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宣翻译论文范文10篇

外宣翻译论文范文篇1

[关键词]池州；旅游文化；外宣英译

“旅游文化翻译是一项典型的跨文化交际活动，其目的一方面是为来华的国际旅游者提供语言服务，向游客传递、介绍景点信息和吸引游客;另一方面则是要将中国的优秀文化传播出去，让外国游客通过翻译了解中国文化”[1]。文化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语码转换,更能促成异质文化交流、实现本土文化的再创造。英语作为国际第一通用语言，在全球范围内使用人数众多，也是我国外语中使用数量最多的语言。故通过旅游外宣英译，能够最大限度地让众多的国际友人领略到中国城市地方特色文化的魅力。池州市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和人文历史文化资源，有部级自然保护区牯牛降，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九华山，特色历史文化名村杏花村等各类景区、景点300多个，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和省级历史文化名城。池州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优势，制定“旅游兴市”发展战略，开拓旅游资源，做活旅游市场，经过“十二五”的大力建设，池州市旅游业已具备了良好的发展基础和成长潜力，成为池州市的支柱产业。随着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全球跨文化交往愈加频繁，中国各内陆省份地方城市的对外开放程度也日益增大。2014年，池州市正式纳入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建设，致力打造美丽中国建设先行区、世界一流旅游目的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区。在这样的背景下，借由旅游文化的外宣英译促进池州城市文化的对外推介和宣传，塑造优秀的城市国际形象，不仅有利于池州国际旅游市场的开拓，更能激活池州丰富的人文自然文化，增强城市文化软实力，推动池州旅游经济可持续、强劲发展。

1池州市旅游文化外宣英译现状

近年来，池州市吸引了愈来愈多的世界各地人士来池州旅游观光，并承办了诸如首届中国国际健身气功交流比赛大会、第六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以及池州国际马拉松等多项国际重大赛事，城市地域文化的国际交流越来越频繁。但是笔者通过上海外国语大学图书馆电子资源平台以“池州旅游翻译”为关键词，进行全部类型文献检索，跳转“超星发现”客户端共得到1998-2018年间共26篇文献，其中期刊文章24篇，硕士论文2篇，无著作书籍。笔者再次以“池州旅游翻译”在中国知网分别进行主题、关键词、篇名以及全文检索，时间跨度为1998年8月31日至2018年8月31日，得到的相关文献均包含于“超星发现”的结果，反映出该26篇文献可以基本涵盖20年间池州旅游翻译的研究情况。基于实地调研并梳理池州旅游文化外宣翻译文献，发现目前池州市的旅游外宣英译相对滞后，以下问题比较突出。1.1旅游文化外宣英译总量稀少。虽然目前池州市的主要景区都有汉英双语旅游标识，但与旅游联系紧密的餐饮、住宿以及交通等公共服务领域基本还没有英汉双语公示语和介绍。2013年11月由池州旅游委员会编著的中文版《池州旅游大全》才面世，还未有英文版城市旅游手册或指南。主要景区特色文化的外宣资料匮乏，旅游景点的导游词也基本没有对应的英语版本，关于池州地域特色文化的英文推介作品更是少之又少。王超在其2017年硕士论文《功能对等理论视角下池州旅游文本汉英翻译实践报告》[2]中就提到池州旅游景点的英译文本稀少，所以只得先通过网络和实地考查的方式收集池州旅游景点的汉语介绍文本，将其作为英译研究文本，在翻译实践中以功能对等理论为指导探讨对汉语源语文本中的文化负载词、景点地名，四字结构和汉语短句翻译所应采取的翻译策略。1.2旅游文化外宣英译进程滞后。旅游文化外宣英译进程滞后主要体现为理论探讨多，实践翻译少，理论指导实践不够。目前为止，池州市旅游外宣翻译多侧重标牌和景点名称的英译，少有对池州地域特色文化的英译。致力于地方旅游文化英译研究的学者们主要还停留在对池州景区标牌翻译的纠错上，或以某种翻译理论为指导探讨适当的旅游公示语文化信息翻译策略。仅有部分学者开始思考池州地域特色文化英译的路径，但还未有学者对具体地域文化进行文化提炼、文本搜集和英译实践。早期池州旅游翻译研究主要集中关注池州旅游景区标牌、景点名称的翻译失误和方法探讨。余义兵在2011年对池州市主要旅游景区双语标识进行了调研，随后基于公共标识语文体的分析，提出了准确性、规范性和审美性的翻译原则[3-4]。同年，刘翠萍对九华山风景区内公示语翻译进行了分类，以模因论为基础，提出采用引入目的语模因、复制源语模因及化用目的语模因的翻译策略[5]。叶春玲于2012年再次对池州旅游公示语进行调研，结合池州旅游公示语具有的特点提出归化、异化翻译策略及直译、意译和音译的具体翻译方法[6-7]。丁小凤[8]、唐小爱[9]随后对池州部分旅游景点公示语的翻译进行了提取，用以举例论证具体的翻译方法。基于文献梳理，池州旅游景点公示语的英译失误可归纳为语言失误、语用失误和标识制作失误三大类。其中语言失误具体包括拼写混乱，译名不一致，词语错译和句法失误；语用失误具体包括中式英语、内容冗长、语气不当和篇章失误等。值得注意的是多数学者在讨论公示语翻译语用失误方面还提及了文化因素的影响。其中叶春玲在其2012年的硕士论文归纳池州标牌翻译错误时就提到了“文化失误”“其表现为公示语在翻译过程中因翻译方法错误未能正确传递文化信息，导致外国游客无法理解池州特色文化”[6]。由此，学者们开始关注并侧重公示语翻译中文化信息的表达。其中基于吕和发、蒋璐[10]提出的“创意翻译”概念，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出发，李奕华提出了创译法[11]，强调在文化信息翻译时不要过于强调字面含义，用较艺术的方法进行创造，让外国游客乐于接受和体验城市特色文化。而霍雨佳以《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史志（1953-2003）》部分内容为文本案例分析对象，对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尤其是有关黄梅戏艺术和历史文化信息的词汇以及长句复杂句的翻译上，尝试在尤金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的关照下，运用音译、意译、增补法、省略法等翻译策略解决问题[12]。2015年开始，少数学者转向池州地域特色文化翻译路径的探讨，其中以余义兵、李奕华研究最为活跃。他们以民俗旅游文化翻译为起点，结合民俗文化中的空缺现象,从信息性和可接受性方面提出空缺保留+注释，空缺释义和空缺置换三种文化翻译策略[13]。同时以最大程度满足游客的求知、求美、求新的文化和心理需求为目标，又提出变译法，以弥补文化缺失，释放语言外的信息[14]。此外，李奕华还运用了语料库分析手段，提出在汉英翻译时，对过多的涉及历史典故、神话传说等丰富的文化信息可以采用缩减法,使得英语译文更简洁，更直接，更易于游客接受[15]。值得注意的是其研究中的汉译英旅游文本语料是2013至2014年间收取北京、西安、安徽等地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介绍文本，并未对池州地区的旅游文本进行系统收集与梳理。其他学者在近两年开始对池州地域特色文化的翻译有所观照，但还远未形成一定规模。刘军、鲁萍基于国际传播学视角，提出诸如增补法、省略法、借译法的文化翻译策略[16]。王昌俐又从目的论视角，提出仿译与意译的文化翻译方法[17]。在寻求最优化的文化信息翻译策略方面，众多学者做出了努力。但在池州旅游文化的英译中究竟采取怎样的策略，还需要在具体实践中予以考量才能探索出最适合池州特色文化传播的翻译路径。这需要当地政府联合专业研究者们进行有效的实践翻译与理论探讨。1.3旅游文化外宣英译合作欠缺。池州旅游文化外宣英译合作欠缺主要体现在学者之间团队合作以及与政府相关部门联系欠缺。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对池州旅游翻译进行研究的基本是来自池州市地方高校的外语教师。这些教师学者彼此地理距离近，甚至来自同一单位，研究关切相近甚至相同，但仅两三位教师联合发表了数篇研究论文。大多数学者未能开展联合研究，对于部分景区标牌英译纠错或公示语文化信息英译策略的探讨发生了部分重合，团体研究优势未能发挥。此外，学者们未能与相关政府部门产生积极联动，学者们的学术研究并未有效地指导旅游翻译实践。多数学者指出池州旅游景区标牌翻译的错误并给予正确翻译参考，但并未引起相关景区管理部门的重视，甚至相关部门毫不知情。所以截至目前，学者对池州景区公示语的翻译研究并未实质性推动池州旅游景区公示语英译的规范化。早在2011年，余义兵在其论文中就呼吁地方政府制定旅游标识语的统一标准：“双语标识的制作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和准入制度……政府相关部门，如旅游部门、外事部门、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等应积极参与，并出台标准，加强监督、管理。制定池州市旅游景点标识语使用统一规范标准”[3]102。然而至今，在《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系列国家标准（GB/T30240）于2017年12月1日正式全面实施后，池州市还未与国家标准接轨进行地方公共服务领域英译的规范和标准制定，与时俱进探讨地方文化翻译的新路径更未在池州兴起。

2池州旅游文化外宣英译对策

随着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建设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来到池州旅游观光，旅游文化外宣英译在树立池州良好国际形象方面的重要性凸显。2.1内外兼顾，提炼城市特色文化。池州有着1400多年的历史，自然风光秀丽，历史人文底蕴深厚，有着“千载诗人地，佛茶傩腔戏”的美誉。从内而言，即立足于池州自然风光的优势，着力挖掘、提炼池州地方特色传统文化。在城市概览、景点介绍等英文翻译中可以多方位、多角度地运用诸如文学、戏曲、佛教、历史、民俗等池州地方特色文化，尽可能传播本土文化，说中国故事,保护文化的多元性。从外而言，即在现今旅游数据大背景下，通过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研究来了解游客对池州整体形象的感知，从而使提炼池州特色文化变得便利可行而意义非凡。通过网络（如同程网、携程网、美团网、糯米网、池州人网等）和新媒体客户端（新浪、微博、微信等）就游客对池州景点旅游及酒店住宿后的相关点评进行汇总，利用文本挖掘与分析的方法进行高频特征词和情感分析，了解游客对池州的整体形象感知，进而帮助提炼池州特色文化。2.2知行结合，探求文化英译适用策略。文化翻译承载着文化交流的重任，且汉语的旅游文本除了对景点的信息性介绍外，还包含了大量的神话传说、历史典故、风土人情，故文化翻译对于译者来说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基于文献梳理可以看出，学者们基本达成一致认识的是：旅游文化的英译中，考虑到汉语文化与实际受众间文化心理的差异，很难以对等的语言风格和目的语进行处理，对材料的改写或译写的再创造尤为重要。那么究竟要采取怎样的标准改写或如何再创造来英译池州的特色文化？这必须要从具体的池州文化翻译实践中去探索。池州历史文化景点众多，但大多数都还没有基本的英文梗概介绍，这无疑使得池州在日益频繁的国际交往中错失了良好的自我展现机会。专业研究者们先投身具体的文化英译实践，既能弥补池州多数旅游文化英译文本的空白，又能进一步检验、探求最适合池州特色文化英译的策略。经过大量英译实践与策略摸索，在文化英译文本积累到一定数量时，再联合众多研究者进行系统梳理和探讨，寻求适用于池州特色文化英译的理论及策略，这将是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2.3校区联动，提升文化英译的质与量。池州文化英译的校区联动主要体现在学科内外合作与学校、政府联动两个方面。皖南人文底蕴深厚，文学、史学、哲学、艺术、旅游等相关学科专家学者，长期以来积极从事皖南历史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2015年成立的池州学院皖南民俗文化与旅游发展研究院更是团聚校内外专家学者，致力于皖南民间风俗、戏曲和宗教文化的研究，开展皖南历史文化资源的发掘与整理、保护与传承及旅游开发利用研究，成果斐然。这无疑为池州特色文化英译提供了强大的文化背景和学科支持。加强与这些学科专家学者的交流合作，不仅有助于文化英译者准确理解池州特色文化内涵，更为特色文化英译的质量提供了保证。文化英译最终要服务于池州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和良好国际形象的建设，加之众多翻译研究者均来自池州本地高校，加强学者、学校与政府的联动尤为重要。池州学院与池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共同成立的“旅游发展研究中心”为池州旅游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这也为文化英译的校区联动提供了良好的样例。目前池州市外事侨务办公室翻译人才库的建立就是一次有益的尝试。池州市委宣传部、池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各景区管理部门以及相关企业单位可以与专业学者、学校积极开展合作研究，以池州文化英译的研究为池州旅游、文化的外宣和推介提供智力支持，切实推动池州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的建设。

3结语

外宣翻译论文范文篇2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世界经济文化交流沟通的加强，旅游文化也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外宣翻译也应势而生。旅游文化翻译属于外宣翻译的范畴。中国外文局副局长、中国译协副会长黄有义指出，根据目前我国对外宣传的实际情况，外宣翻译需要翻译工作者熟知并熟练运用外宣“三贴近”的原则，即“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1］。这是外宣翻译需要谨记的原则。本文以江苏省几大旅游城市的主要旅游景点为调研对象，考察当前江苏省旅游文化翻译的现状，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可行性解决方案和应对策略。

二、江苏省旅游文化翻译现状

在近几年的旅游外宣翻译中，我们发现，江苏省旅游外宣翻译中涉及模糊英语翻译和精准英语翻译的分布率只占整个翻译领域中很小一部分，也就是说这方面的论文非常少。尽管江苏省旅游管理部门已经开始意识到旅游外宣翻译对江苏旅游发展的重要性，在政府网站上也有旅游景点的英文宣传，但是，江苏目前在旅游外宣翻译领域依然面临专业人才稀少、翻译随意性强的特点。大量景区存在公示语错译、漏译、硬译、乱译等不规范的现象。与此同时，旅游外宣翻译缺少统筹监管的部门，也缺少地道的旅游英语翻译人才。这就是江苏旅游外宣翻译的现状。根据近两个月在江苏各知名景区如南京总统府、南京博物馆、苏州狮子林、苏州博物馆、镇江金山、镇江白娘子文化园、镇江南山等地进行的走访、拍照、搜集资料等工作，我们将发现的问题归类如下：1．语言错误（1）拼写类错误：拼写类错误在旅游外宣翻译中比比皆是，“这类错误虽然不起眼，但如果出现一个拼写错误会影响指示功能的实现”［2］。例如：苏州园林中，古五松林进门的标牌上将“trees”误写成了“tress”；南京雨花台烈士园林北门左侧的铜匾上，“全国保护旅游消费者权益示范单位”，翻译成了“National　model　unit　for　Trotecting　Tourists｀Right　and　In－terest”；“protecting”误翻成了“trotecting”；“calligraphy”翻译成“galligraphy”；长江应为“YangtzeRiver”而非“YangtseRiv－er”。（2）语法错误：这类错误也是旅游外宣翻译中较为常见的错误，是由于译者的双语功底不足所导致的，包括过分直译、主谓不一致、时态、介冠词错误、单复数等。例如：厕所译成“toilet”，在英语中，名词有可数不可数之分，还有单复数的区别，简单翻译成“toilet”会让外国友人理解成此处仅有一个卫生间，可能会想到该厕所会不会是男女共用；还有将“雨花台风景名胜区旅游导图”译成“Yuhuatai　Scenic　Spot　TourismMap”，这里的“tourism”是个名词，而应改为用形容词“tour－ist”。（3）专名翻译不规范：受译者本身双语能力的限制，专名翻译不规范的问题时有发生。例如：“本草植物”的译文有woody　plant，arbor，ligneous　plant，却不能自造成woodenplant这样的词汇；苏州园林一处河边的指示牌上将“在河上”译成了“up　the　river”，在英文里，这并不是指在河上的意思，而是在狱中，如此翻译无法让外国游客对这河上之物产生美好的想象，更没有来此旅游观光的愿望了。2．文化特色词翻译欠妥当“翻译应采取全球化范围和行动标准下与当地文化相适应的特定操作技巧和管理方法，把国际的东西“本土化”或把“本土的”东西国际化。在翻译中国传统文化特色词时，应加进去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注解。而在实际考察中发现，有很多外宣翻译采取直译的方法，并没有补充相应的历史背景知识”［3］。如：在苏州博物馆的简介中，原文本写道：“承袭了苏州的历史建筑风格，与周边园林名胜珠联璧合，交相辉映。成为苏州文化的一件传统与现代和谐圆融的“双面绣”作品。”译文翻译成：“The　building　reflects　the　continuity　of　thearchitectural　style　of　traditional　Suzhou．It　blends　with　itsneighbouring　gardens　and　landscapes－each　reflecting　andenhancing　the　other’s　glories．The　new　one　is　also　a　truecombination　of　the　ancient　and　modern，of　Suzhou　stylebrought　up　to　date．”其中，把富有中国特色的“双面绣”仅仅译为“the　combination　of　the　ancient　and　modern”。这种做法是对文化特色词的不正确处理，忽略了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传播，也就失去了外宣翻译的意义。3．专有名词译名不统一外宣英语翻译要求译者能够考虑其应用语境，采取国际标准，使用国际通用的语言、符号。然而，在我们的实际考察中发现，专有名词译名不统一的现象普遍存在。如：在苏州狮子林中，对于同一景点“真趣亭”的翻译出现了三个译本，分别是“True　Delight　Pavilion”，“Zhenqu　Ting”，“Pavilion　ofTrue　Charm”。这容易让外国游客产生迷惑。我们认为采取“Pavilion　of　True　Delight”比较恰当，既体现了真趣的含义，又符合英语表达习惯；此外，在金山公园的白娘子爱情文化园中，对白娘子的翻译也出现了三个不同的版本，分别是“white　snake”“fairy　of　white　snake”“lady　white　snake”，我们认为应统一为“fairy　of　white　snake”，因为其译本真实准确地诠释了白蛇实际的身份是一个蛇妖。

三、应对策略

以上就是我们在江苏省各大著名景点中发现的旅游外宣翻译错误。这些错误不仅会在外国游客游览时给他们的理解造成障碍，严重时还会使他们对我国的传统文化产生误解。我们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些错误，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译者水平有限，无法很好地用英语传达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色；另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译者在翻译工作中不够细心。因此，在本次旅游翻译课题研究当中，我们根据总结的错误，认为解决策略除了提高对译者和校对人员的要求之外，还应当从翻译策略出发，活用音译移译、类比补偿这些各具特色的翻译策略。1．音译和移译熊兵指出“翻译不局限于两种文字之间意义的转达，其本质上更是一种文化传播活动，是两种文化的互动交流活动，而译者作为这个活动的从事者须承担起文化传播的使命”。［4］在不同的场合，译者需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对富有文化色彩的文化负载词进行不同方式的处理，以满足不同的翻译需求。而音译和“移译”［5］就是译者常常采用的翻译策略。一种语言文化中的某种独有的事物和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不可译性，因为在其他语言文化中无法找到相对应的事物或现象，而这样的词语往往是这个源语言里的文化负载词，这种情况宜采用音译等方式。如：“忘飞阁”被直译成“Forgetto　fly”Pavilion，这略有不妥，因为这易造成中文意境的曲解，我们不妨采用音译的策略。而移译这一翻译策略在翻译景点的古诗词中很有效果，如：“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译为“emerald　lotus　leaves　shoot　into　the　sky　while　thelotus　flowers　are　ever　so　red　in　the　sunshine”。2．类比补偿受中西方文化背景、思维差异的影响，汉英文本也体现出很大的不同。英语语言文本注重写实，善用简单词和短句，逻辑清晰；而汉语的语言文本注重写意、多用华丽的辞藻和优美的语句，逻辑较为松散。因此，我们在把中文旅游外宣文本转换为英语的过程中，要学会正视差异，运用类比补偿的翻译策略。如：在南京总统府兵火抢掠展厅中，“其中孙玉庭做两江总督时，督署大堂不慎发生大火，大堂及其左右房屋损毁严重”的对应译文为“The　court　of　Governor－gen－eral　official　residence　had　made　fire　without　prudence　whenSun　Yuting　was　the　Liangjiang　Governor－general．”译文里对于两江总督的翻译是Liangjiang　Governor－general，而对两江总督的历史发展，历史作用等信息均无体现。这是由于中国历史上的官名在西方国家都无对应词汇，产生了文化缺省。而这种策略可以大大降低译入语读者解读信息的难度，创建了两江总督与governor的最佳关联，达到传播中国特有的官职文化的目的。总之，江苏省的旅游文化要想走出国门，走向全球，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外宣翻译工作的质量。因此，“省内的旅游外宣翻译工作要确定译文受众，强调翻译策略，提高外宣翻译的质量”［5］。面对科技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江苏省旅游文化的外宣翻译要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发挥它的纽带作用，促进旅游文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黄友义．坚持“外宣三贴近”原则，处理好外宣翻译中的难点问题［J］．中国翻译，2004，（6）．

［2］朱益平．论旅游文化差异中的处理［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

［3］李蒙蒙，红．山东省外宣翻译现状及解决对策［J］．才智，2016，（33）．

［4］殷珂，吴铁军．归化与异化：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外宣翻译策略研究［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18，2（23）：78～81．

外宣翻译论文范文篇3

关键词：邢台；历史文化资源；对外传播

一、邢台市历史文化资源对外传播的重要性

21世纪，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入。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深入实施，中国足迹沿着“一带一路”走向世界更远处，中国的对外文化传播工作也随之走遍全球。作为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中国拥有光彩夺目的历史文化遗产，做好这些历史文化遗产的对外宣传工作对于中国增强文化自信意义重大。邢台作为殷商古都，蕴含着丰厚的传统文化精神，而且这些资源有着浓郁的地域特色，是邢台地区优秀的文化遗产。做好邢台市历史文化资源的对外传播工作，对于扩大邢台的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打造邢台的城市文化名片，提升邢台的文化软实力，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要使邢台市历史文化资源为越来越多的海外人士所认识、理解和接受，就必须打破文化和语言的隔阂，因此，将历史文化资源整理翻译成相应的外国语言文字成为历史文化资源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途径。

二、邢台市历史文化资源对外传播的现状

在众多仁人志士的共同努力下，邢台市历史文化资源的整理记录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成绩有目共睹。截至目前，已经出版了《邢台历史文化论丛》、《邢台历史经济论丛》、《郭守敬研究》、《三代文明研究》、《邢台通史》、《邢台历史文化辞典》、《邢台历史大事件》、《邢台县历史文化读本》、《邢台历史之谜》、《人文邢台选集》等数十种历史文化研究书籍，成立了邢台历史文化研究会，历史文化研究队伍日益壮大，涌现出一批历史文化研究的带头人。在整理研究历史文化的同时，市政府重视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发掘、抢救、保护与整理工作，对卧牛城传说、顺德扇鼓、邢台皮影、内丘神码、巨鹿织锦、太平道乐进行立项保护。其中内丘神码已列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另外，邢台市政府、邢台县政府、社会团体和高校组织已经举行了丰富多彩的旅游文化宣传活动，如中国•邢台天河山七夕爱情文化节、清河县乡村旅游暨山楂节、秦王湖牡丹节、九龙峡桃花节等，这些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旅游文化交流活动吸引了国内外大量专家、学者和游客前来考察、学习和欣赏。然而关于历史文化资源的对外传播研究为数不多，目前已经发表的相关论文有《邢台文化手工艺产品的对外传播及英译策略研究》[1]；《邢台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英译调查研究》[2]；《河北省旅游公示语英译现状与对策研究——以邢台市为例》[3]。这些论文对邢台市历史文化资源的对外传播现状做了研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善的建议和对策。比如，庞云玲提出政府要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传播的投入，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高水平专业翻译人才的培养等。然而这些研究都停留在理论阶段，很少有实质性的成果可供借鉴和应用。

三、提升邢台市历史文化资源对外传播质量的途径

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方面入手进一步提升邢台市历史文化资源对外传播的质量。1.整理出版系统介绍邢台历史文化的外文出版物。虽然介绍邢台历史文化的中文出版物已经有很多，但是目前还没有一本介绍邢台历史文化的外文出版物。邢台不仅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还有很多具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牛郎织女的传说、平乡梅花拳、威县乱弹等，然而对于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缺乏外国文字的翻译介绍，更没有相关外文出版物对其进行宣传，这些资源很难被外国友人知晓。2.制作历史文化数字资源，建设数字资源共享传播平台。信息化时代，数字平台和数字资源的传播速度远远超出传统的媒介。然而，关于邢台历史文化根本没有专门的数字资源共享平台，甚至很少能在国外的主流网站上（比如YouTube）搜索到关于邢台的音视频资料。要知道，网络平台的传播力量不可小觑。央视自从2015年在全球最大的视频网站YouTube上建立春晚官方频道以来，吸引了众多海外粉丝，很多网友表示爱上了中国的这台超级晚会，爱上了中国文化。如果能把邢台的历史文化资源数字化，通过这样的平台上传，一定会获得很多粉丝的点赞。3.提升历史文化景区公示语翻译质量。邢台拥有众多历史文化景区，如郭守敬纪念馆、紫金山、天河山等，要把这些景区打造成国际化的景区，就必须先从景区公示语翻译质量上下功夫。景区公示语翻译质量的高低决定了相关历史文化资源传播质量的高低。景区故事能不能被外国人理解和欣赏，取决于故事有没有很好的被翻译成外文。目前，邢台的历史文化景区很多没有外文公示语，也有很多景区有外文公示语，但是译文质量很差，让外国人摸不着头脑，甚至哭笑不得。主要原因还是旅游管理部门和景区对于外文公示语的重视程度不够，有的景区甚至直接使用网络翻译的公示语，结果可想而知。

四、对外传播视角下的邢台市历史文化资源翻译

历史文化资源对外传播的任务就是“让世界了解邢台”。但由于历史文化资源种类繁多，文化内涵深厚，翻译起来具有很大的难度。为了提升邢台市历史文化资源对外传播质量，相关文献或公示语的译者在翻译中应遵循以下原则。1.文化传真。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学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Venuti）于1995年在《译者的隐身》中提出来了归化和异化两种翻译策略[4]。所谓归化翻译法，目的在于为读者提供地道通顺的译文，把原文中出现的异国情调的元素本地化处理，以减少译文对于读者的陌生感。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考虑的重点是翻译出来的东西要便于读者理解和接受。而所谓异化翻译法，是“译者尽可能不去打扰作者，让读者向作者靠拢”，就是最大限度地传达原作的文化特色，保存和反映异域情调和语言风格。鲁迅先生曾经讲过:“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时，有这等事，和旅行外国，是很相像的，它必须有异国情调。”鲁迅所讲的“异国情调”指的是在译作中保留源语言所属文化的文化特色，从而能使读者感受到这是来自不同文化的作品。韦努蒂也主张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源语言进行异化处理，向读者揭示源语言和目的语在表达和文化特色方面的不同。因此，译者只考虑源语言和目的语之间的语言差异是远远不够的，更要深入挖掘源语言和目的语所属文化之间的差异并进行巧妙地处理。如果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在译作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那就是非常成功的翻译。这里我们把这一翻译原则叫做“文化传真”。邢台市历史文化资源的翻译涉及到中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我们向国外介绍邢台历史文化时能不能让西方读者切实感受到邢台历史文化的特色，是译作是否成功的重要衡量标准。因此邢台历史文化资源的翻译工作者应该时刻牢记“文化传真”的基本原则。不能因为语言的转换，而使我们的文化失掉了色彩，甚至变了味。邢台历史文化资源中有很多的典故和习语，为了能够有效地传播邢台的历史文化特色和形象，这些典故或民间的习语要采用异化的翻译方法。然而，为了使外国读者更容易理解，有时需要使用直译加注释的方法。举例来说，汉语中有个谚语：“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翻译这个典故时，要考虑到西方很多国家是基督教文化，这些国家的人对于“和尚”不甚了解，更没有听说过关于和尚的典故，所以这个典故的翻译有必要采用直译加解释的方法：Onemonk,twobuckets;twomonks,onebucket;threemonks,nobucket,nowater—morehands,lesswork.这样既翻译出句子的表层含义，又向国外读者介绍了中国文化。要做到“文化传真”，译者必须具有中西文化的跨文化交际意识、知识和能力，对源语言和目的语的风俗文化、政治经济、思维习惯等各方面都有广泛而深入的了解。通过充分对比源语和译语的语言和文化内涵，译者才能融会贯通，窥探到两种语言及文化各自的精妙之处，从而自如地在两种语言之间切换，在翻译中实现既忠实于语言又忠实于文化。有志于从事邢台市历史文化资源翻译整理工作的译者应该具备强烈的责任心和庄严的使命感，把对外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看作神圣的事业，一丝不苟地翻译好每一个字每一句话。2.目的法则。对于邢台市历史文化资源的翻译，要优先以翻译的目的和对象为导向，切实提高跨文化传播效果。所谓翻译目的论，就是认为翻译中的最高法则应该是“目的法则”。换言之，翻译的目的不同，翻译时所采取的策略、方法也不同。就邢台市历史文化资源对外传播外译来说，翻译时不是只是单纯地注重译文与原文是否对等，还必须认真考虑中外文化差异问题，避免因文化背景不同而造成的对外传播冲突。译者翻译过程中要先了解邢台市历史文化资源传播的目标读者是哪个国家的，这个国家有什么文化背景，哪些文化是和中国文化相冲突的。比如，中国人忌讳“戴绿帽子”，而爱尔兰人以戴绿帽子为荣，认为这会带来好运。翻译中要处理好类似的文化差异，灵活的选取翻译策略，避免因文化差异造成外国人对邢台历史文化的误会和曲解[5]。总的来说，邢台市历史文化资源相关文献的翻译，从对外传播的角度看，应该把外国读者的文化背景放在首要考虑的位置，要充分考虑目的读者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将文化差异、思维方式、民族情感和语言翻译融会贯通，最终才能翻译出目的读者喜闻乐见又不失真实的好译文。

五、结语

以来，多次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做好中国文化的对外宣传传播工作。文化传播能力已经成为国家和城市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决定性因素。做好邢台市历史文化资源的对外传播工作，对于提升邢台市文化软实力，增强邢台文化自信，对外宣传中国传统文化，提升邢台乃至中国的国际形象和文化魅力，具有重要意义。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需要借力于跨文化传播和交流的深入开展，只有当外国人很好地了解中国文化他们才能接纳中国，接纳中国制造，这对于发展中国的对外经贸合作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刘芳.邢台文化手工艺产品的对外传播及英译策略研究[J].邢台学院学报，2014（02）：43-44.

[2]庞云玲，李子媛.邢台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英译调查研究[J].新课程（下），2016（05）：31-32.

[3]杨晓妹，钱立娟.河北省旅游公示语英译现状与对策研究——以邢台市为例[J].邢台学院学报，2014（02）：139-141.

[4]（美）韦努蒂.译者的隐身[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外宣翻译论文范文篇4

TeunAvanDijk是话语分析的翘楚,也是传媒语言话语分析的典范。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TeunAvanDijk大量著述涵盖了多种传媒话语的诸多类型(教科书、新闻报道、医患对话乃至旅游宣传手册、广告),对其中所表现出的认知现象、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现象以及意识形态等政治倾向作了全面研究;FaircloughN.自80年代以来陆续出版了几十种著作,对各种话语类型尤其是政治话语进行了批判的研究。此后,传媒语言研究作出较大贡献的当属奥克兰理工大学语言与传播教授的AllanBell:作为一名多产的学者,AllanBell近30年来发表了与传媒语言研究相关的学术论文64篇、专著5部(截至2008年的统计)。在作者目前可以收集到的文献研究中,AllanBell于1981年以“这不是英国广播公司:新西兰的语言殖民主义”为题开始了传媒语言的语体研究,仅从这一点讲,称AllanBell为世界范围内首次研究传媒语言的“鼻祖”并不过分。[2]1983年,GerhardLeitner编著的LanguageandMassMedia论文集首次将语言与大众传媒糅合在一起加以研究。[3]此后,Language,image,media论文集讨论了新闻广播语言、东西方新闻差异、广告以及图形传达意义的方式。[4]R.E.Rice于1984年在《MediatedGroupCommunication》一文中首开学界对“电子邮件语言”研究的先河。[5]Fairclough(1985)讨论了从话语分析的视角分析传媒语言有别于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传媒语言的原因。他认为,对传媒语言进行分析话语有助于详细了解媒体输出的本质,而语言分析侧重于文本(texts),语篇分析(discourseanalysis)既涉及文本也涉及话语实践以及社会文化文本,目的在于找出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文化实践之间的关系。[6]该论述高瞻远瞩,无论对话语分析还是传媒语言研究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俄罗斯大众传媒语言研究方面,Dobrosklonskaja(2005)声称要发展传媒语言学MediaLinguistics,但是其重点研究仍集中在新闻语篇(现在被称为传媒语篇)以及迅速发展的功能和文体研究方面。[7]CharleyRowe和EvaL.Wyss2009年编著的LanguageandNewMedia论文集汇集了学者对多种传播媒介的分析:博客、电子邮件、传真、网络实时聊天系统(IRC)、聊天、即时通讯、短信(SMS)、情书、邮政卡和电子贺卡、电话、广播、电视,以及诸如网页文本、维基百科条目和网站超文本网站文化。文集对新媒体萌现、新媒体语境中的语言变化以及相关新、旧媒体之间技术演进背景下语言和文化的变化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8]

社会语言:传媒语言文化界面的回归

美国语言学家兼人类学家EdwardSapir及其学生BenjaminLeeWhorf所提出的“语言相对性假说”在战后广为传播,认为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文化和思维,认为不同语言里所包含的文化概念和分类会影响语言使用者对于现实世界的认知,也就是说不同的语言的使用者会因语言差异而产生思考方式、行为方式的不同。DellHymes曾提出言谈民俗学(ethnographyofspeaking)来研究言语事件。WilliamLabov1966年出版的《纽约市英语的社会层次》认为语言事实上存在社会性层次的区分,而且社会层次(身份)和语言层次(表现为语言结构的异体)是互相对应的。[9]70-80年代间,英国学者Lesley和JamesMilroy在研究这类交往行为时提出“语言的社会网络理论”,对语言的维护和切换进行动态描写,作出了比拉波夫的分层说更细致的分析(李嵬,1995)。[10]70年代以来前苏联(俄国)学者提出语言国情学,强调语言有一种文化积累的功能。同时,大众传媒对“水门事件”的不断传播引发了语言学家在文化背景中对语言构成及其影响的深入研究。加拿大学者HaroldInnis认为,一种新的媒介(包括广义的语言、文字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的文明的产生。[11]美国学者PaulLevinson指出:“人类发明的所有信息技术,没有任何一种技术能够和我们人类基本要素的语言中心相提并论,除非它是对语言的超越和通过某种方式所进行的替代。但是,这些技术还是在有限的层次上对我们的生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2]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认为:人的思维和信息传播受制于传播的基本符号系统——语言,而每个族群、民族、国家成千上万年形成的文化意识和传统,无形地积淀在语言中,通过语言系统的教育而内化为社会成员的集体心智。JiirgenHabermas的三卷本《交往行动理论》揭示了当代传媒如何被注入商业模式,成为制造品牌舆论的工具。[13]

传媒与教育:传媒语言界面的人本回归

作为世界性的教育文化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充当着传媒与教育的联姻的急先锋。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UNESCO明确了媒体在社会进步的关键作用,制定了参与和利用各种媒体发展目标的具体政策、方案和战略,设立了“媒介教育项目”(TheMediaEducationProgramme),旨在促进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青年通过媒介积极参与社区政治文化活动并发展其批判性赏析能力。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文明联盟(UNAOC)共同创建了姊妹大学全球媒体和信息素养和跨文化对话讲座(UNESCO-UNAOCMILIDUNITWIN),具体内容涉及:批判性分析、大学和大众媒体之间的跨文化和合作研究交流、参与学校内发展教育和媒体研发、促进全球媒介信息素养行动、创建媒介信息素养学习研发网络中心、支持全球不同媒体的文化间对话与合作。在语言学学术界,1968年,SusanSontag注意了到传媒对教育的影响远远大于课堂教学[14],英国学者HildeT.Himmelweit等人研究了看电视对儿童语言能力发展的影响[15],美国学者MarieWinn(1977)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16]。MichaelWillie(1979)论述了传媒通过不同语言(媒介肢体语言与文本语言)的结合增强了感官的刺激,从而加深了对信息的理解[17]。英国英语教师全国委员会和国际阅读协会全国理事会(NCTE)制定的英语语言艺术教学指导方针之国家标准要求“学生用口头、书面和视觉语言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在学习过程中作为知识、反馈、创造活动的积极参与者”[18]。20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中学课程改革和2003年以来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都强调了传媒特别是多媒体在教学中的作用。

路向融合:传媒语言界面的东学交融

我国的语言学研究历史悠久,相对而言传播学研究起步较晚。1978年,复旦大学主办的新闻学核心期刊《新闻大学》第一次出现了专门介绍传播学理论的文章,随后,包括北京广播学院在内的一些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传播学者开始译介、学习和研究国外传播学的方法和成果,建立与世界传播学界对话的共同经验范围。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将传播学列入博士、硕士专业目录,标志着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地位的确立。(一)学术论文:方兴未艾在我国,各类期刊上对传媒语言的研究始自语言学或外语教学领域。以我国最早的外语类期刊《外语教学与研究》为例,该刊早在1959年第5期有3篇文章分别从理论和实践方面集中介绍了中外高校在外语教学中利用现代技术设备的问题,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该刊第二次介绍刊登同一类型的问题却是25年之后的事了。1979年,学术界开始对“电影剧作的语言特色”[19]和“现代俄语报刊语言句法结构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研究。[20]1980年出现了“新闻标题英语”[21]、“新闻广播语言的特点和词语变化”[22]、“刊物的科技资料翻译”问题[23]、“对外语(西班牙语)电视语言的分析”[24]以及“广告英语”等方面的研究论文,遗憾的是6年之后学界才出现了对广告语言的再次学术探讨。1986年,学界开始对“两篇旅游文章的文体比较”的研究。[25]1987年,陈四益指出“报纸杂志的编辑要负起正确使用语言文字的责任语文建设”,[26]12年后张普在中国科协首届学术年会中提交了“关于网络时代语言规划的思考”的学术论文[27],堪称国内学术界传媒语言规范与规划研究的先驱。2003年,王翰东在《电视通俗文化中的话语活动》通过对菲斯克的《电视文化》简要介绍,论证了文本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平行以及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对豪车与美女的广告模式与竞猜秀中潜藏的意识形态作了分析。[28]2004年后,传媒语言话语分析研究乏善可陈的局面发生了变化,传播新领域的核心期刊《新闻与传播》、《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现代传播》、《新闻与传播研究》、《当代传播》等6种期刊中,符号学、话语分析理论论文数量共26篇,占所有论文总数的23%,位居2004年所有议题的榜首。近10年来,国内学者对传媒语言的研究散见于学术期刊论文,如网络语言方面,多从修辞的角度研究新词新语,研究内容和方法集中在字词和语用、修辞等方面;还有不少论述从语用学的视角对报刊语言、影视语言(新闻、主持人话语风格)、网络话语(网络聊天话语、电子邮件等)、手机语言(SMS)、广告语言、外宣语言交际进行话语对比分析以及研究新闻语言、学术语篇的语用语体。还有的研究专注于传媒语言的翻译工作,覆盖范围较广,涉及影视语际互译、学术语篇、外宣资料公示语及创意产业翻译研究等方面。(二)专著研究:整合成型2000年,齐沪扬出版了《传播语言学》一书,在语言学界首开传播学与语言交叉研究先河,对语言符号、语言信息进行界定,并从心理学的视角探讨了语言理解和语言运用的过程,借用传播学的术语介绍了语言传播的类型、语言传播的媒介及其效果;[29]2002年,许嘉璐在姚喜双、郭龙生编著的《媒体与语言——来自专家与明星的声音》序言中首次提出了“传媒语言”的概念及其研究的重要性,社科院姚喜双、郭龙生提出了传媒语言研究应该关注的热点问题,如传媒语言的定性、内涵、外延分类及规范等[30]。2004年,于根元教授就传媒语言研究从学术定位、方法、分类、传承等方面进行了论述。[31]2005年,童之侠出版了《国际传播语言学》一书,较为详尽地分析了国际传播语言学的基本概念、国际传播语言学的理论来源与相关学科、传播媒体及其语言特点、报纸期刊及其语言特点、广播电视及其语言特点等。[32]俞香顺(2005)的《传媒•语言•社会》[33]以及纪秀生、索燕华2010年出版的《传播语言学》[34]探讨了语言在传播中的特性、语言在传播中的功能、语言在传播中的局限、语言在传播中的发展、文学语言的传播艺术、新闻眼的传播形态、广告语言的传播功能等。(三)学位建设:引领潮流国内学界对传媒语言系统研究“集大成者”当属姚喜双教授:姚喜双教授身兼教育部语言研究中心主任,国家语委语用所所长、普通话与文字应用培训测试中心主任、广播电视语言研究中心主任等数职,是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印刷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央电视台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近年来,姚喜双围绕“媒体与语言”主持完成了一系列部级项目——“媒体及媒体语言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影响研究”(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广播电视等媒体语言研究”(国家语委“十五”科研规划项目)等,编著了《媒体与语言——来自专家与明星的声音》(2002)、《媒体语言大家谈》(2004)等著述,以广播电视语言为原点发表了诸多影响深远的论文,并于2009年在国内首创“媒体语言学”方向博士点。[35]纵观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申报,从1993-2011年共有114项课题涉及传媒语言研究。

外宣翻译论文范文篇5

通过对中国知网的检索，仅仅从2008年至2012年，就有163篇英语专业的硕士论文，3篇英语专业的博士论文，10篇重要会议论文，5篇国际会议汉语论文，799篇期刊论文专门从语言学、翻译学的角度聚焦公示语的翻译，分析我国各地的公示语翻译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从这些论文的题目看，中国各地从南到北，从经济发达的沿海到欠发达的内陆地区，公示语翻译的问题“随处可见”。甚至一些外国人士也时常在国外的媒体上图文并茂地述说在中国遭遇的错误公示语译文。可见，公示语滥译看似小问题，但是其高频出现，却给受众带来强烈的视觉及心理冲击，严重影响一座城市、一个地方的形象。传播活动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告诉我们，在传播活动中，从信息的采集、鉴别、选择到加工、传递，无不闪耀着人类创造性火花和创造性睿智。公示语的翻译和我们的软实力息息相关，毕竟，“在这个以文化定输赢的时代，发现东方与输出文化已经成为事关中国崛起软着陆和文化形象重建的重要文化战略问题”［3］。

二、公示语的功能与翻译

(一)公示语的感召功能

每一个使用中的语篇或文本都服务于某种交际目的。①换句话说，每一个语篇或文本的交际功能在其问世之前已经被确定。公示语可以视为一个完整的“语篇”或“文本”，而且在分析的过程中，“语篇”或“文本”两个术语可以交替使用，同指使用中的公示语。［4］在分析公示语的功能之前，有必要根据不同的交际功能将其划分成不同的文本类型。纽马克把文本分为三类，表情型(expressive)文本、信息型(informative)文本和感召型(vocative)文本，并在ATextbookofTranslation一书中做了进一步阐述，更加明确了各种文本的不同性质和所辖范围。［5］在纽马克看来，表情型文本包括严肃文学作品，权威言论，与自传、散文、私人信函三大类，表情功能的核心是作者的思想。信息型文本包括教科书、技术报告、报纸杂志文章、科研论文等，此类文本关注客观事实，信息功能是其核心。感召型文本分两大类，一是指导型，如告示、说明书、各种规章制度;二是劝导型，包括广告、宣传品、论辩作品等。感召型文本目的在于促使读者去行动、思考或感受，即按照文本的预期意图作出反应，因此，该类文本目的性很强，就是影响读者的行为。在对大量的公示语语料分析以后，牛新生观点言简意赅、令人信服地指出，公示语的具体功能体现为指示功能、提示功能、警示功能、告示功能、劝导功能和宣传功能;凡此种种公示语的语言功能显示，“公示语应当属于感召文本，即是说公示语是一种具有指示、提示、警示、告示、劝导或者宣传等感召功能的文本。”［6］从媒介信息的活动情况分析，公示语是静态的信息;究其目的而言，公示语有的属于意见性信息，有的是指导性信息。像所有的文本一样，公示语也可能同时兼有几种不同的功能。我们认为牛新生的观点言之有理，公示语的主导功能是感召功能，因为公示语以读者反应或行动为目的，也即公示语文体的目的性就是影响读者的行为［6］。公示语也是信息发出者(作者)与接受者(读者)之间的一种交际行为。由于没有面对面的直接交流，很难在读者身上产生与口头交际那样的功能。因此，为了达到预定的目标，公示语译者必须了解受话人(目的语读者)的文化背景和期待。

(二)公示语翻译策略

翻译既是两种语言的转换，又是两种文化的转换、交流;翻译是在充分理解原语的基础上用译入语进行表达的复杂的创造性劳动。传播学认为，传播者将信息编制成符码，接受者将符码还原为信息，分别做的是方向正好相反的事情，但他们的目的是相同的，就是传播的信息和被传授的信息尽可能一致。［1］(178)传播者使符号化的信息被毫发无损地、原原本本地传给了接受者，既不多余也无不足。本文试提出公示语翻译的若干策略。1.依附策略传播是一种社会需要、社会进程和社会现象。传播媒介与社会的关系，既是系统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也是子系统与母系统的关系。这种互动关系不断促进社会的发展。大众传播媒介是当代社会重要的战略资源，它通过传播信息沟通上下左右的联系，传播一个社会信仰、规范和价值观来凝聚社会有机体。公示语作为媒介系统，必然要发挥告知、表达、解释和指导等组织功能，为整个社会大系统服务。如果它运作得好，那么就会对整个社会大系统具有促进作用;而一旦其功能失调，就会发生负面作用，因而会直接对整个社会大系统的正常运转起破坏作用。因此，从媒介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出发，公示语的翻译应该遵循译入语的编码规范，遵循社会公认的规则(如符合语法、逻辑和情景)，以充分发挥公示语的组织功能(或曰感召功能)。例如，北京奥运会主题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译作OneWorld，OneDream，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携手共创未来的美好愿望，给人以极大的鼓舞。某医院张贴的宣传语“给我一份信任，换您十分满意”，对应的英文翻译是TrustUsYouWillBeSatisfied。［7］看起来这句英文译文忠实地翻译出了汉语宣传语的意思，但是华而不实，给人虚情假意的感觉，显然不如译成TrustUsforaHealthyLife，后者摆脱了原文的束缚，凸显了医院的终极目标，即给病患以健康，也体现出了医患之间互相信任的良好关系，换句话说，改译充分体现了该公示语的感召功能，更可能为潜在的受众所接受。另一条医院的宣传公示语也很说明问题。原文“母乳喂养是真挚的情，无言的爱”，英文译文为“MotherFeedingIsSincereAffection，WordlessLove”。试想，MotherFeeding到底是不是“母乳喂养”?而且，原译中sincereaffection与wordlesslove辞藻堆砌，并没有实在意义，建议改译为“Breast－FeedingBestBetforBabies”。［8］此处改译借鉴了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官方网站上文章标题。同时，bestbet是英语地道惯用语，表示“最好的选择”、“最该做的事”、“最有用的事”，充分体现了母爱的含义;改译Breast－Feed-ingBestBetforBabies中5个词语就有4个共押音韵，简洁有力，琅琅上口。这样的翻译考虑了西方受众的文化、修辞传统，更易于实现公示语的感召功能，达到跨文化交流的目的。公示语传播必须形式上简明易读，能将信息传播给尽可能多的受众，这是大众传播文本的特点，也是组织文本的要求。易读性的特点主要有:(1)多用常见词;(2)宜用短句;(3)段落简短;(4)写作要具体形象，通俗易懂;(5)有人情味。［9］下列各景区、场所的公示语的翻译，就是忽略了语言的形式规范特点，而导致严重的传播失范、传播失败。注意防火PayAttentiontoFireproof(四川剑阁剑门关旅游区)吸烟害处多防火更重要SmokingidharmfulFireproofmoreimpotant!(浙江千岛湖神龙岛景区)人流室PeopleofStreamRoom(宁波泌尿肾病医院)译文是给英语读者传达信息的，其表达自然应该符合英语规范。中英文的思维方式与表达习惯经常是互相不能直接兼容，一定要经过一种“深加工”，或另起一个炉灶，用符合英文思维与表达习惯的方式方能将原意传达出来，把原文的核心信息表达出来。遗憾的是，上引前二例公示语的翻译词语拼写、语法均有严重错误，难以表达意思，遑论实现感召目的了。第三例译文简单强调词语对应，也违反了清楚、达意的最起码交际要求，英语读者想看懂公示语的期待根本实现不了。事实上，“信息传播应该追求生态平衡，追求质和量的统一，而尤其要以质取胜。”［1］(163)公示语误译现象广泛存在，是因为在传播过程中守门人(合格的译者、公示语标牌承制企业、翻译质量监管职能部门)缺位造成的。误译的信息内容干扰阻塞了有用信息，造成传播不畅，乃至失败。我们更多需要的是从正面展示中国的形象，公示语翻译错误无疑会使得我们的对外传播成效大打折扣，也不利于赢得目标受众的认同。2.顺应策略媒介之间会互相影响，互相借鉴。正如“新的传播革命爆发后，人类在旧的传播革命中所使用的传播手段不会被随之抛弃，而总是以一种新的面貌又出现在新的传播活动中。它们的生存与发展似乎并不遵循优胜劣汰、物竞天择的法则，好像更符合互动互助、共进共演的原理”［1］(72)媒介与媒介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公示语的译文与原文之间似乎也遵循着互动共进、平衡和谐的原理。就翻译而言，语言翻译实质上是文化翻译、交际翻译。因此，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要和交际语境相顺应，使得译文在目的语中得以接受，才能达到翻译目的，满足译文读者的需要，从而实现成功的跨文化传播。汉语公示语译成英语时不能亦步亦趋地按照字面意思强行翻译，而必须译出相应的语用功能(即完成文本的感召功能)，让目的读者明白。比如，“残疾人专用通道”翻译成“WheelchairAc-cessible”，英汉语并列在一块公示语牌上，简介易懂，两种语言的美各得其所，相得益彰。再如:相信中国制造———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四海论道TellyouthetruthaboutMADEINCHINA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ChinaCouncilforthePromotionofInternationalTrade［8］这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在海外举行的一次宣传活动所用横幅，宣讲者是中国经济的年度人物，由他们向海外人士讲述中国产品的真实情况(针对海外一些人“妖魔化”中国产品质量的倾向)，以使海外的商人与顾客对中国的产品质量有一个客观、正确的评价。横幅原文是典型的汉语标语式行文，活动的目的、活动的主角、方式等一目了然。但原文实在不宜完全以机械对应方法译出，因为冗长、啰嗦的译文，交际效果非但不佳，还可能引起某种不必要的误读误解。何况其中像“四海论道”这样的文字硬译成英文，恐怕外国人也未必能很好消受，因而依据英文的语言文化习惯重新安排行文势在必行。所以译者对原标题的交际意图进行推理，然后结合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平衡两者的关系，对译语的选择不断做出关联顺应与优化选择，使译文TellyouthetruthaboutMADEINCHINA获得明白流畅的最佳语境效果、交际效果，译文与原文虽然字面没有逐字对应，但是各自都在符合自身文化规范的前提下实现了交际功能的对等，很好地实现了感召受众的传播目的。译者在选择翻译策略的过程中并不完全是主动的，因为其摆脱不了时代、社会、文化等因素的束缚。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翻译策略选择是译者对公示语的交际语境主动顺应和被动顺应相互交织的结果，汉语、英语在公示语中相互促进，共同营造跨文化传播的景观。3.情感驱动策略公示语在传播信息的同时，也发挥自身传递知识与文化的功能。在为天然受众告知、表达、解释和指导时，即注意到了自主、不特定受众的需要，进入了亲社会行为的引导阶段，设置了受众的活动议程。另一方面，在依赖公示语获取信息、指导生存时，受众会积极主动地形成自己的看法，与媒介形成了互动关系。而受众的媒介素养、知识结构和认知模式等主体因素又使得受众自己高效地接收信息、利用公示语信息。当以英文为媒介的受众看到正确的英文公示语可能会因爱屋及乌，关注并且认可传播者所传播的内容，甚至爱上传播者所服务的媒体和文化。自然，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会在公示语所营造的环境中潜移默化地夯实。所以，从受众与媒介的互动关系考察，公示语翻译应该估计受众的情感需求，还需要运用情感驱动策略来翻译公示语。比如:英国《每日邮报》(DailyMail)2013年5月16日就刊登了一则很长的报道，就是在拿中国的公示语翻译错误说事，图文并茂，整篇文章充满了嘲讽和讥笑。［10］其中有公示语“民族园”的译文RacistPark，译文让人大吃一惊，居然摇身一变成为了“种族主义分子的乐园”。如此译文，对中国形象的玷污是不言而喻的，好端端的具有民族风情的游乐场所，也只会令外国人望而却步。还请看另一条例证:优生门诊EugenicClinic(深圳市妇幼保健院)eugenic由于历史原因已经与希特勒臭名昭著的种族灭绝联系在一起，在国际上引起反感，中央外宣办已经明确指示不再使用“eugenics”。［11］而且，LongmanDictionaryofContemporaryEnglish(Newed.)中eugenics的释义也说明了这一用法:eugenicsn［u］thestudyofmethodstoimprovethementalandphysicalabilitiesofthehumanracebychoosingwhoshouldbecomeparents—usedinordertoshowdisapproval(PearsonEducationLimited，2003:533)。所以，该条公示语的翻译“EugenicClinic”建议改为Prenatal＆PostnatalCare或者PernatalHealthcare。全聚德QuanjudePekingRoastDuck—Since1864吴裕泰WuyutaiTeaShop—Since1887同仁堂TongrentangChineseMedicine—Since1669瑞蚨祥RuifuxiangSilk—Since1862荣宝斋RongbaozhaiArtGallery—Since1672王致和WangzhiheGourmetFood—Since1669［12］公示语的优劣高下的标准除准确达意之外，主要是看英语读者看后是否对它们产生亲切感、自然感。全聚德、吴裕泰、同仁堂、瑞蚨祥、荣宝斋与王致和都是北京流传久远的老字号。“在全球25万多名翻译志愿者的热情参与下，经过4个多月的筛选”，这些名店有了新“洋名”。与汉语店名相比，这些洋名增加了名店的性质与创始年代说明。如“全聚德”英文名称增加了PekingRoastDuck—Since1864，充分考虑了英语读者的感受，全聚德广告效应不言而喻，其告示功能得到了充分展示。这样的翻译具备较强的生命力，体现译入语文体特点，符合译入语文化，译文从而在使用过程中能得到认同，并且获得广泛传播。

三、传播学对公示语翻译的启示

外宣翻译论文范文篇6

关键词：传播学；红色旅游文本；传播策略

随着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旅游文本的翻译在跨文化传播中日益凸显出不可忽视的作用，红色旅游景点作为城市的一张名片，体现了城市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故事性，红色旅游文本的翻译对于中国红色旅游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的传播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对红色景点旅游文本的翻译研究则可以进一步提高城市红色资源的利用率，宣传红色旅游产品，提升服务质量，深化红色旅游的意义。主席在党的报告中也明确指出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一、红色旅游文本翻译传播现状

由于红色景点的外籍游览人群比较小众化，缺乏中西对自然或人文风光景点的审美共性，且大部分红色景点的位置相对中心城市偏远，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游览的不便。旅游部门对其翻译介绍的工作往往不如其他景点的细致和全面，相关文本翻译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以湖南省益阳市的红色旅游景点为例，就存在着诸多问题。(一)英译本传播数量匮乏，译介传播媒介优势发挥不足。益阳市委市政府虽然很重视红色旅游工作，但现有的益阳红色旅游资源的英译本十分有限，在官方旅游网站上也未有完整的英语介绍。依据湖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网站的介绍，周立波故居•山乡巨变第一村，691(四方山)马共基地，何凤山先生纪念馆及纪念墓地、益阳兰溪金家堤村，南县德昌公园、厂窖惨案遇难同胞纪念馆都属于益阳红色旅游路线。但根据实地考察发现，目前拥有景点介绍英译本的仅是少部分景点且只有在景点现场才具备。如厂窖惨案遇难同胞纪念馆中仅是每个主题的主要介绍页配有英文简介，其他详细介绍处则只有中文介绍。整体而言，红色旅游景区所提供的红色旅游文本往往数量较少而且质量参差不齐，传播渠道较为单一，无法满足前来参观的外国游客的需求。(二)传播噪音明显。传播噪音是指由于技术故障或技术不完善造成的干扰，并使得发出信息与接收信号之间出现信息失真，主要体现在景点介绍词的误译或刻印错误。如南县厂窖纪念碑中有明显的刻文错误Is's(it’s)，praer(prayer)，洗血轩纪念碑处inscoptions(inscriptions)，雕塑——活埋处invaelers(invaders)，evant(event).雕塑——奸淫处clepicts(depicts)，buridealive(buriedalive)，雕塑——抢夺处countlesss(countless)，雕塑——杀戮处cruellykelled(cruellykilled)，如此显而易见的错误究其原因是刻印工匠因为不懂英文所致，但因为这是公示语呈现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极为重要的环节，由于雕刻物件的特殊性，错误一旦造成，将难以修正并导致错误一直保留，即便译者前期花了大量心思来审稿、翻译、校对、勘误，若不重视这一环节的工作，前期的工作都是徒劳。刻印错误在景点介绍词的翻译中往往是最常见和影响最长久的。德弗勒的互动过程模式认为“噪音不仅对讯息，而且对传达和反馈过程中的任何一个环节或要素都会发生影响。”[1](三)传播反馈不及时。传播反馈是指受众对讯息内容的反馈，因为没有做出反馈的要求也缺乏官方反馈的渠道，因此讯息中的传播噪音往往被旅游者忽略或无视了，部分反馈的建议则由非目标受众中的其他译者或研究者提出，由于未能建立与直接管理机构的联系也导致错误虽然提出了但也长期存在无人纠正。旅游翻译文本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景区对外宣传的效果和旅游经济的发展，不规范译文的存在极大地影响了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的对外传播，阻碍了红色旅游的国际化推广。

二、传播学视角下红色旅游文本的翻译原则

红色旅游文本是指与红色旅游景区内景点相关的所有翻译文本，包括相关的图书、论文、音像制品、旅游宣传材料、景点宣传材料、网上的电子文本以及拍摄下来的景点介绍等。文本内容大多以叙事为主，辅有小部分议论性或鼓舞性话语，往往具有政治鲜明性、历史准确性、语言号召性等特点，为实现传播的目的，在翻译的过程中需遵循如下两个原则。(一)有效传播原则。传播学认为一个基本的传播过程由传播者、受传者、讯息、媒介和反馈这些基本要素构成。其中传播者决定着信息的内容，根据霍夫兰等人提出的“可信性效果”概念，信源的可信度越高，其说服效果越大。因此传播者即译者的专业性是有效传播的基础。在传播过程中译者也应以传播目的为指导，以准确为基本宗旨，不能漏译重要信息，更不能误译。在厂窖纪念馆中有一系列配以解释的主题照片，其中“白骨为证”和“警钟长鸣”的标题译文都采用了“Skeletonsareproof”，笔者认为两个主题虽有类似的呼唤人们警醒的内容，但“警钟长鸣”部分并未有“skeletons”(骷髅)的图片，会造成受众思维的混乱，建议更改为更贴切的“Alarmbellskeepringing”。跨文化传播是指“不同文化之间以及处于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成员之间发生的信息传播与人际交往活动，以及各种文化要素在全球社会中流动、共享、渗透和迁移的过程”[2]文化传播能够得以实现依赖的要素有“传播者和接受者具有文化共享性”[3]由于译者和读者处于不同的社会价值体系，具有根深蒂固的文化差异，受众的解码立场可能不完全认同甚至反对解码者的立场，因此译者要充分考虑中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才能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二)受众为主导的原则。任何传播要想取得预期的效果，都需要关注受众，了解受众的特征和需求。在旅游文本的国际传播中，按照传播所预设的对象，目标受众应是旅游者中的英文读者。影响受众选择最重要的心理活动就是选择性心理，即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它们关系到受众对信息接收的整个过程。[4]具体到翻译策略可以采用摘译法、合译法、省译法。景点介绍词往往由于排版、刻印等特殊要求，可以对重点信息进行有选择性的摘译，且简洁凝练的信息更容易让受众理解。如在这句描述性介绍词中“面对极其野蛮、极其残暴的日本侵略者，中华儿女同仇敌忾、视死如归、前赴后继、共御外敌。”汉语句尾四个四字格的使用使得整个句子富有节奏感，读起来铿锵有力，译文将其逐字译为“Chinesepeople，withbitterhatredagainstthecommonenemy，braveddeathuninflinchingly，advancedwaveuponwaveandjointlyresistedtheinvaders.”虽然信息内容无损失，但传递的效果大打折扣，可通过摘译的方式简化繁琐的信息，使译文结构上平行，引起受众注意并加深印象，试译为“InfaceofextremebarbarousandbrutalJapaneseinvaders，Chinesepeoplewithcommonhatredbraveddeathuninflinchingly；resistedtheinvaderscontinuouslyandjointly。”美国学者霍尔在“编码/解码”理论中指出：信息是否能够被受众接受并满足受众的预期，必须让受众理解其中的意义，即“解码”。[5]可见，在跨文化的翻译传播中，应以受众为主导通过合适的翻译策略将信息解码。

三、红色旅游文本翻译的传播策略

传播效果的产生是个十分复杂的社会过程，从发出信息到受众接受信息，中间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环节和因素，传播策略的具体实施将直接影响传播效果，因此采取多维度的策略是实现传播效果的有力保障。(一)拓展传播途径。在今天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跨文化传播的主体和内容形式日趋多样化，新媒体技术为传播提供了更多的媒介载体。传播学家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即传播。而当代新传播技术体现在四大领域：一是数字技术，二是网络技术，三是多媒体技术，四是实时传输技术。因此随着新媒体传播技术的成熟与发展，除了对景点文本配以英文译文之外，还应加快对英文网站建设的脚步和力度，多渠道、多媒介地加大传播力度，结合新媒体技术不定期地开展数字媒体宣传。(二)重视译文质量，明确译者传播“把关人”职责。传播者不但掌握着传播手段和工具，而且决定着信息内容的取舍，作为传播过程的控制着发挥着主动的作用。红色旅游文本的原作者和译者都属于传播者，其中译者即是原文信息的接受者，也是译文信息的生产及发出者，还可以是传播效果的反馈者。对于旅游文本词的刻印或印刷环节，在操作前译者需将文本与实施者核对，确保实施者能正确理解译者观点。在刻印后，译者还需重新进行文本校正把关，及时修正刻印错误。(三)增加译文数量。传播学提出信息的易得性、对比性和形式的多样性都能加大受众的注意力。政府可加大宣传力度和影响范围，如采取有奖译文的方式在在校学生或社会力量中寻求合适准确的译文，请专家进行评审和把关，一方面能引起更多受众的关注，另一方面也能相应增加景点译文的数量。拉斯韦尔的“三功能说”中指出传播是保证社会遗产代代相传的重要机制。而红色文化正是我国文化遗产不可或缺的部分，需要借助传播的力量得以传承。在进行红色旅游文本翻译时，可通过研究文本特征，采用相应翻译策略选择最适合目的语的表达方式，将各个旅游景点的介绍内容最合理地转达给外国游客，从而达到促进跨国文化交流和中国文化的传播的目的，吸引更多的外国游客，将中国红色文化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53.

[2]孙英春.跨文化传播学导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4.

[3]吴瑛.文化对外传播：理论与战略[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14.

[4]李正良.传播学原理[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118.

外宣翻译论文范文篇7

音译语素是汉外民族经济、文化等交流或接触中产生的一种词汇现象，现代辞书对其适时收释对于促进汉语教学及汉语规范化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音译语素的语源标注一般是音译词语释义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语义理解及语用规范有指导性作用。总的说来，《现汉》对音译语素的语源标注是积极而审慎的，能适应时展的要求，但《现汉》对部分音译语素的语源也存在失注现象。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编纂者未能吸收学界关于音译外来词的研究成果。编纂者有时会对音译语素失察而导致语源的失注；若是积极关注有关音译外来词的研究成果，辞书就会减少此类现象的发生。音译语素的语源失注尤以当代新词新语为突出。例如：

霹雳舞产生美国贫民区黑人中间的一种舞蹈，舞姿有翻转、旋转、摆动、模拟表演以及漂浮、滑动等动作。

乌龙球足球等比赛中球员不慎打进已方球门的球。“霹雳舞”是英语“bteak－dancing”的音意兼译(即半音译半意译)；而“乌龙球”乃英语“owngoal”的粤语音译加意译，粤语中“乌龙”(英wrong的音译)有“错误”、“糊涂”义，故用“乌龙”来谐译“owngoal”。

在《现汉》新词新语中，此类语源失注现象也不在个别，又如“保龄球”、“马海毛”等音译加意译的词语释义中就未分别标注“[保龄，英bowling]”、“[马海，英mohair]”，而“纳米”等音译词的释义中也未标注“[英nanometre]”。上述双音节音译语素存在语源失注的问题，而某些单音节的音译语素也是如此。例如：

耳麦兼有耳机和麦克风两种功能的电信装置。“麦”乃多音节语素“麦克风”(英microphone的音译)的单音节化-结果，其构词能力近年来呈增强趋势，但还在接受时间的考验，如“麦柜、麦套、麦霸”等(《现汉》暂未收录)。

事实上，不只是新词新语中音译语素存有语源失注的现象，就是某些通行时间较长、一般不视为新词新语的音译语素也有类于此。例如：

苦力①帝国主史者到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奴役劳动者，把出卖力气干重活的工人叫做苦力②干重活所付出的劳动力：卖～。

拖拉机主要用于农业的动力机器，种类很多，小型的用橡胶轮胎，大型的用履带。能牵引不同的农具进行耕地、播种、收割等。“苦力”乃英"Coolie”的音译，而“拖拉机”是俄“TpaKTop”的音译，《现汉》均未能作必要的语源交代。另如音译词“丰亡果”、“柠檬”、“踢踏舞”也均未分别标注“[英mango]”、“[英lemon]”、[踢踏，英tittup]”。再来看一个例子：

译意风yiyifeng会场或电影院使用的一种翻译装置。译员在隔音室里把讲演人或影片里的对话随时翻译成各种语言，听的人可以从座位上的接收器中挑选自己懂的语言，并通过耳机收听。从释义上看，“译意风”指“一种翻译装置”，而“风”字令人费解：“风”字何以有“装置”义呢?《现汉》中“风”字义项多达12个，但无与之适配或接近的义位；而《汉语大词典》(下称《汉大》)“风-[feng]”字有29个义项，但也看不出有“装置”义。那么，是否应考虑该“风”字还存在别种语源呢?

经考察后我们提出一个假定：“译意风”中的“风”字为英“phone”的音译，因为“phone”的语素义有表示"aninstrumentthatusesormakesSOUNd”，即“(发声或使用声音的)工具，仪器”，作为构词语素其能产性较强，参与合成的复合词(名词)如：“telephone”(电话，音译作德律风)、“microphone”(话筒，音译作麦克风)、“saxophone”(萨克斯管，音译作萨克斯风)等。为了证实上述假定，我们又利用《汉大》进行“～风”的检索，共查得含有“－phone”音译语素的词条3个(释义中皆有语源标注)：德律风(英telephone)、麦克风(英microphone)、译意风(英earphone)。关于“译意风”的释义，《汉大》与《现汉》的差异主要在语源标注上。请看(《汉大》)：

译意风英语earphone的音译。在语言不通的集会上，供出席人同时选听所需译语的电声设备。也称同声侍译。英“earphone”一词我们并不陌生，其义为“头戴式受话器，耳机”；而“耳机”是“译意风”这一“翻译装置”的一部分，故用“earphone”(部分)来指称该“装置”或“设备”(整体)也是自然不过的。我们发现，台湾出版的《重编国语辞典修订本》(第四版)(下称《国语辞典》)也标注了“译意风”一词的语源：

译意风一种近似无线电的翻译装置。为英语earphone的音译。在听到一种语言时，使用者只要戴上耳机，打开选择开关，即可听到译员由操作宣所译出的他种语言。一般多用于国际性会议上。或译作“译耳风”。

《现汉》中语源失注问题不唯上述普通话词语，在汉语方言中使用频率较高的某些音译语素也存有此类问题。例如：

泊1(b6)①船靠岸；停船：停～|船～港外。②停留：漂～。③<方>停放(车辆)：～车。④(B6)姓。其实，“泊”义项③“停放(车辆)”是英“park，，的音译语素义，它最初是在粤方言中使用，随着通行范围的扩大继而成为普通话词汇中的一员，而《现汉》在语源上只是追溯到方言这一层面，未能溯及其真正源头。又如：

拍拖<方>指谈恋爱。上述词条出自粤方言，“拍拖”为英“partner，’的音译。

值得一提的是，《现汉》中某些音译语素原本是加注语源或有说明的，可在不断的“修订”之后，语源竟作淡化处理了。请看：

米2公制长度的主单位，一米分为一百厘米，合三市尺。旧称公尺或米突。参看“国际公制”。(《现汉》第2版)米2长度单位。在国际单位制中，1米是光在真空中于1/299792458秒时间间隔内所经过的路程；在公制中，是通过巴黎子午线全长的四千万分之一。1米等于10分米，舍3市尺。参看“国际单位制”、“国际公制”。(《现汉》第3版、第4版)

米2长度单位，符号m。1米等于10分米。(《现汉》第5版)我们发现，“米突”条已从《现汉》(第5版)中删除，读者从中不能获阅“米2”的真正语源。而相比之下，同样是单位量词的“克。”，《现汉》(第5版)就处理得很好。请看：

克3质量或重量单位，符号g。1克等于1千克(公斤)的千分之一。[法gramme]其实，“米2”条只要对此稍加“模仿”，问题不难解决。现拟改如下：

米2长度单位，符号m。1米等于10分米。[旧称米突之省，法mètre]

(二)编纂者未能保持同一音译语素语源标注的周遍性。其具体表现是某一音译语素在不同的合成词中处理方法不同：有的作语源标注，而有的语源失注。例如：

酒吧西餐馆或西式旅馆中卖酒的地方，也有专门开设的。也说酒吧间。[吧，英bar]

网吧备有计算机可供上网并且兼售饮料等的营业性场所。有的地区叫电脑咖啡屋、公共电脑屋。[吧，英bar]

氧吧备有输氧装置专供人吸取氧气的营业性场所。[吧，英bar]

陶吧供学习制作陶器的休闲场所。

上述四个词条，皆含有英“bar”的音译语素，但处理方法却不一致：“酒吧”、“网吧”、“氧吧”释义中标注语源，而“陶吧”的语源失注。

此外，对于由多个音译语素复合构成的音译词，《现汉》也表现出“厚此薄彼”的倾向，随意性较大。例如：

扎啤一种桶装的鲜啤酒，常用特制的大酒杯盛装饮用。[扎，英draft]新词“扎啤”是由两个音译语素“扎”、“啤(英beer)”连缀起来的，此类复合词语在《现汉》并不多见；而作为工具书，对同一词语中的两个音译语素未能一同标出语源。《现汉》对音译语素的语源标注随意性还体现在对含有音译语素的合成词也有一概不加语源标注的。例如：

面的用作出租车的小型面包车。

打的

<口>打车：路太远，打个的去吧。上述两条释义中“的”字均未标注语源：“的”乃英“taxi”的音译语素“的士”，的单音节化；若加注语源，则有助于指导我们的语用买践，因为外源“的”字在口语中一般读阴平(dT)。

《现汉》音译语素语源失注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主观认识的不足导致语源失注，一是词条释义时具体操作的不周遍。那么，音译语素的语源标注对汉语教学又有何影响呢?这里，笔者就自身一段难忘的经历来谈谈这个问题。

早在80年代初读初中时，笔者就萌生了关于“译意风”中“风”字语素义的疑问。记得有一篇课文叫《雄伟的人民大会堂》，里面有这样一段话：“礼堂底层席位的桌柜都装有能同时翻译12种语言的译意风，每四个席位还有一个即席发言的扩音器。”当时我便对“译意风”中“风”字义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大学毕业了，我成了一名语文教师，在讲授该课文时又碰到了“久违”的“风”字，尽管课本注释有“译意风”一词的详解：“在发言人和听众之间语言不通的集会上，供听众选听所需译语的电声设备。借助它，听众可以用耳机选听发言的某种译语。”但每当学生追问“风”的字义时，我只好承认自己“不知”，而学生转身时脸上明显地露着“失望”。囿于认识的缺陷，“风”之字义竟成了我多年来一直欲解的一个“心结”。

从上述汉语教学实践中，我们不难体会到这一点：汉语音译语素的语源标注的确是汉语教学尤其是词汇教学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事实上，不仅像《现汉》这样的共时词典编纂需要语源标注，而且如《汉大》等历时词典编纂也同样需要。我们还注意到，现代汉语中某些新出现的音译词语，与汉语固有词语属于同形异义词(语源上也毫不相干)；若要将它们明确地区别开来，就有必要对新产生的音译词语加注语源。例如：

拜拜①台湾风俗，每逢佳节或祭神日，大宴宾客，俗谓之拜拜。②英语bye-bye的译音。谓再会。(《汉大》)上述词条采用的是增设义项的办法：将音译语素义与汉语固有词义并列，并附带说明语源。尽管这种处理方法值得商榷，但《汉大》在体例上能较好地保持一致性，却是难得的。

外宣翻译论文范文篇8

语言研究所最早是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音乐律实验室的基础上成立的，研究力量主要是两方面的来源，一是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部分成员，二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高等院校抽调来的部分学者。建所初期，语言所规模不大，却汇集了丁声树、罗常培、吕叔湘、陆志韦、傅懋勣等著名学者，他们领导了语言所早期的汉语语法研究、汉语方言研究、汉语音韵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汉语语音研究等学科的工作。

1，现代汉语规范工作

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党和政府对语文规范化工作提出了要求，《人民日报》1951年6月6日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同时开始连载吕叔湘、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语法的热潮。语言研究所五十年代的主要工作都围绕着促进汉语规范化的目标而展开。如《语法讲话》的编写，方言调查工作的开展，《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以及《中国语文》杂志对现代汉语规范化、推广普通话和文字改革工作的探讨等。

1955年10月，由语言所负责筹办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在开幕词里说：“我们所提出的汉语规范化问题，那就是要确定汉民族共同语的组成成分尽可能地合乎一定的标准，那就是要根据语言发展的规律，采取必要的步骤使得这全民族的语言在语音、语法、语汇方面减少它的分歧，增加它的统一性。”吕叔湘在会上宣读了他和罗常培合作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报告，报告中对汉语规范化的意义、原则和需要做的具体工作项目作了详尽论述。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们提出了若干研究课题，并就组成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拟订《现代汉语词典》编纂计划、拟订汉语方言初步普查计划等工作形成了决议。这次会议的文件后来汇编成《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1956)。这以后，语言研究所的各个研究组分别就语法、语音、词汇、方言、词典编纂等工作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2，汉语语法研究

1952—1953年，语法小组在丁声树的主持下编写了《语法讲话》，参加者有丁声树、吕叔湘、李荣、孙德宣、管燮初、傅婧、黄盛璋、陈治文。开始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的名义，分十七次在《中国语文》杂志上连载，后经修订出版了单行本，书名改为《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商务印书馆，1961)。这部书选例精当，分析透辟，以重视语法结构为特色，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代表了国内语法研究的最高水平。

1953—1956年，陆志韦主持编写了《汉语的构词法》(科学出版社，1957；修订本1964)，参加者有陆志韦、管燮初、蒋希文、任建纯等。该书以北京口语为研究资料，提出了构词研究的“扩展法”，对现代汉语的构词方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语法小组为撰写《现代汉语语法》作准备，提出了若干研究课题。在陆志韦指导下，刘坚、陈建民、饶长溶、王福庭分别就助动词、兼语式、副动词和连谓式写出了专题研究报告；在吕叔湘指导下，范继淹、李临定、范方莲等研究了形名组合问题、趋向结构问题、带“得”的补语问题、动词重叠问题等。吕叔湘这个时期发表的《关于“语言单位的同一性”等等》《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等文章成为语法学界的指导性论著。

五十年代末组建了汉语史组，陆志韦任组长，郑奠任副组长，对古代汉语的语法作了专题研究，郑奠、麦梅翘编辑了《古汉语语法学资料汇编》(1964，中华书局)，郑奠、谭全基编辑了《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1980，商务印书馆)，管燮初系统地对上古汉语的代表文献进行语法分析，陆续出版的成果有：《殷墟。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1953，中国科学院)《西周金文语法研究》(1981，商务印书馆)以及《左传句法研究》(1994，安徽教育出版社)。

3，汉语方言研究

1954年成立了方言组，由丁声树任组长，李荣任副组长。建组以后不久就在中央团校和中央民族学院进行了方言调查，1956年起，语言研究所和教育部联合开办了三期“普通话语音研究班”，先后培养了一大批方言调查研究的专业人才。此后，在丁声树、李荣的带领下，进行了张家口、昌黎两地方言的重点调查；1956—1959年，语言所组织并指导了全国性的方言普查，以县为单位，共在全国调查约2000个点，写出方言调查报告1195种。这期间由丁声树和李荣等为方言调查工作编写成的《方言调查词汇手册》(1955，科学出版社)《方言调查字表》(1955，科学出版社)《汉语方言调查手册》(1957，科学出版社)《汉语音韵讲义》(1984，上海教育出版社)《古今字音对照手册》(1958，科学出版社)《昌黎方言志》(1960，科学出版社)等著作，成为指导方言调查的重要工具书和编写方言调查报告的范本。

4，汉语语音研究和机器翻译研究

当时的第三研究组以语音研究为主。建所初期，设有语音实验室，它是以原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语音乐律实验室为基础形成的。仪器主要有各式浪纹计，乙一和乙二声调推断尺、各式海尔姆荷兹共鸣器、各式音叉、渐变音高管及钢丝录音机等等；五十年代末，添置了丹麦B．K．公司出产的声学分析仪器，用于研究普通话元音和辅音的声学特性。研制了颚位照相装置，与X光照相配合，对辅音作了生理分析；研制了音高显示器，用于研究声调，还研制了切音机。在此期间，写成了《普通话语音实验录》共五卷(未出版)和《普通话发音图谱》(周殿福、吴宗济，1963，商务印书馆)。1965年，该室购买了美国Kay公司出产的662B型语图仪，正要进一步开展普通话语音实验研究之时，在“”中被迫中断。

这个研究小组的部分人员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进行机器翻译的探索，跟其他单位合作，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分别研制出了俄——汉、英——汉机器翻译系统。

5，少数民族语文研究

建所不久，罗常培在语言所组建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小组，由傅懋勋、罗季光、王辅世等负责，到1956年12月，以这个组为基础正式成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

自1950年起，罗常培就着手选派一些青年语言学者参加中央民族访问团，初步调查了解全国民族语言分布的概况；此后，又在语言所里举办丁语文干部训练班；1952年起，语言所先后派遣专家率领部分青年干部组成少数民族语文工作队，前往各民族地区调查民族语言。四川凉山彝族地区、桂西壮族地区、海南黎族地区、贵州布依族地区，以及蒙古语、苗瑶语区、新疆各民族语区等，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1952—1954年，语言所参与了北京大学开办语言专修科的工作，帮助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编写了一部分少数民族语言教材。短短的几年内，不仅为日后全面展开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打下了基础，也从田野工作中培养了一批既有语言科学知识，又能通晓少数民族语言的专家。

6，《中国语文》和《语言研究》杂志

《中国语文》杂志创刊于1952年，初为月刊，现为双月刊，1966—1977年停刊。罗常培、林汉达、丁声树、吕叔湘、侯精一先后担任总编辑或主编，周定一、陈章太也曾主持常务工作。《中国语文》开始是一个综合性大于专门性、兼顾普及和提高的杂志，六十年代以后以刊登研究性文章为主。1953—1955年开展的关于汉语词类的讨论，以及1957年关于单句复句的讨论，1961—1962年关子语言和言语问题的讨论等都在语言学界产生很大影响。

《语言研究》创刊于1956年，1956—1959年共出四期。这是由语言研究所编辑、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语言研究专门刊物，内容主要是：一，语言科学理论研究；二，现代汉语(包括方言)和汉语史的专题研究；三，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的专题研究；四，外国语的专题研究；五，有价值的语言研究资料；六，国内外语言学重要论著的评论。

五十年代《中国语文》以综合性为主；《语言研究》以专门性为主，六十年代以后，《语言研究》停办，其内容分别转入《中国语文》和《语言学资料》。

7，《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

编写<现代汉语词典)是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确定的任务，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明确规定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应该“编好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同一年，由语言所部分人员和新华辞书社、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共40人组成了词典编辑室，当时任语言研究所副所长的吕叔湘兼任室主任和《现代汉语词典》主编，自1958年开始编写，1960年就排印出了“试印本”；1961年丁声树接任室主任和主编，1965年排印出了“试用本”。

8，对国外语言研究动态的关注

建所之初，语言所就设置了一个情报资料组，了解和介绍国外语言研究的动态；1956—1958年，语言所设立专门小组，编辑出版了《语言学论文选辑》，先后出了八辑。六十年代初成立了外语研究室，由赵洵任室主任。这个室的一组人员投入《俄华大词典》的编写工作，另一组以研究普通语言学理论为主，他们曾参加了《中国语文》附属刊物《语言学资料》(双月刊，1961—1966年共出32期)的编辑工作，其中的“描写语言学专号”等辑在语言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

“十年动乱”使语言研究所的工作完全停滞了五六年，直到七十年代初，大部分同志从干校回到北京以后，才逐渐恢复了工作。尽管工作环境和研究条件不很理想，一代学界前辈还是以惜时如金的精神，勤勉地推动着各方面研究的展开。语法小组为撰写一部大型《现代汉语语法》积极准备；方言研究、语音实验研究、机器翻译研究、《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都开始走入正轨；《语言学资料》也更名为《语言学动态》恢复出版，1978—1979年共出12期(现改名为《国外语言学》)。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语言研究所改属社科院后，对原有学科作了进一步的调整，设八个研究室，分别是：现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吕叔湘)，古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王显)，近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周定一)，方言研究室(室主任为李荣)，语音研究室(室主任为吴宗济)，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室主任为刘涌泉)，情报资料室(1980年改为国外语言学研究室，室主任为伍铁平)，词典编辑室(室主任为丁声树)。

1，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成熟的标志——《现代汉语八百词》的出版

语法小组恢复工作以后，吕叔湘主持着手准备一部详尽的《现代汉语语法》的编写工作，并亲手撰写了十万字的编写提纲(部分章节后来曾公开发表)。为了这项工程，吕叔湘积数十年研究心得写出了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翻译了赵元任的《汉语口语语法》。后来计划改变，在吕叔湘主持下用几年的时间编写了一部《现代汉语八百词》，参加者有李临定、刘坚、范继淹等十余人。这是我国第一部描写汉语语词用法的工具书，具有汉语语词用法词典的性质。书中虽然也简单交代了汉语语法要点，但不以阐述理论和建立体系为目的，而是着重于用法的观察，分析细致，举例贴切，有许多独到的见解。这部书的意义在于，跳出了名目和体系之争，着力于汉语事实的挖掘，标志着汉语语法研究走向成熟。因此，它不仅成为汉语教学的必备参考书，也在推动语法研究的描写方法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汉语方言研究空前繁荣——《方言》杂志的创刊和《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绘制

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丁声树、李荣做的《汉语方言调查》报告里说到“我们今后的方言调查一定要加强计划性，使各地方言的调查工作紧密联系起来。在方法上，不仅要调查语音情况，还要重视方言词汇和方言语法的研究。”“全国范围的方言调查应该把绘制全国汉语方言地图作为长期奋斗的目标。”这两方面的理想在七十年代以后得到实现。1979年丁声树患病住院后，李荣主持方言研究。创办了我国方言学科唯一的专业杂志《方言》；发起成立了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组织力量投入了“六五”国家重点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部分)的绘制工作。《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部分主编李荣、熊正辉、张振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编制，中文本及英文本，1987，1989，香港朗文出版有限公司)首次用多幅彩色地图的形式总结了几十年来方言调查研究的成果，反映了汉语各种方言分布分区的情况。地图集以及附带的文字说明，第一次向人们系统地介绍了各种方言的使用人口和主要特点，、以及汉语方言统一和分歧的实际面貌。这是我国国情调查的一个重要项目，也是我国科学文化领域的一项基本建设。

3，《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

七十年代里语言研究所推向社会的最重要的成果是一部《现代汉语词典》。“”期间，《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工作受到“”的严重干扰，1973年印行的“试用本”遭到无理指责，直到1978年；这部词典才得以正式出版发行。《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填补了我国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的空白，并以精当的释义和举例垂范于世。它集科学性和通俗性于一身，在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部词典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刊行以来屡次重印，至今印数已超过2300万册，并在海外有多种版本印行。

三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老一代学者不再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一批中年学者成了各学科的带头人，他们继承了老一代的良好传统，使语言研究的各个领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现代汉语研究

《现代汉语八百词》的工作完成以后，李临定着重进行句型研究，对汉语中有代表性的典型句型做了全面细致的描写，结合变换分析和语义解释论述句型特征(《现代汉语句型》，1986，商务印书馆)；范继淹集中进行汉语人机对话研究，从自然语言理解角度对汉语语法的形式概括和语义制约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范继淹语言学论文集》，1986，语文出版社)；孟琮、郑怀德、孟庆海、蔡文兰重点进行动词和形容词的用法研究(《动词用法词典》，1987，上海辞书出版社；《形容词用法词典》，郑怀德、孟庆海，1991，湖南出版社)，《动词用法词典》对名词宾语的分类超越前人，在动词及其支配成分的研究方面有重要参考价值。徐枢、饶长溶的语法研究也在语法学界引起重视，身为《中国语文》杂志的编辑，他们还为语法研究后备队伍的建设作出了贡献。由《中国语文》编辑部编辑的《语法研究和探索》系列论文集已出版八集，极大推动了国内语法研究。

2，汉语方言研究

方言研究八十年代后继续往深度和广度上发展，熊正辉、贺巍、张振兴带领方言研究室先后进行了国家“七五”“八五”规划项目《汉语方言重点调查》(九种专著已出版)《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12部分地方言词典已出版)等大型研究，并在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方面积累了基础。

八十年代方言研究的另一个突出成果是一批高质量的方言志的编写出版，自侯精一的《平遥方言简志》(1982，《语文研究》增刊)《长治方言志》(1985，语文出版社)以后，山西省已为81个县市编写了方言志，其他地方的方言志也陆续有不少问世。

由侯精一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现代汉语方言音库》自1992年开始采录和编写，计划中的40种方言音档多已开始工作，其中《上海话音档》(1994，上海教育出版社)首先出版，受到各方面的好评。

3，实验语音学研究

1973年起，原来的语音实验室就逐渐恢复了语音实验工作，1978年语音研究室成立以后，在室主任吴宗济的带领下，大规模地开展了语音分析和语音合成工作，在理论建设和实验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普通话单音节语图册》(吴宗济主编，198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实验语音学概要》(吴宗济、林茂灿主编，1989，高等教育出版社)“普通话单音节规则合成系统”(杨顺安主持，1987)《现代语音基础知识》(曹剑芬，1990，人民教育出版社)以及正在进行的国家社会科学“八五”重点课题“人机对话中的语音学问题”、国家“八六三”计划中“智能接口”的“普通话两音节间音联模型及其规则合成”等项目，都受到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

4，近代汉语研究

为了加强汉语史研究中对白话材料的重视，1977年经吕叔湘提议，成立了近代汉语研究室。十几年来，这个室的研究进展令人瞩目。吕叔湘《近代汉语读本·序》里不仅精辟地论述了近代汉语的分期问题，还特别讲到“进一步开展近代汉语词汇语法研究，我以为有几件事要做。第一，做好资料工作。……第二，总结研究成果。……第三，编辑读本。”近年来，这三个方面的工作都已有重要成果问世，《近代汉语读本》(刘坚编著，1985，上海教育出版社)是全面反映近代汉语概貌的第一部深入浅出的教材；《近代汉语虚词研究》(刘坚、江蓝生、白维国、曹广顺，1992，语文出版社)是近代汉语虚词研究成果的总结；《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刘坚、蒋绍愚主编，唐五代卷，1990，宋代卷，1992，元代明代卷，1995，商务印书馆)汇集了近代汉语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献，细加校订，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同时，《近代汉语指代词》(吕叔湘著，江蓝生补，1985，学林出版社)的出版以及刘坚、江蓝生、曹广顺等的一系列论文，标志着近代汉语语法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杨耐思的《中原音韵音系》(198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是近代汉语音韵研究的成果。

5，古代汉语研究

古代汉语研究室何乐士、敖镜浩、王克仲、麦梅翘、王海菜八十年代初编著的《古代汉语虚词通释》(1985，北京出版社)是文言虚词研究的集成之作。同时，专书研究、断代研究和专题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如何乐士的《左传虚词研究》(1989，商务印书馆)，王海棻的《马氏文通与中国语法学》(1991，安徽教育出版社)，王克仲的《助语辞集注》(1988，中华书局)等。古代音韵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邵荣芬的《切韵研究》(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原雅音研究》(1981，山东人民出版社)和王显的一系列论文。

6，汉语辞书编纂

《现代汉语词典》出版以后，词典编辑室又相继编出了《现代汉语小词典》(1980，商务印书馆)《倒序现代汉语词典》(1987，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补编》(1989，商务印书馆)等。此外，还编出了古今汉语实用词典、新词新义词典、方言常用词词典等多品种的辞书；适应新变化的《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本1995年出版，《现代汉语大词典》自1990年开始编写，现已基本完成

。近十几年来，语言所的其他研究室也编出了一批水平较高的专业词典。

7，应用语言学研究

应用语言学研究近年有了较大发展，1979年成立了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刘涌泉任室主任；1985年改组为计算机室和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分别由刘倬和刘涌泉任主任，1995年起，由于工作的需要，两个室再度合并。应用语言学研究的重点是机器翻译和中文信息处理，这些年来，在刘倬的主持下，开发了各种实验型机器翻译系统8个(包括英语一汉语和世界语一汉语)；主持开发或指导开发了实用型英汉机器翻译系统3个；建立了中文信息处理系统及语料库两套；以及各种文字形式和软件形式的成果等，都在国内同行里获得高度评价。

由王广义主持的《天语》英汉题录翻译系统、《GRA篇名英汉机器翻译系统》都已投入应用，《GRA文摘英汉机器翻译系统》正在进行中。

8，语言理论研究

语言理论研究是近十几年来语言所发展较快的学科，已从早期的以介绍和翻译国外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为主，逐渐转向研究和评论国外语言理论和方法，并借鉴这些理论和方法，结合汉语开展实际语言的研究，在汉语语法研究、汉语语音研究；汉语篇章分析、汉语语用研究、英汉语法比较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突破。在这些方面做出重要成就的是廖秋忠、陈平和沈家煊，他们积极引进最新的观念和方法，对汉语中一些长期悬而未解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廖秋忠文集》(1992，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现代语言学研究——理论、方法与事实》(陈平，1991，重庆出版社)《语用研究论集》(廖秋忠、沈家煊、杨成凯等，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等文集反映了他们的研究水平。赵世开、黄长著、卫志强、沈家煊、林书武等积极翻译国外语言学名著，如《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198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语言与语言学词典》(1981，上海辞书出版社)《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1989，华夏出版社)《语言导论》(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功能主义与汉语语法》(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等都为国内的语言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9，《中国语文》、《方言》和《国外语言学》杂志

《中国语文》于1978年复刊，为双月刊。这是我国语言文字研究最重要的学术刊物。主要刊登汉语现状、历史以及应用、实验等的调查和研究，语言理论，语言政策的研究，汉语教学，汉外对比研究，语言学和其他学科交叉课题的研究，汉字现状、历史以及应用调查和研究，语言文字著作的评论文章。

《方言》杂志创刊于1979年，季刊，至今出版68期。李荣、熊正辉、贺巍、张振兴担任主编。这是全国唯一的方言学专业刊物。杂志集中反映了汉语方言研究的有代表性的重要成果，曾对连读变调、方言分区等专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1980年创刊的《国外语言学》是国内唯一的国外语言学理论研究学术刊物。伍铁平、赵世开、廖秋忠、卫志强、沈家煊先后担任主编。杂志大量评介国外语言研究成果，刊载相关资料，成为国内学者了解国外语言学的重要窗口。

10，图书资料工作

语言研究所图书室组建于1950年，至1966年藏书有16万册左右；90年代初期，藏书已达到27万册左右，其中中文书刊约23．5万册，外文书刊约3．6万册。藏书，内容包括：一般语言学、语言学理论、汉语语言学、传统语文学等方面的著作文献；可提供语言研究素材的文献资料；各种辞书、地方志、丛书、期刊等。语言所图书室历任主任或负责人有：刘际尧、魏民、袁璋、冯家荣、阎征、许长江。1994年起和社科院其他研究所的图书室一起归入组建中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成为社科院图书馆的语言学库。

四十五年来，语言所的工作人员在吕叔湘等专家的直接指导下，编辑了《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甲编》(清末一1949，1965年出版)《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乙编》(1950—1963，1963年出版；增订本1965年出版；1950—1980，1983年出版)。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1988，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的开创之作，吕叔湘为这项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并撰写了卷首专文《语言和语言研究》。语言所不少学者为该卷撰写了条目。吕叔湘还为我国语言学界另一项开创性工作《中国语言学年鉴》(1993，语文出版社)亲自起草了详细的编写体例。

四

作为部级的语言研究专门机构，语言研究所不仅推出了一批又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而且组织了很多全国性的学术活动，良好的学风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语言学工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是吕叔湘个人捐助设立的，1983年，吕先生捐献多年积蓄六万元作为这项奖金的基金；1987年，吕先生又把他荣获首届吴玉章奖金语言文字学特等奖的五千元转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语言所负责这项奖金的管理工作1984年首次评奖至今已评定7次，获奖者25人。

我国语言科学工作者的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国语言学会的常设机构设在语言研究所，十几年来，语言所为学会的各种活动做了许多工作。早在1957年初，罗常培等就曾筹备成立全国性的语言学会。1980年正式成立以后，积极推动语言科学研究，开展全国性学术活动，组织国内学术交流。中国语言学会历任会长是：吕叔湘、季羡林、熙、刘坚；现有会员近900人。语言所直接负责了历届学术年会的组织工作和《中国语言学报》(1982年至今已出版七期)《中国语言学会通讯》的编辑工作。为了加强国内语言学家与国际语言学界的交往，1988年由语言所负责协调中国语言学会加入了国际语言学家常设委员会，使中国成为该组织的正式会员国。

汉语方言学会的秘书处设在语言研究所，李荣任会长，自1981年成立起已召开了八届学术年会；由语言所和其他单位合办的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近代汉语学术研讨会、古代汉语学术讨论会、国外语言学研讨会等也一直定期举行，大大推动了这些学科的发展。

对外交往与合作在语言所四十五年的历程中也形成了传统。五十年代起，语言所的专家和苏联、东欧的语言学者就有来往和交流；八十年代以来，欧美、澳洲、日本以及港、澳、台湾地区等许多知名语言学家频繁来到语言所访问，作学术报告，参加学术会议等。1982，年8月，由语言所参与主办的“第十五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在北京举行，与会的国外学者有百余人。近年来，语言所也有不少学者应邀出访，进行学术交流。不少专家在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上，出国讲学，与国外同行研究合作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的合作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绘制是语言所参与国际合作的成功范例。

国家“六五”计划实施以来，语言所承担的各种重点项目有：“六五”国家重点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七五”国家重点项目“汉语方言重点调查”“语音分析与合成的基础研究”“山西方言通志”，“八五”国家重点项目“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人机对话中的语音学问题”，国家“八六三”项目“普通话两音节间音联模型及其觌则合成”；中华社科基金项目“汉语运用的语用原则”“现代汉语话语关联”“近代汉语助词研究”“现代汉语方言音库”“汉语方言计算机处理系统”“北京口语句式研究”；社科院重点项目“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汉语成语语义检索”“现代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句型研究”“唐宋语言研究”“白话小说语词研究”。

四十五年来，语言所的研究队伍人才辈出，良好的学风代代相传，务实求新的传统不仅体现在几代学者的研究工作里，也表现在他们的积极倡导和对年轻同志的言传身教中。早在五六十年代，丁声树、吕叔湘等就在所里为年轻同志开办了音韵讲习班和英语讲习班，使研究人员的业务能力有了明显提高；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每个时期所里都经常举办研究人员的学术报告会，九十年代以来，更形成了固定的“五四”青年学术演讲会和高研学术演讲会活动，学术气氛异常活跃。语言所里不少同志还经常自发地组织学术沙龙活动，进行专题研讨，其中每月一次的“理论语言学沙龙”自1985年起至今目连续举办了127次，国内外许多同行都曾参加过这里的讨论，为活跃所里的学术空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十五年间，语言所的几代学者脚踏实地，锐意进取，努力挖掘汉语事实，继承良好的学术传统，积极探索新的方法，不断更新学术观念和研究手段，为我国语言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古语说四十而不惑，正当盛年的语言研究所在迈向二十一世纪的征程上，一定会以更加丰硕的成果奉献给社会。

参考文献

傅懋勋、罗季光1978我国少数民族语文研究工作的回顾与展望，中国语文，1期。

傅懋勣、周定一、张寿康、罗慎仪主编1984罗常培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李荣1989丁声树，方言，2期。

王均1989语言学界的一代宗师——纪念罗常培先生九十诞辰，中国语文，6期。

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秘书处1956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

张伯江1992《中国语文》四十年，中国语文，6期。

《中国现代语言学家》编写组1981，1982，1984，1985，1986中国现代语言学家(第一至五分册)，河北人民出版社。

外宣翻译论文范文篇9

一、高校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的历史和现状

2001年8月，国家教育部在《关于加强高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正式要求“各高校积极推动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公共课和专业课的教学．国家重点建设高校．力争在三年内开出5％一10％的双语教学：高校要使用优秀的、先进的教材，特别是在信息科学、生命科学、国际通用性和可比性强的学科和专业直接使用高质量的原版教材”。在当年10月召开的教育部直属高校教学工作会议上，教育部就高校开展双语教学的专业、开课比例等做了具体规定：“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金融、法律等专业，以及国家发展急需专业领域，力争3年内外语教育课程达到所开课程的5％一10％。对暂不具备直接用外语讲授条件的学校、专业，可对部分课程先实行外语教材、中文授课，分步到位；提倡编写、引进和使用先进的原版教材。对信息科学、生命科学等发展迅速、国际通用性、可比性强的学科和专业，可直接引进先进的、能反映学科发展前沿的原版教材”。上述两段文件精神，体现了国家对高校双语教学的重视。

除了上述文件中所提及的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金融、法律等专业外，同样是应用性很强的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也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持续发展历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新闻传播学教育领域开展双语教学，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新闻传播人才已经起步。1978年，邓小平与亲自批准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创办新闻系，中国社科院、新华社、中国日报三家联合设置英语新闻采编专业。从1978年到1989年，该专业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优秀新闻传播人才。

从1983年起．、国家教委、新华社和广播电影电视部联合在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中国新闻学院等高校开设双学士学位的国际新闻专业；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等高校也相继开设了五年制的国际新闻专业。这两次在新闻传播学科培养上的实践，都是旨在通过中英文讲授新闻传播学的核心课程，以英文版专业著作为教材，试图培养出一批具有全球视野、熟悉中外社会与文化、具有良好英文新闻采写与编辑能力的高水平复合型专业人才。这段时期的双语教学实践是新闻传播专业开展双语教学的初步实验期，是为了满足当时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对新闻传播人才的新需要而作的一次教学改革。

上海外国语大学作为最早开展双语教学的学校之一，在1993年将办学规模进一步扩大，由国际新闻专业升格为新闻传播学院。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在1999年10月成立了独具特色的国际传播学院，它的前身是北京广播学院建校之初的三大系之一的外语系。1982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和国家教育部等部门的大力倡导和扶植下，北京广播学院开办了国际新闻本科专业，1986年起，该专业招收硕士研究生，1999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该专业强调英语与新闻学、传播学、国际关系学的复合，也十分重视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努力把学生培养成政治、业务、外语具有高素质的复合型国际传播人才。

多年来，中国传媒大学国际新闻专业根据社会对国际型人才的需求，逐渐摸索出一套“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路子，即结合广播电视新闻学、传播学、国际关系学的基础知识，结合对外传播的特点和规律，已经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既精外语又通新闻传播的优秀人才．有的成为国内外知名的新闻节目主持，有的走上了领导岗位，在外交、外宣方面作出了杰出成绩，为中国传媒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2003年，在全国思想宣传工作会议上，总书记提出，应加强和深化对外新闻传播工作。为此，清华大学在2004年恢复英语新闻采编专业的招生工作。

综上所述，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有关新闻传播学，特别是国际新闻专业双语教学的实践一直没有停止，但与整个社会对高素质、复合型对外传播人才的需求差距仍然较大，对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也相对滞后。查询中国知网，截止到目前．中国大陆关于大学双语教学的论文达717篇，但有关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的论文仅3篇，几乎是一片空白。在广西区内高校的新闻传播学专业中，目前还没有开展双语教学．相关研究也尚未起步。就教学改革和创新方面的意义而言，目前在广西区内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中开展双语教学，进行相关研究，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二、广西高校开展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的对策

(一)创造条件．因校制宜

开展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不能固步自封，也不能好大喜功，搞超前教育，甚至只把它作为某个高校或某个地区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开展双语教学应该实事求是，遵循客观规律，只有这样才符合开展双语教学的初衷。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也不能搞“一刀切”，在开办前应该争取创造以下四个条件：一要学校和主管院系高度重视，做好相应的资金投入和硬件建设准备，比如应保证开辟专门的多媒体教室供双语教学使用，有专业的摄影室和录音室：采购原版的西方经典新闻案例VCD等等。二要引进或培养一批既懂英语又熟悉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师资力量；三要打好学生的英语基础，激发并保持学生的热情。四要准备好几门适合实行双语教学的课程及配套的教材。

(二)办学思路：内外合作

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应打破高校各个专业封闭办学的传统思路，可尝试与校内外语专业合办，资源共享；与外国，特别是东盟国家的大学合办；与新闻媒体，特别是与有双语新闻传播人才需求的广西新闻媒体合办；与党和政府的外宣部门共建等等。

(三)实施步骤：稳步推进

作为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有效途径之一，双语教学宜先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教学试点。在广西高校开展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可尝试以下推行方法：

1．首先，作为培养广西高校学生的媒介素养，开阔学生国际视野的的任意选修课，可面向所有有一定英语基础和兴趣的学生开设。

2．作为专业选修课，让有一定英语基础和兴趣的新闻专业学生选修。

3．在上述基础上，将双语课程逐步提升为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必修课。

在大学三年级阶段开设新闻传播学双语课程比较合适，这个时候学生已经接受了两年新闻传播学专业基础教育，对新闻传播学的基本概念和学习方法，有了一定的了解。两年的大学英语学习，也让学生具备了一定的英语听说能力。而且大学英语课程在大二结束，这时接着上双语课程，可以起到比较好的衔接作用。

4．在上述三种课程教学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教训，在广西高校中大力推广。

(四)课程选择：注重前沿

在高校的双语教学中，并非所有的新闻传播课程都适宜双语教学。双语课程的确定应根据新闻传播学的自身特点，选用那些与新闻传播实践结合紧密、领先新闻传播理论前沿的专业实践课和基础理论课程，如传播学，外国新闻事业史，西方新闻理论等少数课程。尤其是传播学．作为20世纪80年代初传人我国的一门学科，其国际通用性和可比性较高，较合适先试行双语教学。近二十年来，随着我国对传播学概念的引入，传播学已经发展成为和传统新闻学并列的同级学科。传播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宽泛的视角，很多传统新闻学概念，都能在传播学的领域中找到更为准确，内涵更丰富的对应。

总体来看，目前传播学在我国还处于引进、吸收、消化阶段，引进的速度不快，传播学的译著不多。可选用的传播学教材数量和质量还无法与国外同类教材相提并论。国外许多有关传播学发展的新观点、新方法、新成果，还没有在我们的教材中得以体现。因此，选用传播学原版英文教材，从传播学开始尝试双语教学，对促进传播学科的发展，培养与国际接轨的传播学人才大有好处。除传播学外，还可以用双语开设英语新闻写作、英语新闻编译、经典新闻作品赏析、西方新闻发展史、舆论学等课程。这些课程或是来源于西方，或是涉及世界最新成果，通过英文原汁原味地讲授，可以使教师和学生更好地融入原著语境，有助于深化师生对西方新闻传播学理念的认知，并以此观照当代中国新闻传播领域的一些现象。如果使用翻译过来的西方新闻传播学教材，由于中间的翻译偏差，可能导致不能准确把握其内涵，体会不到作者精准的英文表述和良苦用心。用英语讲授新闻传播学，通过英语交流的环境为专业学习设定模拟的意境，有助于避免或减少这方面的偏差。双语教学虽然要求中英文并举，但可根据实际情况有所侧重，这既体现在教师对教材的选取、讲授上，也体现下学生在课堂的双语讨论和课外实践上。目的都是为了学生能在最清晰的语境内把握新闻传播学领域的核心知识和前沿问题。

(五)师资培养：一专多能

在广西区外高校的双语教学实践中，普遍感到师资不足，能流利自如地使用双语教学的不多。目前，要在广西高校推广双语教学，瓶颈问题之一就是师资。外语教师新闻传播专业知识不足，新闻传播专业教师又英语功底不深，尤其是口语水平差。师资培训是推广双语教学的基础之一，为加快双语教学的开展，应制定好双语教学师资培训计划，培养英语水平高、学科知识强的复合型教师。具体来说，可分以下三步实施：起步阶段：选派英语基础较好的专业教师参加学校组织的培训，培养出双语教学试点所需师资。结业后开始双语教学试点实验。第二阶段：对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的教师加强英语训练。通过几年努力，从博士毕业生中选择一批素质较高的教师，从事双语教学，建构起双语教学的基本师资队伍。第三阶段：参加各级各类双语师资培训．聘请外教作短期培训，对双语教学课程专业教师进行轮训；将骨干教师送到国外参加专业培训，不断提高双语教学师资质量。另外，学校还可以多邀请一些知名学者、留学归国人员、跨国公司以及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到学校来开办各种形式的讲座，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机，变学生被动的、不情愿的学习为主动的、积极的学习。

(六)教材选择：引进为主

适当引进和借鉴国外的教材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的一条捷径。选用合适的教材是双语教学至关重要的问题。双语教学必须使用原版英文教材，没有原版教材，双语教学就成了无源之水。可通过与国外大学建立友好学校。互相交换教材、引进国外的优秀原版教材。在引进和使用国外教材方面，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教师谢毅认为，国外新闻传播学教材内容的选编思路和编写形式与国内教材的风格不同，国外新闻传播学教材有其优点，如内容层次分明，反映学科前沿，知识较新，概念叙述详细。但国外教材也有其短处．因此，选择哪些课程采用双语教学不能盲目行事。他认为比较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目前不适合采用双语教学，因为国外教材涉及这一块的内容相对较少，而学生英语水平偏低，课堂接受能力和课外复习能力较差。专业基础课是后续课程的基础，如果专业基础课程的内容少，又学得不好，势必影响后续课程的学习。所以他认为基础性的专业课程不宜作为双语教学课程。

(七)教学方案：因材施教

新闻传播学科开展双语教学，由于口授课程以英语为主，汉语为辅，还要解释一些生词和难旬，为了不影响教学进度．在授课前应“吃透”整本英语原版教材的内容和语言难点，充分做好备课工作，首先要确定授课的重点方向：一是传授专业知识；二是解释难以理解的语言表达方式。鉴于大学三、四年级学生对英语语法、结构已接触多年，专业课的教师在授课时的主要任务还是疏通理解，帮助学生尽快汲取文中的信息，而不是流连于语法结构讲解。其次，教师在备课方案中。可以根据学生的特点、教材内容要求和实际应用状况，设计一些讨论题和某些课堂讲座活动，这样可以充分地利用学生想表达自己观点的情感，调动学习积极性，挖掘学习潜力，有助于学生在掌握专业知识时，自然地习得英语。此外，组织教师一起讨论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也很必要，教师们可以从同一层次的学生水平上，从木同的角度讨论如何调动学生的主动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制定出符合本校学生具体状况的．详细合理的教学方案。12]

外宣翻译论文范文篇10

弄清南朝文学的形式美学倾向的成因和它导致的结果，是重新认识这一现象的关键所在。概括而言，其形成受到了玄学哲学在思维上的语言策略和南朝后期儒、玄、佛合流趋势中，佛经翻译对语言与文体的探索风气的直接影响，因而有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变革的背景。众所周知，东晋南朝时期，社会文化较西晋有很大的变化。从根本上说，先秦以来中国哲学在实践中体味哲理的思维方式，在玄学哲学中发生了趋向于形而上学的转变。正是这一转变，使具体的社会规范与人间秩序的合理性受到了质疑和追问，世界万物的终极性问题被凸现出来。汤用彤曾指出，从汉末到魏晋，思想和议论从“具体人事”到“抽象玄理”的演进是学问演进的必然趋势③。宇宙万物、社会伦常等实体性问题不再是哲学家关注的中心，宇宙的本原与终极的依据就成了核心话题，而“有”与“无”、“言”与“意”就成了思想史的关键性词语。思想界形成了热衷于探讨宇宙本原等形而上问题的风气。依照哲学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哲学思想的形而上学倾向，必然会引发人们对于表达思想的工具——语言的重新认知这一时期士人思想空前活跃，挣脱了一尊儒学与一统帝国文化统治的十字转换思维角度，从群体转向个体，从共性转向个性……生动地显示了时人对于宇宙间物质多样性法则的特殊注意。这种致思趋向，引发了人们对于两汉以来掩蔽于经学羽翼，桎梏于儒学一统格局的文化各门类的全新认识，从而推动文学、艺术乃至史学进入本体独立发展的轨道④。玄学哲学的语言策略，即玄学家通过对传统经典的重新诠释活动而完成对玄学哲学体系的建构。玄学家大多借助于对经典（儒家经典如《论语》、《周易》等，道家经典如《老子》、《庄子》等）的再诠释而阐明己说。玄学在对儒、道思想和佛

教思想的批判与调和中，发展了文士的语言逻辑思辨能力，并把语言从业已僵化的形式（儒家经典章句注疏）和内容（礼教）中彻底解放出来，使之成为玄学体认世界和自身的重要媒介。梅洛?庞蒂说：“只有通过语言的媒介，我才能把握住自己的思维和自己的实存。”⑤玄学家正是借助于语言这一媒介，经过对经典语义层面的颠覆，进行对传统哲学观的改造。玄学清谈的形而上学特征，导致哲学对语言问题的高度关注；后期玄学甚至发展到不重视谈论的内容，而专注于其语言形式⑥。谈者出言须“辞约而旨达”，言语特别注重简约，要能片言析理⑦。玄学不再是处于原创阶段的思想，真诚的哲理思索意味逐渐淡化，更多的是作为语言训练式的思辨游戏和表达人生态度的文学演练。东晋以后的援佛入玄和佛教的进一步本土化，使“礼教”与“性情”之争、儒学与玄学之争终于以彼此和解告终，推动大规模的汉译佛经以及梵呗诵经活动。宋文帝立儒、玄、文、史四馆；宋明帝立儒、道、文、史、阴阳五部。齐武帝、梁武帝等君主都推崇佛教，支持译经、说法及唱导诵赞活动⑧，上层文人如谢灵运、颜延之、沈约、王融、张融等都热心参与。译经文体常在不失原义的前提下，采用汉文学的形式⑨。梵呗与唱导歌赞，俱为佛法传入以后产生的宗教诗歌，它们的句式略同于佛偈，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据载南朝时有些唱导师在斋会上从事唱导，竞能连续咏唱出一长串五、七言歌赞。他们宣唱的歌辞体制铺张恢廓，声音贯若连珠，往往达到使听者忘倦的程度，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⑩。这从声韵、词汇、语法、及文体风格等诸多方面影响及于文学文体11。玄学哲学所使用“寄言出意”、“得意忘言”的方法，是通过有限的言象世界把握无限的世界本体。佛教本土化的关键也倚重于语言策略12。南朝文人主要以诠释、谈说、论辩、译经、著述等语言活动为策略对“有无”、“形神”等命题进行逻辑推论。可见思想界的革命实际上是从语言的革命开始，又是以语言功能的分化与廓清为终结的。在这一人潮流中，以诗赋为主的文学的本体特点，从语言形式的角度得到了越来越明晰的界定。文学语言没有了载道宗经、叙事记言的种种束缚，进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于是形成了以文学语言形式的探索为焦点的“形式主义”文学思潮，确立了语言形式在文学艺术中的主导地位。沈约、王融、刘勰、钟嵘、萧绎、箫纲等人以文学语言形式的演变为尺度考察、评价此前及当时的文学，并建立了以形式为主要视点的文学观，并提出了对诗赋创作的具体要求。

二形式美学观照下的

文学观、语言观南朝哲学思维的语言策略，促使文士在创作中对语言潜在表现功能的进一步发掘。在先秦学术的“自家争鸣”和秦汉以来文学创作积累的经验的基础上，受玄学思辨及佛经的转译等风气的影响，南朝文人对语言和社会文化、思想情感的表达之关系有了充分的认识。汉语的语法特点、表现功能在和梵文的对比中更加明确。玄学讲“寄言出意”，佛教也以为“非言无以畅义”。“言意”关系是重要的玄学命题。王弼、荀粲一派及佛家虽认为语言只不过是表达手段，但意的表达义不得不依靠语言。所以他们虽然在理论上讲“得意忘言”、“不落言筌”，认为“名”“言”皆非实相，但实际仍很重视语言。欧阳建、王导等主言能尽意论的一派则充分肯定语言对哲学实践的重要性，认为是语言给了人认知世界的契机。欧阳建《言尽意论》云：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辩。言不畅志，则无以相接；名不辩物，则鉴识不显。鉴识显而名品殊，言称接而情志畅……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此犹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

与为二矣。这段话十分精辟地说明了语言和思想情感的依存关系：理得于心，非言不畅，二者犹如形影，不能分割。王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导“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这是东晋南朝文人清谈经常涉及

的论题。南朝后期佛教盛行，语言问题也是僧人及文士探讨的重要问题。僧肇曰：“斯则无名之法，故非言所能言也。言虽不能言，然非言无以传。是以对人终日言，而未尝言也。”13慧远亦云：“非言无

以畅一诣之感。”14释僧从佛经翻译的经验出发，进一步深入地探讨了上述问题。其《梵汉译经同异记》云：夫神理无声，因言辞以写意；言辞无迹，缘文字以图音。故字为言蹄，言为理筌；音义合符，不可偏失。是以文字应用，弥纶宇宙。虽迹系翰墨，而理契乎神。15作者从语言运用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这些结论，十分深刻地揭示了语言在人认识世界中“弥纶宁宙”的重大作用。

受上述语言重要性的表述启发，南朝文学观和语言观的建构呈现出明显的形式主义倾向：首先，文学为“言之业”，语言形式的创新是文学创新的关键。南齐张融《海赋序》云：“盖言之用也，情矣形乎!使天（夫）形寅（演）内敷，情敷外寅（演）者，言之业也。”16张融认为，文学语言的作用，就是给情感以表现形式。作家的创作就是为所抒发的情感寻找适当的表现形式。文学为“言之业”，即语言形式为文学本体的核心要素。其次，语言形式的创新，是文体创新的关键。张融谓“大文岂有常体，但以有体为常，正当使常有其体。”17张氏自谓“吾昔嗜僧言，多肆法辩”，故“属辞多出，比事不羁，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耳。”因为受玄佛语言观之启发、影响而善于创为新体，故其著文作诗方可“文体英绝，变而屡奇”18。

刘勰批评南朝辞人一味追求文学语言形式的创新：“自近代词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效奇之法，必颠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字而出外，回互不常，则新色

耳”（《文心雕龙?定势》）。由此反观，可见近代文人好奇求新的关键在于语言姿态、体式的创新，即所谓颠倒文句等手段。这些手段正是佛经译文文体的特点，受其启发，近代辞人才在诗赋创作中追求句法的伸缩自如、句中语序的灵活性及语言的反正好奇等。刘勰对语言形式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以及语言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也有正面的论述：“物沿耳目，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王元化指出：所谓“物沿耳目，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是对于语言与思想关系问题的根本观点。他在分析具体作品时，也同样贯彻了这种主张。《物色篇》称《诗经》“皎日慧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清楚地说明了语言文字是可以穷理穷形的。……从言尽意观点出发，必然认学艺术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19

刘勰显然也是十分重视语言形式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的，这也与南朝文学本体观念日益清晰化的背景相一致。而其观点的来源仍然是玄学的言能尽意论。再次，诗、赋、骈文的语言形式技巧主要围绕“骈偶”的修辞手段展开。联语在楚辞体中即已形成，但正式从形式技巧理论的角度提出这一概念则是在南朝。沈约论诗赋格律的安排技巧说：“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20“一简之内”“两句之中”即指联而言。又说：“宫商之声有五，文字之别累万……十字之文，颠倒相配，字不过十，巧历已不能尽……”21“十字之文”，则是五言诗的“联”。一联中子句的语词单位及组合方式十分灵活，富于弹性。除此之外，诗、赋、骈文创作中以修辞为造句中心。句中语序比较灵活，其词序随表达需要而定22。造句也很强调节奏，追求语言本身的音乐性，以诵读是否上口为准23。这样在表达效果的统帅下

，形成丰富多彩的句型模式。因为更多地来自于创作实践，所以南朝形式主义文学语言观带有浓厚经验性和实践色彩，常常体现在为文的篇法、句法、字法、笔法、格律、词藻等具体规范的表述当中，很少象西方形式美学那样将文学语言技巧上升到哲学的层面，从世界观的高度概括语言的审美本质。但这只是中国形式美学自身的特点所在。

三形式美学倾向在文学创作中的实践

以上简单说明了南朝士人对于文学语言形式的探索，这是文学创作凸现形式的主要基点。诗、赋、骈文等的语体模式的建构，实际上就是汉语诗性表现潜质的逐步澄清。前人认为，形式主义的弊病是大多数作品“内容的空泛病态”和“形式的堆砌浮肿”24，这是对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在字句本身的形式上求超越前人”，“几乎全力用来努力于裁对隶事出有因的工整”25。因而在创作上，尤其是在艺术形式的革新上超越了前人。如果分析形式主义思潮造成的诗、赋及骈文在整体上的艺术创新和境界的提升，就会发现它也不是一无是处。南朝诗歌是近体诗形成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尤其是齐梁诗歌的格律化、骈偶化等形式美

学特征为近体诗之奠基。这方面已有论著专门探讨26，兹不辞费。此处拟以赋为例说明在形式主义文学思潮在形式的创新和意境的提升方面取得的实绩。《文心雕龙?诠赋》对赋的文体风格进行了理论概括：“物以情观，故辞必巧丽。丽辞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主张赋要睹物兴情，语言形式要“巧丽”。其实到刘勰的时代，赋的抒情化，与言辞形式的“巧丽”倾向已很明显。可视为对理论探索的回应。具体说，就是赋的骈偶化、律化和诗化现象。关于前两种倾向，前人有明确的表述。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云：“三国六朝之赋，一代工于一代。辞愈上则情愈短而味愈浅……至晋陆士衡辈《文赋》等作，已用俳体。流至潘岳，首尾绝俳。迨沈休文等出，四声

八病起，而俳体又入于律矣。徐庾继出，又复隔句对联，以为骈四俪六，簇事对偶，以为博物洽闻；有辞无情，义亡体失。”赋至南朝而辞愈工，是正确的，而就此认为一定是“辞愈工则情愈短”，却不尽然。南朝的一些赋在状物抒情方面的细腻、深切程度明显超过汉魏，而且在体制形式上的变革也完全不同于汉魏，日趋精致与新奇。前人不能摆脱载道宗经、讽谏美刺的文学思想的局限，所以在评价南朝文学时，对其有所指责是可以理解的。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赋》云：“夫俳赋尚辞，而失于情，故读之者无兴起之趣，不可以言则已”。《群书备考?赋》也说南朝赋“比偶为工，新声竞爽，词赋之漫衍，陆、谢、江、鲍之波渐也”。这时赋的创作在用典、句法、声律等形式因素上用力，并逐渐波及到赋的字句锤炼，谋篇布局。清王芑孙《读赋卮言?谋篇》云：“赋最重发端。汉魏晋三朝，意思朴略，颇同轨辙，齐梁间始有标新立异者。”程廷祚《骚赋论》指出南朝赋的精于炼字说：“宋齐以下，义取其纤，词尚其巧，奏新声于士女杂坐之列，演角觚于椎髻左之场。”这些近乎反面的评价，恰恰说明南朝赋在语言形式方面的竭尽才力和勇于创新。“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望今制奇，参古定法。”27正是在这种变通的形式主义思潮的推动下，南朝赋的文学境界与艺术感染力也较汉魏时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南北朝的抒情小赋大多具有“诗化”的倾向，追求情境契合和意境的营造28，这都是形式主义倾向的必然产物。

在审美标准多元化的今天，文学研究也应适应时展的要求，采取多元化的视角。载道宗经不再是今天文学研究者必须要恪守的惟一的批评标准。因此对南朝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文学的形式主义倾向，应给予重新评价。形式主义美学家英国的克莱夫?贝尔认为：“‘有意味的形式''''是艺术品的根本性质”。“对纯形式的观赏使我们产生了一种如痴如狂的快感，并感到自己完全超脱了与生活有关的一切观念……可以假设说，使我们产生审美快感的感情是由创造形式的艺术家通过我们观赏的形式传导给我们的”29。形式是审美活动的起始点，形式本身就是审美对象。当我们面对南朝诗、赋及骈文等文学作品时，首先打动我们的正是那雕绘满眼、音韵流利的纯形式的美。形式主义美学只强调“有意味的形式”，虽然有其片面性30，但对研究南朝及后世作家重视艺术形式的创新、艺术本体的方面具有启示作用。文学作品的形式，是一种寄寓着作家美感的精神的外化形态。古罗马美学家普罗提诺认为，石块与石雕的不同不是“石料”本身，而是艺术家赋予了石头以理式（形式），形式中已注入了艺术家的创造和生气，本身就是美的显现31。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说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对当时文士来说，因为生活体验的相对贫弱，若从内容方面追求“新变”，不啻登天之难。因此他们把注意力和才力倾注于形式创新这相对易于达成的一途，实际上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就这一点来说，此时文士努力追求的，实际上是一个可以等同于“文学”概念的“有意味的形式”。这种形式的文学，在当时达到使“世俗喜其忘倦”的程度，说明了文学一旦摆脱了束缚之后散发的巨大魅力。

四形式美学对文体探索的影响

南朝的文学的形式美倾向的重要价值，还表现为对文体研究的影响。当时大多数重要文人都参与文体问题讨论，更加细致地辨别和探索文学文体的实质问题。这种风气的形成，除了文体自身日趋丰富的原因之外，南朝佛经翻译对译经语言形式和译经文体的理论对文人论文的影响也不可低估。首先，文体分类方面较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以代表性的著作来看，《文选》的分文体为三十七类，是在总结前人文体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要求提出来的32。《文心雕龙》则将文体分为三十五种，各种之下，子类繁多，共论及文体七十八类之多，分析十分细致33。比起此前《独断》、《典论?论文》、《文赋》等文体分类理论，要完备得多。这与当时文学文体与应用文体的发展状况是相适应的。

其次，对各种文体的特征、演变的研究更加深入。《文心雕龙》五十篇，其中文体论部分占二十篇，详论文体三十三种。以其论证之详尽、之赅备而言，《文心雕龙》的文体论可谓我国古代文体论发展的高峰。更为重要的是，此时还出现了专论某一文体的文体论专书（如《诗品》的专论诗歌即是）和专论某种文体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特征的专论（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等）。从研究的视角来看，既有对文体问题的共时性研究，以明确不同文体之间的异同；也有对同一文体的历时性研究，探索文体演变中关键性因素与社会文化的互动规律。这些论著在论文体方面都已涉及到现代文体学的许多核心内容，表现得具有相当的科学性。

再次，对文学文体的语体风格的描述更清晰，对其创作规律的总结更系统。当时文学文体主要有诗、赋及其它各体文章。对诗、赋、骈文文体语言形式特征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语言形式的“文”“质”构成方面。王运熙先生指出：文与质在中国中古时期是一对重要的文学概念，绝大多数场合指作品语言的文华与质朴和以此为基础的作品整体风貌。南朝刘勰、钟嵘均主张作品应以文质兼备为理想标准，其具体化则是文采与明朗刚健的风骨相结合。萧统、萧纲、萧绎等人虽更重视文采，主张“诗赋欲丽”，但均以文质彬彬为批评标准34。诗赋欲丽之说，发端于曹丕，到南朝时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成为各代文学批评语境中的主流话语35。西晋以来形成的译经文体理论探索至南朝时期走向成熟，普遍为僧众及文士认可，佛经传译对译经文体的论也主要集中在文质问题上。如鸠摩罗什谈译经即云“两释异音，交辩文质”36。慧皎评安世高所译文体“辩而不华，质而不野，凡在读者，皆而不倦焉”37。慧远论译经文体亦云：“静寻由来，以求其体，则知圣人依方设训，文质殊体。若以文应质，则疑者众；以质应文，则悦者寡……令文质有体，义无所越。”38这些关于文质问题的深层次讨论，影响到文坛上不同流派对诗歌语言形式及表现艺术的讨论39。南朝梁代文坛即有趋新、守旧与折衷之别40。其差异也表现在他们对于魏晋以来形成的诗歌的“丽”的文体特征有不同的看法，也即文质问题的看法。趋新派以萧纲、萧绎、徐陵、庾信等为代表，追求形式华美，讲究声律、对偶，注意篇章结构，喜欢摆脱常规，自出“新意”。守旧派以萧衍、裴子野、刘之遴等为代表，主张诗歌创作要熔铸经典语言，追求典雅壮丽的风格。折衷派则以刘勰为代表，主张应“资故实”、“酌新声”，

“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括乎雅俗之际”（《文心雕龙?通变》），撷取两派之长，避免其短，写出既“典”且“华”的作品。“丽”本是主要偏重诗赋形式的，根据当时文人的表述来看，它具体指“文翰”、“文采”、“采藻”、“声”、“体裁”等语言形式的特征。如刘勰说“宋代逸才，辞翰林萃”（《文心雕龙?才略》），特指文采；沈约说“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飙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宋书?谢灵运传论》），特指语体和声韵；萧子显则云“颜、谢并起，乃各擅奇；休、鲍后出，咸亦标世。朱蓝共妍，不相祖述”（《齐书?文学传论》），则指词藻而言。此外如江淹的《杂体诗序》、裴子野的《雕虫论》等都细致地讨论了诗歌文体或语言形式方面的问题。

除此之外，形式主义思潮对文体的关注还体现在新文体的创造方面。以诗歌为例，南朝文士普遍认为“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故十分注意于对诗歌表现艺术的努力探索，在诗体上不断创新：从个体风格方面说，有所谓“何逊体”、“吴均体”等；从语言形式方面，有所谓“永明体”、“宫体”，可谓新体叠出。这方面前人所论甚为详赡，兹不赘述。

由上所述之文体分类、文学文体特征研究以及文体风格描述的细化趋势来看，形式主义美学倾向所引发的文体探索在深度和广度上，无疑是超越前代的。五形式批评范畴的建立南朝文学的形式主义美学倾向的影响，还表现为这一时期文学批评方面形式批评范畴的建立。换言之，就是文学批评实践和理论从基本方法和范畴的建构方面，在不割裂形式与社会文化内容的前提下，普遍表现出对文学语言形式的重视。和西方形式主义批评过分倚重文学作品语言结构的静态、孤立分析的方法相比41，表现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整体观。

首先，建立了释名彰义，原始表末，敷理举统，考镜源流的文体研究模式。在东汉以来文体大备的情况下，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志论》和李充的《翰林论》在分别文章体制风格的基础上探讨各体文章源流。南朝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文心雕龙》42，依其《序志》所述，其著作动机是不满于当时“文体解散”，“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的局面，想弥补论文体“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的缺陷。从《明诗》到《书记》二十篇，通过对文体及作家的分析综合对相关文体的发生发展的历史进行“原始以表末”的描述。不仅如此，其批评标准主要也是在结合时代背景的前提下，侧重于形式与结构。其批评方法则是《别录》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及《汉书?艺文志》以来形成的“考镜源流”的方法43。钟嵘《诗品》的著述动机，也主要是不满于魏晋以来论文“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的情况，而要品第古今诗人的高下及其诗体风格的源流。钟氏所用的批评方法，主要有比较批评法、历史批评法、摘句法、本事批评法、知人论世批评法、形象喻示批评法等44。而其批评的标准，也是在重视诗歌内容的前提下，强调其形式及艺术表现手法。《诗品》品第诗家，多用“体”、“文体”、“辞”、“语”、“辞采”等范畴，就是最好的说明。这就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和现代意味。其次，形成了以句法为核心的文体批评标准。以《文心雕龙》为例，如《明诗篇》云：故铺观列代……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至于三六杂言，则出自篇什；离合之发，则明于图谶；回文所兴，则道原为始；联句共韵，则柏梁余制。巨细或殊，情理同致。刘勰立足当时系统总结了此前以诗歌的句式特点为准讨论诗体的理论，并用之于批评实践，表现出重视诗歌语言的形式批评理念。《乐府篇》论音乐和歌词的配合，指出增损歌词、确定句法对于乐府诗的意义，认为乐府“声来被辞，辞繁难节”，歌辞形式因素很重要45。《诠赋篇》探讨赋的源流也十分重视赋的语言形式和结构因素。这种代表着一代风气的形式主义，在其创作论和批评论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如《情采篇》论述文学作品构成说：“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从“文”的本义来看，“情文”、“形文”和“声文”均侧重于语言形式的概念46。此外，《熔裁》、《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炼字》等篇，还详细论述了文学创作中形式和结构的问题，包括语词搭配、句法结构、调声制韵、隶事用典结构剪裁等多方面。构建了从总结语言运用出发揭示文学创作常法的颇具现代特点的理论模式。亦以文学的语言形式和结构，即所谓形文、声文和情文为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出发点。再次，树立了以语言形式为标准的文学与非文学的观念。中国古代文学与非文学的存在着交叉现象，仅凭内容很难划分其界限。贯穿整个中古时期的“文”、“笔”之辨的核心，是作品语言的有韵与否47。这个主要从语言形式为出发点探讨文学与非文学界限的尝试，既照顾到古代文学的实际，解决了文体划分的难题，同时也表现出形式为先的文学思想，体现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民族特色。总之，形式是一切认知和审美活动的起始点，一定的内容总是会外在地表现为特定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作品的语言形式、结构就是文学作品的本体显现。从这一角度看，南朝文学批评思想中有意凸现形式的倾向是具有科学性的。东晋南朝时期的形式主义文学思潮的实质是思想、哲学的剧变所引发的对于语言功能的自觉意识，其具体表现是诗、赋、文的骈偶化、律化倾向；形式主义思潮的结果是文学的语言质素被充分地呈

现，本体得到确立。借用俄国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罗曼?雅格布逊的话说：“形式主义”“这种说法造成一种不变的、完美的教条的错觉，这个含糊不清和令人不解的标签，是那些对分析语言的诗歌功能

进行诋毁的人提出来的。”48南朝形式主义文学思想是有其自身价值的，不应否定或漠视它。

注释：

①形式主义（formalism）这个概念，是由瑞士语言哲学家索绪尔首先提出的，受其语言哲学的影响，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在俄国形成形式主义美学思潮。其代表人物雅格布逊等人认为“文学性”

是指文字中的形式与语言结构，他们致力于论证这个“文学性”，以作为评价文学的标准。这一流派的思想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迅速传到欧洲各国，出现了布拉格学派、结构主义等重要的美学和批

评流派。这一流派的主张虽有偏颇，但对于文学本体论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形式主义”特指创作中过分注重形式技巧的唯美主义倾向，与西方文艺理论中的“形式主义”略

有不问。

②就笔者所见，一般的文学史著作和相关论著对此大都一笔带过或避而不谈。袁济喜从美学角度出发提出形式美的论点，并且对其价值有明确的评价。见袁著《六朝美学》第九章“形式美理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358页。赵宪章《西方形式美学——关于形式的美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三章“中国形式美学与‘道''''”对中国形式美学的理论形态作了简要概括。但

因论题所限，对于南朝形式美学的成因、具体内容、重要影响等尚未作专门研究。

③参汤用彤《读人物志》，《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④葛兆光《玄意幽远——公元三世纪的思想转变》，《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8—340贝。

⑤转引自涂纪亮《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84页。

⑥汤用彤认为玄学的发展可以粗略分为四期：“（一）正始时期，在理论上多以《周易》、《老子》为根据，用何晏、王弼作代表。（二）元康时期，在思想上多受《庄子》学的影响，‘激烈派''''的

思想流行。（三）永嘉时期，至少一部分人士上承正始时期‘温和派''''的态度，而有‘新庄学''''，以向秀、郭象为代表。（四）东晋时期，亦可称‘佛学时期''''。”见《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304页。

⑦如《世说新语?赏誉篇》注引《晋阳秋》说：“乐广善以约言厌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太尉王夷甫、光禄大夫裴叔则能清言，常曰：‘与乐君言，觉其简至，吾等皆烦。''''”

⑧参方立天《梁武帝萧衍与佛教》，刊《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4集。

⑨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⑩陈允吉《古典文学佛教溯缘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页。

11参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翻译文学与佛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重印本，第197—201页；陈寅恪《四声三问》，收《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2《持世经?本事品》说：“善知诸法实相，亦善分别一切法、文辞、章句。”龙树《大智度论》云：“是若波罗蜜因语言文字章句可得其义，是故佛以般若经卷殷勤嘱累阿难……语言能持义如是，

若失语言，则义不可得。”

13见《般若无知论》，《肇论吴中集解》。

14《与隐士刘遗民等书》，《广弘明集》卷二十七上。15见《出三藏记集》卷一。

16见《南齐书》本传，引文据中华书局点校本卷四十一“校勘记”引黄侃校记。此段文字的解释参郁沅、张明高之说。见所编《魏晋南北朝文论选》张融条之“附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第289页。

17张融《门律自序》，见《南齐书?张融传》，引文据中华书局点校本。

18《南齐书?张融传》引张融语。

19见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附录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20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引文据中华书局标点本。21沈约《答陆厥书》，见《南齐书?陆厥传》。

22郭绍虞《骈文文法初探》，收《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88—419页。

23参启功《汉语现象论丛》，中华书局1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997年版，第52页。

2425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重印本。

26详参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三联书店1996年版。

27《文心雕龙?通变?赞》。

28参拙文《南朝赋的诗化倾向的文体学思考》，刊《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

29贝尔《艺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页。30参朱立元、张德兴《西方美学通史》第六卷（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211页。

31普罗提诺《九章集》第一部分第二节，见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38页。

32穆克宏《萧统〈文选〉三题》，《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33罗宗强《刘勰文体论识微》，刊《文心雕龙学刊》第6辑。

34参王运熙《文质论与中国中古文学批评》，刊《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

35参张方《说丽》，见其《中国诗学的基本观念》，东方

出版社1999年版，第73—86页。36僧睿《大品经序》，《出三藏记集》卷八。

37梁释慧皎《高僧传》卷一，汤用彤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

38《大智度论钞序》，《出三藏记集》卷十。

39蒋述卓指出佛经翻译于东晋刘宋为盛，对于译经文体的讨论也有偏于质（直译）、偏于文（意译）、折中（文质相兼）三派之别，梁代文论三派与此有关。见其《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江

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页。

40周勋初《梁代文论三派述要》，载《中华文史论从》第5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

41朱立元、张德兴《西方美学通史?二十世纪美学》第六章、第七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42除《文心雕龙》之外，刘宋傅亮的《续文章志》、邱渊之的《文章录》、颜峻的《诗例录》、沈约的《宋世文章志》与《文苑》、任《文章始》、张率《文衡》、姚察的《续文章志》等，均以选

文录诗、以立范式为目的。由此也可看出南朝人对文学语言形式的重视。43傅刚曾以“始”、“源”、“本”为关键词，对《文心雕龙》中使用“考镜源流”的方法探讨文体的实践进行总结，得14例，

说明“考镜源流”是刘勰论文体的主要方法。参傅著《〈昭明文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6—57页。

44参曹旭《诗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141—167页。张伯伟《钟嵘诗品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版）概括钟氏批评方法为：品第高下、推寻源流、较量同异、博喻意象

、知人论世、寻章摘句六种。其中对推寻源流的方法及其对后世诗文批评的影响论述尤详。

45参杨明师《释〈文心雕龙?乐府〉中的几个问题——兼谈刘勰的思想方法》，刊《文学遗产》2000年第2期。

46参张法令《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第七章“文与形式及其深入：中西审美对象结构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175页。

47逯钦立《说文笔》，收其《汉魏六朝文学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2—371页。