市场需求；

3、应加大新闻实务训练内容的比重；

4、应以“大传播”为教学改革方向；

5、新媒体及媒介融合是传媒业发展方向；

6、与国际接轨是教学改革的方向；

7、实务型师资严重匮乏；

8、教师的学养与理论水平不足；

9、目前的课程设置有体系性或体制性缺陷；

10、大多数教材内容缺乏先进性；

11、教学经费与教学条件大多严重不足；

12、缺乏成功的新闻传播教学模式；

13、缺乏教学领域内的经验交流与推广；

14、缺乏教学界与业界的交流；

15、缺乏与国际新闻传播教学界的交流；

16、应加宽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教学内容；

17、应加大学生实习及实践性教学强度；

18、可考虑以毕业设计取代本科毕业论文；

19、可将硕士教育分为业务、学术两个类型；

20、应加强学生专业伦理的教育；

21、教育界仍然应保持对业界的批评立场；

22、学术界应更多发表对社会公共事务意见。

在测量时，研究者请30位专家基于“对国内新闻传播学高教界的一般观察”作总体判断，而不是仅仅根据本单位的境况下结论。之所以可以这样要求，主要是因为这个调查对象群体大多为熟悉新闻教育界的资深人士，并且由于担任教指委委员之故，经常接触相关的材料、听闻相关的讨论。他们的观点基本上可以代表“教指委委员”这个群体的意见，也可以探索性地反映出新闻教育界的观点差异。

对这些意见倾向的调查，运用了改进的李克特七级量表（测量值1—7：1为极为不赞同，2为很不赞同，3为较不赞同，4为中立，5为较为赞同，6为很赞同，7为极为赞同）作为工具，要求测量对象在不受打扰、自行选择匿名与否的条件下圈定对应的态度测量值；而统计者则以均数和“极值”的分布来衡量、阐释与会的30位专家的态度。改进的测量不是根据受测者的各个项目的分数计算代数和，或计算个人态度总得分，而是在每一测量项目中依据得分与中位值的偏离程度将受测者划分为高分组和低分组。进一步的，研究者选出若干条在高分组和低分组之间有较大区分能力的项目作为讨论的重点，选择那些在高分组平均得分较高并且在低分组平均得分较低的项目，以分析“极值”所可能展现、流露或暗示的观点。

问卷并附有空格以征求专家们对自己的态度的说明及相关的开放性意见，这些意见亦作为讨论及访谈内容被本文匿名引用。当其文字说明语焉不详，或从读者角度感到有必要追问其判断时，研究者通过电话与相关专家作了进一步的访谈。

研究者在写作初稿后，将研究报告寄给所有的教指委委员——也包括因缺席而未接受量表测量的专家，并请他们以匿名或实名的方式自愿补充观点，这些观点及部分委员的谈话、发言内容也被加入到了本文的访谈引文之中。[2]

以下，是对本次测量结果的基本报告，以及对所有讨论内容的简要分析：

二、总体评价

近年间，由于国家在新闻出版领域贯彻“控制规模，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增进效益”的方针，因此，新闻媒体对新闻人才的需求始终是有限的。中国新闻媒体目前的数量大体上控制在：报纸约2200多种；期刊杂志8000多种；广播电台、电视台、有线电视台各约1000台。与此同时，中国新闻教育学会的一项调查显示，新闻类的专科毕业生不再需要，对能从事一般记者、编辑工作的本科毕业生，需求量也已接近饱和；而且，为了进一步提高报道的质量，一些媒体在招聘人才方面不再局限于招收新闻学类专业的毕业生。而反观新闻传播教育界，在人才培养的的策略因应方面却一直泛善可陈，正如何梓华（2005）所言：“新闻媒体需要的，高校供不上；新闻媒体不怎么需要，高校却在大量培养。”无疑，需求的有限性、（学科间[3]与学校间）外部市场竞争的激烈性、专业教学体系的滞后性，是新闻传播教育危机的主要来源。

I、危机及其表现

本次测量显示，对于“新闻传播教育处于危机状态”的假设，教育专家们的总体态度倾向是比较赞同的，平均值为5.6；其中更有三分之一的专家对此表示极为赞同，选择了7这一表示强烈认同的态度值，只有一位专家选择了3，表示倾向于不赞同。我们可以推测的是，新闻传播教育面临危机，这可能是整个新闻传播学界的基本感受。

相对而言，对于“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不能适应市场需求”这一问题，专家们的态度则较为多元，整体平均值为4.8，表示较倾向于赞同。超过三分之一的专家的态度值为5，而选择6这一表示很同意的专家人数也有8人，接近三分之一，更有两位专家对此表示极为赞同，选择了7这一表示强烈认同的态度值。其中5号专家更明确指出，这种不适应的表征之一便是，在当下的学术界和教育界里，缺乏懂媒介经营管理的人才；但值得注意的是，专家中仍存在较明显的分歧：对于这一问题，多达6位的专家的态度值为3，倾向于不赞同这一观点，更有一位专家选择了2，表示很不赞同。

委员Z1在谈话中说：“新闻教育危机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大家有共识。人大院庆，代表们却不约而同的谈新闻教育危机……名校的境况可能稍好些，更大的危机存在于无数地方院校的新闻学院。即使是这样，不少学校每年都还在变着花样搞扩招。”

II、发展方向

另一方面，对于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趋势，专家们也有不同的见解：

在包括“应加大新闻实务训练内容的比重”、“应以‘大传播’为教学改革方向”、“新媒体及媒介融合是传媒业发展方向”、“与国际接轨是教学改革的方向”在内的诸多有关新闻传播发展的方向判断上，认同度最高的是“新媒体及媒介融合是传媒业发展方向”，平均值约为5.7，显示出较高的认同度。其中接近三分之一的专家表示极为赞同这一观点，没有任何专家表示出反对倾向。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和一些藩篱的打破，电视、网络、移动技术的不断进步，各类新闻媒体将融合在一起，这一趋势得到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和认同。值得注意的是，5号专家在赞同这一观点的基础上（态度值为6，很赞同），也同时指出，这种发展应当与“传统媒体的发展并存”，不可偏废；而11号专家对此表示“看不清楚”，表达出部分专家对这一问题的谨慎态度。

认同度次高的是“应加大新闻实务训练内容的比重”，均值超过5.4，即总体上较倾向于认同这一观点。其中更有多达6位的新闻传播教育专家的态度值为7，表示极为认同。可见，在加强新闻实务训练这一问题上，颇多专家可以达成共识，认为当下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实务训练不足。

传播学发展到今天，出现了所谓“大传播”的概念。“大传播”是指有人类参与的所有信息传递和交流活动；在社会文化的宏大背景下，将新闻传播教育纳入大众传播和整个社会信息与情报传播应用的宏大范围，即所谓的“大传播教育”。而对于是否“应以‘大传播’为教学改革方向”，专家们的态度则出现了较大分化，其中更有两位专家直接提出，对何为“大传播”不甚明了，显示出“大传播”这一观念在新闻传播教育界内仍未被普遍认知。在总体平均值为4.9表示较倾向于认同“大传播”观念的前提之下，有8位（接近三分之一）的教育专家的态度值为7，表示强烈认同这一教学改革方向；与此同时，也有4位专家明确表示极为不认同“大传播”的观念，态度值为1。专家们对于“大传播”观念的争议，值得我们对此作进一步的讨论。

而对于是否应当把“与国际接轨”作为教学改革的方向，专家们的态度则较为微妙。从整体上来看，专家们的态度平均值为接近4.7，呈现出中立而又稍微倾向于赞同的趋势。从态度分布来看，对于与国际接轨这一问题，既有对此持强烈反对态度的（态度值为1的专家有两位），也有表示极为赞同的（有4位专家态度值为7，强烈认同这一改革方向），其他专家的取向也较为分散，呈现出十分多元的态势。曾有学者提出过：新闻传播教育标准化和国际化不仅可以推动中国新闻传播教学本身的提高；也可以促进新闻传播研究的规范，进而提高研究总体水平（郭可、钱进，2006）。但在留言中，一些教指委专家对此观点持保留态度，他们对西方的标准训练能否适应中国国情提出了质疑。

与此形成有趣对比的是，对于“缺乏与国际新闻传播教学界的交流”这一观点，专家们整体上是较为赞同的（参见下文）。这或许意味着，对于一部分专家而言：一方面，不太赞同“与国际接轨”，并不意味着不去汲取国外先进经验，毕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另一方面，睁开眼睛看世界，又未必就要把西方经验照搬照抄，毕竟，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新闻教育之路，进而追求教育的效用，才是改进教育策略的真正目的。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是否要把“与国际接轨”作为新闻传播教育的改革方向，目前的争议颇多，牵涉到诸多概念、理念、路径上的争议，当前仍不能遽下定论。

三、教学资源评价

新闻传播教育面临的危机，在有形的方面主要表现在教学资源的匮乏和不均上。一方面，对于一些“后发展”院系而言，新闻学类专业点“超常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师资、教材、设备等办学条件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对于一些先进或老牌的新闻院系而言，满足于既往的成功，而没有做到与时俱进，也会导致教学资源与快速变化发展的市场需求难相匹配。

教学资源的不足，其结果当然是教学效率继续退化，同时，变革也会乏力，行业声望也会降低。如曹鹏（2007）所说，“在队伍壮大、院系林立的背后，也日益暴露出严重的危机，归结起来，就是新闻教育的质量与声誉每况愈下……如果不讳疾忌医的话，就要正视现实，研究问题，寻找解决的出路，调整新闻教育的发展方向。”

I、师资

本次调查显示，专家们普遍认同新闻传播教育界“实务型师资严重匮乏”这一观点，整体态度值接近5.9，呈现出很高的认同度。30位专家里共有13位专家态度值为7，对这一观点表示极为赞同，足可见“严重缺乏实务型师资”是在新闻传播教育界中普遍存在并被普遍认知的严重问题。熊忠辉等（2006）曾指出：当前的许多新闻传播专业，师资队伍在新闻传播学养和实践方面的积蓄不丰厚，许多教师是由大文科专业转向过来的，有的专业点甚至没有一个接受过新闻学历教育或从事过新闻实践的教学人员。中国新闻传播教育教师队伍结构不合理、缺少有直接新闻实战经验的老师的现状，与西方新闻教育界是有显著差别的：譬如在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教师当中，3/5以上都有过直接新闻工作经历。

值得注意的是，17号专家对此问题表达了与绝大多数专家截然不同的观点，表示很不赞同（态度值为2），这可以理解为新闻教育理念的分歧，也可以理解为，尽管“实务型师资严重匮乏”是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界普遍存在的问题，但仍有个别院校实务型师资充足。

同样关于师资的问题，针对“教师的学养与理论水平不足”这一观点，专家们整体上呈现出较为同意的倾向，平均值接近5.3。但我们也能看到，在专家们整体倾向于对新闻传播教育师资水平的现状表示出不满的时候，也有少数专家表示极为不同意这一观点（态度值为1）。这可以解释为即使新闻传播教育界整体师资水平不高是事实，但仍有少数院校拥有着良好的师资，教师的学养与理论水平较好。

童兵（2003）在谈及新闻教育的变革之道时曾有如下评价：“现在新闻机构对人力资源的起码要求是复合型人才，既懂新闻采编业务，又懂经营管理业务；既有较好的文化功底，又有很强的实际操作能力；既能完成微观层面的操作，如采写一篇新闻稿，编辑一版专版，又能从宏观上参与决策、策划，提出与实施一个较大领域或较长阶段的报道计划。……环视现在在教学岗位上的教师，有不少是欠缺这些广泛的知识和实际运作能力的。”事实上，这里所谈及的师资素养不足，不仅仅可以针对新闻业务，也可以视为针对广告、广播电视、公共关系、新媒体、媒介经营管理、演讲修辞以及其他各类涉及应用的学科而言。如果进一步探究根本，大学人事考评制度则又是阻碍实务型师资到位的关键，如委员Z2在来信中指出：“实务型师资的来源是新闻业界，而业界和高校对人的考评标准完全不兼容。即使是平移过来的教授要想在高校站住脚，适应高校的考评体系，也要经过艰难的转型。”

II、课程设置及教材内容

另一方面，有学者指出，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课程设置同化现象严重，缺乏清晰的定位。本次调查显示，专家们基本上赞同“目前的课程设置有体系性或体制性缺陷”，整体平均值超过5.6，并有8位接近三分之一的专家对此表示极为赞同（态度值为7），足见该问题的严重性。委员G在谈话中说：“我们国家的新闻课程体系过于落后，在美国，密苏里这类新闻院系的课程已经形成了标准化、细分化、模块化，例如教新闻写作，会开设《灾难新闻》课程，并且把天灾新闻与人祸新闻的写作要素区分开……。而我们呢，多少年来仍然是老的、不切实际的、笼统的一套。”

当然，如若借鉴美国的办学经验，也存在着路径的选择问题（蔡雯，2005）：美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从专业方向到课程设置，从教学方法到教材出版，各学院做法不一。例如，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以培养专家型记者为主，重视对学生业务操作能力的培养，课程设置以新闻业务为核心，在教学手册上，全部课程中唯一有点理论色彩的必修课是秋季学期为全体学生开设的“新闻、法律和社会”。而密苏里新闻学院以培养适应媒体融合的新型人才为主，课程开设上紧跟技术发展潮流，给学生提供全面的新闻传播技能来适应媒体融合的趋势。

另一个有关教学资源的问题是教材内容。曾有批评者指出：“新闻专业教材中不乏被评为教育部优秀教材或重点教材、指定教材者，然而这不等于该教材就不陈腐落伍、八股体例、空话套话连篇。”“名校名社出的号称是权威的教材，都遭到学生如此评价，那些并非名校、名社的一般教材，就更可想而知了。”（曹鹏，2007）然而，对于“大多数教材内容缺乏先进性”这一观点，本次调查中专家们似乎仍未达成共识，整体平均值为4.9，接近中位值而又稍倾向于较为赞同。其中，有多达8位的专家对此表示“较不赞同”（态度值为3），可见专家们对于目前新闻传播教育教材现状的态度分歧相当明显。

III、办学条件

而在办学条件这一问题上，专家们的态度则更趋向一致。新闻传播教育，尤其是广播电视、广告、新闻摄影、新媒体领域，属于依赖装备的学科，资金短缺就无法提供演播厅、多媒体实验室等诸如此类的教学必需品，其结果就是教学与实践仍然无法真正对接。

本次调查也显示，对于“教学经费与教学条件大多严重不足”这一观点，专家们的认同度相当高，整体平均值超过了5.7。接受调查的专家当中，三分之一的人表示极为赞同这一观点（态度值为7），但也有少数学者表达了不同的意见：1号专家对此表示“很不同意”（态度值为2），21专家也表示“较不同意”（态度值为2）。

思及我国教育界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现状，有些院校办学资源较为丰富，而大多数院校教学资源匮乏，因此，在这方面出现一些意见的对立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就总体而言，办学条件的不足早已成为新闻类教育点高速增长、而教育水平不断下降的祸根。新闻教育为何不顾市场容量、不顾办学条件地盲目扩张？国家和地方教育管理部门对此自然难辞其咎，另一方面，对于大学而言，市场利益驱动[4]及学科布局的贪大求全，则是他们与宏观政策一拍即合的根本原因；与此同时，政府及地方的投入却并无增加，师资及办学条件亦常不具备。在这样的张力作用下，办学质量及教育效果可想而知。

四、体系变革的可能

陈力丹认为，新闻传播教育的主要目标，是为媒体和社会培养大量的应用人才和部分科研人才，这是办学的核心，教学与科研都应该围绕这个核心，而目前的新闻传播教育很多都偏离了这一核心；而另一方面，“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呼吁贴近新闻实践，但由于大学教育的通用性和体制障碍，学生并不能兼顾其他学科知识和进行媒体实践，许多教师本身也缺乏实践的感性经验，教学有空对空的成分，且明显滞后于实践，对现实的指导意义不突出”。（转引自：熊忠辉、王晓梅，2006）针对以上这些问题，在新闻传播教育界内实施一些体制性的改革举措，或许是十分必要的。

强化人文社科教育

早在施拉姆之前，新闻教育是职业教育、通识教育还是专业教育的讨论与争议就始终存在。陈昌风（2003）曾从美国3类主流的新闻与传播教育模式中，分别抽取一个院系研究其课程设置、办学方向及特色，其结论为：美国新闻与传播教育从最初重视人文学科基础和专业技能训练的传统模式，历经历史变迁，逐渐融入社会科学研究，重视跨学科发展，内容由窄渐宽，培养目标由专才而变为通才。典型的例证为：1920年代开始，威斯康星大学新闻系开始挑战密苏里式的职业训练模式，其创始人布莱耶(WillardG.Bleyer)认定新闻教育应当包括一整套的知识，应当给学生广博的知识背景和一部分新闻方面的技能训练。他的课程设计成为全美大多数新闻学院的基本蓝本：在四年制新闻本科的课程中，新闻学的课程只占四分之一，其余四分之三应当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历史和英语等内容。

前文谈及中国大陆新闻传播院系毕业生面临其他学科的激烈的就业竞争，而阮志孝（2006）也曾以日本五大报（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日本经济新闻、产经新闻）为例，指出日本报业每年招收的从业人员中，有不到20%来自于接触过新闻传播方面知识的高校毕业生，其余的则来自于不同学科，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学、理学和工学等专业的毕业生。而后者中许多人比起新闻与传播类专业毕业生来，成绩更为突出。主要原因即在于纯粹的新闻传播专业毕业生往往对诸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学、理学和工学等专业知识缺乏基本了解。考察美国的新闻教育经验，普力策创办哥伦比亚新闻学院以后,新闻教育研究的重心。亦渐渐过渡到引进人文课程与自然科学课程以扩充新闻学的需要。（黄鹂，2003）反观中国的新闻传播学课程，仍然是几十年一贯制以采、写、编、评、史、论为主干，学生在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方面的积累是相当贫乏的。

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明显的态势，在专家态度测量中，“应加宽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教学内容”这一建议获得了较高的认同度，专家们的整体态度值接近5.8。其中更有多达11位超过三分之一的专家明确表示极为赞同这一举措，态度值为7。委员D、L1均在谈话中说：“要大力倡导通识教育，加大它的比重。因为上手快、后劲不足的缺陷始终在困扰着我们的毕业生”。更有不少专家对当前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人文素养的低下感到痛心，委员L1说：“我在班级里做过一个小调查，读过一部文学名著的人有50%，读过两部的只有20%，读过三部的只有10%。……以这种人文素养去从事新闻业怎么能做得好？”

事实上，人文素养、通识教育不仅仅关乎知识，而且还关乎高贵的精神气质。委员L2在谈话中提及：“在莫斯科大学，我询问著名学者和新闻人扎斯威尔斯基教授，你经历40年来俄罗斯所有的巨变，你认为自己唯一不变的是什么？他回答说，唯一不变的是作为新闻人的文化精神、新闻理念”。

在专家态度测量中，对“应加宽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教学内容”这一建议持反对意见的专家仅有一位，态度值为2。可以看出，对于强化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教学内容这一改革举措，目前在专家层面响应度颇高。

II、强化实践性教育

另一方面，新闻专业是一门实践性、操作性较强的学科。在西方，新闻教育通常作为一门职业教育出现，教学目的是让学生掌握一门技术，如如何识别和判断新闻，如何写出一篇合格的新闻稿件等；而在中国，新闻教育更加注重学理性，告诉学生什么是新闻，新闻有什么特点等。（凌菁，2003）事实证明，仅有“为什么”而没有“怎么做”的教学是不能让学生成为业界满意的人才的。由此，如何加强新闻传播教育的实践性成为了一个异常重要的问题。

针对“应加大学生实习及实践性教学强度”这一观点，专家们表现出了十分一致的态度取向，整体平均值超过5.9，即“很赞同”。共有14位接近一半的专家明确表示“极为赞同”，没有任何一位专家对此表示反对。一位特邀专家（来自新闻出版界）委员W2在谈话中说：“你们（指学者）不要只顾论文，要想到教师的天职是育人。很多学校，教师的论文是写出来了，但是学生却没有人过问，低年级的学生几乎不知道自己的职业前景和真正要学什么，高年级的学生没有技能就混混沌沌的毕业了，结果贻误终身。”委员D在谈话中说：“我们的学生已经在拼命学了，但结果还是没有多少能力、没有多少知识，原因在哪里？我们难道不应该反思吗？”委员W1在谈话中说：“我们的课程体系有太多的所谓主干课，太多的学分任务，结果学生忙忙碌碌，却没有学到什么实在的内容。在英国，新闻院系一学期只有三四门课，但是课程要求很高，教学效果很好，课程少于50%的时间用来教学，多于50%的时间用于学生的创作、讨论、实践。”

此外，教育界长期以来有这样的呼声：本科毕业论文、学年论文应该允许学生以实务作品、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作业完成，纠正以往一刀切要求学生炮制“论文”而导致毕业设计考察完全流于形式的不良现状。对于测量中“可考虑以毕业设计取代本科毕业论文”的建议，专家们呈现出较为认同的态度，整体平均值超过5.5。在回应该问题的29位专家当中，多达13位接近一半的专家表示“极为赞同”，13号专家甚至明确说明在该学院早已实行以“新闻报道替代毕业论文”的做法；但与此同时，也有少数专家持反对意见，26号专家更明确表示“极为不赞同”（态度值为1）。

III、强化专业伦理教育

把新闻教育作为一门普通的职业教育也会产生其他弊端。英国伦敦大学金匠学院媒介与传播学系副主任安吉娜•菲利浦斯(AngelaPhilips)（2007）在接受访谈时，曾批评英国时下流行的把新闻教育的重点放在“流水线生产新闻”上的做法、以及片面秉持新闻业“商业贸易”的理念，她指出：“我的观点是：新闻教育不仅仅应该培养专业技能高超、能适应商业贸易理念的从业人员，还应该对从业人员的职业操守和道德修养方面做出最大限度的努力。”她还提到，杰出的新闻人普利策在美国捐钱筹办第一所新闻学校的初衷，要在不断发展的商业主义背景下“维持新闻业的道德力量”；普利策将新闻业定义为“公共服务部门”，它的作用在于：有助于获得及追求民主自由；美国新闻教育的优势之一在于：新闻的公共角色和采写技巧同等重要，并且更多强调专业主义及个人道德问题。事实上，这里所说的强调专业主义及个人道德的培养，正是大学新闻教育的优势。下文中，我们还要谈及“教育界仍然应保持对业界的批评立场”的议题。对新闻业界保持专业伦理方面的批评姿态，是新闻学教授的责任与义务；另一方面，对大学生的培养，如能紧密联系专业伦理教育，也是大学新闻传播教学区别于商业化新闻技能培养的真正价值所在。

本次测量中，认同度最高的正是“应加强学生专业伦理的教育”这一观点，整体平均值接近6.4，多达17位专家明确表示对此“极为赞同”，并且没有任何一位专家对此表示反对。由此也许推论出，专业伦理教育也许是目前的新闻传播教育最薄弱的环节。或许正如1号专家指出的那样，这其实是“全社会的事情”。新闻职业伦理淡薄，也许已成了社会的隐疾与国家的公害。如所周知，中国新闻界当下所暴露的问题形形色色、除了体制缺陷之外，最大的一个缺陷即是专业主义立场的缺失——而其中核心的则是专业伦理意识的不足。罗文辉、陈韬文、潘忠党（2001）曾撰文分析新闻人员对新闻伦理的态度与认知，作者问卷调查访问了1,647位大陆新闻人员、533位香港新闻人员与834位台湾新闻人员。研究表明，多数新闻人员认为，接受消息来源的礼品、免费旅游与招待用餐，是三地新闻界普遍的现象。而如果仅就大陆来看，那么，有两份报告值得一提：1997年，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与全国记协国内部对全国范围内的183个中央及省地市新闻单位中的2002人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调查表明，“接受被采访单位或个人的招待用餐”、“为自己的版面或节目联系赞助”、“为自己的单位联系广告业务”、“接受新闻来源单位赠送的礼品”等四种问题普遍存在于中国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行为中，其比例分别高达78.8%、68.4%、66.1%和56.0%。而对于新闻从业者主动淡化不利于广告客户的新闻、接受被采访单位的现金馈赠、接受新闻来源单位安排的免费旅游、参与为企业制作商业广告等现象的认识，至少有20%的被访者认为在新闻界相当普遍。（喻国明，1998）逮至2002年，来自上海的“传媒人的媒介观与伦理观之调查”表明，新闻工作者在新闻职业道德方面上的“观念和行为反悖”与97年调查的结论如出一辙，并且更为发人深省的是，从业者在职业道德上的“负疚感”竟然下降了。（陆晔、俞卫东，2003）为此，有很多学者大声疾呼：“新闻单位及有关领导部门应探讨并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约束办法。”（郑保卫、陈绚，2004）还有学者提出，新闻道德失范经由自律路径几乎不可能，因此只能求助于道德的法律运作。（肖燕雄，2005）然而，我们却很少看见来自教育界的自我检讨：大学新闻课堂和职业培养在伦理道德层面的教育仍然是不系统、不严格、不规范的，与西方新闻教育高度重视伦理教育的传统相比，我们的新闻传播伦理道德课程在教学资源、训练效果和学科地位方面有着很大差距。

IV、探寻成功的教学模式

在教学模式的问题上，专家们也存在分歧。在回应这一问题的28位专家当中，有4位表示对“缺乏成功的新闻传播教学模式”这一观点极为认同，态度值为7；与此同时，也有几位专家持反对意见，态度值为3，甚至为2，表示“很不认同”。而从整体来看，专家们呈现出基本同意这一观点的倾向，平均值接近5.1。这也许也已解释为，少数院校已经找到了成功的新闻传播教学模式（例如，委员L2在谈话中肯定的指出：“我们学院的人才培养模式是成功的”），但大多数的院校似乎仍还处于探索之中（例如，委员H在来信中说：“我们一直在苦苦思考新闻教育的一些最框架性的问题”）。

这或许也意味着，成功的新闻传播教学模式，也许已经存在于中国的新闻传播学教育界之中，但仍未为大多数人所知晓。

与教学模式相关的还有“教学规范性”的概念，但不少专家对规范问题持有戒心，认为这个概念有可能会偏向于过度行政束缚和一刀切。委员W1在谈话中说：“专业规范是必要的，但是不能太细，不能扼杀特色化，否则一管就死。……要允许各院系在一定程度上有自己的定位考虑，允许因地制宜，允许有自己的独特经验”。委员D在谈话中说：“全国的新闻教育不能搞一个模式，然后把这当作为规范性。”委员L1、N对来自教育主管部门的过度行政干预提出告诫，他们在谈话中说：“不应该有过度的政府干预，但是在中国，问题是：没有行政的支持什么都干不了，有了支持什么都干不好。这个问题要好好思考：原因在哪里？！”

V、扩大教育交流

与成功的教学模式无法推广的一个相关问题是教育交流。专家们普遍表示，目前的新闻教育界缺乏教育交流。

在各类不同指向的教育交流里，专家们认为，最缺乏的是与国际新闻传播教学界的交流：对于“缺乏与国际新闻传播教学界的交流”这一观点，专家们整体上是较为赞同的，平均值超过了5.8；其中有9位（接近三分之一）的专家对此表示极为赞同（态度值为7），并且没有任何一位专家持反对意见。可见，加强与国际新闻传播教学界的交流或是中国未来新闻传播教育所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其次，对于“缺乏教学界与业界的交流”这一问题，专家们的也表现出较多的认同，整体平均值接近5.7。三分之一的专家对此表示极为赞同（态度值为7），足以证明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最后，对于“缺乏教学领域内的经验交流与推广”这一观点，专家们则持较为多元的观点。少数几位专家持反对意见（态度值为2或3），同时也有9位接近三分之一的专家对此表示极为赞同（态度值为7），而整体平均值则为5.2，呈现出基本赞同的态度取向。可见，在“教学领域内的经验交流与推广”这一问题上，各院校之间的差异颇大，但总体上说，教学领域内的经验交流与推广不足，当是令人遗憾的现实。（待续）

[注释]

[1]参见下文中相关文献、数据和谈话内容。

[2]本文中，专家在问卷调查中对其观点的书面补充意见，按照统计序号，陈述为“X号专家认为……”的句式，专家的谈话、发言、来信内容，按照其访谈顺序或姓名拼音，陈述为“专家X在谈话（来信）中说……”的句式。

[3]从某种意义上说，学科间的新闻人才市场竞争，更能反映出新闻教育的危机。有研究表明，2000年以前大约50万新闻从业人员中,只有3万人员来自新闻专业,也就是说,95%的从业人员来自其他专业。参见陈昌凤（2004）。此外，作为印证，委员G在谈话中说：“三年来在X大，新闻本科毕业生只有不到36%进入新闻业；《北京日报》去年招收了36位新记者，只有2人来自新闻院系”。

[4]委员Z2来信指出：“事实上，大量的地方性院校是靠新闻学本科专业赚钱的，一个新闻学专业的本科生一年学费6000元，广播电视编导艺术专业9000元，广告学专业8000元。而一个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本科生一年学费只有3500元，这笔帐，哪个校长、招生处长都会算。”

[5]这里的潜台词是：我们目前的新闻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是非精英的，而且是底层的。委员L1在谈话中说：“看看我们培养的学生的待遇、工作处境，他们面有菜色！我们不是在培养无冕之王的记者，我们是在培养廉价的新闻农民工”。

[6]曼海姆（KarlMannheim）对知识分子的界定是：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特定的阶级或阶层，它们是"自由飘浮的、非依附性的"（free-floating,unattached）。参见卡尔•曼海姆（1999）。利普塞特(SeymourMartinLipset)认为:“大多数讨论知识分子问题的分析性文献都强调了他们那种看来像是与生俱来的批判现状的倾向，而这种批判则是从一种自命高明的，以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理想观念出发的。”参见利普塞特、巴苏：“关于知识分子的类型及其政治角色”，载梁从诫（1989）。

[7]限于篇幅，研究者对这些议题的相关讨论只能另文呈现。

[8]这些不可控制因素当然也包括着上文所说的不当的行政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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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伦理论文范文篇5

当然，不能仅仅因为在国际上发表的成果少就贬低我国的新闻传播研究。应该说，我国新闻传播学虽然是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学科，但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在量的方面有着很多累积，在质的方面也有一定的提高。但由于学术规范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与我国庞大的学术资源（主要是人才资源）相比，只能说是差强人意。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失范的问题，或者说不规范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由浅层到深层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层次：

其一为具体操作的层面，表现为缺乏规范的注释、引文等。一项研究表明，2000～2004年CSSCI期刊中新闻传播研究论文篇平均引文数为2.01篇，大大低于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平均引文量（6．06）；新闻传播学论文中有引文的文章和无引文的文章之比为（50.5：49.5），这意味着只有一半论文含有引文，这个比例同样大大低于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引文比例（66.4：33.6）[3]。学术规范中技术层次的规范，包括各种符号的使用、成果的署名、引文的注释等，虽然是外在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研究的内容、道德水平，是基础性、核心性的要求[4]。学术论文规范的注释、引用，一方面体现对于他人成果的尊重，同时也促使研究者将自己的研究置于既有成果之上，延展研究脉络，实现知识增量。在国外的许多论文中，有引文注释四五十条是很常见的。

其二为内容问题，许多论题大而无当，实际上是在做重复研究；从小问题入手进行原创性研究的很少。因而知识增量很有限。

有不少论文都是整合性“研究”。整合研究也能创新，像拉斯韦尔整合出“五个W”的理论，像罗杰斯整合出创新扩散理论，那是大师级的整合，因为这些整合性研究发现了其他人多项研究的共同的本质性联系、规律性特征。而我们这里有些人不同，是把别人的研究结果进行一般性的归纳（还不一定都标出是别人得出的结论），稍加一些个人看法，就成了一篇论文。其论点随意、论证松散，完全不能体现学术研究的延续与继承。最近一个时期，“时评式论文”更是见诸学术期刊，实际上是一些随笔或政论型的作品，针对某一问题、事件表达个人的观点，论文并没有经过严密逻辑的论证过程，追求在很短篇幅内对于事物性质作出判断，有些观点初看令人新目，但细品之下难以信服。

其三为学术伦理上的失范，包括学术品质、学术责任等方面。前文讲到我国新闻传播学术论文引文、注释少的状况，实际上其中包含一种现象，就是作为论文重要论点出现的观点，明知是别人的研究成果，却不作引用、注明，只是用自己的话说出来，给人造成一种错觉：该观点就是这位作者的创新观点。这种不尊重别人知识产权的做法，严格说起来有剽窃之嫌，却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还有人，并无真知灼见，却搬来一些国外的或外学科的连自己也没搞清的词汇装点文章，结果是绕来绕去，不知所云。另有人在不成熟的论文中拉名家署名以利发表，也有人在不该署名的著述上署名，出了问题却一推了之。如此等等，都扰乱了正常的学术秩序。

其四在研究方法的使用上不规范。对于那些以学术为职业的人来说，他们可能已经不会在上述几个层次上多有欠缺。但由于研究方法使用的不规范，影响他们出高层次的成果，特别是走向世界的成果，这种情况并不鲜见。对于他们来说，研究方法的失范是问题最大的失范。本文随后会分析这方面的情况。

二、最严重的失范是研究方法的失范

前面已经谈到，对于新闻传播研究规范的强调，须和研究方法运用的考察联系在一起。研究方法对研究成果的质量有着根本性的影响，所以研究方法的失范是最严重的失范。新闻传播学中最常用的研究方法，笔者以为有三种：思辨研究、定量研究、定性研究。其他的研究方法，许多是这三种研究方法的变化形式。三种研究方法不能分孰优孰劣，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它们分别有自己的适用范围。而我国学人在运用这三种研究方法中都有失范之处。

（一）思辨研究中有诸多毛病

我国学人最喜欢、最擅长的是思辨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能把思辨研究做得很规范。常见的毛病是：1、不严格使用定义方法，重要概念在运用中其内涵时大时小，捉摸不定，影响了全文的逻辑性。有人在界定舆论监督时，把群众来信来访也圈定在舆论监督的内涵之内，然后又大谈舆论监督的特点是公开性。2、对源自西方的概念，不考察其源和流，对着翻译出来的中文望文生义，随心所欲地进行解释，比如，断言源自西方的出版自由（Freedomofthepress）不包括新闻自由，并推论，出版自由既是自然人的自由又是法人的自由，而新闻自由则不是自然人的自由，只是法人的自由。更有人讲新闻自由的说法不通，因为新闻是名词；只有出版自由的说法通，因为出版是动词。实在莫名其妙。3、对国外的或国内历史上同类研究的主要文献知之甚少，就开始洋洋洒洒，结果是在浅水滩上翻跟头，看上去很热闹，却逮不着一条大鱼。4、用领袖的话或者当前政策作为逻辑起点，进行推理，结果形势和政策一改变，“学术成果”很快成了垃圾。5、一篇论文提出若干命题，却没有一个进行充分论证，那就只是提出一些“假说”——“看上去有道理的陈述”，如果连这些假说都是别人那里搬来的，那这篇论文就不过是“经常讲，反复讲”的宣传品而已。6、大胆假设，却不肯小心求证。习惯于提出一个论点举一两个例子，以为这样就算立论成功。作这样没有说服力的简单论证的文章多得很。因为社会生活极端复杂，人们对任何论点几乎都可以举出一两个例子加以证实或者证伪。“”中通过报道不上大学的人做出成就，来证明“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进而证明大学可以不上、可以不办。这只是一个新闻报道方面的例子，但有些研究者实质上也遵循着同样的逻辑，运用相同的思想方法。

以上不规范的现象不能说很普遍，但也绝不是很罕见。

海外学者还注意到大陆的研究中有太多的“应然”研究。美籍华人学者李金铨教授认为大陆传播学学术研究有着假、大、空的现象，传播学者许多人论多证少，有人甚至只论不证，新闻传播研究者凭直感和空话铺成一篇篇“应该”（should）如何的论文，独独说不出“是”（is）什么[5]。于是有人将其称为“应然”研究。“应然”的方法是一种从原则出发进行演绎和推理的方法，而“实然”的方法是从实际出发进行分析、综合和概括的方法。但“应然”研究要以“实然”研究为基础。否则会导致理想代替现实，价值判断替代现实判断。脱离了“实然”的“应然”是空洞、无意义的，没有说服力的。

（二）对定性研究产生误解

我国有些学人说中国新闻传播学界擅长定性研究，他们举出的例证是新闻学中大量存在的党性、阶级性的分析。把定性研究看作使用阶级性、党性等概念来对新闻进行思辨研究，这显然是陷入了误区。更有人又把思辨简单化地理解成有感而发，这就更加等而下之了。实际上，思辨研究是操作概念（当然可以而且应该举出许多事实和其他例证），主要使用演绎的方法。而主要使用归纳方法的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一样，都属于操作事实，都是有严格操作规范的实证研究。可见，定性研究不同于思辨研究，更不是有感而发的随感录。

较早在国内介绍并倡导定性研究方法的北京大学陈向明教授，1996年在对国内外定性研究的成果进行梳理后指出，定性研究是在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互动关系中，通过深入、细致、长期的体验调查和分析对事物获得一个比较全面深刻的认识。定性研究方法虽不像定量研究那样要检测大量的因果变量，但也不是随意而为的方法，必须遵循严格的研究程序，以保证其研究结论的说服力。定性研究的过程一般包括：确定研究对象、陈述研究目的、提出研究问题、了解研究背景、构建概念框架、抽样、收集材料、分析材料、作出结论、建立理论、检验效度、撰写研究报告等。定性研究方法是在自然环境下，使用实地体验、开放型访谈、参与型和非参与型观察、文献分析、个案调查等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细致和长期的研究。可以看出，这些步骤和方法在形式上与定量研究有着不少相似之处[6]。

陈向明教授在2000年出版的专著《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中说，“中国学者目前从事的大部分‘定性研究’基本上没有系统收集和分析原始资料的要求，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习惯性和自发性，发挥的主要是一种议论和舆论的功能。它更多的是一种研究者个人观点和感受的阐发，通常结合社会当下的时弊和需要对有关问题进行论说或提供建议”。为了与这种所谓的“定性研究”划清界线，她将qualitativeresearch重新界定为“质的研究”。她还指出，“‘质的研究’十分强调研究者在自然情境中与被研究者互动，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建构研究的结果或理论，其探究方式不包括纯粹的哲学思辨、个人见解和逻辑推理，也不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工作总结。非常遗憾的是，陈教授所指的有感而发式的所谓“定性研究”，在新闻学论文中非常普遍。规范的定性研究比规范的定量研究还要少得多。

（三）量化研究最受冷漠，且多有不合规范的

定量研究是西方人发明的，在美国新闻传播学中是最正宗、使用得最多的研究方法。但在我国，尽管从上世纪80年代初就在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广泛介绍，不少大学还开了传播学研究方法课，但使用这个研究方法的至今不多。从1995—2004年研究科技传播的论文中，在选择的366个样本中，只有两篇实证性论文。[7]在非常需要实证研究的报业集团的研究中也有同样的现象。在296个样本中，运用人文研究方法的论文高达212篇，占到总数的72%，实证研究论文只有84篇，占论文总量的28%，但真正意义上的定量研究只有一篇中国大陆报业集团十年研究综述[8]。

我国新闻传播的定量研究不但比较少，而且其中做得很规范的也不多。比如进行抽样调查，有的安排考核的维度、变量不足以回答假设；或者是同类的定量研究，其维度、变量设置每次都有变化，难以做连续调查和比较研究；有的抽样的科学性不够，致使信度不够高；有的在安排调查人员时没有重视对他们的素质的要求，调查人员中竟有不入户认真进行调查，想当然填数字者。毫无疑问，任何一个环节的不规范，都会影响抽样调查的质量。

进行实证研究的比较少，笔者以为，原因首先在于它们要花的金钱和精力都很多，有些研究如内容分析，也许不要花多少钱，但精力消耗大。从中国人的阅读习惯来说，也是喜欢读思辨研究的著述，而不喜欢看一大堆数目字。

但定量研究的意义不可小视。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曾经指出，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一切科学只有在成功的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数学的证明是建立在更高的精密的逻辑推理上，具有逻辑严密性和结论确定性，这种推理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完全不容争辩的和确定无误的。所以定量研究只要操作完全符合规范，它发现的原理和结论就能保证科学性，就能为不同国度的人所接受。我们要想打开通往国际学术的大门，定量研究必然是重要途径之一。

由于我国在定量研究上过于不足，笔者在这里作了倡导，以求有所弥补，但笔者也不希望出现为定量而定量的热潮。在量化的方法论原则下，“真理是不断发现的事实的积累这一信念压倒了一切其它的假设”[9]，单纯的定量研究由于有时过于微观以至于割裂事物间普遍联系的弊端，西方学术界自己都感觉到了。思辨研究正是弥补这一缺陷的最好方法。我国学人的特长不可丢失。需要看到的是，客观世界的丰富多样性和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学术表现形式的多样性。这就决定了在学术研究中，没有一种方法论是完美无缺的。有的项目适合定性，有的项目适合定量，有的适合多者结合。正如吴廷俊教授2006年在一次讲学中所说的，“无论用哪种方法，它的终极价值诉求是要最方便地、最大化地逼近真理”。

三、传统的思维方式、治学方式与现代科学研究的距离

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存在许多不规范现象，有着传统的和现实的原因。本节谈一谈传统的思维方式、治学方式与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距离。

（一）中国人缺乏逻辑性、分析性的思维传统。在用概念、范畴去固定和网络自己对客观对象的认识时，主要不是以形式逻辑为依据，而是通过意会和体悟来达到对其特性的系统说明。古人的意会和体悟无需辨析、说明，不像西方人基于认识论的认同而生发出的科学精神。[10]个人的体悟、意会是一种直觉思维。没有形式逻辑作为基础，只能运用大量直觉思维，使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思维比较轻视经验考证和逻辑推理，也没有产生出用以把握对象世界的严谨的概念系统和逻辑规则，从而使中国传统哲学无论是对世界本体的理解，还是对事物本质的把握，始终带有挥之不去的神秘性和模糊性[11]。以中国传统思维中的“天人合一”的观念为例，它是中国哲学中对天人关系的一个重要观点，强调“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为”的合一。战国时子思、孟子提出这种思想，汉儒董仲舒即强调“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这大约是天人合一的说法的正式确立。两千多年来，很多哲人都论述天人合一，直到程朱理学，仍在继续论证。但是从直觉思维出发的整体把握的思维方式，却不能把天人合一的理论向前推进。一两千年前的子思、孟子所说的天人合一，与一两千年后的程颢、朱熹所讲的没有多大差别。[12]

（二）中国人喜欢作非白即黑的两极判断。例如，孟子说，人性本善；荀子说，人性本恶。就没有人说，人之初，无所谓善恶，或亦善亦恶。中国自古以来就把人分为君子与小人。其实大量的人是芸芸众生，既算不上君子，也不至于是小人。“人故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其实，对芸芸众生来说，其死既不重于泰山，也不轻于鸿毛。总喜欢把文学艺术作品分为香花、毒草两类，要么就捧，要么就灭，其实整个绿色世界中大量的是不香的花和不毒的草。对事物作两极判断，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而现代传播学的统计方法可以表现出无数个梯级层次，如实反映事物多样化的特征，从而克服简单化的毛病。

（三）中国人崇拜权威，喜欢借经立言。中国人在数学和医学上两千多年前就有很高的成就，在汉朝就有《九章算术》和《黄帝内经》。这些被奉为数学、医学领域的最高峰的经典，后人就不敢突破，充其量不过是通过注释经典的方式发表一些自己的见解，以至于后来一直没有超过这两本经典的著作出现。在文科领域更是如此。孔孟思想奉为经典后，没有人敢于突破。一千多年中的科举考试，考生们无不是借孔孟之经立言。不敢挑战经典，只能借经立言的风气严重阻碍了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

古人以上缺乏形式逻辑，依靠直觉思维，喜欢作非白即黑的两极判断的思维习惯，以及崇拜权威，借经立言的治学方式，不难看出会导致以下几个缺点：其一，论证的主题往往是宏观话题，古代思想成果多是对于天地人的论述，议题重复，且因循守旧。而具体的社会问题则被搁置。由于思维不是从现实出发，因而得出的结论对于实践难以有适用性。其二，论证是从概念到概念，缺乏现实的具体内容，论证过程弱化，论据以一些“原概念”为主，尊奉经典，最终的论据还原为天地、阴阳、五行等带有神秘色彩的东西。其三，中国文人往往停留于一般的思辨，停留于想当然。讲究求证，肯动手做试验的人少之又少。由于不肯做深入细致的研究，所以对知识总量贡献甚少。对这些古人的思维习惯和治学方式，如果现代学人不能意识到其不足，在现代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受其影响，就必然会出现前面提到的那些不规范的现象。

四、学术规范难以改进的现实原因

（一）党报学的传统——重心是领会宣传方针和策略

学术失范本身，是主客观因素，或者说是研究者与研究环境交织的产物。就新闻传播学科而言，缺乏某种规范的原因，公正地讲，客观的原因甚至比学者们主观的原因更具决定性[13]。新闻传播学科的自主性程度如何，对于新闻传播学学术规范能否确立有着深刻的影响。

从我国新闻学的起源来看，新闻学研究的政治意涵对于新闻学的限制是明显的，我国社会主义新闻学发端于延安解放日报时期，“开始有目的地、系统地建立自己的新闻学体系，即无产阶级的党报理论体系”。[14]从此新闻学变成党报学，学科的重心在于领会执政党的宣传方针和策略。“术”，即新闻业务，成为研究的焦点。而“学”方面的研究进展缓慢，因而产生“新闻无学”的说法。随着近二三十年新闻改革的发展，新闻改革实践与新闻学产生积极有益的互动。阶级论逐渐淡出新闻学研究；信息概念的引入，在新闻实践层面开始厘清宣传与新闻的关系，对于新闻学研究有直接影响；媒介企业属性的增强，拓宽了新闻学研究的领域。但新闻学的基本概念并没有改变，党报理论依然处于新闻学的核心位置。在各国新闻理论或新闻哲学中都会深入研究的问题，如新闻自由问题，包括如何用法律调整新闻与国家权力的关系等在内的新闻法问题，在我国仍很少有人研究，因为在这方面出了成果也很难面世。好在随着改革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思想解放之风也渐渐吹进了新闻学领域，新闻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逐步得到拓展。

（二）政府学术基金有可能变成“遵命学术”的指挥棒

学术基金是促进学术发展的重要的力量，但我国学术基金除了政府的几乎没有民间的。政府学术基金研究指向比较单一，大部分是与促进新闻管理与控制的课题有或多或少的关系。单一的学术基金把许多人才引向比较单一的课题，造成大量的重复研究，比如几乎每个省、市都有课题组研究突发事件报道、传媒与和谐社会等，这些课题的研究当然是必要的，但新闻传播研究过于追逐“政策热点”、“理论热点”，浪费大量国家资源作重复研究则是不必要的。有的学人把各级政府学术基金这样使用，称为搞“计划学术”。这当然不仅仅是新闻传播学科的事。“计划学术”、“规划学术”的现象[15]，充斥整个社会人文学界。这在课题的申报和评审中尤其明显。“计划学术”意味着学术评价的易位，行政的而不是学术的标准占据主导位置，课题申请前的指导性的课题指南设置了学术研究的议程，其中诸多研究只是出于政治需要、宣传需要，对于现行制度或者思想进行“科学性”或者“学术性”的诠释。在这种微妙的上下互动中，行政体制掌握着学术的议题权与评价权，在学术资源的调配中，不仅隐含着研究的目标与方向，甚至已经预设了方法与结论，课题的意识形态意涵以及实用性被强调[16]。学人为了中标，获取经费，在申请中主动追逐与臆度审批者的思路，结果真正的社会需求被搁置，甚至研究结论被扭曲。在这样的互动中，学术发展的内生逻辑被遮盖，其结果是泡沫学术与垃圾知识的出现。

（三）业界刊物的文章算作学术论文传出不利于学术规范的信息

在我国新闻业界，至少省部级以上媒体都有刊物，这些刊物上的大多数文章是媒介从业人员所写，多是实践感想、政策诠释和经验介绍，写作者的身份以及题目的性质就决定它们不会遵守学术文章的规范。这些文章对业界的作用当然不可抹煞。但媒体工作者在评中、高级职称时必须交学术论文，而这些文章都算作了学术论文。长此以往，在青年学人中，这些文章也就成了学术论文的样本。不但青年学人，即使一些大学新闻院系，也把它们看作学术论文。比如，某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把新华社的《中国记者》、人民日报的《新闻战线》这样业务性的刊物列为新闻学的权威学术刊物，而复旦大学的《新闻大学》竟算不上。他们区别是否权威学术刊物，其标准是全国性的还是地区性的，而不是按学术规范、学术水准。学术规范被何等轻视由此可见一斑。

五、几个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一）研究方法能不能有本民族的特色？

西方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的引入是必须的，但我们不必完全照搬。这是一些人的观点。这个观点当然是有些道理的，但还值得作进一步分析。对于思想观点等内容形态的东西，笔者赞成取这样的态度。正如陈寅恪所言，“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吸收输入”却也置于“不忘本来”之前[17]。但学术规范、研究方法属于操作规则，毕竟与思想观点等内容形态的东西有所不同，接轨与引入是发展的前提。就像踢足球、打乒乓球，你不能强调民族化，而自立一套规则。只有武术、中国象棋你可以自立规则。当然，研究方法的探索也是无止境的，所以不能排除我国学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会发现其他科学的研究方法。

尽管学术规范与竞赛规则多有相似，不能有明显差异，但考虑到我们的治学传统与西方差别较大，笔者还是认为，适当进行一些本土化的改造也未尝不可。现在举一个笔者身边的事例。考虑到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对理论色彩的讲究和追求（通常认为这才显得有学术性），笔者的博士生何志武在撰写博士论文《大众媒介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机制研究——以武汉市取缔“麻木”（三轮车）的政策过程为例》时，在进行问题讨论中，与国外同类的定性研究的博士论文相比，增加了很多思辨研究的内容。这是为了适应环境呢，还是本来就应当这样做，也只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二）“应然”研究是否也应给予一定的地位？

西方国家，例如美国，新闻制度定型几百年了，所以大量的是“实然”研究。批判学派对现行制度作了不少批判，却没有做出像样的“应然”研究，因为他们无法提出改变现存局面的办法。而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新闻改革千呼万唤二三十年，学术界参与其中，发了多少文章出谋献策，才有今天这样较好的局面。我们不能反过来把那些“应然”研究一概否定。它们至少为新闻改革增加了舆论力量。那些在实践中还没有或很不充分，在过去甚至连提也不能提的事物，如新闻自由、新闻立法、媒体创办改革等，难道不能作一些“应然”研究吗？理论研究不仅仅是总结实践，还要指导实践，自然有一部分成果是对于新的实践提出设想和主张。

只是许多作者总爱在文中或文末谈应该如何如何，这种“应然”研究确实不甚可取。某些“应然”研究，完全可以也应该改为写研究报告。比如，多花些功夫，进行现实调查资料和中外对比研究资料的大量搜集和深入分析，提出某一方面的改革意见，这种“应然”研究，岂是那种在文中随感式地高论应该如何如何的文章可比的？

（三）最能改进学术规范的学术群体是什么？

如果从硕士生、博士生算起，包括新闻院系的教师在内，我国新闻传播领域的学术群体是很庞大的。这个群体中，硕士生只有比较少的一部分会继做作学问，老教师中对大部分学术规范遵守得很好，但在研究方法上习惯于走老路，发挥老方法（主要是思辨方法）的优势，除了少数已熟悉新方法者以外，要他们去做规范的定量研究、定性研究，那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全面地掌握现代学术规范，登上国际学术交流平台，希望寄托在中青年学人身上，特别是正在培养的博士生身上。

要求博士生严格按照学术规范做学位论文，是培养新的学术群体的重要环节。现在有的导师鼓励博士生一毕业就能将论文出书，结果博士生将学位论文一味地加大篇幅，实际上是大量堆砌一般化的资料，结构松散，逻辑主线不清晰，常常是在支线上“炫博”、“吊书袋”。出了书也很快进入半衰期，即文章受关注、被引用的期限十分地短。在一个场合，李金铨教授曾问一位博士生：根据你的博士论文大纲，哪是你的创新点。对方回答：我归纳的六个特点啊。李教授问：这六个特点中，哪一个是你研究出来的。对方无语。李教授指出的问题，在笔者看到的不少博士论文中都存在。宁愿归纳六个特点，也不肯以一个特点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这是我国一些博士论文论题大而无当、文章长而空洞，充满假说而无创新点的原因。

笔者曾请两个博士生（滕朋、张振亭）从网上下载国外优秀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博士论文各100多篇（只是自用），研究他们的学术规范，并撰写和发表了相关论文，作为博士生们写学位论文时的借鉴，大家感到颇受启发。

笔者相信，只要学人们认识一致，持之以恒地努力下去，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学术规范会比较快地得到改观。关键词：新闻传播学学术规范研究方法学术伦理

[摘要]：

我国新闻传播学在学术规范方面与国际不接轨，使得我们的学术成果难以走向世界。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有四个层次的失范，从浅层次的引文注释少；到深层次的，论题大而无当，原创性研究少；学术伦理失范扰乱正常的学术秩序；最严重的失范是研究方法的失范。传统的思维方式、治学方式与现代科学研究规范有距离。多方面的现实原因也使得学术规范难以改进。论文最后就研究方法该不该有本民族的特色，“应然”研究是否也应给予一定的地位，最能改进学术规范的学术群体是什么等几个问题发表看法。

[注释]

[1]杨玉圣，张宝生（2004）.学术规范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引论.

[2]转引自：金兼斌（1999）.传播研究典范及其对我国当前传播研究的启示.新闻与传播研究，（2）.

[3]段京肃，任亚肃（2006）.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期刊影响力研究报告（2000-2004）——基于CSSCI的分析.现代传播，（5）.

[4]陈学飞（2003）.谈学术规范及其必要性.中国高等教育，（11）.

[5]李金铨（2004）.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牛津大学出版社，4页.

[6]何志武，孙旭培（2007）.有感而发不是定性研究——对于新闻学定性研究的思考.国际新闻界，（2）.

[7]李尧鹏（2005）.近十年中国大陆科技新闻传播研究述评.新闻大学，（4）.

[8]屠忠俊，刘建强（2006）.中国大陆报业集团十年研究综述.世界媒体实验室，，2006-03-13.

[9][美]卡尔•博格斯（2002）.知识分子和现代性危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39页.

[10]汪涌豪（1999）.范畴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631页.

[11]杨谦（2004）.如何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直觉性特征.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

[12]孙旭培（1999）.新闻学要讲究规范与方法.淮北煤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13]金兼斌（1999）.传播研究典范及其对我国当前传播研究的启示.新闻与传播研究，（2）.

[14]吴飞（2002）.时期中共党报理论的发展与局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2002-09-08.

[15]参见：许纪霖（2004）.计划学术何时休.中国新闻周刊，（2）；喻大翔（2005）.“计划学术”膨胀伤害了什么.文汇报，2005-05-25；江晓原（2005）.泡沫学术是计划学术的直接产物.科学时报，2005-04-27.

[16]王焱（2005）.知识生产机器与行政支配下的课题审批制.中国书评，（1）.

[17]李慎之（1998）.什么是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开放时代，（5）.

[参考文献]

新闻伦理论文范文篇6

受市场特性、人情往来、政策疏漏、期刊评价体系等因素的影响，在对全球学术期刊出版者的实践活动进行审视后发现，出版过程中的伦理失范现象大有存在。1．作者出版伦理失范行为(1)剽窃他人学术成果。如大段复制他人论文却未对引用内容加以参考标识，或是采用“高级”改写、“英翻中”“中改中”的稿件撰写行为;(2)重复发表。如一稿多投，或抽取自身学位论文中的骨干内容，形成小论文，或将自己已发表的研究成果进行翻译，再次发表的行为。(3)伪造。如操控数据或图表，篡改研究结果，伪造基金项目与作者个人信息等。(4)不当署名。如请人，挂导师或业主姓名，研究成果质量与作者个数及学术水平不匹配，随意增减作者等。(5)隐瞒利益关系，如稿件作者就职于业主单位，负责修改与对接的通讯作者为设计、施工单位、厂家人员且未在文中署名，或来稿类似于厂家的产品说明书，学术质量较低，此类作者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通常具有明显的利益关系且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2．审稿者出版伦理失范行为(1)隐瞒利益冲突。如审稿人出于利益关系，给与具有倾向性的审稿意见，造成审稿意见非中立。(2)审稿工作不到位。如审稿时敷衍了事，缺少全面系统或立足于学术角度的审稿意见，或将审稿工作转移至他人，且未进行后续跟进，造成审稿意见质量低下。(3)借用职务便利，窃取他人研究成果，将其据为己有。3．编辑出版伦理失范行为(1)编辑过程中工作态度不严谨，未做到“有错必改、改必有据。(2)对于编辑的角色认知错误，存有高人一等的心理，在编辑过程无视作者的沟通需求或对作者提出不合理的强制性修改意见。(3)对于个别“特殊稿”降低质量要求。这种行为不仅是对其他作者、审稿人、读者的失责，更是对期刊品牌和我国学术影响力水平的抹黑。(4)借用职务便利，窃取他人研究成果据为己有。4．出版者出版伦理失范行为(1)期刊定位失职。如在录用稿件时，对稿件政治倾向、涉密情况、学术水平把关不足或单纯为了经济利益，未对来稿进行筛选剔除，以上行为不仅未完成学术期刊推动科学发展的社会责任，还造成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2)出版行为不规范，出版单位未落实三审三校和匿名送审的工作流程。(3)对出版物编校、印刷复制质量把控不严，严重浪费社会资源。(4)为提高期刊评等级，根据现有评价体系漏洞，采用特殊手段，主观性地“做数据”。(5)在出版物发行与营销过程中，采用不良营销手段强制性销售，诋毁、排挤其他刊物。(6)在版权贸易过程中，对作者或授权方提出不平等的强制性条款。以上出版伦理失范行为严重影响了学术出版活动正常、有序、健康地开展，因此，本文拟从出版伦理的研究现状入手，通过分析出版伦理的本质，对中文学术期刊的出版伦理建设方案进行研究，以求加快我国学术期刊出版伦理建设的脚步，使其更好的满足本国及世界范围的发展需求。

二、出版伦理研究现状

1．国际范围。在欧美发达国家，对出版伦理的研究根植于传播和传媒伦理学。其传媒伦理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约20年后，西方传媒伦理研究逐步进入繁荣期。经过长期的学术积累，传媒伦理学逐渐走向成熟。不仅有一批著名的传媒学、新闻传播学者及组织团体对传媒理论进行了持续关注并出版了大量的传媒理论教材和理论专著［1～3］，而且不少大学开设了传媒伦理相关课程，对相关学生进行专业的伦理教育。在亚洲范围，日本及韩国对于出版伦理的研究表现得更为积极。从翻译成中文的日本出版学研究文献可看出，日本学者们对出版与出版业面临的伦理价值冲突有着深刻的认识与见解［4］。值得重点提及的是，1997年英国的一个医学期刊编辑小组建立了一个关于出版伦理的组织，后发展成为国际出版伦理委员会(CommitteeonPublica-tionEthics，COPE)，该组织旨在应对全球范围内发生的违反科学研究及出版规则的伦理事件，其主要目标是探讨和寻找处理这些问题的实用方法和良好对策，尝试制定科学出版伦理方面的规范指南，为编辑、出版商等出版伦理相关参与者提供行为和流程指导。该组织不仅向其成员单位提供认识和防范学术不端行为的培训和帮助、远程教育课件，还定期和组织成员召开电话会议，为处理复杂案例提供咨询，并定期出版相关内容的电子刊物;更重要的是，它还可作为出版伦理失范事件的仲裁者［5］。该组织截止2015年11月，成员总数已经超过9000名，遍布全球，涉及所有学术领域。国际上几家大的出版集团，如Elsevier，Wiley–Blackwell，Springer，Taylor＆Francis，PalgraveMacmillan和WoltersKluwer等均为其会员。2．国内范围。自1990年以来，学术失范现象在中国逐渐显露并呈愈演愈烈之势，据此，我国关于出版伦理的研究也应运而生。根据中国知网可查数据显示，我国关于出版伦理的最早研究为1993年雷鸣撰写的《论市场经济与出版伦理》［6］，他从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出发，提出了商品作为出版物的内在属性须遵循出版伦理才能实现出版物商品价值和精神文化价值的理论。随后，相关关注有增无减，进入21世纪以来，每年有关学术出版伦理的研究论文多达两三百篇，而《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这两大中国最具权威性的报纸媒体，自2000年至2014年也分别累计刊发了130余篇和200余篇相关的评论报道，并带动了全国其他新闻媒体的广泛报道［7］。在出版伦理体系建设方面，谢文亮［8］指出我国科技期刊出版伦理建设未得到重视，虽然中国科协•42•早在2007年就了《科技工作者科学道德规范》，但是至今尚未建立起有影响力的科技期刊出版伦理规约。在个人研究方面，胡虹霞对我国出版伦理的定义、研究现状、兴起原因、进行了综述，并提出了出版伦理研究的推进方向。宋官龙［9］分析总结当下存在的作者违背出版伦理现象的类型，结合实例分析原因，并从行业管理和编辑过程的角度提出的应对措施。徐海丽［10］采用文献法与逻辑推理法，阐述国际新型学术不端案例及现状，分析了国际期刊及相关机构对学术不端的预防措施，并从编辑角度提出了建议。姚青群［11］提出数字化发展、行业体制改革、服务意识转变和社会转型等因素是导致当前学术期刊出版伦理困境的主要原因，并从行业自律和他律等方面对如何解决出版伦理困境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意见及建议。

三、出版伦理的内涵

统计国内已有研究发现，我国出版伦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编辑人员识别失范现象和防范处理的应对方案上，这类研究或多或少的将出版伦理与学术不端划了等号，因此对于出版伦理的研究难免呈现单调、片面的结果。目前学术界对于出版伦理还未有一个公认的定义，因此，若单从字面理解，“出版伦理”可为“出版”与“伦理”的融合。即在编辑出版工作中各主体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因此，出版伦理约束的主体应该是参与出版活动各环节的人员及团体，其约束的内容不仅包括行为原则，还应该包括道德规范，甚至是更高远的价值追求［12］。具体来说，对于主编，出版伦理主要涉及促使期刊完成承担社会责任并积极应对不良诱惑，其中包括明确办刊理念、办刊宗旨，积极开展的栏目策划、学术创新等活动等;对于编辑，主要涉及与作者围绕编辑出版工作进行双向沟通时应遵循基本的职业道德守则，编辑过程中应严谨编校过程的编辑伦理;对于作者，主要涉及在学术论文创作过程中应持有原创观念并做好利益申明，自觉摒弃学术不端等行为，执行作品编著伦理;对于审读者，主要涉及在论文审理时应客观、公正，不掺杂个人情感和利益考量，准学术性至上，同时注重保证审稿质量。对于出版团体，主要涉及单位内部的印刷复制伦理、出版伦理、发行与营销伦理及版权贸易伦理。对于读者和研究成果正式发表前出版工作参与者，还可能涉及到阅读伦理。

四、出版伦理的建设思路与途径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出版伦理失范，特别是学术不端均表示零容忍，并已积极采取各种预防及惩处措施。2019年8月5日由中国科协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提到要将着力提升科技期刊专业管理能力作为我国科技期刊建设下一阶段的重点任务，《意见》明确指出应“加强和完善期刊三审三校、匿名审稿等内容生产把关机制，建立论文作者及期刊从业人员诚信体系，完善学术不端行为预警查处机制，筑牢学术诚信和出版伦理底线。”因此，结合前文分析结果，对于起步较晚，建设需求急迫的中国学术期刊，特别是科技期刊，可从以下6个方面进行跟进。1．加强宣传与教育。(1)中国学术出版行业应意识到我国与国际出版伦理研究进程的差别，大力推动出版伦理作为基础学科的研究、宣传与教育。使出版参与者有出版伦理的概念，形成规范出版伦理行为意识，进而了解出版伦理内容，形成主动的研究行为，得到具有一定广度与深度的研究成果。(2)各出版单位不应理想地推断人人都懂得并执行科研诚信和出版伦理，而需有意识地对内加强、对外传播。可制定相应的出版伦理行为约束声明，并向出版活动参与者公开告知。2．壮大研究团队。目前国内尚未形成一支具有一定人员数量和学术水平的研究团队，研究人员大多处于单兵作战状态，缺乏深度沟通整合，更缺少深入的学术争鸣。要想改变这一现状，可从以下两方面改进。(1)号召学术期刊工作者积极参加全球范围内的出版伦理学会及研讨会，加强世界范围内的出版伦理研究交流，学习成熟的思想理念与应对策略。例如积极主动与世界出版伦理先进组织国际管理与技术编辑学会(InternationalSocietyofManagingandTechnicalEditors，ISMTE)、出版伦理委员会(Com-mitteeonPublicationEthics，COPE)、美国化学会(A-mericanChemicalSociety，ACS)、科学编辑委员会(CouncilofScienceEditors，CSE)接轨，参与相关学术会议，如世界科研诚信大会(WorldCongressonResearchIntegrity)，善用各种公共平台学习出版伦理的维护手段及应对策略［13］。(2)在国内，借鉴国外经验，尽快建立中国学术期刊自己的学术伦理研究、监督、培训机构。3．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相较于国外出版伦理的研究进程，国内对于出版伦理的研究起步较晚，属于初级阶段且未成系统，已有的研究成果缺少学科的连贯性和系统性。与传媒伦理、新闻伦理等研究做横向对比，出版伦理的研究广度和深度都存在不小的差距。因此，建议对于研究内容，不应只看到学术不端现象、不应只强调在投稿、初审时可能遇到哪些情况，发现后应该如何处理，更应构建是什么、为什么、针对谁、怎么办、怎么办好、怎么评价、与其他文化产业关系的完整性理论体系。4．完善相关政策。(1)健全学术评价机制，加快改革期刊评估改革，推动中外学术期刊同质等效分析常见的作者一稿多投的原因，不仅是因为某些编辑部的稿件处理周期长、反馈不及时，导致作者以为已被拒稿或无心等待，从而转投他刊，还有一个原因是国内现有“唯著名文献检索平台收录”“以刊评文”的论文评价机制导致的。结合工作经验，很大一部分学术论文的发表有着非常浓厚的功利色彩，作者或有科研成果要求、或有职称评定要求，因此在投稿过程中具有“就高、求快”的心理。在投稿初期，作者通常会向意向期刊中评价指数较高的刊物投稿，而这类刊物因为来稿较多，故处理周期较长，少则6～8个月，多则1年。若作者在等待这类期刊审稿结果的同时，将稿件投向其他评价指数相对较低的刊物并提前收到录用通知，一旦首投期刊向作者表明录用意向，即使首投刊物的录用时间及录用条件更加严格，作者通常也仍然会选择前者，并向后者提出撤稿要求。毫无疑问，这种行为对于弱势期刊的编辑、出版单位及意向投稿者都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不仅助长了以刊评文的不健康评价机制，而且会使期刊水平失衡现象呈现马太效应。因此，加快期刊评价改革，推动中外学术期刊同质等效、早日去期刊特殊化对于优化出版伦理落实具有特殊意义。(2)严格监管制度，加大出版伦理失范行为的打击力度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学术论文出版中存在不少、花钱买论文的现象，其服务提供方或以个人受理的形式，或采用假称取得期刊的收稿权的非法收稿的形式，或伪造成期刊官方投稿系统收取稿件再以审稿不通过为由推送给其他利益相关期刊的形式进行盈利。以上行为不仅给作者的人身及经济利益带来了损失，严重影响了期刊的正常运营，造成稿件与作者流失，也对我国学术环境及期刊形象造成了严重影响。结合作者工作经验发现，这类事件的维权通常较为困难且成本较高。有时无法联系到侵权者，有时即使联系上了侵权方，对方也是采取不回复或消极应对的处理方式。因此，需借助国家和行业层面力量断绝非官方渠道的收稿行为，如出台相关政策严格网站经营范围;加强网警巡逻;对于收到投诉的非法收稿的网站或邮箱，一经确认立即封禁，及时止损。5．建立出版伦理档案。借鉴国际成熟经验，编辑部可采用在线投稿系统、鼓励并逐步要求作者提供开放研究者与贡献者身份识别码(OpenResearcherandContributorID，ORCID)建立个人学术身份档案，以此清晰认定作者身份，并将研究人员与他们所有的研究活动信息(包括出版物、数据集、与研究机构的隶属关系以及资金支持等)相关联，进而改善信息流、形成个人学术档案。由于ORCID日益增强的互操作性和得以跨越不同研究信息平台自动同步更新的相关信息，出版工作者可以借用它了解身份识别码指向者的研究成果及研究行为，从而采取相应的编辑加工方式、细化筛选过程，防止发表那些可能不符合出版伦理的论文。其次，借用ORCID指向的唯一性，一旦发现出版参与者伦理失范行为出现，可在行业组织内公开通报批评［14］，从而对那些意图违反出版伦理的出版相关者起到一定警示作用，达到约束效果。6．提高出版从业者自身素质。出版行业从业者作为出版过程的全程参与者，其学术水平、为人处事能力、道德水准均会对出版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注重提升出版从业者自身素质，实现在出版前对出版的动机审查;在出版过程中建立责任心强、专业过硬的期刊人才队伍对出版的方式和手段进行监督;在出版后对出版行为和出版效果评价的全程跟踪机制。

新闻伦理论文范文篇7

【关键词】互联网；效果；使用；采纳

一、引介

《传播电子期刊(ElectronicJournalofCommunication)》编辑White(1998)指出，互联网传播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出现是在传播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已经比较成熟之后。此前的很多传播技术，包括电话、报业、收音机和电视，其产业发展之时，传播学基本上还未登大雅之堂。事实上，以媒介研究为核心的传播学，是伴随着这些重要传播技术的发展和演变而逐渐建立和完善起来的。

然而，对互联网的传播研究，却基本上是最近10年间的事，而互联网成为传播研究的热点，更是只有几年的时间。虽然White(1998)认为在互联网的演变和发展过程中，传播学者具有自己独特的贡献，但更多的学者(如Rogers，1997;Newhagen&Rafaeli，1996)认为，从技术的角度而言，作为一种信息传播技术，互联网在其为大众所熟知以前的20年发展和演变历程中，传播学者基本上无所作为。不仅如此，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万维网(WWW)的出现，当互联网的使用群体迅速扩大，逐渐由精英技术变成大众技术时，传播学者对于这一新传播技术的关注也远远滞后于通俗媒体报道。显然，作为一种仍处于不断演变中的传播技术，其商业和社会使用前景尚未完全明朗之际，学术界出于种种原因(见Morris&Ogan，1996)，对于互联网之于传播研究的意义缺乏敏锐意识和认同(Soukup，2000)。Rogers(1997)从历史分析的角度，以技术扩散为分析框架，指出互联网技术从出现到扩散达到临界点(criticalmass)，历经了近20年的沉寂和酝酿。如果我们以有关互联网的传播研究的数量作为分析对象，则这一酝酿期对于传播研究而言至少还要延长几年。1996年，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sociation)旗下的首要学术刊物《传播学刊(JournalofCommunication)》出了一期互联网研究专集，标志着主流传播期刊对互联网这一新传播媒体的关注。在一篇其后被经常引用的对话式讨论中，两位研究新媒体的学者，即美国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ofMaryland)的Newhagen和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希伯莱大学(HebrewUniversityofJerusalem)的Rafaeli(Newhagen&Rafaeli，1996)，展开了一场传播学者为什么应该以及如何进行互联网的研究的讨论。他们甚至呼吁，传播学者应该积极介入互联网的技术和相关社会政策的发展过程中去，以传播学者的视野来影响互联网技术的走向，这一极具伦理和社会关怀的观点和White(1998)不谋而合。

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对于研究者而言是一种投资行为，因此主流学术刊物的兴趣和方向对于学科研究具有很强的引导意义，它们的关注无疑对于互联网作为新媒体的研究价值起着“正名”的作用。与此同时，其他重要新闻传播期刊，包括《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Journalism&MassCommunicationQuarterly)》，《传播电子期刊(ElectronicJournalofCommunication)》等，都纷纷推出有关互联网研究的专题或专集；而一批以互联网等交互技术为研究重点的学术刊物也应运而生，包括《新媒体与社会(NewMedia&Society)》，《网络传播期刊(JournalofComputer-MediatedCommunication)》，《网络传播杂志(Computer-MediatedCommunicationMagazine)》等等，吸引了大量的传播学者的学术兴趣。作为一种影响深远的传播技术，很多其他学科，包括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社会和应用科学的学术期刊上，也大量出现有关互联网的研究论文，其研究路向和研究重点与传播研究虽各有侧重，但也多有重叠交叉，与互联网相关的各种问题乃成为整个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

就传播研究而言，笔者在进行文献检索的过程中，通过当今网上最全面的传播研究机构CIOS(CommunicationInstituteforOnlineScholarship)，查阅了涵盖50多种新闻传播研究刊物的大型数据库ComAbstracts中有关互联网的英文研究论文。结果发现，在“Internet”这一检索词下，出现了二百三十多篇论文，论文数量①按年份分布见表1。

表1ConAbstracts数据库中有关互联网研究的论文数

年份1996年之前1997199819992000

论文数（篇）3736645641

从中可大略看出，至少就传播学科主流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言，对互联网的研究主要兴起于1996年以后。

如何进行有关新传播技术的研究，可以有不同的思路或研究策略。一种是把它作为一种新媒体，一如电视、电话一样，因此，原有的传播研究的理论、方法、甚至重要的研究问题，都可以有条件地移植到新的研究对象中来(Camp&Chien，2000)。按照这种思路，研究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是对原有理论和方法进行验证、补充或者修改。就研究典范而言，这样的研究显然没有对原有研究典范进行本质的突破。而研究成果也能纳入到一直累积的学科知识体系中去。

第二种研究思路是意识到或者强调新传播技术的特殊性，或者不同于以往传播技术的特点，以及与之相伴的使用方式及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Soukup，2000)。这种研究思路要求研究者有较强的批判精神，以及开放的思维方式，并要具有一定的想象力和远见。无论是研究问题的提法，还是研究的方法和所采纳的理论，研究者都要力图突破惯性思维模式。理论和方法的突破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借用其他领域之理论、概念，加以适当改造和移植，用以描述、概括和研究新的现象；二是提出新的假设和概念，通过具体的分析研究进行验证。

有关互联网的传播研究，研究者在进行研究之前，进行研究之时，对自己所要从事的研究的性质和策略，都会有意无意地作出选择，成为其研究过程的内在逻辑。当代最负盛名的传播学者之一，美国印地安那大学(IndianaUniversity)的Weaver(2000)教授认为，对于研究者而言，面对新的传播现象，最最重要的问题(thebigquestion)是提出“好”的研究问题：我们应该问什么样的研究问题?应该怎样问?例如，在传播研究历史上，“传媒对人们做了什么”和“人们对传媒做了什么”曾经代表了媒体效果研究的两大传统，各自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样一个现象，通过研究问题的不同提法，可以有迥然不同的研究假设和思路。事实上，就网络传播而言，缺乏统筹性的研究问题使得相关研究在研究主题和方法、结论上都比较分散、零乱，也决定了互联网的传播研究尚处起步阶段(Soukup，2000)。就国内的互联网研究而言，虽然近年来涌现了一批以网络传播研究为主题的论文和专著，但从研究的深度和质量而言，也无疑只是处于起步阶段(匡文波，2001)。

二、互联网的传播研究述略

通常，对某一类型的文献有两种概括的思路：纵向的和横向的。纵向的概括是一种历时性的描述，坐标轴是时间。这样的概括能够勾勒出有关研究的发展脉络，即给人以历史感。把研究置于历史长河的动态背景之中，往往能够从比较宏观和整体的角度把握有关研究的总体形态和走向(潘忠党，朱立，陈韬文，1997)，具有独特的意义。本文前面作了蜻蜓点水式的回顾，并未实质展开。而文献的横向概括，则是从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等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的总结。这种概括的好处是能够揭示学术领域中相关研究的总体格局，从而对研究的现状有一个全景式的了解。本节接下来的部分将采纳横向总结的方法对近年来的互联网传播研究作一略述。具体来说，我将主要以不同的研究主题为依据对各种互联网传播研究进行分类。

(一)互联网使用研究

就数量而言，这类研究是文献中最多的。进一步细分，使用研究又有很多不同的侧重。

1.不同的人如何利用互联网

除了一般的使用行为和使用动机的研究(Flanagin&Metzger，2001;Papacharissi&Rubin，2000;等)，学者们对于特殊群体的互联网使用也比较关注。例如Codyetla(1999)通过对292个高龄老人学用互联网功能的研究，对上网行为和各种人口变项、心理状况变项之间的关系作了探索。按照他们的研究结果，愿意学习上网的老人在很多方面和不愿意或者学习效果不好的老人有差别。

Wright(2000)也通过在线问卷的方式对老人的互联网使用作了研究，得到类似结论。其他特殊人群，包括社会边缘人群或弱势人群如何使用或者利用互联网也是一个受到关注的研究角度。Yang(2000)研究了台湾学术界同性恋者使用互联网的动机。通过滚雪球式的自填问卷调查，以因子分析法这一研究析离出七个促使这些人们上网的原因；Haddon(2000)研究了单亲家庭，Rogers，T.(1998)研究了听力障碍者，Singh，Gedeon&Rho(1998)研究了语言障碍者的互联网使用，从社会批判与伦理关怀的角度对有关技术设计、相应政策等方面作了探讨。Kraybill(1998)则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北美少数族裔人群如何对待互联网技术作了研究，发现当地人们在排斥新技术背后有五个文化伦理方面的原因。

国内的这方面研究大多限于统计和描述层次(如基于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历次互联网调查报告的各种研究)。一些比较细致的研究如，彭兰(2001)对网络中的人际传播的研究，周洪波(2001)对互联网派生语言的总结等。

从研究方法言，这部分研究主要以实证调查研究(如Yang，2000;Codyetla，1999;Wright，2000等)和以政治、文化和经济分析为主的批判研究(如Haddon，2000;RogersT.，1998等)为主；前者以研究具体的互联网使用行为为主，后者偏重于互联网使用的社会、政策和伦理方面的探讨。

2.互联网在不同领域的使用

作为一种新的信息传播技术手段，互联网在诸多领域的使用各有特色，这些领域包括选举(Reavy&Perlmutter，1997;Klotz，1998;等)、教育(如Bruckman，1999)、商业宣传(如Finnetla，2000)、新闻传播(如Easton，1997;)、社会和政治领域(如Burrows，etla，2000)等。

这些研究反映了学者对互联网在不同领域的应用前景以及由此带来的影响的关注。Reavy&Perlmutter(1997)发现，利用互联网虽然可以大大增加候选人和选民的沟通，但是就有关选举知识和参与言，互联网的介入却有扩大业已存在的民众间的知沟的可能；Klotz(1998)则研究了1996年美国参议院选举中互联网被用作进行负面广告的案例，指出技术的使用常常是人们所始料不及的。

Dicken-Garcia(1998)也就互联网的各种论域(discourses)作了讨论，并指出各种论域对人们的上网感受、行为的影响。

国内的这方面研究也不少。如姚福军(2002)对国内电视媒体网站的思考，彭兰(2002)和陈力丹(2002)对网络新闻的批判性反思，虽观点不同但各自触及到了网络新闻传播中一些关键而敏感的问题。闵大洪(2001a，2001b)论述了党报网站的作用和影响，以及公众对新媒体的使用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宏观的思路和微观的经验数据相结合，有一定深度。

从研究方法言，这些研究仍以社会科学取向的实证研究和以社会批判取向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为主。

3.互联网的本质及其与其他传播媒介使用的比较

这部分的研究一直是互联网传播研究的热点。学者们基于不同的视角，讨论互联网的各种功能的社会本质，以及它们与其他媒介在性质和功能上的异同。例如Flanagin&Metzger(2001)从功能和需求满足的角度比较了电子邮件、网上信息获取和与其他媒介，包括报纸、电视、书籍、杂志和面对面沟通等的异同，以及由此带来的在人们媒体选择上的变化可能。他们的一个基本结论是，新技术只是增加了人们满足其原有需求的渠道而已。网络虚拟社区(virtualcommunity)一直是通俗报道和学术界最为关注的主题之一，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如Jones，1997;Reid，1998;Travers，2000;等等)。网上聊天和面对面沟通的异同(Rintel&Pittam，1997)，聊天室角色游戏，如性别变换，网上放纵行为(disinhibitedbehaviour)(如Reid，1998)，也都受到广泛关注。通常，这类研究多以具体的案例分析(Rintel&Pittam，1997等)和网上参与观察(如Travers，2000;Jone，1998；等)为资料搜集方法，通过社会学/女性主义(如Travers，2000;Jone，1995)、心理学或社会心理学(如Reid，1998)等领域里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对上述现象和主题进行探讨，是互联网传播研究中比较深入的一类。

(二)有关互联网的影响(效果)方面的研究

在大众传播研究的历史上，效果研究曾经长期是主流研究取向(McQuail，1994)。事实上，传播研究大部分重要的理论建树来自媒介效果研究(Weaver，2000：5)。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出现，使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效果研究出现了新的热点(Weaver，2000)。新传播技术对于社会，对于我们的生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已经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现实问题，因为很多政策和体制的调整和应变有赖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回答。

美国卡耐基大学的Kraut(1998，paragraph2)等区分了传播科技对社会两个层次的影响，即初级影响(first-ordereffects)和次级影响(second-ordereffects)。简言之，初级影响是指因新技术的来到而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的直接的实时的影响，如上网多了导致看电视减少，就属于这类影响；而次级影响是指新技术的出现对社会形态的演变所带来的影响，例如娱乐和工作界限的模糊化，社会出现新的消费模式等。通常，初级影响是个人和微观层次的，而次级影响则是宏观或社会层次的。在有关互联网的传播研究中，这两类的效果研究都非常活跃。

1.初级影响研究

互联网使用给个人的生活和心理带来的影响，特别是负面的影响，通常是通俗媒体热衷报道的话题(Newhagen&Rafaeli，1996)。而学术界对于互联网的影响研究也很活跃。不过由于研究所着重的具体的互联网的功能不同，有关互联网初级影响的研究的发现并不统一。通常，使用效果会和使用方式相关。

Kraut，etal.(1998)以美国匹兹堡地区的家庭为对象，通过免费提供计算机和上网条件，以纵向研究(longtudinal)的方式，对上网与人们的社会参与和心理健康的影响作了研究。结果发现，上网对人们的社会参与和心理健康有“虽然轻微但显著”(Kraut，etal.，1998：21)的负面影响。具体来说，上网越多的人，通常越可能在社会联系(socialnetworks)圈方面比较小，和家人和其他人的沟通也比较少。上网多的人，还比较容易感受到诸如孤独(loneliness)、沮丧(depression)和压力(stress)等消极情绪的困扰。

Krautetal.(1998)的研究是其整个家里上网研究项目HomeNet的一部分。由于这一项目的研究团队由一批著名的心理学和人机交流方面的专家组成，研究设计严密，特别是采纳纵向研究以及各种标准的测量工具，因此受到广泛关注。

SIQSS(StanfordInstitutefortheQuantitativeStudyofSociety)(Feb17，2000)的研究通过对2689个家庭的4113个成人的访问，揭示了类似的结论。他们称互联网是一种“致人疏离的技术(isolatingtechnology)”，用户因为沉溺上网而减少和他人的接触，必然导致其社会联系的减弱。不过SIQSS的研究结论因为其采样的非随机性以及研究的横向性(cross-sectional)而受到质疑。

互联网对人们日常活动的影响是初级影响研究的另一个热点。加州大学珞珊玑分校的一个互联网研究项目(UCLAInternetProject)的调查显示，有一半的被访者反映有时会和家人一起上网，因此，互联网也未尝不是一种增进家人活动的一种手段。大部分人都认为家里上网后，他们与家人呆在一起的时间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只有少部分人反映因为家里其他人上网而有时会有一种被忽略的感觉。

互联网使用还可能会对其他媒体的使用产生影响。Stempel，Hargrove，&Bernt(2000)通过一次全美调查显示，互联网使用者比非上网者读报和听收音机多，但在看电视上没有区别。他们的基本结论是，互联网不是其他媒体使用减少的原因。Flaherty，Pearce&Rebecca(1998)的研究则表明，网上交流不能完全代替面对面交流。国内也有一些这方面的研究，如吴兴人(2001)探讨了互联网政论的兴起对传统媒体的挑战。

关于互联网初级效果的研究还有很多(如Hohnson，Braima&Sothirajah，1999等)，一个比较突出的印象是互联网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心理健康的影响，取决于很多因素，没有简单的结论。事实上，按照创新扩散理论(Rogers，1995)，早采纳者(earlyadopters)和晚采纳者(lateadopter)在很多方面，包括人口变项特质、社会交往、心理等方面都有不同，因此，互联网使用和有关社会交往和心理健康状况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因果方向上很难界定；此外，使用互联网的不同功能，带来的初级影响可能也会明显不同。如Krautetal.(1998)所指出的，上网浏览信息，类似于看电视，而看电视传统上是导致人们社会联系减少、心理健康下降的一个原因(如Blanchard&Horan，2000)；但如果一个人上网以聊天为主，则其上网行为又类似打电话，而打电话通常被认为有助于增强人际交往和沟通能力，对于纾解压力也有帮助(Krautetal，1998)。可见，如果我们想要笼统地得到一个互联网使用效果的结论，是不现实的。换言之，我们至少必须区分不同的上网功能，才能谈相应使用的效果。这对于我们的家庭网络采纳研究也有重要启发，即我们在考虑人们的上网决策的各种影响因素时，应该关注不同的互联网功能对于不同的人们具有不同意义。最后，随着人际间沟通手段的日益丰富，很多定义本身也面临着挑战。例如通常我们认为上网好像看电视、读书、看报一样，只是一种个人活动而非社会活动。然而，互联网是一种交互技术，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机屏幕参与很多实时互动的讨论、聊天——互联网“既是私人的，又是公共的”空间(Camp&Chien，2000：15)，而上网也未尝不是一种社会活动。

在我国，总体而言，初级影响研究作为一种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深入的原创性的纵向研究，无论是论文或专著都很少。

2.次级影响研究

如前所述，次级影响是技术的社会层次的影响。由于互联网在技术上尚在不断演变之中(Hargittai，2000)，而其在社会中的扩散更是方兴未艾，因此，互联网对于我们社会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未知数(如Mindich，1998)。正如Stewart&Williams(2000)所言，技术的更新和替代可以很快完成，但技术对社会带来的结构性变化，往往要“历经几代时间”(p.47)才看得清。Stephens(1998)也指出，我们对于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意义的认识可能仍是非常肤浅的。

互联网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具有社会变革潜质的技术。从个人层面上，互联网经常被认为能使人们超越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地理和生理的障碍(如Dery，1994)，而有更平等的社会参与机会；在社会和国家层次，互联网则被认为能影响和加快一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Carey，1998)。例如，Gibson&Ward(1999)以英国为例探讨了互联网对于政党内民主决策的影响。

不同学者对于互联网的社会影响的关注角度不同：如Dauncey(1997)以法国为例研究了互联网与当地文化的碰撞；Scott，Semments，&Willoughby(1999)从女性主义批判的角度探讨了互联网为女性使用的问题；Hongladarom(1998)的研究则探讨了互联网对于当地文化如何应对国际文化的冲击的问题。

国内的很多互联网研究都可归纳到此类别。如吴征(2001)对新媒体使用与精神生态重建的关系的探讨，徐宝才(2001)对网络传播中伦理问题的关注，陈绚(2001)对互联网与数字鸿沟关系的研究等。

从研究方法言，初级影响研究多为社会科学取向的实证研究，而次级影响研究以政治经济学取向的批判分析居多，包括案例分析和历史分析等，来解析互联网对于社会、文化等方面可能带来的影响和冲击。

(三)互联网采纳(adoption)研究

随着互联网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发展，互联网在各种不同环境下(如政府机构、公司企业、家庭、学校、医院等)如何被采纳和使用也备受关注，吸引了不少学者持续的研究兴趣。

在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上，互联网的采纳和扩散研究与技术创新扩散、市场营销、管理信息系统等多个研究领域的学术探索密不可分，这也可以从有关学者在研究互联网采纳时所引述的文献可见一斑(如Flanagin，2000)。通常，创新的采纳和扩散研究有个体层面(individuallevel)和系统层面(aggregatelevel)之别。个体层面的创新采纳研究旨在分析界定各种环境下对人们的创新采纳的态度或意向具有影响力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相对重要性，以揭示创新采纳决策的机制与过程；而系统层面的研究一般以整个社会系统(或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为考察对象，更加偏重于对创新扩散的整体进程的概括和描述，同时涉及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等结构性因素的考量。按照这样的区分，本研究属于个体层面的创新采纳研究。

有关互联网的采纳研究，除了来自美国等英语国家传播学者的研究外，华人社区，包括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的不少学者也显示出浓厚的兴趣。就台湾的情形言，通过《中华民国期刊论文索引影像系统》和《全国博硕士论文摘要检索系统》等网页的检索可以发现，无论是期刊论文还是学位论文，近年来以交互技术的采纳为题的研究不在少数。以对《全国博硕士论文摘要检索系统》的检索为例，在“innovationdiffusionandadoption”(“创新扩散”和“采纳”)之检索词下，共有论文25篇；而在“Internetandadoption”(“互联网”和“采纳”)为检索词，则发现论文134篇。从其研究方法介绍看，大多采纳实证研究。如杜文富和王小惠(2001)有关无线网际网络服务使用者之创新性研究；林惠玲、陈正仓(2000)对台湾制造业采纳自动化技术的实证研究；林震岩和许胜雄(1997)对电子资料交换技术的采纳，以台湾的三种产业为例作了实证研究；方国定、应鸣雄(1998)则考察了电子资料交换采纳过程中的考量因素；张洪瑞(2000)以WAP应用为例对企业采纳创新技术之关键因素的研究，吴俊毅(2000)从动机角度对科技接受模型的实证研究，等等。从数量上而言，台湾地区的交互技术采纳研究明显多于香港和中国大陆，而台湾地区的研究一个共同点是，基本上着眼于台湾本地企业和组织、个人对特定创新技术的采纳。

香港地区一些深受美国学术传统影响的资深传播学者对互联网技术的采纳和扩散最近也比较关注，已经或者正在继续从事一些精细设计的大型研究，令人瞩目，例如祝建华、何舟等正在进行的有关中国大陆城市居民上网的纵向研究，规模和时间跨度都比较大。其研究的部分成果已经能够为学界所能分享(如Zhu&He，2001a，2001b)，研究主题包括互联网采纳和使用的各种影响因素的检验，以及具体采纳和使用的模型建构。

从有关大陆出版的新闻传播学术期刊中，有关互联网采纳和扩散的实证研究较少(仅有的少数研究例如：喻国明，2000等)，但也多限于简单统计层次。大多数文章以泛论为主，观点的碰撞远多于实证的检验(如匡文波，2000;李希光，2000a，2000b，2000c等)。

(四)其他研究

除了上述有关互联网的使用及其影响方面的研究，其他有关互联网的传播研究还有很多，包括政策法规类(如：Tan，Corbett&Wong，1999)、网络内容(如Dominick，1999;彭兰，2001；等)、电子商务(如Li&Yang;Tan，Corbett&Wong，1999；张浩，2001；黄霁，2001等)，不一而足。显然，按这样的分类法，不少研究可能分属多个类别。

三、结语

对互联网的传播研究作全景式的述评有很多困难，归根到底，这样的述评都是挂一漏万之举。互联网作为影响现代生活各个层面的信息传播技术，单就传播研究言，人们对它的研究和关注的角度也可以千差万别。互联网本身尚在不断演变之中，从传统的新闻传播系所的课程设置、学科研究方向到传播学者们的研究兴趣，都因为互联网的兴起而在应时调整、变动。而从互联网本身的特点来说，它与此前的各种传播技术相比最大的差别在于其基本上是一种“囊括一切媒介特点”的技(Hargittai，2000：52)。换言之，互联网本身只是提供了一个平台，一个包容一切媒介形态的诸多功能的平台。就互联网所具有的功能言，它可以被模拟或者解构(deconstruct)为各种现有的媒体和社会制度(socialinstitution)的总和，包括电话、报纸、杂志、广播、出版、公共领域、图书馆、医院诊所、大学、超市、政治论坛、文化产品集散地，等等(Camp&Chien，2000)。互联网的这些特点，决定了我们对其传播研究的述评，必定是极为粗略的。

注释：

①这一粗略统计之时间是2001年4月下旬。ComAbstracts的有关介绍见网址：http：///www/abinfo.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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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伦理论文范文篇8

[摘要]：

我国新闻传播学在学术规范方面与国际不接轨，使得我们的学术成果难以走向世界。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有四个层次的失范，从浅层次的引文注释少；到深层次的，论题大而无当，原创性研究少；学术伦理失范扰乱正常的学术秩序；最严重的失范是研究方法的失范。传统的思维方式、治学方式与现代科学研究规范有距离。多方面的现实原因也使得学术规范难以改进。论文最后就研究方法该不该有本民族的特色，“应然”研究是否也应给予一定的地位，最能改进学术规范的学术群体是什么等几个问题发表看法。

Abstract:ThefactthatChinese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researchfailstoadoptinternationalstandardspreventsourachievementsfromwellrecognizedbytheworld.Theacademicabnormalityofdomestic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researchcanbeclassifiedinfourlevels,whichgoesfromtheshallowandobviousonelikelackingofnotesandcitations,tothedeeperandhidingonelikefocusingonover-extensivetopicsandlackingoforiginality.Besidesthat,Chinesetraditionalthinkingmodelandresearchhabitdiffergreatlyfromtheinnerrequirementofmodernscientificresearchstandard.DiverserealisticstatusquoalsorestrictstheimprovementofChineseacademicnorms.ThisarticlefinallyproposesitsownanalysisonthequestionofwhetherChineseresearchmethodshouldbeone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andwhether“should-be-styledresearch”deservesitsexisting,aswellaswhowillbethemostpotentialacademicgroupinChinatoimprovethecurrentsituation.

Keywords:Journalism&Communication；AcademicNorm；ResearchMethodology；AcademicEthic

我国设有新闻传播学院系或专业的大学数以百计，从事新闻传播学教学和研究的教师数以千计，博士生、硕士生难以计数，但打入国际一流刊物的论文很少，在国外出版学术著作的也很少听说。这种现象仅仅是因为意识形态不同的原因吗？传播学重在传播效果的研究，意识形态的成分少得多，为什么也同样如此呢？

笔者认为，一个重要因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与西方缺乏对话的空间，学术规范的欠缺限制了对话的可能。杨玉圣、张宝生认为，各说各话是无法建设学科的，只有在同一概念下，同一文献体系的基础上进行交流和讨论，才能推动学术交流和讨论[1]。香港中文大学苏钥机教授认为，大陆新闻传播研究属封闭型，写作的格式和内容均与西方学术传统要求相去甚远；[2]新闻传播研究甚至在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对话中也难以交流，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认知缺乏使对话与交流的平台难以搭建。

一句话，我国新闻传播学在学术规范方面与国际不接轨，使得我们的学者难以参与国际对话，只能“自言自语”。当然，这是针对大陆学人中的情况而言的。香港、台湾传播学人经历了西方实证研究训练，能够登上与世界主流新闻传播学界对话的平台，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已发表过不少成果。

本文准备主要研讨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在哪些方面失范，以及产生失范的原因，并讨论若干有待明确的问题。

一、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四个层次的失范

当然，不能仅仅因为在国际上发表的成果少就贬低我国的新闻传播研究。应该说，我国新闻传播学虽然是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学科，但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在量的方面有着很多累积，在质的方面也有一定的提高。但由于学术规范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与我国庞大的学术资源（主要是人才资源）相比，只能说是差强人意。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失范的问题，或者说不规范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由浅层到深层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层次：

其一为具体操作的层面，表现为缺乏规范的注释、引文等。一项研究表明，2000～2004年CSSCI期刊中新闻传播研究论文篇平均引文数为2.01篇，大大低于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平均引文量（6．06）；新闻传播学论文中有引文的文章和无引文的文章之比为（50.5：49.5），这意味着只有一半论文含有引文，这个比例同样大大低于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引文比例（66.4：33.6）[3]。学术规范中技术层次的规范，包括各种符号的使用、成果的署名、引文的注释等，虽然是外在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研究的内容、道德水平，是基础性、核心性的要求[4]。学术论文规范的注释、引用，一方面体现对于他人成果的尊重，同时也促使研究者将自己的研究置于既有成果之上，延展研究脉络，实现知识增量。在国外的许多论文中，有引文注释四五十条是很常见的。

其二为内容问题，许多论题大而无当，实际上是在做重复研究；从小问题入手进行原创性研究的很少。因而知识增量很有限。

有不少论文都是整合性“研究”。整合研究也能创新，像拉斯韦尔整合出“五个W”的理论，像罗杰斯整合出创新扩散理论，那是大师级的整合，因为这些整合性研究发现了其他人多项研究的共同的本质性联系、规律性特征。而我们这里有些人不同，是把别人的研究结果进行一般性的归纳（还不一定都标出是别人得出的结论），稍加一些个人看法，就成了一篇论文。其论点随意、论证松散，完全不能体现学术研究的延续与继承。最近一个时期，“时评式论文”更是见诸学术期刊，实际上是一些随笔或政论型的作品，针对某一问题、事件表达个人的观点，论文并没有经过严密逻辑的论证过程，追求在很短篇幅内对于事物性质作出判断，有些观点初看令人新目，但细品之下难以信服。

其三为学术伦理上的失范，包括学术品质、学术责任等方面。前文讲到我国新闻传播学术论文引文、注释少的状况，实际上其中包含一种现象，就是作为论文重要论点出现的观点，明知是别人的研究成果，却不作引用、注明，只是用自己的话说出来，给人造成一种错觉：该观点就是这位作者的创新观点。这种不尊重别人知识产权的做法，严格说起来有剽窃之嫌，却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还有人，并无真知灼见，却搬来一些国外的或外学科的连自己也没搞清的词汇装点文章，结果是绕来绕去，不知所云。另有人在不成熟的论文中拉名家署名以利发表，也有人在不该署名的著述上署名，出了问题却一推了之。如此等等，都扰乱了正常的学术秩序。

其四在研究方法的使用上不规范。对于那些以学术为职业的人来说，他们可能已经不会在上述几个层次上多有欠缺。但由于研究方法使用的不规范，影响他们出高层次的成果，特别是走向世界的成果，这种情况并不鲜见。对于他们来说，研究方法的失范是问题最大的失范。本文随后会分析这方面的情况。

二、最严重的失范是研究方法的失范

前面已经谈到，对于新闻传播研究规范的强调，须和研究方法运用的考察联系在一起。研究方法对研究成果的质量有着根本性的影响，所以研究方法的失范是最严重的失范。新闻传播学中最常用的研究方法，笔者以为有三种：思辨研究、定量研究、定性研究。其他的研究方法，许多是这三种研究方法的变化形式。三种研究方法不能分孰优孰劣，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它们分别有自己的适用范围。而我国学人在运用这三种研究方法中都有失范之处。

（一）思辨研究中有诸多毛病

我国学人最喜欢、最擅长的是思辨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能把思辨研究做得很规范。常见的毛病是：1、不严格使用定义方法，重要概念在运用中其内涵时大时小，捉摸不定，影响了全文的逻辑性。有人在界定舆论监督时，把群众来信来访也圈定在舆论监督的内涵之内，然后又大谈舆论监督的特点是公开性。2、对源自西方的概念，不考察其源和流，对着翻译出来的中文望文生义，随心所欲地进行解释，比如，断言源自西方的出版自由（Freedomofthepress）不包括新闻自由，并推论，出版自由既是自然人的自由又是法人的自由，而新闻自由则不是自然人的自由，只是法人的自由。更有人讲新闻自由的说法不通，因为新闻是名词；只有出版自由的说法通，因为出版是动词。实在莫名其妙。3、对国外的或国内历史上同类研究的主要文献知之甚少，就开始洋洋洒洒，结果是在浅水滩上翻跟头，看上去很热闹，却逮不着一条大鱼。4、用领袖的话或者当前政策作为逻辑起点，进行推理，结果形势和政策一改变，“学术成果”很快成了垃圾。5、一篇论文提出若干命题，却没有一个进行充分论证，那就只是提出一些“假说”——“看上去有道理的陈述”，如果连这些假说都是别人那里搬来的，那这篇论文就不过是“经常讲，反复讲”的宣传品而已。6、大胆假设，却不肯小心求证。习惯于提出一个论点举一两个例子，以为这样就算立论成功。作这样没有说服力的简单论证的文章多得很。因为社会生活极端复杂，人们对任何论点几乎都可以举出一两个例子加以证实或者证伪。“”中通过报道不上大学的人做出成就，来证明“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进而证明大学可以不上、可以不办。这只是一个新闻报道方面的例子，但有些研究者实质上也遵循着同样的逻辑，运用相同的思想方法。

以上不规范的现象不能说很普遍，但也绝不是很罕见。

海外学者还注意到大陆的研究中有太多的“应然”研究。美籍华人学者李金铨教授认为大陆传播学学术研究有着假、大、空的现象，传播学者许多人论多证少，有人甚至只论不证，新闻传播研究者凭直感和空话铺成一篇篇“应该”（should）如何的论文，独独说不出“是”（is）什么[5]。于是有人将其称为“应然”研究。“应然”的方法是一种从原则出发进行演绎和推理的方法，而“实然”的方法是从实际出发进行分析、综合和概括的方法。但“应然”研究要以“实然”研究为基础。否则会导致理想代替现实，价值判断替代现实判断。脱离了“实然”的“应然”是空洞、无意义的，没有说服力的。

（二）对定性研究产生误解

我国有些学人说中国新闻传播学界擅长定性研究，他们举出的例证是新闻学中大量存在的党性、阶级性的分析。把定性研究看作使用阶级性、党性等概念来对新闻进行思辨研究，这显然是陷入了误区。更有人又把思辨简单化地理解成有感而发，这就更加等而下之了。实际上，思辨研究是操作概念（当然可以而且应该举出许多事实和其他例证），主要使用演绎的方法。而主要使用归纳方法的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一样，都属于操作事实，都是有严格操作规范的实证研究。可见，定性研究不同于思辨研究，更不是有感而发的随感录。

较早在国内介绍并倡导定性研究方法的北京大学陈向明教授，1996年在对国内外定性研究的成果进行梳理后指出，定性研究是在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互动关系中，通过深入、细致、长期的体验调查和分析对事物获得一个比较全面深刻的认识。定性研究方法虽不像定量研究那样要检测大量的因果变量，但也不是随意而为的方法，必须遵循严格的研究程序，以保证其研究结论的说服力。定性研究的过程一般包括：确定研究对象、陈述研究目的、提出研究问题、了解研究背景、构建概念框架、抽样、收集材料、分析材料、作出结论、建立理论、检验效度、撰写研究报告等。定性研究方法是在自然环境下，使用实地体验、开放型访谈、参与型和非参与型观察、文献分析、个案调查等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细致和长期的研究。可以看出，这些步骤和方法在形式上与定量研究有着不少相似之处[6]。

陈向明教授在2000年出版的专著《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中说，“中国学者目前从事的大部分‘定性研究’基本上没有系统收集和分析原始资料的要求，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习惯性和自发性，发挥的主要是一种议论和舆论的功能。它更多的是一种研究者个人观点和感受的阐发，通常结合社会当下的时弊和需要对有关问题进行论说或提供建议”。为了与这种所谓的“定性研究”划清界线，她将qualitativeresearch重新界定为“质的研究”。她还指出，“‘质的研究’十分强调研究者在自然情境中与被研究者互动，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建构研究的结果或理论，其探究方式不包括纯粹的哲学思辨、个人见解和逻辑推理，也不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工作总结。非常遗憾的是，陈教授所指的有感而发式的所谓“定性研究”，在新闻学论文中非常普遍。规范的定性研究比规范的定量研究还要少得多。

（三）量化研究最受冷漠，且多有不合规范的

定量研究是西方人发明的，在美国新闻传播学中是最正宗、使用得最多的研究方法。但在我国，尽管从上世纪80年代初就在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广泛介绍，不少大学还开了传播学研究方法课，但使用这个研究方法的至今不多。从1995—2004年研究科技传播的论文中，在选择的366个样本中，只有两篇实证性论文。[7]在非常需要实证研究的报业集团的研究中也有同样的现象。在296个样本中，运用人文研究方法的论文高达212篇，占到总数的72%，实证研究论文只有84篇，占论文总量的28%，但真正意义上的定量研究只有一篇中国大陆报业集团十年研究综述[8]。

我国新闻传播的定量研究不但比较少，而且其中做得很规范的也不多。比如进行抽样调查，有的安排考核的维度、变量不足以回答假设；或者是同类的定量研究，其维度、变量设置每次都有变化，难以做连续调查和比较研究；有的抽样的科学性不够，致使信度不够高；有的在安排调查人员时没有重视对他们的素质的要求，调查人员中竟有不入户认真进行调查，想当然填数字者。毫无疑问，任何一个环节的不规范，都会影响抽样调查的质量。

进行实证研究的比较少，笔者以为，原因首先在于它们要花的金钱和精力都很多，有些研究如内容分析，也许不要花多少钱，但精力消耗大。从中国人的阅读习惯来说，也是喜欢读思辨研究的著述，而不喜欢看一大堆数目字。

但定量研究的意义不可小视。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曾经指出，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一切科学只有在成功的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数学的证明是建立在更高的精密的逻辑推理上，具有逻辑严密性和结论确定性，这种推理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完全不容争辩的和确定无误的。所以定量研究只要操作完全符合规范，它发现的原理和结论就能保证科学性，就能为不同国度的人所接受。我们要想打开通往国际学术的大门，定量研究必然是重要途径之一。

由于我国在定量研究上过于不足，笔者在这里作了倡导，以求有所弥补，但笔者也不希望出现为定量而定量的热潮。在量化的方法论原则下，“真理是不断发现的事实的积累这一信念压倒了一切其它的假设”[9]，单纯的定量研究由于有时过于微观以至于割裂事物间普遍联系的弊端，西方学术界自己都感觉到了。思辨研究正是弥补这一缺陷的最好方法。我国学人的特长不可丢失。需要看到的是，客观世界的丰富多样性和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学术表现形式的多样性。这就决定了在学术研究中，没有一种方法论是完美无缺的。有的项目适合定性，有的项目适合定量，有的适合多者结合。正如吴廷俊教授2006年在一次讲学中所说的，“无论用哪种方法，它的终极价值诉求是要最方便地、最大化地逼近真理”。

三、传统的思维方式、治学方式与现代科学研究的距离

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存在许多不规范现象，有着传统的和现实的原因。本节谈一谈传统的思维方式、治学方式与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距离。

（一）中国人缺乏逻辑性、分析性的思维传统。在用概念、范畴去固定和网络自己对客观对象的认识时，主要不是以形式逻辑为依据，而是通过意会和体悟来达到对其特性的系统说明。古人的意会和体悟无需辨析、说明，不像西方人基于认识论的认同而生发出的科学精神。[10]个人的体悟、意会是一种直觉思维。没有形式逻辑作为基础，只能运用大量直觉思维，使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思维比较轻视经验考证和逻辑推理，也没有产生出用以把握对象世界的严谨的概念系统和逻辑规则，从而使中国传统哲学无论是对世界本体的理解，还是对事物本质的把握，始终带有挥之不去的神秘性和模糊性[11]。以中国传统思维中的“天人合一”的观念为例，它是中国哲学中对天人关系的一个重要观点，强调“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为”的合一。战国时子思、孟子提出这种思想，汉儒董仲舒即强调“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这大约是天人合一的说法的正式确立。两千多年来，很多哲人都论述天人合一，直到程朱理学，仍在继续论证。但是从直觉思维出发的整体把握的思维方式，却不能把天人合一的理论向前推进。一两千年前的子思、孟子所说的天人合一，与一两千年后的程颢、朱熹所讲的没有多大差别。[12]

（二）中国人喜欢作非白即黑的两极判断。例如，孟子说，人性本善；荀子说，人性本恶。就没有人说，人之初，无所谓善恶，或亦善亦恶。中国自古以来就把人分为君子与小人。其实大量的人是芸芸众生，既算不上君子，也不至于是小人。“人故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其实，对芸芸众生来说，其死既不重于泰山，也不轻于鸿毛。总喜欢把文学艺术作品分为香花、毒草两类，要么就捧，要么就灭，其实整个绿色世界中大量的是不香的花和不毒的草。对事物作两极判断，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而现代传播学的统计方法可以表现出无数个梯级层次，如实反映事物多样化的特征，从而克服简单化的毛病。

（三）中国人崇拜权威，喜欢借经立言。中国人在数学和医学上两千多年前就有很高的成就，在汉朝就有《九章算术》和《黄帝内经》。这些被奉为数学、医学领域的最高峰的经典，后人就不敢突破，充其量不过是通过注释经典的方式发表一些自己的见解，以至于后来一直没有超过这两本经典的著作出现。在文科领域更是如此。孔孟思想奉为经典后，没有人敢于突破。一千多年中的科举考试，考生们无不是借孔孟之经立言。不敢挑战经典，只能借经立言的风气严重阻碍了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

古人以上缺乏形式逻辑，依靠直觉思维，喜欢作非白即黑的两极判断的思维习惯，以及崇拜权威，借经立言的治学方式，不难看出会导致以下几个缺点：其一，论证的主题往往是宏观话题，古代思想成果多是对于天地人的论述，议题重复，且因循守旧。而具体的社会问题则被搁置。由于思维不是从现实出发，因而得出的结论对于实践难以有适用性。其二，论证是从概念到概念，缺乏现实的具体内容，论证过程弱化，论据以一些“原概念”为主，尊奉经典，最终的论据还原为天地、阴阳、五行等带有神秘色彩的东西。其三，中国文人往往停留于一般的思辨，停留于想当然。讲究求证，肯动手做试验的人少之又少。由于不肯做深入细致的研究，所以对知识总量贡献甚少。对这些古人的思维习惯和治学方式，如果现代学人不能意识到其不足，在现代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受其影响，就必然会出现前面提到的那些不规范的现象。

四、学术规范难以改进的现实原因

（一）党报学的传统——重心是领会宣传方针和策略

学术失范本身，是主客观因素，或者说是研究者与研究环境交织的产物。就新闻传播学科而言，缺乏某种规范的原因，公正地讲，客观的原因甚至比学者们主观的原因更具决定性[13]。新闻传播学科的自主性程度如何，对于新闻传播学学术规范能否确立有着深刻的影响。

从我国新闻学的起源来看，新闻学研究的政治意涵对于新闻学的限制是明显的，我国社会主义新闻学发端于延安解放日报时期，“开始有目的地、系统地建立自己的新闻学体系，即无产阶级的党报理论体系”。[14]从此新闻学变成党报学，学科的重心在于领会执政党的宣传方针和策略。“术”，即新闻业务，成为研究的焦点。而“学”方面的研究进展缓慢，因而产生“新闻无学”的说法。随着近二三十年新闻改革的发展，新闻改革实践与新闻学产生积极有益的互动。阶级论逐渐淡出新闻学研究；信息概念的引入，在新闻实践层面开始厘清宣传与新闻的关系，对于新闻学研究有直接影响；媒介企业属性的增强，拓宽了新闻学研究的领域。但新闻学的基本概念并没有改变，党报理论依然处于新闻学的核心位置。在各国新闻理论或新闻哲学中都会深入研究的问题，如新闻自由问题，包括如何用法律调整新闻与国家权力的关系等在内的新闻法问题，在我国仍很少有人研究，因为在这方面出了成果也很难面世。好在随着改革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思想解放之风也渐渐吹进了新闻学领域，新闻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逐步得到拓展。

（二）政府学术基金有可能变成“遵命学术”的指挥棒

学术基金是促进学术发展的重要的力量，但我国学术基金除了政府的几乎没有民间的。政府学术基金研究指向比较单一，大部分是与促进新闻管理与控制的课题有或多或少的关系。单一的学术基金把许多人才引向比较单一的课题，造成大量的重复研究，比如几乎每个省、市都有课题组研究突发事件报道、传媒与和谐社会等，这些课题的研究当然是必要的，但新闻传播研究过于追逐“政策热点”、“理论热点”，浪费大量国家资源作重复研究则是不必要的。有的学人把各级政府学术基金这样使用，称为搞“计划学术”。这当然不仅仅是新闻传播学科的事。“计划学术”、“规划学术”的现象[15]，充斥整个社会人文学界。这在课题的申报和评审中尤其明显。“计划学术”意味着学术评价的易位，行政的而不是学术的标准占据主导位置，课题申请前的指导性的课题指南设置了学术研究的议程，其中诸多研究只是出于政治需要、宣传需要，对于现行制度或者思想进行“科学性”或者“学术性”的诠释。在这种微妙的上下互动中，行政体制掌握着学术的议题权与评价权，在学术资源的调配中，不仅隐含着研究的目标与方向，甚至已经预设了方法与结论，课题的意识形态意涵以及实用性被强调[16]。学人为了中标，获取经费，在申请中主动追逐与臆度审批者的思路，结果真正的社会需求被搁置，甚至研究结论被扭曲。在这样的互动中，学术发展的内生逻辑被遮盖，其结果是泡沫学术与垃圾知识的出现。

（三）业界刊物的文章算作学术论文传出不利于学术规范的信息

在我国新闻业界，至少省部级以上媒体都有刊物，这些刊物上的大多数文章是媒介从业人员所写，多是实践感想、政策诠释和经验介绍，写作者的身份以及题目的性质就决定它们不会遵守学术文章的规范。这些文章对业界的作用当然不可抹煞。但媒体工作者在评中、高级职称时必须交学术论文，而这些文章都算作了学术论文。长此以往，在青年学人中，这些文章也就成了学术论文的样本。不但青年学人，即使一些大学新闻院系，也把它们看作学术论文。比如，某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把新华社的《中国记者》、人民日报的《新闻战线》这样业务性的刊物列为新闻学的权威学术刊物，而复旦大学的《新闻大学》竟算不上。他们区别是否权威学术刊物，其标准是全国性的还是地区性的，而不是按学术规范、学术水准。学术规范被何等轻视由此可见一斑。

五、几个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一）研究方法能不能有本民族的特色？

西方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的引入是必须的，但我们不必完全照搬。这是一些人的观点。这个观点当然是有些道理的，但还值得作进一步分析。对于思想观点等内容形态的东西，笔者赞成取这样的态度。正如陈寅恪所言，“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吸收输入”却也置于“不忘本来”之前[17]。但学术规范、研究方法属于操作规则，毕竟与思想观点等内容形态的东西有所不同，接轨与引入是发展的前提。就像踢足球、打乒乓球，你不能强调民族化，而自立一套规则。只有武术、中国象棋你可以自立规则。当然，研究方法的探索也是无止境的，所以不能排除我国学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会发现其他科学的研究方法。

尽管学术规范与竞赛规则多有相似，不能有明显差异，但考虑到我们的治学传统与西方差别较大，笔者还是认为，适当进行一些本土化的改造也未尝不可。现在举一个笔者身边的事例。考虑到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对理论色彩的讲究和追求（通常认为这才显得有学术性），笔者的博士生何志武在撰写博士论文《大众媒介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机制研究——以武汉市取缔“麻木”（三轮车）的政策过程为例》时，在进行问题讨论中，与国外同类的定性研究的博士论文相比，增加了很多思辨研究的内容。这是为了适应环境呢，还是本来就应当这样做，也只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二）“应然”研究是否也应给予一定的地位？

西方国家，例如美国，新闻制度定型几百年了，所以大量的是“实然”研究。批判学派对现行制度作了不少批判，却没有做出像样的“应然”研究，因为他们无法提出改变现存局面的办法。而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新闻改革千呼万唤二三十年，学术界参与其中，发了多少文章出谋献策，才有今天这样较好的局面。我们不能反过来把那些“应然”研究一概否定。它们至少为新闻改革增加了舆论力量。那些在实践中还没有或很不充分，在过去甚至连提也不能提的事物，如新闻自由、新闻立法、媒体创办改革等，难道不能作一些“应然”研究吗？理论研究不仅仅是总结实践，还要指导实践，自然有一部分成果是对于新的实践提出设想和主张。

只是许多作者总爱在文中或文末谈应该如何如何，这种“应然”研究确实不甚可取。某些“应然”研究，完全可以也应该改为写研究报告。比如，多花些功夫，进行现实调查资料和中外对比研究资料的大量搜集和深入分析，提出某一方面的改革意见，这种“应然”研究，岂是那种在文中随感式地高论应该如何如何的文章可比的？

（三）最能改进学术规范的学术群体是什么？

如果从硕士生、博士生算起，包括新闻院系的教师在内，我国新闻传播领域的学术群体是很庞大的。这个群体中，硕士生只有比较少的一部分会继做作学问，老教师中对大部分学术规范遵守得很好，但在研究方法上习惯于走老路，发挥老方法（主要是思辨方法）的优势，除了少数已熟悉新方法者以外，要他们去做规范的定量研究、定性研究，那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全面地掌握现代学术规范，登上国际学术交流平台，希望寄托在中青年学人身上，特别是正在培养的博士生身上。

要求博士生严格按照学术规范做学位论文，是培养新的学术群体的重要环节。现在有的导师鼓励博士生一毕业就能将论文出书，结果博士生将学位论文一味地加大篇幅，实际上是大量堆砌一般化的资料，结构松散，逻辑主线不清晰，常常是在支线上“炫博”、“吊书袋”。出了书也很快进入半衰期，即文章受关注、被引用的期限十分地短。在一个场合，李金铨教授曾问一位博士生：根据你的博士论文大纲，哪是你的创新点。对方回答：我归纳的六个特点啊。李教授问：这六个特点中，哪一个是你研究出来的。对方无语。李教授指出的问题，在笔者看到的不少博士论文中都存在。宁愿归纳六个特点，也不肯以一个特点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这是我国一些博士论文论题大而无当、文章长而空洞，充满假说而无创新点的原因。

笔者曾请两个博士生（滕朋、张振亭）从网上下载国外优秀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博士论文各100多篇（只是自用），研究他们的学术规范，并撰写和发表了相关论文，作为博士生们写学位论文时的借鉴，大家感到颇受启发。

笔者相信，只要学人们认识一致，持之以恒地努力下去，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学术规范会比较快地得到改观。

[注释]

[1]杨玉圣，张宝生（2004）.学术规范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引论.

[2]转引自：金兼斌（1999）.传播研究典范及其对我国当前传播研究的启示.新闻与传播研究，（2）.

[3]段京肃，任亚肃（2006）.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期刊影响力研究报告（2000-2004）——基于CSSCI的分析.现代传播，（5）.

[4]陈学飞（2003）.谈学术规范及其必要性.中国高等教育，（11）.

[5]李金铨（2004）.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牛津大学出版社，4页.

[6]何志武，孙旭培（2007）.有感而发不是定性研究——对于新闻学定性研究的思考.国际新闻界，（2）.

[7]李尧鹏（2005）.近十年中国大陆科技新闻传播研究述评.新闻大学，（4）.

[8]屠忠俊，刘建强（2006）.中国大陆报业集团十年研究综述.世界媒体实验室，，2006-03-13.

[9][美]卡尔•博格斯（2002）.知识分子和现代性危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39页.

[10]汪涌豪（1999）.范畴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631页.

[11]杨谦（2004）.如何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直觉性特征.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

[12]孙旭培（1999）.新闻学要讲究规范与方法.淮北煤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13]金兼斌（1999）.传播研究典范及其对我国当前传播研究的启示.新闻与传播研究，（2）.

[14]吴飞（2002）.时期中共党报理论的发展与局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2002-09-08.

[15]参见：许纪霖（2004）.计划学术何时休.中国新闻周刊，（2）；喻大翔（2005）.“计划学术”膨胀伤害了什么.文汇报，2005-05-25；江晓原（2005）.泡沫学术是计划学术的直接产物.科学时报，2005-04-27.

[16]王焱（2005）.知识生产机器与行政支配下的课题审批制.中国书评，（1）.

[17]李慎之（1998）.什么是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开放时代，（5）.

[参考文献]

[1]陈力丹（2004）.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特点与问题.国际新闻界，（1）.[ChenLidan（2004）.Characteristicsandproblemsfordevelopmentof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inChina.Journal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1）.]

[2]童兵（2006）.对新闻传播理论研究几个问题的观察与思考.国际新闻界，（9）.[TongBing（2006）.ReflectionsontheResearchof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Journal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9）.]

[3]刘勇（2006）.想象力缺失：中国传播学研究反思.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6）.[LiuYong（2006）.TheLackofImagination:TheRethinkingofCommunicationStudiesinChina.JournalofSouthwestUniversityforNationalities（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6）.]

[4]王春泉（2001）.历史意识在新闻学研究中的意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WangChunquan（2001）.TheSignificanceofHistoricalConsciousnessinJournalismStudy.JournalofXidian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1）.]

[5]孙兆亮（1995）.中国文化的早熟性与取象方法.社会科学，（4）.[SunZhaoliang.(2006).ThePrematurityandTraditionalAbstractMethodofChineseCulture,SocialScience,(4).]

[6]李景鹏（1999）.《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序言.59.67.74.3/tszz/scholar/lijingpeng/ljp001.doc.html[LiJingpeng.(1999).Prefaceof“ThePoliticalTheoryandMethods”.59.67.74.3/tszz/scholar/lijingpeng/ljp001.doc.html.]

[7]喻大翔（2005）.“计划学术”膨胀伤害了什么.文汇报，2005-05-25.[YuDaxiang(2005).WhatdoestheInflatingofPlanningAcademicHurt,WenhuiDaily,May25th.]

[8]熊秉纯（2001）.质性研究方法刍议：来自社会性别视角的探索.社会学研究，（5）.[XiongBingchun（2001）.OnQualitativeApproach:EngenderingSociology.SociologicalResearch，（5）.]

[9]翁秀琪（2001）.台湾传播教育的回顾与愿景.新闻学研究，总第69期.[WengXiuqi.(2001).TheReviewandVisionoftheCommunicationEducationinTaiwan,JournalismResearch,No.69.]

[10]风笑天（2000）.社会学方法二十年：应用与研究.社会学研究，（1）.[FengXiaotian（2000）.ResearchMethodsoftheChineseSociologyinthePastTwentyYears:theUseandtheStudy.SociologicalResearch，（1）.]

[11]邓正来（2004）.知识生产机器的反思与批判.西南政法大学学报，（3）.[DengZhenglai（2004）.RetrospectingandCriticizingtheApparatusWhichKnowledgeIsMadeoutof.JournalofSWUPL，（3）.]

新闻伦理论文范文篇9

[摘要]：

本文旨在分析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现状与前途。作者以李克特量表和访谈为工具，通过专家意见测量，评断新闻传播教育的运行系统在教育界被认同的程度，进而讨论所预设的22个命题的现实意涵，以及变革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可能路径。测量及讨论表明：新闻教育在办学条件、办学思想、教学规程等诸方面存在着巨大的系统性危机，与此同时，也存在着系统化改进的种种可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困境，其源头是教育管理思想的落伍，其病灶则是学科内部分界的混乱。因此，本文对新闻传播教育的任务多重性作了详细辨析，并就从一级学科到三级学科的分界与功能，设计了与本文全部讨论结果相洽的策略提案。

Abstract:Thisthesisprovidesananalysisonthestatusquoandthefutureoftheeducationof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inChina.ByusingLikertscales,interviewsandmeasuringexpertadvice,theauthortriestoevaluatetowhatextenttheoperatingsystemisacceptedbytheeducationsectorandthentodiscussthepracticalsignificanceofthe22givenpropositionsandthepossiblepathofeducationalrenovation.Surveyinganddiscussioncometotheconclusionthatthereisahugesystematiccrisisintheeducationof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containingmaterialconditions,teachingphilosophyandteachingmethods.Meanwhile,somesystematicimprovementisalsopossible.Thedilemmaofeducationrootsintheoutdatedmanagingphilosophyandtheconfusionofinternalboundarieswithinthediscipline.Therefore,thisthesisdetailedlydifferentiatemultifarioustasksoftheeducationof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Andconcerningthedivisionandfunctionsoffirst,secondandthirddisciplines,italsoprovidesstrategyandresolutionbasedontheforegoingconclusion.

Keywords: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Education,AdviceSurveying,PathofRenovation

（接上）

五、关于其他议题的讨论

本测量的主题大多针对本科教育现状而设，但众所周知，新闻传播教育的问题和缺陷在硕士教育层面也同样存在；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其流弊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硕士培养是为学术的、还是为实践的？更准确的说，对于这个疑问，新闻传播学教育界要么始终莫衷一是，要么始终有思考而无改革行动。

本研究部分地涉及到研究生培养议题。“可将硕士教育分为业务、学术两个类型”这一建议，其来源是海外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生培养制度。陈婉莹（2006）曾以美国最具地位的新闻与传播学院，如西北大学、威斯康辛大学、密苏里大学、宾西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南加州大学、柏克莱大学、奥斯丁德克萨斯大学等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师资队伍、课程设置、学生来源、教学评估和研究方向，分析表明，它们在硕士学位的设置上均有专业型和研究型之分；至于科系的设置，则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既有界线分明的专业型学系和研究型学系，又有处于两者之间既重视研究又注重专业能力培养的混合型学系。由此，她建议中国的新闻教育应明确分为研究与专业两种,培养专业硕士与研究硕士的方案也应有区别和联系。

对此，专家们的态度则呈现出较明显的两极分化的现象：共有16位、超过一半的专家表示极为赞同这一举措，态度值为7，同时也有少数专家表示不同意这一举措，甚至罕有地出现有两位专家明确表示“极为不同意”，态度值为1。而从整体上看来，专家们还是持赞同意见的为多，并且赞同者的认同度一般都很高，整体平均值接近6.0。由此看来，“可将硕士教育分为业务、学术两个类型”这一目前仍存争议的改革建议，值得教育界考虑，也值得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此外，作为研究者，我假设了这样一种立场：新闻传播教育界与实务界之间，不仅是互为借鉴、互相合作的，而且应该是互相对话、互相批评的。在态度测量中，对于“教育界仍然应保持对业界的批评立场”这一观点，大多数的专家表示了赞同，整体平均值为5.9，显示出较高的认同度；其中更有14位接近一半的专家表示极为赞同这一观点，态度值为7，没有任何一位专家对此表示反对，表现出教育界仍希望保持作为职业知识分子的一贯的独立与批判的立场。

至于对“学术界应更多发表对社会公共事务意见”这一观点，专家们的认同度则更高，整体平均值高达6.2。其中一半的专家表示极为赞同这一观点，态度值为7，同样也没有任何一位专家对此表示反对。的确，就当下知识界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影响力而言，新闻传播学界比之于其他学科还有不少差距，而这一点，显然是与本学科的属性不相称的。

就测量结果来看，新闻传播学者应该积极关注公共事务，彰显学术的公共性，基本上已成为了专家们的普遍共识。

另一个重要的议题是新闻传播学专业导师对研究生的培养模式问题。王全林（2005）曾对西方在中世纪近代大学基础上所衍生出来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做过历时性的考察，并将国外研究生培养模式归纳为四种：1．科研型——学徒式研究生培养模式：学生主要充当的是教授与导师的助教或科研助手，在导师的亲自指导下独立开展研究活动；2．教学科研型——专业式研究生培养模式：既以理论性和基础性的科学研究为目标，也以应用性和功利性去满足宽泛的社会需要为基础和培养目标；3．教学科研生产型——协作式研究生培养模式：造就应用型与开发型研究人才，要求研究生既具有较宽厚的基础理论知识，又具有较强的科学研究能力与应用开发能力；4．教学型——教学式研究生培养模式：以实际工作者为培养对象，主要服务于综合的技术和管理岗位。而反观我们当前的新闻传播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却普遍存在着莫衷一是、各行其是的现象。不仅仅在整个新闻传播教育界，甚至在一个新闻院系，模式不清（并非模式多元），已经在事实和效果上凸显了研究生教学管理的散漫和无序。

六、关于学科分界的提案

本研究就议题设置而言，有关新闻传播教育现状与发展方向的22个假设性判断，形成了总体评价、教学资源评价、体系变革、其他相关问题讨论等若干主要路径分析，而它们同时又都指向一个本源性的路径，即“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的内外部分界”问题。这个思考路径至少蕴含着以下三个子命题：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教学体系是否应有明确的分界？应该如何分界？分界所蕴含的学科规划与教育规划是什么？这个被悬置的问题，才是解决大量新闻传播学教育理念争议的钥匙。委员G在谈话中说：“由于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内涵界定不清，所以，作为教育者来说，不管有多智慧也很难解脱新闻传播教育的困境。”

在美国，具有新闻实践经验的新闻学教授与普遍具有博士学位的传播学教授们之间，曾经为争夺新闻传播教育主导权而爆发著名的“绿眼罩”(Green-Eyeshades)与“凯平方”(Chi-Squares)之争。在中国，这类争议虽未掀起过轩然大波，但在学科评估的导向作用下，在学术界西风东渐的日益频繁的影响下，学术化倾向的“凯平方”在新闻传播学教育中的权重正日益增加。特别要提及的是，这种增加不是被动的选择和学科间的攻伐，而是出自教育界的公益心和探索精神。中国的新闻教育界很早就意识到传播学的学理化特征和普适性功用对于传统新闻教学的改革意义，如李良荣等所说：“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不单是一个理论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新闻学的发展与借鉴大众传播学的要求愈来愈紧迫。”（李良荣、李晓林，1998）这不单单是因为传播学可以“能改变新闻教育无学可教的状况”，（吴廷俊，2002）也是由于新闻人才在新竞争形势下必须跨越狭隘学科视野的压力使然。不过，与此同时，从纯粹的新闻人才培养的视角看，类似李希光（2001）这样的诘问也同样显得同样有力：“新闻学教育是培养埃德加•斯诺还是培养施拉姆?是培养一个健全的民主法治社会所需要的思想家和舆论监督者还是培养象牙塔里的传播理论家?……”

或许我们应该承认以下结论：1、从学科发展角度看，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借鉴是必须的；2、从当前教育市场的需求看，大传播导向的人才培养理念有助于学生求职和服务社会；3、与此同时，新闻学的培养规模必须适当精简、培养体系必须大力改善，以此确保新闻专业教育在市场饱和形势下的生存及未来一代新闻人应有的文化精英地位；[5]4、从教学运作角度看，对传播学和新闻学人才培养实行合中有分，是西方的成功路径。

就后一个结论而言，在中国的许多新闻传播院系，这两个专业的教学系统之间的差别却并不明显，甚至，两个专业的大部分课程、教材、师资都是重叠的，而就业方向也非常趋同。毫无疑问，这种模糊化的学科发展策略，已经带来了许许多多的问题。就我看来，这些问题的本质，除了“新闻，还是传播？”的传统争议之外，还有教育界是想要建设“新闻传播系”还是建设“新闻传播学系”的本质困惑（其根源则是国家高等教育管理与评估的导向的模糊）。事实上，这两个争议和差别，已经纠结成为一个两维的路径博弈：

表一、学科与院系教育发展策略的路径博弈

新闻业务主导新闻学研究主导

传播业务主导传播学研究主导

我以为，如果对此别无良策，那么，陈婉莹（2006）对西方新闻传播教育经验的简洁抽象是值得汲取的（尽管作者针对的只是研究生教育）：“传播学和新闻学的研究生教育均有专业型及研究型之分。就专业型而言，传播学研究生教育注重于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及表演能力；新闻学侧重于培养职业新闻记者，其内容包括采访、编辑等等。对于研究型研究生，传播学主要研究沟通及交流方面的问题，研究媒体、组织或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新闻学则主要研究新闻媒体及媒体工作者的问题，以培养传媒批评者与分析者为目的。”

如果要进一步地讨论新闻与传播的教育功能、以及彼此之间的区分，那就必须提及赵心树（2007）的论文《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命名、使命及构成》。我以为，就学科的分界这一议题来看，这是迄今为止最系统的一篇参考文献。作者鉴于目前“新闻学”、“传播学”名称中的歧义与重名给学科研究造成了类似“二名三意”的混乱，阻滞了学科发展，由此通过对概念、教育传统、教学内涵的分析，重新为这两个学科作了正名工作。其中的大多数命题，都颇具说服力和指导性；限于本文的主题，我只就该文中有关学科命名部分的观点作一评述，并着重提出一些修正性的意见，以就正于作者、教育界同行和诸位方家。

图一、赵心树对新闻与传播学科所作的正名

赵心树用一系列独具匠心的图表来表述了他对新闻传播学学科的分界意见和冠名建议（以下简称“赵提案”），从学科间的理论关系到教育实践的本质内涵方面都有较为充分的理由，元素间的结构功能关系亦详尽周到。但我以为，其间尚有一些疑问：

其一、赵提案在其“图三”中将传播学分为基础传播学和应用传播学，而对新闻学则没有此种类分。这似乎是在暗示新闻学在基础层面上缺少理论研究。固然，狭义的新闻学迄今为止在基础理论上的建构不多（譬如新闻价值理论、新闻自由理论、新闻伦理理论），体系不大，学科发展不充分，但若要说该研究不重要，或取消新闻学在基础层面上的理论研究的地位，恐怕于情于理不合，也不利于学科的生长。更何况从广义的学科交叉来看，类似于新闻史学、新闻修辞学、新闻哲学之类学科建构，事实上是更亲近新闻学而无法直接纳入到传播学范畴的。如此，为何不能有基础理论新闻学的生长空间和命名呢？

其二、赵提案在其“图四”中将“新闻理论”作为四级学科划入“新闻学”，而又统摄于二级学科“应用传播学”，似乎逻辑上尚欠合理：

1、即使新闻学只有应用新闻理论，该“理论”的属性也是人文学科属性，而赵提案将其并列的另外两类理论，分别是“广告理论”、“公关理论”，事实上属于社会科学，而究其职业属性，甚至更接近于商学。新闻理论与它们的相并列未免令人有风马牛之感——尽管论者可以用Communication一词的无所不包的属性来说明它们长得很像、应该属于一家人，但长得很像未必就是亲兄弟，譬如教育学也像是从事Communication的职业，但是没有人把教育学也划为传播学的子学科。而新闻学区分于应用传播学的理由或许有很多条，其中，至少有一条是颠扑不破的：没有哪个应用传播业分支（如广告、公关以及诸如此类的表兄弟）在学统上是如新闻业那样，以超利益的社会公器为自我认同的。往深处说，近现代新闻学教育的最高理想是培养西方所谓“知识分子”（Intellectual）意义上的文化创造阶层和文化传播阶层，其阶级属性是超越的，[6]而其它应用传播学教育的理想则不是。

2、如前所述，新闻学不是只有应用新闻理论。

其三、赵提案在其“图四”中将一些杂糅的无法归类的子学科归类为“应用传播学”的第四支，与新闻学、广告学、公共关系学并列，此举似亦不妥。看看这第四支里面都有些什么：传播法律，传播伦理，媒介管理，网络传播。其中，法律与伦理学科属性近似，而媒介管理所要求的学科素养就与法律伦理相去甚远了。至于网络传播也忝列其中，则更可争议：

1、从寻常的字面意义上来推断，它的定义模板为“X媒介的传播研究”，如果举例子，相当于“电视传播”，而我们不会把“电视传播”与法律、伦理、管理之类的子学科并列的，不是吗？

2、严格来说，网络传播还不仅仅是“X媒介的传播研究”，不管它被称为CMCStudy，还是NewMediaStudy，它的研究对象的能指和所指都不是什么单一媒介，而是一个媒介平台——按照拙作的定义则可称为“泛媒介”（pan-media）（杜骏飞，2001）。这个媒介平台，显然不能被认为是一个单一的学科导向（它甚至包括了新闻、广告、公共关系）；而把它与媒介法律、伦理、管理之类并列也不太实际。因此，赵提案中这个“应用传播学”的第四支是个子学科拼盘，与其他分支相比较，逻辑分类上不够一致，而分类最看重的“类与种差”分隔的严密性。

无疑，新媒体个发展及其衍生的网络新闻、网络传播等学科极为重要。对此，很多专家表达了一致的观点。委员G在谈话中说：“不管如何高度评价互联网对国家的重要性、对学科发展的重要性都不为过”。委员J说：“某报业集团的负责人告诉我，他们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功，其原因实际上是比竞争对手更早接触理解、更多重视新媒体的经验和新媒体人才的应用……他们成立了专门的跨媒体研究所来帮助自己进一步发展”。

而按照我的理解，网络传播（或新媒体传播）的学科价值，不主要在于传播的“应用”，而在于对传统意义上的传播理论的革命，把它放入基础传播理论研究固然可行，但考虑到要为其在学科革命意义上留出发展空间，以及其自身强烈的跨学科属性（不仅跨新闻学与传播学内部的各子学科，而且跨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因此，单独列为一类理论研究似更为积极、也更有学科规划的远见。而就网络新闻而言，情况正相反，其学科价值，不主要在于发展理论，而在于新闻的“应用”。

本此，我不揣鄙陋，陈述以下观点及设想：

1、新闻学的学科内涵偏窄，因此，以它来涵盖传播学，不很恰当；而传播学在学科属性上偏向于社会科学，亦不能从学科理念上指代新闻学。

2、鉴于在狭义的传媒业，作为人文的新闻业务（例如新闻采编）与作为社会科学的传播业务（例如广告），紧密交融、互为支撑；类似地，我们也可以认为从事广义的传播业（例如广告、公共关系）不可能拒绝新闻学的基本规律。因此，把新闻学与传播学包括在一个大学科中还是有充分理由的。

3、无论是在新闻学还是在传播学中，都有着理论（学术）导向与应用（职业）导向之别，由此，不同导向的专业对师资的要求应该是不同的。理论（学术）导向的师资应该强调学术训练的程度、学术研究的深度，而应用（职业）导向的师资应该强调职业技能的熟练度、职业声望的高度。

4、应用新闻学的类型应该按照媒介属性的差别（例如平面媒体、电子媒体、新媒体等）来划分，当然，这不意味着类型之间不可以相互打通；应用传播学的类型应该按照服务领域的差别（例如广告、公共关系、出版、媒介经济管理等）来划分，当然，这不意味着对这些领域技能的学习不可以同时放在别的一级学科（例如商学、艺术学等）。

5、从学理的系统性和成熟度来看，传播学基础理论研究显然高于新闻学基础理论研究；新闻学若要促进学科的生长，的确不能忽视对传播学思想的引进，但这不意味着新闻学只能将传播学作为学统的母本、忽视了对其他学科（例如政治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学）营养的不断引入，更不意味着新闻学基础理论研究放弃自己的学科成长空间。简言之，作为学科的新闻学，它的不系统不意味着不存在，更不意味着不发展。

6、传播学基础理论研究、新闻学基础理论研究都是典型的高开放度学科方向：它们向彼此开放；它们向其他学科开放；更值得一提的也许是——它们向各自的所有应用领域开放（这或许就是任何新闻传播教育不可能放弃理论教学与科研的最重要的理由）。

7、如前述各位专家所说，新媒体因素对于本学科的发展意义极为重大。而新媒体对于新闻学与传播学这两个子学科而言，其教学科研的意义与价值又是不同的。结合对当下学科发展动向和媒体发展趋向的评估，应该在“应用新闻学”中单独设置“网络新闻”或“新媒体新闻”或“融合媒介（泛媒介）新闻”，而在“理论传播学”中单独设置“网络传播理论”或“新媒体传播理论”。

我把以上浅见概括为【表二】，并作为新提案以附赵提案之骥尾。我深信这类讨论，对于有效地厘清新闻传播学教育任务的多重性，对于有效的教学运行、科学的教育资源管理、学术管理的变革，必定是有助益的：

表二：本文对新闻传播学教育任务的多重属性辨析及分界提案

七、结语

纵观本次测量的结果，专家们对目前中国国内的新闻传播教育的现状的评估很不乐观。多位专家甚至建议，要进行一次全国现状调查（这一调查目前已在计划进行之中）。从全国的形势看，愈演愈烈的低水平竞争、教学规模的盲目扩张，必然会导致新闻传播教育领域资源、规划、规范的欠缺，并且进而妨害整个教育行业的发展。如前所述，10多年间，新闻传播类专业点膨胀了10倍有余。与此同时，我们的师资建设、专业建设能力并不可能提升这么多，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这样的情况：很多后发展的学校开设了新闻学、传播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等专业，并且按照先发展的学校专业培养模式试图与一流院系一较长短，其结果可想而知。关于解决之道，国家或可根据目前新闻与传播各专业市场竞争力的实际情况，明确不同层次院系的专业设置、教学培养规格和就业目标，力争在本专业领域实现：科学规划，区隔竞争，良性发展。对此，何梓华（2005）曾提出过的建言引人深思：“历史悠久、办学经验丰富、师资力量强的新闻院系，可考虑调整培养目标，转向以培养研究生为主，本科生为辅，为国家多输送高层次、高质量的专业人才。”

从本研究对22个观点的测量结果看来，专家们认同度最高的分别是（从高到低）：“应加强学生专业伦理的教育”、“学术界应更多发表对社会公共事务意见”、“可将硕士教育分为业务、学术两个类型”、“应加大学生实习及实践性教学强度”、“教育界仍然应保持对业界的批评立场”、“实务型师资严重匮乏”、“缺乏与国际新闻传播教学界的交流”等几项，可以说是基本达成了共识。

而在“与国际接轨是教学改革的方向”、“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不能适应市场需求”、“大多数教材内容缺乏先进性”、“应以‘大传播’为教学改革方向”等问题和假设上，专家们的意见仍存在分歧。

或许，特别重要的是那些尚未有结论、本文尚未展开论述的议题。譬如意识形态的制约问题、教育管理水平的滞后问题、对学科发展水平的科学评估的标准问题、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地位问题、不同层次院系的区隔定位问题、教师的教学伦理问题、研究生招考制度问题……诸如此类[7]。几乎在每一个我们正在谈论和将要谈论的话题的背后，都映现出整个新闻传播教育的系统性的困境与缺陷。我们可以把这个新闻教育的“系统”的结构定义为落后的教育体制和大学管理体制，也可以把它定义为传统的新闻管理体制和政治体制，甚至，是这四者的结合体。

一方面，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困境，其源头是教育管理思想的落伍，另一方面，其病灶在于学科内部分界管理的混乱。本此，本文在第六部分已对新闻传播教育的任务多重性作了一些初步辨析，就目前这个策略提案来看，从一级学科到三级学科的分界与功能，与本文全部讨论的结果是相洽的。

自然，研究者也希望，通过更广泛更深入的研讨，能够从本源上厘清新闻传播学科系统和教育管理系统的层次；但更大的希望则是，教育界应该思考与行动并重，而决不能仅仅停留在坐而论道的姿态上。否则，再过若干年，我们仍然在众说纷纭、原地不动，把困境和负担原封不动地传给后来人。

8年前，俞旭、朱立（2001）曾基于系统论原理为中国大陆新闻教育下过如下总体判断：总的来说，大陆新闻教育在意识形态的制约下，教育体制改革落后，学术理论保守，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陈旧，教育岗位呈“逆向淘汰”，与市场经济的不适应性日益突出。经过多年的等待与努力，这些弊端是否已然改进了呢？看来答案仍不太乐观。追根溯源，新闻传播教育界的问题乃是中国教育管理的共性问题，这种问题的本质是国家的大学管理政策的僵化和异化。专家C在来信中尖锐地指出：“学科建设，应该基本是自然的活动，是自然形成的学术共同体的活动，现在被列入了类似1950年代计划经济的那种模式和思维中。这种计划有多大的意义？学科的经常调整应当是常态，但是很多情况无权调整、无法调整，如此，简直无法侈谈改革。”

今天，我们无疑是处在更为严峻的形势之中。时代的发展对我们提出了更新、更复杂、更锐利的要求，身处转型期中国、生逢网络时代激烈的媒体变革，我们已经感觉到了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教育已面临重大危机的基本共识之下，我们是否能够知耻近勇、发奋图强，化危机为变革，促成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进化？答案或许可以就在我们每个人的意愿之中。

意愿可以提供信念之力，实现重大的变革尚需持久而有形的奋争。固然，一举改变“系统”的特征是不现实的梦想，但是，同样按照系统论的思想，系统也是由元素构成的，元素的变迁同样也导致结构与功能的改变。身为知识分子，我们言说的前提，始终应该是如下的哲学判断：“我们感悟到：当代世界的社会状况类似于物理系统中的非平衡态，新的相对稳定和意外结构有时会突然产生。”（约翰•布里格斯、F.戴维•皮特，2001）本次的测量和讨论的议题，其中有经济学所称的“不可控制因素”[8]和宏大的理念问题，但更多的是在中观和微观上可以操作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新闻传播教育的变革不完全取决于抽象的“国家”，而依赖于无数生动可感、可以汇聚力量的“个人”、“单位”和“社团组织”。我想：一点一滴的改进，虽不能变革形势，但足以变革人心；锱铢累积的行动，如若无愧于职责与良知，则必有益于社会和历史。

[注释]

[1]参见下文中相关文献、数据和谈话内容。

[2]本文中，专家在问卷调查中对其观点的书面补充意见，按照统计序号，陈述为“X号专家认为……”的句式，专家的谈话、发言、来信内容，按照其访谈顺序或姓名拼音，陈述为“专家X在谈话（来信）中说……”的句式。

[3]从某种意义上说，学科间的新闻人才市场竞争，更能反映出新闻教育的危机。有研究表明，2000年以前大约50万新闻从业人员中,只有3万人员来自新闻专业,也就是说,95%的从业人员来自其他专业。参见陈昌凤（2004）。此外，作为印证，委员G在谈话中说：“三年来在X大，新闻本科毕业生只有不到36%进入新闻业；《北京日报》去年招收了36位新记者，只有2人来自新闻院系”。

[4]委员Z2来信指出：“事实上，大量的地方性院校是靠新闻学本科专业赚钱的，一个新闻学专业的本科生一年学费6000元，广播电视编导艺术专业9000元，广告学专业8000元。而一个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本科生一年学费只有3500元，这笔帐，哪个校长、招生处长都会算。”

[5]这里的潜台词是：我们目前的新闻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是非精英的，而且是底层的。委员L1在谈话中说：“看看我们培养的学生的待遇、工作处境，他们面有菜色！我们不是在培养无冕之王的记者，我们是在培养廉价的新闻农民工”。

[6]曼海姆（KarlMannheim）对知识分子的界定是：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特定的阶级或阶层，它们是"自由飘浮的、非依附性的"（free-floating,unattached）。参见卡尔•曼海姆（1999）。利普塞特(SeymourMartinLipset)认为:“大多数讨论知识分子问题的分析性文献都强调了他们那种看来像是与生俱来的批判现状的倾向，而这种批判则是从一种自命高明的，以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理想观念出发的。”参见利普塞特、巴苏：“关于知识分子的类型及其政治角色”，载梁从诫（1989）。

[7]限于篇幅，研究者对这些议题的相关讨论只能另文呈现。

[8]这些不可控制因素当然也包括着上文所说的不当的行政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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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伦理论文范文篇10

1学术存疑的定义与分类

学术存疑是指科技期刊编辑出版的论文在学术有效性上受到质疑但不能证实学术不端行为的一类特殊情况。根据其性质或来源，最终可区分归入潜在的学术不端(怀疑但证据不足)、诚实错误、学术争议或观点错误和研究质量低劣等问题。

1．1潜在的学术不端

从国内外各种指南规范等看，学术不端的定义至今没有完全统一，但其共同特征在于这类问题是作者带有明显意图的行为所致。根据美国科学编辑理事会(CSE)、国际医学期刊编辑委员会(ICMJE)和出版伦理委员会(COPE)、英国制药工业协会(theAssociationoftheBritishPharmaceuticalIndustry)、世界最大的生物医学研究资助基金之一惠康基金会(theWellcomeTrust)等规定［7，16］，作者“剽窃”“伪造”“篡改”“不当署名”等故意作为均属于不端。但事实上有些论文是否存在不端行为，往往难以甄别和证实。例如，赵丽莹等［17］提出的部分“灰色不端行为”，作者在基金标注、共同署名上可能有不实或随意标注，科研结果进行切片发表等;或者部分记录丢失无法提供原始数据链［18］，作者根据某一标准对部分数据识别为异常并剔除，研究论文表现出支持某理论的明显倾向性等。

1．2诚实错误

绝大多数期刊协会或出版组织在定义不端行为时会特意指出，应当将诚实错误或意见分歧区分出去。其中，诚实错误一般意味着无意过失，ICMJE认为这是“科学与出版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类问题多数来源于研究过程或出版过程，可能会导致学术有效性受到质疑，具体包括:数据收集、分类、统计分析错误;漏写某些具体参数或步骤;拼写错误，图片放错位置或作图有误，图片中标记错误，如左右或上下标反等。对于这类问题，在进行核实和处理时，重点在于问题的严重性，是不影响论文结果和结论，还是影响部分内容，或者甚至导致整体研究完全偏离原先的解释和分析?不同严重程度的问题应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1．3学术争议或观点错误

科技期刊是学术交流和争论的重要舞台，负责任的批评和异议是科学得以自我纠正和不断进步的重要基石。意见分歧中往往存在学术争议，可能因此发现错误，也可能是一时的误解，属于正常的科学探索过程。科学家创建的理论和实施的实验不可能完美无瑕，他们发表的论文虽然经过了现代同行评审制度的广泛审视和严格评价，但依然可能有错。随着现代各种先进技术手段的不断涌现，很多以往的预测或理论被证伪或无效，但这样的学术观点错误不能也不应当简单归入不端行为。如心理学史上著名的精神病学家弗洛伊德，他基于个案研究数据建立的精神分析理论，随着现代心理学在控制实验学和统计学等技术方面的发展和完善，因无法证实其有效性而逐渐淡出现代心理学的主流。

1．4研究质量低劣及其他

有些研究因设计方案缺陷或在实验方法中取样、建模或分析时不够严谨，如样本污染等［19］导致结果或部分结果不可靠或不可重复，或新证据的出现［20］证明当时理论或模型的不准确。惠康基金会对研究质量问题的态度最为宽容，其规定［21］认为，质量糟糕的研究如果没有欺骗意图，则不属于不端行为。如2020年1月印度研究者在预印本平台BioRxiv上声称COVID-19病毒因其独特插入序列而与HIV病毒有着不寻常的相似性，疑为非自然来源，这篇论文在研究设计和分析上质量粗劣，是极不严谨且选择性使用数据的典型案例，最终以作者撤回稿件而结束。但也有对研究质量要求严格的组织，对论文是否披露利益冲突和是否遵守伦理规范有着极其明确标准，其中最为严格的定义由2000年召开的英国生物医学研究不端行为联合协商会议［22］提出，参与者包括医学委员会、行业协会、基金会和工业协会等至少10家英国组织。根据要求，研究者行为只要不符合伦理规范和科学标准，无论有意或无意，都被认为属于不端范畴。总体来说，虽然学术造假的事件发生率有据可查，但对于谬误指控，其可能性并非不存在。科学探索的过程实质上只能在某一时间段获得某一暂时性真理，创新需要冒险，肯定会犯错。即使是执行同行评审制度的科技期刊，也无法保证出版论文的信息都必然正确，正规出版的期刊论文质量也难免参差不齐。在此基础上，科学家根据不断出现的新知识来批判性地评价之前的各种假设和结论，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应是科学讨论的参与者。

2区分处理的基本原则

作为出版者，期刊的首要任务在于为读者提供准确信息并尽可能保证这些信息能得到正确使用。在区分学术存疑论文的基础上进行区分处理，既有利于鼓励科研人员敢于诚实报道而不害怕被污名化，也可以集中力量让已被证实的学术不端得到认真处理，不会因为打击面大而难以开展工作，有助于学术成果乃至学术界获得社会的认可和信任。由于科学研究的广度和多样性，目前并不存在单一的公认方法来解决处理学术质疑论文，但国外较多的具有丰富经验的编辑出版组织，如ICMJE和COPE，提供了一些实用性很强的规则框架，有利于国内期刊根据自己的情况因地制宜，制定具体流程并公开，倒逼作者严格遵守科研规范，减少因原始数据保存不善或研究质量不佳等原因造成的学术存疑现象。论文学术有效性被质疑后，期刊应当先在编辑部内部进行调查。事实上，在现有的学术不端检测手段和大数据技术的支持下，一般性的学术造假，如文本抄袭、图片造假或篡改，以及切片式发表等，都可以得到核实。当学术存疑论文事件发展到需要期刊向作者正式发文提出欺诈或造假的怀疑，或向作者单位反映情况要求调查时，往往是比较正式的指控。特别在涉及研究机构后，无论论文作者是否有错，都易导致较大的负面影响或来自作者的反指控，会使期刊投入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应付出版主业之外的事务，也容易因矛盾激化而难以真正解决问题。必要时，对于无法定论的存疑，期刊应与相关机构进行合作，并关注调查进展，及时跟踪报道。无论最终采用哪种方式处理学术存疑论文，期刊应以如实说明为行动准则，保证读者获得全面准确的信息，在已被提出数据有问题或被证实有误后还不断出现错误引用可视为期刊的失职。

3区分处理的具体措施

根据以上定义和原则，对于学术存疑论文，首先要界定的关键点在于是否确实有问题，是属于缺少详细原始数据情况下的误解还是学术观点上的差异(学术争议)，有无研究本身的质量缺陷。其次，如果有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属于不端行为，还是诚实错误?是否存在人为操纵或抄袭等?不能重复是否足以判定学术造假?当某一存疑论文停留在多方联合调查也暂时无法认定造假的阶段时，出版者将这些论文归入学术争议范围更为合适。

3．1方法和流程

对于学术存疑论文中明确存在的问题，科技期刊可根据轻重程度区分处理。国外期刊常见的做法有勘误、更正、撤稿或部分撤稿等，一般在期刊网站的出版规范中有着清晰规定，国内期刊在这方面工作稍有欠缺，但也有典范，如《第三军医大学学报》为了更好地规范撤稿处理，制定了撤稿流程图并在网站公布［23］。对学术存疑论文进行具体处理时，对于不能证实的不端行为，应谨慎处理，不宜轻易定论为造假，但对于确实存在问题的论文应通过“关注”或“通信”文章对读者进行必要的提醒和情况说明，如有错误应及时更正或撤回。对于无意过失，重点在于终止错误信息的传播，并对论文作者在学术规范上提出严格要求。对于研究质量问题和观点分歧，应鼓励质疑和争论，鼓励学术争鸣，经得起质疑的论文成果才值得尊重;如果观点错误或研究质量低劣导致研究结论不可信，应及时撤回论文的部分内容或全部内容并提出密切关注;期刊可以通过发表相关论文的评论来提醒读者关注数据的有效性和重复性，也可以通过发表相反结果的论文让读者获取更加全面的信息。对于漏写利益冲突或伦理证明文件，可以通过勘误进行更正，但对于严重利益冲突或不遵守伦理要求以至于影响到论文研究内容和结论，则应归入质量低劣进行相应处理。本文对学术存疑论文的区分处理流程的总结见图1。

3．2实际案例借鉴

国外期刊如《Science》等有时通过“编辑关注(editorialexpressionofconcern)”来提醒读者注意某篇文章介绍的方法或数据可能存在严重问题。《CancerResearch》在撤稿声明中不仅标出被撤稿件的题目和卷期，而且对于争议较大的稿件，明确写出其撤稿原因在于作者无法复制哪些数据，而哪些数据可以继续分析，哪些作者同意撤稿，哪些作者不同意撤稿，哪些作者无法找到。处理时需要把握的界限在于及时、诚实地反映论文现状，明确指出问题在何处，对结果或结论产生何种影响，以便论文成果得到正确对待和利用。国内科技期刊整体影响力相对偏低，因学术疑义被关注或被发现的论文相对偏少，另外可能因科研诚信和出版伦理规范体系还不健全，以及社会效益或经济利益等顾虑，对学术存疑进行关注或撤稿的公开声明也少;另一方面，国内科技期刊尤其知名高校、中国科学院、中华医学会等机构主办的期刊在新形势下特别重视和三审等出版前防范措施来把控论文质量，对减少撤稿现象有一定帮助。如笔者所在的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编辑部，有一篇文章在排样时有作者质疑署名资格，提出因第一作者疏忽导致另外某单位的2位科研人员在作者列表中被省略，应予添加，编辑部参考CSE和ICMJE对作者署名资格及增减作者处理流程，请通信作者提供被添加者的具体工作证明和贡献声明、全体作者同意书以及新的版权协议，并获得研究所在单位对署名资格达成一致的认可，最终完成作者补充。此外，也有同行评审专家对论文部分内容提出质疑后，编辑部高度重视，要求作者提供原始数据，包括试验品各阶段照片和实验具体记录等，不能提供者则建议撤稿或予以退稿，等获得切实的新内容后重投。对于出版后论文遇到类似情况也可以参照这种区分处理方式，但在处理时需要勘误或进行撤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